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辰羲

我的数学生活

第一章 童年

一、儿时印象
我的祖籍是江苏省镇江市，但我是在 1930 年 4 月 15 日（农历庚午年 3 月 17 日）出生于浙江省兰溪县的。当时我的父亲王懋勤（字勉初）是兰溪县长。我最初的名字叫王元兰。因祖父已逝世，而王家亲戚稀疏，父亲得其诸舅舅的照顾与资助很多，所以我们就按祖母朱家的“元”字辈排行。“兰”是纪念我生于兰溪。上小学时，将“兰”字去掉，即现在的名字王元。待我能记事时，我们家已搬来杭州，住在清波门荷花池头九号一个独门独院里。父亲在省政府任科长。家里除住房与客厅外，还有前后院。前院屋檐下放有一个大水缸，用来接雨水。后院里养了一些鸡。每人一只，我的那只是黑毛母鸡。大家叫它黑老母鸡。记得抗战爆发，全家离开杭州时，将它杀了，我心里难过极了。在我们的亲戚中，我们家的经济比较宽裕，我的祖母，两个姑姑与一个叔叔都住在我们家。我的母亲汪纫秋是江苏宿迁人，忠厚老实。由于我的弟弟王元白，读书时改名王克，只比我小一岁，所以由母亲带他。我是由祖母带大的。祖母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后来我才知道，祖父在四十多岁就逝世了。那时父亲刚十八岁，由父亲外出工作挣钱，祖母操持家务，将一个家支撑了起来。父亲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的伯父与二姑姑在二十多岁即病逝。父亲剩下的姐姐、妹妹与弟弟都是祖母与他很艰难地将他们抚育成人的。
小姑姑与叔叔还受到过中学教育。除王克外，我的大妹妹王元亢，学名王之友，生于 1933 年，小妹妹王元凡，学名王之士，生于 1934 年。我还记得在王之士出生时，有人告诉我：“你妈妈生了一个大美人”。我在妈妈房门口，叫了一声“哇！”，意思是别忘了家里还有我！我是长子，在家里颇受宠，祖母很疼我，父亲给她买的补品燕窝，她总是分给我吃。我在四岁时，就与王克一道进了清波门小学幼稚园。听说我很腼腆。常常独自一个人坐在墙角里咬衣服边，等待着家里人接我回家。王克则非常大方，受到幼稚园的奖励。我父亲给了我几支铅笔，是鸡牌与鸭牌。我一直珍爱地保存到大学毕业后好几年，直到铅笔都破裂了，才将它们掷掉了。

二、搬家
进小学不久，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我们举家迁至兰溪水阁塘乡，借住于蒋家大院。我与王克进入蒋家宗祠办的小学念书。我们家住房的对面就是铁甲山。实际上是一座光秃秃的小山，没有树。我总想爬上去看看，但没有爬过。记得在学校里，王克失手打了我一拳，出了鼻血。在以后的几年中，有时还会流鼻血。随着战火蔓延，我们又乘火车继续内迁。我还记得有一天半夜，在一个月台上等车的时候，看到国军用皮鞭抽打一个逃兵，惨不忍睹。我们由浙江乘火车经江西到湖南，在长沙住了些时候。那时小姑夫冯文启与叔叔王懋勋都在柳州西南公路局做事。我们就继续逃到柳州，住在他们家里。我还记得柳州的风景很美，水果很便宜。在柳州住了一段时候，西南公路局正好有一个卡车队要运货去重庆。我们两家人就分坐在各卡车司机侧座上，经贵阳到了重庆。一路上山峦起伏，绿树成荫。记得经过险要的钩丝岩时，我们全都下车步行至山下的平地等候。我看到山岩下有一些汽车残骸。1939 年元旦，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王元旦，学名王光。我们在重庆住了不久，就遇到日军大轰炸。我们家只能再往乡下搬。先搬到歌乐山，住在半山腰新建的一排房子中的一个套间。这里除了几家人外，前后别无人烟，也少树木，相当孤单。那时父亲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籍登记处长。组织部的一些单位、包括登记处，搬至江北县悦来场乡下。我们家几经搬迁，最后于 1940年落脚到石龙寨。

三、石龙寨
悦来场位于嘉陵江边，对岸山顶上有一个石头围墙的寨子，名叫石龙寨。石龙寨下面就是赵家湾，那里有一大片瓦房。这片瓦房与石龙寨都属于朱典常所有。赵家湾的房子租给了组织部在乡间部分办公使用。石龙寨的后院由朱典常自家住，前院有八、九间房子，则租给登记处几个领导住。石龙寨是一个由石头墙围住的城堡式建筑。有两个石门洞，里面建筑颇讲究，约有二十多间瓦房，其他空余地方，种有各种果树，如桂圆、橘子、广柑等，还有一个供休息的小亭子。北城门旁有一个水偃式的水井，水深时，约有二三米深，水浅时，还不到一米深。有石级可达井底，井的四周长满青苔与灌木。听说不管多么干旱，井都没有干过。我们家住在前院的三间朝南房中。中为客厅，两边各有一间住房，厨房在外。房子四面有窗，夏热冬凉，不适宜居住。但房前的院子很开阔，有四株很大的桂花树。秋天桂花开放时，香飘万里。天晴时，站在寨子边上，可以隐隐看见北培与重庆机场。寨子里有一条狗，叫“乌驹”，很凶恶，我们很怕它。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死掉了。那时生活极苦，吃的是有霉味的平价米。米里有很多杂物。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仔细将米中杂物挑出来，然后才煮着吃。穿的则是平价布。晚上，我们看到父母坐在灯光微弱的桐油灯下为我们兄弟姐妹缝衣服，过得很和睦。生活条件艰苦，从而我们常常得病，例如疟疾，痢疾，疥疮等。我记得之士得过严重的痢疾，骨瘦如柴，父母都觉得她可能不行了。但终于又慢慢地好了起来。那时家里只有一瓶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丸，不久就吃完了。乡间缺医少药。总算上天保佑，我们每次都战胜了病魔，大人平安，孩子们都长大了。到重庆后，祖母与叔叔王懋勋就跟小姑夫冯文启一家一起过了。他们搬到大西北去了，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才见面。祖母与母亲在表面上是很客气的。母亲称祖母为“娘”，祖母则称母亲为“少奶奶”。但实际上，母亲并不舒畅。自从她嫁到王家后，一直未成为真正的女主人，由祖母主管整个家。因那时二姑姑王懋临，小姑姑王懋喜与叔叔王懋勋还未成年，需父亲抚养。大姑姑王懋安虽已出嫁，但生活不宽裕，需父亲给予资助。母亲向往着新式小家庭，所以对现状感到不满。祖母是个很聪明的人，她当然会意识到这一点的。在条件改变时，即小女儿独立成家及小儿子工作后，她就选择了跟女儿及终生未婚的小儿子过了。从此以后，就一直待在女儿的家里了。我觉得这是现实造成的局面，还不存在是非问题。

四、小学回忆
由于战乱，经常搬迁。我已记不得一共转过几次学了。在我十岁时，即 1940 年，我才开始正规地进了小学。在逃难的颠簸途中，父亲抽空教我语文与算术，所以学业还没有完全荒废。我与王克一同进入了赵家湾小学五年级。实际上，这所小学是组织部职工自己办的。自己职工任教师，学生大部分也是职工子弟，也有当地平民与农民的子女，很不正规。我们每天早晨去上课，下午就玩玩。我常常跟几个同学一起去抓青蛙，摸鱼，劈甘蔗。我还敢抓住蛇尾巴，抖一抖，它就不动了。同学不多，居然有几个人在几十年后又在不同场合之下碰面了。例如杨志宏，他家是逃难来四川的，在悦来场开了一家小药店，以后进了上海交大，毕业后在纺织研究院工作。杨定言（女），在重庆参军，曾在总政文工团当演员，后转业至北京文物局工作。她长得很清秀，脖子较长，很活泼，同学叫她“长劲鹿”。刘惟贤（女），会画各种京剧脸谱。西门露沙（女），她是西门宗华的女儿，生于莫斯科，
比较洋气，以后考取了清华，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她们三人都是父亲的同事或她们的亲戚的女儿。另外，还有谢正荣，是一个裁缝的儿子，现在台湾定居。还有由北平随家逃来四川的乐安中，以后一直留在了重庆。登记处科长高越天的儿子高子曼也是同学。高越天是父亲终身的朋友。直到晚年，她们还互相关心着。高子曼也进了浙江大学，与我同届毕业，以后在全国政协时，曾有一届我们同编在一个组里。我记得我接受一个新的数学概念总要比别人慢一些。这一年，我们学到了分数。我就弄不清楚为什么在分数加减时，必须先通分？这反映了我不了解分数的含义！我不愿意盲目地死记硬背，套公式，而是要弄清其中的道理，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一旦弄清了道理，就掌握得比较牢固了！例如为什么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二？恐怕至少过了半年，我才逐渐明白了。原来一张饼切成两块，其中的一块就等于将一张饼切成四块中的两块。因此，将分数的分子与分母同乘一个相同的非零数之后，分数是不变的！这样一来，分数的运算规则就自然清楚了。1940 年冬，父亲借来了一本儿童读物“爱的教育”。由他读给我听，慢慢地，我就能自己读了。我被书中充满了友爱的情节深深感动。人是需要爱的，也应该施爱于人。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小说。1941 年秋，我与王克去寨子里的水井为家里抬水。两个妹妹与王光也跟了去玩。王光不慎掉进了水井。那一年的夏天，我与王克刚开始在乡下的一些堰塘里泡过几次水玩，还不能漂浮起来，更不会游泳。
我立即跳进了水里，幸好水只有齐腰深，我把他抱了出来。2005 年，我曾两次去重庆出差，都去石龙寨看过。原来的房子都被拆掉了，围墙也只剩下墙基，一片荒凉。只有几间简陋的后盖的房子，住着几家农民。水井却完好如初，一次遇到枯水，一次遇到涨水。1941 年秋，我与王克转入较正规的高峰寺小学六年级读书。学校与我们家隔着嘉陵江。我与王克住在学校里，那时我才十一岁。起初每个周末，父亲来校接我们回家，星期一再送我们去学校。后来，我们就自己回家了。记得校长叫周赟，我们背后叫他“周文武贝”。有一次我得了病，高烧不退，已经神志不清了。幸好周校长懂中医，多亏他给我开了几付中药，使我慢慢地痊愈了。我记得语文老师会做新诗，我也跟着学。我觉得新诗就是将散文一句一句分开写。算术老师是个姓朱的女老师。她教我们“四则杂题”，其中最典型的是“鸡兔同笼”问题。例如一个笼子里装有鸡与兔子共8只，它们共有20只脚，问鸡与兔子各有多少只？我不愿意套用老师教的解题公式，这是因为我不明白公式的来由！慢慢地，我想到了，如果8只都是鸡，那么应该是 16 只脚，可见一定有兔子，于是减少一只鸡，即 7 只鸡与一只兔子，这时共 18 只脚。若再减去一只鸡，即 6 只鸡与 2 只兔子，这时正好 20 只脚。我就是用这种笨的推移法来求解这类问题的。这时再回过头来看看书上的公式，其实就是这种推移法加以形式化而已。我逐渐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对于一些没有公式可套的四则杂题，我也会求出解答了。每当我有了新的体会，总给我带来莫大的喜悦与满足。我实在不会做的“四则杂题”就去问父亲。有时他想了几天，居然总能解决。但深究一下算术的道理，他就说不清了。父亲很聪明勤奋。我当时只知道祖父很早去世，父亲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靠自学成才。以后我看了他的日记摘抄，才知道他只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1942 年夏天，我小学毕业了。这年夏天，我学会了游泳，即学会了在水中漂浮起来，并划几下。

第二章 中学 
一、二中记忆 
二、市立六中 

第三章 大学

一、转机
1948年秋，我进了位于浙江省金华的英士大学数学系，弟弟王克进了物理系。一到学校，我就感到很失望，这里没有正规的校舍，亦无甚图书与设备，课也开得很不齐全。数学系的数学课只有一门“微积分”，由赖老师教，他每周由上海来金华教四节课。他用的书是萨本栋著的《微积分学》，这本书只着重于计算，
跟中学数学差不多，一点难度也没有。只有化学课，我还有点兴趣。我抽空温习了一下中学的课本，觉得很容易，理解得比原先深透多了。这时，我很愿意多学一点东西，但可惜没有什么课可听，也没有参考书可以借阅。
那时，我的外祖父母已从南京搬来金华乡下小姨父倪廷生的长兄家住，我们去看望过他们。
到校约两个月后，就放寒假了。那时中央研究院在忙于“应变”，总办事处由南京迁到了上海，我们家亦随之迁往上海。小姑父冯文启一家住在杭州，我的祖母及叔叔王懋勋跟他们一起过。寒假开始，我独自去了杭州他们家，打算小住几日即去上海回家看看，王克则留在金华。
那时，父亲跟很多人一样，对前途感到茫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认为我与王克应该留在学校里，跟学校同进退。所以，他写信到杭州，叫我不要去上海，赶快回金华，跟王克在一起，我就立即返回了金华。
不久，父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举家一起迁往了广州。这时，他突然改变主意，不断写信来，催促我们兄弟立刻去广州，以便在中山大学借读。叔叔也来信要我们尽快去广州。在父亲的信中，还附有他托教育部领导给英大校长的信，请他们设法带我们一起去广州。另外，还附有一封给他在中研院的上司钱临照代理总干事的信。如果我们留下来，则请他给我们以帮助。
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兵败如山倒，看来气数已尽了。走还是不走？又听说清华、北大均已恢复招生上课，所以，我觉得还不如留校等待解放，再全家团圆，然后重新参加高考来改变我们的处境。因此，我觉得父亲最初的想法是对的，我决定留下来。王克听随我的决定，无甚异议，我们就一起留在了金华。
那时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学数学的人出路很差，于是，我决定在重新报考大学时，要报考工学院的化工系。夏天，我与王克一同去了上海参加高考。我们还抽空去中研院看望了一下钱临照。他正在整理书籍，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北上，去北京大学教书。他很关心我们，并承诺可以给予我们经济资助。
见报载，我们都被列入录取名单，但未标明录取的学校。这时，浙江省人民政府对英大也有了决定，将英大理学院与工学院的学生全部并入南方最高学府之一、青年人向往的东方剑桥浙江大学继续就读。这真是交了好运！于是，我们兄弟随学校到了杭州浙大，与我们一起去浙大的有英大数学系的周先意与江正荣。江正荣去浙大后，转入了工学院土木系。

二、全心投入
浙江大学位于美丽的杭州，人杰地灵。尤其是她拥有一批著名学者，如数学系的分析学家陈建功，几何学家苏步青，物理系有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生物系有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遗传学家谈家桢，化学系有有机化学家王褒仁等。数学系还有刚从美国回来的分析学家卢庆骏，代数学家曹锡华，从英国回来的拓扑学家张素诚，以及原来就在系里的钱宝琮，徐瑞云，白正国，叶彦谦，郭本铁等。年轻助教有谷超豪、张鸣镛、林振声等，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我能进入到这个集体之中，真是感到万分幸运。
在英大时，我基本上没有上过几天课。到了浙大之后，是重上一年级，还是接着上二年级呢？当时浙大数学系分本科与师范两个科。有一位师范科的老同学邓金初出于关心我，曾多次劝我从一年级读起。我这个人是不服输的。我当时留在金华，不去广州的原因之一是我强烈地盼望依靠自己的奋斗来改变面貌，而不愿意靠父亲的提携转入中山大学。
我想，我之所以落到英大，主要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两年没有好好学习，美国电影看得太多了，并不是我太笨而考不上著名大学，现在我要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我倒要看看能不能跟上。如果实在不行，我就转系去工学院。于是，我们兄弟决定都从二年级开始学习。
那时，数学系一共只有十几个学生。我们班共四个人，我与周先意是从英大转来的，孙和生是原来浙大数学系的，还从工学院转来一个杜庭生。本科三、四年级各两人，即董光昌，厉则治，郭竹瑞与郭方柏。师范科几人，1949年即停止再招生。一年级学生最多，约七、八个人，有黄纪青、盛骤、金正道、孙玉麟等。1950年，又来了研究生龚升，夏道行与胡和生等。
这一年，我一共选了九门课。慢慢地，我了解了浙大数学系的传统，以及数学与考试的方式。这里的老师讲课不带讲稿，全凭记忆讲，学生记笔记，大部分课没有教科书亦不发讲义，习题很少。考试题目大都是课内讲授过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学过的定理。因此，你只要将学过的定理证明之逻辑推导弄清楚，并将证明过程记住，就可能考一百分。这下我心中有底了，只要我用功肯定就行，于是我决定放弃一切爱好，专心一致地投入到数学学习中去。
课程中最使我感到困难的是“级数概论”这门课，这是卢庆骏根据陈建功的讲义来教的，陈建功的讲义主要是根据克诺柏的书编写的，未发给学生。听老同学说，这门课是浙大数学系的精华。“级数概论”一开始就讲实数序列的收敛，引进了 的概念与 的概念。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概念，它严格地定义了“无穷大”与“无穷小”的概念。这与过去我熟悉的直观性很强，且以计算与技巧为主的中学数学与微积分是完全不同的口味与层次的数学，即与我习惯的东西不一样，需要改变思维。我开始领略到了数学的严格性。我记得起初做的习题，张鸣镛几乎都判我有错，经过反复的思考与体会，才慢慢地逐渐明白及习惯了。老同学告诉我，在浙大数学系，你只要弄明白什么是“均匀收敛”（或“一致收敛”），你就算毕业了。在学到“均匀收敛”时，我知道了所谓均匀收敛就是 的选取与区间中的点无关，也就很快地接受了这个概念，而未感觉到困难。
另一门感到困难的课程是郭本铁教的“高等代数”。
他希望讲些比较具体的材料，所以他主要讲“矩阵论”。我觉得味道跟中学数学完全不同。矩阵是什么？样子很像行列式。过去中学里学的行列式表示一个数，所以只涉及计算技巧。现在矩阵却是抽象地满足一些运算规律的数之长方列阵。平面几何虽然也是以公理为基础，但那种公理都是很直观的。而这里的公理却没有直观支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才逐渐弄明白。
其他课程还有卢庆骏的“高等微积分”，他是以奥斯古德的书来教的。有物理系同学旁听，学生较多，由谷超豪任助教，内容偏计算。白正国给我们开了一门“座标几何”，这是根据苏步青写的讲义教的。这两门课的味道跟中学数学差不多，学习得都很轻松。至于“常微分方程”课，完全是计算技巧，跟微积分的味道一样。
当时系里的老师也多次讨论过教改，决定将“方程式论”改为“初等数论”课。由卢庆骏教，他自编讲义。因数论的对象是整数，而且课程进行得很慢，所以未觉得困难。
经过大学二年级的拼搏，使我接触到了与中学数学完全不同口味的数学，我了解到什么是数学定理的严格证明及 语言与矩阵等概念的内涵。门门数学课，我都得到了高分。只有选修的一门物理系的“理论力学”课，我的成绩较差。理论力学就是要将一个个实际力学问题，根据牛顿定律，列出它们满足的常微分方程，然后求解这个微分方程，有点像用代数方程求解平面几何问题的味道，即“解析几何”。但我常常会将微分方程列错。由于“理论力学”课学得不好，这导致了我对物理学产生了恐惧心理。我觉得我不适宜从事跟物理相关的学问，但我对数学却充满了兴趣与信心。那时，我已是系里较受到注意的一个学生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决定我要一辈子搞数学，不再考虑转系的问题。王克在物理系成绩很一般，一年后，他转入了航空工程系。

三、小插曲 
进入三年级，陈建功亲自给我们上“复变函数论”课。他是按照梯其玛希的书教的，该书的第一章为普通分析，所以从第二章讲起。经过“级数概论”课的训练，所以我未觉得有困难。我们很喜欢听陈建功讲课，他常常在讲课中讲一点故事，使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徐瑞云为我们上“近世代数”课，她是按范·德·瓦尔登的书教的。我开始接触到群、环、域的概念，由于经过了初等数论及矩阵论的学习及她讲得很慢，所以也不觉得难懂。
其余时间，我都基本上用来自学。这时，我对学习非常主动自觉。我感到自学比听课的效率高得多，也更加踏实得多。实际上，在课堂上听课，只能听懂一点点，仍然要靠自学之后，才能真正弄明白老师讲的东西。我常常嫌老师讲得太慢，有不少空余时间可以用于自学，我自学了哈代与赖特的《数论导引》。
有一件事值得记述一下：有一次“复变函数论”考试，陈建功出了一道书外的题目，问当 时， 是什么性质？当 由不同方向趋于 时，函数趋限的情况是不同的，从而我判定 是 的本性奇点。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做对了，我得到了陈建功的赞赏。由于他在系里多次谈起这件事，所以我在系里受到了重视。
快到放暑假时，学校组织学生进行体格检查。经过肺部透视，说我患有肺结核病。学校将患肺病的同学集中住在一起，大概是在一个大教室，这时已经放暑假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有病的同学，每天郁闷不乐，思想包袱很重，后来主动退学了，听说不久就去世了。我并未在意，照常用功读书。后来多次检查表明，我并未患肺结核病，这次检查结果属误诊。

四、自学
老同学告诉我们：陈建功与苏步青倡导的四年级学生的“数学讨论班”是浙大数学系的精华。浙大“数学讨论班”分甲种与乙种。甲种讨论班由指导老师给每个学生指定一篇数学论文，乙种讨论班则由老师给每个学生指定一本数学书，交给学生自己去阅读，然后由学生轮流上讲台讲，老师听讲并提问。当时我们班只有四个学生，所以每个学生每学期要讲四、五次。这是一种有指导的自学，它不同于自流地自学，那样很容易有不踏实之处。这种学习方式比老师讲课，学生听课记笔记、做习题，当然是高了一个层次。学生由“被动”地学习变成了“主动”地学习，学习的积极性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在这个阶段中，学生间的能力之差距拉大了，这也是一个数学系学生由学习走向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过渡阶段。老师从讨论班中，可能发现有攻坚能力及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即有可能培养成数学家的学生。
我记得最后一年选课时，理学院院长谈家桢要我多选些课。我告诉他，我还是希望多点时间自学，他表示理解与认可。我选了陈建功的“实变函数论”，白正国的“微分几何”，卢庆骏的“概率论”与张素诚的“拓扑学”。“实变函数论”是陈建功自己写的讲义，他将讲义发给了学生，后来出了书。“微分几何”课用的是苏步青写的书，这两门课都不算难。卢庆骏的“概率论”是他自己写的讲义，他是用英文讲的，内容与我在中学时学的组合概率概念不是一回事，这是建立在测度论基础上的现代数学。张素诚的课大体上是按照莱夫西茨的小书教的。当时中国的数学还很落后，懂得概率论与拓扑学的数学家屈指可数，恐怕只有北大与清华可以开设这两门课。浙江大学是第一次开设这两门课，我能在大学时听到这些内容，应该是很难得的。由于经过了两年的学习，所以并未感到很困难。
卢庆骏给我指定了一篇温纳关于傅里叶分析的文章，有一百多页，以及一本英格姆的名著《素数分布》。温纳的文章，我不能读懂，就暂时放在一边了，而全力读英格姆的书。虽然当时我已被判为肺结核病疑似，但我竟然在暑假中将英格姆的书读完了，而且还记了详细的笔记。我感到解析数论真是美极了。自然，我的报告得到了卢庆骏的好评。四年级下学期，我在张素诚的指导下，学习并报告了爱伦贝格与麦克莱恩关于代数拓扑的系列论文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张素诚的好评。我对这部分工作只是形式上了解，对其实质并不明白。但我对拓扑课却很感兴趣，我感到点集拓扑部分的乌理松定理真是美极了。
经过讨论班的一年学习，使我建立起我有能力自学数学的信心。当时浙大的一些老师，常常将他们希望学习的论文先手抄下来，所以在毕业前，我也手抄了一些拓扑学的文章，以备如果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没有图书杂志的地方去工作，我还能自学一阵数学，我那时已坚定地建立了将数学作为我终生事业的决心。
毕业前，我建议请名师来给我们作学术报告，以便毕业后自学。我记得苏步青应邀讲了“微分几何”，他是从罗巴切夫斯基几何讲到芬斯勒几何，张素诚作了“球的同伦群”报告。
我深为系里老师的勤奋所感动，印象最深的是陈建功与苏步青。他们那么大年纪了，还跟年轻人一起组织“数学讨论班”学习。他们从字母开始学习俄文，直到能翻译出版苏联的数学教课书。其实当时陈建功只有50多岁，苏步青才40多岁，在今天看来，还属于中年数学家，但在当时就觉得他们是很老的人了。我与龚升、夏道行、胡和生、董光昌与郭竹瑞等学长接触较多，常常在一起聊天，学习他们的经验。在同学中以自学为主的，似乎只有孙玉麟与我二人，他比我低一年，是从上海纺织学院转学来浙大数学系的。我们的学习方法完全不同。我记得他经常借一大堆杂志与书，读得很快。我却读得很慢，弄清楚了之后才往前继续读下去。当念不懂时，我就停止阅读了。例如温纳的文章，才读了一、二页就放弃了，原因是读该文需要先读一本傅里叶分析的基础书，而我缺乏这方面的基础。
当时二年级的同学有魏道政、宗月娴等，一年级的学生有石钟慈、许永华等。我也常常去影响他们，向他们介绍数学，有时他们听得都忘了睡觉。

五、课外生活 
刚进浙大的第一年，我还参加过学校的小提琴队，偶然看过电影。我记得第一次看的是《新儿女英雄传》。中学时，我很想看看《飘》，但没有机会。在杭州放映《飘》时，我已没有兴趣去看了。我逐渐放弃了所有的业余爱好，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学学习中去。
除学习数学外，我参加过学生会举办的理发学习班，往后就以理发来赚一点点钱买文具与肥皂。到了四年级，由于国家急需人才，浙大办了一个水文训练班，系里要我给训练班的学生批改数学作业，这时我的收入就丰厚多了，可以用报酬购买衣服与鞋子等。我对学生的要求很严，就像张鸣镛批改我的习题那样来批改他们做的习题。
我们家随中研院总办事处搬去了台湾。邮局很好，总能将彼此的信件辗转寄到。当父亲及家人得知我们兄弟进了浙大，万分意外、高兴与激动。我们兄弟也得到父亲辗转托人从香港寄来的一次钱，及圆规、三角板等。
1952年，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优良，经陈建功与苏步青推荐，由国家统一分配我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离开浙大前，陈建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我们嫁出去的‘女儿’，好好跟华罗庚学习，他是中国最好的数学家。”

第四章 结缘数论 
4.1 初到数学所 
4.2 无缘泛函分析 
4.3 华罗庚招徒 
4.4 “数论导引”讨论班 
4.5 “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 
4.6 得力助手 
第五章 筛法 
5.1 “要有速度， 还要有加速度！”
5.2 (3，4) 与 (1，4)R 
5.3 (1，3) 50
5.4 “顺手牵羊”
5.5 中国解析数论学派 
第六章 应用数学探秘 
6.1 投身应用数学 
6.2 矿体几何学
6.3 线性规划 
6.4 伪蒙特卡罗方法 
6.5 华王方法
6.6 《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书评 
6.7 缘由 
第七章 重回数学 
7.1 选择新的研究领域 
7.2 推广施密特的结果 
7.3 《代数数域上的丢番图方程与不等式》书评 
第八章 涉足数理统计 
8.1 缘起 
8.2 《统计中的数论方法》书评 
8.3 影响 
8.4 君子协定 
8.5 终点与起点的重合 
第九章 数学史浅尝 
9.1 《哥德巴赫猜想》 
9.2 华罗庚的提纲 
9.3 《华罗庚》 
9.4 《华罗庚的数学生涯》 
9.5 止步 
　

