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王德禄
访谈时间：1990年5月17日
访谈地点：上海卢鹤绂家
整理人：李雪、高颖、刘志光
卢鹤绂(1914～1997)，祖籍山东掖县，生于沈阳。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同年赴美国留学，1939年、1941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曾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5年到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调入复旦大学。
王德禄：请您介绍一下早年的情况。
卢鹤绂：我是阳历1914年6月7日（阴历5月14日）出生的，我在美国填表格就用阳历。
我出生于沈阳南关，我爷爷家里，我的老家在沈阳陆家坛。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卢景贵刚去美国不久，他是通过考试出国留学的，那时出国的算是非常早的。父亲是学机械工程的，家里有机械工程、科学、天文方面的书籍很多。
父亲做官比较传奇。最初他没想做官，先在本溪当工程师，后来到济南机车厂做代理厂长。当时，沈阳的张作霖大元帅家里让日本人给按了暖气，有一年，他家的暖气怎么都烧不热，请来日本工程师也没有修好。张大帅有一个下属叫王永江，给张大帅推荐说，有一个人刚从美国回来的，专门搞机械的，你把他调到沈阳，试试能不能修好。那个时候张作霖很有势力，立刻把我父亲调到沈阳给他修暖气，很快就修好了，暖气热了。张大帅非常高兴，给了赏钱，并请我父亲回济南了。王永江一听说放我父亲回去了，就跟张大帅说，这样的人你还放他走啊，你不会用他吗？张大帅觉悟了，马上又把我父亲调回来，担任四洮铁路局局长。我父亲没想做官，就这么当上了四洮铁路管理局局长，兼任洮安铁路局工程局局长。父亲当局长后，经常有人行贿，外国人卖东西给你，你买了，人家就给你贿赂。父亲不敢要，拿给大帅，问他这钱应不应该要？大帅说，这钱你自己拿着，这是外国人给你的，不是你问他们要的。这个钱我父亲要没要，我现在也不知道。此后，大帅更信任他了，还说他是个书呆子。
当年我一直跟着父亲，他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小时候比较颠簸，从沈阳到美国，美国到北京，北京到济南，济南到四平，四平又回到沈阳。
王德禄：他去美国您也跟着？
卢鹤绂：母亲生了我之后，没有靠山，受了很多气，就抱着我到美国去找父亲。我是一岁去美国的，一直到四岁，在伊利诺伊大学待了三年。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早年上学的经历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卢鹤绂：我在本溪上私塾，老先生教《孟子》、《论语》、《左传》。后来到了济南，在津浦铁路局扶轮小学校上了三年小学。父亲到四平做大官，我也跟着去了，在四平接着上小学，那是铁路局小学，就在车站旁边。我们家在四平有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那地方很好，我小时候就在那里生活。
我初中在沈阳第二初级中学上学，跟周总理一个学校。那时候，张作霖已经死了，张学良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张学良不像张作霖那样欣赏我父亲。张学良任人唯亲，把我父亲撤了，但是不用撤的方式，而是以“高升”的名义，调任东北三省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管路政，没实权了。我们离开铁路局，到了沈阳。那时候，父亲的工资很高，可能比铁路局长的工资还要高。
我高中在东北大学附属中学上学。开始我没想学物理，当时高中已经分了文、理班，我是理科班的。大概上了一年半，赶上“九·一八事变”，因为我们家在天津有房产，父亲离开沈阳回到天津。我在河北省工业学院继续上中学，就读于机械系预科班，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我是预科班读物理的学生中成绩最好的。当时教我们物理的教授姓马，他是英国留学的硕士毕业生，早就去世了。马教授讲得很好，我的物理分数最高。我本来想学工，由于物理分数很高，就改学物理了。
王德禄：您为什么选择考燕京大学？
卢鹤绂：燕京大学有物理系。我父亲对我的选择没有提意见，是我自己决定的。我到燕京大学后，才离开家，开始独立生活。
王德禄：您能讲讲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情况吗？
卢鹤绂：开始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是谢玉铭，后来系主任是英国人，叫班威廉（William Band）。班威廉是英国的硕士，很进步，一边教书一边调查中国的农村建设，还提出一些建议。班威廉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的太太克劳尔是美国人。班威廉后来去了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了。
抗战时期，班威廉去过延安，后来回国了。他是搞纯理论的，这里有他写的一本书，是物理方面的教材。这本书主要讲的是量子统计学。班威廉在美国研究原子弹的那个地方工作过。
