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前辈 期望当代
–缅怀我国前辈农业科学家
高亮之
（本文得到我院冷福田、汤玉庚、吴光南、钱思颖、郭绍铮、杨运生、袁丛Yi、历以仕、阮德成、茅鸣皋、顾本康、黄骏麒、曹暘、汤邦根等多位先生的补充、修改，并参照了祝兆其先生所整理的《中农所史料》。为此，特深表感谢。）
一. 编辑本书的由来和过程
这本书是由江苏省农科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院老科协’)负责编辑的。在2004年江苏省农科院庆祝成立70周年时，院老科协在它的会刊《金秋通讯》上，出了一期专刊。我写了一篇回忆几位老领导、老专家的文章。几位所长看后认为写得很好，要求我到所里给年轻人讲一讲，说是对他们有益。《金秋通讯》上还登载过几篇怀念已故老专家（如朱凤美、梅藉芳等）的文章，大家反映都很好。在这个背景下，我与院老科协几位理事商量，是否组织更多的老同志，为农科院已故的老领导、老专家出一本怀念文集。他们都表示赞同。这件事后来在理事会上得到一致同意。我们向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严少华院长和宣荣书记都有批示，表示完全支持，并指定由院办和党办协助完成。我们组成一个编委会，有：阮德成、茅鸣皋、吴光南、袁从祎、黄骏麒、顾本康、汤邦根和我参加，由汤邦根和我具体负责。
关于这本书的怀念对象，不能没有一个范围。经编委会商议，决定是：江苏省农科院已故的文革前的副研究员以上的老专家，以及几位有较大影响的老领导。
当然，已故的老专家中，有几位在文革前，虽未评为副研，但确实有很大贡献（比较突出的如：汪祖华、万长寿、王法明、萧庆璞、许济川等），由于有上述规定，暂时未能列入。如果以后再出本书的续集时，他们肯定是要列入的。
本书文章的体裁上，确定以个人回忆性的怀念为主，并不要求为所怀念的对象写出传纪。他们中不少人的小传，在有关的辞书中已经能找到。当然，如果文章对于怀念对象的业绩能有较全面的反映，是欢迎的。
在撰写人的名单初步确定后，2005年春季，专门召开过一次撰写人会议，院办、党办的负责人都参加了。我们对于编写此书的目的归纳了几点：1）缅怀已故老专家；2）给已故老专家的亲友一些温暖和安慰；3）给中青年科技人员一些启示和教育；4）为省农科院留下一些史料。撰写人虽然绝大部分也已经是60-80岁之间的老同志，大家都热情支持这件事，并且积极承担了任务。
此后一年多时间内，撰稿的老同志，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许多老同志，为了写作内容的确切，都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力争取得可靠的资料。例如朱烨先生特地写信到北京，与刘春安老所长的孙子取得联系；吴光南先生写信到浙江大学，与周承钥先生的同事季道藩、张上隆教授等进行联系。
为了让读者对这些老专家有一些形象化的认识，我们又发动大家提供了不少难以见到的老照片。
编辑这本书的计划告知卢良恕和孙颔两位老院长后，他们都表示十分支持。卢良恕先生寄来了题词；孙颔先生认真地看了几篇稿样后，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在大家的努力下，目前这本怀念文集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由于这本书的怀念对象，许多是中国第一代或第二代的著名农业科学家。可以说，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创建，他们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因此，估计这本书，不仅是江苏农科院的老、中、青三代农业科技人员愿意读的；并且对于在中国或海外从事和关心农业科学的华人，都是有意义的。
二．中国近、现代农业科学的开创人
历史就像一本书，一页一页地、一天一天地向前进展。今天的江苏省农科院，就是昨天的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也就是前天的华东农科所，又是大前天的中央农业实验所。
严格说来，当年的华东农科所，不仅接收了中央农业实验所，还接收了中央畜牧实验所、全国棉产改进处、全国烟产改进处、中央林业实验所等。这本书中所怀念的老专家，绝大多数都在这几个所中工作过。如果将时间再往前推，那么，在抗战以前，中农所刚成立时，这些所又曾在一起。后来（1941-42年）在重庆时，逐渐分立出来。因此，现在谈论这些老所，通用‘中农所’这个名词，也是可以的。
凡是研究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史的人，都不能不谈中农所。中农所的创建是中国第一代农业科学家的业绩。要真正地理解目前这本书中的人物，不能不从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开端说起。
应当说，中国现代农业科学是从满清晚年、民国早年开始的。
中国近代最早的农业大学是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成立于1905年。1914年发展为国立农业专门学校。其它几个较早的农科大学有：清华学堂农科（1921），金陵大学农林科（1914）、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1917），该农科在1921年时成为东南大学农科。还有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1913，专科）等。
