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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史概况
1997年11月1日，是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50周年纪念日，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医院从创建到发展，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第一阶段：1947年11月——1966年6月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前身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浙大医院，成立于1947年11月1日。建院前，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早有办医学院的意向。他曾说：“要把浙江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就必须有医学院，而且在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办医学院更为理想。”1 946年，竺可桢校长着手筹备工作，并聘请了李宗恩、王季午、谷正研、李天助等人为筹备委员，共同筹办医学院。1947年3月，经国民党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医学院，王季午教授任医学院院长。为满足学生临床实习的需要，又开始筹办医
院。于是在1947年4月购买了直大方伯巷(旧称头发巷)田家园6号和9号王姓住宅作为医院基地，计地3亩8分，建筑面积约2770平方米，经半年修缮，于1947年11月1日正式开院应诊，王季午教授兼任医院院长，李天助为副院长。医院设病床60张，有职工92人，其中医师25人，护士、助理护士31人，其他人员36人；门诊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耳鼻咽喉科、牙科，辅助检查主要做三大常规和X线透视、摄片。病房
有头等、二等、三等之分，当时日门诊量仅为54人次。
1948年，原病房楼由二层楼改造为三层楼，病床增加到82张，人员总数为117
人。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医院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建立了工会组织，病床增加到
97张。同年楼福庆任副院长。至1950年，日门诊量已达300人次。
1952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为浙江医学院，浙大医院改
称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同年进行了院系调整，将妇科、儿科、外科、牙科分别划归
妇幼保健院及附属二院。本院成为以内科、眼科、耳鼻咽喉科为重点的医院，病床增至
134张，工作人员增加到161人，其中医师30人，护士40人，医技人员15人，行政后勤
人员76人。王季午院长调任为浙江医学院副院长。陈过任本院院长，楼福庆为业务副
院长，陶然任行政副院长。
当时，只有2名党员，与浙医二院合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1953年3月才单独成
立了党支部，陶然任支部书记。至1954年，全院已有党员8人，团员26人，占总人数的
18．5％。1955年至1956年又先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10人，如何南祥、陈过、
马钟英、楼福庆、蔡孔长、蔡钺候、郑伦宪、徐怀三、马亦林、张鸿典。1 956年成立团支
部，1957年4月，团员发展至99人，成立了团总支。医院各民主党派队伍不断扩大，先
后成立了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等组织。
1955年，医院建成门诊、病房楼各一幢，床位增加至253张，增设肺科、神经内科、
中医科、心电图室等。1956年，传内科成立，床位增加至353张。陶然调往省卫生厅工
作，叶志中任行政副院长、党支部书记。
1957年2月，浙江医学院科系调整，本院神经内科、耳鼻咽喉科及内科部分人员调入附属二院。附属二院基外科、泌尿外科、痔科调入本院，病床增加至420张，增设了麻醉组，陆琦医生献出内痔插药疗法的配方，获卫生部颁发的发扬祖国医学奖。陈过院长调任省卫生厅副厅长，内科郁知非任本院院长，仲金奎、张鸿典、游绍立、宋遵杰先后任副院长。
1958年，医院再建病房楼一幢，其中一层为手术室，附属二院胸腔外科调入本院，年门诊工作量上升到141707人次，病床利用率达到97．89％，门诊改为全日24小时开放制，并设立家庭病床。这期间医院在预防卫生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为马市街居民进行健康检查，为江干区儿童进行流脑、百日咳、麻疹等预防接种，在社区开展防麻及灭“六害”工作，组织血防组赴杭州笕桥、嘉兴、金华等地区工作。此外，还经常派出医护人员去疾病流行区进行临时性的防治工作。为适应当时形势，医院还开展了中医学概论及针炙培训，又开设了中医科、中药房和针炙门诊。
同年，浙医大为支援创建温州医学院，抽调本院耳鼻喉科马钟英、内科蔡孔长、罗靖寰、候兴江、眼科缪天荣、吴持法、外科汤邦杰、放射科胡之同、行政人员臧利等同志到温州工作。
五十年代后期，医院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疗法：外科开展了肝硬化伴门静脉高压症、胰腺癌、胆管结石及乳腺癌等手术；胸外科进行了食道癌、肺肿瘤切除术、心内闭式手术、局麻开胸及降温开胸等；泌尿外科在肾部分切除、膀胱全切术等方面获得成功；
眼科进行了角膜瘘管羊膜修补术，并治愈了一例眶内肿瘤；传染病科进行了治疗晚期血吸虫病和肺吸虫病的临床研究，浙江省流行性脑膜炎、传染性肝炎的调查研究，伤寒、副伤寒、菌痢的临床分析等；内科在国内外首次提出骨髓检查对恶性组织细胞病生前诊断的重要价值等。
1960年4月，浙江医学院改名为浙江医科大学，本院改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党总支委员会，下设内科、外科、门诊、行政总务四个支部，党总支书记由王德友同志担任，叶志中同志为副书记。同年因浙医大和省中医学院、省中医药研究所合并，本院将中医科、中药房、针炙门诊全部人员及物资划归省中医院。
1962年，医院设立全省第一个内分泌实验窒及专科门诊。同年内科分设血液、消化、心血管、内分泌、肾脏、呼吸六个专业组。1960年至1965年底，医院在国家经济困难期间，坚持开展了一些新技术和科研项目，如泌尿科开展膀胱壁尿道成形术；心血管专业组在省内最早开展心导管术、心音图检查；消化专业组开展了浙江省最早的硬式胃镜检查；血液病专业组发现国内首例异常血红蛋白病，通过血红蛋白普查，填补了浙江省血红蛋白分布图的空白；胸外科在麻醉科配合下，开展深低温麻醉心脏直视手术、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及针刺麻醉心脏直视手术。医院继续健全医疗护理常规和基本技术操作规程，并组织医护人员参加社教医疗队，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培训“赤脚医生”。医院发展成为一所担负着医疗、教学、科研等多方面任务的综合性医院，设有内科、外科、传染科、泌尿科、胸外科、眼科、肺科、痔科、肝炎等九个病区和放射医疗、同位素、传染病、内分泌、血液病五个研究室。据统计建院12年以来，收治门诊病人2172717人次，住院病人58610人次，开展新技术94项，取得科研成果82项，撰写论文207篇，著书10本。
院史概况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医院一整套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党组织、行政机构及工会受到冲击，不少医务人员受到错误批判。但医院仍坚持医疗工作，1966年秋季，心血管专业组成功地为一位80多岁患者安装了省内第一台体外携带式心脏起搏器。1967年，泌尿外科采用人工肾抢救急性肾功能衰竭获得成功。同年，龚正、陈天秩、汤德骥赴上海参加全国教材编写。1968年，中医科恢复门诊，
中药房复建。1969年成立了肿瘤科，重设针炙门诊室。1971年，眼科运用冷冻法摘除白
内障，提高成功率。1972年麻醉科正式建制。1973年，消化实验室建立，开展纤维胃镜、
纤维结肠镜检查。1974年，肺科在省内首家开展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血液病专业组在国内首次报道中西药结合治疗成人急性白血病的完全缓解率，达到或略超过国外同期的水平；同年设三年制护校一所，每年招生30名。1 976年在麻醉科配合下，心胸外科施行省内第一例法乐氏四联症矫治术及人工心脏瓣膜替换术，均获得成功。1976年2月，院门诊办公室成立。10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医院收治门、急诊病人计2472800余人次，住院病人36546人次。还先后组织卫生工作队、医疗队，约有600多医务人员奔赴我省13个县的农村、山区、海岛、渔场进行卫生宣教、防病治病和培训农村“赤脚医生”，还完成医大712名工农兵学员的临床教学实习，接收省内外进修生673人，各种培训班计186人，开展新技术87项，获得科研成果42项，完成论文244篇，著书14本。
第三阶段：1976年——1982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六年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医院进行了整顿恢复工作。首先是加强党总支的领导，恢复健全各级领导班子。1978年4月李广峰同志任党总支书记，俞清、章鸿湘同志为副书记，并改选了各党支部。同年恢复党总支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郁知非为院长，任命张赵盾、王锡田、汤洪升为业务副院长，邓云为行政副院长。设立或调整了总支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医教科、人事科、总务科、财务科、
保卫科、护理部等党政机构。业务部门恢复耳鼻咽喉科、皮肤科、中医伤科。认真做好规章制度的恢复和建立，保证医院良好的秩序。加强安全医疗，恢复“院医疗事故鉴定委
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由院长兼任正副主任，各科主任及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病
房恢复三级查房制、总查房、教学查房及疑难病例、死亡病例讨论制、病历书写规范化
制度，各病房重视重危病人治疗，专门成立抢救小组、重病室、抢救室，成功地抢救了许
多高难度的危重病人。重视门诊质量，确立科主任定期门诊制，制定护理操作规程，开
展循环红旗、百日无差错竞赛等措施，有力地提高了医护质量。又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和干部政策，实事求是地对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同时恢复晋升晋
级考核制度，晋升了一大批业务技术骨干。开办半脱产英语、日语学习班，提高医护人
员外语水平。职工福利方面，1977年至1982年，在政府的关怀下，先后三次为职工增加工资。1980年实行“五定一奖”，使集体和职工福利均有新的改善。
1979年恢复了工会组织。1981年8月李广峰同志调妇女保健院工作，党总支书记由邓云同志担任。1982年2月经省委批准，党总支改制为党委，设党委办公室，医院设有12个党支部，有149名共产党员。民主党派队伍也进一步扩大。