胡荫华：湄潭浙大 心中永存

湄潭浙大 心中永存

胡荫华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化学系1946届毕业生

     我一辈子都以自己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更确切地来说是贵州湄潭浙大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为荣！
     浙大自1941年到达西迁终点湄潭直至1946年返回杭州期间，仅有两届学生（45及46届）在湄潭完成全部学业，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1942年，我由当时迁至重庆的南开中学毕业，随后参加报考了浙江大学及四校联合招生（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西南联大）中的中央大学，并同时被这两所大学的化学系录取。而我选择了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42年夏入学，先后在贵州永兴场一年（一年级），湄潭三年（二至四年级），于1946年夏毕业于湄潭，在贵州度过了我的全部大学生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入侵，大片国土沦陷。国立大学均开始向后方转移。南京中央大学于1937年直接迁至重庆沙坪坝。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联合）先去了长沙，再徒步转移至昆明。唯独浙大是由浙江经江西、湖南、广西直至贵州，一步一步，一路办学，一路迁移的。浙大的学生、教职员工及家属小孩，以及大批书本、教学器材、生活物资等等，组成庞大的西迁大军。先在江西吉安，继而泰和，然后广西宜山，历时三年，直至1941年初才到达西迁终点站遵义、湄潭和永兴三地。当时后面有敌军逼近，头上有敌机轰炸，困难可想而知。全校师生共同努力，排除万难，谱写了“文军西征”的壮举。贵州的遵义县当时容不下诺大的一个浙江大学，故在当地只设工学院和文学院，以及竺可桢校长和行政管理机构。把理学院和农学院设在东边约70里的湄潭。又将全体文、理、工、农的一年级新生放在离湄潭20里的永兴场。
    谈到浙大西迁，就要先提一下家父。父亲胡家健，字建人，安徽省绩溪县人（1903年12月19日-2001年1月15日）。受名师胡晋接、陶行知等言传身教，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这些早已有报道（1，2）。他“木铎传薪，弟子何止三千？他一生春风化雨，菁莪寄被全国”（摘自《世界日报》2001年1月19日父亲辞世后讣文）。我在此仅追忆他于抗战年间供职于浙江大学的一点儿往事（1938-1945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放弃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由美国返回祖国。日军入侵中原大地，时年我13岁，正在安徽芜湖女子中学读初二。学校一下子没有了，慌乱中我赶上了最后一趟从芜湖开出的闷罐火车，回到绩溪家里。此时父亲已先我到家看望祖父祖母。随后我便随父亲、继母及姑姑一起，于1937年8月间告别爷爷奶奶和三个幼小的妹妹离开家乡开始了流亡。我随姑姑辗转于湖南长沙、贵州贵阳、四川重庆等地。流亡期间，父亲应其老师、浙大教务长郑晓沧教授邀请，于1938年春赴浙大教育系任教授直至1945年。父亲受命于危难，与浙江大学一起经历了西征全过程，力佐竺可桢校长完成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壮举。西迁时还兼任校总务长暨湄潭分部主任，为保障西征大军顺利抵达目的地，恢复和发展教学功不可没。在当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环境下，教育何去何从？他不忘初衷，在西迁征程中求生存，先后在宜山筹建实验学校并任学校主任，在湄潭创办浙大附属中学并任校长等职，执着于为国家培养和输送有知识的后继人才的使命（1，3）。在纪念竺可桢校长的《连天烽火化春风-竺可桢在宜州》一书中，关于父亲有如下几段记载：“……因为有中小学教育管理经验，胡家健被竺可桢委派筹建实验学校并任实验学校主任，很受竺可桢赏识。浙大迁到贵州湄潭以后，胡家健又被竺可桢任命为湄潭分部主任，并创建湄潭浙大附中兼任校长。1943年湄潭附中第一届毕业生30余人参加教育部统考，平均成绩获第一名，全部升入大学，因而声誉远扬。竺可桢对于胡家健可谓知人善任。”（3，4）。1939年11月1日在为宜山实验学校举行的开学典礼上，竺校长率大学各级政要悉数参加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实校筹备，时间极促，赖胡主任暨各教授夙兴夜寐，擘画经营，得具今日之规模，本人深致感谢”。“……中学部因校舍建筑等稍费时日，因而先行成立小学部，幸胡主任及小学部诸先生通力合作，得以两个月中，由圈地盖屋而至开学上课。仍希诸位教授，本此精神做去，而充分达到实校筹办之三项目标”（3，4）。父亲曾将他与竺可桢校长的来往书信等物一直保留在他上海的老屋中，可惜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此事乃父亲晚年最大遗憾之一。

摄于约50年代，父亲与蒋中正在一个社会活动中。右照为90年代我与父亲摄于美国弗吉尼亚父亲家中。墙上悬挂的相片及条幅乃父亲老友胡适（字适之）赠送父亲的半身像及诗文题字。
摄于约50年代，父亲与蒋中正在一个社会活动中。右照为90年代我与父亲摄于美国弗吉尼亚父亲家中。墙上悬挂的相片及条幅乃父亲老友胡适（字适之）赠送父亲的半身像及诗文题字。
摄于2007年随北美浙大校友会代表团重返湄潭，参观浙大展览馆时。像片上方的挂像记载了1940年5月浙大西迁至湄潭时，父亲与竺可桢（校长），蔡邦华（农学院院长）等同车到达湄潭县政府时的情形。
摄于2007年随北美浙大校友会代表团重返湄潭，参观浙大展览馆时。像片上方的挂像记载了1940年5月浙大西迁至湄潭时，父亲与竺可桢（校长），蔡邦华（农学院院长）等同车到达湄潭县政府时的情形。

     父亲晚年在香港及美国定居期间，常有过去的学生们以电话、探望、书信或寄去他们的刊物等各种形式与他联系，这些都给他晚年带来欣慰，而自称是“老园丁”。 
     我与父亲还参加了1991年6月在Washington DC举行的第16届北美浙大校友会年会，父亲在大会上讲了话，并高兴的被他曾经的学生们关心和围绕着。
     父亲去世后，当年附中的老校友们在他们自编的《咏湄》刊物上设专栏怀念老校长，连续几年都有怀念他的文章，例如登在《咏湄》第23期中的悼念词“桃李芬芳/ 翰墨书香/高山景行/泽广流长”。2003年我曾在北京参加浙大附中《咏湄》刊物年级在京校友缅怀老校长的聚会，当时家父刚去世一年余。参加者有竺校长的儿子竺安，浙大原教务长郑晓沧教授之女郑竺英，还有凌如镛、赵郁之、曾闻问、葛正苏、黎航等浙大及浙大附中校友们。

摄于2003年浙大附中在京校友们缅怀老校长的一次聚会。上左为我与竺安，上右为我与郑竺英。下图为参加者的合影，后排左一为我的长女黄其苓。
摄于2003年浙大附中在京校友们缅怀老校长的一次聚会。上左为我与竺安，上右为我与郑竺英。下图为参加者的合影，后排左一为我的长女黄其苓。

    抗战期间，国家危亡，后方条件也非常艰苦。当时的湄潭只是很小一个县城，一条小街，有一条湄河相伴而行。那里山清水秀、安静、优美，民风朴实。又因偏僻，没有敌机骚扰。确实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那里有一座大文庙，挂着“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当时实验室和部分教室就设在那里。女生宿舍集中在一个山坡上，一座两层小楼隔成小间，全部上下铺，中间两张长条大桌供晚自习用。湄潭当时没有电，晚自习都是靠几根灯草的油灯照亮下完成。我们当时是流亡学生，所有学费和伙食费都由政府支付，在当时条件下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照顾。
    当年湄潭小街上还有一个大茶馆，男生们常常三三两两在茶馆中喝茶、温习功课，给小城也增添了一番生气。
    我们还组织了女生励进会，是一个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团体。孙曾垕同学是两任会长。后附的45、46两届女生励进会欢送毕业生照，均摄于当时女生宿舍小楼前。我与孙曾垕同学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她数月前刚刚永远离开了我们。谨以此照表达哀思。

（图一）湄河边当时应该有好几个这样的大水车，大家课余经常在河边游玩，水车边留影。照片中共有19人，都是当时从南开中学考入浙大的。70年后的今天我和邝瑞珍老友(化学47届) 一起，居然还能认出并写出名字18个半（可惜那位吴姓同学的名字想不起来了）。郑家骏因为是摄影师而缺位了。
（图一）湄河边当时应该有好几个这样的大水车，大家课余经常在河边游玩，水车边留影。照片中共有19人，都是当时从南开中学考入浙大的。70年后的今天我和邝瑞珍老友(化学47届) 一起，居然还能认出并写出名字18个半（可惜那位吴姓同学的名字想不起来了）。郑家骏因为是摄影师而缺位了。

    不论条件多艰苦，不论何时何地，浙大的校训、校规、学风，纪律，都一直是严格地遵守和保持着。学习和教学各方面都是一丝不苟，不得有半点马虎。师生们利用各种条件因地制宜，非常丰富多彩。
    比如体育课，美丽湄河的沙滩是体育课的操场，湄河清清流水中是游泳课的课堂。当时若不会游泳，体育课就不及格，那可是要留级的。我们当时的体育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舒鸿教授，他曾于1936年以教练身份参加了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乃当时中国唯一之人。
    再比如我们化学系，各种化学实验照章进行，一样不漏。我们自己用木炭炉火蒸制蒸馏水，并在木炭炉火上架起各种玻璃器皿，进行各式化学反应，完成教学内容。以我自己为例，我就是凭着湄潭化学系打下的基础，于1946年夏刚一毕业，就应召到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给著名生化学家王应睐当了助教。1950年参加南京当时资源委员会（地质部前身）严格的的竞职考试，包括英文试卷及英文答题，现场基本化学实验操作及分析等等项目，我都取得了好成绩，在化学实验考试中我还得了最高分。因而从30多名竞争者中入选（招收3人），进入南京矿产分析实验室，与先期已经在该室工作的谢学锦同学（化学系46级）成为同事。
    年轻的大学生们到哪里都朝气蓬勃。我们在湄潭搭台演出，夜晚在煤气灯下演话剧。我们还有个水平相当高的歌咏团，组成四声大合唱：女高音(Soprano)，女中音(Alto)，男高音(Tenor)和男低音（Bass），以各种形式表演，宣传抗战，比如黄河大合唱等等。在歌咏团大合唱中我和邝瑞珍都是唱女中音的。而平时一有机会大家三五成群在一起唱四部和声时，我就扮演女高音的角色了，邝瑞珍则仍配女中音，因为她有本事配音很准。如今离开湄潭已经70多年了，每逢和邝瑞珍相遇，必定要拿起老歌本和声唱一二曲，回味无穷。另外我特别还记得的是化学系每年欢乐的送旧迎新会，师生济济一堂，聚餐吃饭、还灌白酒，都说是整天和酒精打交道的人应该有酒量。后附两张45及46年在湄潭化学系师生留影，应该都是聚餐喝酒之后照的。

（图二）这颗大树记载了多少故事和友谊。这是我们最亲密的四姐妹。前排邝瑞珍(化学47届)，胡荫华(化学46届)。后排孙啟福(化学47届)，刘艺珍（园艺46届）。

    对于当时校规严明印象很深的另一个例子是无论何时何地何原因，学生必须完成指定课程，才能按期毕业。42年与我同期入学的好友邝瑞珍先读一年生物系，二年级时转入化学系，就要回永兴多读一年，重新学习化学的课程；41年入学的谢学锦先读物理至二年级后，决定改学化学，转化学系再读二年级成为我同班；同期孙啟福好友因为生病休学一学期，也要推后一年才能毕业。当时正值日军偷袭珍珠港期间，男同学中有些响应国家召唤去军队当翻译。他们都在抗战结束后回校再复读。所以当时在湄潭的一些同学延后到47年复原后在杭州毕业。应邝瑞珍和孙啟福友的邀请，我于47年暑假去了杭州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得以与老同学们再相聚。此行乃我第一次有机会踏上了母校在杭州的校园。
    刚入学时系里曾有多名女生。慢慢的就只剩我一人了。进三年级时班上新来了一名女生叫樊文洵，我们成为好伙伴。同时还有几名男生新转入我们班。我们在理农各系也看到有新面孔的同学加入。后来得知他们都是来自敌占区的龙泉分校的学生。浙大主体西迁后，为满足战区前方青年读书求学的需要，自1939年起在龙泉设立了分校。学生在那里读一、二年级，再到西迁的后方校区读三、四年级。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在敌占区办学有多么不易！浙大克服重重困难，不忘初衷，坚持在敌占区办学，为身处战区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为国家、人民负责，培养未来知识人才。在当时真是独树一帜，为大众所敬佩。
    浙大一直是一个学风严谨，学术气息浓厚的大学堂。其求是、求真、创新作风培养和熏陶了代代学子。1944年在我念大二、进大三的期间，世界著名科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两次来湄潭访问，我们当时一点也不在意，无任何准备。后来才听说他对于浙大在偏僻山区及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认真办学，保持浓厚的学术气氛，取得许多高水平学术成果十分惊叹，在一次国际会议的演讲中，称誉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在湄潭5年办学期间，浙大保持并发展壮大，走出了许多个国内外知名学者科学家。比如大名鼎鼎的李政道，是与我同时期的学生，在湄潭读物理系。我的老朋友如化学系的谢学锦、戴立信，物理系的汪容、任之恕等等，都是当时从湄潭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的院士、或学界泰斗。
    我1956年因为四大院校支援大西北，离开地质部南京实验室，随丈夫自南京迁至西安。先在陕西地质局任工程师，从事矿物原料分析研究。1961年初调到西北大学化学系从事教学、科研。算起来自1942年18岁进入浙大与化学结缘，至1992年冬于68岁退休。整整50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心爱的化学领域。我为能一生奉献于我所热爱的科学和教育事业而自豪。我虽无大建树，但一直勤恳敬业，获得了不少成果，带出了不少优秀的大学生、研究生，无愧于母校的培养。2007年借母校成立110周年之东风，我们湄潭化学系耄耋老友们，从四面八方相聚于杭州，并有机会与我们的老师杨士林、严文兴欢聚一堂，大家兴奋不已。

（图三）2007年5月22日与化学系老友及老师相聚的晚宴。前排左起：郑秀龙，方亦雄，杨士林老师，严文兴老师。后排左起：邝瑞珍，孙幼礼，杨慧莹，田学华（顾以健夫人），朱帼英，顾以健，胡荫华，戴立信，竺安。

2007年5月，我参加了北美浙大校友会代表团，在纪念母校成立110周年之际，再次回到了魂牵梦绕60年的湄潭。我们受到了湄潭各界的热情接待，还被授予了“湄潭荣誉市民”的称号。我们这些“老湄潭”们一路走、一路看，认真找寻着当年的记忆。60年的光阴，国家巨变，湄潭也早已旧貌换新颜了。虽然当年的景物大多已不存在，心中的湄潭永存！它承载着我和我们一代人青春的烙印，成长的足迹！

（封面）2007年随浙大暨北美浙大校友会代表团重返湄潭，代表团成员与湄潭各界人士摄于湄潭文庙。前排左八为浙大校长杨卫。二排右三为浙大校友总会主任张美凤。二排左一为北美浙大校友会会长陆重庆。
（图四）左边相片于1944年摄于湄潭。相片没有记录下当时的背景是哪里。但从背后房子底部雕龙刻凤的图案可以看出是当时的文庙（对比右侧相片中的背景）。前排左起：刘艺珍（园艺46届）胡荫华（化学46届）李凤珠（44届），李汉溥（44届）。后排左起：陈明敏（农化46届），杨运生（农艺46届），程嘉钧（物理45届）。 右边相片于2007年摄于湄潭文庙。前排左起：陈意子（医学49届），方亦雄（园艺46届），胡荫华（化学46届），姚文琴（教育40届），邝瑞珍（化学47届）。后排左起：朱韵丽 （电机85），张美凤（数学78届），胡捷（化学68届），何霞云(化工65届) 。张美凤老师是母校浙大校友总会的负责人，其余为北美浙大校友会代表团访问湄潭的女团员们。

    2016年是北美浙大校友会成立40周年，同时也是我浙大毕业70周年的喜庆年。现居住美国的老朋友、老校友邝瑞珍、吴梅生、刘长庚和我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一起报名参加了于9月23-25日在加州San Jose举行的校友会年会，我们也得以在加州相聚数日。
    为参加年会我翻出了不少新老相片，许多70年前以及70年间的故人和旧事又一下子呈现在眼前。我和梅生、瑞珍自15、6岁在贵阳、重庆流亡上中学起就是同学了。我们又先后同窗于永兴、遵义、湄潭，度过大学时光，至今已有超过四分之三世纪的友情。梅生和长庚更是结缘于永兴，成为恩爱夫妻携手至今！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现在都已是年龄在92-93的老人了。
    岁月流逝，友谊永存！我们和年轻的学弟学妹们一起认真参加会议，一起唱校歌，一起欢乐。会下我们又在一起谈往事、谈现在，吃吃玩玩，快乐无穷。虽然喉咙哑了，我和瑞珍还保持老传统，在一起配了几曲和声。虽然耳聋了、眼花了，很多事情已经忘记了，我们四人仍然一起唱了好多当年在学校一起唱过的老歌，一起回忆了不少年轻时同学的名字和故事，大家兴致勃勃，还真有点儿“童心未泯”呢。

（图五）2016年9月23-25日，四位老“笑”友相聚于美国加州San Jose，参加北美浙大校友会第40届年会剪辑。左上第一张相片左起为刘长庚，胡荫华，吴梅生，邝瑞珍。

母校即将迎来她120周年华诞。我作为与浙大血脉相承3/4世纪的老校友，由衷地为母校在新时期的发展壮大欣慰，祝福母校继往开来，位于国之先进，并再铸辉煌！让求是精神代代发扬光大！谨以此拙文和相片献上我们对母校和湄潭的美好祝愿！

（图六～图九）


致谢：
以上数张70多年前相片中的校友名字，近日由多位老校友共同回忆整理。除了在北美的邝瑞珍、吴梅生、刘长庚外，还有现居国内的章斐（生物47届），段秀泰（农化47届）及任之恕（物理47届）等老朋友的热情参与。

作者简介：
胡荫华，女。1924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县。1946年在贵州湄潭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助教，地质部南京实验室及陕西地质局西安实验室任技术员、工程师等职。1961年调入西北大学化学系任教师、教授直至1993年退休，后移居北美。曾任陕西省化学学会理事，全国电分析化学学会委员，两届西安市政协委员。

参考文献：
《一生致力教育 丰碑铭刻大地–追忆教育家胡家健教授》，周文甫、唐建军，《浙江大学报》网络版，2009。
《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台湾中华书局，1976。
《连天烽火化春风-竺可桢在宜州》，温存超、罗传清编著。
《竺可桢日记》，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

