王淦昌在贵州的七年
（《王淦昌先生传略》节录）
＋范岱年 亓方
1940 年初，浙大迁到了贵州遵义。一年以后，理学院（物
理系）又迂到遵义附近的湄潭县。抗战时贵州的条件虽远不及抗
战前的杭州，但是总算为浙大提供了比较安定的教学与研究环
境．就在这七年中，浙大由于她丰硕的学术成果，浓厚的学术空
气，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王淦昌在浙大教授
中，又是成果比较突出的一个，堪称“东方剑桥”中的佼佼者。
(1 ）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王淦昌这时期的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是“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
议”。
早在1914 年，查德威克就发现放射物质辐射出的γ 射线、α
射线的谱是分立的，而F 射线的谱却是连续的。这似乎与原子
核处于分立的量子状态的事实不→致，产生了所谓能量危机一一
即能量似不守恒。玻尔认为，在放射卢射线肘，能量仅在统计
的意义下守恒，对于单个的反应并不守恒。可是， 1930 年12 月
4 日泡利在致“蒂宾根地区物理会议放射性组”的公开信中提出：
“在原子核内可能存在一种我称为中子① 的电中性粒子。它具有
自旋，遵从不相容原理，另外它们不以光速运动，以此又同光
子区别开来。中子质量一定是电子质量的数量级，不管怎样也不
会大子质子质量的0.01 倍一一假定卢衰变中一个中子与一个电
子一同射出，卢连续谱将不难理解。这样，中子、电子能量和就
是一个常数。”但是炮利对自己的猜想并没有充分的信心。1933
年，在中子发现之后，费米提出了卢衰变理论，认为中子衰变
为质子、电子（卢射线）和中微子（即泡利所称的中子），这在
理论上肯定了中微子的存在。问题是，如何从实验上确认中微子
的存在。由于中微子不带电，静止质量接近于零，因此这类实验
十分困难。1941 年前，品然已有不少物理学家做过这方面的实
验，但都没有取得确凿地证实中微子存在的结果。
王淦昌是赞成泡利的假说和费米理论的。他认为：“泡利之假
说与费米之理论，固属甚佳，然若无实验证明中微子之存在，则
两氏之作，直似空中楼阁，毫无价值，而卢放射之困难仍未解
决J 王淦昌充分意识到中微子实验验证的重大意义，所以尽管在
抗战颠沛流离的过程中，他仍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在贵州遵义
安居下来以后，他阅读了最近几年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经过反
复思索写了一篇短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A Suggestion
on the Detection of the Neutrino）于1941 年10 月13 日寄
到美国Physical Reviewo 王淦昌先生这篇重要短文曾先投寄《中
国物理学报》，但不知何故，未为该刊所采用。后来继任《中国
物理学报》主编的钱临照教授知道了这件事，感叹地说，“这对
《中国物理学报》是一个损失”，“可以说是失之交臂”。
王淦昌先生在这篇短文中，首先指出：
“众所周知，不能用中微子自身的电离效应来探渍’j
它的存在。看来，测量放射性原子的反冲能量或动量是
获得中微子存在的证据的唯一希望。克兰（Crane）和
哈尔彰（Halpern）已经通过用一个云室测量发射出的
卢射线和反冲原子的动量和能量，得到了倾向于中微子
存在的证据，可是，由于反冲原子的电离效应很小，似
乎有必要考虑另一种不同的探测方法。
·“当一个F类放射性原子不是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
俘获一个K 层电子时，反应后的原子的反冲能量和动
量仅仅取决于所放射的中微子，原子核外的电子的效应
可以忽略不计了。于是，要想求得放射的中微子的项量
和能量就比较简单，只要测量反应后原子的反冲能量和
动量就行了。而且，既然没有连续的卢射线被放射出
来，这种反冲放应对于所有的原子就都是相同的”。
王淦昌建议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把普通，衰变末态的a三体变
为K 俘获中的二体．这就使得中徽子的探测有实际可能．
王淦昌的文章发表后不过几个月，阿伦（J.S.Allen,1911一）就
按照这一建议做了Be~ 的K 电子俘获实验，测量了Li7 的反冲能
量，取得了肯定的结果。但由于用的样品较厚与孔径效应，没能
观察到单能的Li7 反冲．以后，莱特（B.T.Wright）在1947，施
密斯（P.B.Smith）和阿伦（J .S.Allen）在1951 又重做了类似的
