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浙大农经系在贵州湄潭

忆浙大农经系在贵州湄潭
钱英男 赵明强

每当遇到40年代的浙大老同事、老同学，总是喜欢谈起贵州遵义、湄潭。这可爱的县城，使我们永远忘怀不了、多么值得留恋的第二故乡呵！50年前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争，相继爆发，流滚硝烟危及杭城。迫不得已，浙大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举校西迁。随着战争的发展， 一迁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1940年春抵达贵州。工学院、文学院在遵义，农学院、理学院在湄潭，一年级在永兴。
当时湄潭整个县城不大。街道南北走向，长约一公里，东西向仅半公里许。东门傍山，西门近湄江，十字路口在文庙前。文庙是湄潭的中心地点。浙大同学上课主要在文庙，活动中心也在文庙前广场，广场两面墙壁上贴满墙报，是当时浙大同学政治、文艺争鸣的园地。
1940年8月1日校庆日①，竺校长致辞，讲述浙大之使命：“……抗战期中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谪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及二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力尚能如此，倘以1,000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禆益于黔省。……”农经系在湄潭时期，全体师生遵循“求是”校训，结合竺校长教导，从事教学、调查、研究，兢兢业业，未稍懈怠。

因陋就简巧安排
农经系办公室在湄潭文庙左侧不远的财神庙。系主任梁庆椿教授以藏书之多为全校冠。学校西迁，尽管他大量书籍留存在杭城寓所，而携带到湄潭的书，还足有两卡车。这些书赋予了农经系以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书箱是特制的，统一规格，关上门就是书箱，可以移动、运输；打开门叠置，就是一排整齐的书架、书橱。利用它们作“活动隔墙”，将空荡荡的财神庙，分隔成一间间小办公室，由于它是活动的，随时可以移动，变换办公室的大小、方位，别有风味。找书查资料也颇为方便。
钱英男也将自己的藏书放在财神庙，装满大书架，开架陈列，任师生翻看、借阅。
农经系您着这有利条件，先有了一间间办公室和供本系专用的专业小图书馆。在学校图书馆尚未开放时，它发挥了一定作用。而开架陈列的书架里，还曾“安插”过进步学生金孟武委托代藏的《西行漫记》，可算是又起了另一种作用。

师生共多少
农经系当时教师阵容很强。自1940年农经系定居湄潭至1946年复员止，先后在系任教的有：梁庆椿、吴文晖、雷男、石坚白、张德粹、沈文辅、罗凤超、张之毅、张培刚、张人价、张国维、许道夫、王德崇、谢哲邦、陆年青、钱英男、赵明强、陈豪楚、贾健、李秀云、王培埙、童毓华、陆承祖、张海帆、王章麟、潘家苏、韩仙芝等当代十余位名教授及当时的青年教师（现多已成为教授、研究员、专家）。
同学人数亦多，是农学院学生数量最多的一个系，几占整个农学院学生总数之半。1940-1946年，共有七届学生毕业。在永兴入学而在杭毕业的有三届。这样合计，曾在湄潭、永兴攻读过的共有十届毕业生，总数达298人，另有研究生14人。见下表：