我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教普通物理的是孟昭英，他当时是讲师；教力学的是张文裕；教热学的是毕德显，他现在南京，去美国留过学；教近代物理的是谢玉铭。我们班有四个人。一个是莫文泉，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年纪很大了；一个姓张，是个女的，南阳人，毕业后回南阳了；一个姓程，已经去世了。我们四个只有我留过学。毕业后，我们班其他人都没有从事物理方面的工作。当时物理系的课本都是外文版的，外国老师教近代物理的是克劳德尔；教理论物理的是班威廉。
燕京大学毕业后，我拿到了理学士学位。毕业前，班威廉找到我说，你成绩这么好应该留学深造。他还给我介绍了协和医院的一个大夫，这个大夫是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班威廉和这个大夫说，有这么一个青年，成绩如何如何，明尼苏达大学表示欢迎。我就是通过这个关系去了明尼苏达大学。父亲没有反对我出国。那时候司徒雷登还在燕京大学，我出国前，他在病房里召见我，欢迎我到美国去。司徒雷登躺在病床上，对美国大学接收我感到高兴。
王德禄：您是什么时间到美国的？
卢鹤绂：1936年我去了美国。那时候，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只有一个日本人，没有中国人，其他系有中国人。当时接收说的是让我去物理系当助教，一个月工资六十美元，六十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我半工半读，教大学物理实验，当时我们分了四个小组。我读书的时候的物理老师，现在（1990年）还在世的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导师尼尔（Nier），他是分离铀235同位素的，证明热中子能使铀235裂变不能使铀238裂变。尼尔与费米合作，分离这个重要的发现是尼尔做的。另一个是比克。我研究核物理是受了比克的影响，比克也在物理系工作，职位比尼尔高得多。比克也是我的老师。
我去明尼苏达大学的时候比克是质谱学专家，我说愿意做他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做硕士论文。比克听了很高兴，给了我一本书。这本书是爱因斯坦写的。我问他有什么问题可以做，比克说，你把这本书看完就可以找到还有些什么问题了。比克不告诉我做什么，还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自己去做。
后来我一边上学读书，一边读那本书。我发现锂的同位素丰度比没有定值，各位专家得出的数据相差很大，可以从8到14。我感觉很奇怪，锂7、锂6的丰度比没有准确数值，这个比值到底是多少？我提出这个问题给比克，他说让我自己做实验，还把储藏室的钥匙给我。储藏室里边什么原件都有，原材料也有，进去随便拿，拿完自己签字，不花钱。他给你这个权利，你可以自己造仪器。我花了一年时间制造了一台180度聚焦型质谱仪，研究热盐离子源的发射性能。期间，我还问了地质系一个助教，这一行的朋友帮我找所有含锂的矿石，找到后，告诉我一系列的名字，我都要试一试。我在带状薄钛片上电焊小白金盘，将含锂矿石粉末置于盘上，用电流通过钛片加热，使矿末释放锂离子。在我之前最有名的锂盐是锂辉石（Spodumene）。
在仪器上，后来我找到了Anblegonet,不知比锂辉石好多少倍，好几百倍，温度不是很高就能发出很多锂离子。这一点我比以前的文献做的都好。文献上这样说，书中也说锂辉石是最好的。Anblegonet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后来，我做完试验发现，锂的同位素（Isotope）出来时，轻的先出来，重的后出来，这叫扩散效应。轻的释放出来的速度快，重的释放出来的速度慢，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些，现在知道了。轻的气体先放出来，重的后放出来，所以这下有点糟糕了。我发现他的比值跟时间有关系，如果开始测量轻的多，末尾测量就重的多，这个丰度比值不一定，是时间的函数了，它被我找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豁出去了，一直等到热源烧完了，不再出离子了，整个过程我都测量。这个曲线，先是低的，后是平的，最后是上升的，曲线画出来了。每一个时刻的比值我都测定了，真正的数字不是平行，真正的数字是总共发出来的离子数目重的跟轻的比，时间积分法嘛。这样一来，我测量的比值是12.29，在8到14之间。这个数字一测定出来，全世界都承认了。我已经把过去教授们测定的数值完全否定了。我测定的数值被选定为国际同位素表上的准确值。
后来，我马上直接读博士了。读博士的时候他们看我工作很起劲，有独创能力，博士就给了题目。博士题目很重要，我的题目跟原子弹有关系。刚开始我想做原子弹，就是用质谱仪分离铀235，分离的已经是很早的了，那是微观数量而不是宏观数量的分离，需要制造大量的质谱仪，很多质谱仪就可以制造成一个原子弹。如何用特大的质谱仪长时间积累出足够数量的铀235？这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我研究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想办法把质谱仪提升几个数量级，就是用我们系里的设备，看看能升高多少。我制造了一台新型60度聚焦的高强度质谱仪。我的论文是1938年完成、发表的。1939年我先获得了硕士学位。其实我不在乎他们是否很快给我这个学位，反正要继续读下去的。
