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杜靖著，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10。【ISBN号】978-7-5130-2228-6。
中日战争结束以后至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人类学在吴定良的筹谋与带动下，从无到有，形成了中国人类学的一方重镇。他利用各种资源关系，积极争取办学和研究经费，先后建立了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拥有人类学专业图书馆和实验室，创办了专业杂志和学会机构，形成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办学体制。该系当时名家云集，既有著名体质人类学家，也有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阵容一度居国内诸大学人类学系之冠。他既重视体质人类学研究，发展成当时中国体质人类学教学与研究中心，也非常重视文化人类学研究与考古人类学研究，在艰难时局下开展了一系列调查项目。这些项目既含本土研究，也含海外民族志工作，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同时，突出应用研究和边政研究，成就在当时格外显著。吴定良及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的办学研究思想，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留下了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
20世纪40年代后期，即抗战胜利后，中国人类学迈入了一个异常活跃的历史时期，国内许多大学，诸如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辅仁大学等，纷纷建立了自己的人类学系。① 这些人类学系一般都运作到了1952年全国高等院系调整之时，构成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与现象。在这股人类学发展的高潮中，浙江大学在中国人类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及时地总结与回顾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浙江大学人类学的开展情况，对了解这段时期的中国人类学发展具有重要个案意义，同时对今后浙江大学发展自己的人类学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为它在办学理念和研究思路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2013年1月13日至2013年1月21日，笔者前往浙江大学档案馆、复旦大学档案馆，同时采访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复加上2010年7月21-23日对复旦大学档案馆所获档案资料，② 试图重建浙江大学人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人类学开展情况，探索浙江大学早期开展人类学的具体历史原因，总结其特色。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力戒结构主义或要素主义研究策略，尽量采用历史过程主义，以此更为细腻地重构当年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使我们更详细地了解浙江大学人类学工作之开展。
需要说明，浙江大学档案馆现存人类学资料很不系统，丢失甚多，而且现有档案整理顺序错乱，或颠倒，或间杂，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加以理顺。本文很有可能在整理资料过程中出现一些因推测带来的失误，希望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307页。
② 2010年7月份我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从事人类学阅档工作，由于时间安排急促，未能全部抄录完毕。2013年1月份再次前往调查时，复旦大学档案馆涉及吴定良思想汇报的一些档案便不再让查阅。本文撰写过程中，只好利用了2010年7月份抄录的部分档案材料。但两次阅档发现，同一份档案在2010年和2013年时具有不同编号，知道是复旦大学调整的结果，因而本文所用档案资料时仍遵循我所调查的各自年份的档案管理编码。
一、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创办与发展
今日中国大学往往是先建立人类学研究所，而后于此基础上再谋求人类学系之设立。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浙江大学人类学发展机构的建立却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先建立了人类学系，而后才设人类学研究所。当然，在人类学系建立之前，浙江大学在其他系或研究所已有了人类学研究组。
目前，就浙江大学档案馆和浙江省档案馆所存档案资料来看，我们很难了解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最初创办的具体历史过程，仅能从一些散碎材料中知道，1946年秋天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撤销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前往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史地研究所担任教授，并开设普通人类学和统计学等课程。1947年春，浙大史地研究所便增设人类学研究组，由吴定良担任组长。同年秋天，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建立，由吴定良任系主任。①
1949年5月初，杭州解放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也迎来了一次改制。具体来说，1949年5月26日，浙大人类学系召开了全体座谈会，计教职员、同学和工友，与会者为12人。通过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A）教育目的：（1）造就人类学高级研究人员；（2）训练边区工作人员；（3）培植各城市博物馆与陈列馆技术人员；（4）训练有关实用之体质检验员。
（B）教育方针：（1）重应用，与社会发生密切联系；（2）偏重技术；（3）注重中国材料。
（C）课程方面：删去优生学，增设中国边疆民族、边疆语言、博物馆学、与标本制作与鉴定法等课程。②
显然，改制后的浙江大学人类学向边政方向和应用方向倾斜，同时注重人类学的本土化追求。
1949年秋，上海暨南大学停办了，人类学系并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系。③
相比较而言，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的资料今日保留下得比较多。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廿日，浙江大学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封信函（字第971号）中，“事由”一栏如此写到：“呈□拟成立人类学研所。新□核准，明示遵行。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院长：张其昀（笔者按：张其昀，字晓峰）；秘书：诸葛麒。” ④ 在这份表格式公函中，于表格外边幅上特别注明了一行小字：“特□由吴定良先生自□。送呈吴定良先生，十二月二日。”从这行特别注明的小字中，我们可知，酝酿成立人类学研究所的时间当在1948年12月初，甚至还要早。
先一日，即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吴定良在一封私人通信中说道：
振公兄：
人类学研究所事，正与教育部洽妥公事，请于二三日内办妥，亲交弟转去。费神。至感。
此请
著安
吴定良拜启
十九日 ⑤
在此信中，对于吴定良委托“振公兄”具体转交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显然与成立人类学研究所一事有关。但是，此信又增加了一个署名为“麒”（笔者疑心，即上一封信中的秘书诸葛麒，可能是浙大文学院秘书）的人所作的一个注：“另者，□备文呈部，请准于成立人类学研究所，说明业经本校□会议议口通过云云。本□送呈吴主任□□。十二月二十日。麒。”这个注解表明，成立人类学研究所是经了当时校务会议讨论并通过的。
与教育部商洽过程中，教育部要求呈送一份完整的申请公函，以说明设立人类学研究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于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浙江大学以竺可桢名义正式呈递了一份论证比较充分的《拟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函。今完整录下：
查本校人类学系于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奉准成立，迄今已历三个学期，教学成绩颇有可观。近鉴于国内各大学之有人类学系者仅有教授，而研究机构尚付阙如，较之他种科目殊为落后，欲培植该项科学之高级研究人才以适应需要，非有专门研究之机构不可。本校是拟自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起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就本校人类学目前之情形而论，成立该项研究所当堪应付。兹分析于下：
(A)需要
(1)国内人类学人才至为缺乏，为适应社会需要计，该系拟请设立研究所，培植高级研究人才。
(2)国立与私立大学设有人类学系者，虽有数校，但迄今尚无研究机构，较之他种科目，颇为落后，该系拟请设立研究所，以资提倡并罗致专才担任各项重要研究，为全国领导斯学中心。
(B)设备
(1)图书：该系上学期由本校设备委员会通过成立人类学图书馆，现藏有中文人类学书籍四千篇册，西文人类学书籍八千余册，西文人类学杂志五十余种，成套之杂志达二十余种，共计书籍杂志计壹万陆千篇册。
(2)标本与模型：该系自本学期起设有标本陈列馆，计分人类学与民族学两部门。人类学部现有各地中华族颅骨与体骨贰千余副，其他人种标本贰百余件，民族学部藏有台湾高山族、苗族、仡佬、仲家、罗罗等数十民族服饰、器具武千余件，各地史前化石猿人与原始民族模型达数百件。
(3)仪器：依其性质分人体测量与软体两部。测量器械最近由瑞士楚列须购到最新式器械武百余种，软体部分如解剖、血型、组织、胚胎等，与有关人种生理与人种病理□用之仪器叁百余件，均甚完备。
(4)研究资料：经历年调查，国内各地人类学测量资料百余组，各地边疆民族学调查资料约三十余组，一部分为其他学术机关委托研究之材料，现正从事整理，编成报告。
(5)研究人才：该系教授与副教授已到校、已聘定者约十余人，均为国内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之权威学者。
(6)刊物：该系现正编《中国人类学专刊》与《人种学志》两刊物，编就后即付印。
综上所观，本校人类学研究所之成立，其条件业已具备，进行自无困难，成立之后，益明罗致专才担任各项重要研究，为全国领导斯学之中心，益使发扬光大。所有拟成立人类学研究所缘由，理合具文，敬礼！鉴按照准，明示遵行，实为公便。谨呈中华民国教育部。
校长竺可桢
十二月廿八日 ⑥
