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辰羲

陈美林（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于1950年秋季考入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当时的校长为马寅初，教务长是苏步青，文学院院长为孟宪承，中文系主任郑奠(石君)。古典文学课程主要由夏承焘(瞿禅)教授负责。根据国家建设需要，1950年入学的大学生提早一年，即于1953年毕业。毕业后离开学校，离开瞿禅师，直到八年后的1961年，夏师应邀来南京、苏州讲学，我陪侍在侧，方得重聚。1950—1953年、1961年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下称《日记》)中，在这两段时间内，我与夏师一起参加的有关活动，夏师都有记叙，并出现了我名姓。1961年与夏师分别后，又一直未曾联系，直到1974年秋，瞿禅师通过唐圭璋先生找到我，方给夏师写信。瞿禅师收到我的信后，随即于11月7日复信，首先言及“十余年不见，得书快慰，忆解放初在嘉兴参加土改时，一日与你席地睡一处”云云，可见土改运动给夏师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于夏师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出版部分至1965年8月为止，晚年与我的联系，不可能再从《日记》中得到印证，但夏师给我的十余封信及三帧墨宝，却全是1974年恢复联系后到1986年夏师逝世前所写，亦可参证。本文拟以1950～1953年期间夏师的《日记》为线索，对我与其一同参加的“土改”、“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略作回顾。夏师的《日记》不仅“反映了夏承焘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教学、科研、社交活动和思想生活情况，还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周围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面貌”，《日记》所反映的“心路历程，在经历新旧两个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且所记“历次运动中的见闻”，“均出于当时据事直书”，“既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又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吴战垒《编后记》)。文中凡注明年、月、日并加引号者，均见该日《日记》，不再反复注明。

一
　　1950年下半年学期行将结束时，传来中共浙江省委意见，文科师生要关心社会，接触实际，当时嘉兴地区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土改运动，建议中文系师生前往参观，体验农民疾苦，关心阶级斗争。1950年12月2日，夏师在《日记》中记道：“午后中文系开系会，商下乡参观土改日期。”12月27日又记道：“理行装，预备明早赴嘉兴参观土改。”这两则日记都明白无误地写作“参观”，而《天风阁诗集》中有关嘉兴参观土改的诗作，则作“参加”，显然是误记，因为去嘉兴仅仅十余天，是不可能完成一期土改工作的(据此后去皖北五河参加土改的实际情况看，完成一期土改工作大约需要一个半月左右)，《日记》中有记：“(12月28日到1月10日)在嘉兴真西乡参加土地改革，另有日记，已佚。”可见在嘉兴时日不多，不可能参加土改，只能参观土改。
　　1950年12月28日，由系主任郑奠先生率领，师生同赴嘉兴。由于二、三年级同学已在各地参加土改，此次赴嘉兴的同学全为一年级学生，加上夏承焘、沙孟海、蒋祖怡、王荣初等几位老师，总数不过十余人。下午抵达嘉兴后直奔县委机关而去。当时县委领导见到省委的介绍信，来者又是大学教授、学生，极其重视，主要领导正在主持会议，便命办公室同志安排好住处，我等便在机关院内闲走，见到厨房中杀鸡烹鱼，不知有什么宴请，岂知到了晚餐时，县委领导与几位老师重新见礼，将我们一齐邀进餐厅，才知道原来是招待我们的。当县委书记听说郑奠老师曾与鲁迅先生在女师大同事，而且郑老师当时还是系主任，鲁迅先生是兼任讲师，于是倍加敬重，频频敬酒，以致善饮的石君先生也酩酊大醉，不得不将他扶进卧室。
　　次日上午，在县委会议室内由有关领导向我们介绍了嘉兴县的历史、现况以及自然条件，重点介绍了正在进行的土改运动，县委负责同志特别强调，此地解放不久，反动残余势力尚未完全肃清；更由于河港交错，交通不便，偏僻村庄尚有零星匪徒活动，会在夜深人静时加害乡村干部和革命群众，因此反复叮嘱我们下乡后要特别注意安全，集中住宿，不要单独活动，以策安全。
　　下乡前，县委负责同志又仔细检查了安全措施，十几人分乘几条小木船，每船只能乘五六人，其中有两名持有武器的解放军战士，一在船头，一在船尾，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正反映了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一定要保证浙大下乡师生的安全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不过，也闹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因为刚刚下过一场雪，两岸白雪皑皑，河道中寒风刺骨，木船无篷，没有任何遮挡。个别老师依旧城里的穿戴：长袍或大衣，羊皮帽子，又长又宽的围巾，只露出半张脸来。两岸农民哪见到大学教授下乡来向他们学习的事，又见到持枪的战士同船，便很自然地把我们当做逃亡的地主豪绅了，拍手欢呼道：“逃亡地主捉回来了!”弄得几位老师好不尴尬，一时间内成为谈笑的资料。为时不久，就到了乡政府，这场面也就很快过去了。
　　我们被安排在一所小学里，全体师生十余人都住在一问教室，只有一张课桌，别无椅凳，沿着墙角，铺上厚厚的稻草，师生相对而卧，睡成两排。白天常有附近的小孩来看我们这些“奇装异服”的“城里人”，渐渐熟悉后，也有大胆的小孩坐到我们的地铺上来，摸我们的被褥，拽我们的衣服，问我们吃什么，睡得惯否。我们“城里人”两两三三地去附近农民家“做客”，也问问他们的生活，老乡们从有些拘束到无拘无束地与我们交谈起来。一旦见天色暗淡，大家便一齐回到学校中来。晚饭后整个教室只有一盏煤油灯，大家就半躺半靠地在各自铺位上，随意地交谈白天所见所闻，从各自的生活经历出发，去感受这些对我们全然是陌生的又是新鲜的生活。
　　瞿禅师在嘉兴真西乡的生活，“另有日记”，可惜“已佚”，今不得见。但他写了不少诗，表述了这次参观土改的感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1月出版的《天风阁诗集》中收有《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偕浙江大学中文系师生参加嘉兴土地改革，居乡见闻，皆平生所未有，作杂咏十二首》，首先认定这场土地改革的运动是“人群新史破天荒”，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因而表示要用自己的“秃笔”来“写春光”(之一)；诗中写到土改工作组的组长、箍桶匠出身的姜师傅，懂得政策、明白事理，以“一语令人心眼开”赞之(之二)；又写到诗人自己如何挨门挨户去访贫问苦，有“一家当作一书读”的比喻(之三)；村中牧童都“能唱‘是谁养活谁”’的向地富讲理斗争的歌曲(之四)，以及向我们参观土改的人员靠拢的情景，“日日村童坐满床”(之五)；“无父”的“梁郎”(之六)、“孤栖”的“董叟”(之七)都有人“培护”、也有人代耕；庄稼收成好，“亩亩青秧比昔青”(之八)，种田人高兴，“不知笑口为谁开”(之九)；最后又述说诗人自己“写到黎元笔有种”(之十)，努力做到“稍稍民间阅苦辛”(之十一)，只要“能同大众共生涯”，就“自有吟情出好怀”(之十二)。这十二首杂咏，正表明一位大学教授在参观土改运动中的亲身体验，反映了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的时代中的感受。夏师这种体验和感觉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二
　　1951年下半年，国家规定全国文法学院二、三、四年级师生要参加一期土改。我刚刚升入二年级，自当参加。中文系老师在9月22日开会“谈参加皖北土改”，夏师记道“同人自愿参加者，有刘操南、薛声震、张仲浦、蒋祖怡及予五人”，也列出明确表示不愿参加者、尚未决定者的老师姓名，并反映“舆论对院长、系主任不参加殊不满”，可见当时高校教师对参加土改运动的不同态度。针对这一情况，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林乎加于9月25日作动员报告，“讲土改，谓大学知识分子对此国家大事而无知识，老去时何以对儿孙问，留学外国时何以对外国人问。又谓当认识参加土改工作是改革课程方法之一，是业务必修课之一。又谓乡村生活自甚苦，然农人生活已数千年，我们当去体验三个月”云云。报告结束之后立即分组讨论，瞿禅师在小组会上“报告嘉兴土改经验”。次日在分组学习时，夏师再“讲嘉兴土改归来后，对教古典文学之影响”。由此可见，年前参观嘉兴土改的活动，对夏师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9月26日再次开会讨论，意见还不能一致，“陈卓如与戚叔含、郑石君、马长寿言语抵牾”，有所争论。陈卓如即陈立，继孟宪承为文学院之长；戚叔含，外文系教授；郑石君即郑奠，中文系主任；马长寿，人类学系教授。NIO月3日止，文学院“同事加入者有陈卓如、方重夫妇、陈乐素、吴定良，共有二十七人矣”。方重夫妇，均为外文系教授；陈乐素，历史系教授；吴定良，人类学系教授。
　　起初听说是在皖北宿县参加土改，夏师为此还进行了一些准备，于10月4日上午“与马长寿往浙江图书馆，查《安徽通志》及《读史方舆纪要》”，了解宿县的历史、地理概况。其实，确切的目的地应是五河县。10月5日上午，浙大文学院参加土改的师生百余人聚会，进行分队，每队十二三人，共分九队，每队有“教师三人，女同学三人，男同学六人”。夏师分在第九队。下午，听皖北来的“孙学友同志报告五河地方情况”，然后进行分队讨论，订立公约，有“服从组织领导”、“严格遵守土改干部八项纪律”等七条。
　　1951年10月7日“五河土改今日出发”，经沪、宁两地，于8日抵达临淮关，9日换船，抵达五河县时，“五河民众列队欢迎，腰鼓杂以笙管、花炮。地方同志导人大戏院中，乃指派与浙大者苇秆盖新房，尚明敞。席地开铺，可容百五六十人”。绝大部分师生齐臻臻排成两行地铺，垫以厚厚的麦秸。舞台后有数间小房，“安置女生及年老教师”。夏师当时年逾五十，领导让其住小房，但遭瞿禅师辞谢，与大部分师生共睡大地铺。
　　复旦大学土改工作队由周予同教授任领队，也来五河参加土改，但与浙大不在一个区。此际却同住县城共同参加学习，有县长陈雪介绍五河县现实情况，钱政委介绍五河历史沿革，县土改工作队负责人朱玉林布置土改工作的四个步骤。在下乡之前，浙大与复旦还进行联欢，周予同代表复旦、陈立代表浙大分别讲话。
　　浙大工作队被分派在离县城最近的五北区，“有乡十四、村八十余”。10月14日夏师记道，“各同志惧习不够，又无经验，下乡以后，不能独立作战”，因为可能一村只有一人负责，但夏师下定决心迎难而上，“临睡自念，一生碌碌，当寻事自振。解放以来，我国出了许多奇迹，予独不能勉自请献、为生命吐一光芒耶？此番如被派掌握一村，当不畏难，不自馁，虚心学习，奋力从事，不负此千载一时之机会”。次日在学习会上，夏师即发言，“说如何克服怕陌生与恐惧工作不胜任之顾虑”。
　　当时五北区部分乡村已进行过土改，尚未进行者仅有七个乡，便于10月18日“并九队为七组”。瞿禅师从第九队调入第四组，“四组组长是陈美林(中文系学生)，同组有薛声震、管佩韦、陈立、柴崇茵、马娟尚、姚吉昌诸君，十五人”。管为历史系老师，柴、姚为教育系同学，马为外文系同学。当时七个组的组长除第四组外，都是当地干部，由浙大派一位老师或同学任副组长，唯独第四组组长则由当时非党非团的我担任，当地干部却任副职。据说这是区教导员刁乃琴同志的意见，作为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的试验。
　　四组分在訾湖乡工作，该乡当时有地主二十余人，富农三十余人，人口逾三千，地一万七千余亩。四组组员二十五人(包括浙大师生、当地干部)，要负责十三个村子的土改，每村有二人。瞿禅师10月18日睡在床上还考虑：“此次工作艰巨，当以往日作诗、作考据文字的精神去做，一字不放松。”中文系的老师碰头时也都表示既然来了，就要做好，石君师在10月20日曾戏对瞿禅师说：“今日义理之学是站稳立场，考据之学是调查情况，词章之学是宣传。”虽为戏语，倒也反映了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对土改工作的体认。在具体分工时，考虑到夏师年事已高，便留在乡政府所在村，夏师于10月23日记道：“予得组长照顾，派住乡公所所在村，并以杨生纯仁照顾予，此陈生美林好意也。”未曾想到当年的自然安排，却让夏师念念不忘，直到1974年秋季给我的信中还提及此事。
　　不过，夏师在訾湖乡并未多留，因母病加剧，不得不赶回家乡浙江温州。不几日，夏师在母亲病逝后，又于11月15日匆匆返回五河，当晚“留宿土改委员会”，次日赶到区大队，大队负责人田汝康、王西彦都感到“五十以上人，尚能行数千里，重返原岗位，可为工作者矜式”。此时正值土改运动后期，区人民法庭需要有文化的工作人员，夏师便被留下参与区法庭工作，偶或外出调查案情，更多的工作是书写判词。不久，整个一期的土改工作结束，根据上级命令，全体师生返回杭州。
　　如同赴嘉兴参观土改写有诗文作品一样，此次参加五河土改，瞿禅师同样留下了一些诗词创作。在1951年12月16日《日记》后附有《归途五首，自皖北五河县归省，温溪舟中作》，但在1982年出版的《天风阁诗集》中仅录一、二两首，诗题也略有改动，为《一九五一年自五河归省母病，承浙大诸生远送，为予荷行李至蚌埠两首》，两相对照，文字也略有修饰。在一、二两首诗中表示参加土改运动是“千载不再迂”的难得机会，表示要“绵力奋所任”，只是由于“亲年迫崦嵫”，才不得不如“乌鹊”一般“归飞各匆匆”。在同一天日记后，还附有《五河客次赠戚叔含》七绝一首。另有《满江红·五河县看治淮，汝康、西彦属为此曲》一首，热情歌颂“千年奴隶翻身后”，成为“今朝鞭石驱山手”，广大群众坚决根治淮河水患的斗争精神。
　　正如瞿禅师在参观嘉兴土改时的表现一样，在参加皖北五河土改中的表现同样是积极的，也是有收获的。在返回浙大以后，进行总结时，在1951年12月26日的分组讨论上他被推为作典型报告的代表；12月28日还应邀对理学院一年级学生做讲演；12月29日召开的鉴定会上，大家都肯定夏师的进步，当然也指出其不足：“各同志评予者三事：一(王)西彦谓予往时于会场中多不开口，五河归后，乃能批评人。此次小组会，大家且都愿闻予意见。此为显著之进步。二提意见能顾到全局。三(陈)卓如嫌予以旧文学诗词修养深，在革命热情上勇敢不够。”不仅思想上有收获，参加土改、深入农村后，对夏师的治学也有积极的影响。1952年1月2日记云：“札稼轩词毕。欲为稼轩之农村词撰一小文。前月在皖北土改有此意。”夏师的确写出此文，在《夏承焘集》第二册之《唐宋词欣赏》一书中就收有《辛弃疾的农村词》一文。

