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9 年 2 月

往事如烟忆龙泉

往事如烟忆龙泉
钟济沧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
发，同时上海协日军，也进占了当时的租界地区，并与汪伪合
谋在租界推行奴化教育。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学生，都纷纷
逃离上海去内地求学。浙大龙泉分授是离上海最近的内地大
学，我们就以比校停为我们续学的目的地。同行的同学有程
德源等。1942年春节后，我们伍向导的帮助下经湖州，黑夜
越过京抗国道封锁线进入内地，幸得－路平安。后遇另一批
上海学生，他们在通过封锁线时，遭到日军枪击，死伤多人，
虎口余生，我们算是幸运的了。
过封锁线后，步行经安吉、孝丰越西天目山，过千秋关
到横头。虽然大家走得脚上起炮，精疲力尽，但离开了敌占
区，感到轻松。自横头乘小船到榈庐，再改乘两头尖的江山
船溯江而上直达金华。那晴金华布教育部灼办事处专门接待
并安排来自沧陷区的学生去备战借读。我租程德源办了去浙
大龙泉分校借读的手续。次日就乘汽车经丽水到龙泉，到时
已万家灯火。
第二天我们到了坊下分校本部，那是一幢三层开间很多.
的楼房。我们办了入校手续，同时来浙大分校借读的上海学
生有数十人，现在记得的有程德源、杨王漉、田万仲、汪若,
波等人e 自沦陷区来的学生都享受贷金，这对经济困难的学
生说来，确是解决了大问题。
我们一年级学生生活学习都在石坑珑，住的是树皮屋顶
的简易平房，吃的是以竹笋为主的佐食和红米饭，照明的
是桐油灯，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来前已有思想准备，并不
感到意外，而以能兔受敌伪的奴化教育而感到欣慰。我们还
遇到了以前的老师王季思先生以及杭初、松中、处中的老同
学而倍感亲切．
－天晚上我们正在自修时，突然听到轰鸣的飞机声掠空.
而过，大家忙着熄灯外出躲避。后来才知道那是轰炸日本原
拟在街州机场着陆的美国轰炸机，因衙州机场没有按时发,
出信号，以致这些飞机无法降落到处乱飞，使我们受了虚
惊。嗣后，日军－路侵占了金华、街州，另一路进拢丽水，
龙泉告紧，浙大分校确定暂迁福建松溪，那已是4 2 年的暑
假期了。不料就在那时，程德源同学患荆疾病倒了，本来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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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并不是难治的病，但学校的药品已运走，市上也买不到对
症的药物，以致久不见愈，眼看同学们已先后成行，被剩下
.. 几个学生了，其中有二个病号，一是程德源，另一个是丁
春奎，他患的是肺结核，已是骨瘦如柴，步履艰难，面对两
‘
个病人，我们自己也不忍先行，但又无法可施，正在山穷水
尽，束手无策之时，幸得负责运送器材的老师雇来了两辆黄
包车运送他们，才使我松了一口气，我也就随车而行，徒步
到竹口，然后换乘竹饶，那已是闽江流域了，不料竹统放至
半途，突遇大雨，大家遍体淋湿，二个病号更是雪上加霜了．
竹绕到大崎镇后，先期到达的同学便争先前来将病人抬上
岸去，原来临时校址就在镇上的一所寺庙内，大家席地而
卧，我们在大怖停了三天，才将病人送往松溪卫生院治疗．
丁春奎同学因肺结核加上路途的辛劳，没几天就不幸病逝
了，程德源同学在医生精心治疗下，病情则逐渐好转。
,
在松溪住了近二个月，因那里又流行鼠疫，日军已退出
丽水，龙泉转危为安，学校决定迁回坊下，程德源同学身体
..
也逐渐恢复健康，我们又是最后离开松溪，返回龙泉。那时
处境极端困难，幸得－龙泉籍同学经济上的接济，才得以支付
医药费和生活费用，无异雪中送炭，铭感于心。
四十多年弹指间，但龙泉坊下时时浮现在脑海中，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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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着能旧地重游，但－直未曾实现，每念及此，总感遗
憾，如今已年届古稀，此念恐难以实现了。
‘
【佑者简介】钟济沧z 浙江湖州人， 1 9 4 2 年～
1 9 4 3 年借读浙大龙泉分枝、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工系，曾~
在上海第－用巢厂、新疆化纤广、新疆羊毛研究所工佑，高
级工程师，已退休。

老燕怀山巢

老燕怀山巢
周菊芬
1 9 8 7 年4 月在母校浙大举行九十周年庆视活动时，
我曾填了一首《忆江南，〈怀龙泉分校〉以表祝贺。拙句是s
龙泉忆，
伏似松但..
“求是”钟’4是在耳，
艰难险阻不新腰，
老蕉怀山疏。
在芳野风雨龙吟楼和女生宿舍背后有一片松林，阵风过
时，松涛呼啸， 若遇大风，则其声有似钱江怒潮，龙泉松
涛，故乡江潮，我脑海里常由一个情景牵动了另一个情景。
我曾在芳野两年有余，距今虽已有四十五个春秋，可那时的
就学情景，所见所闻，今犹历历在目。那地方给我的印象太
深，以致一旦忆及，便似松祷起伏，情意绵绵。当时，我们
都是抗战八年间流落异乡的游子，艰苦患难磨炼了我们的意
志，加上“求是”精神的熏陶，使我们在以后数十年的道路
上，不管遇到多犬的艰难险阻而终不折腰，
我们当时的学习环境、同学们刻苦踏实的钻研精神，许
多学长在回忆文章中作过详尽的描述。更可贵的是这种艰苦
踏实的精神，同学们一亘在长期的工作岗位上贯彻始终，对国
家、对人民作出了贡献。这也给母校带来了荣誉。
还有令我难忘的是同学间胜于手足的情谊。当时男女宿
舍中病号主要是疤疾。有谁病倒，同学们便持汤端药，服侍
得无微不至，病情稍重者，总有同学轮流守护在旁，夜以继
日，照料不懈。我们聚首一堂，切磋琢磨，不持偏见，一人
有难，群起相助。真如同亲兄弟姐妹「祥生活在这个温暖的
大家庭之中。
时光流驶教十年，我们之间虽曾一度鱼沉雁绝，但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又吹复了我们老同学之阔的通讯联系和
相互往来。
昔日莘莘学子，而今白发苍苍。翘首南望，怎不令我这
老燕怀念当日山中之巢一一龙泉。
【作者简介1
周瑞芬女， 1 9 4 4 年考入浙大龙泉分技师范学院
国文系， 1 9 4 6 每转辙育系，毕业后前后在杭州止戈中华，
平湖师范任敬。现已退休。

代简浙大龙泉分校诸同窗 王克平

王克平
接z 在龙泉时间三年，但师恩友情深
长，因作律诗四首，纪念分校五十周年，
立在诸同窗。
《忆苦》二首，
怀》记五十年来心态，
趣。
忆
曰
回溯往事，《书
《赏桂》记近日意

….. 首
东西南北聚龙泉，文理工农备竞前。
白米岂如红米美，竹根何让蔑根鲜。
亚欧有国皆甜战，华夏无家不倒悬。
商目时艰心转壮，含辛茹苦共陶然。
冒死技师JE浙东，砂岗术屋雾迷空．
睛明鸟语千竿竹，风雨龙吟一径松．
北岭春花铺彩绣，南山冬雪塑琼宫。
霜晨月夕开磨珊，期为吾民斩虎熊．
书怀
辞家抗日逐烟尘，五十年来－叶身。
落泪坠茵风弄巧，追朱远紫我求真。
死虽万次埋乡土， 生若千回利国人。
浩气长存胸臆里，天寒地冻总成春．
赏桂
寒蝉竞唱送秋辞，正是倾城赏桂时．
少偶共搀人小小，老翁独策杖迟迟．
冷香沁腑消尘浊，幽韵陶情入画诗．
金粟堂前黄烂嫂，阿谁痴对向阳枝？
E律’简介E
王克平，即王民目，江苏无锡人，师范专修科团支票，
1 9 4 3 眉，毕业于江苏学院中文系。4是期在南京从事徽育
工伟、退休后寓居无锡．