湄潭时期农业经济系历年本科生、研究生毕业人数表

教学认真方法多
浙大是综合性大学。一年级学生不分院系，一起学习基础学科。这对节省师资、保证教学质量、打好坚实的基础，均有莫大的好处。施行学分制和导师制，亦是当时的教学特色。为此，海内外诸多校友，至今都在呼吁母校领导予以重视，考虑恢复当年那种多院系．多专业，学科之间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大学的模式，我等亦有同感。下面谈谈农学院农经系教学上的一些特色。
农学院学生，在一年级基础课程结束后，加授七周的暑假课程，有作物通论、园艺通论、森林大意、蚕桑泛论，畜牧通论及农业经济等六门农业课程，使学生了解农业范围及结构。二年级开始，分系授课，选定正、辅系。我们认为这种正辅系办法是一种培养“双口人才”的有效措施，使学生毕业后就业，有两个专业可供选择。
当时农经系的课程教学，既重视基础知识，也注意拓宽知识面，还强调培养独立工作能力。所开课程有：语文、英文、日文（必修）、拉文、德文、俄文（选修）、体育、植物学、动物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农业概论、畜牧学、园艺学、林学、普通蚕桑、伦理学、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土壤学、肥料学、土地经济学、经济学说、农场管理、农村合作、农村社会学、农村卫生、农村调查、农业政策、农产运销、农产品价格、农业金融、垦殖学、中国经济问题、农业经济研究以及农场实习、论文写作等。在四年之内必须修满150学分以上的课程。
农经系的“农业经济研究”必修课，是一门使同学从搜集资料到撰写论文，经过一系列系统性全能训练课程。同学选定一课题，请导师辅导，在中外书籍杂志期刊上搜集资料、阅读、译摘、分析、归纳，写成初步讲稿，在“农业经济研究”课堂上作读书报告，向老师同学发表自己所作的学习研究心得体会，听取师生意见、提问，作出答辩。课后修改整理成文，可投稿《浙大农业经济学报》，或寄校外报刊发表。
“暑期农村调查”，是三年级学生的无学分必修课。每个同学必须将课堂上学得的理论知识，付诸于实践。从拟表、选样、实地调查，到整理资料、统计分析、撰写报告等，都得经历一番。
农村调查工作常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如1945年7月24日，农学院与全国学生救济总会遵义分会合办暑期农村服务调查队，由蔡邦华院长、农经系主任吴文晖教授、陆年青及学救会总干事纽志芳任指导，农经系三年级学生为队员，开展农村服务。项目有：民众教育、医药卫生、农事推广及病虫害知识宣传。同时，农村调查则有概况调查与个别农家经济调查等，很受群众欢迎，也颇得社会上的好评。
教师备课认真、要求严格，以身作则，当时湄潭无电灯，更谈不上日光灯，教师们每天晚上都在二三根灯草的菜油灯下专心备课。尽管灯光如豆，编写教材却一丝不苟。同时，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在课堂上随时提问，用英文教材的，要求同学课余翻译缴验；口授笔记的，采用不定期抽查笔记，督促同学巩固学习，教师们以身作则，认真负责，带动了同学们刻苦学习、认真钻研、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风。

