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田万钟–大家的朋友
高亮之
万钟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他的声貌、他的精神、我们之间的交情，促使我必须要写一篇对他的怀念文章。正好《丁冬友讯》又为寄托我的哀思提供了条件。
一．朋友到战友
一想到万钟，就想到原浙大的图书馆。我们是在那里相识，又在那里成为战友的。
那是在1946年的九月，我和陆廷琦两个上海来的浙大新生，在报到之后，扛着极简单的行李，住进了位于杭州大学路的浙大的大图书馆。
隔了半个世纪，再来回想这个大图书馆，更觉得它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
这个大图书馆是一座很现代化的建筑，门厅、屋柱都是用的大理石。样式也很壮观优美。但是，在那抗战刚胜利，浙大刚从内地迁回杭州的时候，却派上一个与图书馆毫不相称的任务—作为各地来的学生的大宿舍。
图书馆中，书架是没有的，却密密麻麻地、横横竖竖地摆着一百多张双人床。床与床之间空隙非常小，人都要侧着身走路。
但是就在这个奇特的大宿舍中，却集中着一批中国的知识精英。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院士、科学家、教授、高级工程师等。更重要的是：将要永远载入史册的浙大学运，它的骨干力量，许多都在这个图书馆中。公开领导学运的浙大连续几届的学生会领袖：于子三、李浩生、杨振宇等，都住在其中。于子三所参加的新潮社的朋友，如郦伯勤等，也在其中。浙大学运的核心社团—拓荒社的多数成员，也住在这里；而，田万钟，与他的好几位青年军复员的进步朋友，如李德容、陈明达等，也在其中。
大图书馆中，当然大家都是同学。随着时局的进展，很快，思想倾向接近的同学交谈得更多，感情更融洽。我与万钟就在那里相识，并且成为好朋友。
为了写这篇回忆文章，我与万钟的夫人徐基镐同志通了几次电话。对于万钟的一些我原来不太清楚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田万钟，1922年2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小学在苏州上学；抗战开始后，到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上中学。1941年考入大同大学电机系。1942年考入浙大龙泉分校，并随校到达贵州遵义，在电机系。1945年参加青年军。1946年回杭州，重新进浙大上学。
在大图书馆的许多朋友中，万钟是很有特色的。我到最近才知道他的的年龄比我大了七岁，当时却一点没有这个感觉，就像他与我是同样的岁数。因为他特别有朝气，有活力。可以说，、那里有他，那里就有欢快。他说的是苏浙的普通话口音，与我自己的口音相似。因此我听他讲话，特别地感到清楚与亲切。他思路敏捷，说话很有说服力与煽动力。他对人总是热情洋溢，乐以助人，将别人的事看作就是他自己的事。他这种可贵的性格与品质，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改变过。
由于他在内地参加过青年军，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腐败，认识得更清楚。他与德容、明达等几位青年军复员的思想进步的朋友，就特别注意与青年军中的思想反动者开展斗争。万钟在这方面表现最积极。当时，青年军中有一个“DDT”的组织，万钟打入进去，了解了他们的内情后，贴出大字报，揭露“DDT”的反动政治背景，在全校影响很大。
他在1946年底的抗暴运动与1947年五月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他嗓音响亮、每次游行，他都跑在前面，带领大家唤口号。他喜爱音乐，唱歌，又善于指挥，经常在开各种会议前，以他豪迈的身姿、奔放的热情，指挥大家高唱革命歌曲。
李德容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在贵州参加青年军时期，就已经熟悉。那时他们对于形势的观点相同，因此，回杭州后，他们相处最密切。我当时与他们两人接触都很多。由于德容与我在抗暴运动时，都参加了拓荒社。拓荒社是以抗暴运动时的宣传队（队长是彭国梁）为基础而成立的半公开组织。1946-1948年之间，拓荒社是浙大学生运动的核心社团，有浙大地下党早期的党员温泽民、李景先等在其中贯彻党的主张。
我自己在中学（上海沪江大学附中）时，就接受了党的影响。中学同学项淳一（项后来长期担任彭真的秘书；文革结束后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与我谈过入党事。我开始没有下决心。到浙大后，在学运中深深感到：学运需要有党的领导。因此在1947年7月，回上海，由项淳一正式介绍入党。据许良英介绍：1947年八月，中共浙大支部改组，随后开始发展党员。计划发展30名（见：许良英《悼念田万钟》，浙大校友2003，下）。我在上海入党后回杭州，先后与浙大地下党负责人刘茂森与许良英接上关系。在1947年8-9月，我在校本部发展李德容与杨振宇入党。我们三人后来与李景先组成学生自治会党小组，景先是组长。德容最近告诉我，他在1947年11-12月发展万钟入党。所以，万钟的入党与我有间接的联系。