从这封公函中，我们可以读出如下有价值信息：第一，浙江大学建立人类学研究所的目的是，为适应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而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笔者以为是培养专业研究生），并建成引领全国人类学发展的学术中心和重心。第二，当时国内虽有数所大学建立了人类学系，但均没有人类学专业研究所，浙大此举乃是一个创举。第三，浙江大学建立人类学研究所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并成熟，图书资料已有相当积累，并建立了专业图书馆；开展体质人类学研究需要的标本与模型，以及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需要的“民物”也较丰富；有完备的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仪器，而且这些专业研究器械为当时国际上最先进专业工具；有一支结构合理，既包含体质人类学也包含文化人类学在内的学术梯队，且均为当时国内权威学者；拥有自己的专业刊物，且两份，涵盖了人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以往积累下大量第一手数据，需要及时整理研究而变成最终的学术成果。无疑，上述理由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浙大建立人类学研究所提供了坚实而充分的基础和条件。
建立人类学研究所得到了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批准。在浙江大学档案馆内今存有一份“呈复字第971号”的信函，该信函曰：“唐司长□座：朱前部长曾函复吴定良先生，待学校正式呈文到后，可以照准。今呈文现到，□照准。□□陈部长雪屏批示：准予设立。” ⑦
对这封短函需要略加解释，方能更为明白。1932年11月9日，朱家骅曾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之职。1945年4月，朱家骅任教育研究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1945年7月30日行政院改组，朱家骅连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4月23日，新国民政府委员会成立，朱家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部长，再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48年12月20日孙科组阁行政院，22日任政务委员卸去教育部部长。大约这封信是在1949年初回复“第971号”函的，而此时朱家骋已经卸任教育部部长职务，故称“朱前部长”。这封信也表明，吴定良与教育部部长朱家牌之间有私人信函来往。
教育部正式批准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研究所的时间为1949年1月26日。具体见下面一则材料：
本校文学院人类学研究所之设置，曾于月前由校务会议议决，一致通过。上月初本校备具公文寄教育部，请求核准。业于一月二十六日由陈部长批示“准予设立”，复文不日到校。该系现正扩充设备，罗致人才，加强工作云。 ⑧
除了建立人类学系和研究所外，1948年1月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在吴定良的推动下，与其他同道（包括学生和其他人类学爱好者）一起成立人类学学会。 ⑨ 1948年10月7日晚上，人类学学会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第一教室召开了“迎新联欢大会”，联欢大会召开时与会者达70余人，该会常务干事郑能瑞⑩ 致欢迎辞，金祖同副教授讲了浙江一带发掘出土的古器物与东南文化的关系，吴定良教授讲了该会学术演讲工作及将来的计划。这次会议，也讨论了会章，改选了干事。经大会决议，干事由原来的7人增至11人，当即选定由教授吴定良和副教授金祖同和学生郑能瑞、周道、冯镇沅、郁望耀、戴知贤、华毅等11人为干事。⑪ 王建民认为，成立大会时“与会者达70余人，由11人担任干事”⑫ ，据1948年10月9日《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的这则消息看，非也。然而，这个学会并非全国性的。
1950年5月10日，中国人类学会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主要是宁、沪、杭会员，达30余人。是日上午举行开会仪式，来宾有浙大理、工、医诸院长及教务长，浙大人类学系公宴会员及来宾。下午选出了夏作铭（笔者按：即夏鼐）、裴文中、吴定良等7人为理事，又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拟编译人类学丛书及审定人类学名词等工作。⑬ 从主要人员构成来看，这个“中国人类学学会”也包含了考古人类学的内涵。
1951年5月，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在杭州又发起组成了一个“中国人类学学会”，吴定良是理事之一。⑭ 从人员构成看，这一次的“中国人类学学会”主要是“中国体质人类学学会”。
综上所述，浙江大学人类学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最初依附在史地研究所内，之后在史地研究所内设立人类学组，继之在人类学组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学系，进一步又在人类学系基础上成立人类学研究所，最后由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牵头或为骨干成立了人类学学会。
① 国立浙江大学：《三十七年度考试科目》，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销案编号：L053-001-03813。
②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人类学系决议改制事项》，《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52号，1948年6月3日。
③ 季啸风主编：《中国高等学校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35页。
④ 国立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研究所》，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2页。
⑤ 吴定良：《致振公兄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4页。
⑥ 竺可桢：《拟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O01-0569,第3,5-10页。
⑦ 竺可桢：《拟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O01-0569,第11页。
⑧ 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人类学研究所核准成立》，《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07号，1949年2月16日。
⑨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⑩ 郑能瑞后改名为郑公盾，当时为吴定良的学生，地下党员，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后参与创办了我国许多杂志。
⑪ 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人类学会迎新联欢大会盛况》，《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49号，1948年1O月9日。
⑫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⑬ 吴定良：《中国人类学会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科学通报》1950年第1卷第3期。
⑭ 吴定良：《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见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干部档案·吴定良》表二，档案编号：No.479（此处依2010年档案编号）。
二、办学与研究经费的申请过程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时局动荡，谢江大学之所以能把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开办起来，这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给予其经费支持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就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看，先后共计获得五批基金。从拨款次数和数额来看，均处于国内开办人类学专业的各大学之首。之所以如此，这与吴定良和浙江大学校方积极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争取办学和研究经费是分不开的。
第一批经费申请和划拨发生在1946年年末至1947年年初。
1946年12月10日，在吴定良写给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晓峰的信中说：
……良从事人类学研究逾二十载。此次加入浙江大学除设人类学与统计学课程训练青年外，空余时间当多拟继续研究工作，为斯学树立基础。况十余年来积聚之材料甚多，急待整理，冀可陆续出版。惟浙江大学该科之设备毫无基础，工具尽缺，欲整理或补充材料，在在需款，拟请仿各大学研究部例，转呈教育部于本年度拨给研究费壹佰万元，俾可继工作，使斯学在国内不使中断，无□感盼之至。
此上张院长晓峰兄！
弟吴定良拜启 ①
之后，浙江大学以校方名义给教育部上函：
案：据本校教员吴定良□称“良从事人类学之研究已逾廿载，此，次任教本校，除设人类学与统计学课程训练青年外，□□时间当多拟继续此项研究工作，为人类学树立基础。□十余年来，积聚之材料甚多，急须整理，冀可陆续出版，请予筹款进行”等语，前来查该员专攻人类学，造诣甚深。此次有志继续研究与整理，更应设法提倡，健康于成。惟本校□于该科之设备毫无基础。兹□补充，□□需拨款，非一时财力所能及。拟请钩部于本年度拨给该项补助费壹佰万元，俾该员得继续工作，使斯项人类学在国内不被中断，……，□蒙待命。②
大约同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上呈教育部文：
兹本校教员吴定良拟继续研究人类学，拟请筹拨该项研究计划补助费壹佰万元，以资进行。
竺可桢 ③
教育部的复文是：
……准予拨款壹佰万元补助该校教员吴定良继续研究人类学。款，另汇。仰于收到后，补据及研究计划，呈核。
此令呈部长朱家骅。④
教育部研究通过以后，由教育部财务部门具体下拨实施，款子下来后，校方再回函教育部相关处室：
查本校吴定良教授研究人类学补助费壹佰万元，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经费壹佰叁拾万元，均经应收，相应……，□请查照备案为荷！此致教育部出纳室。⑤
浙江大学的回函标明时间为：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三十日。
从以上数条资料中可以大致推断出如下几点：
