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史地系对气象人才的培养和贡献

气象科技进展 2016,6(04),75-78 陈云峰

气象史料挖掘与研究工程项目组

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高等学校设有气象专业(气象组)的,一为国立中央大学,一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再则就是浙江大学了。而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则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浙江大学史地系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简称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和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成为中国东南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2)地学系主任。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念。竺可桢、柳诒徵和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3)。南高-东大时期,竺可桢培养出一批突出的地理、气象人才,如张其昀、胡焕庸、诸葛麒、陆鸿图、高国栋、王学素、黄厦千、全文晟、沈孝凰、吕炯、朱炳海、朱文荣、张宝堃、沈思屿、徐近之和郑子政等。张其昀则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和传承人。

张其昀(1901—1985年),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东南大学组建,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

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1936年8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图1)(4),张其昀任系主任。

图1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组织结构图   下载原图

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将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5)

但在史地学系成立之初,教员有张其昀、景昌极、顾谷宜、朱庭祜、费巩、陈训慈(以上皆为副教授)、苏毓棻(讲师)、李玉林、柳定生、郝颐寿(后3位皆为助教)等10人,第一届史地系学生也仅有6人(6)。全校除竺可桢、沈思屿(时任代总务长)、诸葛麒(校长秘书)为气象专业出身外几乎无专门的气象学专业教员。可见成立之初的史地学系主要还是培养历史、地理方面的人才,气象只是作为地理专业方面的辅助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

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地学组的专业课以地理方面为主。必修课中与气象有关的课程很少,即气象学、气候学加上野外实测,在选修课(表1)中则增加了天气预告学、中国气候、世界气候、大气物理和农业气象等。但历史、地理乃至地质学的相关课程则极大地拓宽了视野。

表1 地学组选修课程     下载原表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8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

史地学部最初建立时,仅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组再就其学科需要细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1~2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一次(1)

从民国二十九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部招考研究生简章》可以略知当时史地研究所的招生概况:

1)组别。本部研究范围暂分下列四组:(1)史学组:由张荫麟、顾谷宜先生指导。(2)人文地理学组:由张其昀先生指导。(3)地形学组:由叶良辅、任美锷先生指导。(4)气象学组:由涂长望先生指导。

2)名额:十名。

3)应试资格。应试人须具下列资格:(1)国立省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史学系、地学系或史地学系毕业者,其他学系毕业,经原校教授特别介绍者;(2)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

4)报名手续。应试人须缴验下列各件:(1)报名单一纸;(2)毕业证明文件;(3)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三张;(4)1 论文(审查及录取均注重论文);(5)原校系主任或教授之介绍信(如无可缺);(6)体格检查证明书;本部于收齐上列各件后即付审查,合格者方准应试。

5)报名。(1)2 日期: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2)3 地点:贵州遵义本大学注册组。

6)考试。就应试人所欲研究之范围与所著论文之性质命题笔试,通讯方法举行之。

7)修业年限及待遇:(1)2 研究生修业期限至少二年;(2)3 研究生学费杂费暂免,在修业期中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费五十元并由校供给住宿,修业满一年成绩特优者得另给奖学金,成绩不及格者停止修业;(3)4 全部修业期满经考试及格者依照部章给予证书。

各研究所(学部)的研究生课程一般由该所(学部)所在院、系教授负责指导,必要时可以邀请外院、系教授共同指导。比如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的研究生叶笃正指导教授就有两位,一位是史地系的涂长望教授,另一位则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由涂长望和王淦昌联合指导。还有几位著名的气象学家也是史地学系在遵义期间培养的研究生。

二、气象学教师队伍与教学

气象学教师方面,除竺可桢执掌浙大之初带去的沈思屿3 、诸葛麒4 外,1939年5月涂长望出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后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后于1943年离开。1942年郭晓岚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1 ,教授动力气象学,后于1945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12月卢鋈任史地系讲师(不久升任副教授);1945年8月幺枕生任史地系副教授;1948年石延汉任教史地系。气象专业类课程逐步丰富,1947—1949年么枕生开设气候学、高等气候学、统计气候学及天气学;石延汉开设高等气象学、大气物理学;沈思屿开设气象学;吕炯开设地球物理及海洋气象等课程。

涂长望对浙江大学史地系气象专业学生的培养贡献巨大。施雅风回忆道:“涂先生讲中国气候,将近代中国气候研究的新成就网罗无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真听讲与理解能力,不时对学生启发提问。他讲大气物理时,选课学生连我只有两个人,他就将那本讲课主要依据的英文版《大气物理学》交给学生,指出本学期要弄通哪些章节,期末考试,不懂处到他家中提请讲解。(1)

竺可桢虽没有时间给学生上专门课程,但常亲自给学生做学术报告。

林晔回忆:“1948年沈思屿先生(原任浙大总务主任)教我们气象学,从内容到表达都提不起我们的学习兴趣,我们提出希望竺校长亲自兼课,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遂愿的。1948年2月,浙大天文学习会筹备复会,由谭天锡、任雨吉、刘操南和我去校长室请他指导并邀他做一次学术演讲,他甚表支持并以‘博以返约’的通才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并说浙大虽未开天文学课程,但通过学会活动也可增长兴趣,拓宽知识。他答应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到了1948年秋天,竺校长才抽出时间给我们做了《中秋月与浙江潮》的学术演讲,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象学上的秋含义不同并从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的成因。教室中挤满了听众。这些讲稿由当时担任记录的我整理成稿,并作为天文学习会的学习内容。(2)

1941年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还建立了校办测候所,于同年8月正式开始观测。

测候所设在协台坝当时子弹库所在大宅的后院,由涂长望指导建立。一方面供学生实习,一方面每天做地面观测四次,正式记录并按月统计报送国家气象部门。由史地系学生(束家鑫、吕东明和欧阳海等)作为工读负责日常的观测。观测场地内有百叶箱(内装干湿球温度表、最高温度表和最低温度表)、雨量计、日照仪、测云杆(云速、云向)、风向风速仪等,在当时是一个二等规模测候所的设备。这个测候所一直坚持到浙大迁离遵义,使遵义有了相应年数的气象纪录(3)

测候所还以“气候研究室”的名义与全国各地测候机构经常保持联络。并据观测资料编印了《民国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一月遵义天气气候概述》。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校办测候所改名为遵义测候所。

1939年5月涂长望加盟浙江大学至其1943年离开,这段时间当为浙江大学培养气象人才的巅峰时段。不但培养出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和束家鑫等著名气象学家,而且在学术上也颇多建树。涂长望出版了《中国气候通论》、《气团概论》专著,师生还发表了《中国冬季温度之长期预告》(涂长望)、《何以贵州天无三日晴》(涂长望)、《凝结曲线在气团分析及天气预告中之应用》(郭晓岚)、《等熵面之分析》(叶笃正),《贵州东北部浅气旋之研究》、《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贵州的气候》(谢义炳)等论文。

三、史地分家及其争论

竺可桢的通才教育理念不单单是在史地系得到体现,在全校都是如此。浙大1942年毕业生,后受竺可桢青睐留校任教的刘操南说“竺可桢校长以及其他师长对于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这种主张落实在学生的选课上。文科的要选理科课,理科的要选文科课,至少各要满12学分才能毕业。这种主张,是深入学人之心,蔚然成风的。例如:理工科的同学经常选读唐宋诗和唐宋词,并且进行创作。就我来说,读文学院的也曾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实验等课。那时院与院间,系与系间,不像一些大学中文理壁垒森严,畛域分明。当时转院转系容易批准。学术上的切磋琢磨、交流更为频繁。不是哪一系的师生就在哪一系中团团转的。切磋琢磨,风雨一堂,由博返约,感情十分融洽。(4)

浙大史地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使史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但另一方面,对于自然地理学尤其是气象学来说,17—19世纪,借助物理学中力学、热学、光学等分支的科学成果迅速发展,这就需要有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则很难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日显突出。地学组师生提出史地分家。

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回忆当时的情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身为气象学副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显然受到限制。幺枕生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1946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5 ”

对于史地分家,林晔也有清晰的回忆:“1947—1948年,史地系学生曾多次向系主任及校长提出‘史地分家’,因为从学生来说,史学和地学都有必修课,势必分散精力,转移兴趣。这一要求自然首先遭到张其昀先生的反对,他主张融通史地,有利于培育通才。当时浙大学生有个史地学会,我以学术干事的名义代表部分学生的意见向张先生上书,陈述分系的理由,张当即约我到他家中去谈,说理与压力兼施。后来学生自治会的代表陈业荣向校长面陈,竺校长认为史地二者日后必分,只是当时考虑人力物力暂时不分。1948年5月间为此事以及其他事,学生在壁报上对张先生指名诘问,张以辞职相威胁,校方要开除壁报负责人,学生代表力陈张与史地系学生隔阂以至对立(主要是对当时时局的观点以及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上)存在已久,开除学生必致更大不满,后经校务会议讨论以记过处分了之。6 ”

张其昀长期主持浙大史地系(达13年之久)7 ,与浙大史地系的成长密不可分。

对于张其昀,学生们则爱恨交加。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

“平心而论,张其昀先生在《中国地理总论》的教学中是非常勤恳的,如每课必挂大地图并指出学习要领,他的讲解也是有条不紊的,而且经常教育我们注重实践锻炼,注意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如叫我们编写一个县的地理志和气候志等),这些都是使我们很难忘却的。8 ”

林晔回忆道:“张其昀这个人要一分为二地看,他是蒋介石很器重的一个人,把他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委员的那个高度了,所以他的政治立场完全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我们学生搞运动的时候,他经常反对,学生们也反对他。但是他学问很好,讲课也很好,注重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所以同学们还是比较欢迎他的。9 ”

1949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1949年5月,张离沪。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

存在了13年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如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10 、施雅风、毛汉礼、姚宜民11 、束家鑫、张镜湖12 、吕东明13 、欧阳海14 、左大康和林晔等。

注释

1(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7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遂称之为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改名为江苏大学;1928年5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称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改称南京大学。

2(3)何方昱.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年).学术月刊,2012(5):145-154。

3(4)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民国三十一年出版。

4(5)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96-113。

5(6)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学生通讯录(1936年).杭州:国立浙江大学,1936:19-20。

6(1)毛文婷,张淑锵.张其昀与浙大史地研究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83.