罗振玉是京师大学堂的农科监督。但他本人是一个国学家，而不是农学家。
中国农学界一般认为邹秉文先生（1893-1985）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农学家。邹秉文，江苏泰兴人。1910年去美国上中学。1912年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科专修植物病理学，1915年获学士学位。1916年回国，先任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后来任南高师农科主任。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农业教育方面。南高师农科和东南大学农科培养出：金善宝、周拾禄、吴福祯、冯泽芳等一批早期的中国著名农学专家。
但是，中国第一代农学家不只是邹先生一人。
中农所的前所长沈宗瀚先生（1895-1980），浙江余姚人。1914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3年留学美国，在乔治亚大学得硕士学位；1926年，在康乃尔大学攻读遗传育种，以《小麦出穗迟早之遗传》论文，得博士学位
中农所稻作系主任赵连芳先生（1894-1968），河南罗山人。1922年留学美国，1925年，以《水稻连锁遗传研究》论文，得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
卢守耕（1896-1988），浙江余姚人，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30-1933年康乃尔大学学习，得博士学位。1933-36年中农所技正，为我国水稻育种奠定基础。
沈宗瀚、赵连芳、卢守耕等，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代作物育种学家。
中农所前副所长钱天鹤先生（1893-1972），浙江余杭人。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1918年得农学硕士学位，回国后，1919年任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他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代蚕桑学家。
中农所前所长谢家声先生（1887-1983），安徽无为人。1914年在金大文科（与陶行知同班）毕业后，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植物病理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后任金大农林科副科长，东南大学农科代理主任。
中农所植保系主任朱凤美先生（1895-1970）江苏宜兴人。1913年考入南京江苏第一农业学校，1918年赴日本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学习，1921年回国。他与戴芳澜（1893-1973）、俞大绂（1901-1993）、邓叔群（1902–1970） ，并列为中国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
中农所棉作系主任孙恩麐（1893-1961）江苏高邮人，１９１１年考取公费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４年与钱天鹤等同行赴美，在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后又转入路易斯安娜大学攻读棉花专业，１９１８年获硕士学位，论文为《棉花育种之研究》。他是中国棉花科学的创始人。
中农所技正周拾禄先生（1897-1983），浙江义乌人。1921年南高师农科毕业，1930年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三年。１９３３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１９３６年，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他被任命为技正。抗战时期倡议建立全国稻米检验监理处。他是中国稻作科学领域的开创人之一。
中农所技正戴弘先生（1903- ），浙江温州人，１５岁时，东渡日本求学。１９２４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专攻农艺化学，１９２７年毕业，获农学士学位。他是中国土壤肥料研究的开创人。
中农所畜牧兽医系主任程绍迥(1901-1993), 四川黔江人,1921年去美国依阿华州立农工学院攻读畜牧兽医专业,１９２６年取得了兽医博士学位和畜牧学学士学位，又进入美国约瀚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系，３年后，获该院免疫学科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兽医科学开创人之一.