第一，这项经费是专为吴定良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而设的。
第二，审批的程序是：先由吴定良个人提出，最后经学院和学校逐级通过并上报，最后由教育部长朱家骅批准，然后通过教育部财务部门划拨，最后浙江大学给教育部回函表明已收到该笔款子。
第三，从时间上推，此事发生在吴定良供职于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所期间，当时还没有成立人类学组。
第四，这段文字中的“继续”二字，应该是对着“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和吴定良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而言的，因为他自1935年回国以来，就一直以开展人类学知名于中国学术界和国民政府。⑥
第二笔款项的争取与划拨是在1947年的四五月份间，款子数额为500万元。该款项之申请最初是怎样运作的呢？浙江大学档案馆并没有留下什么资料，但涉及该款项后期划拨的双方（教育部和浙江大学）往来函保留了下来。
从这些保留下的资料中大致可以推测出其申请与获批的过程：首先是吴定良与浙江大学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教育部审核后同意给款，但同时要求浙江大学附上相关研究项目计划书，教育部收到计划书后进行核准，再下拨经费。且看保留下来的资料。
国立浙江大学：
据本部高等教育司案呈该校吴定良函，请拨款补助人类学研究费用等情，准予拨发该校五百万元，专为人类学研究之用。款，另汇。仰拾收到，补具印领，拟据计划，报部为要。
教育部 ⑦
这封信透露出，吴定良个人曾给教育部写过申请函。教育部有关部门审核并同意后，要求浙江大学呈报具体的研究计划书，以便研究拨款事宜。
浙江大学和吴定良接到教育部回函后，由吴定良拟出具体的研究计划书，拟好后请本校文学院院长审看，之后由院长转给校长办公室，以便上报教育部。具体参见下面材料。
晓峰院长吾兄惠鉴：
教育部核准之人类学研究费五百万元，嘱拟计划。兹拟就附上。敬祈斧正后转校长办公处。□面陈。专此。
敬请
著安
弟吴定良拜撰
五月十二日 ⑧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到吴定良草拟的人类学研究计划书后，便回函报送教育部。
教育部钧鉴：
本年度四月廿五日，高第二二八〇号代电，准拨本校吴定良教授人类学研究费用五百万元，该款业经□□□，该项□款书业经函送钧部出纳室备查外，兹据吴定良教授的研究计划□送□来，理合□电，呈送□订。鉴核。国立浙江大学□□。
（附人类学研究计划一份） ⑨
从浙江大学保留的档案看，最终教育部拨款可能是580万元。在一封日期签为“五月三日”的“教育部代电”中说：“准予拨费五百八十万元为研究人类学之用。仰拟具计□□。拟办：送会计室、出纳室。阅信并转知。”⑩ 如果这580万元不是第二拨经费的话，那将是另外一笔经费。但查阅前后相关档案，均没有发现580万元的申请和批复信函，加之时间上与第二批经费一致，故本文断为第二批经费的实际下拨额。有待将来发现新的材料予以说明。
第三批经费是人类学系建立起来以后的事情，数额高达30亿元。1947年秋天，吴定良四处奔走，浙江大学向教育部申请：
……本校奉令增设人类学系，业经正式成立，招生、上课。□惟该系□属创设，一切设备毫无基础，研究工作无法进行。良以本校经费，原极支绌，所有□时费于修建方面犹感应付困难。实无法把注于新成立之办学系充实设备。兹据该系以各项书籍、仪器需用正殷，请予购备。□来拟援照本校法律学系例，请拨专款四亿元，以为此项添直设备之用。理合据呈，……。
监核照办，实为□□。仅呈教育部。
竺校长 ⑪
与此同时，浙江大学也发送电文给教育部：
呈请特拨专款四亿元为本校人类学添置设备之用图。
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⑫
这笔款子申批过程中，除了动用官方名义外，吴定良也积极利用私人关系，可见下面一则信函：
振公吾兄惠鉴：
关于教育部请拨人类学专款呈文原稿大意以（……函致骝公）□见出，兹附上。敬请用校之名义，参照愿意，呈请教育部拔支专款，以应急需。呈请说明此，款需要之功。有费大神，容复函谢！
竺师处亦睹笺。当说明为盼。专此。
敬请
著安并烦公绥
弟吴定良拜上
十一月十一日 ⑬
这封信表明，吴定良以学生身份师事竺可桢校长，同时能与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骝公，即朱家骅）保持私人信函往来。早在中央研究院时，朱家骅和竺可桢就支持吴定良从事人类学研究，特别是让他负责筹办人类学研究所。⑭ 这不是一般大学教授所能做到的。这对于吴定良在浙大开展人类学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际关系资源。
国民政府教育部研究后，结果将款额增拨到30亿元。具体见如下电文和信函。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教育部给浙江大学的电报稿说：
电知建系，□□□□良费□增拨卅亿元，人类学系□□□□，该款□□□□。
拟办：送人类学系、预算委员会。查。
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⑮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复字第505号”：
呈案查该校本□□□□□□□□□□良费，近已准增拨卅亿元人类学所需口费。应即□□□统筹支配，未便，另拨专款。仰即知照，教□□□。⑯
教育部长朱家骅还担心30亿元不够人类学建系花费，于是，另外下令浙江大学要把教育部下拨给该校医学院的仪器和实验药品等物资分一部分给人类学系使用：
查该校人类学成立伊始，仪器与实验用药品均需充实，将来配发该校医学院之□□及日常物资，应照医学院及人类学之需妥酌情分配。合行令仰，知照此令。
朱家骅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⑰
第四批经费数额达1000万元，是吴定良为调查杭州市儿童体质发育而申请的。时间大致发生在1948年1月份内。具体可见如下两则材料：
第一则材料是一封信函，不见落款单位，笔者疑心是教育部内部的往来函：
本部高等教育司：
案呈该校教授吴定良口为从事杭州市儿童体质友育程序之调查工作，请予补助等情，准予补助一千万元。款，令汇。仰于收到后，能□□补口，呈核教育部。⑱
第二则材料，笔者疑心是浙江大学内部往来函：
按人类学系调查杭州市儿童体质发育程序，补助费一千万元。拟办：送会计室、出纳室、人类学系。
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十二日 ⑲
第五批经费申请与划拨发生于1948年3月份，数额达贰千万元。具体见下面两则材料：
第一则材料没注明具体时间，笔者疑心也是教育部内部往来函：
高等教育司业呈该校人类学主任吴定良为从事浙东人民体质素质之调查工作，请予补助经费，以利进行等情，□此准□□□□币贰千万元。款，另汇。仰收到后，专发并补拨。呈□□，嗣后□□□，请专案指定，或□□委托，办理之事项，不得请求补助，并仰知照。□□教育部。⑳
第二则信函之时间署为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三日，笔者疑心是浙江大学内部往来函：
按拨人类学系补助费贰千万元。拟办：总务处、会计室出纳组收款，通知文学院人类学系。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日 ㉑
目前，在浙江大学档案馆内只发现这五批经费资料。由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飞涨，几乎一天一个样，故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今日换算数额。不过，1947年暑假期间吴定良一行赴处州与浙闽边界调查舍民生活与体质，期间的花费情况也许有助于我们今日了解当时的物价以及上述经费购买力情况：
1.旅费与车马费，壹佰伍拾万元，每人来回旅费与工作期间车马费以五十万计算，二人共需一百伍拾万元。2.膳宿杂费贰佰柒拾万元，每人每日膳宿费壹万元，三个月需玖拾万元，三人共需贰佰柒拾万元。3.标本购置费捌拾万元。三项共计伍佰万元。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㉒
但不论怎样，从拨款次数和数额来看，都是当时国内开办人类学系之诸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① 吴定良：《给张晓峰院长函》，浙江大学档案俯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6页。
② 国立浙江大学：《呈教育部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5页。
③ 国立浙江大学：《呈教育部文》，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铛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4页。
④ 国立浙江大学：《呈教育部文》，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3页。
⑤ 国立浙江大学：《呈教育部出纳室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10-11页。
⑥ 杜靖：《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之始末——兼述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之流产》，《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⑦ 国立浙江大学：《致教育部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20-21页。
⑧ 吴定良：《致张晓峰院长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22页。
⑨ 国立浙江大学：《致教育部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挡袋，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19页。
⑩ 国立浙江大学：《致教育部电》，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20页。
⑪ 竺可桢：《呈教育部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27页。
⑫ 国立浙江大学：《呈教育部电字第505号》，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26页。
⑬ 吴定良：《吴定良致报公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28页。
⑭ 杜靖：《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之始末——兼述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之流产》，《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⑮ 教育部：《教育部致国立浙江大学电》，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29页。
⑯ 教育部：《数育部致国立浙江大学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30页。
⑰ 朱家骅：《致国立浙江大学令》，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36页。
⑱ 教育部内部往来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34页。
