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豫生
1958年拍摄的优秀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扮演剧中主角——我党的情报工作者李侠，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在敌人的枪口已经对着之时，刚抢着向延安发完两份重要情报的他，镇定地吞下电报稿，向战友深情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那镜头经典、震撼人心，在大家的脑海中定格，永不消逝。
该影片是根据真实的人物故事改编的，原型是烈士李白，湖南浏阳人，1910年出生，15岁入党，1931年参加无线电学习班，长征期间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1938年党组织派他从延安去上海建立地下电台。他的妻子裘慧英，浙江嵊州人，上海纱厂女工，先是由于革命需要与李白假扮夫妻，后经组织批准结婚。1948年12月29日李白被捕，1949年5月7日，解放军已渡江接近上海时，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遭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今年——2010年，是李白同志诞辰100周年；1987年，他最后生活、工作和被捕的地方——上海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对外开放；三年前，他的半身铜像被竖在上海浦东世纪公园内的小山坡上；2009年，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新版的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
没有想到，日伪时期的1944—1945年间，有一个秘密电台曾设在杭州，还与我们塘栖人有关，李白同志也曾来这里战斗过，地点就在城隍山脚花牌楼34号（解放后改为四宜路69号）的劳公馆内。
◎ 庭院深深——花牌楼34号劳公馆
《杭州坊巷录》中记载：“花牌楼巷元代有沙子中居此，其二子同登进士第，郡守为建牌坊，曰联桂坊，花牌楼之名源此。”
▲民国时期的杭州市花牌楼34号——劳公馆示意图（绘图/蒋豫生）
今年78岁的黄杏花大姐清楚记得自己小辰光，经常与道伴去同条花牌楼巷的劳公馆门口搞搞儿。那里有两扇平时不上锁的大铁栅门，铁门底边的隔栅缝隙刚好嵌进一只脚，她们都喜欢攀在铁门上，让道伴将门推过来推过去乘惬意。不过，若是给在劳公馆拉黄包车的阿毛师傅出来或者进去的辰光碰着了，可是要骂人要赶人的：“格班小鬼……”，大家连忙逃开，不过等他走了，又继续刚才的玩耍……劳公馆里面很大很深，好像没啥人，那里面的门平日都关着，阴森森的，她们从来不敢进去。
这座劳公馆，是塘栖人劳勤余先生（镇上人喜欢叫他的小名：劳少麟）在民国初年购置的，稍稍作了修缮改造。劳有些来历，家道小康，人极聪明，仕途却不举。劳的父亲与德清人国学大师俞樾——俞曲园的儿子祖仁分别娶了塘栖致和堂药店姚家的两姐妹，包括杭州横河桥祖上多出高官的许家，都是相互联姻的亲戚。中年时，劳少麟靠表哥——俞樾之孙晚清探花、时在北平清史馆做事的俞陛云的推荐，去北洋政府担任佥事。由于劳善交际有才干，受到国务总理孙宝琦的青睐。几年后，劳告老还乡，当上了塘栖市西镇镇长（当时塘栖分市东、市西和水北三镇），劳与家乡省市县的不少头头脑脑相熟，办事方便，为塘栖引进资金，拓宽广济路，鼎新市容，以及兴修水利等，做过不少实事，1987年版的《塘栖镇志》和1990年版的《余杭县志》均有记载。
花牌楼34号是劳为自家置下的，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祖云（鉴勋）、祖安（鉴劭）居住，小儿子祖荪（鉴耀）与自己常住塘栖。俞樾曾孙俞平伯20世纪20年代初来杭住过五年，在他的《湖楼小撷》一书中可以读到：“二十七日雨止，偕环（注：平伯的夫人许宝驯）至花牌楼访劳祖云表弟，去湖滨小坐。一瞬住杭州近五年了。”可见当年两家的走动。
劳少麟的大儿子祖云是律师，婚后不曾生养。二儿子祖安从塘栖出去读书，1928年上海持志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任学校训育主任，妻子丁瑞萱是德清人，生有一男二女：儿子法盛，女儿法勤、法俭。