以上沈宗瀚、钱天鹤、谢家声、赵连芳、孙恩麐、朱凤美、周拾禄、程绍迥、戴弘、等，从年龄或学历来说，都与邹秉文接近，他们应当说，都是属于中国第一代的现代农业科学家。
中农所就是他们这几位中国最早的农业科学家所创建。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更多是属于中国第二代的农业科学家。如梅藉芳、周泰初、俞履圻、杨立炯、崔继林、华兴鼐、奚元龄、沈梓培、傅胜发、林郁、吴光远、姜承贯、曾勉、盛彤笙、郑庆端、何正礼等。无疑，他们都是在中国农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早期开拓者，是新中国农业科学的开创性人物。
三，中农所的创建和贡献
中农所的创建是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农所的筹建是在1931年。回顾一下历史，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政治局面。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国家各方面的建设。
1931年4月，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委员会，指定穆湘玥、钱天鹤为正副主任，委员有：沈宗瀚、谢家声、赵连芳等。同年10月实业部公布《中央农业实验所章程》，选定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为所址。
1932年1月，中农所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任命实业部长陈公博兼所长，钱天鹤为副所长。钱天鹤克服许多困难，征购得到土地2570亩，就是今天江苏省农科院的所在地；1934年，政府任命谢家声为所长。到1937年，完成稻作、麦作、蚕桑、病虫害、兽医五座实验大楼与行政大楼的建设；所领导积极招聘人才。先后聘请沈宗瀚、沈骊英、赵连芳、马保之、冯泽芳、卢守耕（农艺）、吴福桢、朱凤美、蔡邦华（植保）、戴弘、张乃凤（土肥）、孙本忠（蚕桑）、程绍迥（畜牧）等一流农学专家，同时吸收一批年青农学家，如杨守仁、杨立炯、柯象寅、林郁、卜慕华、龚弼等，又聘请美国的洛夫（H.H.Love）韦适 (J.Wishart)、 海斯 (H.K.Hayes)、里查逊（L.Richardson）等国外著名专家为总技师或顾问。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日军迫近南京，中农所被迫西迁。先在湖南长沙设办事处，1939年迁到四川省荣昌县；1942年迁到重庆北碚天生桥，占地400余亩。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五省设立工作站，并外派一批专家到各省指导工作。1941年，将中央畜牧实验所和中央林业实验所分立出来。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1月起，中农所从北碚迁回南京。所长谢家声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职，1947年，农林部任命沈宗瀚任所长，吴福桢任副所长。
中农所在全国设立许多分支机构，如北平农事试验场、北碚农事试验场，安阳棉作试验场，武功农业试验场、崇安茶叶试验场等。
1948年冬，解放军紧逼南京，中农所奉令疏散。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裁去次要人员，专业人员分散到长沙、杭州、崇安、柳州、上海等地，并在以上地点设立工作站。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中农所由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接管。
中农所在1932-1949年的17年间，做出不少成绩，为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主要有：
1）在全国征集了水稻1万多个，小麦8千多个原始材料。这批材料为后来，以至解放后的稻麦育种工作，提供了资源。
2）选育出水稻：帽子头、南特号、胜利籼、中农4号、中农34号等；小麦：骊英1号、3号、6号等优良品种，在40-50年代的长江流域稻麦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3）引进并推广美国优质的陆地棉，以代替品质较次，产量较低的中棉，对抗战时期的棉花增产，有很大贡献。
4）对于严重危害稻麦生产的水稻螟虫、小麦黒穗病、小麦线虫、粮食仓库害虫等，研究并推广了防治方法。
5）在土壤肥料研究中明确：各地大多数土壤的养分含量，以氮素为最缺乏，磷素次之，钾素比较充足。这个结论对于各地施肥很有帮助。
6）改良了蚕种和桑树栽培技术，发明防僵粉，有效地防止了蚕病
7）制造并推广了猪、牛瘟血清和各种疫苗，在各地防治猪、牛瘟，成效显著。
8）开展了油桐的育种，改进其栽植方法。
以上这些成绩，对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发展、保证农产品供应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直接地支持了抗战的胜利。其中许多研究成果，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依然发挥着作用。有些工作，如稻、麦、棉、大豆、玉米、甘薯等农家品种与国外品种的征集，是有长远价值的。
如果我们说：抗战时期对于北京故宫文物的迁移与保护，为祖国文化作出重大贡献；那么，中农所对于一万多份水稻、八千多份小麦的原始材料的迁移和保护，对于中国农业，同样是作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这些稻麦品种资源，现今统一存放在北京中国农科院品种资源库，作为国家重要财富而保存。
