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7 年 11 月

杨竹亭

　　在1940年秋天，我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录取在浙江大学理化系。到遵义浙大总部报到以后，才知道一年级新生要去离遵义城九十五公里外湄潭县属的永兴镇分部报到。那时候，分部的负责人就是储润科老师。
　　赶到永兴，我已精疲力竭了，因为当时这条公路还没有通车。所以在这一路上，我都是挑担步行。走到永兴分校后，就忙于办理注册、编班、选课等等手续。而在办理这些手续时，又必须经主任签字，所以人人都得找储老师。加之这时的上课设备都还没有齐全，大小事情都要找他商量，他也就日日夜夜忙得不可开交。他给我们初次印象是——一个“个子不高，样子精明”的人。他带着一副深度的黑边眼镜，口齿清晰，操着一口“宜兴官话”（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一位陪我同去的同学，在背地里告诉我说：“储老师是留学法国的钢铁化学博士，教无机化学。书教得很好，你以后就知道了。”经这位同学介绍，我在无意中对他产生了“肃然起敬”的感觉。以后再经接触，又知道他办事认真。
　　他负责分校校务工作，一丝不苟。老浙大是一个制度严谨的大学，这对初进大学的新生来说，是不容易习惯的。因此在接受严格教育之时，往往会与校方产生矛盾。而矛盾的焦点，又往往会集中在分校主任身上。有一次同学为反对参加“编级测验”而出现了“拒考”风潮。幸好学生代表去拜访竺校长时，被校长训斥了一顿。结果，大家只好乖乖地再进考场。
　　在浙大，对一年级的基础课程，抓得特别紧。同学们想获得一个及格分数，真是比登天还难。因此，每年有不少同学，因不及格的学分超过了规定限度，就被留级或开除。而储老师又是负责无机化学课的把关老师。他的课，条理清楚，听后发人深思，且有举一反三之效。凡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不愧是钢铁化学博士。”老浙大的许多理工科学生，大多在读大学一年级时，就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而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高级人才，这是与当年把关教师的辛勤教导分不开的。
　　储润科老师，又名储镐，江苏省宜兴县丰义乡人。他生于1900年，于1919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在中学毕业以后，就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史称“南高师”）的数理化部（即今之理学院），与朱正元等老师是同班同学，以后南高师改组成立南京东南大学。储老师于192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
　　他在东大时曾师从任鸿隽、王季梁、胡刚复、胡明复、杨杏佛等着名学者。毕业后先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以后又南归在淮安、扬州中学等校教书。他在扬州中学时，结识了东南大学的同届同学王驾吾先生。因此，他又对古文、金石、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1927年时，储老师应家乡父老之聘，回故里宜兴中学任教席。而当时在宜中的物理教师即当代着名的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储老师与校内的各科教师关系很好，后来成了莫逆之交。那时着名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也在宜中，所以宜中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在他们合作培养下，宜中也出了不少人才。着名的教育家蒋南翔（曾任中央高教部长）就是在这时候毕业的学生。
储老师与胡焕庸、邵鹤亭等人又是大学时期的同乡和同学，所以了解最深。以后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个“互助留学团体”，规定：“相互资助，轮流出国”去深造。结果由胡焕庸先生先行留学法国。以后轮到储老师时，已是1930年的事了。储老师出国时，是先到比利时，后去法国、德国、瑞士等国。
　　后来因为法郎兑换中国货币最为合算，而且在法国的生活费用也比较低廉，所以储老师就决定在法国停留下来，并考进了南锡大学研究院。1934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后，储老师回国。
　　储老师回国以后，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副教授，后升教授。到1940年秋，浙大一年级分校迁至湄潭县属的永兴镇时，储老师又受竺校长之命，任分校主任。以后他还兼任过浙大总务长，且一度被选为浙大教授会主席。浙大从竺校长主持校政以后，一向主张“民主办学”和“教授治校”的，而储老师被选为教授会主席，可见他在浙大教授之中，是具有相当威信的。
　　储老师对待工作十分严格，所以分校的学生和职工，都对他有些畏惧。但是他表面很凶，却心地善良，责任心也很强。有一次，重庆教育部给浙大分校的经费迟迟没有寄到，他焦急万分，因为这事关系着分校五百多名师生和家属的生活。如果这么多人遭到断炊危机，则学校的情况是不堪设想的！又何况这许多师生大都来自沦陷省区，囊空如洗，这如何得了？为此事，他几乎整整摇了一天电话（他的办公室在我宿舍隔壁），向遵义总校呼救，可是怎么也没有打通。后来他毅然决定，将分校图书和仪器向银行作抵押，要求紧急贷款。幸好，在那天晚上，汇款到了，才解了燃眉之急。可是总校的有些负责人，不明情况，还批评他是“无纪律”和“擅作主张”。其时，他对同事们说：“我岂敢作此主张，但是为了全分校五百多名师生免于饥饿，我什么责任都愿担当。”由此可见，他对工作的责任心。这年冬天，永兴特别冷。许多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因为要历经好几个省区而来，而且大多数是步行来的，他们翻山越岭，肩担书籍行囊，因此所带衣服不多。到了永兴，没有想到这里气候会跟家乡有这样大的差距，尤其是两广地区的同学，更是从未见过天上下雪。如今鹅毛大雪满天纷飞，怎能受得了！储老师身为分校主任，见教室里的某些学生，衣衫单薄，他非常不安，于是他主动打报告，向总部催发棉衣资金。在他的催促下，这一年的棉衣资金比往年提前发放了。
　　储老师是浙大迁永兴的第一任分校主任。凡事都是开头难。而要把一所五百多名师生集中一起的大学分校安置在两百多户人家的山乡小镇上，就更加难了。幸好地方士绅和四乡居民，都对浙大的迁来十分支持。他们除了把镇上最大的房舍如“江馆”、“楚馆”、“蚕王庙”等地方让给浙大作校舍外，各乡居民还分工把做好的新课桌椅等送来，作为上课用具。但是在这个镇上，还有一位国民党区党部的书记叶道明，就是不肯遵守县府的决定，不愿将区党部所在的南华宫让出给浙大作校舍。他还捏造事实，诬告负责湄永两分校的迁校任务的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和分部主任储老师，说他们派人“冲入党部冲散会场，并撕毁党国旗”等等，国民党区党部还派人到处张贴和散发传单，企图煽动地方人士起来赶走浙大，但是地方人士都不信造谣。而储老师闻知以后，也只一笑了之。所以我分校师生，照常上课。以后知道，这批小爬虫造谣失败，讨了个没趣。但是从这一件事可以证明，浙大的迁黔，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不少阻力。但是，地方人民是始终支持浙大的。是他们的支持，使浙大能在这里安定七年之久，并不断发展壮大。
　　那时的永兴镇，是距离湄潭县城有二十公里的小镇。这个小镇，只有一条沿公路的小街。全镇只有二三百户人家，又因为地处偏僻的山村，所以谈不上任何现代化的设备了。街上没有电灯，用水靠河水或井水自取。住房全是砖木结构，所以最怕火灾。一旦火势扩大，就不堪设想。可是就在这一年，男生宿舍（楚馆）西首的民房失火了。因为这个镇上既无消防组织，也无消防设备。
所以一旦发生火灾，只好眼看着火舌乱窜，老百姓都毫无办法。见此情况，大家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可就在这个时候，浙大师生知道了，大家赶到现场，进行拆屋、扑火、抢救。储老师当然也及时赶到现场，并亲任指挥。结果在三小时的全力搏斗后，终于把这场大火扑灭了，镇上绝大多数的房屋和百姓财产被保存下来。可是储润科老师因为离火势较近，衣服全烤焦了。而且又因为在扑火抢救之时，几小时的指挥呼喊，嗓音也嘶哑了。所以在次日为我们上课时，师生都相视大笑，因为他已成了“麒派老生”了。又一日竺校长闻讯赶来，看了现场，他非常激动地表扬了全体师生，并教导我们说：“要多为地方做好事，要永远保持这种好传统。”
　　储老师对自己一向是要求严格的，所以他对下面的职工也从不放松。这样形成了层层负责、人人律己的严谨校风。当时分校有一位会计陆瓒河先生，他是求是书院毕业的老学长，做事认真负责，从无分毫差错，而且勤恳踏实，几十年如一日。储老师闻知以后，就在当年他任职四十周年之际，发动在永兴的全体教职员工，为他举行盛大的庆祝会。次日还在早操课时，在全体学生面前介绍他的事迹，由此也教育了我们。从此，我们同学再也没有人为一点小事去会计室争论了。相反的，我们每次看到陆先生时，也像见到我们老师一样，总是向他敬后生礼。但是也有个别职工，暗地里在外面经商，被他知道后就立刻禁止。以后他还兼任了总务长，总务部门的职工兼商较为方便，但是他就是严命不许。
　　那时候，已是抗战的后期，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物价时刻飞涨，师生职工生活都十分艰难。但是我们浙大是一所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如果职工兼商，对学生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全校教职工都十分明确的，所以都能遵守规定。当时储老师自己，家有子女七人，师母多病，全家生活来源全赖老师一人工资维持。有时接济不上，他宁肯挨饿，也绝不去校方借贷。他教育子女以“清贫为乐”，实则是教育子女做事为人都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他平时生活总是节衣缩食，笑迎困难。这些作风，在永兴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储老师调往浙医大任教。当时全国上下正出现一片奋发图强的景象。这时期储老师也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了火热的运动中去。
　　他为了要使新中国的科学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常常日以继夜工作，不息地翻阅国际最新资料。他自己原已通晓英、法、德三国文字，这时还自学俄语。他过去是一向主教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等课的，几十年来，对教材内容早已了如指掌。在金属化学方面，造诣尤深，且为国内权威。可是他还是精益求精，不断更新内容，且把世界上最新资料引入教材中去。他为了要替医学大专院校主编《无机化学》教科书，曾不顾年事已高，去全国各重点医大征求意见。他为了培养研究生和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不论寒暑，有求必应，都热情进行帮助，直到他们弄懂满意为止。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为了在无机化学上为国家填补空白，曾呕心沥血，日夜试验，终于研制成了“高级光学研磨剂红粉”。
　　这一成就，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外汇。
　　储老师一生育人，一世辛勤，令人敬佩。他的光明磊落和刚正不阿精神，尤为我辈楷模。可是在“史无前例”的动乱时期，他身陷囹圄，惨遭不幸，于1969年4月6日去世。老师的一生为国家培养了无数的高级人才，凡是受过他教育的学生，都会牢记他的教导。他的业绩是不朽的！

朱兆祥
一、芳野
一想起浙大龙泉分校，就会想到晓沧先生。最近在电视里连续播放着名美国作家阿尔珂德写的《小妇人》，这更使我强烈地回想起晓沧先生来。
还在初中读书的时候，经老师介绍，买了郑先生翻译的同一作者写的三部小说：《小妇人》、《好妻子》和《小男儿》。
可惜那时自己年纪太小，还领会不了小说里描写的细腻的感情和蕴含的深刻的寓意，也不会欣赏晓沧先生的优美的译笔。可是我确实能够体会到他是倾注了全部思想感情来笔耕的，特别是小说中的佩斯姑娘之死一定是深深触动了他这位老父亲对于夭亡的三女的哀思，他在小说的章节间特别用纪念“我的佩斯”的诗文作为补白，这种深情强烈地感染了当时童稚的我，甚至到五十五年之后在电视上重睹这段情节时还令我记起晓沧先生的哀思之深。天下还有这样深情的父亲——我就是这样“认识”晓沧先生的。
我是因为极为偶然的机缘在1940年深秋来到龙泉坊下读书的，那时晓沧先生正是浙大龙泉分校的主任，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碰面了。
我知道晓沧先生非常爱坊下。这个因为叶氏节孝牌坊而得名的山村，竟然成为浙江省最高学府的战时校园之一，也许真的是一种缘分。这个村子处在群峰环绕之中，背负高峻的佛山，林树茂密，到秋天时许多桕树的叶子全红了。村前是一片小谷地，春天到来的时候，垅头流水呜咽，田边白鹭低飞，特别是油菜花香遍了田野，迷人欲醉。这种静谧的田园景色，真是令人神往而永世不忘。
最近读到晓沧先生的《粟庐诗集》，更加印证了我对他爱坊下的这一印象。
在他快要离开坊下的1943年夏，他写了首五律：
村路屡萦纡，昏黄抵岭隅。尘间万籁寂，峰顶一星孤。
鸟宿高枝隐，萤飞清夜徂。此乡如可住，吾亦爱吾庐。
依恋之情，掬然可见。他在诗集中多次描绘了坊下的景色，“山深十里绝尘氛”啊，“烟罨群峰真似梦”啊，特别是一些隽永的联句，例如：数峰岚翠里，三五白鹇飞。（《回芳野途中》）天边众峰静，松外一星低。（《筵罢归来路中即景》）犊载芳田曲，凫眠渌水湾。（《龙泉遇空袭警报，敌机未至，解除后即景》）野芳多映日，红树好题诗。（《警报解除后，途中得句，因足成之》）这些都是在归途中对于坊下四周的观察，这简直比我们今天能够设想的还要逼真和美丽。后面二联可能启发了他自己，使他决心想把“坊下”用浙西方言的谐音字“芳野”来代替。
公布这个建议是在1941年的元旦全校师生集会上。那天的集会是在曾家大屋门前的稻场地上，和坊下村里鸡犬之声相闻，田园风味特别浓郁。晓沧先生即景生情，提出来可以把“坊下”改作“芳野”。英文的译名也有了，叫做“The Fair Field”，他说芳野和Fair音意都相当。我特别注意到他在英译名之前加上了定冠词The。那天，晓沧先生的心情特别好，还译了两句英诗当作春联，向大家祝贺：
抛却旧年无碍，往事等尘埃；
笑指前程须努力，新境又重开。
也就在同一个会上，胡伦清先生颂读了一副自撰的对联：
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
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
