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近代最早的高等学校一一求是书院
许建平
杭州大学学报,第17卷第2期,1987年6月
1897年开办的杭州求是书院，是维新运动的产物。它是我省新型书院、学堂中的一面旗帜，不久发展成为省内近代最早的高等学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它是我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爱国救亡运动的一个中心，在浙江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求是书院是经维新志士汪康年等的多方努力，在杭州知府林启的支持下创办的。他们倡办新型学堂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当时，日、俄、法、德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它宣告了洋务派“自强新政” 的破产。严峻的事实说明：面对列强们的入侵，中国古老的封建武库中己找不到现成的武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成为觉悟的人们对救国道路的抉择。①梁启超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材，人材之兴在开学校。”严复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②办学堂、学西学，成为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在杭创办新型学堂，汪康年、陈仲恕从甲午战争（1894年）后就“各方奔走，宦绅梗阻，久久不得行。”③1895年汪康年得悉杭州某僧寺以事没收为官有，冒暑困扰，请求改寺为崇实学堂，因守旧势力反对未成。④两年后，林启调任杭州知府，他积极支持汪康年倡办新学。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反对者包括保守的地方士绅、浙省京官、普慈寺僧及外国人。⑤在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下，于1897年2月就寺设学。“虑杭绅或又中阻，定名为求是书院。”地点在原普慈寺（现大学路省中医学院内）。林启任总办，他发布了《招考求是书院学生示》。第一批招生三十名, 学生为二十岁以上经考试择优录取的举贡生监。同年5月21日（阴历4月20日）正式开学。⑥
林启的办学宗旨是救亡图强。当时国内已办、可借鉴的新型学堂寥寥无几。林启为此曾向梁启超请教。梁针对洋务派办学只重西文西艺的弊病指出:“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培养人才, 以“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 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 为第一等”。他主张：一、聘通古今中外者为总教习。二、日课要以中外政学之书为定课。三、月课多用策问体。⑦ 可见, 梁启超把培养有政治头脑、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放在首位。林启在办学实践中, 吸取了上述主张中的正确因素。他在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学校体制几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革。
求是书院聘请美国学士王令赓教授英文、物理、化学。由中国教员讲授算学、经史。学制五年。⑧ 在教学内容上, 注重于关心时务, 学西学。林启要求报名入学者“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学生课余时对“时务尤当留心”，“流览经史古文并中外各种报纸。”还规定每月月考, 化学、算学、语言文字各课设奖一至五名，而经史策论设奖一至十名。⑨可见, 时务成为该院入学考试、月考, 课余自修的重要内容。目的是培养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
求是书院对国文课的设置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国文课可以说是现在语文、政治课的结合。国文课每月考试的内容多是时务策论。⑩ 学生钱均夫回忆道: “ 国文不是由教授直讲,而由学生自行研阅, 疑则发问, 教师解答,……学生必须日作札记, 每晚呈缴, 由教师批改。”⑪ 这种启发式教学法, 使学生广开思路。这与当时大且存在的诵习八股的书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求是书院课程以学“西学”为主。“西学”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有国文、理化、算学、英文, 不久增日文、体育课。物理、化学取自美国中学课本。算学课本为《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八线备旨》等。这些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自然科学课本, 多为外文版的中译本。⑫ 该校课程不断增加, 难度也加深。1903年课程有经学、中外政治、中外史学、中外舆地、算学( 代数、几何、微分)、物理、化学、图画、外文（日文、英文、法文）、天文、体操。⑬ 陆续开设的还有博物、生物、经济、音乐等课。正科学生要求读第二外语。鲁迅曾回忆一八九八年他求学的情形, 他对绍兴的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 因为那里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 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⑭ 于是, 鲁迅到免费的南京矿业学堂就学。这说明, 开办仅一年的求是书院已很有声誉。