１９４６年农林部恢复设立棉产改进处与烟产改进处，与中农所基本上在一起。该所集科研，推广、加工、营销等在一起，现在看来，仍然是一钟农业科技工作的好形式。
本书的怀念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中农所、中畜所、棉改所时期的高、中级农业专家。我们今天怀念他们，不能不考虑到他们在那一时期的奉献。
中农所时期，农业科学家有许多动人的事迹。特别值得后人深深怀念的是：沈骊英女士。
沈骊英（1901-1941），浙江桐乡乌镇人。1924年留学美国，在威尔斯来大学研读植物学，后在康乃尔大学学习农学。与沈宗瀚同学，1930年结为伉俪。1933年任中农所技正，负责小麦育种工作。抗战期间，带了三个孩子，辗转湖南，贵州、四川等省，仍坚持田间试验。他患病时不能下田，还请人抬到田间工作。八年中，选育出骊英1号，3号，4号，6号等品种，在各省广泛种植，为大后方的粮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因过度辛劳，1941年，在实验室工作时突然病倒，抢救无效而早逝。重庆、贵阳两地都开了追悼会。邓颖超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感人的文章：《中国妇女光辉的旗帜—沈骊英女士》。本书列入附录中。沈骊英，可以认为是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史中女性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她的墓地安置在江苏省农科院中。
四，华东农科所到江苏分院
1949年5月初,南京市军管会开始接收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一些农业单位,包括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棉产改进处、烟产改进处等。10月上旬，上述单位移交给华东农林部驻宁办事处接管。1950年3月，决定成立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由华东农林部领导。华东农科所由原中农所、中畜所、中林所、棉改处、烟改处等单位合并而成。设立：
稻作系：主任 周拾禄，副主任 周泰初
小麦杂粮系：主任 梅藉芳
特用作物系：主任 华兴鼐
植物保护系：主任 朱凤美 副主任 傅胜发
园艺系：主任 姜承贯 副主任 吴光远
蚕桑系：主任 孙本忠
土壤系：主任 戴弘 副主任 蒋德琪
农具系：主任 蒋耀
畜牧系：主任 郑庆端 副主任 何正礼
森林系：主任 吴志曾
华东农科所当时的专家阵营之强，列于全国农业科研单位之首。当时，农学界都说，全国农业科研系统四分之一的第一流高级农业专家，都集中在华东农科所。
1958年，随着国家的大区体制的撤销，华东农科所归中国农业科学院与江苏省政府双重领导，改名为：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
1965年全国第三届人大，江苏分院共有七位代表当选。在全国，一个科研单位有那么多代表当选，是极少有的，说明当时专家阵营之强。
文革开始后，整个机构受到极大冲击。经过2-3年的所谓的“造反”、“夺权”、“清理阶级队伍”后，1969年底，绝大多数科技人员派往五七干校，1970年陆续下放农村。
文革后期，一度恢复为江苏省农科所，由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科研人员逐渐归队。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这个机构归江苏省省委、省政府领导，改名为：江苏省农科院。大多数原来的科研人员先后归队。
从1950年到1966年文革之前共16年，也即华东农科所到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时期，是这个实力强大的农业科研机构的辉煌时期。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都是这个机构的科研支柱。他们在这个时期中，为新中国与华东地区农业科研事业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
华东农科所领导着华东五省一市，即：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和上海市的农业科研工作，因此，也承担着研究解决华东地区农业生产中的重大技术问题的重任。
这个时期完成了一大批科研项目，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本书所怀念的已故老领导与老专家。当然，其他许多没有被列入本书的已故老专家，或者，当年虽然较年轻，现在也已到了古稀之年的，目前在世的老专家，也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1）培育或引进了一大批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如水稻：南京1号、南京6号、南京11号、农垦57、农垦58等；小麦：华东5号、6号、矮杆早、吉利麦等。棉花：长绒1号、2号、3号、宁杂1号、宁棉1号、7号、12号等；甘薯：宁薯1号、2号等；大豆：豌豆团、宁镇1号等。这些品种都在相当范围内得到推广，例如南京11号水稻，在长江流域推广面积，累计达到6000万亩以上。
2）征集了一大批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品系或原始资源。水稻征集的总数在2万份以上，其中包括极珍贵的数千份野生稻稻种资源。小麦征集保存了5000多份；棉花征集保存了1340多个国内外品种资源。其他如玉米、大豆、油菜、甘薯等，都收集和保存大批国内外宝贵的品种资源。这批材料为今后长期的育种工作提供了基础。