三
　　从皖北五河土改归来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所谓“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所谓“五反”，则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料、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场运动当然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按当时的说法，是发动广大的工人阶级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三反”运动主要是在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五反”运动则在工商企业展开。从时间上来看，全国从1951年12月开始发动，大约到1952年春季结束。而夏师与我参加的“三反”运动则略迟。因为从五河归来后，浙江省率先进行高校院系调整。寒假中浙江大学文学院就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以应师资之急需。之江大学财经学院暂时仍与师院在一起，浙大理学院不久并入复旦，农学院与医学院独立。浙江师范学院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改为杭州大学，90年代又回归浙江大学。
　　正由于此，瞿禅师与我参加的三反运动从1952年2月开始，9日“上午九时开三反运动动员会。焦梦晓院长、陈立院长、黎照寰(之江校长)、胡寄窗(财经学院院长)、刘丹厅长讲话，十二时散”。焦、陈为新成立的师范学院院长，刘丹为省教育厅厅长。据夏师2月7日所记，原来计划运动“至三月十日止，共十八日”，但实际上一直进行到五月底方结束，历时三个多月。
　　动员之后，运动按下列程序进行：学习文件，端正态度，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总结并对每人做出鉴定。上午学习，下午工作。检查阶段则整日开会，教学工作暂停。在学生中也选出若干代表，除参加老师的学习会议以外，还要分工与老师个别交谈，进行所谓的“帮助”。我也被推选为代表之一，所以得与包括夏师在内的中文系老师一起参加运动。
　　运动初期，个别老师颇有抵触情绪，认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与己无关。有一位教授在讲课之前，先说：“请允许我再抽两口，将它抽完，否则岂不是浪费了么？”说着，举起夹着的半截雪茄，引得哄堂大笑。但大多数老师还是认真对待的，只不过认识比较肤浅，如瞿禅师的自我检查，说“治学数十年，于劳苦大众了无益处，而食稻衣锦，养尊处优，岂非浪费贪污”，全盘否定自我；对他人的批评也抓不住问题本质，如说“石君在嘉兴土改时，自己不肯劳动，依赖他人打铺盖”，“微昭浪费精力于家庭琐事”等等(2月11日)。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推动运动的健康发展，运动的领导者还邀请“店员工会一会员报告店员‘三反’情况，举具体事件甚多”，对“一店员而能来大学讲演”，瞿禅师极为感叹，认为“此解放前所未有者”(2月18日)。
　　在学习了一个阶段后，领导再次动员，并布置运动将转入检查阶段的工作。3月20日“上午刘丹厅长作三反运动二次动员报告”后，“即酝酿对领导人员的检讨”。自此，“终日开三反检查会，中文系石君、驾吾自作检查，各同事加以批评”(3月21日)。石君即郑奠，原浙大中文系主任；驾吾即王焕镳，原之江大学中文系主任，二人作为系一级领导人先行检查。而校一级领导早在2月4日上午就由“心叔、陈立、王绮带头自我检讨”。心叔，即任铭善，时任教务长；陈立，时任院长。“心叔所说甚严肃诚恳，陈立尚多饰词。午后中文系小组会对彼大不满意，提出意见甚多，且要求其重作检讨。闻历史、教育两系亦然。”而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检查、批评，瞿禅师感受到“此次三反运动，教育意义甚大，初谓与教育界中人无关，不谓成效如此”(3月24日)。
　　在领导带头检讨之后，每位老师逐个检查，人人过堂。3月1日夏师“作交代，发言一小时，对从前教学不负责、政治学习不关心、脱离群众、做滥好人等等恶习，痛下砭针”，并表示“土改与三反运动，为予此生能否翻身关键”，要过好这一关。在瞿禅师检查后，张仲浦、王西彦、蒋祖怡、胡宛春、王驾吾、胡永椿、蒋云从、陆微昭、薛声震等诸位老师一一向夏师提出意见，学生代表文心慧及我也提出意见，夏师记道“陈美林望予更增强新观点教学”。
《日记》中还记述了其他老师的检查情况，以及师生所提出的意见。至于兄弟院校以及省、市其他机构的“打虎”情况，也偶有记载。如2月20日记，“闻浙大沈学植(图书馆馆长)、沈学年(农场主任)、苏步青(教务长)皆有问题。刘厅长谓浙大医院有大老虎”。2月27日记，“刘丹厅长谓杭州老虎越打越多，有些机关中打出成群老虎。浙大教职员有被打得痛哭流涕者。浙大医院院长王季午亦甚狼狈”。3月21日记，“西彦报告昨夕人民大会堂打虎情况，文教、卫生、新闻、出版四部分，当场打出老虎七十四只。王某贪黄金二千五百两，朱某以不肯彻底坦白，捕送法院。浙大顾某已交出黄金一千二百两，当场释放，加入打虎队”云云。所谓“虎”，是指“三反”分子，主要是贪污犯。至于瞿禅师所在的浙江师院的打虎情况，4月19日有记，“昨焦院长报告师院大小贪污犯一百九十余人，款项约二十亿左右，学生十人中有一人犯贪污”。在运动中，有子女揭发父母者，3月28日记，“听男女两生检讨包庇资产阶级家庭舞弊经过”；有妻子揭发丈夫者，3月3日记，“陈立作第二次交代，自承囤米为不法商人行径，词色极懊丧。予疑此事是文锦主动，虑其夫妇为此不睦”。
　　1952年5月下旬，运动进入尾声，进行处理、总结。5月24日“全体师生开会，坦白之江黄金案及盗窃物资案。黄金案共一千五百两……数目之巨，令人咋舌。且钱某至今仍任总务长，仍未坦白”。当时，可由本单位组成法庭处理案件。就在师生大会召开的当天下午，“师院、财经学院人民法院成立。焦梦晓为审判长，陈立、胡寄窗为副审判长，心叔、沈镜如诸君为审判员，宣判之江黄金案及盗窃案”。焦为学院书记、陈为院长，胡为财经学院院长，心叔(任铭善)为教务长，沈镜如为教授代表，对案犯分别处以徒刑、记过、察看等不同惩罚，大抵从轻处理，夏师感叹“政府对教会学校，宽大如此”。之江大学，原为教会大学。不仅对教会学校人员处理从轻，对教授也宽大处理。5月26日记，“各系科同事开会，讨论贪污案”，“多谓领导处理太宽”。但“刘丹厅长谓管制教授，须请示中央，国家需才孔亟，对高级知识分子须爱护争取”。
　　当然，运动初期不免有扩大化倾向，5月25日“沙文汉在浙大报告，亦明白说有偏向”，但后期逐步得到纠正。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参加这场运动还是受到很大教育的，瞿禅师在4月25日的小组讨论会上便说：“三反开始时，以为必与我自己无关，不谓在此运动中竞受大教育。最显著一事即三反后对业务之尽心。解放前以著作为正业，以教书为副业，看不起学生，以为学生不能领会我之学问。上课以前从不作准备。近日教书，往往一小时课，须预备一二日工夫，却心安理得，不复杂用心，错用心。”从夏师这番话语，可以看出大多数老师的认识得到了提高，工作更加负责尽力。

四
　　早在三反运动期间，就传来要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消息。1952年3月30日，王西彦老师对夏师说，“不日展开思想改造，须早作准备。闻北大、清华、燕京打思想老虎，甚激烈”。果然，浙江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从5月底即开始，5月30日“传达饶漱石主席演讲”。6月3日“听林乎加部长作思想改造动员报告”，随后各系教师分别开小组会表态，夏师在6月6日的小组会上就“述曩年教小学比教大学好，今知十年来教大学，皆为个人名利出发，专心著述，与学生脱节，不似教小学时能与学生接近”，表示要积极参加运动，接受教育。
　　为了减轻教师交谈的顾虑，运动领导者又将教师划分为若干互助小组，三五人聚合在一起，夏师与“孝宽(薛声震)、伦清(胡永椿)、微昭(陆维钊)”共四人为一互助组。彼此“随意讨论，颇亲切有益”(6月1 2日)，“孝宽谓予不问政治，与笃好旧诗词有关，因为深居象牙塔，遂与世隔远，不谙人事。诗之失愚，可如此解释”(6月28日)。学生代表也参加互助小组活动。夏师记道，“夕陈美林、周玉华二生来，助予检查思想。大病在不关心万事。陈生谓若从危害性上多着想，可引起警惕。此语甚好”(6月27日)，“夕陈美林、周玉华来，劝予对人提意见勿保留”(6月29日)。
　　在同事、学生的帮助下，夏师于7月9日开始“写思想总结初稿”，次日“在互助组讲一小时，共分五部分：(一)家庭成分与主要经历。(二)生活态度与思想状况。甲、自由主义，乙、宗派主义，丙、名位观念，丁、旧伦理观念。(三)政治认识与教学建设。(四)思想根源及批判。(五)今后努力方向”。瞿禅师检查之后，王西彦老师、周玉华同学等人都提出意见。7月12日傍晚学生代表“詹尔堃、陈美林、周玉华三生来谈，谓依历史谈下去较有联系，且能全面，勿分片段谈，兹依之改作”。此后连续几天，夏师都在忙于写检查，16日写“初稿毕”；17日“改思想检查文”。学生代表提了意见后，夏师又于2 Et“晨改写思想检查文”，直至1121日“上午改写思想检查文毕”，“午后以检查文交詹、周诸生携去”，夏师的检查方告一段落。
在这过程中，夏师对于学生代表参加，甚表欢迎，并且认为“予觉同学帮助比同事大”(7#j 21日)。瞿禅师如此感受并非无因。从《日记》前后所记看来，教师之问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互相展开批评、帮助时，难免夹杂一些人个成见。而学生代表则无此局限。当然，个别学生代表受“极左”思潮影响，对老师态度粗暴，也是不妥的，同时也引起了老师的不满。这种情况，在三反运动时就已发生，如人类学系教授马长寿就曾对夏师说“帮助师长不应用斗地主态度”，马长寿因此语而“被评为右倾思想者，交代两次始通过”(1 952年3月4日)。有位中文系学生代表在三反时对老师提意见“出言甚激”，夏师叹道“若在解放前，将激为风潮矣”(3月2日)。这一学生代表在思想改造时的表现依旧，对老师提意见“颇多近于训斥”(7月8日)，可见学生代表中亦有不同角色。
　　夏师在互助小组交代通过后，我被派去帮助其他老师，联系夏师的工作则由詹尔堃、周玉华二人负责。7月22日晚，詹、周二人又找夏师交换意见，夏师又对检查作了修改，被选定为大组第一个交代的老师。大组会在7月25 El下午召开，“到中文系同事及学生代表二十余人”，“交代费时一小时半”，大家提的意见“共五十条左右”，夏师予以“总括”，“共十五条”，如薛孝宽提“不顾问政治，解放前与解放后不应混为一谈”；王驾吾提“不肯得罪人，喜为人捧场”；陆微昭提“救汉奸，谓是旧伦理观念不妥”等。大家除要求夏师进一步补充检查外，还希望他也要去帮助其他老师作检查。7月31日晚“陈美林、蒋祖怡来，邀同薛孝宽，过王家山，帮助刘操南思想改造，十一时方归”。蒋、薛、刘，均是中文系老师。
　　夏师遵照大家的意见，于8月2～3 13在写思想检查清稿。8月10日继续“写补充交代稿”。于8月13日作补充交代，夏师在交代中“举皖北土改表现不积极，作文颂扬施德福，谈龙榆生出狱三件事”为例，“讲半小时”之久，“同事提意见六七条”，其中有一条即7月25日陆维钊老师所提出的“救汉奸”事，大家认为夏师“谈龙榆生事太轻松，不深刻，民族气节须检讨”。其实，夏师与已投敌之人有书信往还，早就有人议论。1942年1月9日，瞿禅师收到友人吴天五信，“论龙丁出处，嘱予当此风色，须有岩岩气象方得”，夏师坦承“对人濡忍不能刚决，▢▢(作者注：原文如此，下同。)西行后，予仍与书札往复，颇来友朋之讥”。信中所云“龙丁”当指已“西行”附敌之龙榆生、丁怀枫二人。龙榆生即龙沐勋，词人。至于夏师如何“救”他，我原先不甚了解。直到1992年《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二册(1 938～1 947年)出版后，检阅有关日记，方始了解一点眉目，不妨摘录如下。
　　1946年3月15日“夕见上海小报，榆君近自南京移押苏州”，榆君，即龙榆生，此后有关日记中或直书“榆生”或以“▢▢”代称。4月6日及18日都记有其在“苏州狱”服刑的情况，“予闻之恻然，恨无法相顾，以万元托仲连买蔬肴馈之”。4月20日又“贻万元，托人时时买饼饵馈之”。龙榆生于5月12日在狱中给夏师写信，夏师次日作复，“劝其患难中发心读佛书”。6月12日夏师“阅报，▢▢判刑十二年，虑其体弱不能支。一念之误，奈何奈何”。8月3日，徐澄宇告诉瞿禅师，说“在南京(卢)冀野座上，遇▢▢夫人……见人即哭，求冀野诸人设法为▢▢减刑”。而龙榆生对其附逆一节犹白狡辩，“谓三男五女外，又须抚其兄弟一家，不得已人白门”(5月1 9曰)，即投靠“白门”(南京)汪伪乃因生活所迫。当夏师从陆微昭老师处得知龙榆生已获减刑，乃于10月9日“发▢▢苏州书，昨闻之微昭，报载减刑为五年，明后年可出狱矣”。数日后，夏师于10月13日“得▢▢苏州函，谓今年可望出狱，约买醉西湖”。大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夏师乃伸出援手，于12月9日“发希真苏州高等法院一函，由心叔转，恳其相机照料▢▢，如有开脱机缘，多与方便”。12月6日夏师便收到希真的复后，“谓▢▢保释事，俟郑院长回苏州时即可设法，似不甚难”。希真，潘姓，夏师在之江大学任教时学生，1941年毕业后，旋即被夏师聘为助教，后随其父执郑文礼在高等法院工作。郑字烈孙，浙江东阳人，能诗。曾通过希真与夏师结识，1946年1月21日还以车载夏师去西泠印社茗坐。曾有和夏师《洞仙歌》词作。1947年4月3日夏师因“视希真病”而“晤郑文礼夫人”。有此关系，夏师方能为龙伸出救援之手。这些活动，我当年并不知晓，而与夏师共事之中文系一些老师当有所闻，因此认为夏师检讨此事“太轻松，不深刻，民族气节须检讨”云云，也就不为无因了。
　　不过，从夏师的诗词作品以及1984年出版之《天风阁学词日记》(1928～1937年)有关记述来看，夏师在民族矛盾的紧急关头，还是能坚持民族气节的，其诗词创作中也饱含着爱国热情，可参见我发表于199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文《“我亦有孤剑，植发望燕云”——夏承焘先生的爱国情操》，兹不赘叙。
　　在夏师于8月13日作补充交代之后，运动已进入尾声，8月下旬开始总结、填表、鉴定。8月27日夏师自己填写的优缺点为：“一、求进步心迫切。二、尚能虚心听取他人意见，但只求完成自己工作，帮他人不热心。三、对业务学习尚努力，但不肯多负教学以外责任。四、政治热情不够。五、好逸恶劳。六、缺乏斗争性。”小组的意见是：“同意夏同志这个检查，并希望依努力方向，克服以往缺点，尤其是名士派作风，宗派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仇恨心不够这几点。”至此，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8月29日夏师写道：“今日休息，思想改造三个月来，甚感劳矣。”
　　我也从此专心学习，1953年暑期提早一年毕业后，虽然仍有“运动”，但未再与瞿禅师同时同地参加。与夏师再次聚首时已是8年后的1961年10月，那又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蒋豫生