7(2)沈思屿,号鲁珍,安徽合肥人。1925年东南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总务主任,兼任史地学系气象学教授。

8(3)诸葛麒,号振公,浙江东阳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后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1936年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校长秘书。

9(4)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民国三十一年度出版。

10(1)施雅风.饮水思源怀念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119-132。

11(2)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2(3)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96-113。

13(4)刘操南.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55-69。

14(1)幺枕生.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114-118。

15(2)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6(3)1943年夏-1945年底张其昀赴美讲学期间由叶良辅任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回国后继续担任系主任。(李治孝.叶良辅老师的生平和贡献//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373)。

17(4)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8(5)林晔,口述访谈实录。

19(6)周恩济,浙江杭州人。1941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研究所,师从涂长望,1943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重庆北碚国立复旦大学讲师,1945-1949年7月任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气象台台长等职。1949年8月-1951年2月任香港皇家天文台助理科学官。1951年2月,应涂长望邀请回国。1952年到天津大学任教。1955年到华东水利学院任教。

20(7)姚宜民,安徽含山人。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至中国航空公司任气象预报员。1950年在台“中央气象局”任预报科科长。1951年任台北松山机场民航气象台台长。1954年赴美国依阿华大学学习农业气象。1956年获硕士学位,返台任台湾省气象所研究室主任。1958年再度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63进入美国联邦气象局(后改名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曾任该局气象情报服务中心首席科学家。

21(8)张镜湖,父亲为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1948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54年,获得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从事研究。1959-1964年,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1984年后,成为夏威夷大学地理学和气候学荣誉退休教授。1999年1月22日,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是台湾地区首位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的学者。

22(9)吕东明,1942年考入浙江大学史地系,是1945年浙大地下党派到湄潭的中共地下党员,化名吕欣良,在浙大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气象部副部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

23(10)欧阳海,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曾任浙江大学助教、重庆中央气象局技佐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央气象局资料室技术组长等职。1960年参与筹建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系。

24(11)左大康(1925-1992年),地理学家,湖南长沙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1960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划线高亮笔记摘录词典复制关于我们CNKI荣誉版权公告客服中心在线咨询用户建议

抗战西迁前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崛起

科学文化评论 2017,14(05),17-43 郭金海
作者简介:郭金海, 1974年生, 天津人, 博士,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数学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中国科学院院史。

基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重大项目“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研产出奖励课题“民国数学通史研究与编撰”;

摘要:

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成立于1928年, 起初缺乏专业数学师资, 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实力弱小。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逐渐崛起, 至1937年抗战西迁前成为国内重要大学数学系之一。该系的崛起是现代数学建制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大背景下, 大学数学系被引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后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侧面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快速发展。除外部因素的积极影响外, 其崛起的关键是该系得选良才陈建功和苏步青;在他们领导下逐步增强师资阵容与完善课程体系, 注重基本训练, 以从日本引入的“数学研究”为桥梁, 严格践行了“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陈建功与苏步青等教师致力于教学之余, 醉心于科研, 对该系青年教师产生示范性影响。这段历史反映了以陈建功、苏步青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建设一流数学系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揭示了数学家个体与大学数学系办学风格形成的密切关系。该系崛起过程中存在的以“学徒制”态度培养学生对学生学术发展造成的影响, 也折射了当时大学数学系的局限。

关键词:浙江大学;数学系;师资;课程;数学研究;

在世界文明中, 现代意义的大学数学系最早出现于欧洲, 是现代数学建制化的产物。至20世纪初, 大学成立数学系在欧美国家已经较为普遍, 在一些亚洲国家亦不鲜见, 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发展数学事业的必由之路。作为现代科学的继发性国家, 中国于民国肇建后学习西方正式将大学数学系引入现代教育体制。在北京政府时期, 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陆续成立数学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掀起一波大学兴设数学系的热潮。国立浙江大学 (以下有时简称“浙大”) 数学系于1928年秋在这波热潮中成立 (1) , 由首任系主任钱宝琮草创。1929年和1932年, 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留学返国的数学博士陈建功、苏步青相继出任系主任。20世纪30年代初陈苏两人下定决心, “要在二十年内把浙大数学系办成第一流数学系”[1]。此后该系逐渐崛起, 至1937年11月抗战西迁前成为国内重要大学数学系之一 (2)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崛起是其早期发展的关键一环, 是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现代数学事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 也是近代中国归国留学生成功主持创办学术机构的典型案例, 值得深入研究。学界先前对于浙大数学系早期历史虽有论述[2,3], 但失之简略, 并未系统呈现抗战西迁前该系崛起的历程, 且在文献挖掘方面存在不足。鉴于此, 本文以档案资料、浙大原始出版物与浙大数学系师生论著等为基础, 探讨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从草创到崛起的历程, 并分析其间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发展情况与归国留学生所扮演的角色, 希冀能为当前中国大学数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目录结构
一教师延揽与师资力量的转变
二课程体系的草创与改善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活动
1. 教材的选用:以欧美原著为主
2. 教学活动:以苏步青与陈建功为例
四“数学研究”的开设
五数学研究活动的展开
六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
七结语

文内图表

一教师延揽与师资力量的转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 是由蒋介石领导建立的国民党新政权。它的成立虽然导致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分裂, 但改变了中国因长期军阀割据而造成的全国动荡的政局与中央政权极度弱化的局面, 为政府发展科学事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月, 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即创议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4]。“嗣因研究院规模宏大, 需费浩繁, 遂由筹备委员等议决研究院暂缓设立, 提先筹办大学”;同时中央决定浙江试行大学区制, 该大学定名为第三中山大学, 并于1927年七八月间成立, 1928年4月更名为浙江大学, 后于7月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3) 

浙大数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文理学院成立于1928年, 邵裴子任首任院长, 是浙大较早设立的学院[4]。在邵裴子主持下, 该院筹备之际定有6个设立目标:“⑴提倡科学方法, 以革新自来思想之习惯;灌输科学智识, 以确定高等学术之基础;致力学术研究, 以推广知识之界线。⑵注重教育学之研究, 及教育方法制度之试验, 以[期对于] (1) 改进浙江全省之中小学及社会教育, [有所贡献]。⑶搜集及整理浙江省自然及社会方面之材料, 使全省事物, 均可于最短期内, 有一正确之测量。⑷养成忠实勤敏之士风。⑸造成通达明敏之党国及社会服务人才。⑹提高一般民众之知识。” ([6], 页1—2) 文理学院强调目标⑴、⑷、⑸“尤为基本”, 要达到这3个目标, 必须有“优越之教员”[7]。但由于留学归国与本土培养的高水平数学专业人才奇缺, 聘到“优越之教员”困难, 数学系成立时仅有两位教师, 即首任系主任、副教授钱宝琮与助教杨景才。

钱宝琮, 字琢如, 早年留学英国, 在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学系读本科, 1911年夏毕业, 获理学士学位;返国后曾任教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南开大学数学系、中央大学 (由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称) 数学系[8]。他虽然数学教学经验丰富, 但无专业数学教育背景。杨景才是钱宝琮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192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9], 所学专业并非数学。因而, 浙大数学系成立伊始, 师资力量薄弱, 开设高深的大学数学专业课程都成问题。

1929年由于陈建功应聘到浙大任教, 数学系师资力量发生转变。陈建功, 字业成, 是中国函数论研究的先驱之一。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1923年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10]。毕业后返国, 相继任教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武昌大学数学系[11]。1926年再赴日本, 考入东北帝国大学大学院做研究生。研究题目是数学解析, 相继由林鹤一、藤原松三郎指导 (2) 。1929年7月, 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教授会19位与会教授一致同意 (3) , 授予陈建功理学博士学位 (4) 。由于“这在日本是比较难得的学位, 他又是外国人, 论文一发表, 便轰动全日本。”[1]留日期间, 陈建功已发表10余篇论文。水平最高的是1928年发表于日本《帝国学士院纪事》 (Proceedings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的“论带有绝对收敛的傅里叶级数的函数类” (On the Class of Functions with Absolutely Convergent Fourier Series) 。此文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三角级数在整个区间绝对收敛的充要条件是它为杨 (Young) 连续函数的傅里叶级数[12]。1929年时, 浙大还不是国内重要学府, 薪金较低。陈建功之所以选择浙大, 与浙江是其故乡和他的浙江同乡、在东北帝国大学的同学苏步青的建议有关。如苏步青回忆说:

图1.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大门   下载原图

当时聘请陈先生的学校很多, 清华、北大等七、八个大学, 浙江大学是新创办的, 有文理学院, 虽然别的大学每月薪金在四百元以上, 而浙大只有三百元, 但浙江是我们的故乡, 我还是建议他到浙大任教, 并说:你先去, 我随后来。[1]

陈建功到浙大任教后, 任副教授兼任数学系主任。经其推荐 ([13], 页31—32) , 1931年浙大聘请苏步青任数学系副教授。苏步青是中国微分几何研究的先驱之一, 1924年考入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 1927年毕业后免试升入大学院做研究生, 由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指导, 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4,15]。此前经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会主席林鹤一推荐, 在该校任讲师4年, 讲授高等代数[16]。论研究能力, 苏步青不逊色于陈建功, 至1930年, 已发表论文39篇[17], 在仿射微分几何方面取得卓著成就。1932年前后, 浙大工学院教师朱叔麟还调到数学系任副教授。朱氏亦留学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物理学校数学科, 是浙大元老, 1927年已到校 ([18], 页19) 。陈苏两人的加盟与朱氏的调入, 使浙大数学系形成师资骨干以留日学生为主的特点。

1930年, 武昌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毛信桂还被聘为浙大数学系助教[19], 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姜立夫被聘为副教授[20], 但姜氏未就职。1932年, 陈建功将系主任职位让给苏步青。他们亲如骨肉, 对外苏步青是系主任, 陈建功则当幕后军师。为了把该系办成一流数学系, 他们在聘请教师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1,21]。1932年度, 尽管杨景才已去职, 但浙大数学系教师已有9人, 即副教授4人:苏步青 (兼任系主任) 、陈建功、钱宝琮、朱叔麟;助教5人:毛信桂、姜渭民、周恒益、鞠恩澍、顾学曾[22]。其中, 姜渭民毕业于暨南大学数学系, 周恒益是浙大数学系首届毕业生之一[23,24]。另据《国立浙江大学职教员学生通讯录 (二十四年度) 》, 1932年数学系还有助教方德植, 是该系学生, 自1932年8月任职 ([18], 页19) 。此后随着周恒益、鞠恩澍、顾学曾离系, 苏步青与陈建功陆续留任冯乃谦、许国容、夏守岱等该系毕业生为助教 (1) ([18], 页19—20) 。通过这种途径, 为该系储备了较为充分的青年师资力量。

图2.1931年4月7日, 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欢迎新聘副教授苏步青合影 (前排左3陈建功、左4苏步青、左5钱宝琮)   下载原图

1935年, 经陈建功推荐, 曾炯到浙大数学系任副教授 ([25], 页113;[26], 页63) 。曾炯, 字炯之, 中国抽象代数研究的先驱。1926年毕业于武昌大学数学系, 在学期间得到老师陈建功赏识。1928年考取江西省庚子赔款欧美公费留学生, 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数学。1929年转入哥廷根大学, 由代数学家诺特 (A.E.Noether, 1882—1935) 指导, 撰写博士论文《函数域上的代数》 (Algebrenüber Funktionenkörpern) 。因纳粹排犹, 诺特于1933年4月被解职。曾炯最终在施密特 (F.K.Schmidt) 指导下, 于1934年完成博士论文, 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26], 页61—63;[27]) 。1934年下半年, 曾炯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 到汉堡大学进修 ([25], 页112—113) 。他在留德期间已发表重要成果。1933年他发表的论文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设Ω为代数闭域, Ω (x) 表示Ω上关于未定元x的有理函数域, K为Ω (x) 上n次代数扩张, 则不存在K上以K为中心的斜体, 即K上以K为中心的可除代数是唯一的, 且与K同构[28]。该定理被称为“曾定理” ([25], 页114) 。当时中国研究抽象代数者还如凤毛麟角, 而曾炯有成就, 且师出名门, 浙大数学系将聘到他作为一大幸事。1934年苏步青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讲演时说:

就说代数学, 研究的人在中国是向来没有一个人。去年在德国Göttingen大学毕业了一位先生, 那大学的D.Hilbert教授是公认为世界数学界的第一把交椅的。这位先生在那里专攻代数, 现在浙大很荣幸将他请到了。[29]

1935年度浙大数学系教师达11人, 包括教授苏步青、陈建功, 副教授朱叔麟、钱宝琮、曾炯, 讲师毛信桂、助教方德植、冯乃谦、许国容、姜渭民、夏守岱 ([18], 页19—20) 。至1936年度, 虽然许国容离去, 但又有该系毕业生陈洪炽、徐瑞云留任助教[30]。这样的师资规模超过一些全国大学数学系的代表机构, 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数学系 ([31], 页80—81;[32]—[34]) (1) 。同时浙大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曾炯3人有博士学位, 博士人数超过武汉大学数学系, 可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数学系相匹 (2) 。而且, 由于陈建功、苏步青、曾炯分别是函数论、微分几何、抽象代数方面国内一流专家, 浙大数学系这些方面的师资力量居全国大学数学系前列。

图3.1937年4月, 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合影 (3)   下载原图

然而, 《竺可桢日记》显示, 由于曾炯与陈建功胞妹的婚姻问题, 陈建功与曾炯“交恶”, 苏步青坚决表示“必欲去之” ([35], 页324) 。1937年暑假后曾炯改任北洋工学院教授。因此, 浙大数学系代数师资力量严重削弱。浙大旋聘请亦留学哥廷根大学、专长代数学的章用为数学系教授[36,37], 对此有所弥补。几乎同时, 苏步青和陈建功邀请王福春到数学系任教。王福春是陈建功在武昌大学数学系任教时的学生, 后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 虽仅获学士学位, 但在傅里叶级数研究方面颇有建树[38,39]。1937年9月王福春已在浙大数学系教授之列[36], 1938年秋浙大迁至江西泰和时正式入职[40], 这使该系函数论师资力量明显增强。另外, 1936年钱宝琮改任教授 (4) 。1936至1937年9月间, 朱叔麟改任教授[30,36], 在助教姜渭民、夏守岱、徐瑞云离系情况下, 有该系毕业生虞介藩、许燕礼、卢庆骏、熊全治等充实到师资阵容中[36], 保证了后备师资力量。

由此, 至1937年9月, 即浙大西迁前夕, 数学系在册教授6人, 教师凡13人, 即教授苏步青 (兼系主任) 、陈建功、朱叔麟、钱宝琮、王福春、章用, 讲师毛信桂、方德植, 助教冯乃谦、陈洪炽、虞介藩、许燕礼、卢庆骏。另有助理员朱良璧、研究助理员熊全治[36]。据1937年10月浙大公布的教职员名单, 该年9月数学系教师中还有助教许国容[41], 说明他又返系任教。但不论如何, 当时浙大数学系师资规模与整体师资力量是空前的。但1939年章用病逝[37], 此后浙大数学系至1952年并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前再未聘到高水平代数学教师, 严重影响了该系代数人才的培养。

二课程体系的草创与改善

浙大学制4年, 数学系1928年成立时仅有一年级学生, 至1931年秋一至四年级学生齐备, 方有4年完整的课程。其成立之初, 所设数学科目有限, 如表1所列1929、1930两年度课程所示。

表1.1929、1930两年度浙大数学系课程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 页40—54;[42]。

1929年度一年级10门科目中, 数学科目1门, 即“数学”;二年级共14门 (含8门选修科目) , 数学科目2门, 即高等微积分、代数学。一二两个年级只设置3门数学科目。在数学科目方面, 1930年度于一年级仍仅设1门“数学”;二年级仍设2门, 即高等微积分和解析投影几何, 取消了代数学;三年级设3门:解析投影几何、复变数函数论 (即复变函数论) 、级数概论。也就是说, 一至三年级只设5门数学科目。由于初等微积分 (或微积分) 、立体解析几何 (或解析几何) 、微分方程、初等代数方程、微分几何学等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科目均付诸阙如, 这样的课程尚不完备。这种情况的出现, 既与学生年级较低有关, 也是当时师资奇缺的结果。

1931年秋四个年级学生齐备后, 随着师资力量加强, 浙大数学系课程发生变革。通过变革, 增设一批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基本科目和专门科目, 删除解析投影几何, 初步创立完整的课程体系。这由表2所列1932年度浙大数学课程表可以看出。

表2.1932年度浙大数学课程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3]。

表2所列科目共20门, 除高等电工数学、沈养厚所授微积分等外, 其余应为数学系本系科目。本系科目中, 设置了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科目初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微分方程、初等代数方程、微分几何学, 并增设专门科目实变数函数论 (即实变函数论) 、座标几何学、综合几何学、代数曲线论、数学研究。本系科目的设置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母校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课程设置的影响。如座标几何学、数学研究这两门科目, 当时中国其他大学数学系还没有设置, 而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已于1911年设置 ([44], 页240—241) 。数学研究的开设, 是该系课程的一大特点, 下文将详述。