这副对联后来就贴在曾家大屋的屋柱上。下联给予了离乡游子在遍地峰烟和艰难生活中坚持在芳野的魅力。上联包含一个着名教育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办教育的典故，因而不大能够被青年所领悟，实际上是介绍了晓沧先生师法我国古代书院传统，强调学生自学为主，师生关怀问辩，在学院环境中相互熏陶成长的教育思想。芳野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环境。
二、学生
大概就在1941年1月里，有一天，晓沧先生轻悄悄地在工学院一年级公共教室的门口探首，呼叫崔盛钰和我的名字。我应声而出，走到门口。他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两位，还有理学院的冯慈珍，获取了中正奖学金。”对我来说，这个消息犹如范进中举的喜报一样，因为我之所以能够进浙大，是我当时集中在丽水的几个老同学倾囊相助，凑了大概不到一百元的钱，才跨进了大学的门槛。而这时的口袋里已经一文不名，而且没有什么希望可以开辟财源。这四百元一年的奖学金就有可能保证无忧地度过四年大学生活，虽然我有点憎恶奖学金的名字，特别是怕中奖以后会带来什么政治限制。我问郑主任需要办什么手续，他说：“还只是一个电报，什么文件都还没有来，我性急来告诉你们。”他本来可以叫个职员来说一声，或者简单地公布一下，却亲自跑来了。他看上去不大像个主持分校大计的主任，而是一位长者，甚至是一个父亲那样。这样，我们才真正地认识了。在言谈中，他知道我们三个都是宁波府属的人，这似乎特别引起了他的兴趣。
晓沧先生是一位教育家，听说是杜威的高足。他身上有浓郁的儒家色彩，又有西方的君子风度。他特别主张谆谆善诱，主张启发开导，从不疾言厉色，和同学亲如家人，我在和他的第一次接触中就切身领略到了。他着意把芳野形成为白鹿洞式的书院，推行导师制，使教授和学生亲密结合起来。他不热心用严厉的规章制度把学生制服，而着眼于创造好的校风，使学生在好环境的熏陶中成长。
有一次，他发现在学生中正逐渐形成聚餐的风气，同学和导师为联络感情，同乡会、同学会，甚至我们几个姓朱的同学还成立了联谊会，都用聚餐方式活动。他就亲自跑到学生中劝说，为了建立好的校风，希望这种聚餐风不要再延续下去。
在分校两年，我只看见他发过一次怒，甚至可以说是盛怒。那是在一次夜自修中，汽油灯突然熄灭了。同学们立刻顿脚鼓噪起来，先喊“谢庆龄”，再喊“打倒沈金相”。沈老师是郑主任的一位学生，从着名的绍兴中学校长任上被他请来主管训育工作的。灯光重新出现之后，我们发现郑主任已经站在讲台上，用盛怒的口吻说：“刚才好像发出了怪叫声，在大学的讲堂上怎么允许这种野蛮的呼喊，这和大学生的风度多么不相称！”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激怒过，他的眼睛已经因为盛怒在镜片后面变成三角形了，说完他就气冲冲地走了。
过不了十分钟，他又在教室中出现了，这一次是非常和颜悦色地说了一阵，前后态度判若两人。他大概发现刚才的失态有违他的宽容的信条，便亲自身体力行地跑来纠正了，这就是晓沧先生。
我很喜欢晓沧先生着意培育的分校的环境，虽然我非常欣赏几位名教授的讲演，听朱叔麟、郭贻诚、张树森先生的课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但我尤其喜爱自学，喜欢自己思索问题。寒暑假期无钱回家，我总是用来自学，把下学期的主要功课自修完了。所以我在平常显得是一个不太用功的学生，同学们把我叫做“怪物”。1941年夏天，教育部举办了一次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赛。浙闽考区就设在龙泉分校，福建邵武协和大学和丽水英士大学都派了代表团来。
晓沧先生对这次盛典非常高兴，我在校内初选赛中失利，结果晓沧先生却以平时成绩好为理由让我参加了数学和国文两门竞赛，这在校中是少有的。国文的题目是“三民主义的真谛”，讨好既非所愿，写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持农工”必定不中怀，所以肯定无望。数学题有两道在学习范围之外，那天急中生智，自己创造了偏微分的概念把问题解决了。谁知就靠这点点“发明”，居然占了鳌头。不过这是后话，当时两场下来，懊丧之情可知。另外，晓沧先生还为黉宫盛典赋诗歌唱，同学中有安徽同学善诗，和主任唱和再三，可惜在“粟庐诗集”中竟找不到痕迹。据他女儿竺英说，浩劫中诗集散失，现存的还是晓沧先生后来背出来的，遗漏当然难免。当时庆典欢娱之情，还历历如绘，展现眼前。特别是协和大学男女同学活泼融洽，给龙泉分校带来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那时我内心中也酝酿着一个强烈愿望，那就是要走向人群。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火热斗争中的伙伴，我感到寂寞和孤单，我必须走向人群。
作为第一步我去参加了外文系潘天民等创办起来的浙大歌咏队，记得练习的第一个歌是冼星海写的曲子：“我们唱着歌，赞美新中国。”在歌咏队里我和潘柏西、孙谨夫、袁嗣良等熟悉起来，我们还一起开夜车出了几期壁报。郑主任是支持同学中的文艺活动的，也没有要求我们到训导处去登记。
我还发起创立了一个天文学习会，这个团体的成立是和晓沧先生的直接倡导分不开的。在现在的《粟庐诗集》中可以发现他不止一次写“峰顶一星孤”，“松外一星低”。还可以再举一例，五律：粗了公家事，归途聊自娱。孤星耀天末，片月上云衢。境寂筇声响，风飘树影疏。遥看一灯处，笑语是吾庐。
晓沧先生多次提天边孤星，绝非偶然，因为这些诗多半写在秋夜归途中，这时在龙泉能看到南天最亮的明星：天狼星。一天晚上，我和陈俊元正在操场上观星，晓沧先生拄着手杖走过来了，发现了我们的天文学爱好，他也饶有兴趣地和我们说起星象来。那年9月21日，在中国境内可以看到日全食，遗憾的是龙泉恰好在日全食带之外，邻省的浦城则在带内。他示意我们是否组织一个小队伍到浦城去观察日全食，要我们搜集一些资料。龙泉分校图书馆图书太少，他就亲自带领我们到邻村浙江图书馆的战时藏书处，取得馆长支持，按目录卡开箱找了一批书，做了个把月的准备。
临日食期前两三天，他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浦城。我们这个小队伍有六七个人，多是因家乡宁波沦陷无法回家的宁波人。头一天步行到八都，在这个闽浙赣边区的枢纽重镇住了一晚，还在镇上做了一些关于日食预告和破除迷信的宣传。第二天就找到一辆货运卡车搭车来到浦城。在那边我们和陈晓光会合了，他那时住在一个福音堂里，晓沧先生和我们一起到了晓光那里。他住的房子勾起晓沧先生二十多年前生活的回忆，他说：“这房间和我在威斯康星住的房子真像。”那天我们落实了住所和次日观察日食的地方。
观察点借设在浦城梦笔山上一所师范学校里，这里原是浦城宿儒真德秀先生的读书草堂，现在只留得断碑残碣了。在一排玻璃窗下的过廊里，我们把带去的望远镜、黑玻璃、时表和温度计等一些少得可怜的仪器布置好了，便和晓沧先生一起兴致勃勃地等候日食时刻的来到。遗憾的是那天有薄云，我们满心希望薄云会散去，岂知上天负了苦心人，临食前五分钟，来了大片乌云把阳光整个遮没了，使我们丧失了目睹这场动人心魄的全食的机会。天一点一点暗了，山上的鸟雀急急忙忙地回巢，最后伸手不见五指。待再明时，山上的乌鸦最先叫着飞出山去了。这便是我们在那年全食看到的仅有的现象，再加上一张食日温度变化的记录。
虽然是一次终身的遗憾，可是这三四天的共同生活，使我们和晓沧先生之间增进了相互的了解。诗人的气质加上他对天文学的爱好，理当会对那天的失望留下好诗来，可是我没在诗集里找到。只有一首关于我们在归程从八都买船下龙泉的一首七绝：
白云舒岫欲晴天，桂子香时好放船。
诗思飘来不知处，浪花千叠赴龙泉。
没有遗憾和失望，而是随着天气放晴的开朗心情，简直和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情绪一样。其实我们那天六七个人挤在一条小船里，山涧水急，我们几次遇到险情，晓沧先生都是“笑指前程须努力”，领着我们向前看了。
此行的结果是我们观测星象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我和俊元几乎夜夜观测，每天都到半夜。有一次为了观测月掩火星的奇景，我们一直坚持到凌晨三点。我们和中国天文学会、福建气象局等单位取得了联系，从那边搞来了一些星图，那时我们已经可以背得周天一千多颗星星的名字。我们感到这种追求和探索的幸福不该由我们独享，就于1941年年底在芳野发起成立“天文学习会”。来参加的同学很多，新来的一年级同学也有好几位，在他们中我认识了任雨吉、丁儆、王家宠等。我居然从天文这样远离人间烟火的东西里，实现了走向人群的愿望，这是始料未及的。后来任雨吉把天文学习会带到遵义，又从遵义带到杭州，生命延续了五六年之久。雨吉至今还保存着天文学习会的一些文件簿册，这也不是当时所能想到的。这里面晓沧先生起了诱导创始的作用，恐怕现在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也就在那时，我参加了筹建芳野剧团的活动。我不会演戏，就自告奋勇当后台主任，负责布景、服装、道具之属，以及绘制在城里公演的海报。那时剧团演出了田汉的《烟苇港》和夏衍的《一年间》等救亡话剧，也演了几场勉强和抗战挂得上钩的京剧，这都是1942年年初寒假里的事。剧团的发动面较广，把一些活跃的同学，甚至有两位职员也卷进来了，文书科里有一位郁嗣兴，饰《烟苇港》里的小秃子，唱一个滑稽的调子：小秃子今年吆二呀二十五。如今还没有，讨老婆。……
后来他因此得了一个小秃子的雅号。还有我教室里的邻座朱祖培是全才，既演话剧，又演京剧，作了很大的发挥。晓沧先生是很支持戏剧活动的，据说他后来还为剧团写了剧本，不过这已经是我们离开龙泉以后的事了。
在我走向人群的“事业”中，我险些闯下一个大祸。
龙泉分校有一位教三民主义的方先生，据说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平常着一套草绿色的呢制服，戴一顶拿破仑帽，手持司的克，走路神气活现的，同学们早已经有些厌烦他了。本来对于他所上的所谓部定的“党务教育”课，学校里是不重视的。同学们本来就知道这批国民党里吃政治饭的先生胸无点墨，对于这类课程敷衍一下，应付考试也就完了。谁知这位先生还不如军训教官知趣，很不识相，要严格要求，不断考试。这就激怒了同学，明知硬干要吃苦头，就采取开玩笑的办法，寻个开心，弄一个哄堂笑。起先是小弄弄，让这位教师进教室时出个洋相；后来渐渐发展到画个逼真的像来挖苦取笑他，甚至在黑板上钉上一只稻草缚的瓷碗，旁有“当心”二字，以示警告。有一次，黑板上写了几副对联：
岁将暮矣胡不归，日至中天将何往？
郑宗海博学如海，方中天坐井观天。
不耀宗不光祖辱及先人；
害中国害天下祸贻后生。
这种嵌名对联冷讽热嘲，甚至骂他讲三民主义是祸国殃民，问题可谓提得尖锐。我却感到这种嬉笑怒骂固然使他难堪，但思想揭露不深，就发动理论攻势，跟他当堂辩论。因发现他用一本周佛海着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作教材，就指责他用汉奸的书作教材，居心何在？又指出周佛海说共产主义不合国情，共产党人放火，汉奸的话怎么可信？说得他脸红耳赤，狼狈不堪。有一次，快要临近期末，他偏偏又来考试。我看大家无心考试，就和朱祖培、姜兆望二人自己出了五道考题，由我和朱祖培到教务处支走油印工人自己油印好了，事先发给同学。到考试时，“狸猫换太子”，然后一声铃响，大家同时交卷，演了一幕世上未曾有过的滑稽剧。我的芳野日记上记下了此事的经过，而且写上了“能够参加这次考试的人，真是幸福，因为恐怕世界上不能再有这样考试出现了”。
事发之后，晓沧先生知道了。他亲自跑到教室里来说：“原来你们搞了一次集体大作弊，这件事要彻查。”可是谁也不说，查了很久查不出来。于是校方顺藤摸瓜，摸到油印室，因为整个山村只有这一台油印机，至此真相大白。召开了校务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据物理学助教斯何晚先生来告诉我们，这位方先生力主开除我和朱祖培，可是我的导师朱叔麟教授和郭贻诚教授竭力反对。
他们分析说，根据我的平时成绩，绝对不会作弊，朱祖培后台很硬，也绝对不会是政治闹事，此事必有原因，于是一场风波就在无声无息中平息了。至于身为分校主任的晓沧先生对此事持何态度呢？当时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我只能从另外一件事情上知道他的态度，因为不久之后，他请我到他家里当家庭教师，帮助竺英和德基补习数学，而那位方先生，从下学期起就没有在芳野露面了。
三、教授
龙泉分校在芳野的成长，在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别的大学都往后方撤，唯独浙大却返回来在地临前线的龙泉设立分校。芳野太偏僻了，校舍太简陋了，可是为什么竟能集中一批优秀的教授和一批优秀的学生？
有人统计过龙泉六年一共招收了一千来名学生，而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竟从中出了一百多位闻名国内外的学者、教授和专家。
没有当时分校教授们打下的深厚基础，就很难设想今天的硕果。那么，教授们为什么愿意到龙泉来，这凝聚力来自何处？
当时的教授是一种自由职业，来去自由，分校所以能在短期内矗立起来，聚而不散，凭借的是教授们所喜欢的人事环境和学术气氛，这正是晓沧先生所着意创造的。他礼贤下士、知人善用，教授感到受信任，因之未来者向往，已至者驻足。晓沧先生对于孟宪承先生的虚席以待的诚心相邀就是一例。
孟先生是盛名的教育家，原已随浙大迁到广西宜山，因为怀念留在苏沪的家庭又返回孤岛。晓沧先生主校后就千方百计设法请他来龙泉主持教务，有诗为证：
星移物换尚流离，奔进艰难又一时。
瘴雨龙江惜长别，庆云括岭喜昭垂。
多文夙仰人中杰，乐育咸尊海内师。
此去五湖归梦近，佛山深处好栖迟。
人杰海师一对真是肺腑之言，也是芳野师生的共同认识。对于孟老先生，分校学生莫不恭敬尊重，他谈吐严谨，教学认真，对他的英文课，都是敬三分，畏三分。
还有一位英国文学教授林天兰，同学们也是敬畏并加。他好英诗，常常叫同学在堂上背诗，他坐在旁边击拍静听。这件事虽然说不免常常使同学紧张，但也使得我今天还能背出几句来，例如：
让它忘记吧！
像那赫嘘作响的脚印，
在那久已遗忘的飞雪中。
有的诗句是隽永的，而且和当时的抗战的脉搏相呼应，例如那“我跟死神有了密约”的第三段：
天都知道，最好的是深深地
枕倒在温香的绸枕里，
在那里爱神跳动在快乐的睡梦里，
脉搏贴近脉搏，呼吸紧随着呼吸，
沉默中的觉醒是多么亲密……
但是我跟死神有了密约，
在那满城狂焰的午夜里，
当春天在今年重行北返的时候，
而且我将忠实于我的誓言，
我将绝不会使密约废弃。
我觉得诗末后两句话有悲壮的气概，我喜欢它，可是译不出那股滋味来，不要看天兰先生有点洋气，他却写下了《抗战声》大合唱。1939和1940两届曾排练和演出过这一清唱剧。他选的散文也有隽永的意味。《通才教育》宣传了大学的思想，到近五十年后我亲自去创办一个大学时，还感到这篇散文的影响。《习惯乃第二天性》一文中，我捡来了许多格言式的警句，例如：在这个平平淡淡的世界上，所有的好事总是隐蔽在与其伴随的鄙俗之中。
我在日记里翻译了这句话，而且写道：“尤其是以世界上最艰苦的任务担负于自己肩上的同志们，是更应该体味出这句话的深意的。没有一个不到穷人队伍里去的人，却能干出为人群谋福的事。”可是，我的英文没有学好，这毕竟成为终身的憾事。在大学四年，我从不知道害怕考试，唯独英文考试除外。
有时候，我不得不清早起来坐在厨房大灶之后，借柴火的光来读英文，心里却笼罩着对于当天英文考试的担忧。有一次英文大考，题目出得实在太难，林教授开口了：“先作两题，等空袭警报来的时候，你们就留下卷子，管自己跑出去。”这句话真是救星，而且不久警报也真的响了，大好时机，大家像释放出来的笼鸟一样，兴高采烈地跑出去了。可是后来林教授宣布以做完三题为标准，大家无不为他的严格要求而懊丧万分。
晓沧先生、宪承先生和天兰先生，像是岁寒三友，都是着名大学的留学生，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在分校里三位老人的融洽相处是稳定群心的良好保证。
