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雷达研究所起义的大功臣谷超豪

策反雷达研究所起义的大功臣谷超豪
—王恩海

说起谷超豪,很多人都知道是我国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数学家。浙江温州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59年获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齐性黎曼空间、无限维变换拟群、双曲型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规范场理论、调和映照和孤立子理论等方面取得了系统、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首次提出了高维、高阶混合型方程的系统理论,在超音速绕流的数学问题、规范场的数学结构、波映照和高维时空的孤立子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和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对两校的发展作了一定的贡献。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他还是个策反原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起义的大功臣.
谷超豪,浙江大学地下党员,1949年3月初,在中共杭州市委(地下)的领导下重点抓雷达研究所的策反工作,为雷达研究所起义作出很大贡献!
谷超豪通过“科协”、“科时”的活动,充分发挥该所进步分子张叶明、程嘉钧、范复礼三人的作用,逐步形成为该所进步分子的核心,通过他们争取了该所所长葛正权和大部分的中青年技术军官和工友(学徒、技工),并组织起来护所,把仓库加固,对器材进行装箱造册,防止丢失。取出仓库中的枪支,组织防护队,保护所的安全,防止国民党散兵和坏人的抢劫破坏,孤立并阻止了极个别反动分子企图继续南逃的打算。全部雷达、器材物资、车辆、文件档案都留下了,完整地为我军顺利接管。更为新中国雷达创业保存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
我军创建的第一支雷达营——电讯大队的装备、器材和工程技术人员全部都是由这个起义的雷达研究所提供的。

旧中国雷达事业萌芽的历史状况及我党地下策反工作的卓越成就

旧中国雷达事业萌芽的历史状况
及我党地下策反工作的卓越成就

十四所所史编写小组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雷达是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雷达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当时在我国,由于工业基础薄弱,无论是国民党区还是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地区,雷达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故防空情报只能凭望远镜目测,再用电话以“消息树”的方式进行传递。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的大部分装备和台湾的全部装备均被国民党接收,其中包括100多部在二次大战中留下来的雷达装备,以散处在台湾的居多,但均遭破坏,不能使用。
1946年8月,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训令”:“降日所缴雷达机器,交由第六厅负责整修,并计划运用”。为此,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于同年10月派研究员叶彦世偕同清华大学教授叶楷、中央大学教授徐璋本赴台湾各地进行了考察,并于同年11月返宁复命,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该所直属第六厅,并分京(南京)区,台区两地同时工作。京(南京)区所侧重训练雷达工作人员兼任修理,台区所侧重修理工作兼任训练。台区所于1946年11月5日开始筹备,1947年2月1日于台北马场町机场下正式工作,所长是叶彦世;京(南京)区所于1947年15日于水西门登隆巷10号成立,所长是叶造甫。
建所初期,技术人员奇缺,“京(南京)台两区技术人员,每区不过三、五员”,以后通过内部及公开招考,技术人员有所增加,到解放时,技术人员达到37人。这一批技术人员大部分是为了就业和掌握新技术具有钻研精神,通过刻苦产实践初步掌握了雷达维修技术。这了掌握雷达操作技术,“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于1947年至1948年分别于台北和南京两地举办雷达技术训练班,招考高中毕业生或具有一定电讯知识的人员。台北雷达训练班于1947年6月到10月培训出学员48人,南京雷达训练班于1947年6月到1948年3月培训出学员35人,大部分都分配到各要塞侦测队(即雷达站)任雷达操作员。
当时,雷达机器的来源,主要是接收日军留下来的旧机器,“在京(南京)台二地先后接收日式雷达机144架”,但均遭破坏,需要修复才能使用,另外,美军也将一部分雷达机器以剩余物资形式拨给国民党政府,1947年7月,国民党行政院拨给国防部美军剩余物资,SCR-268雷达8架,SCR-545雷达两架。以后美军又继续调拨给国民党一批旧的雷达,除上述两种以外, 有SCR-207,SCR-527,SCR-584、602等型号的雷达,这些雷达均集中在南京的马标。

“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建立后,即着手对雷达进行整修,至1947年底,整修出各种雷达(全部是日式雷达)76部(台区所修出的占大部分),具体数字如下:
1、 三式一号三型警戒机30部;
2、 三式空六号警戒机16部;
3、 四式警戒机   19部;
4、 要地用二型机  2部;
5、 野战移动用警戒机2部;
6、 四号一型标定杨 3部;
7、 四号三型改1标定机3部;
8、 二式一号一型警戒机1部。
这些整修好的雷达大部分均发往国民党各要塞使用,除台湾各要塞之外,在大陆的有江宁要塞、江阴要塞、马尾要塞、青岛要塞、吴淞口要塞、南京狮子山要塞等。1948年,国民党国防部举办了“国防新技术展览会”,该所选送了几部雷达参加展出。(型号有日本的四式、三式空六号;美国的SCR-545、SCR-268等)。
1947年底,“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台区所的修理要作告一段落,根据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的决定,,台区所予以撤销,人员和设备并入南京所,所长为叶彦世。第六厅于此同时筹组雷达研究所,当时,在南京妙耳山征地并建造了研究楼。1948年11月16日,根据第六厅的“训令”,将“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改编为“雷达研究所”,派葛正权为所长,叶彦世为副所长,所址仍在登隆巷,妙耳山研究楼建成暂时作仓库之用。该所成立时,有官佐56人(其中技术人30多人),士兵和工人96人,共152人。

