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与大学科研-第8章

第8章 布衣学者爱国心 缘起科学与求是

　　1945-1946年，哥伦比亚大学通过洛氏基金会邀请谈家桢赴美任该校的客座教授。途径印度时，因为要在那里等去美国的邮轮，所以应他的印度学生甘尚澎之邀，提前几天到加尔各答大学，作系统的进化遗传学专题演讲。
　　印度之行后，谈家桢顺道到埃及开罗，参与专业会议并参观古迹。
　　有趣的是，年轻的谈家桢与同路的中央社记者毛树清、陆某某两君共三人，在埃及开罗下榻的旅馆前，仿波茨坦会议三巨头的样子，拍了一张合影。很难想象，谈家桢是何等的心情，但此时的举动，分明表达着历经八年抗战并取得胜利时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自己事业初成，又得到世界同行的认可，更能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明天与未来可期。

　　在埃及开罗参观胡佛金字塔（1945年）
谈家桢（中）与毛树清等在下榻的旅馆合影[1]

[1] 由于时间久远和照片保存问题，1945年谈家桢在埃及开罗参观胡佛金字塔的照片比较模糊，在下榻的旅馆前三人合影的照片，也因保存不善，照片后面的字迹不清。

　　谈家桢到了美国以后，东、西部的各大学都邀请他去访问与演讲。借此机会他与美国遗传学界的众多知名学者接触并进行了广泛交流，为日后工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45年夏在纽约，谈家桢与导师杜布赞斯基再次相遇，并与杜布赞斯基等共同发起成立国际进化研究学会。这次师生重逢，令双方都欣喜不已。除聊了各自近况、课题进展和遗传学发展方向等问题外，谈家桢向杜布赞斯基郑重地推出了自己在浙大培养的四位得意门生，即也被称为“四大金刚”的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他表示希望四位学生能像自己一样，在杜布赞斯基的帮助下，来美国深造，成为日后遗传学各分支领域中的佼佼者。
　　谈家桢视学生如同己出的孩子，不仅在学习、实验、科研上予以悉心指导，倾注心血，希望个个成材，有所建树，日后成为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中流砥柱”，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做一点贡献；同时，他也对学生的前途、生活给于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日后的事实证明了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等学生，都具备了谈家桢期许的科研能力和敬业精神。
　　在谈家桢的四大弟子里，科研方向虽各有侧重，能力可谓不分伯仲。徐道觉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不难发现是源于他连续不断的、持之以恒的研究。反观现在的中国大学，年轻的俊才比比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基础理论扎实或熟悉，工作热情高涨，能力都不差，问题是近年来很少有年轻人专有的、独创的理论方法、技术专利等诸多方面的全面突破。这不由得让教育系统的所有人来思考。
　　事实上，科研也有一个传承问题。没有一个大师级的导师引领或指导，学生本人很难在短时间内了解本学科的历史和前沿课题，以及研究领域相关的各项理论与技术；而学生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往往是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却因知识范畴的缺失，重复了过往的探究。如果科研“基因”没有得到传承，怎么可能达到“突变”的科研创新呢？专业知识的学习是如此，大学科研、社会文化传承也是如此。推而广之，如果没有一位好导师，学生再有天份，只能做部分的重复工作，换句话说，只能做一些传承的工作；反之，有了好的先生，学生自己不刻苦努力，荒废青春，又不善于思考与发问，怎能做好学问呢？
　　万事万物皆有学问。这里说的“学问”，如果放在大学的领域里，“学”一般可以理解为专业知识的学习，有传承的概念； 而“问”的理解就更为复杂，常规并宽泛地说是“不懂就问”，是科研前的准备、是学习专业知识后的思考，是对一般专业知识学习后的积累，是科研创新前的基本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学生的大学作业、实习报告、课业论文、毕业论文，就是学生阶段的科研。
　　谈家桢利用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课的不到一年时间里，前后把盛祖嘉、沈仁权（盛祖嘉夫人）、施履吉、徐道觉、刘祖洞五位学生送出去深造，这不只是单纯履行了一个做老师的职责，更是为实现自己的宏愿而积蓄人才。谈家桢认为：要在基础薄弱的中国发展遗传学，首先是要有人才。学生出国深造，在国外学习先进科学和技术，有朝一日学成回国，就可以为我所用，这样可以多方而跟踪生物范畴内科学研究的国际先进水平。他希望：
学生可以学得宽一点，今后在国内可填补专业上的空白。
　　当年，谈家桢未能留在美国与杜布赞斯基一起从事果蝇群体遗传学研究，杜氏一直引以为憾事。此次，他满心希望让谈家桢的学生当自己的助手，重续前缘。这虽是一厢情愿，也属情理之中。而当时现实情况是，微生物遗传学、人体遗传学已是遗传学发展的方向，这两个领域在国内均属空白。在谈家桢和杜布赞斯基之间，是一场心理或想法上的冲突。从感情上，他完全同情杜氏的设想，但从理智上说或从发展中国遗传科学事业的角度评判，他觉得应该根据四位学生的自身特长，高屋建瓴，在专业问题上从善而择。根据“四大金刚”各自的特点，谈家桢支持盛祖嘉改学微生物遗传学，施履吉从事细胞技术研究，徐道觉改学肿瘤遗传学，刘祖洞搞人体遗传学、数量遗传学。
