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宝剑
1943年，我入浙大史地系，1944年左大康入化工系，都因日寇入侵黔桂而辍学。抗战胜利后彼此同回永兴场读史地系。1946年5月，学校因搬迁回杭而提前放假。左大康准备先回长沙的家，然后自行到校。我则准备随校去杭州。他要我把他在民生中学兼的课教完。到杭州后，我们几乎上同样的课，对学运的看法相同，又都好打桥牌，过从甚密。在杭州的三年，不知是组织有意安排还是偶然巧合，前两年我和徐永义、陈业荣、黄贤林、王士鹤同住义斋二层西头一室，后一年和左大康、张飞鹏、龙白云、周克惠同住另一楼四层的一室，都有地下党员和学生会主席。1953年初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以“技术归队”名义把我们调来。1958年我到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协作，1959-60年又至该所进修，住中科院留苏学生宿舍。此时左大康在莫斯科入学读学位。我常为不速之客，相聚甚欢。“文革”中同受冲击，同住一个“牛棚”，人称“左、丘联盟”。1991年秋，我心梗住北大医院干部病房。不久，他患病住楼下，直至1992年1月3日他病逝。因此，从1946年至1991年的四十多年间，我们是亲密的朋友，他对我的帮助是很多的，他对我国地理科学的贡献是很大的。现在我以敬佩的心情、感激的心情略述一、二。
一、政治觉悟高而又胆大心细
1949年1月26日欢迎被捕同学出狱大游行，他作为学生会主席，坐在大卡车司机旁走在队伍前指挥，国民党军警派多辆救火车轮番冲撞，他率领队伍避其锋芒，乘隙前进。此时蒋介石正下野在浙江，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我们胜利了”!书写标语“打倒官僚资本”、“清算四大家族”等，使国民党极为狼狈。我深怕会出问题，提心吊胆，结果竟平安无事。我对左大康的领导才能极为敬佩。杭州临解放前，浙大学生会组织护校队，号召同学提高警惕，一天深夜我闻警，惊起，拔腿就冲出房门。左大康一声大喝“回来，拿上棍子” !原来他已准备好五根棍子藏在门后，每人一根。我深感他这个人真细心。
1959-1960年在苏联，一天，我从《真理报》看到斯大林灵柩被从红场搬出火化，心甚困惑，前去问左大康，他说“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多和斯大林的背道而驰，如果不把斯大林搞臭，他的政策怎么出来?”。平常北京报纸莫斯科第二天就可以看到，有次五、六天未见来，我跑去问左大康，他说，可能是中苏分歧公开化了，后来得知是我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庐山会议彭德怀受批判，不久康生跑到驻苏使馆大放厥词，说什么有些人党龄很长，其实他们是共伞党，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当时中科院留苏学生党总支正在开展“反右倾”运动，正愁找不到批判对象，此言一出，党总支如获至宝，立即找来两个党龄相对较长的人来批斗。一个是林伯渠的女儿林瑛，另一个就是我。初到苏联时使馆曾要我任总支书记，我婉言谢绝，他们认为抓到一条大鱼。但批来批去，无非有人揭发我从新疆回来，说过“沙漠中也有大炼钢铁时留下的小高炉”、“乌鲁木齐的一块不到一亩的小麦试验田，竟播下三百多斤的种子。”
我出差列宁格勒，参加一次中科院留学生党员大会，四十多人谈了两个小时，竟无一人谈到中苏分歧。我忍不住发言道：“从两国报纸看，从与苏联人的谈话中，我觉察到中苏存在严重分歧，大家应该提高警惕”。全体都很惊愕。我在莫斯科的党支部也说过类似的话。后来得知苏方已将两国分歧传达到群众，而我方则对留苏党员也还未透露。奇怪的是，1960年夏，很多留学生回国度假(以前从未有过)，就不再回来了。我1960年底护照期满，1961年1月有个会议我想参加，使馆却很快批准。临回国时使馆党委的一个领导(女的)找我谈话，劈头就说“看来你对××(揭发我的一个支委)的问题早有觉察?”我说“岂止觉察，我掌握的材料比你们知道的多”，她问“那为什么不对我们说?”我答“那时你们偏信他，我揭发他，你们还不把我送回国。”她说“怕送回国就不说了?你的斗争性哪里去了?”我意识到，使馆找我谈话，是反右倾时批判了我，现在她不提起，是不是一风吹了?我赶紧顺坡下驴，承认斗争性不强，回国后认真改正。
