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凡：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
一、引言
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周年的历程。报纸、电视等传媒，不断有三十周年纪念的报道、活动及学术研讨，十分热闹。当此之际，回顾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宋史研究的进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大陆去台湾的著名学者、台湾大学教授方豪先生，就曾对20世纪前50年的宋史研究状况进行过总结和介绍，但较为简略。台湾著名学者、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宋晞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即注意及宋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1966年，在台北第20次“宋史座谈会”上做了《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的发言，谈到各国研究宋史的状况；1981年，在台北第80次“宋史座谈会”上，又做了《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的报告；1988年5月，他又在《华冈文科学报》第16期刊布《宋史研究的发展》一文，自元代谈到20世纪80年代末；1992年，再刊布《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宋晞先生的这一系列论文，对90年代以前的宋史研究状况，作了介绍与评估，功不可没。
90年代初，台湾又有两位学者对本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及教学情况进行总结。1992年3月出版的台北《新史学》第3卷第1期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黄宽重先生刊布《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一文，系统总结20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状况。此文1993年载于大陆的《历史研究》第3期上，是故在大陆的影响较大。1992年6月，台湾举办了“大学人文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先生在会上做了《宋史教学的回顾》的报告，后收入会议论文集中。文中对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中有关宋史的教学情况做了大致介绍。
天津教育出版社，曾组织编写出版了“学术研究指南”丛书，惜乎中途而辍，但已出版《宋辽金史研究概述》，1995年10月出版，大32开，1册，39万字，署名“李天石、陈振编著”，其所叙内容，截止于1990年。1997年的《历史研究》第4期上，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先生发表了《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比较系统、全面地回顾了20世纪宋史研究的状况。此文略加修正、补充后，刊于《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
2004年，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出版了由高明士主编的《战后台湾历史学研究（1945—2000）》丛书，其第4册为《宋辽金元史》，由韩桂华、王明荪编著，大32开，1册，共246页。
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组织了“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其中的“史学专辑”由陈祖武，杨泓主编，《宋史研究》则由上海师大的朱瑞熙、程郁编写，2006年1月出版，大32开，1册，约38万字。其所叙内容，截止于2000年。
三十年间，笔者也曾两次总结宋史研究情况。
1988年，中国历史学会主办的《史学情报》杂志，开辟了“回顾与展望”专栏。在第3期的专栏中，刊布了笔者以笔名“郑飞”撰写的《宋史研究：面临开拓与深入》一文，对1978年—1988年10年间的宋史研究作了简略回顾。
1998年，笔者又在王曾瑜、宋晞、黄宽重、王德毅诸先生大作的基础上，加以综合、补充，撰成《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回顾》一文，约5万馀言，提交1998年在宁夏银川举行的中国宋史研究会第8届年会。嗣后，曾寄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宋晞教授斧正，再略加修订，刊布于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的《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9、10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南方出版社2002年7月）。其后，全文收入笔者《两宋历史文化概论》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回顾》所述内容，截止于1997年。
如今，又是10年过去了，笔者不揣冒昧，第3次撰文，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宋史研究的情况。综合前两文所述，补以近10年来的情况，以为此文。不当之处，尚希指正为盼。
二、宋史研究的进展与研究队伍的分布
（一）概说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可以10年为1期，分为前、中、后三期。1978年至1987年为前期，1988年至1997年为中期，1998年至2008年为后期。
前期可谓“文革”后的过渡与恢复时期，宋史研究的队伍以五六十年代人员为主，课题也多可窥见“文革”之阴影。自1978年开始大规模招收研究生后，1981年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研究课题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彻底摆脱“文革”阴影，开始其科学的历程。1982年，大陆第1次授予18人博士学位，其中有历史学两名，即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葛剑雄与周振鹤。自此，大陆开始了培养博士生的工作。中期，经历1989年事变的波折后，宋史研究开始向深度和广度迅猛扩展，博士研究生开始成批加入宋史研究队伍。后期，大规模招收博士生，加快了队伍建设，扩大了课题范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思想开始解放，禁区不断被冲破，宋史研究开始其蓬勃发展的历程。
90年代以后，文革前后毕业的研究生成长起来，开始出版著作，于是，好几所院校都有“宋史研究丛书”的编撰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从1992年开始出版“宋代研究丛书”共3批，15本。书目如下：程民生著《宋代地域经济》、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为第1批；贾玉英著《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著《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周宝珠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为第2批，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温伟耀《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功夫之研究》为第3批。据悉，他们正在征集稿件，准备再推出一批。2008年，“宋代研究丛书”又推出“日本学者系列”，已见到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
河北大学推出了《宋史研究丛书》，已见出版者有：漆侠《知困集》、《探知集》，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金朝军制》，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杨倩描《吴家将》、《王安石<易>学研究》，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裴汝诚《半粟集》，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杨渭生《宋代文化新观察》等。
云南大学也推出了《宋史研究丛书》，已见出版者有：林文勋《宋代商品经济史研究》，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等。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辑了《宋代文化丛书》，由巴蜀书社出版，第1辑有7本：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王晓波《寇准年谱》，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向以鲜《超越江湖的诗人》。该所还长年编有《宋代文化研究》（论文集），已出到第15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编写了“宋帝列传”，1997年出版，共12本：毛元佑、雷家宏《宋太祖》，张其凡《宋太宗》，汪圣铎《宋真宗》，黄燕生《宋仁宗、宋英宗》，仲伟民《宋神宗》，王菡《宋哲宗》，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王曾瑜《宋高宗》，方如金、陈国灿《宋孝宗》，虞云国《宋光宗、宋宁宗》，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曾庆瑛、刘耕荒《南宋末三帝》。张希清等《宋朝典制》。2004年11月重版，删去了图片，更简陋了。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有论文集《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已出13集，每集皆有宋史文章。他们还编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及续编各1册，人民出版社出版。《续编》为纪念陈乐素先生百年诞辰的论文集。
2004年，杭州市为弘扬南宋文化，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设立南宋史研究中心，特聘已退休的浙江大学教授何忠礼为主任，方建新教授、徐吉军研究员为副主任，拨出数百万元，组织编写《南宋史丛书》50册。2005年与2006年、2008年，已召开过三次“南宋史研讨会”，2008年的会议还是国际研讨会。《南宋史丛书》已交稿一半以上，预计近两年内将由人民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齐。这是南宋史乃至宋史的一大盛事，也是迄今仅见的地方政府大手笔。2008年12月29日，为已出版的25部书籍，举行了《南宋史丛书》首发仪式。这25部书是：何忠礼《南宋政治史》（46万字），粟品孝《南宋军事史》（47.3万字），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46.6万字），苗春德、赵国权《南宋教育史》（39.6万字），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45.1万字），张锦鹏《南宋交通史》（40.7万字），吴松弟《南宋人口史》（36.7万字），杨倩描《南宋宗教史》（40万字），罗炳良《南宋史学史》（40万字），龚延明《岳飞研究》（38万字），韩酉山《秦桧研究》（40万字），姜青青《马扩研究》（35万字），邹志方《陆游研究》（40万字），束景南《朱熹研究》（35万字），邢舒绪《陆九渊研究》（25万字），辛更儒《辛弃疾研究》（38万字），周梦江、陈凡男《叶適研究》（30万字），张金岭《宋理宗研究》（30万字），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30万字），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53.2万字），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16.5万字），顾志兴《南宋临安典籍文化》（29.3万字），邓禾颖、唐俊杰《南宋官窑》（21万字），以上共843万字；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编《南宋史研究论丛》（上、下），上册33篇，下册34篇，共101万字。
上述这些丛书的出版，大大推进了宋史研究的发展，其功甚伟。
下面分三个时期，介绍一下宋史研究的进展情况与研究队伍的分布。
（二）前期（1978—1987年），第一个10年
1.总说
第一个10年，大陆的宋史研究大致还在恢复与积聚阶段，其最大事件便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和《宋史研究通讯》的编纂发行，使大陆宋史学者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交流与交锋的平台。但1987年年会以后，曾有5年间未能举行年会，《宋史研究通讯》也惨淡经营，举步维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史研究会的窘境。
据不完全统计，这10年间大陆已出版的有关宋史的专著达70部以上，总字数超过1000万。在报刊上发表的宋史研究论文逐年增多，从1978年的80余篇，到1987年的400篇以上，总计超过3000篇。字数超过1500万。宋史研究会编行的年会论文集《宋史研究论文集》，这一阶段出版3本，中州书画社出版了《宋史论集》，中华书局出版了《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史研究集刊》，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括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资治通鉴丛论》，共约167万字。从这些数字看，与文革前17年对比，宋史研究可说是空前的繁荣。
断代史著作也出版了几部，如周宝珠、陈振的《简明宋史》、洪焕椿的《宋辽夏金史话》、杨树森、穆鸿利的《辽宋夏金元史》、吴泰的《宋朝史话》，如果再加上《中国通史》第5至7册和《中国史稿》第5册，则已有6部宋史或宋辽夏金元史专著，还有《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此外，还有一批宋代的专史著作问世，如《宋明理学史》、《宋代社会研究》、《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宋代说书史》、《宋元佛教》、《唐宋词通论》、《宋词散论》、《宋朝兵制初探》、《宋代经济史》、《宋代四川经济述论》等。
宋代史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有很大进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陆续出版，《通志》、《文献通考》等大部头史籍也已影印出版。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行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宋元笔记丛书》，也已出版了10多种。不少宋人文集和其他宋代史籍如《宋宰辅编年录》、《元丰九域志》等书也已整理出版，为治宋史者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宋史研究工作。专题史料汇编，近年来则有胡昭曦等人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57.2万字）、汤开建、刘建丽的《宋代吐蕃史料集（一）》（55.4万字）等出版。
这一时期，宋史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现状尚不能令人满意，有很多缺陷与不足，面临着开拓与深入的艰巨任务。从宏观来说，多卷本《宋史》的编纂工作，迄今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从微观来说，宋代的专史研究不足，还有很多空白点，即或是热点问题，也还需深入。
宋史研究中，有几个热点：一是经济，包括户等和阶级构成、客户问题、租佃制、地租、差役、户口等问题，每次年会中，总有半数已上是这方面的论文；二是王安石变法与熙丰、元祐党争，包括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物，可称年年有论文，专著不断出；三是两宋之交的和战问题，岳飞、张浚、秦桧、辛弃疾等人物；四是宋初的改革与统一，包括太祖、太宗、赵普、杨家将等人物；五是三次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钟相、杨幺，但近年来已趋向冷落；六是宋蒙战争，包括文天祥等人物。这六方面的论著，占已刊行宋史研究论著的大半。除此而外的两宋历史，则研究不多，甚或空白。如北宋仁宗朝的历史，除庆历新政外，尚少研究；北宋中期的重要政治人物韩琦、富弼，几乎还没有什么研究；北宋后40年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也少有人涉足；南宋除一头一尾外，其余时期的研究也不多。又如两宋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科技史等专史著作，仍付阙如。如果没有对北宋初年到南宋末年的分段详尽研究，没有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专门研究，是很难把握两宋历史全貌的，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多卷本《宋史》的问世。因此，不把目光局限于热点问题研究，多做些“垦荒”工作，多进行一些专题的或专门史的微观或中观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宋史研究也许能有突破性进展。
