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浙大学运战友李浩生、冯世琛，王风阁
高亮之
李浩生，冯世琛，王风阁是我1946-48年时在浙江大学时的同学与战友。1948年秋季，一起撤退到大别山，在解放区与解放军中并肩战斗了大半年。
他们都已先后去世，对他(她)们的怀念之情始终缭绕在我心头。现在只能以对他(她)们的点滴回忆，表达我对他(她)们的哀思。
1946年10月，浙大从贵州迁回杭州后，第一年招生。我是从上海沪江大学附中毕业后考入浙大的。浙大当时刚刚恢复建校，几乎所有的外地来的学生全都住在大图书馆中。双人床排得密密麻麻。大约一共有200多学生。
现在回忆起来，后来浙大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包括于子三)，几乎都住在这个图书馆 浩生与我，也就在这个图书馆中相识。
浩生与我都是一年级学生。他是史地系，我是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那时由於都住在一起，院系的概念很淡薄．不同院系的同学都混得很熟。
浩生在同学中是很有特色的，他参加过青年军，所以一直穿一件破旧的黄制服。生活特别朴素。他对人特别热情，为人特别爽朗，讲话慢而有力，并且抑扬顿挫，很有感染力。他喜欢唱歌，嗓音特别高亢。他还很愿指挥大家唱歌。他那热情奔姿态与声音，至今仍深刻地留在我脑海中。他的这些特点，后来与他被全校学生选为学生会主席是有关的。
当时青年军学生中有——些政治觉悟较高的。他们当年参加青年军，完全出於爱国热情。而在青年军中，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情况，见得更多。一旦觉醒，革命意志就很坚定。浩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由於在中学时接触了地下党同学，对参加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础。因此，我们二人很谈得来。我们在大图书馆中，或在校园中，经常切磋谈心。谈形势，谈理想。
1946年年底展开了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到1947年五月，又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浙大在杭州的学生运动，蓬勃展开。
浩生在历次学生运动中，一直跑在前列。浙大地下党为团结进步学生，组织了乌鸦歌咏队。浩生担任了第二任队长。他的卓越的组织能力，雄辩的口才，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1947年10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宪警逮捕，又遭杀害。掀起了浙大以至于全国性的学生运动。
于子三被害后，由谁继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全体学生与地下党组织共同关心的问题。由於在进步学生活中的杰出表现与雄辩的口才，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被极大多生选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可以理解，这个岗位当时的担子非常重，遭迫害的危险性也很大。但是，浩生是毫不犹豫地勇敢地承担起来。在其后的一年，他在于子三运动的探监、出殡活动，在48年春季京沪杭学生的大联欢活动中，他作为浙大学生会主席，都表现得很勇敢，工作很出色。
同一时期，杨振宇，李德生与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正副常务理事。因此，浩生与我的接触还是很多。当时，我们都已经入党。虽然没有横向联系。
1948年夏季，白色恐怖已经很严重。浩生作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正式通缉，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我当时的家在林森中路(原霞飞路)上海最热闹地区的一座公寓中，安全性较好。我就主动提出让浩生躲在我家。他在我家大约住了二个星期。我家中只有一个老保姆对他生活照应还不差。我家的书也不少，他算是在我家过了一段清闲日子。