1958年拍摄的优秀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扮演剧中主角——我党的情报工作者李侠，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在敌人的枪口已经对着之时，刚抢着向延安发完两份重要情报的他，镇定地吞下电报稿，向战友深情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那镜头经典、震撼人心，在大家的脑海中定格，永不消逝。

该影片是根据真实的人物故事改编的，原型是烈士李白，湖南浏阳人，1910年出生，15岁入党，1931年参加无线电学习班，长征期间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1938年党组织派他从延安去上海建立地下电台。他的妻子裘慧英，浙江嵊州人，上海纱厂女工，先是由于革命需要与李白假扮夫妻，后经组织批准结婚。1948年12月29日李白被捕，1949年5月7日，解放军已渡江接近上海时，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遭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今年——2010年，是李白同志诞辰100周年；1987年，他最后生活、工作和被捕的地方——上海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对外开放；三年前，他的半身铜像被竖在上海浦东世纪公园内的小山坡上；2009年，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新版的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

没有想到，日伪时期的1944—1945年间，有一个秘密电台曾设在杭州，还与我们塘栖人有关，李白同志也曾来这里战斗过，地点就在城隍山脚花牌楼34号（解放后改为四宜路69号）的劳公馆内。

◎ 庭院深深——花牌楼34号劳公馆

《杭州坊巷录》中记载：“花牌楼巷元代有沙子中居此，其二子同登进士第，郡守为建牌坊，曰联桂坊，花牌楼之名源此。”

▲民国时期的杭州市花牌楼34号——劳公馆示意图（绘图/蒋豫生）

今年78岁的黄杏花大姐清楚记得自己小辰光，经常与道伴去同条花牌楼巷的劳公馆门口搞搞儿。那里有两扇平时不上锁的大铁栅门，铁门底边的隔栅缝隙刚好嵌进一只脚，她们都喜欢攀在铁门上，让道伴将门推过来推过去乘惬意。不过，若是给在劳公馆拉黄包车的阿毛师傅出来或者进去的辰光碰着了，可是要骂人要赶人的：“格班小鬼……”，大家连忙逃开，不过等他走了，又继续刚才的玩耍……劳公馆里面很大很深，好像没啥人，那里面的门平日都关着，阴森森的，她们从来不敢进去。

这座劳公馆，是塘栖人劳勤余先生（镇上人喜欢叫他的小名：劳少麟）在民国初年购置的，稍稍作了修缮改造。劳有些来历，家道小康，人极聪明，仕途却不举。劳的父亲与德清人国学大师俞樾——俞曲园的儿子祖仁分别娶了塘栖致和堂药店姚家的两姐妹，包括杭州横河桥祖上多出高官的许家，都是相互联姻的亲戚。中年时，劳少麟靠表哥——俞樾之孙晚清探花、时在北平清史馆做事的俞陛云的推荐，去北洋政府担任佥事。由于劳善交际有才干，受到国务总理孙宝琦的青睐。几年后，劳告老还乡，当上了塘栖市西镇镇长（当时塘栖分市东、市西和水北三镇），劳与家乡省市县的不少头头脑脑相熟，办事方便，为塘栖引进资金，拓宽广济路，鼎新市容，以及兴修水利等，做过不少实事，1987年版的《塘栖镇志》和1990年版的《余杭县志》均有记载。

花牌楼34号是劳为自家置下的，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祖云（鉴勋）、祖安（鉴劭）居住，小儿子祖荪（鉴耀）与自己常住塘栖。俞樾曾孙俞平伯20世纪20年代初来杭住过五年，在他的《湖楼小撷》一书中可以读到：“二十七日雨止，偕环（注：平伯的夫人许宝驯）至花牌楼访劳祖云表弟，去湖滨小坐。一瞬住杭州近五年了。”可见当年两家的走动。

劳少麟的大儿子祖云是律师，婚后不曾生养。二儿子祖安从塘栖出去读书，1928年上海持志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任学校训育主任，妻子丁瑞萱是德清人，生有一男二女：儿子法盛，女儿法勤、法俭。

▲照片中花窗所在房间，就是中共秘密电台所藏处/照片摄于1959年夏，照片中的人物为劳鉴劭儿媳（摄影/劳法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上海，学校停办，祖安携妻小搬回杭州花牌楼家中居住，担任了地处清泰街的东南物资贸易公司副经理，公司老板是祖安的同学。此公司是上海汪伪特务机关——“76号门”下面的一个经济组织，各种生意都做，据说，新四军穿的军装，有部分还是此公司从上海进的布料。

当时的花牌楼只是一条不宽的小街巷，先前有过牌楼，旧时这一带还称里龙舌嘴、外龙舌嘴，附近路当中还有座小土地庙。巷道中间铺青石板，石板下面是排水沟，两边砌卵石，两部黄包车交会还有点困难。每到梅雨季节，沟里会有不少小毛蟹，前文中提到过的杏花等一班伢儿，喜欢用棒儿绑了蚯蚓去钓……

劳公馆临街门面不大，只有两扇大铁栅门，左面门柱下砌着“劳界”碑石，两边即是别的住户。此处已是城隍山的山坡坡脚，大门进内上三四个台阶后，是十多米长青石板铺的斜坡，顶上是一溜葡萄棚架，迎面正中一石库门，门内是三开间的两层厅屋房子，两边有厢房，厅堂前是一不小的天井，天井中有一口老井。厅屋后面上去几个台阶是一幢作厨房的平屋。后两幢带廊檐圆柱的五间平屋，朝里面再上三四个台阶又是一扇院门，入内靠左边围墙有一幢三间的平屋，是劳家平日供奉黄大仙的地方。此平屋前是一较大天井，墙外有电线杆通进来，边上有一石砌的水池，再进去十多个台阶上方是一幢单层的小洋房。哥哥祖云造了此屋后，与夫人及过继给自己的法盛住在这里。小洋房再上去是一片花园，有很高大的桂花树等。这里已是城隍山的半山腰。劳宅左右两边均是渐次升高的围墙，围墙外的小路一边通粮道山，一边通四宜亭，后门设在左边围墙处，门牌是小螺蛳山19号。由于地处山坡，这里一进一进的房子高低错落，比较复杂，总占地两亩九分。

▲劳宅后门，小螺蛳山19号/左起劳法勤、劳鉴劭、鉴劭的岳母、鉴劭的夫人丁瑞萱（供图/劳法俭）

劳公馆占地不小，房子蛮多，住的人却很少，祖安一家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才迁回，因在公司做事需要，常年雇了拉黄包车的阿毛师傅，阿毛一家小伢儿多，住在后排的五间平屋。

据说，那幢颇大的厅屋房子闹鬼。祖安一家原先住在厅屋楼上，某日，祖安夫人看见一先前死了的丫环不声不响去天井里的那口老井打水，然后入内……吓得不敢再住。夫妻俩搬去供奉黄大仙的那三间平屋，两女儿住前排五间平屋的头上两间。搬动时，大哥祖云拆去黄大仙的供台，忽然闹起肚子痛，痛了好久查不清原因，大家猜疑到拆供台的事情上，便在屋角又搭了个小台供奉，祖云的肚子痛居然也就好了。

那三间平屋，外面那间由祖安夫妇居住，当中这间辟作吃饭间，里边那间即是秘密电台设置和报务员们起居的地方。

◎ 秘密电台——名为国民党的，实际操作的都是中共地下党人

劳祖安早前在上海念大学时，同桌同宿舍的同学叫徐明诚，两人关系不错。不过明诚早就加入了共产党，祖安加入的是国民党，并担任些职务，两人一直有些往来，抗日战争开始后，徐明诚打入国民党军委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还担任该所驻沪办事处主任。

1937年3月间，亦即“七七事变”爆发前约四个月，根据需要，由王芃生、洪松龄和顾高地三人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直接受命于蒋介石，专门研究日本问题，为抗日做准备。后来组织机构和人员有较大扩展，王芃生为中将主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问题专家。他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广泛收集敌友情报，剖析国际形势，据说，他们对德军进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的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前作出过准确的判断。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父亲连震东，1944年曾赴重庆任该所组长。

▲李白烈士

1943年某日，徐明诚与劳祖安在上海何世桢校长家中相遇，在第二天的约谈中，徐向劳提出与其“合作生意”（一起抗日），要求让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个小组在其家中落脚，提供方便，也让这位在汪伪公司做事的老同学“将功折罪”。劳允承。翌年春，以商人身份出现的谭崇安带了夫人、儿子等住进劳公馆，谭与家眷就住在那幢曾传闹鬼的厅屋二楼。劳祖安还为和谭同来的陈以华在鼓楼南百多米水师前的“衢州永源皮箱店”后面楼上租到一间房子，后来，谭的“泰隆纸行”也在皮箱店楼上租了一间，作为办事地点。

隐匿于劳公馆电台的情报员、机务员、报务员有谭崇安、陈以华、吴道章等，1944年秋又来了李白。李白1942年9月在上海时曾被日本特务抓过一回，受尽酷刑，手指甲被老虎钳一片片拔去，坚称自己只是为阔佬雇佣的私人商业电台，1943年6月获保释后，与妻子在上海良友糖果商店待了一段日子，又由徐明诚介绍来到这里。这期间，李白还去过富阳的场口，那里也有国际问题研究所设的电台。几位电台的同事与劳家人一桌吃饭，就像朋友和客人，祖安夫妇称他们先生，儿女称他们谭叔、陈叔或者李叔。

▲劳鉴劭和女儿劳法俭合影/摄于1958年

电台的情报来源之一是祖安的小舅子丁兆源处。丁当时在伪杭州市保卫局抄录情报，为此偷偷多抄一份，带回由姐夫交给谭。情报多从这里的电台发出，特别重要的还由人坐火车带到上海。劳祖安也为他们在沪杭间传递过情报，有的放在牙膏中，有的是一个小白纸包……

在日伪的眼皮底下活动自然非常危险，电台的人也都很忙，来来去去，有时开会接头就在西湖船上进行。发报多在半夜，由于当时电力供应差，更为了防止其他情况发生，日伪当局限定每户每月用电仅只五度。因此，电台发报需要偷公用电，机务员在外面接进劳宅的电杆上部电线做手脚刮出一小节铜丝，半夜时分叫醒刚读初中的法俭，小姑娘眼睛好，让她手持带电线的竹竿搭上电杆顶部的那小节裸线，越过劳家火表将电接下来……第二天清早，再由法俭去将搭着的电线收回。发报用的天线不必高高竖在半空，而是拉在地面，好在劳公馆内山坡地势高差不小，向上沿台阶沿房子拉出长长一段即可。报务员在屋内戴上耳机，手按键盘，每当“滴滴嗒、嘀嘀嘀嗒嗒……”之声响起，有关日伪的情报就随电波传向国、共两处。

情报的作用不可低估，这让国民党方面也让中共方面知晓掌握了许多在杭日伪的动向，尤其是军事军火方面的动向。据说，有几次沪杭线上日方军火专列被炸等，就是靠从劳公馆发出的情报。

此外，不时有中共方面的领导或者特殊的进步人士需要来杭城，或去内地，为避开日伪把关设卡的封锁线，需要有熟悉当地的人带引。劳公馆地处城隍山山坡，活动比较隐蔽方便，劳祖安有时就直接担当这样的任务，过小路去万松岭一带接应带路，比较记得的有电影导演蔡楚生等，蔡和夫人陈曼云都在劳公馆住过。大家熟悉的优秀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蔡楚生与郑君里联合编导的。

◎ 送饭——去水师前的“衢州永源皮箱店”

1944年深秋的一日，时近中午，城隍山脚通四宜亭的山路上，有个大男孩手拎竹篮，悄悄行进，过四宜亭，过十二生肖石，翻过城隍山，去山那边的水师前。此时的山上寒意已浓，人迹稀少。

▲老人记忆中的杭州中山南路水师前“衢州永源皮箱店”当年的模样，这里也是中共地下联络点（绘图/蒋豫生）

那日，电台几个人去“衢州永源皮箱店”租住的房间有事，祖安夫人怕他们在那边吃饭不便，早早地烧了午饭，炒了几只他们平日爱吃的菜，放进篮子，让儿子法盛送过去。

转眼冬至，徐明诚从上海来杭，要与李白等部分电台的人去淳安和江西铅山，行前住在劳公馆。徐提出可以让祖安的两个大孩子也去那边，相对安全些。淳安是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前线指挥所所在地，《前线日报》社等单位都在那里。淳安、铅山都有研究所的电台。劳的小女儿法俭还是初中学生，人小，有什么事情发生比较容易对付。为了儿女安危，祖安自然同意。

1945年2月的一天，徐明诚让两个来杭州办事的同行到劳家接人，法勤、法盛跟着他们，在南星桥第一码头上了钱塘江上某公司的运输船，过富春江过新安江，到达淳安。随后，法勤留在那里为电台抄录情报，蔡楚生的夫人——中共地下党员陈曼云也在那里工作。法盛则跟着李白夫妇等去了江西铅山，在电台学习发报技术。

设在劳公馆的秘密电台前后约莫有一年多（1944年春—1945年夏）时间，一直没有出过什么事。只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1945年夏的一天，几个日本人突然从劳公馆的后门闯入——看来他们已经觉察到了这一带设有地下电台，进来搜查。由于有关设备设施都藏匿好了，未被察觉，只给当时在家的祖安夫妇和小女儿法俭拍了照片，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杭州城隍山四宜亭，当年劳法盛为中共地下党员送饭的必经之路（摄影/蒋豫生）

迅即就到了八月，抗战胜利。李白夫妇与法盛法勤等回到杭州，住进水师前的那爿皮箱店楼上，法盛又翻城隍山给他们送过几次饭。不久，李白等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人均返回了上海……

◎ 余音——后事变迁

随后，解放战争开始，李白同志又在上海从事中共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29日晚，与妻儿一起遭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年5月7日李白牺牲。徐明诚解放前夕去了美国，陈以华去了……其他的人都在大陆迎来了祖国的新生。李白的妻子裘慧英先后担任上海电信局基层支部副书记、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邮电工会上海委员会副主席和顾问，1983年离休，1992年去世。谭崇安担任了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吴道章担任了上海市粮食局局长……他们先前都是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中共情报谍报战线的人，据说后来都曾卷入过潘案。

