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先生待人处事点滴

吴耕民

浙江大学命名于1927年夏,在解放前共计22年,校长有5位,即蒋梦麟、邵裴子、程天放、郭任远、竺可桢。前面9年(1927-1936)有4位校长,后面13年就是竺先生主持的时期。

竺先生长我6岁,我与他相识是1921年5月,他自美国回国后,先在武昌高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农科任气象学教授.1921年初夏,我也到该校工作,因与竺先生有同乡之谊,且他也研究过农业,故常向他请教畅谈,得益非法。至1921年秩,高师改为国立东南大学,分文.理、农三科,他和我继续任教,直至1927年东南大学改组,才互相分离。这议与竺先生同事有6年之久。其后我到浙江大学农学院工作,至1933年郭任远来校,教职员大部停聘,我就离开浙大。经6年,至1939年秋,浙大因抗战迁在广西宜山,我又回到浙大,在竺先生领导下任教,直至1949年竺先生离浙大,共计10年。位先生与我同事先后两次,共有16年之久,对尝先生的道德、学问、治学和热心办学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

竺先生虽做了大学校长,地位很高纪但为人和气,极平民化,故全校教师都叫他竺先生,不叫尝校长,我在文中仍称先生,是有历史意义的,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廉洁奉公,勤俭办事,不吹牛拍马,不打击别人,处事以真理为依据,因之定浙大校训为“求是”,即实事求是之意。他对学生爱护备至,但严格妥求德智体全面友展,达到三好标准。他对任用教职员完全无派别之见,知人善任,只要力能胜任,就聘用之。所以教师除本国大学毕业者外,英、美、在1、法、比、日的留学生都有。当时国内著名学者,如已故的主桂、胡则主ι郑晓沧、陈建功、费巩、东堡等,以及现在尚健在的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帧、王季午、谭其骥等,都为竺先生的威望所感召,乐于在浙大诠坛讲学。此外浙大校址与西湖近在咫尺,号称天堂,得天独厚,故当时浙大堪称地灵人杰,竺先生领导有方,人才济济,盛极一时。

下面是竺先生待人接物和处事的点滴事例:

一、竺先生为人极廉洁,不揩学校的油。农学院农产品多,如牛奶、牛油、鸡鸭、蛋、水果、西瓜、蕃茄.花木等样样都有,竺先生以身作则,绝对不揩泊白拿,和一般顾客一样都付款购买。我们为他的廉洁道德所感动,也不拿公物送人,自己也不白吃。这点完全符合现在的“准则”,但在反动政府统治下,是难能可贵,不易做到的。竺先生对学校办公费开支也很节约,例如开校务会议照例由学校备便饭,位先生不准供应老酒,有人要求喝酒,号主先生也铁面无私不准开禁。例如陈建功先生有酒癖,每餐非喝酒不可,只好自己暗地里叫工友去买一瓶,由他自己付钱,当时大家以陈教授自己化钱喝老酒传为美谈。

二、竺先生主持浙大后,聘著名昆虫学家吴福祯为农学院院长。吴是竺先生在东南大学时的学生和同事,他到农学院后,为扩充他系,停办森林系,至校内外舆论大哗,为森林系鸣不平。竺先生就毅然决定请吴先生他就,解去农学院院长之聘,不因亲信而包庇,表现莫大公无私的精神。后任院长为生先生素不相识的卢守耕先生,他是一个学者,不善交际应酬,来校后,竺先生深信不疑,农学院事由他全权办理。至抗战时迁校到广西宜山,因战乱时期人事应付不易,竺先生就准卢先生辞去院长职,而请蔡邦华先生继任,但仍请卢先生任农艺系主任兼教授。这在旧时代,同一学校一位教授升为院长易,要院长下台来做教授,似乎面子有关,就不容易了。但是竺先生领导下能做到教授能上能下,可官可民,这种措施和精神在目前固不乏其例,但在旧时代是难能可贵,值得一提的。

三、竺先生除关心学生学业外,因其时政治斗争激烈,遇到学生要吃亏时,他竭力保护,使学生避免牺牲。每次国民党军警要来捉学生时,竺先生得知后,立刻通知我们叫有关学生暂时避开,作好必要的准备,以兔牺牲。于子三烈士被捕后,竺先生东奔西走,多方营救,不遗余力。此外,空校长请费巩烈士做训导长,也可证明他对学生的爱护。因当时规定训导长须国民党员才有资格,费巩非国民党员而是进步人士,竺先生敢冒大不毡,坚决请他担任训导长,就是保护学生的明证。

四、竺先生对教职员工要求甚严。教师必须教授两门课程,每周12小时以上。否则即为工作量不足,不能作专任教师,只能作为兼任,薪资须按钟点计算,所以全校无冗员闲职。但对有病无法工作者,则爱护备至,虽病卧在床,应担课程由竺先生向同系健康的教师婉商代为担任,对病员工资仍如数照结。例如数学系王福春教授、园艺系赵荣琛教师都患严重肺病,因当时无劳保制度,且在抗战时期生活维艰,亲友也无法长期帮助,竺先生均准许他们照支原薪,安心静养,并另指定工友随时照顾。

五、竺先生重视大学应培养好学生,成为有用之才.所以一切制度十分严格,招生绝对不开后门,凭考卷和口试录取,即使竺先生自己的儿女也与一般考生同样对待,绝不彻私。如生先生的女儿坐梅投考浙大成绩不够理想,就没有从宽录取。中国古话说:“其身正,不令而行。”竺先生公正无私,下面的教职员也就乐从。我的两个女儿在酒潭浙大附中毕业,考浙大没有录取,只好改考他校,绝无后门可开。所以浙大校风很正。留用助教也很严格,均按照成绩并参考品德,曲系主任和院长推荐招聘,故所用人员几乎是没有滥学充数的。

总之,竺先生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主持老浙大,能以身作则,树立威信,受到校内外各方面的推重和尊敬,树立了老浙大实事求是的校风,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使浙大校誉蒸蒸日上,名闺中外,为国争光。浙大所到之处,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以至整个风气,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当年浙大的毕业生,现在遍布全国及海外,这些学生又培养了第三代、第四代,竺先生实事求是的作风代代相传,影响十分深远。所以对竺先生办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来回忆总结,广为推行。我年迈记忆力薄弱,且一人所知有限,希望和竺先生接触过的人多多补充为幸!

一位有巨大凝聚力的大学校长——我与竺可桢先生的一些交往

谈家桢

这里,我想谈谈我和竺可桢先生的一些交谊和亲切感受。我常是这样想的:晚清以来,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办理大学教育影响深远、成绩卓著的当推蔡元培先生和竺可桢先生。可是竺先生办学更为艰苦,因为竺先生办大学在平时,而竺先生则在国事蜩螗的战时啊!

就竺可桢先生言,他的办学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以身作则,对学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一个团体,一个单位,领导者必须具有这种力量。领导能善于把各种人才凝聚在一起,组成一股力量,像紧握拳头一样,那末这个团体,这个单位,一定会是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从而作出巨大的贡献。当年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先生的领导下,就是这种情况。他在短短的几年之中,把只有三个学院,四五百学生的一所地方性大学,发展成为七个学院、十个研究所.三十个学系和二千多个学生的完善大学。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很高,驰脊中外。为什么浙大能获得这样的成绩呢?我认为,就是由于竺先生有着这样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他把全国著名教授都聚集到浙大来了,大家协力同心所形成的。

为什么竺可桢先生能有这样巨大的凝聚力呢?我想从我以往多少年来与他相识、交往和共事关系中谈谈我的感受。竺可桢先生是一位学问渊博、胸襟开阔、气质高超,且能容纳各派人才的伟人。因此,各方著名学者都愿意前来浙江大学与他共事,并愿聚集在他的用网,共同为着“办好浙大”而奋斗。不少同事,后来因事而离校了,仍然还保持者联系,相互关心,还像欢聚共事一样,继续为浙大作出新的贡献。

我是怎样与竺先生相识的?我是一个从教会学校出身的学生,但是我只相信科学而不信仰宗教。1936年,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就想回国,早些参加祖国的科学家行列,为友展中国科学事业而奋斗。由于我的导师坚留,推迟了一年。1937年秩,我决定回国了。当时,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返校任教,我不想去,我嫌那里“洋人’味道太重了。我希望能够到→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里去,扎扎实实地搞…些科学教育和研究工作。那时在旧社会里,派系林立,壁垒森严,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大学生,想进国立大学任教,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1事有凑巧,我的一位留美问学,他是在东南大学毕业的,知道我的情况后,就替我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推荐,不久,竺可桢校长代表浙江大学给我寄来了聘书,聘我为浙大生物系E教授,每月薪金300元。这样崇高的职位和优厚的待遇,对一个年仅28岁的回国留学生来说,确是不易得到的。为什么笙校长对我这样优厚?我不是他的学生,更无亲戚关系。我的留美同学朱正元兄也不是竺先生直接教过的学生,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而已。从这点看,可以说明z位先生是“任人唯才”,而是不讲派系的。所以,他把我这样一个“外来人”也聘进了,后来,我还昕说,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骥教授,也都由他聘来浙大,并且都得到重用。可见他聘用教会学校出身的教授,并非仅我一人。