我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两年

傅惟慈

我是在1943年年初逃离沦陷后的北平奔赴大后方的。之后，有大半年时间，一直在不同地方漂泊。这一年夏天，我在陪都重庆沙坪坝度过，我冒着炎暑跑了一趟青木关，拿到教育部准许我到浙江大学借读的批文。从四川重庆到贵州遵义是一段艰辛的旅程。我托人请求公路局海棠溪车站的站长帮忙，等待了近一个星期才搭上一辆往贵州运井盐的大卡车。多亏两位同赴浙大报到的女同学照顾，解决了一路食宿问题。从遵义到一年级生分校永兴，近一百公里路程，为了节省些钱入学后交饭费，我是步行大半程 山路过来的。
我在学校教务处报到注册，分到一个学号，又缴纳了一个月伙食费。学校在楚馆男生宿舍分配给我一个床位。宿舍是没有隔断的两层筒子楼，楼上楼下挨次摆着一张张上下铺双人木床，沿窗有一排长条课桌，每人一只木凳。这里没有电灯，每个学生都领到一盏陶瓷碗油灯。油灯用的是当地产的桐油，两三根灯草做灯芯，光线昏暗。
初步熟悉了环境，安排好生活以后，我开始考虑今后——至少今后一年将依靠什么生活下去。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为支持青年人从沦陷区前往大后方参加抗战，除在各地设有各种职业训练班外，还为有资格入学读书的人每月发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费，称“贷金”。金额不多，勉强可以支付一个月的伙食费。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从沦陷区来的学生每人都能领到贷金，但是需要证明文件并通过各种手续。当时我担心自己申请不到这笔钱，无法继续读书，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向学校申请转人历史系。因为历史系学生算师范生，而师范生享受公费待遇，就连饭费都不用自己掏了。我离开北平时，英语已有一定基础，远远高于内地高中毕业生水平。如果我有志学外语，靠自修同样可以学成，并不一定非要在外语系攻读。但后来事情发生变化，我转系的计划并末实现。
一年级新生人学后有两门必修课，一门是英语，一门是国文。因学生人数多，程度参差不齐，需要按程度分成三个班。所以开学前举行了一次测试。之后不久学校张榜公布考试结果，我的国文和英文考试均得第一名。国文课测试成绩与名次对我关系不大，且公布的是我的学号，不为人注意。英语考试却写出我的姓名，而且成绩远远超过他人，在同学中引起轰动。分校外语系主任费培杰老师很快就找到我，告诉我贷金会有我的名额，叫我安心读书，不必转系。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费老师兼任先修班英语课，他需要一名助手，帮他批改作业。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可以挣一些生活津贴。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在大后方求学读书的经济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我住进楚馆宿舍后，隔两张床住着一位四川籍的先修班学生，名叫张六平。他要在浙大先修班复读一年高中课程，然后重考大学。和我熟悉以后，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张的老家在四川涪陵，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家中有不少田产。张六平曾参加过高考，因英语太差，没有被录取。认识我以后，就求我为他补习英语。他的经济情况比较宽裕，嫌住宿舍太嘈杂，所以在街上找到一处公寓，租了楼上一间屋子，邀请我和他同住。
自从搬到小旅舍同张六平同住以后，我在永兴场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认识了不少人，交际圈子扩大了。这家作为学生公寓的小旅舍除了我同张以外，还住着另外两三个学生。一个叫陈维的农学院学生，是个来自上海的白面书生，嘴里总哼着歌，不停给在贵阳工作的一位海外归来的广东小姐写英文信。同旅舍的学生，还有一个与我同系级的学生向联银。这人本是孤儿，是川东长老会一位美国传教土太太把他抚养成人的。他用略带美国音调的英语说一些日常用语没有问题，只是词汇量不大。向同学最擅长的是弹风琴，在家乡的时候，教堂做礼拜，他总是弹琴为教徒唱圣诗伴奏。可惜当年浙大分校穷得连一台风琴也没有，让这位同学英雄无用武之地。1943年年底，第一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时机来了，学校突然来了一位身份不凡的客人。这人身材不高，穿一身西装、足蹬尖头皮鞋，是一位满口宁波话的“小开”式学生。他是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广西几省长途跋涉来校报到的。难为他大箱小笼居然随身带来五六件行李。自九月初动身，路上走了三个多月。学校虽然早已开学，却允许他注册人学，毫不留难。原来这个人大有来头，他叫翁心梓，是中国鼎鼎大名的地质学博士，也是国民政府一位高官翁文灏的侄儿。翁心梓到永兴后，也住进我们旅舍。他带的箱笼，装满四季衣服和内地稀缺的生活用品。最令人吃惊的是一只小提箱里装的竟是一台舶来品手风琴，声音洪亮，音色优美。这次会弹琴的向联银可以大显身手了。翁心梓不只喜欢音乐，而且颇有组织才能，没过多久，他就把小旅舍的全体住户组成了一个合唱团。我们既唱聂耳、黄自作曲的中国歌，也唱福斯特的黑人歌曲和像《当我们年轻时候》那类美国电影歌曲。合唱团给我们在永兴上学的平凡、单调的日子带来了活跃的、生气勃勃的气氛。我至今仍然佩服这位远方来客，聪敏、活泼、脑子十分灵活，翁来了以后，我们这些只知道死读书的人仿佛被吹了一口仙气，开始手舞足蹈，准备上演一出话刷了。翁野心勃勃，在指挥我们唱会几支短曲外，竟准备排练至少有双声部合唱的《蓝色多瑙河》。他梦想扩大合唱队伍，招进几名女生来。可惜第二年开学，正当万物回春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家中拍来的电报，叫他急速去重庆。原来他的有财有势的亲族，已经为他安排好去美国留学的手续。他一到重庆，就将出国了。我们这帮同学，自然非常惜别，但也为他能有机会出国深造感到高兴。翁为了轻装走上征途，行前他把他带来的绝大部分衣物都分散给同学。一套西服他本想送给我，可惜他身躯瘦小，衣服我无法穿。我只拣了一件比较肥大些的春秋衫留下，作为对这位朋友的纪念。
该简单谈一下我在浙大永兴分校学习的情况了。负责外语系的教师是费培杰老师。费是贵州人，清华大学毕业，在美国留过学。在永兴他教我们英语精读和语音学。费老师精通音乐，会拉小提琴（在新年联欢会上表演过)。据我的一位老同学说，过去他教外文系学生英文语句声调时，有时会借助一支笛子，吹奏出高低音调示范。费老师身体不好，患有肺病，但教学非常认真。他教我们的教材均系自编。另外，由于学生基础知识差，他每周又增加两节英语辅助课，并为之编了一套简易教材，通过问答，既让同学熟悉英语基本句型，又扩大了词汇，纠正学生发音。我的英语程度虽然比同学略高，这一辅导课却也参加了。在当时那种既听不到英语广播，又无录音设备的年代，能有机会多多听说一些简单英语也是好的。一年级第二学期有一段时间，费老师因病不能来校授课，我们全班学生就自己组织起来胡乱学习。后来他病情有些好转，我们开始去他家上课。费老师住在永兴场东头郊外的一幢平房里。他并无家室，只有一名中老年男仆服侍他。我看到他家中有一个玻璃柜，装着二三十本原版书，多是社会学、教育学等专论书籍，也有一两本语言学理论书。我在永兴一年，感到最苦恼的就是无书可读。图书馆可以借到的英文书只是抗战前商务版的《莎士乐府》《伊尔文见闻录》《威克斐牧师传》等二三十种老书。国内新文学创作和文学刊物也极少。缺少书籍，是抗战期间内迁学校的普遍状况。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读书人无一不感到文化饥渴。
浙大永兴分校的英语老师除费培杰外，还有三位教公共英语的教师。学生按程度分成三个班，三位教师各准各一个学期三分之一教材，同一教材，轮换为各班上课。这样也好，教师节省了备课时间，学生也可以吸收每个教师的长处，比一个教师一学期（或一学年）从头到尾教一个班更可取。我们外文系学生在上费老师的专业课之外，也必须上公共英语课。一位说话带浓重南京口音的矮胖老师我对他印象不深，至今连姓名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的教材中有一篇选文名字是《新哀洛伊斯》。这篇文章我知道，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原来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卢梭，但内容同语言都没有什么特色。这位南京口音的老师讲起课来摇头晃脑、声调铿锵，充满感情，非常好笑。另两位，一位是个学者型中年人，名宋雪峰。新中国成立后他可能在张家口军事外语学校授课，我在50年代曾在某个刊物上读到过他翻译的几首英文诗。另一位是永兴唯一的女老师，冯斐女士。浙大迁返杭州后我听说她因为思想“左倾”曾被国民党速捕，后来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把她保释出来的。宋、冯两位老师当时都是单身，有时我去看其中 一位，常发现另一位也在座。我之所以同这两位老师比较亲近，是因为从他俩授课、选材中感受到他俩都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冯斐为学生选定的教材中有济慈、雪莱的诗。我那时正做着文学梦，迷醉于写新诗。但是我的品位不高。何其芳当时已经去延安投身革命，但我还是抱着他早年写的《画梦录》不放。我喜欢的另一位诗人是个大学教授翻译家赵瑞蕻。抗战期间，赵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先后在云南南菁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和四川中央大学外文系执教。我偶尔在后方报刊上读到他翻译的法国象征派诗歌，总是抄下来赏读。宋雪峰好像同赵有一定关系。我从宋口中听到不少有关诗歌翻译同写作的谈论。但我却从来不敢把自己的幼稚习作拿出来向他们求教。
在永兴读书的第二年春季，某一佳日，遵义来了一位外语系老师看望我们读英语的学生。这人不是遵义外文系主任（主任是佘坤珊)，但却与学生关系非常密切。他不只在教学上循循善诱，而且在课后与学生打成一片，言传身教，引导年轻人认清国内形势，树立正确人生观。这位老师就是引导我走进德国文学之门的张君川。外文系同学1943 年在遵义成立“戏剧班”，研讨西洋戏剧理论，实践戏剧活动，张君川老师亲自指导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张君川老师思想进步，对国民党各种反动措施非常不满。1945 年冬，西南联大惨案发生后，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浙大同学在遵义举行的追悼会。1946 年四五月，浙大回迁杭州，因校舍需要整修，开学推迟，夏秋两季，他在上海《侨商报》当记者，写了不少文章，抨击国民党独裁、腐败，招致当局忌恨，多次图谋暗害。幸赖校长竺可桢庇护，才未遭毒手。他知道我学过德语，也胡乱涂写过一些诗文，来永兴后，曾单独同我谈过几次话。我在永兴没有德国文学书可读，手头只有一本上海盗印本的《奥托德语口语及语法》，书后附有几首小诗，我在闲 暇时把其中一两首翻译成中文。张君川老师看过后为我指出几处误译的地方。他答应我，等我转到遵义本校后，他要单独辅导我读歌德、海涅、荷尔德林等德国诗人的诗篇。张君川毕业于清华大学，与吴宓是先后班同学，也是好友。吴宓后来去美国人哈佛大学进修，张君川却一直留在国内。他精通几国语言，研究西方戏剧，抗战后期，导演了好几出德国、俄罗斯名剧在遵义上演。
1944年秋，我到遵义上二年级课，张老师果然辅导我阅读了不少德国诗歌。他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另一位清华校友，就是那位古稀之年费时十八载翻译了但丁传世之作《神曲》的田德望老师。田自从在欧洲学成归国后，一直教德文，但专长却是意大利语言和文学。我到遵义后，当了一名工读生，为田先生教授的德语教材刻钢板，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德语知识。
1944年秋季开学前，我离开永兴来到遵义。我到遵义后，没有搬进何家巷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在老城杨柳街巷内)，而是听张君川老师安排，把简单行装搬到文庙街一幢居民楼里。文庙街是一条幽静老巷，离校本部只不过几步之遥。如果不去校本部，沿商业街东行就可以走到一个丁字路口。那是遵义南北通道上的闹市口。跨过马路，可以到街对面的电影院。大学的图书馆和一部分教室也簇集在近处的山坡上。
我搬进去的文庙街小楼有上下两层。楼上一侧是外文系戏剧班活动的场地，那是一间近三十米的厅房，位于楼梯左手。戏剧班几乎每周都在这里集会，研读戏剧，排练中外剧作片段，或者听君川老师请来的外人做学术性报告。楼上右侧分隔成前后两间，住着外文系两位高年级生，薄学文和汪积功。这两人是我的学兄，也是戏剧班的发起人。我搬来以后，硬是在他们两人中间安置了一张行军床，从此便和两位学长成为室友。薄、汪都比我年纪大，在学习和生活上对我多有照顾，新中国成立后，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执教，我的小女儿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于80年代初在外院毕业的。汪积功学兄，50 年代曾蒙受不白之冤，半生颠顿坎坷，直到改革开放后，不仅重返人间，而且由于他同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姻亲关系（连战夫人方瑀是汪的外甥女)，多次与连主席会面，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汪积功学兄现在荣任新安江市政协主席，为两岸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薄学文和汪积功两人在学校读书时，学习都极勤奋，而且都担当了不少社会工作。
我在遵义外文系二年级就读，主要课程是英国诗歌和英文习作，两门课都由系主任佘坤珊讲授，教西方戏剧的是张君川老师。天气好的时候，张老师喜欢把学生带到野外，在青草茸茸的山坡上席地而坐。别的课程还有法语（教师黄遵生广东人，是一位同盟会老党员，对学生很亲切)、哲学等。我的老毛病仍然不改，上课不好好听讲，课外却胡乱翻一些我似懂非懂的闲书。遵义校图书馆在市内丁字街外侧的山坡上，藏书倒也丰富。我不爱听佘坤珊按部就班讲他自编的英国诗歌，却从图书馆借了一些玄奥、晦 涩的作品，像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有人说他是现代派英美诗歌的先驱)，19 世纪后半叶的唯美派、无神论诗人斯温伯恩（他支持欧洲人民革命运动、攻击传统礼规，因此被反对者用他姓的谐音讥刺他是“罪恶之火”、“地狱中的火魔”)。这些诗我当然只看得懂片言只句，却每天捧在手中。倒是张君川老师教我读了不少歌德的诗，不只内容讲解透街，而且为我分析语法和用词，使我获益匪浅。若干年后，我翻译了两三部德国文学重头著作，不能不感谢君川师那时对我的培育。
戏剧班成立于1943年冬。平日聚会除研讨文艺和戏剧外，有时也选择中外名剧片段，分别由学生来朗读或排演。在我去遵义前，戏剧班至少已对外公开演出过两次。一次演《寄生草》，另一次演出的是一出德国三幕悲剧 Maria Magdalena，中文译名为《悔罪女》，作者弗利德里希．黑贝尔。张老师是这个剧本的译者，演出也是他指导的。竺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事有过记载（见《竺可桢日记》1944年5月28日日记)。我到遵义后，自然也参加了戏剧班的各种活动。我对戏剧和表演虽然兴趣不大，但这种增长知识，与同学交流思想的活动我还是乐于参加的。一次活动，戏剧班排练曹禺的名剧《日出》，我也被赶鸭子上架硬分配了剧中方达生一个角色。虽然台词不多，但穿上不知从哪个同学那里借来的一身西装，马上就手足无措，连脚步也迈不开，更不必说摆各种姿势了。我的缺点一向是不善表演。这在二十余年后我国经历的一段非常时期中对我非常不利。应该欢呼雀跃的时候露不出笑容，该义愤填磨的时候又不能做怒发冲冠状，这就活该倒霉了。
杨孔娴和另一位女生萧绿石是和我同时在永兴报到入学的，她俩是当年外文系与我同年级的唯一两位女性。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同这两人只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同学关系，后来相处日久，我才发现，这两位原来也是 “才女”，不仅爱好文学，看书很多，而且课余也写散文、短诗。杨笔名叫卡斌，萧笔名消逝，是萧绿石的谐音。这两位女性脸皮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写作向外公开，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到遵义以后，外文系有一位从浙江龙泉转来的写诗的学生杜念绍。我们四人凑在一起，经常单独聚会研讨新诗写作，就成立了一个诗社，杜建议叫黎明社，显示我们的朝气。当时还油印过两三本薄薄的册子。后来我参军离开学校，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油印小册子在杜念绍一人操持下已经发展成一本铅印刊物，而且流传到当时后方好几所学校的文学青年手中。我译的一首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一—“当你年老、发白、睡思昏沉，在炉火边打盹⋯⋯”也刊登在上面。我在永兴一度关系密切、转学重庆的女友估计就是看到我的译诗才又写信来同我联系的。杜念绍重听，与人交谈困难，但也正因为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向诗神缪斯求教，才写得一手好诗。
自1944 年夏六七月开始，美国海军展开强势反攻，日寇因在 太平洋战争中连连失利，与南洋的诸多古领区联系日趋困难，6 月初在侵华战场发动了湘北攻势，急欲在旱路打通一条南北通道。 国民党政府军队无力抵抗，在短短几个月内，连失名城，军队南 溃五六百公里。到了11月，桂林、柳州失守，月底，日军先头部 队已人侵贵州。12 月初，独山陷落，贵阳发发可危。这时，贵州 大学和浙江大学先后停课。浙大在校务会议上，有人主张疏散人 川，但更多人赞成留守当地，在黔北山区打游击。形势紧急，国 民党政府甚至在做迁都西康准备。传说蒋经国已奉命至西康部署。 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号召：“国难严重，爱国青年应该投笔 从戎，执干戈以卫社稷。”又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 万军”的壮烈口号，宣传大反攻将以青年军为主力、接受美国援 华的新式武器，经过三个月训练，开赴前线，收复失地。
在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蒋的号召甚至在一些高等院校 的学生中，也得到不少响应。特别是像我这种家乡已经沦人敌手， 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大后方的人，原来就是来参加抗战的，如今敌 人更侵人内地，连一张摆书桌的空间也要失去，与其等到敌人打 来再去打游击，真还不如穿上军装，到前方战场与敌人拼个你死 我活呢。就这样，没有太多的犹豫和思考，很多人都下决心报名 参军了。我也是其中一名报名者。但在离开学校去四川部队受训 前，自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传到我的耳中来，那是一种谨慎的、 暗中带有某种警告意味的声音。那声音说：蒋介石此举其实是在 树植个人势力，准备在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抗衡，争夺中国的领 导权。只可惜这种声音在国难临头、几乎人人处于亢奋与忧惧的 当口发出来，而且讲得不够清晰，对我这种思想尚在混沌状态中 的人，更难明白话中的大道理。当然了，也许先知先觉的人根本 就没想对我提出任何警戒。从在永兴起，我就认识一位哥们儿， 一位小同乡。后来知道他是南方局派来学校的地下工作者。可能 在他眼中，我是个只懂吟风弄月的纨绔子弟，不配和他坐以论道， 所以就索性让我到反面教员那里去接受教育去了。这也好，后来 我逐渐明白些事理，确实都是受了现实教育的结果。但这已是后 话，这里先不说。
我是这年11月14日在遵义浙大报的名。同我一起报名的还 有我的两位好友，机械系的韩有邦和土木系的张澄亚。他们两人 一个老家在徐州，一个在江阴，都早已沦陷。我们三个人，另外 还有一位在永兴读过浙大先修班的北平老乡沈正衡，那几年总是 摽在一起。就是在青年军，后来又考取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派往 昆明受训准备当译员，也一直没有分开。虽然由于美国投掷原子 弹，苏联红军出兵满洲，目本无条件投降，我们都没有轮到上前 线作战的机会，但我们始终是生死伙伴。1946 年浙大复员以后， 我同韩、张分开了。从此天各一方，一直无缘相聚。前两三年， 他们两人先后走完人生旅途，奔往另一神仙世界，走时都没想到 拉我一把，就不辞而别了。
根据当时记载，自当年10月起，前线吃紧，政府即派遣援军从四川、陕西等地源源不断南下。遵义是南行必经的通道，浙大师生积极开展劳军活动。遵义市内要道丁字口设有一个献金台，浙大同学轮流值班，接受市民募捐，并向过境国军捐献慰问品。戏剧班的学生积极参加劳军活动，并抓空排练了一出话剧《人约黄昏后》，为部队慰问演出。男女主角分别由外文系潘维白和萧绿石扮演。
既然谈到潘维白，我就再啰唆几句，介绍一下我这位品学兼 优、多才多艺的外文系学长。潘比我大概长一两岁，同上文谈到 的汪、薄两人同班，我同他后来一起参加青年军，又一起赴昆明 当译员。在青年军里，他是合唱团指挥，带领几十人的乐团高唱 抗战歌曲，在译员训练班他是篮球队健将，同另外几名健儿奋战 美军篮球队，为国人争光。大学毕业后，他在高校从事英语教学， 钻研古英语，成为这方面专家。可惜同大多数单纯、幼稚的知识 分子命运相同，50 年代遭受无中生有的打击，罚去农场劳改，度 过一段血泪生活。“文革”结束后，他重返讲坛，曾写诗明志： “愿将蜡炬春蚕意，换取清清维凤声。”两年前一个冬天，我突然 接到他打到家里的电话，原来他退休后，费了一番力量已经把户 口从遥远的边陲迁来北京。我们约定几天后再找几位老校友聚会 一次，共忆往昔峥嵘岁月。可惜还没等到聚会，他老兄就遽然离 去，想来天国那边已有人等着听他讲授古英语呢。
在戏剧班的一些活动中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述。由于日寇逼近 桂林，原来滞留该地的文化人（不少是从香港撤回的）纷纷避难 北上。这些人经过遵义，有人略作停留，也有人匆匆赶赴陪都重 庆。还有极个别的人觉得遵义人杰地灵，文化气息浓厚，便有了 长期居留的意愿。张君川老师不仅在文化界小有名气，而且同很 多人是旧交。他总是拉着过境客不放，请他们到戏剧班来给学生 讲点什么，或者讲文学艺术，或者介绍时局和形势，让我们这些 长期处于闭塞环境中的年轻人长些见识。在他请来讲话的人中， 有一个人是我国当代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张君川老师请他来分析 介绍罗曼•罗兰的名剧《爱与死的搏斗》，张老师有意以后在遵义 上演此刷。那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劳军或者做别的事，没有赶上参 加这次座谈。另一位请到戏刷班的名人是我很喜欢的作家端木蕻 良。日寇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继续向绥远、内蒙古一带扩张 势力，端木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愤而投笔从戎。他和几个同 学到绥远投人孙殿英的骑兵部队，准备同日寇一搏。但是他们几 个“学生兵”并没有捞到上战场杀敌的机会，倒是常常骑马在草 原上奔驰，练就了精湛的骑术。端木蕻良在部队里待了三个月就 打道回府了。这以后，他并未在清华复学，不久就去了上海，专 心从事写作。他是我非常心仪的一位作家。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 就读过他写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当时这本书刚出版不 久，就在爱国青年中风行一时。后来我又看了他写的一些短篇。 《遥远的风沙》是他在绥远参军后写的一个名篇。张老师这次能把 这位大作家请到戏剧班和我们座谈，叫我非常高兴。座谈结束后， 大家自由发言。端木答应我们他愿意回答任何有关文学和创作的 问题。我记得我曾问他，在颠沛流离的日子，一个人无法携带很 多家私，但书还是要带的。爱好文学的人随身应该带几本什么书。 端木没有具体说什么书最好，他只是说，看什么书主要还是依据 个人兴趣。值得反复阅读的大概还是那些经典著作和诗词。《红楼 梦》《聊斋志异》、唐诗、宋词等等。我曾读过端木用现代小说笔 法演义而成的几篇红楼梦故事，刊登在当时桂林出版的一本文学 刊物上，写得确实很好。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创作了《曹雪芹 传》，看来端木是极其喜爱《红楼梦》的。不过我怀疑在烽火连天 的战争岁月，有谁的行囊中总带着这样一部大部头书籍。他又说， 懂一点儿外文的当然也可以带一两本外文书，甚至带本外语词典。 端木还说了一个故事，西南联大有一名学生，抗战期间从长沙步 行去昆明。随身只带着一本英文字典，每天背若干英文单词。一 路走来，背会一页单词就撕毁一页，就这样在他走到昆明以后， 一本字典已经撕完，但是他已经把里面的词汇全都记在脑子里了。 端木讲的这件事实有其人，那人就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查 良铮（笔名穆旦)。这是若干年后我热衷阅读查译普希金抒情诗 时，出版社一位老编辑告诉我的。我在后方东奔西跑，因为生活 不稳定，所以一直不肯用功，时间虚掷，叫我深感愧悔。见到这 位我倾慕的作家后，我曾记下他给我的印象：“身材高大、长方 脸、高颧骨、五官楼角分明。穿一件半旧的方格西服上身，外套 灰布短大衣。与人谈话时笑声朗朗，让人感到亲切”。总的来说， 他的既落拓不羁、又豪近飒爽的姿态，正是我心目中一位带有某 些浪漫情调的年轻作家形象。当时知道一点文坛内幕的人都在议 论端木与萧红婚变的事。但在座谈会上，却没有人敢提这个问题。
1945年1月，青年军 201 至 207六个师正式成立，分驻四川 不同县份。3月又在江西成立了 208 和209 师。浙江大学入伍的学 生，根据丝可桢日记及个别同学记载共九十四人，加上浙大附中 及另外几个与浙大有关系的青年，参军总数超过一百。这些人于 1944 年年底，次年年初陆续到四川禁江 202师报到，编人驻在綦 江三溪镇的 604 团战炮营，在进行短期人伍培训后，再分人不同 兵种。入伍后除分发了新军服，每天起床集合，在操场听训话， 做些徒手操练外，军营生活并不紧张。倒是当时已临近旧历新年， 部队正准备过年。除了写标语、出壁报外，还预备搭一座戏台演 出节目。士兵们有时被命令到乡间去砍竹、伐树，准备搭舞台的 建筑材料，这倒给我们一个远足的机会。一年半以前，我初次人 川，搭乘一艘小机轮沿嘉陵江南下，四川农村的田园风光令我心 醉。现在终于有机会进一步欣赏这里的优美景色了。如果以前是 从远处观赏一幅画，现在却已是走入画中。可惜同美景一同收人 眼帘的还有令人心酸的四川农民的悲惨处境。我们从一家农舍砍 倒两粿竹子，正在往外拖，一个白发老太婆哭哭啼啼拉着我们军 服不放。我们砍走的是她们一家的命根子啊！最后还是我们几个 大兵掏腰包自己凑了些钱塞到老婆婆手里，才略觉心安一些。 准备新春演出，我最高兴的是练习大合唱。我们高唱抗战歌 曲：《松花江上》《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大刀向鬼子头上砍 去》。也唱一些老歌：《满江红》《白日登山望烽火》⋯随着嘹亮 的歌声在溪谷中荡漾，我们一些游子胸中的郁结也发泄出来。虽 然还没有置身战场，却已经热血沸腾了。合唱团的成员几乎清一 色是浙大学生，指挥就是外文系那位天才文艺家潘维白。他不只 精通音乐，还有一副好嗓子。在遵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戏剧班 在播声电影院公开演出一出话剧，大幕开启前，潘维白在幕后引 吭高歌一首英文名曲，使全场震动。
新兵集结的战炮连营房在三溪电化冶炼厂（那里还有几位浙 大早期毕业的校友）对岸山上。一月的三溪已是隆冬季节，早上 到营房山下溪水中洗脸，冰冷浸骨。然后回来吃早饭，略事休息， 就开始一天的活动。
战炮连营房下瞰三江。江上有一座木桥，虽然建造了没有多 久。我们住进营盘时却已未老先衰，桥身明显下沉，只能通行人， 不能再承担过往车辆了。过了桥，就是古旧的三溪镇，唯一一条 主街沿江而建，呈弧形。镇上只有几家茶馆和小餐馆，供农民购 买日用品的杂货店和三两家小旅舍。倒是每逢三六九赶集的日子， 狭窄的街道总是挤满用白毛巾裹头的农民，熙来攘往，一片繁忙 景象。我们在营房里每天的日课是七小时以上的操练和掘战壕等 体力劳动。连里偶尔抽调几名士兵（多半是浙大从军学生）到镇 上巡逻是我们企望得到的美差。原来青年军师部接获情报，有个 别四川当地的“兵油子”混进青年军，一旦五千元法币安家费拿 到手，穿上军装以后，就偷偷溜进某个小城镇，把军服脱下卖掉， 然后再重新人伍骗钱。战炮连派人到镇上巡逻就是检查到镇上去 的土兵，有没有上级颁发的通行证。我也有两次被选派当了大半 天巡逻兵。同三两个同伴装模作样地在街上兜一个来回，就找了 一家茶馆，泡上一杯沱茶，一边望街景，一边摆龙门阵。在四川 生活，泡茶馆实在是一种享受。我走遍大半个中国，在任何地方 也没有像在四川看到那么多茶馆。从在重庆沙坪坝，我就已经养 成在茶馆消磨时间的习惯。参军以后，旧习难改，仍然抓空（比 如派到外面出公差）坐两三个钟头茶馆。
春节到了，我们自然松散了两天。翻看我当年的记载，除夕 下午军中举行庆祝会，士兵们早有准备，上台表演了几个节目。 晚餐非常丰富，有鸡有肉，还破例喝了几口酒。平日吃饭的时候 总要喊的“立正、稍息、开动”一套口号也免了。大家都争着嬉 笑、喧哗，把一切烦恼事暂时抛在脑后。晚饭后，有人留在营房 里写信、聊天，也有些人簇拥着到镇上去消磨时间。根据四川人 的风俗习惯，过年要吃汤圆，镇上的三四家甜食店家家挤满顾客。 这个晚上我同韩、张等几个好友，在镇上找到一家北方老乡开的 馆子，吃了一盘水饺。之后又买了不少花炮，一边走一边放，身 后跟了一大堆孩子。我们给了两个穿新衣服的小女孩一大把旗火 (一种带一根苇秆儿的小火炮，点燃后可以钻到半天空上，当地人 叫火龙)。这两人说普通话，原来她俩是南京人，父母都在冶炼厂 工作。走到大木桥的时候，我叫大家每人擎着一支旗火，口喊