劳公馆的情况也有变化。劳家大女儿法勤194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进上海市电话局——解放后改电信局做事，丈夫是华侨，1958年去了香港，现居澳大利亚，今年85岁。法盛杭高毕业后考入英士大学，两年后并入浙大化工系，1951年毕业分配进地处梅花牌的省工业厅——后为省轻工业厅工作，“文革”中，因早年电台的事被打成国民党特务，下放武义农村十年，平反后回原单位，省轻工业厅改制后担任省轻工业公司副经理、副总工程师，现退休，今年82岁。法俭1949年求是中学高中毕业进浙江干部学校学习，后去部队通讯工程学院，现离休，住北京，今年80岁。

▲作者去原址寻觅踏勘，但那一片错落的房舍已被统统拆去（摄影/蒋豫生）

抗战胜利后，劳祖安担任了杭县县银行经理，解放初曾任上城区烈军属麻袋加工厂经理，后夫妇俩去上海大女儿处生活。为解放前的事，劳几次进提篮桥，最后判刑十年，1975年3月政府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服刑人员时被释放，进了养老院；1982年得到平反，并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84年去世。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进城的解放军大约一个连在劳公馆住了有个把月。初期，劳公馆内的房子变化不大，只是黄包车不能用了，阿毛师傅家人多，劳家将他们居住的那排五间的平屋给了他们，阿毛师傅将房子拆了，转去别处另建。1958年一批杭氧职工住了进来，有拆有搭，这里开始热闹，“文革”中更多的人住了进来，还办过街道的加工点……大门口的那两扇大铁门卸去了，有的说大办钢铁时进了钢铁厂，有的说当了旁边小学的大门。

“文革”中的1971—1972年，有关方面决定建造杭州手表厂，地点就选在城隍山四宜路东边的这片山坡。劳家的房子首先被征迁，当时法盛还在乡下，妻子徐亚瑾带着儿女找了一间清泰门外的农民房子暂住，而后分到青年路见仁里的一套单元房居住至今。手表厂先是从天津、上海引进零件组装，1976年自己生产的第一块“西湖牌”手表问世，场面当是热闹、激奋的，也红火数年……

今夏，我去那里寻觅踏勘，见那一大片错落的房舍已被统统拆去，山坡上的一切仿佛全被抹掉了，仅留半山腰一幢当年劳公馆后院隔壁的小洋楼——小螺蛳山18号，此前是手表厂的医务室，作为历史建筑保留了下来。工地上几台挖土机在隆隆作响，不用多久，一片崭新的“省旅游展示中心”新楼将在这里崛起。

我又去寻找当年法盛送饭时走过的山路，四宜亭仍在，四周树木茂盛，依然人迹稀少。因是和平年代，不再有早前的惊恐和危险，正如亭柱上镌刻的楹联，是“小坐数行云，放怀听流水”的平和、悠闲景象。那也该是当年先辈们先烈们为之奋斗为之期盼的生活。只是亭子上方去十二生肖石的山道在修建城隍阁时已被阻断，旁边还建了一个什么会所。

我再去鼓楼附近老地名叫水师前的地方寻找那爿“衢州永源皮箱店”，这爿李白他们曾经落脚租住和战斗过的老店已无踪迹。不过，周围的许多老人们都还记得这爿店，就在中山南路445号省国防工办物管站（老人说，早先这里叫水师衙门，后来办过铁工厂）的斜对面，不仅卖皮箱木箱，也修皮箱木箱，早些年拆掉了，现在新的美食一条街正在加紧修建。

白云苍狗，世事变迁。今天的西湖更美了，杭城更漂亮了，我们脚下的这方土地，因为有过许许多多先辈们许许多多次的抗争和先烈们的足迹，才显厚重；因为有了种种的发展和嬗变，才觉得丰富和深沉。

花牌楼巷成了眼前的四宜路大道，劳公馆的那些曾颇显神秘的老宅老屋没有了，然而，它的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仍然深深地留在尚健在的当事人的记忆之中。那也是我们这座城市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不该忘却的一部分。

▲前排左起国强母亲，国强二伯劳鉴劭，国强堂姐劳法俭；后排劳国强和朱业耘/1983年摄于北京劳法俭家

◎ 采写絮语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塘栖中学念初中，高我们两届的周招娣、陈金文两位同学被省体委抽去成为无线电收发报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周后来在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的这项比赛中获个人全能第六名，让我羡慕不已。念了高中后，我如愿以偿，参加了校无线电收发报兴趣小组，还与高我一届的郑加年、金银娥两位同学一起来杭州西湖边的市体委参加过三天的集训。每当戴上耳机，手按键盘，“嘀嗒”之声响起，人就会摒弃杂念，专心收报发报，有一份激动，还有一份神秘。

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我会撰写这篇六七十年前乱世中有关无线电收发报的秘密电台的文章，而且，与塘栖人有关，与杭州这座城市有关，与我们敬重敬佩的中共地下党员们有关。

采写这篇文章正好是夏天最热的那段日子，我数次数十次地跑当事人家、档案馆、市党史办，上网查找，打电话，并去城隍山、水师前实地查寻，尽量还原当年所发生的真实情状。那真叫热、累，却乐意、情愿。

▲离休干部劳法俭的老照片/摄于1955年11月

我去劳法盛先生家访谈，并请其审读稿子。他得过小中风，幸好恢复不错，记忆尚可，可总让人平添对生命的紧迫之感。最难忘的是那次经劳国强先生介绍，去回杭小住的劳法俭大姐处的访谈。陪伴她的国强二姐淑敏也一起参加，我父亲和淑敏父亲是塘栖银行多年的要好同事。我们三个人说现今忆往事，讲塘栖谈杭州，一谈谈了四五个小时，仍意犹未尽。除了她少年时亲历的与家里电台有关的事情，这位从小生在杭州长在杭州，又去外地工作，并没有到过塘栖的离休大姐，竟然一口地道的塘栖话，让我惊讶，不过再一想，也不奇怪，小时候她在家中，父母都讲的塘栖话，那是她的母语，自有那份割不断的故乡情愫和血脉。哈，我们都一样。

我还得知，那年劳祖安先生被大赦回到杭州后，曾带着孙子孙女——儿子法盛的儿子和女儿，坐轮船去过一回塘栖运动场墙圈内的老家。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横行，变了味的政治空气甚浓，突然间来了这么一个从牢监里放出来的人，他的弟媳妇——国强的母亲很有点措手不及。四周都是阶级觉悟很高的革命群众的雪亮眼睛，几乎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在被监视之中。匆忙间，她杀了一只鸡，请他们吃了一餐饭，再刨了两支甘蔗，便打发他们上路。

▲本文作者近影/摄于2017年

如今，祖安已走，法盛的儿子、女儿早已长大，他们都还记得当年爷爷带着他们的那次塘栖之行，记得爷爷指着街边的房子说，这幢房子是我们劳家的，那幢房子也是我们劳家的，还有那一幢……

前不久，听我的朋友吉龙说，那回他为了一件什么事去区档案馆查询，无意间见到那里有好几幢塘栖房产的图照上，写着劳少麟的名字。

当年我家在塘栖皮匠弄口居住时，同墙门严家在崇裕丝厂上班的慧莲阿姐，嫁给了城站火车站的调度员杭州人孙积宝。孙家原先住在离鼓楼不远的金钗袋巷，我去过。在《杭州日报》上读到这篇文章后，年近八旬的积宝阿哥打来电话，说水师前的那爿衢州永源皮箱店，他早先去修过两回皮箱，蛮蛮熟悉的。曾经有中共地下党人在那里面落脚活动，让他很感兴趣……