王德禄：当时你们系有几个人参与了搞原子弹了？
卢鹤绂：参与搞原子弹工作的人很多。教授只有两个，尼尔和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是专门搞中子物理的，后来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任职一年后去世了。后来我和这些核物理学家联系的不多，抗战一开始，马上就不和他们联系了。
王德禄：1939年，您拿了硕士学位以后就回来了吗？
卢鹤绂：没有直接回来。本来美国要征用我，但我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没有权利征用。我在美国深受人们尊敬，我也是唯一一个在那里当正式助教并任课的中国人。当时有很多美国朋友问我，你们国家正在和日本人打仗，国家不需要你回去参战吗？我不好意思说国家不需要我，不让我回去。我说，读完博士我就回去。他们又说，中国人正在受难的时候你不回去，你还在这里待着，狭隘啊！我告诉他们，我们国家打仗需要科学。我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国立中山大学张云校长就下了聘书，聘请我为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拿到聘书，我想，我还在美国待着干什么呢？我留在美国充其量做个小教员，何必呢！194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回国了。
王德禄：请您讲一讲回国以后的工作经历。
卢鹤绂：回国后，我先在中山大学教书，教了一年半，日本人攻打长沙，粤北告急。我就去广西大学，教了不到两年。日本人攻打衡阳，往西南攻打桂林，我又跑到贵州。抗战快结束的时候，1945年我去了浙江大学，当时物理系主任是王淦昌。原来何增禄是系主任，他不愿意当了，由王淦昌代理系主任。我回到杭州时，又改由何增禄当系主任。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比较强。我是1946年下半年到杭州的。
王德禄：您回来的时候，美国原子弹的工作刚刚开始。您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卢鹤绂：我经常与同事们一起聊天。当时有个发明三极管的教授被美国政府征用了，去研究潜水艇。
王德禄：您回来以后，中国有人想到将来可能有原子弹吗？
卢鹤绂：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我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重原子核的潜能及其利用》，意思就是“请注意”。我是1942年开始写的，194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原子弹的文章。周总理当时也看过这篇文章。现在这篇文章不太容易找到，那是抗战时期的，年头太久了。
王德禄：您是怎么知道周总理看过这篇文章的？
卢鹤绂：这只是文革期间我的一种感觉。当时我被批判的很厉害，不过没有挨打，是周总理把我保护了。
王德禄：出现原子弹这件事，您当时马上理解了？有没有写文章？
卢鹤绂：当然理解了。国民党通过卢于道让我写了一篇文章，1946年暑假，我完成了《原子能与原子弹》一文，第一次在国内阐述原子堆及原子弹的发明经过，并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原子弹体积的估算。这篇文章1947年1月发表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投稿给《美国物理月刊》。投稿时我说话很客气，我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对你们的保密政策毫无影响，你们何必拒绝发表呢？《美国物理月刊》不敢碰，马上送给原子能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知道我，不好意思退给主编，就同意发表。这样拖了一年，文章才发表。文章之所以能发表，是因为我的老师做过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对我非常了解。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表原子弹文章的人。美国人很嫉妒我，说我们美国人想发表文章，原子能委员会不让，却让一个中国人发表了。其实，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是我的老师啊！后来，苏联的弗兰卡教授出了一本有关核物理的俄文书，他没有出英文版的。书中有一段是讲原子弹的，提到了原子弹的方法就是抄袭的我的文章，可是他没说这一点。
王德禄：当时有一本书叫《军用原子能》。这是美国政府对原子弹研究与制造的全部报告，翻译成了三个中文版。您看过这本书吗？
卢鹤绂：那是美国史麦斯（Henry D. Smyth）写的报告，我看的是原版，从美国寄来的，没有看过中文版的。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是解放后才接触原子弹的，此前没有接触过？