该校的师资力量也不断加强。如1903年预科的外国史地、博物、生物等课分别由四个日本教员讲授。正科的一些主课由两个美国教员担任。其中, 亨培克博士学问渊博、讲课得法, 深得学生好评。亨培克回国后随威尔逊总统出席巴黎和会, 并曾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该校师资力量雄厚, 尤以国文程度之高著称全浙。国内学者名流宋恕（平子），陈佩忍（去病），张宗祥（阆声）等曾任汉文教员。陈去病讲课“循循善诱”，同学“莫不翕服”，他“以大无畏之精神, 提倡民族主义、讲演革命学说，一般学子，咸相感动。”⑮
求是书院注意从思想上引导学生, 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列为人人必读之书。⑯ 当时, 章太炎曾到该院演讲。因宣传反清而遭到追捕。⑰ 维新派知名人士宋恕曾任汉文教习。学生许寿裳回忆道：“犹忆首次作文，题曰‘言志’。余答谓志在救国、吸取新文明、推翻旧制度。文辞幼稚, 自不值一噱，不意其中有‘二千年之专制, 痛甚西欧；廿世纪之风潮，定来东亚’等语，先生乃施以密圈, 大为赞许”。“又忆札记第一条读天演论察变篇, 略言物竞天择之理，……先生细字一长评, 称有心得, 并举以示人。小子受此鼓舞, 于是感激涕零, 益自奋发, 生平粗知学问, 益自兹始也。”⑱ 钱均夫也曾写道：“宋先生学问德望为海内冠，……年事虽高，而思想甚新”，“宋先生在校未到一年, 学生受益甚多，而校风顿变。”⑲
从学校体制上看, 求是书院不同于学八股考科举的旧式书院, 也不同于洋务派以学西文、西艺为主的语言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
清代的旧式书院是科举制的附庸。科举内容以八股为主，起源于明代。清乾隆时, 科举内容又添小楷。当时的学校、以考课为主的书院, 都以八股、诗赋、小楷为教学内容。由于八股文出题限于《四书》、《五经》, 于是出现非此不读的状况。这种因“八股清通, 楷法圆美” 中举的高科进士，“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⑳ 科举制的结果是愚民误国。清末的教育体系完全受科举制的支配，引导学生充当没落的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完全违背时代要求。
洋务派从1862年兴办京师同文馆起, 陆续兴建了外语、军事、技术方面的学校。由于洋务派办教育的主要经费源于海关拨款。海关大权被英国人掌握, 他们进而控制了学校, 使学校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如洋务派办的京师同文馆, 从经费、聘请校长和教职员、都被英国人赫德一手包办。㉑ 该校1876年公布了八年课程表, 已设有数、理、化、航海、测算、机器、万国公法等课。事实上, 据1879年至1898年该校历年参加大考人数统计可知, 外文参加大考共385人次，其他诸学科参加大考总共才303人次。这与京师同文馆在学生学通外文后“只准兼习一艺”的要求相符。可见, 洋务派兴办的最高学府京师同文馆，实际上只是外语学校。㉒ 再则：这些学校未脱离封建教育体系。洋务派办学的目的是培养涉外、军事技术人才。甲午一役证明: 这对付不了洋人、也抵挡不住外国炮舰。这些学校在引进和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培养早期的科技人才等方面, 都是最早的开端, 应予肯定。但由于办学者的目的和局限，学校的性质、教育制度、教学措施都未得到根本的变革, 因而成效甚微，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求是书院开办时（1897年），在学校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 脱离了不问政治、不关心祖国前途命运、以科举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体系。它属于近代新式书院。该院成立后不久即发展为高等学校。1901年改称求是大学堂。次年改称浙江大学堂。两年后改为浙江高等学堂。据1903年清政府公布的“癸卯学制”，高等学堂设于各省城, 为大学的预备科，属于高等教育的第一阶段。㉓ 从1902年《浙江大学堂章程》所列课程来看, 其深度有的相当于现在高中、有的介于高中与大学低年级之间。由于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引进, 及其与我国教育的融合有一个过程。教育体系本身的发展、完善也有一个过程。我国在1903年至1922年之间, 都把大学预科列为高等教育的第一阶段。日本直至1946年才取消大学预科制。㉔ 因此，根据我国当时的教育状况, 求是书院属于大学预科类型的高等学校。
“戊戌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了“停罢学堂”令。㉕ 在旧守势力的压力下，当时求是书院退学者达十分之八、九。㉖ 但该院作为维新运动在教育方面改革的成果延续下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戊戌维新运动使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封建科举制已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新式书院属于新的上层建筑范畴, 它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发展，起了瓦解封建统治基础的作用。创办者林启等为开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第一批招生要求有出身的“ 举贡生监”，并要“邀同本地公正绅士出具保结”等) ,㉗