3）园艺作物方面，引进或选育西瓜品种“新大和”等，成为华东地区主栽品种，因集中种植在中山陵四周，人们称为“陵园瓜”。生产上应用在三十年之久。其他有：早丰辣椒、364，524蕃茄、苏州长茄、无籽西瓜等，都深受群众欢迎。选育出桃的新品种：雨花露，成为全国著名的早熟桃品种。
4）在作物栽培方面，最突出的就是总结和推广全国水稻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量经验。这项工作组织了本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数十位科研人员合作研究，这样的以劳模经验为中心的综合性研究，在国内外属于创举。陈永康经验的推广在全国的影响很大，对于提高我国的水稻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棉花营养钵育苗技术为国内首创，为难我国棉花产量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
5）在耕作制度方面，在里下河地区的沤改旱、淮北地区的旱改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单改双，沿海地区棉区的一熟改两熟等方面，其主要科学技术，都是由华东所和江苏分院的专家研究解决。
6）江苏省的农业区划研究为江苏省农业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国内也属领先。
7）苏南望亭农业样板的建立，淮北小麦生产的调查和霜害防御，沿海盐碱土地区棉花增产等都对有关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8）土壤肥料方面：查明盐土、花碱土、板浆白土等低产原因，提出了改良与增产措施；在水土保持、土壤调查、土壤培肥、和发展绿肥、牧草研究等方面，当时在全国南方均属领先地位。
9）植物保护方面，水稻三化螟虫，稻瘟病、稻白叶枯病、稻纹枯病、小麦吸浆虫、小麦黑穗病、小麦赤霉病、棉花红铃虫、棉花苗期病害和果树病虫害等研究，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于粮棉与果树增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10）畜牧兽医方面，新淮猪的育成，牛瘟、猪丹毒、猪瘟、巴氏杆菌病、猪气喘病等的疫苗的研制成功，保障了我国几十年的畜牧业发展
11）在农业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有：小麦春化特性的研究，大豆、水稻光周期研究，棉花营养生理研究等，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华东所到江苏分院的农业科研成果相当多，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了。
在这个时期中，本书所怀念的老领导和老专家们，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就是人才的培养。50年代为华东农林干部学校讲课，举办了多个农业科技培训班，如华东土壤训练班、全国栽培学习班。华东植保学习班、江苏省科技大学、陈永康耕读大学等。
文革之前，顾复生老院长提出“老母鸡”的指导思想，要求在中农所工作过的老专家，培养科技接班人；同时也要求当时中青年农业科技人员认真向老专家学习。顾老这个思想在解放后全国性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顾老“老母鸡”思想的带动下，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专家成长起来，成为八、九十年代江苏省农科院的主要骨干力量。他们为中国和江苏省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使江苏省农科院的成绩在当时全国省级农科院中名列前茅。
五．农学前辈们的高尚精神
本书的各篇怀念文章中，显现出农业科学前辈科学家的感人肺腑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本书的写作者这一代农业科学家，有深切的感染。我们相信，对于当代的中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也将会有长远的教育意义。
这种精神，归结起来有以下一些方面：
1． 热爱祖国，矢志不移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中国第一或第二代著名农业科学家，他们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全都热爱祖国，为了祖国的富强，在各种艰难、受挫的环境下，坚贞不移。
