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蔚彦｜我的祖父孟宪承
（作者系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我校首任校长孟宪承之孙）
第一次见到祖父，应当是在杭州，但我只记得西湖泛舟，还掉了一方手帕，当时我四岁。现在每当想起祖父，就会想到华东师大河畔带花园的小屋，我在那儿度过多少周末和暑假。每逢祖父去北京开会，我就去陪伴祖母，晚上就睡在祖父的大床上。再后来，祖父祖母搬出校区，和我父母同住，我和祖父曾有朝夕相处的机会。在祖父还存世的后人中，我大概算是最“了解”他的人了。追忆起来，我记忆中和祖父直接的交流不会超过十句话。我只能将我所知道的祖父，零零星星写下来，告慰逝者，也给四十年来还在怀念他的人留下一点文史资料。
祖父和他的父亲
祖父幼年丧父，与他二十一岁就去世的父亲实在是缘浅。
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盐湖城美国家谱中心找到1928年版的《孟氏宗谱》，开宗第一人为孟轲，接着找到了我祖父（孟宪承）和我父亲（孟永伟）的名字。按家谱，孟轲第四十七世孙仁仲公封信安郡王，靖康之变，随宋氏南渡，镇守吴地，入籍于吴，其五世孙养静公迁往常州，养静公第十八代孙为文鏕。文鏕“少孤失学，弃书服贾”，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发妻离散后，娶奔牛张氏。张为富家女却安于夫家的清贫，一生扮演孟母教子的角色。三个儿子经她的调教，果然脱颖而出，一表人才。三兄弟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曾有好事者写成“孟氏三兄弟”小说，20世纪30年代连载于上海报纸。长子孟森和次子孟昭常曾任晚清咨议局议员。孟森，字莼孙，别号心史，为北大著名教授，清史泰斗。
三子孟鑫，子潮生，1875年生于杭州。十岁丧父后，母亲张太夫人便安排他随长兄孟森读书，因为家里已经请不起塾师。鑫“天才绝异更胜于其兄”，十五岁“应童子试”为第一名，十八岁“应有司试”，初试又是第一名，两位兄弟伴他去复试，不料因为大意误时，赶到考场，大门紧闭，鑫居然“绝不相尤”，慨然曰，“来年考试第一名还是他”。同乡刘厚生劝他，话不可以这么说，因为“文字求知权不仅由我”，孟鑫不做争辩，来年考试，果然第一。1894年孟森与孟鑫同时参加乡试，孟森打算玩掉包计，将自己的文稿与孟鑫对调，孟鑫却相信自己的功底，假装答应，实际上提前誊清交卷。考后孟森要来孟鑫文稿，大骂不通，“辱没我家”，取出家法，击掌心十下。孟鑫欣然受之。
孟鑫的试卷，江南正主考冯汝骙“激赏之”，准备拔为第一名，而副主考黄绍第则认为“此卷才气佳，定系不得志之老名士游戏三味，文体过怪”。黄建议，仅授副榜举人。发榜后，才知道这位“不得志老名士”年仅十九，两位考官“相顾失色，谓不料黄口小儿，如此儒雅”。从此“常州三孟名声大噪”，而孟鑫“白眉为最”。但是副榜举人不得再试，形同落榜，孟鑫气盛心傲，如何受得了如此打击，不到两年便一命呜呼，短促一生埋没在科场。他去世后，书商争相刻印他的文章，读书人据为范文，而母亲张太夫人“痛绝，眠食失常，累年不解”，孟森与孟昭常“百念俱灰”，此处“百念”应当包括孟森兄弟的功名心。后来孟森作为历史学家，猛烈抨击科举制度，当有为早夭的兄弟伸冤的深层含义。
1928年出版的《孟氏宗谱》，孟森作序，自称“迁常十九世孙”，按此推理，孟森与兄弟孟鑫当为孟轲七十代孙，孟鑫的儿子当为孟轲七十一代孙。孟鑫的儿子便是孟宪承。
祖父和他的母亲
因为家贫，母亲张太夫人安排次子孟昭常入赘吴家，三子孟鑫则入赘杨家。杨家为常州望族，住常州青果巷西庙沟，祖上有皇帝赏赐的杨园在常州东门。主人杨性泉为常州举人，曾任扬州知县，这是肥缺。杨家育有一女三子，三子个个一表人才，均去日本留学法律，大儿子杨治坚，参加同盟会，后由孙中山派至上海任审判厅厅长。杨家唯一的千金知书达理，久闻孟家少年才华横溢，媒人前来说合前，她早就心许了。成婚后，伉俪甚笃。据说孟家祭祖，孟森与钱氏，孟昭常与吴氏，出场时相视如路人，只有孟鑫和杨氏，亲戚回忆说，“两人勾肩搭背”，遣词未免欠雅，但是传神地描摹出小儿女的亲昵。当时两人不过十八、十九岁。