但这属非本质的支流。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而且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酉。” ㉘
求是书院的特点与意义主要有:
一、它的创办走在时代的前列，早于戊戌变法一年多。
二、科举制正式废除于1905年。求是书院从1897年建立时起，就与科举制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制度分道扬镰。
三、从当时已创办的属文理科性质的新式书院中，上海正蒙书院为小学，求是书院为我国最早的文理综合性高校级新式书院之一。
四、全国各地在戊戌变法前已兴办的较高级的新式学堂主要有: 创办于1893年, 两年后改为专习外文的湖北自强学堂。兴办于1895年，属工科大学的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1897年年10月开办, 属文理科的长沙时务学堂。1898年兴办, 属政治、工科大学的上海南洋公学上院。求是书院是我国最早的文理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之一（它冠以书院, 性质与新式学堂相同）。㉙ 该院对中国传统的教育、知识体系进行了较大的变革。可视为我国近代教育的开端及发源地之一。梁启超曾于1897 年写道：“浙中此举，为提倡实学之先声。”㉚
求是书院名称仅存四年。由于清政府连续下令, 该院从1901年起三年内三易其名，而学校的性质不变，直至1914年停办。㉛ 为论述方便，本文中统称之为“求是书院”时期。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②引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72页。严复《原强》，载《戊戌变法》三。
③陈仲恕：《本校前身——求是书院成立之经过》，载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第9页。
④汪诒年编《汪穰卿（康年）先生传记遗文》第66页。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5册。
⑤宣统《杭州府志》卷l22，名宦7，第7页。
⑥同注③。
《经世报》二，学政一, 杭州府林太守启《招考求是书院学生示》、《求是书院章程》。
《杭州府志》卷17, 学校4。
⑦梁启超: 《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文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
⑧《杭州府志》卷17，学校4，第2页。
⑨《经世报》二，学政一，《招考求是书院学生示》，《求是书院章程》。
⑩同注⑨。
邵裴子：《校史讲述》, 文载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第14页。
⑪钱均夫: 《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活动情形》，载1 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第11页。
⑫赵继昌：《求是书院史略》，邵裴子：《校史讲述》，出处同上，第12、14页。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73页。
⑬1902年《浙江大学堂章程》, 现存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⑭鲁迅：《琐记》，见《鲁迅全集》第2卷，第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求是书院收膳费，不收学费，见《浙江潮》第8期, 第165页。同注③,第10页。
⑮1935年《旅沪浙江高等学校同学会会刊》第32、59、61、67、70-73页。现存浙大档案室。
⑯郑晓沧：《戊戌前后兴学纪要与林启对教育的贡献》，文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一，第112页。
⑰陶成章：《浙案纪路》上，第一章第二节，引自《辛亥革命》三，第1页。
⑱许寿裳：《宋平子先生评传序》，见苏渊雷：《宋平子评传》，1944年正中书局版。
⑲同注⑪。
⑳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引自《戊戌变法》二。
参见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
陈元晖等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
㉑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93页。
㉒朱有瑙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23、61-63、71-72页。
㉓《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61页。
㉔蔡克勇：《高等教育简史》，第73、134-136页。
㉕《光绪谕折汇存》卷十九。
㉖同注⑪。
㉗同注⑨。
㉘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载《列宁全集》第2卷, 第150页。