卢鹤绂：我就是做这个的，质谱学就是核物理。最近我去美国，这是我第三次回美国，他们见到我，很客气，对我也不隐瞒什么了。这其中有人是搞原子弹的，知道我搞原子弹这件事。我留美时写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质谱原子学，算是较早的涉及了原子核物理。有一位大学物理教授知道我做的工作，跟我谈了一夜，到次日早晨才回去睡觉。他比我年轻，尊称我是老前辈，对我非常恭敬。可见我知道原子弹怎么回事比他早啊。当时还有人叫我“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五十年代中国搞原子弹的科学家很少，有几个原因：一是只有党员科学家才能参与这件事；二是他们把希望寄托给苏联，让苏联想办法，对中国科学家相对还是保密的。1960年，苏联把专家撤走了，他们才开始重视中国科学家。
王德禄：请您谈一谈院系调整时的情况。您对院系调整有什么看法？
卢鹤绂：院系调整时我在浙江大学，一切服从上级的命令。到复旦大学，我没选择，是上级的命令。突然有一天复旦大学派了几个教授到浙江大学拜访，他们见到我说，欢迎你去复旦大学。当时，程开甲调到南京大学；束星北调到山东大学；何增禄去了清华大学；石之琅去了厦门大学；我去了复旦大学。他们本省就想留一个王谟显。王谟显是浙江人，留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教书。院系调整后，浙江大学物理系缩减了，它是为工学院服务的，这是上级的命令。复旦大学在革命上有功劳，上级命令发展复旦大学。尽管浙江大学也有功劳，但是没有复旦大学功劳大。原来上海只有两所大学，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是后来才发展的学校，解放前没有浙江大学厉害，跟浙江大学差远了。浙大物理系教授中我是唯一调到复旦大学的，当时我带着一批年轻人，这些人跟我关系都并不密切。我、苏步青、谈家桢都是一起走的，乘坐同一列专车，连家属都带去了。离开的时候，浙江省的主要领导到车站给我们送行，握手告别。
王德禄：您是什么时候到北大物理系培养搞原子弹方面人才的？
卢鹤绂：我在复旦大学工作了三年，北京下达调遣命令后，我去北京高教部报到。开始我是一个人去的，后来把家属也带去了。起初他们一个字都没讲，就让我去了。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他们让我去培养原子物理方面的人才。他们说课程都已经排满，只剩下两门课，中子物理学和加速器原理，没有人教，请你来教。那个时候北大没有技术物理系，名字叫物理研究室，室主任是胡济民。尽管胡济民是党员，我不是，他对我很尊敬，派专人照顾我的生活。浙大参加原子弹工作的人很多，胡济民、程开甲、何增禄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中国搞原子核的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我在北京教了两年，教了好几百人，有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有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军队里面的旁听生，穿军服的。
王德禄：您后来离开北京回到复旦大学了吗？
卢鹤绂：那时候，我的兴趣已经改变了。我喜欢在学校教书，如果让我干很重的活我怕吃不消。我想回复旦大学，他们不让我回来，我就给管理调遣的高教处处长写信，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培养出的学生搞原子弹已经够用了，我没必要待在这里，我想回到原来的地方，做普通工作。我年龄大了，不适合搞原子弹。当时我是用文言文写的，文言文只有老先生才能看懂，那个副部长就是老先生。他一看，说我写得很中肯，批准了。之后，我调回复旦大学。北京人都对我很气愤，他们不让我走，我还是走了。
我这一生，回国后，除了在浙江大学搞科学研究是主动的，自己想干的，其他的都是被动的。我是主动做事情都做得很好，被动做事情就不行了。
王德禄：反右运动时，您在哪里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卢鹤绂：开始在北大，后来在复旦大学。反右运动期间，我没有遇到麻烦，我不是右派，一点麻烦都没有。当时我发言了，他们承认我说的对。我说话的分量很重，人们也认可。我说你们这个举动我不表态，不光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你们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不参与了。他们承认党内是有不同意见。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所受的唯一的冲击就是文革？
卢鹤绂：是的。文革期间，“四人帮”要造反，复旦造反派顺水推舟就把我打压了，不让我做系主任，表现出不尊重我。他们说，你老了，就在家颐养天年吧。他们列举了我的十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串通外国”，当“洋奴”。因为我在浙江大学用英文讲课，我不讲中国话不是大洋奴嘛，而且我跟国外也通过信。十大罪状我背不下来了，也记不清楚当时他们是怎么批判的。复旦大学还算客气，在办公室拘留了我三个礼拜，洗澡可以回家，有人陪着我回去，拘留时间长一些。当时还有专人监督，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监督我的。
