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永兴的教学生涯
蒋炳贤
初秋的清晨，郁郁葱葱的群山环抱的山城还在沉睡中，我已踏上新的征途，搭乘木炭汽车出发到距离遵义九十公里外的永兴场。车行缓慢，每当上山坡的时候，司机助手便跳下车来，把一块小小的模形枕木垫在车轮底下，汽车才蠕蠕而动地爬上山坡。中午时分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僻处山沟的小集市，公路两旁矗立着零零落落的破旧瓦房，街上冷冷清清，也没有什么店面，景象十分萧条。谁会想到就在这穷乡僻壤的山沟里浙大一年级师生竟然能艰苦地生活、勤奋地教学！
这次我是应浙大之聘前来担任大一英文教学工作的。抗日战争期间，浙大师生历尽艰险，几经颠沛，终于在1940年初迁至遵义，由于城内房屋不敷应用，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迁往湄潭，一年级移至永兴场。当时外文系教师奇缺，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先生和外文系系主任郭斌和先生求贤心切，多方物色。一个溽暑的傍晚，梅先生亲自拿了聘书到我家里来邀请。我久经离乱之苦，喘息未定，满想在这古老而安静的山城里定居下来。不料又要我走动，犹豫不定，继而一想，学识渊博而又德高望重的学者，亲自登门邀请，礼贤下士，热诚可贵，令人心感不已。我就慨然允诺，携眷前来这个穷僻乡镇。学校把我们安排在离街不远的一家染坊的厢房内，这一间不到十平方的陋室就成了我此后的家。生活条件很差，我们用门板权作床铺，用木板搭成书桌和书架，张罗一下，就这样安顿下来。在永兴一年级担任英文课的教师原有三位，费培杰教授负责教学安排工作。我和宋雪亭先生系新来这里的，受到师生热烈的欢迎。当时还没有教研组一类的教学组织，我们五位教师分别担任了两三班的大一英文课。用的是统一教材，开学前碰了个头，把一学期的教学进度大致安排一下，也没有统一的教案，各人用各人不同的教学方怯去进行教学，所达到的效果当然也迥不相同。但是当时浙大十分重视一年级的基础课，基础课的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业务水平，而且要善于教学，善于掌握学生具体情况，随机应变地运用各种教学方式解诀实际问题。竺可桢校长为了搞好一年级各门基础课教学，聘请不少儒学敦行的名教授前来担任基础课。如朱福炘先生的普通物理，钱宝琮先生的数学，储润科先生的化学，都是以教导有方、教学效果优异见称的课程，造福学生非浅。在这里，教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生刻苦钻研，孜孜好学，蔚然成风。我们在这样良好的学风熏陶下，自觉地一心扑在教学上，在不断教学相长的探索中，遵循了一条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外语与思想的一致性．外语训练同时是思想的训练。我们认识到老一套的灌输式教学法不能满足学生旺盛的求知欲，应该尽量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才能把学生的潜能抽了出来，才能诱导学生独主思考，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一个称职的教师应该从苏格拉底那里多学些“催生”的诀窍，不把外语教学限于“传授”知识上。当时浙大一年级分部的外语工具书和参考书不多，但我们鼓励学生多查词典多看参考书，绝不把一切困难都给学生解决。
对大多数非英语专业的各科学生来说，英语的四会要求应有所不同，阅读一般放在写作前面，写作有时走在听和说前面，也有时走在后面。这全要看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和学生个人的能力偏向。就实际需要来说，四会水平的比例应有所侧重，例如从事笔译的人可以侧重阅读和写作。当时我们的大一英语教学要求便侧重阅读和写作。由于教材内容的多样化，文学作品较多，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很广，每课书消化之后， 一般的作业以写短文为主，效果也较显著。据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当时一年级理工科学生的实践能力较强，一学期终了，一般都能写出无重大语法错误的短文、提要等．这为他们后来在高年级时能用英文写论文打好了结实的基础。