由此， 我们几个在大图书馆中朝令相处的朋友，成了在党内并肩战斗的战友。
二． 华家池的合作
1947年，在地下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浙大学生的进步社团有蓬勃的发展。
我与浙大地下党接上关系后，支部给我的任务，首先就是在农学院发展党员，逐步扩大进步力量。
据我当时的了解，华家池的进步力量还很薄弱。青年军反动者有相当的势力，甚至还有军统、中统特务分子的活动。
我先后发展了楼宇光、赵雄英、谭仕刚、张申几位入党，在农学院建立了党小组，我任组长。支部由吴大信与我联系。
1947年大约在九月，地下党支部决定在浙大建立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朋友社（YF—Young Friend）.YF的组织形式与地下党相似，有：总支部—支部—小组。地下党决定在华家池成立YF支部，由于子三、陈尔玉与我三人担任支委。于子三为书记。子三在他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前，还没有入党。因此，党的意图，有时通过尔玉与我贯彻到YF。华家池当时参加YF的有：郦伯勤、陆廷琦、王茉娟、郭玞英、冯世琛，王风阁等，后来都先后成了共产党员。
华家池的党小组与YF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发展进步社团，壮大进步力量。当时华家池有倾向进步的“华家读书会”，由李樟修、于子三、郦伯勤等负责。共有二十多人参加。
但是，总的说来，华家池的进步力量，与校本部相比，还是不够强大的。当时校本部的歌咏活动十分活跃，水平较高的有浙大合唱团，大众化的有乌鸦歌咏队。特别是“乌鸦”，得到思想处于中间状态的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在这个背景下，万钟与我商量，他愿意到华家池来帮助建立喜鹊歌咏队。我当然是完全赞成，欢迎他来华家池。
在华家池的党小组、YF与读书会的积极推动下，1947年10月的一个下午，喜鹊歌咏队在华家池的大饭厅里正式成立。在会上，我请人向大家介绍了田万钟，得到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最后大家推举储可欣（农经4年级）为队长，万钟任指挥。选歌、教歌等工作，都由万钟负责。喜鹊歌咏队的活动相当频繁，基本上每周都有一次活动。春夏季，天气暖和时，在草坪上练唱。秋冬季，天气较寒时，在教室中练唱。唱的都是进步歌曲。
喜鹊歌咏队团结了华家池70-80多位要求进步的农学院与一年级的青年朋友，对于华家池的进步力量是巨大的促进。喜鹊歌咏队成立不久，就发生了于子三事件。华家池师生所共同爱护与爱戴的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抓捕后，在监狱中被杀害。子三的被害，激起了华家池极大多数师生的悲痛与愤慨。连一向不太赞成学生运动的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先生都出来主持正义，谴责当局的罪恶行径。在YF、读书会会员与喜鹊歌咏队队员的带动下，华家池师生的绝大多数，后来都积极参加于子三的出殡与安葬等活动。进步势力从此在华家池占有优势。
1947-48年间，华家池政治局面的改变，喜鹊歌咏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万钟更是功不可抹的。当时万钟还不是党员，据吴大信的了解，万钟去华家池创办喜鹊歌咏队，完全是他自觉的行动，并没有党组织的安排。我感到，这就是万钟的可贵的特色。他所从事的革命工作，许多都是出于他的自觉。例如他在文革之后，为大家办了许多好事，也不是有谁要他去做，而是出于他的自觉。
1948年初，在地下党的大力推动下，李景先、杨振宇、李德容与我等一起被选入新的学生自治会理事会。1948年上半年，万钟与我不在同一条战线工作，工作上的联系较少一些。但我们还经常见面，我只要有空，也都去参加喜鹊歌咏对的活动。我们维持着很好的友谊。
三。二十年的磨难
1948年8月，在党内与我直接联系的吴大信被捕。在上级党委的指示下，组织上决定撤退一部分比较暴露的同志。万钟与德容等撤退到苏北解放区；我与李浩生、叶玉琪、毛重斌、冯世琛，王风阁等撤退到皖西大别山解放区。从此，彼此无法取得联系。
全国解放之后，我由二野留在南京，参加农业学校的接管工作。后来就先后在华东农林干部学校与华东农科所工作。那时工作极为繁忙，浙大老同学、老战友，都顾不上联系。我只听说，万钟回到了浙大工作。
