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7 年 11 月

王国松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一位负有盛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爱祖国，爱人民。所以道德文章深受人们的敬仰。正由于他这样爱国爱民，在他百岁历程中前一段时间里，受尽了蒋家王朝的摧残和迫害，走过了漫长的坎坷道路。直到全国解放，国家进入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才有条件发展他的抱负。
马老是在1949年8月被任命为浙江大学解放后第一任校长，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在1951年5月因工作需要调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我校担任校长共一年零八个月，时间虽短，而他的民主精神和以身作则的作风，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马老同浙大的关系不只是他任校长时开始的，早在1946年4月22日，他应浙大学生自治会之邀，曾在浙大作过《中国目前经济之危机》为题的演讲。在同年五月下旬又亲自“一马当先”参加学生的争民主示威游行的行列。马老对浙大这座“民主堡垒”是早有赏识了的。革命一家，他同浙大师生爱国热情早已心心相印了。1947年、1948年竺可桢校长曾两度聘请马老来校任教，他答应了，但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阻挠，没有成功。
正如马老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过去国民党统治下，我是连浙大教书机会也被剥夺的，做个教授尚且如此之难，何况做校长？！现在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斗争，打败了帝国主义，铲除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所以我才能够被任为校长。”所以他一任校长，感慨万分，非常珍视党对他的重视，非常珍视他任校长的职责。到校后就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培养切合实际要求的人才，建设新浙江，建设新浙大。”并以身作则，不耻下问，深入群众，发扬民主，引导全校师生员工为办好学校作出贡献。
这里我举几件事情作为例子来说：
第一件，发扬民主：马老任校长之后，他继承了竺校长办学的精神。在1950年4月1日浙大举行23周年校庆时召开师生员工代表会议，广泛发动师生员工以当家作主的态度，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于学校行政、学制、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师生关系、职工生活等各个方面，“人人提案，个个想办法，办好新浙大”。在当时这样的做法，还是一个创举。全校师生员工对此非常拥护，纷纷提案，提出了九百多条意见与建议。马老亲自领导进行研究，分轻重缓急，责成有关部门逐一加以处理。这次会议一共开了七天，但它的作用却很广泛，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加强团结，办好浙大，树立新的里程碑。
第二件，爱国主义教育：马老在浙大校长任职期间，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常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所以他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时事形势都曾亲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理解较为深刻。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他每到节日和重大的政治运动，总是发表演说，对全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对政府的号召都身体力行。例如当时国家经济还困难，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马老不仅自己带头认购，而且亲自率领学生上街宣传。又如1950年上海“2·6”大轰炸后，为了对蒋介石集团进行反轰炸斗争，他又亲自带头在校内挖防空壕，并说：“我们一定要把防空壕挖好，我虽六十九岁了，但一定陪着大家干，我挖也来，挑也来的，要风雨无阻地干。”许多教授、院长、系主任与全校师生员工，都来参加，原来估计一天才能完成的任务，不到十一点就完成了。当时老浙大钟山下一片劳动的欢呼声，既是战场，也是时事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动人场面。
第三件，治学态度：马老不但在爱国主义精神方面使人非常感动，而且在治学态度上也是人们的一个模范。他不要学生死读书，要重视实践，要学以致用。他自己就是这样体现的。他读书很用功，每天坚持读书到深夜，研究理论，同时更重视实践，注意从客观实际出发，强调深入实地调查，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然后加以仔细分析，以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他的《新人口论》就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突出例子。马老除重视德和智外，他还很重视体育锻炼，他来浙大任校长时已近古稀，却仍坚持做早操，冬天洗冷水澡，爬玉皇山，持之以恒，从不间断。这表现出他“德、智、体”并重的主张。他与竺校长一样，身教言教，教育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马老的许多言行，到现在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郑旭萍　徐静休　姚晓玉
2005年是费巩教授诞辰100周年和遇害60周年。他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纪念活动。在他们下榻的灵峰山庄，笔者聆听了他们对父亲的追忆。抚去六十多年时光积下的灰尘，往事历历在目，点点滴滴都在心头。
儿子：别具一格的教育方式
费巩先生的长子费让若，退休前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现在虽已八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我和父亲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他对我们的为人处世却有很大的影响。父亲对我的要求特别严格，但他教育子女不是说教，而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在浙江大学教书，我们住在杭州，父亲经常带全家去岳王庙瞻仰岳飞塑像，给我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让我自己去领悟其中的内涵。
还有，每年农历的八月十八日，是传说中潮王的生日，也正好是父亲的生日。所以父亲就带我们到海宁观潮，教育我们要学习大潮大气磅礴、一往无前的精神。
父亲和我都很喜欢京戏，他曾经叫我一个人去戏院看《西游记》，为什么要看呢？父亲说，在《西游记》中有三个人物，各自代表了三类人：孙悟空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代表的是正义、有本领的人；猪八戒是只会拍马屁的人；沙和尚则是平庸之辈。父亲意味深长地问我：“你会学谁呢？”父亲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教育还不到十岁的我。
1937年抗战爆发，我和祖母、母亲逃难转到了西天目山，最后到了上海。
父亲安顿好我们，便追随浙大踏上了西迁之路。1941年，父亲从遵义回上海探亲，教育我，国难当头，要学习岳飞、文天祥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那时，父亲每天都要我到三楼的阁子间读书练字，临摹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我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一生，正体现了《正气歌》里所描绘的浩然正气。
女儿：责之切，爱之深
费巩先生的长女费川如，话虽不多，但说起她印象深刻的事，仿佛就在昨天。父亲对川如生活方面要求很严格。川如小时候爱漂亮，对穿衣很挑剔。
她上小学的时候，早上起来，对佣人发脾气不要穿这件，不要穿那件。父亲听到后，二话没说走进房间，一下子把川如举起来，从床上抛了上去。那时房间有三米多高，川如吓得魂飞魄散，小女儿莹如也看得心惊胆战。费莹如说：“父亲从小教育我们不可追求虚荣和奢华，生活上要朴素。那时我们家有不少住花园洋房的阔亲戚，父亲说去他们家可以，但绝不能羡慕、学她们涂脂抹粉，绝不能有任何打扮，而父亲回国后，自己也保持一身布衣布鞋的生活作风。”费巩先生被害时，幼女费莹如年仅十岁。加之平时聚少离多，在她的记忆中，父亲回家探亲的一年半时间，是她童年中最快乐也是真正享受父爱的一年半。“小时候，父亲对哥哥特别严格，让哥哥在三楼练字看书，对女儿则是既疼爱又严格。除了扔姐姐那件事外，父亲待我们真的很好。父亲回到上海，忙着利用探亲的时间着书立说。不过在家里，父亲晚上一有空就会和我们玩。记得当时家里有一个长沙发，上面有三个靠垫，父亲、姐姐和我一人一个，互相扔来扔去，父亲边扔靠垫边喊‘娃娃——接铺盖啦……＇，我们玩得真是开心死了。父亲有空还带我们去永安公司的地下室开小火车，我贪玩撒娇不肯走。
父亲好言相劝，耐心地说，‘回去吧，回去吧＇。”子女：民族气节传后代
在费氏兄妹的心中，父亲虽然求学英伦，学贯中西，却有热爱祖国、自尊自强的气节和傲骨。费巩先生曾经说过：“我出国求学，是为了探求使中华国强民富之道。”对于子女，他也是这样教育和要求的。
莹如回忆说：“当时我们住在上海英租界，到处可见霸道的洋人，我们弄堂里就有不少。有一次，我在弄堂里玩耍，迎面开来一辆黄包车，上面坐着一个洋人。车停下，那洋人下了车，径直往门里走去。当车夫向他要钱时，他却蛮横地给那车夫两记耳光，打得车夫直流鼻血，我在旁看得吓呆了。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气愤地说：‘外国人仗着他们的势力，在中国的领土上耀武扬威，欺凌中国人，这是不能容忍的。这笔账要记在心中，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妹妹的话也勾起了让若的回忆，他补充了另外两个小故事：“1938-1941年，父亲让我去学太极拳。教我的是当时有名的拳师马玉良。他是个英雄好汉，当时有个外国人在上海跑马厅，一只手撑着墙，叫路过的中国人从他手下钻过去，马玉良义愤填膺，几拳就将那外国人打倒在地。还有一件事，我在上海本来可以进一所教会学校，父亲知道学校里有崇洋媚外的风气，所以坚决。

王筱雯
父亲自1920年进入浙江大学，直到1983年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浙大学习、工作了六十多年。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一生和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浙大、为祖国的科教事业贡献了毕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被迫告别明媚的西子湖，辗转西迁。历尽艰难险阻，行程数千里，最后于1940年春在遵义地区定居下来。校本部驻在遵义，工学院设在遵义新城何家巷。当初，身任电机系系主任的父亲为了轻装率队西迁，硬是把母亲和我们五姊妹送留上海。珍珠港事变后，日寇占领上海，大肆暴行，物价飞涨，而来自父亲方面的财源又断绝，我们难以继续在上海度日。于是，在1943年春，母亲带我们跟随浙大校友奔赴遵义。我们穿龙门、闯潼关、过秦岭、登蜀道，途中遭到日寇炮击、伪警敲诈和国民党军队的掠夺，经受了汽车翻车的劫难和土匪袭击的恐慌，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遵义和父亲团聚。直到1946年秋全家才随浙大复员返回杭州。因此，在浙大迁遵义的七个年头中，我亦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遵义。在那里，我读完了高中，常耳闻目睹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最激烈、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发扬爱国主义和求是精神，克服学习条件简陋和生活极端艰苦的困难，不但弦歌不辍，而且使浙江大学崛起成为名闻中外的高等学府。岁月流逝，六十余年过去了，但昔日情景犹历历在目，不能忘怀。现谨将当年父亲在浙大时的工作、生活片断略书一二以资纪念。
诚朴求是的学风
父亲一生忠于教育事业，立下了“愿为英俊出中华”的崇高理想，坚持以浙大的“诚朴”、“求是”学风培养年轻有为的科技人才，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浙大迁往遵义后，教师的家境更加清贫，生活非常艰难。我亲眼目睹着名心理学教授黄翼伯伯身患胃癌，缺医少药，贫病交加，在被病魔折磨的极端痛苦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有的教授迫于生活不得不弃教从商，但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教育岗位，毫不动摇，并且，还千方百计邀聘名教授加强师资队伍。他曾受竺校长之托，不惧艰险，绕道越南、香港到上海去聘请李熙谋教授再度出任浙大工学院院长。经他多方工作，不少着名教授也加盟浙大电机系，如马师亮、蔡金涛、沈尚贤、殷元章、王超人等。当时，师资阵容之强大，在国内各大学电机系中是少有的。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学术讲座、读书报告等经常不绝。他除担任工学院院长、电机系系主任等行政职务外，仍然坚持每周授课十二小时以上。其间，他讲授过的课程有直流电机、交流电路、电工数学、高压电力传输、电工原理、输变电工程等，有时还代授其他课程。电工数学这门课不仅在当时国内大学是没有的，就是在国外大学也很少开设。
父亲设想采用数学模式对许多电气现象进行论证和解释，他自编讲义，首创此课，亲自讲授，效果甚好，获得同学们的高度赞扬。后来，有的同学出国进修，发现美国学生在大学时都未读过这门课或类似的课，而在浙大学过“电工数学”的人在进行以后课程学习或工作时都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父亲的教学特点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明净.达，循循善诱；理论实践，两者并重。他对基本概念追本求源，使同学们弄清来龙去脉，从基本概念中引出新的理论。他熟悉每个学生，能因材施教。当时，课本大都采用国外原版书，同时，由于学校搬迁影响，课时被迫缩短，给部分同学学习带来困难。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困难所在，总是伸出热情援助之手，诲人不倦，直至教懂为止。并能从精神上予以开导慰勉，及时表扬学生的点滴进步，以示鼓励。同时，也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
有一次，一位同学要毕业了，但检查学业中发现二年级时机械制图的作业没有交齐，父亲限他在一周内补齐，否则，不能毕业，充分体现了父亲一丝不苟的精神。当时，遵义没有电灯，为了帮助同学加深理解建立城市配电网络的技术知识，父亲曾指导同学沿着遵义城的主要街道，统计灯负荷，如编制负荷曲线，规划供电网络，计算线路损失，统计需用材料。这些工作帮助同学树立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求是务实的作风。我想，这也许是一次对遵义城市供电的最早规划吧！
父亲除重视课堂上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教学外，还十分重视实验教学，认为古今中外的科学家都离不开实验室，通过实验不但能验证已经掌握了的理论知识，而且，可以帮助发现新的现象，从而得出新的科学论断。居里夫人不正是这样发现了“镭”元素吗？因此，他认为实验教学是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他曾对一位青年教师说，开好实验课对学生的收益有时甚至会大于上好理论课。浙大西迁时，父亲亲自负责电机系的图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拆卸、装运工作，并亲自参加押运。每驻一地，准备开课，就立即开箱安装仪器设备，同时开出实验课，从不耽误。从杭州经浙东、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到达遵义古城，这长征式的万里跋涉，仪器设备竟能保持完整无缺，如期开出实验，在当时困难环境里是国内大学中所不多见的。到达遵义后，父亲就为筹建实验室竭尽全力。
当时，教育经费十分匮乏，没有钱盖实验楼，只能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材料建立因陋就简的实验室。在他亲自筹划监督下，紧靠着老城城墙外的湘江之滨建立起数百平方米的电机、化工、机械实验室。人们从远处望去很像一排排农民草舍，但里面却井井有条地安装着各种机床和一台台交、直流电机、木制的试验桌和开关柜。电动机的实验设备和各种仪表测试设备，能测试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各项特性、各种电路接线以及求取各项图表曲线的数据，基本上满足了教学实验的要求。在茅屋里，一台柴油机拖着一台发电机在呼呼地发着电。父亲曾对一位教授说：“遵义晚间照明用的是菜油灯，但未来的电机师却不能不做实验，因而不能没有电。”当时，柴油很贵，而且很难买到，有时只好用桐油代替。由于机组很小，不能作大范围供电之用，只能作为实验用电，它就显得更为可贵。
