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 | 遵义，寻找77年前丰子恺女儿婚礼上的见证人 

2019-01-12 22:10

原标题：薄薄的结婚证书 浓浓的西迁情愫

文/陆昌友

在著名画家、散文家、美术和音乐家丰子恺先生家乡浙江桐乡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长47.5厘米、宽30.2厘米的手书“结婚证书”和一张长79厘米、宽31.3厘米的“来宾签名册页”。这两件珍贵文物中，蕴含的是浙大西迁遵义办学中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用丰子恺四女儿丰一吟的话来讲，这是“我们逃难以来的一桩大喜事。”——在不少浙大师生包括他们的子女眼中，西迁就是逃难，毕竟“国难当头”嘛。当年，竺可桢校长谈到浙大从遵义复员杭州的困难情形时，就有过“复员难于逃难”的感叹。

1941年9月7日下午四点，遵义的成都川菜馆里高朋满座、热闹非常，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正在举行。新郎宋慕法，浙大理学院生物学系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毕业生，其时就职于离岳父丰子恺寓居南坛巷星汉楼不远的中国蚕桑研究所，同时还在丰家做家庭教师。不久，他就去湄潭的永兴作了浙大助教。新娘是丰子恺的二女儿丰林先（宛音）。此时，新郎身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套西装，新娘披着竺可桢校长送的一床绣花被面，权当婚纱，不显半点寒酸，反而充满幸福，正喜气洋洋地接受来自亲友的祝福。

这是一场由浙大西迁遵义办学带来的新式文明婚礼。在没有完备婚姻登记制度的遵义，无须官方认可，当然也就买不到规范印制的结婚证书啰。于是多才多艺的丰子恺先生找来一张粉红色的纸，设计了一份眩人眼目的结婚证书。他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上二位新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出生时间不光用了旧历，还写上了时辰，这就在文明现代的婚书中留下了传统婚俗的明显印痕。

接着，写下婚姻由来、结婚时间、地点、证婚人等作为证书的必备内容，然后是结婚人、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的姓名。关键是每个人都盖上了鲜红的印章，这就显得何等郑重其事，绝非儿戏。特别是尽管介绍人陈志超、郑梅英夫妇已回温州老家，但也专门请了随丰子恺从家乡逃难出来、在浙大文学院史地学系作绘图员兼书记员的私淑弟子周炳潮、倪兰英伉俪代替，他们也认认真真地盖了印。证书四周，细心的丰子恺还精心用笔勾画了一个红框，既彰显了艺术家的才气，又提升了结婚证书的品味。

同样，丰子恺先生用另一张粉红色的纸，设计了一个有深红边框的来宾签名册页，由丰先生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敬请签名永志光宠”的字样。

这样一个不要“父母之命”的新式婚姻，这样一场连介绍人都可以找人代替的文明婚礼，因为丰子恺先生在浙大、在遵义的人脉，还有刚从浙大毕业不久的新郎官宋慕法同学、同事、同乡间的人缘，让婚礼办得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堪称遵义小城一次文化名流咸集、知识精英汇聚的盛会。在册页上签名的嘉宾就有74人之多。

他们中有时任工学院院长的李熙谋，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师范学院院长王琎，担任主婚人的数学系主任苏步青，电机系主任王国松，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国文系主任郭斌和，数学系教授陈建功，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教育系教授黄翼，化工系教授刘馥英，国文系教授王焕镳、郦承铨、缪钺、讲师许绍光等浙大精英，学术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校长办公室秘书诸葛麒，校医务室医生周威等也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有趣的是，被称为“奥运金哨”的舒鸿教授，在册页上留下了字迹最大的签名，他十四岁的儿子舒昌荣，紧随其下方，也在册页上签下笔墨清秀的名字，而他的太太因与新郎同乡、代表男方家长作为主婚人，却只是以“舒鸿太太”的名义在结婚证书上露了下脸，连印章都是用舒鸿的。

当时，在遵义办学期间多次为浙大毕业生证婚的竺可桢校长在重庆出差，未能参加。但他的夫人陈汲女士来啦，而且在册页的中部下端签下了“竺陈汲”三个字。这位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才女，谨遵“出嫁从夫”的古训，签名时也不忘冠上夫君的姓。