至1982年，本院成为省内科室设置较为齐全，技术力量较为雄厚的综合性教学医
院，尤其以血液病、内分泌、消化、肿瘤、心血管内外科、传染病、泌尿外科、肺科、眼科、
痔科在全省最为著名。全院有建筑面积16744平方米，设九个病区，核定病床450张，
职工790余人，其中卫技人员462人，教学人员65人，科研人员33人，有正副教授16
名，讲师、主治医师146名。据1 981年统计，5年中完成门诊1907274人次，住院病人
28977人次。完成医大1619名学生的临床教学实习，接受进修生882人，各种训练班
307人，培养硕士研究生7名。1979年，放射科、B超室等主办日本超声专家讲习班，并
出版《中日超声医学讲习班内容选编》；1980年起，血液科举办四期全国性培训班；
1980年至1983年传染病科举办两期全国传染病师资培训班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
医院积极开展新技术，1977年7月泌尿外科开展省内首例异体肾移植成功；心血管专业组成功地安置第一台埋藏式心脏起搏器；胸外科自制人工心脏瓣膜应用于临床，填补省内空白；基外科研制成功“直肠吻合器”，在国内较为领先；血液病专业组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活力对恶组的诊断价值，并首次在国内报道血浆置换治疗纯红再障及免疫性疾病。这期间开展新技术64项，取得科研成果75项，其中5项获全国科技大会奖，5项获全国医药科学大会奖。在完成日常医疗工作的同时，定期组织医护人员赴外地帮助开展新的诊疗技术，受到好评。
医院增设医疗设备，主要有：心向量图机、心脏监护仪、心脏起搏器、双相和扇形超声波诊断仪、纤维胃镜、肠镜、支气管镜、膀胱镜、血透机、荧光眼底照相机、闪烁扫描仪、闪烁计数器、电子血气分析仪、脑电图机、荧光显微镜、双目手术显微镜、心电生理记录仪等。
第四阶段：1982年至今1982年至今的15年中，医院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一起抓，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坚持“严谨求实、救死扶伤”的光荣传统，全院职工为医院现代化建设而共同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历任院领导都十分重视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行政管理方面：1982年，郁知非调暨南大学工作，杨松森担任院长，增补张之江为副院长，加强各方面管理，同年被评为省先进医院。1984年，黄怀德任院长，陈昭典任党委书记，张赵盾、汤洪升、叶丁生任副院长，沈卫和、张赵盾(兼)任副书记。在管理方面，确立每周召开有科主任、护士长参加的周会、书记院长联席会议、行政办公会议等制度。加强院总值班制度，实行护理查房、行政查房、夜查房制度，成立全院性抢救小组。1985年医院调整充实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药事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公费医疗管理小组。1987年，医院领导成员进行调整，夏惕勤任副院长，张赵盾任党委书记，李兰娟任党委副书记。本年度被评为省级文明医院。1988年，姜飞球任医院副院长。1989年，医院被审定为国家三级甲类医院，同年成立了文明医院领导小组、医德医风教育小组、质量管理小组。1990年，在全省36家医院开展的“双优”活动中被评为先进医院。1991年，干梦九任医院副院长，王竞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992年，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993年，王竞任医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李兰娟任党委书记，千梦九、李兰娟、何超、陈水泉为副院长。新领导班子制定了《浙医一院党政干部守则及廉政措施》。同年开设名医门诊、分科咨询门诊和专科门诊。医院加强了安全医疗制度，制定医疗质控指标、病历评分细则等。在卫生部组织的行业作风检查中，医院5项指标(医师的医疗质量、服务质量、护士的医疗质量、服务质量和对医院的医疗信任)均名列第一。1994年，医院实行新的奖金制度，新设专职物价员，实行成本核算和质量管理。职能科室逐步应用计算机管理。1995年，加强行风建设及医院文化建设，医院被评为优胜单位。同年1月荣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1996年，评为杭州市文明单位和浙江医疗质量管理优胜单位。同年，医院提出了以病人为中心、缩短平均住院日、争创三级特等医院的奋斗目标。眼科作为医院改革的试点，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卡罗来纳眼科中心合作成立浙益眼科中心，于5月13日正式开诊。10月，赖瑞南任党委副书记。1997年3月，医院调整了领导班子，郑树森任医院副院长，主持医院工作，何超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干梦九、何超、陈水泉、厉有名、陈亚岗任副院长。医院进一步开展“以病人为中心”的工作，
在缩短平均住院日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重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实施凝聚力工程，发挥广大职工主人翁作用。1997年10月，郑树森任院长，何超任党委书记。至1997年6月底，共有22个党支部，有党员393名。有民进、农工、九三、民革、致公、民盟、台盟等民主党派成员共200名。有13个团支部，团员340名。1992年至1994年先后召开首届职代会第一、第二、第三次会议，1995年至1997年先后召开第二届职代会第一、第二、第三次会议。
医疗方面：医院坚持“病人利益至上，医疗质量第一”的方针，不断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发展学科，形成特色。传染病科于1987年起开展人工肝支持系统在重症肝炎治疗中应用，现以感染性疾病的临床和实验室诊断，尤其各型病毒性肝炎的诊治及抗生素的临床验证和应用见长。血液病科于1987年首次报告成人急性白血病五年、十年生存率，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目前对白血病的综合治疗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在血液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的临床实验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眼科于1996年开展了新型的无缝线角膜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与折叠式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以及高度近视眼的眼内接触镜植入术。目前在眼屈光学、眼底病学、角膜移植方面成绩斐然，白内障手术治疗与国际接轨。泌尿外科于1985年开展尿酸结石的溶石治疗、前列腺增生的冷冻治疗；1987年开展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在肾癌诊断中的应用、复杂性尿道狭窄的会阴部皮瓣替代术；1992年开展第十肋间胸膜外胸腹联合切口的应用；1994年开展体外冲击波碎石技术。目前承担WHO的计划生育课题。心内科于1985年开展省内首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1989年开展省内首例经皮二尖瓣球囊成形术；1992年开展省内首例射频消融术治疗室上性心动过速；1993年率先在国内开展以Rashkind双伞闭合器关闭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PDA)；现介入性诊断与治疗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在省内具有明显优势。肾移植血液净化中心自1991年成立以来，完成血液净化治疗35000多例次，尿毒症患者经透析治疗存活最长时间已超过14年。至今完成肾移植500余例，年移植总数超过100例，一年存活率达97％，其中最长存活10年以上，属国内先进水平。
心胸外科于1982年开展深低温停循环心脏直视手术；1985年开展省首例大隐静脉冠状动脉搭桥术。目前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肛肠外科于1984年开展全结直肠切除、小肠贮袋肛管吻合一期手术，治疗顽固性溃疡性结肠炎和家族性腺瘤疾病；1986年对顽固性排便困难开展手术治疗；1995年开展复发性直肠癌再手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普外科于1982年开展全胃切除采用小肠代胃术；1990年开展省内首例腹主动脉瘤切除术、人造血管重建术；1993年开展腹腔镜手术；1994年开展肝癌冷冻；目前对肝癌的治疗、胰腺炎诊治以及TIPSS手术等血管介入治疗，具省内领先水平。普外科、肿瘤科、放射科于1985年率先在省内开展肝动脉DSA检查和介人性肝动脉治疗；1 986年在国内率先行数字减影肝动脉并肝静脉造影术；肿瘤外科在治疗甲状腺肿瘤、胃癌和肝癌的方面颇有特色。消化内科于1992年开展胃肠功能及24小时食道胃液PH检测；1994年开展内镜直视下放置食管支架治疗食管狭窄；1997年开展内镜十二指肠乳头切开取石术。现内窥镜诊治消化道疾病方面有独到之处。内分泌内科在糖尿病、甲亢诊治方面省内领先。呼吸内科纤支镜检查和治疗始终保持省内领先水平。口腔科在口腔颌面部肿瘤、畸型缺损、颞下颌关节病诊治及人工种植牙技术方面具有优势。耳鼻喉科在听力重建手术、全喉切除发声重建手术等方面有独到之处。
骨科脊柱外科手术具较高水平。神经外科开展各种颅脑手术，成功率高。神经内科以脑血管病及癫痫治疗见长。皮肤科以激光治疗、冷冻治疗见长。中心监护病房的设备、规模及技术均达到国内第一流水平。放射科设备精良，可开展多种省内先进的介入治疗。
麻醉科成功地开展多种高难度手术的麻醉，使危重病人得以挽救。病理科在免疫组化、骨髓活检、癌基因检测、冰冻切片等技术省内领先，质控连年优胜。输血科在国内率先开设血液治疗门诊和建立输血会诊制度，十多年安全输血无感染。超声诊断科开展占位性病变的彩色血流鉴别、多普勒检测、术中超声等新项目，达到较高的诊断水平。检验科参加WHO微生物室间质控多次取得了国内第一、二名的优秀成绩。护理部开展整体化护理的试点工作。15年来，医院总门诊量达7950807人次，住院病人达124866人次，住院手术达76834人次。近5年来，先后组织医疗队30批，210人次，其中多数为高级专家，赴遂昌、云和、青田、玉环、东阳、嵊泗等山区、海岛地区开展医疗扶贫、救灾防疫、学术讲座等活动。积极组织向社会献爱心活动，多次为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免费治疗。并参加援外医疗队赴马里中非等国家开展医疗工作。
教学方面：作为教学医院，曾多次受卫生部委托，举办了传染病、血液、眼科、泌尿科、肝癌、胃镜、B超等全国性的培训班，为省内外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980年浙医大医学系实行院系结合，成立医学一系、医学二系，相应成立了内、外、传染、中医等10个教研室，院系结合筹备小组组长为郁知非。本院承担医学一系的教学任务。1988年9月，一、二系合并为医学系，至1990年6月医学系再度分为医学一、二系，本院院长兼任一系主任。1993年10月临床医学院成立，由本院院长兼任第一临床医学院院长。
医学一系成立以来，医院承担医学系五年制、三年制的临床课程及预防医学、护理等专业和成人教育的临床教学任务。自1988年起，承担临床医学七年制教学任务，在七年制教学中开展单科独进，床边教学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方法和综合分析能力；经常采用以问题为中心进行课堂讨论的形式，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外语教学，编写英语补充教材，在英语试点班与七年制教学中增加英语授课的比重，在实习中开展英语交班、英语查房，提高学生临床外语水平。现年教学时数达5000余学时，每年为社会输送合格的高级医学人才150名左右，合格率达97％左右。医院每年接受毕业实习生200余人次，每年接受省内外进修医生200余名。此外，还承担了大量的进修医生培训和成人教育任务，并与金华、嘉兴、湖州、台州、杭州等10余所教学医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定期抽调教师进行教学检查、辅导、上课、教学查房等教学活动。自1986年起，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汇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理论辅导课讲义》，并修订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手册》。1994年起，和德国赫司特公司联合举办学术活动，开展专业讲课130次；外语讲座20次；举办英语沙龙20次，参加人数共15000余人次。自1997年1月起，受卫生部委托先后举办了“白血病治疗新进展”、“临床输血理论与实践”、“食管疾病诊治新进展”、“胰肾联合移植及其它器官移植的新进展”、“介入性心脏病学新进展”、“危重病监测与治疗及脏器生命支持技术应用”、“彩色多普勒的临床应用”等14个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并举办“现代心脏瓣膜外科基础理论及应用”等6个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医院设有传染病、心血管、血液、眼科博士研究生点4个，有消化、内分泌、普外、泌尿等硕士研究生点15个。82年以来，共培养博士生25名，硕士生182名。
科研方面：医院坚持以高科技服务病人的方向，1993年12月医院设立了科教科。
医院设有浙江省器官移植中心、省护理中心、省药物不良反应监察中心、省核医学中心、省中毒急救与防治中心等。并设有传染病研究所和血液病研究所，其中传染病研究所病毒性传染病实验室于1996年被批准为卫生部重点实验室，成为我省首家部级医药卫生重点实验室。另设有细菌、免疫、病毒、消化4个专业实验室及消化病、心血管、内分泌、肝胆胰外科、泌尿外科学、心胸外科学、眼科学、感染病、临床免疫病理、核医学、肿瘤外科、临床药理、计划生育研究所男科学临床研究室，共13个。拥有省级、校重点学科5个，分别是传染病学科、血液病学科、心血管病学科、器官移植学科、泌尿外科学科。历年来获得了许多科研奖项：1982年至1991年，共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6项，省级科技进步奖31项。1992年立项课题有27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I项。1993年立项课题24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3项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发表论文165篇。1994年立项课题27项，其中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6项，18项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发表论文182篇。1995年立项课题35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获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17项，5项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发表论文212篇。1996年立项课题61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获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1I项，8项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发表论文228篇。医院积极开展重点学科建设，1992年确立器官移植为本院重点发展项目，以此带动其它学科的发展。同年着手进行移植的基础研究和动物实验，1993年4月进行省内首例异体全肝移植获得成功。同年进行了心脏移植的动物实验。1994年至1996年先后进行了三例胰十二指肠及肾联合移植术治疗糖尿病并发晚期尿毒症患者，均获成功，存活时间之长属亚洲最佳记录，主刀医师郑树森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受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接见。1994年以来，成功进行三例异基因骨髓移植。1996年成功地进行了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同年，。肾移植达到103例。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1994年5月，主要从事角膜移植、肝脏和胰腺移植、肾脏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心脏移植及移植免疫、移植分子生物学等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工作。1995年被确定为省器官移植中心，逐步成为全省器官移植工作的临床、科研基地。
医疗设施建设：1984年，医院购置El本东芝1250毫安x线装置一套，包括心血管造影机、断层摄影、胃肠遥控装置、数字减影四个部分。1987年，购置B超仪、麻醉机、心导管、自动生化分析仪。1988年，医院购置ECT、中心监护系统、口腔全景X光机、动态心电图机。1989年，购置全身CT扫描机、血凝仪、人工肾机、牙科活动机、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冷冻切片机、呼吸机、人工心肺机、血细胞分离机等。1991年，医院新增中央监护系统、多功能呼吸机等仪器。1993年，医院购置了前列腺射频治疗仪、全能麻醉机、眼用AB超仪、口腔综合治疗台等。血液科建立了骨髓移植病房。1995年，医院新增体外超声波碎石机、钼靶x诊断仪(乳腺摄影机)、彩色多普勒电脑声像仪等先进的设备。
基本建设方面：1983年、1986年、1987年分别完成华家池1幢、2幢、3幢职工宿舍楼的建造；1995年，完成定海村两幢宿舍的建造，改善了职工住房条件。1984年医院5060平方米的专科病房楼完工。1991年7月完成九层病房大楼的建造，9月10日开始试用。1992年5月17日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完成马所巷的堵巷工作，改善了就医环境。同年，门急诊综合楼经省计经委批准立项。1994年，门急诊综合楼的规划工作基本完成，建筑面积达38000平方米，并开始设计。1996年8月医院举行门急诊综合楼(系浙江省重点工程)开工典礼。当时，省政府柴松岳副省长、徐志纯副省长等领导同志为工程奠基。门急诊综合楼一期工程——传染病楼于1997年5月份完工交付使用。
医院注重发展国际联系和交流。近5年来接待1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约200人次，派往美国、德国、瑞士、El本、法国、香港等31个国家和地区留学、讲学、合作科研和参观学习的人员有约300人次。
悠悠五十载，杏林春满园，医院现已成为全省医疗、教学、科研指导中心之一，在省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新闻媒介广为传播。一些新闻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健康报》等大报显要位置，甚至在国外报刊电台报道。近三年来，平均每年在省市新闻媒介发表新闻报道200余次。医院占地面积41亩，现有医疗建筑使用面积36344平方米，全院职工1300余名，拥有教授、主任医师等高级职称医护专家160多名。核定床位760张，每年门诊工作量近60万人次，住院病人1万余人次。兴建中的门急诊综合楼建筑群由主楼21层、群楼5层及感染病楼5层组成，可满足每天3000人的门、急诊量，将成为浙江省最先进的医疗建筑之一。50年来，严谨求实，已成为医院发展的根基。浙一人将继续发扬“严谨求实、救死扶伤”的光荣传统，在医院内部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享受愉悦，陶冶情操，进一步增强向心力、凝聚力，团结奋进，用不懈的
努力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概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座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现代化的综合病房大楼与古老灵秀的宝傲塔、崭新嵯峨的城隍阁遥相对应。登上十五层医院大楼之顶放眼眺望：咫尺西湖，浓妆淡抹尽收眼底；千年杭城，英姿勃发一览无余。星移斗转，五十春秋，儿童医院随着杭州的飞速发展，也发生了根本的、瞩目的变化。
春风玉露，物润华发。儿童医院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在历届党委和院长的率领下，认真贯彻党中央方针政策、法令法规，集全院职工之创造性，一步一步，把医院建成了融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为一体的，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浙江省最大的综合性儿-r 童医疗、保健、科研、教学中心。五十年来，医院职工与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经历了艰难困苦，致力改革创造，始于简陋，迈入现代。医院前进的每一步脚印，都渗透着几代人的智慧和血汗，每一个里程，都铸刻下几代人的荣誉。今天，我们认真地记录与研究这一部创业史，足以告慰前辈、激励后人。下面就历史、现实、未来三部分作综合记述：
回顾历史 创业维艰
1922年6月。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成立，并在杭州延安路孩儿巷13设立了附属医院，医院规模极小，并无儿科医师，一切妇幼疾病皆由内科医师诊治。1949年杭州解放后，军管会进驻卫生系统，接管了附属医院，军代表曹明，医院代院长石华玉教授。当时医院只有6张儿科病床，每天门诊仅10余人次。1950年初，省卫生厅派高峰同志来院担任行政院长，赵兢初教授任业务院长，铁文同任政治协理员，军代表曹明调离。
一．初创期(1951年—1954年)
1951年5月，原“浙江省医药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儿，妇产科与原“省立杭州医院”和“浙． 江省立医学院”的儿、妇产科合并，在孩儿巷164号附属医院原址成立了“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
院址原为伪浙江省省长夏超的私人官邸，经过装修，勉强安置了100张床位(产科50张，妇、儿各25张)。妇、儿分开门诊，儿科门诊日50人次左右。第一任院长厉矞华，由浙江省首任省长谭震林任命，高峰任党支部书记兼行政院长，吴廷瑶任副院长。当时全院职工人数约100余人，仅厉矞华、王宗瀛等5位儿科医师。总护士长陈文淑，辖护士长4-6人、护士约20人。设备极其简陋，听诊器是主要的诊断工具。科不分内外，事不论大小，大家通力合作，除医疗之外，还要承担其他工作如预防接种卡介苗、破伤风疫苗、培养改造社会上的接生婆等。
