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

陈训慈

竺可桢师在浙大任校长13 年（以下对竺一般仅称名或用姓），作出众目昭昭之卓越成绩。从《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36-1942年）中见到．关于蒋介石决定请他出任浙大校长经过颇详，并先后涉及蔡元培、翁文灏、郑晓沧、胡刚复、邵元冲、陈布雷诸人。其中陈布雷在蒋左右（时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是当然联系人。但事前究竟怎样提出与决定的等等．日记中还来说得十分清楚。据布（指陈布雷，下同） 事后告我的一些情况，在此作一追记。

浙大前任校长郭任远，与浙江省当权派胡健中、许绍棣等人友好（许、胡都是郭在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一二九运动，浙大率先响应，准备出发赴南京请愿之前夕（12月20日），郭串通军警，逮捕学生代表11人，引起师生公愤。21日，浙大学生到城站不得上车，队伍愤然站立铁轨，黄华表（省府秘书长）代表省当局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被迫接受释放学生等条件。学生整队回校后，立即召开臼治会大会．部分学生冲向校长公舍找郭，郭从屋后逃出，即去南京。这以后，教育部公然开除浙大学运领袖两人，学生们于是继续罢课，并形成了“驱郭风潮”，坚决拒绝郭再返校。蒋介石见郭留京不敢回校，也了解一些浙江省垣各方舆论，知道浙大若不新委一位有威望的学者（绝不能是国民党中“名流”）来任校长，学运就不能平息，学校将不能维持。

1935 年初冬，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来主持。那时，蒋的幕僚陈布雷因脑疾正住杭寓休养。蒋以亟须考虑浙大继任人选，就趁此时机秘密要浙省府当局与接近之文职幕僚提出准备人选，所以陈也应召去参加航校毕业式。毕业式之后，在校长会客室中，蒋介石屏他人面对黄绍竑与陈布雷说：“浙大现状已维持不下去了，现须考虑继任校长的人选问题。”要求“黄主席与陈主任提出能安定秩序、胜任校长之适当人选，早日报我，以便提到教育部办理。”黄绍竑即时答话推辞说：“我虽主省政，但毕竟是军人出身，知人有限，知教育更少。且浙大是国立，还是布雷先生识见广，又富有教育行政经验，可以请他提名。”布表谦谢，蒋也有嘱陈布雷多多考虑之表示。

不久陈销假返南京。这里要追记一事，即在12月21日浙大学运转入驱郭之时，校务会议推定郑晓沧为校务委员会负责人，时陈布雷尚在杭休养（住里西湖小莲庄），郑常去访谈（郑与布原是旧浙江高等学堂同学，布任浙省教育厅长时，郑曾一度任过秘书），现因蒋直接过问浙大事，常据实以校情相汇报，并以私交虚心与之商榷善后办法。可能布逐渐流露郭已势难再来，拟听取郑对继任人选的看法（布与竺在京相识，敬慕而相知不深以后提名或有其自己的考虑，但主要当是郑的建议）。布回南京不久，即想到时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之竺可桢在科学与教育界名望甚高；同时又想到时任燕大校长之吴雷川（原名震春，曾任前浙江高等学堂监督．郑与布皆是他的学生）。约在岁末到1936年1月，布就将吴、竺二位姓名向蒋回报。蒋略加考虑，说吴资望固高，但正任燕京大学校长，为师生所尊信，如吴同意长浙大，又要牵涉北方一个重要大学物色新校长的问题；竺原长气象所，蒋也知道，但认为科研机关可兼职，或可推人代理。当即嘱布于2月21 日陪竺去会见。

蒋单独见竺这是第一次。据布告我：是日客多，蒋与竺面谈约一刻钟光景，后表示“印象很好”（布语），叫布即通知竺准备接事。蒋见过后就告诉教育部长王世杰，王向来器重竺之学行，自表同意。

竺得通知后，先后与蔡孑民、各友好及接近的学生（如张其昀、胡焕庸、王学素等）商谈，其曲折经过都见竺日记。我所认识的各方面人士都说浙大教授们表示欢迎，只有国民党省党部的许绍棣等表示失望。我当时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任职，拟去宁沪线一带考察。我是3月1日离杭的，历经苏、锡、镇江各图书馆参观，3 月11日才到南京，住在兄（陈布雷）家。15日约三五同学至竺家访叙，中大的胡焕庸、张其昀，气象所的好多干部（竺在东大、中大的学生）都赞同竺师可以接受。我也谈到浙大情形并不复杂难办。事前我原有致竺师信．希望竺接事，以浙大为“中流砥柱”振作浙江省的教育文化事业，这些话俱见竺的日记中。

