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7 年 10 月

难忘的岁月
谈家桢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似有模糊之感，唯独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的七年经历，仍记忆犹新。我深深怀念遵义、湄潭的一山一水，她曾哺育过我们这一代学人，也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新中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弹指一挥，已50春秋，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1934年，我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人地两疏的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部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研究生。1936年夏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工作一年。到1937年7月时年28，血气方刚，我一腔热血要实践“科学救国”的信条，毅然告别了几经挽留我的导师和朋友，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回国后，应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的聘请，任浙大生物系教授。到校不到一月就发生日寇大举侵华“八·一三”事变，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浙大决定西迁。我随竺可桢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历经数月，艰辛困苦，辗转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在这兵荒马乱年代，头上有日机轰鸣，地上有日军追兵，我和全校师生一道情绪高涨，到一个地方，就打开箱子，坚持教学实验研究工作，时而在破庙里上课，时而把山洞当作课堂，时而到郊外采集标本。1938年夏天，我由江西回浙江接家属去宜山。那年的春节，我们全家团聚在宜山脚下山沟边的茅房里，居室周围，稀疏几家山民。沟外大树上挂着一颗炸弹壳，当日寇飞机滥轰时，有人专敲弹壳，并挂上小红旗，以示警报。1939年11月25日，南宁沦陷，竺校长听取师生员工意见决定北迁贵州，并在贵阳附近的青岩镇上设立一年级分校。12月全体师生员工进入遵义城，我和家属住柿棉花园街1号。1940年春，学校决定农学院和理学院由遵义再度搬到湄潭。湄潭离遵义75公里，但须翻山越岭，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路过湄江桥，就到生物系的实验室“唐家祠堂”。自此，较稳定地度过了六年难忘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生涯。
湄潭素有“小江南”之称，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她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幽美宁静，物产丰富。夕阳西下时，漫步湄江边，此情此景，似入世外桃源。但是，我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是异常的艰难。唐家祠堂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四面通风，插摇欲坠。战争时期，物资匮乏，只得因陋就简，略事装修后改作生物系师生实验和研究场所，但也非常安全，可以专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没有电灯以油灯照明，一碟桐油几根灯草，黑烟熏鼻。只有在看显微镜时才舍得用煤油代替桐油。没有自来水，以桶代塔，接上河水，土法过滤，用作清洗试管等实验所需。尽管如此，全体员工团结一致，遵循竺校长倡导的校训“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朴实，实事求是”，在“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物质条件差，人的精神向上，师生努力工作，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培养了一批遗传学的研究生，这些学生现已成为我国生命科学、医学、农业等方面的著名学者和专家。不仅如此，我本人在亚洲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专题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为我毕生从事的遗传学业打下了基础。
我的第一代研究生是在湄潭培养的，他们是盛祖嘉、施履吉、刘祖洞和徐道觉等。盛祖嘉是由沪江大学转学到浙大生物系，迁校江西广西期间，随我采集果蝇，毕业后留任我的研究助理。1946年他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红色面包霉遗传学研究，现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微生物遗传专家。他的夫人沈仁权教授原在浙大化学系任助教，他们相识在湄潭并在当地结婚，后来一起去美国，从事生化遗传的研究。施履吉原是浙大农学院园艺学毕业生，在湄潭成为我的研究生，从事生物细胞遗传学研究，在染色体行为、染色体精细结构方面颇有创新。1946年去美国深造，从事细胞生物和发育生物的研究工作，现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施履吉在学习上勤奋，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他曾是浙大“马列主义小组”外围组织——“黑白文艺社”的成员之一，为追求真理，活跃在学生中。刘祖洞在广西农学院毕业后到湄潭做我的研究生，同时在浙大中教生物学，后在浙大任教，解放前夕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从事哺乳动物遗传学研究，后搞人类遗传学。由于他数学基础厚实，又善于实验操作，结合人类遗传学的家系分析，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方面的研究成绩显著，为开拓和发展我国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作出很大的贡献。徐道觉在浙大农学院病虫害系昆虫组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农学院工作，一年后又考上我的研究生， 在湄潭从事植物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在实验技术上无论设计和操作，总是得心应手，成为我的得力助手。抗战胜利回杭后，我送他去美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从事果钝种系演化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后来他从事人体染色体的研究，以他发明的特殊技术首先修正人类染色体数量23对、46条，一改以往学术界认为的人类染色体数量是48条的结论，这一成果是可作为人类遗传学发展中的一大突破，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湄潭，我的第二代研究生有复旦的项维、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张本华、中科院植生所雷宏淑和留美的陈瑞棠等。我痛心的是这几位学生都早我离开人世。那时，根据当时中印研究生交换协定，我在湄潭还收了一个印度的研究生，他名叫甘尚澍。印巴分治后，他曾任巴基斯坦一所农学院院长。在湄潭，我还为农学院各有关系科开课，教授细胞学和遗传学两门课。对高年级开过高级细胞遗传学和实验进化等课程。我在农学院中的学生就很多了，如现任教浙江农业大学的季道藩、汪丽泉、唐觉、葛起新、沈德绪教授等等。这些学生现都成为我国农业部门、院校、研究单位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艰难条件下，坚韧不拔，勤奋学习，为他们终在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后都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界的精华，这也是我一生中感到欣慰的事情。
我一生涉足于以瓢虫和果蝇为实验材料的经典性遗传学和进化论，以及辐射遗传学等研究领域。早在研究生时期，找已开始从事亚洲瓢虫色斑变异遗传规律的研究。虽在美国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开辟了以果蝇为研究材料，利用当时新发现的唾液腺染色体技术，进行不同种间和种内的染色体结构和细胞遗传图的研究，但我对瓢虫色斑变异遗传学研究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直到70年代、我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和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浙江、江西、广西和贵州特别是湄潭地区，采集了大量瓢虫标本并进行地理性季节性变异规律的分析，1944 年在遗传学上取得的突破性的成果。
记得，浙大决定西迁时，我把以前关于瓢虫遗传学研究所积累的资料文献、实验数据报告以及有关的标本仪器都装在一个木箱里。浙大前后搬家五、六次、但凡搬迁到一地，即打开木箱，把显微镜等简陋的实验装备起米，即使日寇飞机骚扰，空袭警报不断，我和我的学生处之泰然，仍坚持科学研究。当迁到遵义的柿花街一号寓所时，坏境安静多了 ，我和盛祖嘉在阳台上借阅自然光看显微镜。在湄潭的唐家祠堂，我们点上煤汕灯，在那微弱的灯光下做着我们的实验，在显微镜下观察标本和染色体。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雨浙浙沥沥地下个不停，我在唐家祠堂里观察瓢虫的杂交后代时，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把此情况告诉了当时任生物系主任的贝时璋先生，贝先生建议称此现象为“嵌镶（mosaic）显性现象”。在此基础上，我继续进行广泛的杂交试验并探讨这样现象的机理，终于摸清了嵌镶显性现象的规律，指出鞠翅色斑遗传至少由许许多多等位基因所控制的，有一些变异类型实际上是嵌镶杂合体。它们不能稳定地传下去，无例外地显示嵌镶显性的作用，表现一种特异的嵌镶显性现象。我提出嵌镶显性现象可分为“包括式”和“重迭式”两种情况。通过对许多嵌镶杂合体的测验，又发现一种例外情况，在橙红色斑点中有一个黑斑点，这种现象我认为可用三体性遗传原理来解释。1945-1946 年，我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客席教授。在美期间，除讲学外，我完成了《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论文，并登载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这篇论文的发表深受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认为丰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是对遗传学的一大贡献。我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短期工作时，见到了遗传学家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她在1983年获得诺贝尔奖金，以表彰她对玉米“转座因子”的光辉发现。当时她十分高兴地见到我，高度赞赏我的嵌镶显性方面的研究工作，并谈到最初她在玉米色素斑点研究上提出的“控制因子”，是受到我的论文启发。 1988年加州理工学院发育遗传学家特维森教授见到我，又重提我40多年前这一研究工作，他极有兴趣地希望这项研究再深入下去，预见很可能会发现如今隐藏的重要发育遗传的机理。
我和我的助手在湄潭等十几个地区采集到的异色瓢虫群体进行性比测定。同时发现在野生群体中只生雌个体的单生雌体的母系遗传现象，这种由母传女的方式，证明为典型非染色体的细胞质遗传。我们在湄潭还进行瓢虫色斑类型分类及计算在当时出现的频率；又通过对异色瓢虫的四种常见色斑类型在地理分布和季节变化测验等课题的研究。抗战胜利后，我们继续充实材料，完善实验，发表论文，但是这些论文的基础无疑是在湄潭形成的。
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在科学研究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自豪的是在日后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是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江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志，终生难忘。多少年来，我渴望再访我的第二故乡。1986年，我终于了却心愿，在县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部门热情接待下，我又走过了湄江桥，瞻仰狮山雄姿，重睹了当时浙大办公楼的“文庙”。我兴奋地找到了当时在湄潭天主堂内的我的寓所。这是一幢标准贵州式全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有几家住在里面，在当时湄潭县城中也算得上是上乘建筑。如今虽旧但仍保护良好，我感到十分亲切。当我踏在原唐家祠堂的遗址时，我激动不已。祠堂己拆除，我仍能确定我和我的学生原先是在哪个方位上的房间里工作和学习过，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四十年后旧地重访，使我激起了一连串回忆的涟漪，似乎人也变得年轻多了。湄潭对中华民族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衷心祝愿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故鼎新，繁荣富庶。

（本文作者：中科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原任浙大生物系教授）

湄上弦歌
——记浙大生物系在湄潭
姚錱 周本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9月，母校浙江大学开始辗转西迁，初迁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再迁广西宜山，最后于1940年初，全校师生员工陆续到达贵州遵义。途中且行且止，颠沛流离，每驻一地，虽蓬窗茅舍，破屋残垣，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都能因陋就简，正常上课，教书育人，寒暑无间，从未耽误学生学业。“浙大西迁，间关千里，而弦歌不绝”，深受时人称道。
1940年秋，理学院生物学系又随同农学院各系迁往遵义东北面之湄潭县，直到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才陆续复员东下，重聚杭州，回归钱塘旧址，在遵义、湄潭整整七个年头。

在水之湄
湄潭山明水秀，景色宜人，物产丰饶，民风淳朴，素有“小江南”、“黔北粮仓”之称，出县城西门不远，有一条碧波清澈的湄江蜿蜒而过。跨湄江桥可通西岸。桥头水边南侧有一四合院房，座落在缓坡上，称魏家院子。生物系有好几位教授就住在这所院落内。当时风气，尊师爱生，亲如家人。魏家院子也是学生常去看望老师和登门求教的地方。
魏家院子西南一里许，又有一座四合院落，称唐家祠堂。四周林木葱蔚，山色当窗，生物系便设在这里。院内环绕天井有十数间房屋，有的辟作工作室，供老师备课和做科学研究；有的辟作学生的实验室，供上实验课和讨论会之用。那时学生人数不多，有些课程需在城内文庙和财神庙教室内上课，有些则在生物系实验室内讲授。按时作息，秩序井然。
在湄潭的六年多，虽然生活清苦，学术活动却十分频繁，在一批蜚声中外的著名教授的率领下，师生们刻苦钻研，就在破旧的唐家祠堂在内，作出卓著的成绩，取得了许多令人叹服的科研成果。当时先后在浙大生物系执教的名教授有贝时璋、蔡堡、谈家桢、罗宗洛、张肇骞、张孟闻、仲崇信、江希明、王曰玮、吴长春等，贝时璋教授任系主任。这些师长共同的特点是：学识渊博，工作认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们培养出不少后来的专家教授。
回思往事，历历在目。昔日的年轻人，如今已值古稀，经过40多年的阴晴风雨，当时生物系的师生，除少数几位先生已经作古，健在的也都天各一方。但庆幸的是，所有师生没有忘记当年生物系的优良传统，都坚守岗位，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继续为祖国的教学和科研事业作出贡献。现写下生物系在湄潭的年月里有关教学科研和培养人才的二三事，既是对那段艰苦岁月和曾经支持我们、哺育我们的贵州乡亲们的怀念，也是对未来办学的希冀。正是，“娄山明月湄江水，曾照寒窗润砚田”。

课堂讲授
生物系的教学工作抓得很紧，对学生要求严格，既往重课堂知识的传授，又十分注重实验技能的培养。由于战时教科书缺乏，讲课时多由老师口授，学生笔记，不发讲义，但指定适当的参考书籍和文献。老师备课认真，讲解透彻，富有启发性。对生物学中没有定论的问题，总是兼容并蓄，将诸家论点，讲清讲透，再加评论，有时还结合老师自己的研究工作，启发学生思考，以激起研究探讨生物学问题的兴趣。由于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不多，师生接触的机会也就相对地多一些，这样老师就容易掌握学生考虑问题的思路。上课时教室内肃静无哗；教室周周环境又很幽静；学生全神贯注，细心聆听。为使学生不致遗漏要点，有时老师会抽查学生的笔记，及时订正。这种负责精神，令人敬慕。
生物系当时开设的课程，除必修课外，尚有选修课，如贝时璋教授开的“实验形态学”、谈家桢教授开的“实验进化”、仲崇信教授开的“植物生态学”等。这些课程的讲授内容，有的涉及生物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有的涉及当代新的研究趋向和新的生物学分支学科。理学院生物学系本科的修习年限为4年。主要的必修课程多在前3年中学完。有时从二年级第二学期起，学生如有学习余力，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以后的一年半中，多选读一些选修课程。这时便可自选导师，或接受系主任的建议，选定导师，接受毕业论文指导。既选定了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便可根据导师的指点和自己的思考，按研究方向的要求，选读一定的选修课程。除了课堂讲授中获得教益，还要参加书报讨论，汲取中外专家研究的精华，作为自己成长的营养。高班同学，经过上述的选读课程，便能受到较强的训练，大体上能把分类、形态、生理、组织胚胎和细胞遗传等课程的关系沟通起来，从生物的结构和进化、细胞构造和功能以及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等出发，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加深了对生物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理解。