难忘的一课 季松培

回忆四十多年前，浙大龙泉分校的“求是”校风，记忆犹新。我在1 9 4 4 年高中毕业后，生了一场大病，全身瘫痪卧床不起，浙大龙泉分校招生时，托同学代报了名，无法到校参加体检，按招生章程规定，体检不合格和未参加体检的，都取消考试资格。我家住在龙泉山乡季ill 头忖， E巨龙泉城里有六十多华里，交通不方便，不了解招生章程，到考试的前一天，我的病且有好转，但行动仍不方便，只好雇来轿子，翻过天平山、越过磁石岭到了龙泉。第二天一早，步履踉跄地走到石坑珑试场门口，曾正间学一见到我就责备我说s “你没有参加体检，考试资格都取消了，还跑来干什么？”当时我想残能赶上考试已是很不容易。一会儿，铃响了，考生们争先恐后地进入试场，我只好站在门口观望。忽然试场内有一同学站起来连连向我招手，我走进试场，找到座位，全神贯注地做数学试题。之后，各科考试结束。当我庆幸这次还能参加考试时，有同学对我说e “你没有参加体
检，考得好也没有用。”于是我去找教务位朱重光教授，待我
说明情况后，朱教务长说产昨天考前检查试卷，立现你这个
号码没有试卷，负责考务的职员一时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
试卷，临时补了份试卷，不然，你是不好参加考试的。现在
你既然考了，如成绩合乎录取的话，开学时再补体检。’听了
朱教务长的话P 顿时，如释重负。使我还未遂浙大龙泉分校
校门，就上了－堂生动的浙大“求是校训”课。

