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恕
《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 第9-10页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之役，余与同里汪君穰卿(讳康年)，鉴于国势日衰，宜振兴实学，以图自强。拟创办崇实学堂①，各方奔走，官绅梗阻，久久不得行。直至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侯官林迪臣(讳启)，知杭州府事，查封普慈寺，充办学堂(时林公幕友高啸桐赞助之力为多，现配祀林社以志不忘)，虑杭绅或又中阻，定名为求是书院。详请抚院廖谷土(讳寿丰)，招生三十人，延请英文、算学、化学教习，分科讲授。悉仿学堂规制，抚院派林公为总办，陆勉侪(讳懋勋)为监院，余应勉侪之约，任文牍斋务。仅支夫马费十元，伙食费三元。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陆应礼部试，余代监院，并由林公嘱选派学生留学日本，当即商定陈乐书、何燮侯、钱念慈、陆仲芳四人，为各省派往游日之首倡，其时正值康有为提倡新学云云(坤按：这是仲恕记错的，陈何钱陆之出国，在戊戌十月，已属政变后二月，林公之为杭垣学界所崇拜者在此)，时康有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与军机章京上行走杨锐、刘光弟、林旭、谭嗣同参预新政。迭奉上谕，催各省于各府县开办学堂，期限綦严，抚院遂以求是书院为筹设学堂总汇之所，余应付几穷。一面收买院后空地，建设讲堂斋舍，添招肄业生六十人，以原有之三十人为内院生，新招生为外院生(内院生伙食纸张由院支付，外院生酌收膳费)。甫于秋间开学，突遇政变，太后训政，又奉旨，各省学堂已办者，即行收缩，未办者即行停办。外院工程及一切设备之费，因急促先行挪借，林公以无法拨款为虑(林公兼防军局提调，原商定由防军局拨款)。适学使唐春卿来堂参观，颇为奖许，林公遂告以余垫款兴学，抚院因奉渝旨，碍难饬拨，苦无从另筹。唐使允向抚院商洽。越日，抚院嘱拟一奏，拨防军局款，归入奏销稿，但须自圆其说，不违背谕旨，余(时年二十四岁)即执一稿，前叙历次催办各府县学堂，并扩充省城学堂之谕旨，拟就求是书院先行扩充，招生二百名，正出示招考，复奉已办学堂即行收缩谕旨，现拟减收为六十名，暂行开课，未兴工程，即行停止。已建设讲堂及教员学生宿舍各项设备，已支用六千余元，即饬司由防军局支给，归入动用正项，并案奏销，所有遵奉先后谕旨，扩充省城学堂及现收缩情形，理台奉明，廖抚院即行具奏。是年陆勉侪通籍回里，抚院聘为总理，林公仍为总办，派余为监院，其时外院生蒋百里(方震)，有吊唐才常诗，陆总理虑株连，贻累全院，力主开除，余请于林总办，派百里赴日本留学。百里习军事学，自此求是生陆续游日者，大都由成城、招武(皆学校名)入士官学校。辛亥浙省光复，周赤忱(即承菼)首发其难，任总司令，亦求是外院生也。光绪二十七年(庚子)秋，陆总理入京供职，抚院任筱元(讳道镕)改求是书院为浙江大学堂，聘劳玉初(讳乃宣，时为吏部文选司主事)为总理，派余(时年二十六岁)与候补知府萧姓为监督，劳总理草拟章程就商，余对以浙省无中学毕业生，大学堂即无生可招，应先定名浙江大学预备科，俟预科及各府中学有毕业生，再议办大学，劳总理仍主原议，余即辞去，并请裁去监督，以免迭床架屋，事权不一，抚院遂裁去监督(萧知府改为提调)。明年预定派许季弗、沈启芳、钱均夫、周赤忱、寿拜唐、韩治士、厉绥之、施雨若、陈拜言等赴日本，分习专门，交劳总理呈抚院给资。劳总理以病辞，抚院聘陶拙存(讳葆廉，终其任薪水悉充学生添莱)为总理，改大学堂为高等学堂。陶辞去，由陆勉侪接事。旋以改官，推荐吴雷川(讳震春)续其任。

①编者注：据《汪穰卿遗书》年谱第5页记载：“先生是年(1895)尚在湖北，以故乡尚无讲求实学之校舍，会闻某僧寺以事没入官，乃冒暑回杭，亲谒各绅，议改某寺为学堂，命名崇实，草拟章程，事为某某二绅所尼，不果行。然先生不为所阻，仍时时游说于官绅间。其后巡抚廖谷士中丞(寿丰)、杭州府林迪臣太守(启)韪其议，二十三年丁酉遂有求是书院之设，延聘英文、算术、格致诸名流为教习。杭州有讲求实学之所，盖自此始。时当局之意，欲以管理之事相属，先生力辞不就，荐某君以自代，其功成不居如此。是院设立未久，二十七年更名求是大学堂，后又改为浙江高等学堂，数年之间，人材之出于此中者，颇不少。及民国成立，部令废除省立高等学校，此校遂裁去，校舍亦改为官署，人咸惜之。

辛亥革命前期蔡元培与求是书院事迹述略
钱斌1 宋培基2
(1.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2.绍兴文理学院法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摘要:通过考察辛亥革命前期(1899-1906)蔡元培与求是书院鲜为人知的事迹，包括蔡元培广交求是师生，艰辛探索中国教育向近代转型之路;奔走求是“罪辫文案”，声援求是学生风潮;呼应求是留日师生革命运动，共同走向辛亥革命等，不仅为补遗蔡元培生平传记，也为“浙江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一说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佐证。

光绪廿三年(1897)，浙江维新派代表人士林启在杭州创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百日维新失败不久，蔡元培旋即“携眷出都”回到绍兴，先后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校长)、二戴书院、剡山书院、翊志书院院长等职，并多次到杭州求是书院活动。本文叙述的是辛亥革命前期(1897-1906)，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师生的交往经历①，并试图阐发其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日后参加辛亥革命的影响。

