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辰羲

关于改变浙江大学成都科技大学领导关系的报告
(1980年10月28日)

国务院：
一九七八年，经国务院批准，将浙江省属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和四川省属成都工学院的领导关系分别改为中国科学院与浙江省，四川省双重领导，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为主，同时将成都工学院改名为成都科技大学，并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两年多来，这两所高等学校，有一定的发展，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中国科学院的体制正在改变，考虑到为有利于这两听大学更好地发挥作用，经中国科学院分别与浙江省委，四川省委磋商，并征得两校的同意，拟将浙江大学、成都科技大学的领导关系分别改为教育部与浙江省、教育部与四川省双重领导，以教育部领导为主。
两校领导关系改变后，现有专业继续办好，一九七七至一九八O年四年招收的学生，毕业分配寸，优先照顾中国科学院的需要。
从一九八一年开始，两校的教育事业、劳动、经费，基建等计划均由教育部负责编制，一九八一年物资供应，已下达到中国科学院的物资指标，由中国科学院安排订贷，未下达的指标由教育部向有关单位申请。考虑到办理两校的交接手续尚需一段时间，一九八O年中国科学院安排的教育事业、劳动、经费、基建、物资等计划，由中国科学院继续负责到年底。
今后，中国科学院将在科研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与两校继续合作，给以支持和帮助。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关于改变哈尔滨科技大学领导关系的报告
(1980年11月6日)

国务院；
一九七八年，中国科学院为培养科研测试技术和仪器仪表方面人才的需要，在黑龙江省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从黑龙江省接收、扩建了哈尔滨科技大学。两年来，学校在教育部的统一领导和中国科学院与黑龙江省的协同领导下，有一定的发展，工作是有成绩的。目前中国科学院体制正在改变，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急需对口培养国家仪器仪表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最近经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和中国科学院提议，并征得黑龙江省和学校同意，拟将哈尔滨科技大学领导体制改由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为主，与中国科学院、黑龙江省三家共同领导。
哈尔滨科技大学领导关系变动后，校名不变，要把现有专业和科学院委托举办的日语训练班继续办好。一九七八至一九八O年三年招收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优先照顾中国科学院的需要。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学校的业务领导，人员、基建、财务计划的审定和新生招收，毕业生分配等均由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负责。经国务院批准的(78)科发教字第0440号文件所列的学校发展规模和基建投资，请国家计委逐年安排。一九八一年基建经费，仍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安排，大致按相当于今年的投资数编列计划，上报批准后，接交时一并划转。
有关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分工，按(78)国发教字第27号文件精神办理。中国科学院将在科研、教学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学校与东北地区有关研究所(厂)结合、清仓物资处理等方面，继续给以支持和帮助。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

游修龄

1950 年代后期，前西北农学院院长、全国政协代表辛树帜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建议国家要鼓励整理总结中国悠久丰富的农业历史遗产，成立必要的农业历史遗产的研究机构。这个建议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当时浙江农学院院长丁振麟与辛院长同是政协委员，丁院长曾把辛院长的提案带回学校，给我看，他觉得应该考虑在浙农成立遗产研究室。辛院长每次来杭州，必探望丁院长，附带一定要召见我这个后辈，送给我他的近作，只因我写过一点《齐民要术》的小文，便承他的鼓励。到1960年时，浙江农学院和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合并，改名浙江农业大学及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由浙江省委书记李丰平兼任校长和院长（丁为副校长副院长），指示浙江农业大学筹备成立浙江省的农业遗产研究室，学校经过研究，把遗产研究室放在图书馆里，以便利用现成的资料，开展初步的工作。
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人员编制是从图书馆抽调三名，从退休的教授、技术人员中对农业遗产有兴趣的选择四五名，共七八位组成。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以前都没有研究农业遗产的经历，但是可以从收集、整理、抄录已有的农业遗产资料开始，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我正从农学系调到校院合并后的科研处任处长，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归科研处领导，我本人对农业遗产研究很有兴趣，对这个研究室自然非常关心，并且也成为不占编制的成员之一。经过几年的努力，1965年出版了《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辑，《浙江农谚解说》，及发表在国内其他刊物上的农史文章多篇。
接着，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开始了，我恰好是这个研究室的主管和成员，又撰写、编辑不少的古籍文字资料，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便成为典型的“厚古薄今”的活标本，给予“砸烂”，我则成为罪魁祸首；又因我翻译了不少国外的农业科技文献资料，又是“重洋轻中”的典型，有了这“厚古薄今”和“重洋轻中”两顶帽子，当时我虽然还是讲师，却也不必申请而荣获“反动学术权威”的美名，不断地挨批挨斗，这里不说了。
文革结束以后，靠边站的干部包括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也解放了，校领导让我选择，去科研处、教务处或图书馆，三者择一，唯不能回农学系，因有这两顶帽子的阴影随身，不受造反派欢迎。我想在图书馆读书最为方便，就不加思索地选择了图书馆。
到图书馆上任后，大概是积习难改吧，我又想起了农业遗产研究室，于是打报告给学校，建议恢复“农业遗产研究室”，同时鉴于原名称太犯忌，恢复后的研究室，要联系科学技术实际，把室名改为“农业科技史研究室”，简称“农史室”，获得批准，重新开张。
恢复了的农史室，编制人员很难解决，原有的二位图书馆人员可以继续，原有的退休教授都已先后作古，只好聘请校内有兴趣的教师兼职，以虚壮声势。于是我申请招收农史研究生，以求从根本上培养新生力量。当时恰好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引起国内外考古、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密切注意，我的河姆渡稻作起源论文又获奖，终于得到批准，招收了五名研究生（其中一名与蒋猷龙先生合招）。有了研究生，可以配备一名工作人员，总算添了一名编制。在培养研究生的前后十来年里，是农史室最风光的时候，对外接受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农学卷》农史分支的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卷》主编，中国农史学会的会员、副理事长，参加国内国际的农史学术活动，应邀去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作高级研究员等。
农史室曾接待了何炳棣教授的访谈，英国李约瑟助手F. 白馥兰女士的访谈，建立通讯交流的有日本天野原之助先生，渡部忠世先生，冈彦一先生…等。接待来访的学者有渡部武、Morishima，藤原，菅谷，…等。通讯联系的国内外学者更多。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天野和冈彦一两先生。我与天野先生从未晤面过，但承他赠我他的著作论文，彼此并讨论过一些农史问题。1991年我在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里，看到馆里收藏了天野先生生前的手稿、笔记、草稿、和来往通讯手迹，满满地排列了两大书架，足见先生生前用力之勤奋。使我念念难忘的是冈彦一先生，那年他本来是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遗传学的讨论会，会后不回国，特地南下杭州来看我，同我作了长谈，他会讲汉语，又会用中文写信，这更方便了我们的沟通。他出版过一部“Origin of Cultivated Rice”（《栽培稻的起源》），是用遗传学的角度论述的。在写书过程中，需要涉及一些中国古籍上野生稻的文献，恰好我有一篇关于中国古代野生稻的考证文章，他需要引用其中小部分的内容，一般凡是引用他人文献，只需注明出处即可。但是冈彦一先生非常认真，事先他来信征求我的同意，我回复表示完全同意，他又来信表示感谢。到书一出版，立即寄给我一本，书里对引用我的文字又表示感谢。天野先生赠送我的一本关于《齐民要术》的专著，参考引用了我关于《齐民要术》的论文观点，每引一起，注明一次，我数了一下，竟然有40余处之多。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述说这些经过，是鉴于当前国内的不少论著，引用他人文献往往不注出处，好像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说明出处或表示致谢更无从谈起，做学问不可不尊重他人的研究。冈彦一先生退休以后还同我通讯，寄来他和夫人到国外旅游的照片，他夫人病逝于癌症，他还寄给我孤身的照片。冈彦一的成就主要在水稻遗传学方面，成果累累，学生杰出的很多，他写《栽培稻的起源》只是他的业余钻研而已。
遗憾的是，农史室虽然参加校外的活动很频繁，联系广泛，它在校内的日子却不好过。原因是人员的编制矛盾。学校人事处只给图书馆一个编制总额，如何分配由图书馆作主。图书馆觉得农史室的建立，是减少图书馆的人员，影响图书馆的工作。这个问题在我任馆长时并不存在，因为我一向主张图书馆应该有研究的部分（不一定是农史研究），以带动学术气氛，提高人员素质，这其实是国际常识。但在国内不同，在我卸任馆长之后，这个矛盾就突出起来，后来的几任馆长对农史室不了解，总把它当作与图书馆无关的额外负担，只是尊重我还在带研究生，不好直言。有一位馆长通过办公室主任，对我直言农史室放在图书馆不合适，希望迁离图书馆；有的馆长除了谈论农史室不要放在图书馆之外，还宣传农史室可以取消，并不断向学校反映，在农史室取得成绩的同时，不放松拖后腿。
校长方面，有了主张成立农史室的李、丁校长，才有农史室的诞生，后来的几位校长也给予认同，农史室才能办下去。但是随着年轻化，新校长对农史的理解与老校长不同，他们目光远大朝前看，对回顾历史以史为鉴没有兴趣，再经图书馆长一反映，农史室的命运便定局了。校和馆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即农史室退休的人员，退一个少一个，不给补充，这样，最后只剩下我和一名留下来的研究生两人，我退休了，馆长便要这位研究生改行做图书馆的工作，否则，不好安排。这位研究生去日本读博士学位，得了博士回来，情况依旧，要他改行，现在他已转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很受该所的欢迎，因为该所急需开辟水田考古，寻找水稻遗址的人才，他正好符合要求，在新岗位忙着开展工作。
其实，按我的设想，浙江大学完全应该创办考古研究部门，浙江和南方的考古文化遗址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早，文化内含越来越丰富，关系中国南方古代文明的前景太重要了，需要发掘的工作是大量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力物力非常不够，有浙江大学加入开发，研究的结果，就是世界一流的，舍此不为，只把目光盯在国际一流上，不知道国际一流就在我们脚下，多么遗憾！“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也。”越想越觉得庄子这话的睿智和解惑，许多事情的遭遇都类似，又何只区区一个农史室的命运呢。