同样，机械系的各种机床也用柴油机来拖动，最艰苦的时候，甚至利用人力手摇木轮，以皮带传动天轴，进行各种工作机床实习，使同学们获得实践知识。因此，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草棚实验室。英国着名科学家、前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教授1944年曾两次到浙大，父亲陪同他参观了工学院的实验室。他对浙大师生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科学研究，水平之高和学术风气之浓大为惊奇，赞浙大为“东方剑桥”。回国后，撰文称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由于学生夜自修时都点菜油、桐油或桕油灯，不少同学得了近视眼和肺结核，父亲就将实验室的另一台小柴油机和发电机安装在何家巷大院里。每夜发三小时电，许多同学在傍晚都主动到发电房去帮忙拉皮带、发动柴油机，使何家巷教室大放光明。这不但改善了学习和卫生环境，而且使同学们更加爱惜这来之不易的三小时自修时间。经过这种严谨、求是精神熏陶出来的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后都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今天，许多昔日学生已成为教授、厂长或总工程师，但他们永远不会忘怀湘江之滨的实验室里的发电机和何家巷那小小的发电房。
为了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也为了让遵义父老兄弟有机会了解和观摩最高学府，在每年6月6日工程师节时，工学院实验室都要对外开放。这一天，所有实验室的教学实验设备全都开动起来，供大家参观。我到遵义后不久，正遇上1943年的工程师节，电机系的女同学张团珠和华景行姐姐带我去参观电机实验室，我看到人们兴高采烈地结伴而来，就像是过节一样。我记得设在老城子弹库里的实验室是有关电讯设备的，展示电话、电报传导全过程，湘江之滨的实验室则示范发电机组发电全过程。还有利用两个放在不同高度、装满着流水的巨大木桶，利用其水流落差冲击一台小水力发电机发电，使许多电灯泡发出耀眼的亮光。这对于当时仅用几根灯芯草和一碟桐油或菜油来照明的遵义人民来讲，真是大开眼界，人们久久不愿离去。
但是，1944年6月6日那天，天气晴朗，气温较高，过热的柴油机排气管烧着了竹编的土墙，延烧至稻草屋顶，火势迅速蔓延，在场的和闻讯赶来的师生都不顾自己的安危，奋力抢救。柴油桶着火了，一团团浓烟烈火平地升起。为了控制火势，有的同学爬上泥墙拆屋顶，有的抢抬柴油桶，有的用消防皮带浇水，烈火终于被控制和扑灭了。这时，城墙上站满了焦急的人们，无不痛惜实验室遭受的飞来横祸。父亲为此心痛不已，夜不能眠，徘徊于室内，不时听到他发出叹息之声。母亲和我们也都为之痛心。为了筹建实验室，曾耗费他多少心血呀！事后，父亲发动浙大同学会进行募捐，使实验室很快得到了修复。1946年浙大东归前夕的工程师节，实验室还最后一次对外开放，以向遵义人民道谢和告别。
深厚的师生情谊
浙大在遵义的七年，正是民族灾难深重，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到内地上学，要离乡背井，穿越火线，经济陷入困境。他们举目无亲，无所依靠，只有学校是他们的家，教师、同学就是他们的亲人。我父亲爱生如子，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相互间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同患难、共生死的浓厚感情，令人终生难忘。
当时，战区来的学生吃饭大多靠学校贷金，额度甚微，仅够吃糙饭和八人共用一碗蔬菜，衣着费用得靠自己设法解决，有些学生几年买不起袜子。当时，老百姓曾戏称大学生是“大鸭蛋”，因为有不少学生袜子的后跟破了一个大洞，脚后跟都裸露在外面，像个大鸭蛋。有的衣衫单薄，难以过冬。有的得了夜盲症，晚间不能学习。因此，父亲要花许多精力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他千方百计争取扩大贷金额度和资金面，并尽力给学生安排一些刻蜡纸、打字、抄写等工作，让学生勤工俭学，挣些小钱，以解燃眉之急。父亲还在校务会议上竭力主张设立寒衣贷金，帮助学生渡过难关。对于一些特别清寒的学生，自己也常帮助垫交学费，使他们不致中途辍学。
父亲读大学时，曾因患伤寒症休学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自学了许多中医知识，颇有心得。当时，内地医疗条件很差，特别是西药十分匮乏，给医疗工作带来困难。云贵高原素以盛产药材闻名，遵义有中药材齐全的药店，不仅供应方便，而且价格较低廉。父亲常在繁忙的行政、教学工作之余，为同学、员工及家属把脉看病。他能辩证地分析病情，虽然开的药方常常只是简单的几味药，但效果较好，因而蜚声全校。记得有个星期天的清晨，李汉清工友奔到大仕阁找父亲，一见面就跪倒在地，流着眼泪说：“王先生，救救命吧！”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呆了，父亲急忙将他扶起，请他坐下慢慢说。原来是他的孩子患了百日咳，已经发展到咯血，请求父亲给他开张药方。当时，我心中暗想，父亲能治这样重的病人吗？只见父亲详细了解病情后，进入内室独自思考，经反复推敲，开出了一张药方，请工友拿回去试试。孩子服药后，有了好转，转危为安。父亲是博士，“博士”英文为“Doctor”，“医生”的英语译文也是“Doctor”，因此，大家推崇他，说：“Doctor is now a doctor”（博士现在是医生）。虽属趣言，但也可见同事、同学们对他的爱戴和敬重。
父亲平易近人，乐观开朗，同学们的学术、群众活动，他都参加。1940年春，父亲和杨耀德教授带电力组全体同学到遵义城的附近农村郊游，在一个杏花林中进行座谈、野餐，还照相留念。系里每年的大型活动一般有迎新会和毕业欢送会，全校还经常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有合唱、独唱、话剧等节目。每次开会，父亲带领全家参加，斗室之中，济济一堂，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无形中增加了大家庭的欢乐气氛。春节，在柿花园俱乐部有各种游艺活动，如钓鱼、套环等。还有，沈思岩、杨增慧两位音乐教师组织指挥的浙大合唱团，非常活跃。
沈先生是声乐教授，杨先生是钢琴家，他们夫妇俩还在新城的播声电影院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其中有自编自谱自唱的贵州民歌。父亲虽对音乐不很感兴趣，但他仍带领全家参加。因为他尊重别人的事业，懂得人们的生活中需要各项艺术，它能鼓舞斗志，陶冶性情，增添生活的朝气和乐趣。
在旧社会，大学生毕业往往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女生更甚。作为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的他，总在学生毕业前数月，不遗余力地亲自往各处发信，通过他的老同事、老同学和毕业校友，为同学联系符合他们志愿的工作，男女生一律平等对待。由于社会上对他的信任和尊重，以及历届毕业同学的求是作风和艰苦努力工作所赢得的好评，浙大电机系毕业生基本上都能得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有的即使一时找不到，他也总是设法再次为他们介绍。在“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要做到这样，是很不简单的事，许多校友为此终身不忘。远隔重洋、身居北美的浙大校友，很多是抗战时期毕业的，数十年未通音讯，都十分思念这位当年的师长和院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对外开放，北美校友多次函请母校派代表团去美访问，父亲亲自与北美校友会多次联系，将访问日程和具体参观项目安排就绪，但因健康原因未能飞渡重洋与海外赤子团聚，这成为父亲终生的憾事。但聊以告慰的是，经他安排的浙大代表团访美之行不仅增进了国外校友和母校的情谊，也推动了浙大与国外有关院校的科技协作和学术交往。
学生奔赴工作岗位时，父亲总是勉励他们要实事求是，不务虚名，并以“人生应以服务为目的”等格言相赠。在同学们眼中，父亲不仅是一位优秀教师，而且是一位长者和慈父。
真挚的同僚之情
父亲和竺校长共事了十三年，相知甚深，配合默契。在七年遵义时期，父亲被任命为电机系主任。竺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同舟共济，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做到教学秩序井然，学术研究活动活跃，科研水平不断提高。浙大，在战火的锤炼中从一个地方性的大学崛起为全国性的着名大学之一。在这过程中，父亲与竺校长更是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以后，不断鸿雁往来，父亲每次去北京总要去拜访竺校长。“文革”期间，父亲在长期蒙受莫须有的罪名之外又遭到了更大的诬陷，他忍辱负重，痛苦地活着。可是，在那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日子里，又能向谁去申诉呢？不白之冤何时才能得以澄清解脱呢？70年代初，竺校长曾写给父亲一封信，大意是：“我受中央保护，幸免于难，闻你受原浙大同人诬陷……望自珍重。”在竺老逝世前几天，他老人家还惦记着父亲的情况，并要秘书写信询问冤案是否已大白。父亲刚收到书信不久，却传来竺老逝世的噩耗。父亲老泪纵横，他为失去了一位知音和良友而悲痛欲绝。在父亲逝世前一天，他为《竺可桢传》（上册）写了序言，序中写道：“藕舫先生是国内外享有卓着声望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对于他的爱国热忱、求是精神和科学态度，我早就钦佩。……他的事迹应该流芳百世。”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这位卓有成效的学者和专家的崇敬之情和永恒的怀念。
1949年5月，杭州解放。6月，军管会正式接管浙大，蔡邦华先生和父亲受命主持浙大校务。8月，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次年，经马校长提名，中央任命父亲为浙大副校长。他竭尽全力辅佐马校长建设和发展新浙大。父亲与马校长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交往，现在又在一起办学，心情十分舒.。他对马校长渊博的学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他深深钦佩这位着名的教育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治校的方针。他们配合默契，就像当年辅佐竺校长一样。
不料，1951年4月，突然传来中央将马寅初先生调任北大校长的消息，父亲即召开校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师生联合致电周总理和高教部长，要求挽留马校长。然而中央已作出决定，无法变更。马校长北上前夕，多次动员父亲代理校长，父亲生性谦虚谨慎，总感难以当此重任，婉言推让，但拗不过马老一次又一次来到家中相邀，终被马老真情所动，应允暂时代理校长，请中央另派贤达之士。两年的朝夕相外，彼此相知较深，建立了真挚的友情，从此经常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有会面叙谈的机会。1955年，全国人大开会时，马老在浙江小组会上作了“关于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这是首次提出关于“新人口论”的观点，邵力子先生、竺可桢先生和父亲都表示赞成与支持，但也有代表持不同看法，有的甚至将这比同马尔萨斯那一套。马老看到认识不一，讨论此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就未在大会上发言。他继续调查研究，直到1957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发言。次年，“新人口论”遭到了否定和批判，这位优秀的教育家被推入了深渊，开始了坎坷的历程，音讯被迫隔绝，但父亲仍然将这段友谊珍藏在心灵深处。1979年2月，父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0月，赴京参加民盟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他特地去医院探望病中的马老，当时，老人已九十有八高龄，惜未能叙谈，在医院陪伴的亲人赠给父亲一本《新人口论》，距当年提出此论点已二十四年。
由于否定人口的计划管理导致了如今中国人口的大膨胀，等到人们认识真理，已无法纠正，悔之晚矣！1981年，在庆贺马老百岁寿辰大会上，父亲作了《忆马老二三事》的发言，高度评价了马老对祖国、对人民所作出的贡献，表达了对这个博学多才、有独特见解的教育家、经济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无限敬意。
正直爱国的精神
浙大民主空气浓厚，当时被誉为“民主堡垒”，这是和竺校长的开明、爱国、正直的政治态度和一贯支持、保护学生运动的实际行动有密切关系的。在遵义，有时竺校长出差时间较长，也曾指定父亲代理校长职务，父亲均能按竺校长制定的方针处理校务，包括不少政治上的问题。父亲一直是一个正直、爱国的人，早年就担任过浙大校学生会主席，发动同学参加罢课、游行和募捐等爱国学生运动，再加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当局对进步教授和学生的镇压迫害，更是教育了他，使他深深痛恨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和政治上的腐败。虽然他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不足，但他始终不肯加入国民党。对于富有正义感的爱国民主教授倍加赞扬和推颂，并引为知己，对进步的学生也加以保护、支持。
贵州与四川相邻，抗战时期，国民党实行特务统治，民主空气受到压抑，言论自由及进步学生运动都被严密控制。费巩先生是浙大政治经济学教授，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能大胆抨击国内的腐败政治，是当时一位比较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但也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父亲和他私交甚深，堪称知己。1940年费巩教授受竺校长的约请，出任浙大训导长，深得学生爱戴和教职员工的敬重。父亲支持他出任训导长，热心推行他提出的导师制和改善学生生活的施政方针。
但不到半年，国民党教育部即以其非国民党党员，胁迫其去职，父亲深为不平。1945年，按规定费教授和父亲两人可以休假一年外出讲学。费巩应母校复旦大学的邀请，要去重庆北碚举办“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父亲本已应邀去昆明讲学，后因院务、系务工作繁忙，脱不开身，未能成行。在费教授离遵义前的一个星期天，父亲、母亲特地邀请他到大仕阁家中共进午餐，为他饯行。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小楼前的菜园上，菜园里发出温馨的泥土味。十一点左右，费巩伯伯来了，他个子不太高，胖胖的身体，宽宽的额头，温和的目光，显露出他深邃的思维和广博的智慧。父亲特地亲自烧了一个家乡菜——金银蹄。席间，他们两人侃侃而谈，非常亲切。
下午，大家互道珍重而别，谁知这竟是永别。当3月5日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失踪”的消息传来，全校师生为之震惊，父亲更为焦急。各种营救活动，通过不同渠道在进行。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和美国驻华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不得不下令查找，假惺惺地派美国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沈醉到遵义等地查访，真是贼喊捉贼。他们找浙大教师多人询谈。父亲向他们指出，费教授为人耿直，治学严谨，追求真理，酷爱民主，被称为“品格的支柱”和“道德的力量”，然而这样的教授竟不为国家所容，实难理解；还气愤地说：“在遵义是绝对找不出费巩教授的，要找只有到你们重庆去找。”以后，浙大师生在每年3月5日都要举行“费巩教授怀念会”，学生自治会还通过会议，将《生活壁报》改名为《费巩壁报》，父亲都深表赞同，并发表演讲。
三十几年之后，浙大举行费巩烈士纪念会，父亲特地为他写了挽联，寄托哀思。
对进步学生的活动，父亲是持同情和保护态度的。1942年初，电机学生陈海鸣收到西南联大学生来信，介绍了昆明学生“倒孔（孔祥熙）运动”的情况，并在壁板上张贴了西南联大“倒孔运动”的宣传品，引起全校师生的强烈共鸣。
1月17日，竺可桢校长得知学生将要游行，当劝阻无效后，为保证学生安全，竺校长亲自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父亲和许多教授也加入行列。事后，国民党大肆拘捕和迫害进步学生，教育部下令开除一批学生。电机系学生陈天保将要被拘捕的消息被竺校长和父亲知道后，即同意他本人要求，先离开遵义，再公布开除通知，实际上是保护他们免遭拘捕。