⑲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致会计室、出纳室、人类学系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33页。
⑳ 教育部内部往来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32页。
㉑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致总务处、会计室出纳组、文学院人类学系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31页。
㉒ 吴定良：《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研究计划》，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23-24页。
三、浙江大学人类学教学与研究开展状况
教学与科研的架子与平台有了，办学和研究经费也有了，接下来让我们考察浙江大学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的具体开展状况。本部分先论述办学情况，次述研究情况。
（一）办学情况（师资、招生、课程等内容）
浙江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当年人类学系办学资料非常零星，且不系统，本部分只好辅助以对当年学生（毛昭晰等人）的口述记忆来加以连缀与勾勒。
1.教学与研究人员
应该说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其主要人员有吴定良、田汝康、马长寿、夏鼐、金祖同等人。吴定良任系主任和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田汝康和张寿祺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文化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夏鼐是著名考古学家，而金祖同在甲骨学、历史考古、伊斯兰研究等方面均有成就。具体介绍如下。
吴定良，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是我国现代体质人类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光绪十九年冬月甘九日生，即农历1893年11月28日（公历1894年1月5日）出生。① 1924年7月毕业于东南大学心理学系，1926年夏至1927年夏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1927年夏至1934年夏在伦敦大学师从国际著名统计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rson）教授学习生物统计学和人类学，1934年夏至1935年冬在瑞士楚列须大学学习并研究人类学，先后获得生物统计学（1928年）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可能是1934年）。1935年冬至1942年夏，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1942年夏至1946年夏，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人类学研究室主任，1944年4月至1946年1月兼任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所筹备处负责人。吴定良在来浙大以前，以英文形式在国际上发表30余篇学术论文，如《人类面骨扁平度》、《古代埃及人的颅骨》等，② 散见于英国生物测量、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杂志，其关于人类面骨扁平度测量方法，迄今为世界各国人类学家所广泛采用。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发表论文十余篇，如《人类额骨的生物统计学研究》 ③、《汉族锁骨之研究一一根据小屯与绣球山标本》 ④、《人类头骨眉间嵴凸度之研究》 ⑤、《画手与足外围形之新仪器》 ⑥、《殷代与近代颅骨容量之计算公式》 ⑦、《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 ⑧、《中国人额骨中缝及颅骨之关系》⑨、《贵州坝苗和华南其他人群的体质特征》 ⑩、《中国人肢骨的研究》⑪ 等。吴定良在国际人类学界有着广泛学术交往，先后加入“国际统计学社”和“国际人类学社”。由于其在人类学方面成就卓著，1936年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再介石向吴定良颁发了一枚“勋章”，1948年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⑫
据赵旭东考证，田汝康“最初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心理学，那是在1935年，1937年大学毕业后便到云南的临安中学教书。1938年他又在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学习，两年以后到了费先生领导的‘魁阁’，在那里作为研究助理一直工作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是他跟费孝通教授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1945年回先生到了英国，先是在剑桥大学学习心理学，后来很快转入伦敦经济学院（LSE）学习人类学，师从费孝通的一位老师弗思，1948年，他已经依靠自己前期的对于云南芒市做摆仪式的调查，完成了搏士论文。接下来田先生去了马来西亚的砂劳越，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后来在海外华人研究中颇有影响的著作《砂劳越的华族——社会结构的研究》（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⑬ 。田汝康在完成婆罗洲调查工作以后，于1950年始回国出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但不久以后则转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后来田汝康复从北京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⑭
马长寿，著名民族学家。1929年至1933年在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攻民族学专业。1933年至1936年留中央大学社会系任助教，期间仍修习民族学调查方法等课程。1936年至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任职，在此期间受到体质人类学测量方法和民族语言学方法训练。他先后到过四川大凉山、川西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对彝、藏、嘉戎、羌等进行实地考察。在加盟浙大前，曾发表《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中国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与再现》、《凉山罗夷考察报告》（是著到2006年才出版）《康藏民族之分类体制种属及其社会组织》、《凉山罗夷的族谱》、《少数民族问题》、《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和《四川古代察族问题》等著名论文论著。1942年以后，相继在东北大学、金棱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先后开过“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地理”、“民族学”、“民族调查方法”、“边政制度”、“边疆民族史”和“民族学调查方法”等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8月），始任浙江大学人类学教授，1952年高等院系调整，随整个人类学系前往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1955年复调西北大学任教。⑮
夏鼐，浙江温州人，著名考古学家。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35年春天，夏鼐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同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考古学博士学位。194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1941年至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委员。1943年至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任副研究员和研究员。来浙大之前有着极为丰富的考古发掘经历：1944年至1945年，在甘肃敦煌、宁定、民勤、武威、临洮、兰州等地，对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汉代至唐代遗址或基葬进行考察与发掘。他通过对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遗址的考察，首次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从地层学角度断定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以往关于甘肃新石器文化分期的误识。这种根据发掘层位来断代的方法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夏鼐于1949年秋来浙大，至1950年9月担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50年9月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⑯
金祖同，10余岁时便与章太炎谈论殷墟甲骨。1935年参加上海金山卫戚家墩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著有《金山卫访古记纲要》。1936年4月至1937年7月私淑于郭沫若，协助郭沫若完成《殷契粹编》，而此前此后他自己也著有多篇关于商代甲骨的论文。抗战胜利后，金祖同远赴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期间考察了高山族民俗风情，编写了《台湾的高山族》一书。从台湾返回后，金祖同始执教于浙江大学（在浙大时他是副教授）,1948年冬辞去教职，返沪后在宋庆龄、沈尹默等人支持下与友人合办《透视》杂志。⑰ 此后，估计金祖同再也没有返回浙大任课。 ⑱
著名生理学家张宗汉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亦执教于此，开展过浙江人血型之研究项目，后来调去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