㉙1902年《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33-538页。
㉚同注⑦。
㉛《国立浙江大学沿革表》，载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第8页。
（二）
求是书院是我省十九世纪末维新变法,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
1898年任该院监院的陈仲恕写道: “时康有为任总理，……迭奉上谕, 催各省于各府县，开办学堂，期限綦严，抚院遂以求是书院为筹设学堂总汇之所。” ㉜ 当时, 宁波储材学堂、绍兴中西学堂、湖州崇实学堂、温州中西学堂和利济学堂先后开办, 掀起我省近代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㉝
求是书院在“戊戍新政时, ……以有志于讲求新学者为合格, 一时应试者极为踊跃。”该院成为有志青年的荟萃之所。戊戌“政变后, 退学者甚众, 留者不过十之一二, 故陈师尝谓此辈不退学者诚为认识国事力求新学之学生。”㉞ 他们形成了一支富有活力的政治力量, 在二十世纪初的人民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朝统治集团逃往西安。唐才常领导的维新派武装“自立军”准备起兵, 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二十余人被杀。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弃市后又一大惨案。“求是同学于庚子（1900年）暑假后回院, 彼此相见, 论及时事, 孰不愤慨。”学生“蒋百里（方震）有吊唐才常诗”，引起了一场风波。在林启、陈仲恕的保护下, 蒋被送到日本留学。㉟
该院学生痛恨清统治的腐败, 组织励志社。该社工作分对内、对外两种。对内工作有：
一、举办书报阅览室和读书会。
二、举办演讲会, 向低年级同学讲演新学, 灌输新知识。此外还有“文课竟作”，由高年级同学评阅。㊱ 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政治内容。如1901年夏, 曾发生了轰动杭城的“罪辫文”案。㊲
励志社的对外工作有：
一、响应白话报运动。《杭州白话报》1901年创刊, 以宣传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 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求是书院孙翼中、汪曼锋等曾主持、参加该报的编辑、撰稿工作。㊳ 同学们还集资订阅该报, 分送附近茶房酒肆, 并进行讲解。㊴
二、改革私塾。1902年春, 杭州淳佑桥石板巷一姓蔡的私塾教师响应新思想，求是书院学生与其立约，改名新民民塾。求是学生汪嵚（字曼锋）编写课本，取代《百家姓》、《千字文》等旧课本。他还当了该校的管理人。新民民塾教师的薪金，一部分由求是学生集资供给。它是杭州改革私塾的创始。㊵
三、创办“两浙公学”。《浙江潮》第八期《浙江省会学校一览表》中“两浙公学”一栏, 详细刊载了该校的有关情况。“两浙公学”可称为杭州第二所高等学堂。创办者之一“励志社”，就是求是书院的学生组织。同时该校的课程、体制都仿照求是书院。该校的学级定为“高等普通学”。“两浙公学”的意义在于：这所高等学校由学生创办管理, 办事人员、教习也以学生为主。更可贵的是它实行无报酬的义务教育, 反映了学生们改革旧教育的创造性和献身精神。虽然该校存在时间不长, 但在我省, 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不可多得的。㊶ 这些活动表明：求是书院孕育着民主革命的思想, 该校学生是一支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的生力军。
清政府1903年公布的“癸卯学制”中, 规定了《各学堂管理通则》，其中订立了“学堂禁令”。主要有：不准干预政治；不准妄发议论和著书立说在报刊上发表；不准私充报馆主笔和访员；不准结党集会演说等。㊷ 用专制压迫对付学生的革命运动。求是学生的进步活动, 大胆冲破了当局的重重禁令。同时，还与校方的守旧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01年10月出任该院总理的劳乃宣, 是典型的封建统治的卫道士。㊸ 他任用亲信戴劼哉等为稽查, 用封建家长制方法治校。1903年3月16日，戴某假借一学生失窃，要挟劳乃宣，斥退了六名学生，行打击进步学生之实。师生忿忿不平，向劳乃宣申述。劳则以“尔等合则留，不合则去”相威胁。学生们不屈服, 相继签名退学者达八十余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表现了学生们誓与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反抗精神。㊹ 他们把反封建、争民主看得高于一切。当时类似的反封退学事件还发生在：上海南洋公学、浔溪公学、南京陆师学堂、杭州蕙兰书院、毓元学堂。 ㊺ 酿成了前所未有的退学大风潮。浙江高等学堂退学事件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重视，也使该院元气大伤。“两浙公学” 的建立与此有关。劳乃宣不得不于当年夏季辞职。但封建势力并未退出此阵地。这年“秋招考新例颇苛，遇有稍涉时论，字过五百, 皆不录。”㊻ 封建势力的控制, 并未使该院学生的进步活动默尔而息。如1907年, 他们以倡导者、先锋队的姿态投入了声势浩大的“浙路拒款运动。”
