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7 年 10 月

遵义、湄潭、永兴教学日记片断
(1940-1944)
冯斐

1940年10月28日 遵义
今天批阅试卷，英文最高分数是79分，最低0分。近年来工科出路好，考这门的学生增多。为此，我校理学院不得不再一次招生。

1941年1月16日 星期四 雨
昨今两天除各上六堂课外，下午三至五点，安排学生依次来空闲的教室面谈，每人五分钟，并叫他们随带我改过的作文，由我释疑，他们还可以提问或提出意见。
有的说：“我自学英文以米．没有见过你这样负责的教师。我想我们这一年将有长足的进步，你真好。”
如果这是我额外忙碌的价值，我也心甘情愿。他们有时送些课外作业来改，忙是忙，而阵阵偷快涌上心头。

1月31日 星期五 睛
过去两年教两三班大一普通英文共百余人，还没有今年教十余人的先修班忙。那时每隔三周叫他们作一篇文来改，别的如考卷就只评分不给改了，现在怕他们考不取大学，这考卷也改后发还，叫他们仔细看看怎么错的，应如何改正，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带来在personal conference（个别谈话）时提问。我认为接近学生比单纯指责他们好，这样教学效果会好些。

11月16日 星期日 睛
下午三点，校长来永兴视察，并召集教员座谈。张绍忠教务长报告教务，特别提到不要提前举行大考，这显然指的是我。我因暑假去渝，欢送友人A赴美深造，补好课提前一周考完。这可能影响我之提升，我必须提前完成论文来弥补。

12月12日 星期五毛毛雨
下午开英文能力分组座谈会。

12月21日 星期日 阴转睛
上午九时十一时监视英文编级考试。一般程度偏低，多半是入门时基础没打好之故。中学教员应负部份责任，外侮、内战、流亡生活当为主因，怪不得学生。我们应当补好他们这一课。

12月23日 星期二 阴
分工合作，编级考试试卷由我计分。三百份中最高成绩是75.5分，由外文系学生获得；最低的是3.5分。以20 分至30分居多，及格者仅六人。

12月24日 星期三 晴转阴
日前我已告知班上学生，我拟将讲义中的小品文《The New Cat》（新猫）改编成独幕剧，叫他们排演，以练习英语会话。昨、今两天开始写。动笔时发现从未料想的困难，做个作家不如想象的容易。今晚总算了却这事。

12月25日 星期四 雨
为誊写、油印剧本和分配24名演员，又花费一整天。要认真教书，就会忙个不了。

1942年1月5日 星期一 雪
接逵师来信，推荐我去云南大学任讲师，并附诗数首。
一、分居：
多饶落叶知薪桂，兼吃山薯惜米珠。
衣恶面囚心自在，吾家苦乐与人殊。
劳力求心逸，难中宝健躯。
朝兴同早乌，胼手事庖厨。
饥甚儿啼急，雨多妻浣忙。
石刀开废木，煮酒医心伤。
二、咏史：
三家富贵万家哭，一世英雄百世奴。
原毁求全谁责己，防川防口总堪虞。
（他留美时的英诗激进，甚得史沬特莱的赏识）

1月21日 星期三 阴
女生计瑞兰来，问我想叫她在级办茶话会上用英语讲点什么。她的表演技巧和流利的英语，足以主演《新猫》。在排练中她十分出色，我就决定叫她充当主角。

1月23日 星期五 阴
明晚先修班开茶话会，请我指导。我想用英语讲些有趣的故事和笑话，以增强他们的听力。我用英语讲课也是为这。这个会是我建议开的，是想学生们都不怕羞，用英语表演节目，达到练习的目的。

1月24日 星期六 晴
茶话会会场布置成马蹄形，略备点心。节目数十个都很精彩，尤以（新猫）和《欧州理发店》（The European Barber’s Shop）使人笑得肚子痛。

1月25日 星期日 睛
上次学生开“讨孔”大会，耽搁了半天课，校方下令今天补上。我校在西迁环境艰苦时，也持续开课，成绩显著。英国李约瑟曾夸我校为东方的剑桥。

1月27日 星期二 睛
贵州人费培杰先生教的英语语音学班，开英语演讲比赛会，邀请我们几位英语教员去作评判。发音不准的占一半。但我仍然赞成多开这样的会，鼓励学习热情。任何好工夫都是从粗到精练出来的啊！

3月10日 星期二 阴转睛
某生将德里生的《迎新颂》译成中文请我修改后，用我之名登在他们办的壁报《先声》诗栏内。过了一周我才发现，忙叫他改用他自己之名。

3月11日 星期三 阴
为若青索取借读毕业证书事去找张荩谋教务长。谈及课务时，他盛赞找之个别谈话教学方法。他曾间接批评过我，表明他办学严肃认真。我则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4月6日 星期一 晴
下午三至五点，等学生到课室作个别谈话，轮流进来，各谈五分钟。这样，不费他们多少时间。主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指出他们写作中错误，加以解释，不再重犯，改后，叫他们重抄一遍，以加深他们的印象。他们普遍赞同这种面对面的个别教学法．我希望不是客气，而是真心话。

4月9日 星期四 阴
评阅作文或试卷时，我首先只划出他们的错处，让他们自己先改，然后叫他们在个别谈话时带来讨论而改正它。这样经过反复思考，我想会更有进步。如果他们课后不钻研，我多花时间可能白费。

4月23日 星期四 阴
张医生告诉我：“学生说你比去年更严，常常要考问他们。”我想，问答更能加深他们的理解，锻炼他们听说能力。
我要求教务处组织学生无记名对我之教学陆提出批评，他们说，不必，有则直接向我说。

6月24日 星期三 雨
今年各大学招生早，有些先修班学生不能参加大考就得去重庆投考。她们纷纷请我在纪念册上题词。

6月25日 星期四 晴
×生将学过的一课译成中文，请我修改，花去一个上午。

7月25日 星期五 晴转雨 遵义
暑假到了，永兴分部女同事各奔东西。清晨，我乘凤岗开来的汽车到遵义校本部度假。木炭车多次抛锚，晚餐时才到。在杨柳街宿舍楼上走廊开铺，以防臭虫。

7月28日 星期一二 睛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第16教室，参加阅卷。只是里面已有三桌人，我系教授、助教都比我先到了。讲师仅我一人，女性也只我一个。贵阳考区成绩比遵义地区好。中午，校方请阅卷老师吃饭，每桌140元，质量并不佳，下午继续批卷。

8月20日 星期四 睛
下午三点赴俱乐部参加外文系教师联席会议，讨论下年度各级学程及教员入选。

10月2日 星期五 睛 湄潭
按校规，三门课不及格就降级。一同乡女生，请求我给她及格。她不谅解我之苦，只是哭，等我达六小时之久。今晚，她笑嘻嘻地告诉我，数学已经及格，没有降到先修班的危险了。我也为她高兴。

10月8日
学生给教师最坏的印象是缺课。注意听讲，考不好，情有可原。程度好些，自命不凡，常缺课，临时抱佛脚，考不好是必然的。我愿意改课外作业，但是即使是我最喜欢的学生，我也不答应透露试题范围。徇私舞弊，向来是我坚决反对的。

10月26日 星期一 睛
今天正式上课。本期排我三班9小时课，单日两班， 一是先修班，一是文理师班。明天轮到工学院这班。我一贯的教学法是：第一堂叫学生用英文填写姓名、籍贯和毕业中学，其次是发讲义，要求他们预习。首先略看一遍，获得大意，第二遍看每段大意，第三遍查字典，划出不懂之处，以便正式上课时注意听讲并提问。我一再声明，我们的关系是上堂师生，下堂姐妹小弟弟，共同研究，改进教学。余下的时间是出题作文。四年来，这种教学方怯较为成功。它协助我首先摸清了学生程度，便于教学。在此，我应特别感谢陈逵老师的教导。

10月31日 星期六 阴转雨
刚要上床午睡，两个女生来问我课外应学些什么，英文才有进步。我总是劝人多看原文小说，常写英文日记。两位女生中之一是胡院长的女儿胡珊，她谈到三点才走。晚上，一男生敲门进来，希我有空给他修改一篇英文演讲词“Our Economics”（我们的经济学），我答应他明天来取。

11月6日 星期五 阴转睛
将上一堂课的错误写在黑板上，心才稍安。告诫自己要刻苦学习，真正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的含义。
两个教会学校毕业的、英文较好的学生，向我借课外读物，我到书库找了一本小说和一本戏剧给他们。

11月11日 星期三 晴
原来不是我组的学生，也来听讲，教室满座，继续有人要求转入我组。我不过多改点考卷，但最大问题是要有碍系中行政规划，并影响其他教师教学，故请注册课及班主任去解决这个问题。

11月14日 星期六 雨
下午两点，外文系永兴分会开成立大会，学生聘请我们教员五人为顾问。轮到我讲话时，我提出两项：一、组织英语会话会，平时用英语交谈；二、组织英语剧团，弥补国立大学学生生活呆板和不能听懂英语之弊。“学而时习之”，才有进步。

11月15日 星期日 雨
监督能力分组考试并阅卷。

11月29日 星期日 阴
九至十一点，十余迟到校的学生，要求我补授所缺之课。

1943年1月7日
电机系学生鲁君，选我作导师。三天前，他说元旦聚餐费是别人垫的，向我借数百元，我只给他一百元。今天，他又哭丧着脸说，怕功课不及格。教书更要育人，我耐不住，便劝告他：“你聪明，英文根底也不错，该专心念书，争取前几名。聪明误用，比笨人更糟。酒肉朋友非但靠不住，而且会被带坏。你哥供你上学的钱，要预算着用。”他揩着眼泪说：“这些话，只有母亲对我说过，如今她死了，我一定照你的话做人。”另外，还有四位导生送履历表来，座谈了好一会。

4月19日
三点，戴先生引本系教授张君川先生来见。据说张是来永兴指导学生文艺写作的。

4月20日
中、外文两系同仁请张君川先生吃饭。他善导演，懂英、日、德、俄等外语。饭后的余兴是唱戏。

4月21日
晚上听张讲演“欧州文艺之主流及中国近代文坛概况”。他说我国文人派别也多，应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创造荷马史诗般、真善美相结合的光辉巨著，一半以现实为基础，一半以理想求前进。我也早有此想法。他的论点对我之论文有启发。

5月18日 星期一 阴
教育部决定派大批学生出国留学，资格以学科成绩优良、服务经验丰富之讲师和助教为限。钱宝琮主任嘱我写申请书。留学的愿望又在我心中死灰复燃。我吃不下，睡不着、一骨碌爬起来拟信稿。到晚间给梅、郭、佘三位老师各去快信一封。所怕的是抗战时，派出国的文科生和女生少；还有，便是联大的外文系比我校有名。天若有眼，让我出去，该多美好呀！

5月19日 星期二 隋
今夭继续做留学美梦，发一信给逵师，请他指导论文。

5月20日 星期三 晴
消息不一，令人心烦。有的说每年只保送一千人， 三百留英，七百留美。由于军火租借法虽已通过，滇缅路不通，无能运进，改为培养人才。有的说工、医科最重要，文科希望甚少。

5月21日
为招考赴前线翻译阅卷，校方请酒酬劳。

5月24日
自本周起，轮着我教甲组英文。我用英语讲解，正确而生动，并以物示范（不知谁后来投稿到香港《文汇报》，称赞这种教学法）。记得那一课讲到扑克牌，我就以牌示范。每当我讲错一点时，我就自惭，直至改正为止。

5月26日
晚上，学生自治会开游艺大会，欢送译员。以鲁得昌的空中悬人和模彷影星表演最为精彩。
昨晚，各院系、同乡会等团体开晚会欢送译员，闹到十一点。

7月9日
喜获梅师复信，措辞太客气。其谦虚、助人为乐之品德，感我至深。我日后对学生也要持此态度。该信原文如下：“手示嘱推荐留学，自当乐于遵命。惟教育部之详细办法尚未公布，故无从着手，想不久即能公布也……贤弟月俸增为230元。

9月30日
每天清早去后山朗诵英语一小时。课余，译《英国浪漫文学主流》摘要。

11月13日
批改今天收上来的30篇作文，下堂课发还，以后不再拖延时日，学生总希望尽早看到自己的成绩。

1944年12月14日
把这本日记最后一页上的名人名言，作为座右铭：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本文作者：原浙大湄潭分部英语讲师、浙大30年代毕业生）