1952年，原“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了“浙江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妇产科、儿科并入省妇幼保健院，行政事务由卫生厅管理，业务技术归属医学院管理。当时医院的床位数已增至150张(妇、产各50张，儿科50张)，由于就诊人数日益增多，原有的规模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1953年8月，妇产科迁到杭州市学士路10号原弘道女子中学旧址，儿科仍留在孩儿巷原址。1954年2月，经省政府批准，省立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与儿科分开建制，分别成立了“浙江省妇女保健院”和“浙江省儿童保健院”。至此，浙江省唯一的儿科专科医院正式诞生，厉矞华任院长，高峰任党支部书记兼行政副院长。临 ． 述床分楼上楼下两个科室，厉矞华、王宗瀛分别担任科主任。当时主要医师有李鸿汉、钟同玺、裘克文、黄达枢，叶瑞云、宣祥林、黄贵德、陈卧兰、黄文曼、张世慧、李秀珍、杨秀芳及护士叶 ．庆云等人。全院共50—60人，床位由50张扩大至60张，医护人员门诊、病房统一调遣，采取24小时负责制，不能离开医院。
二．发展期(1954年—1965年)
儿童保健院成立之后，由于业务迅速开展，门诊人次与床位比例的矛盾日显突出。经上级审批并拨款，在一街之隔的竹竿巷101号(现57号)筹建新院。这里原是一座古刹天长寺，古树、池塘、老井、芳草萋萋。近延龄路(后改延安路)，闹中取静，是儿院较理想所在。新建的医院建筑面积5230平米，包括门诊楼、住院楼、草地花园，门诊部前的一大片葡萄架，遮天蔽日，体现 ]了超前的绿化意识。1957年新院竣工，年底迁入住院部，次年1月又继迁门诊部。新的儿童保健院有3个普通病区和1个传染病区，计床位120张。门诊除医疗科室外，尚有药、化、放、供应、营养等辅助科室。职能科室有人事、总务、保健科及图书、病案等室。全院工作人员139人(含 J医学院教学编制7人)，床位与工作人员之比为1:1.1。1958年医院创办了第一所护校，收学员18人。1959年春为浙江培养了第一批60名儿科专业医师，这是播向全省的儿科医务工作者的种子。医院曾组织过100名浙医学生进行小班轮回教学，为浙江儿科培训了师资。1958年浙江省各地发生了麻疹大流行，儿院职工全力以赴，腾出食堂、走廊、库房等作临时病房，病床增加到230张，医务人员日夜抢救患儿，及时遏止了麻疹传染的事态，受到了政府的褒奖。事后总结并写出了“1831例麻疹病例分析”论文。1960年，医院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保健院”，受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省卫生厅双重领导，党支部统一改为党总支。儿保迁址后一个时期，在医院党总支的领导下，政治思想工作十分活跃，提倡“又红又专”，医院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广大职工特别是知识分子奋于自我改造，勤于敬业服务，1958年曾涌现出先进工作者49人，其中裘克文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1960年陈美章、陈宏志开始筹设外科，1961年医院正式成立了，J,JLgF科，从浙医二院调来彭崇惠任负责人，从此医院结束了单一的儿内科状况，步入医疗多元化道路。随着编制的扩大、技术力量的加强，医院初具规模，开始朝融医疗、教育、科研、保健为一体的方向探索发展。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
1966年“5．16通知”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社会上派性对立，组织涣散，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儿院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广大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均受其害，党政医疗工作和正在实施的发展计划受到严重的干扰与破坏。1968年11月医院成立了“革委会”，成员有赵瑞茂等8人，科室组织机构打乱，指定临时负责人维持工作。 ～。文革”期间，大多数同志能牢记“为儿童健康服务”的宗旨，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医院倡导“中西医结合”，组织医护人员上山下乡，一方面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一方面用一根针、一把草坚持为工农服务，抢救治愈的病人无以数计。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医院不忘学科建设，在 11972年成立了白血病研究组，这是儿院第一个科研组织，设有专科病房，在厉矞华教授的鼓励与带动下，开展了对急性白血病的临床研究工作。1976年成立了内科实验室，为医疗、教学、科研筹建了实验基地。
四．整顿与恢复期(1976年—1978年)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长达I 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通过批判极左路线，清算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罪行，逐渐消除了派性，儿院新的党委与领导班子也随之组建起来。在整顿初期，由厉矞华任院长，水泉祥、薛品荣、庄明善任副院长，高峰与上官光钦分别任党委书记、副书记。医院领导班子团结一心，坚决执行党中央“拨乱反正”指示，狠抓组织整顿与政治思想建设，通过内查外调，为12位党内外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恢复了名誉。
五．改革开放．迅速发展期(1978年—200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保证改革开放的顺l 利进行，1983年在全院开展了“五讲四美”和。三优一学”活动，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进一I 步贯彻“医院工作条例”，以有序化取代。文革”中的无序化。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全院职工意气风发，积极行动，改变“脏、乱、差”的历史状况，竭力创造“清洁、整齐、安静、舒适”的文明环境。在1983年的“文明礼貌活动月”中，儿院被评为浙江省8个省级医院。优良秩序”单项第一名。
这个时期，医院规模迅速壮大。1978年破土兴建外科楼，1980年外科楼落成，由原来的外科分为普外科、骨科。1981年3月成立d,JL,L,胸外科，原内科病房加到四层。1984年5月，在美国民间健康基金会(HOPE)的帮助下，成立了浙江省唯一的“新生儿监护中，L,(NICU)”，初起由中美专家联合工作，从此开始了与国际更广泛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据1985年底统计，全院有10个病区，320张床位，工作人员600余人，其中主任医生(教授)1人，副主任医生(副教授)10人、主治医9币(主管护师、主管技师、讲师)等中级职称53人。1985年医院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儿童医院”、“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1984年以来，医院三易领导班子，洪文澜、水泉祥、康曼丽、赵正言先后担任院长和党委书记，其间曾任副院长的有薛品荣、唐佩文、欧弼悠、陈肖肖、戎芬芬。现任院长赵正言，党委书记薛金增，副院长俞惠民、杜立中，党委副书记方曙。三届领导班子肩负深化医院改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使命，他们承前启后，带领全院职工开拓进取，使医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85年，新生儿监护室已拥有呼吸机、心肺监护仪、床边X线机等国内领先的仪器设备，能开展对早产儿肺透明膜病正规、有效的人工呼吸机治疗，对极低体重儿的抢救成功率也显著提高。
该中心成立后每年抢救各类危重病人近千例，成功率达90％以上。小儿心胸外科体外手术近300例，手术成功率90％以上，开展法乐氏四联症等高难度的d,JL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在省内初具I 影响。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尤其是独生子女，一患病就要到儿童医院来诊疗，儿童医院门诊与住院人次日趋增多。1985年年门诊26万余人次，到1990年年门诊达42万余人次，2000年达到83万余人次；1985年住院患儿6000余人次，1990 概述年8000余人次，到2000年达14000余人次。病人的快速增加，医院硬件设施与病人流量极不适 工]J[夏 应，矛盾越来越突出，为缓解医患矛盾，医院改善门诊和住院环境已迫在眉睫，1983年省政府正概 式批准立项，在原门诊地块上建造新的12000平方米的门诊综合大楼，1984年破土动工，1988年述竣工投入使用。门诊大楼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就诊环境，同时增设了许多迫切开展的科室，如口腔 J科、耳鼻喉科和内外专科门诊以及新的检查项目，扩大了内科实验室、图书馆和病案室等。
进入九十年代，医院在新生儿监护方面已达到国内领先的水平，d,JL心血管内外科、小儿白血病的诊治及小儿消化等方面发展迅速，在全国儿科颇具影响。随着医院知名度的扩大，全省乃至周边省市的患儿都慕名而来，内科病房尽管增加到360张床位，仍远远不能满足病人需要。病房小、设施简陋、结构不合理制约了医院的发展，极待改建新的病房大楼。1993年医院提出申请要求省政府建造新的病房大楼。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郑树教授得知泰国M·亚太有限公司总裁林明达先生愿捐款儿童福利事业，热心牵线，林先生同意捐款150万美元用于儿童医院建造病房大楼，并于1996年5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捐款仪式，这样很快促成了省政府对儿童医 ，院病房大楼项目的立项。1997年12月底病房大楼在原内科病房地块上破土动工，2000年底新病 I房大楼竣工，2001年4月投入使用。新病房大楼15层，高度为57．5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 I2—14层为病房，设床位550张。同年6月5700平方米的辅楼竣工，8月投入使用。新病房拥有高 J智能化的设施装备，为病人提供了良好的医疗技术和住院环境。
198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我院为儿科博士点，2000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加速了研究生的培养，到2000年医院共培养研究生76人，其中博士生15人、硕士生61人。
为加强医院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1991年成立了“儿科研究所”，1997年成立了“浙江省新生儿疾病防治中心”、“浙江省dgL,61血管防治中心”，1999年1月成立了“浙江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浙江省基因诊断中心”。1995年以来医院每年投入500-800万元人民币购置医疗和科研仪器设备，到目前为止医院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已逾5000万元人民币。
1998年9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所学校合并，我院更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儿童医院”和“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目前医院有职工823人，其中教授、主任医师48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106人，拥有一批学科专家与研究生导师队伍，指导医疗、教学、科研和儿童保健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医院狠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了医院的综合素质，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形象，为今后创国内外一流的儿童医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 突飞猛进
五十年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儿童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陋到现代化，从单一的儿内科逐步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科系完善、特色突出、专家荟萃的综合性儿童医院，成绩斐然，令人瞩目。在医院的创业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工作量
工作量逐年增大，医疗质量逐步提高(附工作量统计图)，现拥有稳定的病人来源， 1年门诊80—90万人次，住院病人1．5—1．8万人次。
创收在依法合理收费、减轻病人负担的前提下，开源节流，医院财务收入年年递增，现年瑚壁爹t年 ． 1一收入达1．8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列全国儿童医院首位。
基建
改革开放二十年，是医院大兴土木的二十年。经过三次大的拆迁、维修、新建，使医院环境焕然一新，总投资1．32 t’L元，总建筑面积39562平方米。新投入使用的病房大楼是集消防报警系统、中央空调系统、卫生电视接收系统，监控系统、楼字自控系统、广播系统、电脑网络系统、医用气体系统、局部区域净化系统为一体的、全国一流的新型病房大楼。医院用地面积扩大到44．68亩。为解决和改善职工住房，共修建、购置住房207套，总建筑面积12668．97平方米。
设备更新
现代医院发展，引进配置各种高新尖仪器至关重要，医院为此付出了必要的代价，近两年来，每年以1000万元购买设备，现全院医疗仪器固定资产已逾5000万，名列全国儿童医院前茅。
人才培养
通过历年的考核、晋升、招聘、省内外进修及出国留学等多渠道培养，医院现拥有雄厚的师资与技术力量，现有正高48人、副高106人；1982-2000年全院招收博士生15人，毕业8人；招收硕士生62人，毕业36人。毕业留院工作的研究生29人。获得在职申请硕士学位者12人。儿科学是省级重点学科，具硕士、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现有硕士导师28人、博士导师7人。医院近年来共举办国家级的继续教育项目8次，省级13次，与比利时合作举办脑瘫康复项目2次，与浙江省儿科学会共同举办儿科学术交流会年平均1-2次，并多次协助“中华医学会”举办全国性儿科专业会议，借此交流、促进、培养人才。
学科建设
医院十分重视学科建设，按照国际惯例与综合儿童医院的起码要求，逐渐扩大编制。20年来，内科从一个科室发展到8个专业科室：新生儿科、内科监护中心、呼吸科、消化科、血液科、心血管科、神经科、内分泌与肾脏科，外科从无到有，现在设有普外科、骨科、烧伤整形科、心胸外科、外科监护中心、麻醉科等多个科室。学科建设卓有成效，新生儿重症监护、d,JL消化专业居国内领先行列；心血管、白血病恶性肿瘤专业居国内先进水平；是国内新生儿专业重要培训基地。近10多年来，护理部努力适应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己、理——社会医学 模式的转变，积极培养新型的儿科护理人才，现已成为全省唯一能担负起儿科护理、儿科大中专教学、儿科护理科研、急危重症患儿抢救和预防保健的一支充满活力的儿科护理队伍。
科研
医院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工作，为保证各项科研顺利进行，投入了大量资金引进设备，各种渠道培养与招聘人才，加速研究的步伐。根据实际情况对内科实验进行了结构调整，11年的努力，现有“四室两中心”(即营养分析研究室、血液肿瘤研究室、免疫生化研究室、生物分子研究室、浙江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与浙江省基因诊断中心)。实验人员由1976年的2人增至现在的13人，其中高级职称5人。实验场所增加到1000平米，设备齐全，已通过政府验收，定为中医药国家二级实验室，是医院开展科研的主要实验基地。为使科研纳入正规道路，早在1991年就成立了“儿科研究所”，有大批专家参与研究课题。近10年来，全院共承担省、国家科研102项，已完成鉴定33项，获奖31项(附表)。
论著据不完全资料汇总，全院共发表论文2000余篇(国家级刊物约400余篇、其中中华级200余篇)，编写专著与教材近20部。
儿童保健
自1987年成立儿童保健科以来，工作成绩显著，已开展了心理评估、视听保健等多个检查新项目，对全省儿童保健工作起到指导作用。科研、教学、学术交流、儿童健康教育10概述卓有成效。
儿科教学
儿科教研室成立于1952年，人员由当时的3人发展到目前的14人(高级职称13人)，1996年又成立了医学儿科系，五十年来为培养儿科专业知识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文革以后，每年大约除完成10—14个班(300—400人)医学系儿科教学任务外，还完成了其他有关科系的儿科教学与提高任务。累计年教学超1300余学时。
国际交流
自1993年与美国民间健康基金会合作建立“新生儿重症监护中心”以来，先后与加拿大、日本缔结了“姐妹医院”。20年来共接待国际友人100余批，近1000人次，125次派人出国学习考察，通过经验交流、设备引进、技术培训，使医院在现代化进程中获益匪浅。
荣誉示例
医院连续13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医院”。1990年以来计划生育工作年年被评为下城区市级先进单位。1988年门诊获省市医院“双优竞赛”急诊质控第二名，1991年获84家医院窗口服务第三名，1993年以来年年被评为下城区传染病监控医院和管理标兵。1996年被卫生部评为妇幼卫生先进单位。1999年被评为浙江省医疗卫生先进单位。
展望未来 争创一流
医院发展总目标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医院将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根据浙江大学提出的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以科研为动力，争取用5一lO年时间达到国内一流儿童医院的水平，用10年时间，使若干专业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医院的最终目标是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儿童医院。
医院发展五年规划
1．扩大住院床位数．满足病人需要。至2005年，床位数从现有的580张增至800张，职工人数控制在1100人以内。
2．整体规划医院。加强基本建设。5年内扩大医院用地16亩，保留发展用地6亩，新建门、急诊大楼1．8万平方米，使医院建筑面积从现有3万平方米扩大到5万平方米。同时，扩大绿化面积，营造洁净优美的就诊环境。
3．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力争使医院总资产从现有的2．57亿元增加到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由现在的1．8亿元增至3亿元。医院年总收入达2．2亿元人民币。
4．强化质量管理．提高医疗质量。建立由老专家为主体的医疗质量管理小组，制定质量考核内容和评估指标，将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
进一步完善整体护理，加快住院病人周转率，平均住院日控制在10天之内。
合理使用抗生素，严格控制院内感染。使抗生素合理使用率在85％以上，将院内感染率控制在10％以下，无菌手术切口感染率<0．5％，无菌手术切口甲级愈合率>98％。
严格输血登记审批制度，大力开展成分输血，使之继续保持在85％以上。
5．加强学科建设．重视人才培养。
根据医疗、科研、教学的需要，按专业组建科室。巩固原有一些专业在国内的领先地位，扶持新兴专业进入国内先进行列。
每年开展或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新项目。
新生儿疾病的防治与研究：重点对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病原、重症呼吸衰竭的急救、神经生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使其系统化；
消化专业：在已开展的d,UL消化内窥镜、胃肠动力诊治技术的基础上上，进一步开展食道扩张、ERCP、HP感染的分子生物学等研究；
小儿心血管专业：重点对复杂先心病的治疗、心导管介入治疗、z先心病的发病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开展微创心胸外科、大血管转位的SWITCH手术治疗；在条件成熟时开展心脏移植手术。
血液病的治疗与研究：开展对部分自行研制的抗人白血病单抗体进行人源化改造，进一步开展对血液恶性肿瘤进行各种造血干／祖细胞的移植等多种项目的治疗与研究；
小儿神经系统疾病：重点开展对小儿癫痫病因及治疗的研究、对神经肌肉性疾病的分子病理研究、对小儿脑瘫流行病学调查及康复的研究；小儿外科：开展小儿器官移植工作，重点在肝脏、肾脏移植方面有所突破；r 儿童保健：重点研究环境、营养因素对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深入开展对儿童生存质量的监测，对先天性疾病进行分子生物学筛查与诊断，开展对营养性疾病、心理疾病的早期干预。
l 以各种方式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人才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的学历层次、外语水平、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引进国内外相关学科的高级人才，做好青年学科带头人的选拔和培养，建立合理L 的人才梯队。5年内拟培养博士生导师8-10名，硕士生导师20名，争取90％的专业有硕士生导师，50％专业有博士生导师。争取有2—3名教师进入“151”人才梯队。
6．增加科研投入．加强实验室建设。每年投入1000万元人民币以更新和增加医疗仪器设备，增强医务技术力量。科研经费投入占医院平均业务年收入的3—5％，争取本院实验室成为省重点实验室；申报科研课题、发表论文和科研成果的获奖方面，在现有的层次和数量上有较大的提高。
7．建立和完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引进相关专业人才，加大软硬件的资金投入，建立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的计算机网络。213年内，实行挂号、批价、收费一体化，扩大门诊病人基本信息的收录；建立门诊医生电子处方管理系统、病房医嘱管理系统、住院病历基本信息数据库、院内感染管理系统、检验(实验)自动传输及查询系统、药库管理系统等，实行医疗流量、药物流量，设备、后勤和财务的计算机管理；在3-5年内引进图象管理系统(PACS)，建立图片资料的处理及网上传输，部分替代传统的实物图象储存方法。
8．深化医院改革．推进医院管理I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搞好定岗、定编、定员工作，逐步实行岗位聘任制，由身份管理转变为I 岗位管理；根据医疗工作需要，减员增效，调整各类人员的配置，扩大卫技人员比例，缩减行政、． 工勤人员，使病床数与人员之比渐趋合理。
L 深化奖金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科学的业绩评估和奖励制度，使之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I 加快后勤改革步伐，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后勤服务全面社会化。