▲照片中花窗所在房间，就是中共秘密电台所藏处/照片摄于1959年夏，照片中的人物为劳鉴劭儿媳（摄影/劳法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上海，学校停办，祖安携妻小搬回杭州花牌楼家中居住，担任了地处清泰街的东南物资贸易公司副经理，公司老板是祖安的同学。此公司是上海汪伪特务机关——“76号门”下面的一个经济组织，各种生意都做，据说，新四军穿的军装，有部分还是此公司从上海进的布料。
当时的花牌楼只是一条不宽的小街巷，先前有过牌楼，旧时这一带还称里龙舌嘴、外龙舌嘴，附近路当中还有座小土地庙。巷道中间铺青石板，石板下面是排水沟，两边砌卵石，两部黄包车交会还有点困难。每到梅雨季节，沟里会有不少小毛蟹，前文中提到过的杏花等一班伢儿，喜欢用棒儿绑了蚯蚓去钓……
劳公馆临街门面不大，只有两扇大铁栅门，左面门柱下砌着“劳界”碑石，两边即是别的住户。此处已是城隍山的山坡坡脚，大门进内上三四个台阶后，是十多米长青石板铺的斜坡，顶上是一溜葡萄棚架，迎面正中一石库门，门内是三开间的两层厅屋房子，两边有厢房，厅堂前是一不小的天井，天井中有一口老井。厅屋后面上去几个台阶是一幢作厨房的平屋。后两幢带廊檐圆柱的五间平屋，朝里面再上三四个台阶又是一扇院门，入内靠左边围墙有一幢三间的平屋，是劳家平日供奉黄大仙的地方。此平屋前是一较大天井，墙外有电线杆通进来，边上有一石砌的水池，再进去十多个台阶上方是一幢单层的小洋房。哥哥祖云造了此屋后，与夫人及过继给自己的法盛住在这里。小洋房再上去是一片花园，有很高大的桂花树等。这里已是城隍山的半山腰。劳宅左右两边均是渐次升高的围墙，围墙外的小路一边通粮道山，一边通四宜亭，后门设在左边围墙处，门牌是小螺蛳山19号。由于地处山坡，这里一进一进的房子高低错落，比较复杂，总占地两亩九分。
▲劳宅后门，小螺蛳山19号/左起劳法勤、劳鉴劭、鉴劭的岳母、鉴劭的夫人丁瑞萱（供图/劳法俭）
劳公馆占地不小，房子蛮多，住的人却很少，祖安一家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才迁回，因在公司做事需要，常年雇了拉黄包车的阿毛师傅，阿毛一家小伢儿多，住在后排的五间平屋。
据说，那幢颇大的厅屋房子闹鬼。祖安一家原先住在厅屋楼上，某日，祖安夫人看见一先前死了的丫环不声不响去天井里的那口老井打水，然后入内……吓得不敢再住。夫妻俩搬去供奉黄大仙的那三间平屋，两女儿住前排五间平屋的头上两间。搬动时，大哥祖云拆去黄大仙的供台，忽然闹起肚子痛，痛了好久查不清原因，大家猜疑到拆供台的事情上，便在屋角又搭了个小台供奉，祖云的肚子痛居然也就好了。
那三间平屋，外面那间由祖安夫妇居住，当中这间辟作吃饭间，里边那间即是秘密电台设置和报务员们起居的地方。
◎ 秘密电台——名为国民党的，实际操作的都是中共地下党人
劳祖安早前在上海念大学时，同桌同宿舍的同学叫徐明诚，两人关系不错。不过明诚早就加入了共产党，祖安加入的是国民党，并担任些职务，两人一直有些往来，抗日战争开始后，徐明诚打入国民党军委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还担任该所驻沪办事处主任。
1937年3月间，亦即“七七事变”爆发前约四个月，根据需要，由王芃生、洪松龄和顾高地三人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直接受命于蒋介石，专门研究日本问题，为抗日做准备。后来组织机构和人员有较大扩展，王芃生为中将主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问题专家。他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广泛收集敌友情报，剖析国际形势，据说，他们对德军进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的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前作出过准确的判断。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父亲连震东，1944年曾赴重庆任该所组长。
▲李白烈士