回忆在永兴的教学生涯
蒋炳贤

初秋的清晨，郁郁葱葱的群山环抱的山城还在沉睡中，我已踏上新的征途，搭乘木炭汽车出发到距离遵义九十公里外的永兴场。车行缓慢，每当上山坡的时候，司机助手便跳下车来，把一块小小的模形枕木垫在车轮底下，汽车才蠕蠕而动地爬上山坡。中午时分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僻处山沟的小集市，公路两旁矗立着零零落落的破旧瓦房，街上冷冷清清，也没有什么店面，景象十分萧条。谁会想到就在这穷乡僻壤的山沟里浙大一年级师生竟然能艰苦地生活、勤奋地教学！
这次我是应浙大之聘前来担任大一英文教学工作的。抗日战争期间，浙大师生历尽艰险，几经颠沛，终于在1940年初迁至遵义，由于城内房屋不敷应用，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迁往湄潭，一年级移至永兴场。当时外文系教师奇缺，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先生和外文系系主任郭斌和先生求贤心切，多方物色。一个溽暑的傍晚，梅先生亲自拿了聘书到我家里来邀请。我久经离乱之苦，喘息未定，满想在这古老而安静的山城里定居下来。不料又要我走动，犹豫不定，继而一想，学识渊博而又德高望重的学者，亲自登门邀请，礼贤下士，热诚可贵，令人心感不已。我就慨然允诺，携眷前来这个穷僻乡镇。学校把我们安排在离街不远的一家染坊的厢房内，这一间不到十平方的陋室就成了我此后的家。生活条件很差，我们用门板权作床铺，用木板搭成书桌和书架，张罗一下，就这样安顿下来。在永兴一年级担任英文课的教师原有三位，费培杰教授负责教学安排工作。我和宋雪亭先生系新来这里的，受到师生热烈的欢迎。当时还没有教研组一类的教学组织，我们五位教师分别担任了两三班的大一英文课。用的是统一教材，开学前碰了个头，把一学期的教学进度大致安排一下，也没有统一的教案，各人用各人不同的教学方怯去进行教学，所达到的效果当然也迥不相同。但是当时浙大十分重视一年级的基础课，基础课的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业务水平，而且要善于教学，善于掌握学生具体情况，随机应变地运用各种教学方式解诀实际问题。竺可桢校长为了搞好一年级各门基础课教学，聘请不少儒学敦行的名教授前来担任基础课。如朱福炘先生的普通物理，钱宝琮先生的数学，储润科先生的化学，都是以教导有方、教学效果优异见称的课程，造福学生非浅。在这里，教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生刻苦钻研，孜孜好学，蔚然成风。我们在这样良好的学风熏陶下，自觉地一心扑在教学上，在不断教学相长的探索中，遵循了一条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外语与思想的一致性．外语训练同时是思想的训练。我们认识到老一套的灌输式教学法不能满足学生旺盛的求知欲，应该尽量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才能把学生的潜能抽了出来，才能诱导学生独主思考，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一个称职的教师应该从苏格拉底那里多学些“催生”的诀窍，不把外语教学限于“传授”知识上。当时浙大一年级分部的外语工具书和参考书不多，但我们鼓励学生多查词典多看参考书，绝不把一切困难都给学生解决。
对大多数非英语专业的各科学生来说，英语的四会要求应有所不同，阅读一般放在写作前面，写作有时走在听和说前面，也有时走在后面。这全要看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和学生个人的能力偏向。就实际需要来说，四会水平的比例应有所侧重，例如从事笔译的人可以侧重阅读和写作。当时我们的大一英语教学要求便侧重阅读和写作。由于教材内容的多样化，文学作品较多，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很广，每课书消化之后， 一般的作业以写短文为主，效果也较显著。据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当时一年级理工科学生的实践能力较强，一学期终了，一般都能写出无重大语法错误的短文、提要等．这为他们后来在高年级时能用英文写论文打好了结实的基础。
当时我们的教室设在楚馆（湖南会馆），系在大厅上用木板隔成的教室，开间很小，光源不足，冬天凛冽的寒风从窗棋门隙中吹来侵入刺骨．跟我在隔壁教室同时上英文课的是成章先生，在我们几位英文教师中，他年事最长，教学经验丰富，一口地道的南京方言，上起课来，乡音未改，声调特别洪亮，往往把我讲课的声音压倒；因此，我就不得不提高了嗓门，否则我班上的学生只能听到从隔壁传来的铿锵有力的教课声。就这样，高声讲课成了我几十年来一直改不掉的习惯了。
课堂教学之外，我们没有其它的课外活动，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我们没有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但是，当时有一位英籍传教士在学生中组织一个基督教团契，设有唱诗班、圣经班等。记得圣诞节晚土，成群的青年男女学生在室外唱赞美诗，婉转和谐的歌声，往往回蔼在凄凉的寒风中，给人一种温暖宁贴的感觉。团契还经常举办英文讲座，有一次邀我去作有关“宽容之道”的演讲，目的无非想借我之口宣讲基督教义，因为“宽容”与“宗教宽容”是两词而一义，我既非基督教徒，对“宽容之道”也从未在哲理上或宗教上做过研究．我原想从圣经故事中找几个例子讲一讲，继而觉得不妥，我要以一个英文教师的身份去用英文演讲，而不是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目来说教，急中生智，手头刚巧有一本Victor Hugo 的Les Mis’erables （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就把小说开头有关主人公偷窃被捉而释放这一情节作为演讲内容，娓娓讲来，倒也引人入胜．后来又邀请我去作有关“Tolerance”的讲座，那我就无法应付，只好谢绝了。这一事例说明：当时我们课堂教学之外，根本没有其它活动，其它文娱生活也就贫乏了。
永兴是个山乡，深山老林，草莽遍野，人烟稀少。每当我在一盏微弱的桐油灯光下备课读书的时候，万籁俱寂，孤灯照影，不胜寒寂。十点左右阵阵号角声传来，这是学校报时熄灯时间到了。有时午皮梦回，听到远处传来狼嚎之声，惊起还以为是警报。我们的课余暇日都是在跟美丽的大自然打交道中度过的，跟我同院住的一位中文系老师薛声震先生，是位敦厚笃学之士。生活很清苦，家徒四壁，除了一些古书之外，别无他物。但他爱兰成癖，每逢假日，总爱到林野山间去采集兰花。教读之余，我就跟他一起跋山越岭，到处去采兰花。这里野生的兰草品种繁多，有不少珍贵的如素心兰、墨兰等，我们每次出去总是满载而归，我们把兰花盆裁起来，摆在阳室中，幽香扑鼻，深有“室有兰花不炷香”的情趣。
此外，费先生自己喂了一高头大马，我们有时就借骑了他的马出游，驰骋在原野里，胸襟为之开阔不少。傍晚时分，我们经常在田间散步，看到在暮色茫茫中农舍炊烟四起，“穷巷牛羊归”，“田夫荷锄至”。此情此景，不禁令人诵起Thomas Gray的诗句：
The curfew toi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ugh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低吟之馀，让自己的性情怡养在诗的甘泉中，脱去尘芳，得到精神的解放，心灵也倘佯自乐。
第二年春我被调回遵义浙大校本部授课。动身的那一天，也是个细雨霏霏的清晨，因为公路车不通，我们只得乘了一辆骡车起程。当骡车辘辘地离开永兴场的时候，我从窗口回首眺望到灰蒙蒙的“楚馆”和“江馆”的屋顶，心中平添了无限惆怅。我问自己：在那样穷僻的山镇，坏境是那么荒凉，生活条件是那么艰苦，为什么浙大师生竟然安贫乐业、弦歌不辍呢？没有别的，这是浙大的求是精神和师生爱国热忱，鼓舞着、支持着大家在艰难的岁月中，为振兴中华而勤奋教学，为作育人才而含辛茹苦，这种良好的学风和坚定的爱国主义热情至今仍值得我们怀念而发扬光大。
1987年2月于杭州大学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教授 原浙大外文系教授）

浙江大学外文系在遵义
张君川 裘克安 陈建耕

浙江大学1939年从广西宜山迁至贵州遵义．在极艰苦条件下展开教学研究工作。浙大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学生素来明确以外国语言为工具，进行外国文学及语言学的研究，师范学院英语系以英语学习为主，以外国文学及语言学研究帮助丰富中学教学之用。浙大外文系语言以英语为第一外语，德、法、俄、意、日、希腊、拉丁语分别为第二外语，通过英语学习欧美文学。外文系教授均系国内知名学者，系主任由文学院长梅光迪兼任，讲授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郭斌和教授教希腊、拉丁文学，田德望教授教英国文学史及但丁，张君川教授教莎士比亚戏剧及小说，佘坤珊教授教英诗，谢文通教授教英国散文，亦各兼有英德、等语言课程。一、二年级为基础课，三、四年级为高级课程，考试亦有采取撰写诗文方式，为毕业论文作准备。学生课余组织戏剧文学班，专讨论文艺问题，并负责全校戏剧演出，计先后演出洪深翻译的《寄生草》、德国海贝尔的《悔罪女》等，并为纪念梅光迪演出《万世师表》，亦为练习外语而用外语演出《蠢货》等。这样，学生课余娱乐亦与学习、研究融会在一起了。
英国文化委员会李约瑟博士来浙大参观，见到遵义山城树荫墙角响彻学生朗朗书声，浙大图书馆外文藏书丰富，颇为惊讶，赞为“东方剑桥”。但浙大外文系研究欧美文学，素来认为欧美文学名著，和我国楚词、红楼一样，都是全世界精神财富，非一国得而独专，正如第一批用科学方法研究莎士比亚的并非英国，而是德国歌德、史莱格尔。外文系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既尊重欧美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又根据欧美原著，实事求是，进行科学分析，阐发一己独创见解。如在当时重庆、贵阳各杂志《时与潮》、《文讯》等处发表的有关莎剧文章，对欧美莎士比亚专家如道威、威尔逊等专注于考证莎士比亚立论；斯塔夫等脱胎于中世纪民间戏剧（道德剧）而立论；我们更着重其从生活中概括取神创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以反映现实。这种论点，即在今日看来，仍可谓比较科学，合乎实际。外文系师生还认为，世界各国文化绝非孤主，而是相互交流影响，从而产生崭新的文化成果。我国汉唐以来，历代如此。鲁迅即受外国小说影响创作了不朽的《阿Q正传》。外文系素重比较文学研究。梅光迪、郭斌和，连竺可桢校长在内，均学衡派大师，对比较文学素有研究，贡献颇大。外文系学生还主张研究外国文学为中国文学写作服务，他们大都一面研究，一面从事写作。写作为实践研究成果，研究为了改进写作。所以遵义时期外文系毕业的学生，有从事写作的，有从事翻译研究的，成绩显著者颇不乏人。外文系师生研究欧美文学，其中包括苏联文学，无形中把欧美民主科学思想进一步传播开来，也把苏联文艺介绍进来。外文系戏剧班更成为浙大、遵义及全国争取科学、民主的文化堡垒之一，与全国来遵义的文化人如熊佛西、端木蕻良等联合起来，与黔北人民结合起来，协助创办《力报》，举办罗曼·罗兰纪念会等文艺及戏剧活动，并参加及支援各地学生运动。这不只使遵义山城学术及政治空气活跃起来，也与全国学生、全国人民互相呼应，掀起科学民主运动的革命浪潮，迎接全国人民解放的黎明。
（张君川)

浙大外文系在遵义的七年中，虽然处处有困难，却是教学秩序稳定，做出成绩，并对当地的外语教学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外文系有一支基本齐全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他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学生，对于英国约翰逊博士和卡莱尔等人特别钦佩和深有研究。郭斌和教授的专长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和哲学并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英国文学研究者有陈嘉、佘坤珊、谢文通等；法国文学语言方面为黄尊生；德国和意大利文学语言方面有田德望。其余还有讲师多人和少数助教。外文系开课有完整的系统，本科生到第四年己能写出中等长度的英文论文．这在缺乏外籍教师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除此之外，外文系还开设公共英语课，教授其他系的一、二年级生，使全校学生都能利用外文教材和参考书。外文系一年级新生在湄潭学习。后来一段时间还增设了师范学院英语系，它的部分教学工作仍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书籍是外文系最重要的教学手段（当时还没有录音机和电视机）。浙大图书馆的外文书籍不少，比较全面，质量也相当高．抗战期间屡次搬迁，仍能迅速在遵义新城丁字口山上江公祠集中上架，供大家参阅，实在很不容易。外文书籍又特别重，记得每逢搬迁的时候，校方总是鼓励学生借出书籍自带，既增加自学的时间，又减轻图书馆一部分运输的负担。同学理解外文书籍的宝贵，都很爱惜，重视公德，如数归还。
当时复本教材很少，除了利用图书馆以外，师生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极少机会买得到外文书刊．所以教材要靠油印复制，既不可能印得很多，纸张质量又差．自己如果搞得到Zucker编的欧洲文学边读，或者注释本的莎士比亚剧作，那是如获奇珍，当时同学都排好时间轮流阅读．抗战后期，却有两个来源能搞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外文读物，一是从重庆“时代书店”能买到苏联出版的英文杂志，一是从昆明地摊上能买到美军读后丢弃的美国畅销书。这些书刊，数授们虽不屑一顾，却大大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浙大在遵义时期，同外国的接触很少．我只记得有一次牛津大学的陶兹教授来作了关于希腊文明的讲学，由郭斌和教授作口头翻译。另一次是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李约瑟博士来访问，他赞誉浙大能保持这样高的学术水平，堪称“东方的剑桥大学”。
遵义地区中学原来的外语师资不多，浙大外文系的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能在一些学校里兼课，也颇有助于提高当地的外文教学水平。
1944年外文系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演出剧团叫做“外文系戏剧班”。开始只在外文系内部演出外文的短剧，后来逐渐在遵义公演话剧，不但得到遵义当局和外文系教授们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当时逗留在遵义的“文化人”熊佛西、许幸之、端木蕻良等的指导。这个组织在当时遵义的话剧界有过一定的影响，对以后的进步学生运动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外文系的师生生活层然非常清苦，但读书空气却十分浓厚；自有“戏剧班”后，也就开始走向社会了。
（裘克安稿，陈建耕修改补充）

（本文作者：
张君川，杭州大学教授，原浙大外文系教授
裘克安，外交部外语专家
陈建耕，华东师大教授
后二人均系浙大40年代毕业生）

抗战时期浙大文学院社会科学期刊介绍
楼子芳

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上，浙江大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有长达近九十年的历史，且有长期砥砺的求是学风，为祖国造就了一批建设人才。解放前的浙江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有一支出色的学术研究队伍，优良的学风也充分体现在学术研究上。
从1928年浙江大学创办文理学院（1939年分为文学院、理学院）以来，先后创办了许多学术性刊物，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虽然带着时代的印痕，对当今研究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史学、古籍整理等学科，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鉴于目前有关单位对这些刊物收藏不全，以及限于笔者水平，不可能加以全面记述。本文对在贵州出版的五种主要的社会科学刊物（包括综合性刊物）依其刊行前后作一介绍。

《史地杂志》
《史地杂志》于1937年5月1日在杭州创刊，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编辑及发行，双月刊，铅印十六开。本刊在杭州只出第一卷第一、二两期，由于全民抗战开始，浙江大学数度迁移，印刷困难，街停出版。1938年以后，浙江大学相继成立了师范学院史地学系（行政与师资、设备均与文学院史地学系合一）、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史地教育研究室、以及师范学院史地学系第二部。由于单位增多，迫切需要有1个学术刊物，于是在1940年9月，《史地杂志》在贵州遵义复刊，出版第一卷第三期，改铅印为石印，到1942年3月止，共出版了两卷六期（第二卷只出两期）。本刊的《发刊辞》和《复刊辞》均为史地学系主任张其昀撰写。
在《发刊辞》中指出：“杭垣素称东南文献之邦，……本大学史地学系虽属新创，而学术渊源如此深厚，缅怀前修，良深神往。”本刊创刊的目的是“阐发新知，微贡新得”，以及“继承精神之遗产，发扬固有之光荣”。当时，史地学系的学术活动是非常活跃的，曾与浙江省图书馆联合举办以浙江史地为内容的学术讲演，每月两次；另外，还经常举行读书会、学术广播及浙江史地学会活动。其中不少论文和学术报告发表在《史地杂志》等刊物上。本刊有论著、新书介绍、附录等栏目，刊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之国防地理》、李源澄《浙东史学之远源》、王焕镳（驾吾）《万季野先生系年要录》、俞大纲《武曌母号考》、杨敏曾《禹贡三江考》、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张荫麟《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张崟（慕骞）《记武林坊巷志稿》、任美锷《浙江之风景与地质》、李絜非《国际年报述略》等论文。本刊还十分注意对国际问题和国际形势的研究，发表了顾谷宜《留学苏俄时之见闻》、费巩《西班牙内乱之历史背景》等文章。原计划第一卷第二期是“日本专号”，因准备学校搬迁而辍业。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地学系举行了报告会和讨论会，并出版《太平洋战争讨论集》，作为本刊第二卷第二期的专辑，1942年3月出版，收有论文五篇。

《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
《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于1940年9月创刊于贵州遵义，由院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及发行，师范学院院长王琎（季梁）任编委会主席，郭斌和、梅光迪、张其昀、陈剑修、苏步青、朱正元任编委。校长竺可桢为院刊撰写了《发刊辞》。本刊出版了第一集第一册、第二册（1941 年6月1日出版）两期，每期石印线装一册，均70余页。本刊内容反映师范学院文理各系的学术研究成果，它刊有任美锷《地理学的性质与其在教育上的地位》、郦承铨《中国学术与今日大学之中国文学系》（ 刘操南记）、缪钺《中学国文教学站商榷》、费巩《施行导师制之商榷》、丰子恺《艺术的效果》、陈立《男女性别的心理研究》、俞子夷《中等学校里的科学》等论文。

《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
《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于1942年6月在贵州遵义创刊，由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及发行，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郭斌和任编委会主席，梅光迪、张其昀、费巩、张荫麟、王焕镳、缪钺、黄尊生等为编委。张荫麟去世后，增补谭其骧为编委。到1944年8月为止，共出版了4集，每期均为石印线装。本刊刊有梅光迪《卡莱尔与中国》、缪钺《杜牧之年谱》、李源澄《汉代赋役考》、张荫麟《燕肃著作事迹考》、郭斌和《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谭其骧《辽史订补二种》、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黄尊生《埃及象形文之组织及其与中国六书之比较》、黎子耀《补后汉书食货志》等论文。

《思想与时代》
《思想与时代》于1941年8月1日在贵州遵义创刊，思想与时代社编辑及出版，月刊，铅印十六开，每期18页左右。它是浙江大学部分教授联合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北大、南开、清华）及成都、乐山的一部分大学教授创办的，编辑部设在浙江大学文学院。本刊出至四十期（1945 年2月1日出版），因战事和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之故，曾停刊一年十个月。1947年1月1日在杭州复刊，至1948年11月为止，共出版五十三期。
本刊内容有哲学、科学、政治、文学、教育、史地等方面，“而特重时代思潮和民族复兴之关系”。本刊所要追求的目标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的努力方向。”（见张其昀撰写的《复刊辞》，载第四十一期）为本刊撰稿的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教授张其昀、郭斌和、缪钺、张荫麟、费巩、陈立、王承绪、夏承焘、任铭善、陈乐素、黎子耀、严群、任美锷等，以及其他大学的教授钱穆、朱光潜、冯友兰、方豪等。竺可桢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是本刊创刊号的压卷之作，他介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史，精辟地论述了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又贵在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浙江大学著名教授张荫麟和梅光迪去世后，本刊出版了《张荫麟先生纪念专号》（第十八期）和《梅迪生先生纪念专号》（第四十六期），对张荫麟、梅光迪的生平和才德，均作了全面的介绍。另外，还由中正书局出版和发行《思想与时代丛刊》五种：贺麟等著的《儒家思想新论》，张其昀等著的《现代思潮新论》，谢幼伟等著的《哲理与心理》，竺可桢等著的《科学概论新编》，朱光潜等著的《政治与教育》。
本刊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在遵义时期，重庆和桂林设有总代售处；在杭州时期，除杭州外，在北平、南京、上海、成郁、长沙和广东梅县均有代售处。