科研成果和增设农经研究所
农经系由于得天独厚的图书优势；教师阵容强，又认真负责；学生人数多，学风正，又能刻苦攻读，钻研，在抵达湄潭后不久，即展开各项科研活动，进行农家经济及各项社会调查。例如1943年2月5日，农学院在湄潭的学术报告会上，就有：钱英男、赵明强的《遵义之农家经济》，吴文晖、赵明强的《上海之农家经济》，吴文晖、赵明强的《德江之农家经济》， 张德粹、张海帆的《湄潭信用合作社之概况》等论文报告。其它各项科研成果也写成论文分别发表在《浙大农业经济学报》、《中农月刊》、《中农经济统计》、《中大农经集刊》、《四川经济季刊》等期刊和各种报纸上，其中有梁庆椿的《战后经济建设资金需要导论》、《十年来之吾国农村经济》、《农业金融特质之新检讨》、《债券发行条件之比较研究》、《农仓在吾国社会经济巾之特殊意义》等；吴文畔的《中国fHJ 农之地位》、《中国土地改革之途径》、《农村社会学的性质》等；张德粹的《我国政府与农业合作》、《再论合作农场》、《农产价格管制政策》、《我国国民粮食的量与质》等；沈文辅的《世界转化中之农民》、《评〈中国农场管理学〉》、《经济失调声中之原棉增产》等；石坚白的《新县制下农业建设之展望》、《小工业之社会基础》、《论改进我国农场经营之目标及途径》等；钱英男的《评〈合作应用统计〉》、《墟场之初步研究》、《各地物价动态》等；赵明强的《论农工建设之协调及农业工业化的途径》、《吾国水士保持之重要及其对策》、《生活之标准及内涵》、《经济学说中消费与生产之关系》、《农产品之剩余与仓库》、《量度货币边际效用之方法》、《我国后方十四大都市物价变动之分析》等；王培埙的《美国的邮储银行》、《我国粮食进口数量与地域分布》、《金本位的理论与实际》及译述罗苹荪著《就业引论》等；还有郭太炎的《贵州省正安道真绥阳三县蚕桑事业及土地利用概况》、《四川省近年蔗糖产销概况》；滕维藻的《苏联计划经济中农业对于工业化的作用》、《农业影响工业化之理论的探讨》；张志鸿（约翰）的《研究农业成本之基本困难》、《通货膨胀中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变动之理论研讨》；范濂（少卿）的《近十五年来各国统制粮价的经过》、《农场加工成本折算方法的研讨》；杨玉昆的《农业仓库证券》、《评〈不动产抵押银行概论〉》；郎敦铨的《农场资产清查帐之初步研讨》；夏赓杰的《农村副业概况及其改进途径》、朱吉礼的《四川糖业的危机》等等，不胜枚举。
吴文晖教授所著《士地经济学原理》一书，于1945年6月获教育部学术审议二等奖。吴先生还曾接受农林部特约研究“耕者有其田之研究”课题。
1941年，系主任梁庆椿提出增设农业经济研究所的建议，当时得到校、院领导同意，一面积极筹备，一面呈报教育部审批。1942年3 月出版的《浙大农业经济学报》第二期刊登“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规章草案”，为下学期招生张本。梁先生并以《论吾国过去农业经济研究之缺点及增设研究机构之必要》为题，阐明设立农经研究所之重要意义。1942年4月10日奉部令设立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习称“农经所”），梁先生兼所主任。梁离湄后，吴文晖先生接任系主任兼农经所主任，以迄复员。
农经所设有农场管理、理论农业经济、农业金融与合作、土地经济、农产运输与价格五个组。每年招收研究生，这是当时浙大农学院中唯一招收研究生的一个系，在全国也颇有声望。本系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现在全国各地教育界、科技界、银行、各厅局部门，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学生运动中
在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学风感召下，师生们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寻求真理。不仅在教学、科研读方面作出了成绩，在政治上也逐渐成熟。为了抗议强暴，追求真理，农经系师生总是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例如，从宜山迁遵义的迁校停课期间，浙大战地服务团是一次规模很大、影响极深的活动。农经系潘家苏任团长。在开学前，该团赶到遵义，召开总结会议。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不仅使当地军民深受感动，且进一步激发了全校师生的抗日救国热情，竺校长对此大为赞许。
农经系滕维藻、潘家苏担任浙大进步学生社团“黑白文艺社”的第一、第二任社长。他们出墙报，搞宣传，积极参加学运。1942年1月21日、特务非法闯入他们住所，栽赃诬陷。但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竺可桢校长多方奔波，在调查真相，取得栽赃铁证以后召开行政会议，使学校各级负责人及著名教授、学生代表了解事实真相．当教育部派督学来校时，梁庆椿、吴耕民、苏步青、罗宗洛等名教授纷纷仗义执言，抗议暴行。在师生们的共同营放下，潘、滕二人终于无罪获释。
进步社团还有“桥社”、“回声歌咏队”等，都有农经系师生参加，如赵鸿举、王章麟、张秋芳、王玄娥等。
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湄潭又掀起了拥护政协决议和停战令的高潮，去电慰问和支援。在这两次学运高潮中，又有进步同学涌现，如农经系的崔兆芳、李骥、张申等均为其中骨干。

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
竺可桢校长一贯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极重视体育锻练。曾指出：“运动之目的，最重要者是在增进健康，而使读书作事之效能增加。”他强调：没有强健的体格，欲求以自己的知识与技术为国家民族作出最大之贡献是不可能的。并首创全体学生一律参加体育运动的制度，严格执行体育课不及格不得毕业的规定。他以身作则，带头参加体育锻练。
1940年到达遵湄后，尽管学校经费拮据，为了加强体育运动，促进学生健康，竺校长毅然拨款在湄潭购买滨江背山的土地40余亩，建成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并在湄江辟设游泳场。
1942年5月，在湄潭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全校春季运动会。
分遵义、湄潭、永兴3部6个代表队。湄潭得径赛团休总分第一。杨玉昆（农经42届）独得中长跑4个第一，奠定夺魁基础。其他农经系的吴大炘、雷骏谦擅长足球，潘家苏、郭太炎长于篮球，王培埙是乒乓健将。之后，农经系学生人数大增，体育健将更是人才辈出。
农经系学生没有因体育不及格而延迟毕业的。