实验课
生物系所开的课程，差不多每门都有实验课。一周常常安排5个下午的实验。实验和讲授都计学分，合计起来成为一门课程的学分。例如每周3小时课堂讲授为二学分， 一个下午单元的实验为1学分，共计3个学分。实验课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补做。要求严格，便能更好地训练学生的观察和动手能力。
至于实验所用材料，除一些标本和组织切片，系从杭州随图书仪器内迁湄潭外，其它许多新鲜实验材料，都随季节变化，就地取材。因此当时的老师对当地的动植物资源，都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如湄潭的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以及无脊椎动物等实验材料；种子植物和低等植物的种类，事前都要作一定的调查研究：担任动植物分类学实验的老师，经常带领同学在附近山林水域，作野外实地观察和采集。由于离城不远就有林木溪涧，自然景观；这些地方都成了很好的野外课堂。
生物形态实验常离不开绘图，绘图是基本工夫。不论是肉眼或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圈，都要求学生画得准确．否则，教授或助教都会严厉指出，要求重画，绝不放过，直至准确无误为止。曾有连续退图重画两三次的例子．所以严师出高徒，久有明训，绝非偶然。
战时物质供应困难。有些实验需要用化学药品，都尽量设法取得，保证进行。有时各系之间亦能互通有无，相互调剂，但来源总比较紧张。因此要求学生节约使用药品。学生也听从指导，从无怨言，十分自觉。例如战时以酒精和木炭作为能源代替汽油，特别是纯酒精比较匮乏，用过的酒精都要回收。做一次组织学的切片实验，一组同学往往只能使用10-20毫升的纯酒精。记得以无水硫酸铜吸取水分做纯酒精的方法，也是那时候采用的。
在大学的教学工作中，教授讲课讲得好固然重要，但如果助教实验室管不好，实验课上不好，也会影响到整个课程的教学质量。浙大在这方面对助教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常要他们挑重担。在战时，教授们调动或短期离校，讲师和高年资助教，就得顶班上课。因此助教平素都非常努力，除管理好实验外，还经常旁听化学系，农学院的有关课程。学生阅读课外参考书和文献质疑时，遇到英语语法分析困难或内容难以理解， 一般都由助教负责答疑。那时，学生的实验报告，都用英语描述和以科学拉丁术语作图注，助教也要用英语批改作业。工作所需，就得不断提高自己，不断上进。助教能独立教一门课，是升任讲师的一个重要条件。
总之，母校生物系在教学和实验中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勤俭办学的精神和学风。这些优良传统既给每位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业务上打下扎实的基础。

科学研究
唐家祠堂的实验室，总共只有十多间，由于年久失修，脚步重了地饭就会颤动，所以师生们在实验室内走路必须放轻脚步，说话也低声细语，生怕影响别人的工作。教师备课，从事科学研究和学生做实验，绝大部分都在唐家祠堂内完成。
当时的实验室和研究室，设备少而简陋，无坛跟今天重点大学的条件相比，常用的只有几架显微镜和一些温箱、烘箱而已，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作显微镜观察时，白天靠天然阳光，晚间则藉助于桐油灯或柏油灯照明，温箱用木炭粉末做成炭饼来生火加温。有些实验材料，如培养用作实验的果蝇，夏天怕热，只好挖地窖放置。实验室每天都要用水，就集大家的智慧，在祠堂外边造一个小水塔，上置一只大木桶，把清沏的湄江水，经过净化一担一担挑上去，利用位差压力，便成自来水，用竹管接出来使用。一架较高倍的显微镜或解剖镜，往往教授、助教、研究生五六人轮流使用，白天轮不到，就利用晚间在油灯下观察。四壁昏昏，一灯如豆，搞科学研究的艰难程度，非身历其境者很难想象。
1942年，湄潭生物系建立研究所，全称是浙大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后改称为生物学研究所）。除招收国内研究生外，还有印度研究生。教授、讲师和助教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一面搞教学，一面孜孜不倦地进行科学研究，成果累累。
从1942到1946年的5年中，先后在国内《科学纪录》、《实验生物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10 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英国的《自然》、《实验生物学杂志》、《植物学记事》、《动物学集刊》和美国的《生理动物学》、《植物学杂志》、《遗传学》以及《美国自然科学家》等刊物上共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这些研究成绩，即使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也是不简单的，何况那时条件艰难，弥觉可贵。当时，浙大其他院系也是一样，学术空气浓厚，科学研究活跃，在国内外很有影响。1944年冬，英国李约瑟教授在参观遵湄以后，曾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的剑桥”。
剑桥和牛津是当时英国两所世界闻名的第一流高等学府，而我国当时受到时代局限，科学相当落后。李氏的比喻可能主要是从浙大在学术上自由探讨的气氛非常浓厚，科学家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日夜奋斗，敢于研究当代各科学领域中的一些前沿问题等情况出发的。
至于当时为什么浙大能产生这样的学术研究环境，我们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队发扬“求是”精神，提倡民主办校，充分发挥了教授和各级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和监督作用；实行导师制，实行学术民主；倡导“大学应注重研究”，力争聘请国内著名教授来校执教。例如1940年聘请著名植物生理学教授罗宗洛时，竺校长打破惯例，慨然允诺他带四位助手一起来浙大。这些因素促成了科学研究蓬勃开展的局面。
以当时生物系的情况来说，科学研究工作大体上具有三个特点：（ 1）就地取材，（2）联系实际，（3）跟踪国际学术研究趋势。有时在一项研究工作中，这三者可以同时体现。
当时全系的研究工作比较活跃的有三个研究小组：
一个是由贝时璋教授领导的实验形态学研究小组，实验材料主要取自于湄潭附近池塘沟涧中容易找到的小动物。如杆吻虫、涡虫、水螅、线虫等，来源丰富。有时采得后还能在实验室内作短期培养。做实验观察时并不需要有很多的设备，而所涉及却是当时间际领域内非常活跃的课题——整体动物切割后再生过程中涉及到的生理梯度问题，也就是对动物头、尾（前端和后端）、背、腹及两侧之间存在的生理性差异现象和极性问题等进行分析研究。
第二个研究小组是由罗宗洛教授领导的植物生理学研究小组。实验研究多取材于当地的水稻、小麦、玉米和菜豆等农作物。着重研究微量元素和生长激素，对这些作物早期发育和生长的促进作用、问题既联系了实际，又是当时国际植物生理学领域中的先进课题。
第三个研究小组是由谈家桢教授领导的遗传学研究小组。主要从事瓢虫鞘翅色斑和果蝇遗传的研究，贵州遵湄地区的瓢虫，代表着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变异遗传类型。这一研究，对群体遗传与进化问题作了很重要的贡献。此外，这个小组还研究果蝇的染色体和地理变异，以及作物染色体的研究等等。

书报讨论和学术讨论
书报讨论和学术上的自由争论也促进了良好学风的形成和发展。生物系的书报讨论，最初始于杭州。战时西迁湄潭后，又及时恢复了活动。进行时，主要是由教授、讲师或助教、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轮流主讲。事前须阅读大量文献。题目可能是生物学研究的动向和趋势，对某一学术研究领域内的综述性报告，也可以结合文献报告自己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研究生和做毕业论文的高年级学生，都须参加书报讨论，在导师的指导下，也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书报讨论的规模，有时以研究小组形式进行；有时则全系各研究组合并进行。一般于每周六举行一次，七年内从未间断。这一学术活动对培养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同学的独立阅读、分析、综合能力以及表达能力，起着很大的作用．使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对教授们来说，参加这类学术活动，也可以起到相互切磋，相互了解和各取所长的作用。
除上述经常性的书报讨论外，有时还专门组织大型的学术讨论会．记得在湄潭曾有过两次较大的活动：一次是在1941年冬天，为庆祝贝时璋教授任职12年的荣誉休假所举行的关于“性因子、性遗传”方面的讨论会。当时竺校长，张孟闻，谈家桢，罗宗洛，江希明和贝时璋教授都作了报告。另一次是1944年冬在湄潭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的学术年会，英国李约瑟博士夫妇、毕丹耀博士等被邀参加。年会内容丰富，除特别邀请的专题报告外，还宣读了数十篇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不少生物系的论文和其他理农二院有关学科的论文等。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自由讨论，是学术民主的一种反映，当时浙大学术空气活跃，学术争论也很普遍。其中有一件事对我们印象特别深。那是1943年，英国有两位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假设，认为动植物细胞染色体的主要成分不是去氧核糖核酸（DNA），而是酸性蛋白质，去氧核糖核酸只存在于核液中，对经典的孚尔根（Feulgen）反应提出质疑，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争论。贝时璋教授和他的学生以摇蚊的唾腺染色体为材料，针对上述假设，设计了多方面的实验。于1945年和1946年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短文，用客观事实对这个假设的论点提出了疑问和自己的观点。这种实事求是、敢于学术争论的精神，对大家很有启发，起着楷模的作用。

对湄潭的怀念
写到这里，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湄潭的自然环境和父老乡亲。湄潭地处黔北，距遵义县城（今遵义市）70多公里，步行须走两天。当时很少汽车代步。湄潭县城位于湄江之滨的小盆地，四面群山坏绕，成为天然屏障。我们在湄潭的六年中从来没有听到过日机空袭的警报，（在广西宜山时则经常遇到日机狂轰滥炸），因此湄潭的环境比较幽静，是做学问的好地方。抗战时期交通运输属然困难，然而由于当地各界的大力支持，一般生活资料和食物用品还是能得到基本供应。浙大师生员工和当地群众相处得十分和谐。对所谓“下江人”并不另眼看待，包括在遵义也是这样。遵湄两地，对我们的成长都有过惠泽，至今难忘。
古时山东的洙水与泗水之间，为孔子聚徒讲学之所，后人有“洙泗上，弦歌地”的吟咏。湄潭有湄江，湄水环绕浙大理农二院，故以“湄上弦歌”为题，以记鸿泥。抚今追昔，有绵绵不尽之思。

（本文作者：
姚錱，中科院细胞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浙大生物系30年代毕业生，曾在浙大任教
周本湘，华东师大教授、浙大生物研究所40年代毕业生，曾在浙大任教）

难于忘怀的五年
王淦昌

1940年，由于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辗转迁到贵州遵义，一年后，浙大理学院又从遵义迁到湄潭，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在湄潭渡过了将近五个年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五年不算长，但它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抗战时期的湄潭，物质条件很差，学校没有电灯，用油灯照明，没有实验设备，杂志也很少，国外期刊只有《物理评论》，国内期刊几乎看不到。那时我只有三十几岁（与我年龄相近的教师还有好几位，如物理系的束星北、何增禄、王谟显、朱福炘，化学的王葆仁，生物系的谈家桢、贝时璋等），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黄金时代。我们一般从教已经十多年，有了一些实际经验，各方面比较成熟了，思想十分活跃，敢想、敢问、肯钻。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开发试验研究，对国内外科学进展情况非常敏感，我们尽可能地搜集国外的研究报告，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此，在这五年中虽然环境很差，我们的身体也不太健康，但仍然在物理、化学方面做了诈多工作，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有10多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就是在那时提出的。但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设备条件太差，许多好的思想和理论无法进行验证。如果条件能够稍为好一些，我相信我们会做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来。
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孜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风气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有几位同学，如程开甲、蒋泰龙、胡济民、忻贤杰、姚錱、许良英、梅镇安、李政道等，他们在各自所学的专业范围内学习成绩优秀，思想非常活跃，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每当我想起在湄潭时的情景，顿时会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说实话，那是我最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
湄潭是一个很小的山城，那里风景优美，丛丛竹林掩映着缕缕炊烟，更显得山城的幽雅、宁静。那里的风水联堡和观音洞是我们工作之余常常留连忘返的地方。现在回想起这些，尚有心旷神怡之感！

（本文作者：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原任浙大教授）

遵湄时期的浙大物理系
程开甲 胡济民 周志成

一、在困难中壮大的浙大物理系
1928年，杭州的国立中山大学改称浙江大学，增设文理学院，由邵裴子任院长，开物理门，第二年改名物理系，聘张绍忠教授为主任。张从厦门大学邀助教朱福炘、技工金学煊来校。开办之初，老师和仪器图书都很缺，靠这三个人撑门面。但邵院长十分重视物理系，增聘教授并逐年拨款添置设备、图书。张绍忠教授和1933年来浙大的何增禄教授特别重视实验，认为必须先购置车床等工具，以便自行设计、制作和修理教具，并借以训练老师动手能力。精密仪器的核心部件如墙式电流计，从国外进口；配件如安装电流计和观察镜的金属架子，由老师绘图，金学煊制作。何增禄教授还吹制了多级水银真空泵等玻璃仪器，使实验室粗具规模，并专聘任仲英老师为仪器保管员。省下的外汇购置国内稀有的镭和外文杂志及图书。教授除张、何两位老师外，陆续来校的有束星北、徐仁铣、郦坤厚、邹衍芬等，以最早用量子力学研究分子物理而著称于世的王守競教授1929年回国后即在浙大任教两年，后去北京大学任物理系主任。学生中也不乏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和物理教育家，如天体物理学家黄授书就是其中之一。
1934年郭任远任校长，实行法西斯教育，独断专行，将中华文化基金会指定补助物理系的设备费分给其他系，引起物理系全体人员的愤慨，相约不受续聘，并提前通知校方，以免影响课业。1935年暑假，教授、讲师、助教、仪器保管员和技工并大部份学生一起离校，著名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当时是物理系助教，和郭家友谊虽深，也一起走了。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郭因镇压学生爱国运动，被学生驱走。1936年4月由竺可桢接任校长。竺到任前写信给张绍忠老师，力促张续任物理系主任。当年夏天，物理系教师除吴健雄己去美外，一一聘回。何增禄老师还从山东大学约请年轻有为的王淦昌教授同来，竺可桢又请他的老同学、老同事、物理学界前辈胡刚复教授任文理学院院长，物理系阵营更充实，发展更迅速。1936到1937年的一年间，开展不少学术活动，最突出的是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的杭州之行。
1937年5月23日，胡院长和玻尔夫妇同车由上海来杭，24日王淦昌老师陪玻尔游览，途中玻尔介绍他的复合核和核液滴模型等新思想。下午5 时在浙大新教室楼（后称阳明馆）大教室，讲“原子新学说”，竺校长参加，胡院长主持，玻尔用英语讲，座无虚席，昕众约200余人，浙江省电台同时转播。25日，何、束、王三位老师送玻尔到长安站后才话别，车中王老师和玻尔探讨了宇宙线中的级联簇射问题，束老师问及玻尔和爱因斯坦的争论。这次访问给浙大特别是物理系师生留下极深印象。①
到抗战前夕，和国内的各大学相比，浙大物理系已经有了胡刚复、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王淦昌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教授阵营，有相当充实的实验设备，也有相当完善的图书杂志，保存有美国的《物理评论》、《现代物理评论》和德国的《物理学期刊》、《物理杂志》和从19世纪中始订的英国《哲学杂志》和《英国皇家学会学报》从创刊号起的整套杂志。从1937年8月到1940年2月迁入贵州为止，两年半内，浙大一迁再迁，物理系师生忙于安全地转移仪器和图书，从杭州到贵州运程2600公里，但一根玻管未损，一个零件未丢。空袭时，王淦昌老师担心浙大仅有的一克镭被毁，都将它揣在怀里进防空洞。物理系就以这样的精神，保全了图书设备。
在贵州的六年半内，尽管物价高涨，师生度日艰难，又没有交流电和自来水，实验条件极差，但毕竟离前线稍远，空袭很少，学习环境比较安定。物理系在困难中挣扎壮大，1941-1944年度的四届毕业生比1937-1940年度的翻一番，1945-1948年度又再翻一番。1946年即离开贵州那一年的四个年级的学生总数，是1940年即入贵州前的一年的三倍还多。教授和副教授也从胡刚复、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王淦昌、朱福炘6位，增加了朱正元、丁绪宝、卢鹤绂、周北屏等，共10位。讲师、助教也相应增加。下文将从四个方面粗略地反映遵湄时期的物理系情况。