作者简介
季松培 浙江龙泉人、文学院史地系1948届、曾
任纯州中学副楼长、璇教导主任，已退休？现佳丽水地区地
理学会理事长。

峥嵘岁月忆龙泉 胡裕树 宁树藩

峥嵘岁月忆龙泉纪念浙大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
胡裕树 宁树藩
在1 9 4 1 年秋冬之际，我们从皖南山区先后来到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就学。这所以学风严谨著称‘历史悠久的全国名牌大学，我们向往已久，一且投入他的怀抱，真是兴奋万分．－、ff 槐浙东山水，天下闻名。龙泉这座历史名城，也颇引人仰望， 在当时烽火连天的中国大地上，这倒是一读书胜地．我们的校址，处于龙泉县城的近郊一一芳野。周围环境幽美，校舍附近的山坡上绿色的松树林环绕。课余时，三、五同学常在一起散步。春夏之间，到处都是杜鹊花，逗人喜爱。记得来自上海的一位女同学写给家里的一封信，不慎被男同学看到了．信上写有“杜隅花开遍龙泉的原野”这－句子，生81， － 一一同一－，‘.动地描写出龙泉迷人的景色，一下在同学中传开了，至今记忆犹新，二、院系、课程、校凤当时浙大龙泉分校只有两个年级，三年级就要转到贵州总校。唏雀虽小，五脏俱全。设有文、理、农、工、师范五个院，文学院设有中文、外文、史地三个系。胡裕树读中文、宁椅藩读外文。按分校的学制，各院一年级不分系。象我们文学院，文科→些基础课程一年级学生都必须修读，旨在掌握比较宽广的基础知识。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文学院一年级学生，都须选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程。这种注重打基础和文、理渗透的教学思想，今天看来还是可取的。二年级开始分系上课，不过第二外国语课程，一、二年级还是一道上。
我们学的是法文，由加拿大神父范国昌兼授。
浙大学风素以严谨著称，学习上抓得很紧。我们文科的一些课程，不仅要学筐，而且要你死记硬背，某些课程内容到现在我们还能背诵若干。我们感到，牢牢记住一些基本知识，背出某些重要篇章与名著的若干内容，是很有好处的，当然如过份强调则会影响将知识学活。学校对考试极其认真，监考很严。一旦发现作弊定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
分校主任郑晓沧教授经常勉励学生勤奋学习，对待违反82.’』h电噜,学习纪律的学生则是毫不容情的。－次郑主任巡视夜自修时，发现有的学生竟做其他的事，于是大发雷霆。第二天就贴出布告，对这一现象严厉批评，业声明以后主要从严处理。
三、老师们老师泣不多，以浙江籍居多。大多为专职教师，也有数人是兼职的，兼职教师中一为龙泉县长徐渊若、一为前面说到的龙泉天主教司锋范国昌， 一为教外文系英文诗的在两浙盐务局供职的成忠宣〈英国人〉。
分校主任郑晓沧，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是著名小说《好男儿》、《小妇人》、《好妥子》最早的中文译者。他亲自为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讲授英国文学史，自编教材，用一口流畅的英语讲授F 有时有插几句中文。学识渊博，讲课生动。他对同学要求虽严，但很关怀，为人和蔼可亲，受到同学爱戴。在1 9 4 3 年上半年，他被调到贵州总校任职。
同学为他开了送别会，会上，同学唱z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歌声委婉动人，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
接任分校主任的是路季讷教授。他原是工学院的老师，学术享有声誉。为人严肃，不苟言笑。
文科教师中年龄最长的是孙养瘤。安徽寿县人，出自名83门，是清吏部尚书、资政院总裁孙家捕之后。孙任分校特聘教授，主持《诗经》讲座p 蓄着几茎长须，飘逸不群，学识根基深厚，众所尊敬。
徐声越教授为浙江人，讲授《中国历代散文》。徐老师知识宏博，学贯中西，通数种外国文字〈包括世界语〉，治学严实，为人诚恳朴实，慎于言行。备课极其认真，语言逻辖紧密。
讲课最受欢迎的是真瞿禅教授。他是浙江温州人，为我国词学一代宗师。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常常把其他班的学生吸引过来。他讲课不仅有独到的见解，而且生动多趣，有幽默感。往往讲得学生哈哈大笑时，他自己却不动声色，讲课的艺术与风度，令人倾倒。
王季思先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为浙江温州人。才华横溢，在东南文坛上颇为活跃。在报刊上发表很多散文和小品，当时已很有文名。学术上以“元曲’研究见长，后来成为我国这一领域内的权威学者。
张其春老师讲大学英语，安明波老师讲经济学，张慕毒老师讲中国通史，季乎子老师讲西洋通虫，潘渊老师讲哲学，王背安讲英语语音学，皆一时之选．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下潘渊老师。他是师范学院的心理84-’….<学教授，后来教我们的哲学课。在同学中，他是一位书本气卡足的老夫于。他讲课爱用文言，不讲“我们”，而说“吾人”，不讲“各位同学”，而说“诸生”，不讲“很好”，而说“颇好”，等等。他高度近视，考试时监考困难，就不停地高声叫“不准看书”，两脚在教室内不断来回奔走。他讲课是认真的，至今仍记住他一句名言z “哲学不在解决问题，而在提出问题”。昕说他心理学造旨很深，且精通数国语言，在学术界有较高声望，同学对他还是尊敬的。
教师们的生活相当艰苦，待遇微薄。他们大多住在临时盖成的简陋的房子里。有的老师住在附近居民家里，条件也不好。数学系毛路真老师的孩子多，生活似乎更困难些，经常看到他穿草鞋，为了抗战，他们甘愿过这艰苦的日子。夏瞿禅和王季思老师，家住沦陷区温州，为要到这山城教书，路上曾遭到日寇的打骂和凌辱，和我们谈起这事时，他们几乎流下眼泪．四、同学的同学大多来自东南数省，浙江、江苏省最多，安徽、江西次之。也有不少上海青年，不愿在敌伪统治下读书和生活，冒着危险转辗来到龙集就学，外文系同学周培正就是从上海附近的南翔，克服种种困难来比学习的，85在当时，乡情是～巨大凝聚力。同学差不多都是按省籍结集起来，困难时相互照顾与帮助。我们刚来时就是由于得到同乡同学的帮助才很快安顿下来的。安徽同学不算少，来自大江南北。文学院的同班同学有严则光、赵平、吕绍震、汤禄熙等人。严为人诚挚坦率，能言善辩，与同学相必甚得，不幸他在回乡途中，掉进河里死了。赵、汤比较濡跃，转学暨南大学．农学院同年级的安徽同学，有焦登挥、王嘉祥、汪亚苏等人，焦勤奋好学、朴实无华，是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一位挚友。汪亚$｝；是我们同届安徽同学中唯一的女生，瞌德人，淳朴大方，群众关系很好。理学院还有一位鲍延福同学，小小个子，学习非常用功。师范学院的安徽同学比较多，有好几位来自桐城，也许是由于历史传统吧，他们都具有钱好的中国古文修养，为人补实，彬彬有礼，秦特是他们中年龄稍长的一位。
除安徽同乡外，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同班的浙江同学，印象较深的有严刘桔、戴潮声、宋盼、罗茂彬、赵昭炳、孙多吉、方天锡、向克强、屠益箴、叶成元等人。他们各有特点，不一一介绍。我们都相处很好。
学生的生活当然更为艰苦，生活费用靠政府为战区学生友的有限的贷金来维持。伙食只能维持粗莱淡饭，不饿肚86曲•、’… 一·－ 一一－『『嗣子，虾皮算是佳肴，肉是难得吃到的。记得一次胡裕树在寝室里的窗下，忽地对宁树藩说： “如果买一斤肉烧烧，我－’1 个人也能吃下。”可见当时对吃肉是多么向往。天热的时候,,很多男同学穿起草鞋，女同学和个别老师也起而仿效，穿草鞋一时成为时髦。作业写稿，我们用的是龙泉本地制的土纸，还舍不得敞开使用，有的同学先用铅笔写，然后再用钢笔写，字体写得小小的。
同学们业未因艰苦的生活放松学习。课余的文化、学术活动也比较活跃z 组织文艺社团、出墙报、办刊物、举行诗歌朗诵会、开办辩论会。更多的是三、五同学一起，就读书心得和某些学术问题交换心得，相互切磋，有时争得商红耳赤。大家都很关心抗战时局，虽然都还相信抗战会最后胜利，但前线不断失利的消息使得我们精神上总有一种压拥感。随后从大后方逐渐传来关于政府腐败，官僚资本为患、孔二小姐用飞机运抽水马桶和殉之类的内幕新闻，给政治意识比较淡薄的分校校园，带来难以名状的忧愤情绪。苏联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给同学以莫大鼓舞。潘德钧同学写了一长诗《斯大林格勒之战》歌颂它。大家相信，反法西斯战争的告捷已为期不远了。
87罩、u窑’社”和“文艺研究会’青年人，尤其是文科犬学生，普遍对文艺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有的偏爱中国古典文学，更多的倾向于新文学。当时《东南日报》的《笔垒》、《前线日报》的《战地》、《浙江日报》的《江风》等报纸副刊，不仅是这些学生所热爱的读物，也是他们试笔的园地。共同的兴趣，促使他们常在一起议论、交流。组织文艺社团的酝酿就从这里开始了。
首先成立的是师范学院文科的“春雷社”。发起人是翁心惠、潘德钧、黄礼芳等人。成立于1 9 4 2 年初，参加者有数十人，多为师院学生。宁树藩就读文学院，但因其常在报刊上发表诗，也被邀参加。翁心惠是浙江宁波人，笔名翁亭，年龄稍长。经常是胡发蓬松，衣着不整，颇有点名士风流。工于杂文小品和短论，寓意深刻，富有见解，为同学所崇仰，被举为社长。宁树藩被选为诗歌部长。潘德钧、黄礼芳都为社中骨干，对社务颇多贡献。春雷社曾举行过一次作晶展览，由社员将作品自行抄录、装订成册，有的还在卷首由同学写一序文，对该社员的作品进行总的评价．宁树藩参加展出的作品集题为《去帆的诗》〈“去帆”是笔名〉．不久，文学院的同学开始酝酿成立文艺研究社了，戴潮声、严刘桔是主要人物。张德兴是读农经的，对此也很积88由~’,骨·,<极，他们找宁树藩谈，说很多同学有此要求，师范学院已经成立了，我们事不宜迟。宁表示同意，参与了筹备活动。大约在春雷社成立数周后，文学院的“文艺研究社”也随之诞生。
参加的基本上是文学院的同学，其中有方无锡、赵平、汤禄熙等人，其他学院也有少数同学参加。宁树藩也被推为诗歌部长。记得成立大会是在一个晚上举行的，王季恩老师应邀参加，业发了言。祝文艺研究社前程灿烂。成立未久，便创办了一名为《剑声》的油印刊物，文艺研究社还制了一个纪念章，图案美雅，受人称赞。
在1 9 4 2 年的端阳节（有“诗人节”之称〉，文艺研究社和春雷社联合主办了→次诗歌朗诵会，在大饭厅举行，出席的人很多。安明波老师用俄语朗诵一苏联诗歌，宁树藩朗诵了高中时的处女作《屈原之恋》。
这两个文艺社团还出版墙报，发表成员的作品，也进行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多数成员都肯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艺应反映抗战生活。这两个社团对活跃分校学生的文艺生活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六、流亡闽北这座地处偏僻的山城，在抗战期间也经受战争的“洗礼”，敌机曾多次侵入龙泉上空，扔下炸弹。廖应运、余树89，一一－槐两位江西同学假期在龙泉街头苦心经营的小吃店，就是被敌机一下摧毁的。
不过给师生以强烈震荡的是学校向闽北的流亡．那是l 9 4 2 年夏天的事，日本鬼子突然向浙江地区进攻，侵略军很快进抵丽水。龙泉告急，学校一片混乱。校方最后决议迁校到闽北的松痪。
学校很快派出先遣队，沿途设立接待站为师生安排体息与住宿。学校规定同学自愿结伴，步行前往，到目的地集合。我们二人，加上焦登挥、汪亚蒜、王壁，五人结成一队，沿着一条公路向松溪迸发。五人中前四人都是安徽同乡．王壁是浙江人，我们虽然相识但很少接触。她所以和我们结伴，是因为她和女同学汪亚苏是农学院的同班同学，关系亲密。恬静文弱的王壁，走起路来却颇娇捷，面无难色。
遇到潘渊老师，他那商度近视眼p 行走显得吃力。
我们的目的地是松溪县城附近的大埔。被安排在一大寺庙里，学生都睡地铺。不上课，住地前面有一条长长的河，没有船只，但见任盈的竹枝在河面上下漂流。我们经常站在河边远眺，领略这迷人的风光。松溪的商业和文化都比龙泉落后，也许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大学生吧。一次赵平身体不适，宁树藩陪他到当地一位老医生家看病。语言不通，只好90.占.,… ~笔谈。当这位老医生得知我们是大学生时，忽地站起来让座，连声说z “失敬！失敬！’y 谈话更和善了。他关心地说t “此地山高水寒，要多加小心啊！”到松溪后，经济上和家庭完全隔绝7 钱不够用了。看到一些男同学到松溪大桥上出卖衣物。我们两人也跟着照办。
在亚蒜、主壁害羞，不肯露面9 就把衣物交给我们代卖。我们一下“富起来”了。汪、王二位烧了一盆内请我们吃，我们也因敬她们。这也许是我们到分校以来吃肉最痛快的一次了。
郑晓沧主任也同来松溪，可是没有家属陪伴。一次他居然自己动手洗衣服了，汪亚苏见状立即将衣服接过来代他洗好。隔了几天，我们的郑主任找到汪亚掠，轻轻从衣袖里拖出一条糕来，他说z “密斯汪，这条糕给你。”这是松溪流亡生活中广为流传的→则佳话。
大埔，当时是鼠疫病发生地区，我们在此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居民中出现鼠疫，疫情日见严重。河旁经常有人在烧死者床铺上的稻草，师生一下紧张起来了。谈蚤色变，大家都把衣袖裤管扎得紧紧的，相互检查着眼睛是否发红了，真是草术皆兵。在紧张的情况下，这时前线的形势已告缓和．於是我们急忙迁回龙泉，结束了几个月的流亡生活。
91.七、深沉的怀念我们是1 9 4 3 年夏同时离开龙泉分校的。随后胡裕椅转学在福建建阳的暨南大学，宁树藩转学广东砰石的中tu大学。岁月易逝，告别龙泉，告别龙泉分校师生，．忽忽已有46年了．怀念之情，久而弥探．别后我们再也没有去过龙泉，但对这曾编结过我们青年时代美好生活篇章的地方，总是梦绕神驰，不能忘怀。在报上偶而发现有关龙泉的报道，一定要仔细读一读．．遇见浙东的来客，总要询问一下龙泉近年来的变化。当得知龙泉面貌巨变、龙泉的各项事业都有很大发展时，不禁兴起一股兴奋的心情，甚至听到类似龙泉人讲话的腔调，也倍感亲切。
对老师、对同学，当然也是眷眷难忘，郑晓沧师抗战胜利后随浙江大学同到了杭州，宁树藩曾拜见过他， 1 9 4 8 年宁还给他写过信，蓝寄去英诗译稿请他斧正。他很快回了信，坦率地对译稿提了意见，信中流露出对他往日学生的关怀。
夏瞿禅、董幸茂、张其春、胡伦清诸师，解放后均执教杭州大学。1 9 6 4 年胡裕树陪伴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教授到杭州大学讲学时，有幸重晤各位老师，那次在陈望道校长92.•.’’.。
.. ·.作了语法专题学术报告后，胡裕树曾作补充发言，忽见夏瞿禅师赫然在座，胡连忙说“老师在此，学生不敢妄讲，请多指教”。文化大革命后，夏师迁往北京，数年前逝世，报纸上关于夏师追悼会的报道，我们剪下来珍藏在身边。董章茂师已不认识胡裕树了，详谈以后才记起，兴致勃勃地讲述他研究情况和打算，现在他已退休。
据目前所知，当年龙泉分校的老师现仍健在监继续任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恐怕只有王季思老师－人了．解放后，王师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多年，学术上饮誉海内外，他是我国古典文学的巨匠，元曲研究尤为我国泰斗。虽因年老辞去行政职务，但仍担负指导博士生和科研重任．胡裕柑困在同行声和王师曾多次见面。宁树藩直到1983 年才在北京京西宾馆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王师。当年风韵仍然可识，但王师已认不出宁了。是年冬，宁去广州，特赴中山大学拜访王师，吃了师母刚从温州故乡带来的土产，后王师来复旦大学讲学，胡、宁、复旦新闻系系主任王中连同王师四人，在宁家小酌，席间我们谈起王师当年给我们讲课情况，宁当场背诵了王师教的诗歌，胡接着也背了一大段。老师笑了。
的确，老师看到四十年之后，学生仍能背出他当年讲课的内容，是应该感到欣慰的，他回广州后寄给我们各一本他新出. — 一－‘,一－－版的诗集。
至于同学，东南西北分散得更厉害了。我们二人也许有缘， 1 9 4 3 年秋，我们一道由电溪到淳安，然后各奔东西．想不到， I 9 4 9 年1 1 月我们又重在复旦大学聚首。
在龙泉分校，我们二人的床铺紧挨在一起，在复旦，我们的房间也只是→墙之隔。今天也还是同住在复旦校园里，来往密切，也常在一起畅叙龙泉往事。除我们外，在复旦大学的龙泉分校同学，有数学系的金福临和谷超豪教授，农学院的许孝禧〈女、己退休〉．谷比我们低两年，已是我国著名数学家，现已调任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的家仍在复旦，和复旦仍有工作联系。
分校同学在上海的，还有黄礼芳、目型伟、曹余章、林祥帽、施亚西〈女）、王璧〈女〉和孔良曼（女〉等人。我们和王壁曾是结队赴松溪的同伴，可是我们同在上海三十年却未曾一见，到了8 0 年代初，我们二人和许孝禧一起，到j宛平路王壁住所去看她，她和原来判若两人。在龙泉时她文静寡言，说话的声音总是轻轻的，走路时总是微微低着头。可是现在变得非常活跃，口若悬词。我们问她这究竟是什么回事？她回答说s U你们晓得吗？我那时是多么害怕男同学啊！”我们安徽同学赵平、吕绍震、王嘉祥等人，在解放初曾94.’、….••，队·.有联系，现已不知消息。比我们低一年的吴期扬、是中剧社，会科学院的编审、教授，巳离休。但近复聘为该院研究生院西亚非洲系系主任。理学院的鲍延福很早去了加拿大，任大学教授，已入加籍，应钟、程绍慰、谢冠华等都在中学教书，胡家祥在屯溪徽州师专教书，均已退休了，桐城的几位同学，情况不悉。
潘德钧、徐穗英夫妇在杭州教中学，听说潘卧病，不能行动。我们很想看看他们，苦无机会。这三人都是师范学院春雷社的社员。
我们也常怀念起文学院的同年级同学。1 980 年胡裕树去杭州，见到了阔别的严刘梢，当时他主编《浙江教育》。
沉默的罗茂彬，有人告知他在台州家乡教书。听说方天锡在金华中学任教务主任，退休后从事民主党派工作。孙多吉长期失去联系之后，数年前又重通信了。好几年前有人说叶成之在北京任某高校党委书记。
近年来，还常常想起远在台湾的屠益箴、戴潮声、宋瞒三位向学，屠毕业于外文系，还在中泰建交之前，从《参考消息》上得知他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后转往旧金山，儿经打昕，不知踪影。戴也为外文系同学，由于业务和文学爱好，他和宁树滞较为接近。毕业后他在南京中央95F 一一。－、白白泸‘社工作．宁曾去看过他。他去台湾后，从一些材料中得悉他仍从事新阅工作，宋晦毕业于浙大史地系，是张其陶教授的高足，他在台湾的学术地位很高，驰名学界。我们曾询及→些曾到过台湾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们对他颇多赞誉，今年(1989 ）春，宁树藩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结识台湾著名传播学学者朱传誉教授，他是宋的好友，告知宋是台湾文化大学教授。朱先生也认识戴潮声，说他曾任某新闻学基金会秘书长，宁留下两张名片，请朱教授转交给宋、戴二位。
可是当本文刚脱稿时，宁今又晤及台湾学者朱传誉教授，惊悉戴潮声元已在台逝世，深感哀悼。
我们执笔写这篇回忆录时，真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两年时光，愚然短暂，但在我们一生中却是充满生气的一页，给我们留下多少难忘的美好记忆。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把我们带回四十六年前的龙泉，让我们重新听老师讲课，重新和同学一道学习、谈天、辩论、游玩……，这该多么激动人心！当然，这只是一无可奈何的幻想。现在所盼望的，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能有机缘和阔别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师、同学聚首，祝愿老师同学健康长寿！同时也遥视曾哺育过我们的故土龙泉日益繁荣昌盛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日