另外，晓沧先生还有深湛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
他和徐声越、胡伦清先生等中国文学教师之间诗词唱和的雅兴，更是别有风味。他有一首谢徐、胡赠诗的七律，后半阙是：
老树殷勤遮古屋，秋光明瑟媚前溪。
虚窗素壁才容膝，多谢诸贤为品题。
情景逼真，描绘出战时蛰居，鸿儒往来的陋室铭来，这种友情是弥足珍贵的。不但如此，晓沧先生还给石坑垅村学校自建的树皮木屋宿舍题名为“风雨龙吟楼”，和住在那边的单身教职员结社吟诗，极一时之盛。请看他写的五律，“风雨龙吟社首次社集”：
高士爱幽林，宁嫌云屐深？虬松能折节，空谷有知音。
伫目山河靖，长歌天地心。斯文风雨会，不绝听龙吟。
这不仅仅是雅兴，试想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来到芳野的都是乱离之人。尊称他们为爱幽林的高士，是在寂寞空谷中听到足音一样难得的人物，赞美他们是能屈己下人的虬松，是不嫌道途遥远前来的有抱负的人。而一校之长和这群高士在一起，歌我赤子之心，期待抗日胜利，这是一幅多么融洽无间的图画。
在理工科方面，晓沧先生延聘了朱叔麟、路季讷、郭贻诚、董聿茂、朱重光、张树森等名教授来。文理工农，各个主要学科都布满了棋子，使得小小芳野也做到了海纳江河，有了一个大学的雏形，而不仅是英士大学那样的专门学院。
这种通才教育的具体实践，是师生聚集的重要原因。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导师朱叔麟教授，他为学生所打下的基础是够我一辈子受用的，难得的还有他思想上的开明。他说：“教育部为了要管制学生的思想，弄出导师制来。但是我做导师是不行的。我主张的是思想自由。思想是各个人头脑里的东西，怎么有叫自己放弃自己的东西而跟了人走之理。只要是好的对的东西，就什么都不能干涉他。”他又说：“我从来不参加总理纪念周。
要我在纪念周上去讲些政府里怎样怎样好，三民主义怎样好，那些真是说不出的。因为我明知他们是糊涂得很的。”
数学系还有一位毛路真先生，讲微积分、高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上课从不带讲稿，只带两支粉笔，一堂课下来，刚好把粉笔用完。据说这是南派功夫，大家十分佩服。
物理系的郭贻诚教授是大家十分敬重的，他非常重视基本概念，反复强调，他的辩问“马拉车，车拉马，为什么它们还是前进了？”给同学们很深刻的印象。可是他的五分钟测验，常常使大家紧张万分。虽然怕他，却又爱他，这便是名教授的风度。物理教授中还有一位周北屏先生，刚刚从美国加省理工学院学成归来，小班上课，和同学们亲密无间。
分校的青年教授像吴浩青、陈叔陶等老师，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为晓沧先生所特别器重。他们在那艰苦的战时环境里，却可以常常写论文到外国着名期刊上去发表，晓沧先生也常常拿这些事例来鼓励学生。
好老师的事说不完，晓沧先生除了他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外，他在浙大长期当教务长的办学经验对龙泉分校也是非常有益的。当然在浙大里，校长竺可桢的办学思想是起决定作用的，然而实际上他们二人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
四、别龙泉
最后，我还该说说离开龙泉的事。
龙泉的明山秀水，翠岚红叶，真是要修几生清福才能享受，但是龙泉还有另外的一面。只要打开曾家大屋的窗子，就能看到两三个碉堡蹲坐在对面的小山上，一股肃杀之气，真是大煞风景。晓沧先生有一首七律：“龙泉不寐，得句，旋足成之”，从侧面道出了碉堡的底细：
龙泉宁有潜龙蛰，俗敝民贫奈尔何！
烈日敲神祈免旱，深宵振鼓听驱傩。
人穷半仰菰为活，田少长愁谷不多。
赴壑流民来避地，山中豹变待南讹。
我猜晓沧先生的“得句”，大概是指中间两联。山乡深夜击鼓驱鬼，低沉而恐怖的鼓声，可以叫人在不眠之夜冥想很多，想到老百姓的贫困愚昧和他们的命运。最后一句有两个典，看不懂，拿《辞源》一查，才知“豹变”是指状态变迁，“南讹”解为教化。毕竟是教育家的心肠，以为教育可以救民于贫贱，而宣铁吾辈频繁来往龙泉，想的却是镇压。我们初到龙泉时，就听说当年方志敏部队北上抗日，曾经过小梅、八都，播下革命种子。乡间还流传粟裕、刘英部队，曾活跃在浙西南地区，龙泉是个中心，贫民云集在他们周围，碉堡就是为了对付他们的。
我在龙泉两年，没有人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在离开家乡时，中共鄞县县委书记对我说，大学需要有人去工作，这才使我下了报考大学的决心。千辛万苦入了学，就连忙给组织写信叫转关系。我也收到回信，说是：“书已寄出。”可是苦等、苦找两年，始终没有接上关系，这事使我纳闷很久。
解放后我在中央文委遇到邵荃麟同志，说起他曾于1938年以党的负责人身份率领流动剧团去龙泉和县政工队合作搞救亡活动，那时在城里是有县委的。1939年形势转变，他就撤离龙泉了，不知是否此后县委迁农村了，反正那时在城里看不到党的活动的迹象。那时从宁波迁来的党员分居丽水、松阳、龙泉、南平、永安各地，都因党的关系没转到而苦闷异常，在通信中都是想“家”之情迫切。1941年初新四军事件之后，一切显得十分困难。在我“投向人群”四处找朋友之时，也“发现”一些奇怪的人。譬如女同学谢福秀，男同学叫她“Loud Voice”，因为她说话声音特别低。她爱唱《延水谣》、《国际歌》，讨论问题时总喜欢把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她说：“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世界，将是没有竞争、没有进步的世界。”后来我发现她是个基督徒，她的爱好和见解是在参加上海青年会的活动中培养的。我也发现先修班的郑生和是倾向进步的，在他的书箧里有《帝国主义论》、《政治经济学》等书，后来他把这些书送给了我。后来分校来了一个真的共产党员，那是国文专修科的翁心惠，他是因宁波沦陷而逃了出来。可是失去了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因此什么活动也干不成。
1942年4月，分校已经决定不办三年级，回家、留龙都不可能，我们只有西去贵州入浙大总校一途了。首要的是筹措一笔路费，在当时可说是一筹莫展。到七月初要出发时，我的手中只有物理系周北屏教授资助我的五十元钱，这是他从不富余的工资中节省下来，因听说我西行路费困难主动送来的。晓沧先生想给我一笔束，叫德基送了一个红包给我，我感到实在不好意思收下这笔酬金就推辞了，后来由郑师母出面送了我一些生活用品，说是路上好用，我才收下了。郑生和几经思考，设法给我一张划款的信，叫我到半路上建瓯县一家开柴爿店的同乡借五百元钱充路费，由他的父亲在家乡归还。这笔钱使我有可能跑到遵义，但也使我有一个毕生的遗憾，因为到解放后我才知道，这封划款信到郑家时，他的农民父亲也因时艰搞得山穷水尽，他只得借了钱才把这笔划款补上。翁心惠临行送了我一首诗：
朱老板出门到远方去了，
满心希望贩回满载的货色。
等我在这里学会了算盘，
一起打回闹热的东大街去。
这首诗的隐语不言而喻，在宁波时他是我们所在的高级工校的支部书记，我是负责联系学生工作的鄞县县委学委委员，所以他戏称我为“老板”。我把我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笔记、一本《唯物主义论和经验批判论》笔记，以及郑生和送我的书留给他了。
但是临行之前，龙泉发生了一件悲壮的不幸事件：中共闽浙边委书记张麒麟同志，因在龙泉宝溪乡受到国民党搜捕，带领十余人向遂昌方向撤离，被浙保二团包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龙泉的反动派残酷地砍下了张麒麟等的首级，挂在龙泉县城号令示众。据最近读到的龙泉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龙泉县民国时期大事纪》初稿的记载，张麒麟同志生前担任过龙（泉）浦（城）县委书记，浙西南特委书记兼江（山）浦（城）县委书记，处属特委书记，被选举为党的七大代表，闽浙边委书记等，长期坚持在龙泉，他的牺牲是党在浙西南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据记载，龙泉地处边界，在不少村庄都建过苏维埃政权，是浙闽边委的活动中心。与此相对，国民党则设立闽浙赣三省绥靖指挥部，1941年后成立龙遂浦庆四县联合清乡办事处，组织龙泉巡回清乡工作队，所以斗争特别尖锐。不过斗争重点在农村，无怪城里和大学里冷冷清清了。
我去贵州是从步行开始的，从龙泉经查田、小梅入庆元县，再经竹口、新窑入闽，正是昔年红军出没的地带。没有组织和同志的送行，唯有张麒麟同志炯炯不闭之眼的目送了。这是1942年6月底的事，浙赣线的日军南下常衢，丽水和龙泉处于危急的前夕了。
我听说，后来龙泉分校也沿着我们离龙泉的路线到福建松溪大埔避难，而大埔又恰恰是鼠疫炽盛之区，刚逃离战争恐怖，又进入鼠疫。在那里竟是晓沧先生所说的“眠少常愁秋夕永，楼高厌听哭声多”的场面，真是“苍黄几翻复，去住两艰难”。到了“林叶始丹”时节，才又搬回芳野。
到年底时，可能芳野发生了一次风波，使晓沧先生萌发了离去的打算，“卅一年除夕感怀”诗中有云：
莫问廛寰事，璇玑自在行。
刁鸣催发白，瓢空益心清。
过隙光何迅，安樊气肯平？
薪传期不尽，谁与共扶倾？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了这么大的气，虽然几经挽留，最后终于离开芳野了。他在龙泉的最后一诗是“别龙泉”：
不去又竟去，匆匆尽室行。
五年长作客，一别若为情。
佛岭攒眉翠，灵溪悬濑鸣。
他时重到此，川渎得毋惊。
他走了，芳野之名却留下了。听说后来地方上也把坊下正式叫做芳野了，五十年后还依旧叫芳野。晓沧先生已在1979年作古，可是芳野之名将会永久存留下去，如果昔年校友中有诗人的，该是最好的题材了。

解俊民
1937年下半年，我们新考进浙大的学生，在杭州才上三个多月的课，便由于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登陆而匆匆迁往西天目山。上课未满一个学期，又下山开始随着全校大批人马节节西迁。整个西迁行行止止的过程给我们创造了跟老师们频繁接触和交往的好机会。每个同学都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一些颇为感人的品格、素养以及各不相同的处世风格。
胡老师在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期间，和同学见面的机会不多。尤其是迁校期间，苏步青老师任行军总指挥，而胡老师一直任先遣队和后勤筹划组的负责人，负责调查研究新校址的办学条件、联系交通运输以及地方人事关系等各方面的工作。他和苏老师都是科学家，习惯于脚踏实地工作，事事都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行，因此都能取得实效，成了竺校长的左膀右臂。胡老师因先于大部队到达目的地，不能在旅途中和同学们一起行动。而在每次迁定后又忙于全校的内外行政杂务，不能经常开课，以至于同学们总以为他是一位校领导，而不是能够常和同学们接触的专业教师。可是当理学院最后于1941年夏迁到湄潭，与农学院师生朝夕相处之后，学校便大体上安顿下来，他也就开始常和广大师生见面了。
我恰逢此时毕业，留校任物理系助教。我随全系迁到湄潭后，有幸经常跟随胡老师左右，当他的见习生和助手，从而有机会常常接近他，了解他如何思考和处理各项工作。有时胡老师也让我提点意见，出出主意。在我跟随胡老师的所有日子里，受到他很多的教益。
过去我在书本和黑板上每见到“满腹经纶”这个词儿，总理解为用来称赞某位达官名士，把他奉为熟读经史，能诗能文，文韬武略，有着异常卓越才华和见识的人。可是跟随胡老师一段时间之后，渐渐发现他不仅对新的“西学”和旧的国学都有相当深厚的功底，而且对于中西文化的精髓也有着相当精辟的认识；又亲眼目睹了他在祖国的高教事业上目光远大，深知教育事业乃是国家命脉和民族生机之所在；这才发觉“满腹经纶”这个词用来赞美他是十分恰当的。
一位对青年人有爱子之心的长辈
那时我已知道胡老师是一位在学术上有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位博学多才且爱国心很强的学者。他虽对当时国内的政治现状从不高谈阔论，公开发表意见，或表露愤世嫉俗之情，然而他对于旧统治者的狡诈手段和狰狞面貌是深知的。
我在湄潭当物理助教时，由于系里助教人手太少，我的工作就相当吃重了，加以营养不良，每晚临睡前总是感到疲惫不堪。那时候我要同时准备三门高年级物理实验课和担任保管仪器之职，还要跟王淦昌老师学习光电管的研制。此外，还要帮助朱正元老师辅导化学系二年级的普通物理课。不久朱老师长期病卧，我便代他讲课兼辅导，还负责该年级于1942年暑期在永兴镇补上的普通物理实验课。在业余时间我除了继续参加过去在遵义即已参加的黑白文艺社和质与能社的各项活动外，还要跟随胡老师，当他的助手。不过，那时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倒是既紧张而又丰富多彩、充满生趣的。
胡老师是当时竺校长在湄潭的代理人，常要与国民党的湄潭县党部书记长打交道。他对于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在遵义和湄潭接二连三地非法逮捕思想进步的师生极其反感。1942年的初秋，他从湄潭县党部书记长那里听到我有“搞外务活动”的嫌疑后，深感担忧。有一天便对我真言相告，劝我尽快离开浙大到重庆去工作。重庆不像湄潭，是个大城市，我这个普通青年不会受人注意的；我在物理系所做的教学工作相当得力，系里师生都会舍不得我离开，但是万一被逮捕，学校是没有力量保护我的。而据国民党湄潭县党部书记长说，逮捕我是很有可能的。
我初次听到这番话，并未介意，还天真地认为自己不是中共党员，又无任何“外务”，国民党为照顾到自己的声誉，总不至于盲目乱抓人的。至于要我突然离开母校浙大，实在心有不甘，而对重庆何处可去又感到茫然。我就这样一直置之不理，心里想，过去在遵义师范宿舍住时，校长办公室的诸葛秘书经常在晚餐后出现，散布警备司令部的“最新黑名单”，借此让三青团员观察各人的动静，而事实上日后被逮捕的一批批师生大都不在这些“黑名单”当中，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可是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胡老师又再次慎重而恳切地轻声相告，劝我切不要再拖延了。从最近县党部书记长谈话的口气听来，情况又比几周之前更紧迫了。事不宜迟，还是快走为好。幸好他和几位校系领导人早有准备；为了不让我吃眼前亏，已经为我联系好调到重庆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去当助研了。在那里有一位几年前浙大物理系毕业的老校友，他为人热情厚道，在那里工作已久，能好好照顾我，而且他已有信寄来，表示欢迎我去。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胡老师虽不公开谈论政治和时事，也不常与进步同学交往，言行一贯持重，态度端庄和蔼，但是思想并不顽固保守，倒是真正进步，有正义感的。