浙大编印的《竺可桢传》中，有如下一段说法：“在杭州机场之候机室，当时浙大代理负责人郑晓沧就最先向蒋介石推荐过竺可桢。”这不符事实。关于蒋介石在航空学校校长会客室与黄绍竑、陈布雷谈浙大校长一节，前面已有述及。郑晓沧没有向蒋介石直接提过名。而且按常情推测，机场的候机室即使是一别室，蒋也不会在等待上机之匆迹中与一个素少接近的教授公然谈校长人选问题的。

还有一个印象应当说一说。常人一般总希望自己亲人不要太忙劳，竺如受任校长，而仍兼气象所所长是既定的，当然更任重事繁。竺日记（2月25日）中记师母张侠魂之二姊（即邵元冲夫人张默君）与邵皆劝他接受，但未提及家属意见。我则确记竺师母当日对我们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云云。从这一席谈，可知竺之最后决定接受浙大校长，以至负责至13年之久，师母的正确意见也起了促成的作用。

竺可桢于2 月21 日会见蒋介石之后，接受与否（包括任期）约有近半个月的踌躇考虑期间。至3月20日左右，经各方面的劝任，在王世杰（教育部长）的催促之下，与郑晓沧师具体洽谈之后，他已决定接受，并先后设法物色文理学院与农学院院长、总务长及会计等人选。从他的日记中看，进而联系他任事后历年认真负责与迎难奋进之精神，可见他是以公字当头，以国家教育大局为重，从培养大学人才出发，才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

竺考虑具体问题时，对任职时间问题迟迟未决。据布告我，他任校长后，仍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似是双方同意的。惟几天后，竺思量到气象所之重要，对浙大只能短时暂任，他甚至很主观地提出“半年为期”。布认为极不便以此转达。一贯以科学院为重之蔡孑民，亦以为“半年太短，可延长至一年”（23日日记）。故以后终于以时间问题暂且不作肯定达成默契。

关于任职校长之具体条件（包括任期），过去有的文章说，好似竺当面向蒋提过什么三条、四条，实际上据我所闻，都是通过陈布雷提出的，而且任期问题实际被布劝阻了。布是先后一贯劝竺久任的。日记表明，竺向布提经费保证等三条，是在见蒋的十几天之后。其中写明：“昨晚至布雷处，……渠以为时间问题暂可不必提出。……余提之要求三点，即：①财政须源源接济；②用入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③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据布雷云：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经费则国库（即中央直接）之四万五千元，按月可靠云。”（日记第一册，1936年3月8日）

后来事实上，经费径向教育部长王世杰力争，中央直接支发每月自5.2万元增至每月6万元（外有少量省财政补助及代办高农、高工之协款，不具述），这是竺接任初期有保障之经费来源（教职员薪金每月约需4万，所以其他各费还是很支绌），校中略有举动，必须另请临时费。浙大赖有接事前之声明条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西迁泰和以后，通货贬值，交通费大，逐事报请，延发迟到，在浙大应付校务，此为一经常难题，这后事暂且不提了。说到第三点人事，即校长有用人全权，党部不干涉。这一点据我所知，以竺威望之高，与开始时之诺言，国民党政府对付还算是较好的。尽管陈布雷代蒋表示过，全权有一例外，即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参加”，但事实上，浙大改组之初，教师中国民党员极少，旦采取导师制，开始不设训导长，故无党部派人来校之事，可以说基本上做到竺当初提出的第二条之要求（ 1939年后之军训教官为例外，但教官也服从校长领导）。以后大学普遍规定，训导长须由国民党员教授担任，竺也依教育法令做到，无论是教授或非教授，只要是国民党员（如郭斌和、张其昀），凡校长上报都同意。最后在遵义将近胜利之年，无人肯兼此职，竺就请民主教授费巩担任，费毅然任职，以致惨被特务杀害。这一事件还引起师生严重反抗，竺也至渝追查抗争，奔走遵渝间多次。

再略提一下战时浙大经费受到相当的优遇。抗战期间，重庆政府财政混乱，通货贬值，各大中学校经费皆十分艰难。尤其是追加费及新发展所需的临时经费，教部常托辞不准，准而不发，发而减成甚大，浙大当然也受到同样困难。但当时竺的艰辛与浙大之发展成绩，赢得文教界之称重。蒋介石与陈布雷同样富于乡谊（当年长教部多年之陈立夫与后来之朱家骋，也都是浙籍人），对浙大算是特别“帮忙”。每有特款分配或应变特用，除“中央大学”常列第一（经常费亦大）外，浙大常占第二、三位的。不管哪一“民主堡垒”大学，蒋常查问和传言防范，但涉及经费，布与陈立夫之签报追加，总是得到蒋的批准。这亦符合竺接任时所谓经费保证之条件，若非竺之声望与不断努力，是不可能办到的（胜利后，我在南京也曾略效奔走联系）。

