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8 年 8 月

怀念田万钟–大家的朋友
高亮之

万钟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他的声貌、他的精神、我们之间的交情，促使我必须要写一篇对他的怀念文章。正好《丁冬友讯》又为寄托我的哀思提供了条件。

一．朋友到战友

一想到万钟，就想到原浙大的图书馆。我们是在那里相识，又在那里成为战友的。

那是在1946年的九月，我和陆廷琦两个上海来的浙大新生，在报到之后，扛着极简单的行李，住进了位于杭州大学路的浙大的大图书馆。

隔了半个世纪，再来回想这个大图书馆，更觉得它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

这个大图书馆是一座很现代化的建筑，门厅、屋柱都是用的大理石。样式也很壮观优美。但是，在那抗战刚胜利，浙大刚从内地迁回杭州的时候，却派上一个与图书馆毫不相称的任务—作为各地来的学生的大宿舍。

图书馆中，书架是没有的，却密密麻麻地、横横竖竖地摆着一百多张双人床。床与床之间空隙非常小，人都要侧着身走路。

但是就在这个奇特的大宿舍中，却集中着一批中国的知识精英。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院士、科学家、教授、高级工程师等。更重要的是：将要永远载入史册的浙大学运，它的骨干力量，许多都在这个图书馆中。公开领导学运的浙大连续几届的学生会领袖：于子三、李浩生、杨振宇等，都住在其中。于子三所参加的新潮社的朋友，如郦伯勤等，也在其中。浙大学运的核心社团—拓荒社的多数成员，也住在这里；而，田万钟，与他的好几位青年军复员的进步朋友，如李德容、陈明达等，也在其中。

大图书馆中，当然大家都是同学。随着时局的进展，很快，思想倾向接近的同学交谈得更多，感情更融洽。我与万钟就在那里相识，并且成为好朋友。

为了写这篇回忆文章，我与万钟的夫人徐基镐同志通了几次电话。对于万钟的一些我原来不太清楚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田万钟，1922年2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小学在苏州上学；抗战开始后，到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上中学。1941年考入大同大学电机系。1942年考入浙大龙泉分校，并随校到达贵州遵义，在电机系。1945年参加青年军。1946年回杭州，重新进浙大上学。

在大图书馆的许多朋友中，万钟是很有特色的。我到最近才知道他的的年龄比我大了七岁，当时却一点没有这个感觉，就像他与我是同样的岁数。因为他特别有朝气，有活力。可以说，、那里有他，那里就有欢快。他说的是苏浙的普通话口音，与我自己的口音相似。因此我听他讲话，特别地感到清楚与亲切。他思路敏捷，说话很有说服力与煽动力。他对人总是热情洋溢，乐以助人，将别人的事看作就是他自己的事。他这种可贵的性格与品质，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改变过。

由于他在内地参加过青年军，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腐败，认识得更清楚。他与德容、明达等几位青年军复员的思想进步的朋友，就特别注意与青年军中的思想反动者开展斗争。万钟在这方面表现最积极。当时，青年军中有一个“DDT”的组织，万钟打入进去，了解了他们的内情后，贴出大字报，揭露“DDT”的反动政治背景，在全校影响很大。

他在1946年底的抗暴运动与1947年五月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他嗓音响亮、每次游行，他都跑在前面，带领大家唤口号。他喜爱音乐，唱歌，又善于指挥，经常在开各种会议前，以他豪迈的身姿、奔放的热情，指挥大家高唱革命歌曲。

李德容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在贵州参加青年军时期，就已经熟悉。那时他们对于形势的观点相同，因此，回杭州后，他们相处最密切。我当时与他们两人接触都很多。由于德容与我在抗暴运动时，都参加了拓荒社。拓荒社是以抗暴运动时的宣传队（队长是彭国梁）为基础而成立的半公开组织。1946-1948年之间，拓荒社是浙大学生运动的核心社团，有浙大地下党早期的党员温泽民、李景先等在其中贯彻党的主张。

我自己在中学（上海沪江大学附中）时，就接受了党的影响。中学同学项淳一（项后来长期担任彭真的秘书；文革结束后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与我谈过入党事。我开始没有下决心。到浙大后，在学运中深深感到：学运需要有党的领导。因此在1947年7月，回上海，由项淳一正式介绍入党。据许良英介绍：1947年八月，中共浙大支部改组，随后开始发展党员。计划发展30名（见：许良英《悼念田万钟》，浙大校友2003，下）。我在上海入党后回杭州，先后与浙大地下党负责人刘茂森与许良英接上关系。在1947年8-9月，我在校本部发展李德容与杨振宇入党。我们三人后来与李景先组成学生自治会党小组，景先是组长。德容最近告诉我，他在1947年11-12月发展万钟入党。所以，万钟的入党与我有间接的联系。

由此， 我们几个在大图书馆中朝令相处的朋友，成了在党内并肩战斗的战友。

二． 华家池的合作

1947年，在地下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浙大学生的进步社团有蓬勃的发展。

我与浙大地下党接上关系后，支部给我的任务，首先就是在农学院发展党员，逐步扩大进步力量。

据我当时的了解，华家池的进步力量还很薄弱。青年军反动者有相当的势力，甚至还有军统、中统特务分子的活动。

我先后发展了楼宇光、赵雄英、谭仕刚、张申几位入党，在农学院建立了党小组，我任组长。支部由吴大信与我联系。

1947年大约在九月，地下党支部决定在浙大建立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朋友社（YF—Young Friend）.YF的组织形式与地下党相似，有：总支部—支部—小组。地下党决定在华家池成立YF支部，由于子三、陈尔玉与我三人担任支委。于子三为书记。子三在他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前，还没有入党。因此，党的意图，有时通过尔玉与我贯彻到YF。华家池当时参加YF的有：郦伯勤、陆廷琦、王茉娟、郭玞英、冯世琛，王风阁等，后来都先后成了共产党员。

华家池的党小组与YF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发展进步社团，壮大进步力量。当时华家池有倾向进步的“华家读书会”，由李樟修、于子三、郦伯勤等负责。共有二十多人参加。

但是，总的说来，华家池的进步力量，与校本部相比，还是不够强大的。当时校本部的歌咏活动十分活跃，水平较高的有浙大合唱团，大众化的有乌鸦歌咏队。特别是“乌鸦”，得到思想处于中间状态的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在这个背景下，万钟与我商量，他愿意到华家池来帮助建立喜鹊歌咏队。我当然是完全赞成，欢迎他来华家池。

在华家池的党小组、YF与读书会的积极推动下，1947年10月的一个下午，喜鹊歌咏队在华家池的大饭厅里正式成立。在会上，我请人向大家介绍了田万钟，得到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最后大家推举储可欣（农经4年级）为队长，万钟任指挥。选歌、教歌等工作，都由万钟负责。喜鹊歌咏队的活动相当频繁，基本上每周都有一次活动。春夏季，天气暖和时，在草坪上练唱。秋冬季，天气较寒时，在教室中练唱。唱的都是进步歌曲。

喜鹊歌咏队团结了华家池70-80多位要求进步的农学院与一年级的青年朋友，对于华家池的进步力量是巨大的促进。喜鹊歌咏队成立不久，就发生了于子三事件。华家池师生所共同爱护与爱戴的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抓捕后，在监狱中被杀害。子三的被害，激起了华家池极大多数师生的悲痛与愤慨。连一向不太赞成学生运动的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先生都出来主持正义，谴责当局的罪恶行径。在YF、读书会会员与喜鹊歌咏队队员的带动下，华家池师生的绝大多数，后来都积极参加于子三的出殡与安葬等活动。进步势力从此在华家池占有优势。

1947-48年间，华家池政治局面的改变，喜鹊歌咏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万钟更是功不可抹的。当时万钟还不是党员，据吴大信的了解，万钟去华家池创办喜鹊歌咏队，完全是他自觉的行动，并没有党组织的安排。我感到，这就是万钟的可贵的特色。他所从事的革命工作，许多都是出于他的自觉。例如他在文革之后，为大家办了许多好事，也不是有谁要他去做，而是出于他的自觉。

1948年初，在地下党的大力推动下，李景先、杨振宇、李德容与我等一起被选入新的学生自治会理事会。1948年上半年，万钟与我不在同一条战线工作，工作上的联系较少一些。但我们还经常见面，我只要有空，也都去参加喜鹊歌咏对的活动。我们维持着很好的友谊。

三。二十年的磨难

1948年8月，在党内与我直接联系的吴大信被捕。在上级党委的指示下，组织上决定撤退一部分比较暴露的同志。万钟与德容等撤退到苏北解放区；我与李浩生、叶玉琪、毛重斌、冯世琛，王风阁等撤退到皖西大别山解放区。从此，彼此无法取得联系。

全国解放之后，我由二野留在南京，参加农业学校的接管工作。后来就先后在华东农林干部学校与华东农科所工作。那时工作极为繁忙，浙大老同学、老战友，都顾不上联系。我只听说，万钟回到了浙大工作。

后来的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中，相互更不可能通音讯。

我与万钟的夫人—徐基镐同志通电话中，对于万钟夫妇从1949到1976年，这二十年中的情况与不幸遭遇，第一次有了较具体的了解。

万钟1948年在苏北党校学习结束；1949年分配在浙江省团省委工作。1951-52年在之江大学任政治课的教学与辅导，此时与基镐相识。1952年9月中央号召科技人员归队时，在他要求下，回到浙大电机系，任助教。1956年后，任化工系讲师；并任化学自动化专业筹备小组副组长，兼任校工会副主席。由于对校领导提了意见，1957年被划为右派。工资从80多元，下降到60元（约降2-3级）。1958-1978年，在化工系任教师（无职称）。其中，1965-66年参加社教；1971年去临安五七干校劳动。在反右与文革中，多次遭受残酷批斗。他的身体，在那时就受到了摧残。