竺先生对待自己的门生、校友,比客卿教师要严格得多。浙大迁到遵义时,这时有相当多的一批留学德国和英、类的浙犬校友回国了。这些校友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且获搏士学位。竺先生认为他们是在本校毕业的,回母校任教要求从严,这样可以使人信服。因此这些博士一律先给讲师职位,满一年后,再升副教授,如著名教授徐瑞云、江希明、刘蘸英等都是如此,但是他对获得博士回来的非浙大校友,则一律以副教授名义聘任起薪。有人说J竺先生来浙大就任校长,他带来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且都付以大权。’这是事实,却是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东大来的教授,绝大部分是极为宝贵的人才,如胡刚复、王季梁、梅光迪和张其陶等都是举国著名的学者,其他学校想请也请不到哩1浙大为什么不要?竺先生在京大时,深悉他们品学兼优,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公正的人也应懂得中国有句“内举不避亲’的古话,这样才能真正做到4唯才是用”。浙大当时数学、化工与生物等系,由于教授阵容比较坚强,早已驰誉海内。其余诸系如物理、化学、史地、外文等系,都是在这些教授来浙大后发展起来的,而且办得十分出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系。又如浙大的有些职位,如总务长、分校长和附中校长等,按照当时国家规定都要由教授兼任,教授们喜欢搞教学和科研,不甚乐意担任行政,可是这些工作总得有人来承担。怎么办呢?竺先生往往以带有一些半命令式的方式委请当年在东大读过书的门生兼任。如胡家健教授、朱正元教授之任附中校长;储润科教授、樊平卒教授之任分校主任等就是如比。在聘用这些门生中,偶然也有个别不符合要求的,竺先生总是严肃地对待,请他们另谋高就,这是尽人皆知的。有些人对胡刚复先生有意见,认为他是才大气租,但我认为他是竺先生的总参谋,他对浙大的四迁,从考察迁徙地点到搬迁定后,和对理学院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竺先生为“元帅”,饶有帅才,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胡先生是个好参谋,为之拾遗补缺。胡先生却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唤他为“胡刚慎’,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竺先生出任校长,是十分珍重原校的元老教授的。他出任时,确曾把前校长郭任远遗留下的一些镇压学生的“党棍”给辞退了,把不称职的教职员调换了岗位。同时,又引进了原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不少同事和学生。这样,浙大就出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流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我是这样认识的z在这校事纷纭、快刀斩乱麻的时候,竺先生却把由于反对郭任远而辞职的蔡邦华、张绍忠、束星北和何增禄等名教授请了回来,并且一一委以重任。对于坚持职守、没有离校的浙大“元老”,如郑晓沧、贝时璋、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惺、吴霞初和周厚复等名教授,则一一拜访,聘任原职。其中李寿恒教授聘任为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为农学院院长、郑晓沧教授为研究生院院长、张绍忠教授为教务长等。这许多老教授在竺先生任职期间,都能通力合作,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竺先生在杭州,还“三顾茅庐”,拜访了老校长邵裴子先生,恳请他回浙大主持文科各系;多次访诵马一浮先生,请他出山,来浙大讲学,主持东南学术风气。这都可以说明竺先生对前辈或同辈元老与教授的尊重与器重了。

竺先生还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美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即使是抗战时期,浙大搬迁在偏僻的贵州湘潭荒远的小县城里,那里没有电灯,大家都用油盏燃着灯草照明,工资因抗战关系打折扣,而物价又不断上涨,生活比较清苦。可是师生们都是以校为家,兢兢业业,心情都很舒畅。就我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酒潭工作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先生,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有时,我和著名教授苏步青、王淦昌等欢聚的时候,回忆那时情景,大家兴奋地说zu在酒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啊!’不禁泪下了欢欣的热泪。这就可以理箴当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搏士来到湄潭参观的时候,看到我们在这土房子里研究出的震动国外的学术论文,深深感动,并感喃地和赞美地说:“浙大可与英国著名大学相比,是东方的剑桥啊!”

竺先生离开浙大以后,去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但是他对浙大同仁还是十分关心。我们每次去北京参加会议,他常召集我们一起欢聚,关心我们的工作与成就。在广州举行的“科学规划讨论会”上,他集合与浙大有关的师生65人,为苏步青教授祝寿。一个老校长还能记得多年前的一位同事的生日,真是难能可赁,这也可见他对学术和学者的美心。建国以后,我所研究的遗传学,一庭受到苏联学派李森科等的排挤,被诬为“反动伪科学’,不准在大学中再教这一门课,1957年教授评级被歧视,评不上一级教授3同时,还强迫我去跟那位没有文化的“中国李森科”“学习气这些恬况,后来都被竺先生知道了.我是批判对象,他却为我不平。在北京科学院中,他对人说s“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对学术研究怎么可以戴政治帽子?”在那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已是喋若寒蝉,他却敢于站出来为坚持真理讲话,我是线生不忘的。

缅怀故人,我是深切地感到我们真正需要继承竺先生的遗风!我参加大学教育工作已60年了。纵观我国近代高等救育的历史,我愿意再说一遍,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两个人:其一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位就是竺可桢先生。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他们自己则是学有专长,学识渊搏。他们非但自己进行学术研究,还能够领导学者们开展各项学术研究。他们不但十分关心别人的研究环境,还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借用几句古语:他们的品格是坚强刚毅,学识则溥博渊泉;修己是齐庄中正,对人则宽厚有容;“学而不厌,侮人不倦”;“磨而不磷,涅而不经缁”;真的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就竺先生的生活说,他是自奉清廉,与师生同甘共苦。浙大迁至江西泰和,不久继续西迁。在此颠沛离乱之际,竺先生的犬人和次子病危、病故,位先生匆匆回家料理,为着浙大师生安危,继续到处奔波,全校师生无不感动,满然泪下。在这民族抗战危急存亡之秋,办好这样一所国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希望姿多多总结空先生的办学经验,要大书特书他的事迹。不仅如此,最最重要的是要启发一些领导,能像竺先生那样,把周围的人才凝聚起来,把学校办好。如今全世界各个先进国家,都在提倡教育兴阂,都感到不抓教育是不行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年在皇家学会年会上讲z“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国家,必定走向灭亡。”她对全体皇家学会的会员讲这些话,是表示她的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他的总统宣誓大会上,也发誓要当一名“教育总统’,他也知道不抓教育是不行的。我们国家是文明市因,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可是晚近在教育上比这些因家就差了一大截,如果再不急起直追,就危险了。但是怎么赶呢?我认为竺先生办学是个好榜样,是值得举国上下向他学习的。

与竺可桢校长共事十三年

苏步青

编者按: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曾约请苏步青教授提供回忆竺可桢先生的“三亲’史料,蒙其热情支持,慨然应允.编辑部遂委托浙大上海校友会副会长杨竹亭同志,并邀约金福l陆、郑士俊两位校友,一同住访苏老,复旦大学顾、卡两位同志也热心协助,由苏老口述关于在浙江大学任职期间与全可横校长共事十三年的回忆,最后由杨竹亭同志将录音整理成文。编辑部对以上几位同志表示十分感谢.以下就是苏老口述的内容。

我是在1931年来浙大任教的。浙大是一所学术气氛-向浓厚的大学,学生们也都很有选取心。竺校长是在1936年到浙大的。我比他早来几年。他在1949年4月下旬离开浙大,我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离开的,所以我又比他迟走几年.他在临走时留下信来,要我和严仁屈尊敬授负责校务维持会。我就担当了这个任务,一直负责到杭州解放。

我和竺校长共事了13年。我对竺校长的认识和交谊,也有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竺校长初来浙大时,我和陈建功先生等老教授对他是有看法的。他到浙大来,我想一定有几位国民党大官员的亲戚如张默君、邵元冲等等做他的政治背景的。这时,他又带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师生来浙大担任院长、系主任和秘书等,因此,我认定他办不好浙大。这个看法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就慢慢地改变了.在这时期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匆忙地由南京迁往重庆。它把嫡系的大学——如中央大学等,都迁往大后方,对地方大学则不闻不问。所以我们浙大就成了无人过问的孤儿。当时,浙江大学校内教师各有各的看法:究竟搬还是不搬?意见很不一致.竺校长是一位学者,骤遇比事,感到棘手。最后,他像《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一样,带了700多名师生走“长坂坡”,到建德去暂时避难。到了12月24日,杭州沦陷了。自然,杭州回不去了,缝续西迁,只有向西面搬,但又不能离开浙江过远。

这时候,我因为孩子多,先躲在建德乡下,暂时投跟学校走,到第二年才回浙大去的.陈建功先生把家眷送到绍兴乡下去了,他是一个人跟着学校走的。这一路上有好些地方乘不上车和蹄。这样,陈先生就从金华步行到江西玉山.要跟上‘大部队’,多苦啊!真是流离颠沛。可是,我们浙大校风好,带了那么多的图书和仪器,走了好儿个省区,一件东西都没有散失,真是不容易啊!