《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
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于1939年，由史地学系主任张其昀兼任史地学部主任，史地学系教授涂长望任副主任，内分史学组、地学组、气象学组、人文地理学组。《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是反映史地学部各组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成果．第一号出版于1942年4月，共出版了4期，每期铅印或石印十六开一册，本刊重点刊登的是贵州省地质、地形、气候等各项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对抗战时期建设西南地区有一定的实际价值。第四号是《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1942年12月出版），汇集了当时在遵义由史地学部主持举行的“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上宣读的竺可桢、叶良辅等的10余篇论文。

转载自《杭大校史通讯》1987第3期

浙大中文系在遵义
杨质彬

　　时光易逝，离开革命圣地遵义已经45年了，但当时在浙大中文系学习的情景，犹历历如在目前。最难忘的是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他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热爱祖国、热爱学生、在抗日的艰苦困难中，坚持办好教育，聘请了不少学有专长、爱国、民主、富有正义感的教授共同办学。他坚持以“求是”精神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既有坚实牢固的专业基础，又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同时重视体育锻炼，养成健全体格，毕业后真正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们当时就是在这样的要求培养下学习、成长的。
　　当时我们读中文系，不仅要重点学习中文的古今名著、经史子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以掌握专业知识，还必须学习哲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西洋文学等等，以开拓眼界，丰富知识，使专业有广博而坚实的基础。
　　中文系的教授如缪彦威、王驾吾、萧璋、祝文白等为我们讲授古代散文、古代汉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艺术欣赏等等，教学效果都很好。我还记得缪彦威老师为我们上诗词课时，讲解精炼透辟，文情交融、生动自然，极其引人入胜。不仅中文系的同学是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还有不少他系的同学也来选课或旁听，教室常为之满。其他课程如费巩教授的政治经济学、黄翼教授的心理学、蔡堡教授的生物学、顾谷宜教授的西洋通史等等，都莫不条理清晰、内容精要，理论结合实际，既阐述了先进的科学与哲理，也传授了系统的丰富的知识，常使人听了解难释疑、茅塞顿开。各科交融，左右逢源，深感知识如海洋，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必须坚持学习。课外，同学们大多是勤奋不息，自觉钻研。根据自己所学的重点和兴趣爱好，不断参考阅读各种专著及文史哲等的整编资料和杂志报刊，深入体会，反复思维，务期能理解掌握所读著作的思想脉络、表现手法及其在文学或社会发展上的成就与影响，既可巩固课堂所学，并可进而对一些著作的思想观点、语言艺术联系贯通，对比分析，以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鉴赏能力。
　　当时各课教学，还非常重视思想教育，充满爱国抗日的热情。记得我们在古散文课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结合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体会其伟大襟怀与爱国热忱，莫不深受启发与感染而心情激越，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在诗词课学岳飞的《满江红》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特别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真感到是字字血泪，壮怀激烈，不仅表达了当时人民决心抵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愿望，也留给了千载来人以深切的教育与警惕，至今还印象特别深刻。
　　除了正课，还有经常举办的学术政治活动与讲座。如介绍王阳明的学说与爱国精神，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讲述苏、辛词的时代背景，以及结合时事作形势分折报告等等，莫不内容丰富，说理透辟，论据确凿，是非分明，听了增人见识，扩人胸襟，看到前途光明，更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所以当时的同学，都不只是埋头读书，不问外事，而是思想与时局息息相关，言行与社会密切相联，突出的如反对反动的训导长，拥护民主教授费巩为训导长，“倒孔”（祥熙）等游行无不积极参与。平时还有同学参加“大家唱”歌咏队，高唱爱国抗日歌曲；参加民办识字班，努力提高遵义人民的文化水平。校内有学生的进步组织“黑白文艺社”，当时的社长何友谅就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同学，他坚持斗争，竟不幸为国民党逮捕迫害致死，至今令人愤慨，令人痛惜！
　　遵义人民富有革命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这也给浙大学生以很大彭响。同学们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接受大学的专业训练和深刻的思想教育，虽然生活艰苦，却从不叫苦，而是刻苦学习，作风纯朴。有的参加当时全国大学生的写作比赛，名列前茅，竺可桢校长，把此记入了自己的日记。特别是学生毕业以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作地方教育行政领导，有的出国讲学，有的执教高等院校，有的参加了辞书的编写，不少人发表了学术论著，更有大批的中学语文教学骨干，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困难，好学向前，体现了浙江大学的求是精神，积极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对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追根朔源，我们永不会忘记遵义，永不会忘记在遵义浙大中文系学习时所受的教育与培养。

（本文作者：上海教育学院教授，浙大中文系40年代毕业生）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
刘操南

　　1988年夏，我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教，迭接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惠书，嘱为《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关于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部分”撰稿，诚意殷渥，感惭交并。由于我曾随着浙江大学西迁，留在遵义七年，是恢复中国文学系后第一届毕业生并留校任教，了解一些情况；转思如何报命？考虑之下，不如提供一些原始资料，给予串连说明，或可以供编纂地方志者历史地对待和研究的参考。是否有当？祈请海内外师长学兄正之。
　　清代光绪年间，杭州有：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东城讲舍和学海堂六个书院。中日甲午之役，清政府丧权辱国。有识之士，触目惊心，感觉要储国力，雪国耻，奋发图强，非变法不可!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清政府奏请于六书院外设立求是中西书院，杭州府知府林启（迪臣）受任为总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劳乃宣为总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称浙江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称浙江高等学堂，吴震春为监督。
　　中经衍变。民国16年（1927）北伐军过浙江，国民政府成立，设大学区制，将杭州高等院校合并，改称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设工、农两学院，蒋梦麟为校长。民国17年（1928）改称国立浙江大学，增设文理学院，邵斐子为院长。本科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先设英文组）、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史学与政治、体育、军事十一学门，另设医药预备科。中国语文学门是时成立,刘大白为主任，鐘敬文为助教。民国18年（1929）9月，文理学院将中文、外文、史学与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六主科学门改称学系，增设生物、心理、经济、教育四学系。中国语文学门改称中国语文学系。次年，中国语文学系还称学门。
　　民国26年（1937），芦沟桥事变，日寇为虐，大举侵华，浙江大学西迁，辗转流徙，弦歌不辍，由杭州至建德，至吉安，至泰和，至宜山，最后到达贵州遵义与湄潭焉。途经六省，计程二千六百余公里。在遵义、湄潭办学历时达七年之久。浙江大学原由中国语文学门添设为系，酝酿于西迁泰和上田村。民国7年（1938），浙江大学循水陆两路迁至广西宜山，奉教育部令添设中国文学系，农学院设农业化学系。8月，增设师范学院，设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六学系。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正式招生入学。10月于广西宜山文庙，两系师生成立中国文学会，以宏扬国故、探讨新知为宗旨。是时校长为藕舫 竺可桢教授，文理学院院长为胡刚复教授，师范学院院长为季梁王琎教授，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国文系主任为洽周郭斌和教授
　　中国文学系与国文系成立之际，系主任郭斌和教授将“课程草案”印发宣读，并作讲解。时余略作笔记。兹录于次，以供参考。
　　
　　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
　　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一偏之弊，殆弗能免。昔姚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必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所附，词章有所归。世以为通论。而学问之要，尤在致用。本学术发为事功，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旷观史册，凡足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人物者，莫不修养深厚，华实兼茂；而非畸形之成就。故中国文学系课程，不可偏重一端，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考核之功，足以助其研讨；词章之美，可以发其情思；又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之哲学、文艺，为他山攻错之助。庶几识见闳通，志节高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祈向已。爰本斯旨，草拟本系课程如次。
　　郭主任宣读《草案》时，复加阐发：“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实乃为学之于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互结合。居今日而论学，须本姚氏之言而申之，不可滞于迹象。故所谓义理者，非徒宋儒之言心性也；所谓考据者，非仅清人之名物训诂也；所谓词章者，亦非但谓某宗某派之诗文也。凡为学之功，必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此即考据之功也。考证有得，须卓识以贯之。因小见大，观其会通，此即义理之用也。而发之于外，又必清畅达意，委析入情，此即词章之美也。考据赖乎学，义理存乎识，而词章本乎才。孔子之修《春秋》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事则考据也，其文则词章也，其义则义理也。非三者相辅，不足以成学。明乎此意，庶可免拘率之见，偏曲之争矣。”《草案》开宗明义，意在宣扬中国文化之优良传统，办中文系不仅在传授知识，而在获得中国文化之修养，识见闳通，文字典雅，治事教人，明体达用。移风易俗，以期改善社会国家。给莘莘学子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复述课程于次。
　　第一学年　凡画⊙者，为必修科
　　⊙国文兼习作
　　选授历代名篇，讲明中国文章之体裁及流变，赓续高中国文未竟之功，增进学生发表之能力。
　　⊙语言文字学概要
　　讲明中国语言文字之形义、声韵、文法，使学生得语言文字学之基本知识。
　　⊙论语孟子
　　论语孟子为儒家要籍。二千年来，浸渍深厚，本课讲明两书精义要旨，使学生深解熟读，期能涵养德行，开启神智。
　　外国文学、中国通史、教学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为本学年必修科。
　　第二学年
　　⊙国文习作
　　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注意修辞之训练。
　　⊙诗经
　　⊙唐宋文
　　⊙唐宋诗
　　尚书
　　音韵学
　　就第一学年语言文字学之基础，而益求深研，充分利用西方语言学之知识，以治中国声韵，考古审音，祈其精密。
　　小说研究
　　英文名著选读、西洋通史、哲学概论皆为本学年必修科。
　　第三学年
　　⊙史汉研究
　　⊙宋明理学
　　义理之学，至宋明而精。本课选授两代名家学案，尤致意于其由学术，发为事功，以期养成学生体用兼备之用。
　　⊙楚辞汉赋
　　⊙六朝文
　　仪礼礼记
　　古文字学
　　就第一学年语言文字学之基础，进而研治金文甲骨，以撢文字之原。
　　训诂学
　　翻译
　　与外文系合开。
　　讲明翻译之原理与方法，教学生练习译西文为中文，求其能忠实畅达，文字优美，而蔚为译界之人才。
　　第二外国语
　　本学年学生必须选修外文系文学批评。
　　第四学年
　　⊙诸子研究
　　指导学生研读诸子之方法，于老庄墨荀韩非诸子中选一种或两种。
　　⊙中国文学史
　　⊙词选
　　周易
　　春秋三传
　　专集研究
　　曲选
　　校勘学
　　目录学
　　中国哲学史
　　中国政制史
　　与史地系合开。
　　本学年学生必须在外文系选修一科，或诗，或戏曲，或小说。
　　
　　治学之道，贵由博返约。先务广览，后求专精。本草案于经史子诸要籍，皆列入必修，或选修之科。但祈精读，不务矜奇。至第四学年，始授目录校勘之学。其途迳示以方法，深造自得，学成专家，则期诸英卓之士。
　　本草案于《诗》、《书》、《礼》、《易》、《春秋》诸经，皆开专科。惟以时间所限，不能均列必修。《诗经》于文学关系尤为密切，故定为必修，其余则在选修之列。至于先后之次，则依孔门教学之法，先易后难，首《诗》、《书》，次《礼》，而《易》、《春秋》殿焉。
　　主任于此复作说明：“六艺本王官旧典，孔子复董理之，各发新义，以授弟子，实为中国文化之渊源，近人考古，虽多所献疑，然自汉以后，二千余年政治教化，学术文章，受其影响至深。故欲治中国学术，不得不首致力于此。《草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阐发中国学术文化之优良传统，实有至理存焉。主任复云：近世弟子，喜谈流别。不读先秦诸子，宋明儒书，而言中国哲学史；不读《毛诗》、《楚辞》，名家专集，而言中国文学史。强记姓名，侈论宗派。听其言，似博通古今；叩其实，乃羌无所得。充其量，不过如章实斋之所谓横通，于学之事无与焉。本草案定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等科于第四年级，于学生研读群书之后，加以综合融贯之功。庶几轻重无违，本末得所。
　　昔章实斋谓九流之学，出而用世，必兼纵横，以见文采之不可以已也。今成轻视之事，无复揣摩之功。论学则征引万言，芜杂烦冗；应世则短函小札，达意未能：令人复兴苏氏黄茅白苇之叹。本草案特重国文习作，使学生成能为清通修洁之文，足供应用。
　　文字之学，古人幼而习之，故称小学。汉晋文士，多精于此；而未尝自炫。宋元以降，字学荒芜。清人董理绝业，致力颇深；然亦不过以为读经之助。至于声韵之学，昔人尤为矜奇。今世以欧西科学方法，考定古音，简易明确，并无秘奥。本草案定语言文字学于第一学年，所以植其基础。第二、第三学年始开音韵学、古文字学、训诂学等科，所以导其深研。方今世变之烈，振古未有。吾国文章学术，皆在蜕故变新之中。惟将循何种之方式途径，则不得不借资欧西。采人之长，以益吾之短。本草案兼重西文。凡英文名著、文学批评、翻译、西洋诗、小说、戏曲、第二外国语等，皆在必修或选修之例。使学者收比较之功，得攻错之益。高明之士，可以自寻创造之途。
　　《草案》慎思明辨，高瞻远瞩。发表已将半个世纪，不少话还是切中时弊的。
　　民国28年（1939）8月，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与理学院，另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及史地教育研究室。文学院成立后，中国文学系隶属于文学院，文学院院长为梅光迪教授，理学院院长为胡刚复教授。郭斌和教授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兼外国文学系与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民国29年（1940年）2月，浙江大学自广西宜山迁于贵州遵义，囿于当时条件，校舍则分布于遵义、湄潭及湄潭之永兴，贵阳之青岩数处。文学院与工学院在遵义上课；农学院在湄潭上课，师范学院添设附属中学，亦在湄潭上课。一年级初设于青岩，9月份起转设于永兴。这时中国文学系和国文系计教师9人。在宜山时，尚有刘弘度永济教授，陈大慈讲师，刘已离校他就，陈在宜山谢世。马一浮大师则在全校讲学一年（1938.4一1939.4），后去乐山创复性书院。余如：夏定域、詹瑛、萧璋、戴名扬、张仲浦、李菊田诸先生嗣后陆续诣校系。今将其姓名、字、性别、年龄、籍贯、学历、经历、所授课程及所任职务、到校年月，逐项缕述如次：
　　
　　郭斌和 洽周 男 40 江阴 香港大学文学士、美国哈佛大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曾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教授兼系主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外国文学批评，1937年8月到校。
　　祝文白 廉先 男 55 衢县 浙江高等学堂文科毕业。曾任民国大学教授二年、燕京大学及国立北平大学讲师9年。教授，讲授论语、孟子、一年级国文，1936年8月到校。
　　缪 钺 彦威 男 37 溧阳 曾任河南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广州学海书院编纂，副教授，讲授诗经、唐宋诗、高级国文，1938年10月到校。
　　王焕镳 驾吾 男 40 南通 国立东南大学毕业。曾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辑部主任，副教授，讲授经学通论、唐宋文、高级国文，1936年8月到校。
　　郦承铨 衡叔 男 37 南京 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暨南大学讲师，国立厦门大学、私立金陵大学教授、副教授；讲授杜诗、高级国文，1939年10月到校。
　　薛声震 效宽 男 37 高邮 曾任河北省立第六中学、安徽省立颖州中学、河南省立信阳师范等校国文教员，河南大学讲师，讲授文字学纲要、一年级国文，1939年8月到校。
　　张清常 男 26 安顺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系毕业，曾任交通部北平广播电台音乐史地讲师，讲授一年级国文，1938年11月到校。
　　许绍光 明两 男 31 宜兴 中央大学文学士，曾任浙江省立湘湖师范国文教员三年，助教兼文学院文牍，讲授补习班国文。
　　张志岳 男 29 馀干 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曾任云南省立昆华女子中学高中部国文专任教员，助教，讲授先修班国文，1939年8月到校。
　　
　　民国30年（1941）4月，《浙大学生》复刊，征文于余，为作《中国文学系概况》及《<浙大学生>复刊第一期复刊辞》。兹录于次，以见当时中国文学系的办学精神与概况及学校学风的一斑。
　　
　　中国文学系概况
　　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创于民国27年8月，迄今差近三载，为时尚短，效绩未彰。系中情况，请略言之。
　　今日大学中，研治中国学术，有三问题，最为切要。一曰专与通，二曰新与旧，三曰中与西，此皆似相反而实相成。吾校中国文学系师生讲授研究之宗旨，即在于此相反相成之中，求一适当之标准。兹分述于下：
　　一、专与通 今人论学，或主专家，或重通识。主专家者，鄙通识为肤浅空疏；重通识者，讥专家为支离破碎。吾人以为承学之士，先须博读基本要籍，然后择一两门性之所近者，用严密之方法，作精深之研究，仍须时有超卓之识，观其会通。故所谓专家与通识，不过畸轻畸重之名，非水火相反之事。盖真正之专家，无不修养深厚，兼具通识，亦必有一两种专精之学问，非泛览肤受，如章实斋所谓“横通”者。——此吾人对于专与通一问题之态度也。
　　二、新与旧 今人论学衡文，每有新与旧之争。吾人以为学术文章，应论“真伪”、“美恶”、“是非”，而不应仅论“新旧”。昔人谓佳文如日月，光景常新。日月乃天地问最旧之物，所以常新者，以其有灿烂之光辉也。反之，矢溺粪土，固无人因其新而宝之。“久则穷，穷则变”之原理，吾人承认之。惟变之中，仍有不变者存，故新之可贵，非仅以其新也，以其久则穷，穷则变，变则仍不失为“真”为“美”为“是”也。此吾人对于新与旧一问题之态度也。
　　三、中与西 学术本无国界。“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印度佛学及梵文之输入，能使吾国哲学思想、音韵学、文学、艺术，皆受影响，则已试之效也。方今瀛海如户庭，故虽治中国学术，亦非仅能读中国书为已足。以文学言，小说、戏剧，吾国不甚发达。故欲创作者，必熟读西洋名著，以资模效。即作诗与散文，如精熟西洋文学，亦可于不知不觉中，创新意境、新风格。以文学批评言，应用西洋文学批评原理，读吾国古人诗文，可有许多新看法、新解释。以研究考证言，西人考证方法之精密，可供吾人仿效，西人治汉学之成绩，可供吾人参考。（譬如音韵学，清代三百年中，成绩虽甚卓著；而近来欧西学者，凭借其科学之知识及方法，考中国古音，遂觉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此学者所公认者也）居今日而治中国学术，苟未能读西洋书，恐终难有卓异之成就。——此吾人对于中与西一问题之态度也。
　　吾校中国文学系讲授研究，对于专与通，新与旧，中与西三问题，既本上述之态度，而对于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亦求平衡之发展。故所希望造就之人才，可以为一种精深学术之专家，而必修养深厚，识见宏通者；可以为工诗能文之作者，而必思想清新，学问切实者；可以为小说戏剧之作家，而必于中国文学及西洋文学，有精深之造诣者；可以为整理国故之学者，而必能读西书，运用西方人之方法及见解者。又吾国古人论学，每重致用。所谓“致用”者，非浅近之功利观念，乃由学术发为事功之谓。时势虽异，原理不磨。方今吾国，正为保卫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而抗战。异日国运中兴，能负荷建设大业者，必为有中国文化修养之人才，可以断言。中国文学系学生，既有中国文化修养为基础，苟因天才兴趣之所近，能于事功，有所树立，亦极自然之事，吾人平日治中国学术，固不敢侈谈事功，高自标置，以蹈迂阔之讥；然苟能自然产生此种人才，亦所深祈向者已。
　　系中课程，遵照教育部所颁布者，而斟酌实际情况，略有更易。大抵一、二年级，皆公共必修科目，及本系基本课程。三、四年级，则为较高深及专门者。一、二年级必修科甚多，三、四年级则必修科较少，而重课外研读。有数种功课，讲授时均以西洋文学作品，或西洋文学理论相印证，并指定读西洋文学书，以供参考。三、四年级选课指导时，劝学生选修外国语文学系课程。国内大学中国文学系，有自三年级以上，分文学及语文文学两组者。本校中国文学系不分组，而二、三、四年级，均有语言文字学之课程。系中诸先生课室教授及课外指导，皆本上节所述之宗旨及态度。本系创立以来，甫及三载，不敢云有何成绩；而诸师殷勤善诱，同学朴静用功，已养成良好之风气，异日或能发光辉于笃实也。本校师范学院国文系，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同时成立。国文系课程，除教育科目外，均大致与中国文学系相同，恕不赘述。
　　（1941年4月）

