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操南
抗日战争爆发，我参加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三大学联合招生，第一志愿考入浙大。嗣后，从杭州随校西迁，到贵州遵义读书毕业及留校任教。竺藕舫可桢教授是当时的校长；是我最为尊敬的校长，也是最为尊敬的师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约我写些“三亲”史料，带有些专题性的；我因选了这个题目，可是不胜惶恐，“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论语·子张》）浅见薄识，怎能认识位师学问之大的万一呢？借用马国均学长《怀念故校长竺可桢先生》文中引用颜渊称颂万世师表孔老夫子的话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这寥寥数语，道尽了千古弟子对师长崇敬和向往的心情，还能说些什么？未敢藏拙，我只能谈些亲炙于竺师的一些感受。
1.严德一教授提出“竺学”，态度严肃，涵义深刻。中国古有“许学”、“郑学”之称，“许学”指许叔重《说文解字》之学。分析字形、解释字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说文解字·序》）“郑学”指郑康成参互经今古文之学。编注群经，旁及秘纬。“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郑玄《戒子益恩书》）今人研治郦道元《水经注》的，或称“郦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河流水道，脉胳纷繁。“枉诸交奇，洄湍决液。”（郦道元《水经注序》）实践以为书，即地以存古。集两汉、两晋、南北朝地理学的大成。这些学问反映着、代表着研究中国古代手术的一个方面、一个阶段和一个学科。“竺学’为何？我的认识是：就其专长的学科说，宏观微观，博大精深，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开物成务，富国厚生。实事求是，实践力行。自愧才疏学浅，怎敢信口开河。然而负笈受业，桃李知春，管窥蠡测，或有一得之愚。竺师治学，娴习古籍为其学术卓越成就的重要条件之一。
竺师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和治学目的意味着中国学术史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次腾飞。竺师的学术成就树立了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的典范。
中国古人为了掌握资料与研究的方便，在一千九百多年前，纲举目张，条理秩然，已将图书作系统的分类。刘歆成《七略》。《汉书·艺文志》承其遗规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论衡·对作篇》所谓“六略之书，万三千篇”。魏晋之际，魏秘书郎郑默编图书目录《中经》，晋秘书监荀勖凭《中经》编《新簿》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门别类，使承学之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入学的蹊径，厥功甚伟。但这分类，若干学人，把它视为框子。抱残守缺，树立门户。标某某擅于甲部，某某长于乙部，不知横向联系，融会贯通，求其内在联系，综合研究。竺师对于古籍的研究，就是突破六经诸子、七略四部的畛域，博览群书，旁及地下文物，实验分析，俱视之为宝贵的科学资料，反映着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学术成就，尊之为“无比利器”，①“极为丰富，为世界任何国家所不能企及”，②“正待我们去发掘”，③“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之可宝贵”，④“历史上的科学资料不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可以帮助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⑤同时主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有些应“给以批判式的选择”，⑥实事求是，发挥其历史上和国际上的优越性，多学科地、多方而地、多层次地反复论证，探索规律，从而建立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如历史气候学、物候学等3开物成务，面向现实，富国厚生，为世所用，这和那些研治古籍的学者，自矜读些人问未几之书，抱残守缺，不可同日而语。实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前越古人，后启来者的忑场学术思想革命。这在短时期内可能尚不为更多的学者所觉察、所理解、所接受。“木锋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⑦精义益坚，英华弥彰。但这新的学术潮流，波澜壮阔，汹涌澎湃，这巨浪是永远冲击着而前进的。