在众多的宋史研究论文中，炒冷饭的重复之作时有所见，不认真读书而故作惊人之语的亦大有人在。因此，重视研究信息，提倡严谨的学风，是非常有需要的。宋史研究中，有不少传统的流行观点，如理学统治论、相权削弱论、对土地政策的非议、对某些人物的评论等，占据统治地位长达数十年，仔细考查起来，却都不尽然，甚至南辕北辙。不循于旧说，不慑于权威，实事求是地考察研究，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全貌。为此，应当提倡学术争辩，提倡观点交锋，才能越辩越明。80年代初，在讨论宋江问题时，曾各抒己见、激烈争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还不多见。
宋代史籍，虽然在长时期中历经战火、天灾及人为的毁损，但存留至今者仍可谓汗牛充栋，不胜其览。也正因此，对宋代史籍还没有足够的重视。现存的宋代文集、笔记、小说等著作到底有多少，迄今仍是未知数，无法确知。这些著作已整理或印行者，还只是一小部分。编辑宋人著作书目提要，整理、介绍、出版宋人著作，势在当行，尚需努力。这是宋史研究进一步开拓和深入的需要。
“宋代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民族文化心理等方面讲，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的影响，宋代恐怕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研究并弄清宋代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状况，不仅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近、现代的中国。从这点上讲，以往宋史研究的成果还不够深入，还没有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与其他断代史的研究比较，宋史研究略嫌沉闷，不大活跃，甚至可以说比较刻板，思维方式比较陈旧，因而阻碍了宋史研究的发展，迄今尚未出现大的突破。这些问题，是值得宋史学界深思的。”笔者在1988年写下的这段话，今天看来，仍是有针对性的。
1988年以前的10年间，宋史研究论著的出版数量还不多，其作者也主要是文革前的老中青作者，80年代后毕业的研究生尚在积蓄力量，晋升职称，争取住房。出版的著作中，也是以个人文集或旧作修订为主，如陈乐素先生的《求是集》，聂崇岐先生的《宋史丛考》，漆侠先生的《求实集》，华山先生的《宋史论集》，关履权先生的《两宋史论》，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徐规先生《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关履权先生《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吴泰、陈高华先生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等书，则是作者积多年之力而为的力作。而朱瑞熙先生的《宋代社会研究》，涉及面广，论点新颖，但分量较小，今天看来，也嫌单薄，更像是论纲。
2.第一阶段：1978-1982
第一个10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1978年至1982年为第一个阶段。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宣告“文革”结束。饱受摧残的宋史研究，从浩劫中复苏，慢慢地开始恢复元气，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招收宋史方向研究生的单位有：北京大学邓广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乐素，杭州大学陈乐素、徐规，开封师院张秉仁，上海师院程应镠等5处，成为“文革”后最早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地方。1979年秋天，在开封师院召开了“《简明宋史》审稿会”，宋史学界的隽彦，一时齐聚开封。这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不仅直接促成了大陆1949年以后第一部断代宋史《简明宋史》的出版，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宋史研究会的准备工作，确定于1980年在上海师院举行“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
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1届年会”在上海师院（今上海师大）举行，与会代表60多人。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宋史研究会，选举邓广铭为会长，陈乐素为副会长，程应镠为秘书长，理事13人。秘书处设在上海师院。这种组织形式，反映了当时宋史研究的格局。从此，大陆宋史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开始了正常的学术活动。会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1982年10月，在郑州举行了第2届年会，由河南省社科院承办，与会者达80多人。会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84年10月，在杭州举行了第3届年会，由杭州大学历史系承办，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87年9月，在石家庄举行了第4届年会。由河北大学承办，与会代表107人，会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此次会议上，对宋史研究会理事会进行了增补，由于程序的不当，引发了争议。此次会后，宋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如下：会长：邓广铭，副会长：陈乐素、徐规、郦家驹、漆侠、乔幼梅、朱瑞熙、王曾瑜，秘书长仍为程应镠，理事共15人。会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邓广铭先生1949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大学执掌教席，此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五主席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王安石、岳飞及其他方面的论文，并最终修订出版了《王安石》、《岳飞传》两书。北京大学又是大陆在“文革”后最早招收宋史博士生的单位。邓广铭还与程应镠一道，在此时主持编纂了第一部大型工具书《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并在80年代完成出版。邓广铭先生于1979年招收了宋史研究生张希清等人。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
陈乐素先生于1975年被强迫退休后，一直寓居杭州，进行《宋史艺文志考证》的修订工作。1978年，他在杭州大学复职，出任历史系教授，被推选为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同时，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聘为兼任研究员，故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杭州大学两处招收研究生。在历史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是张其凡，在杭州大学招收了何忠礼、周生春、孙云清、翁福清等4人。他在杭州大学建立了宋史研究室，当时成员主要有：徐规、倪士毅、梁太济、龚延明等人。1979年，陈乐素南下广州，在暨南大学建立宋史研究室，徐规继任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徐规先生是张荫麟、陈乐素先生的及门高弟，他在五六十年代经历坎坷，发文不多。“文革”后，接连刊出《陈亮永嘉之行及其与永嘉事功学派的关系》、《沈括生卒年问题的再探索》（1977年）、《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南宋绍兴十年前后“内外大军”人数考》（1978年）、《沈括“官于宛丘”献疑》（1979年）等文，1982年，更出版《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获日本宋史权威周藤吉之的高度赞扬，从此奠定其在宋史学界的地位。他主持下的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成为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程应镠（1916—1994年），江西新建人，早年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哀乐中年感逝川”。“文革”后，他在上海师院任职，1979年，出任恢复后的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当时，上海师院与华东师大共同承担点校整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的任务。1978年，在程应镠的主持下，上海师院历史系和古籍研究所招收了宋史研究生，包括：吕友仁、李伟国、萧鲁阳、俞宗宪、朱杰人、王松龄等人；聚集起一批从事宋代文史研究的学者，主要有：郑世刚、许沛藻、金圆、孙菊园、裴汝诚等人。他是《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两部大型史籍校点整理的主要组织者和定稿人，他与邓广铭共同担任主编，自70年代末开始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他担任宋史研究会秘书长后，为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付出了大量劳动。继张家驹先生之后，程应镠发展壮大了上海师院的宋史研究队伍，使其成为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开封师院历史系，是“文革”后大陆最早招收宋史研究生的院校之一。张秉仁先生（1910—1994年）主持的宋史研究室，有王云海、姚瀛艇、周宝珠等人。加上《史学月刊》杂志与河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有陈振）当时都设在开封师院，这里也成为宋史研究的基地之一。1978年，以张秉仁先生的名义，招收了宋史研究生，有穆朝庆、魏天安、刘坤太、张德宗等人。在发起十院校共同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后，开封师院历史系与河南社科院历史所又在此时开始共同编写《简明宋史》一书，以填补大陆宋代断代史之空缺。此书于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宝珠、陈振主编，约46万字。
在这一时期，发表论文的，除邓广铭、陈乐素、徐规、漆侠、吴天墀、朱瑞熙、周宝珠、关履权、陈守忠、李蔚、柯昌基、胡昭曦、万绳楠、杨国宜、王云海、程溯洛、苏金源、李春圃、张邦炜、赵俪生、裴汝诚、杨德泉、汪槐龄、沈起炜等五六十年代已刊发论文者外，也有少数新人出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同毕业于北京大学、同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吴泰、王曾瑜二人。吴泰大学时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毕业后又成为陈乐素先生的研究生，他在这一时期成为宋史研究的风云人物，在这一时期的几个热门话题上，他都发表过重要意见。关于宋江问题的争论，他是首先挑起论战的一方主将，他又较早地提出为岳飞恢复名誉。惜乎他英年早逝于80年代中期，连副研究员也未评上，不免令人扼腕。王曾瑜在“文革”中苦读《宋会要》而出名，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水平较高的论文。还有，与朱瑞熙是同学的蒙文通高足贾大泉，也在此时开始刊发论文。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最年轻的与会者，是41岁的王曾瑜。这一时期宋史研究队伍的年龄，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的宋史研究，从批判“四人帮”谬论开始，逐步扩及宋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其热门课题，主要有四个：①宋江问题，②岳飞问题，③农民起义，④王安石变法，论文也大多集中于这四个课题。
1978年6月8日，吴泰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一文。接着，邓广铭、李培浩在6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历史上宋江的面貌》一文，在当年《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有关宋江问题的大论战由此展开，历时约4年之久，成为大陆宋史学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道风景线。吴泰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故而这场论战被有些人称为“学生与老师的论战”，引人注目，得到当时整个史学界的关注。
有关宋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40年代，余嘉锡先生撰《宋江三十六人考》，认为宋江投降了宋廷；50年代，张政烺撰《宋江考》，以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为据，认为宋江之降是诈降，并且未征方腊。但是，客观地讲，70年代末的论战并非余、张之争的继续，而是“文革”后期评《水浒》运动的馀音，所以争论的问题“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历史上的宋江是否征方腊?”也带有浓厚的“文革”中评《水浒》运动的风格。
吴泰继《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之后，在1979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上又发表《再论宋江的几个问题》一文，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打过方腊。北郭在1979年第4期《北方论丛》发表《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一文，观点与吴泰一致。邓广铭等人则在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在1980年第1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没有打过方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引发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很多人撰文参加讨论，但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服，虽然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但仍未解决问题。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该文据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忠愍集》卷2），认为这是当时人记载，铁证如山，证明宋江确曾投降。邓广铭先生看到马泰来之文后，于1982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一文，承认宋江确曾投降，但仍否认宋江打过方腊。至此，大论战暂告结束，宋江投降，遂成定论，但宋江是否打过方腊，则仍无定论。时过境迁，此后这个问题日渐淡出人们视野，不见有人提起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岳飞是宋史研究中的另一个热门话题。1978年6月，杭州大学在陈乐素主持下，召开学术讨论会，座谈岳飞的评价问题。这是针对“评法批儒”中对岳飞的贬低和攻击而进行的拨乱反正。一时间，有关岳飞的论文充斥报刊，其中主要有：倪士毅等《论岳飞》（1978年），吴泰《应该恢复岳飞的历史地位》（1979年），徐渭平《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史平《略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周宝珠《岳飞冤狱及其平反昭雪前后的斗争》（1979年），汪槐龄《论岳飞的爱国主义》（1979年），邓广铭《“黄龙痛饮”考释》（1979年）、《〈鄂王行实编年〉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1980年）、《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1年）、《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1981年）、《关于岳飞的几个问题》（1981年）、《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2年）、《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桩大冤案〈岳飞惨遭杀害始末〉》（1982年）、《绍兴八九年内秦桧的卖国降敌和岳飞的坚决反抗》（1982年），王曾瑜《岳飞之死》、《岳飞几次北伐的考证》（均1979年）、《关于岳飞的家世》（1980年）、《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1981年）、《岳飞第一次北伐的考证》（1981年），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0年），蔡栋《〈岳氏宗谱〉和岳飞后代》（1980年），王瑞来《历史上的岳飞与小说中的岳飞》（1981年），豫嵩《关于岳飞的评价问题》（1981年），龚延明《也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1年），张云霄《岳飞与赵构的斗争》（1982年），刘大有《吴玠与岳飞》（1982年）等。龚延明出版了专著《岳飞》（1980年），邓广铭出版了增订本《岳飞传》（1982年），王曾瑜出版了《岳飞新传》（1982年）。这时的岳飞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为岳飞恢复名誉，拨“文革”之乱而反之正。由于岳飞的地位和影响，此问题以后一直有人从事研究，还在杭州成立了由徐规先生担任会长的中国岳飞研究会，召开过多次国内与国际研讨会。