我地下党的斗争取得的成果

我地下党对国民党这一重要军事研究机关比较重视,1948年初,南京地下党组织(具体联系的党员是吕东明、吕的上级为王荣源,解放后曾任中共南京市委监委书记,已故),动员浙江大学毕业生、进步青年张叶明利用其父与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所长叶彦世比较熟悉的关系,进入该所,做搜集军事情报,争取群众的工作,(张叶明于杭州解放前夕被发展为地下党员,解放后参军,现已离休)。
1948年底,国民党在打内战的战场上节节败退,我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首都南京已暴露在我军的进攻方向上,南京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纷纷南逃。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也命令雷达研究所向南撤逃。
雷达研究所所长葛正权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不愿追随国民党继续打内战,想把这一批宝贵的雷达器材保存下来,但又不能抗拒第六厅的命令,于是他暂将雷达研究所迁往杭州,再伺机行事。1949年1月6日至4月16日,该所分七批迁到杭州,当时有官兵100人,携带器材1156箱和6部雷达整机(SCR-268、SCR-270、SCR-527、SCR-545、SCR-584、602雷达各一部)。葛正权并在南京设立了一个17人的留守处,看守一时运不走的大部分雷达和器材(约1500吨),任命汪乃秩为留守处主任。
我南京地下党组织得悉这一情况后,即将此情报转给杭州地下党组织,由张叶明同志负责联系,接受杭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具体联系工作的是在杭州地下党党员谷超豪、许良英)。
雷达研究所迁到杭州以后,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继续命令该所向广州、台湾撤逃,葛正权就采取拖延不动的办法,1949年3月间,第六厅厅长钱昌祚曾专程到杭州摧促该所南迁,并应允拨三万银元作拆迁费,葛表面应允,但在钱走后仍按兵不动,也不去领取那三万银元。在是否南逃的问题上,该所分为两派,一派发葛正权为首,消极对待南逃,采取按兵不动的策略,实质上是暗中等待解放;另一派以副所长叶彦世为首,力主南逃。由于葛正权在职务上和军衔上的优势,所以“按兵不动”这一派占了上风。
1949年3、4月间,我地下党南方局(负责人刘雅清)布置地下党员许锡瓒公开身分是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少校科长,后为我三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已离休)组织护厂护校工作,并劝说国民党高级科技人员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服务。许为此写了劝说信给雷达研究所所长葛正权,葛内心表示接受。葛在离开南京去杭州时曾秘密地将此信给南京留守处副主作戴季江看阅过,示意戴要保护好器材,到时按帐册完整地交给解放军。当时,南京留守处主作汪乃秩为了了解局势和稳定留守处的人心,走访了他的老同学李世仪(李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未暴露身份),李向他讲清了形势,即国民党败局已定,大势已去,应该顺应历史潮流,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汪接受了李的意见,决心把留守处完整地留下来。
1949年4月21日左右,南京国民党军队已撤逃,此时我军尚未入城,一部分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不良分子(约200余人)包围了雷达研究所留守处,企图抢劫器材,留守处人员经过了极大的努力,保卫了仓库的安全。4月23日南京解放,24日留守处主任汪乃秩副主任戴季江一同到二野司令部三局请求解放军接管该留守处。5月4日二野三局派军代表贾鹤龄接管了雷达研究南京留守处。
4月25日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瓒专程从上海赶到杭州与葛单独会见,劝说葛正权不去广州,葛向许明确表示不再迁往广州。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我军逼近杭州。我杭州地下党通过张叶明同志发动该所下级军官和青年职工开展了护所斗争,以防止国民党散兵游勇和的破坏,葛正权给以支持,并将雷达整机、器材、文件资料予以封存,等待解放军接管。5月2日,在第二十次所务会议上,葛正权佯称:“本所迁移与否已报厅请示未电复”。至5月3日杭州解放,5月4日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派航空处处长王中笑接管了雷达研究所。从此我国的雷达事业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注:

1、1949年11月,华东军区航空处南京办事处召开了评功授奖大会,表彰雷达研究所职工的护所功绩,办事处主任乔坚在讲话中肯定了该所职工的起义行动。当时有42人立功受奖,其中葛正权、张叶明两人荣立一等功;王懋生、程嘉钧、汪乃秩、戴季江、刘忠兴等6人荣立二等功;葛兴、项家骅、张传杠等34人荣立三等功。
  2、1983年10月20日,空军政治部联络发出文件《关于伪国防部六厅雷达研究所人员按起义人员政策对待问题》,文件中确定葛正权等105人按起义人员对待,另确定包智雄等13人因有反动行为,不按起义人员对待。
  3、1985年12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向原雷达所105名人员颁发了《起义证》。
 
以上根据材料:
  1、《关于伪国防部六厅雷达研究所人员按起义人员政策对待问题》
空军政治部联络部 1983年10月20日
  2、《杭州党史资料》   1984年第二期
  3、《关于国民党伪国防部雷达研究所在解放前夕的一些情况》 许锡瓒  1984年12月5日
  4、《杭州市军管会军事部航空处接管工作初步总结报告》 1949年6月1日
  5、《牡丹江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回忆录》 王中笑  1986年5月28日
  6、《(伪)国防部第六厅三十六年度工作报告书》
  7、《为请派员来所接收由——伪国防部第六厅雷达研究所报告》 1949年5月3日
  8、《(伪)雷达研究所会议记录》 1949年
  9、老同志的回忆(葛正权、戴季江、汪乃秩、周绍鸣等)。

对雷达研究所起义的一点回忆

对雷达研究所起义的一点回忆
范复礼

我翻阅了杭州党史资料雷达所的专集,里面有谷超豪、张叶明和刘子真的文章,唤起了我一些回忆。

雷达研究所原为国民党国防部六厅管辖,在台湾接管日本人留下的二战时期的雷达设备,后搬到南京又充实了一些美国设备。技术人员中,有一些是浙江大学毕业来的,其中以张叶明同志为主接受了共产党的秘密领导,在1949年底阻止了国民党国防部命令迁往台湾的企图,到达杭州时,和浙江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程嘉钧、张叶明和我参加了科学时代社,争取了当时所长葛正权,不再随国民党南迁,孤立了几个最反动的家伙。终于在1949年5月3日迎来了解放。负责接管的第一任军代表是王中笑同志,仍名雷达研究所,不久,刘子真同志接任军代表。

1949年10月5日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组织力量修复了日式、美式雷达,为成立雷达部队准备了物质基础。当时专调了军政干部,从华东军大、南京军区教导大队和上海团校又调来一百多名初、高中知识青年,于1950年4月22日受总参命令成立我军第一个雷达营——华东空军电讯大队(后命名为雷达101营),孟继萃任营长,刘子真为教导员。在上海接受苏军的短期业务训练,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奉调到东北,担负了防空任务,后又组成志愿军雷达部队去朝参战,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国民党国防部的物资怎么转到人民手中的?

雷达101营主要装备原都是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的物资,怎么转到人民手中的?
郑乃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接管了许多日军用物资。国防部第六厅是负责国防科技发展的,有点像现在的国防科工委。雷达是当时一项新技术,就由它管。1946年11月,六厅任命叶彦世为雷达修理所所长,带人赴台湾整理散落各地的雷达,后来知道那里主要是三一三与三式空六号(和三一三类似)雷达。南京国防部马标仓库内有许多未启用的新雷达器材,有四式、三一三、229号503型(波长4米)的雷达。1947年5月六厅任命叶造甫为雷达修理所代所长,在水西门内登隆巷十号整理架设四式雷达、三一三雷达。47年7、8月份,大批美军在冲绳的SCR–268雷达(配探照灯用)运抵马标交修理所整理架设。以后陆续运来许多太平洋岛屿上的美军旧雷达到马标,有SCR–602、SCR–270、SCR–572、SCR–545、SCR–584等。47年8月,台湾雷达处理所撤消,叶彦世带那边的技术人员及大量器材回南京,任所长,领导修理雷达,所部宿舍在登隆巷,工作场地在马标,用汽车来回跑。48年10月,雷达修理所改名为雷达研究所,葛正权为所长,叶彦世为副所长。

47年6、7月雷达修理所办雷达训练队,招收高中毕业生及部队内下级军官学习修理使用雷达,于48年2月在全国成立六个雷达站,训练队学员带雷达到六个站架雷达准备对空警戒。雷达站属要塞司令部,带走的雷达是四式和三一三式,这六个站是南京、江阴、吴淞、青岛、厦门、虎门。要塞司令部对这事很不重视,除吴淞外,其余几个站都没有架妥看微波,吴淞站的技术负责人是单纯奎,他曾请我到他架的三一三雷达看过。49年上海解放前夕,吴淞站分队长沈庭正起义投靠人民解放军,他们的器材能保留到人民解放军手中,其余五个站的器材都失散了。48年11月,国民党将几台SCR–268雷达交探照灯部队,解放后也失散了。虽然这样,绝大部分雷达还集中在雷达研究所。