1945年8月，从电机系也是全校唯一的短波收音机里获悉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全校师生、全市人民连续多日沉浸在胜利的欢腾中。9月4日晚，遵义全城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火炬游行，浙大师生和遵义人民一起，热烈庆祝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们总算把颠沛流离的日子熬到了头，可以重返久别的故乡与亲人团聚了，浙大师生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噙着喜悦的泪花走在长达一公里的游行队伍中，高跷、灯笼、彩船、活报剧，五光十色，鞭炮齐鸣，欢声震天。大家唱呀，跳呀，笑呀，尽情享受着胜利的欢乐！
1946年8月，父亲带领工学院师生和我们家属，随同竺可桢校长的大部队，复员回到杭州。从此告别工作、生活了七年的遵义何家巷、子弹库，告别了湘江之滨的实验室和大仕阁的小家园，也告别了遵义的父老乡亲。但是，浙大在战火中的成长和父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遵义的一草一木，遵义人民的深情厚谊却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头。
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的贤伉俪
父亲一生贡献给教育事业，在浙大学习和工作了六十多年，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他的优秀品德和高风亮节赢得了老师、校友、同事、朋友和遍天下的桃李们的敬仰和推崇，人们给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永远怀念这位有才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老教育家。在父亲所取得的成就里，包含着母亲的支持和帮助，渗透着母亲的鼓励和理解。
外祖父陈均适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思想新派，到浙江工专任教后即从家乡平阳县将年方十四的长女汉兰带杭读书，成为省女子师范早期毕业生之一。
毕业后在杭州盐务小学任教。她端庄清秀、温文尔雅，和父亲结为伉俪后继续教书。在三妹出生后，为让父亲集中精力于教学工作，她忍痛离开了教师队伍，专心哺育孩子和料理家务。抗战爆发后，又为了不拖累父亲随校西迁，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姐妹在上海暂住。虽然有姨父母的照顾，但在日寇、汉奸横行的上海滩度日是很艰难的。珍珠港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上海，上海与内地交通被阻，我们的经济来源断绝。1943年，父亲托校友姚卓文先生回上海接眷之便把我们带往内地，我们历经了千辛万苦历时两月才到达遵义。当时，物价飞涨，教师待遇菲薄，一家九口，全靠母亲勤俭持家、节衣缩食，日子过得十分不易。双亲相敬如宾、相互支持，在融洽的气氛中度过了五十七个春秋，特别是在父亲蒙受冤屈二十余年中，二老相濡以沫，增强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他们正像父亲的名和字那样，像两棵劲松屹立在高山上，共同经受风吹雨打。这是因为，在母亲身上，不仅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而且，由于母亲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深深理解父亲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从而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有力的帮助。为此，母亲也得到了广大校友的敬重。在父亲逝世八年后的1991年校庆，来自全国各地的1942届学长来校团聚，他们还特地到家中来看望重病的母亲。望着二十几位七十开外的老学长们渐渐离去的身影，我们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最后，我借原浙大校长韩祯祥先生在为《怀念王国松先生》纪念册所作的序言中所说的两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一切为人民，为祖国作出贡献的人，人民都是永志不忘的。一切有才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民都会牢记在心。”

苏德晶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爸爸出生在卧牛山下一农户家里。
他最小，上面有十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其中有几个夭折了，只剩下大姑妈、二姑妈和大伯伯。爷爷和娘娘有八亩水田，住的是茅草房。爷爷善于种田，而且很勤奋，天天早早下地，中午不回家，午饭由家人送到田头；娘娘能干得很，里里外外都得干，一有空就织布、缝衣、做鞋，好在她没有包小脚，顶得住。爸爸从四岁起开始干辅助活，先送送饭，长大一点，能上牛背了，放牛是他的活，到八岁才上私塾读书。他喜欢书，老先生教孩子们读古文、旧体诗，教他们写大小楷。爸爸特别喜欢旧体诗，走路读诗，在牛背上读诗，简直成了小诗迷，直到现在年纪大了还是诗迷。在他书桌上有《唐诗三百首》和《旧体诗集》，他天天要拿起来读，读时铿锵有力，满腔热情，我们都百听不厌。爸爸还爱种地，不论刮风下雨，骄阳似火，天寒地冻，有空和没空，他必天天去园里干活。
后来，爸爸所在的乡有了小学，他便去那里上学了。小学里开的课多，老师也多，他特别喜欢数学和国语。老师不但教书，也教人，爸爸非常敬佩和爱戴老师。小学毕业，爸爸去县里上四年的旧制中学。在那里接触的世界大了，他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爸爸刻苦学习，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老师和校长都很喜欢这个年轻学生。
东渡去日本求学
爸爸中学毕业了，还想升学，但是无钱实现升学的愿望。正在此刻，中学的洪校长给了他两百大洋去日本留学。那时大伯伯在日本已完成学业，而且找到了工作，爸爸去那里有亲哥哥照顾，爷爷和娘娘也就放心了。1919年春天，爸爸登上了东渡的轮船，到了东京。在东京，有大伯伯的关照，生活没有问题。那时他打算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离考期只有三个月了，可是爸爸不会说日语。那怎么通过面试？爸爸决心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攻克日语口语。他抓紧时间练说，拜房东太太和小孩子为师，跟他们学，跟他们讲，和中国人在一起也用日语说话。有志者事竟成，爸爸终于过了考试官的面试关，进了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创办于明治维新时期，是实力很强的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陈建功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爸爸在那里读书收获不小，一是打下了扎实的理工科的基础，二是掌握了好几门外语，以日语和英语为最。
1923年，东京发生关东大地震以后，爸爸来到仙台，考进了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这所大学师资力量雄厚，藏书很多，教学仪器齐全，是日本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是这所大学和老师的培养造就了我的爸爸，使他成了一个着名的数学家，一个德才兼备、为人师表的教师。爸爸不死读书，他的爱好广泛，可以说，诗、书、文样样精通。他喜欢运动，在校时经常打网球、踢足球。他喜欢劳动，所以他才有好的身体。
爸爸敬业乐群，好朋友多，例如陈建功先生、陈乐素先生和茅诚司先生。
陈建功先生是爸爸的学长，回国以后又在同所大学同一个系共事，有五十年之久，爸爸非常敬佩陈先生，他们的友谊和交情很深。陈乐素先生也是留日中国生，是个爱国的人士；抗战时家居香港，陷贼中年余，卒弃其藏书万余，挈眷北去遵义浙大执教。
爸爸和陈先生很投合，还有陈绍琳先生，他是爸爸的好友，我们两家的关系密切。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这个陈先生，他和蔼可亲，他一来，我们都赶忙到他身边，连话不多的妈妈也滔滔不绝地讲话了。四弟德昌从仙台回国，全靠他的帮助。茅诚司先生是日本着名的物理学家，他和爸爸是大学同学，又同住在一所公寓里，加上公寓里另一个日本学生，他们三人总在一起，形影不离，好像大仲马的三剑客一样，引人注目。1977年，茅先生和夫人来北京访问，爸爸去北京见了阔别四十六年的好友，感触很深。1979年，爸爸率领上海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大阪，妈妈偕同回家探亲，茅先生邀请他们去家做客。在茅先生家过得很愉快，有张照片留下了当时美好的时光。爸爸和妈妈穿着和服，并排坐在沙发上，爸爸的神情是那么安详、轻松和满意，妈妈侧过头含情脉脉地看着爸爸，好像年轻的姑娘一样。
爸爸和妈妈的结合颇有神奇色彩。妈妈在少女时代，是高级女子学校的高才生，她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造诣相当高，而且长得很秀丽，是外公、外婆的爱女。妈妈喜欢弹古筝，还常上广播电台去播音。妈妈说他俩的月下老人是古筝，爸爸从广播电台听到松本米子的大名，才想亲眼见见弹古筝的小姐的风采。1925年，在樱花盛开的季节，爸爸终于见到松本米子。据妈妈讲，那天她的朋友说要带几个年轻朋友来她家，听她弹古筝。到了一大群人，有爸爸和另外两“剑客”。说也奇怪，妈妈一眼相中了瘦小的爸爸，爸爸就不用说了。外公外婆有四女三男，还有老母，不过外公有很好的工作，薪水很高，所以日子过得相当富裕。妈妈和爸爸相好以后，外公唯恐失去爱女，不太赞成，但外婆却很支持他们，尽管已有个二女儿，也就是妈妈的二姐，嫁给了中国留学生，一同去了中国。1928年，爸爸和妈妈喜结良缘。一年以后生下老大，就是我；过一年又添了个弟弟德雄。爸爸那时在东北帝国大学当讲师，薪水不少，日子好过，那几年是他们最最快乐的时光。爸爸一早去学校，上课和读书。妈妈收拾好家，背起白白胖胖的我，走到外公家，路不远，走一刻钟光景。在外公家，妈妈、我、外婆和大舅舅热热闹闹地过一整天，到下午五点多，爸爸下班到那里，外公也下班到家了，大家在一起吃大酱汤和米饭，又说又笑，开心得很。然后等天黑了，爸爸妈妈带我回家。有了大弟以后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妈妈手上要抱一个了。爸爸很爱我们，天天晚上都唱催眠曲拍我睡觉，等我入睡以后再看书到深夜。外公、外婆非常爱我们，他们不想让我们离开，元旦去神社参拜时，只向神祈求留住妈妈和爸爸。
1931-1937年在杭州
1931年，爸爸应聘国立浙江大学，只身来到杭州。当时浙大数学系已拥有雄厚的师资，诸如陈建功先生、钱宝琮先生等。爸爸的到来，给系里又增加了力量，大家都决心办好数学系，使其成为全国一流的，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科教人才。同年，爸爸去仙台接我们。外公、外婆伤心得不得了。
爸爸在浙大附近租了住房，那是一排三间的平房，向阳，前有大园子，有院墙与外面的巷子隔开。我们后面有排房子是房东住的，他家在北面破墙开了米店，他们家人都从北面进出，我们这边十分清静。
妈妈到了中国，一下子改变了生活习惯，有些不适应，可是她不抱怨。爸爸关心她无微不至，给她弄了一只大铁桶作洗澡盆，下面可以加柴烧水，还教她吃中国菜，教她说和写中文。妈妈渐渐习惯了我们的生活和习俗，刚来时讨厌的腐乳和皮蛋后来是她最喜欢的小菜，红烧蹄成了她最爱吃的菜肴。
爸爸喜欢教书和科研，也喜欢种地。
每天早上到房前去种花，给花施肥、拔草、洒水、松土、培土，从锄头到大粪桶，样样农具都齐全。园子种了许多种花，墙根上种了牵牛花，一早牵牛花盛开，把园子装饰成了花仙子的花园一般。爸爸在地里干，我们小孩子在他周围转来转去，总想帮他干点什么。最后，他剪下几朵最美的花，叫我们给妈妈，妈妈喜欢把它们插在爸爸书房的花瓶里。妈妈喜欢月季花、玫瑰花，我们喜欢牵牛花、凤仙花、鸡冠花和夜来香，还有一种像韭菜样的草，结许多碧绿的小圆果实，爸爸把它们种在通到大门的石板路旁。
爸爸工作很忙，上课，搞行政工作，还搞科研。白天他都在学校里，中午回家吃饭，小睡半小时，下午又去学校，晚上备课和写论文，一直到深夜。妈妈是典型的日本妇女，照顾爸爸的生活，还带孩子，好让爸爸一心都放在工作上。
爸爸走前，妈妈早已准备好外衣和公文包，帮爸爸穿好外衣，送他到大门口，每次都是爸爸说“我走啦！”妈妈接着说“走吧！”这样的对话一天要听好几遍。中午，到爸爸快下班那会儿，妈妈已在门边等候了，一听见他大声说“我回来啦！”我们小孩子马上奔过去，刚一岁的德洋跟在德雄后面叫道“爸爸，抱，抱！”吃饭是最高兴的时刻，因为大家都坐在一起，连德洋也上桌，站在妈妈旁边的藤椅里。爸爸喜欢喝一小杯酒，一边喝，一边讲，讲的都是学校里的事，妈妈听着，偶尔也插一句话。
那时我们在家里讲日语，跟外人讲汉语。在妈妈不会讲中文时，我们小孩子是妈妈和女佣陈妈的小翻译。爸爸很爱我们，但从不姑息我们。他每天抽空检查我们的作业，特别要看我们写毛笔字，笔握得是否正确以及字写到哪里要用力。每次出差回来，总不忘给我们带书和文具。在园子里干活时给我们讲大禹治水、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还讲伊索寓言里的小故事，教我们要学古代圣贤，要勤劳、节俭，要天天向上。爸爸是个急性子，我们常常因做错事或打架而挨骂。爸爸发火时我们怕得要命，训斥我们的声音大得连后面的房东家都听得见，不过不管他有多么生气，却从不动手。
爸爸有许多同事和学生，他们交往密切，每到星期天总有客人来。我记得最早的学生是方德植先生，后来有徐瑞云小姐。妈妈的朋友都是师母，她们一来，小孩子也来，我们玩得很高兴。妈妈不但长得好，而且心眼也好，没有人不喜欢和妈妈交往。另外，家里的人口几乎与年俱增。1932年，二弟德明出生。
同年妈妈带我们回仙台看外公、外婆，他们说什么也要把德明留下，所以回杭州时妈妈少带了一个孩子；不过，过了一年，1933年，德洋出生。隔两年，德昌又来了。家里人多，住不下了。爸爸、妈妈想扩大住房。租房子不如自己造房子，爸爸在求是村那边买了一块盖房子的地。可是没等到盖，八年抗战就开始了，盖房计划落空了，最后那块地也不了了之，没有了。
抗战八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仙台的外婆来电，告外公病危，要妈妈速归；日本东北帝国大学也来电，聘请爸爸去教书。爸爸要留在浙大，劝妈妈带我们四个孩子走。妈妈心里痛苦万分，想走，但又舍不得爸爸。
当时妈妈还以为局势很快就会转好，所以决定等几天再说。
同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我军奋起阻击，抗日战争自北向南全面展开了。杭州遭受日机频繁的空袭。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决定立即迁校。正在这紧急时刻，我的第五个弟弟德成出世了。10月份，我们随校一同迁往建德。
一路上难民如潮，人心惶惶。爸爸抱着四岁的德洋，我拉住爸爸的衣服，妈妈背着未满月的德成，一手抓住一个弟弟：一个是德雄，还有一个是妈妈1936年去仙台探亲用德昌换回来的德明。家里大多数的东西都留在杭州了，只带出来些好点的衣服和被褥，还有一件贵重的古筝。到建德不久，事态急剧恶化，建德也不安全了。于是浙大决定再迁，到江西泰和。爸爸赶在再迁前，匆匆送我们回老家平阳避难，把娘娘从乡下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因为妈妈不懂平阳话。我们在平阳的日子过得不错，吃的不缺，那里亲戚很多，都挑着担子送来鸡、肉和水果。在县里工作的大伯伯隔三差五来看我们，我们喜欢他来，因为他和爸爸很相像，声音完全一个样。好几次我们在外面听到屋里在讲日语，我们以为是爸爸回来了，而爸爸只在假期才会回家。
1940年，家里有了个可爱的妹妹，正好生在浙大迁到宜山时，所以爸爸给她起名叫德宜，小名叫小米，因为长得像妈妈。产后妈妈没有好好的调养，加上长期以来的劳累，她病倒了。尽管一个月以后见好了，但落下了关节痛的毛病。从1937至1940年，浙大搬迁了四次，最后到了黔北。迁校完毕，爸爸立即回平阳接我们。我们一行九人：爸爸、妈妈，六个孩子，还有我们的表姐卢志学。我们一家随着大批迁移的人们上火车，换汽车，穿山越岭，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城镇，通过数个检查关卡，走了半个月，才到目的地。幸好我们一路顺利，没有关卡找我们的麻烦。这都亏了竺校长替爸爸办了一张免检放行的通行证。
在遵义，我们家住三间独门独院的茅草房，三间房都朝阳，前面一块空地。
爸爸在上面种了菜和瓜，每天都能摘不少菜和瓜。在遵义只住了一年不到，那时家境已穷困了，爸爸把香烟戒掉了，妈妈为了省几个铜板的水钱，每天到井边洗衣、洗菜，有时家里没有人看小米，她就背着孩子去。弟弟的光头都是爸爸自己剪，我和小米的头发是妈妈剪，剪成童发头。1941年，我们搬到湄潭，这是校本部所在地。湄潭东面依山，西面傍水，风景秀丽。浙大的几百个师生员工和家属的到来，使这个小小的山城沸腾和闹猛起来。学校在东山坡顿时盖了简易教室和礼堂，并盖了学生宿舍；租民房给教工家住，为教工子弟办了附中。我们一家被安插在一个破庙里。庙前有一大片空地，爸爸高兴得不得了，连忙开垦出来种菜。到湄潭后，物价开始飞涨，浙大教工的生活日益艰难。
我家人口多，日子要比别家困难得多，竺校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爸爸渡难关，解决衣被和粮食不足。爸爸开出半亩菜地，收的菜和瓜又大又新鲜，我们吃了他劳动的收获，个个长得健康又可爱。我们小孩子整日无忧无虑，上课和玩耍，不知困难是啥，但爸爸、妈妈真是操心。虽然穷，但是他们相亲相爱、互帮互助，日子过得蛮好。爸爸教书特认真，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真奇怪，他居然有如此多的精力！白天工作那么忙，晚上在桐油灯下写下一本又一本的教学讲稿和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一直要坐到12点，早上还要早起种地，还抽空读诗和写诗。我们的爸爸总是那么精神，那么乐观，那么自信，那么坚定不移。