在这一时期，有关宋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仍是热点。著作有白钢《〈钟相杨幺佚事〉及其史料价值》（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考述》（197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编《王小波李顺起义史料汇编》（1978年），杨渭生《方腊起义》（1980年），安徽师大历史系《方腊起义研究》（1980年），白钢、向祥海《钟相杨幺起义始末》（1980年）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也应运而出，1979年至1982年间共出了4辑，其中有关宋代的文章有16篇之多。论文则有：邱鸣皋《略论方腊起义的社会背景》（1977年）、《方腊起义大事记略》（1977年），雏飞《谈谈方腊起义的口号问题》（1978年），吴泰《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1979年），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79年），杨渭生《〈容斋逸史〉献疑》（1979年），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1979年），陈得芝《关于方腊的所谓“漆园誓师”》（1979年），朱瑞熙《“三面保义”辨》（1980年），吴泰《方腊出身问题考辨》（1980年），李祖德《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方腊起义》（1980年），李裕民《方腊起义新考》（1980年），杨渭生《关于方腊起义若干问题的再探索》（1980年），张海鹏、杨国宜《方腊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1980年），朱瑞熙《关于〈容斋逸史〉的作者》（1981年），王冠倬《方腊起义军攻占州县考》（1981年），白钢《“圣公”考》（1981年），邱鸣皋《有关方腊的一则资料的辨正》（1981年）。朱瑞熙《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79年），吴天墀《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1979年），周子云《王小波、李顺里贯起义发祥地考辨》（1979年），阎邦本《关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鲁阳《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起因是“贩茶失职”吗》（1980年），杨继忠《〈老学庵笔记〉中王小波“自言”的两个问题》（1981年）。郑从周《谈钟相杨幺起义的特点》（1979年），李文彬《“车船”、“拍竿”及“木老鸦”考》（1981年），曹典礼《钟相起义事略》（1981年）。三大起义之外的有关文章有：陈守忠《试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1978年），关履权《宋代的茶禁和茶户、茶贩的反抗斗争》（1978年），张明福《试论北宋庆历年间的兵变》（1980年），向祥海《范汝为起义简论》（1980年），裴汝诚《关于李金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温岭（陈高华）《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户暴动》（1981年），李文彬《南宋李接起义》（1981年）等。在这几年间，农民起义的研究承接解放后的研究馀绪，热闹非凡，争论颇多，形成一个高潮，并且成立了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但进入八十年代后，日渐衰微，研究者也日逐减少，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的活动，也最终停止了。
在“文革”时的“评法批儒”中，被认定为“法家”的王安石，风光热闹地被讨论研究着，有关文章十分之多。邓广铭的《王安石》一书，也有幸在1975年改写后出版。“文革”结束后，王安石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是热门。《文史哲》1977年第4期发表了吴泰《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朱瑞熙《四人帮歪曲王安石变法历史的险恶用心》两文，1977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泰《王安石的历史遭遇和四人帮的罪恶用心》一文，由此揭开了在王安石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页。其后，谷霁光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1978年），裴汝诚有《关于〈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的通信》（1978年），邓广铭有《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的批判》（1978年），颜中其《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1979年）、任奇正《吏治改革的妥协性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979年）等文相继刊发。1980年，王曾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刊出《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洋洋数万言，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引人注目。1980年发表的有关王安石的论文还有：姜国柱《论王安石》，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李之勤《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研究——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最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不是邵伯温而是苏辙》，杨渭生《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谷霁光、谷远峰《王安石经济思想若干问题试析》，林岑《略论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等。其后，有关王安石的研究转入了正常轨道，仍然是宋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以此为硕士课题者不少。但是，角度、深度与评价都有了较大变化，更加贴近历史实际。
除上述四大热门课题外，发表的论文有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特别是租佃制的发展的，有研究宋代人物如宋太祖、赵普、韩侂胄、司马光、朱熹、范仲淹、曲端、余玠、杨家将等人的，还有研究宋金战争的，但比起四大热门来说，还嫌得薄弱与不足。
总起来说，这一阶段，虽只有四五年时间，但论文数量与研究者数量相比的话，是相当惊人的，这是对文革时期“万马齐喑”局面的一种反动，对重获学术研究权力的一种兴奋。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是其后学术发展的先声，是我们应当记住的。
3.第二阶段：1982—1987年
第二阶段自1982年至1987年。
第一个10年中，宋史研究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宋史人才的培养与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壮大。
1981年，“文革”后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毕业，开始进入宋史研究队伍。这一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宋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如兰州大学的葛金芳，杭州大学的何忠礼、周生春，中国社科院的张其凡、上海师院的萧鲁阳、李伟国、吕友仁、朱杰人、俞宗宪，开封师院的魏天安、穆朝庆、刘坤太、张德宗等人。自此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使宋史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统计，1987年，历史学分为14个专业，全国有权授予博士的学科、专业点共计67个，导师115人。其中，中国古代史中有博士点17个，为各专业之首（其他专业均不到10个），导师37人（其他专业最多15人）。专门史有博士点8个，导师9人。这些博士点和导师中，招收宋史方向博士生的导师有中国古代史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河北大学漆侠，杭州大学徐规，专门史（唐宋经济史）的云南大学的李埏。共计4个点4名导师而已。这10年间，宋史的博士点基本没有增加。
在这10年间，大陆宋史研究的队伍已增多达几百人之多，宋史研究的基地分布南北各省市。
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在80年代创建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邓广铭在1982年率先招收了宋史的博士生，其后又招收了5届，培养出周生春（1982级）、杨若薇（1983级）、陈植锷（1984级）、包伟民（1985级）、罗家祥（1986级）等5位博士。他治史强调基本训练，将“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治史勇于创新，敢于以精微的论证，推翻前人的定论，无论是他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的研究，还是对《宋史》的《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正，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传记、年谱、词与诗文的完整组合。他校点增订了《陈亮集》（1987年），与张希清合作校点了《涑水记闻》（1989年），还著有《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稼轩诗文抄存》、《岳飞传》（增订本，1983年）邓广铭不愧是八九十年代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
暨南大学的陈乐素先生，在南下广州后，研究方向转移到宋元明清文化史和岭南地方史上，先后发表了《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1982年）、《珠玑巷史事》（1982年）、《袁本与衢本〈郡斋读书志〉》（1983年）、《桂林石刻〈元祐党籍〉》（1983年）、《略论〈直斋书录解题〉》（1984年）、《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及其历史意义》（1988年）等论文。他平生的论著，大半都汇编为《求是集》第一、二集（1986年、1984年）。1984年，陈乐素在宋史研究室的基础上，为暨南大学创办了古籍研究所（又名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先后招收了三批宋史研究生。陈乐素治史，从目录学入手，以文献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料学、年代学等为基础，强调版本目录与考据，主张“脑、手、笔、腿四勤”，以“时、地、人、事”为“治史四要”。他每有著述，必先搜集大量史料，进行考订、分析、取舍，然后据以成文；继而又以文稿广事商榷，征求意见，几经删改，方肯刊布，因此，其论著考订精审，言而有据，素称严谨。他对《三朝北盟会编》及其作者徐梦莘的研究，对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及其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宋史艺文志》五十年的考证研究，都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宋史的还有常绍温、杨芷华、张其凡等人。
广州地区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华南师大的关履权、王棣、高美玲等人，中山大学的曾琼碧等人，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的袁征等。关履权（1918—1997年）招收过几届宋史研究生，王棣是他的第一个弟子，1980年入学。关履权出版了《两宋史论》（1983年）一书，还发表了不少论文。曾琼碧出版了《千古罪人秦桧》一书（1984年），发表了经济史论文十多篇，她也招收过宋史研究生。
上海师大（上海师院改名）的程应镠先生，出版了《司马光新传》、《范仲淹新传》等宋史方面的专著。80年代后期，朱瑞熙调入上海师大。这一阶段，由于程应镠先生是秘书长，故宋史研究会设在上海师大，具体工作由范荧负责。上海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郑世刚、许沛藻、虞云国、戴建国、顾吉辰、范荧、汤勤福等人。
杭州大学（原为浙江大学文理学院，1998年又并回浙大）的徐规先生，后来担任了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岳飞研究会会长。徐规，浙江平阳人，生于1920年，1946年以《宋代妇女的地位》获文学硕士学位。他于198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但在头一个十年中尚未招生。杭州大学也成为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其成员有：杨渭生、梁太济、何忠礼、龚延明、包伟民等人。1985年，杭大宋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沈括研究》一书，汇集了相关论文18篇。徐规还主编了两集由杭大宋史研究室编的《宋史研究集刊》，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出版。他还发表了有关宋代文献订误的论文19篇，有关宋代人物、史事考评的论文约20篇。
杭州与浙江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浙江大学的周生春，杭州师院的林正秋，浙江师大的方如金、陈国灿，温州师院的周梦江等人。
河北大学的漆侠先生（1923—2001年），1979年定为教授。他创建了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其成员有郭东旭、高树林等人。1983年被批准为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点，是河北省第一个博士点。1985年，他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袁征，1987年，程民生、李华瑞来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阶段，漆侠先生处毕业的博士生仅1988年的袁征1人。漆侠的研究领域一度以农民战争史为重点，曾担任过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研究以宋史为重点，主要集中于宋代经济史的研究。作为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五的《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于1987年和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合共90馀万字，是迄今为止份量最大的宋代经济史研究专著。
李埏先生（1914—2008年），云南路南人，生于1914年，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曾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向达、姚从吾，攻读宋史。1943年起，即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学。他是张荫麟先生最为赏识的学生之一，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82年，他在云南大学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封建经济史研究室，1983年，成为中国经济史的博士生导师。李埏的研究，以唐宋经济为主。1986年，他出版了自选论文集《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
四川大学也是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亦是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吴天墀先生是宋史研究的前辈之一，他生于1913年，别名浦帆，四川万县人。193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三四十年代即有《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1939年）、《王安石性格及变法是非》（1939年）、《张詠治蜀事辑》（1940年）、《烛影斧声传疑》（1941年）等文发表。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西夏史稿》一书，并于1983年出版了增订本。80年代时，他与徐中舒先生共同指导宋史博士生，1985年，招收了蔡崇榜、刘复生为博士生，蔡于1988年毕业，刘于1990年毕业。
