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

胡焕庸

竺可桢先生是我的老师。1928年我自法国留学回南京，又在他领导下，一方面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秘书，一方面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地学系任教。我接受过他几十年的教诲。竺先生在地理学领域上如何钻研、如何著作、如何创业、如何启迪后生、如何经过毕生不懈的努力，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耳濡目染，刻骨铭心。兹就所见所闻，并参考有关文献写成比稿，敬祈读者指正。

一、建立东南大学地学系(1920-1928)

1919年秋，竺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得博士学位回国，先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1920年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01921年9月，南京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先成立地理系，竺先生认为地理系范围过于狭窄，月改为地学系，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既使于互相补充，也有利于以后的发展。到1930年即分为地理系〈包括气象〉和地质系〈包括矿物。此时已改为中央大学〉。1944年，地理系中的气象组又单独分出，成立气象系，至此完全实现了竺先生的设想。

在东南大学地学系中，竺先生主要担任地理和气象方面的课程，有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和世界地理等。

《地学通论》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自然地理学，是文理科各系学生共同必修课目，学生很多，有位先生编写的铅印讲义。竺先生讲授《气象学》也编写讲义，由商务印扫钻出版。竺先生的世界地理教材，包括自然与人文两部分s在人文方面，特别联系各国时事与国际关系，有很多的统计材料，他还曾写过《欧洲战后之新形势》〈《史地学报》1卷1期，1921年）和《欧洲之现势..!=-j将来之危机》（《东方杂志》18卷9期，1921年〉等文，并指导选习世界地理的学生分别从中、英、日文报刊摘录中外地理与各国政治、经济资料，经他审校编次印成《地理新资料》，此外又指导学生翻译跑曼《战后新世界》一书，1923年出商务印书馆出版。

竺先生首创东南大学地学系，很重视实验，不但设立了气象浏侠站，还建立了岩石标本室、矿物实验室等。他认为这不仅为地质矿物组所必帘，对于地理组也是很重要的。他每次率弘达理组同学进行野外考察时，十分注意采集岩石矿物和古生物也石标本，并向国外购买和交换一些标本，几年之间，标本室和陈列室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竺先生不但很重视室内实验，也很重视野外考察，他经常不领学生在南京附近进行野外实习，考察岩石性质、地质构造、地形发展、土地利用等现象，与讲课内容互相印证，借以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的能力。

竺先生从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起，就坚持每天记日记。天气是每天观测记录从未间断的内容，日积月累，便成为有价值的科学资料。《南京之气候》、《杭州之气候》、《论新月令》、《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等著作，便有不少资料是由此而来的。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校长风潮，竺先生愤而去职，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国际百科全书》编译室主任一年，继又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一年。1927年再回南京，一方面主持地学系，一方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从1929年起，竺先生专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地学系改由郑厚怀先生主持。至1930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为地质系与地理系，地理系由我任主任。竺先生离开学校以后，对地理与气象人才的培养，关怀备至，常到学校作报告，并为中大地理系的地理杂志撰写文章。

二、创建气象研究所(1928-1936)

1921年春，竺先生任东南大学系主任时，在校东之农场创设4气象测候所”，最初由学生轮流担任观测，是年秋乃聘鲁直侯专任其事。所备仪器有各种温度表、气压表、湿度表、雨量器、测云{i~、日照计等，每日；观测温度、气压、相对湿皮、风向风力、云量、云种、雨量等。当时南方只有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上海徐家汇气象台与日本领事馆所办之测候所，金陵大学曾设测候所早已撤销，我国自办之气象测候所，以此为l商矢。他曾建议在东南大学附近的北极阁山上设气象台，因缺少经费和人员，迟迟未能实现。

1927年，竺先生筹建气象研究所即应址于北极阁〈旧称鸡笼山，公元五世纪刘宋在此建词天台，元代建观象台〉，不到一年便告完工。我曾遵竺先生嘱撰写《鸡笼山观象台故址兴建气象台记》。

竺先生从1927年起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达10年之久，为该所建筑所址、购置设备、延搅和培养人才而披荆斩棘，备历艰辛。同时，在国内各地增设气象站，任务尤为繁重，赖竺先生及其领导下的人员以异乎寻常的毅力，坚定不移的决心，克服重重障碍，终于初具规模，大改旧观。与以往测站寥寥，而且全操外人之手，判若天壤。

竺先生鉴于青藏高原对东亚季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1933年就计划在西藏拉萨建立气象站。我推荐刚在中大地理系毕业的徐近之先生任此工作，徐欣然接受，随即携带仪器，经兰州、西宁骑行入藏。拉萨气象台建成后，每日向南京发气象电报，这对全国天气预报和季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主持浙江大学(1936-1949)