　　《浙大学生》复刊第一期复刊辞
　　方今世变之烈，振古未有，一切皆在蜕故更新之中，大学学生，应于至理要道，有真知灼见，养成独立之精神，远大之怀抱。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平理若衡，照物如镜。庶几从违取舍，成得其宜，笃实光辉，树立风气。吾校以“求是”为校训，同学平时研讨，皆本斯旨。间有心得，发为撰述，以为观摩激励之资，则本刊是已。
　　至若我校同学团体动态，生活素描，作简单之报告，可以见抗战期中，青年学子之所以自处；而关怀国事，哀念民生，一切救亡图存之工作，亦并著于篇。本刊在杭州时，曾付印七期，后以学校迁徙流离，中稍停辍。今于复刊之始，聊书数语，以弁卷首云。
　　（1941年4月）
　　
　　余在贵州遵义和湄潭永兴浙江大学读书和任教的7年中，自己的经历和与窗友、师长的交往感受中，生活都是十分清苦的。男同学穿的一般是一领染成蓝色的福生庄出售的织得很粗的土布缝的破旧长衫，女同学穿的是经受多年洗涤而褪了色的白花花的蓝色阴丹士林布旧旗袍。就吃的说：我读大学三年级时，在何家巷饭厅里八人一桌吃饭，饭厅里差不多已说不上供给饭菜了。桌子中央放着一只钵头，汤里沉着一些黄豆芽，就是菜了。自己用纸包着一些盐，用油炒炒，称为油盐。小心打开来醮着舐舐，有些味道，就是过饭了。要想吃肉，饭厅旁是有工友家属放着几盆红烧肉卖的。一般是看了又看，熬不过，才掏出钱来，买块细细嚼嚼，那算是难得的“牙祭”了。那时经过肉铺，看到生肉，还正想咬它一口呢？
　　可是读书大家都是很用功的。在柏油灯下，焚膏继晷。熟读深思，都是踏实下苦功的。书是整部、整部从头到尾圈点的。竺可桢校长以及其他师长对於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这种主张落实在学生的选课上。文科的要选理科课，理科的要选文科课，至少各要满12学分才能毕业。这种主张，是深入学人之心，蔚然成风的。例如：理工科的同学经常选读唐宋诗和唐宋词，并且进行创作。就我来说，读文学院的也曾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实验等课。那时院与院间，系与系间，不像一些大学中文、理壁垒森严，畛域分明。当时转院转系容易批准。学术上的切磋琢磨、交流更为频繁。我曾被任雨吉学长邀请入天文学习会，在湄潭夜间用望远镜观测星象，参加过学术括动与撰稿；和谢觉民学长一同读朱庭祜师的地学通论；和茅于美、李精治、裘克安学长一同读郭斌和师的中西文学批评，和王树椒、马国均、邵全声学长一同读缪彦威师的唐宋词，和徐规学长等一同读萧璋师的训诂学。不是那一系的师生就在那一系中团团转的。切磋琢磨，风雨一堂，由博返约，感情十分融洽。嘤呜相求，是蔚然成风的。在竺校长及诸师长的薰陶下，浙大人才辈出；当时生活虽苦，却是培养出不少人才的。这些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自有多端，但学风踏实，重视基本功却为重要的一端。文学院全院同学，必修大一和大二国文、大一和大二英文。除中文系外，还必修第二外国语。大一国文学期开始，举行甄别考试，分班上课。所授课文，要求都能背诵，英文亦然。课外提倡圈点古籍。两周作文一次，当堂缴卷。中文系尚有各体文习作。唐宋诗词的教学与习作结合，不擅于斯者，难得高分。作业老师逐句修改，并作总评。兹录残存资料《故乡赋》一篇，缀于本书“诗文拾零”中，以见当时习作情况。那时学习古典文学崇尚朗读。有同学曾写一则听课记云：
　　每当上课之初，老师总先将所讲的文章高声朗诵一遍，有时领着同学朗诵。文中慷慨、抑郁之情，从朗诵中表现出来，听了自然会意。《归去来兮》是抒发陶渊明的悠然之趣的。文章亲切动人，而“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 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更显示出他的闲情逸趣。读了之后，好似身历其境，感到隽永无穷。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写他的忧国抑郁之情。听了朗诵，感觉苦痛万分。看一两遍，是难于达到这效果的。我自读时，则更觉痛苦，感情交流，文章的深意、美辞，更进一步理解。朗读的功效，是不可忽视的。
　　当时的教学情况，要说的话是多的。限于篇幅，缀录当年试题三则，以见教学要求的一斑。

　　一年级国文月考试题
　　（一）答问
　　1.黄宗羲谓阳明之学凡前三变后三变试述其要
　　2．述刘子骏移让太常博士书之旨趣
　　（二）解释
　　1.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
　　2．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
　　3．世界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
　　4．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
　　（三）默文
　　自呜呼士穷乃见节义至道不行于时也

　　先修国文学期考试试题
　　（一）答问
　　陶渊明诗之特征何在？
　　（二）默写
　　曹操己亥令自“而遭值董卓之难”至“枭其二子”。
　　（三）翻译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四）作文
　　述志

　　先修国文试题
　　（一）诸生读先修国文一载，对于讲解，对于选材，有何创获，有何批评，愿抒雅量，采纳高见。
　　（二）诸生对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皆略知畦迳；试就所知，加以沉思，就文艺观点，略予说明异同。
　　（三）词之为体，其文小，其径狭，造境凄迷，托情绵邈。言内而意外，辞近而旨远，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能举一例，以说明此种性质否？
　　（四）词遣峏于五代，滋盛于两宋，中衰于元明，而复兴于清代。能就文学史观点，说明其递嬗之迹，及衍变之由欤？
　　（五）就文学史观，中国文学新体裁之产生，有二原因：一来自异域，一来自民间。来自民间者，自民间形成新体流行之后，文人采用之。增加其内容，提高其境界，而后此体始尊。迨后无聊文人用之，渐忘其内容与生命，雕绘蔓砌，此体遂由浮肿而僵化，于是新体代之而兴。试举一例说明之。
　　（六）试解释下列诸名词：花间集、八家绳墨、桐城义法、西昆体、江西诗派、八不主义、变文、散曲。
　　（七）试各就所知所见，评述当代文艺。
　　（八）中国文学之新途径如何？试各就所见，分别说明之（散文、小说、诗歌、戏剧）。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政协浙江省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文史馆名誉馆员，浙大1942年毕业生）

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

一、引言

自1940年2月至1946年6月，浙江大学在贵州省遵义地区办学七个年头．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艰难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全和培值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教授、科学家和科技人才，它不仅是浙江大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特殊篇章。同时，由于遵义人民的支持，才使数以千百计的全国著名的教授、科学家和有为青年学子长期聚集遵义地区，出现了遵义地方文化科技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景象，对遵义的教育文化和工农业生产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遵义地方史志上值得珍重的篇章。
半个世纪过去了，每一个曾经在遵义生活过的人，都对这一段峥嵘的岁月有着深切的怀恋。对这一段丰富的历史进行概括和记载，不易做到，现仅作初浅的综述，藉以纪念浙江大学迁遵办学50周年和竺可桢诞辰100周年。

二、浙江大学迁遵办学的时势条件

1. 浙江大学校史简述
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 年，是我国四所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① 书院几易其名，于1927年5月，定名为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7月，改称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 年，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1937 年抗战爆发，浙江大学被迫西迁。1938 年在广西宜山，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大校训。1936年至1949年，是浙江大学的重要发展时期，浙江大学从一所普通大学崛起为全国著名的几所大学之一。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成为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其他各系发展成现在的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是原教育部部属的重点高校之一．1978 年5 月曾归属中国科学院和浙江省双重领导，以中国科学院为主0 1980 年11 月，浙江大学仍改为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现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重点大学. 1989 年1 月，国家教委首批批准浙大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大学之一．浙江大学的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要建成一所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色的，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兼有文、管的综合性理工科大学．其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稳定地全面地居于国内同类大学前列，并在国际上奋影响的著名高等学府．90余年来，浙江大学经历了创建——演变——崛起——新的崛起这样一个过程。浙江大学在遵义的七年，正是从一所普通大学崛起为全国著名大学的一个兴盛时期。

2. 一支“文军”的长征
本世纪30年代，当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以无比的英雄气慨进行了震憾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具有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又有一支由竺可桢带领的由大学教授、大学生及教职工组成的知识分子队伍，进行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好与中央红军的上半段行军路线基本一致，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时代的必然。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自江西、福建出发西进，沿途经湘、粤、桂三省，于1935年1月攻占遵义， 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全国红军胜利会师，长征宣告结束。两年之后，即1938年9月，竺可桢和浙江大学的教授们、学生们，恰好也是从江西井冈山附近地区出发，经湘、粤、桂三省，于1940年1月，到达革命圣地遵义。期间，在广西北部宜山暂留了一年．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敌人侵，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在疾病的折磨中，在极度的贫穷中，为中华民族保存和培育了一支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的力量，尤其是在苦难中培植起来的“求是”学风，影响更为深远。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袭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8 月13 日，日本调集海陆空军进攻上海。8月14日，驻扎台湾的日本木更津航空大队首炸杭州。京护杭沿线敌机肆虐，战争空气弥漫东南各省。许多大中小学疏散、停办或向内地搬迁。浙大竟在日机轰炸叶’坚持了三个月的学业。直至11 月，日军在距杭州只有100 余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才决定搬迁。这与其他学校相比，就增加搬迁中的许多实际困难。当时，竺可桢校长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浙大决不搬迁到如武汉、重庆或长沙等大城市，以免形成内迁大学过于集中于这些城市，而要搬迁到那些从来接触大学生活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浙江大学随着城事的发展，逐步地分做四次向大西南搬迁。竺可桢的这一决策，使浙大在山区或农村战事相对稳定的地方，找到大环境紧迫而小环境安定的治学环境，这就有利于保存知识分子的力量，培养众多的学生，并使浙江大学这支文军的长征，途径2600多公里，在大江以南的浙西、赣中、桂北、黔北农村和山区，播种了现代科学文化的种子。同时，浙江大学的学生来源也从原来以太湖地区即苏、浙、闽为主，逐步发展为浙、闽、赣、湘、穗、桂、黔诸省，以至招收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成为全国性的大学．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播种机，在大西南半壁江山播种了新文化的种子；文军长征是宣传队，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宣扬了中华民族持久抗战的精神。
一迁浙西天目山、建德
为了避开杭州受敌机的空亵，浙大把1937度的一年级新生安置在远离城市的浙西天目山的深山丛林中．师生们朝夕相聚，切碰If醋，并且在全国首先推行导师制。天目山一年级分校办了三个月，至1937年11月底，一年级师生步行到建德，与校本部师生汇集．浙江大学选定的第一个迁徙点是浙西富春江上游的建德县城．千余名师生眷属借用当地的林场、天主堂、孔庙及民宅为教室和师生宿舍．浙大在建德两个月，属然生活和学业都处于非常艰苦的状况，授课却未尝稍辍，大致结束了一学期的课程。其阔，浙大情报委员会出版了《浙大日报》，以期了解抗战的消息．少数热血青年，离开课堂，走向抗战前线．12月24日，杭州陷落，敌军继续南下，建德域内警报日多，浙大喘息稍苏，即被迫再次迁徒，向江西吉安迸发。
二迁赣中吉安、泰和
吉安是赣中交通和文化中心，这里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和文夭祥的故乡，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第一支红军队伍？就建立在吉安地区的井冈山。
浙大从建德到吉安，行程752 公里，历时25 天，平均每日只移动30公里。由于战时紧张，铁路客货车已停运，师生只得在风雨肌饿中结集着，指望攀登难民车或兵车西行，大多数学生则沿铁路步行，一路上极尽颠沛流离，幸人员、物资都无损失，平安到达目的地。
浙大到达吉安后，借用白鸳洲的中学，在此安排期终复习和考试。课余之暇，师生们登上古迹名胜风雨楼，眺望烟波浩渺的赣江，缅怀爱国先贤文天祥的浩然正气，胸襟大为开阔。
白鹭洲虽是个理想的读书胜地，无奈不能久留。浙大师生仅在吉安度过一个寒假的时间，继续南迁到泰和县城郊上田村。
上田村是典型的中国乡村。在此穷乡僻壤中，毫无战事景象。浙大借用大原书院为校总部，以华阳书院为农学院试验场和农场，以乡里富豪的藏书楼为图书馆，宗祠作大礼堂，数百学生的教室、宿舍、教职工的住宅分散在乡村古老的建筑中。
浙大师生于1938 年3 月中到达后，稍事安顿，便努力课业，各院系的实验和课业因要补足以前所缺的数目，都比从前增多，工作时间，无论师生工友，一律自觉延长。大环境如此纷乱急迫，小环境却如此安祥不紊。曾有人察访浙大，称赞浙大师生安心上课，学风最好。
浙大还为当地民众做了三件好事：修建防洪大坝以防水患，当地父老称赞为“浙大堤”；创设澄江小学，使播迁流离的教职工子弟和乡村儿童得到优良教育；开辟抄村垦殖场，组织流亡农民移垦荒田。浙大还派专人协助搬运文澜阁四库全书，使古代文化瑰宝，得到妥善保存。
1938年后，日军侵占九江，战事剧烈，浙大又被迫作第三次迁徙。
三迁桂北宜山
按国民政府教育部旨意，浙大“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但经笠可椒校长实地勘察，交通运输需费时半年以上，决定先迂广西宜山，再看情势决定行止。正当竺校长仆仆湘桂道上勘寇校址肘，闻电驰归，其次子和夫人相继因病逝世。竺校长克和j 悲哀，仍每日到校治事不辍。迁校委员会决议图书仪器循赣粤水道入桂，师生则拍湘赣公路、湘桂铁路西行。其中20 多名学生组织“呐喊步行团”，沿途考察民惰，宣传抗日。步行千里，历时4号、余日，到达宜山。
受学校派遣负责押运图书仪器的教授、学生，时而帮船夫拉纤，时而为船夫推船，遭空袭，遇触礁，经过无数劫难，才将全部图书仪器运到宜山。1938 年10 月底，全部教职员、学生到达广西宜山．草草寇居，即开学上课．宜山是校北重镇，民风朴厚。浙大以当地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店、会馆为礼堂、教室，在东门外标营搭盖草屋为临时教室和学生宿舍．在宜山，浙大师生首先遇到的是症疾的威胁，三分之一学生息过此病，去世的学生、教职工家属为数不少。第二个威胁是日机的轰炸。1939 年2 月5 日，日机18 架以浙大为目标，投弹118 枚，使100 多位学生除随身衣服外，一无所有。师生们的吃、穿、住、行都极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们仍勤奋教学，各年级的课时安排都按原定计划完成，各项实验也不放松。史地、化学、教育、园艺等系师生还根据实际进行考察研究，写成研究报告。师生们多次举行义卖义演，宣传抗日。学生还组织战地服务团，参加救护、歌咏等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4月，浙大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使东南各省的中学毕业生有入学机会，学生于－一年级学习结束后仍需到校总部升入二年级，这样，浙大的服务范围已是西南和东南同时并进了。
1939年底，广西南宁失陷，桂南形势紧张，宜山夭夭在警报声中，浙大又被迫作第四次大迁徒。