二、把普通物理教学列在重要地位
物理系肩负全校同学的普通物理和普通物理实验的教学任务，很多同学的中学物理课程是在颠沛流离途中完成的，基础不踏实。物理系对物理概念的要求比中学严格得多，大学的物理教材、笔记、作业和测验又都用英语，大部分学生不易习惯。因此教和学任务部很重。入学后的第一次测验就出现大批不及格的情况。物理系规定要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开普通物理课，而且每年都有一位教授或副教授领头。张绍忠教授在任教务长前，一直亲自教物理系一年级生的普通物理。在贵州任此课的有朱福炘、丁绪宝、王谟显、张有清、孙承梁、杨有棥、徐佩璜、曹萱龄等老师。其中尤以朱福炘老师最纯熟自如，他交待概念简明透澈，干净利落，英文板书快、浓、清楚，全今仍为国内外校友所乐道。
概念上的混乱不可能通过一次讲课就澄清，学生的疑难往往要通过助教的辅导来解决。物理系规定，助教至少要担任普通物理辅导一年，还规定助教经常巡视课堂解疑释难。学生往往提出意想不到的各种疑问，这对于新毕业的助教也是严峻的考验。1940年青岩分校新生结业较晚，助教赵保惠辞职离校，刚毕业的曹萱龄临时从遵义往返二百公里赶来辅导，给同学以极好印象。1943年秋，孙成梁、杨有棥两位老师在永兴担任普通物理教学，束星北老师，主动承担辅导任务，他每两周去一次永兴，步行往返40公里。他的透辟分析，使讲多同学折服。李政道也是该届校友，在永兴问过束星北许多问题，颇受启迪。当时物理系是冷门，学生不多，到二年级还有人想转系。1944年后却相反，有不少同学包括李政道转入物理系，使物理系生空前增加。
普通物理实验是一门独立课程，为使同学掌握基本的实验技术和数据运算，正确使用各种测量工具，对同学的要求也很严格。尤其是负责保管仪器的任仲英老师，他为了开好物理实验课，节约器材和经费，做了不少巧妙的修旧利废的工作。当实验进行登到易损坏仪器的关键步骤时，他就在旁边盯住不放，使用失当，就会受到他严肃的批评。新生认真实验、爱护仪器的第一课，往往是任老师教会的。

三、艰难中坚持实验研究
建设实验室是浙大物理系始终不懈的奋斗目标。尽管仪器设备安全无损地运到遵湄，但没有动力，如何发挥这些设备的作用，成为物用系的重大难题。为克服困难，物理系师生作了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用人力代替电力。车床靠人力摇动以制造和修理仪器，例如王老师自制的云雾室的铜壳就是用手摇车床车出。许多实验要用电，大电池很贵，也很难买到，得用蓄电池。湄潭没有充电处，束星北老师就领着大家将一架旧汽车上的发电机改为手摇发电机，大家轮流手摇充电。化学系张其楷老师制作战时急需的外伤药海碘仿，需要冰箱，就由物理系把化学系的电冰箱改成手摇式，解决了困难。
其次是在何增禄老师指导下完善真空技术设备。何老师吹制复杂玻璃设备的技能在当时是第一流的。他年年开实验技术课，手把手地带着同学吹制实验设备，从简单的玻管切割教起，直到吹制结构复杂的麦克劳真空计。没有电鼓风，就靠脚踩皮老虎；没有煤气或氢气罐，就用酒精蒸气。硬是用古老的设备和方法，吹出盖革计数管等近代设备。何老师还曾制作当时急需的紫外线灯，惜因设备材料不足，未能成功。
第三是以王淦昌老师为核心的研究宇宙线的实验准备工作。参与这个项目的有物理和化学两系的助教和学生，投入人力最多，发表论文4 篇，从当时情况来看，成就就很可贵了。王老师用球胆作膨胀膜，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直径约30厘米的云室，可以观察到α和β射线，但无电照明设备，不能照相。他考虑利用宇宙线对感光乳胶和对荧光物质的作用来记录．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新的探索性研究。他曾指导张泽琏、韩康琦和化学系的张粹新制作感光胶，已经制出，但因黔南事变而中止。在荧光物质方面，他指导化学系蒋泰龙进行γ射线的化学效应的研究；又在化学系杨士林和杨浩芳协助下，研究了有机物激化的氧化锌-氯化锌；还指导忻贤杰，研究用机械方法产生的荧光效应。由于没有人工激励源，只能用直射的阳光激励，荧光持续时间很短，因此得在烈日下躲在棉被下做实验。王老师还想到磷光效应的持续时间稍长，又和曹萱龄合作，在消除铁离子对磷光的吸收作用后，首次在圈内制成硫化锌磷光物。
1941年物理系从遵义迁到湄潭，当时双修寺的简易物理楼刚落成。在楼内陆续布置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四个实验室，一个修理工场，一个建在地下的暗室和一个图书室。当时在浙大数学系工作的蒋硕民教授参观双修寺后对竺校长说，物理系的设备在国内是第一流的。物理系师生就是这样经过几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战时恢复了这个粗具规模的实验室。
物理系师生深知设备的可贵，充电的不易，平时很注意节约使用，唯独对一年一度的实验室开放，却十分慷慨。事先就把可以公开演示的仪器，从简单的马德堡半球，到较复杂的光电控制设备，都整顿就绪，把有限的几个电源合理调配，由老师带几个学生作讲解员。每次开放都要忙好几天。仪器因使用频繁，都不免有所损坏，但面对着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师生意识到这是对遵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一次普及现代化科学知识的机会，都满怀热情地演示讲解。物理系的几个实验室和工场同时开放，就象过节似的，热闹非常，给遵湄两地的人民留下较深的印象。

四、向物理学前沿的不懈探索
浙大迁到遵湄以后，物理系和国内外同行交流极困难，但对物理新思想的探索却从未停止过。老师之间，师生之间除了经常切磋商讨之外，还通过“物理讨论”课进行有组织的交流。“物理讨论”有甲、乙两班；甲班是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由全系老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报告；乙班由束、王两教授主讲。每次“物理讨论”都公布报告内容。本系或外系师生可自由参加听讲。报告中可自由提间，空气活跃。内容翔实、观点新颖的报告，常整理成文，送国内外杂志发表。由于物理系保存了英、美、德、法的整套物理期刊和重要工具书，如著名的几十本大部头的德文《物理手册》，为查找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学生的报告往往结合自己的论文，报告会就成了论文答辩会。有些学生的论文还是很有价值的，如胡济民在王老师指导下写成的《Ｘ光谱的半经验公式》就曾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物理讨论”乙班的争辩更剧烈，束、王两位老师互不相让，争完以后，仍团结友好，一如往昔。1942年以后中国物理学会因战时交通不便，分地区举行，贵州区年会就在湄潭开。这是一次集中的交流。
在探索过程中，王老师对中微子的研究影响特大。他在留德期间已关注中微子问题。在核衰变中，α谱和γ谱都是分立的，唯独β谱是连续的。当时有两派观点：玻尔一派，认为在核范围内，能量只能统计守恒，对个别核是不守恒的；泡利一派认为能量仍守恒，在发射β粒子的同时，还发射一种静止质量极小穿透力极大的中性粒子（后称中微子），带走了部分能量。1933年费米在此基础上建立了β衰变理论。王老师在迈特纳指导下，在德国发表的两篇论文以精确的实验结果，支持了泡利的中微子假说。王老师一直锲而不舍，继续探索用发射中微子后的核反冲来直接证明。1941年，在遵义时王老师想到Be核俘获K层电子（称K俘获）后变成Li，并发出中微子的核反应很可利用，因Li的质量较小，发射中微子后反冲能量较大，可用它证明中微子的存在。论文于1941年10月13日寄到美国，1942年初发表于《物理评论》，数月后阿伦就用实验证实。这个结果不仅证明中微子存在，也证明在核范围内能量和动量都守恒，为费米理论提供了巩固的实验基础，被称为1942年世界物理学的重大进展之一。
王老师对中微子的研究引起全系的重视，于是在“物理讨论乙”中组织了一系列的报告，主要是王老师讲中微子和β衰变实验，束老师讲β衰变理论和量子场论。当时，全系对理论物理的兴趣大为提高。从1941年起，理论物理课程开始改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两门课。助教程开甲还曾提出用质量为质子205倍（有些类似以后杨振宁、李政道等提出的中间玻色子）的粒子来传递费米提出的弱相互作用的设想，并请李约瑟转询狄拉克，但狄拉克认为基本粒子已经太多了，不需要这样的重介子。以后程和王老师合作写出《五维空间场》，以容纳无穷系列的粒子，该文也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核裂变的发现也引起了物理系的讨论热。1939年2月，哈恩发现核裂变和迈特纳对这现象的解释相继发表，因邮路不畅，论文寄到宜山浙大，已在数月之后。同年7月，王老师即在“物理讨论”课上介绍“铀的裂变”，以后还组织了对解释核裂变的玻尔液滴模型的探讨。1940年，王老师又指导曹萱龄完成《核力与重力的关系》一文，作为统一这两种力的一个尝试。该文先后发表于《物理评论》和《自然》上。1940年冬， 王教师又向全系师生系统地介绍核物理的发展过程，结论是核裂变的利用将为人类开辟一个新纪元，而且为时已不远了。这给听讲者以极大的鼓励。王老师还先后写成《中子的放射性》和《中子与反质子 》等论文，提出探测中子与反质子的方法。1942年，他开设“原子核物理”课程。当时国内外都没有核物理的专著， 王老师就把历年从文献中收集的资料，全部无保留地提供给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师生。以后他又陆续开过几次课，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核物理和核化学专家。1945年8月上旬美国在日 本投下原子弹，下旬王老师就作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此后不久，物理系和化学系助教分章翻译刚在美国出版的Smyth报告《原子能的军事应用》，由于交通不便，书稿带到重庆时，已有两本译稿付梓，未能出版。
从1942到1945年，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年会共举行4次，宣读论文共50篇、还作了三次公开讲演。其中1944年年会是和中国科学社年会合并举行，李约瑟夫妇和L.E.R.毕丹耀教授从重庆赶来参加，竺校长也来了。会议由胡院长主持，在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会上宣读论文9篇，其中束老师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和王老师的《中子的放射性》等5篇由李约瑟带往伦敦，发表在1945年英国《自然》杂志上。李约瑟还参观了双修寺。在抗战艰苦条件下，浙大物理系作出的这些努力，给来访的李约瑟教授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浙大称誉为“东方剑桥”，正是因为他在整个浙大的科研和教学中，都看到了一种催人奋发的进取精神。

五、难能可贵的民主精神
遵湄时期生活如此艰苦，实验条件如此困难，文化交往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物理系所以能兴旺发展，固然靠王淦昌、束星北等思想十分锐敏、深刻的老师的先导作用，也靠渗透在全系各项工作中的民主精神。事实证明，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民主精神首先体现在学习和研究的充分自由。物理系老师不以固定的模式来束缚学生，相反地却按每个人的爱好和特长，因材施教，引导学生向各个方向发展。有些学生爱好实验，认为何老师的真空技术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选学实验技术的机会十分难得；也有人认为能听数学、化学、生物各系的著名教授的课，是难得的享受，因此就不选实验技术。对两者，系主任何增禄教授都鼓励支持。学生无须担心不修实验技术，何老师会另眼相看．论文题也可以和老师商定，也可以自定后经老师认可。由于对学生独立精神的尊重和培养，遵湄时期的物理系学生，大多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以后在研究、教育、工程、编辑等的不同岗位上，都有较出色的贡献。
其次，民主精神的体现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而无尊卑之分。老师在课堂上总是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无保留地奉献给学生，并指出那些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鼓励学生向难点突进。这在王淦昌老师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他上课特别着重概念的阐明，当他发觉某些概念讲得不透时，主动在以后的课中补充，并公开表示歉意。老师们对学生提出的较深刻的问题加以表扬，对较幼稚的问题加以引导，不论在“物理讨论”的课堂或课余的谈话中，师生都畅所欲言，毫无隔阂。王老师还经常问学生，有没有新的概乏和想法。学生同王老师交谈从来不感到有任何拘束。当时，浙大物理系的老师们就是这样在潜移默化中扶持了一些新芽，使他们得以苗壮成长。
民主精神还表现在对学生正确创议的支持。1941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加紧对学生的思想控制，下令解散学生自愿组织的文艺团体和救亡组织，仅在的只有“质与能”这个进步的自然科学社。为了打破校内的沉闷空气，四年级学生许良英在“质与能”社内提出纪念伽利略逝世300周年活动，大家认为由物理系出面最好，向系主任何增禄提出此事。何老师知道这个纪念活动隐含反迫害争民主的内容，仍全力支持，同意用“物理学会”名义发起，并得到竺校长、胡院长的重视。竺校长为了报告“伽利略在天文学上的贡献”，查阅了《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伽利略》条，和《宇宙》杂志中关于伽利略观测木星卫星的记录。胡院长也作了充分准备，用近两小时时间报告了“伽利略的生平及其对于物理学的贡献”。王淦昌、朱正元和解俊民也都有论文。会议开了一整天，在寂寞的校园里又升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1945年，在重庆的浙大进步校友发起成立“科学时代社”，准备出刊《科学时代》时，胡院长又一次毅然支持了这个创议，并同意将湄潭的理学院院长办公室作为《科学时代》的联络点。
更难得的是老师们同情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迫害。何增禄老师在中学时代参加过反对“二十一条”的远动，在南开大学任助教时参加过“五四”游行和街头宣传活动；王淦昌老师曾参加1926年“ 三·一八”的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由于这些历史因素，他们对学生是理解和信任的，尊重学生的选择，而不横加干涉。当学生有可能遭受迫害时，则尽力保护。如助教解俊民受湄潭县国民党部注意时，胡院长和何老师就为他另觅工作，安全转移；当毕业生金德椿1945年在重庆被捕时，束、王两老师就竭力营救出狱。1944年桂林沦陷，王淦昌老师担心在桂林工作的许良英、周志成可能无处投身，敢冒风险，登报要他们回校工作。在物理系内民主风气的熏陶下，遵湄时期出了不少学运积极分子，而到杭州后，浙大助教、研究生和学生中中共地下党员的比例，也以物理系为最高。舜水馆的物理系办公室成了地下党支部和党总支的聚会处，束老师的实验室也成了撰写大字报的基地。对这些情况，物理系的师生有所察觉，但进步同学并不担心，因为系里多的是爱护学生的长者。
遵湄时期的师生如今都是离退休的老人了，回忆当年，都无限留恋，也都认为如果政治和物质条件更好一些，物理系还能做出更大的成绩。如今留给大家的时间已不多了，犹如李政道在庆祝王淦昌老师80寿辰的晚餐会上所说的：“大家都以王先生那样的献身精神坚持工作。”这将是我们这批老物理系人的共同心愿。

（本文作者：
程开甲，国防科工委顾问
胡济民，北大物理系主任、教授
周志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
三人均为浙大物理系40年代毕业生）