说到搬家,有位老校友是千万不能把他忘掉的。这位老校友名叫赵曾珏。他是早期浙大电机系的毕业生,后来在第三战区担任交通电讯管理局长,负责东南四省的交通电讯调总。浙大的搬迁他是帮了大忙的。如果没有他出大力,情况就更加困难了。

竺校长是一位有心人

浙大搬迁时,坐校长当然是最忙的人。他要管搬运,管教学,还要奔走各方去要经费。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多么不便。我已经替你在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可见他是多么细心。其实,他对待任职的教师都是;关心的。我当时很感动。不久,我从建德回温州,路过丽水站时,站长受他的上司赵曾程局长之托,来站迎接我。可是他看见了我的妻子,就很有礼貌地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我这时拿出朱家骅的手令,他见了急忙说:“那就不必了。”可见这“手令”也真管用。

竺校长是一位公而忘私的好校长

浙大在日机轰炸中搬迁,一路上来到江西吉安。坐校长夫人张侠魂女士,就是在那种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生病死去的.那时候,空校长正为浙大师生的生活、读书、前途、安全各处奔走,无暇顾及自己的亲人。学校搬到泰和以后,坐校长了解赣江是一条经常泛滥的祸水,每年都要吞灭无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同时,学校设在这岸畔,安全也有问题。竺校长就请土木菜和其他系的师生,帮助泰和人民建造了一条15里长的防洪长堤。第二年,赣江洪水泛滥,浙大所在地的上回材农田村舍克未受淹。一个校长在学校迁徙之中竟会想到老百姓的灾难,这确是少见的事。那时期,马一浮和钱钟韩等著名教授都在浙大任教。马一浮先生写过一首描述当时情况的诗,我军今还背得两句za居人先鸟起,寒日到林迟。’我们这些师生的确比小鸟起得还早,居住的地方是在丛树林边,见到寒目是很迟的。这可见我们的生活情况的一斑了。那时,我们数学系的张素诚、周茂清、方淑妹等几个学生,就是在泰和毕业的。这些学生后来都很有成就。这说明在困难的条件下,照样可以培养出人才来的。

浙江大学是炸不垮的

在南昌失陷以后,泰和又保不住了。浙大只好再迁到广西宜山。这是1938年间的事。这年暑期,我回浙江去探亲。回校时,由于交通不便,在路上赶了35天才到柳州,到学校时已开学,我迟到了。浙大在宜山时,敌人把学校新建的简陋草舍和实验室,以为是兵营,所以天天轰炸。有一天接连扔下了108枚炸弹,结果我校无一人伤亡,图书仪器也没一件损坏,真的“天佑我也’!不久,南宁吃紧,所以我们在宜山又住不下去了。只好再迁贵州遵义和湘潭。这是浙大最后一次搬迁。这次搬迁却是太重要了。不搬的话,在“黔北战争’中,浙大将全被围在里面,那就不堪设想了。

难忘的一次谈话

在1940年初,我们都到了遵义。当时的数学系设在姜公祠里。有一天,全校长对我说z“你不要等到暑假,快去把家眷接出来吧!”我说z“我哪里来这些钱啊!”他说=“钱不用愁,我们学校替你包下来。”他一下子批给我900元大洋,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数字啊!于是我在4月时就走。回程时,走了35天才到柳州。
在柳州休息几天,叉搭汽车回到了遵义。二位校长知道我带了家眷回来了,说道s“这下我好放心了!”这样的校长,他把教授真当作宝贝,我们当教授的怎能不受感动啊!这样的校长又往哪里去找呢?这时,我才真感到尝校长是一位处处为我们着想的好校长,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为这件事,我曾不断地想过,如无竺校长的帮助,我就出不来了。如果出不来,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说心里话,从那时开始,我已完全与堂校长一条心了。从比以后,凡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后来他妥我做院长、教务长、训导长、校务维持会长等等,我都毫不推辞.在遵义时,每次举行校务会议,我都去参加。要知道,从泪溜到遵义有70多公里的路程呢。

竺校长是最爱护人才的校长

谈家桢1937年从美国回来,只有28岁,竺校长立刻聘请。后来章士钊的儿子章用从德国回来,曾烟也从德国回来,都是经我推荐,立刻聘请。那时候正当搬家期中,我们的欢迎会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由于空校长对他们很诚恳,他们对工作也非常负责。在建德时,有一次学生问章先生:“警报响了,老百姓都躲飞机去了,还上课吗?”章答道:“怎么不上课!”“那么,黑板挂在哪里?”“可挂在我的胸前!’他就有这种实干精神。章先生的一生一向生活优越,肩上从未负过重担。可是他随浙大西搬时,是自己挑着行李与学生们一起步行的。他当时患着肺病,可怜他最后病死在西迁的路上,太可惜了。此外,许多著名教授,如罗宗泊、梅光迪、王淦昌、卢嘉锡等,都是堂校长这样请来的。说起卢嘉锡,还有一段插曲。那是在1936年,我与陈建功先生受福建省主席陈仪的蹲请,去福州参加“中学教师训练班’讲课。卢是教化学的中学教师,也来参加学习,而他的数学成绩为全班第一名。所以后来他在英国留学回来,堂校长聘请他主持化学系,他见到我和陈先生时,称我们“老师”,他说“是在福州师训班中听你讲过课的,所以你是我的老师飞不久,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李约瑟教授来浙大参观,称我们浙大是a东方的剑桥’,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当时浙大如无竺校长的主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荣誉。
读过《竺可桢日记》的人,都知道竺校长对每个浙大教师非常了解,且都十分关心。我在1941年带家眷住在泪晖,他每年来源潭,都要来我家看看。在1942年的某一天,我正在家中翻晒将妥霉烂的地瓜(红薯),坐校长看到,问这何用?我说z“这是我几个月来赖此生活的粮食。掉我家是以红薯粘些盐巴当饭吃的。我那时已是八口之家,工资每月350元,怎能够维持?校长JA!.此情况,对浙大附中校长胡建人说z“今后把他在附中读书的两个儿子,改为公费膳食J胡建人说z“那好,就叫这两个孩子搬进附中来住吧!”那时按规定公费生是必须住宿在校里的,可是我们家中又抽不出可供两人住校的棉被,所以仍旧不能去。后来校长特tit:“走读生也可享受公费待遇。’到了第二年,竺校长又把我特别上报教育部,评为a部聘教授刀,从比工资加了一倍,月薪为700元,我的困难才僻决了。这些事情,我是终生不忘的。
在那最困难的年代里,由于樊平章先生中途离开,工学院的微分数学没人教。坐校长对我说:“你是否利用夏天一个月时间开数学课补一下好不好?’我欣然同意了。那时候,我们从酒潭到遵义去加班教课,没有一分钱的津贴,可是大家都认认真真,从不马虎。若是现在,恐怕元人肯干了。可见我们浙大当时的校风。

竺校长是爱生如子的

浙大复员返回杭州以后,不久出现了“于子三事件”。那时候,我陪着竺校长一同去狱中探望于子三。可是过了一星期,传说他自杀死了。当然是假的。我们不承认他是“自杀”。坐校长爱护自己的学生,不畏强暴,一直坚持真理。后来坐校长要我担任训导长,我也就同意了。从1947年到1948年,浙大调了好几个训导长都不行。有的交了黑名单,被学生哄下来。这是什么时候啊?还叫我当训导长呢!在1948年,学生们要上街游行,我接到了恐吓信:"你再跟学生一道的话,要对你不起啦!”我有点胆寒了。但我不要紧,我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还不敢公然搞我。后来还好,陈仪来当浙江省省长,蛮好。陈仪在1936年任福建省省长时,请我和陈建功、罗宗洛两先生帮他办过a师训班’,关系还不错。我们三人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也是日本留学的,这就好办了。我的胆子大起来了,有些学生就敢去保。例如有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叫陈业荣,生着肺病,国民党要捉他。竺校长让他在学校里休养,将他保护起来,结果没有捉他。1949年2月,浙大的四个学生和一个助教还被关着。那时住校长说J只要训导长去保一保,就可放出。”’这时由张其陶先生陪着我一同去,由我打了手印,把他们保帮出来。这时国民党同共产党和谈,长江以北解放了,蒋介石已经跑到奉化。趁这个机会,张其陶先生同我讲:“我陪你去,打个手印,把五个人保出来。”张其陶先生做了好事。这五人一保出来后就都逃走了。我这个训导长是保人,手印也汀了,将来要人的话,是要问我要的。幸亏国民党不久就逃跑了。

建国后的深厚友谊

建国以后,结可棋去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要我去筹备、建立和主持数学研究所。当时,复旦大学杨西光校长坚不同意。杨说:“你们要苏、陈两位教授,我只放一个。”浙江省又强烈提出:“还我苏、陈两位教授!”所以复旦大学将陈先生放回浙江了。后来,华罗庚先生由美返国,就请他主持数学所。我幸好未去,因为我一向是4以教为乐曹的人。这些年来,我能培养出这么多教育骨干,感到很高兴,所以我认为能够留下来比调走更为愉快。
竺校长比我大12岁,我应该更多地尊重他。可是没有想到,1962年全国科学家在广州集会讨论科学规划时,他对我说:“你的-生日到了,就在这里为你祝寿吧!’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这时候还记得我的生日。这次参加会议的有300多人,其中有65人是浙大的师生,所以他非常高兴。他把大家聚集起来,为我举行了一次“祝寿会”。这也是我终生最难忘怀的事情。

一位伟大的大学校长

尝校长不但对我个人如此关爱,他对任何浙大师生都是如此。他在遵义,营救过好多进步学生。在费巩教授失踪时,他千方百计地各处奔走营救。这种事例一时是举不完的。竺可棋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

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

浙江大学1946年迁回杭州,临行前校长竺可桢撰《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刻石立于校长办公室前(今遵义一中校舍)。
碑文全文如下:

岛夷之患兴,区内俶扰,徒都重庆,学多内移。士临贼中者,辄昌险阻,问道来归,国家增学校,延师儒,优其廪给,收而教之。由是西南之名都繁邑,隩区僻壤,往往黉舍相望,弦歌声声洋洋。然顾庶事草创,师资图籍,费备费精,亦其势然也。当是时,国立浙江大学迁徙者数矣。民国二十九年春始抵贵州之遵义,而别置一年级生于青岩,既而以理、农二院处湄潭,文、工二院处遵义,师范学院则分布两县间。湄潭有镇曰永兴,一年级生复徙居之。盖积时新高六稔,而以学院名者五,析系至二十有五,以研究名者一,析部至五。其隶而附者,若工厂、农林之场,中小学之属不一而足。师弟子在校者三千人,其讲堂、寝室、集会、办公、操练、庖福之所,取诸廨宇寺观与假诸第宅之羡者十八九,故其材不庀而具,其功不劳而集,其新筑者取苟而完已。凡为屋之数千有余间,其出自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算数、农艺、工程之著作,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机器以架数者七百有奇,标本部万二千,凡所以安其身,养其知,肄习其能者如此。遭时多故,世不复以简陋见表,甚或有从而誉焉者,可桢窃独忧之。夫至变而莫测者,事也;至赜而无竞者,学也。宋先哲之所以明,而益穷其所未至,以应方来之变,犹惧或踬焉!况区区但袭故迹,无所增进,而谓可与一世角智力,竞雄长,幸存而不替,何其侦欤。校故在杭县,清季为求是书院,院废,为高等学堂,民国十六年易今名。余乃揭求是二字,以与多士共勉焉。军兴以来,初徙建德,再徙泰和,三徙宜山,而留贵州最久,不可以毋记也,故记之以念后之人。