后来的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中，相互更不可能通音讯。
我与万钟的夫人—徐基镐同志通电话中，对于万钟夫妇从1949到1976年，这二十年中的情况与不幸遭遇，第一次有了较具体的了解。
万钟1948年在苏北党校学习结束；1949年分配在浙江省团省委工作。1951-52年在之江大学任政治课的教学与辅导，此时与基镐相识。1952年9月中央号召科技人员归队时，在他要求下，回到浙大电机系，任助教。1956年后，任化工系讲师；并任化学自动化专业筹备小组副组长，兼任校工会副主席。由于对校领导提了意见，1957年被划为右派。工资从80多元，下降到60元（约降2-3级）。1958-1978年，在化工系任教师（无职称）。其中，1965-66年参加社教；1971年去临安五七干校劳动。在反右与文革中，多次遭受残酷批斗。他的身体，在那时就受到了摧残。
我以前不知道的是：他夫人基镐同志，与他一样，在反右时也被划为右派。她被下放农村劳动，工资全部取消。他们有一个男孩。她在农村整整18年，不可能与万钟团聚，也不可能照应孩子。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万钟一个人要带养孩子，还要靠他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的生活。基镐则以她的虚弱体力，在农村以劳动谋生。这二十年中，他（她）们在精神上的痛苦，生活上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四。劫后的交往
一直到文革结束，万钟与基镐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但是万钟与基镐二十年的人生最宝贵年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到1978年后，我从南京农科所调回江苏省农科院（其前身即华东农科所）工作后，才开始设法与杭州的老战友取得联系。
那时，万钟已经重新回到浙大化工系教研室主任，1980年后，担任化工系副主任、副教授。1984年离休。
他在政治上一得到平反，立刻就恢复了他的一贯就有的革命热情与助人为乐的可贵个性。在他离休之前与之后，为于子三运动史料的征集与汇总，为于子三墓的修缮与扩建，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也为许多老校友服务，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他为许多因为参加学运，提早离开学校，因而未能毕业的同志，办理毕业证书。
我在1953年后，一直在华东与江苏省的农业科研单位从事农业科研工作。虽然，在浙大毕业与否并没有影响我的科研与晋升。但是，在我内心中，一直为未能在母校毕业，而感到遗憾。当我知道国家有政策，允许为参加学运而未能毕业的同志，补办毕业证书。我就写信与万钟联系，因为当时我已经听说，万钟为好几位同志办成这件事。万钟给了热情的回信。很快，他就为我寄来了浙大的大学毕业证明书。从此以后，我在填写各种干部材料时，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填上：1950年浙大农学院毕业。我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因为这个证明，将自己与光荣的母校—浙大正式地联系在一起了。我后来取得几个大学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的称号，倒并没有多少自豪感。
文革结束之后，浙大的老战友们纷纷取得了新的联系。经过了二十年的磨难，二十年的别离，大家的感情似乎更浓、更深了。
1990年，因为冯世琛在北京的住家与我女儿家靠近，我约了郭玞英一起去看望世琛。老友重逢，她那天分外地高兴。玞英告诉我，世琛在文革前担任中学校长，在文革中受到无情批斗，精神上遭受难以挽回的创伤，以至不能自控。有时很兴奋而激动，有时又很忧郁而消极。世琛与玞英都是我在华家池时YF的老同学、老战友，彼此之间的友情都很深。我与玞英对于世琛都非常同情与关心，总想帮她做一些对她能有所安慰的事。正好世琛提到大学毕业证明的事，我就一口答应，帮她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的，还是要依靠万钟。我回南京后，立即给万钟写了信，请他务必为世琛解决这个问题。不久后得知，万钟已经将浙大给世琛开的毕业证书，寄给世琛。我想，这份证书，能给她带来她所期盼的母校的认同与友情的温暖，在世琛人生最后的痛苦岁月中，也许多少增添一丝安慰。
我为这件事，一直对万钟非常感激。我当时，对万钟就有一个认识：他真是浙大老战友们大家的朋友！