我党早就认识到雷达对国防建设的重要。1948年3月动员浙大物理系47届毕业生张叶明通过关系到雷达修理所来。当时任务是:团结科学机构、工厂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国民党压制民主、反共反人民、摧残教育、摧残科学的罪恶,为争取科学发展的民主政治权利而努力。张叶明当时是党外围的进步青年,到所后介绍一些进步的报刊给我们看,如《展望》、《文汇报》,《科学时代》等,所内没有这些,我们都利用星期日到书店翻着看。《文汇报》则站在马路旁贴报处看。1948年下半年,地下党通知张叶明,中心工作是:团结科技人员,保护物资器材和科技人员,迎接解放。我们暗中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新华社在牡丹江的广播,对人民解放的胜利形势及我党政策有所了解。1948年11月一天早上,叶彦世分别直接打电话给我与周伧铨,说要派我们到台湾给海军修雷达,可拿两份薪金,在南京发薪给我们家,我们在海军还可拿一份,最后说是否去要征求本人意见,我与周都分别回答不去。

国民党要将所迁台湾,所内大部分是江浙一带人也认识到国民党快完了不愿跟着走,推说找不到船拖着。到49年1月决定绝大部份人员和较值钱的雷达与器材迁杭州,南京留少数人看仓库,我们迁到杭州,张叶明很快和浙江大学地下党联系上。地下党派浙大助教谷超豪与张联络,当时党的指示是:保存物资技术人员不散,阻止继续南迁,组织护所队防止国民党撤逃时抢劫,所以葛正权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也没有撤向南方意思,副所长叶彦世想撤到钱溏江南,但少数意见形不成气候,最后葛正权同意组织起来护所,将仓库加固,器材装箱造册,防止丢失,并到南京去一趟,通知那里留守人员也这么做,交出公款买黄金银元采购粮食紫菜供所内人生活。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当天解放军即派人来所接管,大家热烈欢迎,庆贺解放。第一任军代表是王中笑同志,他向我们宣传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6月派刘子真同志为常驻所的军代表,张叶明同志在杭州解放后数天被批准入党。谭震林同志还写信由王中笑同志转交张表扬张和所内同志保护了所。1949年9月末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归南京航空办事处领导。1983年10月20日,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联络部发出《关于伪国防部六厅雷达研究所人员按起义人员政策对待问题》的文件,正式肯定了原雷达研究所人员的起义行动。

1950年5月前,雷达研究所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搜集雷达器材,但收效甚微。

我们不会忘记张叶明的功绩

张叶明
策反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起义的主要执行人
我军第一个雷达营三中队雷达技术员
最后在兰州空军军械修理厂离休
我们不会忘记张叶明的功绩

郑乃森回忆
我党早就认识到雷达对国防建设的重要。1948年3月动员浙大物理系47届毕业生张叶明通过关系到雷达修理所来。当时任务是:团结科学机构、工厂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国民党压制民主、反共反人民、摧残教育、摧残科学的罪恶,为争取科学发展的民主政治权利而努力。张叶明当时是党外围的进步青年,到所后介绍一些进步的报刊给我们看,如《展望》、《文汇报》,《科学时代》等,所内没有这些,我们都利用星期日到书店翻着看。《文汇报》则站在马路旁贴报处看。1948年下半年,地下党通知张叶明,中心工作是:团结科技人员,保护物资器材和科技人员,迎接解放。我们暗中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新华社在牡丹江的广播,对人民解放的胜利形势及我党政策有所了解。
国民党要将所迁台湾,所内大部分是江浙一带人也认识到国民党快完了不愿跟着走,推说找不到船拖着。到49年1月决定绝大部份人员和较值钱的雷达与器材迁杭州,南京留少数人看仓库,我们迁到杭州,张叶明很快和浙江大学地下党联系上。地下党派浙大助教谷超豪与张联络,当时党的指示是:保存物资技术人员不散,阻止继续南迁,组织护所队防止国民党撤逃时抢劫,所以葛正权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也没有撤向南方意思,副所长叶彦世想撤到钱溏江南,但少数意见形不成气候,最后葛正权同意组织起来护所,将仓库加固,器材装箱造册,防止丢失,并到南京去一趟,通知那里留守人员也这么做,交出公款买黄金银元采购粮食紫菜供所内人生活。
张叶明同志在杭州解放后数天被批准入党。谭震林同志还写信由王中笑同志转交张表扬张和所内同志保护了所。1949年9月末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归南京航空办事处领导。1983年10月20日,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联络部发出《关于伪国防部六厅雷达研究所人员按起义人员政策对待问题》的文件,正式肯定了原雷达研究所人员的起义行动。

<<党策动雷达研究所人员起义简述>>里是这样说的
雷达研究所,原属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雷达研究机构,雷达科技人员比较集中,其装备和器材,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军事技术。
雷达研究所原在南京。一九四八年初,我南京地下党组织通过党员吕东明,授意进步知识青年张叶明打入雷达研究所,搜集该所的军事情报;同年下半年,又通过党员施雅风,布置张叶明进行团结科技人员、保护物资器材的工作。
一九四八年冬,雷达研究所从南京逃迁来杭州。张叶明又和杭州地下党员谷超豪接上关系。我杭州地下党组织根据谷超豪的汇报,把雷达研究所列为重点保护单位,并指示谷深入联系该所进步技术人员张叶明、范复礼、程嘉钧,通过他们进一步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分子,发动护所斗争。张叶明等通过科学时代社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的活动,组织所内进步科技人员学习时事和党的政策,提高觉悟。同时,也对该所所长葛正权和职工群众,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工作。四月,张叶明等又及时地提出“只要人员不散,机器设备完整,我们就有饭吃”的口号,团结群众,把仓库加固,把器材装箱造册,并采购和储备粮食,组织防护队日夜巡逻。这样,终于顶住了国民党国防部催促该所继续南逃的命令,粉碎了所内个别反动分子煽动要“发钱、散伙、回家”、“把汽车开过钱塘江”等阴谋,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时,使该所完整地为我军顺利接管。
雷达研究所人员起义的胜利,为我军保存了在当时极为宝贵的现代化雷达设备和新中国建设极其需要的研究人员,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当时,曾得到浙江省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同志的书面表扬。张叶明本人,也在杭州解放后几天,经市委组织部批准入党。
一九四九年十月,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归华东军区航空办事处领导。一九五○年四月,在原雷达研究所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的基础上,扩充人员,加强领导力量,组建成空军电讯大队(后改称雷达第101营)。这是我人民空军的第一支雷达部队。该部后奉调东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联络部发出《关于伪国防部六厅雷达研究所人员按起义人员政策对待问题》的文件,正式肯定了原雷达研究所人员的起义行动。