3.黔北遵义为理想的落脚地点
遵义地区位于贵州北部，解放前后，遵义县城均为行署所在地。遵义地区原辖12 个县，即遵义、绥阳、桐梓、正安、仁怀、赤水、习水、湄潭、凤冈、德江、务川和后坪；解放后改辖13个县、市。遵义市（原遵义县城）已于1982年经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遵义地处黔北交通要道，北通重庆，有类山屏障；南接贵阳市，有乌江天险。名山胜水，雄踞要冲，总面积3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前人口240 万（现有人口570 万），区内雨量丰沛，冬暖夏凉，有黔北粮仓之称，是黔北物资的集散地。遵义又是贵州的文化区．汉代已有尹珍、合人及盛览等三贤，曾师事许慎和司马相如，归来教学乡里，开启本区文教。唐代以后，州县均有书院。明清以来，人才辈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被尊为西南三大儒，海内宗仰。各县学校众多，旧称文物之邦。根据解放以来考古发现，远古人类“桐梓人”在距今15-20 万年前，已在遵义地区生息繁衍。1935 年1 月，中国工农红军挺征到达这里，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遵义成为革命圣地、历史名城。
鉴于当时桂北形势紧张，竺可桢校长曾派教授多人四出考察，并综合了多方面的意见，方决定以贵州青岩和遵义、i眉潭为浙大新的落脚点。实践证明，这一抉择是明智的正确的，浙大得以在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赢得了七年的时间．桂黔之间，山峦重叠，运输极为困难．时值1939 年隆冬，到处雪揭去冰凌．浙大师生们一路顶风冒雨，协助学校搬运图书仪器。在艰难的旅途中，有时连打地铺的地方也没有。笠可桢校长遇到这种难堪的境遇，连忙将自己的床铺让给学生，自己悄悄地挤进汽车里过夜。正是校长与学生之间这种亲密团结，才使学校顺利地内迁到黔北。在搬迁中，大部份仪器都未受损坏、损失．从1937 年9 月至1940 年2 月，浙大师生踏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胜利结束了“文军”的长征， 一位德籍教员曾在《前进中之浙江大学》一文中写道：“此行使本校离开一个有名商埠，而回到中国怀抱中”，“回到中国自己的昔日文化中，以求自中国历史和文化里面，获得复兴的必要力量。’他还写道：“长征使他们比较成熟了。他们于经行之中，得见乡郊之美，得知乡民困难和问题所自，他们得观感于战事经历中之惨痛，他们旦曾置身于艰危之中。由之，遂增长同舟共济的精神，以至巍昔原有的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亦与前异。共同的灾难的经历，使大学变成一个大的家庭．校中经费艰窘，教职员薪傣大打折扣，然皆视为抗战必有的结果．乐于接受，曾无怨忍．”浙大经过两年半时间的搬迁，没有在战乱之中解体、削弱，而是象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展．浙大师生经受了磨炼．虽然在物质上遭到各种各样的磨难，但在精神上的收获，却是难以估量的．胜利之种子，已植根于艰苦卓绝的奋斗之中。

三、浙江大学在遵义办学七年

从40 年代初到抗战胜利结束，浙大师生在遵义度过七年峥嵘岁月。知名教授群集，学子得以良好培育，学校在艰难中得以发展。遵义这块土地，对浙大师生有养育之恩，有休戚与共之情，求是学子世世代代不能忘怀。
浙大到达遵义之后，首先是解决校舍问题。初到时校部集中在遵义县城；5 月，湄潭分部校舍大致定当；12月，永兴分部也可接纳学生；至1941年初，浙大校址基本稳定。教学科研活动顺利开展。
1. 校舍分布
1940年1月，浙江大学初抵遵义时校舍布局是：遵义新城何家巷大院为教务处，训导处， 工学院办公室、教室和男生宿舍；老城子弹库为校长室，总务处，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办公室，教室和实验室；杨柳街民房为女教职员和女生宿舍；柿花园、石家堡等处为单身教师和教授宿舍；遵义师泡为一部分男生宿舍和学生食堂；新城江公祠为图书馆；一年级学生在贵州青岩镇真武宫、赵公宗祠、彭宅等处。
由于遵义城内房屋不敷应用，浙大又选定距遵义以东75 公里的湄潭县城作为学校分部，经过修聋和扩建，成为农学院、理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组教学活动的地方。大体分布是：文庙为分部办公室、图书室、部分教室和员工宿舍；北门外右侧大片土地，新建大礼堂（也是饭厅）和仁斋、义18斋、礼斋、智斋四栋男生宿舍， 一所子弟小学，还有大操场和游泳池；西门外过大桥，分左右两侧安排教学用房；向左到牛郎背，辟建浙大农场，占地200 余亩，分布着农艺、园艺等系的试验场地；贺家祠堂：农艺、园艺和蚕桑系的办公室；楼；禹王宫：农化系财神庙：农经系另一专用楼房：植物病虫害系；唐家祠堂：理学院生物系；西门过桥向右通向双修寺，除旧有房屋外，增建理化实验梵天宫：化学实验室；南门外周家祠堂：数学系；东门原湘潭中学扩建为浙大附中；在其近旁，新建信满为女生宿舍；教职工住宅分散湄潭城各处，租用沿街民房与祠堂等。
1940 年12 月，浙大又以距湄潭县城15公里的永兴场作为一年级学生分部。原在青岩的临时校址不再使用．原在永兴的江西会馆（江馆）和三楚会馆（楚馆）作为浙大办公室、教室和学生宿舍；教职工住宅和实验室又租用多处民房．浙大妾lj遵义以后，又在遵义次东门城墙内外新建草房和瓦屋数十间，作为工学院实验室，集中安排化工、电机、机械、土木等系各实验室。并在湘江边开辟游泳池．。自湄潭分校建立后，在遵义城内的教学和宿舍用房也作了调整。大体布局是：新城何家卷3 号大院（原清代总兵何行保旧第）、5 号周家院（富商周吉善私宅）以及后面的龙王庙，为教务处、甘II导处和王学院办公室以及大部分教室和男生宿舍；川主庙：一部份实验室；桃源恫旁江公祠：图书馆；老邮局旧址：部份男生宿舍；19老城子弹库（原贵州省立第三中学l日址）：校长办公室、总务处、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办公室反部份实验室；遵义师范部份校舍：住过部份男生；杨柳街侯家公馆：女教职员和女生宿舍；柿花园巷1 号原俱乐部：教职员俱乐部；教授们的住宅大多租用民房，分散域内各处：诸如雄窝井、杨柳街、石家堡、水嗣街、四方台、文庙街、大悲阁、南坛巷、凤朝门、新东门等处。空可帧校长初居水榈衔3号，后移至稚窝井9号。
直至1940 年初冬，浙大各院系的用房大体迁移完毕。总的布局是：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组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组设在湄潭； 一年级设在永兴；另有设在浙东龙泉分校学生，读过一年级后也需转到遵义湄潭继续学业。
2. 学校规模
浙大在抗战初期由杭州西迁时，仅有文理、工、农3 学院16 学系。此后，逐年有所扩展。
1938 年8 月，增设师范学院，下设国文、英语、教育、史地、数学、理化等学系。
1939 年8 月，文理学院分立。文学院设中文、外文、教育‘史地等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同年，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另设史地教育研究室。工学院的机械、化工两系各开设双班。同年4 月，设立龙泉分校。5 月，农艺系农化组扩展成农化系。
1940 年8 月，工学院机械、电机两系设双班，师范学院设二部，另在湄潭设浙大附属中学。
1941 年8 月，设工科研究所化工学部。
1942 年8 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学部。
1945 年8 月，增设站学院，设怯律系，截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浙大共有6 学院， 25 学系、4 研究所5 学部、1 研究室（史地教育研究室）、1 分校（龙泉分校设8学系）、2 先修班及1 所附属中学。另有工场11 所，农场有地300 余亩。
浙江大学在遵义时期院系设置一览(1944 年）
文学院 国文学系 外国语文学系 史地学系
理学院 数学系 物理系 化学系 生物系 药学系
工学院 电机工程学系 化学工程学系 土木工程学系 机械工程学系 航空工程学系
农学院 农艺学系 园艺学系 农业化学系 植物病虫害学系 蚕桑学系 农经学系
师范学院 教育学系
在西迁过程中，学生人数也有所增长。1937年10月统计，浙大有学生633 人，随校西迁的学生共、460 入。至1941 年621月，在校大学生1486 人，研究生13 人，先修班学生40 人，附中学生492 人， 1946 年10 月，在校大学生2243 人。
浙江大学在遵义时期历年毕业生人数
1939-1940 127人 1940-1941 177人 1941-1942 187人 1942-1943 335人
1943-1944 393人 1944-1945 311人 1945-1946 327人
合计 1857人
在校教职工人数由于抗战时期经费缩减，增加不多，职员人数还相应有所减少， 1941年6 月，教师210人，职员165 人，至1946 年，浙大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共201 人，助教108人，职员136 人。
浙江大学在遵义时期教职工人数（1944 年）

单位	人数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校机关	105人	5人
文学院	58人	37人	6人	13人
理学院	99人	34人	17人	40人
工学院	70人	26人	8人	30人
农学院	61人	28人	4人	21人
师范学院	12人	6人	1人	2人
公共课	15人	8人	2人	4人
合计	420人	144人	38人	110人