1967年２月，复旦大学张贴布告给我平反。复旦大学教授平反的只有我一个人。钱伟长解放后，复旦大学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第一个解放的就是我。当时我是老百姓，一听到解放的消息，马上回到复旦大学。1969年下半年，我一回去，上海市委就给我安排了工作，参加量子论大批判，我主要负责提供资料。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给我布置的任务，后来就变成了这本书。
王德禄：这本《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当时是让您批判的？
卢鹤绂：让我调查，我不负责批判。我说我不够资格批判，我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但是我可以提供材料。据说，这是毛主席给的任务。
王德禄：为什么要搞这个？
卢鹤绂：我不全知道。尽管我也知道一点，就是不好意思讲。我给你看几个大字， “知而告之，告而以实，仁信也”，是古文的名言。我可以按照这个哲学给你提供素材，我不接受马列主义批判的任务，我是物理学家，没有这个任务。你看我厉害不厉害。所以“四人帮”后来对我很恭敬，虽然开始要打倒我，命令下到复旦大学，人们还是不敢动。据说是周总理命令人保护我，后来那人对我很客气，服务很周到。当时其它的大学基本上都没有成绩，只有我有成绩，其余的都是废纸，扔掉，当时就我有成绩。他们认为我不是废纸，没有扔掉。就这一点来说，我本人感到很满意。我是完全从第三者的立场写。当时我敢不说实话吗，如果不说实话被发现了可能被砍头。毛主席对我感兴趣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吧，我对你不保密了。要写那本书的作者已经去世了。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他的抱负会很大，大到我认为我们很难做这件事。众所周知，列宁有过一本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只写到了爱因斯坦刚出头，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家都没有涉及，所以要续写列宁这本书，续写到量子论。毛主席说苏联没资格续写，只有中国有这个资格，只有他有这个资格。他要续写这本书，这个企图是很大的，这可不是小企图啊！那时候，列宁这本书可以说是“圣经”，现在没人看了。毛主席要续写这本书，一定要找个知情的，不知情的写出来不像样，那不糟糕了吗？我感觉很荣幸，他找到了我，北京那么多物理学家不找，跑到上海来找我。这说明还有人识货。当时是上海市委通知的。1969年，在复旦大学没人敢碰我，我是那个大学的“帮主”。那个时候我的日子过得很舒服。你瞅瞅，我都讲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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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王德禄采访卢鹤绂（右）合影
王德禄：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是你回到复旦大学以后创建的？这个所有哪些特点，它与核物理原子弹是什么关系？
卢鹤绂：这个所开始说让我当所长，上海领导认为不妥。因为我不是党员，他们说非党员不能当所长，应该退居副所长职位，后来派来一个中央干部当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在还存在，规模很大，归科学院管理。这个所一向是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委双重领导。中国科学院、上海市委，抓得很紧。我一直兼任复旦和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两个地方的职务。那时候，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就在家看看书。所里的事我也不怎么管，一个礼拜去两次。
王德禄：50年代学物理的回到上海的有多少？
卢鹤绂：周世勋是从美国回来的，现在在复旦大学理论物理所；周同庆也是从美国回来的，已经去世了；谢玉铭解放后去了菲律宾的马尼拉，一直没回来；谢希德回国后很快就入党了。
王德禄：您这一生都没有入党吗？
卢鹤绂：我没有入党，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从小我对我父亲做官就不感兴趣。官场啊！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上海的生活，完全习惯了。我回到中国后走过的这些地方，相比较而言，我认为上海最好。生活好，天气也好，北方风沙太大。
【脚注汇总】-人物注释
卢景贵（1881~1967），出生于辽宁沈阳。1913年作为东北首批公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机械工程系并获得学士学位。1918年回国任教，1921年后，历任津浦铁路济南机车厂工程师、四洮铁路工程局局长、交通部关税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1947年被聘为长春铁路公司理事会顾问。
