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的“虫人”
汪仲毅
做工的称做工人，务农的曰农人，捉虫的或研究虫学的人，自然也可简称作“虫人”。
小弟于一九二七年进入浙大，第一学期就有虫学课程，启蒙的老师是赵才标先生，浙江武康县人，笔者曾受教半年。赵师毕
业于东南大学农科，初供职江苏昆虫局，担任防治蚊、蝇、蝗等工作，报告见江苏昆虫局之丛刊，后去美国入康乃尔大学攻虫学，现在台湾执教师大，曾编著生物学教科书多种，年龄恐己将近八十岁了。
第二位虫学老师是王启虞先生，浙东人。他亦毕业于东大农科，曾替洋人采集金龟子上的寄生蜂。浙江昆虫局成立，入局任
技师，直到虫局受日军侵入全部被毁为止，王师始终与昆虫局共存亡。现在己听不到他的消息。
王师的虫学著作甚多，都已列入拙编的《虫学索引》中，篇幅太多，无法介绍。其中由科学画报出版的《虫学通论》等，图文并茂，销行很广，其余是浙江害益虫的重要资料。一九二七年，王师在浙大提虫学通论，笔者受教半年，后来在浙江昆虫局先后同事数年。
第三位恩师便是蔡邦华先生，江苏漂阳人，是浙大名教授之一。他和朱师凤美、汤师惠荪都是日本鹿儿岛的同学，后来蔡师
又留学德国。这三位教授常同事在一起，如浙大农院及中央农业实验所，到抗战才分手，蔡师仍回浙大，后任农学院院长，直到
胜利后仍如此。一九三四年，蔡师自德国研究害虫猖獗学回浙大，创制定温箱饲虫，笔者是他的助教。蔡师与笔者共同发表《虫类雌雄性比率》一文，刊见中华农学会报（一一八期，一九三五年）。
当时的虫学、植病、农经三大课程，是最能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和叫座的，以致后来人才辈出，不是无因。我亦选定经济昆虫学这一门，作为我的专修之学，亦即受了蔡师的感召所致。蔡师好学深思，用功甚勤，这是最好的身教，传给了我们，又再传给了我们的弟子。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一股相传的力量，这一股气氛是永生不灭的。正如王希周老师所说的：“一个学人所能做的，他们都做了。化梦想为实现，把知识的火炬传给下一代，长久照耀人间。”
抗战前一年，蔡师从南京来杭州任浙江昆虫局局长，我也再度回到浙江昆虫局，仍在推广部。蔡师命我编辑《虫情》旬刊。
抗战事起，上海沦陷后，杭州危急，昆虫局迁避建德，没有三天，上命解散，使人进退两难，亦不发一个遣散费。第二年我在
江西农学院任技士职，蔡师仍回到浙大，蔡师和我同住在泰和城外的一间楼屋上，约有半年之久，浙大西迁到湄潭，我们从此分
手，直到胜利回杭才见了最后的一面，到如今快三十年了。
蔡师的著述很多，我都记入《虫学索引》中。蔡师是一位伟大的“虫人”，在他的桃李门墙下，当然还有许多的“小虫人”，单就在浙大的介绍如下：
浙大虫学研究室助手封保鹿先生，海宁斜桥人。他创作虫类标本甚精美，一九二九年，在西湖博览会展出二百七十四种获得
好评。他的左手因猎枪走火，齐腕处折断，仅在右手，仍能制作精美的标本，残而不废，并通日文，擅医师。笔者承其指示，制作标本法。
抗战前，浙大尚无病虫害学系，同学中从事虫学工作者，除笔者外，尚有十九级园艺之蒋乃斌兄，吴兴人，一度在浙虫局工
作，一九三三年发表《桑螟》。
杨行良是十九级农艺系，宁波人，曾留母校协助蔡师研究稻螟七年，一九三七年春入浙虫局，仍继续稻螟工作。抗战起返乡，从此无声信。
金孟肖，诸暨人，任浙江昆虫局技术员，有研究报告多篇，一九三七年转往广东农林局工作。金兄初毕业于浙大高农，与笔
者同校数年，善打篮球，在球场上常吃他的亏。
翟光宇，与金孟肖同学，浙江人，抗战后在浙江从事害虫工作。
陈效奎学长，杭州人，三十一级病虫害系。胜利后来台，在糖试所用BHC治蔗虫，论文刊见该所研究报告，一九七一年四月，笔者有《BHC 故事》，刊台糖通讯四十八卷十二期，述其事。陈兄今在马来西亚为外人防治蚊蝇。
胡瑜学姐与赵婉苹学姐，都是二十三级蚕桑系，毕业论文胡为《蚕儿的解剖》，与钱鼎学长合作，赵为《桑螟》，两文很长，有精美插图多幅，都受蔡师的指导，论文刊见蚕桑季刊。
梁鹗学长，镇江人，三十级病虫害系，来台时初执教鞭于永康农校，后出任《丰年》半月刊主编。该刊图文并茂，文字浅近。
梁为人和平，对人友善，不可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