附编者回作者的信：

游先生，

您好。“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一文收到，并已上网。农史室本以研究农史为对象，今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农史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看到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地方落到今天的田地，的确有些伤感和失落。但我想历史不会忘记。您在农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也早已超过了农史室。作为您的学生，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使您和农史室的事业得到继承和发扬。尽管我们觉得您是一座永远翻不过去的高山。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得至，心向往焉。

农史室永远在我们心中。

http://agri-history.ihns.ac.cn/scholars/yxl/yxl41.htm

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西迁。1943年6月汪伪行政院决定恢复浙江大学，并成立了以伪浙江省长傅式说兼主任委员的筹备委员会。同年秋开始招收学生。设有文法、理工、农学、医学4院及补习班。陈柱、钱慰宗先后任校长。1944年5月23日,汪伪行政院决定
停办。

伪浙江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
傅式说 铁道部长、浙江省省长
徐季敦 浙江省教育厅长
孙云章
王敏中 组织部副部长
汤应煌 南京法院院长、杭州市市长
章颐年 浙江省政府参事和南京建设部总务司
陈柱
杨鸿烈 宣传部编审司司长
龙沐勋（龙榆生） 立法委员
钱慰宗

陈柱 1943年(癸未民国三十二年)8月24日，在汪伪行政院第175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汪伪浙江大学校长。

钱慰宗 文法学院院长
金其武 理工学院院长
缪端生 农学院院长兼医学院院长
张其钰
姜本信

作 者 ：曾抗生
出版发行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17.02
ISBN号 ：978-7-308-16430-6
页 数 ： 613 原书定价 : 68.00
主题词 : 曾抗生-自传
中图法分类号 : K825.46 ( 历史、地理->传记->中国人物传记->人物传记：按学科分 )内容提要: 
《在远方和故乡–人生回顾》是自传体文稿，回顾了作者曾抗生在中国六十多年社会变迁中的个人经历，其中包括在北京大学求学工作、到湖北工作，以及到浙江大学工作后所历经的种种人和事，其中不乏对浙大发展有价值事件的记录和思考。书稿实而不华，文字顺畅，表述分寸恰当。
参考文献格式 : 曾抗生. 在远方和故乡 人生回顾[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02.

1984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浙大成为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22所院校之一。
1988年，路甬祥出任浙大校长后，兼任浙大研究生院院长。吴世明为研究生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1988年时，浙大校机关比较精练，编制为校长一正三副，处级机构也就是十个左右，不像1998年四校合并后那么庞大。
浙大研究生的管理机构对外称研究生院，对内是研究生处，简练高效。处长也是一正三副。
正处长钱在兹，负责全面工作；第一副处长徐兴分管培养科；我分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副处长凤进分管研究生管理科(包含有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的管理职能)。凤进比较年轻干练，曾任浙大团委书记。
浙大研究生院的院务会议由吴世明主持，成员有正副处长和院办公室主任邹碧金(列席并记录)。
我去研究生院报到时，他们正在开院务会议。我自报家门后，他们说，正好来一起开院务会议。
为了轻松气氛，吴世明说：“你个子挺高的，是不是喜欢运动？来，我们两人站起来比一比高低。”
真是出乎意料，我和吴世明背靠背站着比高低，他们四个人做评判，说：“一样高，一样高。”
这一幕打破了我对机关工作那种严肃刻板的固有印象。后来发现这只是吴世明的个人气质使然。