1943年某日，徐明诚与劳祖安在上海何世桢校长家中相遇，在第二天的约谈中，徐向劳提出与其“合作生意”（一起抗日），要求让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个小组在其家中落脚，提供方便，也让这位在汪伪公司做事的老同学“将功折罪”。劳允承。翌年春，以商人身份出现的谭崇安带了夫人、儿子等住进劳公馆，谭与家眷就住在那幢曾传闹鬼的厅屋二楼。劳祖安还为和谭同来的陈以华在鼓楼南百多米水师前的“衢州永源皮箱店”后面楼上租到一间房子，后来，谭的“泰隆纸行”也在皮箱店楼上租了一间，作为办事地点。
隐匿于劳公馆电台的情报员、机务员、报务员有谭崇安、陈以华、吴道章等，1944年秋又来了李白。李白1942年9月在上海时曾被日本特务抓过一回，受尽酷刑，手指甲被老虎钳一片片拔去，坚称自己只是为阔佬雇佣的私人商业电台，1943年6月获保释后，与妻子在上海良友糖果商店待了一段日子，又由徐明诚介绍来到这里。这期间，李白还去过富阳的场口，那里也有国际问题研究所设的电台。几位电台的同事与劳家人一桌吃饭，就像朋友和客人，祖安夫妇称他们先生，儿女称他们谭叔、陈叔或者李叔。
▲劳鉴劭和女儿劳法俭合影/摄于1958年
电台的情报来源之一是祖安的小舅子丁兆源处。丁当时在伪杭州市保卫局抄录情报，为此偷偷多抄一份，带回由姐夫交给谭。情报多从这里的电台发出，特别重要的还由人坐火车带到上海。劳祖安也为他们在沪杭间传递过情报，有的放在牙膏中，有的是一个小白纸包……
在日伪的眼皮底下活动自然非常危险，电台的人也都很忙，来来去去，有时开会接头就在西湖船上进行。发报多在半夜，由于当时电力供应差，更为了防止其他情况发生，日伪当局限定每户每月用电仅只五度。因此，电台发报需要偷公用电，机务员在外面接进劳宅的电杆上部电线做手脚刮出一小节铜丝，半夜时分叫醒刚读初中的法俭，小姑娘眼睛好，让她手持带电线的竹竿搭上电杆顶部的那小节裸线，越过劳家火表将电接下来……第二天清早，再由法俭去将搭着的电线收回。发报用的天线不必高高竖在半空，而是拉在地面，好在劳公馆内山坡地势高差不小，向上沿台阶沿房子拉出长长一段即可。报务员在屋内戴上耳机，手按键盘，每当“滴滴嗒、嘀嘀嘀嗒嗒……”之声响起，有关日伪的情报就随电波传向国、共两处。
情报的作用不可低估，这让国民党方面也让中共方面知晓掌握了许多在杭日伪的动向，尤其是军事军火方面的动向。据说，有几次沪杭线上日方军火专列被炸等，就是靠从劳公馆发出的情报。
此外，不时有中共方面的领导或者特殊的进步人士需要来杭城，或去内地，为避开日伪把关设卡的封锁线，需要有熟悉当地的人带引。劳公馆地处城隍山山坡，活动比较隐蔽方便，劳祖安有时就直接担当这样的任务，过小路去万松岭一带接应带路，比较记得的有电影导演蔡楚生等，蔡和夫人陈曼云都在劳公馆住过。大家熟悉的优秀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蔡楚生与郑君里联合编导的。
◎ 送饭——去水师前的“衢州永源皮箱店”
1944年深秋的一日，时近中午，城隍山脚通四宜亭的山路上，有个大男孩手拎竹篮，悄悄行进，过四宜亭，过十二生肖石，翻过城隍山，去山那边的水师前。此时的山上寒意已浓，人迹稀少。
▲老人记忆中的杭州中山南路水师前“衢州永源皮箱店”当年的模样，这里也是中共地下联络点（绘图/蒋豫生）
那日，电台几个人去“衢州永源皮箱店”租住的房间有事，祖安夫人怕他们在那边吃饭不便，早早地烧了午饭，炒了几只他们平日爱吃的菜，放进篮子，让儿子法盛送过去。
转眼冬至，徐明诚从上海来杭，要与李白等部分电台的人去淳安和江西铅山，行前住在劳公馆。徐提出可以让祖安的两个大孩子也去那边，相对安全些。淳安是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前线指挥所所在地，《前线日报》社等单位都在那里。淳安、铅山都有研究所的电台。劳的小女儿法俭还是初中学生，人小，有什么事情发生比较容易对付。为了儿女安危，祖安自然同意。
1945年2月的一天，徐明诚让两个来杭州办事的同行到劳家接人，法勤、法盛跟着他们，在南星桥第一码头上了钱塘江上某公司的运输船，过富春江过新安江，到达淳安。随后，法勤留在那里为电台抄录情报，蔡楚生的夫人——中共地下党员陈曼云也在那里工作。法盛则跟着李白夫妇等去了江西铅山，在电台学习发报技术。
设在劳公馆的秘密电台前后约莫有一年多（1944年春—1945年夏）时间，一直没有出过什么事。只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1945年夏的一天，几个日本人突然从劳公馆的后门闯入——看来他们已经觉察到了这一带设有地下电台，进来搜查。由于有关设备设施都藏匿好了，未被察觉，只给当时在家的祖安夫妇和小女儿法俭拍了照片，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杭州城隍山四宜亭，当年劳法盛为中共地下党员送饭的必经之路（摄影/蒋豫生）