1898年盛宣怀曾与英公司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但英方一直未履行。1905年浙江绅商创铁路公司，呈请筹办铁路。清帝准之，并废草约。但英方拒不接受，多次提出勘测苏杭甬铁路的无理要求，激起江浙人民的强烈义愤。清政府为缓和矛盾, 采取路由中国造、款向英方借的办法。1907年决定向英借款一百五十万镑。实质是以路作押、路权为英方掌握。这一借款激起了江浙人民的强烈反对。当年，“浙江国民拒款会”成立，用集股筹款的方法拒外款。㊼ 省内知识界走在斗争的前列。浙江高等学堂首先行动起来, 成立拒款会, 踊跃认股。他们发布了《浙江高等学堂致各校公启》, 邀请全市各校派代表于11月6日到高等学堂开会。会上成立了“浙省学校联合拒款会”，目的“在联络全省的学校，力拒外款。”拒款会就设在高等学堂内。接着, 他们致电全省各校, 请组织支会、积极认股、并派代表到杭开会。得到了全省各校的热烈响应。省内学界出现了认股高潮。他们还致函商务总会, 促进工商界爱国人士认股。㊽ 学生们上街下乡, 广泛宣传拒款意义, 使拒款运动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高等学堂在反帝拒款运动中起了宣传、组织、领导作用。这表明：求是进步师生在反帝反封斗争中成长起来。他们的社会活动, 已从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发展到走向社会, 发动、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辛亥革命前, 该校进步师生己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活跃在我省政治舞台上。孙中山先生成为学生们最崇拜的“革命的伟人” , 是他们心目中“效法” 的榜样。㊾ 显示了他们奋发向上、勇于革命的精神面貌。
《辛丑条约》后, 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斗争锋芒直指卖国的清政府, 形成了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大风暴。在人民革命斗争中, 那些戊戌变法中风云一时, 幻想依靠皇帝自上而下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衰颓没落了, 他们对下层群众的运动表现了明显的阶级敌意。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康、梁等改良派分野。求是书院进步学生反对清朝统治, 走向社会宣传群众、改革封建教育、反帝反封的活动, 表明他们站在斗争的前列, 实现了由维新到革命的转化。以后, 不少学生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带向社会, 涌现了一批革命志士。如1907年参加徐锡麟安庆起义被捕、历尽酷刑、不屈牺牲的马宗汉烈士；辛亥革命杭城光复前、任浙江军政府总司令的周承菼、参谋李斐然；辛亥革命光复南京战斗中、任江浙联军总司令部首席顾问的史久光，辛亥革命胜利后第二任浙江都督蒋尊簋，都是求是书院的学生。㊿ 该校学生、后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邵裴子说：“求是书院成立不过三年, 而校内革命思想已属蓬勃且几乎普遍”，“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51)
㉜同注③，第10页。
㉝孙茀仪：《浙江教育史略》，1931年浙江教育厅出版。
《戊戌履霜录》卷四，《戊戌变法》一，第402页。
㉞同注⑪, 第11页。
㉟钱均夫：《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文案’始末记略》, 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58页。
㊱同注⑪，第12页。
㊲同注㉟。
蒋絧裳: 《浙江高等学堂年谱》油印本, 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蒋百里先生传》, 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27册，第10页。
㊳《中国近代史辞典》第430页。
《浙江潮》第4期, 第4页。
陶成章：《浙案纪略》上，第一章第一节。
㊴同注⑪,第12页。
㊵蒋絧裳：《浙江高等学堂年谱》。
《浙江省会学校一览表》, 载《浙江潮》第8期, 第168页。
汪嵚，字曼锋，见《杭州求是书院同学会同学录》。
㊶同113注②，第34页。
㊷引自沈灌群：《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第148页。
㊸《清史稿》第42册，第1282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㊹《浙江大学堂》、《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载《浙江潮》第3期，第109-112页。
学生人数见《杭州府志》卷17，学校4，第3页。
㊺章开沅等著：《辛亥革命》上册，第394-396页。
㊻《浙江大学堂之近状》, 载《浙江潮》第8期，第118页。
㊼《苏杭甬路案的起因和交涉》，《拒借外债筑路》，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252、273页。
㊽《浙路拒款始末记》，传闻五，会告第3页，议章二，邮函第5页。
㊾1935年《旅沪浙江高等学校同学会会刊》第22页。
㊿同㊾, 第40页。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60、75页。
(51)邵裴子：《校史讲述》，载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第13页。
（三）