　　施履吉在晚年回忆此事时，并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报道谈家桢的专题里，说到自己的兴趣是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研究，到了美国后改变了原来计划的果蝇遗传研究课题，引起杜布赞斯基与谈家桢之间的不愉快，至今感到愧疚，更感到对不起谈家桢。而谈家桢却很包容地将此事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支持学生的兴趣，实在是以爱之心对待。他从不因自己的原因对学生恶语相向，从而赢得了众多学生的拥戴。
　　谈家桢的决定，自然引起杜布赞斯基的不快或不理解。直到1948年谈家桢再度访美时，杜氏对此事仍不释怀。从谈家桢而言，自是唯能感叹“国家事、师生谊，难以两全”了。
　　在美期间除讲学外，他对嵌镶显性现象的规律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规整、总结，终于完成了这一新现象的理论研究总结工作，并在1946年发表了《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这篇论文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
　　异色瓢虫嵌镶显性遗传理论符合孟德尔遗传内容，并做了重要的补充与完善。这个理论不仅只对亚洲瓢虫迪传显性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在于其他物种的某种性状遗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果蝇刚毛性状：果蝇的scute和achaete突变体，表现为部分刚毛缺陷，但是不同突变亚型果蝇的刚毛缺陷各不同。
　　1933年，Dubinin等人用阶段等位性（step allelomorphism）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这两个基因内部可以分割成更小的遗传单位，负责不同的刚毛性状。但是．这个基于基因可分的理论，存在许多漏洞，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
　　直至谈家桢提出了“嵌镶显性”的理论概念后，遗传学家们才意识到：不同刚毛缺陷的果蝇、实际上是不同形式的等位基因嵌镶显性遗传的结果。尽管果蝇的遗传分析与科研的发展远远超前异色瓢虫，但谈家桢在没有任何分子遗传学数据帮助的情况，超前地提出了嵌镶显性理论，从而大大推动了遗传学的发展。
　　多年后，芝加哥大学的吴仲义教授在评价谈家桢所做的科研工作时，如此说：“事实上，在我们今日的很多研究中，我们目前正在使用先进的聚合酶连锁反应、重组脱氧核糖核酸与基因组等技术、方法来测试，而实验的问题与结果，往往只是用新的办法来重新证实70多年前，谈家桢已经观察到的遗传现象及理论是对的”。
　　访美期间，谈家桢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会长李约瑟的邀请，去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做学术交流。1946年秋后，谈家桢带着洛氏基金会资助的费用，采购了一批图书、仪器等，由纽约出发，取道巴拿马运河，回到抗战胜利后的杭州。其中，谈家桢从美国带回一台冰箱，送给浙江大学生物系使用，经1952年院系调整，先转到浙江师范学院，后又到杭州大学，直到1980年还在杭州大学生物系发挥着作用。
　　从1937年至1948年的10年间，谈家桢也没有辜负竺可桢校长在1937年秋对他讲的那番嘱托。谈家桢所带的研究生有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刘祖洞、华冰寒、甘尚澎（印）、陈瑞娟（女）、项维、张本华、富宏椒、陈瑞棠、顾国彦、季道藩、汪丽泉、唐觉、葛起新、沈德绪等共18位。这些研究生中，又有很多出国留学深造，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也有的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更多的学生都成为新中国生物学科的骨干力量。谈家桢自己的科学研究也达到了国际水平，得到了世界同行的瞩目，为浙江大学赢得了荣光。
　　1946年秋，浙大的教育教学迅速得到恢复。从美国回来后， 谈家桢带回的仪器充实了生物系的实验室，图书、资料也大有用处。谈家桢继续开设《遗传学》、《细胞学》两门课。
　　浙大生物系本科三年级学生钱熙，在上谈家桢的课时，总是要提前赶到教室“抢座位”，因为教室总是满满的。谈家桢讲课内容丰富，引人入胜。他的上课有特点：语速快，板书英文也写得快，所以学生们都须专心致志．落笔极快地做笔记，并将gene[1]缩写成G，chromosome缩写成C等，加快笔记的速度。课后再做整理，边看参考书边复习讲授内容。
　　1947年秋，新学期的生物系迎新会，因理学院院长、生物系主任贝时璋教授访问欧洲未归，谈家桢就以代系主任[2]的身份致辞。他介绍说，贝先生的办系方针是两句话：重质不重量，宜博不宜专。总体来讲是学生的人数不要追求点多，但要求学生的“质量”要高。怎样来体现呢？就是在低年级时，要打好学习专业的“广博”的基础。谈家桢延续着贝时璋教授办理浙大生物系的教育教学理念。接着谈家桢以一贵的热情鼓励学生在浙大完善自我，学有所成。
　　那年招收的研究生有学习植物生理学的潘瑞炽和学习遗传学的高沛之、朱孝颖、周光裕，共计四人。
　　瑞典斯德哥尔摩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之一杜布赞斯基，出函邀请谈家桢、李闻先教授两位参加[1]。后因各种原因，最终谈家桢成为唯一出席并与会的中国生物界代表。