他在这时期的教案“乌鸦集”有十几本，今日翻开仍熠熠生辉，非常珍贵。爸爸在湄潭的学生很多，他们非常敬佩和爱戴爸爸，至今我还叫得出他们的姓名，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容貌和笑容。熊全治先生、杨忠道先生和秦元勋先生现在在美国，张素诚先生在北京。
爸爸爱国、爱校。在祖国生活，在浙大工作，不管条件和待遇多差，他都甘心情愿。1946年初，爸爸去台北接收台北大学，台大曾以高薪聘请爸爸，再说台北还有他的亲哥哥苏步皋，但都未能使他动摇。
1946年浙大复员
1946年5月，浙大开始复员。大家都欣喜若狂，等待好日子来临。爸爸、妈妈吃了八年的苦，该结束了。他们老在讲回杭州以后日子有多么好，妈妈一心想接外婆和德昌来，和他们一起过好日子。我们是8月启程的，从汉口乘船到上海，乘火车到杭州。六弟德新是湄潭出生的，从没见过汽车、轮船和火车，一切都使他感到奇怪，一路上不停地问这问那。在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爸爸给我们买了咖喱鸡盖浇饭和火腿煎蛋，真好吃！
回到杭州，一切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好！内战爆发，国内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加紧镇压，各地学生纷纷起来举行示威游行、罢课。国民党为取得美帝的支持以进行内战，大量出卖国家主权；美国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货充斥市场。国民党统治区出现经济危机，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爸爸深感教书难和工作难，养家也难。为了摆脱困境，他协助竺校长工作，甚至在工作已非常多的情况下，仍接受了训导长的职务。竺校长认为大学生敬佩有名望的教授，因此也就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爸爸和妈妈说了不知多少次，训导长难做。爸爸和所有有正义感的浙大人一样，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迫害；在学运中，爸爸支持学生，同情学生，而且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但是他认为，与国民党斗，要讲策略，要做长期打算。学生们都爱他，尊重他，他们相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谷超豪先生就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
五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厚。
1948年，四弟德昌才回国。说起来真叫人伤心，外公1937年底就去世了，外婆饿死，大舅舅接着也病死，可怜的德昌由二舅舅收养，但他有八个孩子，生活也非常困难，德昌哪里能吃饱肚子。妈妈听了这些，悲痛欲绝。爸爸那时天天教德昌说和写中文，他脑子很灵，三个月就会说中文了，第二年就进了中学。
1948年底，爸爸当了浙大应变执行会副主席，工作更多，他参加护校工作，出去采购柴火。爸爸已对国民党不再寄托任何希望，所以尽管教育部三番四次要他带家去台湾，他都拒绝了。爸爸和大家一样，都在等待黎明的到来。

竺安
人之将老，其忆也深。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实在不算长，而他又工作繁忙，日理万机，教诲我或带我去玩的机会真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然而，儿时的一语一事，往往予我深刻印象。现搜索记忆，撷得零星片断，以纪念父亲。
忙碌的身影
我未出生前，父亲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我刚记事时，他改任浙江大学校长，担子极重，工作异常忙碌。尤其是任校长的一年后，爆发了日军侵华的七七事变。11月，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告急。父亲焦急万分，学校如不内迁，则不是落入日寇之手，就是面临解散的命运。而要搬迁，教员是否续聘，一千六百箱的图书仪器怎样搬运等，真是千头万绪。在他的精心计划与领导下，浙大终于成功地逐步内迁，一迁浙江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的遵义、湄潭。
1938年在泰和，夏季频有雷雨，往往在漆黑的夜晚，父亲还要出门去办公室。那时大哥已经从军抗日，姐姐和二哥在安徽屯溪就读于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在家的孩子只有我和宁妹。在泰和上田村旧式的大屋子里，父亲一走，越显得空落落的。闪电劈空，雷声如炸；油灯一盏，火苗飘摇，使我倍感恐惧。父亲为了学校的前途和全体员工的安全奔波在乡间小道上，牺牲了与家人共叙天伦的时光。而父亲出门时那小巷中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和偶尔的电光照耀下父亲撑着布伞迅步前行的身影，是我一生中脑海里从未忘却的形象。
也就是在泰和，在抗日战争进行了一年的时候，母亲和二哥同时患了细菌性痢疾，病急且危，而父亲斯时正仆仆于黔道上，为学校的迁移筹划路线。接到学校的加急电报，慌忙赶回，然二哥已魂归西天，母亦重病不起，越九日而撒手人寰。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中，二哥聪敏好学，最受父亲钟爱。十二日之内，失子丧妻，况且连二哥临终的一面都未见到，人生之痛何过于斯？遭此沉重打击，父亲几至悲不欲生。但抗日烽火正炽，迁校重任在身，幼儿绕膝依依，又不得不强自支撑，继续为浙大的生存和前途奔波、操劳。
潜移默化
在遵义，我小学毕业，父亲拿了法布尔的《科学故事》给我阅读。这是科普通俗读物，主人公保罗是个少年，他叔叔给他讲昆虫的故事（蚂蚁与瓢虫的亲密关系）；讲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喷发及引起的地震与海啸的故事；一起到野外观察自然，带领他用土法做化学实验（人造火山）……这些课外知识极富趣味，深深吸引着我，令我终生难忘。日后，我走上科学研究之路，这本书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前三年，抗战尚未爆发，二哥过十三岁生日，其时他刚要念初二，将要开始化学课，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只小木箱，上面的标签是“少年化学实验室”。里面有二十多种化学药品，还有试管、试管夹、酒精灯、石蕊试纸等用具。
另有一本小册子，讲述了几十个化学实验的做法。得此礼物，他兴奋莫名，立刻和大哥动手做起来。第一个实验就是制造笑气。把药品放在试管中加热。
可惜的是他们俩嗅了试管口的气，都没笑。又叫我嗅，我也没笑。看来这是一次失败的试验。但没想到这次失败的试验却勾起了我对化学的莫大兴趣。那时我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时，我常到隔壁一家书店去翻阅化学读物，还利用二哥的“遗产”做实验。到进入初中，就立志以后学化学，其根源实在于此。 的确，一个启发兴趣的小礼物，远比几百次枯燥的训诫要有益得多，也有效得多。我很希望众多的家长和老师都能采取启发、诱导兴趣的方法来教育子女和学生。
体育
谈到体育，人们都知道讲德、智、体、美四育，但实行起来，对于后两者往往忽视。父亲对于大学和中学教育极其注重体育，在他做浙大校长期间，规定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许毕业。这是一项果敢的措施，学生因此都重视体育运动。在湄潭，在清澄碧绿的湄江，游泳又成了体育的必修课。尽管有些“旱鸭子”学生是很不情愿地被老师赶下水去学游泳，但是学会一点以后，他们反而感激这一“赶”。事过数十年，这却成了他们美好的回忆。
父亲个子较矮而自小身体羸弱，同学胡适曾讥之曰：“此君活不过二十岁也。”这句话给他强烈的刺激。恰巧二十岁上，他与胡适同船赴美留学。在美国大学里，他为了学好科学知识，报效祖国，刻意锻炼身体，参加了游泳、网球、骑马、滑冰等多项运动。由此他获得了强健的体魄，不但突破了胡适的预言期，而且能胜任繁重的工作，直至八十四岁高龄。坚持锻炼还培养了他的毅力，练成了多种技巧。他在六十至七十岁期间，每逢冬季，都经常去北京的北海或什刹海滑冰。由于过去长期在浙江、贵州等南方省份，没条件滑冰，而中断三十年之后，居然毫无困难地能自由滑行，这说明他年轻时已奠定了优良的技术基础。他的游泳更是出色，一直坚持锻炼到七十六岁，因“文革”而停止。
浙大的学生就记得他与体育系主任舒鸿教授双双在浙大农学院的华家池游的是“标准的”蛙泳动作。
我儿时的美好记忆之一就是父亲带我去南京中央游泳池游泳。我虽不会游，却毫不惧怕，而且兴趣盎然。那年头的男式游泳衣，与女式的相差无几。
上身似一背心。我就两手抓住他的左右肩带，由父亲拖我前进，我则两腿瞎扑腾。抗日战争时期，在泰和的赣江、宜山的小龙江，父亲也常常带我去游泳，这时我已能独自游了。不过直到小学毕业的暑期，在遵义的湘江中，我才终于“豁然贯通”，能够游泳自如，游个上千米也不在话下。我虽然不是游泳科班出身，后来却在不满十六岁时战胜成年选手夺取了贵州省的游泳冠军。参加工作以后，也曾两次获得浙江省冠军。这都是受赐于父亲的循循善诱。
父亲有清晨即起，做早操锻炼的习惯，数十年不辍，直到晚年。在宜山时，正值父鳏吾哀，我与父亲同睡一床。天一亮，父亲就催我起身，带着我做早操，无一日间断，积久成习，使我日后也爱好运动，长期坚持锻炼。
活到老，学到老
父亲是国际知名的气象学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意识到过去在浙大十三年的任期内，自己已经逐渐脱离了气象学研究的第一线，加以气象学也已以物理学的新成就和数学工具来进行研究，他知道自己已不适宜做这个领域的带头人，所以集中将力量放到科技组织工作上。
后来科学院一些地学研究所的筹建和布局，地震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及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建立和明确方向，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非常努力地学习新的知识。记得60年代初，一次他和来访客人谈到新兴的边缘科学Bionics（仿生学），我当时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英文），而他已经读完了不止一本仿生学的书了。理论物理学家汪容是我家的亲戚，每来造访时，父亲必定要请教他关于基本粒子的常识和最新进展，例如60年代中国科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世界各国的加速器性能、核爆炸的遥远探测等等。
总之，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学习新的知识。久而久之，他在本专业以外的知识也丰富起来。
从50年代起，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周两晚向一位俄国老太太学习俄语，不久就能阅读俄文文献与书籍，也能简单地会话。这个学习坚持了十多年，这对工作繁重而且已届六七十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但奇怪的是，他英语虽早已炉火纯青，而他学讲普通话却费力多、效果少，劳而无功。他浓重的绍兴口音是不少浙大同学都喜欢模仿的。1947年他访美时，遇见了多年不见的老友赵元任，赵与他是哈佛大学同学，又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建人之一，友谊甚笃。赵是知名的语言学家，一听他说话乡音如此之重，就责怪他，“你怎么还是不改说国语呢？”接着，他又很有把握地说：“我来教你，保证三天就能学会。”可是第一天下来后，赵泄气地嚷嚷道：“不可教也，不可教也。”终于死了这条心。尽管语言学家给他作了“判决”，他在50年代仍买了几张普通话的唱片，经常跟着学，直到七十多岁也没停止过。虽然成效甚微，但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即基于这种滴水穿石的毅力，而主要并不是靠他的天赋。
爱心
父亲的教育成功，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治校有方，还因为他礼待教师，挚爱学生。凡遇学生受到国民党特务迫害时，他必定挺身而出，给予保护。1941年1月，抗日的大后方发生了“倒孔运动”，遵义的浙大学生也奋起要游行示威。父亲知道国民党军警已有布置，准备镇压，就再三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要出外。可是学生情绪高昂，不受劝阻，冲出了学校。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父亲当机立断，马上跑到学生队伍前头，也参加游行，以保护学生。当局果然未敢下手，让学生游行完全程。这在父亲来说是冒了极大的危险的。没过几天，在湄潭的特务又在进步学生潘家苏、滕维藻的床下放置伪造的信件和传单，企图栽赃诬陷。父亲闻讯后，立即赶赴湄潭，将二人带回遵义，名为交给遵义专员公署看管，实际是避免让特务直接插手。他又亲自布置收集证据，调查事实，终于揭露了事实真相，使特务的阴谋未能得逞。1945年费巩教授失踪，实际上是被军统特务绑架、关押（后杀害）。特务反而将陪送费巩至船码头的邵全声逮捕，诬其为凶手，宣判死刑，并不得与外界联系。事过半年，父亲打听到他的下落，又冲破重重阻碍和危险去探监。后来他写信给当局，再经一年之久，始得将邵从军统监狱转到法院，随后法院承认罪名均不能成立，由父亲去签名、盖章将他保释出来。这件事父亲本来可以不管的，因为邵全声毕业三年多，正在重庆教书，不再是浙大的学生了。但他痛惜为国家培养的人才横遭摧折，遂义无反顾去多方营救，历时两年半，才从虎口救出一命。
在生活或其他方面，父亲对师生之爱也是有口皆碑的。学校往贵州搬迁时，某日，父亲发现有几个女同学到中途站，为找不到旅馆而愁眉苦脸。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订的旅馆房间让给他们，而自己则蜷曲身子在小汽车里过了一夜。
1985年，我赴美开会，会后专程去看总角之交——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张镜湖教授。他又带我拜访在夏威夷的另一浙大校友周桐。周谈起她曾在遵义读浙大外文系一年多，恰在那时患了盲肠炎。抗战时期贵州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弄得不好，会得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危及生命。父亲立即派校长专车（全校唯一的小汽车）将她送到贵阳就医，又写了一封信给医院院长请为其精心诊治，周终于安然痊愈。这事过去我还未曾听说过。那时浙大只有一名校长，连副校长也没有，而学校有五个学院，师生员工约两三千人，加上新生部和附属中学，单位既多，又分散在遵义、湄潭和永兴三个不同地方，且交通极不方便。而一校之长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之下，还能照顾学生如此入微，无怪乎会得到师生员工的爱戴，并且在离校多年以后也难以忘怀了。
数学系苏步青教授回忆抗战初起，学校决定内迁，而那时他的妻子还是日本国籍。父亲特地找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要来一份手令，以保证军警盘查时安全无事。要不然，真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故。后来在湄潭，父亲惊诧地看到苏教授在晒山芋（白薯）干，方知他全家已有半年就靠山芋蘸盐过日子。遂千方百计为他争取到“部聘”教授的待遇，又让其子女在附加住校，吃公费饭（按当时规定家在湄潭的学生不得住校读），以减轻他的负担。
由于受父亲做人治学精神的感染，加之父亲亲自倡导浙大校训为“求是”，这一精神在学校蔚然成风，同学、教师在离校几十年之后仍是情深谊长。北美的浙大校友会每年一次年会，参加者总在一二百人，已开过17届。更有奇者，有一些并非校友，而是校友之友，却年年与会，乐此不疲。究其因，曰：浙大校友相叙，亲如一家，我特别喜欢这种亲切友爱、无拘无束的气氛，令人感到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记得1990年我将去肯达基州参加校友年会，一位朋友就说：“嗨，校友会？没什么大意思。吃吃喝喝，各自吹嘘，拉拉生意而已。”但是浙大的校友都觉得每年这一次聚会是“返老还童”、“充一次电”和“延年益寿”。
这就是父亲的爱心和他倡导的求是精神，如春雨入土，化而为前进的推动力和人与人之间强大的凝聚力。

楼含松
我国着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浙大人文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徐朔方先生于2007年2月17日下午与世长辞。在告别仪式上，我撰了一副挽联：“绛帐清风留道古，青衿凄雨忆初阳。”联语未工，但记录了师从先生的点点滴滴，也表达了我在先生逝世后的伤悼之情。作为他二十多年的学生，爰作此文，通过几个片断，感怀先生的教诲之恩，抒发对先生的深切思念。
“听不懂”的课
初识徐先生，是在我大学二年级。记得当时徐先生给我们上古代文学基础课，主讲两汉魏晋文学。当时徐先生年近六旬，虽然白发萧萧，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身材不高而敦实。徐先生进得课堂，没看他拿什么讲义，只是带着《古代文学作品选》和几张写满字的纸片，没有什么客套，兀自就开讲了。他的嗓音清亮而略带尖锐。
已经不记得徐先生当时上课的具体内容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就没有听懂徐先生的课。这固然与我的鲁钝有关，不过确实有不少同学与我有相同的感受，认为徐先生的课“听不懂”。