自80年代以来，胡昭曦及其硕士生们，即集中精力于晚宋史、宋蒙（元）关系史的研究，出版了《宋蒙（元）关系研究》与《宋蒙（元）关系史》两部书稿，成为晚宋史研究的中心。四川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曾枣庄和刘琳的主持下，从事《全宋文》的编纂整理，并于20世纪90年代完成。曾枣庄有《苏轼评传》（1982年）、《苏洵评传》（1983年）等著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贾大泉，乃蒙文通高足，有专著《宋代四川经济述论》等。这样，成都便成为雄居西南的大陆宋史研究的重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80年代时，有郦家驹、朱家源、王曾瑜、陈智超、吴泰、郭正忠等专攻宋史者。郦家驹在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先后在成都、北京受业于蒙文通先生，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他发表了《试论韩侂胄评价的若干问题》（1981年）、《北宋时期的弊政和改革》（1983年）、《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1988年）等文，又是《中国史稿》第五册的主要作者之一。虽然由于担任行政工作，发表的论文不多，但他在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吴泰掀起了关于宋江、岳飞等方面的大讨论，名震一时。惜乎在80年代即英年早逝。王曾瑜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论文，朱家源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郭正忠关于盐业与经济方面的论文，都有举足轻重之份量。
河南是北宋首都开封所在省份，也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河南大学（前身是开封师院，改河南师大，再改今名）在文革后是第一批招收宋史硕士生的单位之一。由河南地区学者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1985年）一书，是大陆第一部断代宋史专著。这一阶段，河南地区的宋史研究者主要集中于两处：河南大学与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河南大学宋史研究室，由张秉仁先生创建，后发展为历史研究所，其成员，老一辈的有王云海、姚瀛艇，中青年多为河北大学的博士，如苗书梅、贾玉英等人，还有张德宗等人；该校历史系研究宋史者有周宝珠、程民生、刘坤太等人。在郑州的河南社科院，则有任崇岳、魏天安、穆朝庆、萧鲁阳等人。
武汉地区高校云集，也有不少宋史研究者。华中师大较早招收宋史研究生，由王瑞明先生指导。其高足罗家祥，硕士学业毕业后，又师从邓广铭先生攻读博士三年。华中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张全明等人。武汉大学李涵女士（1922—2008年），江苏江阴人，生于北京，194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4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是著名宋辽金元史学家。在70年代末即招收了宋史硕士生。她与刘经华合著了《范仲淹传》，并发表了不少论文。其研究生杨果女士，研究宋代官制颇有成就，硕士论文是研究宋代翰林学士的。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韩茂莉，现在北京大学工作，著有《宋代农业地理》一书。湖北大学的葛金芳，是赵俪生的弟子，以研究宋代经济史为主，著有《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等书。
辽宁大学的陈光崇先生，乃陈乐素先生弟子，从事史学史研究，发表了《欧阳修的史学》、《资治通鉴述论》等有关宋代史学的文章。他在80年代初招收的学生杨若薇、赵俊等人，后来都去攻读博士，小有成就。杨若薇是北大的博士，出自邓广铭门下，以《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一书获博士学位，现在香港工作。赵俊是华东师大的博士，出自吴泽门下，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同时进行史学史研究。
长春市的东北师大，有李春圃、杨树森、穆鸿利等人治宋史，李春圃是宋史研究会成立时的理事之一，他和吉林大学的苏金源合编有《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史料彚编》（1965年）。杨树森则和穆鸿利合编了《辽宋夏金元史》（1986年）。
（三）中期（1988—1997年），第二个10年
第二个10年中，先是经过了1989年“北京事件”，有几年的沉寂时期，无论是研究生的招生数量还是史学著作的出版情况，史学论文的发表情况，都有停滞甚或衰微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与隋唐五代研究室合并，虽有博士授予权，但这10年内未曾招收过1名宋史博士。即可看做是这10年衰微的一大表现。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发表了重要讲话。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经济”概念，中国大陆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热潮。1993年，台湾学者10馀人。在宋晞先生带领下，参加在杭州举行的“纪念岳飞诞辰8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以徐规先生为首，大陆十位宋史学者，赴台北参加“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宋史研究也在两岸交流的频繁中开始其繁荣的历程，进入下一个新的10年。
1.宋史研究会的发展
1992年4月，在开封举行了第5届年会，由河南大学承办，与会代表85人。此次会上，邓广铭先生因年事已高，提出辞职，陈乐素先生已于1990年去世。宋史研究会理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并规定以后每4年改选1次。改选后，宋史研究会理事有17人，会长：漆侠，副会长：徐规、郦家驹、程应镠、朱瑞熙、陈振、胡昭曦、王曾瑜。此次会后，秘书处迁至河北保定的河北大学，《宋史研究通讯》也随秘书处迁至保定出版。大会论文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在成都举行了第6届年会，由四川大学承办，与会代表90馀人。会后，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96年 9月，在昆明市举办了第7届年会，由云南大学承办，与会者90多人。在此次年会上，改选了理事会，共选出理事21人，会长仍由漆侠担任，副会长：徐规、李埏、朱瑞熙、胡昭曦、乔幼梅、王曾瑜。会后，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的三大巨头，邓广铭于1998年去世，陈乐素于1990年去世，程应镠于1994年去世。活跃于1949年以前的宋史学者，至此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从1992年宋史研究会理事会改选后，改革开放后毕业的研究生开始进入理事会。1996年的理事会中，已有50后进入。而研究者中，已有60后开始崭露头角。
2.宋史研究的基地
这一时期的大陆宋史研究的基地主要有：
北京大学有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邓广铭任主任，成员有张希清、邓小南等人。1987年以后，邓广铭先生未再招收博士生。他与张希清合作校点了《涑水记闻》（1989年），还著有《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增订本）（1997年）、《岳飞传》（增订本）（1983年），他的单篇论文，在其晚年编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1994年）与《邓广铭治史丛稿》（1997年）。他还有《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1998年）一书。1997年，在他90寿诞时，为他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仰止集》（1999年）。邓广铭不愧是八九十年代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1998年，邓广铭先生去世。2006年，出版了《邓广铭全集》，凡10册。
河北大学有历史研究所，漆侠任所长，成员有：高树林、郭东旭等人。漆侠先生在这一时期培养的博士生有：程民生、李华瑞（1990年毕业，下同）、贾玉英、苗书梅、胡建华（1991年）、高聪明（1993年）、袁一堂（1995年）、刘秋根（1997年）、王菱菱、姜锡东（1998年）等人。1994年，漆侠与乔幼梅合作，完成并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六《辽夏金经济史》，共38万字。漆侠的已刊论文，大部分编入了《求实集》和《知困集》中。1992年，他出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92年以来，河北大学编辑的《宋史研究丛书》，连续出版了李华瑞的《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高树林的《元代赋役制度研究》、梁太济的《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王曾瑜的《金朝军制》、裴汝诚的《半粟集》等著作，兴旺一时。1998年9月，河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约36万字。
杭州大学（原为浙江大学文、理学院，1998年又并回浙江大学），有宋史研究室，徐规任主任，杨渭生任副主任，成员有梁太济、何忠礼、包伟民等人。徐规先后担任了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岳飞研究会会长。他自1989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至1997年，已有9人毕业，他们是王云裳、安国楼（1992年）、刘伟文（1993年）、祖慧、刘连开、李勇先（1995年）、史继刚、唐代剑（1996年）、范立舟、曹家齐（1997年）等。除唐代剑由梁太济指导外，其他均由徐规指导。杭州大学已成为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10年来，徐规先生先后完成了《全宋诗•王禹偁诗》、《全宋诗•李焘诗》的点校与辑佚工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校勘与辑佚工作（此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梁太济等合作完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整理工作。徐规主持的《宋史补正》工作，被列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已出版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何忠礼的《宋史选举志补正》、梁太济、包伟民的《宋史食货志补正》三种。1995年，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编辑了《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个人全集，命名为《仰素集》，以怀念恩师素痴（张荫麟）、乐素（陈乐素），全书90万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龚延明、方建新、祖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周生春，也研究宋史。
杭州与浙江省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杭州师范学院的林正秋、浙江师范大学的方如金、陈国灿、温州师范学院（现温州大学）的周梦江等人。这一阶段，周梦江出版了《叶適与永嘉学派》（1992年）、《叶適年谱》（1996年）等书。林正秋出版了《宋代生活风俗研究》（1997年）等书。著有《北宋文化史述论》（1992年）的陈植锷，也在杭州大学工作，惜于1994年英年早逝，年方47岁。
云南大学，有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李埏任主任，治宋史的成员有：林文勋、吴晓亮等人。李埏先生培养出博士生14人，治宋史的有林文勋（1991年毕业）、李槐（1992年毕业）、龙登高（1993年毕业）、李桂英（1994年毕业）、黄纯艳（1996年毕业）、吴松（1998年毕业）、孙洪升（1998年毕业）、王文成（2000年毕业）等8人。90年代以来，云南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林文勋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与吴晓亮、林文勋主编的《宋代经济史研究》及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等书。因此，云南大学也是培养宋史研究者的重要基地之一。1996年第7届年会即在云南大学召开，李埏先生也于此年被推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1992年，云南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了《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改名）历史系和古籍所均有宋史学者，程应镠先生是其带头人。1993年，他执教50周年时，其学生将其论文汇编为《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4年，程先生去世。1987年，朱瑞熙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调入上海师大古籍所，1997年被四川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虽然，1992年时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迁往保定市河北大学，但上海师大仍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其成员还有：郑世刚、许沛藻、顾吉辰、戴建国、虞云国、汤勤福、范荧、程郁等人。上海治宋史者还有上海大学的来可泓，复旦大学的吴松弟、华东师大的裴汝诚、严文儒等人。裴汝诚有《半粟集》（论文集，2000年）。
四川大学也是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亦是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1998年9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天墀的文集《吴天墀文史存稿》，42万字。蔡崇榜的博士论文《宋代修史制度研究》与刘复生的博士论文《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两书，均已在台湾出版。1993年，胡昭曦成为博士生导师。胡昭曦，四川自贡人，生于1933年，1994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至1999年，共招收宋史博士生7人：粟品孝（1997年毕业）、陈廷湘（1997年毕业）、勾承益（1997年毕业）、张金岭（1998年毕业）、张文（2000年毕业）、喻学忠（2002年毕业）、熊瑜（2003年毕业）。蔡崇榜，199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1997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两人：邹志峰、史江。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合著了《宋代蜀学研究》一书，1998年4月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胡昭曦宋史论集》，36.4万字，收文25篇。四川大学在1994年主办了第6届年会。
四川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曾枣庄的主持下，从事《全宋文》编纂整理的同时，出版了一批宋史研究著作，主要有《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宋人年谱集目•宋编宋人年谱选刊》等工具书，刁忠民的《两宋御史中丞考》、王晓波的《寇准年谱》、王智勇的《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舒大刚的《三苏后代研究》、祝尚书的《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向以鲜的《超越江湖的诗人——后村研究》、李勇先的《〈舆地纪胜〉研究》等专著。四川师范大学的张邦炜，先后出版了《婚姻与社会（宋代）》（1989年）、《宋代皇亲与政治》（1993年）、《中国封建社会兴亡史•两宋卷》（1996年）等著作，着力于宋代社会生活的研究。这样，成都便继续是雄踞西南的大陆宋史研究的重镇。