1944年全校教职工人数420人
其中	教授副教授	144人
	讲师	38人
	助教	110人

3. 培植“求是”学凤
竺可桢校长原任中央气象研究所长，是著名科学家。1936年4 月，在浙大危难之际，为国家、为青年，毅然出长浙大，他就任后的第一次谈话就揭示了自己公忠爱国、方正持身、严谨治学与勤劳治事的宗旨：决心发展浙大，为国家培养合乎时代需要而又能为国尽力的专门人才＠浙大西迁到宜山时，又正式提出以“求是”为校训。他的教育实践，在遵义期间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是竺校长一生奋斗的准则，也是他对学生的要求。“求是”原为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竺校长常引证中外古今先哲的名言以解释“求是”．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这是科学家应有的言行标准．竺校长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将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虚怀若谷，不武断、不专横；专心致志、严谨整伤。竺校长一生就是“求是”的楷模，求是门人在“求是”校训的陶冶下终身受益。浙大培养的学生也以知识扎实、作风正派，并有实际王作能力而著称。
竺校长爱国，也热爱青年，要造就“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能够理智深思而不盲从，明辨是非而不计利害，并且体格健康．遵义七年，竺校长按照这一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贯彻自己的办学主张，取得的教育成果十分可贵．我们管窥矗测，试从儿个方面简要记述，当能以小见大。
一、从基本建设入手办好浙大
罗致人才，增加设备，改善校舍，一一是竺校长办学三要素。
竺校长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三者。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分三方面抓了基本建设，为浙大的发展创造条件。
（一）致力师资队伍建设，实行教授治校
竺校长说：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之优劣，全视教授入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育出博学敦行的学者。”他列举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校，都由于有名教授而提高了学校的声誉，这也是国家的光荣。他还指出必须有相当的岁月、安定的环境，使教授们能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发挥教育效能。教授对学校感情与日俱增，才能对学术、教育有所贡献。
竺校长真正做到竭尽全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外专家学者担任浙大讲席。首先在各系以有名教授形成领导核心，开展学术活动，组成研究队伍．当时，各院系有张其陶、梅光迪、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锁、李寿恒、王国松、卢守耕、吴耕民、黄冀、郑晓沧等教授，大部分是中、青年，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在教与学上都实际领导着学校教育工作，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次是多方延聘知名教授来校，尽量满足合理要求。
如同意罗宗洛教授来校带四名研究助手，这是没有先例的；对留学归国的江希明等教授先发聘书，先寄去路费。第三是鼓励本校讲师、助教在国内外进修深造，从实践中选拔人才。第四是从研究生中选拔人才留校任职并支持其深造。为了提高师资质量，规定教师升等必须提出有水平的学术论文交学校审议。对服务满七年而成绩卓著的教授给予离校休假，可自由从事考察或进修，以利更新知识。
竺校长主张并实行教授治校、民主办学。除了充分发挥教授24在学术和教育上的主导作用外，又让教授在校务和行政工作方面发挥民主管理的才能。为此规定浙大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校务会议。这个会议，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和训导长、各院长、各系主任为当然成员，另由全体教授选举代表若干人（年选一次）参加。校务会议负责决定学校大敌方针，具体工作交不设的各个委员会（如体育、切II 育、福利……等）去办．此外，还有教授，会、学生自治会、各级级会等，都可以民主讨论学校工作，随时提出建议或批评，意见有矛盾时由校务会议作出决定。校长对教授是充分信任的。对不同学派和思想能兼容并蓄，保证研究条件与学术自由．因此，一时有不少知名教授连抉西来，加入浙大的师资队伍，进而植根浙大，领导教学与科研，形成了浙大强大的师资阵容，这是浙大的成就能蜚声国际的重要因素．
（二）千方百计增加图书仪器设备
竺校长历数世界著名大学的图书设备，如柏林大学藏书200万册、哈佛375 万册等，说明图书的重要．我国当时有清华28万册、中山和燕京各27 万册、北大23 万册等，已相形见她．竺校长主张浙大应尽可能节约行政经费，使图书仪器费占总支出的15-20%，以增强浙大扩充图书仪器的能力．另一方面，决定酌减学生课堂上课时数，促使学生有时间利用图书馆和实验室进行研究，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校长又向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华文化教育事业基金会等申请补助专款，通过国外关系增购若干外文新书刊和仪器，使各院系资料设备逐步充实，掌握新的科研和教学方向．当时，物理系藏有整套的国内外的物理期刊，各系的图书仪器都随时有培加．另外是乐意接受私人捐赠图书．如前校长邵裴子、已故教授张荫麟的夫人，都曾分别赠送图书五千和七千多册；清代藏书家孙始让的“玉海楼”藏书也部份捐赠给浙大，使浙大藏书由原有的6-7 万册增至11 万册以上．仪器设备在战前约值60 万元， 1940 年己增至200 万元，很多是战时从国外艰25难转运购人的，这些图书仪器对办好浙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改善校舍、讲究实用
竺校长到任后就苦心规划改善校舍。西迁途中，多次就地新建简易房屋，辟农场、游泳池等，力求满足教学需要。到遵义定居后，除利用旧建筑外，新建在遵义的有工学院实验室群，在湄潭有礼堂（兼饭厅）、理化实验楼、病虫害楼、学生宿舍5 栋、附中及附小校舍等，都不惜经费，颇有规模J讲堂、寝室、集会、办公、操练、应福之所”，都很齐备。“凡屋之数千有余阅”；“朴而坚，简而不簸’；“其新筑取苟完而已”。公用房舍都朴质无华，力求整洁宽敞。一般都省王省费，计日建成，迅速提供使用。在建校工作中，胡刚复、蔡邦华、胡家健等教授协助校长经营肇划，奔走联系，卓著勋劳，地方人士对他们都十分熟悉。
竺校长抓大学教育三要素进行建设，为浙大的壮大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全面重视德、智、体、美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
竺校长培养专门人才的标准是：“不仅求得了解一点专门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衔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有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要求学生正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现实，能够“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将来才能担当大任。他教导学生不但要学习欧美的科学技术，还要有科学头脑，才能产生近代的科学文明。对浙大的学生，都要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体做法是：（一）重视德育，在国内首先实行导师制竺校长批评当时的大学只重教学而放弃了对学生品德的陶冶。1937 年，浙大首先在天白山试行导师制，西迁泰和时又普遍推行，到宜山后再拟出具体办法五点，即：（ 1 ）各导师每周到26学生食堂就餐一次，留意学生生活并与接谈；（2）全体导师每月开会一次；（3）每一导师领导学生以12 人为限；（4）三、四年级学生以本系教授为导师；（引导师应随时与学生谈话，解答启导。1940 年秋，费巩教授出任训导长，更认真推行导师制，指出导师的任务不是为了监督学生思想，而是积极培养他们成为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的人，将来可以担当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所同化。学生选择导师是自由的。竺校长也被学生选为导师，他在百忙中还高兴接受，并认真尽导师之责。例如电机系1942 届毕业生马国均（现美国威斯汀豪斯核电部门高级专家）就曾是竺校长的导生，至今不忘师息。遵义七年，浙大学生在导师制和求是学风的培育下，富有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生活朴实，仪表端庄，治学勤谨，关心抗日救亡和国家大事，为地方人士和青少年学生所敬重．至今遵义人民还怀念不已。
（二）重视智育，严格要求
竺校长强调培养人才要经过“老师宿儒”的严格训练，学校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和升留级制度，保证学生的知识质量。首先抓基础知识，重视对新生的培养。招生录取严格，宁缺毋滥．学校安排最好的教授担任一年级课程。新生入校先要接受学习目的和人生观的教育，端正入学思想。首先要明确：（ 1 ）来浙大做什么？(2）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提倡：（ l ）求学应不在科目本身的死记而要训练自己的思想；（2）人生的目的是服务而不是享受。浙大当时有很多名教授，符合部聘教授资格的就有18 人。这些教授，经常在“纪念周’时间为学生作科学报告，用科学家的事迹启发学生爱祖国和爱科学，做正直的科学工作者．许多名教授如苏步青‘钱宝琼、王淦昌、朱福矫、束星北‘储润科、蔡堡、谭其骥等，都在－年级任过课，有的时间还很长。他们的学识、人品、治学精神与处世风范，都对学生有深远的影响。
浙大主张文理并重，很多教授都是文理兼通的。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既要各有专精；又应文理并重。如理、工科学生要打好数理基础，还兼学文史学科，文、法科学生则要重视文史课程也要兼通数理知识，二者不能偏废。还要不为院系所限，能跨院系选修课程，才能知识广博。竺校长告诫说：“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浙大不但允许跨院跨系选修课程，还规定可选读辅系。如化学系可选物理或化工作辑：系，物理选生物、机械选农艺作辅系等。辅系的必修课是必须选读的。学生这样兼学文、理，基础宽厚，可以触类旁通，有利探造，多数成为科学领域内有成就的专家。竺校长的这一主张￥在当时确是远见卓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更证明这一主张的重要性。因为各学科相互渗透，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产生新的边缘学科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正是科学发展的新方向，也是培养高级研究人员的必要措施。
竺校长还提倡并致力于“通才”教育，认为学生单学一种技术，并非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他培养的是既有专门知识，又能博学旁通、思想开阔、能担当大任的人才。学校注意培养学生自觉求知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各院系高年级都有专门的学术讨论课，由师生轮流主讲，报告新的学术动态或传递新的研究信息，本校新的研究成果也随时专题介绍。课堂上有讲有问， 1朋友、师生之间，可以相互反复讨论，力图辩明真理。这样既能督促学生独立钻研，也开阔了研究视野，很受师生欢迎。各科也十分重视生产实践与科学实验。各系都有自己的资料室和实验室，师生养成勤于实验之风，仪器不多时，白天晚上分班做实验。学校的实验室、研究室达62 个，还有实验工场和农场，实验条件总是有保证的。学校对教学设施的重视远远胜于生活设施。当时，印刷和纸张都很困难，但学校还尽力保证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刊物的出版。其中定期的如《浙江大学季刊》等10 种，《化工通28讯》等不定期的21 种，《校刊》等其它刊物4 种，为师生提供了发表论著的广阔园地，也交换来不少有价值的书刊．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充分保证教学和实验时间，保证一切为教学工作服务。西迁中每到→地，稍事安顿就开箱上课，能开的实验都开出。全校员工和教学人员一样加班加点，支持教学，补足迁徙中损失的时间，缩短寒暑假也要补足教学课时．考试还十分严格．遵义七年，教育与科研都正规进行。
浙大重视智育的结果，是全校学术空气浓厚，科学研究广泛开展，这在战时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
（三）重视体育美育，朝气蓬勃
浙大既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也重视艺术素质的培养。学校批聘国际奥委会裁判舒鸿教授主持全校体育工作，总校和各维郁郁有体育组，负责对学生进行田径、球类和游泳的训练ν 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游泳又是体育课必须及格的项目．学生们都勘学苦练，下功夫学会游泳．西迁途中，泰和、宜山等地都及时开辟了游泳场，竺校长常常带头参加游泳．遵义、湄潭、永兴三处都利用河流划定了游泳池．学校的教授和员工，很多是爱上游泳的；师生都热爱游泳以锻炼身体．这对黔北山城也开于风气，当地男女青年常常和浙大师生一起锻炼．体育课是很严肃的．永兴分部每天做早操，体育组工人按坐标号记缺旷，体育教师领操．箭鸿教授常来指导和检查，十分认真．体育课内容充实，田径、球类样样要学．学校还组成各种体育代表队，开展与地方学校、机关团体的友谊赛．浙大队员以技术好、风格高闻名，比赛场上常常取得胜利，还获得友队好评. 1942 年举行第一次全校运动会，地点在湄潭，有各院男、女生，附中学生及教工等6 个队参加比赛．竺校长对师生的体育活动进行了一次大检阅．由于体育活动开展好，培养了很多体育健儿．在物质生活很差的情况下，师生还能保持充沛的精力从事教学和科研，体育活动是一项29重要的保证。
浙大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因而还重视美育。当时由丰子皑教授开设艺术欣赏课，沈思岩教授开设音乐欣赏课，很多学生积极选修。没有选修的学生，有很多参加剧团、歌咏队、文艺社等，也受到美的熏陶。不少人精于音乐和绘画，在抗日宣传与文娱活动中大显身手。各种演出丰富了生活，增进了知识，唤起了民众，增强了团结。遵、泪各界人民，对浙大各种公开演出积极支持。舞台上的布景、道具很多由群众借助，观众也十分热情．遵义的中、小学生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浙大师生常充当义务指导。演唱的进步戏剧和抗日歌曲，增添了山城人民的抗日民主激情，也给人民带来美的享受，丰富了山城人民的文化生活。
浙大在遵义七年的教育实践，是求是精神和竺校长民主办学精神的体现。这里倡导的是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的并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在艰难的岁月中，浙大培养出大批手脑并用、吃苦耐劳、精通专业而又博及各科的高级专门人才。百年树人，浙大在遵义办学的辉煌成果足以流芳史册。在举国致力于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浙大的办学经验尤其值得借鉴．浙大1946年复员东归时，易修吟教授有贺校庆诗：
春风吹暖到山城，郁李繁桃次第荣。
立达功能参造化，新兴士气仰陶成。
千年道统斯堪托，十载贤劳孰与伦。
马首欲东人意快，弦歌又共浙潮鸣。
祝贺浙大西迁办学的成绩，实为言简意赅。

4. 科研成果累累
浙江大学以卓越的远见与惊人的措施，千方百计克服战争年代的困难，把图书和仪器设备较完整地运到遵义，再通过越南向30国外购进新的图书仪器，为开展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教授们爱国、爱校，对这些设备是用生命来保护的。陈建功教授在躲避空袭时总带着书和笔记；王淦昌教授把物理系最珍贵的错带着进防空洞，以保万全；师生们在敌机狂轰滥炸r和交通阻塞时总是全力保护图书仪器。私人衣物可以损失，教学设备连一支只子也没有丢，这在内迂大学中是少见的。由于浙大校长尊重人才，有科研教学设备，学术自由民主，有优良学风，加上遵义有相对安定的治学环境，这才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学者。并有各个学派的名教授来到浙大，从事科研与教学。当时，中央研究院的科研记录取浙大的学术论文最多；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浙大有四位教授当选，仅次于北大、渭华的人数。在黔北高原的破庙茅屋中，科研事业却是硕果累累．英国科学史家、剑桥生物化学教授、皇家学会会员； 英囡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曾于‘ 1944 年二次参观浙大J 他对浙大师生开展科研水平之高、学术空气之浓，十分惊叹．在他所著《科学的前哨》一书中作了高度的赞扬．他这样记述：“浙大起初县有三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维持交通，但已经破旧得无怯修理，也无新车补充。年高望重的学者和院长们，往来遵义湄潭之间，须得攀上满载的军用卡车，途经人烟稀少的郊野，有时竞需历两天之久．”“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己引起很大兴趣。较有名的工作有磺胶类药剂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几种业经证明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效）。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发现本地所产的一种野蔷薇的果实（即刺梨）里，含有多量维生素C，并在枣子里找到维生素P。该所又在研究贵州著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这种酒曲除掉酵母菌之外，还包含特地配入的药材不下28种之多。这种配方是一种特异的例证，显示一种方法，根据几世纪经验的工作，竟能在没有消毒设备的乡村情况下，确实有若干良好的结果。这一点甚至有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一部分供盟国军用卡车在中国路面上应用的动力酒精，是从传统方法制成的烧酒送到中央蒸酒厂蒸熠而得的。土壤方面，进行着氢离子浓度的研究和士中微量元素如躁、铐等的研究。特别注重对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
李约瑟教授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但他看到的科研成果和艰苦情况、还只是一部份。浙大的各个院系，包括遵义湘潭两处的许多研究工作都是处于当时的科学前沿。
文学院对遵义地区的地理和历史进行研究，开展考古和地质野外考察。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播州杨保考》、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考》、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刘之远的《遵义锺矿》、任美铐与施雅风的《遵义地形》、缪锐的《诗词散论》、叶良辅的《地理学研究法》以及师生合作对贵州、贵阳、遵义、湄潭的气候、地形、地面发育、地理环境与人生关系等所写的研究论文，都是当时和现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理学院的科研成果如苏步青的微分几何（他是我国古典微分几何浙大学派的创始人），陈建功的三角级数，钱宝琼的《金元之际数学的传授》、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如《中子与反质子》和《五维空间场》（与程开甲等合写），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续与王漠显的量子力学，何增禄的光学，朱福烁的应力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格的植物生理研究，谈家顿的遗传学研究，张肇骞的植物分类学，王琎对中国化学史的研究，王苍苍仁对32氨基苯磺胶衍生物的合成的研究，张其情对有机药物合成的研究等，都是浙大教授们不断探索前进，在科学前沿取得的重大成果，有的还被认定世界性的重大发现。1942-1945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曾四次在湄潭召开，宣读论文达到余篇，英国李约瑟夫妇也应邀参加1944的年会，并将一部分论文带回英国发表，何增禄教授曾作过不完全的统计，物理系教师自1945 至1951 年在国内外杂志发表的论文就有51篇。各系研究活动的活跃，培养和提高了不少年轻科学家的研究能力。
工学院有王国松的电工学，李寿恒中国煤的研究，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苏元复的萃取理论和工艺的改进，侯毓份的活性染料研究等，都是难得的成果．农学院对因地制宜，联系当地农业生产，取得的成果特多．如卢守耕的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孙逢吉的芥菜变种研究，吴耕民的甘薯、西瓜、洋葱及蔬果新种在湄潭的试植和推广、湄潭胡桃、李梨之研究，熊同和的植物无性繁殖，林汝瑶的观赏植物，杨守珍的豆薯各部的杀虫作用，彭谦与朱祖祥的土壤酸度试剂，蔡邦华与唐觉的五倍子研究，陈锡臣的小麦研究，过兴先的玉米和棉花，储徽生的榨菜，罗登义的营养学，陈鸿逵与杨新类的自木耳栽培，葛起新的茶树病虫害，祝汝佐的中国桑虫，杨新美的贵州食用辈人工栽培，蔡邦华的西南各省煌虫、马铃薯蛀虫、稻苞虫研究，夏振锋的样蚕寄生蝇，王福山的蚕丝增长，郑衡的样蚕卵物理性状研究，吴载德的家蚕补叶饲育，吴文晖与赵明强的遵湄农家经济研究等，都是结合生产实际进行研究的。
师范学院文组成果在文学院，理组成果在理学院，独有教育一系自成一家，也有不少成果．如郑晓抢的教育论著与译作，黄翼的物理心理学，陈立的智力测验与人格测验的研究，都是当时的新兴课题，成果在国内外备受重视。
但是，这些成果并不是在设备先进、资料充足的科学殿堂里取得的，而是在破庙陋室中，没有电灯照明，没有电炉加温，没有温室和冰箱等设备，甚至生命并不安全、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取得的。物理、化学等系自制云室和感光胶，用人力摇机器，自己动手吹制玻璃用具，用皮老虎鼓风，用酒精蒸气代替煤气，把汽车引擎用于发电，用酒精和木炭代替汽油，甚至要在烈日下工作，利用阳光做实验；生物系和农学院各系，用袖纸代替玻璃建造温室，用竹竿做导管，用木桶过滤取得自来水，用废信封做育种袋，用竹签代替回形针，用瓦盆做蒸发皿等等，真是人人有主意，个个想办怯，克服种种困难去完成科学实验。生物、农业各系显微镜不多，师生分班轮流使用，晚上也要跑实验室。各院系出版的定期和不定期刊物，是用土纸和石印印刷的，中英文都凭手写，但印得卡分清晰。这些刊物发表了师生无数篇科学论著，流传在国内外，反映了浙大当年科研领域之广，成果之多。
有些论著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为祖国和人民争得了国际荣誉。
浙大师生对科研的共同态度是：在科学的领域，只有不怕困难，踏踏实实去探索，求是求真，走在科学的前沿，为祖国的未来贡献力量，是最美好的事业．这种刻苦献身的精神，正是浙大师生前进的强大动力。