我到浙大研究生院的前一年，即1987年，国家教委下达给高校研究生院计划内硕士生招生名额是：北大350名；清华350名；复旦280名；上海交大280名；南大270名；浙大270名；南开250名等。
可以明显看出，高校研究生院的招生规模分为两个级别：北大和清华为第一等级，其余为第二等级。两个等级之间的计划内招生名额相差至少为20%。浙大想缩小这个差距，争取老三的位置。
1988年国家教委对硕士硏究生招生的方针是：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宁缺毋滥。即计划内招生人数三年不变，如果实际招生数少于计划数，则研究生的人头费不减，仍旧按计划数下拨。也就是说，鼓励学校控制硏究生的规模，减人不减经费。
路甬祥校长说：“我们不贪这点钱，浙大要保质保量完成计划内研究生的招生任务。另外，我们还要积极扩大招收自筹研究生。因为浙大有导师、有课题经费、有好的生源。我们要逆势而上。三年后国家教委会重新核定计划内研究生招生人数，根据就是这三年的实际招生人数嘛。”
路在重点高校中是属于少壮派校长，其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后来向国家教委上报的自筹研究生的计划数是80人，以弥补浙大与北大、清华计划内数字的差距。
浙大计算机系的课题经费比较允裕，报了较多的自筹研究生。胡希明老师就招收了自筹研究生。其实这是突破计划经济的一个好的手段。有了自筹研究生就是有了做课题的有生力量，自筹生比计划生更好用(他要靠导师的课题经费支持其学习和生活)，对于推动科研为国民经济服务更直接。有钱会有人，有人就可以做更大更多的研究项目，会有更多的课题经费。搞好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吉林大学计算机系有王湘浩院士、管纪文教授等一批名师，当年作为学术型的计算机系它比浙大强。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它已明显落在浙大的后面。可以看出，浙江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形势对大学学科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

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左右，迎来了第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高潮。我的一些在研究所或大学工作的同学，只要是业务骨干而且英文较好者，不少人都通过选拔考试出国去了。我和大中在沙市小地方没有机会。
1982年调入浙大后，我们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为单位做贡献，根本不会去考虑出国留学这回事。我了解到浙大有一个“包氏奖学金”基金会，它的规定是留学候选人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到1984年7月，我已满45周岁了，所以也就没有了留学这个心。
浙大“包氏奖学金”基金会的办事机构是设在研究生院内的。吴世明任司库；邹碧金任基金会的秘书。
邹碧金说，包氏奖学金的规定改了，最大年龄不超过50周岁(原45周岁)，但是要有副高以上职称。这是国家整个公派出国留学政策的改变，因为前几年的数据表明年龄大的出国留学人员回归的比例高得多。
我说，没有想到年龄规定改了，我还有一年才超龄。但是我刚来研究生院，椅子还没有坐热呢，不好意思提要求。
邹说，从申请到考英文，理事会讨论通过，再联系外国的大学，整个周期比较长，不是说走就走的。
我说，回去再考虑一下，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后来我专门去找了吴世明副院长。
我说，出国留学的年龄上限放宽了，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能不能让我去参加一次英语出国考试？不管是否成功我都不会影响工作的；该出差就出差，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我上班不会去复习英文的。
吴世明回答说，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
说真的，我还真的没有料到他会这么爽气。看来海归人物的做派就是不样。
我说，你同意了我就去跟老钱说一下，我还没有与他通过气呢。
吴说，可以。
钱在兹处长是土木系教授，资格老，听说在联邦德国留过学。不苟言笑，人很好，是浙大的“笔杆子”。
按照行政工作的惯例，我是应该先向老钱提出来参加英语出国考试的问题。我越级请示是怕老钱不好表态，反而夹生了；另外我认为同意的可能性比较小。现在老吴同意了，我再去告诉老钱，是对他不够尊重，所以我向老钱表示了歉意。
老钱说，没关系，没关系，老吴同意了就好，这是一样的。(其实，按资历老钱应该是吴的老师)。
我一直感谢老钱的宽宏大量，不再去想他的真实感受了。反正用努力工作来回报他们的支持吧。

1989年4月中旬有EPT考试，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EPT中心所设的杭州商学院考点举行。
不巧的是4月上旬在清华大学有一次六个工科重点大学研究生院的协作组会议。清华、浙大、哈工大、东南大学、西安交大和华中理工大学，聚在一起要对国家教委的“定向研究生”的招生政策提出不同意见。每个学校的研究生院各派两名代表参加，一位是院级领导，另一位是处级。吴世明副院长指定我跟他去参加会议。因为我有过口头承诺：参加英语出国考试不会影响我的工作，该出差就出差，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所以我二话不说跟着老吴去清华开会了。
到了会上，我感到气氛有点特别。
一是说话随便，不打官腔。这个协作组是民间组织，不是国家教委研究生司或学位办领导下的一个官方组织。他们要请国务院学位办的副主任谢桂华到会上来，不是来作指示，而是接受大家的咨询，与他讨论定向研究生的一些问题。
二是除去一位院长外，绝大多数都是海归，自主性强。他们习惯于国外大学都是独立的主体，不是行政统一主管下的附庸。哈工大研究生院的一位处长是女士，她在美国留学时就与吴世明熟悉，她年纪比老吴大，但是对吴世明非常佩服，说除了英文好之外，老吴的中国文化功底深厚，书法和文章漂亮极了。
会议开了两天后，大家说要向国家教委领导李铁映、何东昌等人写一封信谈看法，对“定向研究生”的招生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并公推吴世明来起草此信。
会后，吴世明要我先拟一个初稿。我陷入了沉思，我决定对老吴直言相告：我不能写，也请他不要写。
我说，前天我刚去过北大，看到小饭厅南边的三角地贴满了大字报，热闹异常，说什么的都有。这与1957年春天右派进攻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气氛十分相像。看来今年1989年是要出点儿事情了。在这种形势下要特别谨慎，有的事不能做，有的话不能说。记得1957年有所谓“六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在民盟座谈会上发表了几点意见。反右时他们六人都受到了猛烈批判，成了大右派。这次在清华开会你们六位院长凑起来也是“六教授” ，我不希望将来有一个吴世明为首的“六教授”在1989年有什么事件发生。
我又说，这些话我在大会上不好讲，你也可能不方便讲。你是否在会下与清华的过院长交换一下意见，看怎么做比较妥当一些。
说完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怎么决定我不管了，反正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向国家教委领导写信反对“定向”的事情。