婚礼上活跃的另一个群体，是新郎宋慕法的同窗、同事，知交、好友。出现在来宾签名册页上的是：

苏步青教授培养的“四大金刚”中的两位：浙大数学系研究生吴祖基、助教白正国，浙大史地系研究生周恩济，浙大永兴分部物理助教曹萱龄、江乃纯、数学助教钱大业，浙大工学院土木系助教董维宁、机械系助教汤翙、钮因美，生物系助教吴长春，教育系助教吴志尧，文学院文牍员李精治，宋慕法同事、蚕桑研究所研究助理陈士怡、马秀权等。

一些在读的浙大学生也出现在婚礼现场，签下大名。他们是；教育系毕业班学生周淮水、汪湘，教育系学生戎涓之，化工系学生俞成孝，土木系学生项锦西，数学系学生邓劢，史地系学生蒋以明、沈稚利，化学系学生朱祖鳌等。

另外，还有在遵义浙大1940年毕业的吴廷瑮（土木）、任传丰（机械）、鲍范志（农化），1941年毕业的霍少成（机械）、郑乃瑜（化工）、赵梦寰（化工）、张本华（生物）等嘉宾，只能从竺可桢校长收藏的毕业生照片或其他散见的资料中依稀寻觅到他们模糊的身影啦!

婚礼既然在遵义举行，当然少不了本地名流的光顾，或许还有慕丰子恺先生大名而来者，也未可知。

出席婚礼最早、在签名册页上第一个签名的赵迺康先生，是遵义的著名学者，《续遵义府志》的主要编撰人，也是丰子恺先生的好朋友。半年多以前的正月新七（人日），两人就曾邀朋结友，去禹门沙滩拜祭“沙滩文化”杰出代表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陵墓，归来结集诗文书画而成《子午山纪游册》，王焕镳先生虽“病不能行，为怅然久之，既而赵翁迺康之记，丰子恺之画，名流诸子之诗与词，得于展谒”，还是欣然命笔，为之作序，成就浙大西迁遵义的一段佳话。同往谒陵者之一的浙江乐清人李瑜、江苏武进人冯励青也签了名。

签名册页第二人，是别号墨颠的欧阳樛，这位工诗词、善书画、擅长篆书、隶书的法官，作过遵义的法院院长，检察长，与丰子恺先生应当是颇有交往，值此喜事，理应捧场。至今，在浙大遵义校本部子弹库里的郑莫祠，还可以看到欧阳樛为遵义罗庄（丰子恺曾居住过）主人罗徽五篆书刻写的一通石碑。

胡颂翰，时在遵义县农本局任职的浙江人，浙江同乡会理事。竺可桢校长日记中曾数次提到，他为仙龙巷一号浙江小学的开办、运行，协调、筹集经费等，应是功不可没。他的名字也出现在签名册页中。

胡楚渔，签名册页右下角的一个名字引起关注。世居遵义、年近九十的遵义老人周树心、李永颐都说他是遵义团溪人。九十六岁高龄的浙大老校友幸必达老人还回忆起胡楚渔在遵义县中作过教师，擅长写意墨竹，山水画也独辟蹊径，曾与徐惕冰、魏西云、唐湘宾、肖之亮、刘庚扬等在丁字口大悲阁中心小学开过书画联展，是四十年代初诸葛麒、郦承铨等浙大教职员都参与其中的遵义萍舸书画社的成员。

“杨天泽是遵义的名老中医，杨廷璋是教会学校遵道小学的创始人，其侄子杨相华当过遵道小学的校长。”遵义文史专家、八十一岁的曾祥铣前辈指着签名册页中的两个人名如是说，因为曾老当年就是遵道小学的学生。

前不久，王国松先生的女儿王遵雯老师通过微信联系上笔者，丰子恺先生的外孙宋雪君（宋慕法、丰林先之子）也提供了相关信息，希望能尽量找到当年在“永志光宠”签名册页上留下墨宝的嘉宾，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线索。雪泥鸿爪，历久弥新，更值得珍重，何况签名册页上的嘉宾基本上都已不在人世。

就是这一纸历经岁月沧桑、显得有些泛黄的结婚证书和签名册页，牵动了众多的热心人。“寻亲”成了“西迁后代”微信群的热门话题。没几天功夫，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名字，从不同的渠道浮出了水面。笔者再结合手头的资料耙梳、钩沉，有了不小的收获，或许还会有新的线索。现提笔写下这段文字，希图了却宋先生的夙愿，力求还原七十七年前浙大西迁遵义办学历史上那件令人难忘的喜事，再现科学泰斗、艺术大师、耆宿名流、求是精英的风采，展示凝聚于结婚证书和签名册页中力透纸背的西迁情愫，传承已深深植根于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求是精神。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打油几句，充作结尾：

