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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璡(1888—1966)
　　王璡，分析化学家、教育家。是我国近代分析化学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毕生致力于理科和师范大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培育了中国几代科学技术人才。他还长期从事化学史的研究工作，是用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并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化学史的开拓者之一。

　　王璡，字季梁，祖籍浙江省黄岩县。1888年1月7日出生于福建闽侯县(今福州市)。1906年他在北京京师译学馆学习英语，1908年被录取为第一届庚款留学生，1909年赴美国学习。先在宾夕法尼亚州科兴学院(CohenAcademy)学习中学课程，1911年转入里海大学(LehighUniversity)学习，1915年毕业，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当年回国，初在湖南长沙高等工业学校任教，接着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东南大学)任教，创建理学院及化学系。他为推动在大学中开设理化课程，培养我国自己的理科大学生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又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该系对我国化学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科研工作的开展，影响深远。1928年到1934年间，王璡应蔡元培的邀聘，为中央研究院创建化学研究所，并任所长。他结合我国当时科技发展的需要，组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纤维素、油脂涂料、陶瓷玻璃等研究小组。这对当时沪宁一带化学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也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及硅酸盐研究所奠定了基础。1934年至1936年，王璡应美国著名化学家柯蜀夫(I.M.kolthoff)教授的邀请再次出国，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ofMinnesota)任访问研究员，同时攻读硕士学位。193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在回国途中赴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有关大学与研究机构考察访问。

　　1936年王璡回国后，曾应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任该校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次年又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转至浙江大学任教。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随全校师生西迁。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王璡为浙江大学创立了师范学院，为培养我国优秀中学教师，做出了贡献。他前后担任过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代理院长和代理校长等职，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他还被聘为部聘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进行院系调整。1952年王璡到浙江师范学院执教，1956年被定为一级教授。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改为杭州大学，他一直在该校工作，直至逝世。

　　1957年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王璡被增选为特邀全国政协委员，接着连任第三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1966年连任浙江省第一届政协常委和第二、三届政协副主席。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杭州分社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璡悉心钻研我国历史，喜爱诗词，精通英语，兼通德语、俄语。除在分析化学和化学史等方面有很深造诣外，对矿物学、结晶学、真菌学、植物学与考古学等都有一定成就。因此，50余年来，他不仅是近代分析化学和化学史的开创者和传授者，还讲授过高等分析、微量分析、近代分析化学选论、工业化学、物理化学、无机化学、矿物学等课程。每开一门课，他都自编教材。教材中不仅有新材料、新观点、世界上最新科学成就，还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编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几十万字的化学史和分析化学讲义，是他几十年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结晶。早年，他与北京大学分析化学教研组合译了苏联学者阿列克塞夫(Е.В.Алексеевский)主编的《定量分析》上册，于1953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统一高等师范院校分析化学教材，他还受高等教育部的委托，主编了《分析化学》上、下册(含实验教材》，此书于1958年出版。

　　王璡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在讲授物理化学期间，亲自运算每一道习题。在教学中，他一贯对基础理论课和实验课并重，对实验要求认真严格。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授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高等分析化学课程期间，曾在艰苦环境下，经过6年努力，使实验设备和课程初具规模。在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化学系处在偏僻的贵州湄潭，在王璡主持下，因陋就简坚持实验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他对实验操作和结果要求严格，对研究工作亦不放松。古稀之年，他还坚持每天到研究室检查和指导助手们的工作，有时还亲自验证结果。在开设矿物学新课时，广泛收集矿物标本，亲自一一鉴定，同时要助教与地质部门联系，给学生创造到矿山现场参观的机会。

　　王璡在教学工作中的另一特点，是不断更新知识和设备，坚持走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为了研究和讲授微量分析，他在国外学习时，用自己节约的钱，买了一套微量分析基本设备带回使用。50年代初在浙江师范学院任教期间，他坚持不懈地钻研掌握新的分析仪器。当时能用于购置仪器设备的经费有限，但他精打细算，还是购买了在当时较先进的仪器，如电位滴定仪、极谱仪、光电比色计等。此外，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主办了“极谱分析理论”的讲座。