2.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竺师三次讲演，给我学术思想上三次极大的震动与冲击，也即三次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和治学目的深刻的比较教育。〈一〉竺师讲演：《中秋月与浙江湖》，广泛征引古籍，通过诗词作品与方志著述等古籍分析说明“月到中秋分外明”与“一年明月今宵多”的涵义：月到中秋最明的来历及其说的不可靠．白居易诗：“人道中秋明月好”，尚无独明独大之意。月明视其高度、远近而定。自高度论：阳历十一月当头最高；自远近论：阳历九月，即阴历八月望，适值远日点，又云：宋代姚宽《西溪丛话》论潮汐之理甚确。范仲淹诗：“把酒问东溪，潮从何代生？宁非天吐纳，长随月亏盈。”显然已在探索月球运动与潮汐的因果关系；而欧洲十六世纪伽里略于《对话录》中尚以潮汐由于地动。开普勒且知月为潮汐之因；然未言其形成之理。〈二〉竺师提出“求是”为校训。讲题：《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何谓求是？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在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不够，必须审思熟悉，自出心裁，来研辨是非得失。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种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精神。”⑨竺师还列举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赫胥黎的甘冒不韪，坚持真理的事迹，说明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三〉竺师在遵义时，作过关于清乾隆时遵义陈玉璧太守引进、提倡山东柞蚕的报告，陈太守于乾隆三年自江西赣州知府调任遵义，太守见遵义四郊多槲树，可饲山蚕。因于五、六两年派人回山东携取柞蚕种子，导民饲养。数次失败，而矢志弥坚；卒至百姓“争趋若取异宝”。放蚕之风，遍及遵义全境。“遵义府绸”遂与“吴绫”、“蜀锦”、“杭纺”比美，“视全黔为独饶”。郑子尹《遵义府志》，列入《宦绩》，称其功勋。作《榷茧谱》，广播放蚕之学。莫友芝序郑著《榷茧谱》云：“贵州四十八县，以遵义为大。户口廿万，赋税几及全省半，岁科乡试人士亦居半，在乾、嘉以前，广袤如故，户口租赋十元四五也。岁科、会人士十无二三也。何今之美，背之陋欤？乃知省庵（陈玉壁，号省庵）旧守之治泽远矣。”
竺师并引《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示富庶为治国、文教的首务、要务，又云：棉花纺纱由王道婆传入松江，徐光启倡植甘薯，都有功于人民。德国人在纽伦堡为F.Drake立像，以其传入马铃薯。近世运用科学方法更可利民益国，如赫胥黎谓巴斯德创立微菌学以治酒酸、羊瘟、蚕丝疾病，足抵普法战争的赔款五十万万法郎而有余。⑩这些讲演分别给我以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深刻的教育，例示住地示范性地教导我如何正确地对待学术，对待中国古籍。关于这些问题，不同的认识、理解与探索，从而形成不同学派的教导是有分歧的，回忆一下：（一〉有的主张：“迷而不作，信而好古。”“信古”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错！这是“疑古派”的一个反响。讲中国文化史的，核心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不相信地下发掘材料，加以科学分析。〈二〉有的主张“六艺统四部”，“六艺统一切外来学术”，“颜子所好何学论”，和“横渠四言教”，提倡宋明理学，以为立国之本。〈三〉有的崇尚桐城派的“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崇道统”，“传道、授业、解惑”，继承桐城衣钵。这些教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都受过影响，感到都有它的作用与贡献；但各有其“蔽”与“偏”，应该放在总的学术体系中的一定的位置上，来认识它的价值。不能认作中国学术的总体，也非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
竺师的治学途径，迥异于此。“笃信好古，实事求是。”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传》。汉人推崇河间献王对于古籍的训诂名物考订，采取实事求是态度．从而形成优良传统，宋儒、清儒引以为训，榜书于书院、书斋，竺师提倡实事求是，赋以新义，与欧西科学家的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综合。曾作《革命与科学》讲演，谓：“天文学地球绕日之发明，引起十六、七世纪欧洲之思想革命，而有此思想革命，欧洲继起研究科学者益多。1764年瓦特发展蒸气机，遂引起十八．九世纪工业之革命。科学与革命均有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义，凡与真理相背、全民利益相冲突者，皆非科学。科学与革命，二者且均由于爱。布鲁诺之死，以其爱真理胜于其性命。中山先生之所以毕生致力于革命，由于其爱中华民族。”竺师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内容与《革命与科学》紧密联系，远远超越于中国历史传统：汉儒、宋儒与清儒所言的“求是”精神；实质蕴藏着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飞跃。竺师治学为人，躬行其所倡导：“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新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①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间是非，不计利害。②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③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饰毫不苟且。”⑪