我以前不知道的是：他夫人基镐同志，与他一样，在反右时也被划为右派。她被下放农村劳动，工资全部取消。他们有一个男孩。她在农村整整18年，不可能与万钟团聚，也不可能照应孩子。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万钟一个人要带养孩子，还要靠他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的生活。基镐则以她的虚弱体力，在农村以劳动谋生。这二十年中，他（她）们在精神上的痛苦，生活上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四。劫后的交往

一直到文革结束，万钟与基镐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但是万钟与基镐二十年的人生最宝贵年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到1978年后，我从南京农科所调回江苏省农科院（其前身即华东农科所）工作后，才开始设法与杭州的老战友取得联系。

那时，万钟已经重新回到浙大化工系教研室主任，1980年后，担任化工系副主任、副教授。1984年离休。

他在政治上一得到平反，立刻就恢复了他的一贯就有的革命热情与助人为乐的可贵个性。在他离休之前与之后，为于子三运动史料的征集与汇总，为于子三墓的修缮与扩建，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也为许多老校友服务，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他为许多因为参加学运，提早离开学校，因而未能毕业的同志，办理毕业证书。

我在1953年后，一直在华东与江苏省的农业科研单位从事农业科研工作。虽然，在浙大毕业与否并没有影响我的科研与晋升。但是，在我内心中，一直为未能在母校毕业，而感到遗憾。当我知道国家有政策，允许为参加学运而未能毕业的同志，补办毕业证书。我就写信与万钟联系，因为当时我已经听说，万钟为好几位同志办成这件事。万钟给了热情的回信。很快，他就为我寄来了浙大的大学毕业证明书。从此以后，我在填写各种干部材料时，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填上：1950年浙大农学院毕业。我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因为这个证明，将自己与光荣的母校—浙大正式地联系在一起了。我后来取得几个大学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的称号，倒并没有多少自豪感。

文革结束之后，浙大的老战友们纷纷取得了新的联系。经过了二十年的磨难，二十年的别离，大家的感情似乎更浓、更深了。

1990年，因为冯世琛在北京的住家与我女儿家靠近，我约了郭玞英一起去看望世琛。老友重逢，她那天分外地高兴。玞英告诉我，世琛在文革前担任中学校长，在文革中受到无情批斗，精神上遭受难以挽回的创伤，以至不能自控。有时很兴奋而激动，有时又很忧郁而消极。世琛与玞英都是我在华家池时YF的老同学、老战友，彼此之间的友情都很深。我与玞英对于世琛都非常同情与关心，总想帮她做一些对她能有所安慰的事。正好世琛提到大学毕业证明的事，我就一口答应，帮她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的，还是要依靠万钟。我回南京后，立即给万钟写了信，请他务必为世琛解决这个问题。不久后得知，万钟已经将浙大给世琛开的毕业证书，寄给世琛。我想，这份证书，能给她带来她所期盼的母校的认同与友情的温暖，在世琛人生最后的痛苦岁月中，也许多少增添一丝安慰。

我为这件事，一直对万钟非常感激。我当时，对万钟就有一个认识：他真是浙大老战友们大家的朋友！

后来在其他人的文章中，说：万钟是校友通。说明大家都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万钟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好印象。

五。相聚与相离

1992年浙江农业大学为于子三被害四十五周年，举行于子三铜像揭幕仪式。校领导邀请几位与子三熟悉的老同志参加此项活动。在江苏省，邀请吴大信与我。还邀请浙江省与杭州市的几位老同志，有陈建新、田万钟、叶玉琪等。

这是一次我与万钟相聚时间较长的机会。学校的活动之后，万钟、玉琪陪同大信和我一起去看望了杨振宇与陈业荣。

当时万钟自己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他的前列腺与膀胱部位已经发现有问题。但是他却非常乐观。拖着有病的身体，陪着我们，从这里跑到那里。

振宇与业荣的病都不轻。振宇是肾功能衰竭，在家中用自制的装置洗肾。业荣在医院病房中见了我们，他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没有几年，他们两人就比万钟先走了一步。

那一次在杭州的相聚后，我与万钟的通讯与通电话，一直很频繁。我们在信中交流对时事的看法，交谈浙大的往事。我有个亲戚的孙女要考浙大的研究生，我曾经请他帮忙联系导师。他很负责地来信介绍了导师的情况。那女孩考取浙大后，专门去拜访过他，他也是热情地接待。

每次来信或来电话，他都表达他对生命的乐观，对生与死的超脱，以及对病魔作斗争的坚定，都使我非常感动。

在他去世之前一二天，我给他家中打了电话，是他夫人接的。她说万钟的膀胱切除手术后，未能治愈，已经在医院中大出血，难以控制，不能再与老朋友联系了。我听了黯然神伤，只能请她转告万钟，浙大的老同学，老战友们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大家也都非常感谢他为朋友们所做的一切。希望他能最终战胜病魔。

六。永存的纪念

万钟一生中，表现出他许多很有特色的宝贵品性，值得他的战友们与晚辈们永远的纪念。

1．对于祖国与人民的忠诚与热爱：万钟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壮的一生。他在年青时开始，就抱着满腔热情，投身中国的抗战与革命事业。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他往往是义无反顾地、不顾安危地冲在前面。为此，他也遭受到严重的迫害与苦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所有的磨难都扑灭不了他的革命热情。一旦，国家的政治走上正规，他就立刻继续以他的全力，为国家与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2．对于同志与朋友的友爱与热情：万钟被朋友们称为“校友通”；我认为，他可以说是：“大家的朋友”。他对朋友特别热情，对朋友的事特别热心。他为人的亲和力很强，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的友情所吸引。他在解放前，在华家池创办喜鹊歌咏队时，为什么一下子能团结那么多的队员；在文革结束后，为什么他能联系那么多的校友，终于编成一本《浙大47-48学运战友通讯录》，都与他这种对于朋友的友爱与亲和力有关。这本通讯录，至今仍是浙大同学与战友们手中的珍藏，为彼此之间的联系，提供很大的方便。

3．勇于并善于反思：万钟的一生，可以说是波澜起伏。抗战时期，他为了爱国，弃笔投戎，参加青年军。当他在青年军中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性，他就毅然靠拢共产党，反身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本性。文革结束后，我们再次相遇时，他说了一句使人难忘的话：“再没有想到解放之后，会是这种样子。”他指的是：建国以来，党的一系列左倾错误，使千千万万优秀知识分子与革命干部遭受无情而莫名的打击与摧残。他的这句话，事实上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这句话是他对于祖国命运的沉痛反思。在今天，党正在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时，他的这种体会，依然是有生命力的，是能促使人们深刻的思考的。

（为写这篇回忆文章，我与徐基镐、李德容、吴大信、郦伯勤、储可欣等同志通了电话，他（她）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回忆与史实。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4，10，24

吾爱吾师—浙江大学的师长们
高亮之

在本书的编辑组会议上，谈到《深情怀念师长和战友》这一部分时，感到怀念师长的资料比较分散，要求我写一篇综合性的怀念文章。出于对于师长们的敬仰之情，我接受了这个任务。而我在考虑怎样落笔时，才认识到这个任务的不易。首先是：浙大的师长人数很多，而我自己在浙大的时间并不很长（1946-1948）。我是农学院的，只对农学院的老师较为熟悉，对浙大当年许多著名教授并不太了解。但任务接受下来，又无法推脱，我只能请楼宇希同志帮助，他给我提供了他所有的《求是》通讯全套。我将《浙大校友》、《求是》和《丁冬友讯》上的有关文章都读了，又在网上查阅了有关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勉力写成此稿。不全面或不确切之处，在所难免。

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本书又以解放战争时期浙大的学运为主题，我只选择了若干位当年对于学运的支持较为突出，或者和学运有一定关系的师长。他们的学术修养、人格魅力、道德风尚，在浙大教授群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竺可桢(1890—1974)
浙江上虞人。

　　 浙大从1936年, 竺可桢担任校长以后，成为中国最好四座大学之一.并在1944年,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

　竺校长办好浙大，首先是身体力行地贯彻浙大的校训——“求是”的精神。他办好浙大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教授治校。正因为他要依靠教授治校，他千方百计延聘各个专业的第一流教授来浙大，并且给他们充分的权利来进行教学，并管理学校。

　　而这许多才德兼备的一流名师，为什么愿意来浙大呢？又是由于竺校长本人的政治超脱、学术渊博、人品高尚、民主风度、宽容仁厚的巨大吸引力。

　　关于竺校长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中，坚持正义，不畏强权，保护进步学生的动人事迹的介绍，已经很多；在这篇短文中，我不需要再重复介绍了。

　　我只想补充说一点：竺校长对于我自己一生的深刻影响。

　　我在初中时，决心一生献身科学；到高中时，又接触进步思想。竺校长是我所仰慕的杰出的气象学家，并且我已知道他支持中国的民主和进步。1946年，我同时考取浙大、中大、复旦三座国内一流大学，我之所以选择浙大，与竺校长的名望和吸引力有很大关系。

　　我在一年级时就与于子三成为好友。二年级在华家池时，与子三、尔玉三人共同创建华家池的YF。子三的被害是我和华家池所有师生的莫大悲痛。我亲自见到竺校长为拯救子三，以及子三被害之后所做的一切努力，特别是他坚持不承认子三是自杀的谎言,使我最为钦佩。他瘦弱的体驱中蕴藏的无畏精神，在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形象。

　　1948年春季学期，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副常务理事。6月，发生了一场大字报事件。一年级进步学生刘宗潮，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反动青年军为职业学生，引起反动青年军的愤慨。他们联合外校青年军势力，向学校施加压力，扬言要用暴力惩罚作者。地下党领导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决定由理事会负责人杨振宇和我两人，去拜访竺校长，要求校长保护大字报作者。竺校长当面交代我们，要我们将刘宗潮接到他家中，与他孩子同住一室，以保护他免受迫害。这件事给我的感触极深，让我切身体会到竺校长对于学生的慈父般的爱护之情。