他思想境界高而深沉，见识远大，是一位衷心热爱青年学生和祖国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育家。当时我的思想算不上进步，也无进步活动，可能是以前写的一篇校报文章触怒了当训导长的国民党党棍姜琦，尽管他被迫离校，可能他未忘仇怨，才设法逮捕我的。若不是胡老师的再三恳切相劝，又暗中切实相助，我是肯定要吃眼前亏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胡老师常忙于校内的和理学院各系的重大教学行政工作，难得抽时间来讲课。而每讲一课总是讲得很长，滔滔不绝地叙述有关实验定律和基础理论的发现、综合、总结过程，包括一些重要概念的来龙去脉和穿插其中的简短的名人轶事，讲得津津有味，声音却很低。每次下课铃声已经响过了，他总似乎毫无反应，以致同学们每次下课，总超过食堂的开饭钟点。但从来无人抱怨，至多说胡老师虽是物理学家，却不重视三个基本物理量之一的时间的观念这一类玩笑话聊以自解，小小的不满早已被胡老师苦心传授真知的热情消融了。
胡老师平日对同学的态度一贯是热情而慈祥和蔼的，可是他在关键问题上却十分认真严格，毫不放松。他在每学期开课之前对于理学院各系学生的选课单上院长签字这一关从不随便走过场，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和每一位同学谈话相识，了解其前两学期的学习成绩和志趣，给予适当的指导或忠告。他严肃认真地询问每一位同学一两个问题，查阅前两学期的学习成绩，同时趁机以一个领导人的立场审察各门课程开设的普遍效果。他为了严格把好这一关，总是十分沉着，丝毫不受周围同学们催迫心情的影响。他热情地同每一位选课同学大谈学习志趣和当时世界尖端科学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科技发展需要等。如果发现哪一位同学前两学期的总成绩或两门必修课的成绩不佳，就不让他（或她）多选课，尤其是未及格课程的后继课。而对本专业的钻研劲头不大却倾心于其他专业方向的同学，便向他们介绍和建议选一两门跨系或跨学院的课程，向边缘学科研究方向上发展，有助于其成材。例如我们物理系1942级的梅镇安同学尽管物理学的学习成绩优良，但她爱上了生物科学，而且已经选习过一门生物专业的基础课了，学业成绩优良，胡老师就劝她再加选两门生物专业的课，等她填好选课单，才给她签上字。二十年后，梅镇安同学果然在生物物理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来成为北大生物系生物物理学教授。
一位博才多艺而忠于职守的“先遣队队长”
胡老师的教育工作责任感极强，从不主观臆断。他习惯利用中午或傍晚的下课、下班时刻在十字街头等他要等的师生员工，碰头交谈。人们常可以在去食堂或回家的路上见到他在路边或墙角跟一个人谈着话，而在用完餐之后仍然见到他俩站在原地交谈，谈得更欢，好像非要把一件事谈透不可似的。
在整个迁校过程中，每迁一地，胡老师这位先遣队和后勤工作筹划小组的首脑都要在至少两三个月之前付出大量精力，做一些重要的有时却相当烦琐的实际调查访问工作。当开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新迁地点的方针大计时，常会有一些老师乐于根据自己的诗情画意或从古书上取得的某种灵感，来表达自己坚决主张迁往何地的理由。然而胡老师早已是胸有成竹的，他量过自己的两臂伸直时的总长是一米多少公分，凭这根随身携带的天然“直尺”，他可以快速量出某间房的长宽。于是，每一处新校址可供利用的现成房间各有多少平方米，其中立刻可用的和修缮后可供使用的课堂面积以及宿舍用房、办公用房的总面积各有若干，马上就有了估算结果；全校师生的集会场所和校图书馆有什么公共建筑物可供临时或永久使用，容量有多大，均有实际数字记录可供参考，就连粮油和木材的年供应量也都一一调查清楚。因此搬迁甲地可行还是乙地可行便了如指掌，再无盲目争论的必要了。
每次胡老师的发言虽在最后，说话的声音轻而缓慢，却是最有力的，与会者闻之无不动容而叹服。在他领导下的校图书馆和理科各系的书刊资料和仪器设备的长途运输工作在那交通运输条件极其困难、极不正常的当时，每一阶段都能出色地顺利完成任务，使得大批人马一到达新地点，不多日便能继续开课，校图书馆能流通图书，实验室也能开出实验，弦歌不辍，正常教学，这就维护了浙大的生命和生机。不少知情的教师和实验员说：“除了房屋和锅炉、蒸汽机、大电机等笨重的设备外，各系的书刊仪器都没有丢失，物理系就连草稿纸也未丢失一捆。”什么是人间奇迹？这就是奇迹！但任何奇迹都不是自天而降，无中生有的，而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在奋发努力、求生存、求发展的坚强意志驱使下，由领导人以不寻常的智慧和胆识，凭着群众巨大的力量创造出来的。整个浙大一步步西迁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所表现的顽强斗志的一部分。
胡老师的学识渊博，在建筑美学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这在一般老前辈知识分子中也是罕见的。有一回，我在湄潭帮他绘制一张准备新建的一所两层教学大楼的设计图。由于建筑经费很少，必须遵循尽量简单朴素的原则，不允许有建筑装饰物和豪华的气派。他要我帮他考虑在简单朴素的要求下，即在少花钱或不额外花钱的要求下，如何求得美观典雅而不落俗套。这对于我这素无建筑设计经验而知识面又不宽的人来说，实在无从下手，苦思冥想了两天，最后还是交了白卷。想不到两天后胡老师再和我会面时便拿出了他的绝妙设计。他打破了将二楼窗口等距离安排的老套，而采取钢琴键盘上黑键那样三三两两靠拢的不等间隔排列方式。他说：“这种排列能让师生见到后，便立刻联想到钢琴的键盘，顿生乐感和美的意趣，甚至在脑中油然涌起一段优美的旋律，从而达到心旷神怡的境界。这可为大家的艰苦生活注入轻松的气氛。”这种构思委实新颖高明，富有创造性。这真是美学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灵活运用，令我赞佩不已。当我照胡老师的设计思想画出一幅正面设计草图后，眼光一扫，心中就禁不住涌起一首名曲的旋律。
一位把真正的物理教学引入中国的学者
胡老师在年龄上当属于我们这几届同学的父辈了，但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工作的热情却不亚于我们，甚至超过我们。他早在青少年时代便已受到家庭中父辈和祖辈的有意识的培养和熏陶了。
胡老师于1892年出生于江苏泗阳县。十七岁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第一届庚子赔款出国留学考试，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本科学习。四年后毕业，转入哈佛研究院。一年后取得硕士学位。再过四年取得博士学位。当时他受了争取祖国富强的强烈爱国心的驱使，多选具有应用价值的课程修读。
胡老师家三兄弟都在清末或民初考取公费留学，而且都取得数理方面的博士学位，在研究上做出杰出成绩。长兄敦复是考取江苏省公费出国留学的，曾在清末受聘开办清华学堂（即今清华大学的前身），而当学堂里的洋人董事不许开设中国语文课时，敦复先生便愤而辞职，结合一批爱国学者到上海开办了大同大学。胡老师自1918年回国起直到1937年随浙大西迁之前，曾多次在大同兼职讲课。由于大同大学经费短缺，胡老师从不领兼职工资，保持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作风。二哥明复先生通过第二届庚子赔款出国留学考试派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成绩异常突出，为当时四千名同学之冠，被誉为“神童”，在美国名噪一时。他也于1914年进哈佛研究院，1918年取得博士学位，成为闻名美国的数学家。他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大前身）及上海商科大学任教授和商科大学院长，并将1919年在美国与竺可桢、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胡适等十余人组成的“中国科学社”移到祖国来，出版《科学》期刊，同时还创立了生物研究所和科学图书馆，为在祖国大地上提倡科学研究和进行科学教育与普及科学知识等多方面的科学工作而贡献力量。
胡老师曾与杜安教授（Prof·W·Duane）一同做提取镭并用镭射线和X射线治癌的实验，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属于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后来他又转到当时物理学基础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的X射线研究，研究X射线的K线系和化学元素的原子序数之间的关系。他以电子速度与原子序数作图，修正了摩斯莱定律。他还首先在X射线频率范围内测定了电子在不同方向上的速度分布和X射线的空间分布及其光谱特性，明确了选择性光电效应和选择散射的存在。这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诸元素原子激发和发射、吸收、散射X射线的机制，对于理解X射线在物质中所引起的电离和反光电效应，以至对于原子结构的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可以看作是现代物理学上发现康普顿效应和建立物质波概念的前奏。
胡老师和他的导师杜安在X射线方面做了极其广泛而重要的研究工作，成为中国第一位从事X射线研究的科学家；他与此后不久吴有训先生在康普顿效应中所做的重要工作交相辉映，为我国物理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老师返回祖国，准备担任高校教职，“要准备与命运做艰苦的搏斗，来为祖国培养大批有作为的年轻人才”，是他在回国前的一段自述中说的话。回国后他便是照这样做的——历任南京高师的物理教授、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兼主任，先后筹建了厦门大学和中央大学理学院并任院长职。后又协助筹办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在抗战前的六年间任上海交大教授兼大同大学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发展到长期对抗的新阶段，胡老师应浙大竺可桢校长之邀，毅然出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协助竺校长领导浙大内迁工作，使浙大的教学与科研命脉得以维护和发展。1946-1949年间，他率领了一批中国年轻学者到英国学习微波雷达技术。
物理学在晚清引入我国之后，大学和中学教师大都把物理课本当作语文课本来释义，学生对于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只能望文生义，甚至习惯于背诵定义、定律和定理的条文，而忽视实验所能提供的感性认识和手脑并用的实践机会。胡老师深知物理学的基础是实验，他首先在南京高师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大学实验室。他可算得上是第一位把真正的物理教学引入中国的人了，实为今日我国在辽阔的疆土上所有学校、厂矿以及各科研单位物理实验工作的先导。他在各高校的物理教学中提倡多作课堂演示实验，严格要求学生在实验室里手脑并用，鼓励学生修理好已损坏的仪器，再拿这些修理好的仪器去做实验；对于造假数据的学生总要严加教育。他在课堂上着重讲述科学大师们的创造思路和科研方法，在课后又不厌其烦地解答学生的提问，甚至关心学生的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还解私囊资助一位学习成绩十分突出的学生去法国留学。
浙大师生在江西泰和期间曾在他的率领下帮助民工完成十五里长堤的测量、挖土与筑堤工程。后赣江泛滥，浙大所在的上田村的田园和村舍因此未遭受水灾。至今那里的村民还提到浙大过去筑堤防洪的盛举，因此把这条堤叫做“浙大防洪堤”，也有人称之为“刚堤”。这是浙大留在百姓心中的无字碑。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向华北、华东大举进攻，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反抗。胡老师利用上海交通大学的光学仪器在一幢高层楼顶上观察日军舰的行踪和位置，并及时报告十九路军，对十九路军准确炮轰日舰帮助极大。此举深受上海军民称赞。十九路军为此授予胡老师纪念奖章。由此可见，胡老师不仅如上所述热爱人民，也是一位主动参加抗战活动，极其热情地以其科学智慧为祖国救亡神圣事业效劳并建立功勋的学者。
解放后胡老师任唐山交大和北洋大学教授，后于1952年起又调任南开大学教授。我先后于1954年自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和1964年自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差到天津，均就便到南开大学教师宿舍拜谒胡老师。每次他的态度均和蔼可亲，言谈热情恳切，俨如我的老伯伯。
1954年那一次是我向他告别后的第一次面晤，其间相隔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我见到他时一时激动得语塞了，千言万语一时理不清头绪。如今只记得当时自己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喜的是又回到了十二年前告别的胡老师的身边了，我学习物理着重实验工作和到美国实习电子管生产工艺，又到美国若干科技馆实习物理展品设计工作都是受了他的启发和普及科学知识思想的影响；我的性情一贯急躁，但是做起行政杂务来特别耐心也是受到他的熏陶和感染，现在多少完成了一些任务，对他老人家的教导可谓于心无愧。后来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当我给他看了带去的同三个孩子在一起照的照片时，他不停地欣赏孩子们的稚气表情，示意要留下这张照片。等到我奉赠给他时，他便露出颇为得意的表情然后收下，视若他自己的后代，使我顿时在胸中涌起了一股暖流。
1964年，也就是十年之后我再次去拜见他，他请我一起用了午餐。在餐后他又问起我在东北三省的三所高校的工作情况，我仍回答得相当简短，而且热泪盈眶。当时我的脑子里所想是，过去胡老师在浙大工作时，抗战期间的工作条件虽然困难，但他在浙大有职有权，不难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我现在负责系、室行政工作的情况却是有职无权，阻力太大，大部分时间、精力是白白浪费了的。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无法开怀.谈，以免引起他的激动。我知道激动对老年人是不利的，同时我也知道自己的学识、才能和声望远远不及胡老师，说了也无益。
在“文革”期间我被关入牛棚，后又被迫下乡，不能出远门探访师友。万万没有料到在“文革”后在北京高教出版社访问师弟南琦时，才惊悉胡老师在1966年3月被天津一家大医院将肾结石误诊为膀胱癌，开刀后医护人员护理又十分马虎，以致受了感染，病情迅速恶化，于3月26日永别人世。胡老师的体格原是相当健壮的，可是当时在老知识分子普遍受歧视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对他不认真诊断和护理是可以想得到的。
胡老师如今虽已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智慧、品格、工作精神及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我们浙大广大校友以及中国科学界、教育界广大老一辈人的心中。