5. 箪食弦歌的生活
遵义地区虽是战时大后方，这里没有被日机轰炸过，但战时怯币贬值，物价飞涨，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都“一无是处”，遵义也不会例外。这个山区小邑，早已是沦陷区同胞在黔的避难之地。地区人口由1937 年的223 万增至1940 年的237 万，平添了14 万人，主要集中在城镇。米珠薪桂，生活日趋困难。现遵义市区所在，当时已有陆军大学、军官外语班和步兵学校迂人，加34上浙大师生和避难外来人口，遵义城的人口是成倍上升的。抗战进入艰苦阶段，物资奇缺，“居”既不易，“活”也困难。浙大学生家在沦陷区的多，经济来源断绝，大部靠公费、贷金和工读维生．教授和员工虽有薪给，但大多拖带一家数口，积蓄少，开支大，生活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教授们大多租住民房。一家人住一、两间屋，瓦木结构，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冬冷夏热；桌几床铺将就借用，为数也不多；天雨时泥拧屋漏，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上课教室远，要走几条街，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学生们住在大宿舍里，双人上下铺，自习多有坐在床上的；自习桌子很小，用桐油灯照明、灯油不多，有的为多一点自习时间，常两人合点一盏灯以节约用袖。三更灯火中大家都是一双被烟熏过的黑鼻孔。教学和实验用品也很简陋，光线很差，又必须仔细作笔记，用的是土纸和自制的墨水，书写要有较高的技巧才行。室内是泥地，雨天到来，室内外一片泥泞。但是5只要能住下，狭窄也好，破旧也好，昏暗也好，大家总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仍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教授们经过长途转徒，不少衣服已经丢了、旧了、破了，添置困难；孩子们多的还要改些给孩子们穿，大新、二旧、三破、四补，也是将就凑合；生活困难的还要典卖部分衣物来补助家用。因此，教授们除个别单身汉以外，大都是故衣一袭，长袍短悔不拘，从不考虑穿着。学生们衣服本来不多，战乱中被敌机炸过，毁坏丢失，有的还是师生员工捐赠的．穿的真是五花八门，但大体是破旧长衫的多，着整齐市j服的少。冬天寒衣薄，除了上谋和实验少出门．用棉被围身取暖上自习，也是常有的事。穿皮鞋的少有，穿布鞋、波鞋和草鞋的多．破被破衣补了又补也不稀奇，一般不能丢掉．少数在后方有接济的同学，穿着稍为整齐，但也十分朴素．贵州籍学生出身清寒的多，自然也很俭朴。为了到中、小学兼课，为人师表应注意仪容，常有两三人共置一件好的外衣，上课时再穿出去。尽管浙大师生衣着俭朴，但注意清洁卫生，质朴而不寒酸，典雅大方中自有其书卷之气。遵义各界受其影响，连中、小学生也俭朴蔚然成风，看轻外表的衣饰而重视内心的涵养。
教授们工资从数额上说似乎不少，但物价飞涨中养家为难，一般都比较清苦，不少教授率先戒去几十·年抽香烟的习惯。贵州人吃肉叫做“打牙祭”，每月初二、卜六才吃一次的多，农村每月还吃不到两次， 一般是过年过节才有肉吃。教授们入乡随俗，吃肉减少了，都说“菜根香”了。不但是粗茶、淡饭、布衣裳，有时粮食不济还得“瓜菜代”。部聘教授苏步青先生子女多，长时吃番薯干蘸盐巴度日。孩子们都懂得，这是抗战时期，除了吃饱，不应有别的奢望。学生们吃公费、贷金是“大锅饭” ，大部分时间每桌一菜一汤，八人间吃。酸菜、白菜，也能果腹。物价继续高涨后，食堂无钱兴菜，开饭钟声响后，饭厅上只见饭桶不见菜，也不再八人同桌了。学生们自己想法，盐水、辣椒粉、泡菜，各人自备，也能吃上两碗，照常上课。好在这样的时间不算长，挺一挺也过去了、这种“擎食瓢饮”的生活，过去只是书上写，当时却卡分现实。浙大学生并不因此影响学习。能找到兼课或工读的学生，有点收人，星期天也可能上小馆子“打牙祭”；但总是几人一起去，谁有钱谁付帐。患难中同学有如兄弟姐妹。
城里没有交通工具，道路高低不平，天雨泥泞不堪。上一次课有时得跑几条衔，教授和学生同样要跑路，还得赶时间，要紧的是爱情鞋F，破了不易补充。教授有时去捆潭、永兴授课，也得步行前去面对这样的交通情况，师生都习惯了， J切都能适应。
艰苦的衣食住行，没有难倒浙大师生。每天，教授们备课、上课、做实验，井井有条，教好课还要做专题研究。学生上课做笔记，下课做实验和做作业，时间很紧，都要争取好成绩。师生36们除了教学活动之外，早锻炼、晚散步，闲时还打打桥牌散散心，生活很充实。这里古迹名胜很多，遵义有湘山寺、石佛洞、纯阳阁、南泉寺、金顶山等等；湄潭有观音洞、水辆；勾（桃花江）、百鸟归林和风水联保（党家沟）等等；永兴有黄菊山、三岔河等等，随时都可见到浙大师生的游踪，教授们公余吟诗结社，谈道论学，赋诗填词，清茶淡酒，雄辩高谈，自得其乐．学生们课余有多样文艺活动，如剧团、京剧社、文艺社、歌咏队等，举行义演、写作出刊、学术讨论等，有群众联欢，有前线劳军，忙忙碌碌，是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师生间非集体的交往也很多。诸如游泳、打球、谈今说古，从家事、国事到天下大事，无所不谈。节假日买些板栗、柿子之类，郊游野餐；有的学生被教授邀去家中作客，或到中、小学生家中补课，也可能留下便饭，大家也不会客气．一种风雨同舟、艰苦与共的精神，贯穿在师生员工之间，有困难大家帮助。
老师和师母对待学生象自己的亲人，平时关心他们的功课和身体，为困难学生代谋兼职如打字、工读、代课之类；毕业时代筹出路，推荐就业；临别时借路费、借用衣物，也是常事。学生为教授们帮忙家务，代教孩子功课，甚至代卖衣物，也素见不鲜．学生们相互支援衣物，上一级同学把书籍、文具转让或留赠下一级同学，同级相互代谋职业找出路。这就是浙大的新型师生关系。l939 年，数学系四位同学毕业，钱宝琼教授诗贺陈建功、苏步青教授，把四位同学的姓（张、方、周、楼）嵌字入诗，师生情谊可以概见：
象数由来非绝学，群才挺秀我军张．天涯负复传薪火，适意规圆与矩方。
粪舍三迂乡国异，师门四度日星周．竿头直上从兹始，稳卧元龙百尺楼。
在艰难的岁月，浙大师生结成一个爱国、爱校、爱科学事业37的整体，至今自首情深，亲密无间。他们对当时的生活是卡分怀念的。

四、浙大办学对遵义地方的贡献

浙江大学定居遵义不久，竺可桢校长就明确提出：“浙大之使命，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滴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二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功尚能如此，吾辈量不及阳明，但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神于黔省。”（《竺可桢日记》）在这里，竺可桢要求浙大师生“竭尽知能”为地方作出贡献；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直鞭策和激励着浙大的每个教授、学生。在七年时间里，浙大也确实为遵义地方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概括起来，浙大为遵义人民做了以下的一些工作：
1.在相对闭塞落后的地区输入了东南滨海地区的某种现代文明和科技文化气息。黔北在贵州省尚属较好的地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40 年代还处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状态，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几乎还未触及。浙大的教授和大学生的到来，必然要冲破原有封闭的状态，使当地父老百姓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之感。况且，浙大有工、农、文、理、师范诸多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影响，甚至产生某种轰动效应。
如机电化工知识。当时，遵义百姓还不知“电’为何物，“5(擎”何等模样，浙大即作了科学普及宣传。浙大工学院利用六月六日“工程师节”，在遵义东门外举办展览，供当地父老参观。展出的有飞机残骸及电话、电灯、柴油机、发电机、电焊等都令人觉得新奇。士木方面拉力、压力多种试验，也引起兴趣。浙大化工肥皂场制作的肥皂，采用当地的原料，配比的简单实际，群众38尤感兴趣。这样的展览，都起到了启发民智、普及现代科学知识的良好作用。
2.推动中小学教育，并以良好的学风长远地影响着当地的教学风气。由于当时的工业生产还极不发达，工业知识的实际应用还谈不上，而对文化教育的影响却是很具体的。遵义原来只有一所师范学校为最高层次的学校。浙大到遵义后，曾将贵州与广西两省的中等教育作为浙大师范学院所属的辅导区，对教师的培训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学的示范都作了具体工作。1941年4 月，在遵义开教学辅导会议，开办教师进修班、星期讲习会，都有浙大教授主持。浙大还协助桂、黔两省教育厅视察各学校和编印辅导期刊。1944 年春还办理教员函授学校。浙大由工、农、师范三学院辅导贵州的工业、农业职业教育和英语教育。还组织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由教育学会、学生自治会及师范学生联合组成“社教工作服务队”，开展多项社会教育活动，如举办学术讲座、开办民众学校、开办青年补习班、设立民众阅览室、设立民众代笔问事处及民众问题箱、举办各种展览等．在湄潭，除办理民众识字教育外，还协助地方办防空训练、防毒知识传习及职业补习教育等．浙大附中在湄潭建立后，使当地许多要求上进的青少年学生获得良好的教育。浙大师生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处的师范和中、小学任课，为地方人士的子女做家庭教师，担任数、理、化、英语、史地、语文、教育、体育、音乐、美术教师，缓解了各校师资缺乏的现实困难．件别是浙大师生的诚朴求是的严谨的学风，对当地的学风产生深刻的影响．许多学生的家长都十分钦佩浙大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也鼓励子女求学上进．遵义青年以往常以经商、做小职员、当兵作为前途。自此也发生重大变化，读书的风气浓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遵义地区在贵州省境内本属39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自浙大迂遵后，这种优势就显得更加明显。而且，这种学风代代相传，长期地发生影响。这是目前遵义的文化尚能处在贵州先进地区，考入高等学校人数尚处前列的原因之一。这一点，遵义人民是永志不忘的。
3.农业科技的推动应用和高级农技人才的培养。浙大在遵据期间，农学院设布农业推广部，先后进行马铃薯、蕃茄种植的推广，黔北病虫害防治的推广，蔬菜种子的推广，因瓜的试植，胡桃育种的推广等。促使当地的西瓜、汕菜、甜瓜、蕃茄、洋葱等农作物的种植都有较大的发展。贵州以往很少种小麦，甚至许多地方冬季栽培的是损害人民健康的鸦片。浙大师生及其他内迂人员到遵义后，当地加速了小麦良种的选育和推广，扩大小麦栽种面积，并建立面粉加工厂。烤亵当时称作“美亵”，也有了发展。
水稻的优良品种也得到推广。其他如蚕桑、白木耳和食用菇的人工栽培等，都直接影响着当时和现今遵义地区的农业生产格局。
特别要提到的是湄红茶的研制，当年湄潭附近的200 余亩中央茶场试验地，现已发展成万亩茶园。湄红、湄绿、遵义毛峰等名茶巳畅销国内外。当年农学院农化系主任罗登义教授对野果刺梨营养成份的研究，使剌梨身价百倍， 一跃而成为含维生素丙、巳的蔬果之王。这一研究茧声国内外，英国李约瑟博士曾称刺梨为“罗登义果”。罗先生确认正常人每日每人吃刺梨半个，即可满足对维生素丙、己的生理需要，因而称之为人民养生的“新山珍”。现今贵州已开创了独特的刺梨食品工业、制作刺梨酒、刺梨饮料等系列轻工食品，畅销国内，也有外销，刺梨制作工业前途方兴未艾。
另外，浙大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和唐觉教授当年对五倍子的研究成果，解放前为遵义生产倍酸提供了科学依据。解放后，遵义第二化工厂的成立和发展，以五倍子为原料的6 个主要产品（工业投食子酸，医药用银酸、焦性没食子酸、试剂没食子酸、试剂40辗酸和工业单宁酸），已全部实现优质化，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巴西以及东南亚各国。该厂还要进一步开发倍花单宁等新产品，向有机合成化工业迈出新的步伐。
浙大在遵湄七年，为贵州省培植了许多农业专业人才，除了本省的子弟，还有许多外地学生留在贵州工作。这些毕业生，对贵州的农业生产和科技进展作了很大贡献．如当年农学院罗登义教授，长期留在贵州，后成为贵州农学院院长，为发展贵州农业教育和科技作出很多成绩。还有许多浙大校友在贵州长期坚持农业科学研究、农业教育、农业生产，在财政金融以及其他农业部门努力工作，都有不同的成就。如果没有浙大迂黔，就不可能聚集那么多本地的和外地来的农业专门人才。
4.浙大对遵义地方工业发展的一项突出贡献是团溪锰矿的勘定和开发．遵义农民挖掘锰矿为时很早，但长期误认为铁矿，冶炼不成。浙大史地系在叶良辅教授指导下，由刘之远副教授带领史地系学生爬山涉水，到团溪等地进行地质调查，终于发现团溪锰矿．矿石标本经工学院化验，认定为品位较高的锰矿，而后由土木系师生测定矿区地形圈，并向当时的资源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这一战略金属的发现，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遵义锰矿才正式有了小规模的民营开采。经几十年的发展，至1985年，遵义的锰矿企业（即遵义铁合金厂）已成为我国第一家专业生产铁合金的企业，拥有采矿、选矿、烧结、冶炼等综合的设施．其生产的金属锰至今仍是全国独家生产的短线产品，结束了我国以往必须全部进口金属锰和低中炭锰铁用于生产高级合金钢的历史．浙大师生对锰矿的发现和锰资源的调查和开发，为遵义，也为全国的钢铁工业的发展立下功绩．此外，利用锰粉又发展成另一家化工企业，即遵义化工厂．该厂研制成功针状高锰酸钾（含量99%以上），填补了我国高锰酸钾生产的空白，并获得金奖，产品也畅销国内外。遵义人民不会忘记浙大师生当年所付出的辛劳。
5. 《遵义新志》的编定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对遵义地区的经济开发有长远的参考价值。浙大史地研究所致力于遵义的实地考察，在地质、地形、气候、土壤、人口、聚落、土地利用、产业、交通、民族、史迹等方面都作了详尽调查和研讨。经几年努力，编篡成《遵义新i吉、》一i~ 。旧有《遵义府志》，偏重于地方史料，而新志大都为地学著作， 并特别重视地图的测绘。
这对当地工农业的开发，更具实际意义。如土地利用一章，以1940 年陆地测量局出版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为蓝本，根据实地考察资料，将耕地、森林、荒地、道路、房屋的分布，均填绘成图，并加以解释和建议。这种士地利用图的绘制，在当时国内尚属首次。《遵义新志》中关于遵义农业改良的若干结论，均实事求是，吁作为遵义地方建设的准绳。鉴於《遵义新志》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遵义市地方志办公室于80 年代又重新印刷。
6. 关心人民疾苦，推进公益事业。浙大师生定居遵义不久，竺可桢校长就向当地政府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建议政府设立收容乞丐的机构，使贫民有生活依靠； 二是修理当时中正桥（现名新华桥），以便遵义新、老二城的交通； 三是明令征收房主有意增高的房租，以改良街道和卫生设施，以利市民健康。此后，又建议加强防空设备和消防设施，以防敌机空袭。竺校长还特别强调为遵义地方做两件事， 一是减少本地烟民， 二是帮助增产粮食。
当地居民原有一些不良习俗，烟民较多，身体唇弱，且很难戒绝。浙大在竺可桢校长发动下，组织学生为贫苦烟民募集戒烟费用举行义溃，学校还与地方政府合作筹设了一所戒烟处，免费为贫苦烟民戒烟，使地方卫生院顺利推行戒烟令，对移风易俗、戒绝恶习起到良好的作用。
1946年5月，浙大即将复员东归。校行政会议决定将部份42公物无偿移交给遵、漏地方政府；部份图书留赠当地学校。这些公物，包括新建的全部房屋和用具，以及无怯运悉的机械实验设备。其中J台180 马力的柴油机留在遵义。解放后，靠修复和改装这台发电机，于1951年在狮子桥头建立起遵义人民电厂，经过几十年扩建，现已是现代化的遵义火电厂。留下的房屋则作为多所中、小学的校舍。