校长 竺可桢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立

灿烂的民族文化 永恒的求是精神

洪星

一座气势恢宏的古建筑群,以其崭新的姿容展现在素有“小江南”之称的湄潭县城,这就是新近修善一新的浙江大学五十年前办学旧址,湄潭文庙。

湄潭文庙始建于明万历48年(公元1620年)。历史上曾因战乱、天灾等原因多次被毁,先后於1842、1859、1878年三次集资重修过。以后又因年久失修,加之解放后被改作职工宿舍,实已破烂不堪,面目全非。

1981年,浙大老校友、浙农大教授唐觉先生来湄访问,使我第一次了解到浙江大学曾在湄潭办学的情况。1984年,浙大地下党及进步学生运动座谈会在湄潭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的浙大校友参加了会议,并寻访了当年浙大在湄办学旧址,使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1986年1月,曾来此参加座谈会的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副总编吕东明,周志成、潘衰给我来信写道:“在京的许多浙大校友建议修复某些浙大旧址,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修复文庙,作为纪念浙大的重要文物。”由此,使我萌生了修复文庙,建立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的念头。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保留一处浙大在黔北的办学纪念地,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座象征湄潭历史文化的古建筑,以缅怀先辈,激励后人。

我的初步设想,得到县委和县政府领导间志的赞同和支持。丨936年6月,受县委、政府委托,决定由我率团到浙江大学首次汸问,以取得池们的支持帮助。浙大校长韩桢祥博士、顾问杨士林教授听了我的意见后非常赞赏,认为这是枪救文物、发展文化的重要措施,具有现实意义。经过短暂的协商,共同签署了一个会谈《纪要》,浙大同意捐款五千元,以资助在湄筹建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在杭访问期间,我们看到浙大附中叫“求是中学”,由此联想到我县湄中也曾是浙大附中,为能与浙大挂钩,把湄中更名“求是中学”,以引进浙大先进的教育文化,对浞进我县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将是很有意义的。浙大领导同志对我的想法亦很赞成,他们说,湄潭是浙大的第二故乡,浙大帮助湄潭是应尽的义务。

从浙大回来后,立即向县委、政府作了汇报。县委、政府领导非常重视,立即以湄发(1986 ) 15号文件转发了代表团与浙大签署的《会谈纪要》。

1986年7月,浙大贵州校友会会长、贵州民族学院院长安毅夫陪同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来湄访问时,我把1 方问浙大的情况及准备修复文庙建陈列馆的打算告诉了他,希望他帮助做些工作。他回省城后即向省文化厅王恒富、潘廷映两位厅长通报了此事,并来信转达了他们的意向。我立即与县委书记华金河、县长周大新相商,决定立即着手办理此事〇1986年8月15日正式向省文化厅送了筹建报告。报告突出了湄潭文庙是浙大西迁办学的重要纪念地,是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等一批我国著名科学家教学和从事科研的重要场所,还是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作过学术报告,并把浙人称为“东方剑桥”的地方。因此,我们建议修复文

庙,建立“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总预算经费为30万元,耍求省解决一半,我县自筹一半。9月初,我和县文管所长舒国华到贵阳,专n向省文管会主任秦天真,文化厅长王恒富和文物处领导作了洋细汇报。1987年2月5日,省文物处处长吴正光、省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罗会仁、省文物顾问、省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李多扶一行专程来湄落实文庙修复工程,并对若干技术问题作了现场指导。8月中旬,省文化厅下达(87)黔文物字第25号文,正式批准拨款维修文庙。

为使工程顺利进行,我们作了许多宣传舆论工作。一是向领导汇报,请他们重视和支持。省委书记胡锦涛、省长王朝文来湄潭时,我向他们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赞许。胡锦涛同志讲,湄潭是个好地方,浙大这么多名人住过湄潭,可以请他们继续对湄潭作些贡献。副省长龚贤永在王恒富厅长的陪同下,专门到文庙工地视察过。省政协副主席宋树功、文化部群文局长焦勇夫和省文化厅副厅长潘廷映也曾到文庙工地视察指导,二是向省内外关心这件事的知名人士如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老省委书记周林以及北M、上海、广州等地的浙大校友通拫情况,他们屮许多人来信或题辞表示关心与支持,苏步青教授早在88年就为陈列馆题写了馆名。他们的支持鼓励更坚定了我们办好这件事的决心和信心。

为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在正式组织实施中,我们采取了下列步骤:

第一,建立领导机构。87年3月,县政府以(S7) 14号文件通知成立修复文庙及筹建浙大西迁陈列馆领导小组,县长周大新任组长,政协主席、县文管会主任洪星任常务副组长,县委f别书记王启扬、副县长任启贤、县人大副主任何其荣、县委宣传部长周学林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蔡广节、张大彬、潘学良、周顺民、徐练伯、喻朝璧、舒国华为小组成员。同时聘请了苏步青(全国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名誉校长)、淡家桢(全国人大常委、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杨士林(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大学顾问)、江希明(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杭州大学顾问)、安毅夫(浙大贵州校友会长、贵州民族学院名誉院长)、罗会仁(省文物处古建筑师)、张由之(遵义纪念馆顾问)等人为顾问。

第二,做好搬迁工作。县政府即时修建了部分职工宿舍,并发出通知,要求住在文庙的16户人家和托儿所在限期内搬出,以不误工程开工。

第三、落实施工任务。修复工程,明确由县文管所长舒国华负责设计施工。从1987年11月1日正式动工,于1989年9月底主体工程峻工,还对内外环境进行了整修和绿化。整个工程历时两年,耗资约40万元。其中省拨款22万元,县拨款3万元,用于职工建房和搬迁15万元。由于负责工程的全体同志认真负责,,工程管理实行严格的质董把关,财务监督,工程质量优良,多次受到省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的好评。四十周年国庆之际,在此举办了湄潭建国四十年成就展览和美术书法展览。

第四,做好陈列馆的组建工作。为落实浙大西迁陈列馆的方案,我于1989年5月再次访问浙江大学。校长路甫祥、校长助理吳世明以及朱宝禄、吴永志、戟锋主任等,听取了我们的初步方案后,表示同意,并责成戟锋主任协助搞好设计。总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勤俭节约,讲求实效。鉴于1990年是浙大迁黔五十周年,也是竺可桢先生诞辰100周年,故开馆时间安排在1990年5月为好。

1989年10月,根据与浙大协商的意见,西迁陈列馆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委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喻朝璧具体负责陈列馆的组建工作。1990年3月,喻朝璧、徐练伯、舒国华应遨赴杭州出席竺可桢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之际,到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省档案馆收集史料,制作图片,还拜访了部分浙大老学长、老校友,他们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史料。4月初,陈列馆进入制作陈设阶段,由喻朝璧负责撰稿和总体设计,卓艺文、汤蕴初、罗盂亨和陈邡担任美工制作。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于7月中旬完成。整个陈列馆以其史料珍贵齐全,设计制作精美、风格典雅朴实受到好评。贵州省文物管理处长、我省文博专家吴正光同志在开馆前审看了三遍后,称赞道:“这个陈列馆办得好,很有特色。以教育为内容办陈列馆在全国还不多见”。他在《贵州文化》杂志上以“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为题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展览办得十分成功,大有百看不厌之感”。“利用文物古迹举办与之相宜的陈列展览,是保护历史遗产,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成功之举。看了这个展览,使我由衷地感到,湄潭县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确实有远见,他们在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就踌蹐满志地作了一件值得称道的工作”。

1990年盛夏7月,秀丽多姿的湄江之滨汇聚了来自省内外的数以千计的校友佳宾,出席“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揭幕典礼和“求是中学”挂牌仪式。当络绎不绝的人群步入文庙,观赏这座古建筑古朴典雅的风姿,瞻仰当年浙大西迁办学的光辉业绩和老一代科学家在这里辛勒耕耘所结的累累硕果时,他们发现王淦昌教授轰动世界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论文就是在这边远小城写成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博士曾在这里攻读过。人们惊叹小小的湄潭县城竟有这么多著名学者在此从事过教学科研活动,为祖国培养了一代英才,为中华民族教育及科技事业作出了如此重大贡献。

1990年7月20日下午3时,“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揭幕典礼在文庙大成殿隆重举行。大殿四周朱红墙壁上挂满了海内外浙大校友送来的贺匾、贺辞及书画贈品。正中央一米多高的基座上安放着我国著明教育家、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半身塑像。在县委书记华金河同志致欢迎辞后,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朱宝禄同志宣读了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等浙大老学长的贺电和贺信,并告诉大家:“苏老这次本决定亲自来湄潭参加庆典的,机票都买好了,只是由于临行前身体不适未能成行。他委托我向大家表示歉意,并向大家问好!”这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声不绝,更使我这会议主持人激动不已。