本系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分析、几何科目较多。这与陈建功、苏步青专长这两个领域密切相关。具体而言, 分析科目有7门, 即初等微积分及微分方程式、微积分、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复变数函数论、实变数函数论、微分方程;几何科目有5门, 即立体解析几何学、座标几何学、综合几何学、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但代数科目较少, 仅2门, 即初等代数方程式论、代数学。而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国立大学数学系均开设近世代数、群论等代数专门科目[45—47], 浙大数学系相形见绌。

1932年度后, 浙大数学系偏重开设分析、几何科目的同时, 对代数科目有所扩充, 并形成一年级注重基本科目, 二三年级侧重专门科目, 四年级兼重专门科目和数学研究的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如除国文、英文、科学方法、物理学、物理学实验、化学、化学实验、现代政治、现代经济、党义、军训、体育等与物理系、化学系学生共修科目外, 1934年度数学系课程凡17门: (一年级) 微积分及微分方程、代数方程式论初步; (二年级) 高等微积分、级数论、座标几何学、立体解析几何学、数学史、代数学; (三年级) 群论、综合几何学、复变数函数论、微分方程式论; (四年级) 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数学研究 (甲) 、数学研究 (乙) [48]。其中, 分析科目6门、几何科目5门, 代数科目增至3门即代数方程式论初步、代数学、群论。一年级2门均为基本科目;二三年级10门中, 除2门即高等微积分和立体解析几何学为基本科目, 1门即数学史为参考科目外, 其余7门均为专门科目;四年级5门中, 3门即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为专门科目, 2门即数学研究 (甲) 、 (乙) 为训练数学研究能力的科目。

1935年度, 浙大数学系在保持课程体系整体格局前提下增删了一些科目。除国文、英文、德文、普通物理学、现代经济、现代政治、体育、军训等非数学科目外, 该年度所设课程共14门 (1) : (一年级) 初等微积分及微分方程式、初等代数方程式论; (二年级) 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 (上下学期各2学分) 、座标几何学、初等代数方程式论 (与本系一年级合班) 、级数概论 (无学分, 选修) ; (三年级) 代数学、复变数函数论、座标几何学 (与本系二年级合班) 、数学考试 (乙) ; (四年级) 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群论、代数学 (与本系三年级合班) 、数学考试 (甲) 、数学研究 (甲) 、数学研究 (乙) [49]。数学考试 (甲) 、 (乙) 是新设科目。1934年度所设微分方程式论、立体解析几何学、综合几何学、代数曲线论被删除。这些表明浙大数学系在课程体系整体格局形成后对课程有局部的改造或调整。

1937年度课程显示, 这种局部的改造或调整在浙大西迁前后还在进行。除文理学院公共课程外, 浙大数学系该年度课程删除了数学考试 (甲) 、 (乙) , 初等代数方程式论、群论, 恢复了微分方程、立体解析几何、综合几何, 新设了高等微分几何, 初等数学A、B, 初等微积分A、B、C等[50,51]。这些改造与调整大都有助于改善课程。但初等代数方程式论、群论的删除可能与代数师资力量削弱有关。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活动

1. 教材的选用:以欧美原著为主

作为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 教材是教师授课与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或参考, 关系着教育活动的质量。20世纪上半叶, 由于数学名词译名尚未完全统一, 大学中文数学教材匮乏, 国内大学数学系普遍使用外文原著作为教材。浙大数学系亦不例外。抗战西迁前, 该系大部分课程的教材为欧美数学原著。其中, 不少是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初等微分积分及微分方程式以美国数学家奥斯古德 (William Fogg Osgood, 1964—1943) 《微积分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Calculus) 为教科书之一[43], 抗战西迁后仍采用此书[52]。高等微积分长期以奥斯古德《高等微积分》 (Advanced Calculus) 为教科书[43,52]。复变数函数论曾以美国数学家汤森 (Edgar Jerome Townsend, 1864—1955) 《单复变函数》 (Functions of a Complex Variable) 为教科书, 抗战西迁后还使用过英国数学家蒂奇马什 (Edward Charles Titchmarsh, 1899—1963) 《函数论》 (The Theory of Functions) [52]。实变数函数论曾以英国数学家霍布森 (Ernest William Hobson, 1856—1933) 《实变函数论与傅里叶级数论》 (The Theory of Function of a Real Variable and the Theory of Fourier’s Series) 、奥地利数学家哈恩 (Hans Hahn, 1879—1934) 《实变函数论》 (Theorie der Reellen Funktionen) 为主要参考书。微分几何学的教科书, 使用美国数学家艾森哈特 (Luther Pfahler Eisenhart, 1876—1965) 《曲线和平面微分几何》 (A Treatise on the Differential Geometry of Curves and Surfaces) , 参考书为德国数学家布拉施克 (Wilhelm Blaschke, 1885—1962) 《微分几何讲座》 (Vorlesungenüber Differentialgeometrie) 。综合几何学、座标几何学曾分别以意大利数学家克雷莫纳 (Luigi Cremona) 《射影几何原理》 (Elements of Projective Geometry) 、伍兹 (Frederick Shenstone Woods, 1864—1950) 《高等几何:解析几何高等方法引论》 (Higher Geometry:An Introduction to Advanced Methods in Analytic Geometry) 为教科书。代数学曾以美国数学家博歇 (Maxime Bôcher, 1867—1918) 《高等代数学引论》 (Introduction to Higher Algebra) 为教科书[43]。奥斯古德《微积分导论》、汤森《单复变函数》、哈恩《实变函数论》、伍兹《高等几何:解析几何高等方法引论》、博歇《高等代数学引论》等近年仍再版。

曾炯在浙大数学系讲授抽象代数 (1) 、群论[53—55], 所用教材内容多出自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登 (B.L.Van der Waerden, 1903—1996) 、瑞士数学家斯派泽 (A.Speiser) 德文著作。如该系毕业生熊全治回忆说, 曾炯“所教之抽象代数及群论两门课, 内容丰富, 大都是根据B.L.Van der Waerden及A.Speiser所著之两本德文教本”[53]。范德瓦尔登著有《近世代数学》 (Moderne Algebra) 。此书据曾炯导师诺特、奥地利数学家阿廷 (E.Artin, 1898—1962) 讲稿, 以德文撰成, 分上下两册, 初版于1930至1931年分别出版后, 流行甚广, 对近世代数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56]。斯派泽著有《有限群理论》 (Die Theorie Der Gruppen Von Endlicher Ordnung) , 是关于群论的名著。熊全治所言“两本德文教本”当指这两种著作。

选用这些欧美原著作为教材, 对浙大数学系的教学质量起到保障作用, 也可使学生直接接触现代数学的外文表述形式, 有助于培养学生用外文阅读和撰写数学论著的能力。但对外文水平不高的学生, 则会因语言障碍而影响知识的接受效果。更重要的是, 这不利于国家摆脱对西方的追随, 推出完全适合本国学生的大学数学教材。或许有鉴于此, 浙大数学系也有一些课程只将外文原著作为参考书, 教师在教学中使用自编的中文讲义, 以中文授课。陈建功讲授的级数概论、实变数函数论都是如此 ([57], 页26—27) 。苏步青对陈建功此举评价道:

陈先生的外文很好, 英文、日文、德文、法文都精通, 解放后, 他还学了俄文。在教学上, 他和有些从国外归来的教授不同, 用中文编写讲义, 用国语讲课, 这是其他讲授所不及的。陈先生毅然用国语讲课, 一破旧俗, 很有创见。[1]

当时由于数学名词译名混乱, 大学中文数学教材甚少, 留学返国教师在大学普遍使用外文教材与外语教学。陈建功此举其实不仅是一种创见, 而且是他不惜花费心血, 积极推进教学的一种表现。

2. 教学活动:以苏步青与陈建功为例

受在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与大学院所受教育的影响, 苏步青和陈建功都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对于一年级学生, 要求每门数学课都配有大量习题, 每一主讲教师都配有辅导教师。学生每次上课都必须交上次课布置的习题, 由辅导老师批改后于下次课交还学生, 辅导老师必须跟班听课。每周还有一次由辅导老师主持的习题课。教室的三面墙壁上都有黑板, 由几位同学同时上去演算 ([58], 页107) 。

对于备课, 更新讲义, 他们也很重视。苏步青讲课前都要做充分准备, “每讲一次课, 总要用一些新的材料 (包括方法) 替代老的”, 还把自己的和世界上最新的研究成果写进讲义。如1928年世界上的某些最新成果, 就被写进1931年他的微分几何讲义[59]。陈建功认为教师上一堂课, 就象打一场仗一样[1]。常常为了讲好一堂课, 舍得花几倍的时间去阅读、钻研教材, 即使对讲授多遍的内容, 也不掉以轻心, 认真备课 ([13], 页37) 。他对于讲义每年都要新编, 老的删掉, 补充新的内容[1]。如他在教授级数概论时, 就把当时的最新成果——各种求和法教给学生[60]。对于以外文原著作为教材的课程, 他也会补充新内容。如讲授高等微积分时, 在奥斯古德《高等微积分》之外, 补充了隐函数存在定理的证明 ([57], 页27) 。