2010年10月

九三学社浙江科技第二支社 曹时中

今年是九三学社成立65周年，也是省社成立55周年，值得庆贺。我学社已故中央副主席王选先生，淡泊名利，最后获得国家科技特等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在他患重病期间几次亲自打电话给我，仍关心着我，让我们永远怀念他。 　　今年也是我从国统区偷渡到解放区的61周年。当年我是有朝气的台湾大学学生，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年过80岁的老人。经历了漫长的“阶级斗争”年代，能够活了下来，能为新中国做点贡献，值得庆幸。 　　《半月谈》评出了1992年“中国十大新闻人物”，邓小平列首位，曹时中排第十。（见注释1）我是央视“东方之子”第一批入选的专家、教授、博导（见注释2），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专家（见注释3），太原市荣誉市民，同时我也被公认为建筑纠偏学科的带头人、奠基人。 　　1990年1月9日《新华社》报道: “比萨斜塔暂时关闭，意大利政府投资一亿美元进行加固。” 　　1998年当欧洲专家苦无良策时，我被邀“搭脉”。（见注释4）我表示十个月可拯救比塔（见注释5）当时国际拯救比萨斜塔委员会的主席雅米尔 科夫斯基教授（下称雅米尔主席）称我为“超一流水平专家”他说：“我承诺，你回到中国后，我要去找你”（见注释6）“特别希望中国专家能参与到拯救斜塔工作中。”（见注释7） 　　1999年2月14日，雅米尔主席实现他自己的诺言，来杭州找我共商救塔事宜。我和他在杭州笕桥机场见面后，（见注释8）突然被浙大的曾教授以向学生介绍“比萨斜塔倾斜”的名义接走。雅米尔主席被接走后，曾教授与他的学生（副校长、党的干部 ），拒不让我们与雅米尔主席见面，数日后雅米尔主席竟然不辞而别，我与他共商救塔事宜就这样夭折了。之后有证据表明，浙大岩土工程的两位权威教授涉嫌收受巨额资金，指点迷津与人窃取并泄露国家纠偏技术核心机密。 　　2007年，英国专家翰·伯兰(拯救比萨斜塔委员会成员)披露：“在选择救塔方案时一波三折，最后选择了非常简单的救塔方法。该方法已获得成功。“比萨斜塔已扳回到1838年，同时在2001年就已向游客开放。”(详见07.6.29《新华社》报导(比萨斜塔已扳回到1838年) 刊登在《浙江日报》4版。 　　一、从方法上:实际就是我已取得的国家发明专利“倾斜古塔的纠偏方法”的核心技术：塔基下深层排泥法。 　　二、从时间上:使人惊讶:700多年世界的大难题，雅米尔主席1999年从杭州回国后，仅一年多时间，得救了. 　　三、从专业上，他们三人都是从事岩土工程、雅米尔和曾二人是多年老朋友，上述有书面凭证。证实了浙大那两位教授有:窃取并泄露国家机密嫌疑。 　　众所周知，拯救比萨斜塔是世界一大难题，同时也是我一生的夙愿。700多年来，全球的专家学者一直为拯救比萨斜塔努力，但未获取这一国际科技金牌。最后，比萨斜塔采用我的纠偏法得救了，我的夙愿也实现了。已为国争了光，中国也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我已付出了三十多年的艰辛和沉重的代价，特别我是单位的总工、浙大博导、正高工、离休干部、省级机关的公务员，因这件冤案却以“国企工人”待遇，提早退休。至今仍未落实党的政策。我已是耄耋之年，这有关人生的价值和尊严的大问题。 　　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养下艰难拼搏，建功立业的；下面是我的经历：   （一）苦难中挣扎 摆脱黑暗    家穷 ，志坚。    我家在温州瑞安的农村，出身贫寒，一生坎坷。    我的童年，处在国民党统治下，内忧外患，家穷潦倒。饥饿是我童年的全部记忆。我的大姐童年在饥寒中夭折，临死时还喊着要吃饭。两个哥哥因为家穷，从小就被送去做学徒。我是整个家族的希望 ，肩负着脱贫致富、做好事、大事的重任。我从小时候起就有这样的理想。在亲友乡邻的拼凑资助下，我才得以进城读书。初中、高中均在省立温州中学毕业。是依靠全家人千辛万苦，特别是大哥的全力支持，和我做家教、苦工赚来的钱完成了中学学业。    贫穷，使得我在初中已是“名人”，因为没钱购买校服，我是全校唯一不能参加晨操的班长。我曾闹过学潮被开除，参加过反饥饿 、反内战、反迫害等学生运动。也曾生过伤寒，又遭复发，真是死里逃生呐。我自小时候起就是靠地瓜叶子、野菜、麦皮烧成的糊糊度日的。高三时，记得一次有同学突然来我家找我，情急下我急忙把未吃完糊糊的饭碗藏在抽屉里……。这些都是我高中毕业前的窘迫而艰难的日子。   （二）偷渡中逃生 走向光明     坚决跟共产党走 ，偷渡是唯一的出路。 　　1948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投奔在台湾打工的二哥，后考入台大。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垂死挣扎，政治黑暗。     1949年4月6日(台湾四六事件)这天在全岛大捕进步学生。尤其在台大，我住的新生南路学生宿舍，进步学生多，逮捕也多。其中，我的同乡陈钱潮（台大麦浪歌咏队长）也遭逮捕，造成大批学生外逃。人心惶惶。当时我们都没心读书。有些同学邀我同去日本、美国，但都被我婉拒。我多么向往解放区。我和同寝室同学周顺行（台大农机系）冒着生命危险，避开宪兵检查，两人躲在一个油桶里，坐机帆小船离开了台湾，奔向解放区，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我在共和国未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7月1日我们到了解放区，由于家穷，不可能再继续读书了，我马不停蹄去南京参加革命工作。由于途中山路土匪多受阻，路费已用尽，我便在杭州向市军管委报到。军管委的领导了解到我是来自贫苦家庭的大学生，深表同情的说：“参加工作或继续读书都是参加革命工作。”最后我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到浙大读书。我是台大来的唯一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学生，即学杂、食宿等等费用全部由人民政府供给。我一到浙大就申请要求参加共产党，要接受党的考验，处处模范带头作用。我在浙大参加学联工作，经常忙到深夜，是“镇反”、“三反”、“五反”等等运动的工作人员。特别在抗美援朝，当时恐美情绪严重，报名参军的人少，当党与国家有难时，我违背了父母盼我好好读书的心愿，满腔热血，毅然挺身而出，带头参军。当时《浙江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此消息。那时我的家也分到了田地三亩四分，评为贫农成份。（见公社证明）     进浙大读书，除我以外，还有史靖国（台大化工系），曹瑞骏（台大农经系），方孔裕（台湾师院地理系）黄小英(台湾籍)和蔡爱姑等人。周顺行在蚌埠，张敏新在温州。     1952年，我在浙大毕业。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是当时故乡，贫农出身的第一位大学生。此时迎来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大展宏图的机遇。   （三）忍耐中生存  改变“命运”     厄运是暂时的误会 ，党的事业才是大局，接受党的考验。     1952年夏天我分配到浙江省建筑设计院工作，专业对口。我非常热爱设计职业。但是走向光明的路不都是铺满鲜花和掌声的。     在左倾思潮的年代，1952年12月23日，我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怀疑为“托匪”，遭遇错捕。戴上手铐、关押审查。1953年7月8日由于是错捕，我被悄悄地释放，我的体重由150斤骤减为120斤，初恋女友也离我而去，行李不知去向。为了党的声誉，不能留在杭州 ，到农村工地去施工。无奈，后来我上诉省纪委，才得以纠错。(平反文件见注释9)在极“左”思潮的岁月里，这只是我“厄运”的第一步。     1955年我和妻子査良璇结婚。因是一见钟情，婚前我不知她是香港作家金庸的小妹。我被怀疑为“港台敌特”双料货：岳父是文人，却被诬陷私藏枪支被错杀，（平反文件注释10)财产充公，弃尸荒野，所住的三百多年的建筑群被拆。我又成世仇分子。二哥是产业工人，被错划为右派（平反文件见注释11），在劳改农场累病致死，我成为右派的家属。早在五十年代初期，表面上我虽是标准设计室主任工程师兼结构组组长，工作出色，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实际上长期以来我被误作“内控”人员使用。工资调整也轮不到。我一家三代六口人，只能向私人高价租住在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 ，一住就是20多年。正是历史的原因，造成我坎坷的一生，受尽了人间的歧视。饱受世态炎凉。只有盼望台湾早解放，香港早日回归，才能洗清不白之冤。     我深知“厄运”是暂时的误会，事业才是大局。只有忍耐，拼博奋斗，报效国家。我是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为了接受党的考验我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如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体力劳动，我每年夏天都参加“双抢”劳动，开运河的挖土、农场的挑粪、种植等等，重、苦、累都带头参加。我也是听党课的基本学员。不管设计多忙，总是场场必到。几十年来我写了数不清的入党申请报告，也记不清听了多少次的党课，我是把国家的需要，当成我的工作。我虽是“内控”人员，但对我的技术仍是非常信任，我是“突击式”的设计工作者，凡是有急、难、新的工程几乎就有我，中共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场所，浙江省体育馆，援外工程，夺煤大会战工程，水泥业大发展以及限额以上投资等工程，我总是全身心投入，以设计院为家，以设计作为爱好，不分节、假日、白天、黑夜，我干的是重活、难活、累活。我经常吃住在现场，累了睏在画图板上。     “勤能补拙”，“熟能生巧”，我成了干劲十足的设计快手、能手。在三次“设计大比武”中，每次夺冠。     平时重视“创新，”努力多出“精品”。我的设计特点：精益求精、安全、省钱、便于施工。40多年我设计了几百多幢各类建筑，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财力、物力。其中有连续加班加点完成的：如杭州饭店小礼堂设计（中共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场所）。当时是何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浙江省体育馆设计，我采用新型结构大跨度鞍形悬索屋盖，攻克边缘构件应力过大的难题，用钢率创世界最少的记录，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奖，在全国经验交流会上作为重点文章发言，受到业界高度赞扬。（见注释12）尽管我拼搏奋斗，仍做了三十年的技术员。     改革开放后，我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被破格提升为浙江省建工局总工，教授级高工，兼任浙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公务员待遇。我的妻子被评为优秀高级教师，参加了民主同盟组织，是政协杭州市第五，六，七届委员。    “危机”终于转化为“良机”了。其中的艰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啊。     我参加了九三学社，作为参政的民主党派一员。   (四) 艰难中拼搏    誓夺金牌      拯救比萨斜塔是我一生的夙愿 。 　　许多好心人曾劝我: “这是国际金牌，全球高手如林，白忙，死了这份心吧”。 　　众所周知，比萨斜塔是世界著名文化遗产，是人类珍稀的瑰宝，在工程质量上却是“豆腐渣工程”。，该塔是教堂钟楼。1173年8月9日开始建造，中途停工两次，于1370年完工。塔高仅8层，历时近200年。已南倾2.1米，     早在1292年意政府就成立第一届拯救委员会，可“越纠越偏”。到1990年为5.7米，仍向南倾斜。“斜而不倒”成为世界奇观。救塔，却成为“一大难题”。拯救斜塔是我童年梦想，拯救比萨斜塔是我一生夙愿，我已付出30年沉重的代价，为国争了光。 　　古塔是文物，救塔不能轻举妄动，为此 　　（一）要苦练基本功。从上世纪60年代，我开始收集资料，在不同地基、不同基础、不同结构体系、不同倾斜的建筑物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总结，形成整套“纠偏”的理论、技术。我的“纠偏”技术特点：采用综合治理，安全、高效、省钱，堪称神州一绝。 　　（二）还要筹集资金，才能西去救塔。改革开放，为我国带来新的机遇和腾飞。振兴中华有希望了，内心多么喜悦。     在我国，为国争光，真是太难了！     我的“纠偏”技术成功，带来“荣誉”与“苦难”逐日俱增。“枪打出头鸟”。我在业余时间提供技术咨询以筹集救塔资金，结果在1988年10月，我被包工头诬陷为“受贿”，“红眼人”围攻，同时我因为得罪党委书记，不是保护，为了所谓“收受二万元现金”，为“受贿”，趁人之危，投井下石。我遭到传讯、免职、退休、立案，最后惊动了最高检察长刘复之，才得以撤销。（平反见注释13）在六年的苦难日子里，背着黑锅，顶着压力，受尽千辛万苦，我仍为拯救“比塔”而努力，梦想总有一天能为国争光。     1988.10.5 我被“传讯”；案件震动全杭州，司法界、科技界等认为：曹的技术咨询不仅无罪，而且应该重奖。我单位不顾省科技干部局、省科协、省科委、省社科院等单位反对，倒行逆施，急忙在1989.2.17 把我“免职”。虽然社会各界如《光明日报》、《民主与法制社》、《新华社》等给予各种支持，但是我在“纠偏”道路上依然困难重重。我深知这是件“冤案”。1990.1.15我单位却匆忙决定：以“国企工人”提早退休。救塔是大事，要忍耐。次日，我就打起精神去杭州舒公塔现场踏勘，收集资料。     1990年我自信身怀绝技。纠偏杭州余杭舒公塔订立合同，条件有三， 其中有：时间一个月，纠塌要赔。一个月内，90年3月份扶正了杭州舒公塔，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注释14)     我的“拯救比萨斜塔方案”引起国家科委高度重视，同年3月，【90国科外字089号】来文指示：“事关重大，举世瞩目”，要进行论证。5月5日被顺利通过。结论是：先进，科学。（见注释15）     1990.6.17我又被“立案侦查，取保候审”。【见《中国检察报》】1990年，意大利政府关闭了比塔，投资一亿美元进行加固。因1989年有座与比塔相似的帕维亚大教堂的钟楼突然倒塌，砸死4人。并成立第17届国际拯救委员会，岩土工程专家雅米尔教授任主席。时不我待，1990年9月我筹建民营纠偏研究所，1991年被批准营业。(注释16)     1992年我在青浦博物馆题字：“青浦访古，志在必成”结果，我仅用两个月扶正上海千年古塔（青龙塔）被专家们认为是奇迹。     1994年，浙大(求是新村70幢)教师楼倾斜，学校自行纠偏6次，成为“整体危房”，慕名求救。在我们纠偏下，危房得救了，已摘危房帽子。 　　1995年我用三个月扶正高度与比萨斜塔相近，（业主在纠偏前脚手架支在塔的挑檐上，）倾斜增为3.05米的太原双塔寺东塔，（是国家文物局特别推荐的。）我和妻子二人被授予太原市荣誉市民。 　　还有工业、民用建筑和水塔共纠偏80多幢全获成功。    (五) 关闭中比塔  纠偏成功 　　1998年第17届拯救会，屡救屡败、苦无良策，当年我应意中友协邀请“搭脉”，我国央视“早新闻”播放此消息。我是全球第一位专家，在欧洲显示力量，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领导下，我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的纠偏技术可以拯救比萨斜塔”，几乎所有的媒体均报导的特大新闻，轰动全球。雅米尔主席放弃国外休假，返回意大利和我会晤，我被雅米尔主席誉为“超一流水平专家”。说“特别希望中国专家能参与到拯救斜塔工作中。”     1999年2月14日雅米尔主席实现他自己的承诺，专程来杭州找我，共商救塔事宜，详见1999.2.16《浙江科技报》及1999.2.26《香港商报》，在机场见面后，被浙大曾教授接走，使我不能与他见面。他得到高人指点后不辞而别，回国去了。这一直是个谜。     2007年英国专家约翰·伯兰（拯救比塔委员会成员）对媒体谈话中泄露天机：“2001年中期拯救工程初见成效，当年12月15日开始向游客开放。比塔在选择纠偏方案上一波三折，最后采用塔基下深层排泥的方法，”【详见《新华社》报导2007.6.29《浙江日报》第4版】即就是我的纠偏法的核心技术拯救成功了。详见省科委（技术论证纪要）。比萨斜塔向南倾斜5.7米，由于第17届拯救委员会严重缺乏理论分析和依据以及缺少实践经验，生搬硬套，结果仅仅纠回了45厘米便草草收兵。总之纠偏成功了，我的夙愿也终于实现了。中国纠偏技术为世界作出了一大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我的“拯救应县木塔”方案，是应国家文物局来函“征集维修方案”而写，已在《简报》全文刊登，并加以肯定。推翻已中标的“七院士方案”为保护文物，作出重大的贡献。（见注释17）但却在我申报工程院士时，我上交论文、材料等却被不见了，我为应邀“百家争鸣”，却付出了本不该付出的代价！     2009年，因为“上海楼倒倒”事件，院士专家分析原因有误，殃及无辜，我特地写信给温总理，“质疑上海倒楼原因”为题，刊登在《浙江科技报上》。（见注释18）     如今祖国在腾飞，振兴中华已取得辉煌成就。遗憾的是:我在我省申报工程院士的事宜上，在收到被退回的材料上“被提名单位意见栏”我单位领导心术不正竟写上：“曹时中是有争议的人物。”一票否决了我的申报。这说明错案虽早已纠正，极“左”思潮的阴影还是那么地可怕和顽固。     我年事已高。爱妻也过早地离世。在庆祝九三学社成立65周年时。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我在爱国人生的道路上，能取得一些成就，都要归功党的教育和培养。        （六）注释1.92年中国十大新闻人物—-1993.1.20《新华每日电讯》《文汇报》 2. 1993.7.9—————-                        央视播放 3. 证号（93）9330243号 4. 为比萨斜塔“把脉”———————1998.7.30《人民日报》14版 5. 中国专家曹时中表示拯救比塔有把握—1998.8.1《科技日报》1版 6. 拯救比塔 意中合作有望——————1998.8.23《环球时报》9版 7. 意中专家联手拯救比塔———1998.8.19《人民日报》海外版6版 8. 第二次握手—————————————–1999.2.26《香港商报》 9. 浙纪（53）众丁字第907号 10.（85）海法刑再字第12号 11. 温州市委（79）180号 12. 曹时中设计浙江体育馆用钢量最省—-83.10.17《浙江日报》1版 13. 1992.8.9《人民日报》   1992.8.10《中国检察报》 14. 证号ZL90.1  026530 15. 浙科工字（90）85号 16. 注册号：杭市合字01011号 17.“天下第一塔”如何拯救————————-2002.7.11《文汇报》 18.纠偏大师质疑上海倒楼原因————2008.8.4《浙江科技报》1版

陆大同（作者为原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副总工程师）

我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路工专业，包含铁路、公路、机场，简称“铁公机”，戏称“铁公鸡”。当年都算是紧俏专业。我们一个班5个人，毕业的时候4个分配到铁道部（包括我），还有1个去淮河治淮。20世纪60到70年代，我参加了援建坦赞铁路工作，任中国铁路勘测设计队副队长、总工程师，坦赞铁路工作组副总工程师。因为当时我正值壮年，职位又比较承上启下，所以可以说是健在的人中能提供较多、较为全面的回忆资料的人了。

坦赞铁路的援建背景

坦赞两国独立后，急需修建一条自主的铁路通道，即坦赞铁路，以发展民族经济并支援南部非洲诸国的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寻求帮助，均遭拒绝。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马里通过记者向世界发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65年2月，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访华，他害怕遭到当面拒绝，并未直接提出援建请求，刘少奇主席主动问起后，他激动地说：是的，我们急需这条铁路。
对于中方来说，我国当时建交的国家仅30多个，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后的调整时期，且和苏联关系僵化，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撤走了，我们面临的困难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如此，我国领导人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宽阔的国际主义胸怀，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关系重大的铁路。

1975年10月，坦赞铁路接轨通车并开始试运营
1967年9月，坦赞两国派出政府代表团到北京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
修建铁路是一项多专业的系统工程。坦赞铁路横跨东部和中南部非洲大陆，同时必须穿越世界最大的裂谷带——东非大裂谷带，地震烈度高达9度，且气候变化很大。岩层风化破碎很严重，地形很不规律，“山不成脉，水不成系”。另外，坦赞铁路是从沿海平原海拔0米开始，升到200多米接近300米的高度，再升到1200米的高原，相当于有1000米的落差。加之铁路标准和我国不同，使得这条铁路不仅工程量大，而且技术难度也非常复杂。
坦赞铁路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对外援助成套工程项目之一。自1970年第四季度开工，至1976年7月，历时5年8个月全面建成，于1976年7月14日由中国政府向坦赞两国政府办理移交并投入正式运营使用。铁路的设计图纸是我亲手移交给对方的，装满了整整两节火车行李车厢，恐怕有几吨重。
我们在坦赞铁路建设最高峰的时候投入了1.6万人，而在国内完成类似的工程可能都需要上百万人，因为国内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算人次是5万人次，加上雇的当地人，一共投入约10万人次。建成后的长度是1860.5公里，加上车站的线路和联络的线路，整个延续的长度有2200公里。就按1860.5公里来算，也差不多有从北京经上海、金华一直到南昌这么远。
同时，我们投入的工程器械设备的数量也非常大。我们在国内参与修建过一二十条铁路，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坦赞铁路那样装备齐全，一次性建成的完整的铁路。我们为它配备了所有的办公设备，甚至连垃圾桶、票夹子都配了，光给坦赞铁路局配的办公家具就接近1万件。当然，铁路运输的车、机、工、电各个部门的用品也都配备齐了。

拿出比《英加报告》更好的勘测设计方案

坦赞铁路建设期间，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团共举行了八次会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70年7月9日到12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会谈。这次会谈不仅确定了我们援建坦赞铁路的贷款期限延长到30年，以及坦赞铁路的列车采用空气制动和真空制动两种制动方式，还审议批准了勘测设计报告。