竺当初以任职时期作为所提要求之一条，经布劝言与解说，竺不但已默许决不是一年半载即去，政府知气象研究所经整理己上轨道，开始也同意其久兼所长，竺以研究所代理得人，也甚为放心。故至1937年夏止，并未提出瓜代。及至抗日战起，竺以共艰苦患难之精神，率同诸生首迁建德，二迁江西，再赴武汉因公商洽校费。约当师母与次子先后故世不久，曾一度出信表示求代之意，当然受政府恳留。此后我留宜山任教，未见师稍露消极。以后我受派去龙泉分校，及至1940年辞职至渝。此时据我所知，竺曾表示过求去，且曾举任鸿隽自代，被布恳切劝止。黔川交通较便，竺仍兼气象所职（所务由吕炯代，吕任气象局长后，郑子政暂代，最后约1945年中研院始报请以赵九章为所长）。这期间约五六年，竺几乎每年来渝二或三次，去教部之外，也必至陈布雷处，相与久谈。其中至少共有三四次表示请辞，有时举贤自代（有一次他提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可以继任），但终于每次被劝留，使他辞意作罢。竺所提理由，一般总说是当年原以短期为原则，不意抗战猝起，迁校事重，不得不勉强负责。今已安全定址遵义，气象所又不好久代，以及个人研究专业兴趣等等。当时教育部与蒋介石一样（蒋之意见均由陈布雷转达），都以为后方大学重要，觅长不易，尤其浙大规模扩展，非些继续维持不可。结果竺满怀求去之心而来，仍以继续负责之结果而去。1944 年教部改组（蒋决定以原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与久任之教育部长陈立夫互调），朱以中研院院长（仍兼任）与竺公私关系较深，对竺要求发展浙大，如追加经费等，经从中英庚款特别补助，尽力支持（陈立夫任部长时，高教司长吴俊升出身东大，从中为助，亦颇有关系）。以后抗日胜利，复员后困难更多，竺也勉力担当而少提去意了。

竺老从1936年4月25日接长浙大，至抗战胜利，在这10个年头中，浙大师生有3次大的迁校，真可谓艰苦备尝。现在一个大学复员重任当前，竺毅然知难而进，而且复员工作做得极好。至1946年，不但师生（连家属行李）与图书仪器安全迁回杭州，并且修建校舍与添建师生宿舍，既多且完成较快。

竺老怎祥能坚持这一事业，直至1949年解放，从始任一直历13年之久呢？虽然有师生之热烈挽留与政府的信任支持等客观因素，而主要还是竺个人以公字为主，出于爱校爱国之责任感。他有时也陷入留恋于科研工作之思想矛盾中，但经过劝说即回心转意；学生一致恳切坚留，尤极有力。而从竺的主观方面分析，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竺之以身许国，迎难而进之基本思想与过人毅力；二是抗战越艰苦，竺对大批专家教授忍受艰贫，相随于一学府（甚至不少教授病故）之无限同情与关爱，以至于不忍舍他们而去，对广大学生，也同此心；三是他对浙大的感情与责任心愈往后而愈深，越是生活艰苦，越多想到大量教职员工比自己还艰窘，愿共患难而不去，还有更多的学生忍饥寒而力学不懈（有的只靠微少的工读收入或助学金过日子）。这种关爱与怜惜之情，又自然与他尊重事业、热爱国家的心情紧密结合，每为一时的原因而想辞，一经以大义相责望，便又打消去意；四是气象研究所竺兼任所长达8年之久，代理所长吕炯及基层干部都是他的高足，至1944年5月，中研院委赵九章为气象所长，竺“喜托付得人”，不需分心，这也是他在胜利后专力浙大之有利条件。综上几点来看，竺老由初起只愿暂时负责，而终于任期长达13足年之久，其支持力量全是他强烈过人的责任感，是公而忘私、高度爱国家爱教育的精神所致。

竺可桢从47岁到60岁间，以精神饱满的年华，担任浙大校长13年（ 1936-1949 年），历经漫长的艰苦岁月，胜利后将这个院系成倍发展的大学搬回杭州，大力重建校园，增加不少辛劳。竺的严正廉勤的教育思想，与公明有效的办学经验，许多作者已有大量文章表达。我在浙大任教不到5年，对这些方面当然也有不少具体感受，兹不赘述。惟有一点，不得不在此文结束前提出来：即竺老是一位气象学专家，又是著名的气候学地理学家，以这样一位全国罕见的科学家，而当其精力旺盛之时，乃让其躺在繁琐的教育行政之中，对我国科学与科研事业，是否为国家不小的一种损失？通观竺的生活史与浙大这十几年的校史，我深感不仅没有多大损失，相反由于取得教育与科研相互推进，而对我国科教文化事业大有收获。通常大学教师无论教基础课、专业课或尖端科学，必兼有不同的科研工作，如做实验、撰写专业论文。欲有论著或创造发明，即须读书——包括西文书、中文古籍文献、中外文期刊等。若兼行政职务，即不免减少甚至停顿。此在竺可桢则不然。他虽则琐务猬集，又须常赴陪都，而他还是不断读书著述——常是利用晚间写文，勉找隙时读书。据1979年版《竺可桢（科学）文集》所附著作目，自1936年4月出长浙大以后，直至1944年底止，竺在中外各报刊发表的各种论文（包括关于教育通论性文章）竟有39篇之多。