① 从本文开始到此处，主要参考洪震寰的《朱福炘教授回忆原浙江大学物理系》，以及《竺可桢日记》。

值得怀念的往事
白正国

1940年初春，我随浙江大学自广西宜山西迁贵州遵义，先后在遵义、湄潭读书与工作六年半。在这期间与浙江大学数学系的良师益友朝夕相处，过着艰苦而勤奋的生活，培养了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为此后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六年半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重要的历程。四十多年过去，回忆往事，犹历历在目。
当时浙江大学校本部设在遵义老城何家巷3号。除一年级直接迁永兴、农学院迁湄潭外，其余部分分布在遵义的几个地方，如遵义师范作为男生宿舍，杨柳街4号作为女生宿舍，校图书馆设在桃源洞山上的江公祠内。理学院于1941年迁湄潭。
我们当时的上课方式一般地说和今天有所不同，主要差别是不发讲义，由教师讲学生记笔记。教师自己不看讲稿，更不拿讲稿在黑板上照抄．教师只把部分术语和内容在黑板上写出来，因此上课前必须经过充分的备课。学生听课时，要有很熟练的记笔记技巧才能跟得上。我对几位教授的讲课印象特别深刻．例如苏步青教授讲课时可以全部听懂，又可以把所讲的内容很完整地记下来。陈建功教授讲课很快，内容不能全部写下来，有的地方只好暂时留下空格，一下课就要抓紧时间复习，看懂了把漏记的地方补上。如不这样，时间一久再看笔记便不知所云了。这样，时间要多花一些，但印象深刻。这种讲课方式在战争年代非常合适，因为那时候教科书买不到，刻印讲义也有困难。浙江大学辗转内迁，每到一地，就要很快开出课来，这种讲课方式也是形势促成的。不过据我所知，数学系的讲课方式一向就是这样的。抗日战争前，学校在杭州的时候，可以买到参考书，但大部分的课不用现成的教材，而是靠学生自己记笔记。这种方式己沿袭多年，成了风气。记得苏步青教授在1945年去台湾接管台湾大学，我开始讲授“微分几何”课，也是空手进教室，由学生记笔记，部分内容在黑板上写出来。遇到需要严格表达时，例如定理的叙述，因为事前经过备课，可以出口成章由学生记下来，一般是不抄在黑板上的。这种方式讲课，教师要认真备课，学生要手脑并用，一下课要抓紧复习，补充漏记部分，因此印象深刻，效果是很好的。
在抗战期间，生活艰苦，学校设备简陋，但浙大数学系对数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仍是非常重视的。学生读完三年级就要选定一个研究方向。当时分为几何和分析两个方向，前者由苏步青教授指导，后者由陈建功教授指导。导师给志愿选定该研究方向的每一学生指定一本书和近期数学杂志上发袤的几篇论文，学生在四年级开学前就开始准备。数学研究甲和乙是四年级学生必修的两门课。数学研究甲轮流报告论文，全体数学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都要参加。在报告中大家可以随时提问，有的时候苏陈二位教授还自己掏钱买了茶点助兴，一边听讲一边喝茶抽烟，表面上似乎比上一般课要轻松一点，但报告的人却是很紧张的，随时要应付提问，如果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苏、陈二位教授是很严厉的，不管你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批评甚至训斥。在这个时候你只好站在台上默默思考，非常被动，当时称为挂黑板。我记得有一位教授就被挂了好几次黑板。数学研究乙分为几何和分析两组进行，轮流报告事先选定的文献，一般是一本名著。我在四年级时读的是一本德文的微分几何，讲的是有向圆的几何，数学难，德文更难。
1940年夏，浙大成立了数学研究所，我刚毕业留任助教，住在所内。房间隔壁就是图书室，看书非常方便。当时数学所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陈建功教授带头的三角级数，主要成员有王福春教授、卢庆骏和程民德等。另一个方向是以苏步青教授带头和指导的射影微分几何。我选择了后者。学习这种几何学除要读一本法文的书外，还要看意大利文的书和论文。但意大利文我没有学过，当时浙大也没有这个课。字典也只有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才有一本。我的住处在江公祠西侧的山上，离阅览室很近。我白天到阅览室查字典，晚上乘管理员不备，把字典带回住处，点起菜油灯继续查阅，第二天一早又把字典送回原处。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在不会发音的情况下，基本上已可看懂用意大利文写的专业书，前后读过论文不下百篇，还读了一厚本《射影微分几何》的专著。
1940年8月份，我拿到助教的第一个月工资法币70元．因为读书时借了学校贷金一百多元被按月扣除了10元，交了一个月饭费18元，买了一个二磅热水瓶30元，买了一丈二尺白竹布做床单约10元左右，这样第一个月的零用钱只剩下二元了。生活是很清苦的。可能是大家都拥护抗日战争的缘故，一般地说，思想都很安定，对待遇菲薄没有怨言。绝大多数的人埋头做好工作，因此教学工作认真，科研空气浓厚，短短几年整个浙大所取得的成绩至今仍为人所称道。我在当时也是很努力的。毕业一年多就写了几篇数学论文寄往国外发表。1941年秋浙大迁湄潭不久，我又解决了著名数学家G.Fubini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曲面，它的两族主切曲线每族都是射影等价的？Fubini自己解决了当这曲面是直纹面的特殊情况。当他收到我的论文时非常高兴，来信表示赞许，并说他特地要杂志提早发表此文，一般的文章投稿后歪少要一年多才能轮到发表，而我这篇文章只三个月就发表了。当时苏步青和陈建功教授除了自己每周要担任好几门课的讲授外，对他们各自的研究组成员的研究工作是很关心的，我们寄出去的文章他们都要看过，连文字都要批改过。可以说当时的数学系继承了在杭州时期的老传统而有所发展，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后来被国际数学界称为“浙大学派”不是偶然的。
离开湄潭遵义快到半个世纪了。但是这些往事并不因时间的消逝而淡忘，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值得我们怀念和借鉴。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浙大数学系1940届毕业生）

回顾浙大数学系在遵义湄潭
张素诚

我是1939年在广西宜山毕业的。数学系的陈建功教授、苏步青教授、钱宝琮教授，朱叔麟教授等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班毕业共周茂清、楼仁泰、方淑姝和我四人，钱宝琮先生以四人的姓为韵，作诗贺陈、苏两位先生，并欢送我们毕业，诗云：
象数由未非绝学，群才挺秀我军张。
夭涯负笈传薪火，适意规圆与矩方。
黉舍三迁乡国异，师门四度日星周。
竿头直上从兹始，稳卧元龙百尺楼。
诗意反映抗日战争艰苦，对学生寄以厚望。
1939年底日军扰广西，浙大迁遵义，记得陈建功先生、陈仲和先生、卢庆骏、熊全治和我同住在中营沟小苍园，园中有小楼，楼前是小池，池内一小亭，用九曲小桥与岸相连。园内有假山石，罗列池畔，还有几棵老树；每到春天，“池盖浮萍绿，藤笼老树新”了，我们住在小楼的楼上，楼下是浙大师范学院的办公室，房子不错，可是生活艰苦，有一件难忘的事：一天上午十时许，陈建功先生悄悄对我说：“戒烟了。”他一个人随校西迁，把父、母、子、女留在浙江绍兴，物价飞涨，难以难持生活，原先他一天要抽五十支烟，付不起烟钱了，下决心戒烟当即成功，过了几天之后，苏步青先生知道了，也立即戒了烟。我佩服两位老师的毅力。
1941年暑假，浙大理学院迁湄潭。当时浙大增设数学研究所和史地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的地址在湄潭南门外的周家祠堂内，所长由苏步青先生兼任。原数学系的图书已从杭州安全运抵湄潭，于是在周家祠堂内，由师生开箱上书架陈列，供师生们随时阅读，不设管理人员，借书的人自己登记，使用极其方便。周家祠堂在内有块空地，原堆满瓦砾石头，师生们把它开出来种菜吃，别有风味，生活虽然困难，但是教学和科研工作从不间断。
当时数学系的科研工作，主要分四个方面：第一是数学分析、陈建功先生、王福春先生、卢庆骏，徐瑞云，程民德，项黼宸等在三角级数及单叶函数中刻苦钻研，王福春的工作受英国数学家E.C.Titchmasah 的关切，曾发表于英国的数学季刊；第二是微分几何，苏步青先生带领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吴祖基等在射影微分几何中勤奋耕耘；第三，蒋硕民先生讲授数理方程，受影响较深者崔士英；代数也是蒋先生倡导的，曹锡华有志于代数学的研究；第四是数学史，钱宝琮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史专家，惜浙大无传人。
苏步青、陈建功两先生在那时都曾获得国家科学一等奖。
我从1939年8月到1945年7月在浙大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奇异点。1972年冬我到上海，曾到上海复旦大学探望七十岁的苏步青先生，蒙赠一诗，诗曰：
三十年前在贵州，曾因奇异点生愁。
如今老去申江日，喜见故人争上游。
既怀念贵州，又抱着对中国数学发展的良好愿望。如今我也年过七十了，当年喝湄江的水，吃贵州的粮食，才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今天。回顾往事，想念遵义湄潭，好像有股劲，在鞭策我前进。
我祝愿遵义、湄潭在祖国的建设中，繁荣昌盛，日益发展。

附注：文中提到的人，按先后出现的顺序略作介绍：
1.陈建功 1929-1952年浙大教授，后杭州大学副校长，已故。
2.苏步青 1931-1952年浙大教授，数学系系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教务长，后复旦大学校长，现复旦大学名誉校长、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
3.钱宝琮，朱叔麟 1928-1956年浙大教授，已故。
4.周茂清，楼仁泰 1939年毕业生，浙大教授。
5.方淑姝 1939年毕业生，1939-1945、1950-1952年浙大任教，后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生部教授、高级工程师。
6.张素诚 1939年毕业生，1939-1945, 1950-1952年浙大任教，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
7.陈仲和 浙大土木系教授、系主任，已故。
8.卢庆峻 1936年毕业生，1937-1946，1949-1952年浙大任教，现航天工业部一院副院长。
9.熊全治 1936年毕业生，1936-1941年浙大任教，现美同Lehigh 大学教授，《微分几何》杂志主编。
10.王福春 1940-1946年浙大教授，已故。
11.徐瑞云 1936年毕业生，1941-1952年浙大教授，后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已故。
12.程民德 1940年毕业生，1943年研究生毕业，1943-1946年浙大任教，现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北大数学研究所所长。
13.项黼宸 1944年研究生毕业，现台湾大学教授。
14.白正国 1940年毕业生，1940-1952年浙大任教、后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5.吴祖基 1940年毕业生，1943年研究生毕业，1943-1946年浙大任教，后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6.蒋硕民 1941-1944年浙大教授，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
17.崔士英 1943年毕业生，1943-1944年浙大任教，后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已故。
18.曹锡华 1945年毕业生，1950-1952年浙大任教，现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本文作者：中科院数学所，浙大数学系1939年毕业)

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郑士俊

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于1936年夏季，系主任是张其昀老师。斯时卢沟桥事件发生，祖国大地上燃起了抗日烽火，掀起全民抗战，抵御日寇。原在浙江省杭州的浙江大学为了避开日寇入侵的干扰，转移学习环境，举校向内地西迁，史地系随校辗转跋涉。从1937年离开杭州，途经江西、湖南、广西三省，于1940年春到达贵州遵义，全校师生共约一千五百人，随带图书及仪器等，陆续向遵义地区集中。当时浙大校本部及文学院与工学院设在遵义，理学院与农学院设在湄潭；师范学院按文理系科分设在以上二地；一年级新生不分院系，均集中在永兴场。浙大从1940年春起，到1946年秋迁返杭州止，在遵义地区历时六年半。新成立不久的史地系在遵义地区这段时期，正是迅速发展的时期。
浙大史地系自成立时起，到临解放前止，十四年间系主任都是张其昀老师，而在遵义时近七年，约占全期的一半。在竺可桢校长确定的“求是”校训熏陶下，在张其昀老师勤奋治学、以身作则领导下，史地系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浙大史地系不仅包括文学院史地系与师范学院史地系，还创立了其他大学所无的史地研究所与史地教育研究室。后二者均由张其向老师兼任主任，统一领导。在这样组织形式发展下，浙大史地系在遵义时期，不仅培养了史学与地学方面的大批学士，还培养了不少的硕士，在史地教育、教学和科研上都居全国领先的地位。
浙大史地系的特点，是把国内一般大学分别设立的历史系与地理系，综合成为一个系。为此，张其昀老师在撰写的《我与浙大史地系》一文中明确指出道：“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曾说：‘ 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盖一为时间的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这样是否能保持单独设系的特点，而不降低质量呢？张老师接着论述过：“本系不但史地分为两组，与他校单独成系者课程相仿，到了研究所则分析更细，例如地学门又分为地形、气候和人文地理三组。但是，我们认为史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野外习察的方法，地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整理文献的方法，都是终身受用不尽的。”这就形成了浙大史地系特有的传统，使得“时”与“空”既能分组钻研，各有侧重产生成果；而且又能融会贯通，各取其长而用之，这是其他大学所不及的。
在遵义地区时，史地系师生有“史地学会”组织。学会在教师指导下，由同学们分工负责进行各项活动，如举办专题学术讲座、师生联谊会、郊游活动等。在遵义、湄潭、永兴场史地学会先后出版过《时与空壁报》。这个壁报名称是张其昀老师题取的，稿件由学会里同学们撰写，分别按“时”与“空”概念，以各种形式与文体阐述各自的见解与心得体会，环绕上一节提到的中心思想进行论述与探讨，也是大家学习中的汇报与交流。由于是通过壁报方式发表的，在遵义时期中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由于史地系实际上包含了四个组织单位：即二系、一所、一室，经费也就比较充裕一些。这在抗战时期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下，对系内的发展有利。很多名教授先后到浙大史地系来，所以在师资与教师上不仅人数多，而且质量高。先后在浙大史地系任教的：史学组有钱穆、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方豪、俞大纲、贺昌群、陶元珍、李源澄、顾谷宜、李絜非、黎子耀诸先生；地学组有叶良辅、沙学浚、任美锷、涂长望、卢鋈、李海晨、黄秉维、严德一、李春芬、严钦尚、刘之远、赵松乔、么枕生、孙鼐、王维屏诸先生。由于名教授切磋讲论，学子闻风而来，有时史地系教授上课要专辟大型教室，窗外都站满了听讲同学，否则“立雪程门”无插足之地。史地系在遵义时系内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多，在文师两院各系中居首位。
遵义、湄潭、永兴场的校舍、教室、宿舍、办公室等都是尽量利用破旧寺庙、会馆、宅第等，物质条件十分差，生活很艰苦，尤其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师生均同受煎熬。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曾写道：“余每月收入为四千，……，而上月单买菜已三千，油盐均在外，……余尚如此，余人可知。”很多教授在贫困中，被迫摆地摊，变卖衣物糊口。同学们有时吃饭无菜，以盐水咽送，褴衫破履比比皆是。浙大师生们没有被这些困难压倒，反而是生活越困难，学习上的精神面貌越奋发。陋室里书声琅琅，师生都在冒着黑烟的油灯下扶持教育，情深谊厚，认真地从事治学与科研，以学为乐。浙大师生的这种精神风貌也只有遵义人民亲眼见到，才能深切理解。
浙大自杭州西迁来到遵义，不仅全校师生长途跋涉，经历重重关山险阻，而且还带来大批图书、仪器等。正如校长在《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文上道：“其书自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算数、农艺、工程之著作，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机器以架数者七百有奇；标本都万二千。”其中史地系图书、标本等也很丰富，地图、图片也很多，在遵义时又复不断添置。因此浙大不是流浪逃亡到遵义来的，而是不辞艰辛带了大批治学的工具到遵义来读书救国的。师生们在求是学风导引下，在爱国主义鼓舞下，在抗日救亡的形势教育下，在师长们辛勤教导下，同学们有书就勤奋地攻读，有实验就积极地实干。浙大带来的大批图书、仪器，对师生们说，如鱼得水，研究出累累成果。无怪乎英国李约瑟博士考察我国抗战时后方高等教育后称赞说：“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史地系同学们在史册资料中整理文献，在遵义地区郊野进行野外习察。特别是后者，在遵义大自然环境中攀山涉水，用地质锤敲敲打打，在遵义的地层中寻觅知识。遵义的地貌、植被、水文等各方面都提供了研究素材，使同学们获得了学以致用的学问。特别是刘之远老师为了野外习察跑遍了遵义全区各地，仔细勘察，终于发现了锰矿资源，为遵义地区直接作出重大的贡献。
对于遵义地区值得提及的是《思想与时代》月刊。这个杂志是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创办并兼任社长和主编的，印刷与发行等工作，由李絜非先生办理。在遵义刊印发行了创刊号，上面刊有竺可桢校长文章《科学之方法与精神》．史地系各教授也纷纷投稿，浙大其他院系教授，以及校外的名教授也有专稿陆续刊登。
当时由于白报纸缺乏，只好用土制的灰色纸张印行。它的内容是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研讨与论述，见仁见智，自有其不同的立论与见解。1946年，浙大迁离遵义。回返杭州后，该刊继续出版，仍由张其昀老师主编，印刷及发行等工作改由助教郑士俊办理。这个杂志对遵义地区也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本文作者：上海市退休教师，浙大40年代毕业生）