我在浙大是农学院学生，农业与气象关系密切。在浙大时，我对于浙大几位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涂长望、幺枕生就很敬仰。1953年，我在华东农科所工作，刘春安所长找我谈话，要求我去参加由中央农业部委托军委气象局举办的我国第一次农业气象培训班。刘所长特地提到，这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的共同建议。我心里想，竺校长又一次要决定我的命运了。竺校长的召唤，我没有理由不服从。从此以后，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农业气象专业的岗位。我不久后得知，竺校长当年在美国，也是先学农业，后来改学气象。农业气象学的任务就是以气象科学为农业服务，这是竺校长自己在专业上的志向。我这一生，始终以能继承竺校长的遗志而感到安慰。

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中央气象局准备恢复农业气象，邀请少数农业气象学家去北京开座谈会。我和一同参加会议的北京农大韩湘玲老师听说竺可桢先生患病住在医院。我们两人非常想去拜访他，告知他中国农业气象科学有恢复的希望。可惜一时无法知道他住在哪个医院而没有去成。不久，就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们两人都感到极为遗憾，失去了向这位非常令人尊敬的前辈，给一点最后安慰的机会。

二,苏步青（1902年—2003年）

浙江平阳人。

解放战争时期的浙大学子，都不会忘记苏步青教授对于当年学运的积极支持。

苏步青先生是蜚声中外的数学家。他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数学系教授。他在微分几何、计算几何领域，研究和教学70多年。他创立了国际公认的中国微分几何学学派。

他在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任复旦大学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

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位国际著名的数学家，在解放战争时期浙大的学生运动中，始终和进步学生站在一起。

1947年10月２６日于子三被军警逮捕，秘密监禁。当时，苏步青是浙大教务长兼教授会主席。他协助竺校长到处打听，得知下落后又四处奔走营救，还去监狱探望。29日，于子三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惨遭杀害。10月30日，全校学生二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并去监狱瞻仰子三遗容。当时苏步青教授正在南京，闻讯后对学生行动十分同情，并立刻发电报给学校召开教授会，抗议当局杀害学生。１０月３１日有70 多位教授参加浙大教授大部分在政治上持中间立场，平时并不赞成学生过多地参于政治运动，但是反动当局的暴行，激起了教授们的公愤。最后教授会通过决议：罢教一天，并发表《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会为于子三惨死事宣言》，要求当局严惩责任人员。浙大教授会的抗议宣言，通过报纸，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1948年下半年，反动当局设立特种刑事发庭，准备大规模逮捕进步学生。学运骨干陈业荣的名字，也列入黑名单之中。他那时正患肺病，不能去解放区。苏先生就以陈业荣生病的理由，出面作保，让他在学校中疗养，使他免遭逮捕。

　　1949年初，李宗仁上台后，苏先生配合竺校长，认为必须抓紧时机，营救在狱中的学生。在学生起来斗争的同时，由苏先生出面，到监狱中将陈建新、黄世民、郦伯谨、吴大信等保释出来。不久他们都安全地转移到解放区去。

　苏步青教授不畏权势，爱护和保护进步学生的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三,严仁赓（1910-2007）

天津人。

　　严仁赓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他193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做研究工作。1946年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校长助理。他专攻西方经济学，尤长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学。长期从事旧中国地方财政的研究。

　　他是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的嫡孙，而严修是周恩来去法国留学的资助人。这个关系也许和严仁庚在政治上倾向进步有关。

　　在1948年秋到1949年杭州解放前，他担任浙大教授会主席。他积极协助竺校长，领导全校的应变工作。

　　在浙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应变工作座谈会上，严仁赓被邀请发表讲话。他说：“自古以来，形势总是从北向南发展的，现在也必然从北向南发展，应变在所难免。” 严先生的讲话，说明他对于中国形势发展的清醒认识。他的讲话对于全校学生是很大的鼓舞。

　　1949年4月24日，为了加强“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讨论成立“浙大应变执行会”，严仁赓任主席，副主席是苏步青。

　　4月29日，竺可桢被迫离校赴沪时给严、苏二人留下一封诚挚感人的信，在申述了自己不得不离开浙大的苦衷后，还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

　　可见竺校长对于严、苏两位教授的充分信任。

　　严仁赓没有辜负竺校长的托付，他与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在杭州解放时，将浙大的人员、财产完整无损地交到人民政府手中。

　　四,蔡邦华（1902-1983）

江苏省溧阳县人。

蔡先生是我国昆虫学的开创人之一。他1924年在日本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毕业，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27年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1928年任浙江省昆虫局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派送到德国进修，回国后，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因对郭任远推行党化教育不满，与几十位农学院教授愤然离校，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1937年回到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1940年开始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长达13年。1953年他奉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1983年逝世于北京。

　 我1946年考进浙大，选择的就是植物病虫害专业，并且主修昆虫学。如果我1948年不撤退去解放区，蔡先生应该说是我的主要导师。1947年，我从校本部迁到华家池，我在农学院和全校学生自治会都有职务，有些事不能不向蔡先生请示。他对于青年学生慈祥中有严肃。我开始时感到他对于学运并不很支持，一直到于子三被害之后，我才体会到他的正义感和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勇敢精神。

由于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学生，整个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长都将蔡先生作为处理事件的主要助手。

竺校长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房中见到子三被害的惨象后，当场晕倒。醒来后他就嘱咐蔡先生和校医李天助，去现场调查。蔡先生与李医生在现场都清楚地看出子三不可能是自杀的证据，因为所谓自杀用的玻璃片上并无血迹，并且也没有尖角。保安司令部准备了两桌丰盛酒席，留他们吃饭。蔡先生断然拒绝了。数日后，司令部人传话说：“浙大教授真难对付！”

1948年1月4 日，学生准备为于子三出殡，蔡先生赶到学校时，学校四周已被二千多军警、特务、流氓、打手所包围。八时多，打手们冲进学校，说是：“我们无以为生，到学校来请愿。”蔡先生立即前去劝阻。他说：“生活困难，要向政府请原，大学不是请愿的地方。”接着大批打手拥进学校，造成震惊全国的浙大“一四暴行”。

在舒鸿教授高呼下，学生们进行反击，抓获了10多名打手。正在讯问时，竺校长来约蔡先生谈话。竺校长说：“光天化日之下，军警包围、捣毁学校，浙大我办不下去了。”要求蔡立即赶赴南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辞校长之职。蔡先生乘京杭直达车到南京。车上遇《大公报》记者，蔡先生就把浙大遭受暴行情况，叙说一遍。记者问：“可否在报上发表？”蔡先生说：“可以发表，但不要记我名字。”次日（1月5日）早晨，《大公报》将浙大“一四暴行”的消息，传遍全国。

蔡先生见到朱家骅，朱责问：“于子三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蔡先生一听生气了，说：“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学生。我是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我今天来是代竺校长前来辞职的。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朱装腔作势地要办事员立即给浙江保安司令部打电话：“把军队立即撤离浙大！”

蔡先生回杭州后，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校长要他暂勿外出，因为省政府已在查问：“《大公报》的消息是否蔡邦华发出的？”竺校长回答说：“不知道，但报上所载，完全是事实！”

以上经过，都引自蔡邦华的《于子三惨案回忆录》一文。我们今天读到当年蔡先生协助竺校长处理“一四暴行”的亲身经历，不能不对蔡邦华先生为维护正义的坚定、勇敢而机智的精神肃然起敬！

　五,王淦昌（1907～1998）

江苏常熟人。

王淦昌是我国有突出贡献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员、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即核工业部）副部长，

他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他一生科研生涯中，有几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失去了。

1930年他赴德国，入柏林大学，从事β衰变能谱研究，1934年获博士学位。1930年他在柏林提出用云室来研究由α粒子轰击铍核以发现一种高能射线的设想，这一设想由于导师不支持而未能实现。一年多后，英国的查德威克就是通过这样的实验发现了中子。

1941年他在湄潭浙大任物理系教授时，提出设想：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所产生的反冲，来证实中微子的存在。由于当时湄潭的实验条件太简陋，无法进行实验，只好把这一设想交送美国《物理学评论》发表。一年后美国物理学家J·S·阿伦按他提出的方法进行实验，证实了他的预言。这被认为是1942年世界物理学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1959年，他在前苏联杜布钠联合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任何粒子都存在反粒子的理论预言。

1960年王淦昌回国，参加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为了中国的“两弹”，王淦昌改名为“王京”，心甘情愿隐名17年之久。从 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他失踪了。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去哪里，在做什么。广袤的金银滩，海拔在32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零下4摄氏度。这里风沙很大，高寒缺氧，人要忍受头晕、目眩、心悸等高原反应。这里蔬菜奇缺，只能吃青稞面和蒸不熟的馒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王淦昌与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毫不特殊。

王淦昌先生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也是热爱祖国和爱护青年的老师。浙江大学在贵州时，他公开登报，召唤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又去寻找共产党的学生许良英回校工作。

虽然王淦昌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运中没有留下突出事迹，而在后来中国多灾多难的岁月中，王淦昌先生对于许良英和周志成两个很早投身革命而命运坎坷的学生，却始终表现出爱才惜才的深厚的师长情怀。

许良英同志是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运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该时期浙大地下党的组织发展以及各次学运的成功开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在1957年时，因为公开反对反右运动，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右派，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下放到浙江老家当农民。他失去了公职，靠劳动工分养活自己和母亲。他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翻译爱因斯坦的著作。1973年，他为《爱因斯坦文集》一书的编辑来北京，商务印书馆每月给他50元生活费。一年后，他又被赶回农村，生活费也停发了。王淦昌得知这个情况后，决定用“王京”的化名，从四川核基地按月给许良英寄出３０元钱，支持许的生活。

王淦昌当时身处机密性极高的国防科研领导岗位，自己也曾受过多次批判，竟然主动地包下一个在农村“改造”的“极右分子”的生活，可想而知，要担当何等的风险！

　　 六十年代，王淦昌因参与核试验工作，常去新疆。他曾抱怨，因为不知道地址，而不能去看望在新疆劳改的周志成。

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王淦昌先生关心和支持许良英和周志成的事迹，表现出的他不畏强权，爱护人才的高尚精神，怎能不使人深深感动。