其中突出的专业科学性质的一篇论文《二十八宿起源考》，从开始定题（原题为《二十八宿起源之时间与地点》）到写成，历时两年多，参据大量中外文献，还与校内外学者（如钱宝琮）商榷，于1944年完成（后又先后补充与改写），成为国际有名之科学名著。自1945年到解放之5年间（包括竺出国半年余，及复员与应付学运特别紧张之年），也有专门和通俗论文5篇（文集《竺著目录》中，《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著录原作为1949年误，见《大公报》1945年5月23日）。我在1938年兼任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每星期六下午几乎每次见竺来图书馆简陋的阅览室中阅读新旧中外文期刊（规定此半天不去办公室）。解放以后，任科学院副院长时，读书撰著更多，直到去世前两年之1972年，完成其《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一文（《考古学报》1972 年第1期），成为一生之最后伟大科学论文。据此回溯，竺以其浓厚的科学兴趣，坚强过人的意志毅力，尽管身任繁剧行政，其科学研究工作何尝一日停辍，故得有此过人成绩。若只论个人，则一人之精力与时间究有一定限度。此13年中，竺如不任校长，他个人的成就自然更大。但从他的培养青年人才，罗致专家教授，实施科学教育，提倡良好学风，所造就我国一个时期内科学文化之总成绩极为远大。英国李约瑟博士于1944年二次参观浙大，看了遵义几个院系，就在报告中称浙大为“东方之剑桥大学”，如果只就几位教授的论文，而不是从整个大学的研究实验风气和成就看，是不会有此高度评价的。只有看总体成绩，才能明白竺之任校长与他的兼任科研工作，恰恰是相反相成，而且相得益彰。

竺师对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之重视，如战时提议西迁贵阳，再迁重庆，战后又排除异说，力主归还杭州保藏等，此事不能不简述其略。

关于竺师力助四库全书之实情，我曾写一报告给“竺可桢研究会”，该会出版的《竺可桢研究会通讯》中予以披露。我只补充五点：①1938年底，浙图已将阁书与其他善本运抵龙泉䃮石密藏，竺师认为留浙欠妥，应西运贵阳保存，教育部采纳了这个意见，由浙大派员会同浙图人员运黔。②在贵阳市区还不放心，改运至山乡地母洞，又因洞中潮湿，每年须翻晒整理，管理员一人不克胜任，竺师主动每年夏季派中文系教授一二人至筑协助晒书整理，并多所指助。③独山战起，浙大本身处危不动，竺又赞同文澜阁库书迁运到重庆，并任阁书保管委员会委员。④当库书尚未西迁时，这批笨重的线装书（包括方志及善本）初运至浙江富阳，需迅速转运浙南，但当时船只极少，浙图又无卡车，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幸赖竺师对文物图书之重视，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⑤文澜阁库书寄藏在贵阳时，贵州大学欲借抄其中滇黔人之著作， 一度想抽借至该校；战后四川公私方面亦张言东北收复，北有文渊，西南似应有一部，更有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私访浙中父老，企图打通政府，将文澜阁库书归之于南京，后来浙省参议会代表民意，电南京政府力争，此议才告作罢。竺对此向公私方面呼吁，力主留在浙省。我当时为库书一直代浙图与各方联系。我所保留竺师遗札，有二信论及此事，兹节引原函两段于后。

其一

“桢返遵后，得方杰人神父（方豪，字杰人，时兼浙大历史系教授）函，云及贵州大学拟将藏于地母洞之文澜阁库书（请部）拨归贵大。如此讯果确，桢极不以为然，浙人亦必群起反对，其不妥之理由，甚为明显，无庸缕述。我为库书迁黔之提议人，不能默无一言。而吾弟为库书之原保管人，想心更切。望即先与士选（指高教司长吴俊升）一谈：若有此项建议，嘱其早日打消为感。……”

(1943年8月10日致陈训慈信）

其二

“文澜四库书已由筑过遵开渝，想即可抵达重庆。惟据毛春翔君（文澜阁库书保管员，押运库书；1946年即由他负责督运库书返浙）云，闻中央图书馆拟企图拨得此书。桢意文渊、文津二阁书将来归北平与中央（图书馆），而文澜则以历史上之关系，战后必须迁回杭州，……请足下即与骝先（朱家骅，时接任教育部长）言之为要。

(1944年12月10日致陈训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