  • 一、二、三”，一齐点放，姜时，一条条火龙飞上天。只可惜火

药燃烧的时间过短，片时的光焰，片时的兴奋和欢乐，很快又都 包围在暗夜里。这就是我流浪到大后方过的一次除夕夜。
春节过后，军营中有两件大事值得一记。一件是从军人员分 科，根据个人填写的志愿，分到不同兵种。我大致记得浙大学生 分别分配到工兵营（原来浙大土木系的几个同学分去)、通信营 (电机系的同学)、山炮二营（即迫击炮营)、师直属连、辎重连和 搜索连几个单位。我同几个要好的同伴不愿分开，被分到搜索连。 我们原来填写志愿填的是辎重连，因为我们梦想从印度各驾一辆 载重卡车回来，不仅学到驾驶、修车技术（战后如不读书，也会 有吃饭的饭碗)，而且能到境外游历一番，长长见识。但是后来因 为报名学车的人多，所以把一部分人分到了搜索连。搜索连在作 战时是尖兵，需要侦察探路，危险性较大。但我们参军既然抱着 “为国捐躯”的志愿，危险不危险也就不计较了。四个月以后我和 一部分同学离开青年军，考取翻译，也不是因为怕去前线打仗， 而是国民党最初应许的诺言并未兑现。什么在青年军训练使用新 式武器啊，三个月开赴前线啊，都是空炮。继续待在青年军，只 是时光虚掷，具好另寻出路了。搜索连与辎重连营盘相连，我们 在辎重连的操练场地还看到停着一辆十轮卡车，士兵轮流实习驾 驶掌鴕。而在搜素连，两三个月过去，只进行过两次真枪实弹打 靶。还有一次旁观别人拆卸一挺轻机枪，我们士兵却根本无缘插 手。促使我们离开青年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军中几个月，我 们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把这支精锐当作自己私产，即使最初还没 有以之投入内战战场的明确想法，至少也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①。 这从我们在军中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中都可以清楚看到。2月 底，202 师举行人伍典礼，师长罗泽恺（亦作阁）出席，给全师 官兵讲话。罗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已提升为中将。蒋介石 为表示对青年军重视，要他降格当青年军师长。罗在大会上的发 言，不仅笑话百出，充分表现他的无知，而且并不掩饰他的反共 立场。罗吹嘘自己在西北多年（他曾任胡宗南一战区参谋长)，对 共产党了如指掌。说时还做了个手势，意为共产党掌握在他手心 里。罗泽恺的发言有很多毫无水平的话。譬如说他把那天的入伍 典礼比作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又说年轻人在军中应如何注 意“阴阳调和”，将来反攻武汉收复失地后，可以放假三天。这些 ① 根据江南著《蒋经国传》，蒋介石于1944年10月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 人员训练班”，委任蒋经国为中将主任。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华业后，蒋又宣布成立 “青年军总政治部”，蒋经国任主任。“政工即是首脑，蒋经国等于掌握了全军灵 魂⋯他已是实际上的统帅。”可见蒋介石成立青年军是为壮大自己力量，建立一 支”蒋家军•。关手青年军參战问题，江南说。“(青年军）延长训练，群先生有私 心。他曾说，经国的嫡系部队，不到牺牲关头，绝不轻言牺牲⋯⋯”1946年6月， 迫于事先曾经许诺，第一期招募的青年军只得复员（复员前还进行了三个月的预 备军官训练)，但在1947 年7月，庐山会议即决定重招新兵。根据《近代中国百年 史辞典》记载：这次招募新兵缩编成七个师，先后投入内战。207 师派往东北战 场，在辽沈战役中被全歼。206师1948 年在洛阳被全歼。205 师及其余四个师残劑 撤往台湾。可见1944 年冬成立青年军是用以同共产党争青年、争人心。
无耻言语让我们从高等学府出来的人听着实在不堪入耳。最后引 起大学生士兵和这位师长发生公开冲突的是有一名浙大学生当场 质问他，青年军究竟是“国军”还是“党军”。罗大怒，指着军帽 上青天白日帽徽说，这是什么？你们头上不都戴着党徽吗？一时 台下大哗，不断有人高喊：我们来当兵，是为了打日本，保卫国 家，不是为了党。罗泽恺非常尴尬，词穷而退。会后，同学仍然 十分激动。这场纠纷最后是由政治部派来一位副主任，对参军学 生讲了一通和稀泥的话，并明确表示，政府不会叫青年军去打内 战，事情才算平息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党军”“国军”之争竟触动青年军 202 师中反共成性的高官神经。他们秘密商谈，阴谋报复。一个月后， 山炮二营四连，就发生了浙大参军同学李家镐、易钟熙等五人被 秘密逮捕事件。
这五人被逮捕的时间，大约在3月底。消息传出后，同学义 愤填膺。部分同学立刻开会抗议，决定一方面派代表去重庆找训 练总监罗卓英和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交涉，一方面迅速把这件事向 校长竺可桢汇报，请他出面与军方交涉迅速放人。丝可桢当时正 在重庆开会，并为浙大失踪教授费巩奔走。听到这个消息后，于 4月中旬到綦江面见罗泽恺，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罗开始搪塞说， 这件事可能是下面人所为，自己并不知情。后来不能再为自己开 脱，只能承认拘人是不对的，他会查明办理。这件事前后经过竺 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被捕的五个人于5月获释。但 其后不久，战炮连余红基、熊易生两位同学又因出墙报刊登了 “言辞不妥”的文章被关禁闭。熊后来因精神失常由家人接走，余 据说直到9月才被释放。在这几个被捕同学中熊易生和李家镐后 来同我关系都很密切。熊在抗战胜利后到了北京，和我都是北京 大学进步学生社团呐喊社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在育才学校当教员。 李家镐同我一样，从青年军考取军事委员会译员，后来在跳伞部 队工作。“文革”后任上海石化总厂厂长，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可惜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两人都已弃离人世了。
1945年从1月到5月中下旬我在青年军服役近五个月，级别 一直是二等兵。编人搜索连后，因为个子高，列队时站在队首， 所以被连长指定当连属六个班中的某班班长。班长的职责包括早 晨起床检查内务，看看士兵的被褥是否折叠整齐，要叠成豆腐干 形才合格，列队时点名，喊立正、稍息口号，向连长报告。唯一 的“特权”是有时出勤务，可以领几名部下走出营房，外出执行 某项公差，趁机换换环境。连长隔一两周会把全连班长（我记得 共六人，都是浙大参军同学）召到他的住所，同我们谈些“知心 话”。譬如说，不久师里要对全体士兵进行一次笔头测验，考查文 化水平。他会在事前泄露两三个题目，希望搜索连在考试中，与 其他连队评比时名列前茅，为他脸上增光。连长姓名我不记得了， 他年纪不大，从军前曾在北平志成中学读过书，自认与我们从军 同学同属知识阶层。他说话没什么顾忌，常常发表一些过头的甚 至荒唐言论，什么胜利后，青年军要驻日本本土啊，等等。蔡江 县城里有从下江来的母女两人开了个猪油菜饭馆。母亲已经徐娘 半老，女儿倒还年轻。“这两人行迹有些可疑，会不会是敌人派来 刺探军情的呢？”到底是我们的连长警觉性高。他告诉我们，他正 着手侦察。连长这一席话，引起不少士兵兴趣。我也同两个伙伴 趁周日休假，去禁江县城吃了顿猪油菜饭。我们发现，开餐馆的 “菜饭小姐”也不是什么出众的美女，只不过来自沿海地带，衣服 穿得时髦一点，讲话也带着明显江浙口音而已。据连里同伴说， 最近确实有人看到连长频繁出人这家餐馆。看来他已对这母女两 人下功夫。不过他扬言开餐馆的女人可能是间谍却没人相信。事 实是，人伍以后，我们经常听到“首长”们讲一些荒唐话，大家 多半一笑置之，只是叫我们日益对青年军失望，感到这些带兵的 人实在不是称职的军人而已。
近三个多月过去，新式武器连影子也未见到，开赴前线更是 遥遥无期。再加上李家镐等同学被捕，暴露了军中思想专制。另 外，我们还听过从小道传来的消息，蒋介石曾经放过话：训练期 满还要延长，经国的嫡系部队（指青年军）不到最后关头，绝不 轻言牺牲。这就更加使我们寒心，不禁怀疑，到青年军人伍是不 是抗日救国之道。要是真想上战场杀敌，一定还有别的道路可走， 我们难道一定要在这里死熬吗？这种思想在我们参军的大学生中 逐渐滋生、蔓延，个别思想激进的人甚至提出浙大同学可以考虑 “集体退伍”。这当然并不现实。办了正式人伍手续，穿上军服， 就很难再换回早已丢弃了的老百姓的衣服了。知识青年参军，一 切都在众目睽睽地注视下，我们已经迈开步子不可能再退缩回 去了。
我和两三个要好的伙伴，不断议论这件事。当然了，我们议 论不出什么更好的“自救之路”，唯一能做到的只能等待。时间会 改变一切。在青年军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前，我们要争取到一 点自由空间，多看几本书充实自己，尽量不要荒废在大学学到的 一点知识。我为自己想了两个办法逃避军中的机械生活。我得到 连长同意，同三两个同伴为连里编写墙报，每十天出版一期，写 稿、抄录、张贴，减少了我不少出操的劳役。另外，我和一个爱 读书的安徽小青年约好，每天清晨早起一个半小时，点一盏油灯， 在饭厅里用功看一点书。如果可能，我还要争取写一点随笔、日 记类的小文章。同我一起起早读书的小友姓表，家在徐州，家乡 早已沦陷。他跟随做小生意的父亲逃来内地，勉强读完中学，无 力升学，就参加了青年军。裴几次表示要我教他英语，他说把英 语学好，抗战胜利后起码能在学校教书混碗饭吃。我告诉他，学 一门外语，必须长期坚持不懈。我不能保证我能在青年军里待多 久。我说我可以帮助他学好国际音标，他今后可以自学。我还给 他讲了那个西南联大学生一路走一路背英语词典的故事。裴同意 我的办法，很快他就托人从重庆弄来一本用国际音标注音的英语 词典。我同表的早读计划进行了一个多月，虽然因睡眠少白天有 些困倦，但我们一直坚持下来。 5月初来了一个好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这时胜利 结束，美军把反攻重点移至远东，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大批 美军进驻国内，英语译员需求随之大增。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想方 设法挖掘这方面人才。我们参加青年军的大学生自然是一个丰富 资源，不久师部就接到命令，叫会英语的士兵踊跃报名。5月中， 外事局派来一位考官，到202师下属几个基层进行面试。至今我 还记得当年面试的一些情况。考场就设在我们的饭厅，考官坐在 一张桌子后面，参加考试的人一个个走进考场，坐在对面椅子上 等候考问。我注意到这位考官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虽然是文 职官员（级别可能是上校)，却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桌子上摆着 他随身带着的一个鼓鼓裝囊的大皮包。我们应试的人自然有些惴 惴不安，不知考试是什么架势。没有想到，考试很容易，搜索连 报名应试的近二十人，大部分都通过了。我记得口试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十个句子，从中文译为英文，其中一个句子是“从中 国乘船赴欧洲需要一个多月时间”，对一些英语句型不熟悉的人可 能难一些。第二部分是口语问答。考官的一个问题是：“你对今年 三月先政协进会提出要还政于国民大会有何看法？”当时與论正在 争议：是该还政于各党派联合大会还是还政于国民党一手操纵的 国民大会。我心想：这可能是考官用以考察我们的思想、立场问 题。我不想明白表示看法，陷入考官设的圈套，就回答说：我现 在最关心的是进行反攻，打败日本鬼子。没有时间考虑国内政治 问题。我的回答得到考官赞许。过后，他对全体应试人总结时说， 如果外国人问你这类棘手问题，你完全可以避而不答。
很快就放榜了，202 师考取译员的共约四十人，乘一辆美制 十轮大卡，被送往重庆。几天后，一架美国空军货机又把我们转 载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代外事局设立的议员训练班 (Interpreters’ School) 培训，正式取得译员资格。
1945 年5月下旬，一辆十轮大卡车把綦江202 师考取译员训 练班的青年军士兵接往重庆。在重庆市内临江一条街的空房里住 了两三天以后，立刻飞往昆明。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一架美军 运输机，机舱里只有两排彼此面对的简易座位。我不记得座位上 安裝着什么安全带，我们随身带的简单行李就放在脚下。飞机从 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估计不到两个小时（我当时还没有手表， 无法知道准确飞行时间）就在昆明星贡机场着陆。我不敢相信这 么短时间自己就已经置身于千里外的另一座城市，但重庆为两江 挟持，机场常常笼罩在迷蒙的雾霭中，而这里的机场不但非常辽 阔，机坪上停着更多飞机，而且碧空如洗，空气清新，虽然已进 人夏季，却凉风习习，一点不感到郁热。译员训练班在市区尽西 端，靠近郊野。有时进城逛街，多走几步路，就可以穿过翠湖， 在长堤上漫步，欣赏一下湖光水色和拂波垂柳。训练班离西南联 合大学不远，训练班除生活、后勤由军委员外事局派了几名下级 军官负责外，教学及行政管理均委托西南联大代办。西南联大社 会学、民族学教授吴泽霖担任译员训练班主任。吴泽霖从事教育 多年，抗战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由于他同联大关系密切， 译员训练班历届授课教师，除一部分直接聘请美国军中人员担任 外，几乎清一色都是联大教员。我是第八期译员训练班学员，时 间大约是 1945 年6一7月（训练期为六周，我与一部分学员提前 结业）。我们上课有一套40课时的英语教材，主要是日常生活用 语和军事用语。上午上大课，主讲是两个美国人（他们的身份都 是传教士)，另一个中国人张上校在课堂上做翻译和解释。下午分 小班上课，练习口语。我不喜欢为我们上口语课的那位中国教员， 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但记得他上课没有教材，每次选定一个题目， 如国外生活习惯、礼俗、美国的政治，之后便滔滔不绝地信口讲 下去。每节课结束前向学生提问几个问题，算是练习口语。我还 记得有一次他选择的讲题是如何用英文写求职信。我心里想，我 一辈子也不会写这种信，从此对上他的课就毫无兴趣了。我感兴 趣的是，译训班每周都请一位联大老师给全体学生作报告。留在 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潘光旦来作报告，另一次是费孝通。 当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垮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败局已定，美国轰 炸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人们对抗战胜利信心加强，转而思考胜 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联大来译训班作报告的教师或多或少对这 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在青年军参加译员面试时，考官曾 经问我对政府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有何意见，那正是当前国内有识 之土热议的问题。国民党坚持还政于自己一手操办的国民大会， 而思想进步坚持中国必须走民主道路的人则主张“还政于民，还 军于国”。来作报告的教授都学有专长。当时我对他们的大著，什 么优生学啊、乡土建设啊，都一无所知。但是他们谈到的中国人 口问题，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等问题，都与中国前途息息相关。 我一向耳目闭塞，对现实认识不清。译训班组织的这些报告会开 启了我的脑子，有如呼吸到一股清新空气，朦胧中，引起我对民 主、自由的向往。
在译训班受训的一个多月可以说是从我参军以来最愉快的一 段日子。思想上，视野比以前开阔了；生活上，译训班组织的各 种文娱、体育活动叫人不再感觉日子过得单调。我们喜欢跟一位 美军军士学唱英文歌。他发给每人一本歌集，美国民歌、电影插 曲、“一战”期间军中流行的歌曲，非常丰富。“It’sa long way to Tipperary”（“到蒂珀雷里去是一条漫长的路”，蒂珀雷里是爱尔兰 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小镇）是派往欧洲大陆作战的英国士兵唱的思 乡曲。歌中还有匹卡底里、菜斯特广场等一些英伦著名的街区名。 我们引吭高歌，不由也勾起自己的思乡之情。译训班也很注意我 们的体育活动。从202师考取译训班的浙大同学，有七八个人都 是篮球健将，刘长庚、潘维白、陈强楚、孔祥玑、沈正衡⋯⋯一 上球场个个有如生龙活虎。每隔三五天译训班的篮球队都同近邻 的美国驻军进行一次友谊赛。美军篮球队员虽然人高马大，交起 锋来有时却也败在译训班球队手里。比赛的时候，我们一些不会 打球的人也都到场助威，为队友加油。在赛场上，双方争夺虽然 激烈，但气氛仍然是友好的。就这样，我们这些未来的译员们还 没有和美军士兵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在日常生活中却已经相互沟 通，建立起友谊了。
到昆明以后，还有一件叫我大喜过望的事，就是几乎每天都 可以看一两场电影。这仍然是沾了我们近邻——一座美国驻军军 营的光。夜幕降临不久，值星官一吹哨，译员很快就排好队，步 行一小段路，走到邻近美军营房中一个篮球场。电影是露天放映 的，银幕设在操场一端，观众分散坐在看台上或者在操场上席地 而坐。放映的电影大多是新片，但偶尔也演一些老片，我在北平 就已经看过，像《悲惨世界》《纽约奇谭》(Tales from Manhat- tan）等等。美国大兵似乎对这类文艺片不感兴趣，喜欢看的是歌 舞片、喜刷片。一看到银幕上美女大腿如林，就又是呼哨，又是 喊叫。滑稽逗笑的影片也受欢迎。胖哈代、瘦劳瑞一对活宝和马 克斯三兄弟那时似乎已经过时。有点冷幽默的滑稽新星鲍勃•霍 普①和以唱流行歌曲闻名的宾•克罗斯比②当时正在走红。这两位 大腕曾合作拍摄了一系列显示世界各地风光的喜刷片，如《通向 缅甸之路》《通向新加坡之路》等，大受人们欢迎。
我在昆明从军时爱看电影，另一重要原因是，每次放映某一 影片，开始时都有很长一段时事新闻节目。看到美国海军、空军 在太平洋上击沉日本军舰，或者美国海军陆战队强行在某一海岛 登陆，日本守军被歼，大快人心。中国多年受日本欺凌、屈辱， 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昆明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到市区地推上淘书。由于大 批美军拥人，随之也有大量英文书流进中国。这些书有的是消闲 读物，也有不少有价值的文学和经典著作。美军看完了，一旦驻 地换防，就随手抛弃，流落到地摊上，售价极低，几与废纸相等。 ① 鲍勃，霍普，英国出生的美国喜剧和电影演员，1944 年电台广播节目收 听率最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美国对越南作战，他曾多次为军队巡回演出， 获得美国国会荣誉勋章。中国人熱知的美国喜剧片《出水芙蓉》就是他主演的。 ② 宾•克罗斯比，美国有名歌星和歌曲作者，享有国际南誉，常与黑人小号 手阿姆斯特朗共同演出爵士歌曲。早年录制的唱片《白色的圣诞节》为 20 世纪最 流行歌曲之一。
我每次进城，总要到金马碧鸡坊一带逛地摊，选一些值得收藏的 带回住所。战时美国军中版的口袋书同现在的口袋书式样不同。 这种书是长条横开本，书页从中间用书钉固定，不用胶粘，所以 书页不易脱落。军中口袋书按内容分大小厚薄两种，每二十本合 为一集，包括不同体裁、不同时代的作品。我在昆明待了一个多 月，大概买了三四十本，我记得名字的有美国梅尔维尔写的《白 鲸记》、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集、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和几本诗 集。至今恐怕仍有三两本夹在我的乱书堆里。
在译训班上了一个月课以后，经过一次考试，一部分成绩优秀 的学生提前毕业，转到一处叫“派遣站”(Interpreters’ Pool） 的营 地等待分配。派造站设在西郊黑林铺，后来是否迁到北校场我不 记得了。在派造站里，生活更加轻松。除了上午有一个美国军人 给大家上上操，按照一本教材学一些军事用语和武器零件名称外， 就没有别的事干了。我们从青年军考取来的浙大同学几乎全体都 提前毕业到派遣站等待分配工作。下午没有事不是进城闲逛就是 去游览昆明郊区的一些名胜。大观楼、黑龙潭、铜瓦寺（又称金 殿），这些地方我们在一周内几乎都走遍了。黑林铺派遣站留给我 的最佳印象是那里的伙食。宣威火腿炒饭大米略带黏性，火腿油 而不膩，至今我仍念念不忘。可惜这种神仙生活我过得很短，刚 刚过了一两个礼拜，就有人相中我，把我接走了。
那是一个周一，我们集队操练后，一个美国军官把我们十几 个从青年军考取的译员召集到另一处，对我们说，有一个参加实 际作战的单位需要受过军事训练、英语水平较高的译员，我们愿 意不愿意做这项工作。如果愿意可以同他们派来的人面谈。我是 愿意做这项工作的译员之一。来人同我单独谈了一刻钟话。他首 先告诉我，他供职的军事单位任务是到敌后进行破坏活动，工作 有一定危险性。我对他说，我原来在大学读书，放弃学习出来当 兵就是要参加战斗。他详细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有没有作战经 验？受过哪些军事训练？掌握了什么技术等。看来他对我还算满 意。告诉我他可以录取我参加他的单位。我需要先经过一个时期 训练，爆破、通讯、使用新式作战武器，必要时还要练习跳伞。 后来我知道，我要参加的单位是美国战略战策作战部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译作美军战略服务局)Q。这一作战机构，成 立于1942 年7月，专事破坏敌占区内机场、铁路、弹药库等军事 设施。战略战策作战部下分两个部分，一部称“行动组”(Opera- tion Group，即伞兵部队，对外称鸿翔部队)，另一部称“特别行 动组”(Special Operations)。与我一同参加 OSS 的浙江大学同学 有陈强楚、刘长庚、李家镐等人都分到行动组（O.G.）。我则被 分配到特别行动组（S.0.）中去。鸿翔部队训练跳伞的空场离派 遣站不远（可能在岗头村，我记不清了），我们在派遣站等候分配 时，就能看到远处伞兵做跳伞练习。据参加跳伞队的译员说，他 们自称“突击总队”，总队下辖四个大队（一说二十个大队)，庄 美国人进行训练。 ① OSS建立后在中国战场进行的敌后破坏行动，见诸记载的、有下列几项： 一、0.G.行动 1945 年7月12日，180名中国伞兵及美国顾问自昆明呈贡机 场飞往广东开平县巷城镇空降着陆，进行游击战，袋扰海南岛日军北撤行动。7月 18日伞兵500余人空降广西丹竹，与地面部队配合，攻占当地日军机场。另一次 在7月27日，100 余名伞兵空降衡阳西洪罗庙一带，与当地游击队配合装击日军 车队及据点。以上行动均由O.G.组美军顾问指导（资料见台湾1995年5月15日 期刊《万象系列》）。 二、S.O.行动 1945年8月9日塞尔Cyr 少校领导行动小组与中国军队配合 执行“猎犬行动”，炸毁河南开封黄河铁桥，破坏日军一列运载军火火车。日军宣 布投降前两日，展开“悲悯行动”（Mercy Mission)。成立八个小组乘陈纳德飞虎 队飞机奔赴日军在占领区建立的集中营救援盟军战俘（资料见“维基百科英语网” 和《OSS在中国》一书)。
我参加的特别行动组训练营地在开远，在云南省东南部，距 昆明约两百余公里。我在昆明市 OSS 总部报到，领取美军卡其军 服和蚊帐、水壶、饭盒、手电筒等生活用品后，隔日又拿到一张 去开远的火车票，就同三四个美国大兵一起乘坐火车驶往开远， 这是我在内地第一次乘坐火车。滇越路是一条窄轨铁路，原为法 国人在1910 年兴建。抗战军兴，云南与沿海省份万里相隔，交通 非常不便。在香港沦入日本人之手前，从江浙和沿海一带去内地 的人，不少先从香港乘海轮到河内，再转乘火车北上。1942 年中 国把滇越铁路收回，自己经营，但铁路上的机车、客车车厢和其 他设施都是原先遗留下的旧物，一切都未改变。我在车厢里甚至 还发现不少用法语拼写的标志。 乘上狭窄的车厢，像是搭上一列玩具火车，第一个感觉是极 不舒适，座椅与座椅之间的空隙非常狭小，很难把腿伸开。听说 有的车厢根本没有座位，行李随便堆放，乘客席地而坐。真难为 了与我同行的四个美国人。我同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从谈 话中我了解到，开远的营盘既是训练场地，也是S.Q.成员的驻扎 基地。和我一起去开远的美国人有两个刚刚执行完一项任务，现 在回基地休息。他们没有讲到什么地方去过，我当然也不便问。 一个年轻的通信兵是第一次来中国，无论看见什么（水牛耕田、 妇女用背篓背着幼儿）都觉得新鲜，不断向我问长问短。这人有 个德文名字 Hirschwal（直译作麇鹿树林)，一听就是个德国姓氏。 我问了问，他果然是德裔犹太移民后代，不过他的德文早已忘光。 这个年轻人后来同我分到一个战斗组，如果日本晚投降几天，我 俩还真会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了呢。
我去的训练基地在开远西郊，距县城大约七八里路。这是依 傍着一条大河的一块开阔地，上面除了用作办公室、教室、饭厅、 食堂和仓库用的几幢简易建筑物外，还搭起两排账篷，供基地工 作人员住宿（为基地服务的中国劳工另有住处)。我到开远以后， 也住进一座帐篷。帐篷里摆着四张行军床，已经有一个中国译员 住在里面。我后来知道，这人姓王，原来是中央大学（战时内迁 重庆）的学生。他已经参加过一次战斗行动，在完成任务后，正 在基地休息。姓王的同伴人很开朗，我跟他很快就熟起来，听他 介绍了 S.Q.的很多情况，包括他参加敌后破坏行动的经历。我到 开远的第二天，有一位美军校官找我谈了一次话。这人是S.O.开 远基地的负责人。他首先说了说我的培训计划：要练习熟练使用 几种武器——手枪、冲锋枪、火箭筒，学会爆破（使用 TNT 炸 药）本领，练习简单收发电报技术，等等。训练时间为四周。四 周后训练期满，就等待命令准备行动了。他把我编进由四名美国 人组成的一个行动小组，今后我将与他们一起上课、打靶或到野 外行军演习。这四个人的名字当时我记在一个小本子里，可惜本 子“文革”中被我的专案组拿去，一直没有归还。我只记得四人 中有一个是和我同来开远的那个年轻通讯兵 Hirschwald，还有一 个叫 Farmer 的中尉。F.是个矮胖的南方人，爱说话，性格开朗。 后来我同他混熟了，问他入伍前做什么，他说：“你没有看见我的 姓吗？Farmer，我以前就是‘农夫’。”他有自己的一个小农场， 养了七八匹马。他给我看了他的家庭照片，老婆和两个胖孩子。 他很想家，常常哼唱《我的家最快乐》这支感伤歌曲。另一个军 人也是中尉，入伍前是中学英语教员。这个人爱看书，不管走到 哪里，衣服口袋里总装着一本军中版的口袋书。我和他谈话不多， 只有一次我发现他正在看一本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一《消失的 地平线》。这本书我也看过，讲的是云南的大山中的一个世外桃源 的故事，“香格里拉”一词就来源于这本小说。我跟他议论了几句 这类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他说他还看过赛珍珠写的小说《大 地》。他认为中国人信奉的“与世无争”、“知足常乐”这些生活信 条很有道理。不过今天到处打仗，恐怕中国人不能再过平和的日 子了。
我在开远接受军事训练，学会使用各种武器，手枪、带望远 镜瞄准的步枪、火箭筒、投掷手榴弹⋯⋯我最不喜欢练习收发电 报，滴滴答答的莫尔斯电报信号总是记不清。我的美国教练发现 我的手指比脚趾还笨，宽慰我说，学不会没关系，我们每个战斗 组都有正式通讯员，你只要学会发 SOS求救就可以了，那可是救 命信号。同美国大兵一起轻松愉快。当头儿的也不端架子，常同 下属开玩笑。有一回去野外作业，中午在外面休息，自己做饭。 他们叫我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去买些鸡蛋，我已经走了很远，一个 美国人在后面喊，叫我再带回点儿什么，我没有听清，气喘吁吁 地往回走，想问清楚。“农场主”对我大声喊：“快走吧。他跟你 开玩笑呢。他叫你从村子里带一个 blonde（金发女郎）回来。”
我最喜欢的训练项目是野外作业。小组四五个人开一辆吉普 车，在乡下乱跑。经过桥梁、小火车站，看见停在铁轨上的机车， 就研究如何进行爆破。该用多少数量的炸药，如何把炸药固定在爆 破物上，等等。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被爆破物的关键部位，什么地 方最脆弱。比如说，要炸毁一辆机车，最好炸它的汽紅。铁路致命 的地方是铁轨转辙器。小组长很想教我们爆炸飞机，可惜开远附近 一带没有机场可以供我们实地研究飞机构造。
有很多次我们乘吉普车外出只是在外面闲荡，“游山玩水”。 有一天下午，我们想不出要去什么地方，我建议到山区少数民族 村落去看看。我听本地人说，离开远市几十里外的山区住有彝族 人。美国人不同意去，他们说路太远，而且路况太坏。我想他们 说得很对，进山后多半无路可走。又有一次，我提议去开远南面 百十里路的个旧。我知道那是中国有名的锡都，锡产量占中国一 半左右。个旧县城保存完好，据说西南联大曾在城里建立过分校。 这次美国人听从了，但是吉普车开到城门口，却被两名美国宪兵 拦住，叫我们掉头离开。因为这一带离国境线不远，越南已为日 军占领，美国军方不允许自己的士兵到处乱跑。我在美国部队期 间，发现他们严守纪律，行动不敢越轨。有一次外出作业，归来 经过开远市街。我因为天天在美军部队食堂吃淡而无味的美国罐 头食品，很想吃一顿中国饭，换换口味，就邀请他们停车同我一 起去一家面馆吃碗面条，我的美国同伴不肯。原来不在市街上吃 中国饭也是美军禁令之一。
在开远受训期间，有一天我住的账篷里又来了一位中国客人， 他告诉我他叫关国华。这是他当时的化名。在以后我们相互交往 的十余年间，我一直叫他这个名字。关比我年长十余岁，原籍辽 宁，曾在日本留学。后来潜入美内，到国统区参加抗日。他在国 民党海军部任职，这次派到S.0. 来是为了观察美国援华新式武 器情况。关为人爽直，与我又是同乡，所以很快就同我无所不谈。 我从离开老家，进了“社会大学”以后，已经受了不少教育。特 别是在国民党青年军入伍几个月，对中国的现状开始有了认识。 在昆明听几位西南联大教授的演讲，对我也有所触动。这次与关 相识，两人随意聊天，他却有意为我分析了国内抗战形势。我逐 渐了解，自从日寇人侵，除国民党部队和一些非嫡系部队在主战 场抗击日军外，广大敌占区还活动着上百万游击队。这是由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力量非常雄厚的一支大军，牵扯着敌人不敢大举进 攻重庆。关对我说，我现在参加 S.O. 去敌后进行破坏，很可能 要到共产党打游击的地区，我必须对形势认识清楚。如果同游击 队遭遇，一定同他们搞好关系，枪口一致对外①。
当时我们究竟是初识，有些话关国华说得还不透彻，但是话 里话外，我已明白了他的弦外之音。看来中国存在着两股力量。 眼下大敌当前，双方一致对外。将来把敌人遂出国门．彼此如何 相处，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关国华在开远只停留了五六天 就匆匆离去，但在他走前，我们相互留下通信地址，约定今后保 持联系。1946 年浙大复员回杭州，我路过南京的时候，曾在他的 住所——国民党政府海军宿舍寄住了十来天。他仍旧单身，我在 他的宿舍里打地铺，晚饭后聊天，两人无所不谈。分别已近一年， 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并 积极准备打内战，引起全国人民公愤。爱国人士闻一多、李公朴 在昆明被暗杀，更加暴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民主爱国学生运 动在全国院校风起云涌。我复员回浙大后也积极投人各种民主活 动。在与关国华通信中，我不时告诉他我的情况，他也不断寄给 ① 关国华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OSS派出的行动小组，如果去的地方是 共军控制地区，与当地游击队遭遇，结果如何？双方是否会协同作战，抑或美方 人员受到钳制？当时我没有政治头脑，对这个问题无从作答。今天重新思考，想 來这应该由 OSS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好坏来决定。近读 Mao Chun Yu（美国海军学 院副教授）著英文本 OSS in 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对此有所阐述。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为获取更多敌方情报，急欲与延安方面建立联系，另一 方面，共产党也希望得到美国军援。双方几次在延安会晤，商谈 OSS 在游击区建 立情报网以及与共方开展军事合作事宜，1944年11月3日，OSS 高级军官 Joln Paton Davies 和 David Barrett 应邀赴延安，听取叶剑英、周思来提出建议，美军能 否在共方配合下在连云港进行一次欧洲诺曼底式的登陆战，重创日军心腹地带。 12月14日OSS另一高级军官 Willis Bird 又去延安会谈，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八点军 事合作协议，包括在延安建立特别行动训练学校及为两万五千名游击队员提供武 器装备等。这些会谈决定虽未实现，但是足以说明 OSS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度 是良好的。但在日本投降前几个月，双方关系紧张。1945年5月发生 OUSS 四名美 国人在 Fuping 被共方扣押一事。日寇投降后，OSS成员 John Bircb 在山东半岛共 产党控制区被枪杀。美国OSS 驻华机构干1945 年9月宣布解散。

我上海、南京出版的进步报刊。这次在南京重逢，我同关国华相 处时间较长。他在了解清楚我的思想状况后，向我透露了他的身 份。原来他早已加人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海军部任职只是伪装， 实际上他一直在做地下工作。他劝我回北平后，一定要找到党的 地下组织，积极靠拢。中国是没有第二条出路的。关国华一直留 在南京工作。1946 年底，国其和谈破裂，共产党代表团撒离南 京。又过了一段时间，关的处境多半出了问题，他给我写信，叫 我在北平为他设法从北平进入冀中解放区。我替他把事情办妥了。 1947年秋天（或次年春）关同他的新婚夫人来北京，在我家住了 几天，我介绍他同北平地下党接上头@，平安投奔解放区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同他偶尔相互问候，但没有再见面。“文化 大革命”中，关所在的组织（我想是解放军海军大院）先后有两 次来人找我调查关的历史。第一次外调，来人问我问题实事求是， 态度也比较和缓。第二次来外调的人却有如凶神恶煞，恨不得当 场就逼我供认关是“美蒋双料特务’。“你们俩不都给美国情报机 构干过事吗？在云南开远密谋过什么?”我无法把事情跟他们说 清。这几个在红旗下长大、人伍不到几年的“小年轻”对抗战史 和中国历史知道多少？谁能为他们上几堂基础历史课？这两次外 调后来都没有下文，我再没听到关国华的任何消息了。乱世已经 过去，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年代留下的团团乱麻有多少还未解开？ 我连自己的档案里有什么未解之谜都弄不清，哪里有暇过问别人 的事呢？但话是这样说，有时候想起这位我在云南偶然认识的朋 友，我思想上的启蒙人，一直不与我联系，还是怅然若有所失。 ① 关于新中国成立前我与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系，我在《出亡记》中有 简单交代，这里不再赘述。我只能祈祷上苍，让他平安渡过“文革”这场浩劫吧！
8月初，这时我在开远受训已近一个月，我所属的行动小组 终于接到执行战斗任务的命令。再过十天，我们将与一连中国部 队配合，潜入日本占领下的越南，破坏某一军事设施。但在投入 战斗前，小组还要携带武器、装备演习一次负重行军。我们需要 熟练在丛林中作战的本领：辦识路径、选择地形以及露营、野炊 等技能。这时我们小组已经又派来一个美国校官任组长。我的同 伴们说，这人原在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积有丰富 的战斗经验。这位组长不喜欢在大热的天气里，背着沉重包袱在 丛林中走路。他决定把早地行军改为走水路。我们营盘边上的那 条大河，当地人有的说是红河上游元江的支流。组长想探索一下 这条河通不通红河，能否沿河而下，直达河内。他带领我们砍了 二三十根粗壮的竹子，又弄来裝汽油的直径近半米的空铁桶和一 捆捆铁丝。我们用这些材料制成一只长方形的竹筏，可以负载小 组五六个人同武器设备。我们每人选了一根长竹竿当撑杆。就这 样在一个晴朗的午后，脱下军服，每人只穿背心、短裤，全体登 上竹筏，开始远征。开始一段路，漂流非常顺利，我们把竹筏划 到河流中间，深处最浅也有两米多，可以说畅通无阻。在一两处 河流转弯的地方，水流湍急，竹筏有撞到岸边岩石的危险。我们 都及时用撑杆把筏子从石崖边撑开，没有倾覆。但是大约一个多 小时以后，河水逐渐变浅，经过一个浅滩时，卵石不断摩擦船底。 又走了一段路，遇到更浅的一片河滩，几块大岩石突出水面，竹 後下的铁桶也不断剐蹭大大小小的卵石。耳边只听到卵石同汽油 桶撞击时发出的一片叮叮咚咚的声音。终于，在嘎嘎声响中，捆 绑汽油桶的铁丝有的脱落、有的断裂，两三只汽油桶同竹筏分了 家，我们的水上运输工具搁浅在乱石滩上，一点不向前移动了。 幸好竹筏还被几只汽油桶托住，河水没有完全漫过筏面。我们只 好把筏上的物品一件件搬到岸上，找到一块干燥的坡地，搭起帐 篷，准备宿营。因为找不到正路，第二天身负重担，兜了大半天 圈子，直到黄昏，才狼狈不堪地回到营地。我们总算完成了一次 伟大的行军演习。
休整了两天，马上就要奔赴战场，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消息是8月 15 日传来的，实际上从8月上 旬起，日本战败就己成定局。8月6号，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 子弹；9号，在长崎又投下另一颗。苏联百万红军在中苏、中蒙 边境9号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10日下午重庆中央电台就 已经播出日本通过瑞士向盟军乞降的消息。但是直到14日，日本 天皇在皇宫内召开了御前会议，才宣读《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 条件投降。抗战八年，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余万，财产损失巨大， 无法计量，但终于把侵略者逐出国土。举国上下，扬眉吐气，欣 喜若狂。胜利消息传来没过几天，驻在开远的S.O.营地即行撤 离，我参加的战斗组也宣布解散。我随着美国人回到昆明，领到 一笔复员费，回到遵义继续读书。我的抗战梦从此结束。
1948年，国内内战方酣。国民党统治区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如 火如茶，我和D都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里。两年前，我从内迁贵 州的浙江大学返回故乡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在辅仁大学复学。 D 是辅仁历史系学生，比我低一年。我们同另外儿个同学组织了 一个读书会，研读进步书刊，讨论爱国学生运动形势，由此相识。 由于思想相投，接触频繁，感情日深。这一年暑假，因为D的家 在外地，受战火阻隔，即迁居到我家里。8月下旬，国民党为了 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成立了所谓的“特别刑事法庭”，并在报纸上 公布了北平各大院校共约 280余名学生的一份名单，声称这些人 都是“共匪学生”，准备进行大逮捕，D的名字也列人名单中。我 这时已转学到北京大学，尚未受到反动当局注意。D经常在我家， 她是否已被特务追踪？我住的地方特务是否调查清楚？一时尚无 法弄清。但是在我们看到报纸上公布的名单后，便立刻采取了对 策。为防万一，D必须隐蔽起来。离我住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私 人开设的医院——鼓楼医院。我同其中一位大夫相识，就把D带 去，假称她身体不适，要住院检查。这种私立医院，以赢利为目 的，对就诊病人，自然来者不拒。把D暂时安顿好以后，我立即 去找几个我深知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系的同学，联系逃往解放 区的路子。
我首先到北大去找施和徐。施是教育系的一位女同学，她同 我及另一位从台湾来北大求学的学生经常会面——可以说是一个 松散的三人学习小组。每次在施的宿舍聚会，或者议论解放战争 发展形势，或者交换个人思想情况。施的年岁稍长，思想成熟， 偶然还会介绍我们阅读解放区出版的文件和小册子。有一次，她 无心又似有意地问我：如果有机会，你是否愿意到一片新天地里 锻炼自己。可惜我当时对书本——或许也对女友过分眷恋，未能 领承她的好意，叫她对我失望。这次我找她，说明来意，她的回 答也叫我感到失望。干革命不一定去解放区，她说。我完全理解 她：她怎么能介绍我带着一个她不知底细的女性，到那神圣的土 地去呢？我又去找徐。徐是我的同班同学，曾介绍我参加了一个 进步的文艺社团，还约我为一份学生刊物撰稿。有一段时间，我 迁人他的宿舍，同住一个寝室，夜间促膝谈心。更重要的一件事 是，我曾把一份国民党特务组织调查的进步学生黑名单转给他， 托他递交给地下组织。这份名单是我同D的一个共同朋友- 个为生计所迫投进国民党警察学校的青年人偷偷抄来的。徐也认 识D，我们曾一起郊游过，因为徐那次摘了不少酸枣，所以D取 笑他，叫他“酸枣”。徐很乐意帮我们的忙，只是因为这时国民党 正在全市进行大速捕，联络受到破坏，所以我们必须等待。徐嘱 咐我，暂时叫D隐蔽一下。
从北大出来，我走到当时位于西安门南面不远的私立华北学 院，在华北学院读书的」是与我和D关系最密切的一位“战友”， 也是我最有把握的通往解放区的一条路子。」的地下党员身份早已 不向我俩保密。就在这一年春天，我的进步思想的启蒙者、一位 多年在白区工作的老同志，就是经我介绍，由」安排投奔到冀中 解放区去的①。我是」在华北学院宿舍的常客。但是这次我去找他 却过于鲁莽一—差一点自投罗网，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抓住。」 的两三个同屋看见我走进屋子，个个面露惊惶神色。一个平日我 较熟悉的同学低声说：“你怎么还往这里跑？没听说昨天夜里这里 出事了吗？他们带走了三四十个人。」因为拒捕还挨了打。你赶快 走吧！”我立刻转身出去。快走到校门的时候，发现有两三个身穿 便衣的人在附近徘徊，我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我非常镇静 地径直走进校门内一侧的一处公厕，在里面待了两分钟，定了定 神。然后一边系着裤子上的风纪扣，一边从容不迫地从那两个人 旁踱出大门。他们只是侧目看了我一眼，未加阻拦。就这样我平 ① 1945 年6月一7月，我以译员身份，在云南开远随美军援华一支特遣部队 受军事训练，准备空投敌后作战。已潜身国民党海军多年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关 国华（当时化名）也被派来研究美军新式武器。是他开导了我，叫我逐渐认识抗 战形梦和国共关系。从此我的思想发生变化，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1946 年我 复员北上，经过南京，住在关的海军宿舍，关向我透露了他的身份。我回北京后， 一直与他有联系。1947 年秋（或 1948 年春)，关需去解放区，一时与党联系中断， 是经我介绍，」在北京为他安排出走行程的。 安地逃出了鬼门关。
去解放区一时没有希望，在医院避风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 这一天我约D来到景山公园僻静处商讨出路问题。D提出她可以 绕道先回冀东老家，然后设法出山海关，到解放区大连去找一位 女友（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在警察学校受训的青年人的姐姐）。我 认为这样走道路险阳。当时国共两军仍在铁路沿线对峙，封锁极 严。我决不放心叫她一个单身女性冒这种风险。想来想去，最后 只有一个办法，到南方江浙一带避避风头。抗战后期，我去浙江 大学上了三年学，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战后浙大复员回杭州， 我的同学有不少已经毕业，在江浙一带工作，我同他们中个别人 一直保持着联系，只要找到其中任何一个，就能寻到一个避风港。 但是D不认识这些人，事出仓促，我也无法事先打招呼，我必须 同D一起走。万一到了那边联系不到熟人，我就同 D 暂时过一段 飘零生活吧！从大局看，东方已经显露曙光，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日近黄昏，D必须赶回医院，免人生疑。我俩在短短会晤后 又须分手。敌人正虎视耽耽地立在身旁。我同D每一次分开都可 能是长期阔别。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心同她一起出走的原因。 她在公园外面上了一辆人力车回医院，我则沿着景山东街缓 步向家中走去。这时候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从我身边风驰电掣地 驶过去。在匆匆一瞥中，我认出来立在车厢中的十几个青年男女 中有我认识的孙氏姐妹。她俩也是辅大的学生，家在北京。看来 反动派在搜捕完住校学生以后，正把魔掌伸向校外。我同D商定 好计划，必须立刻行动、不能再拖延了。
两天以后，从天津码头驶往上海的招商局致远号轮船上（这 是一艘货轮，但也搭乘了一部分旅客和溃散南逃的国民党士兵） 出现了一对年轻男女乘客。女客烫了头发，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 华丽旗袍，男的身着长衫，提着两件简单行李。在杂沓的人群中 并没有人对这两个人十分注意，因为当时京津一带比较富有的人 正纷纷南下，躲避战火。在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后，这两个逃亡 者终于踏上了上海外滩。
从天津码头登轮到次年 5月上海解放，头顶上阴霾廓清，我 和D重返家园，还有不少可以述说的故事，例如在上海阁楼中蛰 伏，在奉化县中两个月执教生活（想一想，“共匪学生”竟然潜伏 到蒋介石的老家教课，真是绝妙的讽刺！）。一个在陶行知创办的 育才学校工作的好友替D在他那里谋得一份教席。一个好心人对 我示警，叫我离开奉化。我丢弃行装潜往上海与D会合⋯⋯这些 故事如果一一写下来又要浪费许多宝贵篇幅。那就留待另一次再 写一篇《出亡记》下篇吧！

As a Student at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抗日战争中的浙大学生》中文版：
https://ncku1897.net/his/2017/10/28/214/

As a Student at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Kan Chia-ming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ume 14, 1980 – Issue 1
Published Online: 08 Dec 2014 | Views: 1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 was studying at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To mention National Chekiang for many seems to bring to mind the beautiful Western Lake, its lovely hills and clear waters, a paradise tapestry of fishing and rice-growing villages. However, during the terrible War of Resistance, as we moved from place to place, National Chekiang matured, becoming not only one among the best known universities in China so that the eminence of her reputation was known far and wide, but even today when her name is mentioned, people all nod their heads and recall that especially during those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cannon fire and bursting bombs National Chekiang was brilliant in many ways.

