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浙江大学的师长们
高亮之
在本书的编辑组会议上，谈到《深情怀念师长和战友》这一部分时，感到怀念师长的资料比较分散，要求我写一篇综合性的怀念文章。出于对于师长们的敬仰之情，我接受了这个任务。而我在考虑怎样落笔时，才认识到这个任务的不易。首先是：浙大的师长人数很多，而我自己在浙大的时间并不很长（1946-1948）。我是农学院的，只对农学院的老师较为熟悉，对浙大当年许多著名教授并不太了解。但任务接受下来，又无法推脱，我只能请楼宇希同志帮助，他给我提供了他所有的《求是》通讯全套。我将《浙大校友》、《求是》和《丁冬友讯》上的有关文章都读了，又在网上查阅了有关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勉力写成此稿。不全面或不确切之处，在所难免。
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本书又以解放战争时期浙大的学运为主题，我只选择了若干位当年对于学运的支持较为突出，或者和学运有一定关系的师长。他们的学术修养、人格魅力、道德风尚，在浙大教授群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竺可桢(1890—1974)
浙江上虞人。
浙大从1936年, 竺可桢担任校长以后，成为中国最好四座大学之一.并在1944年,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
竺校长办好浙大，首先是身体力行地贯彻浙大的校训——“求是”的精神。他办好浙大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教授治校。正因为他要依靠教授治校，他千方百计延聘各个专业的第一流教授来浙大，并且给他们充分的权利来进行教学，并管理学校。
而这许多才德兼备的一流名师，为什么愿意来浙大呢？又是由于竺校长本人的政治超脱、学术渊博、人品高尚、民主风度、宽容仁厚的巨大吸引力。
关于竺校长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中，坚持正义，不畏强权，保护进步学生的动人事迹的介绍，已经很多；在这篇短文中，我不需要再重复介绍了。
我只想补充说一点：竺校长对于我自己一生的深刻影响。
我在初中时，决心一生献身科学；到高中时，又接触进步思想。竺校长是我所仰慕的杰出的气象学家，并且我已知道他支持中国的民主和进步。1946年，我同时考取浙大、中大、复旦三座国内一流大学，我之所以选择浙大，与竺校长的名望和吸引力有很大关系。
我在一年级时就与于子三成为好友。二年级在华家池时，与子三、尔玉三人共同创建华家池的YF。子三的被害是我和华家池所有师生的莫大悲痛。我亲自见到竺校长为拯救子三，以及子三被害之后所做的一切努力，特别是他坚持不承认子三是自杀的谎言,使我最为钦佩。他瘦弱的体驱中蕴藏的无畏精神，在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形象。
1948年春季学期，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副常务理事。6月，发生了一场大字报事件。一年级进步学生刘宗潮，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反动青年军为职业学生，引起反动青年军的愤慨。他们联合外校青年军势力，向学校施加压力，扬言要用暴力惩罚作者。地下党领导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决定由理事会负责人杨振宇和我两人，去拜访竺校长，要求校长保护大字报作者。竺校长当面交代我们，要我们将刘宗潮接到他家中，与他孩子同住一室，以保护他免受迫害。这件事给我的感触极深，让我切身体会到竺校长对于学生的慈父般的爱护之情。
我在浙大是农学院学生，农业与气象关系密切。在浙大时，我对于浙大几位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涂长望、幺枕生就很敬仰。1953年，我在华东农科所工作，刘春安所长找我谈话，要求我去参加由中央农业部委托军委气象局举办的我国第一次农业气象培训班。刘所长特地提到，这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的共同建议。我心里想，竺校长又一次要决定我的命运了。竺校长的召唤，我没有理由不服从。从此以后，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农业气象专业的岗位。我不久后得知，竺校长当年在美国，也是先学农业，后来改学气象。农业气象学的任务就是以气象科学为农业服务，这是竺校长自己在专业上的志向。我这一生，始终以能继承竺校长的遗志而感到安慰。
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中央气象局准备恢复农业气象，邀请少数农业气象学家去北京开座谈会。我和一同参加会议的北京农大韩湘玲老师听说竺可桢先生患病住在医院。我们两人非常想去拜访他，告知他中国农业气象科学有恢复的希望。可惜一时无法知道他住在哪个医院而没有去成。不久，就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们两人都感到极为遗憾，失去了向这位非常令人尊敬的前辈，给一点最后安慰的机会。
二,苏步青（1902年—2003年）
浙江平阳人。
解放战争时期的浙大学子，都不会忘记苏步青教授对于当年学运的积极支持。
苏步青先生是蜚声中外的数学家。他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数学系教授。他在微分几何、计算几何领域，研究和教学70多年。他创立了国际公认的中国微分几何学学派。