河南大学仍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河南大学在这10年中第一个主办宋史年会——1992年的第5届年会。近年来，该校出版社出版了“宋代研究丛书”两批：第一批有五本，程民生著《宋代地域经济》、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第二批亦有五本, 贾玉英著《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著《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周宝珠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在郑州的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则有任崇岳、魏天安、穆朝庆、萧鲁阳等人，陈振原来也在此所工作，后调至南京师大。任崇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兼治宋元史和民族史，著述颇丰。魏天安是河南大学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研究宋代经济，有《宋代行会制度史》（1997年）一书。穆朝庆是河南大学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他在《历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等杂志发表过多篇有关人口与经济的论文。萧鲁阳是上海师大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对宋代文献、思想颇有研究。郑州大学则有徐规先生的博士安国楼，他著有《宋朝周边民族政策研究》一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进入90年代后，却日渐衰微，连研究室也和隋唐研究室合二为一了，从事宋史研究的名家，仅馀王曾瑜、陈智超两人而已。历史研究所也是招收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但1997年以前，未招收过1名宋史博士生。虽然如此，郦家驹《韩酉山<秦桧传>序》（1999年）、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1996年）、陈智超的《解开“宋会要”之谜》（1995年）和《宋会要辑稿续编》、郭正忠的《宋代盐业经济史》和《宋盐管窥》及《三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度量衡》等著作，仍有举足轻重之分量，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令海内外宋史学界不敢轻视。
暨南大学的陈乐素先生，发表了《岭南学者梁廷楠》（1990年）等论文，主编了《宋元文史研究》与《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1集。晚年，他倾注了大半精力，去完成自40年代即已开始的《宋史艺文志考证》的工作，终成初稿。其论著考证精审，言而有据，素称严谨。他对《三朝北盟会编》及其对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及其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宋史艺文志》50年的考证研究，都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1990年陈乐素先生去世后，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于1992年编辑出版了《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还从1990年开始编辑出版《传统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至1998年，已出版6集，内中多有宋史研究文章。
常绍温先生（1923—2005年），1923年生，在四川的武汉大学本科毕业，1950年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广州后主要从事宋代文化史的研究，发表了《北宋诗风士风与政治》、《略谈南宋女诗人王清惠及其诗词》等文。1987年她出任古籍所所长至1993年，并招收宋史研究生1批2人，1990年毕业。
暨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张其凡、杨芷华等人。近8年，张其凡连续出版了《赵普评传》（1991年）、《五代禁军初探》（1993年）、《宋初政治探研》（1995年）、《宋太宗》（1997年）等专著，发表了有关政治、军事的多篇论文。199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杨芷华则完成了关于李昴英的系列研究文章，点校出版了李昴英的《文溪存稿》（1994年）。1997年，暨南大学召开了“宋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广州地区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华南师范大学的关履权、王棣、高美玲等，中山大学的曾琼碧等。关履权出版了《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1994年）一书，于1997年去世。曾琼碧也退休了。王棣有关于经济史等方面的论文。
山东大学在90年代后期，也成为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基地。山东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博士点是1981年国务院审批的第一批博士点之一，1984年开始招生，1994年，乔幼梅成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开始招生，1996年和1997年各招收博士生1人。乔幼梅在1996年出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她在中青年时曾有过艰辛而坎坷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后重拾旧业，先后到南京大学与河北大学进修元史和宋史，其研究重点是宋辽夏金经济史，与其师漆侠先生相近。她曾与漆侠先生合著《辽夏金经济史》，又出版了论文集《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山东大学还有王育济，是宋史学界的后起之秀，在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方面常有惊人之语。除一系列宋代政治史的论文外，他出版了《理学•实学•朴学》与《天理与人欲》两书，写作了《宋太祖传》。1996年王育济成为山东大学的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同在济南的山东师范大学，有赵继颜先生，也以研究宋史为主。1991年，出版了他写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宋辽金元卷》。
武汉地区高校云集，也有不少宋史的研究者。华中师范大学王瑞明先生有《宋代政治史概论》（1989年）、《宋儒风采》（1997年）等专著，主编了《文献通考研究》（1994年）。华中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罗家祥、张全明等人。武汉大学的李涵女士（1922-2008年），江苏江阴人，194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她与刘经华合著了《范仲淹传》，并发表了不少论文。她于1988年退休。其弟子杨果女士，研究宋代官制颇有成就，著有《中国翰林制度研究》（1996年）一书。杨果1994年从石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以《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为题，获博士学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韩茂莉，在陕西师大获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做博士后，遂留校工作，有《宋代农业地理》（1993年）与《辽金农业地理》（1999年）等书。湖北大学的葛金芳，是赵俪生的弟子，以研究宋代经济史为主，著有《宋辽夏金经济研析》（1991年）一书，他的思辨与分析能力，在宋史学界是独步一时的。
根据《宋史研究通讯》统计：1988年发表宋史论文658篇，1989年发表494篇，1990年503篇，1991年434篇，1992年453篇，1993年501篇，1994年500篇，1995年482篇，1996年413篇，1997年442篇。10年间共发表论文约4880篇。
（四）后期（1998—2008年），第三个10年
1997年，开始申报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1998年与2000年，历史学先后批准了1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又批准了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大学6所大学为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5年，再批准天津师范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西北大学6校的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至2007年，至少有25所高校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据招生目录与实地调查，至2008年，大陆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有18个，具体情况如下：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张希清与邓小南于1998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张希清（2000-2007年）、邓小南（2000年始）招收宋史博士生。张希清招收博士生6人，有：余江宁（2001级）、袁良勇（2003级）、李淑慧（2004级）、朴时贤（韩国、2004级）、邵育欣（2005级）、董文静（2006级）；邓小南招收了博士生11人：李全德（2000级）、高柯立（2002级）、梁建国（2004级）、王化雨（2004级）、张祎（2005级）、崔碧茹（韩国、2005级）、方诚峰（2005级）、古丽巍（2006级）、周佳（2006级）、姜勇（2008级）、秦克宏（2008级）。刘浦江治辽金史，2005年开始招博士生，有《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2003年）等。这个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张希清担任主任至2007年。他领衔主编了《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2006年）、《澶渊之盟新论》（2007年）等书，主办了“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邓小南则出版了《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2006年）一书。此中心拥有一个四合院，藏书甚为可观，工作条件也较好。历史系还有赵冬梅等人也治宋史。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彪自2005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他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读的博士，导师王曾瑜，2000年毕业后到北师大工作，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2001年）、《宋代寺院经济史稿》（2003年）、《正说宋朝十八帝》（2005年）、《宋代特殊群体研究》（2006年）等著作。北师大研究宋史的还有罗炳良、汝企和等人。罗炳良有《南宋史学史》（2008年）等著作，汝企和点校了《续编两朝纲目备要》（1995年）。
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2006年，李华瑞成为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生。李华瑞原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3年调至首都师大。2008年，首都师大成立唐宋史研究中心。李华瑞有《宋夏关系史》（1998年）、《王安石变法研究史》（2004年）、《宋夏史研究》（2006年）等书。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0年，李华瑞、郭东旭开始招收博士生，直到2005年，李华瑞调走，郭东旭退休。2001年，姜锡东、刘秋根开始招收博士生。2004年，汪圣铎开始招收博士生。2005年，王善军、王菱菱开始招收博士生。2006-2008年，王曾瑜在河北大学招收了博士生。漆侠有《宋学发展与演变》（2002年）、姜锡东有《宋代商业信用研究》（1993年）、《中国经济发展史•宋辽夏金》（1999年）、《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2002年）等著作，郭东旭有《宋代法制研究》（1997年）、《宋朝法律史论》（2001年）、《宋代法律与社会》（2008年），汪圣铎有《两宋财政史》（上下册，1995年）、《宋真宗》（1996年）、《两宋货币史》（2003年）、《宋代社会生活研究》（2003年）等著作。王菱菱有《宋代矿冶史研究》（2005年）。王善军有《宋代宗族与宗族制度》（2000年）。其他宋史学者还有刘冬春、王青松、刘金柱、肖爱民、丁建军、阎孟祥、王茂华、贾文龙、王晓薇等人。这个中心是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设此，负责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通讯》。这个中心，承办过2000年第9届年会。2005年7月，又举办了“中韩宋辽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漆侠先生共招收了26名博士生，他2001年去世时，尚有博士生10人未毕业。此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在2002年招收博士生6人。2003年招收博士生9人，2004年招收博士生10人，2005招收博士生9人，2006年招收9人，2007年招收7人，2008年招收7人。全国各高校的宋史博士生队伍，以河北大学最为庞大了。宋史研究人员的队伍，也以河北大学最多了。2008年，出版了《漆侠全集》，凡12册。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程民生（2004年始）、贾玉英（2005年始）、苗书梅（2005年始）等人招收博士生。2007年8月，承办过宋史研究会理事会，举办过宋史研究生讲习班。该院治宋史者还有刘坤太、马玉臣、张明华、孔学、祁琛云、张显云等人。程民生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其著作有《宋代地域经济》（1992年）、《宋代地域文化》（1997年）、《神人同居的世界》（1993年）、《中国北方经济史》（2004年）、《宋代物价研究》（2008年）等。贾玉英有《中国监察制度发展史》（2004年），张明华有《<新五代史>研究》（2007年），马玉臣有《<中书备对>辑佚校注》（2007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乔幼梅招收宋史博士生2人，李晓于2000年毕业，仝路闽2003年毕业。乔幼梅本人于2001年退休，不再招收博士生。王育济于1996年为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至2007年共招收13人。其中宋史博士生有姚兆余、范学辉（2001年毕业，下同）、高良荃、葛焕礼（2002年）、杨加深（2004年）、徐红（2007年）等6人。此外，山东大学秦汉史的博士生导师马新，在2002年招收了一名博士生谭景玉，从事宋史研究，其博士论文为《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及其运转研究》。这个学校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张熙惟、范学辉等人。
在山东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徐红，是湖南科技大学（在株洲）的副教授，有《北宋初年进士研究》（2009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裕民，浙江崇德人，1940年生，196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师从邓广铭做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大学工作。李裕民于1996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2001年与2002年招收宋史博士生杨文新与马泓波，两人分别于2004年与2005年毕业。其后退休不招。2007年，李裕民在神木主持召开“全国杨家将学术研讨会”。他发表过200多篇论文，有《<司马光日记>校注》（1994年），《宋史新探》（1999年），《宋史考论》（2009年）等著作，是邓广铭、陈乐素等人之后第二代有影响有成就的学者。2004年，陈峰增列为陕西师大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并于当年招收博士生1人：王青松。2005年招生2人：张小平与刘缙。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陈峰200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此后，他每年同时为陕西师大和西北大学各招收博士生1人。陈峰有《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2000年）、《宋史论稿》（2004年）等，他曾在2005年举办过“朱熹与宋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和宋史研究生讲习班（2007年）。此校研究宋史的还有张明、景新强等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蔡崇榜是博士生导师，2000年招收杨世文，2001年招收林平，2003年招收杨建宏，加上2000年与2002年毕业的邹志峰与史江，蔡崇榜共培养博士生5人。刘复生2001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2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2002年，官性根、方燕；2003年，韦兵、何玉红；2005年，祁琛云、石坚军，共计6人。其他还有粟品孝副教授、韦兵副教授等人治宋史，古籍所也有不少人从事宋代文化研究，但不参加宋史研究会活动。川大还有段玉明等人治宋史。2008年进站的博士后王化雨，有可能留校。刘复生有《僰国与泸夷——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2000年）、《中国古代思想史•宋辽西夏金元卷》（2006年），段玉明有《大理国史》（2003年），粟品孝有《朱熹与宋代蜀学》（1998年）、《南宋军事史》（2008年）等著作。