[1] Gene的中文定名叫：基因。基因的解释是生命、生物的基本因子有单位物质的概念，又非常贴近英文的读音，这是谈家桢在1937年前后为此做的中文定名。后于1956年在武汉大学讲课和《辞海》、《生物大辞典》的编写工作中，将众多的“遗传因子”、“遗传因素”等译文统一为“基因”。这又是谈家桢对中国生物界的一大贡献。
　　另考证：在美国留学期间，谈家桢应国内科学杂志之邀撰文介绍现代遗传学，把gene的汉译名定为“基因”。1984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谈家桢曾自诩道“我生平最得意的杰作，就是把gene译为基因。”
[2] 1947年，贝时璋先生访欧期问，谈家桢暂代生物系主任一职。
　　考证：谈家桢于1947年7月至1948年9月，担任浙江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接任者是江希明。

1948年6月，浙江大学生物学会欢送谈家桢先生出国参加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合影
一排在起：胡步青，孙宗彭，吴长春，董聿茂，王曰玮、谈家桢、姚錱、贝时璋、仲崇信、江希明
三排右三：项维

　　瑞典著名指纸在第一版报道会议消息，全版刊登了八幅照片，其中有一幅是“中国谈家桢教授飞抵斯德哥尔摩出席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另外几幅是大会主席穆勒、会标介绍等，足见对谈家桢与会的重视程度。
　　1948年秋，谈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界唯一代表，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宣读交流论文《异色瓢虫H.axyridis色斑的季节性变异》等三篇论文，并被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这是他首次以中国学者的身份，登上国际遗传学界的舞台。
　　时年40岁的谈家桢，在会议期间，坐在交流论文、展示成果的会议现场大厅最后，放眼前排和周围各国的遗传学家们，思绪翻滚，那股爱国的情愫汹涌而出，这国际遗传学大会，总有一天一定会放到中国去开。

[1] 因与会的经费问题，谈家桢回信道很希望赴会，但由于费用问题（他说自己虽然是中国最高级的教授，但每月薪水只折合1 00美元），实在没办法参加，尔后，大会秘书处来信答应资助全部费用，另外谈家桢又向教育部申请到1000美元后，得以成行。李闻先则最终未能成行。

