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
游修龄
1950 年代后期，前西北农学院院长、全国政协代表辛树帜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建议国家要鼓励整理总结中国悠久丰富的农业历史遗产，成立必要的农业历史遗产的研究机构。这个建议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当时浙江农学院院长丁振麟与辛院长同是政协委员，丁院长曾把辛院长的提案带回学校，给我看，他觉得应该考虑在浙农成立遗产研究室。辛院长每次来杭州，必探望丁院长，附带一定要召见我这个后辈，送给我他的近作，只因我写过一点《齐民要术》的小文，便承他的鼓励。到1960年时，浙江农学院和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合并，改名浙江农业大学及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由浙江省委书记李丰平兼任校长和院长（丁为副校长副院长），指示浙江农业大学筹备成立浙江省的农业遗产研究室，学校经过研究，把遗产研究室放在图书馆里，以便利用现成的资料，开展初步的工作。
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人员编制是从图书馆抽调三名，从退休的教授、技术人员中对农业遗产有兴趣的选择四五名，共七八位组成。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以前都没有研究农业遗产的经历，但是可以从收集、整理、抄录已有的农业遗产资料开始，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我正从农学系调到校院合并后的科研处任处长，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归科研处领导，我本人对农业遗产研究很有兴趣，对这个研究室自然非常关心，并且也成为不占编制的成员之一。经过几年的努力，1965年出版了《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辑，《浙江农谚解说》，及发表在国内其他刊物上的农史文章多篇。
接着，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开始了，我恰好是这个研究室的主管和成员，又撰写、编辑不少的古籍文字资料，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便成为典型的“厚古薄今”的活标本，给予“砸烂”，我则成为罪魁祸首；又因我翻译了不少国外的农业科技文献资料，又是“重洋轻中”的典型，有了这“厚古薄今”和“重洋轻中”两顶帽子，当时我虽然还是讲师，却也不必申请而荣获“反动学术权威”的美名，不断地挨批挨斗，这里不说了。
文革结束以后，靠边站的干部包括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也解放了，校领导让我选择，去科研处、教务处或图书馆，三者择一，唯不能回农学系，因有这两顶帽子的阴影随身，不受造反派欢迎。我想在图书馆读书最为方便，就不加思索地选择了图书馆。
到图书馆上任后，大概是积习难改吧，我又想起了农业遗产研究室，于是打报告给学校，建议恢复“农业遗产研究室”，同时鉴于原名称太犯忌，恢复后的研究室，要联系科学技术实际，把室名改为“农业科技史研究室”，简称“农史室”，获得批准，重新开张。
恢复了的农史室，编制人员很难解决，原有的二位图书馆人员可以继续，原有的退休教授都已先后作古，只好聘请校内有兴趣的教师兼职，以虚壮声势。于是我申请招收农史研究生，以求从根本上培养新生力量。当时恰好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引起国内外考古、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密切注意，我的河姆渡稻作起源论文又获奖，终于得到批准，招收了五名研究生（其中一名与蒋猷龙先生合招）。有了研究生，可以配备一名工作人员，总算添了一名编制。在培养研究生的前后十来年里，是农史室最风光的时候，对外接受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农学卷》农史分支的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卷》主编，中国农史学会的会员、副理事长，参加国内国际的农史学术活动，应邀去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作高级研究员等。