医院名称沿革一览表

时间	医院名称	隶属关系名
1949年以前	浙江省医药专门学校附属医院	浙江省医药专门学校
1951年	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	浙江省卫生厅、浙江省立医学院
1952年	浙江医学院附属妇幼保健院	浙江医学院、浙江省卫生厅
1954年	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浙江医学院、浙江省卫生厅
1960年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保健院	浙江医科大学、浙江省卫生厅
1985年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浙江省儿童医院  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浙江医科大学、浙江省卫生厅
1999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浙江省儿童医院  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浙江大学、浙江省卫生厅

历届院级行政领导一览表

任职时间	院长	副院长
1951年～1968年	厉矞华	高峰(1951年～ ) 吴廷璹(1951年～? ) 刘庭选(1954年～? ) 郭云翔(1960年～? )
1968年～1976年	文革期间由医院革委会替代行政领导
1976年～1983年	厉矞华	高峰( ～1983年) 水泉祥(1978年～ ) 薛品荣(1978年～ ) 宋遵杰(1978年～1981年) 庄明善(1979年～1983年) 洪文澜(1981年～ )
1983年～1991年	洪文澜	水泉祥(1987年调浙医大任组织部长，后任浙医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薛品荣 康曼丽(1983年～1991年) 赵正言(1984年～ ) 唐佩文(1987年～1991年)
1991年～1997年	康曼丽	赵正言( ～1997年) 陈肖肖(1991年～ ) 薛品荣( ～1994年) 欧弼悠(1991年～1994年) 俞惠民(1994年～ ) 戎芬芬(1994年～ ) 杜立中(1995年～ )
1997年～2000年	赵正言	俞惠民 杜立中 陈肖肖( ～2000年) 戎芬芬( ～2000年)
2000年～至今	赵正言	薛金增(2000年～ ) 俞惠民 杜立中

医院五十周年大事记

1951年 5月，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儿科、妇产科与杭州省立医院儿科、妇产科合并，成立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厉矞华任院长，高峰任书记。
1952年 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在妇幼保健院内设立儿科教研组，由厉矞华教授负责教学工作。
1953年 8月，妇幼保健院妇产科迁往学士路，儿科留在原址孩儿巷164号，分别筹建儿童保健院与妇女保健院，分开时儿童保健院有职工88人。
1954年 正式成立浙江儿童保健院，组建新领导班子，厉矞华教授任院长，高峰任书记兼副院长。
1955年 儿童医院新院址竹竿巷lol号(现57号)动工。
1957年 年底，住院部由孩儿巷164号迁入竹竿巷101号新院址。
1958年 6月，门诊部相继迁入。
创办护士学校，首批学生20名，医院正、副院长兼任护士学校正、副校长。
1959年 为浙江培养了第一批60名儿科医师。
1960年 医院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保健院，隶属于浙江医科大学。
10月，成立小儿外科，11月进行了第一例手术(肠粘连松解术)。
医院党支部改为党总支委员会，总支书记高峰。
1963年 首例巨结肠根治术(改良Duhamel术)手术成功。
1972年 响应周总理攻克肿瘤的指示，医院成立“白血病恶性肿瘤诊疗研究小组”。
1980年 由厉矞华教授等完成的“三尖杉酯碱联合治疗急性非淋巴性白血病”首次获浙江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外科迁入新大楼，大外科分为普外科、胸外科和骨科。
1981年 经国务院批准，我院成为第一批硕士点。
1984年 与美国民间健康基金会合作建立“新生儿监护中心”，建立中心监护病房，这是我院第一次与国际合作，并首次应用人工呼吸机治疗早产儿肺透明膜病成功。
医院领导班子调整，院长洪文澜，党委书记水泉祥。
1985年 医院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名称为“浙江省儿童医院”和“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药剂科通过卫生厅验收，成为浙江省首家《合格药剂科》的省级医院。
1986年 7月，经国务院批准，我院为儿科博士点。
首次被授予省级。文明医院”光荣称号，并连续保持了这一殊荣。
1987年 ICU首例超低体重早产)L(750克)抢救成功。
1988年 首次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科研项目。
新建门诊综合大楼竣工，举行落成剪彩仪式。
1990年 与加拿大纽芬兰杰尼威儿童健康中心缔结为“姐妹医院”。
1991年 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杜立中)毕业，导师洪文澜。
成立儿科研究所，厉矞华教授任名誉所长，洪文澜教授任所长，康曼丽教授、唐佩文主任医师任副所长。
医院领导班子调整，院长康曼丽，党委书记赵正言。
1992年 建立中央空调系统。
8月，香港东方报业集团马澄坤先生向我院捐赠100万港元，8月25日在医院九楼举行捐赠仪式，参加捐赠仪式的有鲁松庭、张浚生，钟伯熙、厉矞华、马澄坤及医院领导。
与比利时鲁文大学附属医院合作进行脑瘫康复培训项目。
1996年 泰国林云映薇基金会向我院捐赠150万美元，5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捐赠仪式。出席此次捐赠仪式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程思远，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省长柴松岳、省人大副主任郑树等。
浙江医科大学儿科系成立，康曼丽教授任系主任，俞惠民教授任系副主任。
被卫生部评为全国妇幼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1997年 医院领导班子调整，院长赵正言，党委书记赵正言。
成立“浙江省小儿心血管疾病防治中心”。
成立“浙江省新生儿疾病防治中心”。
调整浙江医科大学儿科系系主任，赵正言任系主任。
儿科学被省教委评为省重点学科(B级)，学科带头人赵正言。
设立医院护理奖励基金。
1998年1月，医院第一届学术会议开幕。
新生儿学科被省卫生厅确定为浙江省医学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杜立中。
9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医院更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并保留“浙江省儿童医院”、“浙江省儿童保健院”名称。
浙江医科大学儿科研究所更名为“浙江大学儿科研究所”，赵正言任所长。
1999年 医院第二届学术会议开幕。
省公安厅授予儿院“治安先进单位”。
成立“浙江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
成立“浙江省基因诊断中心”。
被省人事厅、卫生厅评为全省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心胸外科体外循环年手术突破400例。
2000年 医院第三届学术会议开幕。
医院成为儿科学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已招收一名博士后。
在省政府和学校领导的关心下，新门诊大楼的土地征用(16．5亩)达成协议，医院总面积已扩大至45亩。
中心实验室通过国家中医药二级实验室验收。
普外科成功进行连体婴儿分离手术。
医院领导班子调健．院长赵正言，党委书记薛金增。
新建十五层病房大楼竣工并通过验收。
2001年 医院第四届学术会议开幕。
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成立了泌尿外科、消化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科．肾脏内分泌科、血液肿瘤科、外科监护中心、脑外科、少儿女科等业务科室。
成立‘浙江省儿童听力筛查中心”。
十五层新病房大楼启用试运转。
五十周年院庆暨新病房大楼落成典礼。
第八届全国儿童医院院长会议在我院召开。

浙江大学在湄潭
李华超 洪星

历史悠久，声誉卓著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一八九七年建于杭州蒲场巷。一九0一年“求是书院”改名为“浙江高等学校”，一九二七年在蔡元培等人倡议下，将浙江工专、浙江农专分别改组为学院，并合并组成了“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 一九二八年正式改名为： “浙江大学”，设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七个学院。我国著名的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于一九三六年任校长后，不少著各的学者相继来校任教，教学 科研都有较高水平，在国内高等院校中享有较高的声誉。英国剑桥大学著各学者李约瑟博士曾称浙大是东方的“剑桥大学”。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浙大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目前浙大已有十五个系，是一所综合性的理工科大学，被列为我国重点大学之一。
抗战求存被迫西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寇大举向内地进攻，浙江杭州也危在旦夕。为了保护学校，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在生可祯 校长的领导下，先从杭州迁往浙东建德，继又从建德迁到江西吉安和泰和，再又迁到广西宜山。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广西 南宁陷琼， i’l戈卒远近宜山，日机狂轰烂炸，仅投向浙大驻地 的炸始就有一百一十八枚。在危急的情况下，竺可桢校长主 将全校师生大会，他慷慨陈词，分析形势，提出北进贵州遵义的宅张，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响应，当场接过竺校长授与的旗帜．又开始了艰苦的西迁。经过五千余里的行程，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在一九三九年底终于胜利到达黔北重镇一遵 义。
浙大到达遵义后，校总部设在遵义，下设有文、工、 理、农、师范等五个学院。因遵义（市）地势狭窄，加之地 理和气候对农学院发展不利等因素，决定把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迁至湄潭，全校各学院的一年级全部迁到湄潭县永兴镇。农学院是一九三九年底迁到湄潭，于一九四0年 二月份正式开课。理学院生物系于一九四O 年夏季迁到湄潭。浙大在湄潭的总部有教务处、总务处、图书馆，均设 在县城中心文庙里。开始学生上课的教室也设在文庙。第一期二年级六十人，三年级四十人，合计一百人。之后，大部分教室搬到南关万寿宫〈即江西会馆〉，理学院各实验室设在城西北湄江河对岸。房屋大部是新建的，室外大部分刷成 棕色。农学院的农学、园艺、病虫害、蚕桑各系都设在城西郊贺家祠堂的附近。生物实验室则设在祠堂里。周围是他们的农场，占地约二百亩号农场里设置有供植物生理实验用的 暗室，有用园木搭起－丈多高的自来水塔（ 一只特别大的木 桶可感十多挑水，用竹管引入实验室）。浙犬师院附属取学 设在文庙左侧武庙里，学生住在原军队遗留的营房里。以后 师范学院在城外湄江河边修建了教室、礼堂和宿舍（即现在湄潭一中）。浙大永兴分校有各院一年级学生五百余人． 教室和宿舍都在镇中心的“万寿宫”里。当时条件很差，住的是低矮简陋的房子，照明是桐油汀，生活十分艰苦。抗战期间沦陷区学生在校生活费用，全靠国民党政府发给的 薄贷金花持，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极为艰辛。当时浙大教师 的生活也十分清苦，据浙大当时的师生回忆z 苏步青教授住 在义泉模南街朝贺寺里，吃的是自己种的瓜菜，穿的是补巴 衣服。他的一个小孩，因县城医药条件差生病夭折。有的教 授由于生活无法维持，将在．国外留学时购置的计算机卖给学 校舍 求是精神严谨学风. 浙大是以求是为名而诞生的。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 浙大每迁一地，将断垣残壁、庙宇祠堂稍加修聋，便作课堂 和实验室。在祖国危急，生灵涂炭的生死关头，竺可帧校 长，不畏艰险，脚踏实地，追求真理，钻研科学，以理性和 科学之光启迪了一代青年。一九三八年，竺校长提议以“求实”作为校训。一九三九年，他进一步提出“要坚持求是精神，就必须有为真理而 献身的精神”．他要求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具有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问日日新．他始终坚持学以致用和生 产教育相结合，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曾多次到永兴分校作关于刻苦读书的报告二农化系罗登义教授非常重 视基础理论结合生产、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农化系基础课以 宠机，有机、公析化学为主要课程。罗教授亲自承担植物生 理课。他受酒潭茶场之委托，测定茶园土壤属怯， 、得出六 十三种结果，为开发湄潭茶园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交E测，定出湄潭油菜籽的碱化值为.170-174，腆化值为102.t-l l l 号还把湄潭生产的药酒、红糖、五倍子等土待产进行了化学分析。当时学生除上课、实验、作习题之外，白天大都在 实验室进行科研活动。此外学校还经常举办学术报告会，国 有关科学杂志常见有浙大师生发表的论文。一九四三年十 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七日，竺可桢在湄潭大成殿亲自主持 学术报告会，到会的有z 李约瑟夫妇、得真、毕丹跃、陈鸿适、季梁、同iJ 复、绪宝、淦昌、家祯、爱予、姚鑫等三十余人．晓沧任翻译。李约瑟主讲了《科学与民主》、《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队《中英科学合作馆与加尔各答中央联络部》等三个专题；毕丹跃讲了《英国战时农业研究》， 竺可桢校长最后讲了话。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的学者， 到浙大之后；他说2 “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府之 一”。他回到英国后，在英国出版的《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称浙大是“东方的剑桥”。浙大附属中学办得也是很出 色的，当时被誉为中等学校之秀。附中校长是由浙大师范学院胡家健教授担任。教师多为理、工、农等学院各讲师或助教兼任。学生犬都是浙江一带的流亡学生和湘桂川黔慕名而来的青年，也有湄潭县当地的青少年。该校第一届毕业生也大多数考入高等学校。
关心国事，追求进步 “倒孔”运动。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 古丢掉了祖国半边河山。－国统区的人民由于国民党残酷的剥削压迫，加上物价 飞涨，广大工农大众和靠薪水收入的公教人员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在此危难的形势下，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逃至香港，把搜刮的民财存到美国和北美的银行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浙大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成立了“打倒孔祥熙委员会”，并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抗议电报，制定了口号弄发 表了宣言。同时，还在校内张贴漫画、办壁报对国民党当局 进行揭露，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随着倒孔运动的深入， 又建立起“读书会”，每两周讨论一次国家大事。同学们 还把个人保存的进步书籍集中起来办地下图书馆。这些 书籍有z 《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新哲学大纲》，还有苏联和我国三十年代的进步作品。此外3 还 经常在校外田野或山坡上集会畅谈交流读书心得体会，议论 国家大事。倒孔运动后，国民党当局对浙大学生控制更加严密了。为了压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采用加重学生负担的办法，对毕业班学生实行会考制度，不参加者不准毕业。因此农学院三百一十二各学生发起了一场反会考斗争。当试卷发下来的时候，学生就冲进考场公开抢萝卷。为此学校开除了 两位同学，并给学生干事会主席记大过一次。竺校长对学生是十分关怀的。凡是学生进步的、爱国的正义行为，他都热 情地给予支持、赞助。他对学生是慈爱的，又是严格的。作 为学者，一校之长，他是不愿意学生闹学潮和罢课的。但是 当学生运动已经起来了，为了保，护学生不受反动派的迫害， 他总是和学生们站在一起。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学生上街游 行，强烈反对孔祥熙，竺校长就毅然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前 面，保护学生游行。
在竺校长的领导下，浙大不仅学风朴实，纪律严明，而且民主空气高涨，学生课外活动十分活跃。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相呼应的各种文学艺术团体也应运而生。进步学生们自 发地组织了“黑白文艺社”、“沙漠船词干”、“铁犁剧团外画社”等十多个公开的团体。校园内贴满墙报，读书会、 报告会、话剧、京剧、音乐会，经常举行。当时活动最多的 是民主政治与宪政座谈会、哲学座谈会。
浙大的体育活动也很活跃。在一九四二年四月浙大校庆时，曾在湄潭举行全校运动会，竺可桢校长亲自担任裁判员。每年春季初夏季同学们三五结合，游观音洞、班竹园等 风景名胜。永兴一年级师生每年盛夏不是到三岔河游泳，就是到黄菊山散步。还有的组织起来、长途跋涉到凤冈县太极 洞旅行。
. .