　　王璡十分重视教书育人，早在1931年主编《科学》杂志时，在《爱迪生专号》的发刊词中写道：“科学家和发明家，要使人钦仰，不但靠他科学上的贡献，也在乎人格的伟大。……例如谦逊、直爽、有目的的努力，诚实、富有同情心，高尚和对社会有责任心，这种优美品格在爱迪生身上都体现。贫穷和失学不能挫折他上进的毅力，妇孺皆知的名誉和著名大学最高的学位，不能引起他一丝一毫的虚荣心，巨万的资产，不能懈怠他要探讨新学说和做新实验的锐志。……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把他来做我们的榜样。”王璡自己就有这些伟大科学家的美德。他一生虚心好学、严于律已，爱学生如子女，平易近人。处处以身作则，事事为人师表。他亲自书写的心得，笔记达数百册之多。每天写日记，反省一日待人、治学与所做工作，其中有很多自我批评与勉励语。身体力行，五十余载从未间断，以“活到老，学到老”为座右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常自勉并教导学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要努力学习，边学习，边研究，尽力为新中国多做工作。”

　　由于王璡身教言传，受到过他培养和熏陶的不少教育家和科学家，无不对他爱戴和崇敬。有一位跟着他学习和工作20多年的老同志，在王璡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时，适因病住院，急切要求医生准他于当天上午出院，下午即参加纪念大会，歌颂王璡为人师表的美德，用以自勉并激励同人。

　　王璡还长期致力于分析化学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有关分析化学的研究论文。在研究中，他极注重分析化学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早在1925年他就对江苏凤凰山铁矿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详细分析了其中的不溶物、Fe2O3、SO3、P2O5、MnO2、Al2O3、CaO、MgO的含量，对合理利用凤凰山铁矿资源，提供了可靠数据。1927年他即采用化学分析法，对南京水源进行化验。通过对各种水源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态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饮用水的研究报告。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南京之饮水问题》一文所提供的数据，对以后长江水质变化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参比资料。在浙江师范学院工作期间，他曾进行过“浙江黄铁矿的主要成分、含量及其分析方法”的研究，对当时高等师范院校开展为生产服务的科研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王璡在进行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分析研究中，每选用一种分析方法，必先用合成标准试样验证分析方法的可靠性，然后再进行实物分析。他认为：文献中的资料，必须亲自进行验证，去其劣，取其优，才能为我所用。因此，王璡及其助手们所得的科学实验数据，准确可靠。

　　王璡在学术上另一突出的成就，是开拓了以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并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的研究化学史的方法。他深刻地分析了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困难。他认为：“困难之点不在于无事实之可引，而在于事实之无价值。儒家之书，侈言政治人伦道德，于天然现象漠不注意。……道家研究天然现象较儒家为勤，故于化学方面亦略有发明。唯其宗旨在于长生致富之说，迷惑世人，故其缺少科学精神，不肯以简易之言论解释天然界之真理，好为隐约之语而耸人听闻，于是，即真有发明，亦为荒谬之学说所蒙蔽，而不可睹矣”。因此，他认为单凭历史记载所得结论，常不确切，甚至谬误。他提倡以现代科学知识和手段测定大量数据，而后又与文献考核相结合，再经分析比较，求得较准确的结论。这是研究我国化学史的开创性工作，也为科学考古开拓了一条新途径。他运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做了大量化学史的研究工作。如“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的化学，”“中国古代酒精发酵，”“中国古代陶器制造之科学性研究”等等，研究的面很广。特别是他对我国古代钱币合金的研究成果，影响更大。例如1923年发表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锌、镴考”一文，是通过对不同朝代钱币的分析、化验，而得出判断五铢钱年代的科学依据。

　　除上述外，王璡对我国古代化学的成就、我国古代铜合金冶炼技术、我国古代实用化学知识和技术、我国科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不少成果。