苏步青和陈建功比较注意教学法, 在教学中均能做到深入浅出 ([1];[59], 页137) 。如陈建功能用通俗的语言, 把难懂的数学原理讲清楚, 曾用猴子跳跳板之类形象化的语言, 来表述点集论。而且, 他上讲台不带讲义, 不看书本, 拿起粉笔, 一讲到底[1]。后来, 他的不少学生也继承了这种讲课方法, 并称之为陈氏授课法。另外, 苏步青和陈建功的板书都很工整, “在黑板上写的字和符号及公式”, “同印的一样”[61]

不仅如此, 他们执教都很严格。凡是作业做不出来的或者想偷懒的学生, 苏步青都不会原谅。而且苏步青讲课时, 有时会让学生在黑板上演算题目, 如果演算不出来, 就让学生“挂”黑板, 对工学院听课的学生也不例外[62]。陈建功讲课时不把讲义发给学生, 而是严格要求学生记笔记, 课后要求学生先整理好笔记, 复习好讲课内容之后再完成作业 ([57], 页26) 。这些对于磨炼学生的意志,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与保证教学质量都颇有裨益。

四“数学研究”的开设

在浙大数学系课程中“数学研究”是重要科目, 始设于1931年, 由陈建功和苏步青从日本引入, 共同发起和指导。它类似于数学讨论班, 由学生和青年教师共同参加。如前所述, 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数学系还没有这种科目, 而早在陈建功、苏步青留学日本之前, 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已开设“数学研究” ([44], 页240—241) 。而且, 1907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前, 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科即设置“数学研究” ([44], 页164—173) 。陈苏两人在浙大数学系开设“数学研究”, 目的是对高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如苏步青所说:

1931年在陈先生等人发起和指导下, 一个当时称为“数学研究”而现在则称为“小型科学讨论班”的学术活动形式, 在杭州创始了。通过它对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进行严格训练。 ([63], 页ii)

陈苏两人共同主张“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结合”的办学理念 ([1];[64], 页119) 。创设“数学研究”无疑是他们实施该理念的努力之一。由表2可知, 1932年度“数学研究”由四年级学生每星期三下午参加, 不计学分。课程内容是, “由教师选取最近各种杂志中之论文, 分与学生自行研究, 轮流报告其所得之智识, 报告时由数学系全体教师监督指导, 教师亦于此时轮流报告其最近之研究, 或所读之论文。” ([43], 页79) 此后, “数学研究”愈加规范, 发展较快。自1934年度起, 分为甲、乙两门, 每周学时由一下午变为两门各一下午 ([48], 页39) 。至迟自1937年度起, 这两门课各占1学分[50,51], 进一步提高了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数学研究”甲, 是由四年级学生和大部分教师轮流报告论文。学生报告的论文, 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提前指定, 报告者要先译成中文, 油印分发。报告前几天就贴出通知, 注明报告人和题目, 并注明是第几次。教师一般报告自己撰写的论文, 但一般不翻译、分发。“数学研究”乙, 分为几何和分析两组, 几何组由苏步青主持, 分析组由陈建功主持, 是由四年级学生和同行教师参加。这两组都由学生轮流做读书报告, 教师不做报告。学生报告的内容可以是一本重要专著或一系列相联系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均为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重要资料 ([57], 页27—28;[58], 页107—108) 。1935年熊全治在浙大数学系升入四年级后, 在“数学研究”乙, 参加了苏步青主持的几何组, 就曾由苏步青指定读德国数学家克莱因 (Felix Klein, 1849—1925) 的重要著作《高等几何》 (VorlesungenÜber Höhere Geometrie) [61]

图4.《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关于数学系举行“数学研究”活动的报道 (活动时间:左为1934年9月17日, 右为1935年2月25日)   下载原图

苏步青和陈建功都重视“数学研究”, 每次都坚持参加, 雷打不动;而且对于参加的学生和青年教师, 要求甚严。“教师没有通过‘数学研究’这门课的就不得升级, 学生尽管其它课程都及格而‘数学研究’不及格的也不得毕业。” ([63], 页ii) 抗战西迁前就读于浙大数学系的程民德回忆陈苏两人主持“数学研究”的情况时就说:

从四年级起, 每周有两个下午的讨论班, 他们风雨无阻, 每次必到。在讨论班上他们经常提问, 要求主讲人确切回答, 连回答的表达也严格要求。例如当主讲人证明了某一结论后, 他们会突然把结论改变一下, 然后问改变后的结论是否成立。如果主讲说:应当不成立, 可以举出反例, 他们就要求立即把反例举出来。如果举出了反例, 他们还要说:既然有反例证明改变后的结论不成立, 还说什么“应当不应当”的废话。如果主讲人一时举不出反例, 他们就让他继续想, 不让他往下讲, 这叫做“挂黑板”。“挂”久了就完不成这次主讲任务。……无论数学研究甲或乙, 苏、陈两位对报告者都严格要求, 不清楚的问题都要提问, 直到报告者弄清楚为止。学生如果通不过报告就不准毕业。由此可见他们每周教学任务之繁重和执教之严。 ([57], 页27—28)

还有一个例子, 可说明当时要求之严。有一天夜里, 熊全治突然跑到苏步青家里。苏步青一见面就问:“这么晚了, 你还来干什么?”熊全治吞吞吐吐地说:“明天的讨论班由我报告, 我怕过不了关, 想来请教先生……”话还没说完, 苏步青就板起面孔说:“怎么不早来啊!临时抱佛脚, 还能有个好?”熊全治一听, 满脸涨得通红, 二话没说, 立即向苏步青告辞, 返回宿舍, 足足准备了一个通宵。第二天, 报告时总算过了关 ([62], 页577) 。

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与训练下, 浙大数学系“数学研究”的质与量都得到切实保障。这对该系学生和青年教师数学研究能力的培养起到重要作用。而且, 也培养了他们的严谨学风与独立思考习惯[64]。“数学研究”结束后, 教师与学生经常自由交谈, 还形成浓郁而活跃的学术氛围。当时浙大数学系学生对“数学研究”有积极的反响。1936年前后数学系一位署名华生的学生在《数学系的精神》一文中写道:

四年级的同学更觉得忙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有两个“数学研究”的学程, 一个读书本, 一个读论文, 每星期举行两次上台的演讲。……在这里, 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的是“数学研究”, 她在质和量上都超过了他系的“讨论”或“报告”。这“数学研究”至今已举行了一百六十几次了。教授们对于演讲者是绝对严格的, 可以说一点也不讲面子, 因为他们是只注意学问的尊严的呵。然而在研究完毕之后, 师生间常随便谈话, 在烟气绕绕之中, 交换着娓娓的攀谈。这是极像英国大学的Tutor制的。[65]

这种反响反映了数学系学生对“数学研究”的肯定。抗战西迁后浙大数学系还一直坚持开设“数学研究”, 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66]。1952年浙大数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后, 通过苏步青与陈建功又在复旦大学得到发展 ([64], 页119) 。

五数学研究活动的展开

浙大数学系成立后在函数论与微分几何领域开展大量研究活动。1935年曾炯任教后, 开创了该系的抽象代数研究。至1937年抗战西迁前后, 该系师生共有1部日文数学专著 (即陈建功《三角级数论》[67]) 与约39篇英文数学论文发表[68—70]。就发表成果数量而论, 不如清华大学数学系 (1) , 但超过北京大学数学系, 居全国数学系前列。陈建功与苏步青均有重要成果发表。

图5.陈建功《三角级数论》   下载原图

陈建功《三角级数论》是其中之一。该书在日本岩波书店于1930年出版, 是该书店刊行《高等数学丛书》的一种, 乃中国学者在国外出版的第一本现代数学专著。作为国际上较早的三角级数论专著 ([57], 23—24页) , 该书分两编, 分别为“积分概论”和“傅里叶级数”。第一编介绍了三角级数的预备知识, 包括点集和积分。第二编共7章, 有6章介绍傅里叶级数理论, 是全书主要内容, 有1章介绍一般三角级数理论。该书关于傅里叶级数和一般三角级数理论, 概括了当时国际数学界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陈建功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 (Tôhoku Mathematical Journal) 、《帝国学士院纪事》等刊物发表的论文[67]。陈建功在书中首创不少日文数学术语, 50年后仍被沿用 ([63], 页i) 。此书在日本影响较大。1984年出版的《日本の数学100年史》将其作为日本昭和前期实变函数论领域的一项成果[71]

抗战西迁前, 陈建功在浙大数学系除继续研究留日期间涉猎的三角级数论、正交函数级数等方向的问题外, 还开拓了单叶函数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并在单叶函数系数估计方面取得先进成果。国际数学界关于单叶函数系数估计的研究, 源于1916年德国数学家比伯巴赫 (Ludwig Bieberbach, 1886—1982) 提出的著名猜想。当年比伯巴赫利用面积原理证明了|a2|≤2。此后, 许多著名数学家致力于证明这个猜想[72]。1932年李特尔伍德 (J.E.Littlewood, 1885—1977) 和佩利 (R.E.A.C.Paley, 1907—1933) 证明当f (z) 是奇函数时, 则上述单叶解析函数的系数估计可以改进到以与n无关的常数为界[73]。1933年, 陈建功于《帝国学士院纪事》发表论文“单叶函数的理论” (On the Theory of Schlicht Functions) , 改进了李特尔伍德和佩利关于单叶函数系数估计的研究结果[74]。1935年陈建功又于《东北数学杂志》发表2篇关于单叶函数理论的论文, 进一步完善了1933年他发表的成果[75], 并对某种特殊的非正则函数建立最大值原理[76]