饮水思源怀念遵义
施雅风

从1940年初到1944年夏，我在遵义浙江大学度过了二年半的大学生生活与二年的研究生生活，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通过野外调查，接触群众生活实际，学会了做研究工作，政治上也得到启蒙。可以说这个阶段的学习和实践，为我以后参加革命和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饮水思源，深切感念当时教育培养我的老师，启迪我政治进步的同窗好友和衣食我的遵义父老。

一、艰苦的物质生活
浙江大学在1940年初迁遵义肘，教室宿舍和办公室分散在新老城区，都系临时借用和租赁民房，没有专门的建筑。新城何家巷是最大的教室和学生宿舍区， 唯一的学生食堂也设在这里，因而成为教学和学生活动中心。我刚到遵义就住进了何家巷宿舍，一个房间内上下铺住了十多人，非常嘈杂。每二个学生有一张书桌、二个小凳和一盏三根灯草的桐油灯，用来照明读书写字。木板床臭虫繁生，令人气恼。宿舍人多、互相干扰，影响学习。有部份同学另租民房住到校外，三、二人一小间，清静得多。我是在四年级时即1941年的下半年迁到老城四方台一个二层木板小楼上住的。这个小楼二人一间，住了近十一位同学。
1942年暑期我搬到老城体育场史地研究所研究生宿舍小楼住，不用付房租，虽然还是点桐油灯、但读书环境好多了。
学生伙食是相当差的。食堂里没有凳子，八人一桌站着吃饭，一碗饭吃完菜就没有了，第二碗残汤剩菜凑合着吃。配给米饭中的砂子稗子多得无法挑。虽然菜少质差，但同学都较自觉，极少因抢菜吃而争吵的。有些校工家属，当开饭时拎个篮子，盛着红烧大肉片、卤蛋、豆腐干之类在食堂门口卖。何家巷口，街上，还有个杭州迁来的泰来小面馆，生意兴隆。但大多数同学只能偶去光顾。
浙江大学学生相当一部分是江苏、浙江等沿海诸省沦陷区来的，家庭接济断绝，依靠国民党政府发的战区学生贷金。贷金只够吃食堂的伙食，如要买些文具纸张、笔记本或添点衣袜，必须另想办法。当时我幸而有个哥哥在四川水利部门工作，给我寄点零用钱，但也只能偶而去小面馆打“牙祭”。三年级时与几位同学一起，办起了中学生英语数学等课程补习班，赚一点钱；另外还写点小文章，向当时报刊杂志投稿，希望得点稿费，1940-1942年间，适应当时战争变化形势需要，发表了《地形与战争》、《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阿尔巴尼亚》等文章，但所得稿费既少，又不及时。有时只得向老师借点钱。其中向当时政治学教授费巩先生借的钱，竟未及归还，他就被国民党秘密残害了。
由于经济困难，所穿衣服基本上是抗战初从老家带出的，已经破旧；特别是常跑野外，鞋子袜子破得更快．袜子破了自己一补再补；鞋子破了，只得买当地手工生产质量很差的布鞋或士皮鞋．穿不久又破了，露出皮肉，感到难堪。这些至今记忆较深。
大学毕业后，开始拿研究生的津贴，吃饭以外还可有点零用。伙食比学生食堂也好一些，经常还能有点肉吃，但随着物价猛涨，津贴就只够吃饭了。研究生做论文的经费也没有。承自然地理启蒙教师（当时已经调到重庆资源委员会工作的）黄秉维先生推荐，于1943年秋去重庆一个半官半民团体办的华中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这个研究所没有办公室，没有宿舍，甚至没有一个正式挂牌的地方；但有点经费，所有研究人员都是兼职的。指定我的任务是搜集华中地区水文资料，以一年时间写一篇“华中区水文”论文，也就作为我浙大研究生毕业论文。有了一份助理饼究员的工资，我就能完全自主了。
学生生活困难，老师也不宽裕。绝大多数老师举家内迁， 一家好几口只有老师一人拿工资，面对着迅速上涨的物价，其困难可想而知。有好几个老师家里吃不起干饭而吃稀饭，孩子穿不起鞋子而穿草鞋；有些老师疾病缠身，无钱医治；有些老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校长竺可桢是全校工资中最高的，家中六口人，孩子多个幼小，好几年雇不起保姆，全靠他续弦的当过多年中学老师的陈汲夫人料理。竺可桢日记中多次讲到他入不敷出，以至不得不寄卖所藏物品的情况。只有少数单身教授，不需养家寄钱的才略有余力，如上述的费巩教授是极少的。

二、老师和学风
以竺可桢校长为中心，浙江大学荟萃了一大批学识渊博、循循善诱的老师。我就读的史地系，是竺可桢1936年到浙大后才建立的，分历史地理二组，相当于现在的专业。系主任张其昀教授、地质学教授叶良辅、气象学教授涂长望、中国史教授张荫麟、历史地理学副教授谭其骧、地形学（即今地貌学）教授任美锷、自然地理学教授黄秉维等，都是国内学有专精，或老或新，驰名地学界或史学界的一流水平的学者。他们每人都开设二三门课程，我读过的有叶良辅先生的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和经济地质学，涂长望先生的气象学、气候学、中国气候和大气物理；任美锷先生的地形学、经济地理和欧洲地理；黄秉维先生的自然地理、亚洲地理和植物地理，张其昀先生的中国地理；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理等，还曾选修过丰子恺先生的音乐欣赏、美术欣赏等陶冶情操的课程。
各位老师讲课各有特色。在各位老师中，我特别崇敬导师叶良辅先生。他是国内早已驰名的地质学家，他为首著作的《西山地质志》、《巫山以下长江地文史》、《宁镇山脉火成岩研究》、《浙江平阳明矾矿研究》等都是中国地质学中的名著。他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对当时著名学者章生的地貌研究方法有深刻领会。叶先生原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曾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当时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职位），因身患肺病，住在杭州疗养。抗战军兴后到浙大任教，随校四迁。从二年级开始，我读叶先生开的地质学课程。叶先生的循循善诱和中国地质学的丰富内容，使我对地质学的兴趣超过了其他课程。课后有问题请教叶先生，特别觉得亲切诱导，启迪思考，真如春风化雨。三年级起，我就选定叶先生为导师。他指导我进行地形学研究，指点我看了许多涉及地形发育的地质论著，还要我阅读关于地质问题争辩的著作。例如关于长江三峡成因的各家不同意见，要求从已知事实出发，多方比较，不迷信一方，要深入观察，独立思考，自己创造。一次，我们谈到庐山冰川地形，当时我是完全相信李四光先生关于庐山冰川遗迹论述的，看不出其他成因的可能。叶先生说：他也在庐山住过一段时间，认为庐山上部地形像壮年期宽谷，庐山二侧则是断层，如果壮年期宽谷先于断层，以后断层将庐山抬至现在高度，也可以形成李先生所说那些冰川Ｕ形谷地形的。这些发人深思的指点至今记忆犹新。叶先生待人接物从不疾言厉色。他家庭经济是相当困难的，他要负担连他自己六个人的生活，而且他是个多年肺病之躯必得有总的医药开支，所以更加困难，但在逢年过节时，都要请一批学生到他家过节。叶师母也非常贤惠，总要尽力精心做作许多点心招待学生。叶先生为人正派，对学校中一些不合适的事，敢于向校长直言提出。他的学识和为人，使历届学生都对叶先生有深厚的感情。
涂先生讲中国气候，将近代中国气候研究的新成就网罗无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真听讲与理解能力，不时对学生启发提问。他讲大气物理时，选课学生连我只有二个人，他就将那本讲课主要依据的英文《大气物理学》交给学生，指出本学期耍弄通那些章节，期末考试，不懂处到他家中提请讲解。任先生讲课条理清楚，不快不慢刚好记下笔记，一节讲完，下课铃声也响了。黄先生讲课材料丰富，课堂上记不下笔记， 下课后必须温习补记。当时教材印刷困难，除任先生《地形学》发油印讲义外，全凭学生听讲时笔记。经过一遍笔记再加温习，再看一些指定的参考文献，理解就较透彻了。
在老师们的倡导下，学校学术空气浓厚。竺可桢校长虽没有时间上专门课程、但常亲自给学生做学术报告。记得有一次他利用晚上星空灿烂的时间，讲太阳系、银河宇宙的基本知识，指指点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侣导组织“徐霞客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除他自己讲《徐霞客之时代》外，张其昀、叶良辅、谭其骧、任美锷、黄秉维等老师都作了专题报告，以后刊出了专门文集。史地系师生组织了史地学会，定期请老师做学术报告，高年级学生做读书报告。如叶先生讲过“瀚海盆地”；涂先生讲过“为何贵州天无二日睛”；任先生讲过“贵阳附近的地形和苗族社会”；黄秉维先生讲过“聚落研究”。有一次请路过遵义的著名地质学家张席禔教授讲“云贵高原与蒙古高原”。使我懂得了云贵高原不是一般概念上的高原，实是山地高原。我首次在史地学会读书会讲的是关于“嘉陵江下游阶地与河流发育”的读书报告。叶先生亲临听讲指导，帮助学生提高认识。全校各系中学术活动最好的是数学系，每星期六下午都有学术讨论会，事先贴出布告，系主任苏步青教授风雨无阻每会必到。数学系培养人才之多，全校首屈一指。
学校经费闲难，交通不便，新书很少，而学生读书空气很浓厚，图书馆书刊明显供不应求。于是，从老师处借书就成为学生读书的重要来源。张其昀先生将他所有藏书，从杭州好不容易运来的30箱书全部放置在老城洗马滩的一所民房中向学生开放；任先生刚从英国学习回国，新书较多，我从他处借过《地形与战略》、《英国风景的物理基础》等书学习。黄先生更是博览群书，我想学习和研究一点新问题，首先向他请教，他就指点我首先看这本书或那本书人门。
1939年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期间，竺可桢校长立“求是”为校训，以后不断反复地在师生中提倡“求是精神”，求是即求真理。为要认识和掌握自然与社会的真理，要不怕险阻下很大功夫。有正确的思想方能，认识到了就要坚持去做。借用古代经书《中庸》的前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学校中充满着勤奋、朴实、自由、民主、师生团结、努力向上的风气，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精神生活很充实，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944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到文学院和工学院所在的遵义及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所在地湄潭参观后，在英国赞誉浙大为东方的“剑桥”。1978年我有机会参观英国剑桥大学，该校的物质条件比我国现在的大学好得多，更不用说比抗日战争遵义、湄潭时期的浙江大学。回想到李约瑟对浙大的赞誉显然是就当时对浙大的学术空气和科研成果而说的。