杨氏1894年生下男儿，取名宪承，字伯如。本是尽享天伦之时，但天不假年，1895年，孟鑫英年骤然去世。孟宪承自小与杨家兄妹一起长大。笔者曾采访杨家后人，据其回忆：“杨老太太自己眼睛瞎了，对儿子宝贝至极，夏天打扇驱蚊，冬天亲为生火防冻，宪承足不出户，任凭杨家三个孩子在窗外戏耍，充耳不闻，杨家大太太曾赞叹：‘从来没见过这样用功的孩子，真是孟夫子家的后代’。”
孟宪承七岁入私塾，后入常州府小学堂，再入南洋公学（中学部），1911年9月毕业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6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圣约翰大学，9月任教于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生中有梁实秋等。梁实秋在《雅舍杂文》中《清华七十》一文里写道：“在中等科教过我英文的有马国骥、林语堂、孟宪承诸先生……孟先生是林语堂的同学，后来成为教育学家，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记得孟先生教我们读《汤伯朗就学记》，这是一篇文学杰作，写英国勒格贝公共学校的学生生活，先生讲解精详，其中若干章节至今不能忘。”
1919年至1920年，孟宪承入美国华盛顿大学，师从杜威博士，主修教育，副修哲学，一年内修满十七学分。课余与俞庆棠合译杜威著作《思维与教学》、克伯屈著作《教育方法原论》，均交商务印书馆，分别列入“汉译世界名著”和“现代教育名著”丛书出版。1920年11月去伦敦大学深造，研究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育学等，1921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被母校聘请为教授兼国文部主任。
杨氏生子育子，一生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望子成龙。寡母孤儿，相依为命，杨氏思念往昔夫妻恩爱，叹息命运不可预测，黯然泪下，久而久之，眼睛哭瞎了。她每年要去茅山进香，住一两个月。后来孟宪承给她的私房钱，全部捐献给苏州寒山寺，期盼着“下辈子我的眼睛就亮了”。
我当然没有见过太祖父和太祖母，但我见过两者的照片。发黄的照片上，孟鑫头顶盘着辫子，眼神似乎未脱稚气。照片上的杨氏却不敢抬头，侧目，若有所思。
祖父和祖母
1914年孟宪承迎娶谢纫惠为妻，婚礼在上海爱文义路孟昭常家举行（证婚人是郑孝胥），由此结成一段长达53年的良缘。祖父终其一生，穿的是祖母手制的布鞋，即使出洋，外面套的是西服，里面还是祖母手缝的粗布衣服。被褥都是祖母亲手浆洗，用的是面粉，干了的被褥僵硬冰凉。祖父的早餐必定是祖母用铁丝夹在煤气灶上烘焦的面包，一点奶油和一杯牛奶。这大概是西方生活在祖父身上留下的唯一印记。在旧上海，一次去看牙医，因为一身布衣，身旁的洋人不时假以白眼，待祖父取出洋书来读，洋人便来搭讪，祖父开口便是纯正的英语，洋人肃然起敬，没有想到身边的“土佬儿”，实在是个“洋秀才”。
祖父生性拘谨，不苟言笑，祖母则豁达开朗，练达于人情世故。1967年夏天，特别闷热。一天晚饭后，祖母先去睡了，一觉醒来，发现祖父床上是空的。祖父还坐在阳台上，斜倚在藤椅上，还夹着一支烟，人已经昏迷过去了。因为脑中风，他昏迷了十天，再也没有醒来。
大殓时，租用了胶州路殡仪馆的一间小厅，在场的只有至亲，十人左右，祖父裹了一身厚实的毛装，帽子压低了，脸上化妆后不自然的红艳。祖母没有哭泣，只是拽着祖父的手不断呼道：“伯如，伯如。”文革后，为祖父平反，另开追悼会。他的骨灰一直安息在苏州，由先后去世的祖母和我的父母陪伴。
祖父和我的父亲
我父亲从小醉心的是建筑，可惜建筑系只读了一年，因为肺病辍学，病愈即转入经济系，当然也出于求职容易的经济考虑。毕业后他在一家私人银行做小职员。当时祖母的妹夫（香港中国银行董事长）提议为伯父和父亲安排去英国留学金融，但伯父讨厌算账，而学经济出生的父亲却向往“解放区的天”，两兄弟都放弃了机会。1949年后父亲被调入区政府的财会办公室，1954年加入中共，后升等为副科级。
星期天，一家四口去华东师范大学，整个上午母亲在厨房帮助祖母料理午饭，父亲则陪着祖父在客厅说话，祖父一边吞云吐雾，一边高谈阔论，父亲端坐着执礼恭听，哥哥和我或者在祖父的书房翻书看，或者穿过花园来到河边打水漂，那是茅盾《子夜》里写的丽娃河。