苏步青是一位多产的数学家。1932至1937年共发表20余篇论文, 分布于仿射微分几何与射影微分几何两个领域。在仿射微分几何领域, 他对与仿射空间中曲面关联的某些锥面进行了研究[77], 详细论述了仿射微分几何与射影微分几何的一些关系[78], 提出在已知两个二次代数锥面Γ2’和Γ2”的条件下, 构造单参数四次代数锥面族Γ4 (k) 的方法[79]。在射影微分几何领域, 他在射影曲线论和射影曲面论方面均有建树。在射影曲线论方面, 他对贝特朗曲线[80]、空间两条曲线的相交[81,82]、三次挠线等做了研究[83], 得出富有价值的结论。在射影曲面论方面, 他研究了包括李 (Lie) 二次曲面、射影极小曲面在内的一些重要类型的曲面[84,85]。在关于李二次曲面的研究中, 他证明如下定理:如果与一个曲面上每个点相伴的李二次曲面在一个四边形上总与一个给定的二次曲面相交, 那么这个曲面的渐近曲线必定属于线性线丛。由该定理, 他精确地得出一类更具一般性的二次曲面[84]。后来验证这就是著名的戈德 (Godeaux) 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 并被称为苏的二次曲面[86]。而且, 他研究了普通空间中一类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 得到关于这种序列的一些重要结果。其中之一是:如果存在一个由四边形的每条对角线上的一个点形成的分层曲面, 该四边形与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相伴, 那么存在∞’分层曲面与对角线汇构成一个可分层偶[87]。后来这种序列在文献中被称为苏链或Finikoff构图[88]

曾炯在浙大数学系任教期间仅发表1篇论文, 即“关于交换体的拟代数闭包的层次理论” (Zur Stufentheorie der Quasi-Algebraisch-Abgeschlossenheit Kommutativer Körper) [89], 但其学术贡献较大。在该文中, 他引入交换体的层的概念, 提出交换体的拟代数闭包的层次理论, 为抽象代数学的发展做出基础性工作。

在浙大数学系培养下, 特别是受陈建功和苏步青指导, 该系一些毕业生留系任教后也发表了论文。如在苏步青指导下, 方德植毕业两年即于1935年在《东北数学杂志》发表“定挠曲线的一个特性” (A Characteristic Property of Curves of Constant Torsion) 。此文通过由曲线上点P的三个相邻副法线决定的二次曲面, 给出空间定挠曲线的特性[90]。1936年他又在该刊发表“关于一些空间特殊曲线的注记” (A Note on Some Special Curves in Space) , 对一些空间特殊曲线进行了研究[91]

除此之外, 钱宝琮相继于1930年和1932年出版《古算考源》[92]和《中国算学史》上卷[93], 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取得出色成绩。

不过,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师生的数学研究成果多属改进性或追随性的, 主要发表于日本和中国本土数学刊物, 没有成果在欧美国家数学期刊发表。而当时国际权威数学期刊《数学年报》 (Mathematishe Annalen) 、《数学年刊》 (Annals of Mathematics) 、《数学学报》 (Acta Mathematica) 等都在欧美国家。这限制了他们在欧美数学界的影响, 意味着他们尚未登上国际数学界最高的发表成果的舞台。

六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

如前所述, 邵裴子负责筹备浙大文理学院时定有6个设立目标。其中, 包括“致力学术研究, 以推广知识之界线”“造成通达明敏之党国及社会服务人才”等 ([6], 页1—2) , 未言培养专门人才。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 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 必须注重实用科学, 充实科学内容, 养成专门智识、技能, 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94]依据此教育法规, 浙大将办学宗旨定为“以阐扬文化, 研究学术, 养成健全品格, 培植专门人才为宗旨。”[95]陈建功与苏步青主张“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结合”的办学理念, 以培养数学专门人才为依归, 符合该办学宗旨。

从抗战西迁前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看, 浙大数学系培养数学专门人才的成绩显著。当时该系只招本科生。1928至1931年度招生规模很小, 总共仅招10余人。1932年度招生人数增加, 此后也有回落, 但各年度招生人数未逾10人。抗战西迁前的10年中, 该系共毕业24人, 各年度在学学生与毕业生人数如表3。

表3.1928至1937年度浙大数学系在学生与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24]、[96]、[97]。

可见, 各年度毕业生更少, 最多7人, 最少仅有2人。这24位毕业生的名单和走向如表4。

表4.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毕业生名单与走向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24]、[98]—[103]。

这24位毕业生日后多数成为专门数学人才。其中, 5人出国留学获数学博士学位, 占20.8%;14人长期在高校数学系任教, 占58.3%;8人长期在中学或其他中等教育机构任职, 占33.3%。长期任教于高校数学系的毕业生, 分布于浙大、江西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等校数学系与美国理海大学数学系等。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 经过数十年耕耘, 他们培养了大批高等数学人才。其中, 熊全治在美国理海大学自1952年开始培养研究生, 先后共指导20位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00], 页283—285) 。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部分毕业生担任过高校数学系主任。如孙泽瀛、方德植、徐瑞云、卢庆骏、廖念贻分别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和江西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学院 (1) 和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 (2) 数学系主任。他们对所在数学系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如1952年方德植出任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后, 引入浙大数学系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办学理念, 坚持组织教师讨论班, 并使之制度化。同时, 亲自参加基础课的教学, 加强图书资料和规章制度建设。短短几年, 便见成效, 培养了包括陈景润、林群、赖万才在内的一批高水平毕业生, 得到高等教育部与一些高校的关注。有些高校称该系为“东南的数学花朵” ([99], 页157—159) 。徐瑞云是中国第二位女数学博士 (3) 。1952年她出任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时, 该系只有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两个教研室、两个书架的图书, 许多课程没有教学大纲和教材, 基础相当薄弱。面对困难, 徐瑞云广揽人才, 充实教师队伍, 同时注重培养青年教师、提高现有教师业务水平;引入浙大数学系的“数学研究”, 通过“读书报告”的方式逐步引导大家开展科学研究。在她领导下, 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得到发展。首届本科毕业生将近三分之一考取研究生 ([102], 页234—239) 。

徐瑞云在教学之余, 还编译了影响较大的实变函数论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初, 全国“一边倒”, 全面学习苏联。当时译自苏联原著的中文高等数学教科书甚少。在这一背景下, 徐瑞云翻译了苏联数学家那汤松 (И.П.Натансон) 的《实变函数论》。原书经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 作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这部译著由商务印书馆于1953年出版[104,105], 1955年和1958年相继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新1版和第2版[106,107]。这为新中国的实变函数论教学提供了重要教材, 促进了实变函数论知识在新中国的传播。201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出版这部译著的第3版[108]

在数学研究方面, 浙大数学系毕业生孙泽瀛、方德植、熊全治、卢庆骏等都有出色表现。孙泽瀛在微分几何、射影几何、偏微分方程领域均有建树, 其所编《近世几何学》[109]在新中国师范院校影响广泛[110]。方德植在微分几何领域成就较大, 不仅发表较多的论文, 还编著《微分几何》[111]、《微分几何基础》[112]等著作。熊全治赴美前随苏步青研究射影微分几何, 赴美后主要研究整体微分几何, 特别是积分几何, 做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工作 ([100], 页288—293) 。卢庆骏赴美前跟随陈建功主要研究傅里叶级数, 赴美后拓展到概率论、数理统计, 1962年进入航天工程界, 开展可靠性研究, 做出突出贡献 ([101], 页183—196) 。

但是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毕业生后来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 数学成就超越陈建功或苏步青者寥寥。这与该系学生毕业后出国留学深造者较少, 陈建功和苏步青以“学徒制”的态度培养学生, 将学生研究的问题限定于陈苏两人各自的研究方向, 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关于后者, 陈省身就说:“浙大在陈、苏两先生主持下, 学生甚多, 工作极勤。可惜他们采取的态度, 可名为‘学徒制’, 学生继续做先生的问题, 少有青出于蓝的机会。要使科学发展, 必须要给工作者以自由, 这是值得深思的。”[113]

七结语

1928年浙大数学系成立之际, 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现代数学事业开始加速前行的历史转折年代。当时尽管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为代表的数学系已取得不俗的办学成绩, 但全国大学数学系培养的高水平专门数学人才有限, 基本不重视数学研究。浙大数学系成立伊始, 缺乏数学专业教师, 师资阵容薄弱, 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实力弱小, 名不见经传。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 该系逐渐崛起;至抗战西迁前, 虽然整体办学成绩与1927年成立后异军突起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尚有差距 ([31], 页67—95;[114]) , 但在函数论和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在专门数学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 推动了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发展。这奠定该系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的重要地位, 使之成为国内卓有声望的数学系。竺可桢日记记载, 1936年4月8日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蒋硕民在南京拜见竺氏时讲道“浙大数学系允称国内第一, 如陈建功之于分析, 苏步青之几何, 朱叔麟之于代数, 均极能称职” ([35], 页52) 。此言虽有夸大之嫌, 但是数学界对当时浙大数学系声望的一种反映。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崛起是现代数学建制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大背景下, 大学数学系被引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后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侧面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快速发展。该系的崛起有多方面因素。从外部看, 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政局相对稳定、中央政权加强等社会因素的积极影响, 也有浙大本校入学与教务制度的保障。当时为了保障生源与学生学习质量, 浙大对学生入学与学业都有严格的规定。如1929年或稍早, 浙大文理学院即明确规定报名入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既要出自公立或政府认定的私立学院, 又要通过该院相关考试 ([6], 页27—28) 。1932年度公布的《国立浙江大学学则》, 规定学生入学后至少须修满132学分 (党义、军训、体育除外) , 始得毕业;每学期至少举行考试两次以上;学生参加考试时, 如不遵守考场规则, 其试卷无效。如有舞弊、夹带等情况, 应令其退学等[115]