六,王国松(1902—1983)

浙江永嘉人

王国松先生是我国声望卓著的电机工程学家。

他1916年秋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成绩优异，深受师友赞誉。五四运动期间，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他1930年参加公费留学考试，又以优异成绩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深造，获电机工程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8月学成归国，受聘浙江大学。次年任浙大工学院电机系主任。他在协助竺可桢校长办学和西迁中发挥重要作用。1944年升任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他认真执行竺可桢校长的办学主张，通过各种渠道，延聘有声望的教授和从国外归来的专家学者，并实行民主办院。

　　1950年，他被任命为浙大副校长。校长马寅初调北京大学后，他任代理校长，并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我在这篇文章中选定王国松先生，是与他的电机系学生陈明达、楼宇希等讨论的结果。他们都是当年的地下党员和学运骨干，而他们都说王国松先生在解放前，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对于他们参与学运都比较支持，不加阻拦。

特别是于子三被害事件发生后，他对反动当局公然残害一个爱国有为的青年学生，十分悲奋。在教授会会议上，坚决主张发表宣言，提出控诉；还参加了罢教斗争。更与蔡邦华、李浩培等教授一起前往省政府，与省长交涉，要求释放仍在关押的另外三名学生。并推动竺校长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教育部及各界说明事实真相。

解放前夕，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的捣乱、破坏，浙大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护校运动。王国松老师是校应变委员会成员，并在一段时间内受命参与主持校务，并负责经济组和水电组工作。学校的水电问题极严重，时有断水之虞，由他负责将校内的游泳池改为临时蓄水池。

1949年4月29日，竺校长已秘密赴沪隐居，原来的校务委员会已停止工作。为维持学校持续，农学院院长蔡邦华等14人发起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 推选蔡邦华为主任，王国松和谭天锡为副主任。5月31日，蔡邦华、王国松等人到杭州市军管会联系浙大的军管移交问题。
以上事实说明，王国松先生对于新中国的诞生是积极欢迎的。

但是历史对于他并不公正。他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被关在浙大行政大楼五层的临时监狱中，达数年之久，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而他爱祖国、爱科学之心并没有丝毫改变，晚年仍旧非常关心学校的教学、科研，并积极推动国际电机科学的科技合作与学术交往。1983年病逝，享年82岁。

这样一位学术造诣很高，一生勤奋工作，在科学研究、培育人才、专书立说等方面，都做出突出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是浙大的光荣，也是他的无数学生们心中的榜样

七,张君川( –1999)

张君川先生的英语功底很深，是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主编过《莎士比亚辞典》。他又精通俄语，翻译出五十多首普希金的诗歌。

解放战争时期，张君川先生是浙大外文系的一位年轻教授。在政治上，他比较早就倾向进步。学生运动中，他的身份有些特殊。他并不是地下党员（本书的几位地下党领导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他）。然而，反动当局却一直以他为眼中钉，认为他有共党嫌疑，多次想逮捕他。

于子三被害之后，1947年10月31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表《告同胞书》。该天晚上学生自治会请张君川等两位老师，将《告同胞书》翻译成英文。当时，正好参加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代表即将离开杭州。学生会连夜将英文稿件送交外国代表，请她们转带到国外。于子三惨案的消息由此迅速传遍世界。

隔了几天，特务就查出翻译《告同胞书》的是张君川教授，密报南京当局。

1947年12月1日，于子三惨案未了，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告诉竺可桢，治安机关称：‘浙大某教授及学生若干人有共党嫌疑，某教授为组织指挥人，学生可暂不捕，教授非立即逮捕不可”。受竺校长保护的张君川后来追忆说：“我初到浙大，教过半年的俄语，遭到当局非难，幸赖竺校长保护，停课作罢。以后我因在外文系开设莎士比亚课程，为了戏剧演出实习，建立戏剧班；又在中文系下设现代文学课程，并建立现代文学班，与戏剧班时常联合进行学术讨论。学生聚在一起，也找些进步书籍阅读。在进行讨论中，曾谈到：‘官养活民，还是民养活官’等问题，产生了初步的民主思想。……于子三惨案发生后，也波及戏剧班，由沈鸿烈（浙江省主席）告诉竺校长要逮捕一些人。竺校长一方面嘱咐学生早日离校，一方面派秘书诸葛祺夤夜十一时来平湖秋月寓所告诉我藏匿，幸亏竺校长从中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张君川先生以一个党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坚定地和广大学生站在一起。他所指导的浙大外文系戏剧研究班，在解放战争时期，排演出许多进步话剧、歌剧或短剧，对于当时的学运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张君川先生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佩的文学家，翻译家和师长！

八,束星北（1907-1983）

江苏南通人。

最后，我要谈谈束星北教授。

解放战争时期的浙大学生，都知道束星北先生。大家都感谢他在1947年于子三被害之后，在教授会上首先发言，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他说：他向来不赞成学生搞政治活动。但是，政府如此摧残我们苦心培育的学生侵犯人权，是不能容忍的。他主张教授会用罢教来抗议政府的暴行，他激昂慷慨地说：“我就不信，我们不敢罢教！”。在他发言的影响下，教授会通过决议；罢教一天。全校教授罢教，在浙大历史上，从未有过。浙大教授的罢教在全国造成重大影响

他建国以后的命运坎坷，我听说过一些，但是并不很清楚。一直到最近，青岛一名记者兼作家刘海军写出《束星北档案》一书，全面披露了束老师的悲惨而壮烈的一生，不仅使浙大学子们读了感动不已，并且使全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读了，心灵无不为之而震撼。

束星北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早期从事相对论研究，后转向气象科学研究。晚年，为开创我国海洋物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早期在美国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物理系学习。１９２８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国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获硕士学位；１９３０年返美国进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再获理学硕士学位。他在国外的研究工作已经进入到当时理论物理学的最前沿领域

他一生最辉煌时期是上世纪40年代在浙江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两弹功臣程开甲院士、胡济民院士、著名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许良英，都是他在浙大时的学生或助手。

程开甲对于他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李政道回忆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这样一位天才型的优秀科学家，建国之后，他的命运却非常坎坷。１９５２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坚持哲学不能管科学的观点，与华岗校长发生剧烈的争论。他又公开反对“全面学习苏联”和“院系调整”等当时的高等教育方针。他被认为“思想反动”而多次受到批判，后被驱逐出物理学阵地，不得不改行从事气象研究。

在气象学领域，由于他的超人天赋和雄厚的数学和物理根基，他在一年多时间内发表了十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很快受到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等高层气象学家的重视。通过他们的推动，很快在山东大学建立气象研究室，直接归中国科学院体制。

好景不长，1955年掀起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束星北由于在抗战时期，为挣钱养家，曾经去重庆国防部技术室协助研制小型收发报机，约一年时间。就为了这个经历，他被列为肃反重点，连他的妻子都受到迫害。在连续不断的恐怖式的审查后，他给好友王淦昌写了绝命书，最后是：“别矣，淦昌兄！”

后来在周总理和陈毅的直接干预下，最后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宣布取消政治嫌疑。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在认真学习了有关书刊后，提出了一份现在看来观点完全正确的“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论，在青岛引起轰动，得到许多人的赞同。而就因为他这一些言论，1958年10月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公职。

1958到1961年，他被派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去参加右派改造大队的强制性劳动。一个工棚中，住了三、四百个右派，一律是地铺，睡在鹅卵石和山茅草上。他当时已经50多岁，却要承担他的体力无法支持的搬大石块等强劳动。即使他再努力，每次评比，他总是被评为极少数的“较坏的队员”。在1959-1961年的的大饥荒年代，他不得不到农民地里去偷地瓜充饥。

他被害开除公职后，从数百元的工资减为20-30元的最低生活补贴。他有五子二女，因为他们父亲的关系，大儿子被迫离开部队，其他儿子，虽然成绩很好，上学、受业都受到影响，不是当工人，就是失业在家。在这种情形下，他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为了子女，不得不努力改造，争取早日摘帽。由此，他，一个敢于和错误抗争的硬汉子，心理上受到很大扭曲，多次检查自己的“反动思想”。

而他在改造中仍不忘科研。1960年他被转到青岛医学院管制劳动。冬天，他打扫广场上的积雪，他用扫把在雪地上划出许多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数学公式。

1972年，李政道回国的时候，周恩来希望他介绍海外有才智的人来中国讲学，李政道就说：“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人才，而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自己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李政道要求去看望他老师，最后接待者还是以“束星北身体不舒”为藉口而推脱了。

李政道的到来，对于束星北后来命运的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1973年，他终于被摘帽。他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他立即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科研和教育。1979年，束星北正式得到平反。

1981年起，他当选为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他因许多年过度的强劳动，患了严重的肺气肿。1983年，一代宗师，，病逝于青岛。

我在阅读《束星北档案》和写这一段束星北老师的苦难经历时，多次禁不住热泪盈眶。

束星北老师的一生经历，是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对于该时期党对于知识分子极左政策的客观而无情的控诉。

束星北老师对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执着，对于祖国强盛的责任心，对于青年学生的热爱和培育，对于各种错误政策和错误观点的公开和大胆的抗争，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特别对于一代又一代的浙大学子来说，他是我们值得感到骄傲的老师！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师长们的怀念，我就写到这里。当然，浙大当年的教授、讲师、助教，全都是我们的师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当年的学生运动，都是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品、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对于科学和教育的负责精神，都影响了我们一生。他们都是我们终身难忘的导师。

关于陈立教授和李浩培教授，本书另有专文介绍。

2006-12-23初稿

2007-03-10修改

（本文的初稿得到许良英、吴湜等同志认真阅读，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良英同志还寄来他自己写的有关竺可桢、王淦昌、束星北的文章，供我参考。在此表示深深感谢。）

竺可桢与中国农业气象学
—纪念竺可桢120年诞辰

高亮之（植物病虫害50）

编者按：作者系1950年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毕业，曾任江苏省农科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国农学会农业气象研究会副理事长、理事长。