南京地下党对雷达所的工作
—施雅风一九八四年二月二日春节于兰州
雷达研究所人员起义问题,我记忆到的如下:
一九四八年初,通过吕东明同志(我的入党介绍人,现在北京)介绍,我认识了刚去雷达所工作的张叶明同志和程嘉钧同志,知道他们思想进步靠拢我党。这时南京有一个科技界进步青年组织“科学时代社南京分社”,以若干地下党员为核心,进行活动,经常召集小型的不公开的座谈会,学习了解我党政策主张,分析时局动向,从经费和稿源上支持上海出版的《科学时代》杂志,是我约张、程两位参加的。到一九四八年冬淮海战役初期,国民党败局已定,地下党和任务转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防止国民党撤逃前的破坏,保护物资财产,迎接解放。科学时代社南京分社也本着此旨进行工作,组织尽可能多的科技人员留下来,反对搬迁,迎接解放。雷达所是地下党交代我经常注意联系的一个点,每一、二个星期和张叶明同志谈话一次,该所人员、设备、任务情况张曾写过详细材料转给地下党情报部门;在雷达所了解到的国民党军事动向,也经党禀报给地下党组织。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国防部命令雷达所撤离南京去台湾,张叶明通过我向地下党请示应付办法。经过商量,认为如通过雷达所一些上层关系,可以争取暂驻杭州,杭州进步势力较强,有浙江大学老关系,张易于和杭州地下党接上关系,因此,确定了先迁杭州的方针。张叶明,程嘉钧等同志按此方针进行工作,争取到雷达所一些上层人士的支持,迁驻杭州,保全了雷达所所有设备。张到杭州后还给我来过信,我也曾请南京地下党组织设法把雷达所及张的工作关系转给杭州市地下党组织。以后,张与浙大地下党取得联系,顺利迎接解放。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我在南京山西路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地下党上级组织的领导人为卢伯明同志(现在上海),直接联系的是王××(已故)与尚渊如同志(南京建工系统)。

杭州地下党领导的护所斗争
—徐恭慧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四八年冬,我联系的浙江大学的地下党员谷超豪向我谈:他从浙大科学工作者协会、科学时代社(以下简称“科协”、“科时”)方面了解到,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已从南京逃迁来杭,准备逃到广东去。他向我介绍了雷达在军事上应用的重要性,并说他认识该所技术员张叶明,张思想进步,倾向我党,可以通过张争取该所。我同谷研究决定对该所开展工作:1、由谷超豪加紧同张叶明联系,进一步了解他的政治思想倾向;2、要张叶明提供该所人员的政治情况,分清反动的、中间的和倾向我党的进步分子,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分子;3、要张叶明提供该所雷达设备武器情况。我将这一情况,向当时的杭州地下党负责人柯里汇报,得到他的同意。
当时,解放大军渡江解放江南的形势,已箭在弦上。我们对该所的工作总的要求是:阻止其南逃,设备不被破坏,迎接解放。
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初,中共杭州市委(地下)正式成立,我是市委所属职工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我们接受了市委布置开展重点部门的护厂护校运动、迎接解放任务,决定将雷达研究所确定为重点保护单位之一。为加强浙大“科协”、“科时”的活动,我们指定谷超豪、任雨吉、朱兆祥三同志成立一个党小组,谷超豪任组长,加强对“科协”、“科时”工作的领导;谷超豪重点抓雷达研究所的工作。
不久,通过“科协”、“科时”的活动,对该所进步分子张叶明、程嘉钧、范复礼三人做了大量工作,逐步形成该所进步分子的核心,开展护所工作。
张叶明按照我们的要求,积极进行了工作,提供了该所人员政治情况分析和雷达、武器情况。我根据张叶明来杭的表现,和当时工作的需要,请示柯里同志发展张入党的问题。经过谷超豪同志对张的工作,交来一份张的自传。柯指示:再考验一段时间。张叶明同志并未因此而有所消极,仍能主动接受任务,积极工作。
杭州解放时,经过张叶明、程嘉钧、范复礼等同志的努力,争取了该所所长葛正权,大部分的中间分子和下层工作人员(学徒、技工),孤立了极个别反动分子,阻止了该所继续南逃的打算,完整地为我军顺利接管。据此,柯里同志批准了张叶明同志入党。