南坛何处觅旧踪，丰师星汉意从容。

逃难嫁女逢喜事，成都菜馆聚高朋。

泛黄婚书蕴深意，签名册页志光宠。

七十七年再回首，西迁情愫胜酒浓。

– End –

主编 | 郑易

编辑 | 润生 青尘 金珍

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与浙大校友

□     欧阳昌宇(机械系45级)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是在抗日战争烽火年代1939年开始筹建的。为了避免日军轰炸，奇迹般地将这高科技的工厂建立在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内一个特大溶洞内，人称它为大定厂。在那里工作过的浙大校友达25人之多。

(一)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厂?

那时，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我国半壁山河，对我主要城市狂轰滥炸，使无数同胞家破人亡，生灵涂炭，祖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不少爱国志士对日本侵略者义愤填膺，提出“航空救国”。当时政府顺应民意，一方面向全国大量发行“航空彩票”，另一方面利用蒋介石50生日之机，在全国大举“献机祝寿”，以筹措资金向美英两国引进技术，发展航空工业。因为发动机是飞机的核心，所以优先建立了这个厂。

1939年，在美国有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李耀滋等青年博士硕士七人，受命引进美国莱特公司的航空发动机。他们忠心爱国，立志在国内培养人才，走自主办厂之路。为了摆脱经纪商人的中间剥削，他们亲自到工厂采购生产设备，远渡重洋，沿滇缅公路将500多吨建厂物资奇迹般越过日军封锁，运进祖国西南边陲，准备在昆明建厂。

　不料日军早得情报，将所选厂址炸为平地。总工程师李耀滋博士亲自驾车沿黔滇公路往内地另觅厂址。到了贵州毕节，当地人告知沿公路不远的大定县羊场坝有一名为“乌鸦洞”的特大溶洞可以利用。果然在羊场坝公路旁不远处找到这个神秘的溶洞，洞的宽和深足有100米，洞高约60米。山后还有一条河流可供用水，由羊场坝至贵阳仅160多公里，交通尚称方便，具备建厂条件。经上级批准，在此洞内建厂。

(二)

李耀滋在MIT的同窗好友梁守也离开昆明西南联大参加大定厂建厂行列。李耀滋又亲赴西南联大，动员1941年应届毕业生去乌鸦洞献身祖国航空建设，当时报名者10人。还从其他内迁大学招来10多人。其中，来自浙大的有胡广家、霍少成、周善纷和卞华年4人。这20多名青年学子在创业先驱的感召领导下，艰苦创业，成为大定厂的“开山鼻祖”。

说“开山”，一点也不假。当时无法得到钢筋和水泥，只能就地取材，用木石建厂。他们不辞劳苦，与民工一道去40公里以外的山林中伐木，又从四面八方去寻找石源，采取石料，再组织民工背扛肩挑，运回乌鸦洞。他们在溶洞内，采用特殊的木石结构建筑厂房，能安装又多又重的精密机床，确保其安全运作，实属中国工业建筑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最困扰他们的是发电，没有电，不说无法开工建设，就连生活用水也无法取得。当地盛产无烟煤，原来在美国购置了烧无烟媒发电的蒸汽机，但运抵缅甸后因超重无法通过公路运输，廉价出让给印度了。他们看到当时西南公路上大量行驶木炭汽车，也想利用无烟媒制成煤气来驱动已退役的大马力航空发动机发电。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再实验，终于获得成功，使乌鸦洞熠熠生辉。当时国家航委会美国顾问来厂视察，对此创举啧啧称奇，赞叹不已。

到1942年底，我国第一座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在这荒芜的乱石丛中拔地而起!最为瞩目的当属乌鸦洞内的主厂房，它有三层，底层为各类仓库，中层为机工车间，上层为总装配车间。洞口厂房部分用精雕细刻的巨石砌成护墙，远看去甚是宏伟壮丽。洞口有通风设备，使洞内空通流通。各类办公楼和辅助工场林立在洞外山丘上，错落有致。俱乐部、宿舍，学校和服务社林立于羊场坝公路两旁，到夜间灯火辉煌，人称之为“小贵阳”。

(三)