竺可桢先生是中国现代气象学与地理学的奠基人，也是我的母校—浙江大学的老校长。中国著名科学家中，对我的一生影响最深的就是竺可桢先生，他引导了我毕生的人生与学术方向。

解放前，浙江大学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中的民主堡垒。在竺的领导下，学校的民主风气十分浓厚。我在浙大的民主环境中，积极投身进步学运，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竺在著名的“于子三运动”中大义凛然，支持正义的精神，对我的教育至深。我在1948年担任学生自治会副常务理事，为保护进步同学事，到他家中去过。他将正受反动学生追迫的学生留在自己家中，与他儿子同住。我亲身感受到他爱护青年学生的真挚感情。

后来自己也从事科学工作。作为一位科学家，应当怎样关心国家进步，怎样关心与帮助青年，竺可桢成为我终身的榜样。

竺可桢一生的学术成就卓著，涉及面极其广泛，最主要是在气象学与地理学方面。农业气象学并不是他的主要学术方向。但是他所从事的气象学与气候学研究，与农业的关系非常密切。建国后，他向中央提出的开创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建议，此建议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是中国农业气象学的真正开始。应当说：他实际上是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创建人。

竺可桢生于1890年3月7日，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作为他的学生，又是他所开创的中国农业气象学中的一个科学工作者，特写此文，以表达我对他的深情缅怀和崇高敬意。

气象与农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农民说：“靠天吃饭”，也说明这个道理。

竺可桢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开创人，是从他关心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开始的。他出身在绍兴东关镇一个小商人家庭。他在童年到少年，学习非常勤奋。他最钦佩宋代诗人陆游、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明末抗清将领张苍水的学识和精神，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知道中国是以农立国，他是从爱国出发，而重视农业的；又从农业出发，而重视气象科学。

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他知道农业对中国的重要性，，就选择进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他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

我的经历与竺可桢非常相似。我并不是出身农村，但是我也是从爱国出发，立志学农；又从农业出发，而重视气象学。因此，我一直以作为他的追随者为荣。

竺可桢一生对中国农业气象学的贡献，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讲：

一，竺可桢的气象学研究与农业息息相关

1，中国台风的研究

每年6-9月间，频繁发生的台风给中国沿海地区农业带来严重的威胁。竺可桢出身在浙江绍兴，他在幼年时，就对台风对农业与农民的的危害深有体会。他于1913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以后，就进行了台风的研究。他在《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和《台风的源地与转向》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从1904-1915年间247个台风的季节分布、源地和路径，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他对世界台风的新分类法。他根据台风所到国家和地区把台风分为六大类型（中国台风、日本台风、印度支那台风、菲律宾台风、太平洋台风、南海台风），又根据台风发源地和路径，在每个类型中分出副型。应当说，这是当时最完整的台风分类法。

当时国际上对台风还缺乏严格的分类方法，竺可桢首先提出以风速等级作为划分台风强弱的指标。这一方法一直为后人所遵循，目前国际上仍然是以风速大小作为台风强度的标准。

竺可桢的台风研究提高了我国各界对台风的认识，对于我国在农业与国民经济等方面防御台风灾害有很大帮助。

2，中国季风的研究

竺可桢从气象研究中得知，威胁中国农业最大的旱涝灾害，都是由季风的变化而形成的，因此，他十分重视季风的研究。1916年他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阐明了季风与中国雨量分布的关系。1933年，他在《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中提出，影响中国气象与旱涝变化的，主要是四个大气环流中心，即：西伯利亚高压、印度低压、北太平洋高压和阿留申低压。1954年他发表《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清晰地阐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雨量，都来自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所形成的东南季风。而东南季风中大量的水汽，因地形抬升、热对流、不连续面（后来称为“锋面”）与台风等不同原因，而带来降水。

竺可桢的这些早期季风研究的成果，引领着后来几十年的中国旱涝等农业灾害研究，为我国防御旱涝灾害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竺可桢的中国气候区划研究对农业有重要指导意义。

竺可桢是我国最早开创中国气候与自然地理区划研究的科学家。

1931年，他发表的《中国气候区域论》是我国最早的气候区划，他当年提出了我国气候的八大区域类型。后人的工作虽然有所细化和发展，但区划的基本框架没有变。

关于中国的亚热带，苏联科学家曾经主张将夏天热带季风所能达到之界限作为亚热带的北界。根据这个标准，中国的华北，内蒙古、新疆地区都应属于亚热带。竺可桢不同意这种观点。1958年，他写出《中国的亚热带》一文，指出：划分中国亚热带的原则，应更多地考虑“实用观点”。他说：“所谓实用观点即申明亚热带地区的生物资源，尤其是农产品和温带及热带有何不同之处，以及亚热带气候对于作物生长发育和越冬的影响等。”用现在的语言讲，竺可桢的意见就是：应更多地应用“气候生态学观点”。根据这个观点，他提出了中国亚热带划分的标准为：积温4500-8000 ℃，最冷月气温2-16℃ ，无霜期240-365天。按照这个标准，我国亚热带北界接近于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

1958年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公开恶化，竺可桢提出与苏联专家针锋相对的意见，是需要学术勇气的，充分（也）体现了他在浙大所倡导的“求是”精神。

竺可桢对于中国亚热带的区划标准，对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农业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他所认定的亚热带地区内，中国成功地发展了各种亚热带作物与亚热带农业经济，如茶业、蚕桑业、柑橘业（在中亚热带）等，而又避免了将亚热带作物盲目向北扩张的失误。

三，竺可桢的气候变迁的研究对中国农业有长远的影响

气候变迁是竺可桢耗费毕生精力的研究课题，也是他成就最大的研究领域。

他在1924年，就写出《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论文，这是关于我国气候变化研究的第一篇文章。

他在1961年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论文，分析了整个历史时期各国气候波动的历程。.

1972年，他发表了《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著名论文。该文将我国5000年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考古时期（3000-1100BC）；2）物候时期（1100BC-1400AD）；3）方志时期（1400-1900AD）；4）仪器观测时期（1900AD后），详尽地论述我国气候的历史变迁。

论文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温度变化，指出前2000年，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与现在长江流域相似。后3000年，有一系列的冷暖波动，每个波动约历时400-800年，年平均温度变化范围为0.5-1.0 ℃。

论文的最后，他将他对中国5000年气候变化的研究结果，与西方科学家应用1万年的挪威雪线和应用O18同位素研究冰川结冰温度的结果进行比较，得到非常相似的结论，说明世界气候变化是有共同性的。

凡是阅读过竺可桢这篇论文的人，都会感受到竺可桢以他毕生的精力，广泛地收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气候与物候的记载，并且用现代气象学知识，加以整理分析的严谨科学精神。我们从内心对他充满钦佩。

近几十年来，由于工业化的影响，地球温室气体明显增加，造成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趋势，引起国际上的普遍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也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门课题。全球气候变化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农业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引导世界与中国农业与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研究全球未来的气候变化，离不开气候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因此，竺可桢对于5000年来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研究，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农业和农业科研都有长远性的影响。

四，竺可桢的物候学研究

物候学是研究在季节与气候变化中各种植物、动物与其他自然现象的变化的科学。”

竺可桢十分重视物候学研究，他在1964年发表《物候学与农业生产》， 后来又发表《中国古代的物候》、《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还与宛敏渭合著《物候学》一书。

竺可桢的说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预告农时，创立了一种称为物候的方法。”因此，他将物候变化与农业生产密切地联系起来。事实上，他是将物候学看成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气象学的重要内容。

他在《物候学与农业生产》指出：济南，因地处内陆，苹果开花早（4月中旬），但因寒潮等影响，苹果不能丰产；而烟台，因临近海洋，苹果开花迟（立夏以后），寒潮已经过去，因此苹果能高产稳产；这是烟台受物候延迟之益。他用这个例子说明：物候学研究对农业的合理布局是很有帮助的。

当代信息技术发达，各种物候变化都可以建立数学模型，从而可以正确地估测或预测任何地区、任何年份的物候变化。物候期（即发育期）模型在农业模型中有重要地位，相信物候学在新时代中，将继续对农业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

五，竺可桢对于气象与农业关系的研究

农业与气象的关系，是竺可桢一生关注的科学课题。为中国的农业和国民经济服务，是他毕生的气象与地理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竺可桢1922年发表的论文《气象与农业之关系》，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气象学论文。

1936年他发表论文《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阐述了气候与农、林、牧业及人类各方面活动的关系，分析了阳光、温度和降水等因素对各种农作物的影响。

今天的老年同志都能记得，1963年，《人民日报》以一整版篇幅发表了竺可桢的文章《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

这篇论文的背景是：我国经历了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1959-1961年的农业大滑坡与大饥荒。中央领导正在总结农业生产的沉痛经验教训。这时，人们对中国农业的前景，有一定的悲观情绪。

竺可桢在这篇论文中全面地分析了太阳辐射、温度和降水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且综合这三个因素的分析，指出我国农业生产还有很大潜力以及为发挥这些潜力可以采取的正确途径。

他在论文中，从气候潜力角度，提出的水稻产量有可能达到每亩941-2500市斤。（这个估测与后来的农业实践比较符合。）他说：“过去把单季稻亩产指标提高到1万市斤以上，这就不切实际了。”因此，他的论文也是从科学角度，对当年浮夸风的批评。

据说当时这篇论文受到毛泽东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对于后来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影响。

六，竺可桢的建议开创了中国农业气象事业

1953.年，周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我本人的要求下，我从华东农林干部学校调到华东农科所工作。同年4月，刘春安（一位山东解放区过来的有农业科技经验的老领导）担任所长。一天，他找我谈话。他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应创建中国的农业气象事业。中央决定：委托军委华东气象处，在江苏丹阳县举办中国首届农业气象训练班。要求各省派出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学习气象知识。”他希望我去参加。