笔者以为，当时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张其昀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央大学教授、历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国大代表。其人擅长历史地理学和民族地理分布之研究。著有《中国民族志》等民族学作品。⑲ 笔者怀疑他当年也曾给人类学系学生开过“中国民族志”一类的课程，可惜今日没有发现相关档案资料予以说明。不过，即使如此，有他做文学院院长，自然也会给从事民族文化与体质研究的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所以工作上的大力支持。
另外，当时吴定良还想引进一些科研骨干，但可惜后来都未能加入。1949年夏，吴汝康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数月后，他的妻子马秀权也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二人决计回国发展。⑳ 吴定良凭着从前在中央研究院的师生情谊，当时有计划要引进体质人类学博士吴汝康夫妇，并去函美国邀请他们来浙江大学工作。㉑ 1949年初冬，吴汝康夫妇回到中国，前往浙江大学拜访了吴定良。在与吴定良的谈话中，他感觉到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发展前景不佳，便动摇了到浙大工作的决定，委婉谢绝了吴定良的邀请，离开杭州去了上海，暂时居住在上海医学院，而后去了大连医学院。㉒ 但据吴定良的学生毛昭晰回忆，因为当时浙大不能给吴汝康以教授职称，吴汝康夫妇便去了大连医学院，担任解剖学系主任。同样，毕业于中山大学的梁钊韬也想来浙大人类学系工作（当时来讲学），因为也不能给其教授职称，同样便打消了来浙大工作的念头。㉓ 当时，吴定良还去函聘请华西大学的民族学家闻在宥先生于1948年暑期后来浙大任教，㉔ 不知什么原因，闻宥（即闻在宥）教授并未来杭，而是于1955年去了中央民族学院。
但不论怎样，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的这个学术阵容，在当时国内诸大学人类学系中都是最好的。第一，任教诸先生都是国内外当时人类学（按美国人类学四分支结构来说）名家；第二，学科结构合理，不仅有著名体质人类学家，还有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以及著名考古学家或考古人类学家，因而这个阵容和结构非其他院校人类学系可比。
① 关于吴定良的出生年月问题，目前各种资料说法不一，但大致可归结为1893年出生和1894年出生两种情况。吴定良的学生吴融酉主张，吴定良生于1893年1月（吴融酉：《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吴定良》，见于“光明网”，http://www.gmw.cn/content/2005-06/07/content_246666.htm; 又见“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news/2005/08/379.html; “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shehuixueshi/2008-01-08/4295.html; “圣才学习网”，http://bio.100xuexi.com/view/otdetail/20080810/FFBCAFSA-45BI-4A14-SCEE-6375ECJDADFF.html; “百度网·百度百科”之“吴定良”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33654.htm, 等等）。吴定良“出生于1894年”一说最早见于吴定良太太史久庄撰写的“吴定良”小传（《中国科学家辞典》编委会：《中国科学家游典》“现代”第二分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121页），但史久庄并未交代具体年月。之后，史久庄说法也得到传播，比如，常州博物馆“吴定良简介”（常州博物馆网站“文博纵览·历史名人”部分，2011年1月7日，http://www.czmuseum.com/default.php?mod=article&fid=40 ）就把吴定良定为1894年出生。另外，吴定良在自己填写的个人档案里，同时也存在不一致的说法。比如1958年他填写的“复旦大学干部接记表”中记载，他“生于1900年1月”，且现年68岁（这一说法本身自相矛盾，如果真是1900年生人，那么，1958年填表时当时58岁。当然，不能排除他笔下有误）。为了弄清楚吴定良的出生问题，我和吴新智先生分别又访问（或电话或通信）了吴融酉和吴定良的女儿吴小庄女士。吴融酉当时之所以写这篇文常是应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汪子春之邀，汪子春也是吴定良的学生。20世纪90年代末为了写这篇文章，吴融酉专门请教了当时健在的史久庄先生，吴融酉说，是史久庄告诉她吴定良出生于“1893年1月”，但史久庄又告诉她是冬天生人。2013年3月31日，吴小庄第一次给吴新智先生信中说：“关于爸爸生年是1894年大年初二，而1893年的阴历年来，你讲的对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有矛盾。既然是“1894年大年初二生”（这种说法本身是阴历的表述法），怎么又会是“1893年的阴历年末”？但稍后，吴小庄又给吴新智先生来一信曰：“吴老师好：大年初二是昕母亲讲的。我这儿没有万年历，所以无法查证。母亲是1907年生，父亲比她大13岁，因此推算1894年。我自己文章中写是1894年1月5日。我已忘了当时这个日子如何得来。请杜老师帮忙查查万年历吧。谢谢。吴小庄。”综合这些信息后我以为，吴定良出生于公历1894年1月5日（吴小庄这个说法必定有其来自），农历的1893年11月29日（光绪十九年冬月九），这样能把1893年出生说和1894年l月出生说调和起来。吴融酉会不会把“1893年11月”顺手写成了“1893年1月”？时间久远，已无从勾起记忆。至于“农历1894年正月初二出生”说，换算成公历则为1894年2月7日，无法调和1893年出生与1894年出生两说之间的矛盾。这里仍只是一个推测，过硬的资料有待发掘。不知吴定良老家金坛族谱中有没有记录他的出生年月问题。
② Woo,T.L. & Pearson,K. ,“Dextrality and Sinistrality of Hand and Eye”, Biometrika, Vol.19, No.1/2, 1927, pp.165-199; Woo,T.L.,“Dextrality and Sinistrality of Hand and Eye: Second Memoir”, Biometrika, Vol.20A, No.l/2, 1928，pp.79-148; Woo,T.L.,“Tables for Ascertaining the Significance or Non-Significance of Association Measured by the Correlation Ratio pp.1-66; Woo,T.L.,“A study of Seventy-One Ninth Dynasty Egyptian Skulls from Sedment”, Biometrika, Vol.22, No.1/2, 1930, pp.65-93; Woo,T.L.,“On the Asymmetry of the Human Skull”, Biometrika, Vol.22, No.3/4, 1931, pp.324-352; Elderton,E.M. & Woo,T.L.,“On the Normality or Want of Normality in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f Cranial Measurements”, Biometrika, Vol.21, No.1/2, 1932, pp.45-54; Woo,T.L. & Morant,G.M.，“A preliminary Classification of Asiatic Races Based on Cranial Measurements”, Biometrika, Vol.24, No.1/2, 1932, pp.108-134; Woo,T.L. & Morant,“A Biometric Study of the:‘Flatnes’ of the Facial Skeleton in Man”, Biometrika, Vol.26, No.1/2, 1934, pp.196-250; Pearson,K & Woo,T.L.,“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Morphometric Characters of the Individual Bones of the Human Skull”, Biometrika, Vol.27 ,No.3/4, 1935, pp.424-465.
③ Woo,T.L.,“A Biometric Study of the Human Malar Bone”, Biometrika, Vol.29, No.1/2, 1937,pp.113-123.
④ Woo,T.L.,“An Anthropometric Study of the Chinese Clavicle Based on the Hsiao T’un and Hsiu Chiu Shan Specimens”（汉族锁骨之研究——根据小屯与绣球山标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卷第1-2期合刊。
⑤ Woo,T.L.,“On the Glabella Prominence of the Human Craniums”（人类头骨眉间嵴凸度之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卷第1-2期合刊。
⑥ Woo,T.L.,“Neuc Instrumente fur die Uniriss – Zeichanung von Hand and Fuss”（画手与足外围形之新仪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卷第l-2期合刊。
⑦ Woo,T.L.，“Formulae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apacity of the Chinese Skull form External Measurements”（殷代与近代颅骨容锺之计算公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1941年第2卷第1-2期合刊。
⑧ Woo,T.L. & Yen,Y.,“On New Indices for Determining the Antero-Posterior Position of the Mental Foramen in Mandible”（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1941年第2卷第1-2期合刊。
⑨ Woo,T.L.,“On the Metopism of Chinese Skull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ize of Cranial Measurements”（中国人额骨中缝及颅骨之关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1941年第2卷第1-2期合刊。
⑩ Woo,T.L.，“The Physical Chinese of the Pa Miao People of Kweichow and Other Peoples of South Chin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72, No.1/2, 1942, pp.45-53.
⑪ Woo,T.L.,“A Study of the Chinese Huerus”，Biometrika, No.33, 1943, pp.36-47.