求是书院培养了我省第一批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由于师资设备不足, 该院资送一些高才生出国留学。1898年5至6月间, 资送何燏时、陈榥、陆世芬、钱承志赴日。他们进了日本第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文及各学科的日华学堂。该校创办于1898年6月, 求是书院何燏时等四人是该校接受的首批学生。(52) 可见, 浙江是戊戌维新运动中选派留日生最早的省。留日是“百日维新”中文教改革的一项措施, 公布于1898年8月18日，“命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深造者, 派赴日本游学。” (54) 此后, 留日便作为一项国策。求是书院选派留日生，早于此项改革诏令。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浙江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走在全国的前列。1901年, 该院派蒋尊簋、蒋方震、王嘉榘等十八人赴日留学。次年, 资送许寿裳、钱均夫、周承菼等赴日学习。
当时留日生较多, 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三十年获到很大发展, 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55) 学习的目的各不相同。维新派想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 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实现资本主义。“ 百日维新” 的失败证明改良道路行不通。此后, 进步青年留学, 不仅为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寻找救国真理。据不完全统计, 求是书院在日学习的十八位学生, 学习的专业包括文、武、工、商、法、医、师范等方面, 其中学军事的有六人, 占三分之一。这是当时推翻封建统治、进行国内革命所急需的知识(56)。在这股留学热潮中, 求是书院是我省派遣留日生最早、最多的学校, 并起了推动全省选派留学生的作用。① 据1903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统计，在派遣留日生的十八个省中, 浙江留学生数量名列全国第二。反映了人们寻求知识和救国真理的热情。(57)
求是书院留日生在日本学习期间, 积极进行爱国民主宣传活动。1902年浙籍留日生在东京组织同乡会。次年出版了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浙江潮》。求是学生蒋方震（字百里）是该组织的倡导者和该刊物的第一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写明取名《浙江潮》的用意, “浙江潮, 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 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 以发其雄心, 以养其气魄。” (58) 当时各省留日生纷纷办刊物, 《浙江潮》是其中最为出色的刊物之一。该刊第五期起, 由许寿裳任主编, 许是鲁迅的密友。此后鲁迅成为该刊的积极撰稿者。《浙江潮》还在国内广为流传, 如送到长沙周南女校后, 经徐特立等先生宣传, “ 革命思想的浪潮即刻就泛滥起来, 冲动了整个学校。” 又如：光复会在浙江地区的革命武装, 有意识地将《浙江潮》的刊名嵌入“黄河源溯浙江潮”的诗句，作为光复军各级指挥人员的表记。(59) 可惜《浙江潮》仅出十期就被查封了。先后担任该刊主编的求是书院留日师生有：蒋尊簋、孙翼中、许寿裳、王嘉榘。(60) 他们都是该刊的骨干和核心。
同时，这些人还促成了光复会的建立。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 王嘉榘、蒋尊簋、许寿裳、沈祖緜（原求是书院教习）等十余“浙学会” 留日会员聚会，“认为战争势必延长, 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决定成立秘密革命团体，“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 并邀集浙江在日志士陶成章、周树人等参加。他们决定派人回国, 在浙皖建立武装根据地。这直接促成了光复会的建立。该院留日师生蒋尊簋、蒋方震、孙翼中、许寿裳、王嘉榘都是光复会的会员。(61) 留学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份,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选择了革命道路, 在革命中起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1900年底在日创办的《译书汇编》，是我国留日生创办的最早的进步刊物。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主, 风行一时。在该社十四位社员名录中, 有二名求是书院首批留日生：
陆世芬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钱承志 帝国法科大学校学生。
冯自由曾评论道：《译书汇编》“所译卢骚《民约论》、孟德诗鸠《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 厥功甚伟。” (62) 求是留日生陆世芬等又设教科书译辑社。他在该社第一部出版物《物理易解》的版权保护书上写道：“窃生等在日本东京汇合同志, 设教科书译辑社, 编译东西教科新书, 备各省学堂采用。”(63) 该社是《译书汇编》社的分社, 前者以译大学教材为主, 后者专译中学教科书。可见, 求是留日生在学习期间, 仍以向国内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为己任。