【作者简介】
胡裕树，安街攘澳人， 1941年—1941靠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学习， 1 9 4 5 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宁树藩，安甜’田县人， 1941年—1943年，在浙大龙泉分校学习， 1946 华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外交系。
快期从事新闻挚的融学和科研工作。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等职。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
《专辑》“峥嵘岁月忆龙泉”一文提及“当本文刚脱稿时，又晤及台湾学者朱传誉教授，惊悉戴潮声兄已在台逝世。”近因去杭参加会议之便，得以访晤严刘祜学长，告悉此事纯系传闻失实，戴潮声学长最近曾有信来，至今健在，
业已定居美国。特函订正。

浙大龙泉分校旧事数则

马达远 丁则先
〈－〉挝团组织
我国传统习惯很重视乡亲乡谊，认为一个人要爱祖国，
首先得先爱家乡。战时龙泉省级机关增多，人文套萃，山
村小城一下子突然热闹起来。跟着接踵而来的是各种社团
组织拔地而起，如同乡会、校友会、春蕾社、文艺研究会等
等，我们在浙大分校时，也参加了几个组织z
江苏同乡会，抗战时期，随机关学校内迁的人很多，两
浙盐务局的局长倪漂森、县长徐渊若浙大分校的主任路季
讷、教务长朱重光先生等都是江苏人，登高一呼，应者云
集，那些远离家乡的游子，只要有人一召唤，谁不愿意去参
加同乡会组织呢？马远达、郑克明、查冶予等就是这样参加江
苏同乡会的。记得第一次召开江苏省同乡会成立大会是在金
沙两浙盐务管理局场地，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实力之
雄厚，场面之热闹，在战时龙泉实在是难得而少见的，不过
成立大会之后，除了印过一本江苏省同乡会通讯之外，对龙
泉人民和龙泉地方事业并未作出什么贡献。
友声社。这是我们在龙泉分校读书时一些志同道合的同
学酝酿组成的，发起人是查冶予、邓克明、马达远、袁鸿顺
顾子含、郑人慈、戴之库、严俭涛、张兴城等，友声社的名
字是马达远根据《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哽
哩，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喽其鸣矣，求其友声”摘取而成。
该社组织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发展友谊、研究学术，共同
进步”。参加的人十分踊跃，→下子就发展到四、五十人。
社长先后有马达远、袁鸿顺、郑人慈等。在龙泉成立之后，
抗战胜利迁杭，仍继续有发展。这个组织，主要在学问上切
磋琢磨，交换心得z 大家毕业后，将来在事业上可以互相支
持、关怀照顾。至于具体的工作除了发几期通讯录出几次墙
报外，另外并没有什么明显业绩。
〈二〉师生情谊
浙大分校在龙泉时期，我们各院系人数都不多。师院国
文系1 9 4 6 届只有十七人，师院数学系I 9 4 7 届只有三
人，因此各院系不仅同学互相熟悉，大家互栩往来，而且师
生之间也十分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互相关怀，互相
支援，例如马达远等家住沦陷区，）切经济来源完全断绝，
生活十分困难。郭莽西先生在石坑墟办了个“生活读书性”
为中学生提供一些阅读教材。王季思先生就介绍马达远等三
人到生活读书社勤工俭学，以便稍解燃眉之急。战时高校教
材因，啦，徐声越、反承杰等先生都是自编讲义，他们也把这
些讲义交给查、马、邓等三人用蜡纸刻印，使他们也取得一
点收入，这些收入虽然微不足道，但是老师关怀学生的恩
情，却深似海，重于山。
丁则先第二学年起，由于神经衰弱很严重，龙泉的书不能
再继续读下去了，只好中途休学。后来到家乡住了→段时间，
身体渐渐好起来了。于是再回浙大分校，以备明年复学。当时
毛路真先生对他说z “你在校做助理教师好了，只要你的系主
任提出，我一定大力支持。”但孙叔平先生认为二年级学业未
完成，留分校当助理教师，看起来在困难。于是丁不便启齿，只
说这是毛先生建议的，这事只好作罢。以后孙先生听到是毛先
生建议就问丁是否可去中学当数学教师z “有三个学校一－
联初、建国中学、湖湖师范均请我代为物色数学教师，你可选
择一个。”当时因为湘师金海观校族的办学精神与简朴作风，
众所赞誉。于是了则先就去松阳湖湖师范作了数学老师。
第二年返回浙大复学，抗战胜利后，随校离开龙泉去杭州．