关于农业经济学会
农业经济学会是农经系师生共建的研讨学术、联络友谊的组织。它在农业社会系（1936年改称农经系）成立之初（1927）就已经创建。农经系到湄潭安定下来后，随即恢复了这一组织，并编印《浙大农业经济学报》和《农经通讯》。
《浙大农业经济学报》从1941年3月刊出后，年出一期，迄1944 年第4期止，共刊出师生著作计有：论著23 篇、书报评价5篇、调查报告5篇、译述8篇，文艺23篇等。
《农经通讯》经常发表校内外师生的事业成就、生活动态，校内外会员信息，开展体育竞赛和演出，组织郊游、联欢等活动的报导。
当时湄潭还没有电影院，但却有着美丽幽静的天然郊游之处，如风水联堡、观音洞和百鸟归林等。农经学会经常藉郊游活动加强师生间的联系。在幽静的天然美景中，常有小型多样的文娱活动。
此外，值得附带一提的是在龙泉分校的农经系二年级同学。
他们组织了“农经学会龙泉分会”，出版《农经通讯》刊载讲稿、论著、消息、会务等，颇为活跃。

昔日师生今何在
自1940年抵湄到1946年复员离湄止，先后在系任教的教师共有27人，只赵明强一人尚留系任教，现虽高龄退休，仍继续工作。
两位系主任均已年过80。梁庆椿先生在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退休后，又出任卢瑟·赖斯学院经济学教授3年。现定居华盛顿，终日遨游于书海之中。吴文晖先生于复员后，转任广州中山大学农经系主任；后该校与岭南大学农学院合并，改称华南农学院，吴先生继续执教，现已退休。
张之毅先生现在外交部工作。张培刚先生任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
陆年青先生于复员杭州后，由台湾土地银行借调，任该行专员兼业务部、农贷部副经理、研究室主任，并曾任台湾大学农经系教授，法商学院土地行政系教授、文化大学土地资源系教授兼系主任等职。著作极多，现已退休，定居美国。
钱英男原从银行退休、现住杭州。
吴大炘、李秀云二先生留美归来，在北京中国农科院任研究员，已退休仍返聘工作。
王培埙、王玄娥先生分别在国家统计局贸易物价司和农业司任职，现已退休。
滕维藻先生在天津，先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校长，现为南开大学名誉校长。
张志鸿（约翰）在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教授，近又兼任华东化工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范濂（少卿）在河南任省人大副主任。朱吉礼任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现退居二线。王伟民任广州金融专科学校校长。左国金任广西农大农经系主任。赵鸿举在农牧渔业部社队企业联合公司。……等等，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还有在台湾工作的校友。如：杨玉昆，原在台湾省政府农林厅、农复会、中兴工程顾问社等处工作，曾五度担任农艺技术团团长，派驻越南、菲律宾、泰国、约旦及印尼等国。驻国外十余年，新近在台退休后去美，定居加州。又如张勤民在台北中央信托局研究室。何淑珍先后任台湾省立虎尾女中、台中女中校长，现已退休。廖士毅历任台湾省立农学院农经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兴大学农经系教授兼总务长、农产运销学系主任。在台的还有：郑润生、戴善学、邹道清、杨开雄、薛寒青及庄振贤等，都在行政和事业部门担任重要工作。
在美国定居的有：赵清源，任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教授并从事研究，曾回国讲学；金能旺任职于美国农业调查局，1984年应国家统计局及联合国在华开发计划署之邀请，返国讲学，作文化交梳，以及姚心平、龙雅娱、王福增、高德根、夏明耀及汪亚荪等。他们都在事业成就的基础上安度晚年，乐享康宁。