迅即就到了八月，抗战胜利。李白夫妇与法盛法勤等回到杭州，住进水师前的那爿皮箱店楼上，法盛又翻城隍山给他们送过几次饭。不久，李白等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人均返回了上海……
◎ 余音——后事变迁
随后，解放战争开始，李白同志又在上海从事中共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29日晚，与妻儿一起遭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年5月7日李白牺牲。徐明诚解放前夕去了美国，陈以华去了……其他的人都在大陆迎来了祖国的新生。李白的妻子裘慧英先后担任上海电信局基层支部副书记、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邮电工会上海委员会副主席和顾问，1983年离休，1992年去世。谭崇安担任了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吴道章担任了上海市粮食局局长……他们先前都是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中共情报谍报战线的人，据说后来都曾卷入过潘案。
劳公馆的情况也有变化。劳家大女儿法勤194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进上海市电话局——解放后改电信局做事，丈夫是华侨，1958年去了香港，现居澳大利亚，今年85岁。法盛杭高毕业后考入英士大学，两年后并入浙大化工系，1951年毕业分配进地处梅花牌的省工业厅——后为省轻工业厅工作，“文革”中，因早年电台的事被打成国民党特务，下放武义农村十年，平反后回原单位，省轻工业厅改制后担任省轻工业公司副经理、副总工程师，现退休，今年82岁。法俭1949年求是中学高中毕业进浙江干部学校学习，后去部队通讯工程学院，现离休，住北京，今年80岁。
▲作者去原址寻觅踏勘，但那一片错落的房舍已被统统拆去（摄影/蒋豫生）
抗战胜利后，劳祖安担任了杭县县银行经理，解放初曾任上城区烈军属麻袋加工厂经理，后夫妇俩去上海大女儿处生活。为解放前的事，劳几次进提篮桥，最后判刑十年，1975年3月政府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服刑人员时被释放，进了养老院；1982年得到平反，并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84年去世。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进城的解放军大约一个连在劳公馆住了有个把月。初期，劳公馆内的房子变化不大，只是黄包车不能用了，阿毛师傅家人多，劳家将他们居住的那排五间的平屋给了他们，阿毛师傅将房子拆了，转去别处另建。1958年一批杭氧职工住了进来，有拆有搭，这里开始热闹，“文革”中更多的人住了进来，还办过街道的加工点……大门口的那两扇大铁门卸去了，有的说大办钢铁时进了钢铁厂，有的说当了旁边小学的大门。
“文革”中的1971—1972年，有关方面决定建造杭州手表厂，地点就选在城隍山四宜路东边的这片山坡。劳家的房子首先被征迁，当时法盛还在乡下，妻子徐亚瑾带着儿女找了一间清泰门外的农民房子暂住，而后分到青年路见仁里的一套单元房居住至今。手表厂先是从天津、上海引进零件组装，1976年自己生产的第一块“西湖牌”手表问世，场面当是热闹、激奋的，也红火数年……
今夏，我去那里寻觅踏勘，见那一大片错落的房舍已被统统拆去，山坡上的一切仿佛全被抹掉了，仅留半山腰一幢当年劳公馆后院隔壁的小洋楼——小螺蛳山18号，此前是手表厂的医务室，作为历史建筑保留了下来。工地上几台挖土机在隆隆作响，不用多久，一片崭新的“省旅游展示中心”新楼将在这里崛起。
我又去寻找当年法盛送饭时走过的山路，四宜亭仍在，四周树木茂盛，依然人迹稀少。因是和平年代，不再有早前的惊恐和危险，正如亭柱上镌刻的楹联，是“小坐数行云，放怀听流水”的平和、悠闲景象。那也该是当年先辈们先烈们为之奋斗为之期盼的生活。只是亭子上方去十二生肖石的山道在修建城隍阁时已被阻断，旁边还建了一个什么会所。