作者在接受访谈
审议勘测设计报告涉及的事情很多。坦、赞两国负责审议的专家都是酋长的孩子，既有地位又有钱，都曾在英国的名牌大学留学。他们对坦赞铁路的选线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不可能选出比《英加报告》更好的线路（《英加报告》是1965年以英国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得知坦赞两国领导人请求中国援建的动向后做出的一份报告，但考虑到工程浩大，美、英、加三国都不愿意援建）。
参加审议的时候，我们就3个人，而对方来了很多人，计算器都放在旁边。我们进入会谈现场，看到这架势还是蛮惊人的，但我们也不怕。为什么？我在选线的时候研究过《英加报告》，发现它有很多问题，主要是标准太低，而且选的线路有些地点容易发生事故，不安全。而我们的报告是基于实实在在的勘测设计，并且我们把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尽可能地做到了最好。中国人是有能耐的。审议时，对方好像考官考学生一样，问我们的一些问题都是学校里老师上课讲的东西，真是让我们有点受不了。对方甚至问，你们桥梁用什么公式计算的。那时我心里想，他们怎么提这种问题？看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中国技术不行，对我们也不信任。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也不能怪人家，终究人家是留学西方的，对我们不了解。作为专业人员，共同语言还是有的，只要一步一步跟他讲，让他理解接受就好了。就这样慢慢谈，从晚上6点多钟谈到第二天凌晨快1点，才把勘测设计报告审议完。当时赞比亚四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也来参加了审议，他本来抱有成见，但看了我们的报告后，发现《英加报告》没得比，我们的要好得多，就改变了瞧不起中国的看法。他当时这么说，我们对你们真是不了解，因为我们接受的都是英国教育的一套东西，都是拿这一套东西来看待中国，你们能做得这么好，我们感到非常赞赏，很佩服。
在第四次和第五次会谈中间举行了两次开工典礼，1970年10月26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一次，28日又在赞比亚卡皮里姆波希举行一次，中方是方毅同志带队参加。周总理事先和坦赞两国总统都沟通过，希望不要搞得太大，但是他们搞得非常隆重，博茨瓦纳总统、扎伊尔总统都来参加了。

上图：用架桥机架桥；下图：1970年10月开工典礼现场，照片中的隧道是坦境内的第一座隧道，名称是“瓦加玛隧道”

因地制宜妥善解决各类问题

我国派往国外的人员，都要求三个过硬：业务水平过硬、政治素养过硬和身体素质过硬。在国内，我们经过学习班学习，学习包括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涉外纪律等，普遍都是抱着为国争光和为受援国出力的心情去的。
1968年第一批出国的人员登上远洋轮，船行至马六甲海峡附近时，美国的飞机和台湾的军舰向我方迎面而来，进行挑衅。我方出国人员和船长商量后决心以勇对敌，一起站在甲板上手举国旗，高呼不怕牺牲、保卫祖国的口号，船长开足马力直冲过去，对方舰艇在我方气势下避开了。
我们在铁路选线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问题。举个例子，坦桑尼亚有个塞卢斯野生动物园，这个地方山形很不整齐，水流非常乱，因此我们在这就要选一条水流比较归拢、河道比较整齐、不至于造成山体坍塌的线路，做了很多方案。有一天，有个英国人来驻地，告诉我一些中国人打死了动物，破坏了野生动物园保护动物的规定。他还用比较重的口气讲了一句话，说已经把这件事报告了坦政府，今后不允许中国人再来这个地方，铁路也不能往这边走。我告诉他，我们了解情况后，会妥善处理并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个英国人很生气地走了。我马上用报话机向负责勘测这一地面的坦总队一分队了解情况。一分队的同志告诉我，在他们勘测的过程中来了一群野羊，大家拿着测量的花杆把羊群轰走了，大家也没把这当一回事。这和英国人说的差距很大。于是，我立即找到仲曦东大使，向他汇报了英国人告状的情况和勘测队说的情况。仲大使听了也很着急，立马就去找坦交通部长卢辛迪。仲大使去了不到一小时就回到使馆，马上让我去见他。仲大使告诉我，他同卢辛迪说这件事后，卢辛迪马上回答说，“我们相信中国朋友。你们愿意让线路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坦桑尼亚就是有那么一些人，爱动物胜过爱铁路。”卢辛迪的这三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可以看出，坦政府从总统到下面的官员，对我们修建坦赞铁路确实是非常信任的。仲大使讲完后，我心里就有底了，表示会尽量把这条线路定好。由于线路和野生动物园有关，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后来修建青藏铁路一样，在很多地方留了口子，让野生动物可以来回穿过。
我们还遇到一些工程上的困难。基本的线路选线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走山脊线，一种是走河谷线。但姆马段“山不成脉，水不成系”，没有办法照搬这两种选线方法。而且，姆马段没有现成的地图，我们需要测量大面积的地表地形，还要弄清地下的地质情况。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根据不同地形、地质特点和当地环境来确定路线的特殊选线方法，既不走山脊线，也不走河谷线，此前在我们铁路史上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和同事讨论后形成一个思想，我后来也是坚持按这个思想办，就是线路尽量做在坡底，不要做在坡上。如果把线路做在坡上，由于山体风化特别严重，一旦发生大面积的泥石流，整段铁路就会垮掉。除了避开严重不良的地质地段，线路要尽量走在一个稍低的河谷里。

左图：1992年，坦赞铁路技术合作期三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在赞比亚总统府合影，第二排左第二人是陆大同；右图：1971年陆大同摄于赞首都卢萨卡
这样选线也有问题，因为这里水流不是很通畅，千百年来山坡的植物、岩石、泥土等都沉积在水沟里，形成了沼泽，我们称之为软基，就是说，地基是软的。这对铁路的稳定造成了威胁，铁路不稳是要翻车的。所以施工单位去了以后，根据地质特点提出了治“三烂”——烂泥塘、烂隧道、烂桥基。修隧道就要打洞，打洞不怕石头硬，就怕石头软造成塌方。建桥基时要先修沉井，要往地下延伸很多，淤泥积起来有十来米厚。所以施工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姆马段修通，得先把“三烂”问题解决好。
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单位要和施工单位配合紧密。因为勘测设计的时候不可能为每个桥墩的地基都做钻探，只能代表性地钻探，但是施工的时候要大面积地开挖，所以在施工过程中经常会改变方案，这就要修改设计图纸。这项工作当然由设计单位来做。我们就叫设计配合施工。由于时间很紧，常常施工人员一边施工，另一边设计单位马上设计图纸，然后交给施工人员。有的地点还要改变工程，本来应该填土的，但下面淤泥太多，只能改为建桥，这样只要打下桥墩就行了，而填土的话，那么大的面积容易沉陷。
那有没有填土的地方呢？有的，在一些地段就采取另外一种办法——“柴排”。这是施工队的一种工程方案，比如某一处是软基，但软基不是太深，也就是两三米或三四米，那就捆一些原木放上去，在旁边再挖一些沟，之后填土。我们在国内听老人讲过，松木在水里千年不腐。非洲的木头也有这种特点，泡在水里不会腐烂。当然我们还会采取其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我们设计人员和施工单位一起研究出来的。
姆马段是我们修坦赞铁路特有的技术难题，我在国内修了差不多二十年的铁路都没有碰到过。铁道部为此挑选了在山区修路最有经验的第二工程局，组织了三个施工队伍，可以说是尽了全力。

左图：作者（右一）参与的三国第八次会议，地点为赞卢萨卡；右图：坦赞铁路工程人员在赞比亚的新卡皮里姆波希站合影，左一是陆大同，其他为国外领导成员，摄于1976年7月（作者提供）

坦桑尼亚给中国勘测队发放枪支

1968年，我们有个叫李锦文的工人在野外作业时被一头独行的野牛顶伤。尼雷尔听说后，立刻作出给中国勘测队发枪支的决定。这是一个重大的举动。有些西方人就说，新中国政权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尼雷尔总统怎么能把枪支发给中国勘测队员呢？这个决定说明了尼雷尔充分相信中国政府，相信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我认为这是史无前例、国际上独一无二的事情，我忘不了这件事。
我们配了枪以后，对枪的管理很严格，采取了几项措施，比如枪有长枪，有短枪，长枪发给工人，找原来在国内参过军、拿过枪的工人来负责管理，短枪发给干部。总的一条原则是，只有在真正受到野兽侵袭、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用枪自卫，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能用。这是作为严格的纪律来执行的。我们到一定的时间都要检查枪是不是完好，子弹是不是齐全。如果子弹少一颗，那颗子弹到哪去了，什么情况下用的，都要讲清楚。因为管理得非常严格，我们没有因枪而出过任何事情。
我在姆马段的原始地带勘测时就带着枪。有一天晚上，我们背着行李、带着干粮到了一个地方，就地躺下休息。不久，我们看到远远的山头上有一对像灯一样发亮的东西，好像是野兽的眼睛。野兽是很怪的，成群的还好，最可怕的是离群的孤兽。一个同伴拿起枪来准备放。我就说等等，看情况怎么样再说。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打准，万一打不中可就糟了。还有一个顾虑是，如果不是野兽的话，放枪就不应该了。后来我们发现那对眼睛慢慢往下移，再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所谓的野兽眼睛原来是两颗星星！
除了野兽之外，当地对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威胁就是车祸。我们国内的开车习惯跟坦桑尼亚不一样，我们是靠右侧行车，方向盘是左舵，而坦桑尼亚是靠左侧行车，方向盘是右舵。另外，坦桑尼亚的道路情况很不好，当时的大北公路是从赞比亚开往达累斯萨拉姆的唯一通道，是沙石路面。
车祸一般发生在超车的情况下。我们的车都是国内运来的，方向盘在左侧，而坦桑尼亚是左侧行车，因此在超车的时候，我们的司机看不到对面来的车。而且当时大北公路上跑的车大都是60吨的大货车，车身有二三十米长，车速也很快。当地司机不会因为你超车而放慢速度，所以超车时就要比大货车开得更快。这样，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刚超过去对面就来车了，根本让不开，而且因为是沙石路面，大卡车一开就沙土飞扬，把视线全部都挡住了，看不见对面来的车。
当时，严重的车祸有好几次，一次就牺牲几个人。我们在援建坦赞铁路过程中牺牲的同志，有因病牺牲的，有在工作中牺牲的，但总的看因车祸牺牲的比重是最大的，占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还有疾病的威胁，特别是疟疾。疟疾在非洲很普遍。当地的疟疾和我们国内的不一样，叫作非洲疟疾。我们国内的疟疾用奎宁就可以治，但奎宁对非洲疟疾起不了作用，需要特殊的药物。后来国家专门找研究部门研制出治非洲疟疾的药，叫青蒿素。得了非洲疟疾打摆子，并不是打一次就完事，有的人一年内要打好几次摆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一发烧都是四十多度。当时我们都有驻队医生，在施工期间还从国内铁路医院抽调比较好的医生，配套建了两家大医院，一个在达累斯萨拉姆，一个在姆皮卡。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疾病预防工作。但是带了疟疾病菌的蚊子是防不胜防的，有的人还是经常打摆子，可这些同志真是不错，退烧以后马上出工。
在铁路建设中因工程、疾病、车祸等牺牲的援外同志共有69人，他们长眠在坦赞大地上，我一直深深怀念他们。

援坦中国专家公墓

三国人民共创坦赞铁路语

修建过程中，也有一些非常感人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叫伊法卡拉的小镇，镇上有一座小房子，没有门，只有一个牌子挂在木杆上。我们就过去看看，结果发现这是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比我们现在一些贫苦偏僻地区的小学还要差得多，没有正规的桌子，只有土台，没有黑板，只在墙上涂了一些黑的油漆。我们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进去的时候，学生正好在上课。有男孩子，有女孩子，大概二三十个。我们先跟老师介绍自己。翻译告诉我们，老师知道中国，但只知道中国在亚洲，不清楚具体的地理方位，学生更是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个叫中国的国家。这时，老师让学生们站起来。学生都很自觉，光着脚站起来，有的拿破脸盆，有的拿铁罐。老师让他们排好队之后，他们开始唱歌，唱得非常好，有主调，有和声，还有人敲盆、跳舞。这等于是欢迎我们。我们和老师进一步交谈时，老师说，政府告诉他们，中国朋友是来帮助他们修铁路的，要热情地欢迎中国朋友。政府还告诉他们，凡是地上打的木头桩子，都是修铁路的标志，要保护好。我搞了那么多年铁路建设，知道在国内打的桩子经常会丢失，但在坦桑尼亚很少有丢失的，真是很不容易。我们确实很受感动，从总统到普通民众对我们都是非常友好啊。
在姆马段的选线过程中，有一个当地年轻人跟着我们做些辅助工作。有一次过河的时候，他主动蹲下来，要背我过去。我怎么能让他背呢？翻译就跟他讲，你不要背了，我们自己都能过河。但他还是要背，还拍拍肩，表示自己有力气，可以把我背过河。我们当然是不同意了。后来才知道，年轻人的爷爷在这个地方背过白人过河。当年白人是手里拿根鞭子，一边抽烟一边让他爷爷背过河。年轻人说，他爷爷把这件事讲给他爸爸听，他爸爸又告诉他，凡是外国人来，就要主动背他们过河。听他讲了这个故事，我们深有感触。他的感触更深，因为他心里有比较，白人种族主义者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中国人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年轻人见我们还是不让他背，沉默了一会儿，就跑去砍树，想把树砍倒横在河面上，让我们从树上走过去。他的做法让我们很感动，于是我们同他一起砍了两棵大树放在河面上，大家一起过河。这是很难忘的。我们和当地人的关系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而是一种友好的、互相帮助的关系。作为我们来讲，更应该无私地帮助他们，把工程做好。
坦赞铁路的建设光靠我们中国人是不够的，当地人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有些地段缺石头，铁路沿线很少有集中的山头，采石场不多，石头都要远远运过来。另外铁路路基的边坡要种草皮防护，草皮也要从很远的地点运过来。这些靠我们中国工人是不行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手，都是靠当地老百姓。他们把这些石块、草皮顶在头上，送到我们铁路沿线来的。当然我们会付点钱，不多，但已经令他们很高兴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百姓都来运。所以坦赞铁路不单是中国人建的，当地人也参与了，而且起到了很大的、很好的作用。这不仅解决了工程的需要，而且让我们同当地人之间又多一层了解，关系更紧密一些。这个影响可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起作用的。

1975年第四季铁路全线铺轨通车后，铁路工作组部分领导和坦赞铁路联合机构部分领导，穿着坦桑尼亚服装，合影与坦桑铁路达累斯萨拉姆客站前，后排左三是陆大同
我们在施工期间，吸收了当地工人。称他们为工人是带引号的，因为他们没有技术，都是靠我们手把手教，从短期培训班里带出来的。而且，我们把当地工人的生活也安排得很好。当地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没什么计划，有点钱马上花掉，去喝酒、跳舞等。我们给他们发工资、他们经常是半个月就花光了一个月的工资。怎么办？我们工地的同志们就给当地工人弄了个储蓄箱，每个人有一个户头，让他们把钱存进去，要用的时候再拿，像个小银行一样。我们告诉他们，要攒钱，不要上半个月连下半个月的钱都用完了，要把攒的钱带到家里去，给家里人用。
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刚开始，双方连语言都不通。当时翻译还是不少的，大概有一百多个，多数是英语翻译，少数是当地的斯瓦希里语翻译。但我们的施工队伍在最高峰的时候有1.6万人，而且工点很多，不可能每个工点都配上翻译。我们的工人跟当地工人在一起，有时就靠手势、靠表情来表达。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我们称之为“坦赞铁路语”，它是英语、斯瓦希里语和中文这三种语言结合而创造出来的语言。以一句很简单的句子为例，“中国朋友好”，“中国”用英文说是“China”，“朋友”用斯瓦希里语说是“拉非克”，“好”就是中国话的“好”。这样连起来就是“China拉非克好”。这不是三种语言的结合吗？
当然工作中还有很多例子，比如怎么施工、用什么工具，都可以用这种语言表达出来。有这种语言以后，我们的工人跟当地工人之间的感情更浓厚了，不仅工作中的交流问题解决了，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大家也能开开玩笑，非常融洽。有的同志工作了两年要回国，临别的时候，和当地工人互相拥抱，有的还掉了眼泪。还有老师傅带当地徒弟，双方结下很深的感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友谊了。