谷超豪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三日深情回忆
一九四八年冬,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从南京迁到杭州。当时在该所工作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张叶明来找我,他告诉我,国民党反动政府感到战争形势对它大为不利,它所属的一些机构已开始南迁,该所也是属于南迁的机构,先迁杭州,然后再看情况,有可能继续南迁。张叶明是进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表现很好,做了很多宣传工作。由于我曾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学生运动中和他有较多接触,所以他一到杭州就来找我汇报以上情况,并希望我告诉他在杭州如何进行进步活动。
我当时是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浙大助教),组织关系属于杭州城市工作系统,上级联系人是徐恭慧(现在浙江省农业厅)。党组织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团结杭州市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保护杭州市各科技机构、设备,使其不被迁走和破坏,在杭州解放时能为我们顺利接管。由于雷达技术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技术,而且主要是军用技术,所以我就立即向徐恭慧同志汇报了以上情况,徐表示要努力做雷达研究所的工作,和张叶明保持经常的联系。不久,他又传达了党组织的意见,要我把雷达研究所的工作列为一项重点,力争把它留在杭州;努力培养张叶明同志,在其条件成熟时发展入党。这时,我已经向张叶明交代了保护雷达研究所的工作目标,他欣然接受。
张叶明在该所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但活动能力很强。浙大毕业生在该所工作的有多人,其中有一位范复礼同志,在校也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范和我是一个班级的同学,在一九四三年浙大龙泉分校时就认识了。我和张叶明都分别找了范复礼谈话,范表示愿意为争取使雷达研究所不迁走而努力。张叶明还向我汇报,这个研究所有一位中级科技人员程嘉钧,倾向进步,曾是浙大理工科毕业生所组织起来的“科学时代社”的成员。这个团体在政治上是进步的,有许多地下党员,当时浙大地下党通过这个团体,在教授、讲师、助教中进行工作,并依靠其中的积极分子,向浙大以外的科技单位开展工作。不久,程嘉钧和“科学时代社”恢复了联系,张叶明和范复礼,也在我的安排下参加了“科学时代社”,这三位同志就组成了当时在该所工作的核心。他们分析了该所的情况,认为其中的多数科技人员是为了谋职业到该所去的,思想并不反动,而且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许多人是不愿意再追随国民党继续南迁的;所长葛正权,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有可能争取的;还有一些国民党政工人员,比较反动,但也有所动摇,未必能够完全控制该所。因此,他们对接受和完成这一任务是充满信心的。我经常通过张叶明了解和研究情况的发展,建议他们一面继续了解情况,一面多争取群众,针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做工作。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和张叶明的联系一般都约在校外。
开始时,我并没有向张叶明说明我的地下党员身份。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份光景,党组织感到可以考虑发展张叶明入党。有一次我和他谈话中,试探他对于入党的看法,他表示非常向往,我就要他打入党报告(要写一份详细的自传)。从此,他就明确地知道他的任务是地下党布置的(虽然以前他也是这样猜想的)。不久,他交来了自传,其中写了他自己对党的认识,思想进步过程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决心。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在工作中继续考察他一段时间。我把这个意见和他谈了,他当时表示要在工作中为党做出贡献,争取早日批准入党。
二、三月间,我解放大军渡江已近在眼前。根据上级指示,特别成立了一个党小组来从事浙大以外的科技人员的工作,由我任小组长,成员有任雨吉(现在二机部)、朱兆祥(现在中国科技大学)二人。还有过兴先(现在中国科学院),属朱兆祥单线联系。我们分工联系杭州市各有关单位,雷达研究所由我联系。“科学时代社”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校外的社员都在会上表示了决心,要为保护好本单位而努力。程嘉钧在会上代表他们三个人表示了这个决心。当时,党组织希望我们所联系的各个单位成立群众性的“应变委员会”。这个名称,看不出什么政治倾向性,使反动派找不到任何借口。我向张叶明也提出建立类似的组织,形式及方式由他们根据军事单位的特点,自行作出决定。后来,张叶明向我汇报,他们建立了一个保护所的组织,叫什么名称我记不得了,公开的目的是讲要保障所的安全。当时杭州还有一个公开的组织,叫“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也是我们地下党所掌握的,它公开发表号召,呼吁科技工作者起来保全国家仅有的一些科技力量和设备,使其不受战争的破坏,不要迁移而受损失。这个号召,适合当时一般科技工作者的认识水平,目的在于激发他们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为保留本机构而努力。雷达研究所中,我记得也发展了“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具体哪些人已记不清了)。
四月间,张叶明等在雷达研究所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据他的汇报,大多数科技人员已向他们表示不愿再随国民党南迁,政工人员虽然知道国防部要他们继续南迁的意图,但极大多数已动摇,特别是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之后,他们更为恐慌。
四月下旬,南京已经解放,解放军向杭州逼进。我和张叶明多次联系。在杭州解放前夕,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和葛正权面谈过,葛表示不让所南迁,国民党国防部曾有命令,要他们南迁,他不执行了。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一线全线溃退,情况已非常混乱,几个最反动的家伙,看到势头不对,也逃跑了。所以,该所保持不走已成定局。我当时告诉他,叫他提高警惕,继续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对葛正权的工作继续抓紧,免得他受到压力改变主意,警惕反动派还有别的阴谋。当时那个所既没有南迁,也没有散掉,一切设备器材都没有被破坏,静候解放军的接管。五月三日,杭州解放的那一天,我和张叶明碰过一次头,叫他继续保持冷静和警惕。在我回校的途中,第一次遇到了盼望已久的人民解放军队伍。当天,人民解放军就接管了雷达研究所,由于当时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党组织尚无直接联系,我没有能够参与这个接管工作,并且暂时也不能和该所的同志联系。
过了十余天,张叶明兴奋地来找我,说他们已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谭震林同志特写了一封信,由领导转交给他。他给我看这封信,开头是“张同志”(没有写名字),内容大意是说,感谢你们的努力工作,使雷达研究所能够保全下来,下面是谭震林同志的签名。我看了也很高兴,当时由于工作繁忙,没有能够细谈人民解放军接管该所的情况。当时,他还向我问起他的入党问题。
不久,杭州市委组织部长柯里(现在中央组织部,是杭州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对我说,军区要我们把所联系的党员转出去,张叶明的入党申请当时未批,现在能否批准,要听取我的意见。我说,他表现很好,立了功,应该批准他入党。所以,市委组织部就批准他作为候补党员,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军区。
以上情况表明,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经过有关同志的努力工作后,该所拒绝了国民党国防部南迁的命令,完整地继续留在杭州,由人民解放军接管,技术人员、装备、器材毫无损失。我个人认为,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和该所的性质(非作战单位),这应该是起义的一种形式。

郑乃森专文忆张叶明
我在1944年夏从龙泉分校到湄潭读物理系三年级时认识张叶明,他在物理系二年级。他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同学,我是不多理会政治的人,学校中接触不多。
雷达是二战中重要的新武器,但我国还没有,全靠目测耳听判断飞机是否进来。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先从日军那里接受一批日制雷达,又以剩余物资名购得美军在太平洋岛上的旧雷达,在台湾、南京成立雷达修理所,修理、调试这些雷达。我于1946年物理系毕业,慕雷达先进技术之名,在1947年2月进入南京雷达修理所。1948年3月张叶明也到这个所,他是受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员、浙大校友吕东明的指示进所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
张是浙江嵊县人,是雷达修理所所长叶彦世、工务组长张本厚的同乡,由叶彦世朋友介绍入所。他工作重点是向所内技术人员宣传进步思想。生活闲谈都和我们在一起,星期日,常带我们到书店站着看进步书刊,既省钱,又避人耳目。1948年下半年他鼓励我用自装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牡丹江新华社的广播,这在所内是明令禁止的,开始我不敢,他说:“叶彦世、张本厚都在收听,你不要声张就是了”。渐渐使我对解放区及解放战争有所认识。
1948年10月,修理所改为研究所,所长葛正权,副所长叶彦世。
1948年11月的一天早晨,叶彦世副所长突然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要调我到台湾替海军修雷达,优待条件是可拿双份薪金,自己在海军拿薪金,这里研究所的薪金照发,寄我家去。但话的末尾加了句:“要征求本人意见”,我立刻回答不去。叶又找另一厦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编者按,是周伦铨),他也回答不去。叶没有再找其他人。当时在场有些技术人员说我们是“傻瓜”,现在想来,若没有张叶明平时的工作,我们不会这么迅速就作出如此反映的。
1949年1月研究所搬到杭州,按国民党当局指示是要去台湾或逐渐南迁的。张到杭州后迅速与浙大助教、地下党员谷超豪取得联系,地下党指示:“防止南逃或破坏,组织护所,保存物资器材,人员不散”,张与所内进步校友程嘉钧、范复礼合作,团结所内人员坚决执行这一指示。地下党又写信通过另一渠道交到所长葛正权手中,要求他保全器材,人员不散,准备移交,为葛接受。1949年5月3日解放军进入杭州城,当天就派军代表王中笑到研究所接管,雷达研究所的人员、器材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起义成功。几天后王中笑军代表宣布接纳张叶明为中共党员,还交给张一封由浙江省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同志给张叶明的信,信中表扬他和所内同志保护了研究所。
1949年10月研究所迁回南京,积极开展清点器材、修理雷达工作。
1950年4月在雷达研究所内组建我国第一支雷达部队,命名为“电讯大队”,后改为“雷达第101营”。雷达研究所将修复的10台日式和美式雷达装备这个营五个连,每连两台雷达。我与张叶明都在一连,各负责一台雷达的维修工作。这年6月雷达营调到上海学习苏军的一套情报处理业务,我们一连两台雷达架在五角场五层楼顶。8月雷达101营调到东北,在辽东半岛与鸭绿江边组成防空雷达网。我仍在一连,驻安东,张叶明随313雷达与五连的一台602雷达对调,此后,我们只能在开会时见面。11月他又随雷达调华北。文化大革命后,他调到兰州空军军械修理厂,在那里离休。离休后住在杭州。
文革及文革前一段时期,由于极左思潮影响,说张叶明历史复杂,使他吃了不少苦,他身体也不好,得了不少病,常在杭州、南京的空军医院看病。1991年10月我到杭州看他,他的精神还好,说是“肺癌,幸亏发现早,下了决心做手术切除癌细胞,手术做得很好,获得五年的存活期”,自我感觉良好。还说:“我上街用手杖但并不是靠它行走,思想上认为有杖在手,可使街上行人会更注意不碰我”。告别时,他还走下楼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没想到第二年3月在《空军报》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终年72岁。
原雷达研究所人员起义,为我军保存了在当时极为宝贵的雷达设备和一批雷达工程技术人员,并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雷达部队,我的学友张叶明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是功不可没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保护雷达研究所的具体经过