沈宗瀚、钱天鹤、赵连芳、沈骊英、姚醒黄、周承钥、郑庆端、何正礼、夏禹甸等都在美国留学；奚元龄在英国留学；盛彤笙在德国留学；朱凤美、周拾禄、崔继林等在日本留学；曾勉在法国留学；梅籍芳、姜承贯、吴光远、周泰初、华兴鼐、林郁、龙承德、傅胜发等都在美国进修过。他们都在学成之日，毫不犹豫地回国工作。何正礼、奚元龄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毅然回国。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毅然选择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农业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他们中有的在50-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例如，周拾禄、周承钥都曾经被划为右派。其他老专家，在文革中，几乎都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1945-46年去美国进修的一批专家，甚至被怀疑为“美国间谍”。但是他们全都忍辱负重，拳拳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周拾禄先生在错划右派期间，日以继夜地专心翻译日本的稻作文献，为后人留下了十分有价值的学习资料。朱凤美先生在受批判期间，在牛棚中，依然极其认真地为各地来的请教者解答植物病理方面的疑难问题。他们这种不移不屈的爱国之心，使他们的学生和后辈们无不为之心酸而感动。
这里应当提到的是：1949年时，也有一些中农所的专家，在沈宗瀚所长带领下去了台湾，如蒋彦士、马保之、张宪秋、金阳镐、龚弼等）去了台湾。他们都为台湾的农业建设做出了贡献。沈宗瀚在1949-1980年，是台湾农村复兴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为台湾农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因此，他们为台湾农业所作的一切，当然也是对于祖国的奉献。中农所有几位专家，如钱天鹤、赵连芳等，1949年后，主要在国际农业机构工作，他们也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2． 关怀农民，献身农业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中国著名的农学专家，当年在国内求学，或出国留学，都选择了农学这个专业，而没有选择当时可以谋求较高收入的工学、医学、法律、金融等专业。他们是什么出发点？可以说，他们都是为着中国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贫困的农民大众，为着中国的现代农业的振兴。这种选择，本身就值得人们肃然起敬。
沈宗瀚先生早年在日记中写道：“我出生农村，自动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等，颇为熟练，且深悉农民疾苦，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劳之农民服务。”他的思想是有代表性的。
著名甘薯专家张必泰先生十分关心淮北地区农民的疾苦。50-70年代，他深入农村，几乎跑遍徐淮地区的所有乡镇，调查甘薯生产中存在的贮藏期的烂种、田间翻蔓等问题，经过研究，提出有效措施，深得农民欢迎。
3． 立志科学，严格严谨的精神
朱凤美先生年轻时，立志植物病理学研究。当时，这门科学，在中国还是空白。他带着科学救国的思想，于1918，1927年两次东渡日本，去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植物病理学。他的一生始终在为中国的植物病理学尽心尽力，至死不渝。
朱先生在科研工作中的严格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是有名的。他在主持华东农科所和江苏分院植保系工作期间，对于共同工作的青年人要求十分严格，实验记载亲自检查，试验结果反复核算。每篇对外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都要经过他的认真审查，逐字校对、修改，凡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拿出去。凡是马虎从事的，都会受到他严肃批评。
以朱先生为代表的这种“三老”（老实人、老实话、老实事），“四严”（严肃、严格、严密、严谨）的科学作风，就是人们所谓的“孝陵卫精神”。
4． 学而不厌，自主创新的精神
何正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兽医专家，他任华东农科所畜牧兽医系副主任时，已经是名扬中外的兽医专家，但他学而不厌，经常阅读国内外兽医杂志，并且自费订阅英国的兽医公报，掌握国际上兽医最新研究动向。他还对植物学和中草药感兴趣，亲自采集多种草药，制作标本，建立草药圃。
他在兽医研究中十分重视自主创新。不迷信前人经验，也不盲从国外经验。在猪气喘病菌苗的研制中，国外报道在病愈猪的血清中没有发现抗体，认为难以制成菌苗。国内上百个单位都纷纷放弃了研究。在何老主持与鼓励下，课题组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获得可用于生产的菌苗，基本解决了猪气喘病的免疫问题，完成了一项重大的自主创新的成果。
5， 深入田间，深入农村的精神
农业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农作物，是在田间生长的，它的服务对象，农民和农业，都是在农村的。因此，农业科学不能离开田间，不能离开农村。这是农业科学和各种其他科学的重要区别。
本书所怀念的著名农业专家，可以说都有不辞辛劳，深入田间，深入农村的精神；有些专家并且是连续多年，较长时间地在农村生活、工作。
杨立炯先生在中农所时期，是研究水稻细胞遗传的，以实验室工作为主。解放之后，他从事水稻栽培研究，经常带领工作组，到江苏苏北的里下河地区研究水稻烂秧和培育壮秧问题；1962-1965年，他已经50多岁，他老当益壮，担任苏南望亭稻麦生产样板工作组的组长，带领着几十位中青年农业科研人员，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进行水稻和小麦的高产示范田的技术指导，并研究解决在不同土壤等条件下怎样运用陈永康经验，怎样在单季稻和双季稻两种制度中达到高产等问题。