农史室曾接待了何炳棣教授的访谈，英国李约瑟助手F. 白馥兰女士的访谈，建立通讯交流的有日本天野原之助先生，渡部忠世先生，冈彦一先生…等。接待来访的学者有渡部武、Morishima，藤原，菅谷，…等。通讯联系的国内外学者更多。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天野和冈彦一两先生。我与天野先生从未晤面过，但承他赠我他的著作论文，彼此并讨论过一些农史问题。1991年我在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里，看到馆里收藏了天野先生生前的手稿、笔记、草稿、和来往通讯手迹，满满地排列了两大书架，足见先生生前用力之勤奋。使我念念难忘的是冈彦一先生，那年他本来是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遗传学的讨论会，会后不回国，特地南下杭州来看我，同我作了长谈，他会讲汉语，又会用中文写信，这更方便了我们的沟通。他出版过一部“Origin of Cultivated Rice”（《栽培稻的起源》），是用遗传学的角度论述的。在写书过程中，需要涉及一些中国古籍上野生稻的文献，恰好我有一篇关于中国古代野生稻的考证文章，他需要引用其中小部分的内容，一般凡是引用他人文献，只需注明出处即可。但是冈彦一先生非常认真，事先他来信征求我的同意，我回复表示完全同意，他又来信表示感谢。到书一出版，立即寄给我一本，书里对引用我的文字又表示感谢。天野先生赠送我的一本关于《齐民要术》的专著，参考引用了我关于《齐民要术》的论文观点，每引一起，注明一次，我数了一下，竟然有40余处之多。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述说这些经过，是鉴于当前国内的不少论著，引用他人文献往往不注出处，好像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说明出处或表示致谢更无从谈起，做学问不可不尊重他人的研究。冈彦一先生退休以后还同我通讯，寄来他和夫人到国外旅游的照片，他夫人病逝于癌症，他还寄给我孤身的照片。冈彦一的成就主要在水稻遗传学方面，成果累累，学生杰出的很多，他写《栽培稻的起源》只是他的业余钻研而已。
遗憾的是，农史室虽然参加校外的活动很频繁，联系广泛，它在校内的日子却不好过。原因是人员的编制矛盾。学校人事处只给图书馆一个编制总额，如何分配由图书馆作主。图书馆觉得农史室的建立，是减少图书馆的人员，影响图书馆的工作。这个问题在我任馆长时并不存在，因为我一向主张图书馆应该有研究的部分（不一定是农史研究），以带动学术气氛，提高人员素质，这其实是国际常识。但在国内不同，在我卸任馆长之后，这个矛盾就突出起来，后来的几任馆长对农史室不了解，总把它当作与图书馆无关的额外负担，只是尊重我还在带研究生，不好直言。有一位馆长通过办公室主任，对我直言农史室放在图书馆不合适，希望迁离图书馆；有的馆长除了谈论农史室不要放在图书馆之外，还宣传农史室可以取消，并不断向学校反映，在农史室取得成绩的同时，不放松拖后腿。
校长方面，有了主张成立农史室的李、丁校长，才有农史室的诞生，后来的几位校长也给予认同，农史室才能办下去。但是随着年轻化，新校长对农史的理解与老校长不同，他们目光远大朝前看，对回顾历史以史为鉴没有兴趣，再经图书馆长一反映，农史室的命运便定局了。校和馆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即农史室退休的人员，退一个少一个，不给补充，这样，最后只剩下我和一名留下来的研究生两人，我退休了，馆长便要这位研究生改行做图书馆的工作，否则，不好安排。这位研究生去日本读博士学位，得了博士回来，情况依旧，要他改行，现在他已转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很受该所的欢迎，因为该所急需开辟水田考古，寻找水稻遗址的人才，他正好符合要求，在新岗位忙着开展工作。
其实，按我的设想，浙江大学完全应该创办考古研究部门，浙江和南方的考古文化遗址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早，文化内含越来越丰富，关系中国南方古代文明的前景太重要了，需要发掘的工作是大量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力物力非常不够，有浙江大学加入开发，研究的结果，就是世界一流的，舍此不为，只把目光盯在国际一流上，不知道国际一流就在我们脚下，多么遗憾！“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也。”越想越觉得庄子这话的睿智和解惑，许多事情的遭遇都类似，又何只区区一个农史室的命运呢。
附编者回作者的信：
游先生，
您好。“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一文收到，并已上网。农史室本以研究农史为对象，今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农史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看到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地方落到今天的田地，的确有些伤感和失落。但我想历史不会忘记。您在农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也早已超过了农史室。作为您的学生，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使您和农史室的事业得到继承和发扬。尽管我们觉得您是一座永远翻不过去的高山。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得至，心向往焉。
农史室永远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