我常常想，如果我不多次聆听左大康对时事洞若观火的言谈，我在苏联的两年多，难免不犯错误，不被戴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二、对朋友十分关爱，百般相助
1953年到中科院时左大康和叶彦文已经结婚，我还没有对象，他们两人各尽所能，物色很多对象介绍给我。后来经人介绍认识现在妻子鲍兴文，他们虽不认识，但极力接近、熟悉、打边鼓，促使成功。
1958—1960年我到苏联以前，没有正规学过俄文，只是断断续续自学了些，勉强能读俄文的科技书籍，能用俄文写简历、摘要，听、说只够上街买物、问路。所以若不是左大康鼓励，满口答应帮忙，我不敢出去。当时他任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留学生的党支部书记，每遇我和苏联导师和学者做深入谈话，他总是派一个俄语很好的大学生为我翻译，可以说有求必应。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完不成协作和进修任务。所以我不但衷心感谢左大康，也感谢那些帮我做翻译的同学。
三、治学既勤苦又谦虚
1953年调入地理所时，周立三副所长要我搞经济地理，说没有党员，很难取得资料，不好开展工作。我说搞经济地理得有自然地理基础，我学业荒疏久，年过而立，还是搞自然地理吧。周同意，并立即派我到上海去见黄秉维先生。原来黄已被任命地理所所长，等华东财委的工作结束后才能到任。约一个月后左大康来所，赞成我的选择。但周副所长坚持要他搞经济地理，兼任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秘书。左大康寻思，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留苏，他要我接替他任编辑部秘书，以便专心学俄文。不久他考入莫斯科大学地理系读研究生，临走时我对他说，地理所准备成立气候室，派我和其他几人到地球物理所学习气候学，他到莫大能选择读气候专业最好。
我到苏联以后，了解到莫大地理系以天气气候见长，而国内此领域已有叶笃正、顾震潮等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家，怕回国后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也不是地理所所期盼的。左大康说，他也已意识到了，想改攻太阳辐射，只是做论文花时太多，腾不出手来。我留苏任务是用综合气候学的方法比较研究中亚和新疆的气候，带有新疆气候资料，但不必作论文。建议他写新疆气候的论文，我把资料给他，这样可以省些时间。不久他写出十余万字的新疆气候论文，然后和我一同回新疆考察，和陈汉耀等人编写《新疆气候及其和农业的关系》一书。因为此书早有编写目录和分工，左大康总是谦虚地说哪部分没人写就由他来写，所以他只是分得太阳辐射、日照、云和风很少一部分。
1961年在北京讨论稿件，他也很尊重别人，很少发表意见，直到他去世之后，同事们为他出纪念文集，才把这一毕业论文全文刊出(郑度主编，左大康地理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3)。他集中精力研究辐射气候，为回国开辟这一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编的全国总辐射量分布图，为竺可桢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所引用。
四、对地理科学和地理所的巨大贡献
1953年左大康到地理所时，地理所尚在筹建阶段，北京的中华地理志编辑部和南京的地理所合计也只五、六十人。到1992年他逝世时，不到四十年间，地理所已发展到五、六百人。曾经中科院和国家计委共同领导。中科院多次机构调整，地理所我自岿然不动!而且人员越来越多，经费越来越足。这只是北京所的情况，若加上广州以研究热带为主，南京湖泊为主，成都山地为主，长春湿地为主，兰州沙漠、冰川、冻土为主、青海以高原为主的地方所，成绩更是惊人。当然，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是竺可桢、张劲夫、李秉枢、黄秉维、周立三等人的功劳。但左大康长期任所业务处长、副所长、所长，其功劳也难磨灭。