当时，地下党为保存力量，决定撤退一批比较暴露的同志去解放区，包括了浩生与我。 浩生与我二人是一起走的。走的那天，天气很热。我们都穿了一件长衫，假扮成商人的模样(其实是很不象的)，在上海北站上火车，经南京，芜湖，裕溪口，进入解放区。
在皖西军区，我们并没有分配在一个系统。接触就比较少。我1949年分配到南京后，与浩生一别40多年。
这漫长时间内，我一直很关心他的情况。听到他在57年被划为“右派”了不少苦。我只能黯然神伤，默默为他祝福。1978年后，知道他已得到平反无法联系，只知道他后来从万县调动到了重庆。
1994年10月，我有机会到重庆参加开全国农业气学术交流会。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到重庆。我是下了决心要去看浩生的。
开会在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地处重庆远郊。我只知道浩生调在西南师大。连电话都不知道。我在一个同事陪同下，乘车赶往西南师大。学校很大，浩生已经退休，又是才从外校调来的。很不容易问到他。但我是非找到他不可的。终於转弯抹角问到了他的电话。他在电话中知道我来看他，非常兴奋。与我约定地点，带着病体前来迎我。
在他家中，第一次见到了他夫人。他那时已经癌症开过刀，但人十分乐观。置生死于度外。他特别兴奋地拿出他多年来自己编印的“革命歌曲选”，将解放前一些好的学运歌曲都编了进去。他说：“一定要用歌曲的方式加强对年轻人的教育。“ 那时候，在我脑中，又浮现起40多年前，他在浙大时热情奔放地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的情景。我说：‘浩生，您真是不减当年勇啊!“。他欢快地笑了。但是，我看着他的病体与病容，我的心中实在是十分为他担忧。
重庆一别，不过几年，我就听到他去世的消息。
浩生同志是一个革命的优秀的知识分子。他在解放前的学生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勇敢地站在学运第一线。他在解放后，历尽磨难，革命信念始终不变。并且在高等师范的历史教育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浩生，您的一生，充满着爱国的革命的激情。您的精神，就似同您的歌声，将永远激荡在您的战友与人们的心中!
世琛，风阁都是我在1947-1948年间，浙大华家池农学院的同学。我比她们高我病虫害系，世琛农艺系，风阁是园艺系。
我自己是1947年七月，从浙大特地去上海，由在上海的我中学同学项淳一介绍入党。上海将我的党的关系转到杭州后，我接上了浙大党的关系。那时，浙大党员还很少。1947年暑假以后，我就从大学路搬到华家池农学院来住。
1947年新学期开始，一年级新生都住在华家池。那时从上海与杭州等地来了一批青年特别是一批女青年。她们思想都能很活跃，倾向进步。其中有郭玞英，王茉娟，冯世琛，王风阁，林莲欣，王志洁，徐佩英，吴芝寿，李雅卿等。
1947年秋季，地下党决定建立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YF，青友社。指定由于子三，陈尔玉(女)与我三人建立支委。于子三为书记。
我们首先努力将农学院与一年级学生力量组织起起来。建立了阅读进步书干部的读书会。世琛，风阁，与上述进步女生都参加了读书会。我们又协助校部来的田万钟同志到华家池建立起“喜鹊歌咏队“。世琛，风阁她们都是“喜鹊”的积极分子。一群活泼可爱的女生在一起，叽叽咋咋，就象是一群喜鹊。
世琛长得娇小，梳着两条小辫子，比较活泼。风阁个子高，身体好，性格很温和。她们二人对人都很真诚。在华家池的进步活动中，她们表现得很坚定。那时，由我负责，建立了一个农村夜校，组织进步同学去接触农民，世琛，风阁都积极参加了。二人后来都参加了YF。我与她们在华家池的各种进步活动中，接触非常频繁。
由於她们班级比我低，在革命道路上，我又比她们早走了一步。因此，她们与我似乎有一种革命的兄妹感情。这种感情，我到四十年后，与世琛再遇时，又一次深深体会到。
根据王来棣的文章，1948年时，她们都是因为李雅卿被捕的原因，由组织上决定撤退去解放区。
我比她们早到大别山。 在大别山与她们重逢，我们都特别高兴。在皖西干校学习时，我们天天在一起学习，一起操练。在向北与向南的行军中，我们时常地相遇。每次相遇，都会互相亲切地问一问：“身体吃得消吗?”。