徐先生上课，并不像一般老师那样从时代特征、作家生平介绍开始，然后是作品串讲，进而思想与艺术分析，最后讲历史地位和文学影响。这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史的授课方式，久之习以为常，觉得文学史就是应该这样的讲法。但徐先生不是这样。记得是他讲《史记》，对于教科书上已经系统介绍的司马迁生平、思想，他没有重复讲述，简单带过，接着就讲作品。而讲作品，也不是逐句解释，大凡书中注释详尽的地方，他就略过不讲；而没有注释和注释不确切的地方，徐先生或作补充，或为纠谬。与后来读到的徐先生的学术论文思维缜密、文采华滋不一样，徐先生上课并不追求耸动听闻的效果，即使一些极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也是要言不烦，点到即止。
要听懂徐先生的课，得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必须对所讲内容有相当的了解，至少应该大致浏览过教材，这样才能领略徐先生揭示问题的眼光、解决疑难的慧心。这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在当时，习惯了让老师牵着鼻子走的我们，面对徐先生这样看似略无崖际、不成系统的讲解，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还生出一些不满。但是也有一些同学十分喜欢徐先生的课。
认为这样的讲课，才是真正水平的体现，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到了期中，徐先生安排了一次测试，结果班里几乎有一半同学不及格，我的成绩也很糟，但少数几个同学却得了高分。下半学期，我逐渐适应了徐先生的讲课方式，知道一点读书的方法，也略窥徐先生治学的门径，才算品到了听徐先生课的味道。
我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后来成为徐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在闲谈自己的治学道路时，先生提到，当年他考进浙大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听了一位先生连原文带注释照本宣科讲解《庄子·逍遥游》的课后，他产生了与《牡丹亭》的女主人公相同的感受：依注解书，学生自会。就不愿再在中文系了，转学到了英文系，直到毕业。直到这时，我才领会当初徐先生给我们上课时的良苦用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尤其是大学教育，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我博士考试复试时，徐先生对我说了一番话：“我看过你写的一些文章，总的来说，文字功底还不错，表达还算清通，但思想深度方面不够。
要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学术目标和要求，要超越自己。”此后，无论进修课程还是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徐先生都有针对我的弱点，有意识地增加这方面的训练。跟徐先生读博士，随时感到有巨大的压力。他的课程，常常会布置一些具体的问题，要求学生自己去查找资料，独立思考，写出文章。其实，这时候徐先生自己对此问题已经做了研究，并写成了论文。他会指点材料的范围，通过什么途径去收集，重点思考什么问题，但不会事先告诉他自己的研究结果。这样做，就是要我们经历研究的全过程，而不是简单接受现成的结论。我们学生提出的观点，常常与徐先生不一样，他就与我们辩论，引导我们研究的深入。有的时候，双方都不接受彼此的观点，徐先生也从不将自己的结论强加给学生。
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十分有效，并让学生养成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行走的“课堂”
“徐老师有一个毛病让我很难过，就是酷爱走路。在杭大时，他经常来到我的房间谈谈。他不喜欢坐着谈，不喜欢开空调，最讨厌老专家楼的沙发，夏天十分钟一过，冬天三十分钟一过，他就说：‘在外面走着谈谈吧。’我们从西溪路走到黄龙公园走一个小时左右。各位知道，徐老师谈的内容很丰富，但表达很简要，而且还带有一点儿家乡东阳的口音，像我这样的外国人，面对面谈谈也不容易理解，徐老师走着谈话，我把全身变成耳朵，拼命努力听他的话，总有不少部分听不懂。回到专家楼，满身是汗，累得要死。对当时的我来说，西溪路到黄龙公园这一段路，是我的大学院，世界上教育最严厉的大学院。”
这是日本神奈川大学的铃木阳一教授在庆祝徐先生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他的话引发会场一阵会心的笑声。凡是徐先生的弟子，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徐先生认为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需要有充沛的体力支持，因此十分注意身体锻炼，夏天游泳，冬天跑步，到了七十多岁，出门还骑车。即便给研究生上课，他也喜欢边走边谈。徐先生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很少，因为他出的专业考卷很独特，内容范围很宽泛，问题角度不拘一格，几乎没办法通过常规的考前准备来应付，更不要说临时突击背书本。只有靠平时的阅读积累，加上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才能勉强通过。考徐先生的研究生难，是出了名的，很多考生知难而退，尽管应试的不少，能列门墙者还是寥寥。学校有关主管部门曾经向徐先生委婉提出降低考试难度，但徐先生照样我行我素，坚持宁缺毋滥。
因为及门弟子不多，徐先生也就不在教室正襟危坐地授课，而采用讨论的形式，通常是让学生定期去他家，讨论他事先布置的课题。但这样的讨论课一般总会从他家的客厅开始，在他的家门口结束。那时候徐先生的家在道古桥的杭大新村，等到二三个学生到齐，他开个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就会提议出门边走边谈。通常的路线是沿杭大路到宝石山下，再拾阶而上，直到山顶的初阳台，稍作盘桓即下山，有时是原道返回，有时会过紫云洞、黄龙洞而返，等走到徐先生家门口，大约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堂课也算结束了。
在徐先生看来，读书做学问，外在环境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自己能否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资料室“门虽设而常关”，徐先生不能正常进行小说戏曲的研究，就想到“借《史记》和《汉书》的研读，也许可能做一点有益于人的事”。因为他手头有开明版的《二十五史》，研究《史》《汉》无待外求。徐先生谦称自己只是把小学生的加减法运用到了文史研究中，把《史记》和《汉书》内容重叠或其他可以对比的部分，逐一比勘，详细列出两书的异同，分析探究其中蕴涵的曲折原因和文化信息。在许多学人专业荒废的“十年动乱”期间，徐先生写成了《史汉论稿》一书。此书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对于当时好发空论甚至歪曲史实的恶劣学风来说，无疑是一种无言的抗争和有力的反拨。
有一次徐先生问研究生有什么困难，那位学生随口说，早晨宿舍楼外的学生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又有一次，徐先生九十多岁高龄的老母亲摔跤骨折住院，需要有人抬着去拍片检查，几个学生赶去帮忙。学生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多分钟，徐先生当时正站在病房门边，手持一卷线装书看得入神。见学生来了，赶紧说：“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这话让几个学生面面相觑，因为谁也没想到带书本去。凡此种种，言传身教，令学生终身难忘。
徐先生博览群书，但自己的藏书并不算太多。一方面因为他所读的书、需要的资料不是寻常书肆上能够购得；另一方面，他认为书关键是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我所有，即使家中坐拥书城，也不过是摆个虚架子。因此他的工作地点常常是在图书馆。到外地出差开会，他总要尽量挤出时间去当地图书馆访书；对于自己没办法找到的资料，就千方百计托朋友查找。他也常常到学生、同事家里借书。有一段时间，我家也在道古桥，离徐先生住处不远，那时候徐先生体力已衰，腿脚不便，已经好几次摔倒受伤。但他还是坚持走路，好几次独自登上三楼到我家，为的是借书。每当听到他那清亮尖锐的嗓音喊着我的名字，打开门看到他颤颤巍巍地站在面前，我总是又惊又愧，一来担心他走路不稳，怕出意外；二来看他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还坚持学术研究，除了钦佩，只有惭愧了。我每次和他说，只要打个电话，他需要什么我马上可以送上门去。但他总是呵呵笑着回答：不麻烦你！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的杭州大学中文系，老一辈着名学者王驾吾、胡士莹、夏承焘诸先生，先后驾鹤归去。徐先生是中文系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加上他本人学术造诣高，为人坦诚，在中文系具有极高的威信。但徐先生也是一个看上去不容易接近的人。我留校任教时，正值徐先生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等他回国，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登门谒见徐先生，因为他是我们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他还没见过我这个新助教。但徐先生听我说明来意后，马上说：“我已经不当教研室主任了，因此你不必向我汇报。”听了徐先生如此直接回答，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就是徐先生的直率。他从不客套，说话率真，不假辞色。在徐先生家，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正在与徐先生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有人敲门，徐先生总是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一条缝，问来人有什么事？不管是熟人还是生客，只要没特别重要的事情，徐先生一般不会让人进门，就隔着纱门，简单将事情说完，道声再见，随手就将门关了。徐先生平素喜走路，路上遇见相识，往往也是微笑点头而已，很少会停下他那急促的脚步，与人寒暄。这就是徐先生的风格，中文系的师生都知道他的脾气，也就见多不怪了。
在学术研究上，徐先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那就是“特立独行”。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是1956年关于《琵琶记》的大讨论。这一年的4月8日，他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栀琵琶记枛是怎样的一个戏曲》一文，在肯定这个剧本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戏剧创作的深远影响的同时，着重指出它的基本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的。同年夏天，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首都文艺、戏剧界人士以及上海、广州、杭州、重庆、青岛、长沙、武汉等地的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琵琶记》讨论会。会议从6月28日开始，7月23日结束，共进行了七场讨论，所有发言和会议记录汇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6年12月出版。前两场讨论中，所有发言基本上都对《琵琶记》持肯定态度。徐先生应邀于7月初赴会，参加了第三场以后的讨论。他重申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并作了更加细致的分析。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大批很有声望的学者都反对徐先生的观点，其中包括他的老师王季思教授。
作为一名三十三岁的青年讲师，徐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这种独立不倚、惟真是尚的学术胆识与勇气，贯穿了他的一生。徐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权威，晚年还发表过《汤显祖与梅毒》的论文，有人劝他不要发表，以为有损汤显祖的清誉。但徐先生说：“我有材料啊！”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个时代文人生活和社会风气，自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而不必为尊者讳。
熟悉徐先生的人，经常会听他说两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不知道。”在学术问题上，徐先生绝不苟同别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要经过事实的论证；他写文章也从不含糊其辞，总是思维缜密，论证充分，观点鲜明；但凡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他绝不会强不知以为知，不作无根游谈。有一次，徐先生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你的文章，‘也许’、‘可能’用得太多了，既然自己都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呢？”原来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加上这样字眼，修辞上显得委婉些，徐先生一针见血的批评，正是发现了我写作时的不自信。20世纪60年代初，徐先生完成《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该书的前言。出版社来信，说“中央负责同志”（实即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了之后不满意，要求修改。
徐先生回信说自己只能重新研究以后才可以修改，怕他们急于出版，不能等待。出版社又来信说可以参考侯外庐（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最近发表的有关汤显祖的论文加以修改。徐先生读了侯外庐的论文后认为，他引用的汤显祖诗文，诠释理解往往违背原意，无法令人信服。于是徐先生写了论文对侯氏观点予以纠正，并告诉出版社，自己不能按照侯外庐的观点进行修改。徐先生的学术风骨，由此可见一斑。他在学校为庆祝他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上，笑称自己是个“捣乱分子”。这是徐先生特有的幽默，这种自我解嘲其实表露了他对自己学术个性的自信和坚持。但徐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从不自满，而是不断修改以至重写旧作。他晚年自我总结说：“我不急于争辩，哪怕在几年以至几十年之后，我也要重申并完善我的论点。
在《琵琶记》讨论之后三十多年，我重又发表了《论琵琶记》和《高明年谱》。正如同1954年我在《新建设》杂志发表论文《马致远和他的杂剧》，三十六年后我又发表了同样题目的论文；50年代发表的论文《汤显祖和他的传奇》到1993年的专着《汤显祖评传》；1957年的《汤显祖年谱》到1993年收入《晚明曲家年谱》中的《汤显祖年谱》重写本都是同样的例子。”
其实徐先生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学者，对于认真与他商榷学术问题的人，他都青眼有加，给予热情的回应。他待人真诚，因此也赢得别人的由衷尊敬。这里仅记两件小事。一是他的《史汉论稿》中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份的考证，有一个附注：“在讲授《史记研究》选修课时，陈南民同学在课堂作业中对司马迁出生年提出一个极为简截了当的论证：如果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他就不可能出生在原籍龙门，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奉令迁居茂陵。这种政治性的迁居不允许只身来京，而把家属留在原籍。乐于补充并介绍如上。”这就是他对一位在校本科生的奖掖。
还有一件让我至今历历在目的事：在师母不幸病逝后，徐先生年事已高，孑然一身，他的生活令大家担忧。一天傍晚，我去看望先生，才走到门口，就看到中文系王元骧（林祥）教授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鱼，特地送来给徐先生。
王老师是徐先生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而且也是孤身一人。王老师是着名的文学理论家，本不是徐先生的学术同行，但他多次在我面前提到徐先生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达对徐先生的崇敬之情。
当时的场景令我十分感动：这碗鱼汤，凝聚着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啊！

郑强