⑫ 复旦大学档案馆：《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吴定良》，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SWl2-479；《中国科学家辞典》编委会：《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121页；李路阳：《吴汝康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5页；杜靖：《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之始末——兼述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之流产》，《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⑬ 赵旭东：《不应被忘却的灵魂——忆田汝康教授》，《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ll日。
⑭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2、67页。
⑮ 本段主要参考了“马长寿 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914265.btm），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部分考证。特此说明。
⑯ 这一段主要参考了“夏鼐 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206857.htm）和“夏鼐 互动百科”（www.baike.com/wiki/夏鼐），以及个人考证而撰写。
⑰ 白草：《文学大家笔下的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⑱ 这一段主要参考了“金祖同 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865793.htm）和“金祖同 互动百科”（www.baike.com/wiki/金祖同），以及个人考证撰写而成。
⑲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1页。
⑳ 李路阳：《吴汝康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13页。
㉑ 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系议决改制事项》，《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52号，1949年6月3日。
㉒ 李路阳：《吴汝康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㉓ 见2013年1月16日下午，笔者对毛昭晰先生的电话访谈录。
㉔ 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系议决改制事项》，《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52号，1949年6月3日。
2.历届招生情况
1947年秋季学期，浙江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并开始招生，至1952年夏该系被调整到上海复旦大学前后相续5年。5年期内是否每届都招生以及招生规模如何等问题，现有零散档案均无法说清楚。毛昭晰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50年秋考上了浙江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据他回忆，当时人类学系并没有几个本科生。① 那么，究竟有多少呢？下面根据一些现存档案来加以了解。
1948年6月21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即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考试，有13人参加“普通人类学”课程考试，吴定良任主考。② 时隔4日后，即6月25日上午八时至十一时，有6人参加体质人类学课程考试，仍由吴定良任主考。两场考试地点都设在当时浙江大学健身房内。③ 民国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文学院人类学系注册学生人数仅为“1人”，且男性。④ 1948年秋季学期，文学院人类学系注册学生为2人，男女各1名。⑤ 1948年秋季学期，浙江大学共录取新生334名，其中文学院占34名，而人类学系仅为11人。⑥ 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即1949年春季学期，浙大人类学系注册学生人数为3人（2男1女）。⑦ 三十八年度，即1949年秋季学期，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在杭州考区录取人类学专业学生两名（张钦曾和姚启润）。⑧ 从该年度10月6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发布的各区新生录取统计表数字看，是年人类学系很可能只招收到了杭州区这两名学生。⑨ 毛昭晰回忆，1951年秋天，浙大人类学系招收了最后一届学生，总共有三四人。⑩
当时人类学除了给本系学生开课外，还允许其他系的其他专业学生选修人类学有关专业课程：“医科二年级同学注意：关于选读人类学一门，经与人类学系吴主任商榷后，以体质人类学与医学较多关系，凡已选普通人类学之同学，统希改选体质人类学云。”⑪
通过上面铺陈的资料可以看出，只有1948年的招生人数很清楚，其他不是很具体。估计其他年份会低于这个招生规模：杭州解放后的情形肯定如此，上面已有说明；从1948年春季只有6人参加吴定良的体质人类学专业课考试情形看，1947年首届招生人数也不会很多，至于有13人参加“普通人类学”课程考试，笔者怀疑其中包含了医学院的选读生。当然，13名也有可能是1947年的招生量。至于1949年浙大人类学系招生情况，笔者认为，由于杭城刚刚解放，人类学系面临改制，加之战争过后，人心未定，而其他地方尚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浙大人类学系的招生规模自然也不会很大。毛昭晰的记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据复旦大学档案馆所存资料看，赵一清当年便是吴定良在浙大所带的本科生。他于1952年毕业，毕业后先去了四川华西大学中同文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之后到四川大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4年去复旦大学工作，担任人类学教研组讲师，协助吴定良开展人类学教学和研究。1974年曾应解放军某部科研部门邀请，在举办的人体测量短训班上，讲授“生物力学”课程。⑫ 他算是本科生中的佼佼者。
接下来我们看看研究生的招生情况。
民国三十七年度六月七日，浙大校刊登载了一则“招考研究生简章草案”，其中提到史地所人类学组招收研究生事。 ⑬ 这是目前浙江大学馆藏档案中见到的最早记载招收人类学研究生的资料。1948年，史地所在京闽两区招人类学研究生1名（当时浙大各研究共取了14名），名字为周理镛。 ⑭
但是周理镛不可能是吴定良在浙大带的第一个研究生，而郑公盾，即前文提到的郑能瑞可能是吴定良的第一个研究生，他毕业于1949年。如果周理镛是第一个人类学研究生的话，他不可能1948年入学而1949年研究生就毕业。但关于郑能瑞具体的研究生人学年限，目前没有发现相关档案资料加以说明。郑能瑞很可能是1947年的研究生。我之所以推测郑能瑞是吴定良的第一个研究生，是因为1948年10月9日人类学学会举行“迎新联欢大会”时，郑能瑞是常务干事，且吴定良让其致欢迎辞。 ⑮
石兴邦于194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边政系（在这里，他跟随凌纯声、卫惠林等先生学习过文化人类学 ⑯），同年考上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随吴定良学习体质人类学，跟夏鼐学习并研究考古学。但一年后，即1950年跟着夏鼐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据毛昭晰回忆，1950年秋季人学的研究生有4人：王伯阳（跟吴定良学生命统计学，院系调整后去复旦大学生物系，后来搞电生理学）、吴汝祚(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52年于浙江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毕业，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攻史前史）、张云鹏（1952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工作）、毛昭晰（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1950年秋考入浙大人类学研究所为研究生，1951年之后在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任教，主要从事人类学、史前史及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78年他倡议在杭州大学开设文物及博物馆学专业）。 ⑰
据毛昭晰回忆，当时的研究生并不像今天这样指定做某个人的学生，人类学研究所所有老师的课都要上，个人可以按照自己兴趣日后有所发展。不过，从日后发展情形看，当年在浙江大学上过人类学课的人大部分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从事基础教育行政工作或办官方杂志；一是转向考古学或考古人类学，而留在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较少。
① 见2013年1月16日下午，笔者对毛昭晰先生的电话访谈录。
②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国立浙江大学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考试日程表》，《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7号，1948年6月14日。
③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国立浙江大学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考试日程表》，《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7号，1948年6月14日。
④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本校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注册学生人数统计表》，《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8号，1948年6月26日。
⑤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本学期注册学生人数统计——截止九月十五日》，《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30号，1948年9月18日：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本校三十七年度第一学期注册学生人数统计表》，《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73号，1948年11月8日。
⑥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校闻·本届新生三三四名》，《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38号，1948年9月28日。
⑦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本校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注册学生人数统计表》，《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46号，1949年5月20日。 ⑧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国立浙江大学三十八年度杭州区录取新生名单》，《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80号，1949年9月8日。