1949年5月，大军过江后，我被留在南京，她们二人都去了西南。从此就有了40多年的分离。
到80年代后期，皖西战友重新聚合起来，编印出通讯录。我才见到世琛在北京的的地址与电话。那时我已听说世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打击，精神上受到刺激。我感到应该去看她。
给她一些安慰。1990年，我女儿结婚后住在北京。住处与世琛家很近。我给世琛家打了电话。她得知是我后，非常高兴。我在她家中见到了她。那时，她精神还比较稳定。我们回顾
了华家池的岁月，回顾了一些老战友。她向我介绍了风阁的遭遇。我们都为风阁的不幸感到无限的悲痛。但是，对她本人的遭遇，我们都尽量少谈。
那次见面后，我们时常通信。她知道浙大可以为解放前因参加革命而未能毕业的学生补办毕业学历。她就写信托我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我后来通过田万钟，为她补办了浙大的毕业
学历。这算是我与万钟为她办了一件使她略感安慰的事 1990年秋，皖西战友在杭州聚会。她事先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她与志洁同来南京，准备庄南京玩几天。她们在南京住在陈淦家中。星期日我带车去陈淦家，接她们到中山陵游览，又在我家吃了中饭。下午，我有事，我女儿陪她们去玩了半天。从王志洁那里，我对她的病情有较多的了解。
1991年5月，我去北京参加全国科协大会。与她通了电话，她知道后非常高兴。那次，她一个人将在北京的许多皖西战友都通知到了，约定在玉渊潭公园聚会。我因路不熟，到得迟了，10几个皖西战友都等着我。当天，世琛一定要玞英与我到她家中吃晚饭。我们再推托也不行。最后我们还是去了。那天，她向我们讲了许多话，讲到她的家庭，她的生活，她的爱好等。
临别时，她慎重地对我说要给我一件东西。她将自己的一本日记交给了我。那是她1979-1980年记的日记。里面记载了她文革结束后她为她自己与丈夫王勉同志申诉以及平反的情况。并且还有她为许多人开的中药处方。在最后一页上，她写了：“献给高亮之同志 冯马 1991．5．15晨5点”。从时间来看，她要交给我这本日记是她考虑成熟的事。
我当时想，接受她的日记不太好。但在她的坚持之下，又不得不收下，收下她这一份沉重的托付。我同时也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她似乎知道她在世的时间已不多，她是在向我赠送她的遗物。
那次以后，我与玞英一直都十分关心她。我几次去北京，都想约玞英再去看她，但玞英说她不敢去看她。怕她又过分兴奋，不利於她的健康。后来知道她多次住院。到1997年，突然听到她坠楼身亡的悲惨消息。我面对她那本日记，思绪如潮。一页页往事翻滚在我脑海。世琛从青年到老年的倩影，深深印刻在心。
关於风阁，留给我回忆的事迹比世琛要少。我脑海中她的形象主要是浙大华家池与大别山时期的。她在华家池的女同学中，年龄稍长一些。她性格温顺、随和。对同学们很关心，就象是个大姐。她与世琛感情最好，犹同姐妹。在华家池与大别山时，都是形影不离。与世琛一样，我与风阁在晓天也是朝夕相处，在行军路上是时时相遇的。
大别山分手后，我留在南京，她去了西南，一直不通音讯。文革以后，我才隐约地听到了她的不幸。听到他与爱人一起划为右派后，被下放苏北农村，在一场大水中，房子倒塌身亡。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与悲痛。
她去世的详情，我是读了王来棣的文章才清楚的。为写这篇回忆文章，我又将来棣的文章仔细读了一遍。在文章最后，提到她有一个儿子朱孝和，在南京农业专科学校工作。我试着给南京农业专科学校打了电话。电话中说朱孝和已经调走，但朱的爱人还在学校。我和他爱人苗晚香通了电话。苗是该校教务处处长。通过苗，我又与朱孝和联系上了。朱孝和现在是南京卫生学校校长。
我们约定，3月11日(星期日)，我去他们家。在他们家中，风阁的女儿一朱晓京也在等我。我还见到晚香与风阁的孙女。她孙女已经是高三学生。晓京有一个儿子在南大物理系学习。孝和与晓京向我较详细地讲述了他们母亲的经历。孝和的父亲朱来同志是江苏省泗洪县人。他在淮北中学读书时参军。他是部队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文章又写得好，因此很被重用。风阁与他1950年四川江津结婚后，当年一起就调往北京军委总政。
