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撤退：浙大西迁往事
2017-09-25 作者：黄康 来源：中国经营网
2017年7月，浙江大学一名在读生参观上饶林和顺博物馆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件印有原浙江大学教务长苏步青先生赠予当地乡绅的茶壶，这件茶壶的来历引起了他本人及浙江大学官方的浓厚兴趣，而背后却隐秘着一段师生历经生死、关乎浙江大学命运转折的历史时刻……
图为苏步青赠送林和顺一把乾隆年间烧制的茶壶，上面印有“顺林叔 惠存；侄步青 敬赠 廿七年夏月”字样。
将时钟拨回80年前，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以重兵进攻上海。8月14日，日军首次轰炸杭州。南京、上海、杭州沿线敌机肆虐，战争空气弥漫东南各省。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各所高等学府也面临抉择。在杭州，虽然敌机侵袭，警报不断，但浙江大学的师生们在日机狂轰乱炸的间隙，警报一解除，仍然照常上课。到11月5日，敌寇在浙江、江苏两省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离杭州仅120公里，学校才决定举校迁到建德县。
从11月11日开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教务长苏步青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分三批出发，并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开始了举校迁徙建德。
建德在杭州西南约120公里，古称严州。浙江大学在建德上课一个多月，大致完成了这学期的教学。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沿长江西迁移，同时，苏州陷落，日寇南侵，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
12月24日，也就是杭州沦陷之日，学校撤离建德，师生们离开浙江，走上了一段极为艰难、且关乎浙江大学生死存亡的赴赣旅途。
艰难赴赣
“前有大山阻隔、后有日军进逼”，且时值隆冬时节寒风冻雨，师生们赴赣之路走的十分艰辛。
当时，随校西迁的学生有460人，加上教职员工及家属，踏上西迁征途的有近千人。12月24日，师生们开始从建德出发赴赣，随行的还有700多箱图书仪器，恰逢日寇敌机疯狂轰炸金华之时，城内创痕满目，竺可桢校长险些遇害，且有几名学生被炸身亡，所幸大批师生安然无恙。
转瞬之间，日寇越钱塘江而直指金华的消息不胫而走，搞的人心惶惶。此时，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客货列车均已停开，人民逃难如潮。
铁路未通之前，师生们只得集结在金华的几个临时处所。由于柴米难得，许多人早已空腹多时。加上时值寒冬，缺医少药，敌机随时侵扰，师生们只能冻坐终夜。
随后，师生们开始分批奔赴江西，有的交涉兵车赴行；有的沿铁路“安步当车”；还有的攀上煤车、敞篷车、难民车一路西行，冒受风雨，尝尽饥寒。
此外，有一部分尚在建德的师生，听到金华被炸的消息后，便要所乘船只，溯水路直抵衢县，转到常山，再设法赶赴江西，几经周折，大部分师生都于12月29日分批抵达江西上饶。
图为第三战区司令部第四运输总队徽章
与此同时，1937年12月6日，江西上饶广丰人氏林和顺接到浙江游龙一乡绅的电报，大致意图是：“需要他帮助接待一批浙江大学西迁的师生”。
林和顺以贩运军粮起家，随后走南闯北逐渐将生意做大，成为上饶当地显赫一时的商界名流。因与龙游乡绅有食盐业务往来，故双方关系熟稔，而这名龙游乡绅又与祖籍浙江、时任浙江大学教务长苏步青颇有交集。
信件读罢，受人重托的林和顺顿时面色凝重，近千人师生规模庞大，吃喝住行一应接待难度可想而知，他随即关照好各个商铺事宜后，就返回老家广丰湖丰镇，与家里及其他乡绅一起腾出房舍，准备接待事宜。
1937年12月29日，师生陆续抵达江西上饶，林和顺与苏步青商量安置事宜，并提供了纸张笔墨、洋火灯具等生活用品，还捐赠衣物，延请中医给一些师生看病问诊。
当晚，林和顺杀猪招待，让师生们饱餐一顿。次日，又送米油与蔬菜上门，并联系私塾房舍供师生们上课、备考。