1943年开始航空发动机试制。为了充实技术力量，大定厂从遵义浙大招进应届毕业生11名，他们是机械系的余承业、周森沧、蔡锡章、王永陶、郑会持、张遐年、谢子朴、梁颁棠;化工系的丁熙康、王士潘；数学系邓迈。这些“求是”学子成为大定厂的中坚力量。

1945年初，我国自制的第一台航空发动机在大定厂诞生了。经美国莱特公司鉴定，认为合格，可以批量生产。此时正值抗战胜利，日军无条件投降，当时的政府为了抢摘“挑子”，从大定厂抽调了大批技术人员去接收投降，乌鸦洞里唱起了“空城计”。

总工程量师李耀滋博士去了美国MIT任教。设计科科长梁守在为大定厂设计完新型发动机之后，也离厂去遵义到浙大创办航空工程系。继任设计科科长的是浙大校友周善纷。等第二任厂长到任后，才重整旗鼓，继续30台航空发动机的批量生产。

大定厂第二次到遵义又从浙大机械系调入1945届毕业生8人，他们是吴正华、王汝霖、郑茏、杨德岩、章学仁、蒋增汜、魏保之和我，这些“求是”学子成为大定厂的后继力量。我很幸运和吴正华一道分配至机工车间，赶上了我国第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加工。

到1947年初，30台航空发动机终于完工。由航委会任抽一台装在昆明第一飞机机制造厂生产的飞机上，由昆明直飞南京证明发动机性能良好。至此，大定厂已完成了我国自制第一批航空发动机的历史任务。

此时航委会已无法支持大定厂再生产航空发动机，大定厂利用其技术优势，立即转入民产，成为西南最大的汽车发动机配件生产基地，所生产出的优质配件誉满大西南，做到工厂经费自给自足，这是大定厂人创业精神的延续。

(四)

大定厂引进了多种航空发动机的生产技术，除已生产的美国莱特公司赛克隆型大马力发动机外，1944年又从美国莱可敏公司引进了用于侦察和教练飞机上的小型发动机;1945年又向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引进了刚问世不久、用于战斗机上的喷气式发动机，准备在广州设立分厂投产。参加分厂建设的浙大校友有郑会持和魏保之。但至1948年因时局关系，分厂停办，员工都各奔前程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大定厂向美英两国引进赛克隆型和喷气式发动机的同时，苏联也派了技术团去两国引进同种发动机。他们生产的产品已用于卫国战争，而我国则因交通阻滞，到抗日战争结束才生产出来，对抗日似乎没有起到作用。但毕竟我国开了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先例，为祖国培育出大批研制航空发动机的优秀人才，这是大定厂的另一大贡献。

根据与美英两国所签定的三个合同，大定厂先后派去学习的技术人员共有80人，其中去美国学习的浙大校友有胡广家，去英国学习的浙大校友有余承业和霍少成。至于通过大定厂生产实践而培养出的人才就更多了。

为了培养中级航空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大定厂还从1943年起举办了技术员工训练班，共培育出中级技术员286人，技工350人。参加员工训练班教学的浙大校友有郑会持、章学仁、邓迈和俞咸宜(女)4人。俞咸宜系浙大数学系1946届校友，在校时我和她已是知已，1947年完婚于大定厂。在大定厂工作过的浙大校友包括梁守先生共25人。

(五)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国共和谈”破裂，1948年解放军开始向全国挺进。1949年4月南京解放，蒋介石溃逃台湾，指令大定厂迁台，因人心相背，绝大多数大定厂人不愿去那弹丸之地。迁台不成，又指令滞留在重庆的空军将厂炸毁。正在这紧急关头，北京新华电台向大定厂喊话策反，稳定了人心。原来毕业于第一期技术员训练班的高钧烈等5人先期进入了解放区，北京和平解放后，奉召至京，在新成立的航空局的指派下，向大定厂喊话，动员大定厂人护厂迎接解放，于是一场护厂斗争拉开了帷幕。

积极参加斗争的浙大校友有胡广家、张遐年、丁熙康、吴正华、蒋增汜和我6人。胡广家原来是检验科长，迁台时任迁台疏运处长，他的态度是护厂斗争的关键。其实他早就与地下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岳父就是公开身份的重庆新华社经理熊谨玎，不过无人知晓而已。在其影响下，他极力反对迁台最坚决的副厂长，组织武装护厂自卫队，顶住了台湾的威胁与地方势力的武装挑衅。