Across a Thousand Mountains and Ten Thousand Rivers into Kweichow Provin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 was studying at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To mention National Chekiang for many seems to bring to mind the beautiful Western Lake, its lovely hills and clear waters, a paradise tapestry of fishing and rice-growing villages. However, during the terrible War of Resistance, as we moved from place to place, National Chekiang matured, becoming not only one among the best known universities in China so that the eminence of her reputation was known far and wide, but even today when her name is mentioned, people all nod their heads and recall that especially during those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cannon fire and bursting bombe National
Chekiang was brilliant in many ways. When he visited China the English scholar Joseph Needham observed the painstaking Spirit and conditions of study, and once said that this was the Cambridge of China,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were the Search for Truth Institute [Ch’iu-shih shu-yüan 求是書院 and the Chekiang Higher Academy [Che-chiang Kao-teng hsieh-tan 浙江高等學堂]. The Institute was founded in the year 1897, and after a number of later changes, in 1927, that is the 16th year of the Republic, it became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with three schools of sciences and arts, engineering, and agriculture, comprising a total of nineteen departments.
In 1937, the military actions of the Resistance brought many kinds of hardship for National Chekiang, among them five migrations, one bombing, a great fire, but from the midst of a thousand disasters and hardships, the school grew to maturity, prospered and became firmly established, till it became a lighthouse in the storm, shining its beacon in all directions across the troubled seas.
In the winter of 1937, the city of Hangchow was invaded by the Japanese, and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rose up to join the Resistance, many of them joining with the army. Later as the storm intensified, National Chekiang was ordered to move west. The first-year students went to Hsi-t’ien-mu- shan西天目山 [about 75 km west of Hangchow] and the others went to Chien-te 建德[about 100 km southwest from Hangchow]. A few months later in a major migration, the university moved
from Chien-te to Chi-an 吉安 in Kiangsi Province [about 200 km south-southwest of Nanch’ang on the Kan Riverl, little expecting that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the situation would become so tense that we would be forced to move from Chi-an to T’ai-ho 泰和[about 30 km up the Kan River from Chi-anl. At T’ai-ho the situation was stable and peaceful for a while, but before very long we were again forced to move farther west again, to Yi-shan 宜山 in Kwangsi Province [some 180 km southwest of
of Kueilin]. At Yi-shan the school increased in size, adding eral departments, at the Same time setting up an eastern branch the university at Lung-ch’üan 龍泉 in Chekiang Isome 250 km south- southwest of Hangchow]. At this point we thought that we were out of trouble and that we could breathe a sigh of relief.
Who would have guessed that Yi-shan was an area in which both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were impoverished, so much so that many of our fellow students were not able to find adequate nourishment, and some of the women students because of 2 lack of iodine even developed goiter. The hardships became sO Severe
that among the students a phrase circulated that Yi-shan [“suitable mountain”] was “suitable for mountains and suitable for rivers, but not Suitable for man.” Later, for Some unknown reason, w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Japanese, who targeted 2 large-scale bombing raid against the main campus of National Chekiang. Fortunately, although the school suffered heavy losses, no one was killed, neither students nor faculty. On the contrary, one of the students who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severe mental or emotional shock, because he had been closed inside a room unable to flee at the sound of the alarm, regained full consciousness following the reverberating concussions of the explosions. Everyone dubbed this great bombing raid a “glorious cleansing.”
After more than a year at Yi-shan we moved once more, first sending the first-year students to Ch’ing -yen 青岩 in Kueichow Province 「30 km south of Kueiyang city], while the main part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schools of the arts, engineering, and the nor ral school moved to Tsun-yi遵義 [also in Kueichow, some 120 km north of Kueiyangl, while tie agriculture and science schools and the attached middle school
went to Mei-t’an湄潭 [60 km east of Tsun-yi]. A year later the first-year students also move to Yung-hsing-ckh’ang 永兴场 far from Mei-t’an 「20 km northeast of Mei-t’an], and after this we did not move again. In all, beginning in 1937, until a year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university underwent five or six major moves. Not until 1946 did we make the great return to Hangchow, one after the other.
I am afraid that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must be accounted the university that made the most moves and suffered the greatest hardship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Total Lack of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To speak of the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for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is a joke. Even today, I often think that it was really a miracle that we did not starve to death, or freeze to death, or die from illness Or disease.
As for clothing, forget about styles or fabrics; if we had anything to wrap around our bodies it was considered highly fortunate. Most of the male students usually wore ＆ plain shirt and trousers, and 计 he could wrap an old cotton quilt around
his body i winter he would attract sidelong glances. Most
popular among the women was a straight dress of blue cotton,
long and wide, covering them totally like a water pail. However, it was somewhat easier for the girls because they could
sew and mend, so such phenomena as “raising a sleeve and
seeing an elbow” having a hole in the sleeve of your clothes
your elbow showed through] or “empty in front and torn
in back” (when the front and back of cloth shoes and socks were
worn through) were quite rare. But for some the circumstances
were quite fascinating. After wearing a pair of socks, mending
them and mending them again, they would finally reach the point
where there was no way to mend them again, and then they
would cut off the bottoms of the socks and sew a piece of cloth
for new bottoms which would last for a while longer. For those
who were not so good at sewing there was still another method,
which was to pull your socks forward and just fold them over
SO that there were no longer “holes in front and empty in back.”
But this way your socks or stockings got shorter and shorter
until finally your ankle was nO longer covered and you had to
throw them out. In those days, not only the girls could handle
needle and thread, there were even some of the boys who could
sew, and no one laughed at them for being strange.
As for eating, the girls again had it somewhat easier. At
Tsun-yi, the women students volunteered to Supervise the
meals, while at Mei-t’an and Yung-hsing the men and women
students cooperated together. tt seemed that the only thing of
which there was ever enough was rice; vegetables and meats
were frightfully scarce and there were never enough. Those
who ate more than the others ended up eating rice alone. The women students’ eating manner was comparatively better. They were polite and generally understood in their hearts the portion of food due to each, holding to the rules such as “Like a
dragonfly sipping water,” and “eating six to one.” They managed to consume somewhat equally the vegetables and meats. “Like a dragonfly sipping water” meant that when the vegetables and meats arrived you must not take one big mouthful after the other, that it was only proper to eat like a dragonfly sipping water. For example, when the fermented bean curd was served, you must only take a little bit with the tips of your chopsticks.
“Eating six to one,” meant that you should take six mouthfuls of rice before one of vegetables and meats, and the six mouthfuls of rice must be divided into two sizes of helpings, one large mouthful and five small, only after which could you take a bite
of vegetables and meats. In this way sometimes there would even be a little bit of soup or broth left over, which as soon as the girls at that table had left, would always be stolen clean by
the boys. As for a table of eight male students, how those two
small plates of vegetables and meats were distributed was a
situation beyond the imagination. It was said that once one of
the male students really could not endure it any longer, and at
breakiast while eating soybeans sauteed in oil he finally had the
nerve to start “eating one to one thus provoking the anger of
another of the students at the table who deliberately took the
plate of soybeans and placed it in front of him, at which the two
started to fight so fiercely it was practically a war . One male fellow student once told me that other than the corpse of a dead man or of a fly, he would eat anything, that when he saw a side of pork in the food market he wanted to gO
raw, so pitiful was his situation: From this we can see what
times.
take a bite out of it
the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were during those
National Chekiang had three locations in northern Kueichow,
and except for a few new dormitories at Mei-t’an, the school
buildings at Tsun-yi and Yung-hsing for the most part were
borrowed temples and shrines and houses of impoverished
families of former high position, the conditions of which were
absurd. As for classrooms and laboratories, some classrooms
were made of boards the backs of which contained the angry
faces and round eyes of the images of fierce gods, while in
others there were two pillars as if there were a volleyball



court in the r00m. In Mei-t’ an two of the classrooms were
next to the street, and across the street lived some poor
ilies. One day just as we were about to start class, two women
fam-
from across the street started to shout and curse at each other.
At the time the weather was hot so the doors and windows were
wide open, so their shouting made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start
class, whereupon our teacher, Mr. Liu, who was about to start
lecturing, yelled over at them to stop fighting; but they were at
the peak of their shouting and going at it with a11 their might,
and what did they care whether you
held class or not? They
paid no attention. After a while the fighting had still not stopped,
so Mr . Liu stuck his head out of the window and shouted loudly
at them, “Hey, you two had better stop fighting, if you don’t I 11
call the military police to take you in.”
muzzles of their
At these words, the two women stopped fighting, turned the
guns out their windows, and with a deafening
roar shook their fists and stamped their feet cursing Mr. Liu,
startling him so much that he hurriedly drew his head back in
and slammed the window shut. By this point we could not help
breaking out into laughter, and I immediately took out a piece
next to me saying:
of paper and dashed off a note that T gave to the student sitting
Mr . Liu’s shouts aren’t worth a penny.”

“Women Wang curses the street and disrupts the school, but
Downloaded
When she read my two lines, she immediately covered her
mouth with her hand but still could not help bursting out laughing.
The dormitories were also fun. In order to save
had upper and lower bunks, with wooden plank beds, and plank
Space, all
desks, but we managed to get along. The most annoying thing
at that time was that at night the airplanes, cannons, and tanks
would come to disturb us. The airplanes were the mosquitoes,
the cannons were the fleas, and the tanks were the bedbugs.
Among these, the mosquitoes were the easiest to deal with
since a mosquito net could stop their devastating invasion. The
most annoying were the bedbugs which could hide anywhere and
you could never get rid of them. The most common way of kill-
ing the bedbugs was to carry the bed planks outside to sun, Or else to Soak them with boiling water. Then you could get Some
peace for a few days, but after a little while when you lifted up
your bedding, there on the bedboards would again be a number
of wriggling, crawling, stinking bedbugs. One year Mr. Fei
Kung 龍型 became dean of students and he had three important
injunctions, one of which was to kill bedbugs with boiling water，
from which you can see that although bedbugs are small they
can do a lot of harm, SO much so that they had already com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school authorities. Fleas are also very
annoying. These guys are very alert and quick, unlike the stu-
pid crawling bedbugs, and are thus very hard to catch.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fter you are fast asleep, you feel an itch
on your leg; immediately you sit
up in bed, but there is already
nothing to see. I had a friend who had a real talent for catching
fleas. She could hold the oil lantern in her left hand and swat
at a flea with her right. She would swat the led with her palm,
pull her hand back, and when she lifted it up between her thumb
and her middle finger there was always a flea. In one night ghe
could catch ten or more and would frequently catch them for uS.
Later we all called her “Lady Flea,” at which she got mad,
washed her hands of this task and would not heip us any more.
As for transportation, the female students had the most dif-

fieulty. Tsun-yi was divided between the new city and the old

city. The women’s dormitory was in the old city, while the
classrooms and library were in the new city, and a part of the
laboratory was outside the city. Running back and forth
day wa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unless
every
the hundred meter dash.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o cope with
you were really good at
was the fact that the classrooms on Ho-chia Street had no
women’s toilet, 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winter, to get up in the
morning, put three bowls of thin rice gruel into your belly and
impossible for anyone.
then try to sit through three classes in succession was virtually
Getting around in Mei-t’an seemed even more difficult. The
dining room was next to the men’s dormitory, and when you
walked out from the women’s dor mitory for a meal, you had
to CrOsS & small mountain slope traversed by a narrow winding


trail, then thread your way past the men’s dormitory before
arriving at the dining hall. This whole stretch was a muddy
unkept path which after successive rains became slippery and
treacherous. One careless misstep and you found yourself on
your back, both legs pointing skyward, or else both
and muddy and you
were buried in the mud. In either case your clothes got wet
your hands
had no choice but return to the dormitory.
There were always a few of the male students totally lacking
in sympathy and any sense of decency, who, when the weather
got like that, would stand at the windows watching from a safe
vantage point, and when one of the women students happened to
put on a particularly colorful performance by falling into the
mud, would clap and shout, raising a ruckus in the dormitory,
as a way of response. At that point you would neither cry nor
curse them.
laugh, but would really want to storm into their dormitory and
All in all,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food, clothing,
shelter, and transportation for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were really miserable, but somehow everyone managed, which
was probably due simply to the victory of mind over matter!
“You’ re All a Bunch of Country Hicks.”
One time when I was at a friend’s house for a dinner party,
one friend who had come out of a Christian school said:
of country hicks! “
“Boy, you National Chekiang students are really all a bunch
At that time, I simply laughed and replied:
“You’re absolutely right. Did you know that I was Once com-
mander of the country hick brigade ?”
In speaking of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you really
Can Say that we possessed the essence of “rusticity,” of which
we were quite proud. Under those conditions, a student with
a so-called foreign air had a hard time maintaining his position.
I remember that there was one student named John x who was
from Shanghai. Two students from my hometown despised hiim
him they would say:
and made a special point of picking on him. Whenever they saw
“Say, John X, how come your hair is black?”
“Hey, John X, here’s a bottle of blue color ink, why don’t
you take it and dye your eyes
with 计?”

Poor John x. He took a lot of insults. T Actually I knew him
quite weil. He was a kind person and a conscientious scholar.
Unfortunately he had a foreign name, and thus was always in-
sulted by others.
Perhaps this was a consequence of the atmosphere of those
times, especially of my generation which was born in worry
and grew up in war, Our heads full of nationalism that created
2 kind of atmosphere at National Chekiang. For example, if
someone should be in a happy mood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foreign and seeing you in the morning should call out a cheery
“Good Morning” [in Englishl, that person would be likely to be
greeted with eyes askance, and,
IAi! Eat Chinese rice. Why the foreign farts ?”
In this way, anyone with a “foreign air ” was attacked.
But National Chekiang was not the Boxers. What National
Chekiang students would not tolerate was “reverence for all
things foreign, ” or: “obsequiousness to foreigners.” On the
contrary, the new learning absorbed at National Chekiang was
not less than that at any school. Many of our textbooks were
in English. Among the courses I took, there were two in which
the practice books and experiment books were entirely in En-
$
glish. In the biology department there were two Indian students
who could not pronounce Chinese, and sometimes one of the stu-
dents would speak to them in English, and if he could not under-
stand them, someone else would try, and at times like this no
one would dare ridicule someone for foreign farts. National
Chekiang also had one Jewish women teacher who taught Ger-
man, and when she took her little dog out for 2 walk along the
river, no one ever said anything about her blond hair and blue
eyes, and everyone greeted her with smiles.
When you say something is “local” or Irustic’ I am afraid
that is only relative, not absolut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
tance I expect most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ies were like that.
However, National Chekiang had its own quota.
To say that National Chekiang did not stress English is not
necessarily true, but it did place special emphasis On our own
native born, native grown Chinese language.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Department had a student who put out announce-
ments or communications only in four or six character coup-
lets, which everyone really appreciated. One of the female students received two invitation cards to parties； one was written with a fountain pen, giving the date and address, while the
other was written in for mal characters with a brush, at the
very end of which was written, “respectfully await the pleasure
of your arrival.” This student declined the former invitation,
her reason being, “‘Anyone who writes such awfully distorted
characters must be like that himself. Who would want to spend
tiime with them?’ This of course was preiudiced, but it alsol
displayed a charming “rustic” quality.
The ” rustic’ quality of the women students at National
Chekiang had already become a custom. No matter how wealthy
a family she came from, no matter how important her father
was, once she entered the gates of National Chekiang, she put
On a plain blue Chinese dress and became another person from
head to toe. A number of the girls had trunks fulled with beau-
tiful dresses and high heeled shoes, but most of the time they
never wore them, until sometimes, in the evening when there
Downloaded by [University
was nothing to do, someone would suggest:
“‘Let’s get dressed up.”
At that a few good friends would laugh and giggle, put on red
lipstick and new dresses, and have fun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ir room.
Once when quite a few of us women students were just pass-
ing time in the dormitory,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of life, one
question asked was: “What kind of a person would you like to
marry?” Among all the students, not one said, “I would like
to marry someone with money or position,” Or “I want to marry
2 foreigner .” When 计 came my turn, I said,”T want to marry
someone who is like a knight of old, who can ride a horse and
shoot a bow.” They all stared and laughed wildly, replying,
“Quick, gO
find yourself a nomadic herds man!w (Heaven knows,
my husband, now, cannot even pull a bow, and he jumps when
he sees a snake.
Returning to the male students, they were charmingly “‘rus –
tic. You do not have to gO any further than to ask how many
of them, at that time, could dance? How many could tie a tie?
How many of them would dare cock their heads and whistle?
How many could use a knife and fork?
But none of them cared.
They would reply that these are insignificant. Who wouid deny
that this group of people were “‘country hicks”?
Strolling Along the River’s Edge,
Waiting for Someone in the Lobby Of the three locations of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in northern Kueichow, that at Mei-t’an had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There the mountains were bright and the water clear,
a landscape fitting for man. This wa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Mei River Bridge where the landscape was ex-
quisite, the Kiangnan of northern Kueichow. Most of the school
buildings, the dormitories and dining rooms, except for those
which were in older buildings, were newly built two-story build-
ings. In particular, the women’s dormitory, which was built
On the side of the mountain, surrounded by a bamboo fence, had
a certain charm.
The town of Mei-t’an was very small; it was neither a mar-
ket center nor a vital communications line. Ordinarily it was
very quiet and peaceful, SO the students had nowhere to go， and
besides reading, the only form of recreation was walking. Ev-
ery evening after dinner, in groups of three or five, one of boys,
another of girls, they would stroll down to the bankg of the Mei
River. This was an ideal time for everyone to run into each
other. Some of the male students were usually unwilling to
stand around outside the fence of the girls’ dormitory, not
wanting to run the risk of being given a hard time, so they took
advantage of these walks to look the girls over and get ac-
quainted. Usually, when we went out for a walk, once we
reached the Mei River Bridge, we would run into a certain
fellow student, nod and exchange greetings, continue walking
down to the bend in the river, run into that fellow student again,
and again nod and exchange a greeting, and who would believe
it, by the time we had walked around and were circling back toward the dormitory, we would run into that same fellow student yet again, and nod and exchange greetings for the third time. To meet thus three times in one evening, and to nod to
each other each time, the kind of friendship that was mutually
understood without being spoken, had a lingering charm. The
great majority of both the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at National
Chekiang had such sentiments. I have heard it said that some
of the boys who were more shy would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indulge their fantasy, by making the stroll along the Mei River
Some seven Or eight times in an evening. I don’t know whether
i is true Or not.
The atmosphere at Mei-t’an was comparatively open, which was not true at Tsun-yi. The girls dormitory On Willow Lane had double doors and a deep courtyard, SO you
could not enter directly from the street. When a male student came to visit,
he first had to relay his request to Old Chao, after which Old
Chao would go to the back of the courtyard and yell out:
“Miss so-and-so. You have a guest.”
The windows of the guest room directly faced the dormitory
behind, SO a lot of people soon knew who it was that had come
to visit this time, and he simply had to stiffen his neck until
the reply came back down, which sometimes was the voice of
someone calling down:
“‘So-and -so isn’t in.” Horrors! Hopes dashed, the dejected
victim could only lower his head and walk out.
gave
For a period of time, the office of dean of students apparently
the male students 2 hard time by making those who came
to visit sign their full names on something like a register, then
state whom they were visiting, after which Old Chao would
take the slip of paper to gO look for the person, and thus the
dean’s office would apparently be infor med and there would be
a record. At this point, some of the boys, waiting until Old
Chao had disappeared into the rear building to find the girl be-


ing called, would then reach down on the table and tear off the
file stub they had signed, thinking that after they had talked
and left, there would be no entry in the register and no trace
of their having visited. Little did they know that Old Chao was
a clever old fox， and that after they had left, he would quietly
fill in the two names again. I heard that later, it was too much
bother for Old Chao, and this system was simply eliminated.
8
Such phenomena as these occurred reaily because there were
too few women students, and since that which is scarce becomes
highly valued, of course they could become arrogant.
There was a female student who because she had had small-
Dox when little, unfortunately one eye had lost its Sight and her
whole face was pockmarked. I do not know who it was who
cleverly gave her the nickname, “the sky studded with stars,
and one round bright moon. (This nickna me was indeed a work
of superb skill: One could say it contained the qualities of
truth, expressivity, and refinement.) While she was at National
Chekiang, she received a love letter, and once someone asked
her for a rendezvous under the moon. Many years later sone-
One brought this up, stating with a Sigh：
“The male students at National Chekiang were really n0 good.
Even such a ‘surplus product’ as “the sky studded with stars,
and one round bright moon, was wanted by Someone’+’
上
In fact it was not a case of being no good, but simply that the
demand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e supply, so that the value of
the women students was increased by some ten-fold.
Some of the girls were really lacking in virtue. When they
received a letter from one of the boys, i they were unhappy
for any reason, they would send it back unopened. Others
would parade their reiections in public, and some would even
add comments in red ink, all of which was really unbearable.
One of the boys who considered himself highly talented was
good at writing love letters. He thought he had read a lot of
foreign things, and to show off filled the page with quotes from
Tolstoi, Maupassant, ete. Unfortunately for him he had mis-
calculated his recipient. When this girl received his letter,
she picked up her pen and wrote the following comment: A whole page covered with Maupassant, how sad.
You have not read all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 –
sics, the “classic’ of Kropotkin is empty madness.
Foreign things are difficult to appreciate, better to read Lao Tzu and Chuang Tzu in your leisure.
No matter how great foreign authors are, if you forget your roots and ancestors, you go astray.
would have been better than this.
This tease was really embarrassing and excessive, but demonstrat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times.

Shortly after entering
Seek Truth from Facts, Work for the Nation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the first
time I heard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Cha k’o-chen 竺可桢, give us a talk, I, along with many of the other students, could no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He spoke rapidly and hurriedly with a kind of patter like a hundred birds returning to nest, so that my only impression was that on the stage he continuously lifted his heels off the floor, and he seemed to be always repeating something that sounded like:
“Zots’azay, zots’azay, we’t Chaychang, sezh’e true .. .”
At the time, it was really a mystery. Only much later, after a year and a halt, did 1 realize that “zots’ azay” was President Chu’s Shao-hsing dialect pronunciation of “that is to say, which he must have used some thirty to sixty times each time
he lectured to us. ” Sezh’e true” was also a phrase that never
left his lips, a basic doctrine of National Chekiang, “seek truth
from facts. In this way, after four years at National Chekiang,
there was not a student into whose mind the instruction ”seek
truth from facts”” was not deeply engraved, who was not im-
pressed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in all things One must seek the
truth, deal with concrete matters, and be earnest and down-to-
earth in work, throughout life.
For those who say that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were
rustic, this can be trac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transforming
spirit of “‘seek truth.”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no rich
dandy who was stingy in making a contribution to his eountry,
Or nO fair young lady who could not keep up with her studies,
ever made it at National Chekiang. During my first year, saw one male student, a good talker, and quite dashing, who
frequently wore a brown leather jacket (at the whole school I
probably saw only one or two), black leather shoes, who strutted
2bout all day carrying books lack and forth. By my second
year I seldom ran into him. By the year we graduated his
leather jacket was old and worn, his head was lowered, and you
never saw him in public. It was said that every school term he
failed one or two classes and had to make them up.
As for our classes, hard work always came first at National
Chekiang. The professors were very pressing about our work,
serious in teaching, and strict in giving grades. All these were
seldom found elsewhere. A great many students were weeded
Out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years. In fact, under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ose times, many students could not
even afford paper and pens, and the demand for perseverence
。
was really great. In the evening, each student had an oil lamp
and three wicks, by which he could read deep into the night.
五 KarsreArunl Aq papeorunod
It is often said that “filial sons come from poor
families.” I
would say that “times of hardship make great men.” Today,
have not quite a few hardworking persons of superior diligenc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come out of National Chekiang?
While we were at school, we did not know whether our level
of achievement was high or low. Only after graduation did we
make comparisons with others, the results of which made us
feel proud. For example, of those who received government
fellowships to study abroad, if a comparison were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total numbers of students in the school and in each
department, National Chekiang would take first or second place.
For those who studied abroad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had a real advantage over those from other schools. Nor have
those graduates of Chekiang National who have taken up academic or technical professions at home fallen behind.
It cannot necessarily be said that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only buried their heads in their books.
During the eight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hekiang National gave their money and energies, their sweat and blood, for who knows how many things
worth Our praise and tears: Not counting those who joined the
years army directly, such activities as fund raising sales for the
army and others took place almost every year. During those
the students had practically nothing of value except their
own bodies, but whenever there was a fund raising sale, every-
one donated without fail. In my fourth year, one time a fellow
student came again to me for a donation to the fund raising sale.
The only things I still had were one precious inkstone handed
down from my ancestors and two sticks of ink. That inkstone
was small and light and very finely engraved. It had been given
•
to my great grandfather lby the emperor upon passing the chin-
shih degree. This heirloom had followed me over a thousand
Downloaded by IUniversity 五
mountains and across ten thousand rivers to Kueichow, but T
had nothing else, so I had no choice but to restrain my feelings
and donate this inkstone. Unfortunately, those running the sale,
not knowing its value, put a low price on it, and it was bought
by another girl student. Even today I stilltell my children proudl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 too made a contribution:M
At Yi-shan, one comic, very interesting little drama occurred.
At that time a group of students followed the army onto a battle-
field, heedless of life or death. Later the Japanese attacked,
forcing this group to scatter, and they had no choice but to flee
back to the school. After 2 count was made, they found that
one student named Tai was missing. Later some were sent
back to the battlefield to look for him. Among the disarray of
corpses they found one youth wearing a yellow uniform (the
school uniform of National Chekiang). The corpse was already
decayed beyond recognition, but everyone judged that Tai had
already become a martyr, and many held their heads and wept.
We had a memorial service for him and everyone came to
mourn a fellow student’s loss. Who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more than a year later someone said that he thought he had
seen Tai on the street. Later someone else said he had seen
him too. At this everyone hastened to report that the ghost of
fellow student Tai had appeared, until finally we discovered
that it was indeed Tai himself, in person. He had not died.
Originally, after being captured by the Japanese, he had been
sent to Shanghai, and later had secretly returned behina the
lines, and thus returned to National Chekiang to resume his
studies. Only then was this comic-tragedy finally concluded.
This too was a small entre’acte of the efforts of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for their country.
In 1944,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at time for “one hun-
dred thousand youth to join the army,” several hundred stu-
dents from National Chekiang replied, though later, because
triotic wish.
there were too many, Some were not able to fulfill their pa –
Nothing was more moving than our support for the army that
year. At that time, the Japanese army had maneuvered an in-
vasion of southern Kueichow. The area around Kuei-yang was
very tense,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ent a large detach-
ment of troops south. When they passed through Tsun-yi,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organized their greatest welcome
上
of enthusiastic support, which boosted the morale of the sol-
Downloaded
diers greatly, who then went bravely forward and attacked the
Japanese troops so courageously that the Japanese were forced to
retreat; thus a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victory was established.
That really was a very moving event. When carload after
carload of military cars carrying a large number of battle
troops passed through the Tsun-yi bus station, the National
Chekiang students went crazy, Surging like a great flood to the
side of the buses, fighting to give support to the soldiers, shak-
ing their hands, offering flowers and gifts, singing and shouting.
That sight shook the heart of every soldier. You only needed
to see the warm tears i their eyes, and hear their words as
they grasped the hands of the students: “We shall definitely beat down those Japanese devils'”
Once in a heavy downpour of rain, 2 lot of soldiers under the car awning were getting soaked, and when those students who had umbrellas noticed this they pushed forward and gave the soldiers their umbrellas, paying no heed to the fact that they themselves were standing in the rain. At this the soldiers shouted out “Defeat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on everyone’s faces, who knows how many tears mingled with the raindrops.
After ward one of the high ranking officers said that this had provided a big boost to the morale of the soldiers, and the Japanese c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merit of the National Chekiang students for the defeat of the Finally the War of Resistance was won: For these eight years, we endured hardship and suffering. From this National Chekiang emerged strong and mature, and that spirit of “seek truth from facts” would remain forever with us.