望亭样板的水稻高产经验，在60-70年代，影响苏、浙、皖、沪、湘、鄂等省市，对于当时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
5．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
农业科学是探索农畜生物生长发育规律，寻求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的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不容许有任何虚夸不实，而必须实事求是，根据数据和事实下结论。
中国在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中，全国出现了一股严重的浮夸风。各地报道有几千斤，几万斤的稻、麦亩产。江苏分院的农业老专家们并没有跟着这股风转。
陈永康同志当时就不相信有几千斤的水稻亩产。领导人问他的水稻单产时，他准备着带‘保守“的帽子，：“我的水稻田最多一千多一点。”水稻栽培专家吴闓直先生，见到报刊登载水稻“卫星田”的产量的不断升级。他就产生疑惑：“丰产指标过高，究竟是跃进，还是冒进？”他负责省委书记江谓清的双季稻高产田，最后以早稻900斤，晚稻500斤的产量如实上报。
这种不随风转，不怕压力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6． 诲人不倦，抚育青年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农业老专家，都十分重视对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养。
凡是与崔继林先生接触过的科技人员，无不对于他的诲人不倦，乐于育人的精神所感动。他本人熟悉英、日、俄等多国语言。他自己的专业是植物生理，而他阅读的科学文献，涉及作物遗传育种、作物生态与栽培，植物病理学，农田杂草学，农业气象学等。在他晚年，他广泛阅读国外分子生物学的书籍和文献。由于他学识渊博，思路敏捷，各种专业的中青年科研人员都喜欢找他请教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即使一时答不出，他也认真地去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可能第二天，就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本书中的各篇怀念文章，都讲述了撰写人接受老专家的培育过程。例如黄骏麒谈到华兴鼐先生对于他的帮助；傅寿仲谈到姜承贯先生对于他的引导；邱瑞镰谈到张必泰先生对于他的恩情；蒋荷谈到周泰初先生对于她的教导；董亚芳谈到何正礼先生对于她的培育等等。
江苏省农科院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大批优秀的农业科学家的成长，都与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们的精心抚育分不开。
六．寄希望于当代青年农学工作者
历史这本书翻过一页又一页，时代已经进入了21世纪。
今天的中国，中国的农业，国际农业科学，已经与本书的怀念对象当年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了。
华东农科所与农科院江苏分院时期，中国农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农业科学追求的目标主要是各种农作物的高产和减灾、畜禽动物的增产和防疫。当前和今后的农业科学追求的目标要广泛得多，如农作物和畜禽动物的优质和高效，食品的安全、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农业的产业化、外向化与区域化，农产品的加工、保鲜，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农民的致富，新农村的建设等等。
国际农业科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将农作物和畜禽动物的育种、植保和防疫工作，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计算机、软件、遥感、GIS、GPS和全球网络等所组成的电子信息技术，使整个农业科学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科学服务于农业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当代的青年农学工作者，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国家和人民对于农业科学的新要求，攀登国际农业科学的新水平。
任务是不同了，研究的手段和水平也提高了，但是人的精神是不变的。本书所介绍的老一辈农业科学家的高尚精神是他们留给当代青年人的无价的精神遗产。
老专家们的热爱祖国，矢志不移的精神；关怀农民，献身农业的精神；立志科学，严格严谨的精神；学而不厌、奋发进取、自主创新的精神；深入田间，深入农村、深入实际的精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金光闪闪的精神和品行，难道不值得年青一代虚心地学习吗？
本书的各篇文章的作者，现在绝大多数也已经是古稀之年。他们对当代年青一代的农业科学工作者都有殷切的期望，希望你们踏着老一辈农学家的足迹，继承老一辈农学家的高尚精神，为中国21世纪的农业科学做出更光辉的成绩，为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你们新的贡献！
2005-12-7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