作者夫妇和三个子女（作者提供）

移交铁路后碰到国内唐山大地震

我比较幸运，在援建阶段没有碰到天灾人祸的大事。但是在1975年铁路通车后到1976年上半年是铁路试运营阶段，我碰到了国内唐山大地震。
铁路正式移交的时间是1976年7月14日，出席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孙健，副团长是方毅。移交证书是方毅签署的。参与办理移交的人员非常多，来自五个方面，一是坦桑尼亚政府，二是赞比亚政府，三是坦赞联合机构，四是中方工作组和指挥部，五是中国使馆人员（包括经参处人员）。坦、赞两国达成协议后，派了官员、专家、技术人员来参加验收和移交。为了妥善完成移交工作，我们边铺路边进行自我检查，一是检查设备配套，二是试运营。试运营期间，我们实际上已经为坦、赞两国办理了一些运输作业。那时的检查是很严格的，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来检查，所以规模非常大。光是办移交的文件，一摞一摞摆得好高，每个文件都要印好几份，三个国家都有。
因为担心铁路还有些问题，援建人员在坦赞铁路移交后并没有完全撤离，其中工程人员留下的不多，大部分是试办客货运输的管理人员。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了！坦赞铁路所有的运输管理人员都是从国内铁路局抽调过来的，其中坦段的大量人员来自北京铁路局，很大一部分人的家都在京津唐地区，这恰恰是唐山大地震波及的范围。知道大地震后，大家很担心家里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使馆和铁路工作组商量后决定，凡是中层以上的干部，即便家在这个地区，也不能动摇，至于基层单位的人员，如果家在这个地区，可以优先安排回国。这样，我们留下的人员就有大的调整。我们连续发了几份电报给国内，告知国内接待这批回国人员，同时赶紧组织远洋轮船，安排这些人回国。当时铁道部和外经贸部都告诉回国的同志，到广州后不要马上回家，要听组织统一安排，等京津唐地区的情况稳定后再回。但是有一些同志很着急，没有通过组织自己就回家去了。到唐山后遭遇余震，去世了。我们后来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很不好受。如果他们听从组织的安排，有秩序地回家，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牺牲。
出席坦赞铁路移交仪式的中国代表团原先是准备在坦、赞两国还要活动一段时间。地震发生后，我们就和代表团商量怎么办。代表团成员李轩跟我们讲，代表团会尽快回国，并将组织人员到每个援外人员的家里了解情况，凡是家人在的，哪怕只会写几个字也要让他们亲笔写一张纸条，告诉援外人员家还在，国内会派专人把这些信息带到国外。代表团回国以后，确实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不到十天一些消息就反馈回来了。为此国内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多援外人员，逐个到他们家了解情况，然后集中这方面的信件派专人送到国外，这确实不容易。
当时，我的家就在天津，我在国外没有接到家里报平安的信。使馆和工作组明确规定中层以上人员不能动摇，即使没有这个规定，我也不会随便走掉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副院长的同学，问他有没有可能到天津去看看我的家，如果我的家找不到了，或者根本没有了，请他一定把情况如实反馈给我。我的同学人很好，他去天津了解到我的家已经塌掉了，但是人还在。等我得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接近9月了。当时我和一起在国外的同志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家里有信来就比较安心，没有信来就提心吊胆的。
回国后，我也找不到家人，心里特别着急。其实家属们已经被集中在一个临时过渡的安全棚里。我妻子也联系不上我，只能让我的小儿子在老家废墟门口等，他们觉得这是我肯定会去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才见了面。

左图：坦赞铁路局办公楼内悬挂的三国领导人头像照片；右图：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接受访谈

铁路建成后的世界性影响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影响了世界。除了在坦、赞两国，这个工程还在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积极反响。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并不是富裕的国家，却帮助非洲国家搞这么大的工程。他们因此认识了中国，主动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进行投票表决，坦桑尼亚的代表穿着中山装参加投票，除极少数国家外，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投了赞成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功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政府。
1999年，我们几位参加过坦赞铁路建设和管理的同志回访坦赞时，不仅看到铁路工程的稳固完好，同时受到两国政府的热情接待，并与当年共事的政府官员、技术人员畅谈往事，共叙友谊，倍感亲切。特别是我们所到铁路沿线，当地居民远远地就向我们招手，高呼“奇那，拉非克，你们好！”（中国朋友你们好）的坦赞铁路修建中的专用语，并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做客。他们中有的已年老，有的是青年和幼童。虽然这些青年和幼童没有参加过当年的修路，但从他们的长辈的言传中知道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是好人。这种友好情谊已经在坦赞两国人民心目中代代相传，使我们深受感动。
同时，它也影响了西方国家。坦赞铁路通车后，我们在整理坦赞铁路的历史时专门访问尼雷尔，他告诉我们，美国人曾跟他讲，美国愿意帮助坦桑尼亚修建铁路，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要把中国人赶出去。当时，也有一些媒体报道，说中国把共产主义输出到了非洲。还有一种谣传，说尼雷尔要接收2000名中国移民。这是无稽之谈。也正是要粉碎这样的谣言，我们该撤回的人都撤回了。为了铁路建成后便于两国人员自行管理，从他们的中学生中选派了200名学生到我国北方交通大学学习。我们又在赞比亚援建了一座中级铁路技术学校，由北方交大轮流派教授授课。我们还组织专业人员编写了一整套坦赞铁路运行管理规程。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在公开演讲时提到要弘扬坦赞铁路精神。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过坦赞铁路建设的老同志来讲，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大家听了以后很振奋。什么叫“坦赞铁路精神”？我想了很久，觉得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无私奉献”，可以说我们国家的援建工作发动了国内的各行各业，不惜代价、倾尽所有地去做这件事。第二句话是“友好合作”，这是三国政府友好合作的结晶。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光靠我们也是办不成这件大事的。
今天的坦赞铁路，客运是很饱和的，货运因南部国家独立后，通道畅通，货运分流和赞比亚铜产量减少而降低，加之铁路自身管理欠善，维修养护较弱，以致收入降低，经济有所亏损，经改革和改善后，它仍不失为一条好的铁路。
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现在国内有些人认为我们援建坦赞铁路的钱是白花了，西方媒体也说坦赞铁路停摆了。我认为，要客观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援建坦赞铁路的深远意义，坦赞铁路正式通车10周年时举行了庆祝活动，我参加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将这条铁路喻为“生命线”，他在活动上说：“患难知真友，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中国帮助了我们……坦赞铁路已经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他提到的“政治使命”，既包括解放南部非洲，又包括在他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坦赞铁路帮助解决了粮食紧张、经济困难等问题。他还说：“这条铁路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它还要继续为非洲的中南部发展做贡献！”
联合国曾经专门组织过一个小组去考察坦赞铁路，给的评价是：“这是非洲最好的铁路。”这句话我认为比较符合实际，是客观公正的。我们不能说坦赞铁路是世界上最好的铁路，但说是“非洲最好的铁路”，却一点不假。

坦赞铁路地图，始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站，终于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希站，全长1860.5公里
（题图为1976年7月15日，我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及使馆人员和援建铁路工作人员合影，后站立第一排右第七人是陆大同）
（除注明为作者提供之外，其他图片都源自《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一书）

　　蒋一子 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第一幕：1987年第一次上书给赵紫阳 此后20年里三次上书中央
　　记者：这个报告中央领导正式批复是去年9月份的事，您作为一个汽车业的老领导和老专家当时怎么想起来要写这么一份报告，缘由是什么？
　　蒋一子：这个有近20年的历史了。
　　20年来中国汽车究竟应该怎么走， 你可能也听说过，巴西路线、欧洲路线、韩国路线等等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各种看法都有。我从52年浙江大学毕业就开始搞汽车，一直跟随中国的汽车业老领导饶斌（此人曾分别担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总经理和第二汽车集团总经理，被称为中国汽车业之父）。当然也一直伴随着中国汽车业的争论和实践走到今天。今年我已经80岁了。
　　此前我已经两次给中央写过关于中国汽车业的自主发展的报告，而且都得到了中央的批复。而且在80-90年代我曾与一汽集团和二汽集团（今天的东风汽车集团）当时的领导人一起搞过5年的自主轿车产品的开发。这些亲身的实践告诉我：中国人自己搞汽车不是不行的！
　　这次的这个报告应该说是第三个回合了。因为现在中央的方针很明确了：“自主创新”。正好这个方向对了。……同时，因为奇瑞、哈飞，长安，还有福田，长城，中兴、华晨等一批新的自主汽车企业也出来了，很有生命力，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时机。所以我们又把这个报告打给中央。结合中央的政策和汽车工业的新兴企业，我们这些汽车业的老人们又开始推动这个事。
　　主持人：好象你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当时盟联了13个汽车业的老专家和老领导，包括何光远部长，把他们都组织在一起。
　　蒋一子：是我弄的。我们同时搞了两个事情。除了这个《15年初步建成自主开放的汽车工业强国的建议》外，我们还搞了一个《》。其中〈自主〉这个报告是主要的。现在发改委正在进行研究。
　　现在已经有一个好消息了，国家开发银行总经理陈元看过我们的报告后，已经给中央写报告说，国开行愿意
　　参与到这个报告中来， 就是资助考察各个汽车厂，同时给自主汽车企业提供优惠资金政策。
　　主持人：就是陈元已经同意资助考察汽车厂的同时开发银行的支持方向还将支持搞自主开发的汽车企业，而且提供比较好的贷款优惠。
　　蒋一子：是的。支持他们，贷款比较优惠，他在搞这个资助报告以后，主动找到我们。开发银行的行长陈元让我们组织这块，明确了要搞自主的汽车产业。
　　主持人：听说20年前，你就写过一份自主发展汽车产业的报告，递给了当时的总理赵紫阳？
　　蒋一子：那是80年代，经紫阳同志批准我与日本合作进行的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历时一年半时间，中日专家共同提交了一份“2000年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
　　那个时候中央是这样批复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要进行7个方面的研究，这是82年总结的，85、86、87年推出的。当时就提出要引进技术，自主开发。当时自主品牌已经提出来了，要品牌了。当时我们说必须有自主的，自己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像美国、德国一样要形成几个大的团，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集团。
　　当时的情况，一汽、二汽实力最强，所以就提出走欧洲大众汽车集团发展之路，建设几个国有化的大型汽车集团。大众汽车就是国有企业嘛。主要是解决自主的品牌。
　　当时这个报告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要自主开发，第二个内容是要有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并且明确提出一汽二汽实力最强，把他们培养成两个大集团。第三个内容就是发展轿车，靠一汽二汽发展轿车。
　　当时也提到了合资，但是考虑的仅仅是作为一种试验性尝试，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合资主要是为了吸收外国汽车工业的经验，最终是必须要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大的汽车集团。没想到的是，合资后来竟成为普遍的形式了，因为这个形式对企业最简单最方便。
　　主持人：这第一份报告的署名里有很多我们已经陌生的人物了 ，比如吕东、马洪是谁？
　　蒋一子：吕东是当时国家经委主任。马洪当时是国务院汽车咨询委员会的头。
　　主持人：这是您说的第一回合。第一回合是86、87年，这就是那个时候的。

第二幕：由于企业一把手易位 90年代一汽/二汽自主小轿车胎死腹中
　　记者：在你的第一份上书报告中，当时就提出要在一汽和二汽发展轿车了？怎么后来没见到踪影呢？
　　蒋一子：从现在往回看，当时80年代我们对汽车工业的预测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当时预测到2000年到中国要到200万辆，这些后来都得到证实了，这种预测是世界水平的。那是85、86年的事情。我们的报告正式报到国务院，国务院讨论了一下，文件也正式批复下来了。
　　我就找到着一汽的总经理耿兆杰，那个时候二汽已经着手动工搞自主轿车了，我找到二汽的总经理马耀，我找他们两个人谈，讨论，我说不容易解决，三个人碰头讨论对策，我提出一个意见，我说弄一半的规模，能够使……。他说这样挺好，这个问题说出来以后，他们有信心，我说你们做方案吧，去做方案我看看，跟他们去讨论方案规划。做这个规划以后，觉得这是可能的，有这个可能性，就抓紧去找何光远，找国家计委，提出权益政策，要建设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当时已经搞的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汽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另外自己开发了两个轿车，其中一个就是小红旗。还有另外一个轿车。
　　记者：现在人们不认为小红旗是自主的？
　　蒋一子：那个时候因为一汽没有钱，钱不多，所以有困难，就从奥迪那里引进技术多一点，准备以后有钱了再逐步改进，做了一下。另外一汽当时就在自己研究一款经济型轿车，还没有上市。中国自己品牌的经济型轿车在80年代一汽就已经诞生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上市。因为后来企业领导人变了，企业的产品计划和发展计划也都变化了。一汽的这款经济型轿车（自主研发的）也就没有下文了。
　　二汽的情况也一样，当时也出了两个自主小轿车，一个叫东风小王子，都开发出来了。在武汉做出租车用。又开发了一个车在农村开。开发了两个轿车。一汽和二汽这两个企业当时相当不错。
　　可惜的是，后来企业领导一换班过去的政策就变了。
　　主持人：哦你是说一汽竺延风接任耿兆杰，二汽苗圩接任马跃以后。
　　蒋一子：竺延风当时比较年轻。
　　主持人：一汽的那款经济型轿车当时取了名字吗？
　　蒋一子：没有名字，就说领导班子换了，那个时候就说那个车子不行了。
　　主持人：当时是在摇篮里快诞生了。
　　蒋一子：对，所以这样形势就开始往下转了，大家就都去搞合资去了。一下子东风变东风日产、一汽变一汽丰田……
　　蒋一子：我和马跃、耿兆杰都搞了五年了，但是，现在换人了，思想不一样了，就搞不下去了。这是第一回合的失败。