从内部看, 关键是该系得选良才陈建功和苏步青;在他们领导下, 逐步增强师资阵容与完善课程体系, 注重基本训练, 以从日本引入的“数学研究”为桥梁, 严格践行了“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 形成鲜明的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办学风格。这种办学风格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 对该系发展影响深远。同时, 陈建功与苏步青等教师致力于教学之余, 醉心于科研, 对该系青年教师产生示范性影响, 这对该系崛起起到重要作用。华生就指出:“几位教授都是很努力的学者, 他们在教课外, 决不放松一下研究的功夫”“自然, 有‘上行’则必有‘下效’, 讲师、助教们也都十分起劲, 并不是仅仅‘讲讲’, ‘助助’而已的。” ([65], 页18) 此外, 该系重视以欧美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数学著作为教材, 学生规模小, 师生课上课下接触较多, 教师容易给学生以砥砺, 也是该系崛起的影响因素。

浙大数学系崛起这段历史在中国大学数学系有史以来一百余年的数学史上只是一鳞半爪,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草创后加速前行的历史时期却是重要篇章之一。它反映了以陈建功、苏步青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建设一流数学系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揭示了数学家个体与大学数学系办学风格形成的密切关系。其崛起过程中存在的以“学徒制”态度培养学生对学生学术发展造成的影响, 也折射了当时大学数学系的局限。对于当前中国大学数学学科建设, 该系崛起的关键因素与崛起背后所反映的数学家个体的重要作用和问题仍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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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初称数学门, 是浙大文理学院本科主科10个学门之一, 1929年度改称数学系。详见参考文献[36]。

2 本文“抗战西迁前”指浙大因全面抗战爆发而西迁前即1937年11月之前的时期。

3 见[5]。全面抗战爆发前, 蒋梦麟 (1927年8月至1929年8月) 、邵裴子 (1929年8月至1932年4月) 、程天放 (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 、郭任远 (1933年4月至1936年4月) 、竺可桢 (1936年4月出任) 相继出任浙大校长。

4 (1) 中括号内文字为原文内容, 下同。

5 (2) 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6 (3) 当时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教授会共26人。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7 (4) 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8 (1) 另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苏步青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9 (1) 据浙江省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历届最优秀毕业生名册》, 冯乃谦、许国容与下述徐瑞云在浙大最优秀毕业生之列。

10 (1) 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数学系分别有教师11人、约13人、9人。

11 (2) 当时武汉大学数学系曾昭安有博士学位;清华大学数学系熊庆来、杨武之、曾远荣有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数学系江泽涵、申又枨、程毓淮有博士学位。

12 (3) 前排左起:陆惠英、方淑姝、朱良璧、黄继武、苏步青、陈建功、朱叔麟、钱宝琮、曾炯、方德植、冯乃谦、周茂清;中排左起:钱大业、彭慧云、冯世、夏守岱、许国容、许燕礼、毛信桂、虞介藩、恽鸿昆、钱克仁、周佐年、侯希忠、颜家驹;后排左起:楼仁泰、徐绍唐、张素诚、李克寅、吴祖基、白正国、汪达、杨从仁、程民德、卢庆骏、何章陆、郑锡兆、朱福祖。照片中人名, 参见钱永红《一帧珍贵相片》, 收入钱永红编《一代学人钱宝琮》,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635页。

13 (4) 据1952年钱宝琮在浙大所填《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 (乙表) 》。

14 (1) 未注明学分科目, 不计学分。

15 (2) 1929、1930年度一年级课程均为必修。

16 (3) 从中选修12至14学分。

17 (4) 每学期选3至4学分, 全年共选7学分。

18 (5) 竞赛运动、技巧运动、团体游戏及舞蹈、武术、女生体育, 由一年级体育成绩在70分以上者必须选修一种, 以代必修之体育2学分。

19 (1) 关于107A-108A微积分、127微分方程、128最小二乘方、129高等电子算学, 参考资料《二十一年度本大学课程纲要》以英文介绍, 以“Four hours credit”“Three hours credit”“Two hours credit”等表述这些科目的课时与学分。笔者分别译为“每周4小时”“每周3小时”“每周2小时”等。

20 (1) 不同年级设置的同名科目, 以1门计算。

21 (2) 微分方程、立体解析几何、综合几何为1937年度课程原名, 分别相当于微分方程式论、立体解析几何学, 综合几何学。

22 (1) 课程名称为“代数学”。

23 (1) 至1937年, 清华大学数学系师生发表数学论文约60篇, 出版专著和译著各1部。

24 (1) 该“浙江师范学院”, 俗称“老浙师”, 1958年与新办杭州大学合并为杭州大学。

25 (2) 该“浙江师范学院”, 1962年组建, 与“老浙师”不同。

26 (3) 第一位是刘叔庭, 1930年于美国密西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获博士学位。

叶关荣:恋一个行业 爱一个家

2009-08-18    中国照明网报道

  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浙江大学设置了国内第一个光学仪器专业,开创了中国光学工程高等教育的先河。当时,这一专业中国尚未建立,既无可供参考的教学计划,也无相应的教材,在前人的努力下,该专业按教学计划完善了全部课程,而且达到了较高水平。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叶关荣和赵田冬相继选择了这个专业,从读书到留校,从教学到科研,浙大成了他们的家,光学仪器科教事业则是夫妇俩一辈子呕心沥血的共同职业追求。一家人、一个目标,四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为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的成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深入专业  挑战国际水平

  1961年,叶关荣从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毕业后,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长达四十余载的光电技术、光度学、色度学、光辐射计量与标定技术科教事业由此揭开序幕。专注于我国光学仪器事业的发展,他历任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颜色学会(AIC)执行委会、国际照明委员会(CIE) D2(光度学、色度学和辐射度学)与D1(视觉与颜色)的中国代表,中国照明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视觉与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光学学会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和浙江省照明学会理事长。

  据介绍,光辐射计量测试仅是光学的一个分支方向,应用面很广,如彩色电视、纺织行业的配色计量测试,汽车工业的配色,建筑,照明,造纸,塑料,印刷,军工等领域。早期的光学仪器专业对光辐射计量测试的研究较少,他的光学探索也集中在激光、红外等技术研究上。1979年,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进入全面发展期,国家相继派出一批知识分子出国进修。作为浙大派出人员之一,叶关荣抱着美好的憧憬和对科技探索的热情奔赴德国,进入德国西柏林工业大学照明技术研究所学习先进技术。来到德国后主要从事光度学方面的研究,之后发现,其实色度学更加重要,借此机会钻研该方向。幸运的是,与他一起合作科研的教授是当时的德国照明学会主席,亲密无间的交流与合作使他的这趟出国学习收获很大。

  当时我国该领域的技术和设备相对国际先进水平较为落后,这段时期的收获不仅带回了各项应用技术的最新成果,还学习了德国先进的科研与教育理念,浙大光仪系光辐射计量测试技术也在他回国后得以在前人的基础上完善并顺利发展起来。另外,在德国的学习对于他个人来说也是受益匪浅,期间,他还完成了“圆柱与半圆柱照度探测器”的研究课题。由于高的测量精度,研究成果获得了德国学术界的认可,还被德国等科学家应用于空间照度和半圆柱照度方面的计量测试,他顺利实现了从理论、实验到成果应用,由于取得了发明专利,随后便进入世界顶尖的光测量技术机构德国LMT公司。加盟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叶关荣跨越了公司拒纳外国人的高门槛,实现了当时世界上的圆柱与半圆柱照度探测器误差为2%的最高精度等级。

  期间,他还接触了德国色度学的奠基人,原西柏林工业大学教授,这对他以后的光学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认识到色度学学科的重要性。他打算回国后与校系领导商量将光度学与色度学作为一个方向深入研究。在德国进修20个月后,叶关荣怀着新的希望回国了,除了熟悉德国相关本专的理论和技术,临走前,他将专利所得的钱买了一些标准和仪器,采购了一些LMT公司的最新产品,为回国深入钻研该领域作了一定的实验设备的准备。

  坚定信念  回国发展

  对于优厚的国外研究条件,他做了尽快回国的选择,叶关荣笑着说,那个年代的人对国家和民族有着一份单纯执着的热诚,只想学成归来后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尽一份力。然而,那一次的离别不是永恒,与德国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十年来,他已前后去过德国36次,各种专业会议交流、教育访问的机会,让他难以忘怀这个曾让他成长进步的地方。谈起对德国的评价,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德国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务实精准的自我要求,尤其是LMT公司对产品力求精益求精的精神,让他在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始终坚持此风格。