四川研究宋代哲学思想的还有四川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蔡方鹿，他先后出版了《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1991年）、《魏了翁评传》（1993年）与《宋代四川理学研究》（2003年）等专著。
四川师范大学，则有张邦炜、张金岭、魏华仙、成荫、方燕等人。张金岭近年调出。张邦炜有《宋代婚姻家族史论》（2004年）和《宋代政治文化史论》（2005年）等书。张金岭有《晚宋时期财政危机研究》（2001年）、《宋理宗研究》（2008年），魏华仙有《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2006年），方燕有《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2008年）。
云南大学历史系，林文勋于2000年、吴松于2001年、吴晓亮于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其他宋史学者还有：张锦鹏、刘欣、奎建荣等人。云南大学承办了2008年第13届年会。林文勋与黄纯艳合著了《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商品经济》（2003年），与谷更有合著了《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2005年）；张锦鹏著有《宋代商品供给研究》（2003年）、《南宋交通史》（2008年）等。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果2001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于2002年开始招生。已毕业5人：廖寅（2005年）、铁爱花（2006年）、陈曦（2007年）、田雁（2008年）、刘广丰（2009年）；2007年招生1人，2008年招生1人，2009年招生2人。杨果有《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2001年），此外有陈曦等人治宋史。杨果、陈曦有《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2008年）。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王瑞明、张全明等人。王瑞明有《宋代政治史概要》（1989年）、《马端临评传》（2001年）、《中国古代史考论》（2007年）等著作，2009年去世。张全明则有《宋太祖的人生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纲》等书，还与人合作撰写了《朱熹集导读》、《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等书。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有罗家祥、雷家宏等人。罗家祥有《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2002年）、《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2008年）等论著，雷家宏则有《宋代社会与文化管窥》（2008年）。
湖北大学，有葛金芳、曾育荣等人。葛金芳已于2007年退休。葛金芳著有《中华文化通志》第四典《土地赋役志》（1998年）、《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宋辽夏金》（2002年）、《宋代经济史讲演录》（2008年）、《南宋手工业史》（2008年），主编《中国传统社会探研》（2005年）。曾育荣合著有《中国历史•五代》（2009年）。
武汉地区，将承办2010年的第14届宋史年会。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昌宪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并于同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至2007年，李昌宪共招收博士生14人，内以宋史为题者有10人：宋炯（2002年毕业，下同），吴晓萍、郭文佳、张明（2004年），于海平、史云贵（2005年），常志刚、薛政超（2006年），朱奎泽（2007年），邢东升（2009年），邹锦良（2010年）。魏良弢先生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他招收的博士生中，有3人做过宋史方面的论文：贾海涛（1998年毕业）、路育松（2000年毕业）、程遂营（2001年毕业）。此外有：尤东进、贵和平等人治宋史。李昌宪著有《宋代安抚使考》（1997年）、《司马光评传》（1998年）、《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2007年），发表宋代行政区划的论文多篇。
上海师大历史系虞云国、黄纯艳于2007年，古籍所戴建国于2004年、汤勤福于200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虞云国、戴建国、汤勤福、黄纯艳均在中国古代史专业招收博士生。其他还有：范荧、程郁、燕永成、赵龙等人治宋史。上海师大承办了2006年第12届年会。虞云国著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2001年）、《细说宋朝》（2002年）、《学史帚稿》（2009年）等，朱瑞熙有《疁城集》（2001年），戴建国有《宋代法制初探》（2000年）、《宋代刑法史研究》（2008年），汤勤福有《朱熹的史学思想》（2000年），范荧有《上海的民间信仰研究》（2006年），黄纯艳有《宋代茶法研究》（2002年）、《宋代海外贸易》（2003年）等、点校《宋代经济谱录》（2008年），朱瑞熙等人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1998年）、朱瑞熙、程郁有《（二十世纪）宋史研究》（2006年），燕永成有《南宋史学研究》（2007年）、点校《宋太宗实录》（2005年）。
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历史系有包伟民、何忠礼，古籍所有龚延明、祖慧、方建新，经济学院有周生春。何忠礼在2000-2005年、龚延明在2000-2004年招收宋史博士生，如今，何、龚已退休。周生春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他在经济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招生。包伟民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现已宣布不招研究生。包伟民曾在2000年主办了第一届宋史研究生讲习班，开了个好头。方建新在2004-2009年招收博士生，祖慧则于200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在2009年浙江大学的招生目录上，中国古代史招收博士生的有：方建新，宋史、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周生春，江南区域史；包伟民，宋辽金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招收博士生的有：方建新，宋代文献学研究、浙江古代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祖慧，中国古代职官科举文献。政治经济学专业招收博士生有：周生春，制度经济学。何俊先在古典文献学、后在哲学专业招收博士生，他是200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的，他也研究宋史，致力于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包伟民在2009年实际未招博士生，他已去中国人民大学报到。包伟民有《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2001年）、《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2009年），选编《（浙江大学）史学文存（1936-2000）》（2001年），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1949）》（1998年）。何忠礼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2004年）、《宋代政治史》（2007年）、《南宋政治史》（2008年），点校《朱熹年谱》等。龚延明有《宋代官制辞典》（1997年）、《岳飞评传》（2001年）、《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2006年）、《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2006年）。祖慧有《沈括评传》（2004年），方建新有《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2006年）。何俊有《南宋儒学的建构》（2004年），主编《宋学研究集刊》（2008年出版第1辑），与范立舟合著《南宋思想史》（2008年）。此外，还有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1997年）、《两宋文化史研究》（1998年）、《宋代文化新观察》（2008年），梁太济有《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2004年），倪士毅有《中国古代目录学史》（1998年），吴铮强有《科举理学化》（2007年）。
厦门大学治宋史者不少，也招收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是傅宗文（错。非博导，未曾招生）、陈明光，其他还有：郑学檬（著作《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与唐宋江南经济研究》，2003年版）、杨际平（这两位教授都曾招收和宋史有关的博士生）、徐东升、陈衍德、刁培俊等人。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家齐招收博士生。2009年，他的第一届博士生毕业。曹家齐有《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2002年）、《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2005年）、《宋史研究丛稿》（2006年）、《北宋名臣余靖》（2006年）等书。
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王棣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已有博士生毕业。王棣有《宋代经济史稿》（2001年）一书。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张其凡、范立舟招收博士生。张其凡于1998年成为博士生导师，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已毕业博士生13人，如李贵录《三槐王氏家族研究》（2004年），郎国华《从蛮夷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2006年），金强《宋代岭南谪宦研究》（2009年），韦祖松《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2008年），均为其博士论文。范立舟于200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自2007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张其凡有《两宋历史文化概论》（2002年）、《宋代史》（上下册，2004年）、《宋代典籍研究》（2005年）等著作出版，还整理了《张乖崖集》（2000年）和《崔清献公全录》（2008年）两部古籍，范立舟则有《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2001年）、《宋代理学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念》（2003年）、《宋代思想学术论稿》（2004年）等著作，与何俊合著《南宋思想史》（2008年）。杨芷华有《李昴英》（2006年，24.5万字）一书。2002年，暨南大学主办了“纪念陈乐素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由陈智超完成的陈乐素遗著《<宋史•艺文志>考证》一书，并出版了《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集》，收录研讨会论文。暨南大学郭声波、吴宏岐、王元林等人，虽是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也有许多宋史方面的论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王曾瑜为导师，招收过两名博士生：游彪（2000年毕业）、关树东（2003年毕业）；他还有两名博士后：沈冬梅、李晓。现在历史研究所治宋史者有4人，沈冬梅、江小涛、关树东3人是副研究员，邓小南的博士梁建国为助理研究员。《中国史研究》的张彤副编审也治宋史。自关树东毕业后，历史研究所尚未招收过宋辽金史的博士生。王曾瑜有《荒淫无道宋高宗》（1999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2001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2002年）、《凝意斋集》、《涓埃集》、《丝毫集》、《王曾瑜说辽宋夏金史》等著作，陈智超有《陈智超自选集》（2003年），沈冬梅有《茶与宋代社会生活》（2007年）一书。
其他从事宋史研究的人员主要还有：
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王菡，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李晓，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诸葛忆兵、李全德、皮庆生。王菡有《宋哲宗》（1997年）一书，诸葛忆兵有《宋朝宰辅制度研究》（2000年）与《宋代文史考论》（2002年）等书，李全德有《唐宋变革期的枢密院研究》（2009年），皮庆生有《宋代民众信仰》（2008年），李晓有《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2000年）、《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2007年）、《宋代茶叶经济》（2008年）等书。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吴松弟，他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生。吴松弟撰写了《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的宋代部分，还有《南宋人口史》（2008年）。上海的宋史学者，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姜鹏、余蔚等人，华东师大古籍所的顾宏义、戴扬本、方笑一、严文儒等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李伟国等人。顾宏义有《天裂》（2000年）、《天平》（2007年）等著作，戴扬本有《北宋转运使考述》（2007年），方笑一有《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2008年）。
兰州市西北师大有陈守忠、李清凌、刘建丽、胡小鹏、何玉红等人治宋史学承办过2002年第10届宋史年会。陈守忠有《宋史论略》（2001年，23万字），胡小鹏有《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2004年，65万字）、李清凌有《西北经济史》（1997年）、刘建丽有《宋代西北吐蕃研究》（1998年）。
重庆西南大学的张文，重庆师大的喻学忠，均为四川大学宋史方向的博士。张文有《宋朝社会救济研究》（2001年）。
沈阳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的王美华、耿元骊、赵旭等人治宋史。
长春市吉林大学的武玉环、程妮娜、赵永春等人治辽金史，偶及宋史。武玉环2003年、程妮娜2005年开始均招收博士生。东北师大的穆鸿利、杨树森等人，也研究宋辽金史。穆鸿利有《河朔集（宋夏元史论）》（2005年）与《松漠集（辽金史论）》（2005年），杨树森有《辽宋金史》（2001年），赵永春有《金宋关系史研究》（1999年）、《辽宋金元史论》（2004年）、《金宋关系史》（2005年）等著作。
郑州市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有魏天安、穆朝庆、杨世利等人治宋史。
芜湖市安徽师大有杨国宜、萧建新、吴晓萍等宋史学者。杨国宜有《包拯集校补》（1989年），萧建新有《宋代法制文明研究》（2008年）、《<新安集>整理与研究》（2008年），吴晓萍有《宋代外交制度研究》（2006年）。2010年，萧建新成为博士生导师。合肥市安徽省社科院韩酉山，出版过《张孝祥年谱》（1993年）、《秦桧传》（1999年）、《韩南涧（元吉）年谱》（2005年）、《秦桧研究》（2008年）等著作。
南充市西华师大有蔡东洲、胡宁等人治宋史，他们合著过《安丙研究》（2004年）。西华师大还承办过2004年第11届宋史年会。蔡东洲招收宋史的硕士生。
南昌市的俞兆鹏、许怀林、俞晖等人治宋史。俞兆鹏与朱瑞熙是大学同学，论文甚多，有《谢叠山大传》（1996年）、《求真集》（2004年）、《史林杂俎》（2009年）等著作。