三、野外调查和社会感受
1940年夏季地质学讲师刘之远先生带领二年级学生赵松乔、蔡钟瑞、杨利普，刘宗弼和我等去桐梓实习。他把着手教我们认识岩石、构造，阅读地形图，采集化石，把叶良辅先生讲授的普通地质学知识与野外实际结合起来。1941年暑期刘先生又带我们去遵义东南80里的团溪镇附近，测绘新发现的锰矿矿区。这个新发现的锰矿储量在10万吨左右，解决了当时迁移到重庆的钢铁厂的用锰问题。以后他还带我们从金顶山区最老的地层一直看到最新的地层。连续多年，刘先生系统研究了遵义附近的地层和构造。他的踏实工作和平等对待学生的友善态度长期留在我脑海中。野外实习中， 一面体力活动较多，一面吃得比校内好，使得身体好起来。
当时浙大实行学分制。我到三年级结束，已将规定的学分读完，这样在四年级可以全力做毕业论文。导师叶良辅先生指定我的论文题目是《遵义南部地形》。先在一幅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三岔河幅）上做地形调查，认识这个地区的地质基础、地形特点、地形分类和发育史。由叶良辅申请系主任张其昀批准拨给我调查费。当时班上就我一人单独以实地调查资料作论文。一个简单的行李，挎包里放着罗盘、高度表、地形图和笔记本，以一处临时住处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调查。每周迁移住地一次，每天步行来回三四十里，边看、边记、边思考着各种地形形成的道理。从地形图上发现流经遵义城的湘江上游的桃溪存在突然大拐弯，即先从金顶山发源直放东南，以后突然拐向东北，推测可能是被湘江支流西侵劫夺所成。而在实地调查中，真正看到了古桃溪被劫夺前遗留下来的古河谷。这古河谷一直通到三岔河。古河谷中有古桃溪冲来的砾石，确切地证明它的被劫夺的历史。实践证明了预想，感到无限高兴。以后又在南白镇西北的天井台海拔1000-1100米高度发现削平构造的古准平原遗迹，逐渐对遵义地形发育历史、岩石性质、地质构造、乌江及其支流侵蚀对地形的影响有了系统认识。化了半年多时间撰写了六万字左右的毕业论文《遵义南部地形》，甚得叶先生的赞赏，后经学校上报教育部得奖（见竺可桢1945年5月3日日记）。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扩充研究范围至四周地区达1400平方公里，精简文字改写为《遵义附近之地形》一文，在1944年《地质评论》l0卷3-4期发表。
1942年，任美锷先生领导组织遵义土地利用调查，约陈述彭、杨利普、赵松乔和我四个学生参加。任先生先带我们作示范调查，主要方法是利用1：50000 地形图实地调查水田、旱地、森林、荒地、房屋、道路等在地形图上的分布范围，用红蓝等彩色铅笔在图上标描出来，另外访问当地群众了解作物种植、灌溉、施肥、户量等情况，经过短期示范以后，迸行分工，赵松乔和我一组，负责遵义西部鸭溪附近的土地利用调查；陈述彭和杨利普为一组负责遵义南部土地利用调查，由任先生汇总撰著《遵义士地利用》一文，在《地理学报》发表。
1942年冬季，经叶先生与著名地质矿产学者谢家荣先生主持的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联系提供一笔调查费，由比我高一班的杨怀仁与我共同进行遵义、金沙、黔西、修文四县地质矿产路线调查，历时二个月左右。那时天气阴湿、道路泥泞，我们穿着球鞋外加草鞋走路，曾西登金沙境内海拔1700米左右的白云山；南下修文，经过明代王阳明被贬贵州修文县境时亲手埋葬几个从内地来病死途中的小公务员， 十分感伤而撰写的《瘗旅文》碑铭旁，也参观了驰名的阳明洞，但不知张学良将军即禁锢于此。调查结束后，杨怀仁学长撰写报告的地质部分，我撰写报告的矿产部分，提出：“遵义附近的矿产以煤矿为主，产于二叠纪煤系地层中。在遵义至鸭溪向斜层的北翼，煤田延长一百多公里，储煤量约6000万吨，在遵义至刀靶水平行褶带几个背斜轴部的煤田，储量约9000万吨，但煤层均较薄，最厚的有超过一米，除供当地人民燃料所需外，难作大规模开采。此外遵义附近还有硫磺、硅砂、陶士等矿，但均不够丰富。”这份报告由矿产勘测处编为《临时报告36号》，油印分发参考。资源委员会在重庆举办的一次展览会上，曾看到有一幅矿产勘测处编的“西南矿产分布图，有关遵义、金沙、黔西、修文的矿点矿带就是应用我们提供的资料，表明我们微薄的工作，起了一点小小的补空白的作用。
经过几次调查，我对于遵义的认识从自然、历史到经济比较全面了。当时地理学流行的思想认为区域地理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于是有心写一篇区域地理论文，把我所认识到的自然与人文现象串连在一起。1945年，我己到重庆北陆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接到陈述彭同学通知；母校史地研究所拟编《遵义新志》一书，而还缺少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我就自告奋勇报名撰写作为遵义新志第十章的区域地理，分引言、自然环境、土地利用、聚落、交通与贸易、论区域建设六节，共约3万字。这篇论文中考证了南白镇是早于遵义城的明代一度的区域政治中心；认为农业方面森林砍伐与水土流失己相当严重，“亟须恢复森林，保持水土，发展灌慨，改良现有耕地”；“荒地几占全面积的七分之四，而其中的十分之八可以复建森林”、“交通建设，应以铁路为主，首筑遵义南至贵阳、北至重庆的干线，以沟通川、黔，连络西南各省”，而要解决遵义建设所需的动力，关键在于修建乌江渡水电站。” 30年后，我有机会于1972年重到遵义，看到川黔铁路已经畅通，乌江渡电站也正在兴建，过去的理想正步实现，只不知农村恢复森林、保持水土的情况怎样。
在多次野外调查中，对群众生活了解渐多，遵义农村群众生活是相当困苦的，是自给自足型的小农经济。但为着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又必须从外地输入棉花纱布和食盐二种必需品。遵义市场上的盐价，比四川产地高出10倍，棉花比湖南产地高出一倍，农民买不起食盐与棉布，“致常有淡食之虞，而多衣不蔽体。”在金沙、黔西大路上，看到上百成群背盐巴苦力，“破衣百结，负盐而行”。最触目惊心的景象。我多次住宿在“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小旅店，我是自带行李睡在有床铺的房间内，而多数穷困旅客则在店堂内围着一个烧木炭的火盆，横七竖八的躺在那里。向着火盆一面是暖烘烘的，背着火盆的一面是冷冰冰的。我还看到过一穷旅客，只穿一件用玉米壳编的背心和一条破短裤。他们实际上是在死亡线上挣扎，能吃顿饱饭就不错，根本没有菜蔬，只吃一点辣椒。
在野外考察中，我见过几次惨不忍睹的国民党军队的暴行。有一次碰见二个农民抬着一个浑身泥土、正在流血、身穿黄绿色破军衣的青年。原来这青年是国民党队伍中国病走不动路掉了队，被押送的军官开枪打伤还未断气，就被草草掩埋。这军官走后，农民们把他挖了出来，是急行送他回家的。另一次，看到军官们用大木棒痛打一个绑在树上被抓住的“逃兵”，大约要一直打到死去。青年农民为着躲避国民党的兵役，不少采取自残的办怯，用菜刀切去自己的手指，或者自残下体．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甲， 十甲为一保，实行联保。一家出问题，全保甲要受牵连。而派兵、派粮、报税都是通过保甲贯彻下去．区乡政府衙门里，经常关押那些交不起租粮的穷苦百姓。这些暴行使我深深感到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只能将中国引向更深重的灾难。

四、政治上的启蒙认识
我从高中时起就立志当一名学者。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学校西迁途中于1938年1月，我怀着爱国热情，停学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组织的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企图到抗日前线去做点工作。但由这个训练班改建的战地服务团一直逗留在后方，只见其内部腐败现象达不到我原先目的，便于1938年8月离开该团，重回浙大念书。回校以后，我更坚定于当一名学者的志愿，不参加学校中带有政治性的社团活动。我自以为是中间派，而某些进步同学则把我看作是中右的。在左右二方学生的斗争中，我默默观察，虽然左派同学言论比较激进，我不很赞成，但他们一般人品较好，也较勤奋；右方的同学明显地不敢批评国民党上层的腐败现象，而在三青团员和国民党员中，还出现一些如三民主义课考试舞弊、管理食堂从中贪污等，为群众所鄙视。
1942年初，浙江大学发生“倒孔（祥熙）运动”。孔祥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以“贪”著称，不得人心，在日本军队侵入香港时，政治界、文化教育界许多知名人士在港候机，但由重庆派去的专机，却置这些知名人士于不顾，而只把孔祥熙的老婆、女儿、女佣、大小细软以至二只洋狗接运回重庆，知者无不愤怒，连对国民党政府以大捧小骂著称的《大公报》据说出于派系矛盾，也刊文抨击。消息传开，首先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以后是浙江大学学生都揭起“打倒孔祥熙”的旗号，上街游行，严正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孔祥熙。在游行前夜，浙大若干积极分子聚集在我所住的四方台小楼上，连夜赶写标语，制作小旗。第二天早饭后，聚集在何家巷饭厅与教室大院内，举行全体学生大会，许多同学要求上街游行表示对政府大员贪污腐化的愤怒抗议，而街上早已布满国民党刺刀出鞘持抢而立的军警，对立形势甚为严峻。包括竺可桢校长在内的许多教师则极力劝阻学生不要上街，忽然一女同学站出，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全体为之感动，决定冒险上街。竺可桢校长亦突然改变态度说：“你们一定要上街，那末我来带头以防止和街上的军队冲突。”于是学生们浩浩荡荡开始在新老城的主要街道游行。同时，还组织了若干三、二人一组的宣传队，沿街张贴标语，并到茶馆、酒楼、戏院等公共场所演讲，宣传孔祥熙的腐败劣迹、一定要求国民党政府改组、撤换的重要意义。我是参加宣传队的，曾到新城丁字口繁华场所的茶楼上演讲，群众都鼓掌赞赏，可是茶馆老板要求我留下姓名，我一转念签下了“刘树白”（我已故表姐）的名字，让他无法追究。我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合理和合法的，并没有什么份外要求，只要求撤换最自私最不得人心的贪官污吏，是无可非议的爱国正义行为。
游行的第二天，浙大即恢复正常上课。国民党教育部派来一个督学，安抚学生，答允学生的要求说，政府会给予考虑，只要求学生安心上课，也不再追究那次游行的责任。但大约一个月后，国民党政府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了。一个夜晚，史地系同班女同学王蕙被诱骗到宿舍门口捕走了，中文系同年级爱好文学写作的何友谅同学在四方台住处被捕了（以后王、何均被押解到重庆兴隆场集中营，王蕙经各方努力下，被保释出来，何则被残害惨死于集中营）。次晨早饭时我听到此消息，急忙赶到何友谅住处，但见室门大开，屋里东西乱七八糟，显然是经过仔细搜查过的。房东详述半夜后有人来敲门捕走何友谅的情况．我一面担心王、何被捕后的命运，一面又侥幸与何同室的史地系同班同学王天心，于几天前去湄潭访友而幸免。但王也快到预定的归期，我知道在倒孔运动中，王比何更活跃更积极，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企图逮捕而未遂的目标。如何解除王的危险，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王和我私谊较笃，他去湄潭前曾有预感似的对我说过，如他出事要找一定大力营救，我也满口允诺的。如何找一个最快捷的办法当面通知王，电报电话部门都是国民党控制的，我不敢利用；决定亲自去湄潭一行。以我常跑野外做毕业论文为名，也不会引人注意。我将此意告知二个和王和我关系都好的同学，立即沿着遵义至湄潭的公路步行东去。路上汽车稀少，第一天走了八十里住宿在遵湄中途的虾子场，第二天走到下午三点左右，迎面来了一辆卡车，我拦车一看王正在车上，叫王下车悄悄地和他讲了遵义发生的事情，劝他暂缓去遵。他稍一思索说，这辆车是去贵阳的，只要躲过这一夜，第二天清早就可乘此车去贵阳，逃离虎口。他和司机商量，司机也同情学生，愿急难相助，于是我们一起上车循原路回遵义。车至遵义附近，离车站还有一小段路，我们就下车，和司机约定第二天清早上车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为避免碰见熟人，走一条小路，将王天心引到仙农巷叶良辅先生家。叶先生也非常同情王天心的处境，留我们吃了晚饭。于是，王到隔壁他的导师张荫麟单身教授家住宿，我到王在四方台的住处收拾了他的行李，同时通知和王要好的同乡吴士宣同学，为王准备旅费。第二天凌晨，和吴一道，将王接送到昨晚约定的地点，看到王上车驶向贵阳而去。王先到贵阳，后去桂林，改名王知伊，先在一个中学里教书，后转开明书店编辑部，参予编辑《中学生》杂志和许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成为书刊编辑界中驰名的老编审，并参加了共产党。
援助王天心脱险一事，本很少人知，但慢慢的在师生中传开了。许多人赞扬我做了一件见义勇为的事，我心里也感到自慰和高兴。一天，同班的赵松乔同学突然对我说：“你好大胆，做这样危险的事。”赵是不知情的，问他怎会知道？他笑笑不肯明说。直到解放以后，他才告知我是从同乡校长室主任秘书诸葛麒教授处得知的。原来那天汽车司机同座上有个浙大军训教官，他穿着便服，听到我们议论及与司机商量的话，回遵义后即报告了诸葛麒。诸葛叫他不要声张，也不要管此事，如此掩护了王顺利出走。
还有一件巧事。我们在叶良辅先生家吃过晚饭后，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先生提着灯笼进入叶家，王避闪不及只得与张应付，张己知王可能是逮捕对象，询问王何以自处， 王机警地回答说：“正没有主意，请老师指点。”张说：“停会儿你到我家中面谈。”张与叶先生商量他事后离去。王只好硬着头皮去水硐街张家，伪称将搭便车东行，经湄潭去思南，然后入湘赴桂林，以顺道搜集毕业论文为由，请张先生开了一张旅途查验放行证明，并盖上了史地系的公章。由于张其昀先生在政治上是靠拢蒋介石的，与蒋侍从室关系密切，我们对张有所戒备。但事后来看，张先生毕竟是本系的主任，大概也不愿自己直接管辖的学生受害，所以在见他以后，王天心出走之谋并未受阻，次晨得以一走了之。
倒孔运动给予我极其深刻的教育。但国民党政府丝毫不改其贪污腐化的行为，而且在对浙大学生一度哄骗安抚以后，竟出动特务，秘密的和公开的逮捕爱国进步学生。除上述王蕙、何友谅外，还逮捕了遵义的学生陈海鸣、湄潭的学生滕维藻和助教潘家苏。要求国民党政府民主与改革，何异与虎谋皮。从此我思想上也就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了。稍后，新到浙大不久，协助谭其骧教授绘图抄写的吕东明同志，从湄潭永兴场来遵义，以王天心小同乡身份找我了解王天心的行踪。当时吕正患重感冒，就留他住在我的房中。一段时间，我们朝夕相处，发现他学习勤奋努力，关心时事，乐于助人，注意不同人的不同思想问题。我们很快有了共同的心声，结成了好朋友．在他的诚挚帮助下，我逐渐对共产党有了较正确的认识，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走民主富强的道路，逐渐认识到我不能只想当学者专家，而还有一份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打碎旧中国旧社会的枷锁，建立起独立、民主、公平的新中国、新社会。只有这样，科学研究才有发展条件。1944年以后，我虽离开浙大，仍与吕不断往来。1947年在南京，吕东明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显然，遵义几年的生活和教育，对我是有深刻影响的，而倒孔运动则是我政治上的转折点，成为我投身于党、愿为革命和科学事业献身的一个起点。

（本文作者：中科院学部委员、冰川学家，浙大史地研究所40年代毕业生）

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
么枕生

一、我去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的始末
我原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做多年研究工作，后又先后在西北农学院与东北大学任教多年才去遵义浙江大学任教的。早在1943年9月，就有吕炯先生电告，浙江大学聘我去遵义浙大；该年11月18日，浙大竺可桢校长又亲笔来函，讲到浙大甚望我能至该校，约于明年函商，最后是1945年6月3日，又接到竺可桢校长快信，说浙大决定聘我为气象学副教授。
东北大学原属张学良将军在沈阳所建立的新兴大学，因“九·一八”事变与芦沟桥事变几经内迁至四川三台，就使这个学校沦为小型大学。该校规定每人讲授三门课，每周各三学时。我并非出身助教，那时突然讲授三门不同的课程，除备课外还要提高理论水平，自然劳累过度，造成心律不齐．犹忆日本飞机夜过三台去重庆轰作时，过往飞机嗡嗡声，我的心脏竟与之共振。于是，我在1945年秋考虑到浙大。浙江大学为国内名牌大学，且教学任务较轻（每人只讲授两门课）。我于1945年8月30日到了遵义浙大任教，