回忆浙大湄潭分部的学生运动
( 1942 年夏至1946 年5 月〉
浙大校友
空军第七研究所、总工电师潘寰整理

注＝样参加湄潭浙大学运座谈和书写材料的有：许良英、周志成、赵梦瑞、薛禹谷、谢学锦、汪容、丁傲、字号嘉均、许国华、雷树人、李培实、荣励坚、陈尔玉、日东明、满寰等。

浙大湄潭分部（简称湄潭浙大）的学生运动是和浙大遵义校部（简称遵义浙大〉的学生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湄潭浙大的学生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40年至倒孔运动以前 （包含倒孔运动〉；倒孔运动以后至1944年底； 1945年至1946 年5 月迁校。这里对后两阶 段学生运动的情况，根据一些同志（注〉的回忆，整理如下。
（－）倒孔运动以后至1944年底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派李晨同志于 1943年下半年进入浙大建立党组织以前，湄潭 和遵义一样，浙大的进步学生中不少人有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并与《新华自报》等公开机构有个人较系，其中有一个鸟列主义小组
（代号organ 〉在学生运动中起着一定的核心作用。他们在没有党的直接领导的情况下，从《新华日报》社等公开报刊中领会党的方针政策，从而接受党的领导，尽可能按照他们所能了解到的党的方针制定自己的行动准则。1942年暑假以后，湄潭organ 的核心小组有赵梦瑞、周志成、胡维平，赵是组长。成员还有陈效戚、顾源、黄家祥（可能还有由黄联系的其
他人〉。赵负责与遵义organ的张式联系。当时处于皖南事变以后，尤其是倒孔运动的低潮，过去的进步社团有的停止了活动（如黑白文艺社）有的被校方以合并之名而取消了（如：犬家唱歌咏队、铁犁剧团〉。但这些团体的成员，进步学生还在，湄潭的organ 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和他们保持接触。当时进步的高年级学生和助教还有2 黄宗藏、过兴先、施履吉、胡永畅、伍学勤、陈效戚、陈效奎、金孟武、杨洁芳、高善娟、杨靖、全德椿等人。1942 年暑假后转到湄潭的有原在永兴读书会的成员汪容‘ 潘寰． ？计学锦、薛禹谷、梁永妙，还有非读书会成员的进步同学如程嘉均华人；不久，又由浙江来了许梅．王壁。起初，永兴来的五人常在一起，并确定由潘寰与赵梦瑞联系。后来，高年级的陆续毕业离校。l 944年暑假，赵梦瑞也将离校， 赵在离校之前，同潘寰谈话发展潘加入organ，但潘没有明确理解这件事，以致在赵梦瑞以及后来黄家祥先后离开之后，湄潭 的Organ就中断了。
湄潭的进步同学渴求找到党的关系。1944年暑假由潘寰去遵义找吕东明（原来在永兴时认识）， 谈了湄潭的学运情况和部分同学的这
个希望。吕以共同找党作了回答，并表示，以后有事一起多商量。后来在黔南事变期间，吕和遵义的地下党及时给湄潭的活动作了联系。
不过当时由于交通不便，除假用外，平时很少联系。
倒孔运动以后直到1944年底的两年半多的
时间里，湄潭浙大的学生运动处于低潮，群众
性活动很少，比较犬的活动是救济河南遭受旱
灾的灾民的募捐活动（简称豫赈〉和灯油事
件。豫喉先是遵义发起传及渭潭的，由学生自
治会组织，浙犬剧团义务演出话剧《目出》和
《这不过是春天》，歌咏队也有演出收入作捐款救灾，还有募捐义卖。豫赈活动中没有提政
治性口号，但使同学看到在国民党统治下民不
聊生的状况，是富有教育意义的。灯油事件是
1944年9 月问学校因物价飞涨经费不足停发灯
油而引起的。遵义学生自治会决定向校方提出
要求并因此而停课（一小时） 0 消患传到湄潭
后，自治会曾·i-:
罢课来表fτ？々
：；二时间里，进步学生的活动大体有两个
二－百＆一是加强自学进步书刊，充实提高自
己。自学读书是分散进行的，当时酒潭几乎看
不到《新华日报》和进步刊物，进步书籍主要
是黑白文艺社传下来的，有两个竹篓，先由赵
梦瑞保存，后传给黄家祥。1944年下半年黄又
交给潘寰保存。黄根据当时政治情况和具体条
件确定销毁一部分书，最后剩下一个竹篓，曾
交薛希孟保存，这些书虽少，但很宝贵。永兴来的进步同学，由于原来常有联系，曾有一段
时间仿效永兴读书会的方式组织过学习讨论，
曾先后学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
新阶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书
的部分章节。还传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和
苏茨的《母亲》、《铁流》、《静静的顿河》
等等进步小说。讨论常在酒潭北门城郊的山坡
旁或其他僻静的地方。聚会讨论时，也常分析
周围同学的情况，如何开展活动等问题。这样
的活动犬约进行了四五次便停止了。除了客观
条件不利于经常活动外，主观上组织得不够好
也是原因。当时这些人中缺少一个政治上比较
成熟又有较强能力的核心人物，在以后其他活
动中也有这个问题。
二是扩大联系范围，团结更多的同学。倒
孔运动以后， Organ根据党的积蓄力量的方针，强调保存力量不要大发展。因此， Organ
的活动采取更慎重的态度，成员也比较少。
1943 年上半年的豫赈使学生中的活动缓慢地有
所回升，一些进步同学觉得根据当时的情况可
以也应当适当扩大联系的范围以团结更多的同
学，通过豫赈演出看出积极参加不带明显政治
色彩的公开的社团活动是一个可行的方式，而
浙大剧团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团体，其他也有一
些可以联系群众的社团，应当重视起来。
倒孔运动以后，学校当局规定统一成立的
三个文艺团体，源潭浙犬剧团是其中群众面较
广也较为活跃的一个，渭潭浙大国乐社中偏右
的较多，渭潭浙大歌咏队的人员情况和剧团差
不多，但活动不够活跃，后来一部分同学另组
了海吼歌咏队，比浙大歌咏队活跃些。滑潭浙
大剧团于1942 年春刚成立时，团长是一个二青
团骨干（陈永淦）。剧团半年改选一次，以后的两任团长是王宗溥、吴永春，他们是喜爱话
剧而政治上中立的人。为了演出剧目他们积极
找人参加剧团，这对开展进步活动是一个有利
条件。起初，进步同学还没有意识到这么深，
只是觉得这里比较活跃，便都加入了居iJ fi£ 。在
豫赈时演出《日出》比浙大剧团刚成立时演出
的《野玫瑰》、《禁止小便》大不一样，在校
内外反响比较好。在演出中，好几位进步同学
都是重要的演员和工信人员，成了剧团的骨干
力量。这时进步开学开始意识到应当重视运用
这块阵地，又陆续介绍了一些倾向于进步和爱
好文艺的同学进入剧团。此后一年多中，人员
有比较大的发展，也引起了学校和反动分子的
注意。1944年上半年演出《雷雨》时，学校训
育主任就借口这个剧本重庆禁演（其实并不
是〉，不给经费，不让演出。后经剧团据理力
争，才得上演♀为了有效地运用剧团这个阵地，许梅提出应当设法由进步同学来当团长，
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
酸， 1944年后剧团改选，谢学锦当选为团长。
还确定除演出外，剧团要搞一些其他形式的文
艺活动。从这以后直到1946年的几届选举中，
都是进步的或倾向进步的同学当选为团长（程
嘉均、陈星炸、戴立信）。如i 团的活动也多样
化了，公开演出过《花烛之夜》、《草木皆
兵》、《北京人》、《万世师表》，剧团内部
演出过《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等剧
目，还有剧本讨论、诗朗诵． 篝火晚会等活
动。这些吸引了许多同学，扩大了与同学的联
系，使剧团逐渐成为团结进步同学、联系群众
的一个重要场所。在以后的群众活动中，积极
分子很多都是剧团的成员。所以，在1944年夏
天以后，剧团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社团。这个
变化，反动学生是有察觉的，在1944年改选的大会上就有人说是一片红，但剧团的活动是文
艺性的，他们抓不住什么，也无可奈何。
除剧团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有比较广泛
群众基础的团体1 女同学励进会。这是由儿个
进步女同学（薛禹谷、梁永妙、王壁等〉在女
同学中酝酿发起组织的，成立于1944 年下半
年。它公开的宗旨是谋求改进女同学的福利和
相互抵励进步。办了女生食堂（女生宿舍在城
里，食堂在城外，未去不便），设有阅览室，
举办读书讨论，实际上起了团结女同学和开展
宣传教育的作用。为了使励进会在学校中取得
合法地位，在同学中易于立足，第一任主席选了
一个三青团员（何珍淑〉，她是一个不大问事
的人，同进步同学的私人关系还比较好。以后的
主席是一位有正义感、能干的女同学（孙曾璧）。
后来在1945年的活动和学生自治会的改选中，
女同学励进会和孙曾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还有华北同乡会、南开中学校友会
和基督教团契等社蜀中都有不少正直的同学和
倾向于进步的同学。
浙大歌咏队和后来的海吼歌咏队也是有一
定群众基础的社团，但活动较少，组织较松
散，其影响不及剧团。
另外，学生自治会是学校里的一个合法
的、统一的学生组织，也是浙大民主传统的一
个好形式，它代表学生讲话，有权威性。笠可
祯校长是很重视学生自治会的意见和活动的。
尤其是由自治会主办的生活壁报，更是一个合
法的民主论坛。因此掌握自治会和生活壁报是
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争夺的一个目标。代表会
一年一选，代表由各系选出。干事会半年一
选，由代表会产生。先前的Organ 和后来的进
步学生对选举代表会和干事会主席以及掌管生
活壁报的学术干事一直很重视。湄潭自治会的这几个职务历届中以进步的和中问的同学担任的居多。在历次比较犬的活动中，生活壁报总是
起到号召和动员的作用， 自治会则是出面的组
织者。不过，处在低潮时期，斗争没有显著的
起伏，自治会的活动也不多也不突出，这时左
右双方都在积骤力量。由子进步同学主动争取
合法细织的领导权，而且进步同学和富有正义
感的一些同学在学生中具有成信，国民党、三
青团骨干不少为广大同学所蔑视，因此自治会
选举结果往往为进步和中间同学所取胜，这为
以后转向高潮准备了有利条件。
（二） 1944年底至1946年5 月
浙大学生运动脱离低潮状态的转折是在
1944年底至1945年春，这是与当时回民党统治
区的民主运动的发展相联系的，而1944年底的
黔南事变〈日本侵略军打入广西、贵州，直逼贵阳，后方大乱〉，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朽，对学生运动的开展又起了加速的作用。
1944年底黔南事变前后，遵义浙大学生自
治会先后咬起组织了劳军运动和战地服务团。
在地下党的积极支持不，这两次活动开展得很
有成效，激起了同学的爱国热忱和反对国民党
反动派的腐败统治，要求民主的思想，涌现了
一批进步的同学，3 继而到1 945 年3 月1之句，遵
义有部分学生提出“ 国家玫治必须民主，我们
生活必须改善”的要求，在地下党的领导推动
下，学生自治会主持起草并组织全体同学讨论
通过发表了《固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
主宪政宣言》（简称《国是宣言》〉。同时又
提出增加灯油和改善伙食的要求，矛头直指国
民党反动绞治，成为犬后方各学校中一马当先
的一篇政治宣言。这是体现广大同学的愿望的。从这以后，遵义的学生运动开始了新的局面。
湄潭浙大学生运动的转折比遵义稍晚一步，因为没有军队经过湄潭，劳军在湄潭没有引起较大反响。战地服务团是由遵义学生自治会
主席支德瑜先提出，酒潭学生自治会主席丁徽
积极响应而组成的，遵义很多同学都参加了，而
湄潭同学参加的不多，不如遵义形成热潮。在
遵义《因是宣言》发表后，渭潭的进步和爱国
正直的同学都很高兴，没有想到再要表示什么
态度，可是反动学生却非常敏感，企图利用未
经湄潭同学讨论这一点夹反扑。他们攻击遵义
学生自治会盗用全校学生的名义，又纠集了六
十多人（其中不少是受其囔蔽的中问同学）贴
出犬字报，说遵义的宣言不合法不能代表浙
大，渭潭学生不同意；他们攻击这个宣言的内
容，另行提出一个拥蒋反共的宣言；要求自治会发表声明反对遵义的宣言，发表他们这个宣
言。后未他们又迫不及待地在贵阳中央日报上
登了六十多人签名的声明。一时间学中议论纷
纷，成为犬家关注的一场斗争。这时正好进步
同学许良英毕业离校两年后又回到浙大，他通
过汪容向进步~学指出，不能沉默，要反击。
他的指点．及时地指导了进步同学的斗争活动
〈在此后的一些重要活动中，他实际起到了我
们的核l心领导作用）。接着学生自治会开大会
辩论了两三天。这次斗争是倒孔运动以后渭潭
同学中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第一次公开较
量。当时自治会主席是何宗清，犬会临时选举
了五人主席团s 谢学锦、余叔文、孙曾墨、石
开士、储凤书。其中谢早就是进步骨干，储是
三青团员，余、孙、石是倾向于进步的。这个主席
团对掌握会场是有利的。大会议题有增加灯
油、改善伙食和对遵义《国是宣言》的态度，关键是后一个。辩论的问题是湄潭的学生是承认
还是反对遵义的《因是宣言》，要不要发表反
对的声明。辩论很激烈，反动学生刘守德为了
阻止一些有正义感的同学参加大会，一度带人
抢次签名册制造紧张空气。最后表决以多数否
决了反动学生要发反声明的要求，从而击退了
反动势力的反扑，维护了遵义的《国是宣言人这
次斗争之所以能挫败反动学生的企图，主要原
因是正义在我们这一边，而多数同学是有正义
感的， 遵义的《因是宣言》是代表犬多数同学心
声的。其次是这一、二年中进步力量和群众基础
有了增强，酒潭浙大剧团、女同学励进会以及
华北同乡会、南开中学校友会、团契等社团中的
积极分子以及不属于这些社团的进步同学和正
义的同学在这次辩论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再一
个原因是反动学生平时表现不好，学习也差，在
同学中没有什么威信甚至为人所不齿；而进步同学尔许多积极分子多是学习好，为人好，在同学中有威信的。大会后，反动势力又搞卑鄙
勾当，有一个署名“铁血锄奸园”的给谢学
锦、索天章（英语讲师，是剧团的积极分子）
和钱金玉（女同学，会上发言较多）写恐吓
信，后来没有理它，也没有发生什么事。这也
说明，反动学生黔驴技穷，乞求于流氓手段，
但又惯于众怒难犯未敢冒然动手。
这次斗争是一次险胜，对进步力量是一次
考验，说明通过两年多在沉寂中的积聚提高，
有了一主基础；也暴露了进步同学对突出的玫
治问题不敏锐，对《因是宣言》没有很快主动
作出反应，对反动势力的反朴缺乏预见和准
备， 平时接触群众的面还大窄，对群众的思想情
绪掌握的不渎（开始时对大会辩论的结果会如
何心中无数）。这次斗争最重要的成果是对进
步同学和相当一部分同学都起到了锻炼和教育的作用。比如反动学生在贵阳中央日报登出的
反宣言与在湄潭张贴的大字报内容并不完全一
样， 使参加签名的中间同学大为反感，知道上
当，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
前面说到了湄潭的转折一般比遵义稍晚，
除湄潭地处偏僻、信，惠较迟这个客观情况外，
一个重要均原因是当时’经常联系起着一定核心
作用的几位进步同学热情有余而斗争经验不
足，分析问题往往深度不够，不善于在复杂情
况中抓住有利时机来推进工作，以致有的该做
的没有做，而不该做的却做了。例如： ( 1 )
对组织战地服务团，遵义地下党分析估计了它
有利于提高同学的觉悟，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
度，而湄潭的经常联系的若干进步同学对此缺
乏具体分析，没有反对也没有积极支持，没有
参加，以致疏远了一些对此事积极的和倾向进
步的同学；也反映了存在有小圈子作风。虽然在1945 年初的寒假，几位进步同学同徐容章（一位负有活动能力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次慰问
伤兵的活动（去兴隆场），但影响的面甚小。
( 2 ) 1944 年底黔rn 吃紧时，学校决定疏散入
川，有的同学已走，有的准备组织起来走，面
对这个情况怎么办？几位进步同学考虑为了不
脱离多数同学，和犬家一起走，于是以浙大剧团
成员为基础组织起来准备入川。后来一位先行
的同学到这义后，吕东明等劝止了，并派岑风荣
专程来湄潭传达地下党（当时以相互都是进步
关系的马份儿现）准各组织起来打游击的意见
并协助做了一些归查研究的工作。不一目，日
寇退走，学校也不迂了，打游击的准备也停下
来了＂ ( 3 ) 1944 年11 月国民党发动十万青年从
军（即以后的奇年军），学校成立了专门机构，
全可祯怜去讲活动员？报名者不多3 但也有少
数激于抗日义愤而报了名的。地下党对这件事的态度是尽量劝阻，而湄潭的几位进步同学不了解地下党的态度，对此事的反动本质也认识
不足，没有对参加者进行劝阻。（ 4 ）对基督
教团契的活动也没有重视？没有认识到这是一
个具有特殊掩护色彩的团体，其中不少正义的
同学应该支持配合他们的活动？而是抱着对
“宗教”有些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些都是进步
活动中的显得嫩弱不足之处。
反对反因是宣言的斗争打破了湄潭学生运动的沉闷空气。1945年上半年以后，湄潭校内
各种人物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壁报多起来，
也出现了新组建的社团。进步的壁报有“海鸥”（剧团办〉、“春萃”（许国华等办〉、 一个综合性的壁报（潘寰等办，名字忘了〉、
＇＇剪报”（潘寰等办），后来还有“文萃”
（张叶明、混泽民等办） 。1945年下半年向协五、黄世民、陈建新等组织了一个进步的社团一一新潮社，也出版了《新湖》壁报。新湖社
是以农院同学为主体的进步社团，其成员和团
结在其周围的同学有好几十人，在尔后的学运
中是个颇有影响的社团（对大回杭州后，它成
为国民党重点打击的一个对象〉。1945年上半
年化学系的五位同学（丁徽、史宗法、乡民光
迪、成艾彬、张志炳）还组织了“求是社”，
以实事求是、团结中华、建设中华为宗旨。这
个团体没有公开活动，成员中多数是进步的心
上述几个进步性的壁报后来又联合起出版“笔
联”壁报，与反动学生的几个壁报联合起来的
“壁联”什锋相对。长时间里，湄潭不易看到
《新华日报》。1945年上半年汪容通过他的同
学吴佩伦从重庆寄来《新华日报》。为了宣传
党的主张，进步同学不时把《新华日报》张贴
出去，师生来看的不少。特别是载有《论联合
政府》一文的，贴了撕，撕了贴，连贴三次〈贴出不久，反动学生就撕去），看的人不
断。1945年下半年把单独张贴《新华日报》改
为剪贴多种报纸的“剪报”，把《新华日报》
同《中央日报》、《扫荡报》以及美国新闻处
的《新闻资料》剪贴在一起，既表示兼收并
蓄，适合广大群众口味，又宣传党的主张，又
从各报纸的对比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虚假宣
传。
1945年暑假前，李晨来湄潭找许良英，了
解了湄潭学生运动的情况，以进步同学身份谈
了党的意见。秋天，吕东明转到酒潭选读课
程，通过和少数同学联系，以中问同学的身份
参加了湄潭的学生运动。当时以向协五、张叶
明，往来又有雷学时，为进步同学联系的核
心。许良英（当时在永兴当助教〉也常到酒
潭，起核心主干作用。这样，党对学生运动的
领导加强了，进步力量之间的联系也加强了。