黎明前的求是儿女 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社团 

第一部分 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时期的学生运动概述（节录）&庞曾漱、陈耀寰、吕东明
记浙大永兴分部学运情况（1945年8月—1946年8月）&李景先
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生运动的一些回忆（节录）&谷超豪
解放战争时期杭州市学联的建立和“六·一三”大游行&杨铭
回忆抗暴运动&刘茂森、温泽民、陆纯煊、黄贤林
“五·二○”运动在浙大&崔兆芳、刘茂森、温泽民、李景先、吴大信
于子三运动史——1947年秋冬全国学生反迫害争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史实（节录）&崔兆芳、陈业荣、吴洵高
回忆于子三惨案·反迫害争自由运动&李景先
解放前夕浙大学生应变会工作的回顾&周志成、曹正法、吴大胜、刘景善
第二部分 党的领导、Y.F．和学生自治会
回忆中共中央上海局和钱瑛领导学生运动的若干情况&洪德铭
回忆党对于子三事件·反迫害运动的领导&洪德铭
于子三运动后期情况的回忆&陈向明
浙大地下党及其有关情况&许良英
关于Y.F．的建立&李景先
我所知道的浙大地下党和Y.F．&吴大信
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运中的学生自治会&高亮之、李德容、陈明达
1947—1948年间华家池的地下党和Y.F．&高亮之
第三部分 学运中的进步组织与社团
回忆拓荒社&李景先
我所知道的拓荒社&吴大信
活跃在学生运动中的战斗小分队——宣传队&吴大信、蔡文宁整理
五月运动中诞生的丁冬社&张淑改、吴湜整理
在浙大建立干社&杨铭、陆超人
民盟在浙大&徐煌
记浙大的讲师助教会&周志成
新潮社在湄潭&汪敬羞
新潮社与于子三&郦伯瑾
记华家读书会&郦伯瑾
浙大华北同学会记事&张承炎、曹毓林整理
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女同学励进会工作回忆&蔡文宁、陈希仑
在民主运动实践中成长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华社&支德瑜、谷超豪、张瀚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杭州科技界的活动&朱兆祥
浙大求是科学社简况&谷超豪、何耀辉等
我与耕耘社&朱寿田
忆湄潭剧团&任知恕、刘景善
难忘浙大合唱团&雷道炎
“乌鸦”的回忆&欧观群
忆“喜鹊”&姚庆栋
忆青蛙歌咏队&谭仕刚
在求是桥畔的浙大外文系戏剧文学讨论班&蔡文宁、斯宝昶、周大鹿等
忆漠风舞蹈社&伍匡宇
忆秋海棠画社&戴知贤、陈全庆、胡润杰
忆浙大管弦乐队&刘富林
浙大团契缩影&万迪秀、朱谱强
第四部分 难忘的战斗生活
“老张”&朱兆祥
我的被捕始末——从被捕到出狱&吴大信
星海晚会&朱兆祥
当年学运纪事&佚名
教书记——一段往事的回忆&张传绪
忆浙大进步社团的教育作用——并忆王加微同志&刘景善、姚庆栋
于子三运动中的珍贵照片是这样得到的&沈騄孙
策动雷达研究所人员起义前后&谷超豪、张叶明
部分同学撤退到解放区情况追述&谢葆铭、陈永时、陈雅琴、张淑改
四位女同学撤退记&沈效良、吴芝寿
西进大别山——记1948年杭州部分学运骨干撤退去皖西解放区&共青团杭州市青运史征研室
到解放区去&陆超人
难忘的日日夜夜——杭州解放回忆片段&张淑改
出版《每日新闻》 迎接杭州解放&周志成、沈效良
青年从军在浙大——“綦江友”简介&申屠琛
第五部分 深情怀念师长和战友
竺校长与求是精神
竺校长论“求是”与科学精神&周志成摘录
壮哉，求是精神——竺可桢继承和发展了蔡元培的办学精神（节录）&张哲民、张宣三、陈耀寰
险夷原不滞胸中——竺可桢不畏强御保护和营救青年学生记略&吴洵高
真挚的爱护 难忘的记忆——永远铭记竺可桢校长爱护学生的真情&黄贤林
临别不胜依依&《竺可桢传》编辑组
在纪念费巩教授诞生一百周年会议上的讲话&费莹如（费巩教授之女）
附：就职宣言&费巩
深切怀念陈立先生&周志成、朱兆祥、谷超豪
缅怀浙大师长&高亮之
悼周志成&许良英
于子三之名永垂不朽&竺可桢
纪念战友于子三——回忆同于子三相处的日子&温泽民
回忆于子三烈士&李景先
回忆于子三&张申
子三，你永远永远不死亡——回忆于子三惨案与子三烈士（节录）&郦伯瑾
悼念烈士于子三&崔兆芳
他的血决不会白流——缅怀五十年前在台湾被害的罗卓才烈士（节录）&刘美藩
怀念廖崇美烈士&陈明达
回忆邵浩然同志&谷超豪
怀念邵浩然同志&叶立义
悼杜横亭同志&崔兆芳
悼念陈衡（永时）同志&吴洵高
痛悼浙大学运战友李浩生、冯世琛、王凤阁&高亮之
怀念李湘同学&黄兆铭
追忆陆廷琦&高亮之
拳拳赤子心 殷殷报国情——追忆我国水利水电专家蔡为武同志（节录）&蔡朝明、张长占
悼念田万钟&许良英
怀念黄志坚同志&徐煌
怀念老战友陈业荣&李景先
好同志，陈业荣&吴大信
怀念杨振宇——一生坎坷一生真诚&高亮之
深切怀念左大康学长&丘宝剑
左大康的启迪&郑春辉
忆毛青平（重斌）校友二三事&王意宽
真诚、理智、淡泊的陈肯&陈纲
记向惟洨&申图
追思张传绪同志&郑启良
怀念我们的老同学姜耀珍&张承炎、张飞鹏、曹毓林
送别邢育青&蔡文宁
悼念好友曹惠芬&蔡文宁
后记 时代的脉搏，拂晓的号角——顾问札记&吴洵高
编后话

我在浙江大学的六年

我在浙江大学的六年

67届无线电技术专业   叶培建

作者简介：196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现信电学院），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嫦娥系列各型号和火星探测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首席科学家。

2016年12月1日，我在浙江义乌参加科学院的一个会议。我在无线电系读书时的助教，后来担任过浙江大学副校长的顾伟康老师和信电学院钟蓉戎书记、王震同志来看我，希望我为院庆60周年做一个关于我国第一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学术报告，并写一篇回忆文章，我欣然接受，回程路上加以思考，回京后就写，心到手落，一气呵成，写的尽是些凡事小事，可都是印象最深的往事。

1962年夏，我考取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从湖州又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杭州。记得是乘汽车去的，在武林门长途汽车站一下车，见到红绿灯，顿时感到来到了大城市（湖州那时还无公共汽车，更无红绿灯）。到浙大二分部报到，当时浙大分三个地方：玉泉本部、文二街二分部、六和塔三分部。

全校一年级新生都在二分部学习，我们班共有26人，22个男生、4个女生，是无线电技术专业三班。第一年的学习是紧张而充实的。那年国民经济刚刚从困难时期中稍有好转，学生的生活仍比较艰苦，吃上一顿黄豆炖猪脚就是大餐了。当时年轻、菜又油水少，吃饭自然多，我们班吃干饭的记录就是我创造的，一顿吃了16两制的28两，一直无人打破此记录，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能破了，到现在同学聚会，仍是一个笑料。

记得放寒假时，我还把学校发的半斤肉票买了肉带回湖州去，舍不得废掉这份定量配给的美食。浙大的校训是“求是”，是一所教育质量非常好的学校，老师们讲课都非常认真，有水平，一年级印象最深的是教化学的李博达教授，课讲得有声有色。

那时的文娱活动主要是电影和学生自己的演出，二分部离杭州大学不太远，有一次杭大放电影《追鱼》，是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演的，我们不少同学走去杭大看，由于人多，只好在电影屏幕背面看，一切动作都是反的，倒也有趣。多年后，文革结束时，许多被禁放的电影重新拿出来放映，刚从几个“样板戏”中解放出来人们，感到这些电影好极了，像我们上大学时一样，看得人极多，也常常出现银幕两边都挤满观众的景象。

大学一年级学习的感受应是和高中不一样的，大学学习更多的是培养自己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培养每个人的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学习方法。我当时由于对“空间”概念，有点不适应，所以感到《画法几何》这门课有点弱，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琢磨，有了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就不难了。

我们这届学生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同学在中学学的是俄语，我们班好像只有陆大庆、陈康雯、吴根勇和我四个人学的是英语，所以入大学后顺着原语种学习，为我后来的出国学习打下了一个较好的英语基础。

那时的学校，很注重教学实习。我们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的接口期间，学校安排我们在校工厂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厂实习。作为无线电系的学生，我们也经历了车、铣、�、磨、翻砂等各工种的学习与实践，学机械的同学，这种实习就更多了。我记得自己车工干得还行，翻砂很糟糕，总翻不成型。

二年级，搬到了老和山下、玉泉旁的浙大本部，住九舍，7～8人一间，吃饭和电机系在一个食堂，食堂靠山根，邻近校俱乐部。当时浙江的粮食供应已好转，在全国是最好的省份。在校吃饭主食管饱，大饭桶放在食堂中间，菜是一餐一份，排队打取。二年级时，课程也十分紧张，但学了不少基础知识，教电工的甘明道老师、教数学的梁文海老师的课十分精彩，梁老师上两节数学课，从第一块黑板写起，不擦一字，课讲完，四块黑板正好写完，且非常工整，真是水平。

那一年，逢浙大65周年校庆，每人发了一件短袖翻领衫，就是现在的T恤衫，我们系的图案是波浪上面有一个正在发射电波的天线架，记得是方金炉同学的杰作。还记得有一次团支部活动，我去请了正在杭州疗养的父亲的老战友、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毛张苗来给我们班讲战斗经历，还拍了照片，毛叔叔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曾带领一个连冒着千难万险，穿过重重封锁，穿插到美军后方，直捣敌指挥部，立了大功。

三年级，我们搬到了三分部。三分部由无线电系和物理系两个系组成。三分部在钱塘江畔，依山而建，所有的房子都掩映在绿树丛中，主建筑为一幢钟楼和几幢西式的楼房作为教学用处。前后校门出去过一条公路，就是钱塘江，东邻六和塔、钱塘江大桥——一座由茅以升先生设计、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跨江双层铁路公路两路桥；西接九溪，景色十分美丽。

我们常去江边散步，下水游泳。摸江里的蚬回来煮着吃。我们班女生和其它班女生一起住在医务室所在楼房的上面，我们22个男生住平三舍，占三个房间。我们房间有：黄光成、李显银、毛克法、胡金荣、方金炉、陈立龙和我共7人，我们7人从大三一直住到1968年分配，共四年。宿舍离食堂较近，每到夏天，天很热，就打了饭回宿舍赤膊吃饭，好凉快些。水房、厕所都是设在别处，因此洗漱、冲凉等都要克服冬天冷、下雨难的处境。开水房在校园的另一端，我们班有一个保温桶，每天两人一组负责打水，抬回来放在宿舍门口的架子上，大家可就近有开水喝。

入大学时，伙食费是每月11元5角，后来在毛主席的倡议下，大学生伙食费增加到14元5角，这对拿助学金的同学来说提高了“收入”，但我没有助学金，家里给我的生活费从每月的15元增加到20元。当时同学家庭普遍经济不是太好，我们班好像只有四个人没有申请助学金。像我们支书施成水等人，自己还从助学金中节省点钱支援家里的生活，有的同学冬天只有一床凉席铺在床上，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从三分部进城来回20多里地，也是步行，在饭馆吃一份九分钱的“沃面”（杭州人称阳春面为沃面）就算很破费了。

放假时，尽管回家也就是几元钱的路费，也有一些同学因路费困难而回不了家，哪像现在的大学生放假还能有机会出远门旅游一番。三年级开始学专业基础课，一些教我们的年轻老师也与我们同住平房宿舍（老师二人一间），因而与老师的关系较一、二年级更亲近些。

那时的系主任是何志均老师、专业教研室主任是姚庆栋老师，除他们亲自授课外，教过我们的还有著名天线专家张毓昆先生、青年教师叶秀清、顾伟康、陈桂馥、袁长奎等等。2005年，我因工作需要，去了一次浙大，和杭州的几个同学一起有机会向各位老师献上一束鲜花，以表谢师之情，之后不久，浙大为何老师举办了八十寿辰庆祝会，我也去了贺电。

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第一学期上半段，整个教学秩序都是正常的，这一阶段的课程有无线电技术基础、电子线路、微波等等。学校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我那时先后参加过两次演出，一是话剧《第二个春天》，讲述的是我国自行研制导弹快艇的事，提倡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为主题，这个思想在现在也有现实意义；二是歌剧《江姐》，当时，“江姐”这个歌剧在全国都很受欢迎，学校决定自己排演，这是一次很大的活动，有许多同学参与。

当然，依我的文艺才能，只能是跑个小龙套，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做一些剧组的组织工作，应该说，当时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参与程度广泛，排练水平和演出效果也都不错。我清楚记得，演江姐的是比我们高两级的戴文华和高一级的徐赛秋同学，我们班的李一鸣演游击队长蓝洪顺，徐宝珍、董凤英演女游击队员，陈康雯、方金炉都是乐队队员，拉二胡和弹琵琶。演出所需军服是我从部队借来的。

那时，我还参加了三分部广播电台工作，电台工作人员都由同学担任，我担任播音员，每周轮值一次，和我搭档的是比我高两班的物理系女生谈恒英，一位文静、写得一手好字的女生，也是我们湖州来的，后来在浙大光仪系任教，我曾去看望过她两次。

1965年11月，全国各地的“四清”运动大范围开展，运动的核心是把认为已被阶级敌人夺去的权再夺回来，运动的重点在农村。我们大学生按照中央的安排，也要参加“四清”，到了浙江海宁县，著名的钱塘江潮景观就在该县的盐官镇。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在斜桥公社（斜桥榨菜很有点名气），该公社的辖区沿沪杭线展开，有十几个大队，几万人口。斜桥镇也是一个典型的江南镇子，全镇沿河而建，比较富庶。

我们班十来个同学与浙江长兴县的地方干部、解放军空军某部、浙江昆剧团的同志混编为一个工作组，驻新农大队，姚庆栋老师也在这个大队。我和方金炉及一位解放军、一个地方干部在一个片上负责三个小队，每个队人很少，仅十来户人家。后因工作需要我与同班的莫飞雄同学对调，到了相邻的一个片上，与陈康雯一起，领队的是一个纺织工厂的女厂长。

“四清”时要求我们吃住在贫下中农家中，按规定交房东钱和粮票，按我们当时的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劳动很辛苦，因此吃饭就多，一斤定量肯定吃不饱，每顿在房东家饭桌上就吃两碗饭，也就半饱，不敢多吃，平时也没无什么油水。有时有事去公社办事（工作团团部在那儿），就乘机在那儿的食堂吃一顿，饭仍然是交粮票，可是能吃上猪血烧豆腐，真香啊！一吃就两碗（每碗1角钱）。

我们每天都要参加劳动，组织生产队员学习，按“四清”的要求，进行各项运动。工作队队员自身也常常集中学习政策方针，互相批评，以利提高。我在那时，虽然自身也很努力，总的说来，表现一般，不过和社员们相处的倒是挺好的。第一个房东是桥北队的张姓人家，第二个房东记不清姓什么了，只记得一所颇大的房子孤立地处在村边的路旁，我和陈康雯睡在一个小房间里。

整个“四清”工作进行到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于6月份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四清”期间除了“四清”的各项工作外，印象最深的就是学习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书记的事迹真是感人至深。当然，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工作队的各项工作也是未能忘怀的。

回到杭州，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风风雨雨。到1967年10月，按照中央的部署，才陆续地“复课闹革命”，复课时上了天线等课程。从那时起到1968年6月，我们上了一些课，还做了毕业设计之类的事，我是在袁长奎老师指导下设计了一个锯齿波发生器。那段时间，还去杭州郊区转塘劳动了一阵子，姚庆栋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去的，帮助农民种地、收稻。

杭州后来军管了，军管期间，有军代表，有民兵组织，莫飞雄好像是民兵营长。也搞了军训和拉练，从三分部出发，翻山越岭到灵隐。还在学校后山及小操场周围挖了很深的防空洞，挖洞时男生个个赤膊上阵，挥汗如雨，不知这些洞洞现在倒塌了还是派其它用场了。

1968年7月开始分配，我们专业有十几位同学分到了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钱老是第一任院长。同小班的王南光、徐宝珍、董凤英和我分到了卫星制造厂，其实按当时的思想，我最想分到西北基地去工作，但未能如愿；方金炉分到了航天医学研究所；陈康雯分到了当时的应用地球物理所；余金财分到了西安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同专业同年级的还有到卫星总装厂的吕隆德、谢松泉，西安的华根土、胡志荣；航医所的陈心海、聂登康；谢成柯也来了，农场劳动后去了北京军区。这些同学除有几个后来调回浙江外，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一起，其中康雯与宝珍，隆德与凤英还结成了夫妻，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奋斗，互相关心、照顾。

从九十年代初的第一次同学聚会以来，同班同学曾举行了多次聚会，得益于留在杭州的几位同学的努力，每次活动都搞得很好，令人高兴，也使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人常有机会去杭州，他们是陈覃英、汤宏恩、莫飞雄、李显银、毛克法、吴根勇、李一鸣等人。

除杭州外，我们班也在嘉兴、烟台等地举行过聚会，烟台聚会之后，陈覃英等同学又专程渡海去大连看望了从未参加过聚会的胡金荣同学。浙江及附近的同学每次参加活动都很积极，上海的黄光成、郎桂飞夫妇，嘉兴的吕妙青，宁波的屠守定、应文信，江山的陆大庆，丽水的黄回程，乐清的施成水，苏州的王美云几乎每次必到，金华的余金财，温州的何必完也都来过。

2005年“五一”节的活动是在雁荡山举行的，全靠在那儿工作的施成水同学的张罗，我因型号任务忙，未能参加，很是遗憾。如果算上胡金荣和参加过一次聚会的同学，我们班26人都相聚过了。我们班班风甚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派性对立时，班里同学也没有伤和气，所以现在每次活动大家都心情愉快，这大概和我们班原来的几个头头能善于团结大家有关，老支书施成水、王南光，老班长黄光成、陈覃英都是十分优秀的人。遗憾的是陈立龙同学毕业后去了新疆某基地工作，因积劳成疾，于前几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2007年，我们信电学院（前身无线电系）成立50周年之际，5月18日、19日两天，我们无线电专业62级同学聚会，全年级三个班80人来了62人，我们是三班，26人来了21人，是最齐的。见到了不少毕业后从未见过的同学，特别是见到了两个从香港回来的华侨同学，纪友勤和吴仙喜，我后来去香港出差也见了他们。两天的时光，我们三班，主要在杭州绿树丛中、溪水侧畔的茶舍中度过，品茶、聊天、就餐，十分惬意。因同班同学聚会较多、相隔较短，因而相见都不感到变化甚大，都显得很健康！

入校50周年回访母系

19日晚是系里大聚餐，见到了许多同专业不同年级的校友，我专门去61级聚会处，看了当年演江姐的徐赛秋，当年英姿飒爽的姑娘如今已头生白发了，令人唏嘘不已。也见到了很多其他同学，聚会虽短，但感到同学们现在生活都很好，看得出来都很幸福。真是弹指一挥间，几十年如烟云，一逝而过。

19日应学校邀请在紫金港新校区为在校的同学们做了一场“中国的航天及其发展”的报告，参加者十分踊跃，现场气氛热烈，效果不错。20日上午我们都参加了院庆大会，大会热烈而活跃，在会上见到了我们系的前辈们：创始人何志均教授及后来任过系主任也教过我们课的张毓昆、姚庆栋等老师。遗憾的是明年院庆60周年再聚时，他们已经先后仙去，令人怀念！

 叶培建院士参观学院实验室

小学四年、中学一年、大学六年，在杭州生活学习了这么多年，经历了不少事，从一个小孩成长为大学毕业生，总的来说是愉快的，无论是景、是物、是人、是事，杭州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美丽的，割舍不下的。有些城市有一块像样的地方就圈起来，称之为公园，且门票不菲，而杭州这样的景色比比皆是，也不售门票，山清水秀，是人们生活的好地方，不愧为“天堂”，确实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近些年，因工作常去杭州，发现今天的杭州，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比当年更加漂亮：曾经就读的西湖小学所在的长桥一带已建成新的连片湖滨公园；读过初中的杭四中附近也建成了古色古香的仿宋城；浙大更是大步前进，玉泉校区日新月异，紫金港新校区足以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相媲美；环湖的景色，尤其是湖西岸更是如人间天堂；……。

我怀念杭州，那是我成长的地方、人生的出发之地，只要有机会，我会常去杭州，常回浙大，常回信电学院。

2016年12月6日于北京

犹记当年入学时

谢熹

我是1945年在淳安考入母校的。考场设在淳安县中礼堂。在考试过程中，课桌缝里的臭虫肆虐，一场考下来，手臂上又多了许多红疙瘩。负责招生工作的是龙泉分校农经系韩老师，口试时，他问起我认识谢蔚东否，这大概是从我的姓氏和家庭住址上想起的。我在日寇投降前流亡到皖南屯溪，又由屯溪来到淳安，举目无亲，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现在竟碰见姨兄的故交，心里感到一阵温暖。
入学考试过后，我没有回屯溪的“教育部东南战区陷区青年招训所”，就待在淳安。白天到图书馆看书报，晚上仍睡在县中礼堂的主席台上，借用居民家的炉灶烧饭。当时食盐甚缺，居民普遍用红辣椒调味，我也如法炮制起来。不久，由《民族日报》上得悉被录取，我卖掉离家前借作旅费的一点首饰，买了船票，沿新安江顺下，进入富春江。
一天，船经七里浪，天色已晩。黑暗中，数百米外，一条船正面而来，船未点灯。此段江而盗匪经常出现，不宜夜航，我乘坐的木船为了赶到桐庐过夜，疏于考虑，这次可能碰上了。幸好乘客中有一名军人，经船家要求，军人喝令尾随船停泊，并鸣枪示警，该船不加理会，军人遂以卡宾枪连续对空射击。该船始慑而停下点灯。我们的木船得以安抵桐庐。
船到富阳，又遇一惊。富阳有小火轮直驶杭州。为了赶时，一些木船争相系于小火轮后，一时即达十来条。我们的木船与另一船争起来了，为的是争作最后一只拖船（小火轮仅能再增挂一条木船了）。两船的军人乘客义不容辞，各持武器助阵，火并在即。我十分害怕，将成异乡鬼矣！后以两船均不挂了结这场冲突。
木船继续前进，看到美军飞机低飞在富春江面上，杭州快到了。在夕阳余晖下，木船停靠在南星桥码头。
毫不夸张，我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进入大学路校本部的学生，接待我的教师告诉我，校舍尚在修缮，不能接收学生。当他得知我的特殊情况后，同意我与一徐姓工友同住在绿洋房（以后命名“阳明馆”）一房间内，以桌为床。为了节省，三餐只能到马路边饭摊吃一碗稠稠的玉米糊。我打听邮局地址，徐姓工友说在“贵阳扣”。我一路问去，原来是“官巷口” ,我也就学会了一句杭州话。
报到后，我住入绿洋房西侧修缮一新的宿舍，同室同学有夏式良（电机）、徐道朋和吴奇虎（均为化工）。夏君勤奋好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毕业后，分配至张家口通讯工程学校。1953年，我写给他的信被退回了，从此就失去了联系。他是很爱书的，他托我保管的书籍，我离校时存放在孙希任同学家里，不知他以后取回否，这些都是后话了。
学校曾为日寇后营，我们报到后，尚留有少数解除武装的日军，大概是移交工作还未结束。他们可以自由走动，甚至跑到我们宿舍走廊来看看。
食堂是绿洋房前左侧的日式木房。开始几天，米饭常不够吃。聪明的同学第一碗只装半碗米饭，吃完后尚可再添一满碗；如果第一碗装满，吃完就无饭可加了。
吃饭气氛是比较热烈的。有一次，大家正在吃饭时，训导处的董老师来了，他讲的话不多，至今我仅记得他引用的一句名言：Man eats to live, not lives to eatₒ
11月8日举行“国立浙江大学杭州开学典礼”，竺校长亲临主持，参加典礼的还有教育部长朱家骅。典礼在绿洋房三楼大教室内举行，参加的本校同学仅为龙泉分校招收的一年级新生100多人。会后在大楼前摄影留念。
工学院各系合并上课，教室在绿洋房三楼。教师除龙泉分校冋来的毛路真（微积分）、胡不归（国文）和黄老师（化学）夕卜，学校还由上海聘请许国保（物理、画法几何）和徐崇庆（英语），这两位老师均系资深教授，可以看出竺校长是十分重视一年级新生教育的。
徐老师选用《英语短篇小说选》为教材，讲课颇富风趣，常插入一些轶事和生活经验，如：他说：*Sign your name on-* “要求我们写上名字时，就提到他在美国留学时，邻座的一美国同学上课总在练习签名，引起他的好奇，原来这位同学刻意要把名字签得漂亮，想去当领导。他也介绍美国大学高年级学生有时欺侮新生，将新生的头按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叫喊”Wash your fresh”。徐老师教我们走楼梯脚不要走外八字，而要微微侧身，两脚平行，既快又安全。最令我难忘的是徐老师保存了一件孙中山先生穿过的大衣的故事。徐老师留学是在满清时期.孙先生尚滞留美国。一年冬天，留学牛得悉孙先生无大衣御寒.遂集资买大衣送先牛。先住表示，他应该帮助留学生，岂能接受的学生帮助，绝不肯接受赠衣。留学生改变办法，将大衣借给先生过冬，先生始收下。严冬一过，立即归还。这件大衣一直保存在徐老师家中。
国文教材是胡老师选的古文，发讲义。我记得有选自《诗经》的“关关雎鸠”、 “静女其姝”「将仲子兮”等，还有选自《桃花扇》的“哀江南”,现在我还能吟咏其中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微积分、画法几何、物理和化学均采用原文教材。我只买过一本微积分，至今仍保存.其他各科就靠记笔记了。老师督促甚严，上黑板做题是家常便饭。同学们也都认真学习，没有混日子的。

浙江大学史地系对气象人才的培养和贡献

气象科技进展 2016,6(04),75-78 陈云峰

气象史料挖掘与研究工程项目组

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高等学校设有气象专业(气象组)的,一为国立中央大学,一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再则就是浙江大学了。而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则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浙江大学史地系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简称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和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成为中国东南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2)地学系主任。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念。竺可桢、柳诒徵和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3)。南高-东大时期,竺可桢培养出一批突出的地理、气象人才,如张其昀、胡焕庸、诸葛麒、陆鸿图、高国栋、王学素、黄厦千、全文晟、沈孝凰、吕炯、朱炳海、朱文荣、张宝堃、沈思屿、徐近之和郑子政等。张其昀则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和传承人。