然而，突如其来的风雪让师生们暂困于上饶，加上西迁车辆并未落实，故在上饶滞留了十一日。
生死追击
从1937年12月29日至1月8日，在这十一天里，浙江大学师生们一同经历了一段事关个人生死与浙江大学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西迁岁月。
这是微章拓片
这批师生西迁出逃引起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的高度关注，他下达追杀令，并渡过钱塘江进行追击，一定要堵住师生进入江西腹地。
然而，上饶是浙江进入江西的门户，此外，当时上饶玉山亦是浙赣铁路总局所在地，因此，浙江大学师生希望通过铁路西进进入江西腹地，彻底甩掉日军战机的追击。
当时，杭州的笕桥机场已经被日军控制，而日军昼夜不停地从笕桥机场派遣飞机轰炸金华，意图志在夺下临近江西的衢州机场，从而打通进军江南腹地之路，同时截住西迁的浙江大学师生。
与此同时，日军飞机日行300余公里，从笕桥机场出发，对上饶地区浙赣交通沿线进行轰炸，企图阻止师生西进。形势急转直下，师生多在上饶滞留一日，一旦日军拿下衢州机场，上饶危矣，浙江大学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而在师生驻地上饶，日军特务分子早已盯上这批师生，他们每日假扮流动商贩在此刺探军情。因此，尽快离去就成师生西进的当务之急。
为此，竺可桢校长拿着当时国民党行政院的手令，找到当时驻守上饶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长官，联络火车事宜，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
随后，苏步青找到林和顺商量西迁火车之事，他深知已年过古稀的林和顺不仅是富甲一方的商人，也与当地的军务长官、政府各机构之间的人脉熟稔。
林和顺随即拍电报给他的外孙女婿程荣昌，告诉他事情原委，请他务必帮忙，促成此事。当时，程荣昌任上海水上警察署署长，他与军统同学张超均出自戴笠门下，两人关系甚密，而张超时任第三战区政治督导室专员，亦是时任第三战区主管运输部队的中将参议何绍九的左膀右臂。
有了这层关系，此事才有了转圜的余地。
在张超以及何绍九等当地军界“大佬”的斡旋下，师生西进出现转机。随后，张超告诉程荣昌，目前浙赣线经常遭到日军飞机袭击，军运十分紧张，要解决火车车皮十分艰难，但自己正在想办法，请他们安心等候消息。
1937年1月6日，张超协调出第三战区司令部运输第四总队一列运送武器的军列，共计14节车厢，并将武器一一卸下。并给每一名校官都佩戴一枚由运输第四总队发放的微章，有了它，师生登车西进即可畅通无阻。
但日军依旧咄咄逼人，出动战机对上饶枫林头、广丰金桥、玉山冰溪等浙赣铁路沿线轰炸甚密，致使许多铁道路段损毁严重。
抢修铁路，争取时间刻不容缓，所有官兵都抱定：“只要保护这批文化人余脉，中华民族复兴才有希望”的高尚信念。
图为林和顺为答谢张超夫妇特意在景德镇为其烧制的，出自珠山八友之一田鹤仙之手的瓷板画。上面题有一首诗：“老树已成铁，逢春游著花。荡开皆五福，先到古人家。”
当时，参与抢修浙赣沿线的官兵是陆军独立团工兵一团，他们隶属第三战区，同样同仇敌忾、视死如归，曾誓言：只要工兵团在，日军炸毁一处铁路线，他们就抢修一处，直至全部修复。
1月7日，工兵一团连夜抢通了浙赣线所有被炸毁的铁路线，而第一趟列车就是运送浙江大学师生及众多图书、仪器的专列。
当晚，考虑到日军的间谍活动，林和顺巧施“迷魂阵”，他们大摆香案，请了一班道士来驱邪避灾，也请了一批赣剧戏班进行表演，以掩人耳目。
登车西进
当夜色越来越黑时，7日凌晨时分，师生们开始陆续登上了西进的列车。全部14节车厢除百余名师生外，还包括《四库全书》在内众多图书、科学仪器等。
此时，日军已经夺下衢州机场，正准备清晨出动飞机轰炸师生上饶住地。得知浙江大学师生凌晨已登上列车再度西逃后，日军恼羞成怒，于1月8日清晨，日军出动三十余驾飞机，开始了疯狂报复，对上饶、玉山等地进行轮番轰炸。
图为程荣昌夫人赠送给张超夫人李琦萤，且出自珠山八友之一田鹤仙的一把茶壶。
据史料记载：上饶水南街蚊虫坑被炸死300余人、皂头小学死100余人、玉山四股桥死100余人。危难只在旦夕之间，均是与时间赛跑，稍有不慎，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幸，西行的列车将他们安全送至江西樟树，这才成功脱险。并马不停蹄赶往吉安、泰和，继续在江西流亡办学之路。