接着,浙大前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韩桢祥博士等来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韩博士说t “浙大在遵湄七年*是浙大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浙大永远不会忘记遵湄人民的养育之情,遵湄是浙大的第二故乡,文庙是当年浙大艰苦办学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湄潭人民政府和各级领导为修复保护浙大办学点而作出的英明决策和艰苦努力以及为建立‘浙大西迁陈列馆,作出的可贵贡献。”省政协副主席唐弘仁先生致辞说t “湄潭建立这所陈列馆很有远见,对推动与浙大、浙江省的交流,加强遵义湄潭文化科技事业都有重要意义。”浙大贵州校友会长安毅夫说:“浙大西迁陈列馆的建立和湄潭一中更名求是中学,是对浙大的继续支持,我代表贵州校友会对湄潭这一 A瞻远_的壮举,表示衷心的感谢”。省政协遵义地区工委主任柳耀华说:“陈列馆的建设是黔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好事。不仅有利于彰扬浙大爱国育人之功,而且有利于启迪民智,以文化人,成为激励艰苦创业,弘扬民族文化的课堂”。

7月21日至22日,浙大韩桢祥博士、朱宝禄主任、洪保平同志,浙江农业大学赵明强、许乃章教授,二汽支德瑜总工程师及部分省内外客人参观考察了我县茶场、湄窖酒厂、化肥厂、复烤厂、丝织厂、饲料厂等企事业,并在随后召开的纪念浙大迁湄五十周年座谈会上,对我县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发表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7月23日,参加开馆庆典的客人怀着对湄潭这片浙大办学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踏上了归途。然而,竺可桢先生倡导的“求是”精神,湄潭与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及国内外求是学子的深厚情谊,将伴随浙大西迁陈列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本文作者:洪星,湄潭县政协主席)

不朽盛事铸辉煌 ——浙江大学西迁湄潭记略

陈 邡

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前言:

一九三七年秋,日军侵略战火你漫中华半壁河山。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毅然举校玲迁,穿越江南六省,跋涉五千余里,于一九四零年初抵达遵义、湄渾、永兴。定居办学七年。在国难当头,战乱頻仍、物质极其匮乏的年月里,竺可桢先生倡导“求是”学风,广纳名师髦士,浙大汇聚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代精英。他们胸怀报国之志,力克千难万险,辗转播迁不废学业,环境艰危奋进不息。师生潜心研究,孜孜以求,创累累科研成果,培育一代蜚声中外之求是学子,使浙大嵘起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被誉之为“东方剑桥”。与此同时,亦为穷乡僻壤之黔北播下了现代科学文化种子,对日后遵义、湄潭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甚巨,乃功盖千秋,泽及后世。尤当年浙大师生与遵湄人民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于今传为佳话。为弘杨“求是精神”,彰浙大爱国育人之功,励后人创业不忘教育为本,故建此陈列馆,以资来者鉴焉!

一九九零年七月

的确,正如前言所说的,人们怎能忘记这段难忘的历史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随着芦沟桥的一声枪响,宣告八年抗战的开始,同年浙江大学也开始了她十年流亡办学的艰难生涯。同年8月14日,杭州战势紧迫,11月,为了继续坚持学业,积极抗日,竺可桢校长率领全体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历尽艰辛,几经周折,行程2600余公里,于1940年1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并在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使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崛起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赢得了“东方剑桥’和“民主堡垒”的声誉。这在中外高等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浙大在遵湄办学七年,对我国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对黔北地方科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纪念这一彪炳千秋之文化盛事,进一步弘扬“求是精神”,湄潭县政府于1990年充分利用刚修复好的县文庙建此陈列馆。今年5月,值浙江大学百周年校庆,为进一步搞好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湄潭县政府拨出专款五万元对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进行重新布展。整个展览以竺可桢教育思想贯穿其中,分为“漫漫西迁路”、“遵湄办学史”、“竺公风德颂”、“浙大爱国民主运动”、“求是群芳谱”、“今日求是园”、“湄杭情谊深”等七个部分。观看整个展览使我们了解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3日日寇进攻上海,威逼杭州,为了积极抗日,不废学业,9月中旬,浙大一年级新生首迁西天目禅源寺。是年U月初,日寇在距杭州100余公里的金山卫金公亭登陆。12月中旬,南京失陷,杭州局势危急。浙大师生满含悲愤,怀着眷恋之情被迫离幵西子湖畔继续向西迁移。1938年1月,师生步行到达江西吉安,一面复课,完成期末考试,一面派人到泰和准备校舍。一个多月后,全体师生分水陆两路迁至泰和。在泰和期间,浙大师生抗日热情很高,开展了许多抗H活动。竺可桢夫妇率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学生自治会发起了给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的活动。6月下旬至7月初,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也不是安全之地。因此,浙大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之地。于是,学校立即组成迁校委员会,竺可桢校长亲自出马。7月3日,竺可桢在武汉找到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陈同意必要时浙大可再次迁校。为了寻觅校址,竺校长从长沙到广西,寻找合适地点。7月23日,他在桂林得知校中催他回去的电报,其中有他夫人张侠魂患痢疾的内容。7月25日,竺校长急行回到泰和,在浙大长堤上见到了等候在那里的竺梅、竺安、竺宁。因为没见到竺衡就问:“衡儿在哪里?”竺梅呜咽着说:“衡没得了。”竺可桢听后惊呆了,眼泪簌簌流下。他赶紧回到家中,看到夫人因患痢疾卧在床上,身体十分虚弱。竺可桢走到床前探问,张侠魂说她真怕再见不到他了,还问衡儿的病情怎样?(家人怕刺激她隐瞒了竺衡已病逝的情况)竺可桢强忍着悲痛抚慰夫人。8月3日,张侠魂不幸逝世。半月之内,竺可桢强忍接连丧妻失子的创痛,仍然力疾从公,坚持工作。8月10日,浙大教职工为张侠魂举行追悼会,师生们看到竺可桢校长憔悴的面容,全场鸣咽。9月15日。葬夫人和竺衡于泰和松山。

由于战事影响,7月25日起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8月13日,被迫再次西迁。一部分师生步行,一部分师生从水路运送教学仪器于10月到达广西宜山。师生到达广西宜山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浙大师生自来此后患疟疾者已达三分之一,其数量相当惊人。同时,也常遭日军的空袭。除此之外吃、穿、住、行都非常困难。一位学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那时候学校除了借用县城里的文庙以外,就用竹子搭的一些大草棚,开初,我们的‘教室’只是在草棚里挂一块黑板,同学们站着听课,肩膀上用鸡肠带斜挂上一块木板记笔记,学生寝室也是草棚,夜间自修没有课桌,我们常常站在板凳上,在双层床的上层床板上,就着一盏小小的油灯做习题。吃的方面,……饭,好象是够吃的,只是菜,少得可怜,不够分配。食量大的同学,到最后只能吃光饭。但是,师生们皆以苦为乐,情绪高昂,勤奋教学,抗日宣传活动也很活跃。”

1939年11月起,广西的战争十分紧张月15日,日寇在广西南部沿海的龙门港登陆。11月25日,广西南宁失守,竺可祯面对这一现实悲愤不已。一再长吟陆游咏邓艾赴蜀的诗句:“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

1940年1月9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同意浙大迁贵州,于是浙大正式全面迁校。时值隆冬1到处雪淞冰凌,浙大师生历尽千难万险才抵达贵州。由于遵义到湄潭的公路尚未竣工,以及湄潭、永兴的校舍须增建。所以决定一年级学生暂时在贵阳青岩居住和上课。6月初,浙大农理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迁到湄潭,年底一年级也由青岩迁至湄潭永兴镇。至此,从1937年9月起至1940年2月定居遵义、湄潭、永兴止,浙江大学历时两年半的西迁历程,途经浙、赣、粤、湘、桂、黔六省,行程2600公里的西迁暂告一段落。实践证明这一抉择是明智的,使浙大得以在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赢得了七年的宝贵时间,保存和培育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并使浙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40年1月,浙大迁到贵州后,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设在湄潭,一年级新生在永兴。

浙大在遵湄办学七年,学校规模仅有文、工、农三个学院16个学系,教授、副教授70人,学生512人。1946年,浙大复员返杭,发展为7个学院、27个系、1个研究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室、1个分校、2个先修班及一所附厲中学,另有工场11所、农场有地300亩,有教授、副教授201人,在校学生2171人。

浙大初来湄渾时,物价比较低廉。但亊隔不久,物价猛涨,许多教授都难以维持生计。苏步靑教授一家八口破庙安身,生活困难,吃番寒蘸盐巴过日子,并在庙前开垦出一块约半亩的荒地种蔬菜用于添补生活。工作条件就更艰苦了。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核先驱、氢弹之父王淦昌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战时期的湄潭,学院没有电灯,用桐油灯照明。”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博士(当时李政道在永兴读一年级)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白天到茶馆看书、作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尽管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可浙大师生胸怀报国之志,紧紧牢记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一坚强信念。教学科研成果累累。“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专著7种,在微分几何研究上,开创了一个新堍界,被国际数学界称为“浙大学派”,与美国、意大利两个学派鼎足而三。陈建功的三角函数研究、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周厚复的原子理论研究、卢守耕的水稻育种研究等享誉世界。这些科研成果并不是在设备先进、资料充足的科学殿堂里取得的,而是在破庙陋室中。没有电灯照明,没有电炉加温,没有温室等设备,条件十分艰苦,甚至有时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取得的。因而,英国的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曾于1944年先后两次参观浙大。1944年10月22日到浙大参观时,原定参观三天,可李看后认为可看的东西和论文甚多,再延后,结果29日才离校。他对浙大在这样艰苦条件下的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称浙大为“东方剑桥”。他回国后于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对浙大作了高度赞扬:

“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在参观陈列馆中,还可使我们了解到竺可桢先生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为浙江大学的崛起的光辉奋斗历程。正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所说:

“竺可桢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名忠诚战士。他一生奋斗、一生求是、一生为国为民服务,堪称品格和学问的伟人。”