该院学生留日回国后, 积极投身国内教育事业和革命斗争。如许寿裳曾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蒋尊簋曾任浙江新军第二标标统, 并在杭州开办弁目学堂, 训练部队初级干部。1907年我省实行第一次征兵，“全省因为听说武备、第二标弁目学堂和蒋伯器的关系, 应征的人蜂拥而至”（注：蒋尊簋字伯器）。蒋还帮助成立了陆军小学和炮工学堂, 并派武备、弁日学堂出身的优秀分子任干部。“ 这两所学堂对于后来浙江陆军特种兵的发展和辛亥革命都起着直接的重大作用。” (64)
(52)蒋絧裳：《浙江高等学堂年谱》。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23-26页,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
(53)《戊戌变法》4，第566页。
(54)同注①。
(55)《浙江留日学生名册》、《癸卯三月至甲辰十月浙江留日学生调查录》、《癸卯九月至甲辰三月浙江留日学生调查录》，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0、54、68页。1942年《国立浙江大学毕业同学会第一次会员通讯录》。
李炳章(斐然)，据《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王嘉榘(淮忱)，据《辛亥革命回忆录》卷4，第131页。
《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载《浙江潮》第3期, 附录第11页。
施雨若(霖)，后改学医，据《鲁迅年谱》一,第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6)《分校分府现在人数统计表》, 载《浙江潮》第3期, 附录第12页。
注：人数除去“预备入校及卒业后留东者” 。
(57)《癸卯三月至甲辰十月浙江留日学生调查录》所附《分校分省人数统计表》，续表四，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67页。
(58)《浙江潮发刊词》见《浙江潮》第1卷, 第1页。
(59)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224、227页。
(60)同上书。注: 王嘉祎的祎字系集字之误, 见《浙江潮》第3期，第11页。
(61)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载《辛亥革命回亿录》4，第131、132、139页。
(62)转引自〔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17-221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8月版。
(63)同注(62)，第222页。
(64)葛敬恩: 《辛亥革命在浙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4，第94、95页。
（四）
中国近代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教育: 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教育和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世纪初, 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形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此阶段, 资产阶级新教育与封建旧教育的斗争焦点表现在“ 学校与科举之争, 新学与旧学之争, 西学与中学之争”(65) 上。求是书院标志着我省近代新型高等教育的产生, 是省内学习和传播资产阶级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一面旗帜。在我省近代书院、新型学堂中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全国, 它是最早的文理综合性普通高等学佼之一, 开创了我国近代教育的新体例。在戊戌维新运动中, 它是全国选派留日生最早的学校。求是书院是我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耍阵地, 有“ 东南革命策源地” 之称。(66) 该院培养了我省首批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知识人才如著名新闻学家邵飘萍、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何燮侯、蒋梦麟等。(67) 一代人才志士不断从这里涌现。求是书院这段历史, 反映了近代爱国川识分子所走的道路: 以维新救国, 学西学为起点。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的卖国及时代洪流, 把进步学生、留学生推上了革命道路, 实现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化。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方式为: 改革旧教育、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 留学日本、创办刊物、宣传革命、组织会党; 留日学军事、回国办学、训练新军、成为草命的发难者。进步知识分子始终是首先觉悟的社会力量, 为民族资产阶级倡导革命, “ 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 知识、纲领、领导、组织。”(68) 为辛亥革命做了大量的思想、组织、武装上的准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民主革命向前发展。