五、遵湄办学对浙大和中华民族文化科技的贡献

在遵湄办学七年，无疑对浙江大学有着深远的直接的影响．本属一所普通的大学，不仅在战乱中保全了下来，而且得到长足的发展，崛起成全国著名的大学。同时应该看到，遵湄办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科技也作出了贡献，实有功于国家。对于这一点，至少可以体现在下述二个方面：
1.提供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纯属“中国式”的办理高等教育的成功范例。
近百年来，有志之士都在探索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最佳途径，或模仿西方，或仿效苏联，但实践证明都未得良好的结果，适合中国国惰的“中国式’的高等教育倒底怎么办，大家都在摸索，在探求。
原北大校长、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先生在看了《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提纲后，曾这样感慨地说：“我看了这个材料，很受教育”，“过去我也听说浙大当时很苦，但不知道这样苦”，“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浙大培养出像谷超豪这样的人才”，“还为当地做了这么多好事，如修建防洪堤’，“我们过去曾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的、我国自己的好的传统和经验却没有很好学习和继承。”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象浙大那样，在战乱中举校转辗播迁，跋涉民征而弦歌不辍的并不多；象浙大那样，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反而崛起的实例更不多见。竺可桢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在万难之中，根据当时的时势、地利、实情，摸索出办理中国高等学校的有效途径。空叮祯办学是艰难的，然而是成功的。这种在千难万苦中摸索到的规律性，某种传统和经验，就更有借鉴和指导的意义。闪此，浙大在遵义的办学实践， 丰富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同时，也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经验。对于这种传统的研究和继承，大有益于当今我们要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
2.保全了苏步青、王淦昌等一大批老科学家，也培植了数量可观的优秀科学家，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在民族遭受外敌人侵，家园破碎，民不聊生，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跋涉千里，在大西南找到了落脚之地，而且能取斜相对安静的环境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遵湄人民实有功于国家。
一大批老教授、老科学家在这里过度了难关，得到了保全，一大批优秀青年得到培植，其数量是极为可观的。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浙大校友名录
曾在浙大任教的27人
王淦昌 王葆仁 贝时璋 卢嘉锡 任美锷 苏步青 吴汝康 吴征铠 罗宗洛 张恩虬 张肇骞 钱三强 徐芝伦 顾功叙
梁守槃 谈家桢 蔡邦华 蔡金涛 谭其骧 卢鹤绂 卢佩章 汪胡桢 竺可桢 钱令希 钱钟韩 黄秉维 郭慕孙
浙大历届毕业生40人
干福熹 王元 王序 毛汉礼 支秉彝 叶笃正 刘盛钢 刘恢先 朱祖祥 朱壬葆 冯新德 谷超豪 李竞雄 李世缙 沈允钢
汪猷 苏元复 吴浩青 邵象华 邹元燨 陈述彭 林励吾 杨平澜 胡宁 胡海昌 胡济民 施履吉 施雅风 张仲俊 姚鑫
夏道行 钱志道 钱人元 郭可信 程开甲 程民德 谢义炳 谢学锦 蔡昌年 潘家铮
在这67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曾经在遵湄生活过，都吃过遵义的米，喝过湄江的水．一个大学能为国家提供那么多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实在难得。
1989年8月28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向来自科技和教育战线上的有突出贡献的部份专家进行座谈。他们被称为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科技之星。在21位专家中，有5位是浙大的校友．他们是李竞雄、梁守槃、潘家铮、朱预、路甬祥。其中3位曾经是遵湄时代的教师或学生。李竞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农业部科技委员，国内外著名的细胞遗传和育种专家。开创我国利用杂交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问杂交种，培育成多个玉米新品种，其中多抗性丰产玉米杂交种中单二号，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十年累计效益30 亿元。
梁守槃教授，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国内外有声誉的导弹设计专家，负责总体设计我国第一个弹道式“ 1059”导弹设计。近期又主持设计了海防型导弹系统，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45关键难题，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潘家铮，高级工程师，能源部水电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内著名的水工结构和工程力学专家。长期从事水工结构设计、计算和水电工程设计研究。他主持建设了新安江、二摊、龙羊峡、东江、安康等一批水电站，近年在审查葛洲坝电站设计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内发表论文60 余篇，正式出版专著14 种，计250 多万字。
据不完全统计，在遵湄时期浙大工作过的颇有声望的教授还有：丁绪贤、丁履德、么枕生、王庸、王碰、王国松、王季午、王仲侨、王驾吾、丰子恒、方重、田德望、叶良辅、孙宗彭、向达、束星北、何增禄、朱庭袖、金宝善、刘潇然、孟宪承、肖璋、陈立、陈嘉、陈乐索、陈鸿透、李春芬、李寿恒、李浩培、李茂之、李熙谋、吴定良、吴耕民、吴钟伟、余坤珊、严仁庸、罗登义、沈恩岩、郑晓沧、潘承析、潘渊、范绪宾、杨耀德、周厚复、张德庆、张其陶、张荫麟、胡刚复、贺昌群、俞子夷、夏鼐、柯元恒、费巩、钱穆、钱宝琮、徐震锷、郭斌和、黄翼、黄尊生、梁希、梁庆椿、梅光迪、储润科、舒鸿、缪越、蔡堡等。
这许多老教授，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等学校继续培育人才。
在遵湄生活过，而后在新中国的科技文教及其他各项各业中作出贡献的人材就更多。
地质学家叶良辅教授曾对他的学生说：“我们教导诸位，是否成功，要看诸位毕业之后，做人做事的成绩如何。诸位的成绩，远在若干年后，才可明白。所以我们是否成功，亦须等到若干年后，才见分晓。”经过半个世纪，我们来看看浙大毕业生的一些成就，来判断浙大教授培育人材是否成功。现先以地质系为例。
有人曾这样评述：“可以说遵义是我国地貌学的温床，许多地46貌学的分支学料就是那时期播下了种子。到了解放以后，发芽成长，逐步葛壮。如何流地貌学、，冰川学、洞口海岸学、第四纪地质、遥感科学‘地貌制图，以及地貌学在工程地质和矿产地质中的应用等。在遵据时代，叶良辅直接指导的研究生9名，他们专攻地貌学或地质学某个方面。解放以后，这些研究生都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起骨干作用，并开拓了若干新领域。如严钦尚之于第四纪沉积研究与地貌教育，沈玉昌之于河流地貌学，杨怀仁的第四纪地质、环境变化研究与地貌教育，陈述彭的遥感应用、地理讯息和地貌制j图，施雅风的冰川研究，陈吉余的洞口与海岸研究与教育，丁锡祉的区域地貌研究与教育，蔡钟瑞的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研究和应用，李治孝的浙江地质矿产的研究应用和教育均卓有成就。在地学方面，知名度较高的学者如地理学家赵松乔、谢觉民、杨利普等，海洋学家毛汉礼，气象学家叶笃芷、谢义炳、也姚宜民、张镜湖等多人．其中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陈述彭、毛汉礼均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酣觉民任美国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姚宜民曾获美国政府金质奖，现浙大设有姚宜民奖学金；张镜湖长期任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现任台湾文化大学董事长．其他担任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大中学校长和一些厅局级领导工作的更不乏其人。单史地系地质组就培养出如比众多的优秀人材，可见培养质量是很高的，对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
又如物理系在王淦昌、束星北等教授指导下，也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曾在永兴求学，从王淦昌教授那里得到物理学的启迪．又如培养出了胡济民、邹国兴、程开甲、冯平观、忻贤杰、汪容、吕敏等物理学家，象钱人元等物理化学家和高分子物理学家，象梅镇安等生物物理学家。
再如生物系谈家帧教授在湄潭时期培养的研究生盛祖嘉，1946 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红色面包霉遗传学研究，现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微生物遗传专家。施履吉在湄潭跟谈先生从事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在染色体行为、染色体精细结构方面颇有创新； 1946年去美进修，从事细胞生物和发育生物的研究。现为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祖桐，解放前夕去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从事哺乳动物遗传学研究，后搞人类遗传学，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方面的成绩显著，为开拓和发展我国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作出很大贡献。徐道觉，在湄潭从事植物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学研究，抗战胜利后去美攻读博士，从事果蝇种系演化的研究，后从事人体染色体的研究，以他发明的特珠技术，首先修正人类染色体数量23 对、46 条， 一改以往学术界认为的人类染色体数量为48 条的结论。这一成果可作为人类遗传学发展中的一大突破，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又如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教授指导的学生中，张素诚，现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i 白正国，现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吴祖基，现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熊全治，现美国里海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们都在数学的某些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本文不可能将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的事迹一一例出，仅上述所举，已可领略到浙大优秀毕业生之多。
在遵湄七年，有七届毕业生，加上当时还是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又加上在浙大附中求读的学生，约有四千名学生在遵酒生活过。他们毕业之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均以求是门人自勉，勤奋踏实，为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作出贡献。

六、遵义人民对浙大的深情厚意

浙大迂居遵义，并非原定计划，贵州省府与遵、据人民起了促进作用，表现出内地父老对科学文化的向往。1938 年底，广州失守，武汉陷落，长沙大火，桂北紧张。浙大决定搬离宜山，其目标先在贵州安顺、镇宁、贵阳以及定番等地。旋以战局稍稳作罢，但广西在疾流行，且敌机多次炸宜山，师生安全可虑，浙大再迂遂成定局。1939年2月，竺校长曾过遵赴渝，对遵义物价稍作了解，但以无电灯和建筑不佳，未作决定。3月赴渝，仍拟迁云南建水，以免入黔运输困难，又以教部主张留挂不动作罢。5 月，敌炸重庆，死伤近二子，教部才同意浙大迂黔。6月，学校成主迁校委员会，竺校长综合了多方面意见，大体赞成迂往湄潭。经过文学院梅光迎院长事先赴黔、赴渝洽商，已有成果，竺校长决定亲自赴湄潭察看，进一步了解沿途运输条件、物产、民情风俗及可用房舍。6 月14 日抵湄潭，当地县长陪同巡视各处可用的祠庙屋字，湄潭21 团体又集会热烈欢迎浙大迁漏。市民甚至表示愿建屋出租，省府当局也以湄潭文化高、物价廉，建议迂湄潭，并有补助迁移费1 万元之议。公路局又表示可用运盆车辆支持搬迁至遵义，迁黔计划才得以实现。
遵义人民在50年前衷心欢迎浙大的到来。在浙大最困难的时刻敞开了遵湄的大门．首先挪让若干庙宇祠堂和出租私人第宅作为校舍，又从生活需要上尽量给予方便。华仲麟先生（团溪人，责大教授）在年支三千担军粮的重负下仍拨米贱售给浙大，以缓解千余员生吃粮的困难．湄潭基在1940 年5 月以县长严溥泉为首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请浙大校长、教授列席讨论，支馒房舍250 余阔，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又决定将湄潭中学与浙大实验学校（即附中）合井，依靠浙大师资办好地方教育＠一切可谓周详细致。遵湄父老勤劳朴实，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种出的米粮、疏菜，养育了浙大师生。同时，他们长期与浙大师生和睦相处，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才使浙大师生有一个较安定的抬学环境。浙大教授们高风亮节，学生们刻苦治学的精神，影响遵湄人民至深。浙大为遵湄人民树立了好的榜样，为地方培育的中、小学生数以千计，大学生以百计，在生产、教49育和移风易俗上，浙大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些毕业学生，无论留在地方戎在外地服务，都在各条战线成为骨干力量，至今发扬着浙大的求是精神。解放以来，浙大在遵湄毕业的学生已遍布国内外工作，但遵据七年对地方人才的培育——一直为遵揭人民所怀念。
1946年5月，浙江大学已决定复员东归。遵义教育文化界举行隆重的欢送会，由83 岁高龄的蒋箴谱老先生代表遵义教育文化界献旗，上写“善教继志，遵道救学，嘉贤容众，毁方瓦合。浙大复员返杭纪念，遵义文化教育界敬献”。这充分表达了遵义人民对浙大的崇敬和感剧。
1982年7月7日，浙大黔省校舍碑在遵义市11中（原子弹库浙大总务处驻地）出士，完璧幸存，摆设了近四卜年的碑文重新树立。到该校参观、瞻仰的人很多。1983 年4 月，遵义地区党史工作委员会为征集浙大中共地下党和学生运动史料，派专人到北京联系，并与当时地F党负责人磋商了征集办法。1984 年5月，又到北京邀请了部份老校友座谈。同年8 月，再邀请遵据时期地下党和进步同学什余人到遵据两地参观、座谈，确定了分题撰写革命斗争史料，由遵义党史工作委员会收集整理。一部记述话跃在抗战大后方的浙大学生运动的文史专辑《黔北风云》，于1987 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5 年10 月，应浙大遵义校友会和地区党史工委会之请，遵义地、市委拨专款建立浙大碑亭子湘槟公园（原何家巷浙大教务处门前），浙大黔省校舍碑移置亭内。10月，遵义地区特邀浙大校长韩祯祥和各地老校友卅余人参加碑亭揭幕典礼。1986 年，湄潭各界派专人访问浙大及护杭的老校友。根据湄潭县人民政府与浙江大学协商，并经贵州省文管会同意，决定修复湄潭文庙，设立“浙江大学历史陈列馆”，同时决定将原浙江大学附中（现湄潭一中）与浙大挂勾，更名为求是中学。这是湄潭人民继续保持与浙大的友谊和文化交50流，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振兴湄潭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措施。浙大也为此拨专款并赠送了图书仪器。1986年后，遵掘地方领导和留遵校友协助浙大拍摄了《西迁寻迹》、《怀念竺校长》二部专题录象片，有助于海内外浙大校友形象地回忆当年求学的情景和现时遵湄风貌， 1987年夏，浙大机械系5名研究生骑着自行车沿浙大西迁之路进行考察，在他们到达遵捕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对年青→代继承和发扬浙大求是精神并增进与遵据人民的联系表示热烈的欢迎。改革开放1 年来，浙大师生应邀来遵湄支援地方建设、料技协作和专程旅游访问的络绎不断。他们有从海外归来的学者，有国内外著名的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电工专家、农艺和园艺家，也有久经风雨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到来，都受到遵湄地、市、县领导同志和留遵掘工作的校友的热忱接待和欢迎．遵义各界人士都热烈欢迎和真诚邀请浙夫老校友为振兴遵湄地区的经济文化献计献策。1987年10月，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决定拨专款并组织力量，着力编辑《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曾派专人去杭州、k海、北京等地访问浙大和老校友，征集到大批珍贵史料，并计划j赶在浙大迁遵50 周年和竺可桢诞辰100 周年时出书。
这一切，都充分表达了遵义人民对浙江大学的深情厚意。

七、历史的思考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强盛，人民当家作主．当时正值英年的老教授现都年过八旬，那时风华正茂的学子亦都两鬓白发，但是，遵义城头、据江桥畔的生活困最却似就在眼前．那些吃过遵义米、喝过据江水的人无时无刻不怀念着那逝去了的峪嗦岁月．历史翻过了一页，历史却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应该说，在战乱年月，物质生活水准是极度低下的。但浙大师生在求是校训的激励下，成功地摸索出纯属“中国式的”办高等教育的路子。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今天，物质条件比起当年要好得多；但是，我们的国家底子薄，因此，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浙江大学有志于建成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更要继承和发扬遵据时期艰苦办学的精神，继承和发扬求是学风，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出更多优良的人才。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历史的要求。
历史也启示我们， 一个地区要有所进步，有所发展，必须热情地接纳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吸收现代的科技文化知识。50年前，遵iNl人民无私地为浙江大学提供办学条件，付出了血汗，付出了代价，但也提高了本地区的文化水准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从长远眼光看，唯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能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
浙江大学在遵义办学七年的实践，其内涵是很丰富的，它一定会引发人们多方面的探讨、研究和思考。
峥嵘岁月，流风遗泽。
让求是学风在浙江大学、在历史名城遵义发扬光大！
让遵湄人民与浙江大学的深情厚谊世代相传！
（毛正棠 幸必达执笔）

①按时序是天津中西学堂（现天津大学，1895年），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1896年），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1897年），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1898年）。按时序，浙江大学名列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