当时我们的教室设在楚馆（湖南会馆），系在大厅上用木板隔成的教室，开间很小，光源不足，冬天凛冽的寒风从窗棋门隙中吹来侵入刺骨．跟我在隔壁教室同时上英文课的是成章先生，在我们几位英文教师中，他年事最长，教学经验丰富，一口地道的南京方言，上起课来，乡音未改，声调特别洪亮，往往把我讲课的声音压倒；因此，我就不得不提高了嗓门，否则我班上的学生只能听到从隔壁传来的铿锵有力的教课声。就这样，高声讲课成了我几十年来一直改不掉的习惯了。
课堂教学之外，我们没有其它的课外活动，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我们没有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但是，当时有一位英籍传教士在学生中组织一个基督教团契，设有唱诗班、圣经班等。记得圣诞节晚土，成群的青年男女学生在室外唱赞美诗，婉转和谐的歌声，往往回蔼在凄凉的寒风中，给人一种温暖宁贴的感觉。团契还经常举办英文讲座，有一次邀我去作有关“宽容之道”的演讲，目的无非想借我之口宣讲基督教义，因为“宽容”与“宗教宽容”是两词而一义，我既非基督教徒，对“宽容之道”也从未在哲理上或宗教上做过研究．我原想从圣经故事中找几个例子讲一讲，继而觉得不妥，我要以一个英文教师的身份去用英文演讲，而不是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目来说教，急中生智，手头刚巧有一本Victor Hugo 的Les Mis’erables （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就把小说开头有关主人公偷窃被捉而释放这一情节作为演讲内容，娓娓讲来，倒也引人入胜．后来又邀请我去作有关“Tolerance”的讲座，那我就无法应付，只好谢绝了。这一事例说明：当时我们课堂教学之外，根本没有其它活动，其它文娱生活也就贫乏了。
永兴是个山乡，深山老林，草莽遍野，人烟稀少。每当我在一盏微弱的桐油灯光下备课读书的时候，万籁俱寂，孤灯照影，不胜寒寂。十点左右阵阵号角声传来，这是学校报时熄灯时间到了。有时午皮梦回，听到远处传来狼嚎之声，惊起还以为是警报。我们的课余暇日都是在跟美丽的大自然打交道中度过的，跟我同院住的一位中文系老师薛声震先生，是位敦厚笃学之士。生活很清苦，家徒四壁，除了一些古书之外，别无他物。但他爱兰成癖，每逢假日，总爱到林野山间去采集兰花。教读之余，我就跟他一起跋山越岭，到处去采兰花。这里野生的兰草品种繁多，有不少珍贵的如素心兰、墨兰等，我们每次出去总是满载而归，我们把兰花盆裁起来，摆在阳室中，幽香扑鼻，深有“室有兰花不炷香”的情趣。
此外，费先生自己喂了一高头大马，我们有时就借骑了他的马出游，驰骋在原野里，胸襟为之开阔不少。傍晚时分，我们经常在田间散步，看到在暮色茫茫中农舍炊烟四起，“穷巷牛羊归”，“田夫荷锄至”。此情此景，不禁令人诵起Thomas Gray的诗句：
The curfew toi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ugh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低吟之馀，让自己的性情怡养在诗的甘泉中，脱去尘芳，得到精神的解放，心灵也倘佯自乐。
第二年春我被调回遵义浙大校本部授课。动身的那一天，也是个细雨霏霏的清晨，因为公路车不通，我们只得乘了一辆骡车起程。当骡车辘辘地离开永兴场的时候，我从窗口回首眺望到灰蒙蒙的“楚馆”和“江馆”的屋顶，心中平添了无限惆怅。我问自己：在那样穷僻的山镇，坏境是那么荒凉，生活条件是那么艰苦，为什么浙大师生竟然安贫乐业、弦歌不辍呢？没有别的，这是浙大的求是精神和师生爱国热忱，鼓舞着、支持着大家在艰难的岁月中，为振兴中华而勤奋教学，为作育人才而含辛茹苦，这种良好的学风和坚定的爱国主义热情至今仍值得我们怀念而发扬光大。
1987年2月于杭州大学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教授 原浙大外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