1948年湖南和平解放，解放军第五兵团在湖南芷江休整，准备解放贵州。司令员杨勇得到刘邓首长指示，抽调得力干部组成接收大定厂的班子，随军前进，于1949年11月接收了大定厂。经过护厂斗争，大定厂的80％员工和80％器材设备保留下来了。

1951年迁厂成都，成立隶属于二机部航空工业局的国营411厂。随迁的浙大校友有胡广家、丁熙康、蒋增汜和我4人，我负责机工车间的搬迁与重建。

1953年初，我和蒋增汜等10人派往由苏联援建的哈尔滨国营120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协助工作，在那里我们发现该厂生产的与大定厂生产的均出自美国莱特公司同一型号发动机。不到半年，我又被派往苏联援建的株洲国营331小型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协助工作。它与南昌国营320飞机制造厂合制的新中国第一架自制飞机，在1954年五周年国庆节时飞上蓝天，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极具历史意义的庆典活动。

1954年末，成都国营411厂改为空军5701军用飞机大修厂。大修国民党空军遗弃在大陆的36架C—46型军用运输机，支援西藏和平解放。我和其他外协人员均已调回，参加此项任务。按照常规，大修飞机所需配件必需由原制造厂提供，飞机大修厂是不具备制造配件条件的。但当时不可能从美国运进配件，贺龙元帅亲自来厂动员，指示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是破天荒的第一道，其难度之大，责任之重是可想而知的。由厂党委指定10名工程师成立技术指导小组，其中来自大定厂的浙大校友占有4人：胡广家和蒋增汜负责检验、丁熙康负责原件的化验和电镀修复、我则负责机加工。经过全厂员工两年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体现出大定厂人在新中国的创业精神。

建国初期，大定厂人参加北京和南京两个航空学院创建者有9人。其中浙大校友余承业参加了南航的创建，后来改建为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时，他又任第一任校长。参加航空工业战线建设的大定厂人，为数就更多了。我国自制喷气式歼击机的创始人和运—8型飞机总设计师均出自大定厂。

1952年中央军委为促进新中国国防现代化，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创建浙大航空工程系的大定厂建厂先驱梁守先生最先调入哈军工，随后他又调至国防研究部门从事导弹的研究，成为国际先进的超音速超低空导弹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的导弹怪杰”。先后调进哈军工的大定厂浙大校友还有胡广家、俞咸宜和我。

1995年以来，我收集到75位大定厂人离厂后的简历，从中得出统计如下：(1)其中专家学者22人，占29％；在高校任教教授者22人，占20％；在各工业部门任高级工程师(包括教授级高工)31人，占40％。(2)在中国大陆共50人，占68％。(3)浙大校友14人，占21％。由此可见大定厂出人才的一斑。(为了不使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史中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湮没，欧阳昌宇学长在海内外原大定厂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写出了《乌鸦洞奇迹》一书，翔实地记述了大定厂的建厂始末。)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11-14 

　　戴立信（1924年—） ，著名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4年11月13日出生于北平，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毕业。1953年进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现任有机所研究员、有机所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顾问、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化学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曾任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2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化学奖。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60多年中，戴立信为中国有机化学的创新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早期，他从事金霉素的化学和提取，改进的提取工艺曾用于工业生产。他还参与全合成研究，提出用不对称合成方法确定金霉素的绝对构型，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展，由于国防任务的需求，全力投入硼氢高能燃料和氟油研究的组织工作。他曾参与全国火箭推进剂研究规划。曾向国家建言硝基胍炸药研制，后列入国家规划；曾参与高空摄影胶片的攻关；曾独立开展了硼氢化反应拓展和碳硼烷研究。1984年，他积30年科研和科技管理之经验和悟性，高瞻远瞩于国际化学发展动向，选择了对医药、农药、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有重要影响的金属催化不对称合成研究，成为我国在这一新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取得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带动了手性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此2014年手性中国学术会议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他联合数位院士共同撰写了两份关于绿色能源和聚烯烃工业创新发展院士建议，表现出超前的科学思维和远见。后一建议在唐勇院士等人的努力下已得到很好的实践，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多项产品正在发展中。戴立信着手不对称合成等国际前沿科学命题研究，不到十年便确立了他在有机化学领域的科学地位，成为上海有机所第十位中科院院士，为我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史写下出彩的一页。