  随着浙大光学仪器专业的发展壮大,到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该系下分的一个教研室经过逐渐扩大,1991年正式成立为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研究所,叶关荣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研究所所长。凭借光学仪器领域的多年研究基础和经验,他将一系列成果都应用到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并帮助该专业建立起完备的教材、设备较为先进完整的光辐射测量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研究范围拓宽了,技术水平提高了,尤其是社会需求的日益扩大,从研究所成立后,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上,开设了光辐射测量课程,吸引了许多对高科技感兴趣人才。从这里走出去的有高校教授、国家计量院的科研工作者,还有致力于光学仪器产品研发和推广的企业家。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浙大光仪系已成为我国光辐射测量领域人才培育的基地之一。狠抓教育的同时,科研也丝毫不放松,回国后,他的第一个成功的成果就是代表了当时国内较高水平的新型照度计,并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浙大光仪系的女学者

  光学事业的探索之路上,叶关荣并不孤单。四十多年来,除了生活上的相互照顾,事业上也有着一位知己共同进退,她便是同校同专业、任教于浙江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光电系的赵田冬教授,与妻子结伴同行,他的事业与生活圆满而充实。

  1965年,赵田冬从浙大光学仪器专业毕业,自此走上科教之路。她回忆,由于毕业设计的题目是“高速摄影”,当时该原理性实验样机、被军工单位作为予研究样机而被采用,很快浙大接受了”高速摄影机”军工项目,她成为项目主要参与人员之一,该项重大课题的研制成功,开启了她最初的科研之门。

  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上,浙大光仪系获得了科学大会奖,那一刻,参与该课题的全体教职员工都激动不已,而这项荣誉也成为光仪系发展史上光辉的里程碑。

  二人同心协力  绽放科技之光 

  转眼间已是八十年代初,走过了时代的浩劫,新的篇章由此打开,她主要教授几何光学课程。待叶关荣从德国回来后,共同的专业方向,将二人的专业特长结合起来更好的为教学、科研服务。教学工作一直不间断,随着1983年”六五”攻关项目(彩色亮度计)的开展,她的科研课题也越来越多。在该项目中,赵田冬的主要任务是包括测量系统和目视系统在内的光学系统研究。由她提出的光辐射测量望远物镜设计原理超过了当时的美、日水平,不仅获得了发明专利,还获得国家发明奖、并被浙江省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除了本职领域的探索,她着重研究了探测器的(X、Y、Z)色度及(V/)暗视觉光谱响应曲线匹配技术,顺利完成了攻关项目中的具有较高准确度的(X、Y、Z)色度及(V/)暗视觉传感器,拓宽了专业范围,1986年,历时近三年的六五攻关项目终于如期完满结束, 鉴定时专家、教授评价道“该项目的技术代表了当时本领城中国的最高水平!”项目于199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随着我国建筑工程的加速发展,学校意识到建筑光环境的重要性,而后,她又被指派到建筑系,为建筑学研究生开建筑光环境课程。加入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物理采光分会,并担任理事、名誉理事。

  国际上的中国学者身影

  世纪交替之期,在光学技术领域艰苦奋战了大半辈子,叶关荣和赵田冬相继到了退休之年,然而,夫妇俩并未就此休息,被学校回聘注定他们与科教事业的缘分未完。

  2000年临退休时,科技之光再次绽放。当时国际上,以”0 1”为输出信号的数字硅光电探测器己研制成功,并最先被即将博士后出站的叶炜博士建议研究,叶关荣教授断定,若能把该数字探测器技术用于光测量领域,将会像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飞跃一样,促使光度、色度测量仪器从模拟探测、模拟信号传输系统向数字探测、数字信号传输系统跃进,在叶关荣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几经研制、失败、改制,最后成功开发出与国际水平同步的数字型光度、色度探测器及其光测量仪器系列。这项发明将光度、色度探测器技术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不仅大大缩小了原仪器的尺寸,而且稳定性优良、精度非常高。成果问世后,叶关荣受邀在一次日本国际会议上报告该成果,日本的科学家纷纷表示十分欣赏中国在短期内便能达到此水平,根据有关资料,中国、美国是最早将该技术应用于照明计量、检测的国家,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005年5月,叶关荣参加在西班牙召开的第10届(2002–2005年)国际颜色学会(AIC)大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阿根廷、西班牙等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五百多名代表参加会议。在成员国大会上经选举,他当选为第11届(2006-2009年)国际颜色学会(AIC)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执行委员会七人组唯一的亚洲代表。经执委会讨论,他又被推选为国际颜色学会2007年中期会议执行主席,2007年在中国召开了国际颜色学会中期会议。以“色度学在工业中的应用”为主题的(AIC 2007)国际会议开得很成功,增进了友谊。

  致力开发新一代光学测量仪器

  鲜为人知的是,不仅叶关荣与妻子,他们的儿女也纷纷投身光电产业,被同行称为“科技之家”。2001年,退休而不想立即退职的赵田冬教授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年青人,成立了杭州新叶光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身为学术派,叶关荣坦言最初并不赞同办企业,在家人的劝说下,为了将新叶的新技术和产品推广出去为行业服务,他转变了观念,当起了家庭顾问,为新叶光电保驾护航。

  新叶光电依托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开创国际新一代的测光测色仪器。产品包括照度、亮度、光度、色度测量仪器,光谱分析仪器,光源检测仪器,光学零件检测仪器、照明光源驱动等,广泛应用于投影与大屏幕显示器件、光源及驱动、发光材料、建筑和道路照明等领域。尤其是近年开发的全数字系列照度、亮度、光度、色度仪等获多项国家专利,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光学检测仪器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照明光源驱动技术也获得包括欧美在内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应用。与其他仪器设备研究的同行不同的是,新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而是一家研究性的企业,专注于新一代光测量技术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尽管有着两位浙大教授的悉心关怀,新叶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并不轻松。成立之初,作为一项新产品问世后需要与市场磨合一段时间后才能被认可,而且过程中客户也会提出新的要求,需要不断改进。通过前期的积蓄力量,新叶产品很快被行业认可,成立短短8年,产品已远销港、台、东南亚及欧美国家,全国知名高校、城市夜景,路灯所、大型设计院也都选用了新叶产品。

  至今,赵田冬的柜子里依然收藏着一组珍贵的照片。2005年,叶关荣与夫人受邀前往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做报告,除了学术分享,他们还赠送给对方一台最新开发的全数字照度计。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作人员将该产品与正在使用的德国LMT公司照度计比较测量,结果显示,新叶开发产品的测量准确度与德国LMT仪器误差尽为百分之零点几,可与德国制造的产品相媲美,而且,同等的精度,我国的产品价格仅为德国制造的八分之一。

  老师的叮咛

  严师,是叶关荣给学生和业界同行的最深刻印象。首先的要求便是专业面的广博,从他手中毕业的学生有学者也有企业家,不仅懂得光、电基础,还熟悉微处理器技术,正是他对学业阶段的高要求,让他们毕业后在社会工作中能更快更稳的适应。在学生心目中他俨然是位严格的老师,论文达不到要求绝不通过,他相信等他们工作后必然能明白老师的苦心,学生做得好老师才感到光荣,也因此深受大家的欢迎。

  在实际操作能力上,也同样注重。他认为,每一个项目课题都可能成为日后的某项发明,必须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来源于当年所受的德国教育,他解释道,除了重理论,德国人更注重技术的应用型。这一点深深影响了他,所以在教学中他坚持着重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科学不是吹嘘,必须落到实处。教学之余,叶关荣还带着学生参与许多的社会和学校实践项目,长期坚持下来,帮助学生掌握了实际的工作能力。

  一家人的共同理想

  一路走来,除了生活上的相互扶持,事业上的大多数成果都是夫妻二人齐心协力的见证。儿子是软件方面的博士后,共同的兴趣爱好把一家人紧紧的围在一起,作为科技工作者,做科研、为高科技领域不断贡献新成果是简单且执着的追求。一辈子与科研打交道,叶关荣也不禁感慨,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速度非常快,改革开放的机遇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近阶段我国光测量技术水平已与国际接轨,让人为之振奋。

  从青涩的读书年代到肩负教育使命的科教生涯,夫妇俩在生活上相互搀扶、事业上共同进步,不觉已相伴浙大母校度过了四十余个春夏秋冬,这里,记录了他们人生的大半光阴,也铭刻了二人光学事业不懈探索的轨迹。除了学校,家里也成了一个小型的工作场所,有着共同的语言,即便吃饭、聊天也经常三句话就聊到专业问题。更令人羡慕的是,这样一个科技之家也有着普通老百姓家庭的融洽氛围,赵田冬笑着说,不管事业如何成功,家庭的和睦始终是最重要的。

  一家人、一个行业、一所母校,叶关荣和赵田冬的经历演绎了一对科技工作者圆满的事业和生活故事。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在光学仪器事业的探索之路上,他们还将坚定信心、并肩前行!

  叶关荣简介:

  中国照明学会视觉与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
  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研究院
  国际照明委员会(CIE)D1分部 中国代表
  国际颜色学会(AIC) 中国代表
  中国照明学会(顾问)视觉与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光学会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
  浙江省照明学会理事长

  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光电技术、光度学、色度学、光辐射计量与标定技术研究。

  奖项: 国家中青年具有突出贡献专家
      浙江省劳动模范
      全国高校优秀科技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