父亲的死与曾被红卫兵打断的腿有关。半夜起来用厕所，不慎跌倒，那条打过钢钉又拆去钢钉的腿再次折断。天亮才转送医院，因为水泥地上躺了太久，着凉转为肺炎，腿断了，人坐不起来，痰无法抽取。他走了，拖着那条断腿。但父亲走得坦然，没有牵挂和芥蒂，预立了遗嘱：“不开任何形式的追悼会。”祖父去世时，父亲在日记本上写了几首悼念诗，被红卫兵收去罪加一等。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悼念诗，但还记得父亲写给我的一首诗，1986年他回忆18年前“身羁牛棚，罹受迫害，批斗归来，冥坐一室，万念惧灰”的情景，写了一首五绝：“幽兰临深渊，流水空涓涓。无谁怜香洁，一任风雨寒。”
祖父和我
圣约翰大学1879年为美国主教Schereschewsky创立，起始不过是一所中学，真正的发展始于1888年，是年卜舫济出任校长，他上台后，扩建校舍（校园占地45英亩，约270市亩），增聘教授，扩展课程，圣约翰大学从此成为上海最老、最富盛名的教会学校。虽然在学术水平上，和北平燕京大学不可比拟，但是中国学生选择圣约翰大学，是将它作为留美深造的第一步。达官贵人纷纷将子女送入，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自成一帮，当时媒体称为“St. John’s Cliques”。1915年祖父在校期间，译《太平天国外纪》交由商务出版。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英租界巡捕公然在南京路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示威者开枪酿成血案。受伤者之一为交大学生聂光墀，聂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附中，当他高举满是鲜血的双手，向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哭诉血案的经过时，校长卜舫济赶来要将聂赶出校门，激怒素来循规蹈矩的圣约翰学生。6月1日午，“孟宪承以国文部主任的身份召开圣约翰大学教授会，会上慷慨陈词：‘假如做一个学生，只知自己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而不知是中华国民，看到同胞为外人屠杀漠不关心，这对我们平日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将无法自圆其说，今后我们也无颜再以学问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当晚卜舫济主持中外籍教授会，会上钱基博教授谴责了租界当局的暴行，要求校长理解学生。“担任翻译的孟宪承教授一边翻译，一边流出了眼泪，最后语不成句。”当晚，会议付诸表决，三十一票对十九票通过决议，罢课七天，学生可以参加反帝运动，期间并可在校内留宿。卜舫济还勉强同意学生将中国国旗降半旗以致哀。但是上海美国教会主教不同意，认为此举将被视为“圣约翰大学的政治表态”，可是主教自己早已表了态，他说：“租界巡捕极为克制，即使被击倒地，也不开枪，结果不得不动手以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租界。”6月3日，圣约翰大学学生发现旗杆上空有美国国旗，而中国国旗不知去向，遂去质问卜舫济，卜舫济下令不准降半旗，学生取来中国国旗，安放在礼台讲台之上，行三鞠躬，卜舫济又赶来宣布“解散集会，学校关门”，此时中国师生终于忍无可忍，522名中国学生，包括即将于七月毕业的学生，在十九名中国教师的带领下，步出学校，领头的为钱基博和孟宪承。他们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发誓“以后不再进入任何外国教会学校”，同年八月，他们自行创立“光华大学”，孟宪承为十二人筹委之一。