我有幸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我更有幸在我成长过程中得益于两位浙江大学杰出学长的培养和教诲，他们就是中国着名高分子科学家——四川大学的徐僖院士和北京大学的冯新德院士。
1982年我从浙大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地处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的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工作。我是在那个地方第一次见到徐僖先生的。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是我国化工新材料领域顶级的研究大院。提及徐僖先生，那里的人无不充满敬佩。
徐僖先生是研究院的科学顾问，时常关心研究院的发展。1983年徐先生到晨光院讲学，我第一次学习到关于高分子力化学研究的前沿，第一次知道了流变学的神妙。待讲学结束后，我走到徐先生面前，激动、感动，溢于言表。当得知我是浙大毕业的学生时，徐先生亲切地称我是“小学弟”，说“我们都是浙大的学子”。现在回想起那一次见面，我想我一生受教于浙大，受恩惠于浙大恐怕是上天注定的事——本科毕业于浙大，后来的硕士、博士又师从于一位对浙大母校有着深厚情感的浙大老学长。
1985年我考上由单位委托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徐僖先生任所长的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高分子研究所。由于我的努力学习和好的表现，毕业时，徐先生与我工作的单位协商将我留在他的身边工作。之后我于1990年考上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91年徐先生推荐我作为中日政府联合培养博士赴日本着名学府京都大学学习。在时任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PPS）主席、日本流变学会会长升田利史郎教授指导下完成了聚合物流变研究的博士论文。1995年我留学回国后，当浙大提出希望我回母校任教时，徐先生对我讲“只有浙大要，我才让你去；要是其他单位，我是不会考虑的。这是支持母校，回报母校”。
徐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感受就是他对浙大的深厚情谊。爱的程度如何形容呢？怀念、惦记、追述，用来描述徐僖先生对浙大的爱太平常。“跟我们浙大比一比看”，“我们浙大的做法就不会这样”。一位阔别母校五十多年的人对自己母校如此的情感是实属不多见的！我想，用“爱在骨子里”来描述徐先生对浙大的爱是恰如其分的。徐先生对浙大的爱源于他在浙大的求学。
他对竺可桢老校长无比景仰，对在抗战艰苦岁月中浙大的求学经历无比怀念。
徐先生1940年考入迁入贵州的浙江大学。第一年在永兴，第二年到湄潭，1944年毕业于遵义浙大化工系。徐先生对我讲的最多的格言就是“饮水思源”。其实就是教育我一辈子要感激浙大母校的培养。
徐先生对我最大的教育是对事业、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现在我在浙大做了教授（博导），我对学生的严格实际都是学徐先生的榜样。徐先生对文字要求极为严格缜密。我对先生的英文写作文笔的流.和表达无比钦佩。一篇稿子不管是英文稿还是中文稿，都是改得密密麻麻，逐字逐句推敲。记得有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做英文的Poster。我改了几次，以为可以完成任务了，可还是被徐先生退了回来。我现在寄文字稿（纸稿）都要将钉书钉敲平，也都是照着徐先生的样子做的，目的是防止上下文稿被凸起的钉子划破。我的学生们都觉得这样做寄出的稿美观、平整，都时常好奇地问我何时有这一窍门。同学们也时常在背后赞许我几句，“郑老师岂止口才好，文笔也了得”。我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祖师爷徐僖先生教的”。我与徐先生最像的恐怕就是办事的“急性子”了。这个“急”实际上就是办事追求快节奏、高效率。徐先生布置了一项工作，是“追”着、“推”着你去办。稍有耽误，先生就会批评。现在我的研究生最怕的就是我“追”着、“赶”着他们做事。
前些年浙大老书记张浚生教授在访问西藏途经成都时专门去川大看望了徐僖先生。回到浙大就说：“郑强跟他老师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徐僖老先生的模子倒出来的。”是的，徐先生的风格、思想，乃至举止都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我成长过程中，冯新德先生是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位恩师。
1978-1982年我在浙江大学化学系读书时，就知道冯新德教授是我们中国化学界老前辈、是浙大老学长。冯先生1941年12月到遵义浙江大学，做化工系系主任李寿恒教授的研究生。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在化工系读书的叶学洁先生。我初次见到冯先生是1989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高分子学术论文报告会上。当时尽管冯先生公务甚多，但刚一住进旅馆，他就叫我给他夫人叶学洁先生发封电报，告知他已平安抵达成都。此事虽小，但我却深深地为两位老人这样恩爱所感动。1990年4月下旬，应徐僖先生之邀，冯先生偕夫人叶先生来四川讲学、参观。在听完冯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报告后，遵徐先生之嘱咐，我陪同冯先生、叶先生前往外地参观游览。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冯先生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对我谆谆教导，使我终身难忘。
冯先生教导我要有做人的准则，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年轻人，特别要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冯先生深有感触地说：“人的一生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可以有珠宝玉器、绫罗绸缎，也可能是两袖清风、粗茶淡饭。真正的价值在于对国家、对民众、对事业作了多少事情。”谈到年轻人，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有许多优点，思维敏捷，接受能力强，敢想敢做。但似乎又缺少点什么。”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最缺乏也是最需要的就是艰苦奋斗精神。他给我讲述了抗战时期浙大师生在竺可桢老校长率领下西迁办学、求学的情景。“正是具有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正是靠着‘求是’的校风，虽然住茅屋、吃粗粮、点油灯，浙大仍然培养出了、成长出了许多杰出人才。过去许多年了，什么都发生了巨变，但有一条是永恒的，那就是人要做一个地道的人。论条件、今非昔比，但浙大的精神和优良传统永存。”冯先生感人肺腑的话语，使我们看到了浙大老前辈的崇高思想境界。冯先生鼓励我要树大志、求上进、肯钻研。在询问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后，他对我们讲，在学习和研究中遇到困难不要怕，要多动脑子、勤动手，这样才能长进。作为在高等学校任教的年轻教师，我们向冯先生请教怎样才能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冯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搞教学和搞科研是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给学生上课，要求教师理论全面系统、语言丰富生动、思维准确严谨；搞科研，要求教师视野开阔，能把握学科最新动态，能促进基础理论的深化，有助于实践能力的提高，更能进一步丰富、更新教学内容。听了冯先生一席话，我们深感他对专业和教育的真知灼见。
自那次见面后至2005年冯先生去世的十五年间，冯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也与冯先生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一直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学术大背景下，浙大的优良校风和学风尤为可贵，认为在母校的环境中最利于我的成长。在得知浙大缺乏我所从事的高分子物理特别是流变学方向的人才后，还专门向母校推荐。后来我才得知，一方面母校虽急需高分子物理人才，另一方面在求聘人员充足的状况且追求高水平的前提下，对引进人才极为慎重，是冯先生的特别推荐起了关键作用。
谈起我自己从1995年回母校任教至今十多年的成长和学术发展，不少朋友戏称为“坐火箭”。他们说的可能是我的某些职位和头衔晋升和变化。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通常需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从讲师到正教授的晋升。随后又成为系主任、副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以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实际上就1978级的我而言，无论是资历和年龄，与许多一直在高校特别是像浙大这样高水平大学以及中科院里正常成长的我的同辈相比，获得这些也属正常。但恰恰是我自1982年从浙大毕业十三年后回母校时的起点与他们相比太低，他们中不少已是教授，而我才是一位刚拿到博士学位的讲师。因此，我常问自己，如不回母校，我能有今天吗？如不是在浙大的环境里，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如果说“肯定没有”或“肯定不能”似乎有些言重，但说“不确定”，或“需要更长的时间”是不为过的。也正因如此，今天当我回想起徐僖先生对我的教诲“饮水思源”的时候，我特别感激敬爱的冯新德先生对我的厚爱——推荐我回浙大母校，让我在人生成长历程中有了新的飞跃。
由此，我更要感激我敬爱的导师徐僖先生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把我领进了流变学领域并推荐我出国留学，在国际流变学权威日本京都大学升田教授那里获知并学到了先进的流变学概念和方法，使我在学术研究领域站到了新的起点。
徐僖先生和冯新德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恩重如山！

张涌泉
我自认为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我求学的道路上，我有幸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老师。郭在贻先生便是这些老师中的一个，是他把我引上了我今天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之路。
一
我见到郭先生是在1979年。1978年春天，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我跨进了杭州大学的校门。中文系第三个学期开设的课程有一门是古代汉语，先生便是任课老师之一。
本来我对古汉语并没有特别的爱好，但先生那渊博的学识、生动的讲授，却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求知的欲望，也激发了我对古汉语的兴趣。每次听先生上课，就像是一种艺术享受，我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先生的信徒，尽管当时先生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上的是大课，全年级一百四十多人挤在一起听课，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任课教师是不可能认识的）。两个学期结束，古汉语期末考试我竟然拿了个全年级最高分。这使先生感到意外，他专门把我找了去，对我取得好成绩表示祝贺，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此后，我便成了先生家里的常客。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一些古汉语方面的名着，诸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等，都是我涉猎的对象，这为我今天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9年下半年，我开始阅读杜甫诗及其他一些唐诗的选注本，其中如明王嗣睾的《杜臆》、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我都仔细地读过，并认真地做了笔记。一次我把阅读杜诗的一些札记送给先生看，先生亟表赞赏，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我把它们整理成文，先生专门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推荐给杭州大学首届文科学生论文报告会，后来又推荐给学报发表。那几年我还写了另外几篇读书札记，每一篇先生都仔细地看过，一字一句也不放过。记得我在一篇文章中把单人旁的“俗”写成了双人旁，先生用红笔在旁边写了个大大的正字，并加上方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别看错个字是小事，编辑看了，就会觉得作者的基本功不行，文章自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先生还把他写的论文手稿拿给我看，只见毛笔小楷，一笔一画，极其工整；所有的引文都详细注明书名、版本、卷次、页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底，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然先生极力推荐我留校任教，但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被分到了远离杭州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对此，先生十分惋惜，但他劝我不要灰心丧气。先生用毛笔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四个大字送给我。在我悲观的时刻，是先生的临别赠言，给了我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1983年春天，我出差来杭州，特意去看望了先生。先生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他希望我不要沉沦下去，并鼓励我报考研究生。在先生和母校其他老师的关心、鼓励下，我参加了1984年的研究生考试，并以较好的成绩考取了古籍所的研究生，重新回到了先生的身边学习。
在读研究生的两年时间，先生系统地为我们讲授了训诂学、文字学等基础知识；先生还专门抽出时间，为我们介绍治学的经验和方法。先生常对我们说：不要急于述作，要紧的是打好基础，要甘于坐冷板凳。先生告诉我，做学问要注意根柢之学，对几种小学名着，必须扎扎实实地精读一两种。先生说他自己曾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读过几遍，这使他受益终身。根据先生的建议，1985年春夏之际，我开始通读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正好当时上海古籍所出版社拟议出版《清十三经注疏》，约请先生校点《尔雅义疏》，先生便让我和他合作，校点该书。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我先把《尔雅义疏》通读一过，又在自己用的本子上校点一遍，然后再录到其他本子上。《尔雅义疏》的引例十分丰富，全书引例约有三万余条。这么多的例证，并非都出自第一手资料，其中有相当多一部分是郝懿行据《经籍诂》等书转引来的，存在着不少错误。为了保证校点的质量，我逐字逐句地查核了郝书所引例证的原文。有时为了查找一条例证，甚至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这项工作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到1987年底基本完成，几乎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虽然由于出版事业的不景气，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8年取消了整套书的出版计划，但通过这样一番艰苦劳动，我学到了一些根柢之学，觉得是值得的。
1985年暑假，我因事去上海，随身携带了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上下册，抽暇读了一遍。我发现该书在校勘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些前贤已经指出，有些则没有指出。当时我想，造成这么多问题的原因何在？
其间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回杭州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大为赏许，他要我把《敦煌变文集》再认真地看一遍，写成一篇专文。后来先生因病住院，在病床上，先生仍不时地关心着文章的写作情况。