进步同学的提高仍然以自学的方式进行，有
时，新潮社也举办读书讨论会。这以后，学生
中进步的骨干力量发展到有二、三十人（如顾 以健、戴立信、程嘉均、雷学时、向协五、张叶明、黄世民、许国华、孙幼礼、薛希孟、李植
燕、荣丽娟、陈尔玉、温泽民、刘锡琛、叶玉
琪、张淑改、陈建新、周尚汾、门凤歧等。后
交知道其中顾以传、孙幼礼是地下党员，但当
时组织关系来到浙大），在这些人的周围还团
结了不少同学。除了学生以外，还有一些进步
’ 的助教、讲师，他们一般不参加公开的活动，
但经常给进步学生的活动以指导和支持。如助
教中的杨浩芳、高善娟就甘冒风险给进步活动
以掩护和方便。
从1945 守－暑假到1946 年5 月之问，湄潭浙大学生中的重大活动有以下几件事L
1945 年暑假，徐容章与许国华发起组织了下乡宣传队，有十六七人，去永兴一带。在农
村访问农户，一百作宣传，一百了解农民的生
活状况。去的人中左、中、右都有〈也有托派
言论的学生〉，但这次活动对不少同学有教育
意义，具体了解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农民的疾
苦。接着抗战胜利后，徐容章等人又组织了慰
问伤兵的活动，参加者有六七十人。
日本投降以后，学生运动的主要内容转向
反内战的斗争。不少同学对内战与反内战问题
很关心，反内战是主流，但受国民党宣传的欺
骗，对反内战的对象的认识又不一；学生们自
发地组织过几次公开的面对丽的和不见面的
（在壁报上〉犬辩论，参加的很踊跃，辩论很
激烈，反映了当时全国内战和反内战的斗争日
益尖锐，犬多数同学关心国家的命运。国民党
反动派坚持反共内战的方针使一部分反动学生
一时气焰嚣张，不少中间同学则进一步分化，更多人转向进步或加快进步步伐。
1945 年12 月，昆明发生“一二. －＇＇惨案，
学生自治会干事会（当时主席是程嘉均〉讨论
决定素食以表示对昆明学生的响应。吃饭时‘
反动学生闹起来，站在台子上大叫大嚷，煽动
同学反对素食，马上遭到一些正义的同学（华
北同乡会和南开中学校友会〉的反对，被轰下
台来c 后来，学生自治会代表会重新讨论，同
意干事会的决定，把反动学生的气焰打了下
去。
1946 年2 月，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策划了一
次反苏事件。当时报纸上已反映出这种阴谋的
信息，生活壁报也收到了许多反动学生组织来
的稿子，在校内为反苏制造舆论。进步同学警
惕了这次阴谋，管生活壁报的雷学时很快与核
心力量问多方百的进步学生商量写出成批大字
报反击。两方面的稿子大量地一起贴出，进行

苦难的历程
作 者 ：安毅夫著
出版发行 : 2015.01
页 数 ： 170
中图法分类号 : K827=7 ( 历史、地理->传记->中国人物传记->人物传记：按学科分 )
参考文献格式 : 安毅夫著. 苦难的历程[M]. 2015.01.