1989年的9月份，浙人研究生院的钱在兹处长找我谈话，布置工作。
老钱说：“老曾，要你辛苦一下，代表研究生处陪教务处黄达人处长到国家教委去汇报工作。具体事情黄达人会跟你面谈的。”
我说：“老钱，你不要客气，该做的工作你尽管吩咐。我向你们几位表过态：争取出国的事情不管成功与否我都不会影响工作的。该出差就出差，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我乐意陪黄达人到北京去出差。”
老钱做了原则布置后，我就去找研究生处第一副处长徐兴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便见黄达人之前做到心中有底。
徐兴是一位直爽的人。他说：“黄达人搞了一个机电一体化本(科)硕(士)连读的方案，把机械和电机这两个一级学科合在一起，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试点班40个人，从机械和电机系各招20人;四年后，前20名免试直升硕士，其余作为机电一体化本科毕业。”
我说：“机电一体化是人才市场上一个热门的专业，数控机床、复印机、照相机等精密设备和仪器是机电一体化的典型产品，军工部门是急需这类人才的。可是免试直升硕士不是教务处自己可以说了算的。”
徐兴说：“是啊，问题就在这里。黄达人没有跟我们研究生处会商，直接向路甬祥校长和吴世明副院长汇报后上报国家教委，还绕过了研究生司，郑守承司长很生气。郑司长打电话给我们处，我们就如实相告说，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同意了，处里就不好说了。估计郑司长批评浙大了，叫黄达人进京说清楚。”
我说：“除了免试直升硕士是越权之外，20名硕士生的计划指标哪里来？从机械和电机系里解决吗？”
徐兴说：“我问过黄达人，他说机械系和电机系的研究生计划指标也很紧张，他们总共只能拿出5个指标出来，其余的15个要我们研究生处帮助解决，比如把去年招生情况不好的系的指标调剂出来。”
徐兴给我介绍的情况很重要，这样我就可以去见黄达人了。
我到教务处对黄达人说的第一句话是：“黄处长，我们老钱叫我陪你到国家教委去汇报工作。”
黄达人说：“好啊，欢迎，欢迎。”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处里要派我陪你去北京吗？”
黄达人说：“我想，是你跟研究生司的领导比较熟悉？”
我说：“主要不是这个原因。我在研究生处是老三，老大和老二都不愿意去，所以叫老三陪你去。”
我接着说：“我想过，我陪你去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尽力帮你说服郑守承司长谅解我们的做法，检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请她同意兔试直升硕士的方案。但是，这样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研究生处就要为15个研究生招生指标去得罪去年招生困难的系。系里会说今 年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去年情况不一样，你们不能事先克扣我们的招生指标。另一种做法是对你敷衍下，办不成最好，这样没有矛盾。”
黄达人说：“抗生，你既然这么直率，我也实话实说。我们一起到国家教委研究生司你要尽最大的努力帮我，不论成功与香，回到学校后，你陪我去你们处向老钱、老徐两位处长负荆请罪。我也借此机会与他们沟通一下。搞改革创新如果先考虑具体细节问题，就会迈不开步;我先找路校长，不是不尊重研究生处。最后要做起来肯定离不开你们的支持的。这样做当然有缺点，否则郑司长就不会发脾气了。”
我说：“达人兄，我们都是学数学的出身，又都在工厂生活了十年多，性格上会变得直爽开朗起来。你说的大实话使我感动，我们是有缘分的。一言为定就照你说的办。我会全力以赴支持你的。”
到北京去的共四个人，黄达人、我，电机系的贺老师和机械系的张老师。由于我和黄达人有了充分的沟通，我们内部没有人心存芥蒂、勾心斗角。虽然最后郑司长还是不同意当年就开始执行(我已有预料)，但她说准备得充分一些，报批手续走正规了，第二年有希望可行。她让办公室安排了在国家教委食堂内的小餐厅由她的副手出面与我们共进工作午餐，她自己则说下午有会先走了。她既坚持了原则也给了浙大面子。我估计“黄达人将出任浙大副校长”的消息在国家教委司长级干部中已经流传过了。郑司长的这些处理方式方法我看在眼中，觉得官场也还是有它一定的套路的。
回到浙大后，黄达人确实是“言必信，行必果”，实现了自己“负荆请罪”的诺言。老钱、老徐当然也是客气大度的。事后我想，我的做法是跳出了行政常规处事方式的(推诿、扯皮、打太极拳)，倒有实效。
我和黄达人之间过去并无深交，经过这次算是“不打不相识”，成了难得的可以说真话的朋友了。

