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与贵州农业

浙大西迁与贵州农业
陈玉伦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几经周折，迁到贵州的遵义、湄潭两县。在此期间（即1940-1946年）虽在抗日战争正处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但仍坚持教学工作，不断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也促进了浙大自身的壮大和发展，加强了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这对贫穷落后的贵州，特别是对黔北地区的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我是当时浙大农业经济系毕业的贵州学生之一。在毕业前后这段时期，又在湄潭和遵义地区工作过，加上长期以来又在省农业厅等有关农业部门工作，从事农业经济管理和农业干部教育等工作，因此对贵州的农业情况比较熟悉．在浙大西迁遵义五十周年之际，就浙大西迁和贵州农业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农业生产是一种具有地域性的产业，受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贵州地处祖国西南内陆山区，是一个资源丰富，经济贫困，发展潜力很大的多民族地区。过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特别是交通不便，文化教育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长期处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状态。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祖国西南大后方的贵州，由于全国沦陷区和许多机关、学校、工厂等不断迁入，带来了大批的科技人才和资金、技术、设备等，也带来了先进地区的文化教育。于是，贵州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全省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也得到发展，使封闭式经济开始转向开放式经济转变，对当时我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农业生产方面，贵州在过去是很少种小麦的，甚至许多地方冬季栽培的是一种有害人民健康的鸦片。内迁人员流入后，为了解决人民吃面粉的问题，加速了小麦良种的选育和推广，不断扩大小麦栽培面积，并建立许多面粉加工厂。烤芋当时称为“美芋”，也是当时发展起来的。其他农产品如茶叶、蚕茧、油桐、药材，甚至许多果树蔬菜的品种，也是根据当时各方面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浙江大学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杭州迁到当时经济比较落后的贵州，差距很大。虽然黔北在贵州省属较好地区，既是省内主要产粮油的地区，又是发展经济作物和土特产较为集中的产区，但无法与江浙相比。浙江大学迁入贵州后，不但为贵州引进大批科技人才，还为贵州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推动了黔北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
浙江大学西迁贵州虽只有七年左右的时间，但对贵州各方面的影响很大。
首先，为国家培育了大批的农业专业人才。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浙大迁入贵州自然给贵州青年提供学习的良好机会。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贵州青年学生入浙大的高峰期。浙大迁回杭州以后，也给贵州培育了大批农业专业人才，有不少外地同学，在浙大毕业后留在贵州工作，这是浙大给贵州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这些浙大毕业生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为贵州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长期坚持农业科学研究的校友有卢培凡、马光灼、邓乃朋、强德华等；长期坚持在农业教育方面的校友有郎登铨、朱维凡、甘相连、柴祖泽、袁国梁、葛世泽、张先文等，甚至还有更早期毕业的顾冠群教授。此外，在农业生产、财政金融以及其他部门工作的有肖兆龙、蔡纯武、杨邦选、幸必达、陈玉伦、丁镭、韩仙芝、王德惠、许学勤、何大堪等。特别是我们当时的老师、后来任贵州农学院院长的罗登义教授，为发展我省农业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成绩。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浙大迁黔的这七年，贵州的经济、教育、文化也就不可能得到如此快的发展。
其次，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在农业科研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时间性的特点，许多外地的先选经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推广运用，必须有一个适应与改造的过程，所以农业技术推广的成效较慢。浙大西迁贵州以后，农业生产上的很多条件已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这个变化，必须加强对贵州农业生产特点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当时浙大农学院共设有农艺、园艺、农化、蚕桑、病虫害、农经等6个系，院长是蔡邦华教授。1942年，为了适应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又增设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农业经济学部，专门培养研究生。在战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仍建立了实验农场，设立了实验室，坚持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根据《浙江农业大学校史》有关资料，当时，农艺系育成了水稻良种5个，小麦良种2个，杂交油菜良种1 个，均较本地品种增产。还搜集了水稻品种1200多个，小麦品种1483个。园艺系选出果树优良品种9个，并试种成功了洋葱、番茄、甜瓜等作物；搜集湄潭奇异花卉200余种。农化系土壤肥料、生化营养、农业分析、农用药剂及农产制造等方面进行了试验研究。蚕桑系进行样蚕饲育及家蚕留种饲育、桑树品种选育试验和推广。农经系着重抓了遵义、湄潭、德江等县的农经调查。农经学部组织教授和研究生从事专题研究。病虫害系进行了白木耳人工栽培研究，产量比土法生产的高23.58倍；并进行湄潭茶树病害调查，桑树虫害调查，五倍子的研究，水稻害虫防治的研究等。以上取得的这些成果，大都能及时推广应用，造福农村。茶叶、五倍子，和刺梨等的研究，更为贵州经济发展开创了新局面。与此同时、农学院边接受农林部的特约，由有关的教授承担了7个专题研究，均获得重大的成果。所有这一切试验研究，既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促进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第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普及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为了把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1940年在农学院内恢复了农业推广部。在此时期，除先后进行植物资源、农业生产、农业经济等的社会调查外，又先后在湄潭、遵义推广了马铃薯、番茄等的栽培，黔北病虫害的防治，蔬菜良种的推广，胡桃育苗的推广，西瓜种植的推广等。由于这些技术的试验推广。使当时的黔北地区，特别是遵义、湄潭两县，在西瓜、油菜（甘蓝型）、甜瓜、番茄、洋葱……等种植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在学院里还不断举行学术报告会、学术讨论会，启发师生共同研讨有关农业科学技术问题。同时，还出版了《浙农通讯》、《农院专刊》、《蚕声》、《农化通讯》、《农经通讯》、《农业经济学报》、《病虫知识》、《作物通讯》等不定期刊物，广泛与各方面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了我省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的进步。