在陈列馆中,我们还可看到在西迁时期,浙江大学蓬勃发展的爱国民主运动。“黑白文艺社”、“战地服务团”、“反总考斗争”和“倒孔”运动的情景历历在目。使我们了解到了在浙大任教和从浙大毕业后的〗00多位在中国科学院、工程学院任两院院士的科学家的生平以及他们在各条战线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了解到了今日浙江大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八十年代以来湄杭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总之,观毕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浙江大学在遵湄办学七年的整个历史和意义。浙大西迁不仅保护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也培育了数量可观的青年科学家,使相对闭塞落后的黔北地区输人了东南沿海地区现代文明和科技文化的气息,推动了中小学教育,并以良好的学风长远地影响着当地教学风气,推动了黔北农亚科技的应用和髙级农技人员的培养,使我们看到了浙大教授们的高风亮节,学生刻苦治学的精神。’对进一步弘扬求是精神,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发挥出不可估量的作用。

“东方剑桥”在湄潭

喻朝鐾

(一)

在风景秀丽的湄潭城东回龙山下,座落一处古朴典雅的古建筑群,那就是湄潭文庙。

湄潭文庙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20年)。在回龙山面西的五级平台上,从上至下,依次布局崇圣寺、大成殿、钟鼓楼、东西辰、大成门、棂星门、月池、状元桥等建筑。明天启二年及清咸丰九年,文庙曾二次毁于兵乱,又两度重修。享到光绪四年,城乡民众募银上漆饰金,方使其“画栋雕梁,流光溢彩,美仑美矣。”

湄潭文庙及其右侧的上学署,左测的文昌宫,堪称旧时湄城高尚文化的象征。据清《湄潭县志》记:“湄城秀于全黔,地雄古播。化成自古,气淑于春。湄水桥边,半鸣弦之室。狮山城下,皆读书之灯。夏则诵而冬则弦,生徒祁祁讲舍;春以椒而秋以桂,学者侃侃文坛。”由此可知旧时湄城文化之发达矣。

本世纪四十年代前,这里设民教馆,后为国民党县党部及县参议会所踞。1940年春至1946年秋,在抗日战争中西迁黔北办学的浙江大学校部设于此,竺可祯先生领师生在此办学达七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棂星门以下改建成湄潭县府大楼,大成门以上辟作职工宿舍。八十年代中,一些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的浙大老校友来湄故地重游时,建议修复文庙,建立浙大西迁办学纪念馆。此意见得到省县两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拨出专款开展文庙维修工程。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来湄视察时曾给以关怀和鼓励。他说,“湄潭是个好地方,浙大这么多人在此住过,可以请他们继续对湄潭作些贡献。”

1990年7月,湄潭文庙维修工程竣工。修复后的文庙,基本保存了旧时的原有风貌。大城门前中间的鱼龙高石浮雕保存完好,前后檐柱上端的镂雕木狮,两边屋檐的镂雕图案及前后楢额上的浮雕装饰依然犹存。穿过大城门,便是方石铺面的正方形天井。两边配殿东西莰突起一级,为悬山式木结构建筑。前檐为朱漆曲形博风板装饰。天井后部有花草动物浮雕的石砌拜台,两面耸立着九米多髙重檐四角攒尖顶的钟鼓楼。沿着拜台两边石阶拾级而上,便到了大成殿。大成殿为长22米,通进9. 4米,三面带廊,屋脊上塑有二龙戏珠的重檐歌山顶主体建筑。通过大成殿后面长方形石天井,便是崇圣寺。文庙是湄潭建筑稍美、保存完好古建筑之一,特别是其中的木石雕刻技艺之精湛是不可多得的。

(二)

1990年7月21日,“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在修葺一新的湄潭文庙隆重揭幕,湄潭一中更名“求是中学”挂牌典礼亦同时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一百多名浙大校友参加了揭幕庆典。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派代表团莅湄祝贺。当年曾在湄潭任教的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发来了贺电、贺函。苏先生还亲笔题写了馆名和校牌,并将当年在湄作的“望江南”词写成条幅赠给陈列馆作纪念:;“湄潭好,黉舍是邻居。不辍弦歌离乱里,常明灯火晚勤初,十室九图书。中外事,万券任翻舒。到处相逢雅语密,一城高僻俗尘疏,谁信在江湖。”

新建成的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把一部五十多年前浙大西迁黔北办学的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当您走近文庙,映人眼帘的景象立即将您带进一种强烈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大成门前的园林中,两座高大的石碑记述了文庙的历史沿革和浙大在湄潭的办学历程。大成门上挂着苏老题写的馆牌。步人大成门,前厅中央刻有“前言”的大屏风前,端放着竺可桢先生的半身塑像。屏风背面是竺先生“求是精神”的题词。分布在东西压和钟鼓楼的四个展厅中,“漫漫西迁路”、“遵湄办学史”“竺公风德颂”、“求是群芳谱”、“今是求是园”、“湄杭情谊深”六大部份,共展出了 500多张历史照片和大量珍贵文物。

“漫漫西迁路”,用数十幅历史照片和文物资料,展示了浙江大学一迁浙西,再迁赣中,三迁桂北,终迁遵义、湄潭,历时两年半,跨逾江南六省,拨涉二千六百多公里的艰苦西迁历程。展拒中陈列着竺可桢校长与湄潭政要来往书信、电函、湄潭各界“欢迎浙大迁校协助委员会”历次会议记录。从中可以看到曾迎接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湄潭人民,又以极大的热忱欢迎另一支被称为“文军长征”的浙大西迁队伍的到来。从此,湄渾人民与浙大师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战乱七年的艰苦岁月。

在“遵湄办学史”一馆中,用大量图片和资料展示了浙大师生教学科研取得的奇迹般的光辉业绩。在战乱中,浙大不仅得以生存下来,而且迅速崛起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被来湄潭浙大考察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称为“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并冠之以“东方剑桥”的美誉。后人把浙大遵湄办学时期称为浙大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有人称之为浙大的“黄金时代”。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规模由在杭时700余学生,增加到2000多人;原来的3个学院16个学系,增加到6个学院25个学系;新幵设了文、理、工、农四个科研所。二是著名教授学者云集于此,在教学科研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苏步青先生在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与美国、意大利学派形成竺足鼎立之势;年王淦昌先生《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论文在美发表后,美国科学家经过实验很快发现了中微子,成为当时轰动物理学界的成就之一。贝时璋、谈家桢、陈建功、罗宗洛、蔡邦华、卢守耕、.吴耕民、张荫麟、涨其的、谭其壤等教授在各自领域内的研究成果都达到了很髙的水平,一些学科名列当时各大学的前矛。在这些著名导师的培育下,一批莘莘学子学有成就,日后成为闻名中外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博士当时就读浙大,曾在永兴茶馆里看书做习题。在陈列馆前檐柱上嵌有〜付贵州浙大校友分会会长安毅夫先生撰写的对联:“抗日峰烟遍九州,忆青衿负籍,千里来此山明水秀地;报国壮志在四海,看红松拔地,万株尽为社会栋梁材。””竺公风德颂”一馆集中展示了竺可桢先生光辉的一生。苏步青先生称颂竺先生:“教育立国,患难兴邦。先生之德,万古流芳。”展柜中存放着竺先生当时的信函手稿、曰记专著及部份纪念他的著作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是厚厚的五册《竺可桢日记》。竺先生一生写了 37年12300天,共900多万字的日记,单是有关湄潭的记述就有150多天共4万多字。竺可桢先生无愧为我国教育界、科学界的一面旗峡,中国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无愧为二名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战士。他一生奋斗。一生求是,一生为国为民服务,甚称品格和学问的伟人。

“求是群芳谱” 一馆介绍了曾在遵义、湄潭工作和学习过的七十多位我国当代知名科学家、教授和学者的生平。当年在黔北的浙大真可谓人才济济,教授学者云集。李约瑟博士曾在英国《自然周刊》发表文章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在遵义之东的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一片科学活动的繁忙紧张情景。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途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今日求是园”和“湄杭情谊深”分别介绍了今日浙江大学概况及浙大海内外校友与湄潭之间的友好往来及深厚情谊。当年浙大学子曾在教育系系歌中唱道黔山青,乌水长。遭变乱,避南疆,风晨雨夕聚一堂。敬业乐群兮,灿然日彰。学不厌而教不倦兮,发吾先哲之辉光。他年,他年勿相忘。”而今,人们没有也不会忘记那段史诗般的历史。曾任浙大校长的现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博士曾在接待湄潭客人时说过:“遵义、湄潭是浙大的第二故乡。半个世纪后,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依然长存。湄潭人民帮助浙大办学,浙大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三)

在湄潭城北紧挨七星古桥下面的江中,竖卧着一长条形的江心岛。这就是被称为湄城一景的“万鸟归巢”。当年浙大师生客居湄城时,常于傍晚驻足七星桥上,观赏夕阳及万鸟归巢的奇景。在他们依依惜别湄潭返杭东归之时,曾在一首歌中唱道“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这里说的百鸟是指肴百种鸟的意思)。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黔北大地,时光已进人八十年代的时候,求是学人记忆中的湄潭小城变得更漂亮,更迷人了。当年飞去的“鸟儿”又开始从祖国各地,异国他乡“飞”回这块风水宝地访故寻梦。

最先来到湄潭的是浙农大教授,我国著名五倍子研究专家唐觉先生。他先后两次来湄考察五倍子生产,并请来了外国专家,引进了联合国发展基金,帮助建立凤凰山五儀子生产基地。

在来湄故地重游的浙大老学长、老校友中有我国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浙农大原校长朱祖祥教授、著名生化学家罗登义教授、全国真菌学会会长杨新美教授等。一些因年事已髙不能前来如愿访湄的老人亦常来函,表达对这方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