保护雷达研究所的具体经过
张叶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

一九四七年夏,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后,由许良英、吕东明同志(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浙大师生)介绍,到无锡青城中学教书,为进步事业工作。这年冬,于子三同学被害,国民党报纸登载着“新潮社”(浙大进步学生团体)社员名字,其中有青城中学教务主任向协五,他即赴解放区。我们几个浙大同学则坚持到学期结束才离开。我到南京,向吕东明同志汇报青城中学情况,并要求设法继续为进步事业服务。当他知道我有同乡在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时,即说:需要有人进国民党军事机关。要我通过关系,进入该所,为进步事业工作。
该所隶属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负责国防科学技术发展),任务是接收、修理日军及美军留下的雷达,进行研究。该所共一百余人,其中各级科技人员三十余人。
我于一九四八年三月进所。其时,吕东明同志已调往上海,他叫我与仍在南京的浙大同学施雅风同志联系。施雅风同志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同时担任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科协”)的组织工作。我浙大同班同学李寿同志(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也在该协会工作。我是“科协”的会员和“科学时代社”(以下简称“科时”)的社员,就以“科协”名义与施雅风和李寿同志取得联系。“科协”和“科时”,都是受我党影响的进步科学团体。“科时”的社员,很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的任务是:团结科学机构、工厂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进行爱国民主的教育,揭露国民党的压制民主、反共反人民、摧残教育、摧残科学的罪恶,为争取科学发展的民主政治权利而努力。施雅风、李寿同志常带给我“科协”会刊,我就将它和《科学时代》杂志,以及上海出版的民主报刊(《文汇报》、《展望》、《文萃》杂志等),给所中青年科技人员阅看,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我党政治主张,传播爱国民主思想,扩大我党政治影响。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地下党常通过“科时”南京分社,召开小型秘密会议,由施雅风、李寿同志通知我去参加,中心工作是:团结科技人员,防止国民党的破坏与撤逃,保护物资器材和科技人员,迎接解放。我也在该所青年科技人员中进行工作,团结一些人(有浙大同学范复礼、陈扬轩、郑乃森和别的大学的几个同学),介绍我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形势和我党政策,阐明“科时”、“科协”的上述任务。后来还介绍范复礼为“科协”会员(他在浙大就学时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这段时间,郑乃森还在夜间收听新华社广播,如《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宣布战犯名单,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护好物资器材,不得破坏,等等,我们就在接近的青年技术人员、学徒中,暗中传播这些内容。
一九四八年底,南京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撤逃,该所原拟撤往台湾或广州。当时多数青年技术人员不愿去台湾,有个别人观望犹豫。我们就以从大陆去台湾的公务人员远离家乡,生活困苦为由,劝他们不要跟着跑。后因搞不到船只和火车皮而未迁成。我地下党及“科协”意图,是尽可能做到不撤走。因该所大部分人员是江浙人,所里最后决定迁杭州,留下少数人员看管留南京的器材。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该所分批迁杭。我本拟留南京保护器材,后见修好的几部雷达及重要器材、仪表都撤杭了,觉得留南京的器材已不可能撤走,但迁杭的雷达及器材还有被撤走的可能,因此,就告诉施雅风、李寿同志,我拟亲自去杭州设法防止国民党继续撤逃。同时,我将该所情况及留守南京的负责人告诉李寿同志,叫李寿以后有事可以找他(我也曾做过这位负责人的工作,介绍我党政策,要他保护好器材)。施雅风同志告诉我,到杭州后可找浙大联系。我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间,搭最后一辆雷达车到杭州。
到杭后,我首先找浙大许良英同志联系。记得许说过,他现在搞校内学生工作,校外工作由别人管。不久,谷超豪同志来找我。我向谷具体介绍了该所人员情况:所长葛正权,做过大学物理教授,可以争取。副所长叶彦世,曾长期在军统局主持电讯工作。技术人员中,一部分是大学毕业生,是所中的主要技术力量,他们大多重视技术,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是死心跟国民党走。另一部分,是过去跟叶彦世在军统局或其他国民党军事单位工作过的电讯人员,他们人数较少,不是主要技术力量。他们中以徐名冠较为反动,他是浙大反动学生,入学前在军统局做电讯工作。一些总务、后勤军官,思想较保守,但人数少,影响不大。还有技工、学徒、士兵,多是为谋生而来所工作的,他们身受国民党反动军官的欺压。我在所中,主要是团结一部分大学生出身的青年技术人员;对接近我们的学徒、技工,也做些宣传工作;对徐名冠则提高警惕。我曾向谷超豪同志谈了在南京时遵照“科时”、“科协”的要求所做的工作,请他指导我如何继续开展工作,防止国民党撤逃和破坏。谷叫我参加杭州“科时”、“科协”的活动。当时,杭州的“科时”、“科协”活动较活跃,吸收各工厂企业的青年科技人员参加,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我就在所中半公开的开展“科时”、“科协”的活动,邀请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参加“科协”举办的座谈会、学术报告会,参观电厂、自来水厂、电信局、钱塘江海塘工程、民生制药厂等。他们过去生活局限在所的范围内,这次接触到各工厂、企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启发了思想,提高了觉悟。通过参观座谈,了解到别的工厂是怎样团结职工作好保护物资器材工作的,就讨论怎样在我所做好这些工作,这为以后的护所活动打下了基础(杭州解放前后,曾陆续吸收他们为“科协”会员)。
到杭州后,所里业务工作开展的不多。当时我党正和国民党进行和谈,所里也没有继续撤逃的动向。二月间,谷超豪同志拟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很激动,这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及自传交地下党组织审查。
一九四九年三月,谷超豪同志向我传达地下党指示,要仿照学校工厂护校护厂方式,组织起来护所,保存物资、器材和技术人员。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命令该所继续撤逃,但所里并无撤逃准备。这时一些青年技术人员、技工、学徒,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都不愿跟着逃跑受罪。所长葛正权也不想撤逃,有保存器材等待解放的意图。我向谷超豪同志汇报了以上情况,他说:要继续保持警惕,团结群众,适时做葛正权的工作。于是,我们向群众提出:“只要人员不散,机器设备完整,我们就有饭吃”的口号,进行深入的动员教育,并进一步做了争取葛正权的工作,支持他组织起来护所,把仓库加固,器材装箱造册,防止失丢。取出仓库中的枪支,组织防护队,保护所的安全,防止国民党散兵和坏人的抢劫破坏。采购粮食、柴、菜。葛正权并把公款购买的黄金、银元交出。
这时,徐名冠曾利用一部分江、浙人想回老家心理,提出发钱给个人好回家。如果人散了,就没法护所。我们一些青年技术人员坚持反对,主张采购粮食,保证生活,安定人心。大家推举我去采购粮食。徐名冠又自吹浙大膳团有他的熟人,能买到粮食,实际上徐对护所不积极,没买到粮食。后来我和一些人开汽车到附近县里才采购到。程嘉钧对护所表现积极,大家推选他为防护卫防负责人之一。我们找一些较有觉悟的学徒、技工、青年技术人员参加防护队,我和范复礼也参加了。
这时,叶彦世说:“即使逃不了,也要把汽车开进钱塘江,否则向上不好交待。”葛正权没有同意,其他人也大多不赞成。汽车开过江,前面没有目的地,人员和汽车都要受损失。我当即向谷超豪同志汇报以上情况。谷超豪同志说:“如果所里要把汽车开过钱塘江,就事先告诉我,以便地下党和浙东游击队联系,在路上拦截。”我说:“根据所里情况,葛正权也不同意,看来叶彦世的想法不一定实现”。后来果然如此。
到杭州后,范复礼也参加了“科学时代社”。杭州临解放前,“科学时代社”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组织社员学习党的经济政策和接管政策,我们两人也参加了。
五月初,杭州解放前二、三天,国民党省、市政府及保安队逃走了,该所原由保安队担任警卫,这时就由防护队警卫。当时一些民众团体(商会等)组织了临时机构,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前,维持治安秩序。我和程嘉钧曾到附近街道临时机构联系,商量共同维持治安,保护所的安全。杭州解放前夕,叶彦世匆忙逃走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解放军进城时,正好我与谷超豪同志在所外秘密接头,我们第一次见到亲爱的人民军队,非常高兴。谷超豪同志即匆忙返回,我也立即回所迎接解放。当天,人民解放军即来所接管,大家热烈欢迎,庆贺解放。该所除个别人员逃走外,绝大部分人员及全部雷达、器材物资、车辆、文件档案都留下了,没有撤逃和破坏。该所由浙江省军管会航空处接管。负责接管的第一任军代表是王中笑同志,接管后,仍名雷达研究所,原来人员全部留用,葛正权仍任所长。有国民党军籍的军官、士兵,改为职工。大家仍做原来工作,参照原薪发给工资。接管后不久,即将原总务组长和徐名冠等数人送去审查。
解放后几天,谷超豪同志通知我,地下党杭州市委已批准我入党。其时,浙江省军管会和杭州市委在某剧院召开大会,庆祝解放军与地下党会师,并欢迎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谷超豪同志也通知我去参加。后来,王中笑同志带给我一封谭震林同志(浙江省军管会主任)写给我的信,信上表扬了我和所中同志保护了所,并要我今后接受军代表的领导,协助做好接管工作。不久,我的组织关系由地下党转到了所里,编在军代表小组里(当时没有公开我的党员身份)。
不久,“科协”杭州分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谭震林同志亲临大会作报告,大家都感到党对科学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后来,“科协”在全市工厂企业发展基层组织。在军代表的赞同下,“科协雷达研究所支会”于五月十六日成立。成立时的会员有:范复礼、陈扬轩、郑乃森、周伦铨、罗纬、张懋绩、谭大政、程嘉钧和张叶明等。选举程嘉钧为干事会主席(因他是浙大高年级同学,在护所活动中表现积极)。后来支会改选,选张叶明为主席。以后又吸收了一些会员。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雷达研究所由杭州迁回南京,与原来留南京的部分合并,归华东军区航空处领导。