实验，仍未发现单能反冲．直到1952 年，罗德拜克
(G.W.Rodeback）和阿伦的A31K 电子俘获实验，才第一次发现
了单能的反冲族. c13-1 反冲能量的实验值与理论预言值完全符
合．同一年，戴维斯（R.Davis）成功地做了Be7 的K 电子俘获
实验．王淦昌1941 年提出的建议，在1952 年的实验中取得了成
功。
王淦昌先生在回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表前后的情
形时说：“那个时期觉得自己比较成熟了。敢想问题，也想得很
多。只是工作起来因为条件不具备，很多事情做不下去，真是可
惜。在德国和刚回国的一段时间，我太年轻，还不能很扎实地做
工作，还只是在学。后来的感觉不同了。不过我始终怀着极大的
兴趣寻找新现象（new phenomena ）。
(2）在湄潭的工作
浙大物理系先设在遵义北郊的小龙山，后设在湄潭西郊的双
修寺。实验室昌然简陋，仪器却安置得井井有条。一台靠汽车发
动机带动的小发电机是唯一的电源，无钱也无处购买新的放射
源，仅仅有卡几毫克锚，没有什么探测器，只有一台自制的小云
室。就是在这样艰苦简陋的情况下，王淦昌从事着物理研究。
1942 年j!J 1947 年，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九篇论文。
1943 年，王淦昌提出了“关于宇宙线粒子的一种新实验方法
的建议”。他建议用一种透明的胶质块，通过化学反应，记录电
离粒子的径迹．与照相底片相比，这种方讼的好处是：这种块是
三维的，而不是二维的；与云室相比，它的好处是在所有时刻都
是灵敏的．他还指导化学系学生蒋泰龙研究“用化学药剂来显示
高能射线的轨迹”，并与他合作写出了《论γ 射线的某些化学效
应》的论文，并制成了磷光材料硫化镑，研究过“有机活化
ZnO • ZnCl2 磷光体”，王淦昌在做这几项工作时，遇到化学上
的问题，经常请教化学系的王藻仁教授（ 1906-1986）。王淦昌
的这种想法和探索同后来英国物理学家鲍威耳（ C.F.Powell’
1903一1969）的工作十分相似。鲍威尔发展了乳胶技术，并用此
法发现了π 介子，因而获得了1950 年度的诺贝尔奖0 1945-
1946 年， ；王淦昌指导物理系学生忻贤杰进行磷光体机械效应的
研究。没有激励光源，就用太阳光作激励源，他们一起于烈日中
在棉被掩捂下进行实验，并于1947 年联合发表了《用机械方法
产生磷光》的论文。1945 年，王淦昌在英国科学期刊《自然》
(Nature）上发表了《中子的放射性》一文，提出了一种探测中
子衰变的方法。一年以后又发表了“中子与反质子”一文，就卡皮
查（ Kapitza）关于在分析宇宙线谱过程中发现了反质子的报
道，提出了探测反质非存在的建议。
王淦昌曾对学生说，“不要认为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只有钻研纯
理论和做实验两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归纳、分析和
判断杂志上所发表的人家的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这种工作是
给理论工作搭桥的，是推动实验工作前进的。现在是抗战期间，
中国还很穷，还很糟糕，我们要钻研前沿问题缺乏必要的实验设
备条件，只能做这种搭桥工作。这种工作在物理学界也很重要。”
王淦昌这时期的若干工作就是这种“搭桥”工作。
正如王捡昌的老师吴有训先生所评价的那样：“王淦昌是个全
才，实验与理论都行。”王淦昌不仅重视实验工作，也十分重视理
论物理。为了巩固自己的理论物理基础，他主动承担了电磁学、
热力学、光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把全部基础课程教了→遍。他
也曾做过两项理论研究。他曾指导1940 年届毕业生曹莹龄写了
《核力与重力的关系》一文，从核力与重力都是吸引力这一共性
出发，探讨二者的关系。美国的《物理评论》和英国的《自然》
先后刊载了这篇论文。《五维场论》则是王淦昌与助教程开甲在
1946 年经过多次讨论完成的。王淦昌深知，要建立一个理论，
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要经过多次猜测、否证、修正甚至另起炉
灶．所以，他常常告诫学生的一句口头禅就是：“罗马不是一朝？
夕建成的’．
王淦昌不仅重视理论与实验的结合，而且重视物理学与其他
学科的结合e 在化学系缺少物理化学教授肘，他曾承担过物理化
学课，指导过化学系学生钱人元、蒋泰龙的研究工作。他也曾指
导过气象学研究生叶笃正的研究论文《湄潭近地层大气电位的观
测研究》，强调第一手观测资料的重要性。他也鼓励物理系毕业
生梅镇安去研究生物物理。这些学生都认为王淦昌是他们的启蒙