竺先生在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校长，他到任以后，以“求是”为校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发扬民主，学校风气焕然一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学校被迫迁移。先从杭州迁到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酒潭。在西迁中，竺先生以身作则，正道直行，所以辗转四五千里，险阻艰难，辛苦备尝，而师生员工在磨炼中更加朴质坚强，凰烽烟频传，教学科研从未中辍，竺先生自己在抗战、期间就发表了近40篇文章。1941年12月竺先生因公到重庆，我陪他在沙坪坝散步，沙坪书屋陈列着一些西文书籍，他便进去看了三个小时。当时他正在研究二十八宿的起源，到处寻找资料。《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就是在1944年发表的。

竺先生在浙大13年，全校由原来的三个学院十五个系发展为七个学院二十九个系，图书设备日益充实，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求是校训的熏陶，蔚成出污泥而不染的风气。

竺先生接任浙大校长即设立史地学系，先后任教该系地理、气象、地质方面的有：张其昀、叶良辅、朱庭祜、涂长望、任美锷、黄秉维、卢鋈、么枕生、李海晨、严德一、刘志远、王维屏、李春芬、严钦尚和陈吉余等等。1939年秋又设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培养研究生。至1947年止，在地理、气象、地质等方面大学毕业生74人，研究生得硕士学位的20人，在解放前是培育这些学科人才的一个重要中心。浙大不仅在地理、气象等领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出版书刊，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如1942年开会纪念我国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宣读论文，出版专刊，就是一个例子。

竺先生一向重视我国历代的地方志，在他倡导率领下，主要组织浙大教师集体编成《遵义新志》。战时出版新方志，这也是没有先例的。

解放后，浙大史地系地理部分于1949年8月独立成为地理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浙大地理系一部分人员和设备并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度改称上海师范大学）成立地理系；一部分人员和设备并入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改组为杭州大学地理系。推本求源，这两个大学地理系的建立，也有结先生过去的一部分力量在内。

浙大史地系和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地理气象方面的毕业生，现在已有不少人在冰川、沙漠、河口、海洋、大气物理．遥感技术，以及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各个领域作出了不少贡献，在科研和教学中负担着重要的任务。

四、在中国科学院(1949-1974)

全国解放以后，竺先生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任综合考察委员会、国家大地图集编篡委员会、中国自然区划委员会的主任。他擎划推动、致力最多的是生物学与地学的研究，特别是包括若干学科或者干研究单位的集体工作。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工作，尤其艰巨复杂，考察地区非常广大，包括青藏高原、西北西南各省、黄土高原、黑龙江流域与热带各地，前后组成十几个规模颇大的考察队，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更重要的是来自不同学科．不同机构的科学工作者一起工作，彼比之间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为融会贯通，综合地观察和解决问题建立了初步的基础。竺先生认为综合考察的内容应包括：(1）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条件依据与方案。（2）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巾的重大综合性问题。（3）某些重大的改造自然工作。他对每一项综合考察又各有具体的指导思想。多数综合考察，他都曾亲自参加，并听取工作汇报，与考察队讨论科学问题。其实有不少与综合考察性质相似而不属于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的工作，如黄淮平原的土壤调查与综合治理研究、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试验、甘肃酒泉农业区划等，营先生同样非常关切，亲到工作地区考察。在解放以后二十多年中，除长江下游、台湾和青藏高原以外，占全先生的考察几乎遍及全国各个自然区域。

竺先生是一位知识很渊博的学者，所以他对上述工作能提纲挈领，驾驭裕如。竺先生曾指出：“所谓自然地理，一方面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和土壤，另一方面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自然分布现象。这些自然因素是互相关联，互相制约，互相推动者的。’还指出：“地理学应主要为农业服务。”他用以指导上述综合性工作的思想，大体上也就是他的自然地理思想。可以认为，他在开展上述综合性工作的贡献，基本上也是他对自然地理的贡献。这样巨大的贡献在我国地理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在国外，一个地理学家推动这样大规模的工作也是很少见的。

建国之初，竺先生即极力主张要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地理研究所。他认为地理研究所首先要为农业服务，第二要重视地图工作，第三要研究国界。后来在科学院系统内，又在南京、兰州、成都、广州．长春等地设立了好几个地理研究所。近来分区体系，粗具雏型，与省属地理研究所及高等学校地理系协调合作，互相匡助，只须稍加补充，便可成为全壁。这在国外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