苏步青在离开上饶之前，他深知林和顺在此事上费尽心思，出力甚多，使全校师生性命得以保全，为了表示谢意，苏步青特意从别家瓷行购得一件乾隆年间制作的矾红双龙刻花指压壶赠送于他，供其把玩，以表谢诚。
赠送茶壶风潮在民国时代盛行，尤其在上层阶层颇为流行，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民国一把壶”，意指名人或富商之间的交往礼仪，最贵重的就是赠送一把壶。
而这把茶壶就是文章开头那名学生亲眼所见的壶，至今保存在上饶林和顺博物馆内。
与此同时，林和顺为了答谢张超从中牵线搭桥，也赠送给他一件瓷板画及给他夫人一把茶壶。在整个过程中担任运输工作及抢修铁路的第四运输总队和工兵一团的官兵们，均受到了林和顺家族的礼遇。
在江西历经苦难，饱受奔波之苦的浙江大学师生们，随后又踏上了一段艰难征程，奔赴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等偏远山区之地，总算在流亡办学中不断崛起，谱写了中外高等教育史上“文军长征”的辉煌篇章。
手记：小文物寄托国家复兴大希望
2008年清明，作为林和顺的后人之一、上饶林和顺博物馆馆长刘智勇回老家广丰祭扫时，在老宅子里发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文物。
其中，两把茶壶，一把是时任浙江大学教务长苏步青赠送给他曾外祖父林和顺的，产自乾隆年间的茶壶；另一把则是他大外公程荣昌夫人赠送给张超夫人李琦萤的，且出自珠山八友田鹤仙的作品。
林和顺博物馆馆内一角，墙上挂的均是时任第三战区主管运输部队的中将参议何绍九收藏珠山八友之一田鹤仙的字画。何绍九、张超与林和顺家族渊源颇深，交往甚密，均有收藏字画、古董的嗜好。
还有一块瓷板画也是出自田鹤仙之手，是林和顺为答谢张超夫妇特意在景德镇为其烧制的。此外，还有一枚遗留下来的运输第四总队微章。
这批文物牵扯出浙江大学在西迁过程当中一段十分隐秘的往事，而这段历史至今在浙江大学校史馆里是一段空白，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浙江大学校史馆开始接触这批文物，旨在还原江西那十一日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
而作为林和顺的后人——刘智勇从小在外婆林春花（林和顺小女儿）及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逐渐熟知了这段历史，而这批文物的发现，也填补了浙江大学师生们在江西上饶经历十一日生死存亡，最终成功大撤离的历史全过程。
刘智勇告诉笔者：“在当时那个动乱年代，这批浙江大学文化人显得弥足宝贵，保护他们，就是保住了国家希望，因为他们都是精英，可以用知识驱动并改变国家命运的人。”
此话不虚！随后的历史验证，这批学生中涌现出像“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以及院士夫妇谷超豪、胡和生等等杰出之辈，均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才。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西迁期间在浙江大学任教，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以后的院士的就有28人。由于人才辈出和科研成果卓著被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今年，恰逢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浙大西迁”80周年，浙江大学历经四次大规模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闵、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最终抵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
经历西迁，浙江大学从此完成蜕变：科研成果影响广泛、学术百家争鸣，杰出人才辈出，它由一所地方性普通大学，一跃成为最著名的几所全国性大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