每写成一条，就让我读给他听。后来病情稍有好转，先生就让我带上文章的初稿，陪他到医院外面走走。洪春桥边的茶室，植物园中的小亭，飞来峰下的石墩，先生抱病为我审读论文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文章草成以后，先生写了很长的一篇评语，对我这篇今天看来并不成熟的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开始，先生建议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文史》，但又觉得《文史》出版周期太慢，便把它推荐给《杭州大学学报》。后来这篇长达三万余字的论文分别在《杭州大学学报》和《敦煌学辑刊》上发表了。
1986年夏天，我完成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由于先生的力荐，我得以留校任教。这年春天，国务院批准先生为博士生导师，先生便鼓励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并说可以以《尔雅研究》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研究生班毕业必须工作两年以后才可报考博士研究生，不同意我报考。为此，先生亲自找研究生部主任，又专门写推荐意见。经先生的据理力争，有关部门终于同意我报考。但临到考试那天，却又突然通知我必须加试政治。对此，我毫无准备，只得罢考以示抗议。事后先生安慰我说，做学问关键是要有真才实学，要出成果，而不在于考不考博士。先生说他自己只有大学文凭，没有读过硕士研究生，更没有读过博士研究生。先生劝我不要考博士研究生了，他希望我抓紧时间多出成果，争取破格晋升。
二
1980年前后，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和熏陶下，先生的研究方向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了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俗语词渊薮的敦煌变文，却一直未能有一部较为可靠的校点整理本问世。当时学者所依以为据的，大抵是50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如前所说，由于受当时学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敦煌变文集》的校订工作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疏漏，这就不能不对方俗语词考释工作的准确性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样也不利于敦煌变文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有鉴于此，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徐震等先生都一再呼吁学术界吸收这些年来的校勘成果，编辑出版一个敦煌变文的新本子。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先生在1987年前后开始酝酿《变文集》的汇校问题，并决定与我和黄征同志合作进行这一工作。1987年4月在杭州富阳举行的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年会上，先生正式提出了编着《敦煌变文汇校》一书的设想，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吕叔湘、项楚、王等着名学者都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积极的支持。后来先生又提出编着《敦煌文书俗字典》及《栀敦煌变文集枛校议》的计划。这样，加上《敦煌变文汇校》，就是先生与我跟黄征合作撰着的“敦煌学三书”。
由于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我和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也更多地接受了先生的教诲和熏陶。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学术商榷文章态度要诚恳，语气要谦和，用词要婉转，尽量少用“非也”“误”等等过于生硬的字眼。先生说他早年写的一些文章有时锋芒太露，过于咄咄逼人，这是一个教训，要我们引以为戒。
先生曾和我合作撰写过一篇《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的论文（刊《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文章要刊出了，先生重阅此文时，觉得其中对《王梵志诗校辑》一书的几条批评，用词过于尖刻，便亲自给主编写信，希望主编代为斟酌删改。
1988年8月，我和黄征同志赴京参加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行前先生特意把我俩叫去，授以“谦虚谨慎”四字。可以说，“谦虚谨慎”正是先生处世治学的基本准则。
先生强调治学应该谦虚谨慎，但他又反对无原则的迁就，反对人云亦云，无所发明。先生提倡年轻人要有点傲气，要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认为年轻人如果没有点傲气，没有自信，是很难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做学问要贵发明、重创造。他把某一个训诂问题的解决比作发现一颗新星，并且常常以此自得其乐。先生特别推崇宋代理学家张载的一段话：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先生认为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或精于此，或疏于彼，不可能包罗万象，无所不通。所以他认为即便一些名家、权威的着作也会有纰漏，年轻人读书要尊重名家、权威的意见，但又不可为名家、权威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学术探讨上，先生从不以长辈自居，他常常鼓励学生挑他的文章中的毛病。
先生的《敦煌变文校勘拾遗》是一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我看了这篇论文后，觉得其中有一条似乎未尽切当：“遍体悉皆疮癣甚，形体苦老改容仪。”（《目连缘起》）其中的“苦老”较为费解。先生认为“苦”是恶义，“老”乃“差”字形讹，“苦差”就是丑陋、难看的样子。从文义看，这样的解释是可以成立的。但“苦差”连用，别无文献佐证；“苦”指容貌丑陋，也没有更多的证据，所以我觉得先生的校说不一定可靠。我把我的想法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觉得有理。他让我核对一下这两句话的敦煌写本原文，一查原文，答案找到了：原来“苦老”写卷本作“苦”，乃“考”的俗字（见《干禄字书》），“苦考”就是“枯槁”的假借字。在先生的指导下，我把我的想法整理成文，与先生的意见进行商榷。文章写成后，先生又专门写了一个评语，推荐给有关刊物发表。
先生这种严于解剖自己，不护己短的治学态度，使我很受感动。
在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的过程中，先生和我们合写了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通常由黄征和我分头执笔。黄征执笔的，写好后先让我看一遍；我执笔的，写好后先让黄征看一遍，然后再送先生审定。先生审阅时，大到谋篇布局，小到遣字造句，都认真地加以推敲，或肯定，或否定，或增加例证，或删除枝蔓，在我们论文的初稿上，留下了先生数以千计的评语和删改意见。先生在我执笔的一篇论文初稿上写道：“文章应力求精炼，套语少用，多余之字宜删，反复琢磨，必能臻于妙境。”像这样的指导性意见，既使我们看到了文章的缺点，又使我们明白了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读书治学，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马虎苟且。但对我们的进步，先生却满腔热情。先生和我合作校点的《尔雅义疏》完稿以后，先生让我执笔写一篇校点前言，分析一下《尔雅义疏》的成就和不足。初稿写好后，我送给先生审阅。先生当天下午就带着看好的稿子来到我的住处，他说写得不错，他要我署我一个人的名字，誊抄后由他推荐给《辞书研究》发表。他对我说：像这种重点文章，你一个人署名好了，两个人署名，对你以后升职等不利。但这本是先生与我合作的项目，我怎么好意思一个人署名呢？由于我的坚持，先生才让两人连署。先生与我们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先生也坚持要把我和黄征的名字写在前面。他说，中国人论资排辈的思想非常顽固，这不利于学术发展，他想为学术界开一种新风。
三
1985年夏天，先生因胆囊炎引发腹膜炎而动了手术。手术不算太大，但术后的恢复却特别缓慢，先生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四个多月。从那以后，先生的身体似乎一直就没有真正恢复过，不幸的种子那时候大概也就已经种下了。
但与此同时，先生在学术界的声望却如日中天，不断上升。于是登门拜访的、委托审稿的、请求看稿的，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接踵而至。特别是许多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的论文请先生审阅，在他们看来，先生俨然是一个超级裁判，先生的意见将会决定他们论文的命运。而先生恰恰又是“菩萨心肠”（一次先生和我谈话时，曾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自己），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先生每天忙于会客、看稿、写信（先生自己曾有个统计，1987年全年发信297封）、跑邮局，这些繁杂的事务消耗了先生的时间，也消耗着先生的生命。与此同时，先生又要为未来的博士、硕士、学士们上课，为他们审阅论文、批改作业。就在先生去世前的那个学期，先生还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训诂学》、《楚辞研究》两门课程。实在太忙了，先生只得放弃许多像高考阅卷、自学考试阅卷、为夜大学生上课、函授辅导等等，这些在清贫的大学教师看来都不失为“赚钱”的机会，尽管先生家里仍然穷得可以！先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今天可以做好的事绝不会拖到明天，如果有什么本该做的事拖下了，先生会坐立不宁的。后来实在力不从心，书桌上待看的稿子渐渐多起来了，先生只得请他的学生帮着看一部分稿子。有一次先生感慨地对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先生指着他刚编好的论着目录说：从1978年到1985年，他每年都要发五篇以上的论文，而这两年每年只发一两篇小文章，因而大有“江郎才尽”之叹。其实我们这些弟子心里都清楚，这些年杂七杂八的事就够先生应付了，先生那还有多少时间去搞他自己的科研呢！
四
先生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门徒弟子。先生对这些弟子的培养，倾尽了自己的心血；弟子们也十分崇敬、热爱自己的老师。1989年的1月11日是先生的五十岁生日。早在1988年初，弟子们就筹划着为老师举行一次热闹的庆祝会。但先生却说：不必大家费心了，去年《训诂丛稿》被评为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奖，有1000元奖金，到时我请大家到外面吃顿饭吧！可是谁能想到，癌细胞已在吞噬着先生的生命，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先生……
1988年10月底11月初，先生身体异常不适。11月5日上午，再次的B超检查诊断先生得了肝癌。那天下午我去看望先生，先生平静地对我说：情况不妙，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只可怜他们孤儿寡母的……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我震惊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先生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患上不治之症呢？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安慰先生说：不会、不会的……接着几天的CT检查、彩色B超检查，似乎出现了某种转机，诊断结论倾向于血管瘤。对于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地震后的人，这无疑是个值得庆幸的消息。然而好景不长，11月7日我和师母去医院取验血报告，上面赫然写着：火箭电泳642ng（正常值为≤20ng）。这是一个不祥的数字，我们的心头又罩上了一层阴影。为了稳定先生的情绪，我们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他。
11月10日晚八时许，先生肝部剧痛，我和一新匆匆忙忙从黄龙饭店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和师母一起，把先生送进了浙江医院。值班医生诊断后，怀疑是肝癌肿瘤破裂（第二天下午开刀手术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是晚上，当时只采取了些止痛措施。病房没有空床位，当晚只得把先生安置在走廊尽头的一个临时床位上。初冬的夜晚，寒气袭人，走廊上风呼呼地，简直让人冷得发抖。先生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疼痛和寒冷一起袭击着他。我口袋里揣着值班医生开的病危通知单，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悲哀。第二天下午，先生接受了开刀手术，但因肝癌肿瘤太大，医生认为不宜切除，便缝了回去。手术刚结束，先生看到我，第一句问话就是：是不是血管瘤？我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告诉先生是血管瘤。我还说：手术很成功，肿瘤已经切除，请先生安心养病。在先生面前，我从不敢撒谎，也从没有撒谎。但在先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六十多天里，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先生，我为此感到负疚和不安。如果先生九泉之下有知，该是会原谅我的吧？
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下，11月19日上午，浙二医院为先生组织了第二次手术。先生后来对我说，那天他是担心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的。但在进手术室前，先生显得分外平静；那天早晨，先生的食欲也特别强，他看到傅杰拿了一个包子给我吃，笑着说：“给我也吃一个吧（手术前是禁食的）！”先生谈笑风生，但我们却怎么也笑不起来。第二次手术是成功的，先生左肝上的大小三个肿瘤全被切除了。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手术后不久，癌细胞便迅速向右肝转移。虽然医院、学校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最终未能把先生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的病情不断恶化，身体也是日渐虚弱。但先生仍念念不忘他的科研工作，不忘他的学生。先生挂帅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先生说他出院后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争取尽早完成；研究生要毕业了，先生关心着他们的分配问题；学校评职称了，先生记挂着青年教师的晋升；小方的论文迟迟不能发表，先生让我捎口信给编辑，先发小方的，他自己的论文晚些再发；小金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向学校要求延迟回国，先生让我回信，说他出院后马上找校长商量……最使先生难以忘怀的，是他和我们合作撰着的“敦煌学三书”。当B 超检查显示先生得肝癌的那天下午，先生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给我和黄征写了一封遗书，希望我们努力完成“敦煌学三书”的撰着工作，争取把三本书出齐。
1989年1月8日，离先生五十岁的生日只有两天了，我对先生说：再过两天，就是先生的生日了，先生需要买点什么？先生回答说：什么都不需要了！
后来他对我说：你给我重新编个论着目录吧。那天先生还对我说：方以智的《通雅》是本好书，如果到了，给我也买上一本。
1月9日晚，是先生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晚我去医院护理先生。先生双眼紧闭，呼吸急促，前几天连续不断的咳嗽却意外地停止了，因而病房里显得格外的宁静。这异常的情况，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晚上十点多，护士对我说：郭老师情况不大好，今晚可能要出事，你要特别留神！
护士这一说，可把我的心提了上来。我把靠椅移近病床，守候在先生的身边。