第三章 八年抗战

贵阳是贵州省会，1937年前还是相当封闭、落后的一压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企业、学校、文化机关迂来贵阳，1方的交通枢纽，贵阳市逐渐繁华起来。
达德学校在贵州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那时只有小,中部，坐落在市中心地带。战争爆发，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唱救亡歌曲，上街宣传；教室里，老师们也慷慨激昂地控iJ行。谆谆教导我们“读书救国”。
我也突然变了。从过去一个只知调皮打闹的顽童变成—）国热情、孜孜不倦努力学习的好学生。遗校时爱看伟大人朱家里一副对联上联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抗日战争初一些的事迹等等深印在我心中，将来一定要像父亲一样救国救巨翻大事的决心和信心激励着我。除了随同学们上街宣传抗日，仍喜爱打篮球、踢小皮球，并拜马老师（体育老师）为师学习拳术外，我十分地用功。成绩也从遗校时的只是及格上升到班上的优秀，对数、理、化和英语文最是爱好。
1939年春毕业于达德初中后考上了中央大学实验中学的高中班。中大实中（我毕业后改为国立第十四中学）原在南京就是一所全国闻名的好中学，以学风严谨，升学率高著称。校舍相当简陋：竹篾编织，抹上黄泥，粉刷成外灰内白的墙壁。没有天花板的屋顶支架上覆盖着青色小瓦。从南明河畔的学生食堂、女生宿舍，沿马鞍山麓缓坡而上，分散建筑，一直到半山上的教室、办公室、图书馆。校长是当时搬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兼任，在贵阳实际由校务主任杨希震主持。杨希震，日本留学生，原中央大学教授，以严厉得令学生害怕著称。回忆起来，只记得他板起面孔训学生的面容而从未见过他和颜悦色的笑容。新生入学，他的第一句话是： “我们学校是培养进大学读书的学校，不想进大学的，趁早退学”。第二句话是： “不准违犯校规，违约者记过、开除”。第三句话是： “不准谈恋爱，违者开除”。吓得我们心惊胆颤。
但另一面，学校确实十分重视学习，聘的老师都是中央大学毕业，有真才实学的老师，教学认真负责，要求十分严格。严格到退学率也高。高一时我们班约近50人，毕业时只剩了30几个，多因成绩不及格或留级或退学。那时受“工业救国”理论影响，学校特别重视理科，数、理、化课本全用英文版的，于是偏爱文科而理科稍弱的同学就麻烦了。我倒好，一则用功，再则理科强于文科，英语也可以，因此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数一数二。那时也真用功，除了每周六下午回家玩玩外，连星期日、寒暑假，都几乎手不释卷，孜孜不息。
老师对学生影响之重要，在中大实中我是深有体会的。高一生物课老师朱浩然（解放后的院士）教得实在太好，以致生物分类的纲、目的拉丁文，我也自觉默记，并愿将来做一名生物学家。以后王XX（名字忘记了）教地理，赵学广老师教历史也都引起我对地理、历史的兴趣，我又想将来做个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以后，来了位杨屁引老师，刚从中央大学毕业，教我们的几何、代数和解析几何。真教得好，引起了我对数学的极大兴趣，以致做完了课本上习题外，跑到书店搜集题目，自己解题，甚以为乐。体育老师章祖愈（教男生）、刘德明（教女生），也都是好老师。每天下午课后，他们都在体育场上，许多同学也驰骋在操场上。我是体育尖子，篮球足球是我的爱好，我成了校队队员，在与其他中学比赛中，我们常常获得胜利。
中大实中为我的学业、为我的身心健康打下了深厚基础，至今，我仍深深怀念、感谢教过我的老师们。
1941年夏毕业（我读的实验班，高中只有两年半），参加高考。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是当时西南大后方最好的大学，联合招生，我考取了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我也考取了贵州农工学院（第二年改名为贵州大学），报上发布的录取生名单上，我是工学院第一名，享受公费。浙大是老大学，较有名气，我去了浙大。因系遗族学校学生，按当时政策，我也享受公费待遇。免缴学、杂费外，还有伙食费补贴。
浙大原在杭州，抗战中辗转迁到贵州。校本部和工、文、师范的一部分在遵义；理、农及师范学院的另一部分在湄潭；大学一年级则设在湄潭县的永兴场。
从南京回到贵阳之初，我家住在公园路，这里离市中心不远。1939年2月4日是个悲惨的日子。这天上午，日本十八架飞机轰炸贵阳，以大十字为中心，炸毁了许多商店、民房，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在熊熊大火和断墙残壁间，屍体、断肢和惨呼、呻吟把贵阳陷入了地狱。目睹和耳闻这一切更激起了我对日寇的仇恨，恨不得投笔从戎，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但终究那时我只有十五岁，眼看日寇飞机从容不迫地飞过贵阳，扔下炸弹，却未听到我国高射炮的声音，更未见我国飞机升空迎战，落后的国家成了任人宰割的屠场。悲愤填膺，更激起我为了我们国家富强努力学习的决心。
公园路没被烧掉，但住房已被震歪，破碎的瓦片布满院坝，已不能居住。妈妈把我们带到北门外离城约两公里的小宅吉农家租房居住。这是个背靠小山，面向市区的小村落。我到遵义浙大读书，妈妈带妹妹一直住在这里。
1941年8月，妈妈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含着眼泪，看着我乘车离去。儿子长大了，独自离家了，一再地叮嘱，凄然地别离。
上车就见到晏成栋和邓俨，他们也是中大实中的，晏比我高半级，邓比我矮半级以同等学历考上浙大。那时，汽油紧缺，汽车是以木炭燃烧生成的碳气为燃料，通称木炭车。司机助手用手摇动鼓风机，气体充足后才能行驶。这样，从贵阳到遵义的一百六十多公路里程，足足用了两天。但终于也到达了目的地。在遵义停了两天，我们又坐上木炭车到达湄潭县永兴场一年级本部。
永兴场是一个小镇，在湄潭通往凤岗的公路上。从头到尾不足两公里，街两边还有些短巷，但在贵州却又是有名的四大场之一（一打鼓、二永兴、三xx、四摆金）。我们一年级的宿舍在江西会馆，教室在湖南会馆，实验室等等就散落在一些小巷的民居中。
大学较中学大为自由的气氛使我很快就自我松懈起来，不再像中学时那样用功。何况，除了微积分外，其他课程不过是中学课程的加深和提高，对我没什么困难。大一上学期就是在欢乐、散漫中度过。
1942年1月的“倒孔运动”给了我极大的震惊，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是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同盟国（中国在内）与轴心国（德、意、 日）两大阵营的战场遍布欧、亚、非。
其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国统区物价飞涨，贪污盛行，民不聊生，激起人民日益不满。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置滞留香港的各界著名人士于不顾，把派去接他们的飞机让其家属、行李、洋狗甚至马桶乘飞机撤离香港到重庆。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昆明的西南联大等大中学校于1942年1月首先举行了倒孔游行示威。1月中旬，遵义、湄潭、永兴场的浙大学生也举行了倒孔运动。
当时我对时事十分关心。几乎每天都到报栏前看报纸。日寇烧杀抢掳的暴行使我痛恨万分。国军狼狈逃败，丢失大片河山，置人民于不顾，使我愤懑不已。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又使我内心不安。满怀心头激情，倒孔运动中我勇往直前，在街上张贴标语，游行队伍中摇旗呐喊，并陪同永兴分部学生自治会的汪容到湄潭串联。
在湄潭听说了遵义、湄潭有同学被捕，两地的运动已被镇压下去。这样，永兴也恢复上课，一切似乎都恢复原状。
但是，我却迷惘了。 “爱国有罪？”我们行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救国，希望激起国民政府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可是，遭来的却是恐吓、逮捕，是有“罪”。为什么？这样的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政府？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国民党政府产生怀疑。要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怎样才能救中国？我常独自默默思考而不得其解。
这期间还发生一件事，使我对国民党、三青团产生了反感。有一天，军训教官找我谈话，大大表扬我一通后说： “你是好青年，我愿介绍你加入三青团。”那时的我，只想自由自在，好好读书，不愿有什么组织约束，因此婉言谢绝。不料学年结束时， 军训教官给我“品行”评分打了个“下下”。是我的导师钱宝琮教授（教我们微积分，著名数学家）问我： “你是不是调皮捣蛋了？是不是惹恼了军训教官？”我把婉拒参加三青团事告诉他后，他说： “原来如此。那好，我给你‘品行’打‘上上’”。两者相加除二，结果我的“品行”得了“中”，保住了公费生待遇（按规定，品性中以下取消公费）。这不得不令我鄙弃军训教官连同他的三青团。联系倒孔运动被镇压，我也对国民党产生了反感。
1942年暑期后，我到了遵义，我们工学院二、三、四年级所在地。在这里，我经历了人生历程中一个更重要的转折点。
我被选进了浙大篮球队校队，认识了也是校队队员的吴作和。吴作和是江苏常州人，当时机械系四年级同学。秋天，我们到贵阳市参加贵州八大学运动会。到贵阳的第二天，我就病倒了，高烧、虚弱，住进了医院。那时妈妈和妹妹去了郎岱老家。我一人躺在床上百般无奈，吴作和来了，只要不比赛，他就到病房里陪我，帮我擦洗，买饭，说笑，极力安慰我。病愈出院回遵义后，吴作和成了我的“筠哥”，我成了他的“粤弟”，课余时我们常在一起。

当时他住的宿舍是何家巷三号的第五十一室，一个阴暗、潮湿的小套间。外面两张并放的小桌，里间是两张床，金礼楠和他住在一起。有空闲，我就来这里。
与吴作和交往中，我谈到了倒孔运动后我的困惑，并把我到浙大图书馆借阅马克思《资本论》的事告诉他。那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挺进敌后连连取胜。两个极端的对比，使我很想了解共产党，于是，借出了《资本论》。但是，简直看不懂，内容不懂，连文字都难（这是王亚南、郭大力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文字也艰涩难读）。吴作和听了后说： “是难懂，先找本小册子看看吧！”这样，我发现他床下有两个大木箱，堆满了盖有“黑白文艺社”印章的书籍。他告诉我，“黑白文艺社”是浙大进步同学的一个秘密组织，倒孔运动后，被迫解散，他把大部分书籍保存下来。
从此，一有空我就去那里看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论持久战》和新知丛书中的一些小册子。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六大通过的党章。 “有道理！”我越读越感到这些书籍令我开窍，认识了一个新的有道理的天地。
这里还有大批文艺书籍。有高尔基的、鲁迅的作品，有屠格列夫的《贵族之家》、 《前夜》等，还有列·托尔斯泰的《复活》。最强烈震惊了我的是《复活》。书中主人翁聂赫留道夫，一个善良、正直的贵族青年，在目睹了农民悲惨生活并受到自我良心的谴责后，把田地分送农民，陪伴马斯诺娃赴西伯利亚服刑，做了许多善事并从而获得心灵的复活。想到我家也是大地主，我们家乡农民生活也是十分困苦，我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也需要心灵的复活，是列，托尔斯泰把人道主义的真谛深植在我心中。
在日寇侵华，国难当头的年代，在寻求国富民强、人民幸福的途中，出于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要求，我接触了共产主义理论，并被它说服，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这就是当时我的思想认识。
为此，我认为“工业救国”是走不通的，我也不再想学机械工程而想改学社会科学。于是不顾吴作和的反对，也瞒过妈妈，大二上学期未结束，我就休学跑到重庆，企望转学中央大学经济系。（当时浙大没有法商学院）。到中大去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章静正在中大外文系读一年级。
章静是中大实中比我低一班的女同学。中大实中不准学生谈恋爱，却挡不住青年男女间自然地爱慕。章静文秀、美丽，在我高二时发现高一新生的她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因为男女生间界限森严，但是一见到她，我的心就激烈跳动，面红耳赤，不能自己。进入浙大后不久，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她，也收到了她的回信，虽然比较平淡，却也流露一丝好感。但是，我寄出的第二封信却石沉大海。 （以后知道是杨希震校长没收了这封信并狠狠地批评了她）。我常想念她，于是在决定改学社会科学后，自然地想转学中大。事先听说是可以转学中大，因为我是四校联考时考进浙大的，但是到重庆中大询问的结果是不可以。我也没有勇气去见章静，呆了两个月，只好又回到遵义，无奈地继续在机械系读下去。
回浙大后除了上课读书外，自然与吴作和过往很密，继续读他床下的书刊，其中也包括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 《群众》杂志，加深着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1943年夏，吴作和、金礼楠毕业去了重庆江北的21兵工厂。舍不得离开吴作和。暑假里我也去了重庆，度过一个暑假又回到浙大。与吴作和的交往，自然与他周围的一批进步同学接触，有陈立、倪步青、何惺、卞婶和江乃萼等人。江乃萼常来我住处，督促我的学业，检查我的卫生，劝说我在浙大继续学工程。友谊逐渐加深，她成了我的“姐姐”，我则被她唤叫“弟弟”。这样，我有了一个“哥哥”，又有一个“姐姐”，虽然是“干”的，却是十分“亲”的。1944年夏，江乃萼毕业，去了重庆。
浙大学生多是江浙人，其时江浙大多地方已沦陷，他们不甘当亡国奴，离乡背井来到贵州，盼望着抗战胜利，国富民强而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要民主、争自由的思想洋溢在浙大校园。