作者简介
1 马达远，江苏淮安人，师范国文系1946届，从事中等教育工作，现任杭州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丁则先，浙江上虞人，师范数学系1947届，历任湘湖师范，萧山市浦沿中学教师，现已退休。

记潘渊老师二三事

记潘渊老师二三事
苏道明
虽然在龙泉分校时潘渊老师教我们课的时间不多，但是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他老人家的形象犹历历在目。
我是1 9 4 3 年秋天到龙泉分校的，那时潘老师任师范
学院英文系系主任，除教英文系的课外，还教几个班的《教
育心理学》。他在有坑塘租了阅民房住，因此在石坑珑居民
点与教室之间的山径泥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他老人家独来独往
的身影z 他的眼镜几乎是架在鼻尖上，帽子和衣袖上常常沾
了许多粉笔灰，走路踏着步于很小，鞋底似乎是在地面上拖
过去似的，总之，很奇特，据老同学说他是当时分校唯一的
部聘教授，是英国的心理学愕士，英国皇家心理学会会员，
于是他成了我们新同学心目中的传奇人物。
英文系的教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一一那时的教室和男
同学的寝室全是以木板为墙、杉皮当瓦的简陋房屋，所谓隔
壁不过隔着层薄板而己，因此两个教室的声响后排的同学彼
此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每逢帮老师在隔壁土镖，总要不时爆
发阵阵大笑。向英文系的同学一打昕，原来是这样眈z 潜老
师每逢讲到得意给常常会不禁大笑起来，兴奋之至时，竞笑得
前俯后仰，甚至用握在手里的帽子当抹布来擦揩黑板，同学
们为滔老师的情绪所感染也大笑不止，于是笑声大作而不可
收拾了。后来他教我们的《教育心理学》，上课时的情况也
大体如此。他讲的是绍兴乡音很重的官话，讲课的语言是艾
言加英语，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听说他考的是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那次心理学仅取一
名，他那时已经是北京大学的讲师，就当时的社会风气来
说，如果报名应试而不取的话，那是无颜再上北大的讲台，
而只得卷起铺盖另求出路。他考虑再三，终于以破釜沉舟的
决心报名应试，竟然一考即中而苦读成名。从这件事上也可
以看出他老人家在攀登学术高峰时那种不计利害，不顾艰险
的精神。
潘老师与胡适之、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以及朱先潜等或
为同事，或为同乡兼同事，都很熟悉，闲谈中常说些他们的
逸闻趣事，如树人先生如何善于写文章，光潜先生如何善于
烧小菜等等。潘老师虽然与朱光潜先生一样学贯中西，可是
他不但不会烧菜，而且自己的日常生活也不大会料理q 他的
着很随便，从来看见他穿过皮鞋，经常是一身布料的马褂
长袍，帽子上、衣袖上的粉笔灰，使人一望就知道是位教书
先生。可能是1 9 4 4 年的暑假，潘老师家中发生了什么事
必须要回去，于是叫陈良刻同学代为照料住房。他房里除了书
多－一桌上、凳上、床上到处是书，次多的就是臭虫，枕头
下和床帐的四角几乎臭虫成堆。良交力兄花了不少力气把他的
房间彻底清理了一番，事后潘老师也未必知道，因为他老人
家勤奋教学，精力全集中在书本上，书本之外的生活琐事一
向是极其马虎，反应极不灵敏的。同学问还流传着这样则趣
问s 日寇流窜丽水时，龙泉分校曾一度迁往福建松误，潘老师
在逃难中竟把火腿藏在衣箱里，结果把衣服弄得油腻不堪。
六十年代初，我曾在西湖畔见过播老师一面，承告解放
后院系调整时他调到了山东大学，那时已退休回到绍兴老
家，来杭州是应省图书馆之请协助整理德文版书籍的。那时
播老师虽然已脱下长袍马褂改着中山装了，但神态形貌几乎
没有什么变化，我一见面就认出来了。
以上所记，大多得自良劫兄。良刻J兄是潘老师的同乡兼
高足，勤勉诚笃一如潘老师。不幸已于去夏心脏病突发病逝
于杭州，时年已逾七十。潘老师如果还健在的话，大概已近
百岁高龄了。

作者简介
苏道明，安徽宋平县人。1943-1945年在龙泉分校师范学院国文系学习，1 948年毕业于文学院中文系。从事中专、中华教育。后应聘为杭州商学院语
言部副教授，已退休。

拾遗补缺 校友寄情

严刘祜

《龙泉文史资料》第八辑《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建校五十 周年专辑》，内容丰富，材料生动，读后仿佛重返那芬芳的山野，重温那段艰苦而温馨的生活，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精神享受。为此，作为龙泉分校的一名校友，对龙泉县政协的领导同志重视分校这段历史和几位编辑同志为此付出辛勤劳动。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我阅读后，受到学长们文章的启发，又回忆起一些往事，谨作补充。

寄语海外友，归来风一帆
由于海峡两岸人为的阻隔，往往以误传说，如最近，传说戴潮声校友，已在台湾逝世。此事完全误传，戴潮声学长至今健在，并仍在工作。他在1989年10月11日发自美国纽约的信中谈了40多年的经历。1949年6月经业师俞大纲教授介绍，由广州到台湾大学任助教，1952年9月获美政府奖学金到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研究两年，1954年回台大外文系任讲师，1955年开始重返新闻界工作，历任台北《中华日报》总编辑、台北《中央日报》副总编辑、《中央日报》驻美特派员等职，1978年开始在纽约《世界日报》以“顾问”衔任编译迄今。
他信中还说，准备再做两年事才退休。他在信中谈到龙泉分校同学这几年在浙大北美校友会年会中碰到的有：“吴冠芳和她的丈夫徐拔和，汪亚苏和她的丈夫王与言，张克范和她的丈夫谭大年等。”他还问及诗人宁树藩在复旦教什么课？如有机会很想看看他。
我们期待着他回国探亲、访友、观光。

挚爱祖国的崇高精神
《专辑》里有不少文章，对郑晓沧先生的嘉言懿行，特别是他的爱护学生、奖掖后进、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作了校多的追忆和缅怀。对他的高尚的思想、襟怀，记述得则尚不足．而实际上所有言行都来自一定的思想基础。郑先生所以如此不辞辛劳，悉心培养后辈，我以为是由于他具有挚爱祖国的崇高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诗作里随处可见。例如他在民族英雄张苍水祠墓整治修葺后，作诗曰： “一领青衫肩重任， 廿年黄藤坐殷顽。惊涛愤历宁辞死，累卵孤撑不恤艰。异伏忠骸连岳墓，两间正气并文山。后贤仰烈勤修省，谡谡松凤月射斑。”又如1955年钱学森博士排除险阻，闯关回国，郑先生欣然赋诗。诗题为：欣闻钱学森愕士归段，率赋长句，量其尊人均矢老师。全诗为：“海西持节掩春秋，一旦翩然返旧游。自是楚弓还楚得，本非秦壁敢秦留！ 冲天缩地施神技，驭气持空泼智谋。志士不忘宗国意，家娃幡老酒添筹。”在《龙泉自题小影》盟，郑先生更是意气豪迈，直抒胸膛，“乱后知何世？三秋梦里饰。满郊犹虎豹，历劫未虫沙．青鬓飘零尽，丹也磊落加。家山不可见，浪迹是生涯。”
“文革”浩劫之后，郑晓沧先生已届耄耋之年，但他依然十分关心祖国建设大业。1978年浙江省政协五届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每次大会，我都看到郑先生由他夫人搀扶，前来参加。直到大会结束，委员们散尽之际，他才由夫人搀着缓步离场。有－个晚上，会议组织委员到浙江展览馆参观物资交流展览会，这个活动委员们可参加也可不参加，当时天气己转玲，又在晚上，可是我看到郑先生由他夫人陪同，颤颤巍巍的，参观了好几个展厅。由此既看出郑先生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更可见他对祖固建设大业的热爱和关心。
这个难忘的夜晚以后几个月，郑先生就溘然长逝了。