　　戴立信几十年的科研生涯，记载了一位化学家的科学担当和科学忠诚。

　　成长：幼怀化学梦，浙大得真传

　　戴立信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寇侵略的战乱中度过的。1937年9月，他随父母由北平逃难上海，先后入读几所中学，于1942年由三育中学高三毕业。当年在三育中学兼课的一位交通大学桂姓讲师讲授的化学课十分贴近日常生活，生动有趣，还穿插着不少有机化学的知识，让戴立信非常着迷。后来他入读沪江大学化学系，与桂老师的化学启蒙颇为相关。

　　抗战开始后，上海的公办国立大学多已迁往外地，戴立信留在上海读书，考入私立沪江大学。起初，有美国教会背景的沪江在租界内的校园尚能保持一点平静，不受日军之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江大学也不得太平。此时，支撑家庭的戴母审时度势，同意让戴立信随表姐由沪去渝，戴立信于1943年4月抵达陪都重庆，经教育部批准，在同年9月进入西迁贵州的浙大借读化学系一年级。

　　浙江大学师生由竺可桢校长率领，于1937年11月11日由杭州西迁，经四次易址，于1940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湄潭和永兴安定下来。不愿在日本帝国主义刺刀下屈辱求存而行程2600公里的浙大西迁壮举，被誉为“文军长征”，鼓舞着全体浙大师生和在抗战时期来自国内外43所大学、17个学系包括戴立信在内的394名借读生们抗日救国的民族气节，激励着高昂的教学、科研和学习的热情。戴立信入校时期，浙大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居国内乃至国际的第一流水平。其中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物理系有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生物系有贝时璋、谈家桢，化学系有王琎、王葆仁，加上气象大师竺可桢，名教授们的声望和研究工作为浙大迎来了“东方剑桥”的美誉。求知欲望十分强烈的戴立信似海绵吸水，全身心地接受着大师们的教诲和科学风范的感染，尤其是科学人生恩师王葆仁院士在长达两年的有机化学理论教学和实验中的言传身教，为戴立信的科学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葆仁（1907—1986）是新中国第一代有机化学家，1941年至1951年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后参加筹建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任副所长至1956年。在有机所期间，他建立了新中国最早的高分子化学组，研制了我国第一块有机玻璃，第一根尼龙纤维等等，所以他和戴立信有着浙大师生之情和有机所同事之谊，先后有过六年之久的导师之缘，这是戴立信科学生涯的幸遇。

　　王葆仁先生开设的有机化学课在每学期要进行三次不通知的小测验，每次测验均在80分以上的学生，则可免予大考。测验的题目确实很难，戴立信平时学习扎实，是全班少有的大考免试者。今年92岁的戴立信每忆及此事，仍流露出自豪之情，他曾连续三学期，经历九次有机化学课程测验，因高分而豁免全部有机化学课大考，此事足见他对王老师的敬重和王老师对他的赏识。

　　在浙大四年，戴立信领教了多位化学名师的科学风范。其中有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浙大化学系主任、浙大代校长和中国化学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琎（季梁）的分析化学课程；有中科院原院长卢嘉锡的物理化学课程等，卢在1946年曾任浙大化学系主任。

　　浙大外语学科教授、王琎的夫人德梦铁讲授的德语课，常穿插诗歌，使同学们多能牢记，也使戴立信在进入有机所后，能顺利接触当时很重要的德文文献，因而得益匪浅。在浙大的一年级至三年级都是在贵州度过的，并且他们几个从上海来的同学（如李政道、顾以健等）都是在校外租房住宿的，因而能专心读书。每晚，他们六、七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共用一盏明亮的煤油灯，埋首用功，孜孜不倦。戴立信回忆说，李政道当年学习分外勤奋，很好的带动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至于集体宿舍则环境比较杂乱，学生们只能用几根灯草点燃的油灯，足见那时浙大求学环境的艰苦。三年级时以及1946年浙大迁回杭州后，戴立信有机会参加了更多的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革命洗礼，从而逐步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启航：扎根有机所，盛世壮志酬

　　1947年由浙大毕业后，戴立信担任过中学代课教师。在钢铁厂做化验。解放后担任过上钢公司的秘书科长和华东矿冶局劳资科长等非科研性质的工作。1953年，中央出台了“技术归队的政策”，戴立信应召到中国科学院报到。于当年6月分配进了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这所中国有机化学家的摇篮里，辛勤工作至今63年。在首任庄长恭所长和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导下，戴立信以其踏实勤奋、真诚坦率和学识扎实的工作表现，赢得大家的欢迎。