一、学习借鉴求是书院办学经验，革新绍郡中西学堂
蔡元培日记中最早记载求是书院是光绪廿三年七月五日:“阅邸抄廖中丞折:已于杭州普慈寺后设一求是书院，以一西人为总教习，华人二副之，一授算学，一授西文。”[1]卷15,136求是书院创办的奏摺、章程等办学文件中都指明，它的教育体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学制、师资等都有别于旧式书院。林启学习西方、革新除旧，除国文外，开设的数学、物理、化学、史地、英语、日语、博物、音乐等课程与近代科学文化关联，为学生“务求实学”打基础。蔡元培较早表示出了对求是书院这所新式高等学堂办学旨趣的认同。
光绪廿六年三月林启去世后，求是书院偏离了林启的办学轨迹。次年六月，蔡元培在《浙江兴办学堂节略》中写道:“省城旧有求是书院，专录已通中文之学生，不问举、贡、生、监及年纪大小，皆著录，授普通西学，略如高等。其后以旧设者为内院，而增收蒙生为外院。”在蔡元培看来，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类似西方的大学;求是书院内院仅“略如高等”，外院则与中学相当。他认为求是书院“后又留外院，而撤内院，渐失初意”，希望其能“厘订章程，改复高等之旧”[1]卷1,322，建成一所名副其实的近代高等学校。
为此，蔡元培十分关注求是书院的办学状况。调查中他发现学堂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光绪二十四年分奏定之案所定五万串省城学堂经费，每年实际“仅拨一万三千七百六十串”，且有三分之二款用于它处。 “求是书院不敷三千六百串”。蔡元培呼吁，挪用经费应“悉数拨还，专为学堂经费，以符二十四年分奏定之案”[1]卷1，323。
据蔡元培日记统计，自光绪廿五年三月至廿八年一月，二年零十个月中，蔡元培到杭州达18次，最多一次停留53天，少则2天，累计达190天之多。蔡元培回到绍兴担任学堂总理(校长)后，廿五年三月下旬首次考察了求是书院。蔡日记中详细记载:“冒雨至求是书院，晤胡教习浚康”，胡为蔡“导观化学房及藏书室”[1]卷15,218，蔡元培对他们从美国购进的八星仪及三百倍的显微镜赞叹不已。
从求是书院考察学习回来后，蔡元培革新绍郡中西学堂，其办学实践更是对求是书院近代教育模式认同的生动反映。
外语教学中，除英语、法语之外，又增设日文课程。据蔡日记记载，四月廿四日，蔡元培写信给杭州的邵章(1872-1953，字伯絅)，“拟聘东文教习。”五月五日，收到邵章寄来的“蚕学馆聘日本教习合同草”。不久蔡元培又到杭州，亲自与邵章介绍的日本人中川外雄面谈，六月廿七日，中川外雄到绍郡中西学堂上任。蔡还身体力行学习日文，带领杜亚泉、庄莼渔、李锡身(后就读于求是书院)等十余位师生随中川外雄学日文。八月三日，开始翻译“和文《生理学》”[1]220-230。
课程体系中，增设体操、博物、算学、物理、化学等。为加强自然科学教学，蔡元培想方设法购得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据蔡日记记载，五月到九月，收到徐显敃从上海寄来“日本教育社卖物目一册”;托去上海的徐树兰“函买日本教育社物理、化学、助力诸器械及化学药品，庶物、动物、植物诸标本”;“得杏仙书，寄《英文法程》《化学辨质》等”新学书;请张元济“抄严侯官杂著及购公学所编书”[1]卷15，223-235。经不断积累，中西学堂终于成为当时浙江省藏书最丰、教学仪器设备最好的一所新式中等学堂。
编纂教材，因材施教。光绪二十三年十月，蔡元培亲订《绍兴府学堂学友约》五条，征集志同道合者编辑教科书，由于增设新学科目多，教材编写紧迫，蔡在其中有奖励规定:“学友有志学算及外国语者，可住学堂，不必出膳金，唯须为学堂编教科书，或任检束学生之责”;并且“学友有不住学堂而自愿编教科书者，书成，经诸学友评议。足为善本，则由学堂酌赠经费，且为付刻，仍署编者名。”[1]卷1，247-248
蔡元培在中西学堂对学生“因材施教”，学生可自由选课。他把学生按年龄和国学程度分为三斋，蒙学为一斋，词学为二斋，理学为三斋，大致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和高中一年级。据此，学生在上算学和理学课时可根据自己的程度到不同的年级听课，不受斋班的限制，故有的学生国文课在三斋，而算学课在一斋。有的算学在三斋而国文在一斋。
求是书院授国文不以教师课堂讲解为主，注重学生自学，有疑问教师解答。学生必须每日作札记，每晚呈缴，教师批改。蔡元培十分推崇并亲自实践这种深受学生欢迎的方法。蔡元培在绍郡中西学堂的学生蒋梦麟，光绪廿九年(1903)就读浙江高等学堂后就亲身感受到“求是书院和绍兴的中西学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67。
蔡元培在这年写的《绍兴推广学堂议》中，还提出向近代教育转型中的六大问题:即“宗旨不一也，阶级不差也，师范不同也，课本不编也，公费不筹也，学友不联也。”[2]252蔡元培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如要向近代教育转型，求是书院是方向，而且，更可贵的是他试图通过绍兴的教育实践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实现中国教育由封建向近代转型。