疫病流行犹有余悸
关于分校迁往福建松读时鼠疫恐怖情况，至今思及犹有余悸。《竺可桢日记》对此的记述是：“1946年9月7日〈杭州〉晚饭后晤习习、仪太太与章定安，谈及民卅一(1942）夏七八月间，日本人眼＇＆1r ，离龙泉只70里。星夜校中开会，决定迁福建松、渎。国城内乏房屋，居乡中｝大庙，后知乃鼠疫之渊藏也。寿臣之女以此得病而死。另一职员、一学生亦死于鼠疫（注〉，此为龙泉最危险时期。而总校则民卅三年十二月敌寇陷独山之时为最发炭可危。现虽明日黄花，言之尚心悸也。”
分校同学死于肺病，不只丁春奎同学一人。1941年秋入学的李吕择同学，与我在文学院阿班，他学外语，处州中学毕业。1942年初，他即因患肺病辍学，回家不久亡故。1941年秋入工学院学习的温邦光向学， 温州中学毕业，瑞安人，为电机系高材生。他后在遵义浙大总校毕业，也因患肺病久抬不愈而不幸早逝。当时，同学们生活困难，营养普遍不足，抵抗力弱，而肺结核是传染病，又缺乏特效药，所以都视肺结核是险症，闻而生畏。

魂断夫涯斯人永不归矣
《专辑》中罗斯文学长写的《师情深似海》，回忆郑晓沧先生把她从死亡的边缘上拯救出来的情状，文章感情真挚，令人读后深为感动。罗斯文学长患的是肾病，这使我想起蔡想同学。蔡煌，瑞安人，处州中学毕业， 1941年至1943年龙泉分校肆习化工，后到遵义浙大总校。他息肾脏炎，在遵义医院欠治无效而去世。当我们去太平间去见最后一面时，只见他身穿那件巳穿了很久时间的灰色棉袍，头部肿胀如斗，几乎不辨眉目。当时交通阻隔，仅欲通知其家属〈蔡煌已结婚〉亦不可得，只由同学们将其草草掩埋于遵义棋抨山上。
后来听说，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浙，其家属犹倚门倚间，引领而望，而斯人魂断天涯，永不归矣！
战时缺医少药疙疾猖獗－时学长们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症疾。症疾在今天不难防治，当年却猖獗－时，为害甚烈。龙泉分校校友劳少惠学长告诉我，分校同学徐士公，嘉兴人，1944年在农学院肆业，当年冬即因患疮疾，被夺去了生命。朱寿民学伏，如今是浙江医科大学教授，“娃哈哈”儿童营养液便是他主持试1制成功的。他在分校时攻农业化学，也曾深受疤疾的折磨。
由于来疾流行， “奎宁”〈丸剂）、剂〉等药品非常行俏。那时龙泉分校同学到贵州浙大总校去，途中需－个月左右时间，为避免所带货币贬值，许多人便将钱换成实物。除细布、蜡纸、牙膏等日用品外，就携带奎宁、扑疤母星以及大健黄、飞白陈〈一种针剂）等西药。因为这些药品不愁贬值，而且随时可以脱手。

浙大分校的温州籍校友
《专辑》中收有王季思老师，倪士毅、曾守中、黄礼芳、朱鹏、唐混、郑乃森、包树地等学长的文章。他们都是温州籍人。抗日战争期间，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等地沦入敌手，金华、衙州、严州等地的部分地方也长期为日寇所盘踞。温州虽然几度沦陷，但为时较为短暂。这大约是当时浙大龙泉分校温州籍师生较多的一个客观原因。我在分校时，温州籍教师还有夏瞿禅、张树森、王季恩、张慕毒、陈楚淮、吴江冷（授哲学〉等老师。后来还有孙正容、黄焕负昆等老师。女生指导戴咏雪老师，也是温州人。〈解放初她在温州中学任教， 1950年即去美国定居。〉还有教经济学的去明被老师，他虽不是温州人，但在温州中学教过书，他的失人曾芳心，是温州人。我记得有一次温州同乡会开会，安明波老师也应邀参加的。
浙大龙泉分校办学七年（1939～1945），培养了一千多名人才，他们为祖国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各自贡献。单拿教育工作来说，温州籍同学回到故乡后，就为温州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同学是：
马锡鉴，长期从事师范教育工作，曾任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退休后仍返聘。还曾兼任《汉语大辞典》温州编写组的主编工作。
管希雄，长期在温州师范学院任教中文、外文课程，副教授。
朱鹏，长期从事中学、中等师范教学及行政领导工作，曾任温州师范学院副院长，退休后返聘，从事教育研究工作。
陈乐书，长期在困海中学、温州师范学校，温州师范学院教授音乐课，省音乐工作者协会理事，退休后仍在教授小提琴，培养音乐人才。
胡福畴，温州中学、温州师范学院等校教授历史课。他擅长文墨， 原温州中学老校长、教育专家金蝶轩先生诞辰百年的纪念集《瓣香集》就是他主编的。
徐定豹，在温州六中、温州师范学院等校教授英语课。
魏忠，长期从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温州中学副校长，现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黄震欧，曾任温州高级工业学校教学行政和教学工作，后去南京航务学校任职。
查孔标， 曾在温州高级工业学校、浙江化工学校担任化工课及副系主任等职，后转任环境保护科研及行政工作。
冯坚，曾在温州二中等校任教，在市教研室任历史教研员。
蔡寿康，历任建国商业学校、温州四中、温州教育学院等校语文教学工作。擅长书法，现用名“蔡心谷”，广结翰墨缘。
林国铭，历任瓯海中学、温州中学、温州六中外语教师，后在温州市少年体育学校担任乒乓球教练兼外语教师。
唐迪文，即唐扬和，唐涯，著名诗人，曾在温州市立中学等校教授语文课。

文学院级友萍踪
读了胡裕树、宁树藩两位学长合写的文章，这使我又一次回忆起当时文学院同学。1941级文学院初入学时近二十人，1941年年底太平洋事变发生后，戴潮声、蔡寿康、陈乐书，屠益箴、叶咸元等学长陆续从上海来校倍读，人数增加到二十多人．其中女生仅吴茵芬同学一人。1943 年秋，赵昭肠、宋盼、罗茂彬、向克强和我，一共五人来到遵义，在浙大总校毕业。其余同学大部分转学到暨南大学〈时在福建建阳〉等校，少数的中途辍学。现已知谢世的有傅彬然、李吕择、严则光三人。这二十多位同学，后来大部分都从事教育工作。胡裕树、宁树藩学长在上海复旦大学。赵昭肠学长在福建师范大学，曾任地理系主任。宋盼学长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曾任院长，戴潮声学长曾在台湾大学任敬。姜拱绅学长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任校长，现任名誉校长，是中学教育专家。方天锡学长长期在金华一中任教，并任语文教研组诀，几年前任金华市政协副主席。向克强学长长期在嘉兴第一中学任教，并任英语教研组长。孙多吉学长在故乡青田，与几位同志一起，创办中山中学〈由旅阪华侨集资〉。

“资治、教化、存史”
《专辑》读后，我对文史资料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专辑》中四十三篇文章，有十五万字，记录了浙大龙泉分校的历史，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方方面面的详细记述，所以它的“存虫”作用自不待言。
说到“资治”，我举一例，学校工作人员之精简。据《竺可桢日记》载，1939年8月，龙泉分校有学生147人，教员18人，职员19人。学生与教职员之比为4:1，学生与教师之比为8: 1。据《中国教育年鉴》， 1985～1986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生为170.3万，教职工为87.1万，其中教师为34.4万，学生与教职工之比约为2:1，学生与教师之比为5:1。与龙泉分校相比，差距悬殊。今天高校管理工作范围之广、事务之杂，固然远非昔日可比，但是，仍可以从过去人员精简的情况，得到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说到“教化”作用，仅从我收到的信件中即可窥豹一斑。魏忠学长来信说z “《浙大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专$毒》是国庆节前收到的，节日里就读了大半〈我视力很差，有时光线不好，要用五倍放大镜帮助〉。……钱越看越有味道，毕竟把我牵回到1942秋～1944夏的芳野、在坑珑去了。
有些文章，如《师情深似海》，郑晓沧主任为人师表，真使人感动得流泪。”一位贵州籍的学长来信说： “《龙泉文史资抖》读后感到津津有味，一下子把人拉回到四十多年前的岁月。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的．记得读大学时每顿饭都是那么紧张，饭桶周围挤满了人群，有的眼镜也掉到桶里去了。桌上就那么一大碗没有油水的黄豆芽和一大碗汤，怎禁得起犬家的狼吞虎咽？有的同学有从家里带米私菜，最讲究的要算辣椒豆鼓，里面还有点猪肉。更多的时间是－碗酱油拌胡辣椒、苦葱，拌在饭里，一顿就吃了三碗饭。回想起来，觉得味道好极了＠现在电鸡鸭鱼肉，哪里有那碗辣椒好也……