苏州市的方健，并非教师或研究人员，利用工作之馀的时间研究宋史。业馀治宋史者，当以方健最有成就。有《范仲淹评传》，列入南京大学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中，于2001年出版，凡37万字。
金华市浙江师大有方如金、陈国灿等宋史学者。他们合著过《陈亮与浙东学派研究》等书。陈国灿有《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2000年）与《南宋江南城镇研究》等书。
温州大学的周梦江研究宋史，有《叶適研究》（2008年）等著作，还整理了《陈傅良先生文集》（1999年）、《周行己集》（2002年）、《薛季宣集》（2003年）等宋人文集。
银川市宁夏大学的王天顺、杜建录等人，以研究西夏史为主，兼治宋史。
由此可以推知，每年毕业的宋史的博士生至少都有十几名，几年下来，数目十分可观。这使大陆宋史研究不仅后继有人，而且队伍持续扩大，成果大量涌现。由于体制所限，首先必须有博士点才能招收博士生，有些颇有成就的先生因此未能指导博士生，有些遗憾。
有些大学，如吉林大学、东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福建师大、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华中师大、郑州大学等学校，虽有历史学一级学科点，但似未招收中国古代史的宋史方向的博士生。
1998年8月，在银川市举行了第8届年会，由宁夏大学承办，与会者128人。此次会上，香港会员第1次出席了年会，并增补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陈学霖先生为宋史研究会理事。同时，还有美国及台湾学者列席会议。自此以后，每1届年会，同时都冠以“国际学术研讨会”名义，以容纳台湾及国外学者。会后，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0年8月，在保定举行了第9届年会，由河北大学承办，与会者67人。会后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2年8月，在兰州市举行了第10届年会，由兰州大学承办，与会者160多人。漆侠先生已于2001年去世。此次年会上，理事会换届，选出理事25人，实行双会长制，由朱瑞熙、王曾瑜任会长，副会长则有龚延明、张邦炜、杨果、李华瑞、张希清、程民生。香港的理事仍由陈学霖先生担任。会后，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此次年会前，为理事会换届，有些人私下活动，拉帮结派，产生了不良影响，带来了副作用。
2004年8月，在华蓥山市举行了第11届年会，由西华师大（原南充师院）承办，与会者100多人。会后，由巴蜀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6年8月，在上海举行了第12届年会，由上海师大承办，与会者160多人。此次年会上，为理事会的换届选举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产生了27人组成的理事会，邓小南出任会长，副会长有11名：副会长兼秘书长姜锡东，副会长李华瑞、程民生、陈峰、刘复生、杨果、葛金芳、戴建国、包伟民、林文勋、张其凡。香港的理事，由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的何冠环先生担任。会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8年7月底，在昆明市举行了第13届年会，由云南大学承办，与会者130多人，收到论文140多篇。这次年会，首次采用事先出题，召集人员参加讨论的分组形式，收效甚好。会后，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
2010年的年会，则将于8月份在武汉召开。
自1992年以后，固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有力地促进了大陆宋史学者交流与促进。自1998年以后，更成为海内外宋史学者的大聚会，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已成为世界宋史研究的中心，中国的宋史研究队伍，也成为世界宋史学界的核心与最重要力量。
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的《宋史研究通讯》，自1992年以后，基本上每年出版两期，成为海内外宋史学界了解大陆及海外宋史研究情况的一个窗口，影响也日益扩大，迄今已经出版了54期。
中国宋史研究会曾于2000年在杭州，2005年在西安，2007年在开封，举办宋史研究生讲习班。第四期拟于2009年在北京首都师大举办。这种讲习班，可以让研究生听到名师讲座，互相交流，对研究生学习，大有裨益。
这十年间，发表的宋史研究论文的数量：1998年，286篇；1999年，375篇；2000年，364篇；2001年，1050篇；2002年，830篇；2003年，986篇；2004年，1094篇；2005年，695篇；2006年，552篇；2007年，424篇。共计约6660篇。
三、总结与思考
（一）三十年宋史研究的总结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到，有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研究人员尤其是专职研究人员，队伍日益扩大。这种情况，从上面介绍中看得很清楚。在现有体制下，这一成果应归功于两点：一是博士点的增多；二是研究基地的确立与增加，试看河北大学与河南大学的例子便可知其重要性。杭州的“南宋史研究中心”，更彰显政府实力。其直接后果是，论著数量大幅度提高。至于其持续性和长久性，尚待岁月考验。
第二，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深度增加。从主要着眼于经济、政治，扩大到文化、科技，再扩展至其他领域。如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2000）、张金岭《晚宋时期财政危机研究》（2001）、游彪《宋代特殊群体研究》（2006）、陈志英《宋代物权关系研究》（2006）、魏华仙《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2006）、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2006）、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2002）、刘黎明《宋代民间巫术》（2004）、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2006）、韦祖松《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2008）等书的研究视角与内容，都颇有新意。
第三，加强了学术交流。一是宋史学者之间的交流加强了，各种小型研讨会，如“澶渊之盟研讨会”（2004）、“朱熹与宋代历史”（2005）、“范仲淹学术研讨会”（2008）、“永嘉学派学术研讨会”（2007）等，频繁举办，令人难以兼顾。二是与其他断代史的交流增加了，如1997年在广州召开的“宋元文化史研讨会”，2005年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研讨会”等，都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三是与港台及海外人员的交流频密了。每次的年会，都是一次机会，还有其他国际会议。学者个人出国或造访港台，已司空见惯。互邀讲学，也已常见。中国的宋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宋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二）三十年宋史研究之反思
反思三十年的宋史研究，下述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民主气氛不足。中国宋史研究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会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本应在学术活动中，张扬民主气氛，达成陈寅恪先生一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有些高倡“民主”者，却深受官场影响，以“权威人士”自居，企图操控学术团体，玩弄官场手段，败坏了学术团体的民主气氛，大大加强了学术团体的“官僚味”，致使矛盾重重，人心涣散。在宋史研究会的几次换届中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不民主的作风所致，引官场习气入学术界而导致矛盾百出，争讦不已。这个教训，是应该总结和吸取了。很希望年青一代的宋史学者，能在更加民主的氛围中，团结起来，独立思考，为宋史学的繁荣而共同奋斗。
第二，正常的学术批评缺乏，争论和批评的氛围不足，严重影响了学术进展。笔者20年前即已指出此一问题。然而，20年来，这种风气不仅没有改进，甚而还有加剧。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有些人又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文革手腕、文革语言来进行学术批评，加以人身攻击，上纲上线，甚至诛连十族，引起学者们的反感，败坏了学术风气。在此影响下，研究生与博士生以致年青教师的问题意识不足，讨论时提不出问题，更遑论批评，这对学术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年青学者水平的提高更为不利。
第三，学术规范不足。一方面，仍有不少论著，不注意新的研究成果，不能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不尊重知识产权，引用他人成果方面不愿注出。近些年来，引用海外学者并注明者日益多了，但引用大陆学者的不仅少而且注明出处者更少，并且恬以为然。另一方面，又有人打着“学术规范”的幌子，行其攻击他人之实，专从他人论著的注释中寻找“抄袭证据”，造谣诬蔑，无事生非，败坏他人声誉，企图制他人于死地而后快！这种人实际根本不懂“学术规范”。这两种倾向都应反对！
第四，史学理论的匮乏甚或缺失。日本人的“唐宋变革论”，刘子健的“包容政治论”，虽然可以商讨，但其在理论上的建树，不可忽略！或许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近三十年来，大陆这方面的文章都很少。
第五，有计划的多方位的中观与微观研究，仍感缺乏。而代表宋史学最高水平的多卷本断代史的编写，仍尚待时日。当然，这也有个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有待宋史研究的发展形势决定，是不可强为之的。
2008年11月2日于广州
2009年2月28日修订于广州
附录：
二十世纪以来香港地区宋史研究概述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经济发达，商业活动占据主要地位。由于香港的大学教师待遇优厚，故能够吸引欧美学者前往任教，有利于教学科研保持在高水平上。香港史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中文系，始建于1927年，是香港地区中国历史文化教学与研究的最早的基地。近20年来，赵令扬先生主持中文系，培养了不少中国历史方面的人才，各个断代均有博士教其学，研其事。近年来，宋史是许振兴博士主持。在港大攻读博士学位且治宋史者还有不少，如黄富荣博士即是。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自70年代开始培养硕士，毕业硕士中，治宋史的主要有何冠环、赵雨乐、杨炎廷、伍伯常、曾瑞龙、白智刚、王章伟、张志义等，指导教师是罗球庆先生。罗球庆早年受教于钱穆、牟润孙等人，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教授（1914—1990年）治宋史，1966年起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至1994年退休，长达28年之久。他主要从事宋代军事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发表了《北宋兵制研究》等文。他培养的硕士，不少赴国外攻读博士，如何冠环、曾瑞龙、伍伯常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博士学位，赵雨乐在日本京都大学获博士学位。罗球庆的弟子，构成了香港宋史研究队伍的骨干与支架。1994年他退休时，他的弟子们专门编辑了《宋史论文集•罗球庆老师荣休纪念专辑》，由香港中国史研究会出版。
1992年，陈学霖自美国来港，就任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旋兼系主任。陈学霖，1938年生于香港，自香港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8年。兼治宋元明史，1993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他的《宋史论集》，收其宋史论文9篇。他来后，成为香港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2001年，北京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著作《史学漫识》，分为上、下编，收元、明史论文12篇，附录3篇，凡460页，约32万字。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著作《金宋史论丛》，收文10篇，凡276页，内宋史论文4篇。陈氏在1998年当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香港区理事，成为中国宋史界与香港宋史界交往的桥梁。
陈氏在中文大学担任博士导师经年，所指导的宋元史博士研究生有来自四川的邹重华与胡务，邹重华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士族与学术：宋代四川学术文化发达原因探讨》（1998年），胡务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2000年）。二人毕业后，邹重华留在香港工作，任职京港学术交流中心，业余继续从事宋史研究，已发表论文多篇，并与粟品孝合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2005年）；胡务毕业后任教于西南财经大学，他的博士论文于2005年由成都巴蜀书社出版。
陈氏除执掌中文大学历史系外，还一直担任香港学术水平最高的学报《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的主编，2006年自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退下后，他仍然担任该学报的主编，每年仍往来美国、港台与国内，仍活跃于宋史界，发挥元老的作用。
在中文大学历史系讲授宋史者，前些年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苏基朗，1997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曾瑞龙博士接任。曾博士于2003年夏离世后，该教席长期搁置，宋史课程亦没有重开，直至2008年秋，才聘得台湾大学宋史名家梁庚尧教授以客座身份重开此一课程。梁庚尧教授在当年12月结束教学，返回台湾。
陈学霖教授在中文大学的教席退下不久，他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学弟，原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教授戴仁柱（Professor Richard Davis）在2006年8月应聘出任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2009年，被聘为终身教授。戴仁柱的代表作是《宋代宫廷与家族：明州史氏研究》（1986年）。他较为国内学者所知的著作是《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刘晓译，2003年），他最近期的著作，除了《新五代史英译》（2006年）外，还有负责撰写今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五卷《宋史卷•第一部分》的光宗、宁宗及理宗章节。200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他与马佳合著的《伶人•武士•猎手：后唐庄宗李存勖传》。岭南大学虽没有专门的宋史课程，但戴氏亦指导宋史博士研究生，假以时日，岭南大学历史系会在香港的宋史教研方面增添新力量。戴氏近年多次应邀出席国内多个宋史会议，他逐渐成为香港宋史界领军人物。
梁天锡教授是香港私立大专院校治宋史的前辈学者，他是珠海学院的博士，长期担任香港能仁书院的宋史教席，著作等身，惜于2006年遽归道山，他晚年著作有《北宋传法院及其译经制度》（2003年）香港新亚研究所亦有年青学人从事宋史研究，不过多数研究成果没有公开发表。
香港珠海学院（在台湾教育部立案称“珠海大学”），设有中国文化研究所，初由香港大学退休教授罗香林（1906—1978年）任所长，有硕士班与博士班。1978年罗香林先生去世后，延聘宋晞教授为所长迄2007年。珠海书院出版《珠海学报》多期，水平颇高。毕业于该学院的博士有：梁天锡教授，以《宋枢密院制度》获博士学位，他以研究官制为主，著作有《宋枢密院制度》、《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宋宰相年表新编》、《宋宰辅研究论集》等。此外，博士论文还有区静飞的《西夏建国初期与北宋关系》，邓炽安的《南宋权相政治》等。香港珠海学院是香港私立大专中最有宋史教研传统的，2008年9月又聘得刚从北京大学退休的张希清教授讲授宋史课程半年。珠海学院即将升格为香港珠海大学，它将是香港宋史教研的另一生力军。
刚于年前升格为大学的树仁大学，一直设有历史系，是众多香港私立大专院校最有规模的，它一直开设有宋史研读的本科课程。伍伯常博士曾以客座身份任教数年。去年伍博士转职理工大学，没有再任树仁大学兼课，该科暂由别的教员暂代。倘树仁大学能聘得专治宋史的学者专任此一课程，并在将来开办宋史研究生课程，它将会是香港宋史研究的另一支生力军。