二、广交求是师生，探索发展近代教育之路
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创办人及总理、监院中的林启、高凤岐、高梦旦、陆懋勋、陈汉第、陶葆廉、项藻馨等都有交往。光绪廿五年五月十六日蔡元培日记记载:“访刘中丞、恽方伯、林太守及伍兰荪、朱晓楠两太守。”[1]224这是蔡元培拜访求是书院创办人林启(1839—1900)的最早文字记载。
在与蔡元培交往的求是书院历任总经理中，项兰生(1853—1957)与蔡关系最为密切，蔡日记中15处提及此人。廿七年六月十九日，蔡在日记中写道:“因姚稷臣前辈在苏州劝任筱园中丞往任后广兴学堂，函询情形于穰卿，穰卿以问兰生，兰生又以属我也”[1]卷15，349。蔡此年六月写就《浙江兴办学堂节略》一文，就是应汪康年托项兰生，项又嘱托蔡，为即将上任的巡抚任道熔(筱园，1822-1906)在浙江兴学而写的。该文集中论述了转型时期浙江乡、县、府、省四级办学的相互关系及经费来源，同时指出还有些书院“专课举业，无裨实用”，应“一概改订课程”，与近代教育接轨。
蔡元培与为创办求是书院立下汗马功劳的高凤岐、高梦旦兄弟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光绪廿二年，高凤岐(1858-1909)与林启一见如故，入林幕府，主要负责操办求是书院。廿七年，蔡研究了国内外从小学到大学以及与师范教育相辅的教育制度及学校课程，写成《学堂教科论》一书。同年十月他致高凤岐函:“闻近日创办学校，厘定章程，弦歌之化，行见师表百城。奉上拙著《教科论》三册，敬乞匡正，并分贻雨亭同年及令弟梦聃先生正之。”[1]卷10，35高梦旦(1870-1936)与高凤岐同入林启杭州知府幕，襄助创办求是书院。劳乃宣任浙江大学堂监督时，被聘为总教习。廿八年大学堂选派学生赴日留学，由高率领。高梦旦在日一年多，考察了日本教育，认为教育的根本在小学，想要编辑小学教科书。廿九年春，商务印书馆依蔡元培之计划，编辑小学教科书。三十至三十一年，高梦旦与蔡元培、张元济合编《最新修身教科书》，成为中国教育转型时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新式教科书。
蔡元培教育改革态度较为激进，不满浙江刚起步的新教育模式。他多次与浙江政界和教育界人士讨论，要在浙江导入以师范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并主张将求是书院等也纳入其中。求是书院的教员项兰生、袁毓麟、孙冀中等也参与其中②，蔡在杭为办师范学堂奔走。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其曰杭垣各学堂粗有规模，岂不以省城已有求是、养正两学堂为已足乎?然学堂办法，宜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是故各府州县城宜设小学堂、中学堂，省城则高等学堂，京师则大学堂。今杭垣学堂，如养正、如求是之撤内院而留外院，皆是小学堂课程。方宜增设高等学堂，而况师范一门为各学堂根本者乎。”[3]2947当时蔡元培乡试同年陆懋勋(1869-?)任求是书院监院，因蔡元培等人“呈请办师范学堂二牍，有‘求是书院有 无成效道路皆知’语大愤”，对蔡的教育改革方案提出质疑。虽意见相左，蔡元培得悉后，还是与其坦诚“畅言”[1]卷15，346自己的态度。
据记载，蔡元培与求是书院教员孙冀中、袁毓麟、来裕恂、朱三(彝叔)朱四(世效，字则季)兄弟、陶靖夫、沈瓞民、戴克敦等多有交往，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宋恕(1862-1910)的交往。从光绪廿七年五月廿一日，蔡元培到杭州拜访宋恕，至廿八年正月初三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俩人见面有记载的就有16次。蔡在日记中评价宋恕“月旦人物，推论事理，不愧明通”[1]卷15，347。《六斋卑议》为宋恕主张变法维新的代表作，蔡说“《六斋卑议》，新会罪言。知行合一，责在时贤”[1]卷1，295。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对宋恕学术著述作了较全面的介绍，称“与康、谭同时有平阳宋恕，钱唐夏曾佑两人，都有哲学家的资格”。认为其“要在儒学里面做‘文艺复兴’的运动”[1]卷5，123-124，在旧学学脉中发掘反专制思想，开启传统文化现代更新的路向。宋恕也极力推荐:“山阴蔡民友编修少受知于李莼客侍御，以力持清议，几无容身之地。先生素未往来，慨然独荐之于大吏，请延为学务议绅，闻者惊之!”[5]上册，477他认为蔡“学识博通，志行坚苦”[5]上册，400。他在廿七年七月朔日《致孙季穆书》中评价汇聚于省城的人才时说，“本省外府人以蔡太史元培为最”[5]下册，710。学者杨际开后来说，宋恕的思想对蔡元培人格形成打下了深深烙印，“驱使他走上了冲决网罗的不归路”[4]51。
许寿裳《宋师平子先生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写道，宋恕是廿七年的夏天至秋末，到求是书院任国文总教习的。宋恕到后，力推启发式教学，校风焕然一新。宋恕在“罪辫文案”后已萌生去意，蔡元培事先也是知道的。③
至于许寿裳(1883-1948)则是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学生的交往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许寿裳光绪廿三年曾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廿五年转入求是书院。廿七年上半年，与宋恕接触不久，蔡就结识了年仅19岁的同乡许寿裳。廿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元旦)，蔡元培在杭州和黄仲玉结婚，许寿裳与宋恕、孙冀中、朱世效等求是师生也“躬逢其盛”[6]392④。许因成绩优异，在廿八年八月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补习日文，后转入东京高师读书，与鲁迅同学。许寿裳和求是同学韩强士到东京的第一天，就率先剪掉辫子。受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影响，许寿裳在日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接编《浙江潮》，与鲁迅筹创《新生》杂志。许寿裳在求是书院与蔡元培交往时，常会带同学一起前往。如，廿七年六月二日，“许季茀与其同班学生五人来(二李)。考庵及施〔史〕师谭(滦阳人)来”[1]卷15，345；通过许寿裳，蔡元培与求是书院的史师谭、李斐然、周赤城、厉家福、吴璧华、季梦桢、张子寿(受)等人相识并交往。⑤求是书院的这段经历，对蔡、许两人后半生的情谊产生了重大影响。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即召许寿裳至南京，任教育部部员。教育部迁至北京后，蔡元培又任命许寿裳为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期间，许寿裳受蔡元培的委托起草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许寿裳在赠蔡元培的祝寿诗中自述:“松乔侍笔计三遭”[7]下卷，635。蔡逝世后，许寿裳在悼念文章中也回忆了追随蔡元培左右，三次共事的经历:第一次在教育部，由南京而北京。第二次民国六年在北京大学。第三次，民国十六至二十三年，在大学院、中央研究院。