竺可桢是浙大校长，一位二十年代留学美国回来的气象学家，中国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献身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一位伟人。在他领导下，浙大从一个地方性的大学成长为全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之一，有“东方剑桥”的美誉。他更是一位爱国者，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已任，他又是以“自由主义者”自诩，主张学术自由，忠于真理，不盲从，不计利害，发扬“求是”精神。他热爱、关心、保护学生，倒孔运动中被捕的学生多由他亲赴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并资助出走。竺可祯的伟大形象永远铭刻在浙大学子们心中。
浙大的老师们也都是学有成就的好老师，其中许多是全国甚至世界著名的教授，在日寇入侵、颠沛流离和物价飞涨中，他们生活十分拮据，也都满怀爱国、民主思想，其中以费巩教授最具代表性。
费巩教授是英国留学生，教政治学。工学院学生要选修六个学分的外院课程，我选修了哲学和政治学（各三个学分），聆听了费教授的授课。他崇尚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在课堂上津津有味地描述英国议会开会的情况，绘声绘色地叙说海德公园站在肥皂箱上任意发表演讲的情景。他的民主、自由思想自然地使他在课堂上经常抨击时政，深受学生欢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浙大有一块民主墙。学生自治会主办的《生活壁报》和同学们自发组织的《民主阵地》、 《自由堡垒》、 《今天》、 《呼吸》等等都张贴在墙上。顾名思义，其内容多为要民主、争自由，时评文章最多。在每年学生自治会改选时，最是热闹。浙大学生中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不多，在浙大民主空气浓厚的情况下，他们一直处于劣势，但却企望在学生自治会中掌权；另一面，进步同学也决不放弃。在那几年学生自治会改选时，我常和陈耀寰、严刘祜、刘赓书、陶拭等同学商议并在民主墙上撰写文章，在同学中积极组织。终于在广大同学努力下，学生自治会始终掌握在进步同学手中。记得有一次选举学生自治会主席和常务理事的会上，机械系一位姓曲的国民党学生大放厥词，声言，谁不选他们提出的候选人，谁就是“共匪”支持者，使选举陷入困境。我在会场门口听到后立即找到机械系的陈贵耕、王家宠等同学商量并串联了几十个同学签名，以过半数票写出大字报，张贴在民主墙上，罢免了这位姓曲的，也保证了这届学生自治会依旧掌握在进步同学手中。
1945年是多事之秋，对全世界、全国是这样，对我更是一个充满激情、懊丧、屈辱和奋起、决心的一年。
1944年底，日寇由广西侵入贵州，国民党军纷纷退败。日军占领了贵州独山，是谓“黔南事变”。原来较为平静的祖国大西南也不平静了。广西难民逃来贵州，贵阳市民也纷纷逃难。妈妈带妹妹离贵阳经安顺回郎岱老家。遵义街上充斥了从广西、黔南和贵阳逃来的难民，人心惶惶。浙大师生也深感无法找到一张平静的桌子读书而不安，学校陷入停课。在人们纷纷北逃中，我却南下到了贵阳，这是我与蔡之诚通信后决定的。
蔡之诚与我在达德学校同班同学，这时是贵州大学学生。1944年暑假我回贵阳时，知道他和我政治观点一致，我俩友谊加深了。他周围有一批进步同学，有一个读书会——“群社”，有许多进步书刊。我和蔡之诚及刘端模、杨光文、戴绍华、戴绍民、戴丽英、孟昭方、张桂筑、车祖尧等人常在蔡家或戴家聚会，读书、漫谈，探讨人生的道路，抨击国民党的腐败而皆向往共产主义。我们还办了个“补习班”，以补习中学课程为名，实际上对七、八位中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
黔南事变，我来到贵阳是与蔡之诚商定到我家乡去打游击。我们十几个人共商具体方案尚未离开贵阳，日军已从独山退回广西。游击打不成，我又回遵义浙大。
当时浙大师生仍然充满不安和激动。日寇轻易就打到独山，现在还在贵州边上的广西。这个国家怎么了？读书还有什么用？能等着当亡国奴吗？
这时，国民党政府发起组织“青年军”，以“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学生参军打日寇。浙大许多同学报名参军。我也想去，既可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也可看看国民党军队究竟如何。给吴作和写信告知，他立即回信要我千万别去，说那是个骗局，骗学生参军是去打共产党军队的。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几位同学，也劝阻了他们。也幸亏没去。参加青年军的一二百位浙大同学在四川綦江受训期间，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受尽了屈辱与痛苦，纷纷又退出，回到学校读书，其中许多人后来还成浙大学运中的骨干。
学校还没有复课，人心还在浮动、不安。浙大学生自治会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我和陈耀寰、刘赓书、严刘祜商量，为了了解国民党军队究竟怎么腐败、农村人民究竟怎么困苦，遂一块报名参加了。
浙大战地服务团一共五十八位团员，竺校长授旗并热烈欢送后，于1945年1月中旬离开遵义到达贵筑县青岩镇十三军军部所在地。十三军军长石觉是国民党嫡系汤恩伯的部下。原先的商定是我们慰问军队，鼓舞士气，但是，除了两、三次大会文艺演出外，根本不让我们接触士兵，反而是十三军军法处、特别党部军官翻查我们的被褥、书籍。从当地老百姓处了解到军队打人，抢猪杀鸡，拉壮丁等欺压老百姓的事。我们极度气愤也深感失望、苦闷，对这样的军队，有什么好慰问的？
其实，事先我们也已知道十三军在河南就是臭名远扬的。河南民谚： “河南四大患：水旱蝗汤“。把汤恩伯军队与水灾、旱灾、蝗灾同列为灾患。这次，我们是亲眼目睹了。
二十九军一九三师驻扎在惠水县摆金镇，师长肖重光表示欢迎我们去。团里决定派一部分人去，我也在其中。一九三师比十三军好些，我们可以接触士兵，与中、下级军官联欢，却遭到汤恩伯的指责，说我们“擅自行动”，下令撤回。全团同学情绪激动， “不干了！回校吧。”前后约近四十天，我们于三月初四到学校，又继续学业。
经过了黔南事变的冲击，也在当时全国民主空气逐渐高涨的情势下，浙大的民主活动蓬勃开展，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1945年3月初，化工系四年级级会在食堂门旁的民主墙上贴出：《国家的政治必须民主，我们的生活必须改善》，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学生自治会决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在何家巷三号大院里，在严肃而热烈的气氛中，同学们激昂慷慨，争相发言。我也情不自禁地上台讲话，表达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必要和决心，并痛快地抨击了国民党。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发言、讨论，最后决定成立“浙大师生宪政促进会”，草拟、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 （又名《国是宣言》）。筹组“浙江大学全国学联促进委员会”以组织全国学联等。
三月中旬， “全国学联促进会委员会”正式成立，严刘祜和我被选为正、副主任委员。我们立即开展工作，草拟了全国学联的组织大纲和给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及燕京大学等四校学生自治会的信函，约请由我们五校共同发起成立全国学联。遗憾的是这些信函发出后，全都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以后才知道全给国民党特务从邮局搜去了，根本没有发出。
三月分还发生了一件轰动大后方的事件：费巩教授失踪了。
1945年初费巩教授应重庆复旦大学校长邀请前往讲学，三月初在重庆千厮门码头乘船前往北碚时失踪了。消息传出，各方哗然。一个著名的无党无派爱国民主人士、大学教授的生命安全竟然如此无法保障而遭到特务绑架，激起人们的关怀和愤怒。
事情的起因是：1945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重庆文化界四百余人的《对时局进言》。这是郭沫若执笔，有马寅初、柳亚子、张申府、洪琛等著名人士签名的一份公开信，要求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会议，组成联合政府，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战。这个文件得到大后方人们的热烈拥护、响应。前面提到的浙大学生会三月份召开大会决定成立“浙大师生宪政促进会”，发表《国是宣言》等即是对《时局进言》的响应。这四百多签名的民主人士中的一位就是费巩。他的失踪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镇压。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以及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纷纷质询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费巩。
复旦大学先得到消息，学生自治会发表《告各界同胞书》，学生罢课、抗议。消息传到浙大，深受学生爱戴的费老师的失踪大大震惊了浙大师生，民主墙上连篇累牍的大字报（其中也有我写的）发出了愤怒的声讨。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大会，同学们声泪俱下的发言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 “还我教授”， “要民主、要自由”的呼声不断。我参加了大会并激动万分地呼唤口号。会后并罢课抗议、示威。 （以后证实：国民党当局没想到秘密逮捕费巩竟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不敢承认，也不敢释放，关押些时日后推入镪水池中毁尸灭迹，说是“费巩自行落水死亡”）。
学校当然要读书的，我也继续着我的学业。但那时，物价飞涨，著名的数学系教授苏步青全家只能吃稀饭，啃红苕干；学生食堂里除了混有细砂、老鼠屎的陈腐糙米外，只剩下大碗清汤和少许菜叶的菜肴。老百姓的生活就更糟了，苛捐杂税、乱抓壮丁，被搞得家破人亡，真是民不聊生。可另一面却是奸商大发国难财，国民党官吏贪污腐败，特务横行，全国人民怨声载道却都敢怒而不敢1945年·贵阳言。 目睹并亲历了人民的苦难，我确实安不下心来读书，仍然寻求着解决我心中苦闷、疑虑的真理。吴作和离校后，我搬进了他住过的宿舍，那两箱黑白文艺社留下的书籍就放在我的床下，（以后我搬住校外后，交给了陈耀寰，接力相传，浙大复员时还搬去了杭州） ，我继续读马列主义书籍。吴作和从重庆不断给我寄来当时重庆共产党出版的《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我愈更认为马列主义是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五月一个傍晚，吴作和突然出现在我校外的居室。惊喜万分，我们紧紧拥抱，当晚，同榻而卧，畅谈半夜。原来，费巩签名的那份《对时局进言》是吴作和拿给他签的。费巩被捕，特务要捉吴，在重庆躲避一段时间后，吴决定去昆明，途经遵义。畅谈了别后的情况，分析了当时的时局，住了两天，吴作和去贵阳。临行前，我把蔡之诚等人的情况告诉了他，并给了他一封介绍认识蔡之诚的信。
1945年7月初放暑假，我回贵阳听到了吴作和被捕的噩耗。原来，吴与蔡、孟昭方、车祖尧等认识后，大家都很兴奋。蔡之诚他们缔结了一个进步组织一一群社，还盼望找到共产党。吴作和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已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青委有关系，可将“群社”介绍给南方局青委。不幸的是，六月底的一天，吴作和刚从蔡之诚家出来时被特务逮捕，连同蔡之诚给吴作和的“群社”50多人的名单和简介一併被特务搜去。情况紧急，我们各方打听，终未得吴作和消息。这期间，蔡之诚曾陪同我到贵大、贵阳师院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商谈成立贵州学联事。对方态度冷淡，没有结果。
八月上旬，有消息说特务将向我们下手。于是，蔡、车、孟、刘端模、孟昭让和我等十几人去到贵阳北郊茶店附近的一个名为养羊寨的孟家的农舍暂住以观察情势。那里山青水秀，一派农村风光，让我们久住城市的青年人大为开怀，畅谈时局，向往未来之余，则是唱歌、游玩或在地黼上翻滚嘻戏。
八月十五日傍晚，蔡之诚和我到茶店街上采购食物，只见人们喜形于色，耳闻鞭炮声不绝，原来是日寇投降了。我们也欢欣雀跃地奔回养羊寨，大家不约而同的欢呼起来并立即拿起行囊奔回贵阳，根本忘了特务可能逮捕我们的事。贵阳街上群情激动，鞭炮轰鸣，红光满天， “胜利了！” “胜利了！”的欢呼声不绝于耳，我们也融入了满街欢乐的人群中。是啊！八年了，遭受到太多的磨难和痛苦，久盼的胜利的一天终于来临，人们能不欢欣鼓舞吗？在蔡之诚家，我们分析形势，认为抗战胜利的现在，特务大概不会对我们动手，决定静观些时日。
八月二十几号的一天，蔡之诚陪同吴作和到我家中。憔悴、苍白、虚弱的吴作和与我紧紧拥抱，禁不住流下眼泪。吴作和谈了他的情况：被捕后，他曾一度逃跑并又被抓回，经受了严刑拷打。“群社”名单落入特务手中虽是不幸，但也让特务知道这些人还不是共产党员，也查证了吴作和也不是共产党员，有条件地释放了他，条件是要他填表参加中统特务组织。他痛苦地表示他被迫填了表，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决不改变信仰，俟机逃出贵州后仍要走革命的路。
当时的形势是：抗战胜利，国共和谈提到日程上。 （不久后，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签订“双十协议”，国共合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美国也从中调解并劝说国民党实行民主。全国政治气氛趋于缓和。
贵州省党部调查室（中统特务机关）一个科长赵促成是处理吴作和这件事的负责人。吴作和说赵有个人野心，想笼络一些人作他的政治资本，想利用我们。几天后，吴作和来说赵要我们几人去谈话。蔡、车见了赵后，也被迫填表参加中统。我一直不愿去，吴说赵保证不要我填表后，我去了。在中华中路一家银楼的二楼见到了赵促成，态度倒蛮客气，一一道出了我哪天到的贵阳，哪天和蔡之诚去找贵大、师院人想搞贵州学联，哪天又去的养羊寨。总之对我的情况十分了解，让我吃惊。又谈到我父亲，赵说令尊是国民党元老，我们是很尊敬的，对我家庭也是很熟知的。并一再表示愿交个朋友，但为了好向上级交差，要我为担任浙江大学全国学联筹委会副主任写个书面检讨。我无奈地写了检讨书并于八月底回到遵义继续学业。
写检讨书是我莫大的耻辱，内心十分痛苦，我为我的软弱和轻信久久地责备自己，但是，气愤却日益高涨。组织全国学联是为的救国，何错之有？蔡、车、吴都是热血青年， “群社”包遭到解散，这表明了特务的横行，国民党的反动。自从1943年我接触马列主义以来，我逐渐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我也愿为其实现努力，可是，我却只愿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而不愿参加共产党。但现在，特务竟来逼害我， “老子要干就真干。”我不再犹豫了，我决心寻找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逼上梁山了。
1945年下半年和1946年上半年的两次事件以及国民党的H益反动、腐败，更坚定了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
一次是1945年12月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昆明学生运动并杀害了西南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另一次是1946年2月重庆校场口事件，特务逮捕了许多青年并打伤了郭沫若等人。此外，抗战胜利，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却大量开赴东北、华北，抢占果实。 “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在发“胜利财”。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扼杀民主，屠戳人民，特务横行，黑暗之极。
这段时间里，我还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一个美好的新中国令我向往。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党，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进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是我莫大的荣幸和追求。
为了搬回杭州，浙大于1946年4月进行期末考试。我考试后知道各科及格可以毕业，于四月下旬离开遵义回贵阳。
浙大的四年半（工学院有些课程有连续性，及格一门才能在下学年读另一门，我中途休学一学期，相延下来，必须暑期才能毕业，因而多读了一学期）是我长知识更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时期，我为能在浙大读书而深感幸运。

这四年半中还有两件事值得记述。
一件是我与李哲衡的恋爱、订婚。1944年认识了遵义李家的人。李维白曾任过王家烈任省长时的教育厅长，这时闲居家中。大姐李哲昭的丈夫蒋炳贤是浙大外文系讲师，二姐李若兰在浙大中文系读书，老三李筑媛，老五李哲衡（没有老四）。李哲衡当时是中学生，逐渐由相识而相恋。1946年，妈妈与我由贵阳到重庆途中，在遵义李家，双方家长主持，我与李哲衡订了婚。
另一件是我的体育运动。在大三、大四时期，我是遵义浙大篮球校队队长兼足球校队队长。每次与其他球队比赛时均获得遵义中、小学生的欢迎，几乎全场观众都在为我助阵，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原名安粤，人们叫我“安逸”。 “安逸的呼声曾响彻遵义球场。

1946年4月回到贵阳，5月即与妈妈同返我从未谋面的老家一字县舜卿乡（现改名为六枝特区牛场乡）。
坐汽车到安顺，我家头人（管事）蒯德昌已率人在安顺迎等二天出发，我骑在他们带来的马上，妈妈坐在滑杆（两人抬；（骄子的交通工具）上。为了防御土匪袭击，蒯德昌身挎盒子考同七、八个身措长枪、腰围子弹的武装出北门，过普定，在1场袁家住宿一夜，第二天下午到达家乡。刚爬上一个土“碰！” “碰！”的排枪声划过天空，七、八十人拥上，原来莹昌组织的欢迎我回来的人群。当先是几个须发皆白的老者跪二。我慌忙从马上跳下，扶他们起来并连声道谢，然后他们簇定来到上官寨。这样的排场让我十分难过，我责怪蒯德昌，急： “粤老爷，您第一次回来，这是佃户们的心意，是应该的。”我上一辈已无男人，家乡佃户，包括头人均称我们这一辈男人为老爷，下一辈为少爷，而我则成了“粤老爷”。满怀着要解救穷人共奔共产主义天堂，我这个“老爷”确实被搞得十分尴尬。
舜卿乡是以我父亲名字命名，位置在郎岱县的最北端。东面过木底河（又名三岔河，是乌江上源之一）是织金县，北面翻过大山是纳雍县，西北则是水城县，一个四县交界之处。不论从普定，织金或从岩脚镇来都是上山又上山，山上却是个丘陵多过坝子的一个真正贫穷落后的地方。
我家是六、七百年前元、明朝时期分封的土司——贵州宣慰使。清朝改土归流后，虽已失去土司爵位，却仍是带有农奴制残余的大地主。农民称我们为“官家”，自称“小的”，见我们要肃立，不能平起平坐。当时在家主持的是四伯家堂兄安克庚，一个曾当过几任县长，当过国大代表，家乡人称司令官的大地主。三岔河对面的梭戛乡则是五伯家的堂兄，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人称团长的安又新主事。
回家乡来，我只想看看家乡的情况，了解农民的疾苦，然后去江浙工厂工作。但是，真正看到农民们衣不蔽体、赤裸双脚；看到农民们只能以包谷、洋芋裹腹；看到破烂、歪斜的茅舍后，我内心十分沉重。我想，我家能过上舒适生活，我能在城里上学，不都是他们供给的吗？我欠他们太多太多，我要为他们过上好日子赎罪。
我自家的房屋在离上官寨三、四里外的下官寨，若干年前被大火烧毁，妈带我在几位堂兄（嫂）处分别居住。他们家家都筑有碉堡，或石碉或土碉； 家家都有武装人员警卫，家家都佣仆甚多，或做饭莱，或做杂工；他们家家都在床上摆放着鸦片烟盏，吸食鸦片。对比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我内心十分难过。
在家乡住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安克庚对我说，他在安顺见到贵州省社会处长，中统特务贵州负责人之一的周达时，周对他说安粤是共产党。安克庚表示对我关爱的说，他已为我向周否认并为我担保，也要我自己注意。我本来没打算在家乡搞什么政治活动，听安克庚这么说，促使了我早日离家，暗下决心，再也不回来了。
八月下旬离舜卿乡，当晚住在岩脚彭家。彭家也是家大地主，与我家堂兄嫂常有来往。互相介绍后，彭家一位三十几岁的男人间： “你们家是否有一位叫安奥的？”我回答没有。他说： “有报告讲安奥是共产党，浙江大学毕业，这次回来要搞暴动。”看来说的是我了。他大概在一个什么文件上看到的而错把“粤”字当做“奥”字。同行的安定（四伯家，我一个侄子）告诉我这人是军统特务。这样，说明中统、军统都盯住了我，我真是被逼上梁山了。
在贵阳住了几天，九月初，妈妈和我乘上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在乡下常想到父亲，在这样偏僻、落后的地方，在这样封建专制的环境中生长的他，竟然会走上民主革命的路，万里迢迢奔赴日本， 反对专制暴政的清朝，企盼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真是太不简单，那是要有多大的勇气与毅力！我暗下决心，以他为榜样，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更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姐夫林同门当时是宪兵教导团团长，驻扎在四川内江，不久后将迁去安徽。妹妹也在内江女中读书，即将高中毕业。表哥杨砥中时任重庆和丰银行总经理，妈妈和我在他家住了一星期即到达内江。住了将近两个月，宪兵教导团迁安徽芜湖。1947年1月，我们又到重庆，乘船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