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园中怀旧 熊农山

求是园中怀旧

农艺 52 熊农山 2008.12.28

末届入学新生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季我毕业于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到东南江浙沪一带报考大学。那时大学招生分5批进行,从7月初一直考到8月中旬。第一批招生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公认的一流名校;第二批是中央大学等;第三批有复旦大学等;第四批是前三批的补招生;第五批是浙江医专等专科学校,无形中形成梯次。考生可以从第一批顺序考下去,多次参加,也可能多次录取。每批次每个学校都有少量备取生,准备递补正取名额的空缺。当时浙大对本校教职员工子女有一条优惠政策:可以不经过入学考试直接注册为”试读生”。试读一学年如各门成绩都及格,便转为正式生。另外,浙大附中每年有几个免试直升浙大的保送名额。浙大子女如参加入学考试,没有加分优惠。虽然我的父母都在浙大任教,我为了测试自己的学力究意够不够上浙大,选择了参加入学考试。结果被录取第一志愿农艺学系。我们那一年全国报考浙大的学生有13000多人,正式录取只有203名,录取率大约为1.5%。我们是在敬爱的竺可桢校长手上考入浙大的最末一届新生。

末届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生

事有凑巧,1952年夏季我们毕业时,又成为获得浙江大学文凭的末届农学院毕业生。怎么回事呢?

1952年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了全国性高等院校大调整。在政务院高等教育部具体领导下,全国高校体制作了重大改变,其核心内容有:

1、只有由文科、理科、法学科等组成的综合大学才能称作大学。如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

2、所有实用性的工科、农科、医科等只能称为学院。如调整后的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南京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大连工学院、浙江农学院、浙江医学院等。

当时浙江大学有九十多位教授被调出。除调往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外,农科的归入浙江农学院、医科的归入浙江医学院、文科理科归入浙江师范学院,剩下的只有工科及少量文理科基础教师。东方剑桥被”肢解”了。听说几年以后高教部领导谈起浙大,也表示了”遗憾”。

按当时的政策,清华只有工科应改称学院,浙大只有工科也应改称学院。但是,高教部总算网开一面,给予这两所名校特殊待遇,仍保持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名称。

另外,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及同济大学似乎也没改为学院,是否也属于特殊待遇不详。

从我这两次”末届”的经历可以看出,当时浙江大学在国内高等院校中的名声和地位已经是公认的国内一流大学,与北大、清华并驾齐驱。应该说,竺可桢校长十三年苦心经营是决定性因素。当时浙大的物质条件在众多国立大学中恐怕是最差的,然而群贤毕至,大师云集,皆甘之如饴,悉心教学。竺校长力挺求是精魂,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已任,从不高喊不切实际的口号,而春风化雨,下自成蹊,诚一代大师也。

综合性大学的优势

当年,浙江大学只有两个校区:校本部在庆春门里,正门开在大学路上,聚集着行政中心和文、理、法、师范、工、医等六所学院;农学院则在庆春门外华家池畔,即现在的浙大华家池校区。我们那一年农学院新生都安排住在校本部,便于基础课的教学。国文和英文由文学院教师授课;数学、化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由理学院教师授课;经济学由法学院教师讲;做实验全在理学院大楼里做。一般独立学院的基础课部要达到这样的水准很难,这正是综合大学的重要优势之一。

另外一个优势是院系多,学科齐全,各种各样的学术演讲多,都可自由听讲,开扩眼界。我记得听过的非农科类演讲主要有:

陈建功教授介绍世界数学名题”遇河搭桥,过河拆桥”;苏步青教授讲拓朴学名题”老太婆二十庙烧香”。两位大师把数学名题介绍得深入浅出,使我们这些非数学系学生也能听懂大意,并启发了怎样有效进行逻辑思维,获益良多,至今不忘。

法学院严仁赓教授讲”有效需求与正义、自由、平等”,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我们敬爱的竺可桢校长作为一名听众还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可惜那时我这个外省人还听不懂他那一口浓重的绍兴话。严先生讲 “只有真正实现了经济上的平等,才会达到政治上的自由。”针对这一论断,我也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美国贫富悬殊,经济上远未平等,何以号称政治上自由世界呢?”—真是不自量力,浅薄可笑!严先生怎么回答,印象不深了。

王琎教授讲”科学园地的开垦者—现代十大化学家”,从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表讲到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镭。王先生最后讲了一段极富人生哲理的名言警句:”科学是最冷静、最客观的东西。不过,你对她冷淡,她也对你冷淡;若是你对她热烈的话,她也会对你热烈的。……科学又是最富于革命性的,时刻在变革、在创新。只要有persistence(坚持)和imagination(想象),做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绝非难事。”王先生进一步带着惋惜的口吻说:”中国的科学家太浅溥,不够热烈,浅尝辄止,这样永远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六十年过去了,王先生这番话似乎仍在针砭时弊啊!

1949年8月,正当我们这些学生命科学的师生开始忙着读苏联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时,谈家桢教授在健身房演讲了世界遗传科学的最新进展,介绍了对核糖核酸(RNA)及脱氧核糖核酸(DNA)研究的最新动态,指出在遗传学上可能的前景。要知道,英国科学家Click与Watson有关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是四年之后才发表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浙大生物系在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上是紧跟世界尖端水平的,值得自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根本否认遗传物质的存在,说什么”基因学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那时学习苏联要”一边倒”,因而谈先生介绍基因学说新进展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此后几年里谈先生不能开遗传学课程,只为我们农学院讲一门一学期的小课进化论。我们农艺学系核心课程之一是作物育种学,它的前导专业基础课本该是遗传学。难以置信的是我们这一届四年里根本没有学过遗传学!

我个人感到惭愧的是大学毕业后到中等农业学校去教”作物改良”课,也卖力地讲李森科学说,”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误人子弟。

嫁接产生了无性杂种吗?

米丘林李森科学说里有一个重要论断:果树不同品种间通过嫁接手段可产生杂种。

1950-1951年间,浙大农艺学系教授丁振麟指导助手汪丽泉老师、学生叶彦复做了一个月光花嫁接甘薯的实验。月光花和甘薯同属旋花科,但茎叶花等地上部份比甘薯大不少,光合面积大。甘薯品种是”胜利百号”,平常地下结的薯块单个重量平均约1000克左右,达到2000克就算大的。经与月光花嫁接后,由于地上营养面积大,地下薯块也明显增重,大致增加一倍左右,最大的一个达到5000克以上。这下可轰动了,拿到浙江省农业展览会上展出成为突出 “明星”。我们当时正开始自学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以为产生了无性杂种。第二年,把头一年的大薯块按常规方法育苗、移栽,想看看第二代不经过月光花嫁接长成什么样?结果出来了,与对照组一样重,没有生物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这组实验中,没有产生”无性杂种”。浙大求是学风的又一次实践!

现在,我们浙大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综合大学的优势愈益凸显,上下齐心,师生合力,相信一定能继承发扬东方剑桥、国内一流的光荣传统。戳力进取,力争跻身世界知名大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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