著名计算机专家胡守仁

雷达101营三中队第一批技术员
著名计算机专家
我国首台巨型计算机“银河Ⅰ号”主要设计师之一
少将

胡守仁

简历
抗战胜利那年进入浙江大学电机系学习,1949年5月杭州解放时毕业。在浙江干部学校学习了三个月,八月初参军,分配到华东军区航空处雷达研究所工作,1950年4月电讯大队成立时,分配在雷达三中队,任雷达技术员。不久,调到东北防司电讯科、情报处工作。1952年底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助教队,1953年8月,分配到海军工程系,筹建雷达教研室,讲授过“雷达原理”和“自动控制”等课程。1958年学习、研究与开发电子计算机,1966年初,军事工程学院成立计算机系,任系副主任,1983年,参加研制成功银河—Ⅰ型亿次巨型机,1984年起,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主要指导研究生,从事计算机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开发,1997年离休

自述 
我自1949年参军,1966年到1978年期间,随我们学院集体转业(还是过着和军队一样的生活,继续为国防服务),1978年,成立国防科技大学,列入军队序列,又当兵了。所以可以说我一辈子当兵,当过空军、海军和陆军,可以算一名老兵了。1997年8月,我离休了,1998年底,我进入国防科技大学第一干休所,过着老有所养、老有所学的生活,一切都好。时间过得太快了,成立雷达101营时,我才二十多岁,现在却是老头了。不过,现在回忆起在雷达101营的战斗生活,虽时间短暂,但由一个学生变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和战友们一起学习、工作、生活,觉得很有意义,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将终身难忘。

主要论著
逻辑程序并行处理技术
神经网络导论
神经网络应用技术
计算机技术发展史
计算机技术发展史 1 早期的计算机器及电子管计算机

部分奖励与荣誉
国防科工委一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电子工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一等奖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国家教育委员会荣誉证书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优秀教师一等奖

旧中国的雷达研究所

旧中国的雷达研究所
郑乃森 王呈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侵华日军在台湾建立了一批雷达基地,并将一批雷达器材运往南京,在中国大陆也建立了个别雷达站。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六厅接收了日军在南京的雷达仓库,并准备用日本的战争赔款建立一个雷达研究所。1946来开始筹备,当时称为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筹备工作主要是找办公房屋,招收一批大学生到所里从事技术工作,此外还派人到台湾去接收日军雷达基地的人员和器材。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在南京水西门登隆巷正式成立。它所做的主要工作有:

(一)取出日军撤走后留在南京仓库内的4式、313型警戒雷达,架设、调整、熟悉它的性能。

(二)接收美军雷达。当时美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剩余物资,其中包括在冲绳的一批雷达器材,援助给国民党政府。修理所接收了几十部美军雷达及一批器材,其中有270型和602型对空警戒雷达、268型探照灯雷达、545型和584型炮瞄雷达等。

(三)举办雷达训练队。当时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六厅决定利用这批美、日造雷达建立一批雷达站。为了培训雷达站的技术人员的操作人员,修理所招收了30~40名高中毕业生和部队的下级军官,成立了一个雷达训练队。基础课请南京一些大学的教授讲授,实习由修理所工程技术人员讲解、组织。与此同时,在台湾也办了一个雷达训练队,目的是培训一批人员,使接收的日军雷达站能继续维持工作。