竺可桢先生是我的老师，参加他提议举办的学习班，我没有理由拒绝。竺可桢的建议决定了我一生的事业方向。

竺可桢与涂长望两位著名科学家当年向中央提出“创建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建议，以及中央作出举办丹阳全国农业气象训练班的决定，是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开端。同一年，在竺可桢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与华北农科所合作建立农业气象研究室，这也成了中国农业气象学开始的标志

丹阳农业气象训练班，聘请中国著名气候学家吕炯先生开设农业气象学课程，这是中国第一次农业气象学的讲学。我当时担任农业气象学课程的课代表

当年丹阳农业气象训练班培养出40多位学员，在后来的50多年中，在我国各地的农业气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工作岗位上，都是骨干力量。他们逐渐成为中国第一代的农业气象学家。

在他（她）们和他（她）们的学生的努力下，在北京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陆续建立起农业气象系或专业。他（她）们以及他（她）们的学生在更多的大学（如沈阳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广西农业大学、南京气象学院等）中为大学生或研究生开设农业气象学的课程。今天全国的农业气象战线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到丹阳出来的我国最早农业气象专家的培养和教育。

毕业于丹阳农业气象训练班出来的农业气象专家开创了我国最早的农业气象科研工作。他（她）们是全国主要农业科研机构，如华北农科所（后为中国农科院）、华东农科所（后为江苏省农科院）、西北农科所（后为陕西省农科院）、华中农科所（后为湖北农科院）的农业气象科研骨干力量或领导人。

通过他（她）们与华北农科所农业气象研究室等单位的专家们的辛勤努力，完成了我国第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农业气象科研成果，如：中国农业气候区划研究、中国种植制度气候区划研究、中国水稻气候区划研究、中国小麦气候区划研究、中国茶树气候区划研究、中国热带橡胶气象研究、华北地区玉米-小麦两熟制的农业气象研究、长江流域双季稻农业气象研究、水稻冷害及其防御研究、小麦湿害及其防御研究、茶树与柑橘的寒害及其防御研究等。

他（她）们中也有在各省气象部门的科技骨干，为开展我国的农业气象服务工作，作出了贡献。

50多年来，他（她）们写作（或参与写作）出许多重要的中国农业气象学专著，如《中国的气候与农业》、《中国农业气象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气象卷》、《农业气象学》、《农业气候学》、《中国农业气候区划》、《水稻气象生态》、《茶树与气象》等。

丹阳出来的农业气象专家、教授和其他我国农业气象学家一起，创建了全国性的农业气象研究会，并且担任历届的理事长、副理事长或常务理事。该研究会为推动我国农业气象科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之，50多年来竺可桢当年向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创建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建议在我国得到全面的落实，中国农业气象学宛如一棵小树苗茁壮成长为今天高大挺拔的大树，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中国的农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十年来，在中国从事农业气象教学、科研、服务工作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人员，从中央到地方，估计有万人之多。他（她）们都不会忘记）牢记竺可桢先生当年的高瞻远瞩、赤诚献策的不朽功勋，中国的农业气象科技人员，都将追随竺可桢先生的足迹，继续前进，为中国的农业气象科学，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1916）

2，远东台风的新分类（1924）

3，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4年）

4，台风的源地与转向（1925年）；

5，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1925年）

6，中国气候区域论(1929年)；

7，中国气流之运行（1933）

8，前清北京之气象记录（1936年）；

9，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的关系（1936）

10，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1954）

11，中国的亚热带（1958）

12，中国气候的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3）

13，物候学与农业生产(1964)

14，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

15，中国古代的物候知识（1973）

16，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1973）

以上论文均见于《竺可桢文集》（1979，科学出版社）

2010-1-22

德才双馨—悼念施雅风学长
高亮之

2011年2月14日，王定吾会长给我来电话，告诉我施老于13日下午仙逝。我感到非常悲痛。

一，施老和我的交往

施老是我特别尊敬的学长。我自己从事的专业（农业气象学）与地学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我对于我国地学界的著名科学家，大多知道。施老的大名我也早已听说。

我与施老真正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距今已有25年以上。施老在1985年，从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回到南京，任南京地理所研究员。那时，浙江大学江苏省校友会在省科协邢育青同志的推动下，正在积极开展活动。我当时是校友会副会长，施老可能是副会长，也可能是名誉会长。他和我都为校友会的工作出一份力。

施老和我都在地学界工作，从专业来说，可以说都是竺可桢校长的嫡系学生。当然施老对中国地学的贡献是我不能比的。

90年代初，我和我国农业气象界的朋友，正在筹建中国生物气象学会，需要地学界前辈的支持。我去了中科院南京地理所，拜访了施老和周立三先生（时任地理所所长）。施老在家中接待我。我们共同谈到对竺可桢校长的回忆，他也向我介绍他的冰川研究。施、周两位都很热情支持我们的设想，在我带去的《创建中国生物气象学会》的建议书上签了名。

后来我和施老接触的机会更多一些。2004年，我出版了一本哲学著作《综合哲学随笔》，得到各方面的好评。我送施老一本后，他特地给我打电话，说很赞同我的观点，并说我的综合观点和他自己提出的“集成创新”观点是一致的。

2008年3月，江苏省浙大校友会为施老举办他90大寿的祝贺大会，我亲自手书《冰川导师》四个隶书，制作成中堂作品，送给他。我在会上解释说：“施老既是我国冰川研究之父，冰川也会根据他总结出来的规律而运动。”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大约是3月份，施老给我打电话，说刚从北京回来，想来看我。他已经90岁，我赶紧说：“你不要来，我来看你。”他说已经向地理所要了车子，很快就到。我就没有办法不让他来了。我原来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事。他到了后，在我办公室，他才告诉我是为五四纪念的事。他说：“北京正在积极准备五四90周年纪念活动，南京也应该开展活动。”他来就是与我商量南京怎样开展活动。我真是为他的忧国忧民的心大为感动。后来我们共同向校友会领导提出建议，江苏省浙大校友会的五四纪念活动，就是在他的促进和推动下办起来的。

今年他住进医院后，我对他一直很关心，曾经两次去医院看望他。我知道他关心时政，特地送了最近一期的《炎黄春秋》去，里面有许良英的文章。我知道施老和许良英既是浙大的老同学，也是好朋友。施老在病床上不能坐起，也不能说话，但显得很高兴。可惜我第二次去看他时，他已经是昏睡不醒了。我只能给他女儿讲，请他转告施老，我来看望过他，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哪里想到，不到十天，就与他永别了。

我一生中有许多尊敬的前辈，他们的学识和人品都值得我钦佩和学习，而施老是他们之中突出的一个。他不但在冰川等地学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并且在政治思想和道德人品上非常令人敬佩。他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德才双馨”的长者。

为了写这篇纪念文章，我细读了他《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现在简要介绍施老在学术成就和道德人品两方面的突出表现。

二，施老的学术成就

1，冰川研究

中国的冰川研究是施老一生的最主要研究方向。

施老1942年在浙大史地系毕业，1944年该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经竺可桢推荐，进入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7年随所迁到南京，由于解放前入党，建国后担任地理所秘书。1953年，因参加《中华地理志》的编辑工作，调到北京。1954年任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并承担中国地貌区划研究任务。

在地貌考察中，他去了甘肃、青海，见到祁连山雪山，登上4500米高度的雪山边缘。雪山和冰川的奇异景观激发了他的极大兴趣。考察回来，他向科学院领导汇报中提出应开始冰川研究的建议，得到竺可桢副院长的重视和支持。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冰川研究，他在冰川研究中的主要成就是：

1）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冰川考察，考察的是在甘肃酒泉祁连山地区的一座冰川。他和考察队员们登上5000米的冰川最高点。冰川厚度约100米，含水量估计有两个十三陵水库那么多，考察队员意识到冰川对减轻西北干旱可能有利，因此非常兴奋。登上冰川那天正好是7月1日(党的生日)，大家就将该冰川取名为“七一冰川”。这是我国科学家自己发现，自己命名的第一个冰川。

考察后，他写出《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是我国第一部冰川专著。

1959年，在他建议下，在兰州建立中科院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他任总支委员，负责业务工作。该年，他决定将家迁到兰州。

1962年，机构调整，他任北京地理所的冰川冻土研究室主任。在乌鲁木齐河流域对冰川进行了冰川水文、冰川测图、冰川地貌等全面性的冰川研究，写出《中国现代冰川基本特征》论文。1965年中科院决定冰川研究和沙漠研究合并，在兰州成立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施雅风被任命为所长。文革中，研究工作几乎停顿。1978年。恢复冰川冻土研究所，他又担任所长。

施老一生中考察了70多条冰川，2001年（82岁）他还去了天山冰川观测站。

冰川考察是非常艰辛，并且有危险的工作。他曾爬到4000米以上，因严重缺氧，走几步就喘。他多次被突然的暴雨淋透衣服；有一次在马背上摔下来。他自己说：“冰川研究是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

1988年，他完成《中国冰川概论》；2000年，他完成《中国冰川与环境——现在、过去与未来》。总结了他自己，也是我国冰川研究的成果。

施老是中国冰川科学的开创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冰川之父”。

2，西南地区的泥石流研究

除冰川研究外，他对推动西南地区的泥石流研究起了重要作用。1966年，他担任西南泥石流考察队队长，在西昌地区考察了六条河流的泥石流，明确泥石流的活动范围，提出铁路线路的修改意见，为铁路部门所采纳。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段铁路没有再受泥石流的威胁。

3，青藏高原研究

施雅风带领研究所的同志多次参与青藏高原的考察工作。1963年，他们在唐古拉山脚，海拔5000米高度处建立冻土观测站。青藏高原的冻土研究为青藏铁路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4，中国自然区划研究

施雅风是我国最早参与主持中国自然区划研究的科学家。上世纪50年代，国家编制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他是中科院地学部副学术秘书，由他负责，起草了《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任务说明书。他被任命为“中科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学术秘书，组织了许多单位（地理所、地球物理所、土壤所、植物所、动物所、昆虫所等，共同完成我国第一次较为完整的全国自然区划。这项成果对我国的经济与农业发展有长期的的重要影响。