我再去鼓楼附近老地名叫水师前的地方寻找那爿“衢州永源皮箱店”，这爿李白他们曾经落脚租住和战斗过的老店已无踪迹。不过，周围的许多老人们都还记得这爿店，就在中山南路445号省国防工办物管站（老人说，早先这里叫水师衙门，后来办过铁工厂）的斜对面，不仅卖皮箱木箱，也修皮箱木箱，早些年拆掉了，现在新的美食一条街正在加紧修建。
白云苍狗，世事变迁。今天的西湖更美了，杭城更漂亮了，我们脚下的这方土地，因为有过许许多多先辈们许许多多次的抗争和先烈们的足迹，才显厚重；因为有了种种的发展和嬗变，才觉得丰富和深沉。
花牌楼巷成了眼前的四宜路大道，劳公馆的那些曾颇显神秘的老宅老屋没有了，然而，它的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仍然深深地留在尚健在的当事人的记忆之中。那也是我们这座城市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不该忘却的一部分。
▲前排左起国强母亲，国强二伯劳鉴劭，国强堂姐劳法俭；后排劳国强和朱业耘/1983年摄于北京劳法俭家
◎ 采写絮语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塘栖中学念初中，高我们两届的周招娣、陈金文两位同学被省体委抽去成为无线电收发报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周后来在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的这项比赛中获个人全能第六名，让我羡慕不已。念了高中后，我如愿以偿，参加了校无线电收发报兴趣小组，还与高我一届的郑加年、金银娥两位同学一起来杭州西湖边的市体委参加过三天的集训。每当戴上耳机，手按键盘，“嘀嗒”之声响起，人就会摒弃杂念，专心收报发报，有一份激动，还有一份神秘。
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我会撰写这篇六七十年前乱世中有关无线电收发报的秘密电台的文章，而且，与塘栖人有关，与杭州这座城市有关，与我们敬重敬佩的中共地下党员们有关。
采写这篇文章正好是夏天最热的那段日子，我数次数十次地跑当事人家、档案馆、市党史办，上网查找，打电话，并去城隍山、水师前实地查寻，尽量还原当年所发生的真实情状。那真叫热、累，却乐意、情愿。
▲离休干部劳法俭的老照片/摄于1955年11月
我去劳法盛先生家访谈，并请其审读稿子。他得过小中风，幸好恢复不错，记忆尚可，可总让人平添对生命的紧迫之感。最难忘的是那次经劳国强先生介绍，去回杭小住的劳法俭大姐处的访谈。陪伴她的国强二姐淑敏也一起参加，我父亲和淑敏父亲是塘栖银行多年的要好同事。我们三个人说现今忆往事，讲塘栖谈杭州，一谈谈了四五个小时，仍意犹未尽。除了她少年时亲历的与家里电台有关的事情，这位从小生在杭州长在杭州，又去外地工作，并没有到过塘栖的离休大姐，竟然一口地道的塘栖话，让我惊讶，不过再一想，也不奇怪，小时候她在家中，父母都讲的塘栖话，那是她的母语，自有那份割不断的故乡情愫和血脉。哈，我们都一样。
我还得知，那年劳祖安先生被大赦回到杭州后，曾带着孙子孙女——儿子法盛的儿子和女儿，坐轮船去过一回塘栖运动场墙圈内的老家。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横行，变了味的政治空气甚浓，突然间来了这么一个从牢监里放出来的人，他的弟媳妇——国强的母亲很有点措手不及。四周都是阶级觉悟很高的革命群众的雪亮眼睛，几乎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在被监视之中。匆忙间，她杀了一只鸡，请他们吃了一餐饭，再刨了两支甘蔗，便打发他们上路。
▲本文作者近影/摄于2017年
如今，祖安已走，法盛的儿子、女儿早已长大，他们都还记得当年爷爷带着他们的那次塘栖之行，记得爷爷指着街边的房子说，这幢房子是我们劳家的，那幢房子也是我们劳家的，还有那一幢……
前不久，听我的朋友吉龙说，那回他为了一件什么事去区档案馆查询，无意间见到那里有好几幢塘栖房产的图照上，写着劳少麟的名字。
当年我家在塘栖皮匠弄口居住时，同墙门严家在崇裕丝厂上班的慧莲阿姐，嫁给了城站火车站的调度员杭州人孙积宝。孙家原先住在离鼓楼不远的金钗袋巷，我去过。在《杭州日报》上读到这篇文章后，年近八旬的积宝阿哥打来电话，说水师前的那爿衢州永源皮箱店，他早先去修过两回皮箱，蛮蛮熟悉的。曾经有中共地下党人在那里面落脚活动，让他很感兴趣……
201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