二、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
我在气象研究所肘，任务为天气预报，前几年广读文献，专心写作；后几年加强基础，志在把我国天气学推向数值化。去西北农学院后，就不得不有180度的大转弯，要结合农学讲授气象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搞好教学工作。这也就是我从来是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对任务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自到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以后，我的中心工作又非转变不可，那就是应当密切结合自然地理学去讲授气候学，于是，遍读自然地理学的基础知识，如植物地理、士壤地理与地貌学等。
因为我有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的思想，所以从任教以来，为了专心致志把教学搞好，曾把我的生活、习惯、嗜好与社交等都围绕教学有所改变。在遵义浙大史地系时期更是如此。我在遵义住唐家祠堂单身宿舍内，我常于次日有课之际，日未全落就己就寝，早4点已经备课，而隔壁（该宿舍用半截木板隔成许多单间）位有历史组的胡玉堂，他非子夜不睡，非日上三竿不起，所以有人讥嘲我们说：两人可只住一间，分睡前后半夜就已够了。我这样改变生活习惯的主要原因有二，即：（1）在青年时代我就有神经衰弱毛病，如明日有重要安排，当夜就会失眠，所以常用早睡早起办法，从心理上治疗；（2）我最怕在备课时来人闲谈，我早起备课没人干扰。在遵义浙大时期，为了钻研教材，交往也很少，对人持有不即不离的态度。因为浙大不比一般学校，这是以气象界泰斗竺可桢先生为校长的。学生对我稍有不恭，这个信息就会在气象界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在遵义浙大时代交往较多的人，只有黄培柟与李絜非二人。这两人当时都是住单身宿舍，而且性格与我近似的。
尊师和重教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现在记忆犹新，令人难忘的，就是1946年春，主要由于我是北方人，不想跟浙大复员去杭州，愿仍回东大复员到沈阳。消息传出后，浙大史地系我的学生们，竟以冯怀珍与张镜湖为首，联名致函竺校长，请求挽留我。学生在课堂上的表情和平时对教师的敬意，是对教师的鼓励。愈受学生的爱戴，教师就更要用心备课，广罗教材，倾其所有，真如常香玉所说的“戏比天大” 一样。有时自认为在课堂上不如意的讲课，都能影响自己多日的情绪。因为我自任教以来，把精力都放在如何丰富教材，组织教材，提高教材和讲好教材方面，所以每到一校都会得到学生们的爱戴。
我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做大型报告。多做了课外工作，不免就荒废了学业；后来转过来专心业务，又做的过头，以致引起前面所讲的神经衰弱。任教以后，对学生的大型报告自然是有请必应。如1945年11月5日，我在遵义湘江大戏院对浙大全校学生做过讲演（由当时工学院长王国松主持）。这次大型报告很为成功，为史地系赢得了好评。为学生做报告这一小事，也得充分准备，这也是我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的思想促成的结果。
要知道，教学相长是相互为用的。好的教材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取得的，只能在多年教学中广证博引、融会贯通，而且要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吸收新知识，随时调整、充实与更新教材内容，更要丰富文字工具与业务基础，增强吸收知识的能力后，才能点滴汇集、系统编写出一份好的教材．这就是教学与自学应为教学相长的一个方面．学生对讲课所提出的疑问或他们的另外想法，对教师能深化理解和启发思路。一些从学生方面反馈来的信息，更是教学相长的另一方面，因此，确实体会到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就有弊，利弊可以相互转化，互为因果。我任教多年，研究工作品受到影响正但为我启发研究思路，写出专著确也做好准备．教课虽然多样，但为我研究与倡导气候学今后发展方向确也打下基础．总之，我体会到：真能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的话，就会在教学工作中触类旁通，推出灵感有所创新，更会对业务趣味倍增，其乐无穷，有益身心。

三、博与专的问题
在遵义浙江大学的史地系内，多年存在有史和地的分与合问题，也就是博与专的问题。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当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品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论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因在校不过四年，毕业后远走高飞，有些自然无所忌讳。我当时去浙大时间不长，对史地分合问题不甚了解，既不关心，更无在史地系发展气象学的企图。我深知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自己钻研气候学，气象学不过是气候学的基础课而已。在史地系发展气象，那是走入歧途的想法．何况当时浙大只有我一个教师，气象学与气候学连一个正式助教都没有，只有史地系测候所唯一观测员束家鑫旁听我的课，传达我与学生间的信息而已。据我事后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倾向于史地分家。例如，1946 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找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馀、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
上面我己指出，遵义浙大史地分合之事，实际上就是属于博与专的问题。我当时所讲授的课是属于博的，但我的内心想法自己应另有专长。科学发展迅速异常，科学分工必然更细，科学工作者不专，就无怯应付迅速发展的科学事业。教育工作者不专，则所讲授的教材必然老化落伍，更谈不上自己做研究工作和指导研究生了．就是讲授基础课或总结科学发展史，为了很好完成任务，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根底，因为同一科学问题可不断提出更为巧妙的解决方法，何况更有新的发展方向。因为我有这样坚持多年的思想方法，所以我在当时史地学会的发言乃出于好意，认为人生短暂，而科学发展又无止境，历史学与地理学实难兼顾。这不过是个人看法而已，实际对史地分合问题是置身事外的。
我从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中，确实也体会到博与专也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为了博必须有专，为了专必须有博。科学的发展，除有自身深化的纵向发展外，还有相互渗透的横向发展的问题。前者属于专，但有广阔基础，后者属于博，也应有所专长。学科发展不只要相互渗透，仿效借鉴，更要精于理论，善于应用，认清系统，扩大范畴。何况地学并非处于静态，而是一个动态问题。因此，我现在对史地合一的看法，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认为史地合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见仁见智，无可厚非。例如，地理学有古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气候学也有古气候学与历史气候学的发展。问题是如何应用地理学与气候学的现代研究成果去研究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气候学。当然把历史地理与历史气候考证得人细入微、尽善尽美，也有贡献。这是因为科学本身就具有博与专的分工问题。不过，应当博中有专，专中有博，博专的比例互有差异。

四、结束语
我这50多年来，几易工作，每到一处就有中心任务的大转变。尤其我于1952年到南京大学气象系，成立了气候专业以后，又把气候学推向结合气象学的发展方向，发展了统计气候学，倡导了动力气候学，这个转变更大。这些任务上的转变，对我自己不无所失，但损失的反面正是收获。也正因为换了几个单位，完成了不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完成，正是现在我倡导发展的“天地生气候学”所必须的基础，这也正是遵义浙大时代给我专攻气候学机会开始的，令我回味无穷，引以自慰；我现在虽已高龄，仍愿对气候学的发展尽其绵薄；还想刻苦自学，有所贡献。但毕竟日薄西山，人老智钝，只能蹉跎岁月。自恨才疏志广，难以实现我的理想，只可对遵义浙大时代我的学生们负有歉意了。

（本文作者：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原浙大史地系副教授）

播州风雨忆当年
——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倪士毅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创立于1936年5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万里，历尽艰险，于1939年底迁至贵州北部遵义和湄潭，弦歌重续，在今将届五十周年了。
当抗日战争结束以后， 1946年9月史地系师生复员返回杭州，计在遵义历时七年之久。史地系师生在这黔北的山城里，度过了艰苦而又愉快的七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浙大史地系的特点是史地合系，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史地分系者不同。这既有其优点，正如张其昀先生所指出，旨在体现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相综合，时间演变与空间演变相结合，使学史的和学地的学生能从两方面的综合或结合中取思想和方法之长；同时又有其缺点，主要是随着地理学方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更深的数理基础，不相适应。当时有一部分师生曾酝酿史地分系之议，到1949年下半年才实现分系。

一、教师阵容
史地系的教授，大部分是国内知名学者。系主任张其昀字晓峰，浙江鄞县人。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1943年赴美访问并讲学。他是国内著名的地理学专家，也是史地系的创办人，文科研究所所长、史地教育研究室主任，1945年又当上了文学院院长。他学问渊博，史地兼通。他说历史与地理，“一为时间的演变原则， 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他创办史地系的宗旨，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开的课程主要有“中国地理总论”、“人文地理”等。生平著作很多，在遵义时出版的有《中华历代大教育家史略》、《中国人地关系慨论》、《中国军事史》等。
顾谷宜字俶南，江苏无锡人，留学苏联，他是史地系在遵义时唯一的西洋史教授，曾开过“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世史”、“希腊罗马史”等课程。顾先生口才很好，讲课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有时夹几句英语，参考书也都是用英文的。这对培养学生阅读英语，是很有帮助的。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43年来遵义浙大，他是国内著名的国学大师。对中国学术思想史很有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当时都是大学用书，在社会上风行一肘。他在遵义讲学时，曾开过《中国学术思想史》一课，听课的学生很多，教室里都挤满了人。他精力充沛，声音宏亮，一连讲几个小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甚至夏天下午第一节上课，大家都不会打瞌盹，听得津津有味。
张荫麟自署素痴，广东东莞人。他是国内著名的史学家，尤精研宋史。他于1937年9月抗日战争发生后，就应浙大史地系之聘，在天目山禅源寺为新生讲史学，不久，离开浙大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0年又来遵义浙大史地系，1942年10月24日因患肾脏炎逝世，年仅37岁，基在遵义老城南门外插旗山（亦名府后山）天主堂坟地。
张先生是清华大学梁启超的学生，曾留学美国斯丹福大学，研究西洋哲学和社会学。他曾说：“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又说，宋以后的浙东学派，皆兼治哲学与史学。他的学问渊博深邃，是一位纯粹学者。他在史地系开过“中国主古史”、“魏晋南北朝史”、“唐宋史”、“历史研究法”等课。《中国史纲》是他的一部精心之作。此外，还有《通史原理》、《宋史论丛》、《论中西文化》等均未出版。
张先生逝世后，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教授曾写悼诗二首，诗云：
朋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
纵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自序江中疑稍激，丛篇劳格定能传。
孤舟南海风涛夜，追忆当时益惘然。
大贾便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
九儒列等曾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士贱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校区区。
阁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
由此可见陈先生对他是非常钦佩的。
陈乐素，广东新会人，国史教授，是国内著名宋史专家。他学有渊源，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专治宋史，他写的《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两文，史料丰富，考订翔实，为宋史杰作。1942年秋，当张荫麟先生病逝后，他应浙大之聘，来遵义史地系任教，开过“唐宋史”、“中国目录学史”、“东洋史”、“史料学”、“校勘学”、“避讳学’等课，又兼任史地研究所史学组导师，他平易近人、自奉俭朴。在遵义生活困难时，甚至典衣度日，但孜孜于教学相科学研究，热心培养研究生，谆谆善诱，要求非常严格。
谭其骧字季龙，浙江嘉兴人，国史教授，国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1940年春由北平来遵义浙大史地系任教。谭先生讲课谈笑风生，开的“中国历史地理”课，就是那些枯燥的地名沿革，也讲得活龙活现，同学们听得很有兴趣。当时他只有三｜岁光景，是系里年轻的教授之一。除教“中国历史地理”外，还教过“中国通史”、“断代史”、“文化史”、“史学史”等课，又主持编绘历史地图。在遵义期间科研论文主要有《播州杨保考》、《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等。
陶元珍字云孙，四川安岳人，国史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史，曾开过“明清史”、史料很丰富，还教过“中国政治制度史”。
方豪字杰人，浙江杭县人，国史副教授，他是天主教神父，曾开过“中西交通史”。
李絜非，安徽明光人，国史副教授，开过“中国近代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课。
黎子耀，湖南汉寿人，国史副教授，在永兴分校教过“中国通史”课。
至于地理方面的教授有：
涂长望，是国内著名气象学专家，留英博士，曾任浙大史地研究所副所长，气象学、气候学教授，还开过“大气物理”课。
叶良辅，字左之，浙江杭州人，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形学教授，毕生致力于地质调查和教学工作，足迹遍祖国各地，他对蒙古沙漠地区，研究深湛，著有《瀚海盆地》一书，开过“地质学”、“历史地质学”等课。
任美锷，浙江鄞县人，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地理学教授。开过“地形学”、“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区域地理”、“分洲地理”等课。在遵义期间著有《欧洲政治地理》、《太平洋区域地理》、《中国之地形》等书。
沙学浚，江苏泰县人，留学德国，地理学教授，开过“国防地理”课。
么枕生，气象学和气候学副教授，原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员，开过“农业气象学”。
黄秉维，广东惠阳人，地理学副教授，开过“地学通论”、“自然地理学”、“亚洲地理”、“植物地理学”等课。
卢鋈，气象学副教授，开过“天气预报”、“气候学”等课。在兼任迁来湄潭的武汉测候所所长时，著作了中国第一本《天气预告学》和第一本《中国气候图集》，以及《中国气候概论》。这几本书在解放后出版，成为新中国气象人员的重要学习材料。
严德一，江苏泰兴人，地理学副教授，开过“边疆地理”、“分洲地理”、“经济地理”等课。
王维屏，江苏江阴人，地理学副教授，开过“中国区域地理”、“中国地理总论”等课。
刘之远，河北磁县人，地质学副教授，开过“矿产地质”、“野外地质考察”等课，遵义地区的锰矿，就是他野外实习时发现的。

二、课程设置
浙大文学院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史学和地学的专门人才，但注重二科的联系性，使学生专精与通识相结合。史学组兼重中国史和世界史，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兼重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以充实其科学研究的基础．而师范学院史地系，则不采取分组方怯，使学生对史地二科有全面的了解，更好地培养史地兼备的中学师资。
文学院史地系开设的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一年级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共同必修课。二年级起分为史组和地组．现将一年级至四年级的课程设置列后：
（一）必修课程：
第一学年
课程名称　学分 组别
三民主义 4 共同必修
国文 6 共同必修
英文 6 共同必修
中国通史 6 共同必修
自然科学＊ 6 共同必修
哲学概论 6 共同必修
理则学 4 共同必修
＊自然科学包括地学通论、普通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或普通理化，任选一种。

第二学年
课程名称 学分 组别
社会科学＊ 6 史地两组共同必修
西洋通史 6 史地两组共同必修
中国近世史 6 史组必修
西洋近世史 6 史组必修
中国地理总论 4 史地两组共同必修
气象学 4 地组必修
地质学 6 地组必修
＊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或人文地理，任选一种。

第三学年
课程名称 学分 组别
中国断代史 6 史组必修
西洋断代史 6 史组必修
中国历史地理 3 史组必修
测量学 2 地组必修
制图学 2 地组必修
地形学 4 地组必修
气候学 3 地组必修
经济地理 3 地组必修
分洲地理 3 地组必修
凡师范生第三学年须修习本学科的教材教法四学分。

第四学年
课程名称 学分 组别
中国断代史 6 史组必修
国别史 3 史组必修
史学通论 4 史组必修
历史名著选读 4 史组必修
分洲地理 3 地组必修
野外实测 3 地组必修
地学名著选读 4 地组必修
毕业论文
凡师范生第四学年须修习教学实习四学分。