王永江（1872～1927），奉天金州（今大连市金州区）人。奉系军阀中的重要成员。曾出任财政厅厅长、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兼东北大学校长，奉天省代理省长等。
班威廉（1906～1993），英文名字是William Band，英国人，夫人克劳尔。1926年毕业于利物浦大学。1929年来华，1932年起任教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和夫人克劳尔一起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边区无线电高级训练班任教。1942年返回英国，后到美国任教，加入美国国籍。
张云（1897～1958），广东开平人。1920年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获天文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校长等职。
何增禄（1898～1979)， 浙江诸暨人。192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29年赴美留学，次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和物理系主任。1955年调至清华筹建工程物理系。
卢于道(1906～1985) ，浙江鄞县（宁波）人。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和心理学系。同年赴美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解剖学，获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历任上海医学院副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等。
程开甲(1918～），江苏吴江人。中科院院士（1980），两弹一星元勋。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教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
束星北（1907～1983），江苏江都人。1924年考入之江大学，次年转入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堪萨斯州拜克大学、加州大学学习，1928年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参与研究，1931年获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海洋大学任教授。
石之琅（1918～1999/2000），浙江新昌人。1939年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4年后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至厦门大学。
王谟显（1907～1973），浙江奉化人。193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教授、副校长。
苏步青（1902～2003），原名苏尚龙，浙江平阳县人。中科院院士（1955）。1919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 1931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职浙江大学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校长。
周世勋（1921～2002），湖北黄陂人。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48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天津北洋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副教授、教授。
谢希德（1921～2000），女，福建泉州人，谢玉铭之女。半导体专家，中科院院士（1980）。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系。1947年赴美国留学，先就读于史密斯学院，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理论物理，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2年9月取道英国，与在剑桥大学刚刚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未婚夫曹天钦一道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曾任校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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