第三幕：中国轿车价格两倍于国际市场就是因为外国人在合资合同中要求高价保护
　　主持人：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主开发对中国的汽车业致关重要的？
　　蒋一子：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当时想在一汽和二汽以外再搞一个第三汽车厂，当时就有人提出合资可以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引进资金，于是提议和跟外国谈合资引进。
　　我被饶斌点名要求全程参与与每个外国车商的所有谈判过程，从通用汽车到福特汽车。。。。。。，最后我的结论是：合资既换不来资金，也换不来技术，所以第三汽车厂的合资计划没有谈成。然后，在随后20多年我们与大众、雪铁龙等外商成立的合资公司运作过程中的问题也最后让我得出结论：合资更换不来管理。
　　主持人：当时的第三汽车厂的定位是什么？
　　蒋一子：准备搞重型汽车。
　　主持人：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准备在哪建？
　　蒋一子：在长江三角洲那里建，在江苏和浙江。谈了快三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汽车厂商都来了，有通用、福特，还有沃尔沃、雷诺、飞亚特，都来了，那个时候我是汽车设计院总工程师，上级要我参加这个事，我组织了骨干力量对建议书进行研究，我们研究完了以后，我们觉得：第一，合资没有引进资金，而是引进了受高价政策保护的汽车价格。大家都知道前些年中国的轿车轿车高于世界两倍，为什么，就是因为合资谈判中的高价保护条款。
　　主持人：外国人要求高价保护吗？高价保护是外方提出来的？
　　蒋一子：中国的合资谈判一直是这样。
　　主持人：这是合资的条件之一？
　　蒋一子：有人去算了一笔帐，我没有亲自去算过。说的是大众汽车在中国这些年投资只有6亿-10亿多美金。却已经拿走了100亿美金。这是多么高的利润啊？在全球都是绝无仅有的，完全是我们在养活着大众啊！
　　这样一个汽车厂，一汽搞了一个一汽大众，上汽搞了一个上海大众，这两个大众，中国汽车业大量的钱是被他们拿走了。这个事情看大家怎么看。

第四幕：合资没换到资金
　　主持人：你在80年代初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模式的弊病？
　　蒋一子：第一是合资合同中的高价保护。第二是合资合同中CKD及提前支付费用条款。
　　新车进入中国都是以CKD形式进来的，简单组装之后就要求卖到国际市场2倍的价格，也就是原本7万的轿车要卖到13万块钱一辆，外国人不仅一步赚尽了从制造到流通再到终端销售的每一个环节的利润，而且还提前就赚到了零部件配套的利润，因为合同中要求CKD件是提前支付的，不管你的车进入中国后赚不赚钱，单这一项它就已经是赢利了，所以它的风险是零。
　　这些还不是他们拿走的利润的全部。另外还有技术转让费用，每出一个新车型，每改进一款新车，都要交技术转让费用。还有，外国员工的工资和福利费用。有一个比较数字，他们来了以后，一个外国员工的工资是一千个中国员工的工资。
　　在这样的合资合同框架下，尽管外国公司每年都在对合资公司进行追加投资，但是，外国公司他们是边赚边投，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引入什么资金。
　　而且，这种合作方式，他们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到最后还是利润最高的，因为中国市场卖的越多，他们就利润越高。即使中国市场卖的不好，他们已经从CKD等方式赚到了利润，至少不亏了，所以合资模式最终是国家和最终用户吃大亏了。

第五幕：合资没换到技术
　　主持人：为什么说合资也换不来技术？
　　蒋一子：第二合资没有引进技术。他（指外国车商）把汽车卖给你以后，所有技术都在他掌握下，每改进一个款新车，合资公司还得不断地买技术。
　　等于你技术没有买来，因为，如果说你买来了技术，以后你就可以不卖了。但是，我们的每个合资公司每年都在不断地买技术。有人说我们引进技术来了，你为什么还要老引进呢？
　　主持人：老买，每换一个新的车型就得买一次吗？
　　蒋一子：不仅没有引进技术，技术上我们还没有丝毫权利，没有丝毫说话权。自主更谈不上。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大学 同班同学，在浙江大学的，先是在一汽汽车研究所工作，对技术很有一套。后来，上海大众想把他挖过去支持技术开发工作。他就调到上海大众技术部去了，是去做上海汽车大众的技术部的副经理，中国人在合资公司里只能做副经理，正职掌权的都是外国人当的。这是惯例。
　　蒋一子：后来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上海大众客户服务部收到用户反馈说一个部件就是发动机的连杆工作不正常。意见反馈到技术部门，我这个同学经过详细研究图纸和资料，发现是设计尺寸发生错误了，于是上报到中方总经理那里。
　　在日常经管会上中方提出了 这个小小的错误，要求外方修改。可是没有想到的结果是，外方最后的态度竟然是：要求中方开除这个技术部副总经理。最后，经过中方多方坚持和协调，德方梢做让步，最终的结果是：我这个同学被要求提前退休了，但是还差很多岁才满60岁。
　　这个我身边的亲身故事说明，中国人怎么可能靠合资拿到技术？有段时间我常看到媒体常说中国汽车的合资公司里中国人的“话语权“，这就是话语权的真实状况。
　　主持人：这是哪年的事？
　　蒋一子：这是99年初。当时的合资公司就是这个状况。我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好转，不过，我想，根本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 。
　　我从52年就搞这个行业，因为一汽大众，上海大众，我都认识人，类似这样的故事我听到看到的还很多，不只是这一个。
　　还有，外国人每次在卖他的技术时，必须要求中方买的时候要整套买，不能买一部分。这些都限制了中方各取所需地发展自己的自主研发。
　　主持人：听说，天津夏利的引进就是在你的主持下采取技术买断的政策，因此节省了大笔的资金。
　　蒋一子：我在中汽总公司是管汽车行业规划的，天津夏利这个微型车基地也是我规划中建设的。买断技术这种模式，刚开始要花一笔不少的费用， 但是，我们有控制权，是可以控制的，而且可以再消化。当时也可以说是出此下策，因为天汽集团出不了那么多钱，与别人合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资金支持，所以，微型车都是这样做的，买技术，把技术买进来，我再一改。
　　蒋一子：从建国第一个搞合资的到后来每个合资公司的建设，我一直参加过。当时我们搞三汽的时候也提出我们要建立汽车中心，可是被对方一口回绝了。他的理由是：首先，你没有能力开发出一个新产品，另外，你开发完一个新产品内后，资金不够再开发别的产品，你的那些人怎么办，干什么？就用这个胡扯的理由把我们回绝了。
　　应该说我们当时搞合资只是搞试点。没想到后来变成普遍的事了。

第六幕：合资没换到管理
　　主持人：还有管理，你说合资也没有换来管理？
　　蒋一子：管理。。。。。。。合资公司的管理外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是很清楚的。
　　那时我做为中汽的领导到几个合资公司去调查，中方管理人员见到我，都是诉苦啊！
　　中国的合资公司采取的汇报和管理制度是很特别的。也许在全世界都是很少的 。比如说一汽大众的总经理，他是管不了下面的技术部的德方负责人的。这个德方技术负责人是直接向董事会里的德国董事汇报工作的。这就是合资公司的管理。
　　主持人：技术部的经理直接向董事会的德国人汇报？
　　蒋一子：所以中方的总经理见到我就说，“我算什么总经理啊，他们都是总经理，因为他们从不向我汇报。”一旦，中方总经理饶过部门外方经理直接找到中方的副经理商量，外方就会在日常经管会上严重抗议。
　　所以，他们都向我诉苦说，“实际上我这个总经理是假的。外国人才是掌握实权的”。
　　那个时候我到上海大众去搞了三个月，我带了17个人，在那里去研究，看国产化怎么搞，搞这个项目，最后我要求大众的中方的经理，各个部门的总经理开一个座谈会，他们都诉苦，没法工作。
　　主持人：当时上海大众的总经理是谁？
　　蒋一子：叫王什么，是第一任总经理。他说，我是什么总经理，我管什么。技术问题管不了，但是我还不能找，比如技术部，正的是德国大众的，副的是我们的。我找中方的副经理，马上就抗议，不能管。
　　据我的调查了解，当时在上海大众的德国人分三类，1/3是真有本事干事的，1/3是有点能力还过的去能对付的，还有1/3干脆就是来混饭吃的。
　　这最后一类人遇到问题怎么办呢？他马上给德国大众总部发封信，德国大众看了以后，再告诉他怎么办，怎么解决。于是他就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就行了。这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的情况。
　　主持人：可是仍然有人说，合资公司至少为我们培养了不少汽车人才？
　　蒋一子：到现在为止，哪个公司公布了他们的管理经验上的突破，20多年了，现在说的还是丰田的精益管理经验。我们没有听到外国新的经验到我们这里来。所以那叫引进什么管理呢？
　　蒋一子：第四个，合资合同里规定合资公司不能出口，有一条，他说，我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市场了，你不能进去。这是明摆着。　　

第七幕：给发改委提供了详细的方案，现在还没有得到回复
　　主持人：现在是第三回合的上书中央，呈述你的观点，现在，发改委给你们的意见回馈了吗？
　　蒋一子：还没有回复，他们又让我提供更家详细的操作计划，我已经上交给他们了，目前他还在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主持人：现在从国家战略来说自主应该把汽车工业做什么样的定位，我看自主胡锦涛也提得很高，作为国家战略，很高的地位来看自主的定位，您一辈子都在做汽车工业，您觉得汽车工业的定位应该定在什么样的？
　　蒋一子：汽车工业的定位不是自主产业，自主产业是什么意思？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来源。所以被认为是经济的支柱，就是量比较大，一个是小皮卡，一个是汽车，还有信息化，加强信息化。现在是制造业，后面就带动零部件，还有现代工业，橡胶、塑料。汽车就像一个小家庭，另外汽车业要信息化，搞卫星定位，进行信息化。汽车装进去挺多的。……有两个作用，下游的产业链比较长，有两个原因，所以对国民经济起的作用很大。再一个后续的东西比较少，……汽车在国防上也起作用。另外在农业方面，因为农村的公共交通少，主要是在农村。开农用车比较多，所以农村市场是很大的，农用车现在是拖拉机，它的数量是汽车的两倍。现在提升一倍多一点，因为农民的收入多了，就升级了，工具就好一点了。随着汽车工业加快发展，也会增多。
　　主持人：以后这个市场要替换成汽车的话，是不是很大的市场？
　　蒋一子：是很大的市场，这是我们汽车很大的后备市场。汽车工业的定位，是一个全国的战略，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的大国，我们国家的汽车到2020年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国家。

第八幕： 自主与体制无关 关键在企业领导人！
　　主持人：你的报告出来后，有没有听到什么意见？
　　蒋一子：很多人是不知道汽车工业的内幕，这里有很多的叫法，里面存在很多的问题。
　　用户是很吃亏的。合资的问题，在开放的状态下，你搞合资是免不了的。在现在的形势下，我们报告出来以后，听到一些反映，另外提了一个建议，怎么搞。因为中国汽车已经受到教训了，给他们提出建议了。
　　第一要明确汽车的概念是什么，不是光光搞一个品牌，不行，不够，必须是一个体系，一个全国品牌到国际品牌，这是分两步走了。品牌有了，然后有几个大的集团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样还不行。还有零部件工业搞大，再把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也带起来。解决汽车行业的边缘化的问题，我提议要建立一个汽车工业的体系，要建立一个全面的体系，一套的，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要建立一个自主品牌， 这是最高档次的国际品牌。如果还是一年几万辆的产量，经济就上不去，起不了什么作用。
　　主持人：应该有一个体系。
　　蒋一子：你这个企业要具备国际竞争力不是只有品牌，一个品牌支撑不了一个企业，只讲创新也不行，必须要有规模。所以我们有两百万人的国际竞争队伍。
　　主持人：报告里对上面有合资分公司的企业提出了一个建议，因为现在几大集团里都有合资公司，提出一体两制，自主为主。
　　蒋一子：因为你既然已经搞了这个合资企业，就还得搞下去。但是，采用竞争的办法，把竞争的机制引入到合资和自主之间。
　　主持人：这里还有一分资料，是台湾裕隆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朱信给中国汽车业领导写的信。提到台湾的汽车业走错路了，大陆也跟着一步一步在走错，这是在98年12月份的时候提出的？
　　蒋一子：台湾裕隆汽车公司到中汽公司来，是我接待他们的，他们说，他们的自主搞的不行。合资化道路是一个错误的道路，搞一些还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引进一些先进的竞争机制，促进我们的竞争，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成为主流的普遍模式。
　　比如法国就没有合资企业，意大利也没有合资企业。但是汽车工业依然干的很好。
　　主持人：另外，你的报告最后还提到了发展汽车业必须国家政策 竞争，怎么理解？
　　蒋一子：国家的政策竞争，就是国家的政策扶持必须进入汽车业。从全球来看，汽车业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美国汽车进行大规模生产开始，经历了自由竞争，国家垄断等各个时期。现在全球汽车业已经进入到高度垄断的局面了， 就是资源的竞争……
　　由于我们过去几年里政策错误造成里我们没有形成国家垄断的汽车业经济规模。
　　所以我们犯了错误，现在，是很被动的，而且，现在真正有实力的汽车公司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还没有完全形成。
　　比如，一个风动实验室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象样的。这些都是我们与国际巨头的差距。
　　所以，我们现在很有压力。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那些新兴自主汽车企业现在生存的土壤是靠低工资，低收入，低加工这“三低”来占有市场的，这样的市场优势还能保持有多久？长久来看，工资会越来越高，在这个时间段里，我们能不能做些什么……我跟发改委建议：我们要有对策。把这套东西真正地做起来，把工业发展起来，有的还有很多的问题。
　　主持人：所以，国家必须在制定政策方面，必须给一个很强有力的对汽车产业的支持。
　　蒋一子：对。要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用什么对策。比如我研究认为，现在已经达到30多万辆的企业到2015年才可能达到200万辆。只有在2015年达到了200万辆规模，我认为才有生存的可能。
　　所以现在30万辆以下企业的兼并重组是最紧迫的事情。比如奇瑞和江淮的合并。
　　蒋一子：另外，我认为，什么机制、体制，过去我们都谈的太多了，我看都没有关系，什么体制都可能搞好汽车业，世界六大公司，有国营公司，有联合公司，有合伙公司。都很成功。
　　主持人：体制不重要，关键什么重要？
　　蒋一子：我认为体制机制不是问题，关键是领导人，吉利如果没有李书福，就没有吉利。企业的领导人，领导人是起着关键的因素，这个问题解决了，一把手领导的领导集团，这个是关键。而不是体制、机制。实际上中国最困难在60年代的时候，虽然是计划经济，而且自然灾害不断，但是把两弹一气搞出来的，汽车的好多自主品牌都搞出来的，都是最困难的时候。

主持人后记：
　　一个8旬汽车老领导的夙愿：自主才有出路
　　中国的汽车业从诞生开始就与无数的争论相随，这是不幸也是万幸。回顾历史，在中国汽车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有那么多与它有深厚感情的人们挺身而出，或献计献策，或身体力行，亲身实践。中国人的汽车梦想正是承载着他们的困惑、坚持和思索慢慢成为现实。
　　2006年在中国汽车业的又一个关键时刻，《映璇车访间》从本期开始将推出系列《思路决定出路》系列访谈，邀请中国汽车业的老领导，老专家，温故探新，与广大网友一起探索中国汽车业未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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