衷心的祝愿
正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看到母校浙江大学编辑出版的《今日求是园》第三期，上面报道一则消息：“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我校正式建立档案馆。”我想，浙大档案馆工作开展之后，龙泉分校办学七年所积存的档案，包括散存于有关人员手中的资料，一定会得到妥善的整理和储存。果如此，《龙泉文史资料》于出版纪念浙大龙泉分校成立五十周年的《专辑》、《续辑》之后，一定还能够从档案中、从校友手中，收集到更多的资料，而陆续予以刊登．这是我的衷心的祝愿。

作者简介
严刘祜，杭州人，史地系1945届，《浙江教育》社原副总编辑， 4是期从事敏宵新闹工馆．

流亡学生

（2002年2月22日发表于杭州日报）
程邦芸口述 曾琦琦整理

    我已是耄耋老人，祖籍安徽。祖父辈离开老家去江西经商。我父亲在江西吉安开一家南货店，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一个弟弟。父母尽力培养我们姐弟读书。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这时，我姐姐已经出嫁，大哥二哥已能自食其力。家中母子四人的生活靠两个哥哥接济。我姐夫在武汉当军医，收入较为稳定，母亲带我们兄弟离开吉安投奔在武汉姐姐姐夫。后来，姐夫工作调动去了湖南，母亲又带我们回江西南昌，投靠我的叔叔伯伯。几经转辗延误，到15岁我才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被保送进江西省立一中。 江西省立一中是江西省历史最久最有声誉的中学，在江西有“名称永居第一位、成绩须达最高峰”的赞誉。南昌学生均以能考进此校为荣。我在省立一中初中毕业，刚进高中，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南昌，学校没法上课，搬迁到奉新县。我跟着学校走了。这时我姐夫调到南昌，姐姐姐夫和我妈一起住在飞机场附近。日本飞机轰炸南昌飞机场，我妈与我姐逃难回了吉安。 兵荒马乱的，妈妈放心不下我一个人在奉新，带信让我上大哥那里去。我大哥是在南京一家医院运送伤兵的汽车组工作。我投奔大哥，在医院干杂活。那时，贪污成风，有本事的人发国难财。大哥耿直，不会溜须拍马讨好上司，一个月挣几块大洋的国难薪，还要受气，1941年他辞职调离。我渴望读书，不想跟大哥走，便鼓足勇气给省立一中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复学。校长很快答复，这样，我回到设在广昌县白水镇一个祠堂里的省立一中高中部读高中。 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使我母亲病倒了，1943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哥哥姐姐都赶到母亲身边，母亲执意不让通知我回家，怕我来来回回跑路耽误读书、耽误考试。她说，邦芸已经24岁了，再耽误不起了。 

    1944年我高中毕业。强忍着丧母之痛，背负着母亲的希望，毕业会考我名列前茅。按规定，省立一中的前三名可以保送浙江大学。我是三名保送生之一。 能够上浙江大学读书，我非常高兴，但又犯愁，浙大已流亡到贵州，路途遥远且时有断阻，怎么去呢？我写信向二哥求助。二哥在重庆（陪都）交通司搞后勤工作。他捎信给我，说江西有一批日军战俘在赣州集中，准备押送重庆，嘱我赶紧前往搭车。 我揣着二哥的信赶到赣州。领队同意我搭车。但汽车驾驶室坐司机和押送人员，无法入坐；车厢里坐满日本俘虏。怎么搭乘呢？我一个人坐在没遮没盖、连个扶手都没有的汽车驾驶室顶上。 七、八辆老爷卡车呼哧呼哧喘着气，从赣州出发，在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公路、土路、山路上颠颠簸簸地前进。那正是夏天，我端坐在汽车顶上，风雨无惧，精神高度集中。因为，一个瞌睡或一个急刹车就可能摔下车，从车顶摔下来当然非死即伤。一路上险象环生，简直是玩命。这样搭车上学，大概可以上吉尼斯纪录吧？有车可搭，免了我吃饭住宿之忧，我满心喜欢，憧憬着大学生活，竟不知性命交关。从赣州到重庆，路上整整跑了十几天，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身冷汗！我想，一定是母亲在天之灵保佑我，没有出事。 到了重庆，我再搭车去流亡西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 浙大新生来自浙、闽、赣、湘、鄂、桂、穗、黔诸省，都是考上浙大后，跋山涉水历尽艰险赶来的。浙大到遵义校舍不够，又在湄潭、永兴设分部。新生第一学年安排在永兴就读。江西省立一中就到了我一个，还有两位保送生因路途遥远、交通不畅无法前来就读。 保送生可以选择专业，我选择了土木系。因为土木系属工学院，工学院的学生免缴学费。

    永兴是个四面环山敌机难以轰炸的小盆地。浙大在黔北逐渐发展壮大，此时已有六个学院、25个学系、四个研究所、五个分部还有附中等等。遵义、湄潭、永兴的祠堂庙宇全部被利用，不是用做教室就是当学生宿舍。子弹库当办公室；江公祠做图书馆；禹王宫成了农化系；财神庙成了农经系；唐家祠堂是生物系。第一学年，我住在永兴一个破祠堂里。戏台及戏台两边的走廊全部睡学生，臭虫跳蚤多得要命。戏台下就是我们土木系的教室。升二年级后，我们再到遵义浙大总部读书。 

    因为战争，我们大都与家里断了联系，得不到接济，等于流浪儿。学生伙食免费，八个人一桌，桌上一钵黄豆芽水类蔬菜。有伙食结余月中月底打一次牙祭，吃一点肉。同学如兄弟，难得打牙祭，大家你推我让不肯先下筷子。 每个学生一个月可以领一斤桐油两根灯芯，用于晚上照明。为了点灯时间长一些，我们比《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还吝啬，两个人合用一根灯芯照明。到了晚上，大家一个个凑着莹火虫似的灯火看书，熏得鼻孔墨黑墨黑。 冬天，黔北山区阴雨连绵，寒气逼人。大多数学生没有棉衣棉裤，有的连件象样外衣都没有，冷得发抖。我们学当地人的样，点火笼取暖。所谓火笼，是盛着木炭的瓦盆或陶罐，外面套着竹编，可以提在手里。除了上课，大家手中都提着火笼取暖。平心而论，我们的生活比当地老百姓还好些，比刚迁到黔北时更是好多了。听老师说，刚到黔北落脚时，相当一段时间，学生开饭只见饭桶不见菜，大家用盐水、干辣椒过饭。教授们也都饥寒交迫。苏步青等名教授住在湄潭时，课余时间都在房前屋后种菜种玉米，以求果腹。 我们用的数理化教材大都是英文原版本，很珍贵。我们买不起，且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工学院的学生一年级念完了，将达夫物理、德明化学、微分工程等一一标价出卖，再买进二年级用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等等。教科书就这样卖出买进，一级一级往下传。计算尺、圆规之类学习用具也买得到。我进浙大从来没用过新课本。我们用毛连纸订成作业本，用染料泡成墨水。放假的时候，学校介绍我们“打工”。我和几位同学一起给当地一个部门搞测量，虽然报酬很低，毕竟能挣一点另花钱。