后来在其他人的文章中，说：万钟是校友通。说明大家都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万钟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好印象。
五。相聚与相离
1992年浙江农业大学为于子三被害四十五周年，举行于子三铜像揭幕仪式。校领导邀请几位与子三熟悉的老同志参加此项活动。在江苏省，邀请吴大信与我。还邀请浙江省与杭州市的几位老同志，有陈建新、田万钟、叶玉琪等。
这是一次我与万钟相聚时间较长的机会。学校的活动之后，万钟、玉琪陪同大信和我一起去看望了杨振宇与陈业荣。
当时万钟自己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他的前列腺与膀胱部位已经发现有问题。但是他却非常乐观。拖着有病的身体，陪着我们，从这里跑到那里。
振宇与业荣的病都不轻。振宇是肾功能衰竭，在家中用自制的装置洗肾。业荣在医院病房中见了我们，他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没有几年，他们两人就比万钟先走了一步。
那一次在杭州的相聚后，我与万钟的通讯与通电话，一直很频繁。我们在信中交流对时事的看法，交谈浙大的往事。我有个亲戚的孙女要考浙大的研究生，我曾经请他帮忙联系导师。他很负责地来信介绍了导师的情况。那女孩考取浙大后，专门去拜访过他，他也是热情地接待。
每次来信或来电话，他都表达他对生命的乐观，对生与死的超脱，以及对病魔作斗争的坚定，都使我非常感动。
在他去世之前一二天，我给他家中打了电话，是他夫人接的。她说万钟的膀胱切除手术后，未能治愈，已经在医院中大出血，难以控制，不能再与老朋友联系了。我听了黯然神伤，只能请她转告万钟，浙大的老同学，老战友们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大家也都非常感谢他为朋友们所做的一切。希望他能最终战胜病魔。
六。永存的纪念
万钟一生中，表现出他许多很有特色的宝贵品性，值得他的战友们与晚辈们永远的纪念。
1．对于祖国与人民的忠诚与热爱：万钟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壮的一生。他在年青时开始，就抱着满腔热情，投身中国的抗战与革命事业。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他往往是义无反顾地、不顾安危地冲在前面。为此，他也遭受到严重的迫害与苦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所有的磨难都扑灭不了他的革命热情。一旦，国家的政治走上正规，他就立刻继续以他的全力，为国家与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2．对于同志与朋友的友爱与热情：万钟被朋友们称为“校友通”；我认为，他可以说是：“大家的朋友”。他对朋友特别热情，对朋友的事特别热心。他为人的亲和力很强，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的友情所吸引。他在解放前，在华家池创办喜鹊歌咏队时，为什么一下子能团结那么多的队员；在文革结束后，为什么他能联系那么多的校友，终于编成一本《浙大47-48学运战友通讯录》，都与他这种对于朋友的友爱与亲和力有关。这本通讯录，至今仍是浙大同学与战友们手中的珍藏，为彼此之间的联系，提供很大的方便。
3．勇于并善于反思：万钟的一生，可以说是波澜起伏。抗战时期，他为了爱国，弃笔投戎，参加青年军。当他在青年军中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性，他就毅然靠拢共产党，反身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本性。文革结束后，我们再次相遇时，他说了一句使人难忘的话：“再没有想到解放之后，会是这种样子。”他指的是：建国以来，党的一系列左倾错误，使千千万万优秀知识分子与革命干部遭受无情而莫名的打击与摧残。他的这句话，事实上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这句话是他对于祖国命运的沉痛反思。在今天，党正在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时，他的这种体会，依然是有生命力的，是能促使人们深刻的思考的。
（为写这篇回忆文章，我与徐基镐、李德容、吴大信、郦伯勤、储可欣等同志通了电话，他（她）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回忆与史实。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4，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