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动研究所人员起义前后
谷超豪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三日
一九四八年冬，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从南京迁到杭州。当时在该所工作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张叶明来找我，他告诉我，国民党反动政府感到战争形势对它大为不利，它所属的一些机构已开始南迁，该所也是属于南迁的机构，先迁杭州，然后再看情况，有可能继续南迁。张叶明是进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表现很好，做了很多宣传工作。由于我曾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学生运动中和他有较多接触，所以他一到杭州就来找我汇报以上情况，并希望我告诉他在杭州如何进行进步活动。
我当时是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浙大助教），组织关系属于杭州城市工作系统，上级联系人是徐恭慧（现在浙江省农业厅）。党组织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团结杭州市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保护杭州市各科技机构、设备，使其不被迁走和破坏，在杭州解放时能为我们顺利接管。由于雷达技术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技术，而且主要是军用技术，所以我就立即向徐恭慧同志汇报了以上情况，徐表示要努力做雷达研究所的工作，和张叶明保持经常的联系。不久，他又传达了党组织的意见，要我把雷达研究所的工作列为一项重点，力争把它留在杭州；努力培养张叶明同志，在其条件成熟时发展入党。这时，我已经向张叶明交代了保护雷达研究所的工作目标，他欣然接受。
张叶明在该所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但活动能力很强。浙大毕业生在该所工作的有多人，其中有一位范复礼同志，在校也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范和我是一个班级的同学，在一九四三年浙大龙泉分校时就认识了。我和张叶明都分别找了范复礼谈话，范表示愿意为争取使雷达研究所不迁走而努力。张叶明还向我汇报，这个研究所有一位中级科技人员程嘉钧，倾向进步，曾是浙大理工科毕业生所组织起来的“科学时代社”的成员。这个团体在政治上是进步的，有许多地下党员，当时浙大地下党通过这个团体，在教授、讲师、助教中进行工作，并依靠其中的积极分子，向浙大以外的科技单位开展工作。不久，程嘉钧和“科学时代社”恢复了联系，张叶明和范复礼，也在我的安排下参加了“科学时代社”，这三位同志就组成了当时在该所工作的核心。他们分析了该所的情况，认为其中的多数科技人员是为了谋职业到该所去的，思想并不反动，而且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许多人是不愿意再追随国民党继续南迁的；所长葛正权，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有可能争取的；还有一些国民党政工人员，比较反动，但也有所动摇，未必能够完全控制该所。因此，他们对接受和完成这一任务是充满信心的。我经常通过张叶明了解和研究情况的发展，建议他们一面继续了解情况，一面多争取群众，针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做工作。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和张叶明的联系一般都约在校外。
开始时，我并没有向张叶明说明我的地下党员身份。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份光景，党组织感到可以考虑发展张叶明入党。有一次我和他谈话中，试探他对于入党的看法，他表示非常向往，我就要他打入党报告（要写一份详细的自传）。从此，他就明确地知道他的任务是地下党布置的（虽然以前他也是这样猜想的）。不久，他交来了自传，其中写了他自己对党的认识，思想进步过程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决心。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在工作中继续考察他一段时间。我把这个意见和他谈了，他当时表示要在工作中为党做出贡献，争取早日批准入党。
二、三月间，我解放大军渡江已近在眼前。根据上级指示，特别成立了一个党小组来从事浙大以外的科技人员的工作，由我任小组长，成员有任雨吉（现在二机部）、朱兆祥（现在中国科技大学）二人。还有过兴先（现在中国科学院），属朱兆祥单线联系。我们分工联系杭州市各有关单位，雷达研究所由我联系。“科学时代社”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校外的社员都在会上表示了决心，要为保护好本单位而努力。程嘉钧在会上代表他们三个人表示了这个决心。当时，党组织希望我们所联系的各个单位成立群众性的“应变委员会”。这个名称，看不出什么政治倾向性，使反动派找不到任何借口。我向张叶明也提出建立类似的组织，形式及方式由他们根据军事单位的特点，自行作出决定。后来，张叶明向我汇报，他们建立了一个保护所的组织，叫什么名称我记不得了，公开的目的是讲要保障所的安全。当时杭州还有一个公开的组织，叫“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也是我们地下党所掌握的，它公开发表号召，呼吁科技工作者起来保全国家仅有的一些科技力量和设备，使其不受战争的破坏，不要迁移而受损失。这个号召，适合当时一般科技工作者的认识水平，目的在于激发他们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为保留本机构而努力。雷达研究所中，我记得也发展了“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具体哪些人已记不清了）。
四月间，张叶明等在雷达研究所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据他的汇报，大多数科技人员已向他们表示不愿再随国民党南迁，政工人员虽然知道国防部要他们继续南迁的意图，但极大多数已动摇，特别是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之后，他们更为恐慌。
四月下旬，南京已经解放，解放军向杭州逼进。我和张叶明多次联系。在杭州解放前夕，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和葛正权面谈过，葛表示不让所南迁，国民党国防部曾有命令，要他们南迁，他不执行了。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一线全线溃退，情况已非常混乱，几个最反动的家伙，看到势头不对，也逃跑了。所以，该所保持不走已成定局。我当时告诉他，叫他提高警惕，继续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对葛正权的工作继续抓紧，免得他受到压力改变主意，警惕反动派还有别的阴谋。当时那个所既没有南迁，也没有散掉，一切设备器材都没有被破坏，静候解放军的接管。五月三日，杭州解放的那一天，我和张叶明碰过一次头，叫他继续保持冷静和警惕。在我回校的途中，第一次遇到了盼望已久的人民解放军队伍。当天，人民解放军就接管了雷达研究所，由于当时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党组织尚无直接联系，我没有能够参与这个接管工作，并且暂时也不能和该所的同志联系。
过了十余天，张叶明兴奋地来找我，说他们已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谭震林同志特写了一封信，由领导转交给他。他给我看这封信，开头是“张同志”（没有写名字），内容大意是说，感谢你们的努力工作，使雷达研究所能够保全下来，下面是谭震林同志的签名。我看了也很高兴，当时由于工作繁忙，没有能够细谈人民解放军接管该所的情况。当时，他还向我问起他的入党问题。
不久，杭州市委组织部长柯里（现在中央组织部，是杭州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对我说，军区要我们把所联系的党员转出去，张叶明的入党申请当时未批，现在能否批准，要听取我的意见。我说，他表现很好，立了功，应该批准他入党。所以，市委组织部就批准他作为候补党员，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军区。
以上情况表明，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经过有关同志的努力工作后，该所拒绝了国民党国防部南迁的命令，完整地继续留在杭州，由人民解放军接管，技术人员、装备、器材毫无损失。我个人认为，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和该所的性质（非作战单位），这应该是起义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