　　对他很赏识的汪猷（1910—1997）院士，1922年至1926年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大前身）应用化学科就学，1937年获得慕尼黑大学理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抗菌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5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有机所最早的一批中科院院士和新中国第一代化学家。戴立信对这位浙大的老学长在科研和领导工作中表现的求是精神，观察细微。戴立信回忆说：“每天一早，汪先生就像医生查房，到各实验室在实验桌旁与研究人员谈话，检查科研进度并对科研工作及下一步设想不断提出问题，直到回答不出才走向下一个人。”如此深入工作使他对每项课题和每个科研人员的情况了如指掌，也促进了科研人员的深入思考——汪先生就是用他从德国带回的严谨作风教育科研人员求真求实的。戴立信视汪猷学长为他的科学人生恩师。接受老师的言传身教，他始终将汪猷先生“一旦功成千锤炼，不经意处百年愁”的14字箴言作为自己科研工作的座右铭，保持勤奋、努力和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

　　进有机所后，就开始协助庄长恭所长搜集有关高分子研究的文献，如有机玻璃单体的生成机理以及甲基丙烯酸甲酯、尼龙单体的聚合机理等。当时有机所开拓的两个新领域是高分子和抗菌素，庄先生作为所长，也不断学习，掌握最新科学知识。他的钻研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给戴立信以很深的教育。之后，他参加了黄耀曾领导的金霉素科研组。黄耀曾对化学的挚爱及工作热情也给他很深的影响。有一次黄先生接受一项任务，要从半张纸的字迹上破解出密写剂的成分并找出显影的方法。只见黄先生苦思冥想，不断使用各种实验方法进行破解，当他最终得到理想目标时，戴立信再次见到了黄先生喜溢言表、极度欢欣的表情。黄先生十分重视基础研究，也不放松实际应用，黄趣称它们为“两个口袋”，并且在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戴立信在这方面深受教诲并称，耀曾师达到的高度极难企及。

　　1960年，戴立信曾从事高能燃料等国防任务的科学组织工作，也进行过有机硼化学的研究，诸如α、β不饱和醛酮的硼氢化反应，高级硼烷的衍生化反应，碳硼烷的合成及转化等。上世纪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研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戴立信在浙大学习期间，有机化学的成绩虽然很好，但他进入有机化学研究所，就深感知识不够用了。当时上海有机所学习气氛浓厚，除了政治学习外，所领导还组织大家进行业务学习，学习新文献、新概念、新理论。几位年青科研人员在学习中接触到一个新的立体化学概念——构象分析，例如一个脂环六元环有船式、椅式构象，不同的构象对反应性有不同的影响。这是英国专家Barton等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开展的新工作。这些年青人注意到构象概念的重要性，很快把其中最重要的文献翻译出来，一本《有机化学中立体化学的新发展——构象论述选译集》，在1957年出版。之后，在黄耀曾领导下，又翻译了纽曼的立体化学经典著作《有机化学中的空间效应》，在1964年出版。他们感悟到学习一部书并把它翻译出来是深读的好途径。这也给戴立信在起步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由于构象概念的重要性，1969年Barton和Hassel两人获诺贝尔化学奖。几年后，苏联专家来访时，有机所专家用构象概念解决了他们的科学困惑。所以，通过学习有机所科研人员的总体水平很高，学术气氛浓厚，曾有一位年轻人纠正了链霉素构型研究中的一个错误，还有一位年轻人合成了国际上认为很难合成的链糖。戴立信能在有机所科研启航，有机所的学术氛围、科研经验和达到的科学高度，都激励他迸发出超常的学习和科研热情。

　　高度：合成不对称，开环环氧醇

　　1984年戴立信进入精力充沛的花甲科学壮年。他以一位成熟的科学家的敏锐目光，瞻瞩国际科坛发展的风云变幻，迅速捕捉到金属有机化学的发展前景，果敢地选择了金属催化的不对称合成作为科研课题，把科研水平提升到相应的科学高度。