香港地区学者，到大陆、台湾与世界各地，比较容易，因此，他们和大陆、台湾及欧、美、日本的学者联系比较密切，信息通畅，极利于从事研究。但是，五六十年代，除从大陆去的几位前辈学人外，鲜有从事宋史研究者。盖因其时香港经济尚未起飞，谋生不易也。70年代后，香港经济起飞，生活水准迅速上升，学术研究亦随之而起。1981年5月9日，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宋晞与新亚研究所所长孙国栋合作举办了“宋史研讨会”，为香港研究宋史而举行会议之始。198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春树教授发起召开了“国际宋史研讨会”，为海峡两岸的宋史学者创造了共同研讨的机会。这是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宋史学界的第一次聚会，故到会人数虽只有20余人，但影响颇大，与会的除两岸学者外，还有美国、德国与澳大利亚的学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于1985年7月举办了“中国中古史国际研讨会”，出席者有美国、日本、韩国及台湾学者，但无大陆学者与会。
现据所知，将香港地区的宋史研究者简介如下：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除前述罗球庆与陈学霖外，还有苏基朗（曾用名：苏启龙）。苏基朗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读完本科与硕士学位，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于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博士论文为《福建南部的经济发展（946—1276）》，曾任教于新加坡大学，90年代以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他著有《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1991年）与《唐宋法制史研究》（1996年）等书。他近年转向中国古代法制史，他最近期的著作是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00）。1997年，苏基朗转授隋唐史，宋史教席由曾瑞龙接任。曾瑞龙1997年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博士学位，乃陶晋生之高足。他热衷于研究军事，从军事学角度来研究宋代战争，令人耳目一新。他撰有《向战略防御的过渡：宋辽陈家谷与君子馆战役（986A．D）》、《北宋初年战略决策研究：以宋太宗第二次经略幽燕（986）为例》、《北宋中叶拓边活动的开端——庆历朝水洛城事件发微》等文。在他任职的五年，在教研方面极有成绩，2003年夏，将他历年研究宋辽战争的成果写为专著《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不幸在2003年夏“非典”期间，染急病辞世，上述一书竟成遗作。他的逝世是香港宋史学界近年最大的损失。2006年他的夫人及同门师兄弟，再将他生前编定的宋夏战争研究手稿，加上数篇未刊文稿，以《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6年）为书名出版。此二书是香港宋史研究近年最有代表性的杰作。他的家人及同门师兄弟会在明年（2009年）初将他在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北宋种氏将门的形成》整理出版。曾瑞龙在中文大学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有多人，计有陈伟基、郭芳杰、杨军等人。毕业后继续宋史研究而成绩斐然的，首推长期在香港中华书局担任责任编辑的梁伟基，他是中文大学宋史研究后起之秀的代表者，他是曾瑞龙与苏基朗共同指导的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南宋高宗初年（1127—1142）财经官僚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他除了在中华书局编辑数种宋史专刊外，近年还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及《新史学》等一级学报发表多篇论文，包括有：《先南征，后北伐：宋初统一全国的唯一战略（969—976）？》、《南宋政权之建立与财经官僚：高宗初年的知临安府（1127—1142）》、《从“帝姬和亲”到“废立异姓”：北宋靖康之难新探》、《南宋高宗朝吕颐浩执政下的官僚群体构造特质》。
香港大学的许振兴，以研究杨亿而获博士学位，他以研究宋代史学史与帝王学为主，有《〈古今源流至论〉的宋朝〈宝训〉资料》、《〈三朝宝训〉与〈经幄管见〉——论宋代帝王学的法祖思想》等文，他还对石介进行过研究。2005年，香港瑞荣企业出版了他对宋初斧声烛影悬案考证的著作《宋纪受终考研究》，凡201页。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是香港所有大专院校开设有完整的宋史本科课程及硕士及博士宋史研究生课程者。近年来出自许振兴门下的博士研究生多人，其中研究成绩最受学界激赏的，是原受业于中文大学罗球庆及陶晋生的王章伟，他研究兴趣为宋代社会史，他在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是《河南吕氏家族研究》（1991年），他的博士论文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宋代巫觋信仰研究》（2003年），并于2005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的普及本亦由台湾三民书店于2006年以《文明世界的魔法师——宋代的巫觋与巫术》之书名出版。同样出身中文大学的张志义，亦在香港大学攻读宋史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南宋福建路下四州佛教寺院与地区发展之研究》（2003年）。
许振兴指导的博士生，研究成绩不俗的还有周莲弟，她的硕士论文是《宋仁宗朝台谏制度研究》（1997年），她的博士论文是《周必大（1126—1183）研究》（2002年）。其他还有现任职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的邹陈惠仪，她的博士论文为《曾巩（1019—1083）经世思想研究》（2003年）；稍后的，有罗荣贵，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陈傅良研究》（2004年）。另外，先任职香港岭南大学专业及进修学院的邱逸，他的博士论文是《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2005年）。另有吴锦龙，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元代对宋诗评价之研究》（2008年），而曾震宇亦继续以金史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他现任职于香港公开大学专业及进修学院。
许振兴指导的宋史硕士生有多人，计有佘慧婷（《王洙<宋史质>研究》，2008年），黄慧娴（《<皇朝大事记>与南宋科举》，2008年）、谢炜珞（《歌妓与唐宋词》，2007年）、曾震宇（《<大金国志>研究》，2003年）、朱国源（《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研究》，2002年）、朱芳（《南宋詠梅词研究》，1999年）、潘正松（《五代至宋初外戚与军事关系研究》，1998年）。另有研究李焘史学的蔡崇禧。
此外，1984年在香港大学获硕士学位的黄珮玉，其硕士论文《张元幹研究》，于1986年11月出版。
冯锦荣曾在京都大学求学7载，返港后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以研究中国科技史为主，曾与赵令扬合编《亚洲科技与文明》一书，有《北宋仁宗景祐朝的星历与五行书》等文。
香港理工大学的何冠环，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学士、硕士后，负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师从陶晋生先生，1990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Politics and Factionalism: K’ou Chun and his T’ung-nein《政治与朋党：寇准及其同年进士》。曾先后任教于香港浸会学院、香港公开进修学院、新加坡理工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现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同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授东南亚史。何冠环的硕士论文是《论太宗朝的赵普》。他以研究宋初政治尤其是党争为主，著有《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1994年），发表了《司马光通鉴与金帝王学》、《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宋太宗箭疾新考》、《金匮之盟真伪新考》、《论靖康之难中的种师道与种师中》、《论宋太宗朝武将之党争》、《论宋太祖朝武将之党争》、《败军之将刘平》等论文。2003年6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北宋武将研究》，收文12篇，590页，是其近年代表作之集大成。近年他除了继续研究北宋武将外，还开始对北宋内臣进行研究。2006年，何冠环以高票当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得票数名列第一。他过去几年一直担任香港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行政职务，2008年底，他调往该校新近成立的中国文化学系，会增加一点宋史教研工作。陈学霖先生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返回美国以后，何氏已成为香港宋史学界的领军人物。
何冠环的同门学弟伍伯常博士，从美国学成回港后，一直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至2007年夏转职香港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他的研究范围是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政治、社会、军事和边区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唐迄五代的军事传统与北宋的统一战略》，他在亚里桑拿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为The Continuity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during the Tang-Song Era: The Social-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uthern Tang《南宋吏治对宋代社会及政治的影响》。他近年发表的计有《北宋初年的文士与豪侠：以柳开的作风形象为中心》、《北宋选任陪臣的原则：论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叛藩战略格局的形成》等多篇论文。连同上面提到的邹陈惠仪，香港理工大学现时共有三人研究宋史。
香港公开大学的赵雨乐，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后，负笈日本京都大学，师从竺沙雅章教授，1993年获博士学位。返港后，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浸会学院历史系。他深受京都学派的熏陶，致力于研究唐宋之际的重大变化，著有《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一）——三班官制之演变》（1991年）、《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1994年，此为其博士论文），在2007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他的唐宋史研究论集《从宫廷到战场：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他的研究范围广泛，发表了《唐宋变革期内诸司使之等级问题初探》、《试析宋代改武德司为皇城司的因由——唐宋之际武德使活动的初步探索》等文。除宋史外，兼治唐五代史，现为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他亦研究香港史，已出版专著数种。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辽史学者杨若薇数年前转任香港公开大学，连同前面介绍的曾震宇博士，香港公开大学现在宋辽金史学者各一。
香港城市大学的黄富荣，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以研究宋代哲学为主，尤其对“宋初三先生”有较深研究，有《从近年对宋初三先生的研究谈到三先生对宋代理学的影响》、《狂士道学家——石介思想述评》、《孙复生平探索》、《试论胡瑗之改经——胡瑗经学特色之一》、《试论胡瑗的分斋教学法》等论文刊行。近期的著作有《略论胡瑗的分斋教学法及其历史命运》，继续宋代思想史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虽没有历史系的开设，但它设有人文学部，负责通识教育，而且有研究生点。年前来自哈佛大学的钱立方博士曾任教一段时间。钱博士研究宋代盐政，她的博士论文（1994年）译注《宋史•食货志》有关盐的卷帙，修改后已于2004年出版。Cecilia Lee-fang Chien, Salt and Stat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ongshi Salt Monopoly Treatis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4）她离任后，在2006年9月，她的学弟、出身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刘光临博士接替其缺至今。刘博士出身包弼德（Peter Bol）门下，研究宋代财政史，他的博士论文是Wrestling for Pow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1000-1770。他是香港宋史教研队伍另一支生力军。顺便一提，多年前任职香港科技大学吴家玮校长特别助理的秦家德博士（她是秦家懿之妹），亦曾是研究宋史的学者，她的博士论文由西方著名的学报《通报》出版，书名为《北宋的后妃研究》（Palace Women in the Northern Sung 960-1126）（1981年）。她与钱立方博士一样，甚少与香港及国内宋史界交往，故不大为人所知。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常刊出宋史研究的论文。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刊行的《东方文化》与《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也刊出宋史研究的论文。因为香港的学术刊物较少，不少香港学者常在台湾的刊物上发文，在台湾出版学术著作，故常被视为台湾学者。如梁天锡即是一例。90年代以来，香港学者在大陆的杂志刊文者增加，还有在大陆出书的，如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书即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中文系7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香港学者有关宋代的论文有9篇，具体如下：香港大学中文系李家树《宋程大昌<诗论>对<毛诗序>的态度》，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李学铭《“至道三年避宋真宗讳”考》，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何冠环《败军之将刘平》，香港大学中文系许振兴《<古今源流至论>的宋朝<宝训>资料》，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潘铭燊《宋代教育与印书》，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部黄富荣《试论胡瑗的分斋教学法》，香港大学中文系河沛雄的《宋代古文家的“尊韩”》，香港大学中文系周莲弟《论宋仁宗嘉祐时期富弼推行的政策》，香港公开大学邹陈惠仪《曾巩与王安石关系剖析》等，这已是香港泰半的宋史研究队伍了。
香港的宋史研究者，有两大长处，一是信息灵通，尤其对海峡两岸的研究状况十分清楚；二是学汇中西，往往在接受传统中国文化的教育基础上，又深受欧美文化熏陶，因而其治史往往有过人查处。但研究队伍偏少，且多为业余从事宋史研究，本地区学者之间的专业研讨机会少，是其短处。
香港的宋史学者，因学校的要求，除了需间以英语讲授宋史外，不少人需要以英文发表宋史著作，好像陈学霖、苏基朗、曾瑞龙、钱立方均曾以英文发表过其宋史研究成果，因此，在欧美颇有影响。
21世纪后，随着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密切，香港学者参加内地学术活动者日增，研究宋史的学者，以何冠环与内地学术联系最多，其成就也最为引人注目。内地的论文集中，也常收录香港学者的文章。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宋史学者，从海外或国内到来香港，短时期或长时期加入香港的宋史研究队伍。宋史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暂时仍以香港大学较有条件。
至于出版宋史研究书刊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是出版这方面书籍的最主要出版机构。学报方面，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陈学霖主编），是水平最高、出版最稳定的一级学报。香港大学的《东方学报》，最大问题是常常脱期，论文水平不稳定。本来由岭南大学马幼垣主编的《岭南学报》水准甚高，但因经费问题，出版三期，却无以为继。香港城市大学与复旦大学合编的《九州学林》，近年成为新兴的香港文史学报，香港及海外的宋史学者，均有文章刊载于该学报。
本概述得到何冠环先生大力协助，谨致深切谢意！
2009年7月於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