被称为我国核弹先驱的王淦昌先生在寄给陈列馆的信中写道:“四十年代大部份时间我是在湄潭度过的。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是人生最有活力的时间,加之湄潭山青水秀,风景宜人。我的创造力比较突出,思维特别活跃,在国内外物理杂志上发表了近十篇论文,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就我个人来讲是个奇迹。1997年8月,淦昌先生九十诞辰过后,特别吩咐他的在湄潭生活学习六年多的女儿王韫民、王遵民来湄潭看看。姐妹俩在湄期间,先后走访了他们—家在县城南门外住过的院落,査看了当年王先生教学科研的双修寺物理大楼遗址,还到永兴看了大姐王韫民就学的南华宫、火掩庙和江西会馆,回京后,代表他们的父亲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苏步青先生在湄潭任数学系主任时,带着日本籍夫人和六个孩子住在城南湄水桥边名朝贺寺的破庙中,因战时物价飞涨,生活艰难,他在宅傍开了一块地自种菜吃,还为此写了—首小诗,聊以自慰:

“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曲渠通雨水,密栅远鸡豚。丰歉谁能补,辛勤共尔沦。隐居哪可及,担月过黄昏。”

许多老学长、老校友听说湄潭建成了浙大西迁陈列馆感到十分欣慰,纷纷来函致谢。86年谈家桢先生来过湄潭。他在写给陈列馆揭幕典礼的信中表达了对湄潭的一片深情:“湄潭素有‘小江南’之称,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她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幽美宁静,物产丰富。夕阳西下,漫步江边,此情此景,似人世外桃园。可以说,我的一生在科研上一些重要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为自豪的在日后科研和教学中成绩蜚然的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吃了循潭的米,喝了湄江的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民养育了我们。深情厚意,终生难忘。多年来,我渴望再访我的第二故乡,我终于了却了心愿。……我又走过了湄江桥,瞻仰了狮山的雄伟,重睹当年办公的文庙,心奋地找到了当时在天主堂的寓所,这是一幢贵州式的木结构二层楼房,有几家住在里面。……我踏上唐家祠堂(浙大生物系)遗址时,当时情景扳历在目,似乎人也变年轻了许多。……”

远在海外异乡的求是学子每当回忆起在湄潭度过的时光时,常常是津津乐道,兴奋异常。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郑学骏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湄潭是一座风光明媚的小城,学子有幸,由一个人间天堂(意指杭州)搬到另一个人间天堂。能有福气在这种地方住,真是前世修来。……杭州之美在西湖,湄潭之美在湄江之滨。前者像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女,后者则是一个卓约天真的村姑。刚到杭州的人会很快喜欢杭州,可是到湄潭是越住久,越欣赏她的美。她不招人家注意,可是这种美最隽永,最令人怀念。”

1993年秋,寓居美国加州的年近七旬的王乐兮女士在同窗们自办的《湄江春》小刊上发起倡议组织“寻梦团”到湄潭访故寻梦。寻梦团一行30多人在湄潭四天活动中,参观了西迁陈列馆,寻访了当年学习生活过的街巷、住地及玩过的风景名胜,还特意品尝了当年常吃的湄潭糍粑、碗耳糕、凉等风味小吃。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仿佛又回到了天真浪漫的学生时代,一个个争着在纪念地、风景点摄影留念。目睹眼前的一切,他们记忆中那古朴、美丽的湄潭小城依稀如在梦中。为了给哺育他们成长的湄潭父老乡亲一点回报,来访的专家们在湄举办了 “肿瘤防治”酒类酿造新技术”、“特种动物养殖”等学术讲座。还对湄潭经济发展提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寻梦的游子归去了,但湄江之梦却永远留在他们心中。

浙大西迁陈列馆建馆八年,已接待来自海内外参观客人10余万人次。在远道而来的宾客中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地利客人和台湾同胞。在本省本地参观者中,绝大多数是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他们从浙大西迁的伟大壮举中受到深刻教育,立志学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而今,西迁陈列馆已成为启迪民智,以文化人的殿堂。

在陈列馆珍藏的赠品中,有一幅是已故的原贵州省长周林先生题写的诗词条幅:
抗战风雷动兮,
浙大西迁来。
爱国救亡兮,
育志士英才。
垦植树木,
览桐茶之茂;
湄水长淸,
观绿水青山之秀。
仰浙大学风兮,
文庙为课堂。
外人誉为“东方剑桥”兮,
今立馆以纪念。

在国立浙江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标题为编者所加

陈布雷(1890—1948),原名训思,别号畏垒,浙江慈溪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1927年任蒋介石私人秘书,先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1931后12月至1934年4月,两次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校长、教职员、同学:

今天为国立浙江大学三周年纪念,又为校长及教职员宣誓典礼,蒋部长委本人前来监誓;本来近在咫尺,亦当来此观礼,今得躬与盛典,不胜荣幸!浙江大学现在校址最早为求是书院,曾一度改称浙江大学堂,虽则彼时之浙江大学堂与现在之浙江大学不同,但在彼时亦足当大学之称而无愧。其后改称浙江高等学堂,兄弟即为当时髙等学堂学生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高等学堂(即浙江大学堂所改称)旋即停办,关心文化者惜之,于是社会办省立大学之呼声甚盛。民国八九年已有办大学之提议,至十一二年动议创办杭州大学,勘定校址,聘请董事,终以经费关系,事又中止。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后,大家咸以为在文化上应有一番新建设,于极困难的环境中,经蔡先生、蒋部长等之苦心擘画,乃有第三中山大学之实现。以旧有之工专农专两校为基本,复添设文理学院,旋又改称为浙江大学,至今已三年于兹。此三年之中,不过如甫脱襁褓之婴孩;但此婴孩长育极好。就教授言,浙大已有荣幸聘得许多名教授,就学生言,亦较其他大学无逊色,此则可以自豪而自慰者。

邵校长对于浙大之创始、经费极有贡献,本人在髙等学堂时即为亲承邵校长教训之一人。其办事之谨严,注意之周切,爱护青年之恳挚,本人亲承诲迪,虽距今已_十年,而回忆旧时情景,恍如昨日。诸位同学得来此求学,亲承训导,实可庆幸。

浙大物质方面,有待于扩充者甚多;但此种种缺点,掩不了其他的长处。浙大之历史的地理和环境与众不同:浙江于经济较其他各省充裕,地理方面则风俗优美,历史上名人辈出,无论关于砥砺气节或研究学术,皆代有闻人。晚明以來,浙江学者大师对于学术之贡献尤多,往往能领袖一时,转移全国之风气,吾侪欲承继此种文化历史之光辉,责任綦重,而学者涵泳于此等环境中,于修省研究,自有为他大学所不及处,则灼然可见者也。

大学于造就专门人才外,当有研究与扩充二方面。学术研究之鹄的,就浙大论,则求是书院之“求是”两字,极为合适。大学之责在研究学术,而研究之鹄的,求是而已。以浙大之精神充实,深信必可达到此种鹄的。李石曾先生论学术思想,常说:“勿守东西旧,须求世界新。”戴季陶先生广之曰:“弗迷新与旧,但辨是和非。”盖亦求其是而已矣。余以为对于浙大有历史的意义而足以悬为学术研究之鹄的者,此“求是”两字极好。

其次,余以教育行政人员之资格,有所希望于大学者,顾大学不限于本校发展,而以余力开发社会文化,使社会与大学互受合作之益。社会以材料提供大学研究,大学以研究结果发展社会,此本人所望于大学者之第一点。

最后,先哲有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虽属陈言,而意义常新。处现社会一切未上轨道之时,学者应以力求器识宏远为第一义。大学生之地位身份上本不应有傲岸矜夸之概,而胸襟志趣却应与众人不同,要有“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气度,而后鄙吝、浅狭之念自消,则所学方能致用于社会而不为社会害。此则希望学生’方面注意,并望学校之训育当局留意焉。

以上所言,皆为本人管窥蠡测之所见。但自信所言或不致与蒋部长之意相背驰,谨代表致辞如上。敬祝大学进步!校长、教授健康!

原刊于《国立淅江大学校刊》第二十三期(1930年9月20曰)

忆林汉达师

袁鹰

汉达师是1972年7月去世的,那年他72岁。他出生于浙东穷苦贫农家,在艰辛的环境里自学成才,读完中学、大学,以劳动所得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中年以后,为革命的文化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后半生却又历经坎坷,1957年遭到错误的处理,“文革”中更受尽折磨。他的一颗丹心,始终坚贞,为国为民,矢志不渝,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以前,还撑着病躯,勉力完成周恩来总理交给他的一项审稿任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全部沦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但是,在如磐夜气中,仍有一批爱国的、进步的教授学者和作家、艺术家,留在这块荆棘丛生的土地上,在极真艰苦、充满危险的环境中,巧妙地运用各种条件,坚守文化教育岗位,保存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之江大学和东吴大学这两所教会大学的一部分教师,于1943年夏季在上海联合创办了华东大学。我有幸考入了这所大学。我的家境,读完高中已是相当拮据,哪有经济条件进大学?但是林先生主持的华东大学教育学院从一开始就打破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陈规,不讲学历,为年轻的中小学教师敞开校门。林先生采取设助学金、减免学费等办法,让一批有志进修的青年教师跨入高等学府之门。之江原设在杭州,东吴设在苏州,在上海自然没有自己的校舍,便借用别的中学教室上课,又为了照顾当教师的同学教学上课两不耽误,林先生将教育学院上课时间放在下午3时以后。这种安排,使我们从入学第一天起,就怀有感激之情。