　　不对称合成又称手性合成。手性是自然界本质属性之一，在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种手性药物的不同异构体，具有截然不同的药理作用，这就要求手性药物合成中尽可能保证高纯度、单一的手性异构体。以不对称合成为基础的手性技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便成为国际化学界竞争激烈的重要科研热点，至今仍方兴未艾。戴立信和黄量院士共同主持的“手性药物的化学与生物学研究”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确定为“九五”重大项目，其研究成果开创了化学领域的新局面。之后，戴立信开展环氧醇开环反应研究，以及用于氯霉素和三脱氧氨基己糖全部家族成员的不对称合成，铑催化的芳基乙烯的不对称硼氢化反应等多项新合成方法的研究；立体选择性地合成官能团化的小环化合物和含平面手性配体的合成及应用研究。戴立信率领他的科研团队，在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取得不对称合成领域的多项重要成果，在国际化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法国学者H.Bloch和Metzner、英国V.K.Aggarwal教授多次在国际化学期刊，介绍戴立信的成就，评价他们发现的合成方法的重要贡献。他们发展的多项选择性反应已为国际化学界重要的工具书选用，其中有March的高等有机化学教科书以及《有机合成大全》《有机官能团转化大全》《金属有机化学大全》和《杂环化学大全》等。他被邀请在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盟（IUPAC）系列会议作特邀报告5次。

　　戴立信的科学成就，奠定了他在国内外的科学地位。我国竞争IUPAC第19届国际金属有机化学学术会议和第7届国际杂原子会议在上海召开，均获成功。他和钱长涛同为前一会议的两主席，和唐勇同为后一会议的两主席。1993年秋，戴立信入选中科院院士，时年69岁。“六十岁学吹打(戴之趣语)，七十岁成院士”，这段经历在中科院院士成长史中尚不多见。

　　传奇：桃李满天下，人在性情中

　　戴院士坦诚低调，待人和蔼可亲，他一生奉行求实治学和豁达做人的原则。他在当选中科院院士后说：“我能成为有机所第十名院士，有几个重要的机遇。一是1984年汪猷先生让我回实验室从事金属有机、有机合成研究，当时正是我国由总设计师主政而带来的科学春天，是科研环境非常好的时代；二是国家建立了研究生制度，我有幸得到一批有才华又非常勤奋的年轻人（指戴的学生们）和我一起从事科研，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三是我能在1953年技术归队，进入学术氛围很浓的上海有机所。老一辈科学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当时的化学研究中心的欧洲带回来好传统，50年代从美国带回来的新知识和科学思维，都给我很多教益；老、中、青科研人员的团队合作，鼓励我在科学上的成长。”在他高度概括而又朴实的讲话中，他对有机所、前辈科学家和他的团队的感恩之情，经常溢于言表。

　　出于对哺育他求是精神的浙大母校，对生活和工作63年的有机所，对恩师、导师们的栽培和对给他一生机遇的太平盛世的感恩，除在科研方面赶超先进外 ，他把满腔热情倾注于对研究生的培养。他一生指导的38名博士生、3名硕士生都成为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他喜爱并常引用《中庸》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所说，认为这是对治学全过程的极好描述。他也喜欢李政道所说的“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会去问”、爱因斯坦的“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科学名言。多年来，他一直鼓励研究生在听完学术报告后要积极提问，这样才能认真听，深入想。

　　戴院士性格开朗、豁达大度。经历政治运动中的逆境、生理的病患和亲人的离别，他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平复，坚强地着眼未来，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愿望来调节自己的心态。他是一位有着67年党龄的科学工作者，也是位集党性、科学性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性为一体的性情中人。

　　过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科学家，多数在60至70岁的年龄段，他们至少在科研上至少奋斗了30年以上，戴立信全天候从事有机化学工作不到10年而成名，可曰传奇。

　　今年92岁的戴院士，依然在工作日到上海有机化学所上班，参加科学讨论会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90岁前后，他先后与侯雪龙、丁奎岭两位教授分别编著了由WILEY-VCH出版的Chiral Ferrocenes in Asymmetric Catalysis和Organic Chemistry Breakthroughs and Perspectives两本英文专著，最近他还在审校一本题为《大蒜的化学》的译稿。基于对化学的热爱。他有时会因废寝忘食工作而累倒，但在医院略加调理后又会周而复始、坚持己见。为此，所里同事和他的亲人有时会用善意的谎言让他少参加一些科研活动，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戴立信对“做好的有机化学”以及追求绿色化学的信念始终矢志不渝，实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望百弄潮听涛声”。悔，望百弄潮听涛声。”（作者：熊家钰，系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研究员）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6-11-14 第8版 印刻)

（责任编辑：侯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