风阁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农业部。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她在同学中，年龄最长。对同学很关心，威信很高。是系的总支委中唯一的学生支委。
朱来在防化学院任教员。1957年反右开始。朱来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避免反右扩大化。这封信由风阁誊抄。
现在看来，在当时反右的高压之下，朱来与风阁一心从党与国家的利益出发，是做了一件非常勇敢而正确的事，表现出共产党员正气凛然的崇高气节。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高度敏锐性。
但是，这样一对优秀的共产党员，就因为这一封信，蒙上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全家，在后来二十多年的岁月中，遭受了无限的苦难。
尽管划为右派，风阁仍坚持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孝和给我看了他妈妈的大学毕业证书。她毕业于财政信用系国家预算专业，本科四年。
我看着她的文凭，黯然地想：风阁倒是我们大别山战友中很少的真正大学毕业的人。如果党的领导不犯那些错误，她能为国家做出多少重要的贡献啊!
关于1963年风阁在泗洪的惨遇。晓京与孝和都做了一些介绍。
1959年，学校要将风阁分配去新疆。当时她的二个孩子安放在朱来的泗洪老家。风阁为了照应孩子，决定去泗洪落户。由于风阁为人的温和善良，又有文化，她与当地农民关系相当好。
泗洪是江苏省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群众都住在很破烂的草房。给风阁她们安排在一间泥巴墙的草房。1963年连续大雨。8月13日夜，泥墙因水泡多天而突然倒塌。晓京与孝和二个孩子睡一小床，被滚到了床下，因此而幸免于难。风阁抱着才生几个月的幼女，惊慌地坐在床边。房顶倒塌时不幸母女同亡。
是天灾吗?很明显，风阁的早亡主要是由于人祸。是党的级左路线摧残了一个如此善良而优秀的人才！
第三天，三月十三日，我约了潘克昌，楼宇希(浙大与大别山战友)与陈明渝(风阁在华家池的同系同学)一起去南京农业专科学校为风阁扫墓。
风阁的墓地坐落在学校的后山坡。山坡上满栽着松柏林与白兰花。一块整洁的石碑上写着：“先母王凤阁之墓”。
我们与孝和夫妇分别献了花蓝与花束。我在墓前说：“风阁，您的浙大同学与大别山战友都来看您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您。这次看到您的子女与孙女。他们工作、学习都很好。我们很高兴，希望您在南京安息吧！”
我现在为风阁本人已经不能做什么事。他的子女、孙辈都在南京，他们如有需要，我很愿意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浩生、世堔、风阁都已离开了人间。他（她）们的一生有许多共同点。他（她）们都在青年时期不顾生命的安危。勇敢地参加了革命。在革命事业中他（她）都经历白色恐怖与枪林弹雨的严峻考验。他（她）们都在所担任的革命工作中克尽职守，任劳任怨。但是，他们的一生都很悲惨。浩生的苦难是从1957年到1977年，整整20年。凤阁很早就被极左路线摧残致死。世堔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以至精神创伤。我们可以想象凤阁与世堔二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无比痛苦。将一生献给革命的人，却由于革命本身错误政策而受到—生的苦难。在中国，这样的事何止千千万万。这难道不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悲剧吗？从我们这些战友的苦难遭遇中，不值得引起我们自己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深刻的思索吗？
(为帮助我写这篇回忆，郭玞英同志来信介绍了一些世琛的情况。特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