（二）选修课程：
史组：
课程名称 学分 选修年级
商周史 6 三、四年级
秦汉史 6 三、四年级
魏晋南北朝史 6 三、四年级
隋唐史宋史 6 三、四年级
元明史 6 三、四年级
西洋上古史 6 三、四年级
西洋中古史 6 三、四年级
中国哲学史 6 三、四年级
日本史 6 三、四年级
中日关系史 6 三、四年级
英国史 6 三、四年级
美国史 6 三、四年级
俄国史 6 三、四年级
中国文化史 6 各年级
中国经济史 6 各年级
日本文化史 6 三、四年级
历史研究法 6 四年级
法国大革命史 6 三、四年级
小国交通史 6 三、四年级
自商周史至元明史均为中国断代史，本系史组学生必须修足十二学分。西洋上古史与西洋中古史均为西洋断代史，史组学生必须修足六学分。日、俄、英、美诸国史均为国别史，史组学生必须修足三学分。
地组：
课程名称 学分 选修年级
人文地理 6 三、四年级
世界地理 6 三、四年级
亚洲地理 6 三、四年级
欧洲地理 6 三、四年级
北美地理 6 三、四年级
边疆地理 6 三、四年级
岩石学 6 三、四年级
工程地质 6 为工学院开
农业地质 6 为农学院开
农业气象 6 为农学院开
地质实察 2 三、四年级
国际学 6 史地两组三、四年级
太平洋地理 3 三、四年级
澳洲地理 3 三、四年级
地球物理 3 三、四年级
海洋学 3 三、四年级
天气预告学 3 三、四年级
中国气候 3 三、四年级
世界气候 3 三、四年级
大气物理 3 三、四年级
植物地理 3 三、四年级
政治地理 3 三、四年级
地图读法 3 三、四年级
历史地质 3 三、四年级
亚洲地理、欧洲地理、北美地理等属于分洲地理，本系地理组学生必须选习六学分。

三、科研成果
史地系在遵义，虽僻处山城，图书资料条件较差，但师生们刻苦钻研，孜孜兀兀，从事研究，在科研上取得了不少成果，当时史地系出版的专著主要有：
一、《中国史纲》，张荫麟著，1941年4月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这是张先生的主要著作，内容共分六章。（1）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2）周代的封建社会，（3）霸国和霸业，（4）孔子及其时世，（5）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6）战国时代的思潮，（7)秦始皇与秦帝国，（8）秦汉之际。1948年4月正中书局出版的又增加了（9）大汉帝国的发展，（10）汉初的学术与政治，（11）改制与“革命”三章，共十一章。
据初版自序中所说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有三点：（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
张先生写此书时，往往工作至深夜，勤苦可知。此书不仅有独特的见解，而且文字也几经锤炼，非常粹美，令人读之不忍释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通史著作，惜尚未完成。
二、《遵义新志》，张其均主编。
遵义旧有《遵义府志》，系郑珍、莫友芝纂辑，夙称方志中的佳作。新志与旧志、体例不同，大都为地学著作，其内容共十一章：（1）地质，（2）气候，（3）地形（上），（4）地形（下），（5）相对地势，（6）土壤，（7）土地利用，（8）产业与资源，（9）聚落，（10）区域地理，（11）历史地理。全志由浙大史地研究所各组导师及研究生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写成的，约十七万字，并附地图二十二幅。
此志的特点是一部用科学方法编写的地方志，于民生利病尤所关怀，如土地利用、产业与资源等章，对遵义的地方建设，很有参考的价值。
三、《地理学研究法》第一辑，叶良辅等著，1940年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该书为史地系四年级生教学而作，也可供中学地理教师搜集乡土教材时参考之用，内容共五篇：（一）叶良辅：《科学方法与地学研究》，首述演绎怯与归纳总之梗概，次释科学方在去之意义，最后讨论地学方法。作者认为科学精神，不仅有关科学研究，而且大有助于道德的修养。（二）涂长望：《气象学研究法》，内容分为二部，一为略说气象学之性质，一为研究气象所当注意之点。（三）涂长望：《气候学研究法》，内容分六节，（1）导言，（2）研究气候学所应注意的事项，（3）整理气候记录的方法，（4）野地考察气候的方法，（5）气候学发展的新途径，（6）尾语。作者认为气候学过去偏重气候现状的描述，而忽视气候生成之原因，今后应发展动力气候学。（四）叶良辅：《地形学研究提要》，该文泛论地形生成因素、地形分类、地形轮回、地文史、准平面、间成阶段及地文区等。（五）任美锷：《最近地形学发展趋势》，内容有（1）从质的研究进至量的分析；（2）从概括的理论之争执进至小区域或专题研究；（3）从通论地形进至区域地形。
四、《欧洲政治地理》，任美锷著。1940年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该书以地理学的立场，说明欧洲各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及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书中取材尤注重一国或一区域的主要特点。内容共有十二篇：（1）欧洲之位置及其在世界之重要性；（2）欧洲之自然环境；（3）英国之国家经济与世界市场；（4）荷兰之治水工程；（5）回北欧之地形及其与军事之关系，（6）北欧诸国之富源及其与欧洲国际政治之关系，（7）欧洲工业之枢纽一一莱茵河区域经济地理概论；（8）苏联之自然环境与最近经济建设；（9)中欧高山区域之地理景观；（1O）地中海区域之地理环境及其对国际政治之影响；（11）西班牙内战之地理背景；（12）巴尔干问题之地理基础。
著者在自序中说编著此书的目的有二：一为使一般读者对现代国际政局之推移有进一步的认识；一为供中学与大学欧洲地理教学之参考资料。
刊物方面有：
一、《史地杂志》
《史地杂志》创刊于1937年5月，为双月刊。内容专刊历史和地理的论文，在杭州时曾出版第一卷一、二两期。后因抗日战争发生，浙大辗转内迁，暂停出版，直至1940年9月在贵州遵义复刊，继续出版一卷三、四期、二卷一、二期，共计出版两卷六期。
该刊创刊的目的，据《发刊辞》中说是“阐发新知，微贡所得”，以及“继承精神之遗产，发扬固有之光荣”。该刊内容有论著、新书介绍、附录等，第二卷二期为《太平洋战争讨论集》专辑，1942年3月出版。内容有张其昀的《太平洋战争之新战略》、沙学浚的《太平洋战争之地理基础》，任美锷的《太平洋问题之回顾与前瞻》，黄秉维的《太平洋战局前瞻》，涂长望的《空军在现代战争之地位》等。
二、《思想与时代》
该刊于1941年8月1日在遵义创刊，每月一期，由浙大部分教授联合昆明西南联大（北大、南开、清华）及成都、乐山的部分教授创办的，编辑部设在遵义浙大文学院。在遵义期间（1941.5-1945.2）共出版四十期，后因抗战胜利复员迁回杭州之故，停刊年余，至1947年1月在杭州复刊。
该刊创办的宗旨，据张其昀撰写的《复刊辞》中说：“特重时代思潮和民族复兴之关系”，其目标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具体的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该刊撰稿者大部分是国内知名学者。抗战时期，发行遍及西南各省。
三、《史地研究所丛刊》
又称《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于1939年8月，内分史学组、地学组、气象学组、人文地理学组。1946年改称为史地研究所，并增设人类学组。
该刊是史地研究所各组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成果汇编。第四号为《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1942年12月出版。其中汇集了张其昀的《序言》、竺可桢的《徐霞客之时代》、叶良辅的《丁文江与徐霞客》，方豪的《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初步研究》、《徐霞客先生年谱订误》、林文英的《江流索隐》、任美锷的《〈江流索隐〉质疑》、《读徐霞客游记忆浙东山水》、黄秉维的《霞客游记中植物地理资料》、谭其骧的《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发现》、方树梅的《大错遗文霞客自滇归年之贡献》、王维屏的《徐霞客之故乡》等论文共十二篇，该丛刊共出四期。
史地教育研究室于1939年9月成立，该室主任张其昀，副主任任美锷。主要任务是以传播史地学术之最近贡献，改进史地学科之教材教法；搜集专题研究之参考资料；编制史地教科之图书设备，在遵义时除编篡史地书籍外，曾出版石印史地教科挂图五十幅。
浙大附设遵义测候所。
遵义测候所设在协台坝当时子弹库所在大宅的后院，作为浙大附属小单位，一方面供学生实习，一方面每天作地面观测四次，正式纪录并按月统计报送回家气象部门。由气象学家涂长望指导建立，由史地系学生作为工读负责日常的观测。观测场地内有百叶箱（内装干湿球温度表、最高温度表、最低温度表），雨量计、日照仪、测云杆（云速，云向）、风向风速仪等，在当时是一个二等测候所的设备。这个测候所一直坚持到浙大迁离遵义（是随校迁离还是交了当地不详），使遵义有了相应年数的气象纪录．史地系1945级高材生史以恒在读三年级时就利用遵义几年的观测资料研究著述了《遵义的气候》，着重研究阐明遵义地区多夜雨的气候特征（可惜史以恒未及毕业，在选读物理系课程期间患肠结核症病逝于湄潭）。
此外，在遵义期间史地研究所研究生的硕士论文计有：
刘熊祥：清季联俄政策之始末
丁锡祉：遵义地面的发育
严钦尚：贵阳附近地面及水系之发育
沈玉昌：湘江附近地形初步研究
郭晓岚：大气中之长波辐射
胡善恩：遵义附近之地理环境与人生之关系
王爱云：贵州开发史
余文豪：元初汉军考
叶笃正：湄潭之大气电位
谢义炳：贵州之天气与气候
周恩济：西北之垦殖
余泽忠：中国棉作与气候
胡玉堂：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与雅典帝国
杨怀仁：贵州中北部地形发育史
施雅风：华中区水理初步研究
徐规：宋代妇女的地位
袁希文：唐代税法之嬗变及其因果
孙守任：后金汗国社会经济与政治
赵松乔：中缅政治地理上几个问题
蔡锺瑞：恩施地形研究
倪士毅：赵宋宗室中之士大夫
程光裕：茶风与唐宋思想界
宋晞；士大夫势力下宋代商人的活动
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之蠡测
陈述彭：螳螂川流域之地文与人文
陈吉余：杭州湾地形之演化
这些论文中有的是贵州省历史的研究；有的是贵州省地质、地形、气候的实地调查，对贵州省的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至于每届本科毕业生也都写有学士论文，有的是关于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其中也不乏佳作，不一一例举了。

附：（一）史地系在遵义毕业（或三年以上肄业）的各届本科生人数：
1940 第一届（1936年杭州入学） 6 人（浙大史地系成立后最早一届）
1941 第二届 6 人
1942 第三届 17 人
1943 第四届 26 人
1944 第五届 33 人
1945 第六届 20 人
1946 第七届 26 人
共计 134 人
（二）史地学部在遵义毕业各届研究生人数：
1942 第一届 7 人
1943 第二届 5 人
1944 第二届 5 人
1945 第四届 5 人
1946 第五届 3 人
共计 25 人
以上25人，除个别不了解情况外，都在大陆、台湾、美国任教授、研究员或高工。
在遵义毕业（本科和研究生）现为学部委员者5人：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陈述彭、毛汉礼。

四、学生生活
浙大史地系的学生，三、四年级在遵义，二年级在湄潭，一年级在永兴（浙江龙泉分校也有一年级），全系约有一百多人．因抗战关系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本科生的籍贯以浙江、安徽、湖南三省较多，其他如江苏、江西、福建、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北、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也有。学生的学习生活是相当艰苦的，由于避难来到遵义，学校没有校舍，只好租借民房或词堂庙宇，所以简陋不堪。史地系的办公室是租用水硐街三号的民房，教室大部分在老城何家巷，学生宿舍有的在老邮局，有的在何家巷，女同学宿舍在杨柳街，校图书馆在江公祠，开大会在新城播声电影院。
同学们穿的一般都是蓝布衣衫，女同学穿得也很朴素。膳食方面，沦陷区的学生是靠贷金维持的，有时青菜淡饭，一碗酱油汤，有的同学为了补充营养，到何家巷对面的“泰米”小吃店打牙祭，吃碗排骨面或猪肝面。这店是“下江人”开的，因此生意兴隆。课余之暇， 同学们还三三两两到附近的茶馆哩，躺在竹椅上，一杯清茶，一盘葵花子，说说笑笑，叫“摆龙门阵”；有的在那里复习功课，这也别有风味。晚上自修，点的是油灯，有时油没有了，还点蜡烛，真象古人“剪烛西窗”一样。因为教室与宿舍比较分散，有的在老城，有的在新城，同学们跑来跑去，湘江桥畔、丁字街口，经常出没戴浙大校徽的学生，很被人们注目。当时遵义城里增加了这么多“浙大人”，山城显得更加繁荣热闹了。
史地系的学生，平时除了上课学习之外，课外活动也很活跃。系里有史地学会、读书会、同乡会等组织。史地学会还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时事座谈会，请系里教授来做演讲；定期出版《时与空》壁报，作为同学们写作的园地，体育活动如足球、篮球、排球友谊赛等也时常举行。
每逢春秋佳日，同学们还组织郊游桃溪寺、大觉寺等风景区，举行野餐或爬山比赛。
凡欢送每届毕业同学，系里一定举行游艺大会，邀请师长们参加，大家欢聚一堂，临别赠言，促膝谈心，并有精采节目助兴。
史地学会是全系学生的组织，本系教师为特别会员。总会设在遵义，湄潭、永兴、龙泉都设有分会。史地学会于1938年4月成立于江西泰和，以后成为全系经常性组织。现将所知的历届总会负责人姓名列后：
1939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王德昌（兼调查）
干事 赵松乔（会计） 蔡锺瑞（事务） 刘宗弼（文书） 施雅风（康乐） 沈玉昌（研究） 王蕙（编辑）
1939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 沈自敏（兼康乐）
干事 施雅风（研究） 王天心（会计） 胡玉堂（编辑） 王蕙（调查） 王树椒（文书） 周恩济（事务）
1940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赵松乔（兼调查）
干事 施雅风（研究） 谢觉民（会计） 游天池（康乐） 刘宗弼（文书） 王天心（出版） 刘纫兰（事务）
1940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陈述彭（兼事务）
干事 张效乾（文书） 毛汉礼（研究） 李敦仁（会计） 祝修麟（调查） 范易君（康乐） 王树椒（出版）
1941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李敦仁（兼事务）
干事 管佩韦（文书） 毛汉礼（研究） 徐规（出版） 范易君（调查） 楼韵午（康乐） 鲁毓秀（会计）
1941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 管佩韦
干事 徐规（文书） 毛汉礼（研究） 游天池（康乐） 范易君（调查） 鲁毓秀（会计）
1942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谢文治
干事　程蕴良（文书） 赵廷集（研究）许蔚文（会计） 倪士毅（出版） 黄化（调查） 沈雅利（康乐）
1942 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 郑士俊
干事　倪士毅（文书） 王省吾（事务） 周忠玉（康乐） 谢礼治（研究） 沈雅利（会计）
1943 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胡汉生
干事 阚家蓂（会计） 倪士毅（文书） 郑士俊（交际） 谢文治（事务） 江乃萼（康乐） 程蕴良（学术）
1943 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 王省吾
干事 程光裕（会计） 谢文治（事务） 倪士毅（文书） 周忠玉（康乐） 郑士俊（交际或联谊） 程蕴良（学术或编辑）
1944 学年第一学期
主席 石剑生（干事不详）
1944 学年第二学期
主席 陈仲子（干事不详）
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都已两鬓苍苍了。回忆在遵义时的大学生活，历历在目，无限留恋。当年相聚一堂，朝夕切磋，今日分处各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正是：求是精神留风范，绵绵教择万古传。

本文经吕东明、郑士俊补充。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浙大史地研究所40年代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