三、奔走“罪辫文案”，声援求是师生反清
据杭州钱家治在《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案始末记》中回忆，光绪廿六年秋，求是书院中一些师生对清政府的统治不满，“论及时事，孰不愤慨”，“遂有倡议组织励志社者”[8]58-60。光绪廿七年夏，求是书院发生了“罪辫文案”。当事者为励志社中的史师谭、李斐然(炳章)、孙冀中。当时由二班班长史师谭负责三、四班学生的月课，他请四班国文教员孙翼中出题。孙出一题为《罪辫文》，李斐然作文被评为第一。因孙翼中已有民族革命思想，在评阅学生作文时孙翼中把“满清”改成了“贼清”⑥。试卷全部评完后，在学生中相互传看。随后有人向巡抚告密，说孙翼中煽动反满、蔑视朝廷。浙江巡抚下令追查此事。
时值求是书院总理陆懋勋已辞职赴京赶考，新总理劳乃宣尚未到任，书院的事务由监院陈汉第主持。陈得知此事，先为史师谭筹募学费，送其到上海，再赴日留学，以避灾祸。同时，立即致函浙江巡抚，为孙翼中等人辩护。由于缺少证据，加之各方名士活动，巡抚任筱园轻责了事。孙冀中悄然离开杭州，到绍兴东湖通艺学堂执教。袁毓麟也因此辞职。⑦这就是当时轰动杭州的“罪辫文案”。
求是书院学生中史师谭(1885-1962)与蔡元培接触最多。在光绪廿七年下半年蔡元培日记中提到史师谭与史寿白两个姓名，注释也是当成两个人物解释。⑧其实为同一人，即史久庚，字师谭，又字寿伯(白)、寿松，号皋斋。经“罪辫文案”后改名为史久光。江苏溧阳人。父亲史悠福为清朝名宦，有政声。史师谭在求是书院因成绩与能力出色，任班长。深得宋恕赏识。
据蔡元培日记记载，光绪廿七年“罪辫文案”发生期间，蔡元培自五月廿日从上海回杭，六月二日起住在求是书院附近的三忠祠，至七月十二日(7月5日-8月25日，正好是暑假)返沪。在“罪辫文案”发生后，求是书院主持工作的陈汉弟和主事者孙冀中在七月三至六日(8月16-19日)，连续四天在杭州与蔡元培见面(后三日还有袁毓麟)。八月二、三日(9月14、15日)、二十二日(10月4日)，蔡在上海先后收到孙冀中三封来信。具体事由日记没有记载，但从后续发生的事情推断其往来应与“罪辫文案”有关。
这以后，蔡元培又两次到杭州，广泛接触与“罪辫文案”相关人物，上至巡抚任道熔，下到求是书院师生。第一次是九月初四(10月21日)，蔡元培从上海到拱宸桥，第二天进城，去看望陈汉第、宋恕、邵章、陈叔通、陈介石、魏聪叔等人，这批人正好也来到求是书院，大家进行了一番“畅谈”。在这种时刻，谈话的内容必定与“罪辫文案”有关。第三天，又去拜见了不少杭州重要人物，“谒任巡抚、费运司⑨及书局提调萧某、史仲华，惟晤巡抚”。任巡抚为任道熔，即前文提及任筱园中丞，是处理“罪辫文案”的重要人物。同一天，求是书院的宋恕、陈汉弟来拜访蔡元培，又有学生“许季茀、史寿白、李口口(笔者注，应为李斐然)来”。第四天，蔡元培因邵章的岳母之丧，“邀题主，见贻饌一席，邀求是、养正诸教习共食之”[1]卷15，350-361。蔡元培在杭州住了七天后回绍兴。第二次是九月十三日(10月30日)从绍兴到杭州停留了三天，会晤方雨亭、宋恕等人。蔡元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化解“罪辫文案”而努力。
事后，孙冀中到绍兴东湖通艺学堂教书，可推断是蔡元培联系的。蔡与陶浚宣(字文冲，号心云，1846-1912)的关系很好，就在六月初四，蔡元培刚为陶拟定好《绍兴东湖二级学堂章程》。九月十二日(10月29)蔡元培回绍兴的第二天就去看望陶浚宣，应是为孙冀中到通艺学堂任教作联系。史师谭经上海赴日留学，也与蔡元培有关。此时蔡在上海南洋公学执教，十月十四日(11月29日)，史师谭刚到上海，晚上蔡就在万年春为其洗尘，作陪的有林琴南、杜亚泉、翁震伯(翁之麟，字振伯，翁同和侄孙，史师谭早年同学)等人。十五日大清早，蔡又到长发客栈，看望史师谭，并与求是书院学生张子受(寿)会晤。二十九日((12月14)，蔡元培得求是书院学生“许季茀、季梦桢、张子寿书，问史寿白行期”[1]卷15，361-368。许寿裳等人向蔡元培探问史师谭赴日日程，当与蔡参与安排史去日本留学相关。⑩1945年，61岁的史师谭曾回忆:“余因私课 同学罪辫文一案逃亡海外，先至上海，寓蒋自由先生家。同时藿青先生、林畏庐先生也在上海。以余逃亡，爱护尤切!”[9]14文中“蒋自由”即为蒋智由，“藿青”则为蔡元培，“林畏庐”即林琴南。
光绪廿八年六月下旬，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时，利用暑假赴日本考察。此行与高梦旦同船，“到东京后，亦同寓一旅馆”[1]卷17，445。廿七年十月劳乃宣上任，把求是书院改为浙江求是大学堂，聘高梦旦为总教习。廿八年学堂选送学生赴日本，高梦旦任留学监督，率领学生东渡。蔡元培选择与高梦旦同行，既可与求是书院师生同行，又能看望求是在日留学师生，并亲身感受史师谭、李斐然、蒋百器、蒋百里等求是书院留日学生的高涨革命情绪。蔡元培在《自述年谱》记述:“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1]卷17。蔡元培所指的“浙江二蒋”，即为“求是二蒋”。
在日期间，由于发生吴稚晖⑪被日警押解出境之事，蔡元培提前回国。三个月后，蔡元培因支持学生正当要求而遭校方拒绝，与学生一起离开了南洋公学，创办了爱国学社，在学界名声大振。光绪廿九年三月，浙江大学堂发生退学风潮，退学的学生自建“新民塾”，事发后马上发电报给蔡元培，请求蔡和吴稚晖前往杭州，给予指导和帮助。蔡因中国教育会会务、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校务缠身，无法离沪，不得不辞谢”[10]261。在三月二十二日(4月19日)，《苏报》“论说栏”，蔡元培等人特发《敬告浙江同志》一文，蔡元培对浙江大学堂退学者自建“新民塾”一事深表赞同，呼吁社会各界在经费、教科、保护学生三方面给以帮助。不久，退学生组织的励志学社在经济上发生困难，向中国教育会发电求援，中国教育会与罗迦陵女士婉商，其“遂以五百元付教育会资助”[11]435。这批退学生中后来也有不少人去日本留学。事实上，“罪辫文案”情结在延续，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师生的交往也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四、呼应求是留日师生革命风潮，走向辛亥革命
邵裴子谈求是书院办学历史时曾说道，求是书院“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求是书院成立不过三年，而校内革命思想已属蓬勃而且几乎普遍，且后来直接参加革命者，亦颇有其人，成为本省及全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之一部分”[12]255。求是书院革命传统是与其留日师生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求是书院赴日留学的师生，据不完全统计有:
廿四年，何燏时(燮侯)、陈榥(乐书)、陆世芬(中芳)、钱承志(念慈);
廿七年，蒋尊簋(百器)、蒋方震(百里)、王嘉榘(嘉袆、维忱、伟人)、李辰身、史师谭、施调梅(承志)、陈 独秀等;
廿八年，李斐然、韩永康、许寿裳、钱家治(均夫)、周承菼、寿昌田、励家福、陈其善(拜言)、施霖(雨若)、 沈启芳(祚延)、李祖虞(梦驺)、俞大纯、陈威(公猛)、陈仪(公侠)、袁毓麟、孙冀中等;
廿九年，戴克敦、来裕恂、沈瓞民等。
三十年:袁毓麟、陈汉第、张任天等。
宋恕、高梦旦等也曾去过日本游学，有的甚至到日本留学两次。求是书院的留日师生在日本的主要活动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组织政治团体。“罪辫文案”发后，求是书院出现了留日的高潮，与案有关的史师谭、李斐然、许寿裳、钱家治、袁毓麟、孙冀中等先后去日本。原求是书院“励志社”的成员大多在东京，继续开展爱国活动，并与光绪廿六年在日成立的“励志会”⑫融合一起。光绪二十八年冬，“励志会”中的激进分子又从中分化出来，蒋方震、王嘉榘、陈独秀与叶澜、董鸿祎等20余人在东京发起成立青年会，是为日本留学界中最早 的政治团体。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效法“少年意大利”，隐含“少年中国之意”[13]102。
光绪二十九年春，青年会闻俄国进兵东三省，发起成立义勇军。四月初六，改名为学生军。后学生军又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求是书院的留日学生俞大纯、王嘉榘、韩强士、许寿裳、李斐然等先后加入学生 军、军国民教育会，⑬许寿裳被选为书记员。为军国民教育会捐款的求是书院留日师生有:孙翼中、沈芑舫(沈启芳)、俞大纯、高梦旦、陆世芬、许寿裳、陈威(公猛)、陈仪、陈其善、施霖、韩永康、寿拜庚、吴璧华、励家福、钱家治、周承菼、李炳章等。⑭
清政府密切监视留日学生活动。蔡钧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说，“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200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清廷还密谕各地方督抚，对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11]242。学生军成立后的第四天，清驻日留学生监督汪大燮就责令他们停止活动;次日，蔡钧又请日本政府出面“勒令解散义勇队，制止留学生练习兵操”[13]107。于是，神田警察出面干涉并强令解散义勇军。