3.竺师认为宋儒格物致知，具有科学精神。“朱子《近思录》中《格物穷理》一章云：“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日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此即科学上所谓归纳推理。又问：“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所谓以类而推，即是今之演绎推理。又曰：‘学者须先要会疑’，又谓‘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察即 observation，即观测也。”⑫但方法上有时存在问题。明王阳明格庭前竹，格出病来，无所得。今日植物学家就在竹园中研究出许多道理来。竺师治学方法之一：实亦格物致知，慎思明辨，日积月累，豁然贯道。例如：①《日记》中述：“昔在杭州太学路校长官舍前有二罗汉松。一高大而一低小，不解其故？翌年大者开花结子。未几，其下有若干小罗松满布地上，因悟罗汉松之有雌雄。今日阅《泰和县志》卷十三轶事下有一节二载泰和县南古岗有庵，庵前有罗汉松二株，萦缠纠结，屈幽交捕。常年一花而不实，一实而不花。刘子高诗云J东树开花西树子，谁，从枝叶认雄雄。”⑬➁“中午四，见屋后院内栗子树下竹篓内有二小百舌鸟，出世仅二三星期，羽毛未丰。……余告于房东傅梦秋，嘱归二小鸟于其巢。由老刘领至其处，乃在一大梨树下。据老刘云：在树下日来曾见二小鸟坠于地。余验之，其一己死，其一尚能动。老刘恐在巢之二小鸟亦将投于外，故特拾于竹笼中。余验落地之二小鸟与在巢之百舌小鸟颜色形象不同，且百舌拙于造巢。巢低，仅离地七、八尺，可见其中决不能四鸟，而此巢之上约三丈高，据树顶有一雀巢，适亦哺小鸟。因悟《诗经》中：‘惟鹊有巢，惟鸠居之’言。”⑭竺师观察舍前两罗汉松，阅读《县志》，益信“松之有雄雄”，两小百舌坠地，而悟《诗经》“鸠居”之意。是格物致知。这样读书实是中国古来学者的优良传统。如晋郭璞、清程瑶田注书都是重视目验；可惜这样的治学之道，三家村学究是不懂得的。这种现象在今日的古籍研究员中还可遇见
“求是”精神，让有真才实学的，发挥专长；而对一些不认真的学人，予以批评，从而开拓研究中国古籍的新领域，当此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一方面不能满足于国粹派的抱残守缺．因为他们理不出新学科的“头绪”，而迷失方向，同时，也要批判媚外派的轻易否定中两文化的优良传统，企图全盘西化。这样可以有利于建立众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空谈，而是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提出的，有它特定的内容，竺师治学之道，盼望能够得到古籍研究的领导与学者重视，予以继承与阐发。行见涓涓之水滔天，星星之火燎原，科学是有它的预见性的。
注释：
①见《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第418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③第418页，及《科学史集刊》发刊词，第344页。⑥第417页。⑱第422页。⑲第417页。㉒第417页。
②见《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478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第480页。⑰第479页。
④⑤见《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第281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⑦见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⑧见《竺可桢日记》1939年6月16日、1940年2月11日、8月1日、1942年10月4日、10月5日。⑫1938年6月22日。⑬1938年3月16日。⑭1941年5月14日。⑮1936年9月13日、1937年3月18日、19日。⑯1943年3月19日。㉔1937年3月18日。㉕1940年8月1日。㉖1943年4月2日。㉘1943年3月14日。㉙1942年6月12日。㉚1943年3月18日。㉛1943年9月24日。
⑨⑩见《国立浙江大学》上册“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第146页。国立浙江大学校友会印行，台湾。
⑪见竺可桢《科学方法与精神》，1941年，《思想与时代》，第1期。
⑳见《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记述》，第69页、第70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㉑见《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序言”第433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㉓见《物侯学与农业生产》，第451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㉜第148页。㉞第448页。
㉗见《祈雨禁屠与旱灾》第98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㉝见《中国古代的物侯知识》，第500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㉟㊱第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