他在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任复旦大学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
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位国际著名的数学家，在解放战争时期浙大的学生运动中，始终和进步学生站在一起。
1947年10月２６日于子三被军警逮捕，秘密监禁。当时，苏步青是浙大教务长兼教授会主席。他协助竺校长到处打听，得知下落后又四处奔走营救，还去监狱探望。29日，于子三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惨遭杀害。10月30日，全校学生二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并去监狱瞻仰子三遗容。当时苏步青教授正在南京，闻讯后对学生行动十分同情，并立刻发电报给学校召开教授会，抗议当局杀害学生。１０月３１日有70 多位教授参加浙大教授大部分在政治上持中间立场，平时并不赞成学生过多地参于政治运动，但是反动当局的暴行，激起了教授们的公愤。最后教授会通过决议：罢教一天，并发表《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会为于子三惨死事宣言》，要求当局严惩责任人员。浙大教授会的抗议宣言，通过报纸，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1948年下半年，反动当局设立特种刑事发庭，准备大规模逮捕进步学生。学运骨干陈业荣的名字，也列入黑名单之中。他那时正患肺病，不能去解放区。苏先生就以陈业荣生病的理由，出面作保，让他在学校中疗养，使他免遭逮捕。
1949年初，李宗仁上台后，苏先生配合竺校长，认为必须抓紧时机，营救在狱中的学生。在学生起来斗争的同时，由苏先生出面，到监狱中将陈建新、黄世民、郦伯谨、吴大信等保释出来。不久他们都安全地转移到解放区去。
苏步青教授不畏权势，爱护和保护进步学生的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三,严仁赓（1910-2007）
天津人。
严仁赓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他193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做研究工作。1946年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校长助理。他专攻西方经济学，尤长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学。长期从事旧中国地方财政的研究。
他是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的嫡孙，而严修是周恩来去法国留学的资助人。这个关系也许和严仁庚在政治上倾向进步有关。
在1948年秋到1949年杭州解放前，他担任浙大教授会主席。他积极协助竺校长，领导全校的应变工作。
在浙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应变工作座谈会上，严仁赓被邀请发表讲话。他说：“自古以来，形势总是从北向南发展的，现在也必然从北向南发展，应变在所难免。” 严先生的讲话，说明他对于中国形势发展的清醒认识。他的讲话对于全校学生是很大的鼓舞。
1949年4月24日，为了加强“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讨论成立“浙大应变执行会”，严仁赓任主席，副主席是苏步青。
4月29日，竺可桢被迫离校赴沪时给严、苏二人留下一封诚挚感人的信，在申述了自己不得不离开浙大的苦衷后，还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
可见竺校长对于严、苏两位教授的充分信任。
严仁赓没有辜负竺校长的托付，他与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在杭州解放时，将浙大的人员、财产完整无损地交到人民政府手中。
四,蔡邦华（1902-1983）
江苏省溧阳县人。
蔡先生是我国昆虫学的开创人之一。他1924年在日本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毕业，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27年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1928年任浙江省昆虫局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派送到德国进修，回国后，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因对郭任远推行党化教育不满，与几十位农学院教授愤然离校，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1937年回到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1940年开始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长达13年。1953年他奉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1983年逝世于北京。