东京与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有着重要意义，推动了此后革命团体的组建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章说:“自军国民教育会创立后，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14]333同盟会领导人之一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写道:“湖南之华兴会、安徽之武毅会，浙江之光复会，皆由是而出。”[15]436。同盟会元老李自重也认为，军国民教育会“为同盟会之成立，奠定思想及组织上之牢固基础。”[16]209
其次，宣传民主思想。以求是书院蒋方震、蒋百器为首的浙籍留日学生创办了《浙江潮》，以宣传新思想为主旨，编辑发行者不仅有蔡元培的好友、中国教育会会员蒋智由，还有求是书院的许寿裳、孙冀中、王嘉榘等人，主要撰稿人除上述编辑兼发行者外，还有求是书院的陈榥、陈威、何燏时、项藻馨、袁毓麟等。其编辑所名义上设在东京神田区留学生会馆，实际上是设在东京牛込区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榎木町王嘉榘的寓所。
蒋方震担任《浙江潮》的第一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慨然写道:“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 潮》……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17]1。他和蒋百器 都为该刊写过许多文章，论说栏和军事栏的一些专文，多出于二蒋尤其是蒋百里之手。他的文笔生动，感瑏瑥 情丰富，论断明快，使《浙江潮》发刊之后很快风行国内外，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刊物。⑮
还需提及，办《浙江潮》相当部分人在国内还是《杭州白话报》创刊人、撰稿人及忠实读者。求是书院的项兰生是《杭州白话报》创办人，孙翼中、袁毓麟等为主笔。蔡元培也为该报做了不少工作。⑯《杭州白话报》报道国内外新闻，鼓吹改革旧风俗，宣传革命思想。《浙江潮》在国内的总代理发行点也设在该报馆内。
再次，翻译外国书籍。光绪廿六年，我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译书汇编社，求是书院的留日学生陆世芬、钱承志等人加入该社。年底开始出版《译书汇编》期刊，连载翻译的大学教材，如《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近时外交史》等。《译书汇编》刚问世，廿七年二月蔡元培“于养正定《译书汇编》一年，已付银元一圆”[1]卷15，327。以后，陆世芬等人又成立了教科书译辑社，专译中学教科书，如《初等几何学》《平面三角学》《中学化学教科书》《中等植物学》等，钱承志、陈榥、何燏时等都参加了教材的编译工作。蔡元培这时也先 后从日文翻译了《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拿破仑传》《教授法原理》等。⑰
第四，走向辛亥革命。求是书院先后赴日的留学生大都入成城、振武两士官学校。辛亥革命中史师谭 任江北提督参谋长，提兵进攻南京，浙江克复时的总司令周赤忱和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萍乡战役的王嘉榘，都是求是留日的学生，并与蔡元培有交往。
求是书院留日师生的革命活动与蔡元培在上海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光绪廿九年，以留日学生爱国活动和国内学界风潮作为开端，迎来了规模巨大的拒俄运动。蔡元培组织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与之相互声援。
光绪廿八年春，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前已提及蔡元培与高梦旦在这年暑假一起到日本。七月上旬，蔡元培经历了吴稚晖和中国留日学生为入成城学校，与清 驻日公使蔡钧及日方发生冲突事件后，在求是书院师生高梦旦、陆世芬等帮助下，伴吴回国。当即由“中国 教育会拟函劝留学者回国，而于上海设一学校以等之”[18]199，此举虽未成功，但在南洋公学退学事件后，蔡 元培便顺势创办了爱国学社。不久中国教育会发起“协助东亚游学会”，拟专派会员亲赴东京，商定将来中国人愿入成城学校者，可直接由该会保送。拒俄运动中，中国教育会与留日学界关系密切，建立了统一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⑱
学者桑兵详细阐述了中国教育会与留日学生的关系:中国教育会在东京设有通讯员，该会的言行对留日学界具有重要影响，有些人已成为留学界的革命骨干。中国教育会在中日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加强了国内外两个革命基地的联系，使革命风潮汇成一体。留日学生归国，多以中国教育会为落脚点、中转站或联络处”[18]208-209。
光绪廿九年四、五月间，上海地区的拒俄运动中，蔡元培是领导者之一。四月初四日，爱国人士在张园安恺第召开第二次集会，到场近1200余人。“爱国、育才诸学社学生戎服齐队而来，务本、爱国诸女校学生 亦皆入座”。大会首先由蔡元培登台演说，会议中间忽然接到东京留学生的“飞电”，说“俄祸日急，已电北 洋主战，留学生编义勇队赴敌，请协力”。电文由蔡元培宣读。一时会场群情激昂，1200余名与会者立即步出会场，列队向东鞠躬，表示对他们的敬意。《苏报》评论，其“严整之气象，盖我国所仅见也”。《字林西报》撰文说:“夫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始。尚愿具此心者好自为之，以成真国民”[19]67-68。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爱国学社师生为响应留日学生的拒俄行动，随之亦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以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为首的爱国学社共96人都加入拒俄义勇队。分为8小队，由林懿均、章士钊等教练，在校内早晚练习兵式体操，制作统一的操服。蔡元培还剪掉头发，穿上操衣，和学生一起参加军事训练。
在东京留学生的一些活跃分子当中，不少人原是求是书院的激进分子，⑲他们到日本后仍然与上海蔡元培的中国教育会等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五，东京成立军国民教育会。蔡元培与张继等组织的的拒俄义勇军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日本一部分会员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身份回国从事革命鼓动，并组织“暗杀团”，蔡元培在上海加入暗杀团后，在寓居上海的各地革命者中得到了发展， 参加者有章士钊、陈独秀、刘师培、赵声等。军国民教育会领导人之一苏鹏回忆说，“为秘密结社，欲效俄虚无党所为，实行暗杀。名曰‘军国民教育会’”。并“设支部于上海，由蔡孑民、吴稚晖、章行严、刘申叔、赵百先、吴樾、徐锡麟、于右任等主之，以爱国女校为机关”[19]316。龚宝铨、陶成章等人也回国积极活动，组织“暗杀团”，光复会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和东南革命力量汇合的产物。陶成章在说到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一事后说:“各省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亦多归居于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组织有暗杀团，规则极为严密，为上海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所觇和(“和”为“知”笔误，笔者注)，求入其会，于是改名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军国民教育会之名词，遂销去无踪矣。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19]334俞子夷也回忆说，他在爱国女学任教时，参加了制造炸药的小组，不久，蔡师即嘱他“起草一种章程，会名定‘光复’，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6]80。
求是书院留日师生许寿裳、蒋百器、蒋百里、王嘉榘、俞大纯、陈榥、陈其善、施霖、韩强士、寿昌田、钱家治、周承菼、沈瓞民、陈威、陈仪、张任天、孙冀中、项藻馨、袁毓麟、来裕恂等先后参加了光复会，王嘉榘为光复会东京分部的负责人。⑳据沈瓞民在《记光复会二三事》中回忆:“光复会的酝酿，密商，策划，组织，实肇始于日本东京。”[20]131-132光绪廿九年十月，在东京的浙学会会员，聚集在王嘉榘的寓所密商，求是书院的师生有沈瓞民、王嘉榘、蒋尊簋、许寿裳等参加。而蔡元培在光绪三十年(1904)当选为光复会会长，当与这批求是留日学生对蔡的推崇是分不开的。
以上所述，不仅仅是为浙江大学早年校史和蔡元培传记的编纂提供一些新的史料。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革命风潮此起彼伏，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历史人物，这固然与浙江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有关，但我们叙述蔡元培与求是书院的这一段难忘记忆，一方面为追根溯源，而更多的是想引起对“浙江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这一观点做出新的历史思考。