　　王璡由于在化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在国内国外得到了有关科学家的尊重和好评。1944年10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中了解协会会长李约瑟(J.Needham)曾到贵州遵义、湄潭浙江大学访问，称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还特意拜访了王璡，请教有关中国古代炼丹家葛洪的情况。王璡详细地做了介绍。在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由于竺可桢的介绍，我认识了……王璡(他刻苦钻研冶金和化学史)。”

　　王璡光辉的一生，实践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宿愿。早在1931年他在《科学》杂志的《爱迪生专号》的发刊词中写道：“真正的学者、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希望中国急起直追，去利用文明新利器——科学，来解决她自身的困难的。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仍是落后，我们感到惭愧。”他大声疾呼，希望以科学利器改变我国落后面貌，并为此竭尽全力，奋斗终生。早在美国求学的青年时代，就与当时在美的杨铨、竺可桢、胡刚复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了《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最早的群众科学团体，为组织我国自然科学家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与学术研究起了积极作用。王璡在教学与科研之余，为中国科学社工作不遗余力。除了给《科学》杂志组稿、编稿、撰稿外，还努力向社会各界捐募资金，用以购置图书、仪器、药品，使科学社下设的研究所、研究室得以开展工作。

　　王璡十分重视发现科学人才，培养后学。注意推荐人才，不计年龄和学历。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出身于贫苦家庭，靠艰苦自学成才。他在20岁时，就以敏锐的洞察力，并经仔细计算，发现当时一位数学家的关于五次代数方程式求解的论文中的错误，华罗庚将他的观点写成论文，投交《科学》杂志编辑部。当时主编《科学》的王璡，不顾世俗的偏见，将华罗庚的这篇处女作发表于《科学》25卷2期上，引起当时我国数学界的震惊。从此，一代著名数学家就脱颖而出。此事在我国学术界已广传为佳话。

　　不仅如此，王璡对学生、助教、助手、实验员等，也无不鼓励诱导，以促使他们成才。

　　除中国科学社外，王璡也同样热情支持其它学术团体。他在1927年参加中国化学工业会，1932年在南京参与发起中国化学会，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他主持了成立大会，当选为首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担任该会会计。以后蝉联当选为第二届至第六届常务理事、理事，中国化学会上海分会，浙江分会理事长等职，为中国化学会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这位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科学家，近代分析化学和化学史的开拓者，1966年不幸被暴徒殴击致死。1978年杭州大学在他90周年诞辰之际，为他补行追悼会。1988年10月15日，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化学会、九三学社浙江省委员会、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省化工学会、浙江省化学学会联合在杭州举行了王璡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并以“高风亮节、风范永存”为题发表了纪念辞。王璡家乡浙江黄岩文史馆亦为之立传，以激励后人。

作者：戚文彬

简历
1888年1月7日 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
1906年 考入北京京师译学馆。
1908年 被录取第一届庚款留学生。1909年赴美留学，入宾夕法尼亚州科兴学院学习。
1911—1915 入美国里海大学学习，1915年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
1915—1927年 先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任教，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学部教授、化学系主任;东南大学教授，并曾任浙江高等工业学校教师。为东南大学创建了理学院和化学系，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
1915年 与杨铨、竺可桢、任鸿隽、胡刚复等在美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于1916年与中国科学社同人创办《科学》杂志。
1921—1933年 任中国科学社董事及《科学》编辑部长，1922年被推选为 《科学》编辑主任，直至1933年。
1928—1934年 创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1932—1939年 参与发起中国化学会，被选为临时主席，主持成立大会。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首任会计，并相继被选为第二至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或理事。
1934—1936年 再度出国，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1936年获硕士学位。
1936—1937年 四川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7—1952年 在浙江大学任教授兼化学系主任，创建浙江师范学院并任院长，还曾任理学院代理院长，代理校长等职。被聘为部聘教授。
1952—1958年 浙江师范学院教授。
1958—1966年 杭州大学教授。
1966年12月28日 逝世于杭州。