张其昀(1901—1985年),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东南大学组建,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

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1936年8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图1)(4),张其昀任系主任。

图1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组织结构图   下载原图

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将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5)。

但在史地学系成立之初,教员有张其昀、景昌极、顾谷宜、朱庭祜、费巩、陈训慈(以上皆为副教授)、苏毓棻(讲师)、李玉林、柳定生、郝颐寿(后3位皆为助教)等10人,第一届史地系学生也仅有6人(6)。全校除竺可桢、沈思屿(时任代总务长)、诸葛麒(校长秘书)为气象专业出身外几乎无专门的气象学专业教员。可见成立之初的史地学系主要还是培养历史、地理方面的人才,气象只是作为地理专业方面的辅助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

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地学组的专业课以地理方面为主。必修课中与气象有关的课程很少,即气象学、气候学加上野外实测,在选修课(表1)中则增加了天气预告学、中国气候、世界气候、大气物理和农业气象等。但历史、地理乃至地质学的相关课程则极大地拓宽了视野。

表1 地学组选修课程     下载原表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8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

史地学部最初建立时,仅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组再就其学科需要细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1~2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一次(1)。

从民国二十九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部招考研究生简章》可以略知当时史地研究所的招生概况:

1)组别。本部研究范围暂分下列四组:(1)史学组:由张荫麟、顾谷宜先生指导。(2)人文地理学组:由张其昀先生指导。(3)地形学组:由叶良辅、任美锷先生指导。(4)气象学组:由涂长望先生指导。

2)名额:十名。

3)应试资格。应试人须具下列资格:(1)国立省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史学系、地学系或史地学系毕业者,其他学系毕业,经原校教授特别介绍者;(2)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

4)报名手续。应试人须缴验下列各件:(1)报名单一纸;(2)毕业证明文件;(3)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三张;(4)1 论文(审查及录取均注重论文);(5)原校系主任或教授之介绍信(如无可缺);(6)体格检查证明书;本部于收齐上列各件后即付审查,合格者方准应试。

5)报名。(1)2 日期: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2)3 地点:贵州遵义本大学注册组。

6)考试。就应试人所欲研究之范围与所著论文之性质命题笔试,通讯方法举行之。

7)修业年限及待遇:(1)2 研究生修业期限至少二年;(2)3 研究生学费杂费暂免,在修业期中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费五十元并由校供给住宿,修业满一年成绩特优者得另给奖学金,成绩不及格者停止修业;(3)4 全部修业期满经考试及格者依照部章给予证书。

各研究所(学部)的研究生课程一般由该所(学部)所在院、系教授负责指导,必要时可以邀请外院、系教授共同指导。比如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的研究生叶笃正指导教授就有两位,一位是史地系的涂长望教授,另一位则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由涂长望和王淦昌联合指导。还有几位著名的气象学家也是史地学系在遵义期间培养的研究生。

二、气象学教师队伍与教学

气象学教师方面,除竺可桢执掌浙大之初带去的沈思屿3 、诸葛麒4 外,1939年5月涂长望出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后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后于1943年离开。1942年郭晓岚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1 ,教授动力气象学,后于1945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12月卢鋈任史地系讲师(不久升任副教授);1945年8月幺枕生任史地系副教授;1948年石延汉任教史地系。气象专业类课程逐步丰富,1947—1949年么枕生开设气候学、高等气候学、统计气候学及天气学;石延汉开设高等气象学、大气物理学;沈思屿开设气象学;吕炯开设地球物理及海洋气象等课程。

涂长望对浙江大学史地系气象专业学生的培养贡献巨大。施雅风回忆道:“涂先生讲中国气候,将近代中国气候研究的新成就网罗无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真听讲与理解能力,不时对学生启发提问。他讲大气物理时,选课学生连我只有两个人,他就将那本讲课主要依据的英文版《大气物理学》交给学生,指出本学期要弄通哪些章节,期末考试,不懂处到他家中提请讲解。(1)”

竺可桢虽没有时间给学生上专门课程,但常亲自给学生做学术报告。

林晔回忆:“1948年沈思屿先生(原任浙大总务主任)教我们气象学,从内容到表达都提不起我们的学习兴趣,我们提出希望竺校长亲自兼课,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遂愿的。1948年2月,浙大天文学习会筹备复会,由谭天锡、任雨吉、刘操南和我去校长室请他指导并邀他做一次学术演讲,他甚表支持并以‘博以返约’的通才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并说浙大虽未开天文学课程,但通过学会活动也可增长兴趣,拓宽知识。他答应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到了1948年秋天,竺校长才抽出时间给我们做了《中秋月与浙江潮》的学术演讲,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象学上的秋含义不同并从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的成因。教室中挤满了听众。这些讲稿由当时担任记录的我整理成稿,并作为天文学习会的学习内容。(2)”

1941年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还建立了校办测候所,于同年8月正式开始观测。

测候所设在协台坝当时子弹库所在大宅的后院,由涂长望指导建立。一方面供学生实习,一方面每天做地面观测四次,正式记录并按月统计报送国家气象部门。由史地系学生(束家鑫、吕东明和欧阳海等)作为工读负责日常的观测。观测场地内有百叶箱(内装干湿球温度表、最高温度表和最低温度表)、雨量计、日照仪、测云杆(云速、云向)、风向风速仪等,在当时是一个二等规模测候所的设备。这个测候所一直坚持到浙大迁离遵义,使遵义有了相应年数的气象纪录(3)。

测候所还以“气候研究室”的名义与全国各地测候机构经常保持联络。并据观测资料编印了《民国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一月遵义天气气候概述》。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校办测候所改名为遵义测候所。

1939年5月涂长望加盟浙江大学至其1943年离开,这段时间当为浙江大学培养气象人才的巅峰时段。不但培养出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和束家鑫等著名气象学家,而且在学术上也颇多建树。涂长望出版了《中国气候通论》、《气团概论》专著,师生还发表了《中国冬季温度之长期预告》(涂长望)、《何以贵州天无三日晴》(涂长望)、《凝结曲线在气团分析及天气预告中之应用》(郭晓岚)、《等熵面之分析》(叶笃正),《贵州东北部浅气旋之研究》、《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贵州的气候》(谢义炳)等论文。

三、史地分家及其争论

竺可桢的通才教育理念不单单是在史地系得到体现,在全校都是如此。浙大1942年毕业生,后受竺可桢青睐留校任教的刘操南说“竺可桢校长以及其他师长对于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这种主张落实在学生的选课上。文科的要选理科课,理科的要选文科课,至少各要满12学分才能毕业。这种主张,是深入学人之心,蔚然成风的。例如:理工科的同学经常选读唐宋诗和唐宋词,并且进行创作。就我来说,读文学院的也曾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实验等课。那时院与院间,系与系间,不像一些大学中文理壁垒森严,畛域分明。当时转院转系容易批准。学术上的切磋琢磨、交流更为频繁。不是哪一系的师生就在哪一系中团团转的。切磋琢磨,风雨一堂,由博返约,感情十分融洽。(4)”

浙大史地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使史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但另一方面,对于自然地理学尤其是气象学来说,17—19世纪,借助物理学中力学、热学、光学等分支的科学成果迅速发展,这就需要有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则很难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日显突出。地学组师生提出史地分家。

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回忆当时的情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身为气象学副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显然受到限制。幺枕生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1946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5 ”

对于史地分家,林晔也有清晰的回忆:“1947—1948年,史地系学生曾多次向系主任及校长提出‘史地分家’,因为从学生来说,史学和地学都有必修课,势必分散精力,转移兴趣。这一要求自然首先遭到张其昀先生的反对,他主张融通史地,有利于培育通才。当时浙大学生有个史地学会,我以学术干事的名义代表部分学生的意见向张先生上书,陈述分系的理由,张当即约我到他家中去谈,说理与压力兼施。后来学生自治会的代表陈业荣向校长面陈,竺校长认为史地二者日后必分,只是当时考虑人力物力暂时不分。1948年5月间为此事以及其他事,学生在壁报上对张先生指名诘问,张以辞职相威胁,校方要开除壁报负责人,学生代表力陈张与史地系学生隔阂以至对立(主要是对当时时局的观点以及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上)存在已久,开除学生必致更大不满,后经校务会议讨论以记过处分了之。6 ”

张其昀长期主持浙大史地系(达13年之久)7 ,与浙大史地系的成长密不可分。

对于张其昀,学生们则爱恨交加。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

“平心而论,张其昀先生在《中国地理总论》的教学中是非常勤恳的,如每课必挂大地图并指出学习要领,他的讲解也是有条不紊的,而且经常教育我们注重实践锻炼,注意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如叫我们编写一个县的地理志和气候志等),这些都是使我们很难忘却的。8 ”

林晔回忆道:“张其昀这个人要一分为二地看,他是蒋介石很器重的一个人,把他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委员的那个高度了,所以他的政治立场完全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我们学生搞运动的时候,他经常反对,学生们也反对他。但是他学问很好,讲课也很好,注重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所以同学们还是比较欢迎他的。9 ”

1949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1949年5月,张离沪。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

存在了13年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如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10 、施雅风、毛汉礼、姚宜民11 、束家鑫、张镜湖12 、吕东明13 、欧阳海14 、左大康和林晔等。

注释

1(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7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遂称之为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改名为江苏大学;1928年5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称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改称南京大学。

2(3)何方昱.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年).学术月刊,2012(5):145-154。

3(4)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民国三十一年出版。

4(5)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96-113。

5(6)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学生通讯录(1936年).杭州:国立浙江大学,1936:19-20。

6(1)毛文婷,张淑锵.张其昀与浙大史地研究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83.

7(2)沈思屿,号鲁珍,安徽合肥人。1925年东南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总务主任,兼任史地学系气象学教授。

8(3)诸葛麒,号振公,浙江东阳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后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1936年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校长秘书。

9(4)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民国三十一年度出版。

10(1)施雅风.饮水思源怀念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119-132。

11(2)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2(3)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96-113。

13(4)刘操南.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55-69。

14(1)幺枕生.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114-118。

15(2)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6(3)1943年夏-1945年底张其昀赴美讲学期间由叶良辅任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回国后继续担任系主任。(李治孝.叶良辅老师的生平和贡献//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373)。

17(4)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8(5)林晔,口述访谈实录。

19(6)周恩济,浙江杭州人。1941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研究所,师从涂长望,1943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重庆北碚国立复旦大学讲师,1945-1949年7月任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气象台台长等职。1949年8月-1951年2月任香港皇家天文台助理科学官。1951年2月,应涂长望邀请回国。1952年到天津大学任教。1955年到华东水利学院任教。

20(7)姚宜民,安徽含山人。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至中国航空公司任气象预报员。1950年在台“中央气象局”任预报科科长。1951年任台北松山机场民航气象台台长。1954年赴美国依阿华大学学习农业气象。1956年获硕士学位,返台任台湾省气象所研究室主任。1958年再度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63进入美国联邦气象局(后改名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曾任该局气象情报服务中心首席科学家。

21(8)张镜湖,父亲为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1948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54年,获得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从事研究。1959-1964年,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1984年后,成为夏威夷大学地理学和气候学荣誉退休教授。1999年1月22日,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是台湾地区首位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的学者。

22(9)吕东明,1942年考入浙江大学史地系,是1945年浙大地下党派到湄潭的中共地下党员,化名吕欣良,在浙大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气象部副部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

23(10)欧阳海,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曾任浙江大学助教、重庆中央气象局技佐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央气象局资料室技术组长等职。1960年参与筹建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系。

24(11)左大康(1925-1992年),地理学家,湖南长沙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1960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划线高亮笔记摘录词典复制关于我们CNKI荣誉版权公告客服中心在线咨询用户建议

抗战西迁前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崛起

科学文化评论 2017,14(05),17-43 郭金海
作者简介：郭金海, 1974年生, 天津人, 博士,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数学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中国科学院院史。

基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重大项目“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研产出奖励课题“民国数学通史研究与编撰”;

摘要：

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成立于1928年, 起初缺乏专业数学师资, 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实力弱小。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逐渐崛起, 至1937年抗战西迁前成为国内重要大学数学系之一。该系的崛起是现代数学建制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大背景下, 大学数学系被引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后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侧面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快速发展。除外部因素的积极影响外, 其崛起的关键是该系得选良才陈建功和苏步青;在他们领导下逐步增强师资阵容与完善课程体系, 注重基本训练, 以从日本引入的“数学研究”为桥梁, 严格践行了“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陈建功与苏步青等教师致力于教学之余, 醉心于科研, 对该系青年教师产生示范性影响。这段历史反映了以陈建功、苏步青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建设一流数学系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揭示了数学家个体与大学数学系办学风格形成的密切关系。该系崛起过程中存在的以“学徒制”态度培养学生对学生学术发展造成的影响, 也折射了当时大学数学系的局限。

关键词：浙江大学;数学系;师资;课程;数学研究;

在世界文明中, 现代意义的大学数学系最早出现于欧洲, 是现代数学建制化的产物。至20世纪初, 大学成立数学系在欧美国家已经较为普遍, 在一些亚洲国家亦不鲜见, 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发展数学事业的必由之路。作为现代科学的继发性国家, 中国于民国肇建后学习西方正式将大学数学系引入现代教育体制。在北京政府时期, 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陆续成立数学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掀起一波大学兴设数学系的热潮。国立浙江大学 (以下有时简称“浙大”) 数学系于1928年秋在这波热潮中成立 (1) , 由首任系主任钱宝琮草创。1929年和1932年, 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留学返国的数学博士陈建功、苏步青相继出任系主任。20世纪30年代初陈苏两人下定决心, “要在二十年内把浙大数学系办成第一流数学系”[1]。此后该系逐渐崛起, 至1937年11月抗战西迁前成为国内重要大学数学系之一 (2) 。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崛起是其早期发展的关键一环, 是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现代数学事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 也是近代中国归国留学生成功主持创办学术机构的典型案例, 值得深入研究。学界先前对于浙大数学系早期历史虽有论述[2,3], 但失之简略, 并未系统呈现抗战西迁前该系崛起的历程, 且在文献挖掘方面存在不足。鉴于此, 本文以档案资料、浙大原始出版物与浙大数学系师生论著等为基础, 探讨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从草创到崛起的历程, 并分析其间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发展情况与归国留学生所扮演的角色, 希冀能为当前中国大学数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目录结构
一教师延揽与师资力量的转变
二课程体系的草创与改善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活动
1. 教材的选用:以欧美原著为主
2. 教学活动:以苏步青与陈建功为例
四“数学研究”的开设
五数学研究活动的展开
六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
七结语

文内图表

一教师延揽与师资力量的转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 是由蒋介石领导建立的国民党新政权。它的成立虽然导致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分裂, 但改变了中国因长期军阀割据而造成的全国动荡的政局与中央政权极度弱化的局面, 为政府发展科学事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月, 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即创议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4]。“嗣因研究院规模宏大, 需费浩繁, 遂由筹备委员等议决研究院暂缓设立, 提先筹办大学”;同时中央决定浙江试行大学区制, 该大学定名为第三中山大学, 并于1927年七八月间成立, 1928年4月更名为浙江大学, 后于7月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3) 。

浙大数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文理学院成立于1928年, 邵裴子任首任院长, 是浙大较早设立的学院[4]。在邵裴子主持下, 该院筹备之际定有6个设立目标:“⑴提倡科学方法, 以革新自来思想之习惯;灌输科学智识, 以确定高等学术之基础;致力学术研究, 以推广知识之界线。⑵注重教育学之研究, 及教育方法制度之试验, 以[期对于] (1) 改进浙江全省之中小学及社会教育, [有所贡献]。⑶搜集及整理浙江省自然及社会方面之材料, 使全省事物, 均可于最短期内, 有一正确之测量。⑷养成忠实勤敏之士风。⑸造成通达明敏之党国及社会服务人才。⑹提高一般民众之知识。” ([6], 页1—2) 文理学院强调目标⑴、⑷、⑸“尤为基本”, 要达到这3个目标, 必须有“优越之教员”[7]。但由于留学归国与本土培养的高水平数学专业人才奇缺, 聘到“优越之教员”困难, 数学系成立时仅有两位教师, 即首任系主任、副教授钱宝琮与助教杨景才。

钱宝琮, 字琢如, 早年留学英国, 在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学系读本科, 1911年夏毕业, 获理学士学位;返国后曾任教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南开大学数学系、中央大学 (由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称) 数学系[8]。他虽然数学教学经验丰富, 但无专业数学教育背景。杨景才是钱宝琮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192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9], 所学专业并非数学。因而, 浙大数学系成立伊始, 师资力量薄弱, 开设高深的大学数学专业课程都成问题。

1929年由于陈建功应聘到浙大任教, 数学系师资力量发生转变。陈建功, 字业成, 是中国函数论研究的先驱之一。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1923年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10]。毕业后返国, 相继任教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武昌大学数学系[11]。1926年再赴日本, 考入东北帝国大学大学院做研究生。研究题目是数学解析, 相继由林鹤一、藤原松三郎指导 (2) 。1929年7月, 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教授会19位与会教授一致同意 (3) , 授予陈建功理学博士学位 (4) 。由于“这在日本是比较难得的学位, 他又是外国人, 论文一发表, 便轰动全日本。”[1]留日期间, 陈建功已发表10余篇论文。水平最高的是1928年发表于日本《帝国学士院纪事》 (Proceedings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的“论带有绝对收敛的傅里叶级数的函数类” (On the Class of Functions with Absolutely Convergent Fourier Series) 。此文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三角级数在整个区间绝对收敛的充要条件是它为杨 (Young) 连续函数的傅里叶级数[12]。1929年时, 浙大还不是国内重要学府, 薪金较低。陈建功之所以选择浙大, 与浙江是其故乡和他的浙江同乡、在东北帝国大学的同学苏步青的建议有关。如苏步青回忆说:

图1.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大门   下载原图

当时聘请陈先生的学校很多, 清华、北大等七、八个大学, 浙江大学是新创办的, 有文理学院, 虽然别的大学每月薪金在四百元以上, 而浙大只有三百元, 但浙江是我们的故乡, 我还是建议他到浙大任教, 并说:你先去, 我随后来。[1]

陈建功到浙大任教后, 任副教授兼任数学系主任。经其推荐 ([13], 页31—32) , 1931年浙大聘请苏步青任数学系副教授。苏步青是中国微分几何研究的先驱之一, 1924年考入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 1927年毕业后免试升入大学院做研究生, 由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指导, 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4,15]。此前经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会主席林鹤一推荐, 在该校任讲师4年, 讲授高等代数[16]。论研究能力, 苏步青不逊色于陈建功, 至1930年, 已发表论文39篇[17], 在仿射微分几何方面取得卓著成就。1932年前后, 浙大工学院教师朱叔麟还调到数学系任副教授。朱氏亦留学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物理学校数学科, 是浙大元老, 1927年已到校 ([18], 页19) 。陈苏两人的加盟与朱氏的调入, 使浙大数学系形成师资骨干以留日学生为主的特点。

1930年, 武昌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毛信桂还被聘为浙大数学系助教[19], 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姜立夫被聘为副教授[20], 但姜氏未就职。1932年, 陈建功将系主任职位让给苏步青。他们亲如骨肉, 对外苏步青是系主任, 陈建功则当幕后军师。为了把该系办成一流数学系, 他们在聘请教师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1,21]。1932年度, 尽管杨景才已去职, 但浙大数学系教师已有9人, 即副教授4人:苏步青 (兼任系主任) 、陈建功、钱宝琮、朱叔麟;助教5人:毛信桂、姜渭民、周恒益、鞠恩澍、顾学曾[22]。其中, 姜渭民毕业于暨南大学数学系, 周恒益是浙大数学系首届毕业生之一[23,24]。另据《国立浙江大学职教员学生通讯录 (二十四年度) 》, 1932年数学系还有助教方德植, 是该系学生, 自1932年8月任职 ([18], 页19) 。此后随着周恒益、鞠恩澍、顾学曾离系, 苏步青与陈建功陆续留任冯乃谦、许国容、夏守岱等该系毕业生为助教 (1) ([18], 页19—20) 。通过这种途径, 为该系储备了较为充分的青年师资力量。

图2.1931年4月7日, 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欢迎新聘副教授苏步青合影 (前排左3陈建功、左4苏步青、左5钱宝琮)   下载原图

1935年, 经陈建功推荐, 曾炯到浙大数学系任副教授 ([25], 页113;[26], 页63) 。曾炯, 字炯之, 中国抽象代数研究的先驱。1926年毕业于武昌大学数学系, 在学期间得到老师陈建功赏识。1928年考取江西省庚子赔款欧美公费留学生, 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数学。1929年转入哥廷根大学, 由代数学家诺特 (A.E.Noether, 1882—1935) 指导, 撰写博士论文《函数域上的代数》 (Algebrenüber Funktionenkörpern) 。因纳粹排犹, 诺特于1933年4月被解职。曾炯最终在施密特 (F.K.Schmidt) 指导下, 于1934年完成博士论文, 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26], 页61—63;[27]) 。1934年下半年, 曾炯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 到汉堡大学进修 ([25], 页112—113) 。他在留德期间已发表重要成果。1933年他发表的论文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设Ω为代数闭域, Ω (x) 表示Ω上关于未定元x的有理函数域, K为Ω (x) 上n次代数扩张, 则不存在K上以K为中心的斜体, 即K上以K为中心的可除代数是唯一的, 且与K同构[28]。该定理被称为“曾定理” ([25], 页114) 。当时中国研究抽象代数者还如凤毛麟角, 而曾炯有成就, 且师出名门, 浙大数学系将聘到他作为一大幸事。1934年苏步青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讲演时说:

就说代数学, 研究的人在中国是向来没有一个人。去年在德国Göttingen大学毕业了一位先生, 那大学的D.Hilbert教授是公认为世界数学界的第一把交椅的。这位先生在那里专攻代数, 现在浙大很荣幸将他请到了。[29]

1935年度浙大数学系教师达11人, 包括教授苏步青、陈建功, 副教授朱叔麟、钱宝琮、曾炯, 讲师毛信桂、助教方德植、冯乃谦、许国容、姜渭民、夏守岱 ([18], 页19—20) 。至1936年度, 虽然许国容离去, 但又有该系毕业生陈洪炽、徐瑞云留任助教[30]。这样的师资规模超过一些全国大学数学系的代表机构, 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数学系 ([31], 页80—81;[32]—[34]) (1) 。同时浙大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曾炯3人有博士学位, 博士人数超过武汉大学数学系, 可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数学系相匹 (2) 。而且, 由于陈建功、苏步青、曾炯分别是函数论、微分几何、抽象代数方面国内一流专家, 浙大数学系这些方面的师资力量居全国大学数学系前列。

图3.1937年4月, 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合影 (3)   下载原图

然而, 《竺可桢日记》显示, 由于曾炯与陈建功胞妹的婚姻问题, 陈建功与曾炯“交恶”, 苏步青坚决表示“必欲去之” ([35], 页324) 。1937年暑假后曾炯改任北洋工学院教授。因此, 浙大数学系代数师资力量严重削弱。浙大旋聘请亦留学哥廷根大学、专长代数学的章用为数学系教授[36,37], 对此有所弥补。几乎同时, 苏步青和陈建功邀请王福春到数学系任教。王福春是陈建功在武昌大学数学系任教时的学生, 后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 虽仅获学士学位, 但在傅里叶级数研究方面颇有建树[38,39]。1937年9月王福春已在浙大数学系教授之列[36], 1938年秋浙大迁至江西泰和时正式入职[40], 这使该系函数论师资力量明显增强。另外, 1936年钱宝琮改任教授 (4) 。1936至1937年9月间, 朱叔麟改任教授[30,36], 在助教姜渭民、夏守岱、徐瑞云离系情况下, 有该系毕业生虞介藩、许燕礼、卢庆骏、熊全治等充实到师资阵容中[36], 保证了后备师资力量。

由此, 至1937年9月, 即浙大西迁前夕, 数学系在册教授6人, 教师凡13人, 即教授苏步青 (兼系主任) 、陈建功、朱叔麟、钱宝琮、王福春、章用, 讲师毛信桂、方德植, 助教冯乃谦、陈洪炽、虞介藩、许燕礼、卢庆骏。另有助理员朱良璧、研究助理员熊全治[36]。据1937年10月浙大公布的教职员名单, 该年9月数学系教师中还有助教许国容[41], 说明他又返系任教。但不论如何, 当时浙大数学系师资规模与整体师资力量是空前的。但1939年章用病逝[37], 此后浙大数学系至1952年并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前再未聘到高水平代数学教师, 严重影响了该系代数人才的培养。

二课程体系的草创与改善

浙大学制4年, 数学系1928年成立时仅有一年级学生, 至1931年秋一至四年级学生齐备, 方有4年完整的课程。其成立之初, 所设数学科目有限, 如表1所列1929、1930两年度课程所示。

表1.1929、1930两年度浙大数学系课程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 页40—54;[42]。

1929年度一年级10门科目中, 数学科目1门, 即“数学”;二年级共14门 (含8门选修科目) , 数学科目2门, 即高等微积分、代数学。一二两个年级只设置3门数学科目。在数学科目方面, 1930年度于一年级仍仅设1门“数学”;二年级仍设2门, 即高等微积分和解析投影几何, 取消了代数学;三年级设3门:解析投影几何、复变数函数论 (即复变函数论) 、级数概论。也就是说, 一至三年级只设5门数学科目。由于初等微积分 (或微积分) 、立体解析几何 (或解析几何) 、微分方程、初等代数方程、微分几何学等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科目均付诸阙如, 这样的课程尚不完备。这种情况的出现, 既与学生年级较低有关, 也是当时师资奇缺的结果。

1931年秋四个年级学生齐备后, 随着师资力量加强, 浙大数学系课程发生变革。通过变革, 增设一批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基本科目和专门科目, 删除解析投影几何, 初步创立完整的课程体系。这由表2所列1932年度浙大数学课程表可以看出。

表2.1932年度浙大数学课程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3]。

表2所列科目共20门, 除高等电工数学、沈养厚所授微积分等外, 其余应为数学系本系科目。本系科目中, 设置了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科目初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微分方程、初等代数方程、微分几何学, 并增设专门科目实变数函数论 (即实变函数论) 、座标几何学、综合几何学、代数曲线论、数学研究。本系科目的设置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母校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课程设置的影响。如座标几何学、数学研究这两门科目, 当时中国其他大学数学系还没有设置, 而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已于1911年设置 ([44], 页240—241) 。数学研究的开设, 是该系课程的一大特点, 下文将详述。

本系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分析、几何科目较多。这与陈建功、苏步青专长这两个领域密切相关。具体而言, 分析科目有7门, 即初等微积分及微分方程式、微积分、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复变数函数论、实变数函数论、微分方程;几何科目有5门, 即立体解析几何学、座标几何学、综合几何学、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但代数科目较少, 仅2门, 即初等代数方程式论、代数学。而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国立大学数学系均开设近世代数、群论等代数专门科目[45—47], 浙大数学系相形见绌。

1932年度后, 浙大数学系偏重开设分析、几何科目的同时, 对代数科目有所扩充, 并形成一年级注重基本科目, 二三年级侧重专门科目, 四年级兼重专门科目和数学研究的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如除国文、英文、科学方法、物理学、物理学实验、化学、化学实验、现代政治、现代经济、党义、军训、体育等与物理系、化学系学生共修科目外, 1934年度数学系课程凡17门: (一年级) 微积分及微分方程、代数方程式论初步; (二年级) 高等微积分、级数论、座标几何学、立体解析几何学、数学史、代数学; (三年级) 群论、综合几何学、复变数函数论、微分方程式论; (四年级) 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数学研究 (甲) 、数学研究 (乙) [48]。其中, 分析科目6门、几何科目5门, 代数科目增至3门即代数方程式论初步、代数学、群论。一年级2门均为基本科目;二三年级10门中, 除2门即高等微积分和立体解析几何学为基本科目, 1门即数学史为参考科目外, 其余7门均为专门科目;四年级5门中, 3门即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为专门科目, 2门即数学研究 (甲) 、 (乙) 为训练数学研究能力的科目。

1935年度, 浙大数学系在保持课程体系整体格局前提下增删了一些科目。除国文、英文、德文、普通物理学、现代经济、现代政治、体育、军训等非数学科目外, 该年度所设课程共14门 (1) : (一年级) 初等微积分及微分方程式、初等代数方程式论; (二年级) 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 (上下学期各2学分) 、座标几何学、初等代数方程式论 (与本系一年级合班) 、级数概论 (无学分, 选修) ; (三年级) 代数学、复变数函数论、座标几何学 (与本系二年级合班) 、数学考试 (乙) ; (四年级) 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群论、代数学 (与本系三年级合班) 、数学考试 (甲) 、数学研究 (甲) 、数学研究 (乙) [49]。数学考试 (甲) 、 (乙) 是新设科目。1934年度所设微分方程式论、立体解析几何学、综合几何学、代数曲线论被删除。这些表明浙大数学系在课程体系整体格局形成后对课程有局部的改造或调整。

1937年度课程显示, 这种局部的改造或调整在浙大西迁前后还在进行。除文理学院公共课程外, 浙大数学系该年度课程删除了数学考试 (甲) 、 (乙) , 初等代数方程式论、群论, 恢复了微分方程、立体解析几何、综合几何, 新设了高等微分几何, 初等数学A、B, 初等微积分A、B、C等[50,51]。这些改造与调整大都有助于改善课程。但初等代数方程式论、群论的删除可能与代数师资力量削弱有关。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活动