（三）
遵湄时期的浙大，不仅为当地培养了人才，促进了经济发展，还为贵州人民留下了优良的作风。
一、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当时，贵州的生活条件、办学条件都很差，我们的教室、实验室是破庙、会馆，住的是简陋的房子，点的是小油灯，很多教师住在拥挤的民房里。许多外地同学，由于家乡沦陷，断绝了一切生活来源，靠学校的少量贷金维持生活，由于物价飞涨，生活十分清苦。但同学们精神振奋，刻苦学习，他们把抗日救国作为精神动力，把掌握知识作为一种责任。有的同学为了维持生活，边学习，边兼职工作，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二，坚持从严治学的学风。为了培养祖国所需的专业人才，学校特别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坚持参加当时全国“四联大”（即中大、西南联大、武大、浙大）的联合招生，保证入学新生质量。对每年所招新生，先集中到湄潭的永兴分部学习，狠抓基础课程，为以后学好专业课打下基础。学校有一套严格的考试、考核制度和升级、留级、退学等的明确规定，鞭策每个同学勤奋学习。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是不断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在理论方面，首先强调学好各有关系的基础课，打好基础。当时大学缺少统编教材，学校强调使用外文教材的原著，既加强了基础又培养了学生阅读外文书刊的能力。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践，注重学以致用，因此，经常开展科学实验，开展学术讨论，定期举办学术报告会，通过写毕业论文等，不断培养同学的实际工作能力。
四、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浙大西迁贵州期间，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学校分设在遵义、湄潭和永兴三个地方，在同一个地方，也没有统一集中的校舍，而是因简就陋利用当地的破庙、祠堂、会馆等场所。因此，师生们生活在群众之中，通过接触、了解，与当地人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学校开展文艺、体育活动，举办各种学术会，常有当地群众参加。浙大师生还帮助地方举办职业教育，办各种短期训练班，推广优良品种和实用技术，共同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每当师生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历史，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浙大对贵州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贵州人民又养育了浙大师生；没有贵州人民的无私支援，浙大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发展。我作为浙大遵湄期间培养出来的校友，既感谢母校教师的辛勤教导，也感谢黔北人民的无私奉献。愿母校“求是”精神发扬光大，愿贵州经济飞速发展。

（本文作者：贵州农业干部管理学院教授，浙大农经系1946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