我1946年考进浙大，选择的就是植物病虫害专业，并且主修昆虫学。如果我1948年不撤退去解放区，蔡先生应该说是我的主要导师。1947年，我从校本部迁到华家池，我在农学院和全校学生自治会都有职务，有些事不能不向蔡先生请示。他对于青年学生慈祥中有严肃。我开始时感到他对于学运并不很支持，一直到于子三被害之后，我才体会到他的正义感和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勇敢精神。
由于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学生，整个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长都将蔡先生作为处理事件的主要助手。
竺校长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房中见到子三被害的惨象后，当场晕倒。醒来后他就嘱咐蔡先生和校医李天助，去现场调查。蔡先生与李医生在现场都清楚地看出子三不可能是自杀的证据，因为所谓自杀用的玻璃片上并无血迹，并且也没有尖角。保安司令部准备了两桌丰盛酒席，留他们吃饭。蔡先生断然拒绝了。数日后，司令部人传话说：“浙大教授真难对付！”
1948年1月4 日，学生准备为于子三出殡，蔡先生赶到学校时，学校四周已被二千多军警、特务、流氓、打手所包围。八时多，打手们冲进学校，说是：“我们无以为生，到学校来请愿。”蔡先生立即前去劝阻。他说：“生活困难，要向政府请原，大学不是请愿的地方。”接着大批打手拥进学校，造成震惊全国的浙大“一四暴行”。
在舒鸿教授高呼下，学生们进行反击，抓获了10多名打手。正在讯问时，竺校长来约蔡先生谈话。竺校长说：“光天化日之下，军警包围、捣毁学校，浙大我办不下去了。”要求蔡立即赶赴南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辞校长之职。蔡先生乘京杭直达车到南京。车上遇《大公报》记者，蔡先生就把浙大遭受暴行情况，叙说一遍。记者问：“可否在报上发表？”蔡先生说：“可以发表，但不要记我名字。”次日（1月5日）早晨，《大公报》将浙大“一四暴行”的消息，传遍全国。
蔡先生见到朱家骅，朱责问：“于子三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蔡先生一听生气了，说：“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学生。我是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我今天来是代竺校长前来辞职的。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朱装腔作势地要办事员立即给浙江保安司令部打电话：“把军队立即撤离浙大！”
蔡先生回杭州后，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校长要他暂勿外出，因为省政府已在查问：“《大公报》的消息是否蔡邦华发出的？”竺校长回答说：“不知道，但报上所载，完全是事实！”
以上经过，都引自蔡邦华的《于子三惨案回忆录》一文。我们今天读到当年蔡先生协助竺校长处理“一四暴行”的亲身经历，不能不对蔡邦华先生为维护正义的坚定、勇敢而机智的精神肃然起敬！
五,王淦昌（1907～1998）
江苏常熟人。
王淦昌是我国有突出贡献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员、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即核工业部）副部长，
他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他一生科研生涯中，有几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失去了。
1930年他赴德国，入柏林大学，从事β衰变能谱研究，1934年获博士学位。1930年他在柏林提出用云室来研究由α粒子轰击铍核以发现一种高能射线的设想，这一设想由于导师不支持而未能实现。一年多后，英国的查德威克就是通过这样的实验发现了中子。
1941年他在湄潭浙大任物理系教授时，提出设想：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所产生的反冲，来证实中微子的存在。由于当时湄潭的实验条件太简陋，无法进行实验，只好把这一设想交送美国《物理学评论》发表。一年后美国物理学家J·S·阿伦按他提出的方法进行实验，证实了他的预言。这被认为是1942年世界物理学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1959年，他在前苏联杜布钠联合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任何粒子都存在反粒子的理论预言。
1960年王淦昌回国，参加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为了中国的“两弹”，王淦昌改名为“王京”，心甘情愿隐名17年之久。从 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他失踪了。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去哪里，在做什么。广袤的金银滩，海拔在32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零下4摄氏度。这里风沙很大，高寒缺氧，人要忍受头晕、目眩、心悸等高原反应。这里蔬菜奇缺，只能吃青稞面和蒸不熟的馒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王淦昌与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毫不特殊。