⑨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三十八年度各区录取一年级新生人数统计表》，《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89号，1949年10月6日。
⑩ 见2013年1月16日下午，笔者对毛昭晰先生的访谈录。
⑪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医学院布告》：《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27号，1948年9月16日。
⑫ 复旦大学生物系：《赵一清同志追悼会悼词》（题目根据内容由笔者拟定），见复且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生物系-96”，第65页。
⑬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校闻·招考研究生简章草案》，《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号，1948年6月7日。
⑭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三十七年度京闽两区新生揭晓》，《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22号，1948年9月9日。
⑮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人类学会迎新联欢大会盛况》，《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49号，1948年10月9日。
⑯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112页。
⑰ 见2013年1月16日下午，笔者对毛昭晰先生的访谈录。
3.课程设置
据毛昭晰回忆，当年吴定良开的课程有体质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和生命统计学。在其他文化人类学教授没有来浙大前，吴定良还开设过民族学等课程。① 吴定良当时也开设过“化石人类学”（即史前人类发展史）等课程。② 从现存档案看，1947年第二学期（即1948年春季学期）吴定良还开设过“普通人类学”课程。③ 而“普通人类学”不同于“体质人类学”，“普通人类学”主要讲授“人类发展史”或人类学演化史，属于一般概论性课程，而“体质人类学”则更趋专业化，所以当时医学院让己选择了“普通人类学”课程的学生改选“体质人类学”，理由是“体质人类学”与医学有较密切的关系。④ 除了给浙大上课外，吴定良在刘威邀请下，还去上海暨南大学理学院人类学系做过兼职教授，讲授体质人类学。⑤ 马长寿和田汝康二人，主要讲授文化人类学与中国民族志等课程。至于夏鼎，主要讲授考古学。⑥ 1949年秋季学期，金祖同曾担任“中国古器物学”、“史前文化”两课程。开学授课十余日后即赴沪，因为宋庆龄嘱其撰写“中国少数民族被侵略史”一文。为了查阅相关资料，金祖同只好留沪（事实上，他一直居沪，只是来杭上课），这样，所承担两门课程由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何天行先生担任。⑦ 又据毛昭晰回忆，起先沙孟海也曾为人类学系开过“中国古器物学”课程；而田汝康也为研究生开设过“东南亚和东南亚研究”、“论文研究方法”两门课程。⑧ 据前文资料，当年还曾开设过“优生学”课程，但杭州解放以后，人类学进行课程改革，遂将“优生学”删除，增添了“中国边疆民族”、“边疆语言”、“边疆博物馆学”、“标本制作与鉴定法”等课程。⑨ 可见当时比较注重培养边疆建设人才、博物馆与陈列馆技术员以及有关实用体质检验人员。
在课时安排上，据复旦大学档案馆所保留一份资料看，当时吴定良所开设普通人类学课程每周3课时，体质人类学课程每周4课时，人类学技术（即人体测量学）课程每周3课时，而生命统计学课程每周3课时。⑩
① 见2013年1月16日下午，笔者对毛昭晰先生的访谈录。
② 吴定良：《教师及职员登记表》（1951年2月5日填写），见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干部档案·吴定良》．档案编号：No.479（此处依2010年档案编号）。
③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国立浙江大学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考试日程表》，《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7号，1948年，6月14日。
④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医学院布告》：《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27号，1948年9月16日。
⑤ 吴定良：《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见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干部档案·吴定良》，档案编号：No.479（此处依2010年档案编号）。
⑥ 见2013年l月16日下午，笔者对毛昭晰先生的访谈录。
⑦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接管要闻·人类学系·金祖同》，《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71号，1949年8月9日。
⑧ 见2013年1月16日下午，笔者对毛昭晰先生的访谈录。
⑨ 国立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系议决改制事项》，《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52号，1949年6月3日。
⑩ 吴定良：《教师及职员登记表》（1951年2月5日填写），见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干部档案·吴定良》，档案编号：No.479（此处依2010年档案编号）。
（二）学术工作的开展情况
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建立后都进行了哪些学术工作呢？
1.学术调查或考察
1947年5月份，吴定良给国民政府教育部呈递了一份“浙大史地所研究计划”，内容如下：
（Ⅰ）计划概要：本年度暑假期间，拟赴处州与浙闽边界调查畲民生活与体质。预计调查人数约二千人。调查内容分（1）畲氏之来源与迁徙情形；（2）畲民之地理分布；（3）畲民之物质与社会生活；（4）畲民之精神生活；(5）畲民之体质；（6）畲氏之生理与心理等。
（Ⅱ）时期：调查时期定于本年七月至九月，共计三个月。
（Ⅲ）人员：研究员一人，助理员二人，共计三人。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①
这份关于特定民族的研究内容，设计非常丰富而饱满，既有体质的，又有社会与文化的，甚至心理的，对所考察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并重。除此以外，还包括特定民族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分布，设计者试图研究该族群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生理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思路非常缤密。不难想象，通过这样细密的调查撰写出来的人种志或民族志必是上乘作品。即便今日，仍有很高的方法论意义，因为最近30余年来，中国人类学界再也没有人设计出这样一份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兼重的研究了。我们要么单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一个民族，要么从生物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一个民族，我们可怜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训练已经不允许我们做这样贯通的研究设计了。
再看另一项研究计划：
该系自成立以来，即注重研究各种人类原始资料，早有中央研究院运来人类学与民族学标本，有该系采集者，有由其他学术机关借来者，均由京沪两地大批运到。书籍杂志，略具规模；人体、骨骼、血型研究室，亦分别布置就绪，拟于双十节后积极进行下列研究工作：
（一）浙东成人体质之研究。
（二）杭州市儿童体质发育之程序。
（三）近代华族颅骨之研究（根据新发掘材料），以上由吴定良教授担任。
（四）浙省人血型之研究，由张宗汉教授担任。
（五）台湾高山族之原始文化，由金祖同副教授担任。
（六）婆罗洲土著之人类学研究，由田汝康教授担任。②
这个计划既包含体质人类学内容，也包含文化人类学内容；既有汉人体质调查项目，也有非汉文化之观察；既有中国本土研究，也有今日所谓“海外民族志”考察，而且学术分工明确，后来皆一一进行之（有些在拟订计划之前或当时就已开展）。
2.学术杂志的编辑与出版
浙江大学人类学系还编辑《中国人类学专刊》和《人种学志》两种学术刊物。 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定良积极争取经费，得到商务印书馆承印《人类学集刊》。虽然部分来往信函在今日之浙江大学档案馆内阙如，但大致能推展出吴定良、商务印书馆与浙江大学三方之间的互动过程。
从整个事件看，当年先由吴定良个人出面联系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事宜，待出版社同意后，吴定良再联系本校文学院提供出版经费，而后出版社与文学院双方签订出版合同。
1947年5月9日，吴定良给其所在学院院长张晓峰写了一封信函：
晓峰院长吾兄惠鉴：
关于《人类学集刊》印刷事，煨承赞助，感谢！爰似前月弟赴沪趋访朱公经农。渠云：“可与浙大订约，仍由商务印书馆承印，惟须浙大来一正式信。”兹附上，接洽情形与该刊内容等一纸，敬恳转寄秘书处函致朱先生，商定合同。无□盼荷！专此。
敬请
著安
弟吴定良拜撰 九日 ④
这一封信的落款时间只有个“九日”字样，但据下面将要介绍的两封信函，可以推知是1947年5月9日。当时，朱经农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而吴定良于1947年4月份先赴上海拜望朱经农，联系出版事宜。朱经农要求浙江大学校方出具正式信函，而非个人信函。所以，吴定良致函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要求向商务印书馆出具信函。于是，张其昀给本校秘书孙祥治去函，要求写一封信致商务印书馆。
祥治兄：
□□请拟一公文，致商务印书馆朱经农先生。
附函 □□□□拟还。此致
张其昀敬上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九日 ⑤
这份档案中也保留了信封，上面写着：呈孙祥治先生，张院长晓峰。张其昀给孙祥治信函中显然附上了吴定良给他的那页说明书（与朱经农接洽情形及《人类学集刊》的内容简介）。孙祥治在接到张晓峰信函后，便立刻写信给商务印书馆。孙祥治最初给商务印书馆的信在今日浙大档案馆里无存，估计当时应该附上了《人类学集刊》未刊稿。商务印书馆在接到孙样治信函和《人类学集刊》未刊稿后，未能及时回复。于是，孙祥治就再写一信，询问下落。
但孙祥治的这封信函缺乏署名单位或个人，同时也缺乏信函落款时间，且脱落了不少文字：
送启者：本校教授吴定良先生为人类学……人类学集刊……拟托交给商务贵馆印刷，到馆如何？均即请惠示！以便洽谈，□□为荷！
此致 ⑥
“本校”二字，显然是浙江大学。在浙江大学档案馆里，此信排在下一封信之后，但笔者以为此信当年写于下一封信之前，理由是：应该先把《人类学集刊》未刊稿寄给出版社，待出版社审稿后，才能决定双方是否签署出版合约。据此，可知此信在下一封之前。
1947年5月12日，浙江大学文学院函复在沪的商务印书馆（虽缺乏落款署名，但可以推知是以浙江大学文学院名义发出的），商量签订出版合同一事：
拟请印刷人类学集刊一卷，如何订约？请惠示！以使照搬。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⑦
3.科普工作
除了积极推进学术研究工作外，他们还从事科普工作。1948年12月25、26两日，浙大人类学系就开展了“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