情谊深厚话贵州
在浙大抵遵湄之前，曾在浙大农业社会系（农经系的前身）任教的雷男老师，早在1938年出任过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随后毕业于农经系的陆年青、熊良、张羽生诸先生陆续前往任职，从事贵州省的农业经济研究工作，先后写出了很有实用价值的论文。如陆年青的《贵州省农业普查报告》、《贵州省十市场农产品市场价及产销研究》、《贵阳市之粮食问题》；张羽生的《贵州之农村借贷》等。浙大农经系与贵州省的农业经济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从1940年浙大迁至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到1946年抗战胜利离开贵州返回杭州，这段时期是我国最艰苦的抗战时期。可是浙大在那里却赢得了“东方剑桥”的美称③，在这艰难的岁月中，农经系为贵州培养出了大批出色人才．有大专院校的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有科学院、研究所的院长、所长、研究员；有银行，公司的经理、董事；有行政管理部门的厅、局、处长，还有专家、学者、援外专家队队长等等，遍布国内外。无可否认，这是浙大“求是”校风熏陶的结果，能培养出了大批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既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又能不断追求真理的人才，真是人才辈出。同时也无可否认，这和遵义、湄潭、永兴所提供的物质环境条件是分不开的。在当时说来，贵州不是富裕省，可是贵州人民刻苦耐劳，诚挚朴实，无私地为浙大提供了生活和办学的物质条件。师生们不会忘记，在湄潭西门外集市上，大量供应价廉物美的金盖梨、板栗等各种干果、水果，它们是以箩筐计量的，还有大量的粮食、蔬菜。更使人不能忘怀的是那恬静的生活环境，幽美的天然景色，总之浙大能安安定定地进行教学科研活动，能培养出这么多遍布国内外的杰出人才，得感谢贵州人民的深情厚意。怪不得每当我们40年代的浙大师生相遇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说，呵！遵义、湄潭、永兴，多么值得回忆呵！可爱的第二故乡，我们感谢您，我们永远思念您，真想回到您身边，再看看您。事实上，在农经系离别湄潭后，还有不少农经系毕业同学扎根在贵州，也有到杭州毕业后重返贵州安家落户的。他们都兢兢业业地为贵州省的文化科技经济建设等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如幸必达在贵州遵义财贸学校任校长，还是贵州浙大校友会会长。萧兆龙、蔡纯武在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郎敦铨在贵州农大任教授兼系主任。丁镭在贵州省农业厅。许学勤在贵阳电线厂。袁国梁、陈玉伦、葛世泽、杨邦选都在贵州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何大堪在贵州省作家协会。他们都是当年农经系的毕业生。现已全部是高级职称，仍继续担任工作。农经系师生与贵州省的情谊，算得上是情谊深厚、源远流长了。遵义、湄潭、永兴，您是祖国的一块宝地，我们怀念您，祝愿您今后更加繁荣。

后记：
回忆战火弥漫的抗战时期，随校迁移艰苦奋斗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但认真思索，却感印象重叠、交叉、不易理清。乃求索于文献资料，则又多残缺，偶或相互矛盾。因此，本文不全面是肯定的，且容有不符事实之处。是则亟盼昔日师友，不吝赐教，惠于斧正，毋任感幸！

本文参考资料：
1.《竺可桢日记》
2 《黔北风云》
3.《浙大校刊》
4.《浙大农业经济学报》
5.《中农月刊》
6.《中农经济统计》
7.《国立浙江大学》（台湾浙大校友会编印）
8.《浙大校友通讯》（浙大校友总会编）
9.《浙大校友通讯》（台湾浙大校友会编）
10.《北美浙大校友通讯》
11.浙农大的杭州、北京、上海、江苏、安徽、贵州等地的《校友通讯录》
12.《农经通讯》（农经学会编）

（本文作者：
钱英男、浙大农经系1936届毕业生，现已从浙江工商银行退休
赵明强，浙江农业大学教授，浙大农经系1938届毕业生）

① 校庆是原为8月1日，乃1927年第三中大学成立之日。但该日适在假期，故过去未曾举行纪念。1945.6.2校务会试决定以4月1日为浙江大学校庆日。
② 1938.1l.9，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校训
③ 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于1944年初冬应浙大校长、中国科学社创建人之一竺可桢之邀，来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卅周年纪念会并参观浙大科研情况。他到湄潭，经过参观、考察，发现了中国在这样一个偏僻地方，有一座类似英国剑桥大学似的高水平大学，赞誉浙大是“东方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