注释:
① 蔡元培日记、书信、文集中记载早年与求是书院师生交往的有:林启(迪臣)、项藻馨(兰生)、陈汉第(仲恕)、陆懋勋(勉侪，蔡日记、书信中均记其为勉斋)、高凤岐(啸桐、心桐)、高凤谦(梦旦、梦聃)、宋恕(燕生、平子)、孙冀中(耦耕、偶根、偶庚、江东)、袁毓麟(文薮、文棷、文漱)、胡浚康(可庄)、朱三(彝叔)、朱四(世效、则季)、陶靖夫(景唐、清甫)、沈瓞民(祖绵，字迪民)、戴克敦(懋斋)、韩静宜(澄、涵)、寿昌田(拜耕，日记中记作拜庚、拜唐)、陈威(绍唐，景卿、公猛，陈仪之兄)、许寿裳(季茀、季黻、季巿)、李辰身(少垣)、李锡身(雪荪)、俞大纯(慎修、省羞)、史师谭(久庚、久光)、厉家福(绥之)、吴璧华(钟镕)、季梦桢、张子寿(受)、李斐然(炳章)、周承菼(赤忱、赤城)，韩强士(永康)、张德骧(荀卿)，共30余人。来新夏著《冷眼热心来新夏随笔》，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69页记载其祖父来裕恂、胡建雄主编《浙大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记载张任天，这两位求是书院师生由蔡元培1904年介绍加入光复会的。
②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日记记载:“得文棷、藕根书，言浙抚欲改学海堂为师范学堂。”“文棷、藕根”即袁毓麟、孙冀中。见《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355页。
③ 张德骧，浙江余姚人，蔡元培任绍郡中西学堂时的师范高材生，后入求是书院。在张德骧致宋恕的函中提到，“今接雨若、季黻两兄来书云:‘新总理到院，大失诸君之望，且有不得意之语。’上海鹤卿先生来函亦云:‘求是袁、孙二公皆辞去，宋公或明年惮嫌，亦未可知云’。”“袁、孙、宋公”，即指袁毓麟、孙冀中、宋恕。见胡珠生编《温州文献丛书:东瓯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④ 关于蔡元培的在杭州的婚礼，《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371页也有记载。
⑤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日记:“吴璧华(温州人)、厉家福，亦求是书院学生也。”廿八年正月五日，“吴璧华、周赤城来。”
⑥ 说为史师谭所改。见《陶成章集》，第328页。
⑦ 袁毓麟的《文薮自撰年谱》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秋间，“陈仲恕邀余为求是书院教习，余班中学生共二十余人。是时余治公羊学并泛览明季遗老各书，近则受《訄书》《新民丛报》影响，故种族之见甚深，而学生之潜移默化者亦居泰半，其他教习如孙翼中、汪曼锋同此见解施教，致杭城旗营人士侧目相视。学生史久光纠合同学设立桐阴书屋作校外课文，一次由教习孙翼中命题为罪辫文，史久光课文为旗营学生窃去告发，洶洶大狱将起，余连夜为史筹盘费及铺盖等，促逃沪转日本。余亦相继辞职。《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年版，第551-552页。
⑧ 见《蔡元培全集》(第15卷)，同一章节中的第381页第75注释与第384页第129注释。
⑨ 原著笔误，应为黄运司，即黄祖络，光绪二十四年任两浙盐运使，二十八年十月兼代布政使。
⑩ 在此之前，廿七年七月十七日，蔡日记中有“看惺斋(惺斋即智由)，为李少垣乞致书日本游学生，少垣拟往日本学堂R案内也。惺斋示其子伯器函”。李辰身号少垣，浙江余姚人，原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的高材生，后入求是书院，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说明蔡元培此时对求是书院的留日学生情况已有所了解。
⑪ 光绪廿七年六月廿五日，蔡元培日记记载:“史师谭许借得无锡吴稚晖(朓)《东游日记》，誊一通。此君心思甚周密，可喜也。”蔡通过史师谭与吴稚晖开始神交，九月十二日，又“阅胡〔吴〕稚晖所记《日本幼稚园概略》”，十月廿六日，张元济邀饮蔡、胡于万年春，始与吴结交并保持了四十年的友情。
⑫ 求是书院早期留日学生陆世芬、钱承志、陈榥等均是“励志会”会员，见《革命逸史》(初集)，第98-99页中《励志会与译书汇编》。
⑬ 见张玉法:《清季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再版，第262-273页。
⑭ 见《拒俄运动》第127-132页。
⑮ 光复会还曾用包含着《浙江潮》刊名的“黄河源溯浙江潮”作为光复军指挥人员的标记。
⑯ 《蔡元培全集》第15卷记载:光绪廿七年五月十六日，致汪素民书，附致盛省传、何阆轩及三弟笺，皆为白话报也(第343页)。十月十三日，致三弟书，附复越樵致墨润堂为《白话报》事(第366页)。孙冀中加入光复后，继任《杭州白话报》总编辑，该报即成为光复会的言论机关和革命党人的联络点。三十二年正月，蔡元培“夜到城头巷白话报馆，见叔明，又邀偶庚”(第397页)。闰四月，“致杭州白话日报馆书”(第405页)。
⑰ 后两部译著各种版本的《蔡元培全集》均未收录，为蔡元培佚文。
⑱ 在《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中有:“上海机关托教育会为之，由蒯君寿枢交接。”见《拒俄运动》第107页。
⑲ 1901年4月6、7日的《中外日报》刊登的《浙省士民公禀》，其中就有求是书院教员袁毓麟、孙翼中、陈汉第、项藻馨、戴克敦等人。《拒俄运动》，第46-49页。
⑳ 《光复会党人录》，见《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第二十七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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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杭州求是书院领班学生钱某，现奉抚宪咨送东洋大学堂卒业，所悬院额应须考补。迩来省垣风气大开，艺人中人咸皆向慕实学，故由绅宦具结保送之举贡生监有一百数十名之多。奉林迪臣太守示期，于上月抄传齐扃试，刻已出案，计正取八名，当即送院肄业。备取五十七名，均皆学识兼长、殊堪造就之才，奈限于定额，碍难取补，由太守添设外院，俾得一律进院，专门分班授业。惟膏火饭食等费，现实经费不敷，均须暂行自备，以广培植而励人材。