1991年留学归来回到浙大，我要去报到。先是到校机关，再去计算机系。
到了校长室的门口，我请坐在外面房间的邹晓东秘书向路甬祥校长通报一声：曾抗生回来了，看路校长何时合适听取有关的情况汇报。”小邹叫我稍等，他进到里间。
一会儿，他出来说：路校长接完一个电话就见你，请坐，请坐。”他要给我沏茶，我说我自己来。
还没有喝上两口茶，路校长就出来了，叫我进去。
路校长开门见山地说：“你回来前给我的信已收到，情况大致清楚了。现在正是校领导换届的时候，这1992年新的一届班子要大力推行年轻化。黄达人、吴世明、卜凡孝都要挑起副校长的担子，现在名单已经报到国家教委去了，等待上面批复。你回来的时机正好，我希望你仍然在机关兼职，继续双肩挑。”
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我说:“您很忙，不打扰了。”就此告辞。总共历时约10分钟。
走在行政楼三楼的走廊上，我准备去吴世明那里，却很巧碰上了黄达人。
他一把拉住我说：“你回来了？到我办公室坐坐。”他的办公室门上挂着“副教务长”的牌子。
我说：“刚从路校长那里出来，回浙大后见到的第二位领导就是你了。你门上挂的牌子是一个过渡吧？路校长已经告诉我了，在等待上级的批复。中国人喜欢因人设事，你升上去后浙大将不会再有副教务长的。”
黄说：“瞧你说的。你比原定的回国时间晚了，工作不等人。今年7月份俞瑞钊来接任了教务处长，新生报到和开学是要教务处牵头的，忙了他好一阵了。”
我说：“你算是找到一位合适的教务处长了。老俞跟我是老同学，不光是大学，还有中学也是校友。他在当计算机系系主任时工作有思路也有办法，而且从来不讲套话。他比我要强多了。”
黄说：“我还有个想法，让你到成教院负责继续教育工作，先主管一个处。路校长现在兼任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的副主席，主席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克勒斯(Klus)教授。所以浙大这方面要加强力量。”
我说：“你现在是以校长的身份，还是以朋友的身份跟我谈话？”
黄说：“当然是以朋友的身份啰。”
我说：“那我就说实话，我不想去成教院。我还想搞业务呢，我不想放弃专业。”
黄说：“我知道了，那我们以后再聊。”
到了吴世明的办公室，已经有所变化。原来他和卜凡孝除了实职外都挂有“校长助理”的名头，他们两人合用一个办公室，与其他校领导的办公室都在三楼。现在老吴的办公室是一人一间了。
吴世明与黄达人都是“文革”期间从浙大本科毕业、1978年恢复高考后首届浙大的研究生。该届研究生中人才济济，他们两位是其中的佼佼者。
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主席。他的人文素质也很突出，其书法作品和英语水平皆属上乘。路在外事工作及重大改革方面均对吴有所倚重，让吴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吴的“校长助理”名头还被人调侃为“只助理正校长而不助理副校长”，因为有一次省里开会要髙校党政两个一把手参加，路校长在京开会便指定吴世明代表他出席。
当我说刚才路校长告诉我你们三位都要出任校长时，老吴却说他已经表态他不宜担此重任。
他直率地说：“我不孚众望，校务委员会民意测验得票率不高；组织观念不强，半年没交党费；还有人说我傲气。我想还是回到系里搞自己的专业为好。”
我笑着说：“我看这些多半是对路的改革方针不满。如干部年轻化、双肩挑等；还有是研究生和导师的双向选择，致使有的老先生因学科老化而没有招到研究生；这些都是从政策研究室成文出台的。路自己心里明白，所以坚持要你上。国人的人情世故我们都知道的，回乡须得随俗。但也有欣赏你的风格的。”
吴在国外生活久了，习惯于直来直去；对于某些唯唯诺诺的人看不顺眼；也鄙视裙带关系和人身依附；他不屑于那些“喜怒不形于色”的“老道儿”的行事方式。这样是好还是“欠火候”？恐怕是见仁见智了。
我说起黄达人要拉我去搞继续教育，我还是想回研究生院，因为在成教院是难于再做专业研究的了。
老吴说，你可以自由选择，我的班子里不存在“忠不忠心”的间题，大家都是朋友和同事的关系。
从老吴的办公室出来，我就奔计算机系去了。在系里我申报了下学期开一门研究生课：《演绎数据库》。专业是不能放弃的，这样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岗位上都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我要花费几天时间在家里整理东西，还要拜访校内的一些老师朋友。顺便找人问问成教院人际关系等情况，作为下一步推脱的理由。
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天，薛继良副校长就打电话来了，要约我谈话。薛主管教学这一大块，教务处、学生处、成教院、出版社、图书馆等单位是其管辖范围。黄达人不久要接的就是这一摊工作。
我到薛的办公室，向他问好。我在混合班任教时，薛是教务处长，混合班是他重点抓的工作，所以彼此熟悉。薛是上海人，英语非常棒，喜欢足球、网球等体育项目，虽然我们年龄有距离，但有共同语言。
薛说：找你谈就是要你去搞继续工程教育。我跟路校长说你有三个优势：第一是你在工厂多年，了解企业运作的那一套，跟大企业或工厂打交道比我们的教师要熟悉多了。第二是你在国外留过学英语比较好，国外来往信件等可以亲自处理。如果处长不懂英语，离不开翻译这根拐棍，是要闹笑话的。第三是你去掺沙子，可以改善那里的人员素质水平。研究生院和教务处的人员一般素质是比成教院要高的。”
我说：“听说那里人际关系紧张，干部之间吵架拍桌子。我是党外人士，做思想政治工作非我所长，这一点我就不合适。你兼任成教院的院长，情况你最清楚。”
薛说：“那里有部分人是干部或业务骨干的家属，因学历不够当教师，属于安排性质的。”
我说：“做一般工作的人员学历高低问题不大，如果是科长、处长素质差就麻烦了。我还是想搞我的专业，在研究生院和教务处，处长都可以带研究生搞科研的。在成教院就不行了。下学期我已经申报了开一门研究生课程，把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所搞的东西介绍给我系的研究生。”
我已经把我的真实思想都讲出来了，接下来不管他怎么动员，我都不响了。他叫我回去再考虑考虑，我没有吭声。
其实，我的经历和特点路都是很清楚的，我在液压那边工作过半年，路对我有相当的了解。这个情况可能老薛并不知道。这样也好，薛会把我的态度转告给路的。最后让路来决定吧，不用我再找人诉说了。
一个多星期后，路校长打电话到家里来了。
路说：“经过我们集体研究，你的岗位定下来了。继续工程教育这一块很重要，请你支持我的工作。具体问题黄达人副校长会找你谈的。”
路校长直接打电话通知我，并且说得这么客气，那我就不便说别的话了。
时间进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校长们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也与“一切行动听指挥”、“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年代不同了。有人说，实质上还是一样的，只是形式有变化。我则认为，改变是一个过程，从形式变起实质上也会有变化。领导者的个性、风格可以具有多样性，这就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套听力训练设备，每大清早可以边散步边练听力。
浙大经管学院派出最好的老师给他们讲课，并与学员座谈讨论，当面切磋。
浙大化工学院把学员们作为客人请到浙大来访问交流，在科研课题合作、研究
牛联合培养、本科牛实习安排等多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对这次培训班，金山
石化方面非常满意。
③开办监理工程师培训班。
监理工程师是指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的工程建设监理人员。监理工程师代表业主监控工程质量，是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桥梁。它不仅要求执业者懂得工程技术知识、成本核算，还需要其非常清楚建筑法规。
浙大土木系副系主任张土乔博士主动找上门来谈办班问题。这是继续教育范围内，唯一的比学力教育发文凭(Diploma)更具含金量的证书(Certificate)教育。房地产业、高速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使得监理工程师这个行当非常热门。对于这种专业性很强的培训班，我们以系的培训中心为主，成教院的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并不具体插手办班过程，只起到一个归口登记备案的作用。
“不与民争利”应是管理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与土木系监理培训中心的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张土乔后来出任浙大成教院院长，现在是浙江大学副校长。
④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工作，我们也进行了探索。职教的工作经费是由我们职教基地向国家教委职教司上报每年的工作计划，计划获得批准时，就同时下达经费额度。
职教干部培训的对象是地、县两级教委的职教科长，以及职业学校(中职，那时还没有高职院校)的校长。我到成教院之前，丁仲明已经组织过职教干部的培训班，主讲教师是经管学院的副院长姚先国教授。
学员们对姚老师的评价很高，说他讲课生动，能够放得开，讲得活，材料丰富。听他讲课不会打瞌睡。
但也有学员反映说：“姚老师有的观点是否经过有关领导的认可？”
对此，引起了我对姚先国的注意。经管学院也是黄达人副校长分管的一块，与姚老师接触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我们后来成为了熟悉的朋友。
姚先国是湖南农村人，“文革”中是毛选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年纪轻轻就入了党。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阴差阳错地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后考取了复旦大学经济系蒋学模教授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到德国留学，他和德国导师的合著摆放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中。姚回国后受邀到浙江大学任教。
姚先国说，蒋学模老师是计划经济的权威学者，而他的学生都成了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姚自己是外语系的毕业生，最后却从事了经济学的研究。姚喜欢打篮球和唱歌，喜欢玩民族乐器，是一位多才多艺者。
浙大党委每年举办一次中层干部学习班，姚先国的报告总是受到欢迎。他经常有独到的观点，不讲套话，也没有哪位领导来批评过。第二年还是请他来讲。