1948年2月,雷达训练队结业,组建了6个雷达站,分别设在吴淞、虎门、厦门、青岛、江阴、江宁。国防部等六厅将雷达仓库中的日造4式、313型雷达分发给各站。雷达站隶属于要塞司令。国民党军队的要塞司令对雷达很不重视,他们认为共产党没有飞机,雷达没有什么用处,因而将建立雷达站经费挪作它用,甚至中饱私襄。除吴淞站以外,其余5个站的雷达都没有架设起来。虽然修理所一再为其筹措经费、器材,但始终都没有正式工作。

1948年6月,雷达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为葛正权,下设研究室、工务组、总务组。研究室还招考录取了2名研究生。当时所内的任务主要是解决接收的美式雷达的性能稳定问题,还将一批性能正常的268雷达移交国民党探照灯部队。这些工作全由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完成,这批人以后成为我国雷达事业的骨干。全所共约140多人,其中技术人员约占三分之二。

1948年秋,我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淮海战役的战幕也将拉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已处在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雷达研究所人心惶惶,没有再进行研究工作。当时我党地下组织,通过打入研究所工作的张叶明(党的外围工作人员)等,向所内人员宣传我党的政策,号召他们留下来,保护器材,迎接解放。后来地下党还写信给所长葛正权,劝其弃暗投明。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命令雷达研究所迁往台湾,我地下党利用所内大多数人抵制去台湾(除个别原来从台湾来的人以外,都不愿去台湾)和所内人员多系浙江人想回老家的心理,于1949年1月将研究所暂时迁至杭州,归杭州地下党直接领导,准备起义,迎接解放。由于有不少器材难以运走,在南京派了留守人员。

1949年4月底至5月初,南京、杭州相继解放,雷达研究所在杭州和南京的人员、器材先后都被我军接管。我军对这批人员、器材非常重视,派出了军代表对研究所人员进行政治审查和思想教育。1949年10月,雷达研究所在杭州的人员在军代表的带领下,携带全部雷达、器材返回南京,归入华东军区航空处建制,成为新中国雷达研究所的前身。

忆张叶明

忆张叶明

郑乃森

我在1944年夏从龙泉分校到湄潭读物理系三年级时认识张叶明,他在物理系二年级。他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同学,我是不多理会政治的人,学校中接触不多。

雷达是二战中重要的新武器,但我国还没有,全靠目测耳听判断飞机是否进来。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先从日军那里接受一批日制雷达,又以剩余物资名购得美军在太平洋岛上的旧雷达,在台湾、南京成立雷达修理所,修理、调试这些雷达。我于1946年物理系毕业,慕雷达先进技术之名,在1947年2月进入南京雷达修理所。1948年3月张叶明也到这个所,他是受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员、浙大校友吕东明的指示进所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

张是浙江嵊县人,是雷达修理所所长叶彦世、工务组长张本厚的同乡,由叶彦世朋友介绍入所。他工作重点是向所内技术人员宣传进步思想。生活闲谈都和我们在一起,星期日,常带我们到书店站着看进步书刊,既省钱,又避人耳目。1948年下半年他鼓励我用自装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牡丹江新华社的广播,这在所内是明令禁止的,开始我不敢,他说:“叶彦世、张本厚都在收听,你不要声张就是了”。渐渐使我对解放区及解放战争有所认识。

1948年10月,修理所改为研究所,所长葛正权,副所长叶彦世。

1948年11月的一天早晨,叶彦世副所长突然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要调我到台湾替海军修雷达,优待条件是可拿双份薪金,自己在海军拿薪金,这里研究所的薪金照发,寄我家去。但话的末尾加了句:“要征求本人意见”,我立刻回答不去。叶又找另一厦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编者按,是周伦铨),他也回答不去。叶没有再找其他人。当时在场有些技术人员说我们是“傻瓜”,现在想来,若没有张叶明平时的工作,我们不会这么迅速就作出如此反映的。

1949年1月研究所搬到杭州,按国民党当局指示是要去台湾或逐渐南迁的。张到杭州后迅速与浙大助教、地下党员谷超豪取得联系,地下党指示:“防止南逃或破坏,组织护所,保存物资器材,人员不散”,张与所内进步校友程嘉钧、范复礼合作,团结所内人员坚决执行这一指示。地下党又写信通过另一渠道交到所长葛正权手中,要求他保全器材,人员不散,准备移交,为葛接受。1949年5月3日解放军进入杭州城,当天就派军代表王中笑到研究所接管,雷达研究所的人员、器材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起义成功。几天后王中笑军代表宣布接纳张叶明为中共党员,还交给张一封由浙江省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同志给张叶明的信,信中表扬他和所内同志保护了研究所。

1949年10月研究所迁回南京,积极开展清点器材、修理雷达工作。

1950年4月在雷达研究所内组建我国第一支雷达部队,命名为“电讯大队”,后改为“雷达第101营”。雷达研究所将修复的10台日式和美式雷达装备这个营五个连,每连两台雷达。我与张叶明都在一连,各负责一台雷达的维修工作。这年6月雷达营调到上海学习苏军的一套情报处理业务,我们一连两台雷达架在五角场五层楼顶。8月雷达101营调到东北,在辽东半岛与鸭绿江边组成防空雷达网。我仍在一连,驻安东,张叶明随313雷达与五连的一台602雷达对调,此后,我们只能在开会时见面。11月他又随雷达调华北。文化大革命后,他调到兰州空军军械修理厂,在那里离休。离休后住在杭州。

文革及文革前一段时期,由于极左思潮影响,说张叶明历史复杂,使他吃了不少苦,他身体也不好,得了不少病,常在杭州、南京的空军医院看病。1991年10月我到杭州看他,他的精神还好,说是“肺癌,幸亏发现早,下了决心做手术切除癌细胞,手术做得很好,获得五年的存活期”,自我感觉良好。还说:“我上街用手杖但并不是靠它行走,思想上认为有杖在手,可使街上行人会更注意不碰我”。告别时,他还走下楼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没想到第二年3月在《空军报》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终年72岁。

原雷达研究所人员起义,为我军保存了在当时极为宝贵的雷达设备和一批雷达工程技术人员,并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雷达部队,我的学友张叶明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是功不可没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有杰出贡献的高级工程师郑乃森

郑乃森

简历:
1924年生于浙江乐清
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在一所任中学物理教员半年;
1947年2月到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等六厅雷达修理所任技佐、技士,48年修理所改名为雷达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1949年研究所迁到杭州,随所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5月);
1949年9月末,研究所迁回南京;
1950年4月在研究所成立我国第一个雷达营,任一连技术组长,8月雷达营调沈阳,一连驻安东;12月调到营部;
1951年1月至1956年12月,任东北防司电讯科雷达使用工程师;
1956年12月调北京,在空军第二研究所工作,以后任工程师、总工程师、顾问;
1988年11月离休。

主要工作成就:
1950-1956在雷达部队初建时,对米波雷达的使用,如阵地选择、波瓣计算、目标高度估算摸索出一套方法,能在部队推广;
1974--1982任警-17丙雷达主任设计师,这雷达在部队广泛使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主要论文与著作有:
《雷达波的传播与波瓣计算》,
《利用升降太阳测阵地上雷达的垂直波瓣》,

译著有:
《雷达电子学基础》、
《雷达波在低空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