王淦昌先生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也是热爱祖国和爱护青年的老师。浙江大学在贵州时，他公开登报，召唤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又去寻找共产党的学生许良英回校工作。
虽然王淦昌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运中没有留下突出事迹，而在后来中国多灾多难的岁月中，王淦昌先生对于许良英和周志成两个很早投身革命而命运坎坷的学生，却始终表现出爱才惜才的深厚的师长情怀。
许良英同志是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运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该时期浙大地下党的组织发展以及各次学运的成功开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在1957年时，因为公开反对反右运动，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右派，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下放到浙江老家当农民。他失去了公职，靠劳动工分养活自己和母亲。他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翻译爱因斯坦的著作。1973年，他为《爱因斯坦文集》一书的编辑来北京，商务印书馆每月给他50元生活费。一年后，他又被赶回农村，生活费也停发了。王淦昌得知这个情况后，决定用“王京”的化名，从四川核基地按月给许良英寄出３０元钱，支持许的生活。
王淦昌当时身处机密性极高的国防科研领导岗位，自己也曾受过多次批判，竟然主动地包下一个在农村“改造”的“极右分子”的生活，可想而知，要担当何等的风险！
六十年代，王淦昌因参与核试验工作，常去新疆。他曾抱怨，因为不知道地址，而不能去看望在新疆劳改的周志成。
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王淦昌先生关心和支持许良英和周志成的事迹，表现出的他不畏强权，爱护人才的高尚精神，怎能不使人深深感动。
六,王国松(1902—1983)
浙江永嘉人
王国松先生是我国声望卓著的电机工程学家。
他1916年秋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成绩优异，深受师友赞誉。五四运动期间，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他1930年参加公费留学考试，又以优异成绩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深造，获电机工程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8月学成归国，受聘浙江大学。次年任浙大工学院电机系主任。他在协助竺可桢校长办学和西迁中发挥重要作用。1944年升任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他认真执行竺可桢校长的办学主张，通过各种渠道，延聘有声望的教授和从国外归来的专家学者，并实行民主办院。
1950年，他被任命为浙大副校长。校长马寅初调北京大学后，他任代理校长，并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我在这篇文章中选定王国松先生，是与他的电机系学生陈明达、楼宇希等讨论的结果。他们都是当年的地下党员和学运骨干，而他们都说王国松先生在解放前，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对于他们参与学运都比较支持，不加阻拦。
特别是于子三被害事件发生后，他对反动当局公然残害一个爱国有为的青年学生，十分悲奋。在教授会会议上，坚决主张发表宣言，提出控诉；还参加了罢教斗争。更与蔡邦华、李浩培等教授一起前往省政府，与省长交涉，要求释放仍在关押的另外三名学生。并推动竺校长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教育部及各界说明事实真相。
解放前夕，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的捣乱、破坏，浙大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护校运动。王国松老师是校应变委员会成员，并在一段时间内受命参与主持校务，并负责经济组和水电组工作。学校的水电问题极严重，时有断水之虞，由他负责将校内的游泳池改为临时蓄水池。
1949年4月29日，竺校长已秘密赴沪隐居，原来的校务委员会已停止工作。为维持学校持续，农学院院长蔡邦华等14人发起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 推选蔡邦华为主任，王国松和谭天锡为副主任。5月31日，蔡邦华、王国松等人到杭州市军管会联系浙大的军管移交问题。
以上事实说明，王国松先生对于新中国的诞生是积极欢迎的。
但是历史对于他并不公正。他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被关在浙大行政大楼五层的临时监狱中，达数年之久，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而他爱祖国、爱科学之心并没有丝毫改变，晚年仍旧非常关心学校的教学、科研，并积极推动国际电机科学的科技合作与学术交往。1983年病逝，享年82岁。
这样一位学术造诣很高，一生勤奋工作，在科学研究、培育人才、专书立说等方面，都做出突出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是浙大的光荣，也是他的无数学生们心中的榜样