许良英
我在浙大共生活过十一年，分属四个完全不同的时期：（1）1935年9月-1937年12月，在“高工”电机科学习，它的全名是“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名之长是罕见的，但我们挂的是浙大校徽，穿的是浙大校服；（2）1939年2月-1942年7月，在理学院物理系学习；（3）1945年2月-1949年5月，在物理系任助教；（4）1968年6月-1969年5月，为浙大地下党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和批斗，最后六个月被关在当时行政大楼五楼的“隔离室”（实际是监狱）里。这十一年，经历了无数激动人心的事，值得写下的回忆实在太多了，这里只记录一些同王淦昌先生和物理系直接有关的片断。
一
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和物理系教授是在抗日战争前-个多月的1937年5月下旬。那时我是高工电机科二年级学生，从《浙大日报》上看到“物理学泰斗”玻尔要来浙大作报告，我慕名于当天下午到文理学院新教学楼（1946年名为阳明馆）三楼的大教室去听讲。玻尔由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和王先生等物理系教授陪同，用英语讲《原子核》，没有翻译，但同时由浙江省广播电台作直接实况转播。可惜我那时只学过高中物理、化学，虽然有关电机工程的教科书全是英文的，但未受过英语听、说训练，因此，整个演讲我只听懂一句“Hangzhouis a beautiful city”。好在旁边有玻尔的儿子放的幻灯，还可以懵懵懂懂地了解到一些核反应现象。以后从《浙大日报》上知道，王先生和束星北先生同玻尔讨论得很热烈，玻尔走时，他们一直送到四十公里外的长安站。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高工搬到钱塘江南岸的湘湖农场。11月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浙大迁到建德，高工也跟着去。一个月后，一向对浙大不满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把高工解散了，我只好回故乡自学。1938年春天，我读到了十几本介绍20世纪物理学新发展的通俗着作和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对物理学产生了狂热的喜爱之情。随后也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着作，开始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那年秋天开始全国大学统一招生，我到永康以同等学力报考了浙大物理系。那时浙大已经二迁安吉，三迁泰和，四迁广西宜山了。我直到1939年2月8日才人学，第一学期已过了一大半。那时敌机常来轰炸，就在我到校前三天，有敌机十八架向标营浙大校舍（全是茅草盖的竹棚子）投了一百十八颗炸弹。但浙大师生并没有被吓倒，在我到校那天已经恢复上课。
那时物理系主任是张绍忠先生，教我们普通物理。1928年物理系开设以来，他就是系主任。1935年为抗议校长郭任远的专制，全系教师职工愤然离开。那年“一二·九”运动，我们赶走了郭任远，1936年迎来了竺可桢校长。
张绍忠先生和原物理系的全班人马重返浙大，何增禄先生还从山东大学带来了王淦昌先生。1940年张绍忠先生出任教务长，系主任由何增禄先生担任。
何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真空技术方面有卓越的成就。
当时王淦昌先生教的是四年级课程，主要是近世物理（20世纪物理）学，我却有幸在入学后一个月就同王先生开始了直接接触。这一年，三天两头有空袭，每当龙江对岸上挂起空袭警报灯笼时，大家就纷纷往龙江两岸河谷或山脚的石灰岩溶洞里躲藏。有一次空袭时，我在岩洞里看一本英文物理小册子，碰巧王先生来到这个洞里，他就同我攀谈起来，并要我以后多找他谈谈。我那时是个在长辈面前说不出话来的羞怯的小青年，不敢主动找教授谈话。这种羞怯心理不久就被物理系教授们的淳朴、坦率、活跃的学风逐步冲淡了。我是从旁听物理讨论课发现这种学风的。
物理讨论是为四年级同学开设的课程，分甲、乙两种。“物理讨论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同学轮流做学术报告；“物理讨论乙”主要是王先生和束星北先生就物理学的前沿做系统的报告。两者都每周一次，每次报告前几天都在教室门口张贴大布告和题目。我出于好奇，也壮着胆子常站在门外旁听。
讨论时最活跃的是王先生和束先生。他们两人同岁，一个擅长实验，一个擅长理论，性格都开朗、坦诚。别人报告时，他们常插话或提问，两人之间又常发生争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声音很大。束先生有时还坐在讲台上或课桌上大发宏论。大教授竟像小孩吵架那样地争论科学问题，初见这种场面，我感到十分惊奇和有趣，以后慢慢领会到这种学风的可贵。只有这种真诚的态度，才能探索科学真理。受了物理讨论这种学术空气的影响，我联合了物理系、电机系几个一年级同学，也搞起一个定期的读书报告会。
历次物理讨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39年7月间的一次，那是由王先生报告“Fission of Uranium”，“Fission”我不知是何意义，但还是去旁听了。出人意外的，王先生报告的是1月底玻尔在美国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1938年12月和1939年1月间，哈恩和迈特内发现了铀原子核裂变现象，迈特内估算出一个铀核变时会释放出二亿电子伏的能量，比同等重量的煤燃烧时释放的能量大几百万倍。当时教室里的气氛十分热烈，我感到震惊和兴奋。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着名女科学家迈特内原来就是王先生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可是王先生当时并没有谈迈特内同他个人的关系，丝毫没有以老师的身份来炫耀自己。自从听了王先生这次鼓舞人心的报告后，我就经常阅读Science等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的新发展。
浙大物理系教授的朴实无华和平易近人，我还从1939年10月同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先生的一次谈话得到极其深切的感受。那是我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始，拿着选课单到院长办公室请他签字，顺便问他一句：“听说又要准备迁校了，是否事实？”他一连不停地同我讲了三个多小时，从下午四五点一直讲到八点钟左右，吃晚饭时间都被耽误，我肚子饿得发慌，也只好耐心听着，天黑了，办公室里没有灯，他依然娓娓而谈。胡刚复院长来浙大后，是校长最得力的助手，像我一个没有活动能力而又幼稚的低年级生，随便向他提一个问题，竟得到了如此详尽的回答。不久我在校门口看见他同一个校工站在路上长谈。这种真挚、随和、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和浙大传统的“求是”校风，陶冶着我们这些青年学生。
二
我们在宜山的上课1939年12月底被迫停止了，因为11月日寇在北海登陆，不久南宁沦陷，浙大不得不进行第五期搬迁。1940年2月我们到达贵州北部的遵义，开始了安定而激荡的新的生活。到遵义后，学校宣布实行“导师制”，要每个学生自己选定任何一位教授作导师。我就选王先生为导师，这样，同他的接触就多起来了。他常约我到他家里谈心。每学期他还要请我们几位“导生”吃一顿饭，由师母自己做几个常熟的家乡菜，为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增加营养，并共享人间温暖。
到遵义后不久，有一次在王先生家里讲到抗战形势。他说：1934年以后，他在山东大学教书，抗战爆发了，有些学生留在山东打游击，有作为的人都去参加抗战工作，“只有我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人，才躲在大后方！”语气很严肃，并带有内疚。我听着，心里感到十分惭愧。两人沉默了很久，说不出话来。以后我了解到，王先生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和1926年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他都经历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同浙大物理系实验室管理员任仲英先生在杭州沿街挨门挨户地向人募捐废铜烂铁，以支援抗日战争。当时，他自己还把家里的金银首饰全部捐献出来。为了使学生能为抗战效劳，他先后四次开设“军用物理课”。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人生观开始急剧的变化。在遵义一年半，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读马列着作和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有一次偶尔与王先生说起自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些看法，想不到他大声地对我说：“在这方面你可以做我的导师了，导师本来就可以对换来做。”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实在使我吃惊。
王先生这种极端谦虚的态度，不仅表现在他的专业以外的领域，就是在物理科学问题上，他也一贯如此。到遵义后，他教我们电磁学。一开始他对我们说，为了使自己对整个物理学有一个全面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他除了经常教近世物理课以外，还要把物理系每一门课都至少教一遍。听他的课，是一种精神享受。他讲课爱用启迪、讨论的方式，常要我们提问题，有时上课就成了对话。当我们提出的问题需要花点时间加以考虑后才能回答，或者发现他在黑板上的演算有错时，他总是要说一声：“Pardon me！”他没有一点教授架子，同学生的关系完全像知心朋友。
我入学时，物理系一年级同学共二十一个人。到二年级，只剩下五个人，绝大部分转到工学院去了，然因为工学院毕业后出路有保障，而物理系只能过和尚庙里的清淡生活。我为那些同学未能分享追求科学的乐趣而惋惜。那时蒋介石用“国家至上，军事第一”的口号来压制民主进步力量。为了抵制这种压力，也为了表达我们学习物理科学的自豪感，我在遵义老城北门外洗马滩对岸山坡小龙山（现在是红军烈士墓墓道的右侧）的物理实验室（原是一个小破庙）的门口，用粉笔写上一副对联：“科学至上，物理第一。”王先生第一个发现，当即表示赞赏。这副对联也就因此保留了下来。
在浙大物理系，束星北先生的课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他早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专读物理，研究相对论。我们二年级时，他教我们理论力学，开头一个月，专门讲牛顿运动三定律，把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阐述得如此透彻，如此生动，使我十分神往。这也使我醒悟到，在此以前，自己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理论？什么叫原理？三年级时，他教我们热力学，同样用一个月时间讲“熵”概念和启发。但有些观点我不同意，如说电子似乎有“自由意志”，我就同他争论。他并不生气，而是耐心地同我理辩。有时整整一堂课就这样争论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实在幼稚可笑，但教授同学生之间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这种平等的争论，是永远值得思念的。
1941年暑假，浙大物理学院搬到遵义东面七十五公里的小县城湄潭。这是抗战五年内的第六次迁移。物理系安顿在西门外湄江对岸的破庙双修寺里，并在寺内造了一座两层小楼，条件比宜山、遵义时有点改善了。
王先生离开遵义到湄潭前，在他多年求索的原子核衰变问题上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这就是他1941年10月13日寄到美国《物理学评论》发表的信件《关于中微子探测的建议》。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学过核物理（这是他开的四年级近世物理课的主要内容）。这件事，物理系教师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同他经常讨论问题的束先生在这以前回江苏奔父丧，直至次年5月才回校。我是1942年4月才听王先生自己说起的。那时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过了将近一半，要准备做毕业论文了，王先生指定给我的论文题目是《β衰变和中微子存在问题》。他说，这是理论上和实验上都一直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他自己已探索了多年，最近想出一个验证中微子存在的简单方法，这就是观测Be7原子核俘获K电子时的反冲动量。但由于战时物质条件困难，国内根本无法实现，只好先送国外发表，让别人去做。他希望我同他长期合作，从事这项研究，并说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可能得诺贝尔奖。如果在1939年或更早的年代，我一定会欣然听从王先生的安排。可是，经过两年多的对中国现实、国家命运，以及哲学理论和人生观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我深切体会到，在中国，不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根本谈不上发展科学。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的严重白色恐怖，激起了我强烈的革命义愤，于是一心想找党的组织，以便更有力地开展革命斗争。因此，我不得不辜负王先生对我的厚望，草草地完成毕业论文，以期早日走出校门。
为了做论文，王先生指定我阅读有关β衰变的实验和理论的大量文献。
那时适逢“倒孔运动”爆发后的恐怖窒息时期，我课余的主要精力用于秘密的革命运动，但是β衰变的文献还是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两个月后，我就自己查阅过的将近七十篇文献在物理讨论课上做了综述性报告，并写了一个论文提纲。这时毕业考试已全部完毕，而正式论文还没有下笔。我急于要投身广阔的现实世界，于是只能花一个月时间匆匆地写出前面一半，原来准备着重探讨的关于中微子存在问题的各种实验分析就未能进行。论文交给王先生时，我就向他告别，并于第二天离开湄潭。这篇论文远没有达到王先生所要求于我的，我很内疚；想不到王先生浏览后却给予好评，并鼓励了我一番。