卜舫济和该主教都相信，“整个的事件为共产党学生操纵”，但他们未必理解，为美国教会一手培养，为母校所器重的时年三十一岁的孟宪承会如此激烈，孟宪承信守自己的诺言，拒绝和外国教会学校再有任何来往，拒绝工部局的礼聘：担任待遇极为优渥的华人教育总管。他安于布衣生涯，教书育人（曾任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的教授），著述译述（《西洋古代教育》、《现代教育学说》均由商务出版）。1942年内迁湖南，以部聘教授身份在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7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讲授西方哲学史，强调要结合外国的研究生制度和中国的书院办学。他曾为蒋介石召见，蒋长袍马褂，表示礼贤下士，但祖父坚决谢绝中将衔的“中央政治教官”一职。祖父曾在苏州家中设一秘密书房，与从“反省院”释放出来的章汉夫研究马列，章汉夫为我祖母兄长之子，我父亲的表兄，曾在外交部任副部长，文革期间遭四人帮迫害致死。当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时，祖父积极掩护营救进步学生。杭州解放后，出任浙大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9月调上海，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据说为陈毅、谭震林推荐，10月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上述这一段历史，一半是我自己后来到了美国查找资料（包括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所得，一半是我父亲告诉我的。至于祖父，他对这一段历史从未有过片言只语。因为代沟的缘故，我们祖孙之间极少对话。记得小时候曾打开他的写字台，第一个抽屉是空的，里面只有一本他游欧时带回来的相册，开卷第一页便是巴黎的铁塔。有一次在他的书房，翻到一本法语的教育史，还是毛边的装帧，正好祖父进来，叹息说：“法语不用，全忘了。”他回忆说，当他在日内瓦任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秘书时，曾进戏院欣赏法语的戏剧。20世纪40年代他就和堂兄们一道在上海请白俄教俄文，白俄相当奇怪，问，中国人都姓孟么？我曾在他的书里翻到一张他手书的俄汉植物名称对照表。当时华东师大聘请的专家——列宁格勒师范院校教授列别杰夫曾经对祖父说：“你们去苏联，不需要翻译。”祖父有极好的英文，我姑婆蕴佳曾问他：“中国人常说的‘弄’、‘搞’，英文怎么翻？”祖父脱口而出：“manage。”笔者小时候曾亲见他一面收听外电广播，一面给祖母同步翻译美国的新闻报道。
他读文学著作，曾经说：“我不弄文学太吃亏了。”他以娟秀的字迹做笔记，几十册硬皮的笔记本，连同许多未发表的论著，文革期间不知去向。1954年—1955年间，他编写《中国教育史纲要》，作为高校交流教材，强调“原始性、关键性、启发性，转折关系要讲明”，他清晨即起工作，结果祖母四点起床，在书房生火，书房很冷，平时他很少用，书房四壁是书，大写字台上往往搁着祖母晾晒的黄豆。
我曾采访过他培养的研究生。他开研究生班，指导教育原理、中国教育史，为全国重点学科，他的学生曾有回忆：“第一次研究生课，黑板上板书工整六个字‘古代历史材料’，没有一句客套话，讲课有条理，一句是一句，两张报告纸是全部提纲，发挥得淋漓尽致。再也没有一个老师讲一堂课，可以如此自始至终吸引着学生，他的旧学底子厚，儒学和清代的考据学左右逢源；他中英文俱佳，作报告二三十分钟没有一句废话。”他带的五名研究生后来都成为教授，其中三人为博士生导师。1961年，与陈学恂编写了《中国历代教育史资料》，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他完成于1963年的《中国历代教育文选》，该书1989年又由台湾五男图书出版公司作为大学用书出版。
现在读祖父的传记，更多的是提到他1949年前的旧作。他的挚友历史学家吕思勉，当时住在苏州。每次来上海上课，一定要品尝“孟太太的菜”，而后和祖父做学术上的探讨，吕的著作《雁石杂记》和《雁石续札》都是这些谈话的启示。吕先生去世后，很少再有人同祖父探讨学术问题。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想，祖父在研究什么，思索什么，在孜孜不倦什么，可惜我已经无法再作探究。不过我相信，在他的晚年一定是无可排遣的落寞心境。
祖父处世行事一贯低调，华东师大为他立铜像，他若有知一定不肯。但因为铜像，他得以停留在他一生停留最久的“驿站”，得以和他所挚爱的师生相守在一起。祖父会高兴的。
本文刊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