　　会后，谈家桢出席了欧洲其他会议并做短期工作，并到美国作短期工作访问：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洋生物研究所作短期研究访问，研究课题为芥子气对海胆卵的影响，其研究论文发表在当年的一家瑞士学术刊物上；在荷兰出席国际大学会议；在法国巴黎出席十三届国际动物学大会；在美国纽约作一次短期的学术访问。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现场照片（谈家桢位于箭头所指处）
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13届国际动物学会会议（1948年）
出席在荷兰举行的国际大学代表会议（1948年，二排左一，左二分别为谈家桢、陈源）

　　当时，国内的淮海战役已经打响，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同时，世界遗传学界也有一场科学的论战，即苏联李森科为代表的一批人给摩尔根学说戴上政治、阶级的大帽子，批得一无是处。
　　1946年，谈家桢在美讲学期间读到了李森科的《遗传与变异》英译本，并第一次接触到“米丘林生物学”、“辩证唯物主义”等名词、将自然学科理论与政治术语串在一起的《遗传与变异》，会不会在中国出现？他不敢想下去，感到可怕。
　　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主持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穆勒教授，在开幕词中说到：在刚结束的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即“八月会议”）的決议上，宣布德尔-摩尔根主义是“烦琐哲学”、“反动的唯心主义”、“伪科学”、“不可知论”的遗传学说，并强调遗传学说信奉“米丘林主义”还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领域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1948年8月，李森科一手策划了“八月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直接支持。甚至，李森科以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身份所作的报告《论生物科学的现状》是斯大林亲自修改，复经苏共中央批准的。
　　为此，苏联关闭了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开除并逮捕坚定的“摩尔根主义者”，销毁了有关教科书和文献、资料，消灭了果蝇、瓢虫实验标本，并拒绝派代表出席本次会议，以示“抵制这样一次国际性的摩尔根主义者的集会” 。
　　此后，又获悉原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副主席，苏联的瓦维洛夫教授，因反对李森科的理论和学阀作风，致使这位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奠基人、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著名的遗传学家，遭到逮捕并被迫害致死。
　　科学是不可能被欺骗的，与科学背道而驰的结果是苏联的遗传科学、农业科学和医学科学等相关科学的大倒退，乃至引发苏联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可谓人为政治愚弄科学，最后被愚弄的恰恰是政治自己，可悲的是人类经常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谓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何在？诸如此类问题困扰着谈家桢，他百思不得其解，心情是沉重的，为国际遗传学界出现这种反常情况而深感担忧，对李森科其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新中国即将诞生，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遗传学的问题上会有什么态度？对自然科学研究采用什么方法？谈家桢作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其个人命运如何？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教育家能否为国所用？这时的谈家桢思绪万千。
　　此时，美国科学家尼尔（J.Neel）手头正好有一个有关广岛原子弹射线的遗传效应新课题等着要做，他热情建议并邀请谈家桢留美．申请长期居留。身在美国的谈家桢有老师、学界的盛情邀请与挽留，有独立实验室和研究经费、研究课题，有稳定的优裕生活环境等条件。“你是摩尔根的弟子，回去后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诸如此类的话，如同鼓点，时刻敲打着谈家桢。事实上，同样是回国，还有一个是回浙江还是去台湾的问题等着谈家桢。
　　谈家桢有生他养他的故乡与亲人等着，有开始专业基础研究的浙江大学与竺可桢校长等着，有“科学救国”的理想和一颗报效祖国的纯正的心需要安宁，选择回浙江大学是必然的。在这之前，谈家桢有多次定居国外的机会，但这一次次的选择更加体现了他的个人品质与强烈的爱国情怀，一切缘于科学与求是。
　　竺可桢校长的日记里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并简短地写道：“在国外早已听说，苏联在开展批判摩尔根学说的政治运动。在李森科的主导下，许多遗传学的苏联学者都遭受迫害。所以，在国外的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回国，可是他不听。而谈家桢先生更是摩尔根教授的嫡传弟子，如在苏联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在美国的同学、朋友们也劝他不能回国，可是他还是毅然回国了。”
　　1948年底，谈家桢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他在飞机舷窗旁心想祖国与家人。随后，他从上海转车返回杭州，仍到浙江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