1992年6月，黄达人副校长按校长办公会议关于精简机构的精神，将浙大成教院由院、处、部三级改组为两级，撤销处一级机构。对调出成教院的处级负责人都有妥善的安排。夜大函授处处长董德耀调任浙大出版社副总编，继教职教处副处长丁仲明调任浙大机关总支副书记，后来升任书记。
院级领导班子由黄达人、陈越南、柏树先和曾抗生组成。一套班子，三块牌子。下辖夜大、函授、继教和职教四个部，还有院办公室。这样成教院的工作重心便落到了部一级，部主任有责有权，要有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
夜大部主任魏东霞精明强干，后来升至成教院副院长；函授部主任赖德生，后来出任东方学院院长；继教部主任由院长助理蒋艰兼任，蒋艰曾任浙大团委书记，现职副处长级；职教部主任黄粟后来出任莫干山学院副院长。
院办公室主任王利华、副主任袁方都是素质好、能力强、有政策水平、里外上下都行的好干部。
王利华是浙大机关总支委员，动笔杆子和财务管理都行，还能操作和维护新型的一体化速印机。
袁方调来浙大之前是江苏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她的丈夫浙大博士毕业留校，袁方作为家属调入浙大，从普通科员做起，能任劳任怨不计名位，获得上下一致好评。她一步一个脚印，由科员、副科长、科长再升回到成教院党委副书记的岗位(1998年四校合并之后才有浙大成教院党委)。现为浙大远程教育学院副院长。出此可以看出，浙大对外单位调入的人的要求是严格的，一般都不能保留原来的职位职级，必须经受浙大环境下的考验，再根据工作需要，量才使用。
成教院经过两次的调整改组(前一次把处的设置从条条变为块块，也带有部调整)，已经有了一支可称为精兵强将的队伍。上下团结，人际关系和谐，部门之间能相互配合，人称是成教院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这当然是与黄达人的知人善任、雷厉风行、务实果断的风格分不开的。七年后，黄达人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也被人们称为是中山大学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看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当时，黄达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在励精图治考虑下一步的调整。
对此我却没有感觉，但王大根说他是有感觉的。王大根何许人也？待我慢慢说来。
王大根是浙江绍兴人，1974级的浙大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许多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工农兵大学生能在浙大留校者，都有其独到的能力和长处。王大根曾经在浙大人事处工作，他的记忆力超群，看过的档案，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对于古今千年的历史和人物，他也是过目不忘。对一些人事安排的分析，能够见微而知著。绍兴出师爷，不是没有道理的。
早先，路校长打电话叫我到黄达人副校长那里报到时，黄叫我一起去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王大根谈话。劝说王大根留在成教院当继教部主任，由此可见黄对他的重视。后来王大根没有肯留，去了浙大出版社当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是社务委员会成员)。1996年9月，我离开成教院去了出版社当总编时，便和董德耀、王大根再次成为了同事。当我们谈起往事时，王大根说出了他那时的感觉。
大根说：“黄校长把你从研究生院调到成教院来，是一个不小的动作，他是有更多考虑的。我看着呢。”

②与浙大财务主管谈判，落实1993年度学校给成教院的经济政策(即明年的经费盘子)。
浙大校方的谈判代表是总会计师蒋绍忠，成教院的代表是主管财务工作的副院长柏树先。以前陈越南都是参加的，这次老柏要求我也要参加。所谓“经济政策”，其实就是汇报几个数字，定下来几个数字。如学生规模、学费收入、教师酬金，提成管理费的比例，发展基金的比例等等。过去我不当家，没有经历过这事。现在不能不过问了。老柏把初步的数据搞出来，我和他一起去黄达人的办公室汇报。黄做了修改，并说他也参加与蒋绍忠的谈判。当我们按照约定时间到蒋的办公室后，不一会儿黄达人也进来了。
蒋绍忠马上站起来，笑着说：“黄校长，您挺忙的，我这里跟两位院长谈就行了，然后再向您汇报。”
黄达人说：“不客气，我今天是以成教院院长不是以副校长的身份来的。别见外，一起谈好了。”
蒋苦笑着说:“那好吧。”
黄达人坐着基本不吭声，只说过一句话也是要老柏退一步的。谈判顺利结束。老柏回来后说，黄校长坐在那里就是一种影响力，真是“无声胜有声”啊!
我与蒋绍忠挺熟的。他爱人在研究生院当副科长，与我同事；他哥哥叫蒋绍愚，比我低一届，是大长小学、杭初和杭高的同学，大学又进了北大中文系，一直都是有名的好学生。现在是北大的名教授。
他们哥俩的名字很好玩，一个“愚”、一个“忠”。其实两人都不愚，而“忠”倒是真的，都是厚道人。

1993年1月底春节前，陈越南要从美国回来了。他回国之前的一个礼拜，黄达人找我谈话。
黄说：“抗生，陈越南很快就要回来了。浙大党委已经向上级组织部门推荐陈越南为浙江省教委副主任，有关方面正在进行考察。你要准备把成教院的这摊子都挑起来。”
我一惊，说：“这一年来，在成教院比研究生院忙多了。双肩挑在专业方面没有怎么搞，只开了一门研究生课和写了一篇论文。听你这么安排，将来我的专业部分更没法做了。胳膊扭不过大腿啊。来成教院之前，我是有预料的。看来我只能一门心思搞行政管理啰，否则都搞不好的。”
黄说：“管埋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可以结合工作写一些管理方面的文章，这以后也有用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要升正教授，必须要拿出科研成果和专业学术论文；管理方面的文章可以对晋升理系列的正高职称(研究员)有用。拥有正高职称不是单单为了工资待遇的问题，而是与在全国高校的专门协会中浙大的地位有关系的。如全国高校继续工程教育协会的副理事长，不可能由副教授级人员来担任的。
路甬祥校长讲过：“浙大人不要去争省一级学会、协会的头。我们应该在全国重点高校之间去竞争，与清华、交大等去竞争，以争取浙大应有的位置。”这就是路要搞双肩挑的目的之一。
黄达人“要我去顶陈越南的缺”这一步棋，我过去没有想到过，这是真话。如果想当行政正职，首先就需要入党，这是正着。但现在黄达人是“兵临城下”了，我已没有别的退路。
陈越南家在中知楼9幢一楼，我家在中知楼8幢一楼，互相挨着。他回到浙大后，我去他家里看望。
他说：“抗生，这几个月辛苦你了。”
我说：“还好。本想你回来我就可以放下担子了，但上礼拜听黄达人说已经推荐你到省教委高就，这样就又心里打起鼓来了。你在成教院，我还可以搞点专业，这是立脚点。你高升了，我就很难双肩挑了。处级升厅级可是一个大的坎啊，你能升上去，对浙大对个人都是好事。但是一把手与副手是不一样的。你的思想活跃、想法多，在这里的主动权大；到了上面自主性反而会变小了。”
陈说：“你说的是对的，我也想到了。要看上面一把手的思想了，如果两人的想法比较接近，我或许可以施展一番；否则还是在这里更舒畅一些。”
我又说：“你现在还是进退自如的，你去美国后我和老柏没有搞什么大的动作。即使是对老赖提出宁波函授站停办的处理，我也是表态暂时这么办，但最终要等陈越南回来定。”
我与陈越南都是有分寸感的。虚情假意、言不从心的人在浙大中层是站不住的，尤其是在黄达人手下。
寒假后，又传来了新消息。浙江省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试点，省教委副主任的岗位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进行。应聘条件中有一条是：某年某月某日之后出生(实足年龄应不超过50岁)。
这样一来，陈越南因年龄超限无法应聘。一切原来的考虑和安排都化归于零。
回顾这一段跌宕起落的过程，想想有点意思。做人不动脑子是不行的；做人太动脑子，想过头了也是不行的，“过犹不及”嘛。简单地说，做人还是本色一点为好。古人语：返璞归真。