《湘报》第一百七十七号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为招考事。照得省城现奉抚宪创设求是书院，延聘教习，讲授化算图绘诸学，兼及外国语言文字，无论举贡生监，年在三十以内，无嗜好，无习气，自愿住院学习者，务于三月初五日以前，开具三代、年貌、籍贯、住址，邀同本地公正绅士出具保结，赴院
报名。其有略通外国语言文字或化算图绘诸学，均当于册上填注，由监院呈送。示期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取示若干名，再行会同教习复试，选定三十名。每名月给伙食洋三元，杂费洋二元。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论，均分别给奖，以五年为
期，不得无故告退。非假期必常川住院。其余额外，仍按名注册，俟随时传补。所有详细章程，应于报名时到院详看。为此谕仰愿考各生知悉。各宜依期赴院，报名填结，候再示期扃试，毋自迟误。切切，特示。

《经世报》第二册

浙江巡抚任道镕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902年2月14日)

伏维国势之强弱在乎人材，人材之兴替视乎学术。古昔盛时，州序党庠，
莫不以学为重。近日中西各国，亦务广建学舍，以励群材。盖非预储于平时，
必难收效于异日。方今急务，莫先于此。臣查浙江省垣，前已奏设求是书院及
增设养正书院，均系中西并课，粗具规模。臣督同司道筹议，即以求是书院改
为省城大学堂．，养正书院改为杭州府中学堂，又以崇文、紫阳两书院改设钱塘、
仁和两县小学堂，整旧从新，另立规制。现因经费支绌，学生额数，大学堂先定
一百二十名，中学堂一百名，小学堂五十名，均取身家清白、年岁合格者，由地
方官绅董保送，考验选充，定于来年正月间一律开办。又拟于省垣分设蒙养学
堂，为幼童习学之地。其绅富有捐建者，并准随时禀明兴办。此改设省城学堂
之大概情形也。学堂既设，应议办法。查各学堂由小学而人中学，由中学而人
大学，有一定之阶级，应有一定之课程：小学堂习初级浅近学，中学堂习普通
学，大学堂习专门学，各按年限，依次毕业，循序递升。惟专门之学，因各学生
造诣尚浅，无所取材。故大学堂先设正斋，未设专斋。各堂均延聘总理一人，
分设中西学各教习，中教习课经史、政治等学，西教习课天算、地舆、测绘、格
致、方言、体操等学。其大学堂事体较重，派委正监督一员，凡堂中一应事宜，
皆以总理董其成，而监督亦随同稽查，并督率司道等总理银钱收支等事，务期
条理精密，约束整齐。其余一切条规，略仿山东章程；惟东省大学堂兼包中、小
两学，浙省则系各堂分设，情事稍异，不得不量加变通，此酌定学堂办法之大概
情形也。办法既定，应筹经费。查学堂经费较之书院应增至数倍，原有之款为数无多，现值库储奇绌，正项无可动支。查有各州、县丁漕平余项下，经前抚臣
廖寿丰查明，提拨学堂经费钱五万串，旋因学堂未经开办，州县报解寥寥，前已
饬司实力催缴，为常年额支之需。而置备书籍、仪器，增建房屋工作，设立蒙养
学堂与夫一切开支，需费亦钜，难以预计，拟随时设法另筹。此办理学堂经费之大概情形也。以上各端，大致已有就绪，即当实力经营。至省外各府、厅、 州、县应建学堂，均伤就地筹款，次第举行，以广造就。

节录自《阜朝道成同光奏议》

“时隔七二风霜路，母校常留在心中”——访1945级法学院校友徐煌

简介：徐煌，1924年12月生，江西临川人，1945年进入国立浙江大学法学院学习，现居住杭州市临平。参加工作后，先在公安部门工作，后调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工作。离休后负责整理《杭县志稿》出版。参加《余杭县志》编写，负责军事等部分编写工作。曾任浙江大学校友会余杭分会秘书长。

2017年11月15日，正是深秋时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郑春燕教授、发展联络办公室老师费善诚以及2015级学生高同学一行三人来到杭州市临平看望法学院1945级法学院校友徐煌老先生，并为其带去了母校的亲切问候与关心。

源于一封回忆信
2017年5月迎来了浙江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那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校友齐聚浙大，共同为母校庆祝。这时，法学院收到了一封来自老校友的特殊的信件，信里详细回忆了光华法学院创办的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由于种种原因，徐煌校友不能来到浙江大学校园为母校庆祝，他感到十分遗憾。

刚进徐老先生的家，扑面而来便是浓浓的书香气息。古朴的家具，满墙的字画，和谐而又整洁。看到徐老先生的第一眼，完全不能将他与93岁高龄的老人联系在一起。虽已过鲐背之年，徐煌老先生依旧鹤发童颜、精神矍铄。

打开记忆深处的匣子

提起自己在浙大的求学经历，徐煌老先生那双被岁月的沧桑深深埋藏了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丝光彩闪过，那光彩流转着，似乎回到了七十多年前的在校时光。他所讲述的那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苍老的声音带着些许激动与兴奋，带着外人缓缓地走进了那个未曾经历的时代中。徐老介绍了当初浙江大学建立法学院的背景、遇到的困难以及被迫解散的经过，丰富了在场所有人对浙大过往的认识。
徐煌老先生说，近些年来与很多校友失去了联系，大多人因为年事已高，病痛缠身，卧床不起；有的甚至已经仙逝。他的话里带着对时光飞逝的感慨与无奈。徐老先生还送给我们他写的书作为留念。
在依依不舍的握手中，此次拜访圆满结束，大家一起留影纪念。郑春燕老师邀请徐煌老先生有机会来之江校区看看母校。希望来年春暖花开时，徐老先生能来寻找他年轻时候的回忆。让我们一起祝福徐煌老先生，祝他身体健康，益寿延年。