老师，他对他们的身传言教，使他们终生受益匪浅。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是在1943 年进入浙大物理系的。虽然他在浙
大只呆了一年多，但他至今还记得王淦昌、束星北教授与他作过
的讨论，是他们激起了他对物理学的热情。从这些零散的例子
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淦昌先生在贵州的七年中确实哺育了不
少杰出的科学人才。
1943 年正当抗日战争最为严酷的岁月，他接替体弱多病的
何增禄担任物理系主任。因此，除了教学与研究外，他还要兼顾
行政工作。每年新生入学， 他还往返徒步数十里去永兴一年级分
部会见新入学的物理系学生。笔者之一范岱年是1944 年秋入学
的。一天上午，王淦昌先生就从源潭徒步赶来，与卡一名新生共
坐在一间教室的几条破旧板凳上亲切地交谈。他很带感情地说：
“物理学是）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她
研究的对象。她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卡分有趣味的。你们选择
了一个很好的专业。”他的讲话鼓舞了大家献身于物理学的决心。
王淦昌先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做了那么大量高水平
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并兼管系的行政工作，这是极不平凡
的。何况当时他家境十分困难，薪金少，孩子多（当时已有五个
孩子，他在遵义时又得了一个女儿，名遵明），自己体弱有病，
营养不良， 一只山羊的奶还让给几个孩子分吃。他有时因病卧床
休息时，还在那里翻阅科学文献，思索物理学前沿的问题。他就
是这样渡过艰苦的抗战年月的。
他在实验室中，总是兴致勃勃；在教室里，在讨论会上，总
是精神抖擞，大声与人讨论和争论，特别是与束星北教授。他们
俩为追求真理而热烈争论的精神，在浙大一直传为美谈。
浙大物理系在湄潭期间， 1942 年1 月11 日，曾以物理学会
名义举办了“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何增禄任主席，生可
楠、胡刚复等作了报告，王淦昌也作了题为《原子核力场》的学
术报告。以后又举行了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分会第卜届（ 1942
年12 月）、第十一届（ 1943 年10 月31 日）、第十二届（ 1944 年
10 月25-26 日）、第十三届（ 1945 年10 月7 日）年会。在第十
届年会上，王淦昌作了学术讲演《用化学方陆研究宇宙线及原子
物理之展望》，宣读了两篇论文《关于介子的人工产生》、《寻求
P 射线发射的半衰期与原子序的关系的尝试》。他在第十一届年
会上，宣读了论文：《关于硫化钵磷光体》（与曹查龄合作）、《射
线对化学物质的影响》（与蒋泰龙合作）。第十二届年会是与中国
科学社在据海的社友联合举行的。竺可桢、李约瑟夫妇都到会作
了报告。会上宣读论文三十余篇，会上，英国动物学讲师毕丹耀
报告了“近来生物物理学之进展”，谈家械、王淦昌、胡刚复、王
藻仁、姚鑫．．．．．．等教授均提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
议给李约瑟以良好的印象。在这前后，李约瑟把浙江大学誉为
“东方的剑桥”．在第十三届年会上，王淦昌宣读了论文《关于初
级宇宙线的本性》，《一种新的有机活化磷光体》，《基本粒子的五
维理论和质子的质量》（与程开甲合作）。当时的物质条件是很艰
苦的，坐的是术板凳。但当时浙大的学术风气却十分活跃，学术
讨论的质量是相当高的．
1945 年8 月上句，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是紧接着美国在日
本投掷原子弹的消息传到贵州湄潭这个偏僻的山城的。当时， 一
般人包括绝大部分浙大学生都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8 月
下旬，王淦昌先生应邀作了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了
师生们极大的兴趣．王淦昌先生当时可能没有想到，在19 年以
后，他和他的不少学生们参与研制的原子弹也在祖国的大地上试
爆成功了。
（转载自《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
①即后来人们所称的中徽子．因为当时中子尚未发现，故炮和i称这种假想的粒子为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