浙大东方学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大气，但是实际上它并不大。小学院不好弄，因为它“五脏俱全”。而且它在余杭市(县级市)，涉及余杭市政府与浙江大学两个单位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的东西。
1993年浙大想搞校外办学。国家教委指示全日制本科教育不许搞校外办学，这样教务处就出不去了。
成教院的人觉得过江很不方使(当时只有一座跨江大桥)，想在钱塘江北岸找地方，我们去看了德清县城关镇县委党校。正在此时，余杭市政府挂职副市长郦挺(原浙江理工大学团委书记)向浙大领导表示余杭愿与浙大联合办学。
而正在德清县政府挂职副县长的徐建国(原浙江大学团委书记、后任驻尼日利亚大使及驻新西兰大使，现任驻爱尔兰大使)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是浙大与德清联合办学。
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浙大常务副校长胡建雄(浙大人称其“胡常务”)拍板，同时搞两所联合办学的学院。这就是地处余杭临平的浙大东方学院和地处德清武康的浙大莫干山学院。
在1992-1996年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中，余杭为第36~40名的位置，德清为第46~70名的位置。他们要与浙大联合办学，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而是为了承接浙大的科研成果、产品开发和技术转让，提升GDP，从而提升在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一句话，就是要“出政绩”。
浙大搞校外联合办学的日的是什么?不是搞经济创收，不是为安排干部，也不是为了社会声誉。我想，最可能的是为了解决校办企业外迁的问题；但那也用不着动这么大的干戈啊。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跟柏树先聊天。
老柏说：“你说的那些考虑可能都有一点儿，但是最大的可能是为了地，为了土地。”
我说：“浙大不是把二分部那块地卖掉了吗？听人说，才拿到几百万块钱。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弄得舍近求远呢？”
老柏说：“此一时彼一时吧。卖地的人和现在找地的是两拨人。卖地的人当时急需要钱；而现在找地的人手头也用不上当时拿到的那笔钱。那钱早就没啦。”
1994年4月，在余杭临平，浙大校领导与余杭市委书记、市长等共同出席了浙大东方学院联合办学协议的签字仪式，合作期为十年。当时，浙大校长已经是潘云鹤了。老潘没来，胡常务代表，黄达人签字。

东方学院成了“浙大驻余杭联络处”
对于余杭市要与浙大联合办学的动机，我早就有过分析。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而是为了承接浙大的科研成果、产品开发和技术转让，提升GDP，从而提升在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一句话，就是要“出政绩”。但是我们到东方学院工作一年多了，余杭市领导还没有这方面的动作。
正在纳闷时，陈定鸿过来说，刚才市府办公室主任打电话说：“洪市长请曾院长跟浙江大学主要领导联系一下，洪市长想带余杭市四套班子与浙大谈双方全而合作的问题。想知道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我问老陈：“怎么洪市长的动静这么大？我来余杭一年多了，前面了无声息，现在要四套班子都出动？”
老陈笑笑：“听人说洪吉根与俞志华不太和谐，现在俞书记高升到杭州去了，洪的魄力可以施展了。”
我不敢怠慢，马上就赶回玉泉，去找潘云鹤校长汇报。
潘云鹤与我是浙大计算机系人工智能研究所的同事。我们到浙大之前都在湖北作过，他在襄樊，我在沙市，算是有点缘分的。
我说：“余杭的洪吉根市长想带四套班了来浙大访问，谈双方全面合作的问题。要我先来联系一下。”
潘说：“那东方学院不就成了浙大驻余杭联络处了？你是联络处主任，对吗?”
我说：“我到余杭真的是在办学，可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去了一年多才第一次跑联络，勉为其难吧。”
潘校长说：“你来得很巧，浙大是有些事情要找余杭合作。四套班子都来人就太多了，不用兴师动众嘛。你转告洪市长，请他带两位助手就行了；浙大也是三个人，有我、吴光国和你参加。随着合作项目的扩大，再逐步增加人员接触。见面时间就定在下个星期，具体哪一天请校办与余杭市府办再联系。”
出乎我意外，第一次联络很顺利。我把潘校长谈的要点写成纸条，请陈定鸿告市府办转呈洪市长。
我把余杭洪市长要我联络潘校长及老潘谈的要点向黄达人副校长通了气。因为黄达人兼浙大东方学院董事会的副董事长，洪市长(兼董事长)来浙大访问，黄应该知道才好。至于洪、黄怎么见面，在什么场合见面等等，老潘没有对我提及，我不便多问。或许潘会对浙大校办有所布置，但这不是我分内之事了。
洪市长到浙大访问是在某一天的下午。我在浙大大门口等候洪市长的车队，带引他们停好车并进到行政楼的二楼时，忽然间黄达人副校长出现了。
洪市长马上迎上去与黄达人副校长握手，说：“见到你太好了，太好了！”
黄校长却说：“欢迎你到浙大来。我专门问过校办，今天下午我主要的任务是接待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潘校长会跟你们谈的。不过今天晚上我会与你们共进晚餐，我接待完记者再过来看你们。”
洪市长略作停顿，说：“好的，好的。”
校办主任把客人们引进到贵宾室，潘校长和吴光国已经在等候了。
洪市长带的助手一位是余杭管工业的副市长，姓董，是浙大毕业生；另一位是经委主任。
潘校长把吴光国介绍给他们时说：“老吴是科研处长，浙大的科研经费超过一个亿有他的功劳。全国的高等学校中科研经费超过一个亿的，另外只有清华大学了。”
老潘介绍我时说：“老曾在浙大与我是一个系、同一个研究所的，我们是好朋友。他现在在洪董事长领导下，在余杭工作。”大家听后都笑了。
使我颇感意外的是，老潘居然把我称作是他的“好朋友”。在这种“外交”场合，他作为校长有主动权。对于他的话，我既不能做解释，也不能打哈哈，只能先听着。我在想，当校长需要有一定的外交辞令也是一种能力吧。愿意创造轻松的气氛，这说明双方合作会有一个良好的前景。这样我的顾虑就减轻多了。
潘和洪各自介绍了自己这方的情况，同时婉转地表达了希望合作的方面。
初次见面，大家都比较谨慎。把好的气氛延续下去是共同的愿望，为此潘校长接受了洪市长的邀请，将率领一个中型代表团访问余杭。
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黄达人副校长走了进来，气氛马上热烈起来。过去曾听说洪市长是学体育的出身，他人高马大、相貌堂堂，豪爽而无粗浮之气，与黄达人性格比较相投。
潘校长说：“你们两位相互很熟悉，不用我介绍了。晚上我还有活动安排，请黄校长做东接待洪市长等余杭的客人，我就失陪了。”
我回到东方学院后，过了两天陈定鸿过来说，洪市长要给我们一辆小车，说东方学院是余杭的最高学府，院长来市里开会骑着自行车总不太好嘛。
我问：“是什么车？”陈答：“说是马惠民(财政局长)己开着的北京吉普，是二手车。”
我说：“二手车也行，无所谓。有和无是本质区别，好与坏是其次。在国外吉普车并不使宜呢。”
这辆北京吉普就成了我在国内开的第一辆汽车。跟倪校长、陈越南去莫干山学院，以及大雨中赶回浙大向倪校长汇报“试卷泄密”事件的处置，都是我开的这辆北京普带来的便利。
陈定鸿又说：“洪市长对你这次的联络工作挺满意，听说你与潘校长关系很近的。”
我说：“这是潘校长在介绍我时用了一个‘我们是好朋友’的说法。也使我自己感到意外。在外国 good friend这个说法没有 close friend(密友)分量重；中国人通常用婉转的说法，真底牌一般是不露的。”
我也想过，与头头的关系“远”与“近”的种种利弊：他不说“我们很近”，你吹嘘说“近”，就是拉大旗作虎皮；他说“我们很近”，你就不能说“远”，但这样就会被捆绑，失去独立性，不一定都是好事。
所以，“远有远虑，近有近忧”，看来得走中国人传统的中庸之道了。又想，还有一个法子：就是不断地变换领域，变换环境，变换工作场所，不要从一而终。当然，这样做的主动权并不能自己掌握。
又过了一个星期，潘校长率领浙大代表团访问余杭。代表团成员有顾伟康副校长(原信电系系主任、博导，分管校产)，卜凡孝副校长(原校长助理，分管后勤)，吴光国(科研处处长)，陆国光(校办副主任)，曾抗生等。
我们参观了余杭经济开发区和“老板家电厨卫有限公司”，其产品吸油烟机连续六年蝉联全国销量第一；又去了“四联印刷电路板厂”，该厂已经与浙大合作，带有计算机全自动布线系统，当年属于先进技术。
卜凡孝是管浙大后勤的副校长，我与他虽然工作上无直接关系，但是他当校长助理时，我们就熟悉。这次我跟着他在余杭参观了几处我完全不知道的地方：一个是余杭浙大农副食品基地，在104国道旁(现浙大方圆化工公司良渚分公司的北边)，原来是部队农场，后来转让给了浙大，但是没有经过余杭市的批复，属于“私相授受”。我们在基地看到了鸡鸭成群，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养猪场，还有豆腐坊等。老卜说，大家每天在求是村食堂门口买到的猪肉、禽蛋和豆腐都是这里生产的。基地的食品安全有保障、价格优惠，不受杭州市场供应短缺的影响，它是有贡献的。这次老卜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农副食品基地的合法地位。
洪市长听了卜凡孝的介绍说：“你这是先斩后奏，要罚酒三杯。我有官僚主义，也要自我批评。”
老卜是徐州人，徐州自古出名将。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豪爽善饮。老卜马上说：“该罚，该罚。”
我跟着老卜去的另一个地方是与杭州城西接壤的蒋村（已风传要划给杭州市）。由一位余杭副市长陪同，还带了一个房屋开发公司的老总。老卜想在这里给浙大的教职员工买房，先以学校名义整体买下，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再看看交通与生活配套的条件，所以要实地考察。他还跟我说，一旦划到杭州市，房价肯定要涨。老卜虽然不是江浙人，但是受杭州多年的熏陶（他1978年考进浙大，之前他当过公社党委书记），已有南方人一样的经济头脑。后来，原在玉泉校区内的浙大化工厂搬迁到了余杭良渚，就是现在的浙大方圆化工公司良渚分公司，也是这次浙大代表团访问余杭的成果。
至于余杭市从这次浙大来访所获得的成果，这里我就不谈了。