七,张君川( –1999)
张君川先生的英语功底很深，是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主编过《莎士比亚辞典》。他又精通俄语，翻译出五十多首普希金的诗歌。
解放战争时期，张君川先生是浙大外文系的一位年轻教授。在政治上，他比较早就倾向进步。学生运动中，他的身份有些特殊。他并不是地下党员（本书的几位地下党领导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他）。然而，反动当局却一直以他为眼中钉，认为他有共党嫌疑，多次想逮捕他。
于子三被害之后，1947年10月31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表《告同胞书》。该天晚上学生自治会请张君川等两位老师，将《告同胞书》翻译成英文。当时，正好参加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代表即将离开杭州。学生会连夜将英文稿件送交外国代表，请她们转带到国外。于子三惨案的消息由此迅速传遍世界。
隔了几天，特务就查出翻译《告同胞书》的是张君川教授，密报南京当局。
1947年12月1日，于子三惨案未了，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告诉竺可桢，治安机关称：‘浙大某教授及学生若干人有共党嫌疑，某教授为组织指挥人，学生可暂不捕，教授非立即逮捕不可”。受竺校长保护的张君川后来追忆说：“我初到浙大，教过半年的俄语，遭到当局非难，幸赖竺校长保护，停课作罢。以后我因在外文系开设莎士比亚课程，为了戏剧演出实习，建立戏剧班；又在中文系下设现代文学课程，并建立现代文学班，与戏剧班时常联合进行学术讨论。学生聚在一起，也找些进步书籍阅读。在进行讨论中，曾谈到：‘官养活民，还是民养活官’等问题，产生了初步的民主思想。……于子三惨案发生后，也波及戏剧班，由沈鸿烈（浙江省主席）告诉竺校长要逮捕一些人。竺校长一方面嘱咐学生早日离校，一方面派秘书诸葛祺夤夜十一时来平湖秋月寓所告诉我藏匿，幸亏竺校长从中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张君川先生以一个党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坚定地和广大学生站在一起。他所指导的浙大外文系戏剧研究班，在解放战争时期，排演出许多进步话剧、歌剧或短剧，对于当时的学运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张君川先生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佩的文学家，翻译家和师长！
八,束星北（1907-1983）
江苏南通人。
最后，我要谈谈束星北教授。
解放战争时期的浙大学生，都知道束星北先生。大家都感谢他在1947年于子三被害之后，在教授会上首先发言，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他说：他向来不赞成学生搞政治活动。但是，政府如此摧残我们苦心培育的学生侵犯人权，是不能容忍的。他主张教授会用罢教来抗议政府的暴行，他激昂慷慨地说：“我就不信，我们不敢罢教！”。在他发言的影响下，教授会通过决议；罢教一天。全校教授罢教，在浙大历史上，从未有过。浙大教授的罢教在全国造成重大影响
他建国以后的命运坎坷，我听说过一些，但是并不很清楚。一直到最近，青岛一名记者兼作家刘海军写出《束星北档案》一书，全面披露了束老师的悲惨而壮烈的一生，不仅使浙大学子们读了感动不已，并且使全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读了，心灵无不为之而震撼。
束星北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早期从事相对论研究，后转向气象科学研究。晚年，为开创我国海洋物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早期在美国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物理系学习。１９２８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国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获硕士学位；１９３０年返美国进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再获理学硕士学位。他在国外的研究工作已经进入到当时理论物理学的最前沿领域
他一生最辉煌时期是上世纪40年代在浙江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两弹功臣程开甲院士、胡济民院士、著名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许良英，都是他在浙大时的学生或助手。
程开甲对于他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李政道回忆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这样一位天才型的优秀科学家，建国之后，他的命运却非常坎坷。１９５２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坚持哲学不能管科学的观点，与华岗校长发生剧烈的争论。他又公开反对“全面学习苏联”和“院系调整”等当时的高等教育方针。他被认为“思想反动”而多次受到批判，后被驱逐出物理学阵地，不得不改行从事气象研究。