    浙大流亡到了穷乡僻壤，教学依然一丝不苟。每天课程排得满满的。土木系四年要学五十多门课。学校采取学分制，一个学期超过五分不及格降级，超过十分不及格退学。学校张榜公布学生的成绩和学号，不及格的用红笔，每学期都有降、退学生。上几届学生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政治课考试时，有个学生带进一张纸。那位学生可能太紧张，可能……说不清。监考老师发现这个学生夹带，当场判他作弊。学校马上作出开除决定。说实话，政治课是选修课，学生都不太重视，只要不缺课，都能考及格。浙大的考试制度是很“凶”的，并不因为政治课不是必修课而手下留情，触犯校纪马上开除，毫无通融的余地。那位学生没脸回家，且也回不了家，怎么办？同学们帮他在附近中学找了份教书的工作。后来，他再参加浙大的招生考试，被录取，重返浙大读书。听说有位女生英文课考分差一点点，她在老师那里哭了六个钟头也没有哭软老师的心。 我在江西是学习尖子，到了浙大，就觉得自己的程度比不上浙江、江苏来的同学。有的老师用英语讲课，我听起来非常吃力。为了跟上进度，我只有焚膏继晷。在永兴时，除了几个江西籍同学外，其它同学我连他们的姓名都叫不上来。班上只有一个女同学，按理说很引人注目，可我只认识她这张脸，她住在哪里，是何方人士，一概不知。可以说，我们这些学生大多心无旁骛，专心读书。晚上大家看书做作业到深夜，清早起来，祠堂里一片英文诵读声。

    当然，我们并非死读书。浙大很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到了黔北，实验室、实验工场、农场一一设立，各学科研究工作依然继续。负责“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代表李约瑟先生曾到遵义、湄潭参观。他对土祠堂破庙里出那么多教学科研成果十分惊奇，称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研究风气可与英国剑桥大学媲美。

    竺可桢校长不仅重视教学科研，还极重视体育锻炼。他提倡全体学生参加体育运动，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下了课，单杠、双杠、吊环、排球、篮球、游泳都有人练。我们的体育主任舒鸿，参加过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1936年），担任了最高水平的篮球冠亚军决赛裁判。他的工作为中国人赢得荣誉，要知道，那时中国被人家看不起，被称作“东亚病夫”。可以说，舒鸿老师为中国争得了一块无形的金牌。有这样的老师，浙大篮球队特别棒，名气很大，在西南一次公开赛中所向披靡，最后打败高大强壮的宪兵第九团代表队夺得冠军。我进校的前一年，美国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非要与浙大篮球队赛一场不可。浙大篮球队能攻善守，快速穿插打败了来自篮球王国、身手不凡的美国飞行员。大家开心得很。我们工学院的篮球队很利害，打遍浙大无敌手。我在江西省立一中是篮球队长，进了工学院篮球队如鱼得水，体育锻炼使我身体结实，精力充沛，学习成绩不断进步。

    1944年年底，日寇窜犯黔南，一时间空气紧张。浙大师生积极参与劳军。我们排列在公路两旁唱歌喊口号，递水送毛巾，送一队队抗日官兵上前线，气氛悲壮。我热血沸腾，恨不得跟军队一起上战场打仗。此时的日寇已是秋后的蚂蚱，作垂死挣扎而已。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1946年6月浙大复员回浙江。我激动的心情如杜甫的诗句：“漫卷诗书喜欲狂”！浙大师生从遵义出发，一路上坐汽车，坐船，坐火车，“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直奔杭州，回到阔别八年之久的杭州浙大老校园。

    1948年，我大学毕业了。虽然学校不分配工作，但浙大名气很大，我们毕业之前，校园里贴满用人广告。四面八方都到浙大来要人，台湾省一个城建局就到土木系要七个人毕业生。当时正在内战，经济萧条，然而，浙大的毕业生没有找不到工作的。那时，我姐姐姐夫已调到杭州，生活上给我很大帮助，加上杭州这个城市风景秀丽，颇有温文尔雅的气质，我便选择留在杭州，进了浙江省的交通部门工作，并在杭州成了家。 杭州解放了。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1950年我的大女儿出生了。那时，国家百废待兴，我的工作出差是家常便饭。我妻子是知识女性，为了我工作不分心，也为了养育孩子，她辞去会计工作，在家操劳家务，同时，热心参与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居民工作。 说到居民工作，不能不提我姐姐。我姐今年99岁了。解放后，她思想不断进步，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担任了小营巷居民区的卫生主任。她工作非常认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搞得很好。1958年1月5日毛主席来小营巷检查卫生，同我姐姐亲切握手，大幅照片登在报纸上。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光荣。

    尽管有此荣幸，文革中，我姐姐还是逃脱不了挨批判。我也在劫难逃。竟有这样的荒唐逻辑：篮球队是三青团领导的，你是篮球队队长，所以你是三青团骨干分子。更惨的是，海外关系的帽子压得我们全家人喘不过气来。 我弟弟在1947年考上安徽大学化工系。那时，我二哥在南京某部当军需官，弟弟读书要靠他供养。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把弟弟转到南京政治学院财经系就读。因为那个学校不收学费。后来，南京政治学院迁往台湾，学生跟着学校走，我弟弟，我二哥先后去了台湾。 我的大女儿聪慧懂事，读书成绩很好，小学毕业后考入重点中学。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毕业前，班主任来家访说，你女儿不能在我们学校读高中，因为她的二伯、叔叔在台湾，学习成绩再好也没有用。我明白，这所学校不要，其它学校也不会要的。我内心非常痛苦。

    没多久学校停了课。全国“停课闹革命”，更使我目瞪口呆！青年人的时间是不能耽误的呀，浙大师生历经千难万险西迁，就是为了不停课，为抗日救亡培养人才，和平年代怎么能停课呢？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年轻时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品格磨练，会影响他的一生。我在浙江大学，无论在遵义，还是后来回到杭州，不仅学文化长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的道理。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能受高等教育。可是，文化大革命砸烂了我的希望。

    1969年，“老三届”学生一锅端，上山下乡了。 大女儿报名到农村插队落户。社会的歧视抹去了她的笑容。她沉默寡言，埋头劳动，连过年都不回家。她天天在田里劳动，比农村姑娘还泼辣能干，还肯吃苦。孩子的朴实诚恳深深感动了生产队的乡亲们。1971年公社有一个浙江大学半导体系工农兵学员的名额，乡亲们一致推荐她。大队、公社、县一级一级通过了。万万想不到招生人员说，我们不要家庭有海外关系的人。 我心目中神圣的、亲爱的母校，此时此刻，居然连最起码的“有教无类”都做不到，将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拒之门外，这实在是太不公平太残酷了。女儿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二伯、叔叔怎么个模样都不知道，再说，我二哥当年是抗日军人，我弟弟是学生，他们背井离乡去台湾实属无奈。我与他们早就断了音信。女儿是多么要求进步，多么渴望读书啊！我无法想象那些以泪洗面日子女儿是怎样熬过来的！我忧心如焚！遵义读书的日日夜夜是那么可亲，又是那么遥远……

    有人问我，你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学习优秀，你有什么法宝？ 如果说有什么法宝的话，那就是我吃过遵义的米，喝过湄江的水；受艰苦卓绝的浙大西迁精神薰陶。 浙大流亡西迁之路与红军长征的上半段相似。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在疾病的折磨中，在极度的贫困中，师生背着扛着图书仪器行李铺盖西行五千余里，依然坚持上课，坚持科学研究。 一次，空袭警报响了。老百姓四散逃命。

    学生问，“还上课吗”？
    章用老师镇静地说，“上”。
    “黑板挂在哪”？
    “挂在我的胸前！”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慨！决不亚于战场上冲锋陷阵！

    章用老师乃章士钊先生的儿子，1938年德国留学归来被浙大聘为教授。西迁中，未曾干过体力活、文弱的他挑着行李担与学生一起步行了四十多天，病死在西迁路上。 竺可桢校长的夫人，还有许多老师和学生或生病、或被炸，永远倒在了西迁的路上……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胜枚举。

    我深知，国家惨遭日寇蹂躏，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落后，军队装备极差，有的士兵连枪都没有。下雨天士兵们有的戴斗笠、有的撑雨伞、有的披蓑衣，西方国家笑中国军队象一群叫花子。抗战初期，很多士兵没见过坦克、装甲车，呐喊着冲上去倒在日寇的炮火中、车轮下。中国军队是用血肉之躯，用不屈的民族精神抵挡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盗。浙大师生不畏艰险西迁，教书也罢读书也罢，为的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为的是救亡救国。

    孩子啊，没有理由不珍惜时间、不好好读书！ 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刚进校门的女生受不了军训的苦，硬要退学。还有一个学生，进了大学因六人同住一室且没有空调，无法适应而跳了楼…… 多么让人痛惜啊，孩子！古人说得好：“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所以，“积财千万，无过读书”。别忘了，我们的大学曾在千山万水的路上，曾在敌人炮弹的轰炸声中，曾在破庙山洞里。多少老师和学生用鲜血和生命燃烧着教育、科学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