我与老卜的关系一直较好。他与大中都是西湖区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他说：“老曾这个人从来不提个人要求找我，要找我只是为弱者帮忙，如小孩上学、大人看病之类的。而且都不是锦上添花的高要求。”
退休后，老卜勤于书法和绘画。他送给我一幅字：“共事无缘长相交，君之品格万里挑；以心待人人尊重，敬佩极至永仿效”。落款为“一点”，即其姓氏“卜”也。看来他还是一位颇有情趣之人。
现在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浙大校长们都是很有个性特点的人，有丰富的阅历和多方面的能力，能够独立打开局面，有人情味；与原先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大不一样了。

浙大等四校合并带来了浙大出版社与杭大出版社的两社合并，还有四校诸多学报的集中管理。
1999年上半年一直在进行两社合并的准备工作。对于四校合并，有人说是：“校级领导一走廊，中层干部一讲堂”，干部的人员安排是首当其冲的问题；随同的有机构设置、资产清理、财务审计和奖惩考核办法修订等一系列的事情。
年富力强的原医大副校长来茂德出任主管教学板块的新浙大副校长，他主持两社合并的工作。原来浙大社与杭大社的社级领导组成“合并工作小组”，我也在其中。还有半年多我就要退休了，算是最超脱的。其他人的想法就多了，尤其是两位原来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社长。他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位置，还要考虑手下骨干的安排和发展，每次合并工作小组开会都有分歧，但是大面子上还算过得去，没有大吵大闹。
1999年5月，在一次关于新出版社领导岗位设置问题向来茂德副校长汇报的会议上，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到了拍桌子、脸红脖子粗的境地。这也是对来校长将了一军：“浙大的事情不是那么好管的。”
当时来校长年仅39岁。他很严厉地提出了批评：“在座的各位都是比我年长的老师辈的同志，应该有为人师表的风度和拿出当领导的样子来；今天的会议有关新浙大出版社领导班子的岗位设置，是给浙大校领导提建议做参谋，不是替领导做决定，不要把个人的利益考虑摆进去；将来新班子中你们有谁没有谁，现在我都不知道。今天中午我还要赶飞机去北京出差，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也没有开类似的会(原来最少每月开一次)。
1999年6月30日8点30分，来茂德副校长和主管人事的党委副书记陈子辰就直接來宣布合并后的浙大出版社新的班子名单了。自那次会议发生激烈争吵后，我没有兴趣去打听任何消息。一直到这次校领导来宣布班子名单前的10分钟，才有人告诉我新来的社长是姚恩瑜教授。
姚恩瑜是数学系的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人。其业务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都很强，担任过浙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及浙大数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我对她比较熟悉，是因为在研究生院我们共事过一段时间；而且她与我的研究生同学邓乃扬都是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大家有共同语言。
我对老姚来当社长略感意外。其资历、能力、为人和水平均不成问题，只是年龄与那两位前常务副社长相当，仅比我小两岁，干不了多久；再就是在人事纷争的情况下，前来救火，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显然这个安排是权宜之计。来校长宣布我退休前担任岀版社顾问，出版社总编的位置暂时空缺。
1999年7月8日，来茂德副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去正在筹备开办的浙大城市学院当院长。
我感到很突然，略加思考，我就说：来校长，我感谢组织上的信任，但是我不能去。理由有三：一是我的年龄已满60周岁，昨天是我的生日；二是我的爱人、母亲和岳母现在都囚因病住在医院里，我每天都要轮流跑医院；三是四校合并后中层干部很多，肯定能找到合适的人去当院长。我就不要勉强了。”
来校长说：“你很直爽，我看不出来你已经是60足岁的人了，确实是许多人都还想多干上儿年。城市学院的人事安排，我们会研究的，谢谢你。”
两天后，有一位老朋友告诉我背景情况：“国家教委同意杭州市开办一所新型的独立学院，先挂靠在浙大，叫浙大城市学院。杭州市长仇保兴、市府顾问胡建雄(原浙大常务副校长)和市教委主任张绪培一起研究学院主要领导的配备问题时，胡常务提了你的名，定下来的。”
我说：“来校长已找我谈过话了，我婉辞了。不过我倒要感谢胡常务，原来他是亲莫干山学院而远我们东方学院的。胡常务对两个学院最后还是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毕竞他是有水平的嘛。”
那位朋友摇摇头说：“你这次犯了决策错误。”
我说：“不见得吧，反正是不能再改变了。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你带来的信息。”

曾抗生，在远方和故乡 人生回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02，第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