1950年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大批苏联专家即将来华工作，他们要求中方写一套介绍中国地理的书，竺副院长主持其事。先是组织有关人员分头编写，到1952年需要集中修改和翻译，于是成立《中华地理志》编辑部。办公在干面胡同，住宿在附近严济慈先生私宅，他主动无偿让出前院给我们。我和左大康就住在此处。1953年秋竺老叫我们到他办公室，是左一人去的，竺老严厉批评我们对下属不加管束，住严宅的人用竹竿、石子打枣，石子落邻家，引起邻里纠纷；晚上陆续回来狗吠不已，使主人难于入睡。左除检讨外，也申辩几句：住房只有行军床，连张桌子也没有，任务很重，每晚都要到干面胡同去加班，即使集中时间一齐回来，也只减少犬吠次数。这些狗很讨厌，上厕所也吠，不但主人睡不好，我们也睡不好呢!过了两天，估计竺老和有关领导商量后，叫我们到西郊看房子，尽快把编辑部搬出城去。我和左大康立即到西郊找到基建负责人，他说建好的只有相连的四栋二层楼，你们可任挑一栋。我们挑好最南一栋，准备楼上办公，楼下住宿，比城里宽敞多了，都很高兴。水电还未接通，就把编辑部搬来了。人员约20个，时间在1953年10月22日前后。这是中科院在西郊落户的第一批“居民”。在印制信封、信纸时，办事员袁保诚误把中官屯错成中关村，随后经济所、动物所、数学所陆续搬来，时称“四所”，都跟着叫中关村，于是中关村这个地名就传开来了。“四所”原为社会科学部各所而建，而且中科院党组决定，新建的地理所留在南京。但北京既有个编辑部，南京的、刚调来的地理所人员为接受各部委任务方便，来北京的人员日益增多，于是成立地理所北京工作站。1958年国务院同意南京地理所迁京集中，1964年北京市政府同意地理所在北郊建所。而此时中科院为科技大学和研究生院建的917大楼，他们认为不适宜教学，地理所欣然接受。于是中科院地理所的招牌，就在917大楼堂而皇之的挂出来了。我认为地理所能够集中北京，能够迅速壮大，和左大康对竺老的几句大胆申辩，实有极为重要的关系。
“文革”初期，左大康受冲击，长期挨斗，身心都有伤残，其后任地理所业务处长、副所长、所长近二十年。当时所内思想混乱、派性严重。他克己奉公，几次分给他住房，他都让给别人。对反对过他的人特别宽容，对拥护他的人特别严格。有人想不通，认为作得过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所的工作蒸蒸日上，越来越多的人敬佩他，怀念他。
左大康曾主持《黄淮海平原的治理与开发》、《南水北调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多项；除地理所职务外，兼任青海高原所名誉所长，接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主任；他独自或与人合作出版专著12部，发表论文近百篇；1986年受聘为中科院研究员；1992年追授为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五、走得突然，走得凄惨，走得令人惋惜、令人悲伤
1991年9月我心肌梗塞，在北大医院抢救，几次发出病危通知。缓过来后，我转住高干病房。左大康来看我，我以切身体验忠告他，“岁月不饶人，干活要悠着点，像西北考察、日本参观，大可不必由你挑头，所长卸任后的工作安排，也值得考虑”。他点头同意。时隔不久听说他也因病住在楼下，我不能走动去看他，只叫陪住的小儿子丘山每天去探望，看有什么要帮忙的。1992年1月10日前后，我听一位病友说，左大康去世了。我问丘山，他说怕我激动、悲伤，没敢对我说。原来左大康患的是肝病，住传染大病房，人声嘈杂，他睡不好，又加诸多检测，弄得他精疲力竭。元旦长假，主治医生交代护士点滴加药，未说减缓速度，他陪住的女儿发现异常，找医生找不到，眼睁睁看着她爸咽气。对此有各种议论：他患的是肝癌，谁也救治不了；他一个司局级干部，持有高干医疗证，而且关系就在本院，怎么没有点照顾?地理所领导怎么不出面交涉?有人感叹世风日下、人走茶凉，有人说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有人说他是累死的、气死的。
时隔15年，我向他女儿问及此事，她仍泣不成声，说她爸死得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