求是书院名称仅存四年。该校于1914年起停办六年。1928年改称浙江大学。这时已有文理、工、劳农三个学院, 十八个学科。(69) 1946年以后, 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 二十七个系, 五个研究所。不久又拥有三十一个系, 十个研究听。从一所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著名大学。四十年代, 曾被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① 它是现今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的共同母校。它的“求是”学风一直延续下来, 为师生们珍视、传诵并发扬。
回忆这段历史, 可看到教育对人生、社会、政治的影响,以及教育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引进、及其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文教的范畴。由此掀起的教育改革、思想解放运动, 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和深度。震撼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中国人民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 应上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其次, 它导致了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崛起, 并成为一支不可遏制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无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以它的成员为领导核心。在这些青年学生中, 后来涌现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中的佼佼者。因此, 在革命胜利前, 为壮大力量争取胜利, 批判“教育救国” 等幻想是需要的。但在革命胜利后, 不应否定以往办教育的努力。应当看到：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 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 客观上都为革命的胜利积累着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段历程还表明: 近代爱国主义是与反西方入侵的救亡实践同步发展的。而救亡图存的实践又和向西方学习扭结在一起。近代爱国主义与向西方学习之间是不可分割、相反相成的。向西方学习, 应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一切有益的文化。摒弃资本主义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近代世界和中国历史都表明, 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
回顾这段历史, 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发展教育与振兴中华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说明党的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提高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 建设社会主精神文明这一战略方针, 有着深远的意义。
作者附记: 今年是求是书院创建九十周年, 特撰写此文以表纪念。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毛安康、倪士毅、毛正棠先生的指导并承提供原始资料, 谨在此表示感谢!
(6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66)蒋絧裳：《浙江高等学堂年谱》。
(67)《林启与浙江近代教有》，载《学习与思考》1984年3月号。
(68)列宁：《作保皇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作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 》，见《列宁全集》第9卷，200页。
(69)《国立浙江大学沿革表》, 载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
(70)《怀念竺可祯校长》，引自《浙江北美校友会通讯》第9期，1986年6月。
张其昀：《本校二十周年成立纪念》，载1946年4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廿周年、 求是书院创立五十周年纪念日校庆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