我们同班毕业的共四人，其中三人（梅镇安、陈昆维和我）是宜山入学的；另一位胡济民，原高我们一个年级，因眼疾去上海治病，到四年级才回浙大。
梅镇安化学课成绩很好，四年级时王先生建议她将来研究生物物理学，说这是一门大有前途的新学科。毕业后不久，她就去考清华大学生物研究所，以后又去美国进修生物物理，是我国从物理学转到生物学领域的第一人。毕业前，王先生还是再三找我谈话，要我留下来。为了说服我，他说我做学问有三个特点：诚实、理解力强、有创造能力。因此，研究物理是很有前途的。我当时体会到，这三点实际上就是王先生自己治学的特点，他用来称赞我，表明他对我是何等信任，对此，我十分感动。可是，在当时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下，为了保密，我不能向王先生直率地讲明自己的去向，只是抽象地说：我要走向社会，学习“做一个人”（可是在1939年刚入学时，我的志愿是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内心上，要离开王先生这样一位我所景仰的老师，要离开浙大这样一个有民主、科学传统的学府和并肩战斗过的同学，实在是有点留恋不舍的。
临别前三天，胡济民突然找我，说他也不想留校，要同我一起走。原来他以为我要去延安或抗日根据地，而他有个妹妹已在新四军。我告诉他，去延安的路不通，在大后方可做的工作不少，我自己的去向尚未确定，希望他还是留校当助教，继续研究物理。
三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了，我调离浙大。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和忙碌，同王先生就很少接触了。1950年他调到中国科学院，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2年我也调到科学院。到北京后，知道王先生已去朝鲜前线探测美军投掷物的放射性。这是一项要冒生命危险的军事任务，王先生毅然接受了，我做学生的也感到自豪。
1954年苏联第一个原子能电站建成，在当时“一边倒”和“向苏联学习”的政治口号下，我这个虔诚的共产党员立即为《科学通报》写了一篇社论，并请王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现在看来，这两篇文章虽然对战后冷战年代的国际形势和对苏联社会的实质的看法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对王先生同我的导师关系来说，很值得纪念。那时王先生向我表示：他一心想做研究工作，不愿意担任领导职务，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常务副所长，费了不少精力，很觉苦闷。有些尊崇儒家传统的人，本着“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一心想当官，当了官就以为高人一等，学术研究也就此终了。因此人们论断：在中国，“官职是学者的坟墓”，这个论断对王先生完全不适用，因为他根本不想当官，更不以官为荣。他永远保持着淳朴、正直的学者本色。
1956年王先生去苏联杜布纳参加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工作以后，我同他中断了联系达十七年。这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风暴，使我在几天内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被列为“极右”，结果不得不回乡当农民，靠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母亲。1960年在报上看到王先生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消息，我这个当农民的学生也很为他高兴。
几年后，连续传来我国成功地爆炸原子弹和氢弹的喜讯，我估计王先生一定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设想，如果我一直跟着王先生研究物理，大概也会从事这方面工作；如今却竟成了“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自己实在无法理解。但我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抉择，因为我是把自己的心和整个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至少王先生是会理解我的。事实确是如此。
1973年11月我终于又在北京同王先生见了面。那时他还是那样热情，对我这个“摘帽右派”的农民，不但毫无歧视，反而以“同志”相称。当我告诉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强占并要公开盗印我们的译稿时，他勃然大怒，说：“上海就是霸！”仅凭这句话，在当时就可定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我在北京时，商务印书馆发给我每月五十元生活费，但“批林批孔”运动中商务换了领导班子，他们赶我回农村，欺骗我说会继续给我寄生活费。我一回故乡，他们就停发生活费。王先生获悉后，即给我写信，说以后我的生活费由他包下来，并要我安心完成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王先生身处极机密的国防科研领导岗位，前几年又挨过批斗和凌辱，现在竟要包下一个在农村“改造”的“阶级敌人”的生活费，这要担当何等的风险！他从四川用“天京”的名字按月寄给我三十元，一连寄了将近半年。1975年5月商务印书馆恢复了我的生活费，他还要寄；直到知道了我的生活费确实已有着落，他才放心。
“四人帮”覆灭后，我们准备写文章对“文革”时期的批判“相对论”和爱因斯坦运动进行反批判，他于1977年3月19日从四川给我信中说：“对所谓相对论批判和爱因斯坦批判的反批判，我很赞成，希望你们写得好些，要有力量，对一些反科学的混蛋，给以致命的打击。”以后周培源先生告诉我：1969年10月中国科学院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命委员会召集当时在京的知名科学家开座谈会，专门批判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王先生就抵制出席，在当时是极少有人敢于这样做的。
1978年他回京任二机部副部长，我也结束了二十年的农民生活回科学院工作。这样，见面机会比以前多了，每年春节或元旦我总要约一些老同学去看望他。1979年我们几个同学发起请几百个40年代同学联名写信给浙江省委和浙大，建议隆重纪念费巩烈士。那年10月在浙大开了纪念会，王先生也从京赶来参加，并在大会上讲了话。1981年冬，浙大准备为八十五周年校庆开展大规模庆祝活动，我把这一信息告诉王先生，希望他也参加。想不到他断然拒绝，说：“同乡、同学关系，校友会，校庆这类活动，都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毛主席反对过，我也反对。”我说：“别的学校可能有这个问题，浙大情况就不同了。浙江本是文物之邦，南宋以来八百年浙江人才之众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三十多年来，由于受‘左’毒的摧残，如今，浙江在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都已大大落后了，我们应该利用浙大校庆来活跃浙江的学术空气。”他同意我的看法，说：“好！那我一定去！”可惜1982年4月校庆来临时，二机部（核工业部）领导班子新老交替，他无法分身，于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希望在校师生“继承浙大传统，发扬‘求是’精神”；希望学生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当年爱国运动时期所体现的激情，学习费巩先生那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热爱祖国、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而献身的精神。
1985年1月，我有幸有五天时间同王先生一起参加讨论科技体制改革决定草案的座谈会，并同在一个小组。在会上，我提出：不可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科学通过技术固然可转化为生产力，但科学不仅是生产力；不可把商品概念套用在科学知识上，不可急功近利，看不见发展基础科学的重要性。王先生进一步强调：科委应向有关领导人讲清楚这个问题，否则就是失职。以后我患眼疾，他来看我，谈到基础研究经费被削减，严重影响工作的开展，他曾为此四处奔走，而未见效，因而感到忧心忡忡。他一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急国家、人民之所急。1986年1月在党中央领导人会见核科学家时，他就坦率陈言，申述基础研究不可忽视。1986年3月，他又会同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等三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提出跟踪高技术发展的迫切性，王先生长期来把我当作同志和知心朋友，因此，我们之间从来不存在什么“代沟”。受了这种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的熏陶，我也努力使自己同青年学生之间的关系做到：既是师生，也是同学，更是同志。王先生这一品格，在当前的伟大变革时期显得格外可贵。他所以能够永远同时代同步前进，是因为他始终奋战在科学前沿，始终关心祖国和人类的命运，始终以青年人为知心朋友。

虞承藻
同学们经几十年阔别，一旦重新欢聚，叙旧话，天南海北，古往今来，酸甜苦辣，无所不谈。怀念培育我们成才的老师们，自然是主要话题之一。当时老师们对我们主要是进行智育，他们中很多人品德高尚，在学术上潜心钻研，富有求真求是的精神，知识渊博，造诣精深，对我们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最使大家一致怀念的师长有三位：竺可桢校长、费巩训导长和体育主任舒鸿老师。舒师主持体育工作，使多数同学不但具有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品质和才能，还具备较健全的体魄，能够长期从事繁重的工作。凡此种种，饮水思源，能不怀念舒师吗？
奥运会载誉归来
1936年9月1日，我怀着兴奋自豪的心情，跨进了杭州市大学路国立浙江大学校园。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六，文理学院门口贴出了布告，当晚在健身房召开欢迎舒鸿先生参加柏林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归来大会。尽管中国代表队除符保卢的撑杆跳通过了3.80米的及格高度能参加复赛外，其余都在预赛中被淘汰了。但在人们心目中，能够参加奥运会，不管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工作人员，都是一种特殊荣誉。大会是由学生自治会主席、校篮球队长李永疖主持的，他首先请舒师和大家见面。舒师中等身材，面色黝黑，黑里透红，显示出长期户外工作的健康肤色；戴一副玳瑁边眼镜，却遮不住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两鬓已染霜，但腰背挺直，更显得精神。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他早年在美国春田大学专攻体育卫生，这次先是作为随队保健医生出征的。当李永疖报告他在奥运会还担任篮球决赛主裁判时，会场震动，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那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争夺篮球冠军的决赛。要不是具有高超水平，奥运会能把这一重任交给一个当时号称“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吗？
中国代表队到了柏林，舒师当时只是助理教练员。他和另一位国内篮球名教练宋君复，凭着他们留美学体育的学历、专长和任教经历，主动向裁判委员会要求任篮球裁判，经审查考核后被批准了。在预赛中，舒师执判严明公正，博得观众、运动员和裁判委员会的赞赏。最后，裁判委员会选中他任篮球决赛主裁判。舒师的工作为中国人赢得的殊荣，这是一块无形的金牌。
这次欢迎大会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可在我印象中记忆犹新。舒师为中国人争气争光的事迹，增强了师生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鼓舞了大家。他的报告和奥运会纪录片使大家大长见识，大开眼界，大饱眼福，激励了同学们更自觉地参加体育锻炼。第一次见到舒师，就在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严肃而又生动活泼的体育课
舒师对体育课抓得很紧，首先是纪律严。新生每人都发两套运动服——背心、短裤、绒球衣、灯笼裤。上课必须事先换好，还必须穿球鞋。哨音一响，立刻按身高排成二列横队，体育老师点名后，先做准备活动，然后正式上课。
我们电机系一年级时由舒师亲自执教，体育课每周两次，课程内容丰富多彩，各项体育运动的基本动作都练，还有集体竞赛。基本训练，举凡体操的垫上运动、单杠、双杠、吊环、跳马，体力的仰卧起坐、俯卧撑，篮球的运球、传球、投篮、上篮，排球的发球、接球、传球、扣球，田径的跑、跳、投，可以说应有尽有。
舒师还教我们西方古典式摔跤，练倒地后如何头顶地拱背使双肩离地，对手则练如何压倒对方使其双肩着地。还练拳击，健身房备有拳击手套，但不是对打，而是连击挂在一块圆板下象征人头的皮球。还有药球（一种挺重的实心皮球），练习掷远等。集体竞赛有推龙球（直径约1米的大球），分两组在头顶上对推，推过规定界线者为胜。这种比赛，两臂高举头顶，下面靠腿和身体的力量往前挤，非常累人。常常推来推去，弄得大家浑身是汗，筋疲力尽，还是不分胜负。还有一种传药球，分两组接龙似的坐在地板上，背对传球方向，由前向后依次传递，先传到头为胜。这种活动，锻炼了腹肌、背肌和两臂。拔河更是当然不可少的竞赛。舒师告诉我们，美国大学里的拔河是隔着一条小河比赛，准许穿钉鞋，准许在地面挖坑，要把对方都拉到河里为胜。可以想象，那种名副其实的拔河更累人，却更有趣。
舒老师上课，每个动作都亲自示范。当同学按规定要求完成了，他总是以赞许的口吻说：“蛮蛮好！蛮蛮好！”
舒师还有一条严格纪律，下课后必须冲澡。这好办，反正有热水。可是还有一条规定，最后必须用冷水冲一会儿，这却是难题，可是又无法阳奉阴违，因为舒师要亲自进浴室检查，谁不用冷水冲就象征性地“打屁股”。打完屁股，他又亲自关掉热水龙头，让补课。洗冷水澡是极好的体育锻炼。从那时起，我断断续续坚持到现在。凡是坚持的时候，感冒就远避，否则，它就不客气了，经常登门。