文：高宁

附徐老先生给浙大的信：

回 忆
一
竺可桢校长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不久，民国26年（1937年）抗战爆发，北方以及东南大部分地区陷入战争。国民党教育部给浙江大学的指示是或就地解散，或与他校合并迁移。竺校长坚持单校独立内迁。一迁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贵州，而且竭尽全力保护师生安全，同时又延聘享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任教，在东南地区尽留下一所国立厦门大学，新创办在江西的中正大学，竺校长为了东南广大青年着想，还在浙江龙泉办立了一所分校。在艰苦的日子里，学校蒸蒸日上，有称为国内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校，成为世界名牌大学之一，称所谓“东方剑桥”。竺校长深知，浙江大学只有“文、理、工、农、师范”五所学院，作为世界名校，似乎还缺少少许部门，特别是跨部门合作难以实现。可是在那抗战的环境下是一项难实现的目标，所以办好现存的院系已经是历尽艰难了。
时光突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个突如其来提前到来的胜利消息，让许多人都是难以预料的。竺校长心中增加院系，也可以实现。事情是那么巧合。1945年刚胜利，杭县律师协会竟直接向浙江大学提出请求增办法学院，以适应当时缺少法律人才的状况（可见浙大档案馆）这也表现了地方政府的一种意愿与竺校长不谋而合，经过向教育部申请，得到批准，浙江大学法学院要开办了。
当时的情况，校本部在贵州，分校在浙江龙泉，杭州不仅日本兵尚未全部撤出，而且校舍残缺不全，暨缺教师，招生已过。竺校长精人的举动，真可以说“四面开花，全面铺开，齐步前进”。贵州、龙泉两地旧生照常开学上课，一年级新生推迟到杭州报到学习。又开始重新招收法学院新生。这是需要多大魄力，多方面人才，各自独当一面去办。特别在杭州整校会。仅仅几个月内将大学路北部即“绿洋房”多层教学楼即附属宿舍，食堂等修复。通过求是桥南大片校区和华家池校区作为后一部分修理。这样可以容纳一年级新生教学所需。我是由江西保送来浙江大学学工的，当时教育厅认为浙江大学远在贵州，当年未在浙江大学招收，将我分配到厦门大学去了，但是我已经到杭州，浙江大学允许我旁听，等教育部的通知。刚好浙江大学法学院招考新生，我也就报名参加考试，有幸录取，所以我在1945年10月终于进入浙江大学法学院学习了。
办一所学院也非易事，主要缺少领导、缺少师资。总得把法律的课程开出来吧！当时只有一个从外国学成回国博士严仁赓先生，他学经济的。再将学校原开哲学、逻辑学、外语等其他院系来开课。竺校长找到了阮毅成先生。阮是留法博士，学法学的。他父亲阮性存是民国时期法学界的泰斗，大师级。原来庆春路西路即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为性存路。由此可见并非一般人物。竺校长要阮毅成为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阮婉辞了，他当时已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同时挂靠在金华的英士大学，在杭州办了一所“英士大学行政专修科”，实际是为他个人储备人才。最后商量结果，浙江大学法学院只有另聘院长，他答应每周一天，来浙大法学院教一门《法学概论》。所以当时法学院真正的一门课是《法学概论》，其余学的是公共课逻辑学、哲学、外国语等等。但法学院总算是办起来了。真是不容易也。
二
一年以后，浙江大学法学院大变样了。我是经历前后两个不同的浙江大学法学院的见证人。因为年纪大了，记心差了，但点点滴滴是令人难忘的，仅就知道的来讲讲。
1946年开学后，竺可桢校长聘请了李浩培教授来学校担任院长。他是武汉大学法律主任，竺校长是同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借用的，这个“只借不还”只是彼此之间客气话了。李浩培教授的履历不凡，就用不着我来介绍了。又从中央大学借来他校法律主任赵之远来担任浙大法学院法律系主任。还有一个在北京大理院担任过审判官来任教，从国外留学回国的黄炳坤、周子亚等博士来校任课。杭州有名的徐家奇大律师，以及蒋国节、施宏勋等几乎个个都是当时名师，当然不止这些，有些还记不起来了。真是阵容整齐，从黄炳坤开的比较宪法课，到周子亚的国际法，从赵之远的民法课到蒋国节的刑法课，所有课程都开出，一时开不出的，李院长则亲自上阵，真是教授是人才济济，极称一时了。
1945年招收学生是预定50名，开班后，却来了60多人，增加了十多名学生。这因是浙江第一次办法学院，有些文学院或其他学院的学生，感到读法律实用性强，毕业后找工作也较容易，所以转系的人就多了十几个。以后继续招生，稍有紧缩，1946年不到50人，1947年又下降，到了1948年更少到30人左右。招生减少，主要是为了提高学习质量。过去法律学界所谓“北有朝阳，南有东吴”，现在浙江大学法学院也可以去比一比看。
弦歌不辍，方盛未艾，法学院是在为“东方剑桥”补正一块缺陷，使得“东方剑桥”更完美了。
三
1949年，杭州解放了，浙江大学法学院却得到了一块“停止”牌。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李浩培院长反映，法学院不能停办，新中国今后需要懂法律的人才呵！可是他们听不进去，有什么办法呢？
1945年入学已经四年的，毕业了，除了全学院有十余名学生参加接管和院内地下党员都去工作外，毕业班学生进浙江干部学校培训后，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下，自愿可以参加浙江干部学校培训后工作，其余可以到北京，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完成学业。或者在浙江大学本校转系读其他专业。这样的结果，参加浙江干部学校的有近百人，转学北京大学的大约有20-30人，都是二、三年级的。一年级的大多在本校转到其他专业去学习。
教师去向也很明确，有的自找门路，有的转校，李浩培院长调北京工作，高锡昌调北京大学工作，黄炳坤去了武汉大学，周子亚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赵之远好像去了复旦大学。东西南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浙江大学首次法学院，经过四年短短历史，也就这样消失了。
四
生命是顽强的，生生不息。文化大革命后经过这场浩劫，浙江大学法学院这些老同志，不懈地努力，寻寻觅觅，终于联络到有110多位老师和同学的情况与地址。上海叶树德和方为良热情创刊《代邮》，将这批人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以及竺可桢百岁诞辰，李浩培院长莅临杭州，以及李浩培院长百岁诞辰等时刻在杭州聚会，真的不容易呀！可是时光过的太快，目前我在2016年时知道现在还在世的同学，大约还不到20人，而且多是有病缠身，卧床不起。其中在杭州的，也不过是陆净珠、杨荣昌、孙耀鑫、徐元、胡志桢、郑永年、周西林、贾祥校、徐煌等，在外地有北京杨寄吟、上海吴耀辉、武汉徐良泳等。已知仙逝的，22位，其余则无联系，生死未卜，包括在台湾七位。
据我所知，不过这些同志，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解放之前，在校期间就有地下党员邹槐、张昌平等人，中国民主同盟在全校八名，法学院即有五名，教师四名全在法学院。邹槐解放后任西湖区区长。解放后，曾经由浙江省选派法学院同学七名往北京培训，回来在法院工作。有的是北大毕业后在法院工作，有的由其他单位调至法院工作，计有18人以上。例如陈文浩在最高法院任审判员，杨寄吟任北京海淀区法院院长，杨荣昌等五人在浙江省高级法院任庭长、审判员等。另外在法学界如高铭暄在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授，成为刑法权威，参加刑法法典制定工作，又如朱任天、方为良等五位在法律专门学校或者大学教授法律。还有如庄惠辰等在北京做大律师、章德龙任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等律师工作的约计四、五人。继续为法学工作达三十人左右，真是不简单。
其他方面，也值得一提：杨金鼎、谢瑞淡、曹孔六、叶炳炎、周亚林都是大学教授，杨金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并在《汉语大词典》编辑12册中任第8册主编。现移居美国。即使不在学校任教，如徐元，成为诗人，著有《三余集》、《回文诗》等多部著作，为浙江省古籍出版社编审，上海阿章，早已成名的小说家了。
又王介南，对《洛书》有研究，著有文集四本，经中央电视台浙江台访问播发，新华社称为民间洛书大师，又是钢笔书法大师，现富阳。陆小曼曾被选为全国妇联常委。
五
后浪推前浪，光华日日长。今天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原法学院的基础上必须发挥更大的光辉。时代在前进，党和国家更重视法治的健全和发展，人民更盼望法治的完善。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在钱塘江畔、之江路上，这个景点上，我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我以一首诗作结语：
赣省临川一稚童，来杭求学师培公；
时过七二风霜路，塑像丰碑在校中。
徐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