5，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施雅风在1984年退休后，十分关心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他与叶笃正联名写信，建议科学院开展此项研究。当时有几个研究所都向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这个项目。最后基金会提名他为项目总负责人。他亲自从事一万年间的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根据多方面证据（花粉分析、冰芯记录、湖泊变化、古土壤，古海平面等），提出7000-6000年前为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的结论。当时温度比现在高2-3度，促进了新石器文明的大发展。他对青藏高原的隆起问题，也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判定在80万-60万年前，隆起到3500米左右。

他的上述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科学家的广泛重视。

6，第四记冰川问题的研究

中国南方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冰川？这是在我国科学界一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李四光先生最早提出肯定的意见，他指出中国南方，如庐山等地都发现冰川的遗迹。由于他的声望和地位，他的观点在中国成为一个学派，在上世纪的中国是主导性意见。虽然不少科学家有不同观点，但都不愿意公开提出来。

施雅风在泥石流研究中发现李四光所谓的第四记冰川遗迹，实际上是泥石流所造成。1981年，他本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的精神，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后来得到更多人提出证据的证实，现在相信中国南方发生过冰川的人已经很少了。

总之，施雅风是在我国地学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很突出的，当然他最主要的科学成就还是在冰川方面。

三，施老的政治人品

一个人有他的个人人品，那是指他的为人品质、道德修养、他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而一个人的政治人品，则是指他的政治思想、他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在我和施老的接触中，不仅体会到他的优秀的个人人品，他的谦虚、他的好学、他的认真负责、他的艰苦朴素等。在我读了他的《口述自传》后，又加我亲自的体会，我对他的政治人品，特别地感到值得钦佩。

下面列举一些事例。

1，建国前参加地下党

他出生于江苏省海门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12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辛苦带他长大，只要求他认真读书。他中学时对地理有兴趣。1937年他高中毕业，他喜欢张其昀写的地理教材，因此在通过联考后，选择了张其昀所在的浙江大学。

抗战开始，他跟随着学校不断西迁。身上带的钱很少，生活很艰苦。1938年，他见到国民党军委会招收青年战地服务团的通告。他想到国难当头，抗日比读书更重要，就报名参加。在战地服务团，他切身见识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非常失望，他就决定离开。

回浙大后，他认识了吕东明。吕是1938年入党的地下党员，他接受了吕的影响，读了一批进步书刊，就有投身革命的思想。1947年，在吕的介绍下参加地下党。

2，建国前的地下党工作

施雅风在南京地理所工作时，吕东明要求他利用地理所研究人员的身份，收集与军事有关的国民党内部情报。施雅风和同志们收集到下关车站军车过往的数量和开赴地点。为帮助解放军渡江，他们要求在气象局工作的同志，收集长江上的风向和风力预报，连续达三个月。他们还搞到南京附近大比率尺的地形图，供解放军使用。

建国前夕，他在地理所说服许多科技人员（包括周立三等高级专家）留在南京。南京解放后，他是地理所党支部书记，又任所务秘书。

3，建国后的工作和遭遇

建国后，他一直以共产党员和科学家的双重省份，为科学事业积极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文革开始时，他在兰州任研究所所长，被要求回所后，作为“三反分子”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批判，在批斗会上被人打过耳光。他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曾经三次被抄家。在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后，他一时绝望，跑到黄河大桥上，跳下黄河。这时他头脑清醒了，想到家庭，想到事业，感到不应该死。他会游泳，又在河中站了起来。

他在《口述自传》中谈到这件事，说：“自己经不起考验，不应该自杀。”

我的想法是：施老不需要为此事自责。他这样一个早年入党，为党的工作和科学事业做出无私贡献的人，被逼得自杀。这决不是他自身的责任。而是我们党的错误方针路线的责任。

4，积极拥护改革开放

文革结束之后，他以巨大的热情支持改革开放。他积极推动科学院的国际合作交流。1979年后，他先后访问了瑞士、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挪威、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推动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作为所长，派出许多科技人员出国深造或参加合作研究。

5，晚年对国家进步的积极关心

他毕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即使在离休之后，依然对国家的进步非常关心。2008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事，以90岁的高龄，来农科院看我，商议此事，就是最使我感动与钦佩的事例。在2008年江苏省浙大校友会纪念五四90周年的会议上，他作了《发扬五四精神，加快政治改革》的长篇发言。

2009年他回兰州时，温家宝总理去看望他。他当面恳请温总理，希望中央领导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步伐。

2009年，施老是90高龄的老人，他这种不避风险的拳拳爱国之心，怎能不让比他年轻的浙大学子们深深感动并受到启发？

2010年，在竺可桢120诞辰纪念会上，他又作了《民主精神和科学创新》的报告。

施老，作为你的晚辈学友，我们愿意继承你的遗志，力所能及地关心并推动国家的进步。望你安息吧！

2011-2-23

痛悼浙大学运战友李浩生、冯世琛，王风阁
高亮之

李浩生，冯世琛，王风阁是我1946-48年时在浙江大学时的同学与战友。1948年秋季，一起撤退到大别山，在解放区与解放军中并肩战斗了大半年。
他们都已先后去世，对他(她)们的怀念之情始终缭绕在我心头。现在只能以对他(她)们的点滴回忆，表达我对他(她)们的哀思。
1946年10月，浙大从贵州迁回杭州后，第一年招生。我是从上海沪江大学附中毕业后考入浙大的。浙大当时刚刚恢复建校，几乎所有的外地来的学生全都住在大图书馆中。双人床排得密密麻麻。大约一共有200多学生。
现在回忆起来，后来浙大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包括于子三)，几乎都住在这个图书馆 浩生与我，也就在这个图书馆中相识。
浩生与我都是一年级学生。他是史地系，我是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那时由於都住在一起，院系的概念很淡薄．不同院系的同学都混得很熟。
浩生在同学中是很有特色的，他参加过青年军，所以一直穿一件破旧的黄制服。生活特别朴素。他对人特别热情，为人特别爽朗，讲话慢而有力，并且抑扬顿挫，很有感染力。他喜欢唱歌，嗓音特别高亢。他还很愿指挥大家唱歌。他那热情奔姿态与声音，至今仍深刻地留在我脑海中。他的这些特点，后来与他被全校学生选为学生会主席是有关的。
当时青年军学生中有——些政治觉悟较高的。他们当年参加青年军，完全出於爱国热情。而在青年军中，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情况，见得更多。一旦觉醒，革命意志就很坚定。浩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由於在中学时接触了地下党同学，对参加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础。因此，我们二人很谈得来。我们在大图书馆中，或在校园中，经常切磋谈心。谈形势，谈理想。
1946年年底展开了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到1947年五月，又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浙大在杭州的学生运动，蓬勃展开。
浩生在历次学生运动中，一直跑在前列。浙大地下党为团结进步学生，组织了乌鸦歌咏队。浩生担任了第二任队长。他的卓越的组织能力，雄辩的口才，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1947年10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宪警逮捕，又遭杀害。掀起了浙大以至于全国性的学生运动。
于子三被害后，由谁继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全体学生与地下党组织共同关心的问题。由於在进步学生活中的杰出表现与雄辩的口才，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被极大多生选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可以理解，这个岗位当时的担子非常重，遭迫害的危险性也很大。但是，浩生是毫不犹豫地勇敢地承担起来。在其后的一年，他在于子三运动的探监、出殡活动，在48年春季京沪杭学生的大联欢活动中，他作为浙大学生会主席，都表现得很勇敢，工作很出色。
同一时期，杨振宇，李德生与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正副常务理事。因此，浩生与我的接触还是很多。当时，我们都已经入党。虽然没有横向联系。
1948年夏季，白色恐怖已经很严重。浩生作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正式通缉，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我当时的家在林森中路(原霞飞路)上海最热闹地区的一座公寓中，安全性较好。我就主动提出让浩生躲在我家。他在我家大约住了二个星期。我家中只有一个老保姆对他生活照应还不差。我家的书也不少，他算是在我家过了一段清闲日子。
当时，地下党为保存力量，决定撤退一批比较暴露的同志去解放区，包括了浩生与我。 浩生与我二人是一起走的。走的那天，天气很热。我们都穿了一件长衫，假扮成商人的模样(其实是很不象的)，在上海北站上火车，经南京，芜湖，裕溪口，进入解放区。
在皖西军区，我们并没有分配在一个系统。接触就比较少。我1949年分配到南京后，与浩生一别40多年。
这漫长时间内，我一直很关心他的情况。听到他在57年被划为“右派”了不少苦。我只能黯然神伤，默默为他祝福。1978年后，知道他已得到平反无法联系，只知道他后来从万县调动到了重庆。
1994年10月，我有机会到重庆参加开全国农业气学术交流会。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到重庆。我是下了决心要去看浩生的。
开会在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地处重庆远郊。我只知道浩生调在西南师大。连电话都不知道。我在一个同事陪同下，乘车赶往西南师大。学校很大，浩生已经退休，又是才从外校调来的。很不容易问到他。但我是非找到他不可的。终於转弯抹角问到了他的电话。他在电话中知道我来看他，非常兴奋。与我约定地点，带着病体前来迎我。
在他家中，第一次见到了他夫人。他那时已经癌症开过刀，但人十分乐观。置生死于度外。他特别兴奋地拿出他多年来自己编印的“革命歌曲选”，将解放前一些好的学运歌曲都编了进去。他说：“一定要用歌曲的方式加强对年轻人的教育。“ 那时候，在我脑中，又浮现起40多年前，他在浙大时热情奔放地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的情景。我说：‘浩生，您真是不减当年勇啊!“。他欢快地笑了。但是，我看着他的病体与病容，我的心中实在是十分为他担忧。
重庆一别，不过几年，我就听到他去世的消息。
浩生同志是一个革命的优秀的知识分子。他在解放前的学生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勇敢地站在学运第一线。他在解放后，历尽磨难，革命信念始终不变。并且在高等师范的历史教育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浩生，您的一生，充满着爱国的革命的激情。您的精神，就似同您的歌声，将永远激荡在您的战友与人们的心中!