舒师对同学体育成绩的评定，并不按统一标准，而是按每个同学原来的体力和水平，看进步大小和上课时是否认真努力而定。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有一项俯卧撑，有的体力差的同学，原来只能撑三五下，经过努力锻炼，考试时已能撑十几下，他的成绩就不比原来就能撑二十几下，最后能撑三十几下的同学差。这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既鼓励了体质弱的同学积极锻炼，也限制了体强力壮的同学吃老本，使他们越发强壮。
由于在体育课上学到了很多中学时代没接触过的体育活动，提高了我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自觉性。每天下午课后我就一定去健身房，充分利用完备的体育器械，运动约一小时，单杠、双杠、吊环、跳马、拉力器、拳击、篮球，什么都练。有时还和班上大力士朱希侃在垫上练一阵古典摔跤。最后不忘舒师教诲，还用冷水冲一阵。晚饭时，食欲大振，一吃就是三碗饭。晚自习时，头脑特别清醒，效率很高。睡前再练上几十下俯卧撑，倒头就睡，不知失眠为何物。
早晨，总是提前起床，绕工学院操场跑上几圈。经过这样有规律的生活和经常的体育锻炼，营养又充分，一个学期下来，体重从60公斤猛增到68公斤，全身都是结实的肌肉。每一回忆这段经历，舒师的慈祥笑容就浮现在眼前。
早操和游泳
一年级时，我们受军事训练，每天早晨要列队行升旗礼。礼毕，由体育教师领做早操，舒师也常来领操。早操为一天的繁重学习开了路。抗战开始后，生活和学习都不正常。1938年10月学校迁到广西宜山，男同学住在前清的标营，那里的练兵场就成了操场。一开学就规定全体同学必须做早操。操场上竖有纵横坐标牌，每个同学有一个坐标号。铃声一响，各按自己坐标就位，由体育老师领操。体育校工记下空缺的坐标点。早操缺席是要影响体育成绩的，所以是强制的。早操时各坐标点一般都不缺人。
舒师深知要使同学们身体健康，光靠每周两次的体育课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狠抓早操。此外，随着学校步步西迁，他到处利用自然水域，开游泳场。它既是体育课的场所，又是师生们消暑纳凉、锻炼身体的好去处。
1937年在杭州，学校健身房旁正开始建造一座游泳池。可惜还未启用，就遭日寇铁蹄蹂躏。1938年夏学校在江西泰和时，舒师在赣江边开辟了一个天然游泳场，不少同学就是在那时学会了游泳。竺校长和许多老师也常去游泳。
到了广西宜山，在标营农学院试验农场南面找到了一条小河，宽有4米，有一段水深约一人，正好做一个小型游泳池。河上有一座小石拱桥，桥顶离水面约2米，桥下水较深，恰是一个天然跳台。舒师摸清了水底情况，肯定不会发生危险后，准许同学跳水，他常站在桥上指导监督。有一个广东同学，身材健美，高高跳起，张开两臂作飞燕式下水，姿势优美。舒师连赞：“蛮蛮好！蛮蛮好！”我也来了个曲体剪式。小河浜里游泳终究不过瘾，会游泳的同学到龙江里去游。龙江岸边，怪石嶙峋兀立，临水有一块高耸的岩石，顶面平整光洁，离水面二三米，下面水很深，是一个绝妙的跳台，大家经常在那里跳水，每次最后一跳时，浑身擦了肥皂，一跃入水，肥皂冲得干干净净。
到了贵州，河流多，无论在遵义，还是湄潭、永兴场，到处都有良好的天然游泳池。遵义有一条河蜿蜒于新城老城之间。在连接两城的大桥上游不远，有个柏家堤坎拦成一座小水库，再上去还有洗马滩。舒师选定那里作为游泳池，岸边围了两个席棚，就是男、女更衣室。这个游泳池开辟后，当地不少中、小学生也被吸引来了。至于湄潭，条件就更好了，那里有一段长几百米的河道，游泳方便。永兴场也有很好的游泳场所。
舒师因地制宜，西迁每到一地，就选择适当的天然水域，开辟游泳场，开展游泳活动，增强师生体质。现在一提起白鹭洲、龙江、洗马滩，大家就会沉浸于抗战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却又非常愉快难忘的美好回忆中，而舒师的慈祥笑容又浮现在眼前。
篮球训练
一年级时，吴祖亮、吴祖光兄弟和我被选进校篮球队做预备队员。主力队员是队长、中锋李永疖，后卫是吴廷、胡广家，他们三人都是机械系四年级学长，快毕业了。右锋刘达文、左锋刘奎斗和另两位预备队员吉上宾、沈宗墉，都是工学院二年级学长。
篮球队每周要训练两次，有时在下午，有时在晚上。每次训练都是舒师亲自指导，着重基本技术、整体配合和体力训练。当时中国篮球界有南舒北董（守义）的说法。我们能受到舒师的训练，确实机会难得，练得十分认真。基本技术有运球、传球、拦截、抢篮板球、投篮等。
舒师非常重视整体配合，不允许抢功，光顾自己投篮，要求每个队员既要在条件有利时，不失时机，积极投篮，又要给别的队员创造更有利的投篮机会。
舒师在训练中经常反复强调sportsmanship（运动员精神、体育道德）：要遵守纪律，服从裁判；要互相密切配合，发挥整体力量；绝不准故意伤人；要胜不骄，败不馁；比赛时，不管输赢，要全力以赴，每球必争，顽强战斗到底，拿现在话说，就是要“拼搏”。
浙大男子篮球队从杭州打到宜山、遵义，队长从李永疖到吴祖光、刘奎斗，队员换了一批又一批，队风、球风一直是值得称道的。比赛场上，拼抢再激烈，我们也不大犯规，绝无故意伤人的事。传球失误，传球人说自己没传好，接球人则说自己跑位不对，总是互相承担责任，从不互相埋怨。投篮不进，总是高喊：“我的错！”别人就拍他肩膀：“没关系！”这种作风，在进入社会后的工作中，仍然被继承下来。
书生屡挫武士
浙大男子篮球队在杭州、在广西宜山、在贵州遵义都参加公开锦标赛。说来也巧，最后争夺冠军的决赛都是在浙大和军事院校或军队之间，也就是在文弱书生和纠纠武士之间展开的。
1937年春，浙江省篮球决赛是浙大对中央航空学校。这一仗，当时的队长李永疖学长在《“浙大”“航校”争夺冠军的大战》一文作了极其详尽精彩的描述。军事院校的学生，体格比我们文学校的书生当然要强壮得多。航空学校是训练飞行员的，他们的体质更是第一流的。
可是我们五位主力队员都是书生中的佼佼者。队长李永疖文武双全，他身材高，弹跳力好，在浙江省春季运动会上曾以1米70多的成绩荣获跳高冠军。他打中锋，进攻退守，前呼后应，指挥全军，是场上核心。后卫吴廷是重量级体格，所以能把航校队员撞一个跟斗。另一位后卫胡广家也是个大个子，他是近视眼，打球得戴眼镜，舒师为他特备了一副防护罩。他戴着头盔似的防护罩，威风凛凛，活像一位剑侠。左锋刘奎斗，黑龙江人，流亡到关内，中学在出“五虎将”的南开就读，有名将唐宝坤风度。他个子不高，但速度快，弹跳高，动作灵敏，常常闪过对方后卫，沿底线切入篮下，左手上篮。有时虚晃一着，对方拦向底线，他就一跃而起，在左侧双手投擦板球，球应声入筐。右锋刘达文来自江西，身材高大，善于在右角投空心篮，很准，也经常切入上篮，很有威胁。
两位后卫防守严密，并牢牢控制篮板球，又有中锋策应，屡挫航校攻势。在舒师严格训练下锻炼出来的这样一支球队，决赛时又搬出了舒师传授的秘密武器——人盯人防守，打得航校晕头转向，比分一直领先，终于夺得了冠军。
1938年浙大迁到广西宜山。10月，乐群社举办了一次“乐群杯”篮球赛，最后是浙大和中央军校第五分校进行决赛。该校队员都是两广人，矫健敏捷，体力充沛。我们则刚经长途跋涉，到宜山不久，还没休息过来，也来不及训练，就临时组队，仓促应战。大家靠吃老本，团结奋斗，击败了对手，夺得了锦标。
1940年初，浙大迁到贵州遵义，篮球队的对手又是两个军事学校——陆军大学和步兵学校，在友谊赛时，我们胜了陆军大学，却输给了步兵学校。并非力不能敌，而是比赛中，他们动作粗野。我们遵循舒师的教导，不报复，不伤人，最终让他们赢了。
1940年初夏，遵义举办青年篮球赛，冤家对头，决赛恰恰是浙大对步兵学校。他们赢过我们，这次志在必胜。我们呢，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誓报一箭之仇。在舒师指导下，我们认真刻苦训练，摩拳擦掌，准备迎接大战。比赛那天，球场上早早就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许多同学带了长凳，站在后排，居高临下助威。竺校长也亲临观阵助战，坐在球场边靠中线处，不像在杭州战航校时只是守在门口“听”。
比赛开始，吴祖光和我打后卫，严密封锁篮下，尽力争夺篮板球；其他后卫赵梦寰、孙百城、李元石常上场替换。谢承范、陶光业轮换打中锋，阳章、吴祖亮、刘泰打前锋。中锋、前锋猛冲敌阵，屡建功勋，比分一直领先。因为轮番上阵，保持了充沛体力，士气也一直很旺盛。下半场最后不到十分钟时，舒师命我打右锋，抓机会快攻。不久，见吴祖光抢到球，我就猛插篮下，刚跑到罚球区，祖光的球就到了。我得球大步上篮，球刚要出手，猛觉左眼一震，一只拳头砸在我右眼上，眼镜和球都飞了。原来对方后卫见已无法阻止我投篮，就一拳把我左眼镜片砸得粉碎，碎玻璃片刺进左眼。幸亏校医室主任周博士带着医疗器械在场，立刻处置，把玻璃碎片从左眼一一取出，并进行了清洗。吉人自有天相，角膜竟没受伤。比赛继续进行，吴祖亮替我上场。一次，他得球后，一个急转身，躲开了对方的拦截，原地跳起，双手投篮，球碰板入网，又为夺标添了2分。我们把优势保持到了终场。经过激烈争夺，我们胜利了。四周立刻响起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竺校长也满面笑容，向我们祝贺胜利。
吴祖光、吴祖亮、阳章和我回何家巷洗完澡，上街去吃小笼包子自我犒劳时，路上行人指点我们说：“浙大的坦克部队。”我们也感到自豪，能击败“步兵”，“坦克部队”自然当之无愧。
1941年初夏遵义篮球公开赛时，刘奎斗从真正的“坦克部队”回校复学了，他继任队长。决赛的对手又是军人——宪兵第九团，个个高大强壮，可是技术略逊我们一筹，我们没费多大劲就获胜了。
说来也怪，我们好像命中注定要和军人比个高低。毕业后在昆明又和军人进行了一场遭遇战，这次对手都是美国人，是来自篮球王国的空军。
那是1943年的春天。有一天晚上，吴祖光、陶光业、我、牟作云和简某在昆明拓东路篮球场打球。忽然来了一队美国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定要和我们赛一场。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应战。现在是中国篮球协会主席的牟作云，当时是西南联大体育老师。他田径水平很高，曾获三级跳远全国冠军，是参加1936年奥运会的篮球队队员，这次打中锋。吴祖光和简某打后卫，陶光业和我打前锋。开赛不久，我们发动了几次快攻，连进了几个球。他们立刻改变战术，采用舒师教我们打航校时的人盯人战术，进攻时则利用中锋的高大身材，中路强行突破。我们失两球后叫暂停，商量对策，决定牟作云坚守中路，如果守不住，后卫就左右夹击，这一来立刻见效，抑制了他们的攻势。前锋又快速左右穿插，使他们的后卫疲于奔命。我们又发挥优势，打败了他们。这是一支小插曲。
离别舒师已数十年，他也早已与世长辞了。每当回忆在浙大四年的往事时，舒师的音容笑貌总会出现在眼前，他的谆谆教导也会回响在耳边。献上这篇回忆文章寄托我对舒鸿老师的深切怀念之情！

张素诚
1936年，钱先生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开课，讲中国数学史，选修的约二十人，我是其中一个。讲到宋元两代中国数学很发达，自明以后五百年才黯然失色的原因时，记得钱先生是这样说的：科举制度唐代就有，但是到明朝以后才考八股文章，才定下三年一考，而且全国考，各省考，各府考，规模甚大，把全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吸引到科举中去，消磨精力，为害之深，十分显着。
科学的发展是集体事业，经历史的积累才有今日之科学，积累又分继承与创新两部分，科举制度诱导极大部分知识分子走入歧途，不去学习科学。积之既久，能继承科学知识的人减少了，能创新的人也减少了，科学事业也不过就自然消沉了。
清代经康乾之治，人口达四亿，科学上的创作应该超过前期，但是明清两代不仅数学落后，别的学科也落后了，不受科举的影响，能在科学上有重要成就的，在明代，除有李时珍以三十年的努力，着《本草纲目》外，尚有徐霞客，自三十岁以后游名山大川，作《徐霞客游记》，在清代就没有这样的人了。
中国文学自汉赋以后，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五百年，就文学而言，也不能与前朝媲美。如果有之，则小说数卷，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虽然皆传世名作，但作家数量少，文坛相对冷落。蒲留仙原为贡生，弃举授徒，说狐道鬼，以雪其愤。《儒林外史》以生花妙笔暴露科举的阴暗面，而曹雪芹借贾宝玉、林黛玉之口贬低科举，又以附和科举的薛宝钗为婚姻的胜利者。历来相对先进的思想与旧意识相抗衡，总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尽管科学的弊端尽为人所洞悉，但是废科举一直到帝国主义入侵，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怨沸腾之后才能实现。以浙江大学为例，原为求是书院，成立于1897年，创办之初，校长称总办，为福建侯官人林启，因奏请罢建颐和园，被贬到浙江任衢州知府，后迁杭州。感于国事日非，他决心创办学校，就以没收报国寺一案所得财产，办求是书院，不称学堂而称书院，亦有苦心。
重视真理，才去追求真理，这是艰难困苦的劳动，所以每个学科中，发现新规律的，受同行尊重。但是这个人不发现，另一个人也会发现，离开历史的积累，任何人都不可能创造现代科学中的新知识，所以不争名、不谋私利，成为求真理者的一种习惯。
研究五百年来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可以从经济入手，也可以从政治的、文化的，甚至地理的、国防的，或者偶然的现象入手，不同的人会提出不同的论证。只要充分论证，然后集中，取其精华，就能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结果。
钱先生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尊重真理，为后人楷模，梅荣照先生《怀念钱宝琮先生》（见《钱宝琮诗词》附录），唐如川先生《缅怀钱宝琮先生》（见金祖孟着《中国古宇庙论》一书代序，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言之甚详，不必续貂。
1939年7月，浙大数学系欢送毕业生，钱先生赋诗，并亲笔书写分送方淑姝、周茂清、楼仁泰和我四人，这是我第一次读钱先生的诗。倏忽五十三年，今春钱先生三女钱熙学长来北京，带来《钱宝琮诗词》一卷，要细读，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先读了五首。
第一首是《小鸟》，这是诗人的自述。钱先生自比小鸟，很谦虚，不羡黄鹄，柔中有刚，立志坚定，绝不趋炎附势，令人起敬。
第二首是《湄潭女生梁仙翠言“校中膳食艰难，啖白饭有味”感赋》。这首是1945年写的，浙大西迁，许多学生家在沦陷区，没有接济，只靠国家发的有限的“贷金”吃饭。由于物价上涨，菜蔬太贵，只能吃白饭了。但是当时浙大教学、科研抓得很紧，师生奋发图强，弦歌不辍。物理系女生梁仙翠不但努力学习，还说白饭味甜，钱先生赞赏梁仙翠有志气，有毅力，特为写了这篇“感赋”。梁仙翠受钱先生鼓励，至今说起钱先生，还饱含感激之情。
第三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炜女与洪君子波在重庆订婚，长歌志喜》。子波和我是六十多年前相识的老朋友，他一生从事水电建设事业及能源经济教育；钱炜长期从事中学教育，乐为四化育英才。他们原为浙大校友，20世纪40年代初期同在重庆附近的北碚工作。他们都胸怀开阔，淡泊自持，一心为公。当他们订婚的喜讯传来时，钱先生非常高兴，立即写下这首诗。70年代中期，子波为了让儿子回城工作，提前办了退休。当工作需要的时候，他又挑起了带研究生的担子，培养了不少人才。浙大九十五周年校庆期间，有十多位已成为教授、专家的学生特地回校拜望了他们敬爱的老师，感谢栽培，他感到无限的欣慰。由于退休早工资低，子波夫妇的物质生活较清苦，但他们继承了钱先生安贫乐道的精神，快乐面向生活。七十岁后，共同学习书画，怡然自得，精神生活丰富，因而是幸福的。