在气象学领域，由于他的超人天赋和雄厚的数学和物理根基，他在一年多时间内发表了十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很快受到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等高层气象学家的重视。通过他们的推动，很快在山东大学建立气象研究室，直接归中国科学院体制。
好景不长，1955年掀起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束星北由于在抗战时期，为挣钱养家，曾经去重庆国防部技术室协助研制小型收发报机，约一年时间。就为了这个经历，他被列为肃反重点，连他的妻子都受到迫害。在连续不断的恐怖式的审查后，他给好友王淦昌写了绝命书，最后是：“别矣，淦昌兄！”
后来在周总理和陈毅的直接干预下，最后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宣布取消政治嫌疑。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在认真学习了有关书刊后，提出了一份现在看来观点完全正确的“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论，在青岛引起轰动，得到许多人的赞同。而就因为他这一些言论，1958年10月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公职。
1958到1961年，他被派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去参加右派改造大队的强制性劳动。一个工棚中，住了三、四百个右派，一律是地铺，睡在鹅卵石和山茅草上。他当时已经50多岁，却要承担他的体力无法支持的搬大石块等强劳动。即使他再努力，每次评比，他总是被评为极少数的“较坏的队员”。在1959-1961年的的大饥荒年代，他不得不到农民地里去偷地瓜充饥。
他被害开除公职后，从数百元的工资减为20-30元的最低生活补贴。他有五子二女，因为他们父亲的关系，大儿子被迫离开部队，其他儿子，虽然成绩很好，上学、受业都受到影响，不是当工人，就是失业在家。在这种情形下，他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为了子女，不得不努力改造，争取早日摘帽。由此，他，一个敢于和错误抗争的硬汉子，心理上受到很大扭曲，多次检查自己的“反动思想”。
而他在改造中仍不忘科研。1960年他被转到青岛医学院管制劳动。冬天，他打扫广场上的积雪，他用扫把在雪地上划出许多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数学公式。
1972年，李政道回国的时候，周恩来希望他介绍海外有才智的人来中国讲学，李政道就说：“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人才，而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自己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李政道要求去看望他老师，最后接待者还是以“束星北身体不舒”为藉口而推脱了。
李政道的到来，对于束星北后来命运的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1973年，他终于被摘帽。他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他立即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科研和教育。1979年，束星北正式得到平反。
1981年起，他当选为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他因许多年过度的强劳动，患了严重的肺气肿。1983年，一代宗师，，病逝于青岛。
我在阅读《束星北档案》和写这一段束星北老师的苦难经历时，多次禁不住热泪盈眶。
束星北老师的一生经历，是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对于该时期党对于知识分子极左政策的客观而无情的控诉。
束星北老师对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执着，对于祖国强盛的责任心，对于青年学生的热爱和培育，对于各种错误政策和错误观点的公开和大胆的抗争，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特别对于一代又一代的浙大学子来说，他是我们值得感到骄傲的老师！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师长们的怀念，我就写到这里。当然，浙大当年的教授、讲师、助教，全都是我们的师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当年的学生运动，都是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品、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对于科学和教育的负责精神，都影响了我们一生。他们都是我们终身难忘的导师。
关于陈立教授和李浩培教授，本书另有专文介绍。
2006-12-23初稿
2007-03-10修改
（本文的初稿得到许良英、吴湜等同志认真阅读，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良英同志还寄来他自己写的有关竺可桢、王淦昌、束星北的文章，供我参考。在此表示深深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