世琛，风阁都是我在1947-1948年间，浙大华家池农学院的同学。我比她们高我病虫害系，世琛农艺系，风阁是园艺系。
我自己是1947年七月，从浙大特地去上海，由在上海的我中学同学项淳一介绍入党。上海将我的党的关系转到杭州后，我接上了浙大党的关系。那时，浙大党员还很少。1947年暑假以后，我就从大学路搬到华家池农学院来住。
1947年新学期开始，一年级新生都住在华家池。那时从上海与杭州等地来了一批青年特别是一批女青年。她们思想都能很活跃，倾向进步。其中有郭玞英，王茉娟，冯世琛，王风阁，林莲欣，王志洁，徐佩英，吴芝寿，李雅卿等。
1947年秋季，地下党决定建立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YF，青友社。指定由于子三，陈尔玉(女)与我三人建立支委。于子三为书记。
我们首先努力将农学院与一年级学生力量组织起起来。建立了阅读进步书干部的读书会。世琛，风阁，与上述进步女生都参加了读书会。我们又协助校部来的田万钟同志到华家池建立起“喜鹊歌咏队“。世琛，风阁她们都是“喜鹊”的积极分子。一群活泼可爱的女生在一起，叽叽咋咋，就象是一群喜鹊。
世琛长得娇小，梳着两条小辫子，比较活泼。风阁个子高，身体好，性格很温和。她们二人对人都很真诚。在华家池的进步活动中，她们表现得很坚定。那时，由我负责，建立了一个农村夜校，组织进步同学去接触农民，世琛，风阁都积极参加了。二人后来都参加了YF。我与她们在华家池的各种进步活动中，接触非常频繁。
由於她们班级比我低，在革命道路上，我又比她们早走了一步。因此，她们与我似乎有一种革命的兄妹感情。这种感情，我到四十年后，与世琛再遇时，又一次深深体会到。
根据王来棣的文章，1948年时，她们都是因为李雅卿被捕的原因，由组织上决定撤退去解放区。
我比她们早到大别山。 在大别山与她们重逢，我们都特别高兴。在皖西干校学习时，我们天天在一起学习，一起操练。在向北与向南的行军中，我们时常地相遇。每次相遇，都会互相亲切地问一问：“身体吃得消吗?”。
1949年5月，大军过江后，我被留在南京，她们二人都去了西南。从此就有了40多年的分离。
到80年代后期，皖西战友重新聚合起来，编印出通讯录。我才见到世琛在北京的的地址与电话。那时我已听说世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打击，精神上受到刺激。我感到应该去看她。
给她一些安慰。1990年，我女儿结婚后住在北京。住处与世琛家很近。我给世琛家打了电话。她得知是我后，非常高兴。我在她家中见到了她。那时，她精神还比较稳定。我们回顾
了华家池的岁月，回顾了一些老战友。她向我介绍了风阁的遭遇。我们都为风阁的不幸感到无限的悲痛。但是，对她本人的遭遇，我们都尽量少谈。
那次见面后，我们时常通信。她知道浙大可以为解放前因参加革命而未能毕业的学生补办毕业学历。她就写信托我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我后来通过田万钟，为她补办了浙大的毕业
学历。这算是我与万钟为她办了一件使她略感安慰的事 1990年秋，皖西战友在杭州聚会。她事先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她与志洁同来南京，准备庄南京玩几天。她们在南京住在陈淦家中。星期日我带车去陈淦家，接她们到中山陵游览，又在我家吃了中饭。下午，我有事，我女儿陪她们去玩了半天。从王志洁那里，我对她的病情有较多的了解。
1991年5月，我去北京参加全国科协大会。与她通了电话，她知道后非常高兴。那次，她一个人将在北京的许多皖西战友都通知到了，约定在玉渊潭公园聚会。我因路不熟，到得迟了，10几个皖西战友都等着我。当天，世琛一定要玞英与我到她家中吃晚饭。我们再推托也不行。最后我们还是去了。那天，她向我们讲了许多话，讲到她的家庭，她的生活，她的爱好等。
临别时，她慎重地对我说要给我一件东西。她将自己的一本日记交给了我。那是她1979-1980年记的日记。里面记载了她文革结束后她为她自己与丈夫王勉同志申诉以及平反的情况。并且还有她为许多人开的中药处方。在最后一页上，她写了：“献给高亮之同志 冯马 1991．5．15晨5点”。从时间来看，她要交给我这本日记是她考虑成熟的事。
我当时想，接受她的日记不太好。但在她的坚持之下，又不得不收下，收下她这一份沉重的托付。我同时也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她似乎知道她在世的时间已不多，她是在向我赠送她的遗物。
那次以后，我与玞英一直都十分关心她。我几次去北京，都想约玞英再去看她，但玞英说她不敢去看她。怕她又过分兴奋，不利於她的健康。后来知道她多次住院。到1997年，突然听到她坠楼身亡的悲惨消息。我面对她那本日记，思绪如潮。一页页往事翻滚在我脑海。世琛从青年到老年的倩影，深深印刻在心。

关於风阁，留给我回忆的事迹比世琛要少。我脑海中她的形象主要是浙大华家池与大别山时期的。她在华家池的女同学中，年龄稍长一些。她性格温顺、随和。对同学们很关心，就象是个大姐。她与世琛感情最好，犹同姐妹。在华家池与大别山时，都是形影不离。与世琛一样，我与风阁在晓天也是朝夕相处，在行军路上是时时相遇的。
大别山分手后，我留在南京，她去了西南，一直不通音讯。文革以后，我才隐约地听到了她的不幸。听到他与爱人一起划为右派后，被下放苏北农村，在一场大水中，房子倒塌身亡。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与悲痛。
她去世的详情，我是读了王来棣的文章才清楚的。为写这篇回忆文章，我又将来棣的文章仔细读了一遍。在文章最后，提到她有一个儿子朱孝和，在南京农业专科学校工作。我试着给南京农业专科学校打了电话。电话中说朱孝和已经调走，但朱的爱人还在学校。我和他爱人苗晚香通了电话。苗是该校教务处处长。通过苗，我又与朱孝和联系上了。朱孝和现在是南京卫生学校校长。
我们约定，3月11日(星期日)，我去他们家。在他们家中，风阁的女儿一朱晓京也在等我。我还见到晚香与风阁的孙女。她孙女已经是高三学生。晓京有一个儿子在南大物理系学习。孝和与晓京向我较详细地讲述了他们母亲的经历。孝和的父亲朱来同志是江苏省泗洪县人。他在淮北中学读书时参军。他是部队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文章又写得好，因此很被重用。风阁与他1950年四川江津结婚后，当年一起就调往北京军委总政。
风阁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农业部。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她在同学中，年龄最长。对同学很关心，威信很高。是系的总支委中唯一的学生支委。
朱来在防化学院任教员。1957年反右开始。朱来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避免反右扩大化。这封信由风阁誊抄。
现在看来，在当时反右的高压之下，朱来与风阁一心从党与国家的利益出发，是做了一件非常勇敢而正确的事，表现出共产党员正气凛然的崇高气节。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高度敏锐性。
但是，这样一对优秀的共产党员，就因为这一封信，蒙上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全家，在后来二十多年的岁月中，遭受了无限的苦难。
尽管划为右派，风阁仍坚持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孝和给我看了他妈妈的大学毕业证书。她毕业于财政信用系国家预算专业，本科四年。
我看着她的文凭，黯然地想：风阁倒是我们大别山战友中很少的真正大学毕业的人。如果党的领导不犯那些错误，她能为国家做出多少重要的贡献啊!
关于1963年风阁在泗洪的惨遇。晓京与孝和都做了一些介绍。
1959年，学校要将风阁分配去新疆。当时她的二个孩子安放在朱来的泗洪老家。风阁为了照应孩子，决定去泗洪落户。由于风阁为人的温和善良，又有文化，她与当地农民关系相当好。
泗洪是江苏省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群众都住在很破烂的草房。给风阁她们安排在一间泥巴墙的草房。1963年连续大雨。8月13日夜，泥墙因水泡多天而突然倒塌。晓京与孝和二个孩子睡一小床，被滚到了床下，因此而幸免于难。风阁抱着才生几个月的幼女，惊慌地坐在床边。房顶倒塌时不幸母女同亡。
是天灾吗?很明显，风阁的早亡主要是由于人祸。是党的级左路线摧残了一个如此善良而优秀的人才！
第三天，三月十三日，我约了潘克昌，楼宇希(浙大与大别山战友)与陈明渝(风阁在华家池的同系同学)一起去南京农业专科学校为风阁扫墓。
风阁的墓地坐落在学校的后山坡。山坡上满栽着松柏林与白兰花。一块整洁的石碑上写着：“先母王凤阁之墓”。
我们与孝和夫妇分别献了花蓝与花束。我在墓前说：“风阁，您的浙大同学与大别山战友都来看您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您。这次看到您的子女与孙女。他们工作、学习都很好。我们很高兴，希望您在南京安息吧！”
我现在为风阁本人已经不能做什么事。他的子女、孙辈都在南京，他们如有需要，我很愿意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浩生、世堔、风阁都已离开了人间。他（她）们的一生有许多共同点。他（她）们都在青年时期不顾生命的安危。勇敢地参加了革命。在革命事业中他（她）都经历白色恐怖与枪林弹雨的严峻考验。他（她）们都在所担任的革命工作中克尽职守，任劳任怨。但是，他们的一生都很悲惨。浩生的苦难是从1957年到1977年，整整20年。凤阁很早就被极左路线摧残致死。世堔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以至精神创伤。我们可以想象凤阁与世堔二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无比痛苦。将一生献给革命的人，却由于革命本身错误政策而受到—生的苦难。在中国，这样的事何止千千万万。这难道不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悲剧吗？从我们这些战友的苦难遭遇中，不值得引起我们自己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深刻的思索吗？
(为帮助我写这篇回忆，郭玞英同志来信介绍了一些世琛的情况。特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