本校人类学系定于本月二十五、二十六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在该系实验室展览台湾高山族文物标本五百余件，同时陈列各地史前猿人模型，浙江史前石器及殷墟甲骨等，欢迎本校教职员工暨眷属及同学惠临参观指示。高山族标本大部分为丁惠康博士、庄学本先生收藏，其中一部分，承丁博士捐赠该系，俾为观摩之用云。 ⑧
1950年秋，吴定良曾协助华东文化部主持“从猿到人展览会”设计事宜。他还曾协助过杭州市总工会文化宫布置展览会。 ⑨ 显然，社会主义中国要对公民进行社会发展史教育，“从猿到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主题，这是特定时代赋予人类学的一个任务。
4.学术交流
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当年也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比如，在1949年6月所作的“人类学决议改制事项”中曾提到：“婆罗洲古晋博物院拟送本系臂猿(Gibbon）与猩猩（Corang-Mtan）头、体骨骼各一副，此项标本极为珍贵，为国内机关所未有。”⑩
① 吴定良：《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研究计划》，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23-24页。
②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人类学研究工作积极进行》，《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41号，1948年10月1日。
③ 竺可桢：《拟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569,第3,5-10页。
④ 吴定良：《致张晓峰院长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14页。
⑤ 张晓峰：《呈孙祥治函》，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15页。
⑥ 国立浙江大学：《致上海商务印书馆》，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13页。
⑦ 国立浙江大学：《函复字第223号送沪商务印书馆》，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L053-001-0239，第12页。
⑧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人类学系明后两日举行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93号，1948年12月24日。
⑨ 复旦大学：《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吴定良》（由吴定良于1952年8月8日亲自填写），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编号：SW12-479。
⑩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编辑部：《人类学系决议改制事项》，《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152号，1949年6月3日。
四、讨论与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1946年秋至1952年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浙江大学人类学开展的若干特点来：
第一，建立了完整的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等教学与研究机构。该机构的发育程序是：一开始人类学依附在史地系和史地研究所里面，然后在史地系和史地研究所内建立人类学组，由人类学组发展为人类学系，最后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同时，浙大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配备有专业图书馆、实验室，有大量可供教学和研究使用的实物、标本和民物，同时拥有专业刊物。另外，还以自己为基础成立了人类学学会。
第二，有一支开展人类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队伍，主要由吴定良、田汝康、马长寿、夏鼐、张其昀、金祖同、张宗汉等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构成。这支学术队伍知识结构合理，囊括了体质人类学或生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考古学或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方面的专家，为当时国内办有人类学系的数所大学中阵容势力最强的一所。
第三，在办学体制和层次上，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既有本科教学，又有研究生教学，研究生直接参与科学研究，成为科研的得力助手，实现了高级人才培养计划和目标。特别是在体质人类学方面，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和师资力量。① 需要说明，不论是当时的人类学专业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能得到完整的人类学四分支学术训练，即在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方面都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储备。课程训练方面既有专业基础课，也有若干根据教师专长所设的专题研究性课程。
第四，在科研方面，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学术调查活动，编篡学术专业期刊，整理、发表或出版了一批科研成果，在当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具体说来，其人类学研究富有如下几个特色：
（1）其田野考察既能注重文化人类学内容也能注重体质人类学内容，既能考察民族的现状也能关注民族的历史，而且两者同步有关联地进行。从前面介绍的民国三十六年五月的“浙大史地研究所研究计划”和民国三十七年十月的“人类学系研究工作积极进行”的有关报道中就能了解到。这是中国最近三十年来人类学界所不能做到的事情。
（2）从吴定良所主持的“浙省舍民调查”项目来看，能够注重从生物基础、营养环境、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几个方面人手开展，显然是承袭了当年他在中央研究院主持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时所具有的学术思路。而这一思路恰恰是蒋介石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骆等所倡导的，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了解一个民族的素质问题。当然，这与蒋介石的认识有关。②
（3）在注重考察汉人体质、社会与文化的同时，更突出边政研究或中国边地人群研究。这依然可以看做是对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人类学和民族学思路的秉承和沿袭，也是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需要人类学、民族学发展与开展的思路，因为不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从汉人中心地区搬迁到边缘地区去了，背后或周围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为了战时动员各种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对抗日人，所以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集体发生了学术转换，充分注重考察边缘人群的体质、社会、文化与历史。即使抗战结束以后，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和各大学回迁至东部，也仍旧保留了这一学术兴趣。
（4）比较重视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偏重技术，强调与社会发生密切联系。这同样是抗战时期学科研究思路的延伸。
纵观当时国内数家开办人类学系的大学，人类学教学与研究开展最为活跃、综合成就取得最大者莫过于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浙江大学人类学开展得可谓“红红火火”，一度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中心（特别是在人类体质研究方面）。我们知道，吴定良主持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正值中日战争以后国共两党斗争阶段，可谓时局动荡，深处改朝换代之际。连竺可桢都认识到“时局不佳，经费困难，此时不宜谋扩充”。可是，为什么还能取得这番骄人成绩呢？其中的原因，约略有如下数条：
第一，在开办人类学专业和进行学术研究上，院、校、教育部三级办学机构达成了共识，各级领导思路清晰，都能认识到人类学的学术和应用价值，积极鼓励和支持人类学事业的发展，为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学术活动的推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氛围。
第二，有一支精良的学术研究队伍，从院士到研究员或教授，再到副教授，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史上的大家，而且这支队伍形成了良好的人类学四分支知识结构，绝非像现在国内诸大学多数人类学系或人类学研究所仅是文化人类学家，或少数为体质人类学家的集结地。当然，这与现行的国家学科体制划分有关。但笔者同样认为，这也与学科带头人的胸襟及视野有莫大关系。
第三，浙江大学人类学获得了多批次、大数额办学和科研专项经费，堪称当时国内同类大学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之最，非其他单位可比拟。第四，具备了一个好的学科带头人。吴定良的学术成就和声望前述已有介绍。这里着重分析他的另外两个方面。首先，吴定良有着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学科发展胸襟，以及学科发展的战略眼光。吴定良虽然出身体质人类学，而且专精于体质人类学，但是他在引进人才方面不圃于自己的学科偏好，所以，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人才也能得以吸纳。这样的胸襟与认识可能与他前一阶段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经历有关。
其次，吴定良有着良好的个人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成为他在浙大推动人类学事业的重要社会资惊。在1958年7月22日吴定良本人所填写的“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之“社会关系”一栏中，除了家属以外，吴定良着重开列了如下几位在20世纪中国科学史上各学科内部占举足轻重地位的学术大家，同时他们大多也是国民政府教育界和知识界的“高级官员”，手中掌握着大量知识生产的资源：
竺可桢：师生关系（抗战胜利以后，邀我赴浙大服务，现仍保持联系）。
吴有训：同学（返国时劝我参加中央研究院，现仍保持联系）。
朱家骅：职属。
① 《中国科学家辞典》编委会：《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② 杜靖：《1895-1950年间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与教学活动述略》，《人类学学报》2008年第2期；杜靖：《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之始末——兼述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之流产》，《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