第四首是《煨红薯》，这首是1941年写的。抗战之后，教授的工资打六折，物价上涨，生活艰难。既要搞好生活，又必须改进教学。在《煨红薯》第二章开始处说：教学讳言新义，讲坛敷说陈编，任尔金针度与，总如投石深渊。
在教与学的目的、方法、态度和内容各个方面，先进和落后的差异经常存在，往往改进不易。虽然耐心绎理，也会遭到歪曲。钱先生不能经常纠缠在这种是非之中，也有松弛一下的必要。他在诗里接下去说：何不回家吃煨薯，温醇细腻味香甜。下教室，莫留连，老母倚闾候望，呼儿自取炉沿。
当时太师母还健在，母子深情跃然纸上。
1938年秋天，在广西宜山，太师母六九高龄，还为我重翻丝绵袍，受此照顾，我至今不忘。
《煨红薯》的最后一章，更深入地描写钱先生自己的家庭。那时点菜油灯盏，晚上一家人围灯读书，夜深天寒腹饥，正是吃煨红薯的时候。诗中说：阿三晚温唐史，阿四知慕宋贤，五儿勤习象数，温淳细腻味香甜。
书桌上，油灯边，分食每人半个，夜凉肚暖安眠。
当时教授也只能吃点红薯而已。如果不吃，就夜凉，肚饥，睡不着了。可即使有的吃，人多也只能分到半个，但这还不是最困难的一年。
我读的第五首是《秋日杂咏》，记载钱熙学长初次领到七十元工资的情景。
十金奉阿母，难尽寸草心。致贻及诸妹，一脔表微忱。出门买衣履，价贵儿自任。涸辙今许润，斗水非蹄涔。
这是1948年的秋天，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了，多一个人领到工资，才可以勉强应付。在这种情况下，姐妹之间的深情和女儿对慈母的孝心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字里行间，还隐藏着女儿能自己买件新衣的时候，作为父亲的喜悦。
钱先生的诗是记事的，人品、学识、文采和音韵交织在一起，读起来觉得温淳细腻，其味香甜，只是我读懂得太少了。
我在浙大没有向钱先生好好学习，现在想多学一点，但钱先生作古已一十八年，不可能再亲聆钱先生的教诲，后悔也晚了。

常书鸿
童年的嬉笑、玩耍是让人留恋的，尽管那时已家道中衰，但读书识字，望子成龙，仍然是母亲心中不可排遣的意愿。刚刚八岁，我就被送进了亲戚办的梅青书院（私塾）学习。我的启蒙学校是杭州涌金门内运河下的时敏小学，校长姓章，是一个对学生非常严厉的教书先生。
我拜师那一天，母亲带着我去学校，我记得当时母亲还给我拿了一包香烛。虽然封建王朝打倒了，但当时的小学课堂中央还挂着一个小木龛，里面有一个“天地君亲师” 的牌位。入学仪式是：先点燃了香和一对蜡烛，对牌位行三个鞠躬礼，再转过来对校长三鞠躬。行毕礼节，校长指定了我坐的位子，这便是入学了。在此之前，因为我已上过私塾，所以进学校后就插班在初小三年级，一年之后就进入惠兰高等小学上五年级。
在高小，结识了一个名叫陈永安的同学，他比我大几岁，不单功课好，而且能画中国山水画。我因为从小就跟着三叔学画画，故此，我俩志趣相投，很合得来。
我喜欢画画，但不像芥子园画谱那样，用圆圈画梅花，写个字当竹叶，我不理解这种表达方法，我喜欢能够表现人物光暗的西洋水彩和油画，但不懂水墨画。我跟陈永安画了一段时间国画后，感到国画太抽象，不写实。所以后来就自己找《东方杂志》上印出的彩色泰西名画来学，觉得还有趣味。有人劝我考上海美专，但父亲不肯，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我想了一想也确是如此。
我在高小毕业后（大约在1918年），父亲强调要我投考工业学校。我在犹豫不决时，忽然听说中学的一个教员要去考留法勤工俭学，那时我才十五岁，怀着一种好胜的心情，悄悄地向老师问明报名的种种办法，便背着父母报上了名。但这次因为不会法文没有被录取，不得已，我只好遵照父亲的旨意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电机科。虽然被录取了，但因为数学考试成绩不好，第二个学期我根据自己的意愿，改选了染织科，因为在染织科里，有染织图案和染色等科，总算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
当我转到染织科的时候，碰到一个和我意趣相同的同学，他的名字叫沈西苓，是沈兹九先生的弟弟。他的父亲是浙江规模最大的伟成丝织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沈兹九先生已在日本帝国美术大学留学，沈西苓也是非常喜欢绘画的，但他父亲为了让儿子继承父业，一定要他学染织，这样一来我们俩在染织科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去看染织图案，对好看的各种染色绸布，进行研究、讨论。我们从染织图案的纹样造型和色彩联系到西洋画坛上的各种流派，从绸布浸染的色彩变化，议论到当时法国印象主义画家高更在塔伊底土人服装色彩的启发下创造的象征主义画派。我们还悄悄地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这个画会里有不少青年学生和业余美术工作者。我们每逢星期日或假日一同到西子湖畔去写生，孤山的红梅与平湖秋月的莲花，都是我们画笔写生的对象。我们还把写生作品放在茶馆或饭店陈列展览，听取意见，互相批评，以资改进。我特别爱好人物，从各种画刊杂志中搜集国内外名家的彩色画片，在家临摹。为了减轻日渐衰败的家庭的负担，我还抽出时间用木炭画像。
1923年，我们已学完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课程。按照这个学校的制度，每年要收留各专业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在学校里做教学工作。在毕业典礼上，我被宣布留在母校，提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的美术教员。沈西苓则由他父亲决定去日本自费留学，在离别前我们依依不舍，希望能够共同再走上新的学习岗位。尽管西苓和他父亲愿意资助我去日本学习，但由于我家庭困难，还是未能同舟共行。当时，我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望——去法国，我认为学洋画去日本不如去巴黎。
是年秋季，我开始走上母校给我安排的新的岗位，先去纹工场报到。这个工场原来的管理员叫都锦生，就是后来杭州很有名的“都锦生丝织厂”的创办人。纹工场是设计制作丝织物纹样图案、意匠的工场，从事制图、意匠、纹板轧制等一系列准备工序，使丝织物通过提花机生产除漂亮的杭州特产丝绸和华丝葛之外，还可以制织各种风景、肖像和人物。这个工场里，既有美术的图案绘画，也有机械的工业制造。都锦生是我的老同学，那里他已在自己家中装备了一个小作坊，利用纹工场设备开始生产织锦和西湖风景等，因此他希望早一点离开纹工场，专门从事他家中经营的小工厂，但苦于没有适当的人来接替。
当他知道我去纹工场时，便感激地将工场和十余个艺徒都交给我管理，说：“由于你的帮助，我可以放手从事都锦生丝织厂的发展，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担任了纹工场管理和学校的美术教员后，工作当然比起在学习时繁忙多了，但我还是专心致志地要把工场和美术教育工作都搞好。开始上美术课时我怕学生不听话，但经我热心教导后，全班三十几个学生都非常喜欢我。我不但在上课时尽心教他们，连假日都带他们外出写生。有一次，我们在西湖孤山画风景，湖对岸雷峰塔的倩影倒映在水中，那景致如诗似画，可画着画着，忽然耳边轰隆隆一阵闷雷似的，但见对岸灰沙弥漫，一角天都看不清了。及至灰沙散尽，咦，奇怪，雷峰塔不见了。原来千百年来就矗立在这儿的雷峰塔，经不起风磨雨蚀和人工的破坏，终于倒掉了。第一个学期终了时，校长告诉我，他了解到我在预科的美术教学很受同学欢迎，所以想把原来由周天初教授担任的美术课也让我兼任。
在第二个学年以后，我的工作分量增加了，但心里很高兴。这期间，我还经常收到西苓从日本寄来的信，令人鼓舞。西苓说，他到日本后深受日本美术界进步思潮的影响，已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他经常寄给我日本刊印的美术画册和美术理论书籍，这一切对我在学习上帮助很大。我们在通信中，有时讨论艺术，有时辩论政治问题，并谈及厨川白村的名着《出了象牙之塔》，对照名着，我们都感到自己在艺术上知道的和能够干的太少了，远没有登堂入室，更谈不到爬上“象牙之塔”。因此，我们决心把艺术创作的基本技巧更好地学到手。
西苓到日本后进入东京帝国艺术大学，我也醉心于西欧的美术，立志要到巴黎艺术大学去学习。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早晚随身带了一本袖珍法汉字典，把生字一个一个地用红铅笔划出来，捂着法文念汉字，捂着汉字念法文，死记硬背，两年后，我进步很快。
1927年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发动起对共产党的大规模屠杀，有一天我和同学们从自己家里出来正沿着延龄大马路走向湖滨，忽然迎面来了一队穿灰色军衣、肩背大刀的刽子手押着三个五花大绑的青年，我突然发现其中之一是我们西湖画会失踪了三天的成员M君。正在我心里惶急、惋惜的当口，突然人群哗的一下四散奔逃。原来这些丧尽天良的刽子手，就在当街将这三个无辜的青年杀害了。这个遭遇像一股电流一样，使我全身打了一个寒噤，也促使我下定决心，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白色恐怖的险恶世界。当时我已经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选拔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浙籍公费生的考试，但考完后迟迟未见发榜，盛传这次考试是虚有空名，实际名额早已被几个大学私分了。我见公费留学无望，立即决定自费去法国留学，这决定得到了母校的支持，也得到了都锦生、劳尔遥及同学们的支持。

第1章 序

百年浙大，历史悠久，人文璀璨，名家辈出。为迎接母校建校110周年，为表达校友们对母校的挚爱，我从2006年暑假开始着手编《感怀浙大》这本书。因为要求找寻相关文章，使我有了一段与平常的不一样的日子。每天，我一篇又一篇地读着，在其中难定取舍。我手中拿着线，这是浙大出版社给我的，让我用它把我能搜寻到的宝石串起来。我拾起这颗又舍不得放下那颗，因为在我眼里，每一颗，都有独特的美丽。
在这拾起放下的过程中，让我这体味到了，并且不会淡去的，或者说是我想要记住的，是一种不由自主会被包裹进去的“情感”，就像是一钵很厚很厚的浓汤——原料的精华，加之时间的温火而调制出的浓汤，它的香，慢慢地、慢慢地弥漫在空气中，让你在呼吸间，就品味到了，却再也分不清，究竟是什么，造就这样的“香”。
作为《百年求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感怀浙大》收录的是以第一人称记述的浙大曾经的人和浙大曾经的事。它们的作者有的曾在浙大工作，有的曾在浙大学习，有的早就离开了浙大，有的一直在浙大工作。这些饱含深厚情感的文章有浙大校友们回忆在母校学习生活的一点一滴，他们写下了在浙大求学期间“最难忘的老师”、“最称赞的课程”、“最留恋的地方”和“我在浙大的那些故事”等；也有为国家、为浙大做出卓越贡献的浙大名师竺可桢、苏步青、王国松、费巩的子女们回忆他们眼中的父亲，一幕幕往事在撰写的过程中浮现。
竺安先生在“回忆父亲竺可桢”中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实在不算长，而他又工作繁忙，日理万机，教诲我或带我去玩的机会真如麟角凤毛般稀少。”“父亲为了学校的前途和全体员工的安全奔波在乡间小道上，牺牲了与家人共叙天伦的时光。而父亲出门时那小巷中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和偶尔的电光照耀下父亲撑着布伞迅步前行的身影，是我一生中脑海里从未忘却的形象。”其文字字寄思，句句真情，读来使人感动而恻然。
张涌泉教授在“难忘导师情”中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在贻）先生的病情不断恶化，身体也是日渐虚弱。但先生仍念念不忘他的科研工作，不忘他的学生。先生挂帅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先生说他出院后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争取尽早完成；……最使先生难以忘怀的，是他和我们合作撰着的‘敦煌学三书’。当B超检查显示先生得肝癌的那天下午，先生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给我和黄征写了一封遗书，希望我们努力完成‘敦煌学三书’的撰着工作，争取把三本书出齐。”哲人已逝，风范犹存。这些文字足见郭在贻先生之品格精神，他为浙大古汉语学科的发展可谓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
提到“最难忘的地方”，校友们纷纷用文字表达了他们对学校的眷恋之情，期待能重回校园，重温象牙塔的美好时光。张浚生老书记在“半个世纪的浙大心路”中写道：“离开浙大后，只要有空我还经常回浙大来看一看，每次回来，我都要特别看一看玉泉门口那颗雪松。”钱之江在“三代人的浙大情节”中说道：“（父亲）望着（浙大之江校区）校园中央山坡上的钟楼和远处的钱塘江，‘这里的环境真好，景色如画，’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浙大人还拿起笔，讲述他们在浙大生活中最难以忘怀的故事。
例如，“文革”期间浙大学生保卫文化古迹杭州灵隐寺的故事。“在对待‘名胜古迹是否属于四旧’这个问题上，浙江大学的学子们比其他院校的学生们多了几分冷静和思考。”“换岗下来的胡庆国、徐景崧、王定吾等同学，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连忙筹划向杭州市民散发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的事宜。《告全市人民书》的文稿由胡庆国同学起草，通篇文稿文字激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慷慨激昂，充分表达了莘莘学子爱护祖国历史文物的拳拳之心。”
读着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不由地想，对事实朴素的记述，是最精彩的，胜过一切华美的词藻。我是一个日常工作经常要写文章的人，但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所谓“文笔”，在史实面前，真的是很苍白。写下这些文章的人们，他们经历了并且各自从不同角度用心用笔记录了生命中的这些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组成了浙江大学的历史。我们今天所有的想到“浙江大学”就会产生的一切的情感，都是由这些人和事组成的。他们讲述的，写下的，或是亲身经历，或是亲眼所见，还有“人”“事”之外留给作者的挥之不去的感受。
这都是不能用“文笔”两个字来描述的文章。在一个个看似孤立的回忆文章中，却演绎着并不孤立的逻辑推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章既是浙大人的真情感悟，又是珍贵的史料，足可反映一所大学曾经的人和事，并映射出浙江大学独特的文化——求是精神的传承，从中我们也看到了浙江大学未来的发展和希望。
编者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