先生偶尔睁开眼睛看看我，旋即又闭上了。夜越来越深，我那颗悬着的心也越来越感到紧张。好几次我想给师母挂电话，但又怕师母太紧张，拿起电话机又放下了。后来我想让蒋冀骋来医院，可偏偏学校研究生宿舍的电话好半天也接不通。那几天，我的左肩膀隐隐作痛，那晚上更是莫名其妙地痛得厉害，我真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实在痛得不行，我便向护士要了颗止痛片，凑着自来水吃了下去。晚上十二时许，先生让我给他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先生要喝水，我便让先生喝点参汤。先生喝得特别费劲，连张开嘴巴似乎都需要巨大的力量，好半天才喝进去一点点。望着先生那痛苦的神情，我的心底感到无限的悲痛。此后，先生就再也没有吃过什么，也再也没有说过什么了！凌晨四点左右，先生的血压突然降了下来，医生让我赶紧通知家属，并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但这时任何灵丹妙药都已经无济于事。1989年1月10日13时10分，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先生走得那样匆忙，他没能过上他五十岁的生日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走了，先生永远地走了。他静卧在他深深依恋着的西湖旁边的群山中。他太累了，他是需要好好地歇一歇了。虽然我和我的师兄们不能再当面请先生为我们传道解惑，但我们能在他留下的着作里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
先生，您安息吧！

徐义亨
自1957年进浙大读书，五年间有幸受教于多位名师，他们有才、有德、有能，又都有着自己丰满的个性。离校已四十四年，人事沧桑，他们中的不少都已作古，但先师们留下的学问和形象如同石刻一样，不能磨灭，每当忆及他们的时候，总令我仰慕。
时值“化自”专业建立五十周年，于是不揣文笔的粗浅将当年和他们接触的点滴片断记述下来。
面对大字报拒不说出违心之言的毛路真先生
一位大学教授要长存于自己学生的心目中，这是在人缘、浮名之外，需要有一个仗剑独立的形象的。
我们从大二开始，高等数学课是由毛路真先生讲授的。一位20世纪30年代初就从教于浙大的教授，又是数学系的系主任，为一个工科专业本科学生班开基础课，这是极难得的。
毛先生讲课完全用一口纯正的宁波话，刚开始时许多外地同学都听太不懂。但没多久习惯了，大家都被他精彩的授课所吸引。相对于工程技术课，高等数学较为抽象，需要凭借逻辑思维能力，但毛先生讲课却很善于将严密的数学概念形象化，恰如其分地融会到日常生活中去。如在讲微分方程时，他用鸭子过河作比喻，这个例子在当时的同学中脍炙人口，人人耳熟能详。时间已过去许久，我常追思，形象比喻有着特殊的能耐，一头通向直观感觉，另一头通往逻辑分析，把抽象的数学问题深入浅出地引导出来，这就是毛先生讲课的艺术。
在学问之外，每位老师都有他自己外显的形象和内在的个性。毛先生对每堂课的五十分钟时间卡得特别准，上课铃声一响，他总是以敏捷的步子走进教室；讲完课跨出教室也刚好是下课铃响的时候，从不拖延，也不提前。他进教室素来是两手空空什么也不拿，但讲课时却似滔滔流水，再繁复的公式定理或例题也都能背得滚瓜烂熟，这很使当年我等年轻人惊讶和自愧不如。
也正因为如此，1958年学校停课搞运动时，一位同学竟贴了他一张大字报，说毛路真先生讲课不负责任，上课连教材、讲义都不带。运动结束后的第一堂数学课，毛先生果然手里拿着讲义走进教室，但他把讲义往讲台上一放，就心平气和地跟大家说了如下一席话：
同学们，你们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上课不拿讲义是对教学的不负责任。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教高等数学这门课的时间比你们的年龄还长，讲课带不带讲义丝毫也不会影响教学质量，即便今天带上它，我也不会去看它。
在当时学校大搞运动的形势下，一位年轻幼稚的学子受蛊惑给自己的老师贴大字报，这不足为怪。但毛先生拒不说出违心之言的个性，比起当时一遇到压力就检讨过头的芸芸众生是永远值得后人称道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时，和毛先生的儿子毛昭晰教授以及毛先生的孙女毛冀慧女士取得了联系。他们告诉我毛路真先生生前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于浙大任教的困难时期，毛先生在教书之外，宁可自己种菜来养家糊口，也不去外面谋取生财之道。他一生安贫乐道，严格要求自己“不做汉奸，不做奸商，不做官僚”，坚持自己的学术与品格。
和王仁东先生一起炼钢
历史对1958年的大炼钢铁是贬多于褒，但是它总让我追思起我国断裂力学研究与应用的开拓者王仁东教授。
由于我们班同学在校机械厂的铸造车间劳动过，掌握了冲天炉操作以及翻砂铸造的一些基本技能，所以被当时的化工机械教研室的王仁东教授看中了，他要我们参加到由他主持设计的炼钢厂的劳动中去。当时的浙大通过教育革命后正试行“一、三、八制”，即一年一个月的寒暑假，三个月的劳动，八个月的课堂学习。
限于当时学校的办厂条件，不可能有大厂房和吊车之类的重型设备，所以该炼钢装置的条件十分简陋。但在设计上却很有它的独到之处，从冲天炉出铁水到铁水包，再从铁水包将铁水倾入到转炉，直至最后出钢水，完全是利用台阶式的地形高低，从上而下借重力做功。
早在1948年王先生就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客座教授，但是在和他一起劳动的几个月，平易近人和吃苦的精神很令我们感动。记得当时劳动到半夜，学校有免费晚餐供应，我们每次去食堂前邀王先生时，他总是说：“我不去了，请给我带个地瓜回来。”偶尔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上食堂，在用餐时，我们发现王先生是手拿菜碗，而把饭碗放在桌子上，就跟他开玩笑：“王先生，您吃饭的操作规程错了。”王先生很认真地回答说：“是你们错了，应该多吃菜，少吃饭。”一反常人的习惯，这大概也是“大智者若愚”吧。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参加劳动完全是以接受教育为目的，没有报酬，但王先生却给了我们难得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回报。在劳动结束准备数学期终考试时，王先生说：“你们帮了我不少忙，到时我给你们复习数学。”在临考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王先生果然来到了我们的寝室答疑，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一道繁分数的不定积分，便要王先生帮我们求解。王先生仅扫视一下就说明天早上把答案送来，接着就准备离开寝室。我们有一位同学就急着问：“王先生，您连题目都不抄去？”王先生有过目不忘的天赋，随即就把这道繁复的分式背了出来，这让在场的同学都惊呆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先生果然不失约地把解题答案亲自送到我们寝室。
既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又保持着自己清醒的科学头脑，不人云亦云，这是王仁东先生独特的个性。面对1958年大跃进时的浮夸风，他曾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三面是山，只有中间一条血路”。对唯政治论，他又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等等。其所言，掷地有声，原本可作警钟长鸣，可是王先生为此却受到了全校不公正的批判。
时间已过去近半个世纪，王先生生前展现的才气睿智和精神魅力依然经常浮现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
“一生和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王国松先生
1957年国家经济正处于马鞍型的低谷，而“反右”浪潮却如火如荼。
当我跨进浙大校园，反右高潮已近尾声，只参加了一次批判“大右派”王国松和李寿恒的全校师生大会。王、李两先生是我国电机和化工教育界的前辈元老，也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浙大仅剩的两位一级教授。会上，他们“交代”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留下他们给我的最初印象：王先生说话平和，语调低沉；而李先生颇为激昂，不像是在挨批。
王国松先生没有给我们正式开过课，仅代过数节电工基础课。平心而论，王先生讲课，由于语音很轻，缺少激情，听者不易打起精神，不知这是否和他当时背负的政治压力有关。但是当你静心去听他授课时，你会被他的高度概括而受益无穷。记得当时他给我们讲授等值发电机原理课时，传授了我们许多解题的技巧，以至于我们对这门课抱有很大的兴趣。王先生敏捷的心算能力非一般人所及，两位数乘两位数可以不假思索地写出它的结果，即便是两位乘三位或三位乘三位，至多也停顿一秒钟。课后，有同学曾请教过他的心算能力，曾经以优异成绩载入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史的王先生却笑答：“我现在老了，年轻时还要快。”王国松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康奈尔大学学习的第一个浙大学生。由于他的优异成绩，使康乃尔对浙大学生十分信任，以致后来几位浙大学生申请去康奈尔求学时，被准予免试直接进入研究院学习。
在校时曾经听过这样一个传说，大概是反右斗争后不久的一个傍晚，浙大有几位同学在岳坟的曲院风荷处遇见了正在散步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向他们询问了浙大的反右情况，当周总理得知王先生被定为大右派时惊讶地说：
“啊？王国松是右派？”
好在历史有它自己的命运和规律，不以某个人的意志所转移。我最后一次见到王先生是1982年4月，在浙大八十五周年的全校庆祝大会上，地点同是当年反右斗争的大草场上，王先生应邀作了简短的讲话。当王先生以缓慢的步子走上演讲台时，整个会场顿时活跃起来，老校友们情不自禁地纷纷起立。当年的学生如今都已经是鬓染微霜，但在这位前辈师长面前，犹如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年代，他们都十分敬仰这位恩师。当王先生说到他一生从考进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大前身）起，除了中间去美国读书几年外，在浙大的时间总共是六十二年时，全场长时间地响起了雷鸣似的掌声。此景此情，催人热泪盈眶。和浙大的渊源是如此之深远，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一生和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写完这篇短文，我想起季羡林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世界各国的语言中，只有中国是将“师”与“恩”联在一起的。上述三位先生生前未必能记起我这位不才的学子，但作为曾经受教过他们的学生，我却深以为荣幸，他们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

董光昌
“老树发新芽”，是1957年浙大恢复数学系之后，当时的浙大校长刘丹对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评价。然而话头，还得从更久远的事说起。
我于1946年在江西省鄱阳中学毕业，正当八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在小地方读中学信息十分闭塞，对国内大学的情况基本上一无所知。由鄱阳坐小船到九江换乘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考大学。在江轮上与旅客闲谈说，我高中毕业，要去上海考大学，志愿是考数学系。有旅客说，浙江大学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办得很好。正是由于有这位旅客的一番话，使我在上海考一些大学的同时，特地到杭州报考浙江大学数学系，然后在被录取的诸校中，挑选进入浙大数学系读书。
由于在上海即使住最小的旅馆也较贵，经济上负担不了，所以考大学时，经介绍得到允许，住在交大某教授单间住房前的走廊上，考完后索性在交大找一个楼顶暂住。交大快要开学了不允许这么住，而此时正好接到浙大的新生录取通知，所以在新生报到的十几天前就来到杭州，与浙大接洽后被允诺先来住，于是我被安排在可容纳很多学生的大厂房住下。住下后，陆续有老生来住，其中也有数学系的。他们见到我对数学很有兴趣，就介绍说，Hardy着的Pure M athematics很好，学生可向数学系图书馆借阅。但尚未注册的学生，不能借阅，要想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系主任苏先生批条子。我写了借条，得知苏先生的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东街路的二层楼房内，便去找他。登上楼就见到苏先生正全神贯注在书桌前，桌上摊开几张纸，算式很多。我说明来意，并递上借条，苏先生欣然同意并签名，使我实现了尚未注册就在系图书馆借阅参考书的愿望。这件事虽小，但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所以苏先生和我对此均有很深的印象。数十年后，有一次我去上海看望苏先生时，还提起这一段往事，两人均说是记忆犹新。
读大学时苏先生教我们微分几何课，他上课十分认真，板书清晰工整。这为我在数学上的长进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为我们学生树立了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形象。
我于1950年毕业，是新中国第一届毕业生。当时公布的我的分配单位是华东警组。虽是刚全国解放，对参加国家建设的热情很高，但对具体分配单位总觉得不对口，学非所用，心想警政单位主要是对付犯罪分子，化学毕业生较有用处，数学毕业生想必用不上。后来我和同班的厉则治毕业分配均改为留校，听说是苏先生见此情况提了意见而做更改的。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浙大数学系撤销，仅保留教工科高等数学的数学教研组。原教数学系本科的教师分散各处，主要部分调整到复旦大学。
此外，调整到中科院、南大、厦大和浙师院等。留在浙大的仅是教工科的教师，以及当时属于本科但还是助教的几位同事。
我因还是助教而留校，虽不因条件改变而动摇搞科研的决心，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仍抓紧科研，也写出一些论文，但终究因被隔断国内学术联系，闭目塞听。
直到1954年5月，匈牙利数学家杜澜·巴尔来中国，上海组织了欢迎他的学术报告会，苏先生指定我为成员之一，发文到浙大，我因此而去复旦，完成作学术报告的任务，颇得杜澜·巴尔的好评。且更主要的是，由此获得重要学术活动消息：北京数学研究所为各综合大学顺利开出偏微分方程课，而于1954年暑期开办学习班。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不能错过，因而我和郭竹瑞请浙大校方去争取参加名额，争取到一个正式名额难于满足我们的要求，再要求去三四个人旁听，住宿联系落实在数学所打地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我们几个留在浙大的年轻人能在学术上有较大提高，为1957年浙大恢复办数学系打下基础，1954年的这次暑期学习班是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完全是因为苏先生指定我参加欢迎杜澜·巴尔学术报告会的提携。
1957年浙大恢复数学系，在师资方面得到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大力支持，这也是苏先生从中主导的，此后师资的补充也陆续得到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支持。浙大恢复办数学系，继承与发扬了老浙大数学系由苏步青、陈建功形成的好传统：坚持搞研究，坚持讨论班，对学生要求严格，形成优良的教风、学风与浓厚的学术气氛，促使人才成长。在我们作出一些成绩后，浙大当时的校长刘丹曾评价为“老树发新芽”，这是苏、陈言传身教的结果。
浙大数学系的沿革很自然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前直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是以苏步青和陈建功为主的办学阶段；第二阶段是1957年恢复办系直到1998年四校合并，这一阶段办学，大致是以董光昌、郭竹瑞、梁友栋为核心的办学；四校合并后是第三阶段，又开始了一种新局面。
我们是第二阶段办学的主力，做出了一些成绩。例如在培养高质量人才方面，浙大数学系培养出了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两个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四十五分钟邀请报告的学者林芳华、励建书。国际数学家大会每隔四年一次，相当于奥运会每四年一次，作四十五分钟以上报告的人约百余人，大致相当于奥运会金牌数，因而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四十五分钟报告，可说是成年人的金牌选手（相对于少年组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而言）。第二阶段刚刚过去不久，因而在此阶段培养高质量学生人数还有可能再增加。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苏、陈对我们的培养、教育、提携与扶植分不开的。培养出优秀的青年学者，也许就是我们敬献给苏老最好的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