1. 教材的选用:以欧美原著为主

作为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 教材是教师授课与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或参考, 关系着教育活动的质量。20世纪上半叶, 由于数学名词译名尚未完全统一, 大学中文数学教材匮乏, 国内大学数学系普遍使用外文原著作为教材。浙大数学系亦不例外。抗战西迁前, 该系大部分课程的教材为欧美数学原著。其中, 不少是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初等微分积分及微分方程式以美国数学家奥斯古德 (William Fogg Osgood, 1964—1943) 《微积分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Calculus) 为教科书之一[43], 抗战西迁后仍采用此书[52]。高等微积分长期以奥斯古德《高等微积分》 (Advanced Calculus) 为教科书[43,52]。复变数函数论曾以美国数学家汤森 (Edgar Jerome Townsend, 1864—1955) 《单复变函数》 (Functions of a Complex Variable) 为教科书, 抗战西迁后还使用过英国数学家蒂奇马什 (Edward Charles Titchmarsh, 1899—1963) 《函数论》 (The Theory of Functions) [52]。实变数函数论曾以英国数学家霍布森 (Ernest William Hobson, 1856—1933) 《实变函数论与傅里叶级数论》 (The Theory of Function of a Real Variable and the Theory of Fourier’s Series) 、奥地利数学家哈恩 (Hans Hahn, 1879—1934) 《实变函数论》 (Theorie der Reellen Funktionen) 为主要参考书。微分几何学的教科书, 使用美国数学家艾森哈特 (Luther Pfahler Eisenhart, 1876—1965) 《曲线和平面微分几何》 (A Treatise on the Differential Geometry of Curves and Surfaces) , 参考书为德国数学家布拉施克 (Wilhelm Blaschke, 1885—1962) 《微分几何讲座》 (Vorlesungenüber Differentialgeometrie) 。综合几何学、座标几何学曾分别以意大利数学家克雷莫纳 (Luigi Cremona) 《射影几何原理》 (Elements of Projective Geometry) 、伍兹 (Frederick Shenstone Woods, 1864—1950) 《高等几何:解析几何高等方法引论》 (Higher Geometry:An Introduction to Advanced Methods in Analytic Geometry) 为教科书。代数学曾以美国数学家博歇 (Maxime Bôcher, 1867—1918) 《高等代数学引论》 (Introduction to Higher Algebra) 为教科书[43]。奥斯古德《微积分导论》、汤森《单复变函数》、哈恩《实变函数论》、伍兹《高等几何:解析几何高等方法引论》、博歇《高等代数学引论》等近年仍再版。

曾炯在浙大数学系讲授抽象代数 (1) 、群论[53—55], 所用教材内容多出自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登 (B.L.Van der Waerden, 1903—1996) 、瑞士数学家斯派泽 (A.Speiser) 德文著作。如该系毕业生熊全治回忆说, 曾炯“所教之抽象代数及群论两门课, 内容丰富, 大都是根据B.L.Van der Waerden及A.Speiser所著之两本德文教本”[53]。范德瓦尔登著有《近世代数学》 (Moderne Algebra) 。此书据曾炯导师诺特、奥地利数学家阿廷 (E.Artin, 1898—1962) 讲稿, 以德文撰成, 分上下两册, 初版于1930至1931年分别出版后, 流行甚广, 对近世代数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56]。斯派泽著有《有限群理论》 (Die Theorie Der Gruppen Von Endlicher Ordnung) , 是关于群论的名著。熊全治所言“两本德文教本”当指这两种著作。

选用这些欧美原著作为教材, 对浙大数学系的教学质量起到保障作用, 也可使学生直接接触现代数学的外文表述形式, 有助于培养学生用外文阅读和撰写数学论著的能力。但对外文水平不高的学生, 则会因语言障碍而影响知识的接受效果。更重要的是, 这不利于国家摆脱对西方的追随, 推出完全适合本国学生的大学数学教材。或许有鉴于此, 浙大数学系也有一些课程只将外文原著作为参考书, 教师在教学中使用自编的中文讲义, 以中文授课。陈建功讲授的级数概论、实变数函数论都是如此 ([57], 页26—27) 。苏步青对陈建功此举评价道:

陈先生的外文很好, 英文、日文、德文、法文都精通, 解放后, 他还学了俄文。在教学上, 他和有些从国外归来的教授不同, 用中文编写讲义, 用国语讲课, 这是其他讲授所不及的。陈先生毅然用国语讲课, 一破旧俗, 很有创见。[1]

当时由于数学名词译名混乱, 大学中文数学教材甚少, 留学返国教师在大学普遍使用外文教材与外语教学。陈建功此举其实不仅是一种创见, 而且是他不惜花费心血, 积极推进教学的一种表现。

2. 教学活动:以苏步青与陈建功为例

受在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与大学院所受教育的影响, 苏步青和陈建功都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对于一年级学生, 要求每门数学课都配有大量习题, 每一主讲教师都配有辅导教师。学生每次上课都必须交上次课布置的习题, 由辅导老师批改后于下次课交还学生, 辅导老师必须跟班听课。每周还有一次由辅导老师主持的习题课。教室的三面墙壁上都有黑板, 由几位同学同时上去演算 ([58], 页107) 。

对于备课, 更新讲义, 他们也很重视。苏步青讲课前都要做充分准备, “每讲一次课, 总要用一些新的材料 (包括方法) 替代老的”, 还把自己的和世界上最新的研究成果写进讲义。如1928年世界上的某些最新成果, 就被写进1931年他的微分几何讲义[59]。陈建功认为教师上一堂课, 就象打一场仗一样[1]。常常为了讲好一堂课, 舍得花几倍的时间去阅读、钻研教材, 即使对讲授多遍的内容, 也不掉以轻心, 认真备课 ([13], 页37) 。他对于讲义每年都要新编, 老的删掉, 补充新的内容[1]。如他在教授级数概论时, 就把当时的最新成果——各种求和法教给学生[60]。对于以外文原著作为教材的课程, 他也会补充新内容。如讲授高等微积分时, 在奥斯古德《高等微积分》之外, 补充了隐函数存在定理的证明 ([57], 页27) 。

苏步青和陈建功比较注意教学法, 在教学中均能做到深入浅出 ([1];[59], 页137) 。如陈建功能用通俗的语言, 把难懂的数学原理讲清楚, 曾用猴子跳跳板之类形象化的语言, 来表述点集论。而且, 他上讲台不带讲义, 不看书本, 拿起粉笔, 一讲到底[1]。后来, 他的不少学生也继承了这种讲课方法, 并称之为陈氏授课法。另外, 苏步青和陈建功的板书都很工整, “在黑板上写的字和符号及公式”, “同印的一样”[61]。

不仅如此, 他们执教都很严格。凡是作业做不出来的或者想偷懒的学生, 苏步青都不会原谅。而且苏步青讲课时, 有时会让学生在黑板上演算题目, 如果演算不出来, 就让学生“挂”黑板, 对工学院听课的学生也不例外[62]。陈建功讲课时不把讲义发给学生, 而是严格要求学生记笔记, 课后要求学生先整理好笔记, 复习好讲课内容之后再完成作业 ([57], 页26) 。这些对于磨炼学生的意志,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与保证教学质量都颇有裨益。

四“数学研究”的开设

在浙大数学系课程中“数学研究”是重要科目, 始设于1931年, 由陈建功和苏步青从日本引入, 共同发起和指导。它类似于数学讨论班, 由学生和青年教师共同参加。如前所述, 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数学系还没有这种科目, 而早在陈建功、苏步青留学日本之前, 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已开设“数学研究” ([44], 页240—241) 。而且, 1907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前, 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科即设置“数学研究” ([44], 页164—173) 。陈苏两人在浙大数学系开设“数学研究”, 目的是对高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如苏步青所说:

1931年在陈先生等人发起和指导下, 一个当时称为“数学研究”而现在则称为“小型科学讨论班”的学术活动形式, 在杭州创始了。通过它对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进行严格训练。 ([63], 页ii)

陈苏两人共同主张“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结合”的办学理念 ([1];[64], 页119) 。创设“数学研究”无疑是他们实施该理念的努力之一。由表2可知, 1932年度“数学研究”由四年级学生每星期三下午参加, 不计学分。课程内容是, “由教师选取最近各种杂志中之论文, 分与学生自行研究, 轮流报告其所得之智识, 报告时由数学系全体教师监督指导, 教师亦于此时轮流报告其最近之研究, 或所读之论文。” ([43], 页79) 此后, “数学研究”愈加规范, 发展较快。自1934年度起, 分为甲、乙两门, 每周学时由一下午变为两门各一下午 ([48], 页39) 。至迟自1937年度起, 这两门课各占1学分[50,51], 进一步提高了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数学研究”甲, 是由四年级学生和大部分教师轮流报告论文。学生报告的论文, 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提前指定, 报告者要先译成中文, 油印分发。报告前几天就贴出通知, 注明报告人和题目, 并注明是第几次。教师一般报告自己撰写的论文, 但一般不翻译、分发。“数学研究”乙, 分为几何和分析两组, 几何组由苏步青主持, 分析组由陈建功主持, 是由四年级学生和同行教师参加。这两组都由学生轮流做读书报告, 教师不做报告。学生报告的内容可以是一本重要专著或一系列相联系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均为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重要资料 ([57], 页27—28;[58], 页107—108) 。1935年熊全治在浙大数学系升入四年级后, 在“数学研究”乙, 参加了苏步青主持的几何组, 就曾由苏步青指定读德国数学家克莱因 (Felix Klein, 1849—1925) 的重要著作《高等几何》 (VorlesungenÜber Höhere Geometrie) [61]。

图4.《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关于数学系举行“数学研究”活动的报道 (活动时间:左为1934年9月17日, 右为1935年2月25日)   下载原图

苏步青和陈建功都重视“数学研究”, 每次都坚持参加, 雷打不动;而且对于参加的学生和青年教师, 要求甚严。“教师没有通过‘数学研究’这门课的就不得升级, 学生尽管其它课程都及格而‘数学研究’不及格的也不得毕业。” ([63], 页ii) 抗战西迁前就读于浙大数学系的程民德回忆陈苏两人主持“数学研究”的情况时就说:

从四年级起, 每周有两个下午的讨论班, 他们风雨无阻, 每次必到。在讨论班上他们经常提问, 要求主讲人确切回答, 连回答的表达也严格要求。例如当主讲人证明了某一结论后, 他们会突然把结论改变一下, 然后问改变后的结论是否成立。如果主讲说:应当不成立, 可以举出反例, 他们就要求立即把反例举出来。如果举出了反例, 他们还要说:既然有反例证明改变后的结论不成立, 还说什么“应当不应当”的废话。如果主讲人一时举不出反例, 他们就让他继续想, 不让他往下讲, 这叫做“挂黑板”。“挂”久了就完不成这次主讲任务。……无论数学研究甲或乙, 苏、陈两位对报告者都严格要求, 不清楚的问题都要提问, 直到报告者弄清楚为止。学生如果通不过报告就不准毕业。由此可见他们每周教学任务之繁重和执教之严。 ([57], 页27—28)

还有一个例子, 可说明当时要求之严。有一天夜里, 熊全治突然跑到苏步青家里。苏步青一见面就问:“这么晚了, 你还来干什么?”熊全治吞吞吐吐地说:“明天的讨论班由我报告, 我怕过不了关, 想来请教先生……”话还没说完, 苏步青就板起面孔说:“怎么不早来啊!临时抱佛脚, 还能有个好?”熊全治一听, 满脸涨得通红, 二话没说, 立即向苏步青告辞, 返回宿舍, 足足准备了一个通宵。第二天, 报告时总算过了关 ([62], 页577) 。

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与训练下, 浙大数学系“数学研究”的质与量都得到切实保障。这对该系学生和青年教师数学研究能力的培养起到重要作用。而且, 也培养了他们的严谨学风与独立思考习惯[64]。“数学研究”结束后, 教师与学生经常自由交谈, 还形成浓郁而活跃的学术氛围。当时浙大数学系学生对“数学研究”有积极的反响。1936年前后数学系一位署名华生的学生在《数学系的精神》一文中写道:

四年级的同学更觉得忙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有两个“数学研究”的学程, 一个读书本, 一个读论文, 每星期举行两次上台的演讲。……在这里, 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的是“数学研究”, 她在质和量上都超过了他系的“讨论”或“报告”。这“数学研究”至今已举行了一百六十几次了。教授们对于演讲者是绝对严格的, 可以说一点也不讲面子, 因为他们是只注意学问的尊严的呵。然而在研究完毕之后, 师生间常随便谈话, 在烟气绕绕之中, 交换着娓娓的攀谈。这是极像英国大学的Tutor制的。[65]

这种反响反映了数学系学生对“数学研究”的肯定。抗战西迁后浙大数学系还一直坚持开设“数学研究”, 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66]。1952年浙大数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后, 通过苏步青与陈建功又在复旦大学得到发展 ([64], 页119) 。

五数学研究活动的展开

浙大数学系成立后在函数论与微分几何领域开展大量研究活动。1935年曾炯任教后, 开创了该系的抽象代数研究。至1937年抗战西迁前后, 该系师生共有1部日文数学专著 (即陈建功《三角级数论》[67]) 与约39篇英文数学论文发表[68—70]。就发表成果数量而论, 不如清华大学数学系 (1) , 但超过北京大学数学系, 居全国数学系前列。陈建功与苏步青均有重要成果发表。

图5.陈建功《三角级数论》   下载原图

陈建功《三角级数论》是其中之一。该书在日本岩波书店于1930年出版, 是该书店刊行《高等数学丛书》的一种, 乃中国学者在国外出版的第一本现代数学专著。作为国际上较早的三角级数论专著 ([57], 23—24页) , 该书分两编, 分别为“积分概论”和“傅里叶级数”。第一编介绍了三角级数的预备知识, 包括点集和积分。第二编共7章, 有6章介绍傅里叶级数理论, 是全书主要内容, 有1章介绍一般三角级数理论。该书关于傅里叶级数和一般三角级数理论, 概括了当时国际数学界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陈建功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 (Tôhoku Mathematical Journal) 、《帝国学士院纪事》等刊物发表的论文[67]。陈建功在书中首创不少日文数学术语, 50年后仍被沿用 ([63], 页i) 。此书在日本影响较大。1984年出版的《日本の数学100年史》将其作为日本昭和前期实变函数论领域的一项成果[71]。

抗战西迁前, 陈建功在浙大数学系除继续研究留日期间涉猎的三角级数论、正交函数级数等方向的问题外, 还开拓了单叶函数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并在单叶函数系数估计方面取得先进成果。国际数学界关于单叶函数系数估计的研究, 源于1916年德国数学家比伯巴赫 (Ludwig Bieberbach, 1886—1982) 提出的著名猜想。当年比伯巴赫利用面积原理证明了|a2|≤2。此后, 许多著名数学家致力于证明这个猜想[72]。1932年李特尔伍德 (J.E.Littlewood, 1885—1977) 和佩利 (R.E.A.C.Paley, 1907—1933) 证明当f (z) 是奇函数时, 则上述单叶解析函数的系数估计可以改进到以与n无关的常数为界[73]。1933年, 陈建功于《帝国学士院纪事》发表论文“单叶函数的理论” (On the Theory of Schlicht Functions) , 改进了李特尔伍德和佩利关于单叶函数系数估计的研究结果[74]。1935年陈建功又于《东北数学杂志》发表2篇关于单叶函数理论的论文, 进一步完善了1933年他发表的成果[75], 并对某种特殊的非正则函数建立最大值原理[76]。

苏步青是一位多产的数学家。1932至1937年共发表20余篇论文, 分布于仿射微分几何与射影微分几何两个领域。在仿射微分几何领域, 他对与仿射空间中曲面关联的某些锥面进行了研究[77], 详细论述了仿射微分几何与射影微分几何的一些关系[78], 提出在已知两个二次代数锥面Γ2’和Γ2”的条件下, 构造单参数四次代数锥面族Γ4 (k) 的方法[79]。在射影微分几何领域, 他在射影曲线论和射影曲面论方面均有建树。在射影曲线论方面, 他对贝特朗曲线[80]、空间两条曲线的相交[81,82]、三次挠线等做了研究[83], 得出富有价值的结论。在射影曲面论方面, 他研究了包括李 (Lie) 二次曲面、射影极小曲面在内的一些重要类型的曲面[84,85]。在关于李二次曲面的研究中, 他证明如下定理:如果与一个曲面上每个点相伴的李二次曲面在一个四边形上总与一个给定的二次曲面相交, 那么这个曲面的渐近曲线必定属于线性线丛。由该定理, 他精确地得出一类更具一般性的二次曲面[84]。后来验证这就是著名的戈德 (Godeaux) 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 并被称为苏的二次曲面[86]。而且, 他研究了普通空间中一类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 得到关于这种序列的一些重要结果。其中之一是:如果存在一个由四边形的每条对角线上的一个点形成的分层曲面, 该四边形与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相伴, 那么存在∞’分层曲面与对角线汇构成一个可分层偶[87]。后来这种序列在文献中被称为苏链或Finikoff构图[88]。

曾炯在浙大数学系任教期间仅发表1篇论文, 即“关于交换体的拟代数闭包的层次理论” (Zur Stufentheorie der Quasi-Algebraisch-Abgeschlossenheit Kommutativer Körper) [89], 但其学术贡献较大。在该文中, 他引入交换体的层的概念, 提出交换体的拟代数闭包的层次理论, 为抽象代数学的发展做出基础性工作。

在浙大数学系培养下, 特别是受陈建功和苏步青指导, 该系一些毕业生留系任教后也发表了论文。如在苏步青指导下, 方德植毕业两年即于1935年在《东北数学杂志》发表“定挠曲线的一个特性” (A Characteristic Property of Curves of Constant Torsion) 。此文通过由曲线上点P的三个相邻副法线决定的二次曲面, 给出空间定挠曲线的特性[90]。1936年他又在该刊发表“关于一些空间特殊曲线的注记” (A Note on Some Special Curves in Space) , 对一些空间特殊曲线进行了研究[91]。

除此之外, 钱宝琮相继于1930年和1932年出版《古算考源》[92]和《中国算学史》上卷[93], 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取得出色成绩。

不过,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师生的数学研究成果多属改进性或追随性的, 主要发表于日本和中国本土数学刊物, 没有成果在欧美国家数学期刊发表。而当时国际权威数学期刊《数学年报》 (Mathematishe Annalen) 、《数学年刊》 (Annals of Mathematics) 、《数学学报》 (Acta Mathematica) 等都在欧美国家。这限制了他们在欧美数学界的影响, 意味着他们尚未登上国际数学界最高的发表成果的舞台。

六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

如前所述, 邵裴子负责筹备浙大文理学院时定有6个设立目标。其中, 包括“致力学术研究, 以推广知识之界线”“造成通达明敏之党国及社会服务人才”等 ([6], 页1—2) , 未言培养专门人才。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 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 必须注重实用科学, 充实科学内容, 养成专门智识、技能, 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94]依据此教育法规, 浙大将办学宗旨定为“以阐扬文化, 研究学术, 养成健全品格, 培植专门人才为宗旨。”[95]陈建功与苏步青主张“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结合”的办学理念, 以培养数学专门人才为依归, 符合该办学宗旨。

从抗战西迁前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看, 浙大数学系培养数学专门人才的成绩显著。当时该系只招本科生。1928至1931年度招生规模很小, 总共仅招10余人。1932年度招生人数增加, 此后也有回落, 但各年度招生人数未逾10人。抗战西迁前的10年中, 该系共毕业24人, 各年度在学学生与毕业生人数如表3。

表3.1928至1937年度浙大数学系在学生与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24]、[96]、[97]。

可见, 各年度毕业生更少, 最多7人, 最少仅有2人。这24位毕业生的名单和走向如表4。

表4.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毕业生名单与走向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24]、[98]—[103]。

这24位毕业生日后多数成为专门数学人才。其中, 5人出国留学获数学博士学位, 占20.8%;14人长期在高校数学系任教, 占58.3%;8人长期在中学或其他中等教育机构任职, 占33.3%。长期任教于高校数学系的毕业生, 分布于浙大、江西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等校数学系与美国理海大学数学系等。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 经过数十年耕耘, 他们培养了大批高等数学人才。其中, 熊全治在美国理海大学自1952年开始培养研究生, 先后共指导20位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00], 页283—285) 。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部分毕业生担任过高校数学系主任。如孙泽瀛、方德植、徐瑞云、卢庆骏、廖念贻分别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和江西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学院 (1) 和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 (2) 数学系主任。他们对所在数学系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如1952年方德植出任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后, 引入浙大数学系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办学理念, 坚持组织教师讨论班, 并使之制度化。同时, 亲自参加基础课的教学, 加强图书资料和规章制度建设。短短几年, 便见成效, 培养了包括陈景润、林群、赖万才在内的一批高水平毕业生, 得到高等教育部与一些高校的关注。有些高校称该系为“东南的数学花朵” ([99], 页157—159) 。徐瑞云是中国第二位女数学博士 (3) 。1952年她出任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时, 该系只有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两个教研室、两个书架的图书, 许多课程没有教学大纲和教材, 基础相当薄弱。面对困难, 徐瑞云广揽人才, 充实教师队伍, 同时注重培养青年教师、提高现有教师业务水平;引入浙大数学系的“数学研究”, 通过“读书报告”的方式逐步引导大家开展科学研究。在她领导下, 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得到发展。首届本科毕业生将近三分之一考取研究生 ([102], 页234—239) 。

徐瑞云在教学之余, 还编译了影响较大的实变函数论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初, 全国“一边倒”, 全面学习苏联。当时译自苏联原著的中文高等数学教科书甚少。在这一背景下, 徐瑞云翻译了苏联数学家那汤松 (И.П.Натансон) 的《实变函数论》。原书经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 作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这部译著由商务印书馆于1953年出版[104,105], 1955年和1958年相继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新1版和第2版[106,107]。这为新中国的实变函数论教学提供了重要教材, 促进了实变函数论知识在新中国的传播。201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出版这部译著的第3版[108]。

在数学研究方面, 浙大数学系毕业生孙泽瀛、方德植、熊全治、卢庆骏等都有出色表现。孙泽瀛在微分几何、射影几何、偏微分方程领域均有建树, 其所编《近世几何学》[109]在新中国师范院校影响广泛[110]。方德植在微分几何领域成就较大, 不仅发表较多的论文, 还编著《微分几何》[111]、《微分几何基础》[112]等著作。熊全治赴美前随苏步青研究射影微分几何, 赴美后主要研究整体微分几何, 特别是积分几何, 做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工作 ([100], 页288—293) 。卢庆骏赴美前跟随陈建功主要研究傅里叶级数, 赴美后拓展到概率论、数理统计, 1962年进入航天工程界, 开展可靠性研究, 做出突出贡献 ([101], 页183—196) 。

但是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毕业生后来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 数学成就超越陈建功或苏步青者寥寥。这与该系学生毕业后出国留学深造者较少, 陈建功和苏步青以“学徒制”的态度培养学生, 将学生研究的问题限定于陈苏两人各自的研究方向, 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关于后者, 陈省身就说:“浙大在陈、苏两先生主持下, 学生甚多, 工作极勤。可惜他们采取的态度, 可名为‘学徒制’, 学生继续做先生的问题, 少有青出于蓝的机会。要使科学发展, 必须要给工作者以自由, 这是值得深思的。”[113]

七结语

1928年浙大数学系成立之际, 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现代数学事业开始加速前行的历史转折年代。当时尽管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为代表的数学系已取得不俗的办学成绩, 但全国大学数学系培养的高水平专门数学人才有限, 基本不重视数学研究。浙大数学系成立伊始, 缺乏数学专业教师, 师资阵容薄弱, 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实力弱小, 名不见经传。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 该系逐渐崛起;至抗战西迁前, 虽然整体办学成绩与1927年成立后异军突起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尚有差距 ([31], 页67—95;[114]) , 但在函数论和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在专门数学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 推动了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发展。这奠定该系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的重要地位, 使之成为国内卓有声望的数学系。竺可桢日记记载, 1936年4月8日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蒋硕民在南京拜见竺氏时讲道“浙大数学系允称国内第一, 如陈建功之于分析, 苏步青之几何, 朱叔麟之于代数, 均极能称职” ([35], 页52) 。此言虽有夸大之嫌, 但是数学界对当时浙大数学系声望的一种反映。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崛起是现代数学建制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大背景下, 大学数学系被引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后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侧面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快速发展。该系的崛起有多方面因素。从外部看, 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政局相对稳定、中央政权加强等社会因素的积极影响, 也有浙大本校入学与教务制度的保障。当时为了保障生源与学生学习质量, 浙大对学生入学与学业都有严格的规定。如1929年或稍早, 浙大文理学院即明确规定报名入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既要出自公立或政府认定的私立学院, 又要通过该院相关考试 ([6], 页27—28) 。1932年度公布的《国立浙江大学学则》, 规定学生入学后至少须修满132学分 (党义、军训、体育除外) , 始得毕业;每学期至少举行考试两次以上;学生参加考试时, 如不遵守考场规则, 其试卷无效。如有舞弊、夹带等情况, 应令其退学等[115]。

从内部看, 关键是该系得选良才陈建功和苏步青;在他们领导下, 逐步增强师资阵容与完善课程体系, 注重基本训练, 以从日本引入的“数学研究”为桥梁, 严格践行了“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 形成鲜明的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办学风格。这种办学风格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 对该系发展影响深远。同时, 陈建功与苏步青等教师致力于教学之余, 醉心于科研, 对该系青年教师产生示范性影响, 这对该系崛起起到重要作用。华生就指出:“几位教授都是很努力的学者, 他们在教课外, 决不放松一下研究的功夫”“自然, 有‘上行’则必有‘下效’, 讲师、助教们也都十分起劲, 并不是仅仅‘讲讲’, ‘助助’而已的。” ([65], 页18) 此外, 该系重视以欧美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数学著作为教材, 学生规模小, 师生课上课下接触较多, 教师容易给学生以砥砺, 也是该系崛起的影响因素。

浙大数学系崛起这段历史在中国大学数学系有史以来一百余年的数学史上只是一鳞半爪,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草创后加速前行的历史时期却是重要篇章之一。它反映了以陈建功、苏步青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建设一流数学系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揭示了数学家个体与大学数学系办学风格形成的密切关系。其崛起过程中存在的以“学徒制”态度培养学生对学生学术发展造成的影响, 也折射了当时大学数学系的局限。对于当前中国大学数学学科建设, 该系崛起的关键因素与崛起背后所反映的数学家个体的重要作用和问题仍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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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初称数学门, 是浙大文理学院本科主科10个学门之一, 1929年度改称数学系。详见参考文献[36]。

2 本文“抗战西迁前”指浙大因全面抗战爆发而西迁前即1937年11月之前的时期。

3 见[5]。全面抗战爆发前, 蒋梦麟 (1927年8月至1929年8月) 、邵裴子 (1929年8月至1932年4月) 、程天放 (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 、郭任远 (1933年4月至1936年4月) 、竺可桢 (1936年4月出任) 相继出任浙大校长。

4 (1) 中括号内文字为原文内容, 下同。

5 (2) 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6 (3) 当时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教授会共26人。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7 (4) 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8 (1) 另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苏步青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9 (1) 据浙江省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历届最优秀毕业生名册》, 冯乃谦、许国容与下述徐瑞云在浙大最优秀毕业生之列。

10 (1) 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数学系分别有教师11人、约13人、9人。

11 (2) 当时武汉大学数学系曾昭安有博士学位;清华大学数学系熊庆来、杨武之、曾远荣有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数学系江泽涵、申又枨、程毓淮有博士学位。

12 (3) 前排左起:陆惠英、方淑姝、朱良璧、黄继武、苏步青、陈建功、朱叔麟、钱宝琮、曾炯、方德植、冯乃谦、周茂清;中排左起:钱大业、彭慧云、冯世、夏守岱、许国容、许燕礼、毛信桂、虞介藩、恽鸿昆、钱克仁、周佐年、侯希忠、颜家驹;后排左起:楼仁泰、徐绍唐、张素诚、李克寅、吴祖基、白正国、汪达、杨从仁、程民德、卢庆骏、何章陆、郑锡兆、朱福祖。照片中人名, 参见钱永红《一帧珍贵相片》, 收入钱永红编《一代学人钱宝琮》,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635页。

13 (4) 据1952年钱宝琮在浙大所填《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 (乙表) 》。

14 (1) 未注明学分科目, 不计学分。

15 (2) 1929、1930年度一年级课程均为必修。

16 (3) 从中选修12至14学分。

17 (4) 每学期选3至4学分, 全年共选7学分。

18 (5) 竞赛运动、技巧运动、团体游戏及舞蹈、武术、女生体育, 由一年级体育成绩在70分以上者必须选修一种, 以代必修之体育2学分。

19 (1) 关于107A-108A微积分、127微分方程、128最小二乘方、129高等电子算学, 参考资料《二十一年度本大学课程纲要》以英文介绍, 以“Four hours credit”“Three hours credit”“Two hours credit”等表述这些科目的课时与学分。笔者分别译为“每周4小时”“每周3小时”“每周2小时”等。

20 (1) 不同年级设置的同名科目, 以1门计算。

21 (2) 微分方程、立体解析几何、综合几何为1937年度课程原名, 分别相当于微分方程式论、立体解析几何学, 综合几何学。

22 (1) 课程名称为“代数学”。

23 (1) 至1937年, 清华大学数学系师生发表数学论文约60篇, 出版专著和译著各1部。

24 (1) 该“浙江师范学院”, 俗称“老浙师”, 1958年与新办杭州大学合并为杭州大学。

25 (2) 该“浙江师范学院”, 1962年组建, 与“老浙师”不同。

26 (3) 第一位是刘叔庭, 1930年于美国密西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获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