开学第一课,林先生用他那浓重的宁波官话,向同学宣布他的教学主张:注重新颖的活教育,摒弃陈旧的死教育;注重教学相长,不搞填鸭式;教师和学生既是教和学的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他娓娓道来,如同和朋友拉家常,使我们这些初入大学的青年都感到十分新鲜。他那和蔼的神情、亲切的笑容,一下子就扫除了我们的紧张感和神秘感。林先生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使我们感到他是位思想进步、没有名教授架子、真挚待人的师长。时隔40余年,他在上海陕西北路崇德女中那间低矮的教室里上第一课的情景,仍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在高中时代的志趣,是想专攻历史或地理,同时在课余学文学,为什么结果却考进了大学的教育系呢?这固然同我素来对教师这个神圣职业怀有敬仰之情以及当时正同高中一起毕业的同学创办一所义务夜校有关,也由于林先生这位负有盛名的教授所吸引。他的那本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我在入学前虽然还没有读过,却早已听说过这本具有火药气味书名的书,并且连同他编著的几种英语课本,都已在世界书局的书架上见到过了。开学以后,这本书成为我们教育学课程的正式教本,我们得以比较系统地领受到本书作者严厉批判旧教育的战斗精神。他以旗帜鲜明的观点,精辟犀利的笔法,生动形象的语言,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种种方面,对以封建主义思想观念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做了深刻的剖析和有力的鞭挝。我们刚翻开目录,看到那些章节的题目:《镶金嵌玉的锄头》、《小和尚念经》、《强而后可》、《填鸭教育——放任主义》、《铁杵磨成针》……就感到迎面扑来一股振聋发聩的冲击力。它首先在我们这些教育系一年级学生的头脑里点燃起向旧世界挑战的火苗。

有一次,汉达师布置课外作业,要求我们每个人写一两个儿童个性发展的实例,他计划搜集50 到100 个真实的故事,编成一本《“顽童”万岁》。我们听了他的打算,觉得新奇而又开窍。看来他想用活生生的实例,证明那些蒙着“顽童”恶名的孩子,常常恰恰是富有才能和创造性、智商也很高的儿童。如果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又有正确的教育方法,他们将会成为有成就、有作为的人才。可惜这本书后来并未编成,好像是多数同学没有完成作业,或者是对林先生的意图体会不深,写得不符合要求。

林先生在课程设置上,不拘一格,敢于打破旧框框。1944年有一个学期的国文课,没有专任教师,而是指定我们读些话剧剧本。当时,有一些蛰居上海沦陷区的进步作家,写了不少剧本,支持一些剧团维持上演。林先生要大家分组阅读,定期讨论。他说,这对了解社会和人生、提高语文水平和文艺欣赏能力,都是有益处的。同学们对国文课上讨论剧本的措施,都饶有兴趣。汉达师有时也来参加讨论,他坐在我们中间,随意发言,大家读得津津有味,喜笑颜开,似乎忘却了教室外的黑暗世界。

也是这一年,林先生又为我们增加了一门汉语拉丁化新文字的课程,请齐铁痕讲授。他陪齐先生走进教室,讲了一番中国文字改革的前途和开这门课的意义(他已经用拉丁化新文字编写了一些历史故事〉。齐先生一口京片子,穿蓝布长衫,足登平底布鞋,很有点京派学者的风度。他费了好大口舌,才使我们这些“王黄不分”的江浙学生弄清“Z 、C 、S”和“Zh、Ch、Sh”的区别。他还编了口诀,以训练我们掌握普通话的准确发音,例如要大家反复念:十个四,四个十,十个十四,四个四十,十个四十四”。40 年前在大学文科课程中教拉丁化新文字,别说在沦陷区的上海,即使在大后方甚至解放区,可能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就不能不钦佩汉达师这位革命教育家和教育革命家的胆识。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拉丁化新文字是同革命的左翼文化联系在一起,很容易招致缚、继之灾以至杀身之祸的。

细细想来,受汉达师教诲3年,与其说学教育学、心理学,毋宁说更多的是从他那里接受许多民主思想和进步的政治、哲学观念,而最重要的是从汉达师身上懂得应该怎样为人师表,怎样做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正直的、坚定的、为事业锲而不舍的中国人。他举起批判的武器,锋芒所指,不只是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而是整个旧世界,是被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禁锢于百年的中国旧社会。他在向我们传授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观念时,又结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实际,赋予更造合20 世纪反独裁、反法西斯斗争的时代精神,这就更加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林先生虽是讲解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来自西方的观念,但着眼的还是我们植根其上的中国土地。有一次他讲述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口号,就曾发了一通感叹,他说,这三大口号在中国还行不通,中国还是大地主、大官僚们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有帝国主义当太上皇,号称“民国”,老百姓连基本人权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的政治权利!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人们从窒息般的低气压中解放出来。从此,汉达师就以复校后的教务长身份,首先使学校的教学同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他先后请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胡子婴、李平心等民主人士、民主教授到学校来讲演。他们讲的几乎都是同一主题:只有政治民主化,教育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只有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教育才有光明的前途;大学生不能埋头读书,要走出校门,去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

40年代中期,正是光明与黑暗大搏斗、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关键时刻。林先生同我们之江学生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广大同学一起,同许多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起,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我们在学校里见到他的时候少了. 倒常在文化界、教育界、学生、职工、妇女的许多群众集会上看到他慷慨陈词。1945 年12 月,美国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名义来“调停中国内战”,上海学生用欢迎和请愿的形式,举行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的游行示威,表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的意志。林先生积极参与这次活动,他帮助审改了学生代表递交马歇尔的英文请愿书。他高度评价那次示威游行;上海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游行了,这次运动将会唤起民众关心国事,大家起来制止内战。他要我写一份详细的报道,寄给进步的《周报》,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要我去拜访《周报》的主编柯灵先生。

同年12 月,林先生同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鏊、许广平、郑振铎等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此后,他经常出现在许多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为和平、民主呼喊。他仍然是那身旧西服,仍然是那一口浓重的宁波官话,有时要加些激昂的语调。在上海玉佛寺公祭死于昆明一二一惨案的于再烈士大会上,他说:“于再先生虽然死了,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死了,但他还活在我们心里。同学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民主的新中国必定成功!”在天瞻舞台庆祝助学运动成功的大会上,他说:“助学运动给我们的教训, 一是是非自有公论, 二是团结才有力量,三是民主必定成功,四是自由必须争取。”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上,他说:“不要寄生虫,不要磕头虫,不要软骨虫。妇女们要团结,要做老虎,要学狮子吼。法西斯残余是一定会被打倒的。”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的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他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攻,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林先生的这些演讲,通俗生动,尖锐泼辣.简短鲜明,一针见血。因此,他成为最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演讲入之一。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更是亲切地将林先生看作是自己忠诚的代言人、贴心的朋友和崇敬的导师。有几次人数较多的集会上,国民党特务混入会场,用狂叫和嘘声捣乱,但是林先生在讲台上镇静自若,正气凛然;加上会场群众怒目侧视的震慑力量,终于使那些见不得人的虫豸不敢逞凶。

1946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对汉达师的迫害加紧了,造谣说他拿共产党的津贴,替共产党宣传。学校当局也开始散布嘁嘁喳喳的流言蜚语,要将这位深孚众望的教授排挤出去。

汉达师光明磊落,面对着逆流恶浪,一笑置之。他来学校的次数更加少了,一半是由于社会活动忙,一半也由于防避特务分子的纠缠。我们在学校里见不到他,就更多地到他的住所去请教。他的家在建国中路一幢弄堂房子里,两间屋住了八九口人。中外书籍堆得到处都是,没有多少空隙。就在这点空隙处,常坐满了专程来向他求教、向他商量问题的来访者。这就是他在《漏室铭》那首诗中写到的:
屋子尽管漏,往来无白丁。
不是职员女工,就是教师学生;
不是民国耆老,就是文化先进。
我们无所不谈,谈无不尽……
“嗒”的一声,漏水滴到头顶……
住着这样的漏室,还有人瞎了眼睛,
说我被人“收买”了,当然还有“背景”……
然而进出于他这间漏室的人,却都能从这里吸取到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无穷的战斗力量,感受到贤师良友的温暖。我为此写过一篇短文《漏室里的往来者》(刊于1946 年6 月12 日《联合晚报》“生活周刊”),其中有这么几句:“在这间漏室里,没有客套,没有敷衍,没有假笑;有的是真诚,赤裸裸的热忱。有时三四个人,有时七八个人.来的人都把漏室当作自己的家。在这漏室里,连一滴雨水也是温暖的,亲切的。”不止是我,还有别的同志和朋友,都是有类似的切身感受的。

这篇短文发表以后不久,我们就不再能自由地出入于那间漏室了。1946 年6 月23 日,上海10 万人民在北火车站欢送去南京请愿的代表,林先生的讲话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我当时在之江大学的队伍中,远远望见林先生站在一辆敞篷卡车上的主席台边,挥舞手臂,大声疾呼,全场群众跟着他的话声,齐声响应,情绪激奋。那一天,车站广场上山鸣谷应的怒吼声,横穿上海繁华市区的示威游行队伍,使蒋家王朝震愕了。他们在撕下和谈假面具、大举进犯解放区的同时.加紧了对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的镇压。他们对林先生悍然下了一道通辑令,妄想置他于死地。上海马路上,出现了“打倒青年贩子林汉达”的大字标语。8 月.汉达师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热情帮助和周密保护下,离异他那间漏室,进入山东解放区。从此,我们留在上海的同学,只能从记记里追寻林先生的高言旋论了。

自汉达师离开上海以后,我每次走过建国中路他的旧盾,走过北火车站广场、天蟠舞台、劝工大楼,走过我们听过林先生讲课的陕西北路崇德女中和南京路慈淑大楼,总是情不自禁地停步凝望,似乎在嘈杂声中,仍然震响着汉达师那浓重的宁波口音,痛斥反动独裁,呼唤民主和科学;似乎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仍然有他那身着旧西装的身影,夹着那只旧公文包,深邃的眼神注视着他长期工作和战斗过的城市,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原载《慈溪文史资料》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