主 要 论 著
1 王璡. 香料之论略. 科学，1919，4： 935—942.
2 王璡. 说钨. 科学，1920，5： 42—47.
3 王璡. 中国古代金属原质之化学. 科学，1920，5 (6)： 555—564.
4 王璡. 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之化学.科学，1920，5 (7)： 672—684.
5 王璡. 化学家潘经传. 科学，1920，5： 842—851.
6 王璡. 化学家任默塞传. 科学，1921，6： 230—238.
7 王璡. 中国古代酒精发酵业之一斑. 科学，1921，6 (3)： 270—282.
8 王璡. 哲学与科学. 科学，1921，6： 351—355.
9 王璡. 微生物之化学作用，1921，6： 608—618.
10 王璡. 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 科学，1921，6： 869—882.
11 王璡. 物理学之历史. 科学，1921，6： 1183—1196.
12 王璡. 中国制钱之定量分析. 科学，1921，6： 1173.
13 王璡. 美国科学家及居里夫人对銧之言论. 科学，1922， 7： 136—154.
14 王璡. 法国之科学. 科学，1922，7： 237—252.
15 王璡. 美国之化学研究. 科学，1922，7： 757—772.
16 王璡. 宋钱成分内之铅. 科学，1922，7： 839—841.
17 王璡. 衣食住之化学常识. 科学，1922，7： 1003—1004.
18 王璡. 中国之科学思想. 科学，1922，7： 1022—1033.
19 王璡.科学杂俎及新闻数篇.科学，1923，8：197—199;676—679.
20 王璡.五铢钱化学成份及古代应用铅、锡、锌、镴考.科学，1923，8： 839—854.
21 王璡. 中国黄铜业全盛时代的一斑. 科学，1925，10： 495—503.
22 王璡. 江苏凤凰山铁矿之化学成份. 科学，1925，10： 951—957.
23 王璡. 人造丝. 科学，1926，11： 150—169.
24 王璡. 烟幕. 科学，1926，11： 894—904.
25 王璡. 南京之饮水问题. 科学，1927，12： 61—70.
26 王璡. 美国标准局之组织与工作. 科学，1927，12： 1536—1562.
27 王璡.初级中学之混合自然教学问题.科学，1928，13：1092—1101.
28 王璡. 天体化学. 科学，1928，13： 1201—1223.
29 王璡. 杂俎——中国铜合金中之镍.科学，1928，13： 1418—1419.
30 王璡. 训政时期与化学研究. 科学，1929，14： 1473—1479.
31 王璡. 一年来之中国科学界. 科学，1930，15： 833—840.
32 王璡，柳大纲. 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第三号，1931.
33 王璡. 宜兴陶瓷之化学观. 科学，1931，16： 163—179.
34 王璡. 爱迪生专号发刊辞. 科学，1931，16： 1427—1429.
35 I. M. Kolthoff and Chin Wang. Electrode potentials of platinum，Gold and Silver in various Solutions of Electrolytes. J. phys.Chem.，1937，41 (4)： 539—544.
36 王璡. 中国古代化学上的成就. 科学通报，1950，2： 1142—1145.
37 王璡，北京大学分析化学教研组译.《定量分析》(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53.
38 王璡. 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 上海： 中国科学仪器公司，1955.
39 王璡.中国古代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化合物的鉴定和应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56，2： 99—105.
40 王璡，戚文彬. 分析化学. 上册 (实验另出专册) (高等学校教材).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41 王璡，戚文彬. 分析化学. 下册 (实验另出专册) (高等学校教材).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42 王璡. 中国古代铜合金化学成分变迁趋向的一斑. 杭州大学学报，1959，(5) (化学专号)： 43—50.
43 王璡. 从明清两代制钱化学成分的研究谈在该时期中有色金属冶炼技术在中国发展情形的一斑. 杭州大学学报，1959 (5)(化学专号)： 51—61.

参考文献
[1] 杨国樑,正棠.我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王璡教授. 化学通报,1982,(9): 41 (总553)—46 (总558).
[2] 政协浙江省委员会,中国化学会,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等编. 王璡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 1988.
[3] 王启东,张苏澄. 王璡季梁公的一生. 黄岩文史资料,1989,(11): 6—9.
[4] 周光召. 复刊词. 科学,1985,71 (1): 1.
[5] 王元. 华罗庚与 《科学》. 科学,1985,71 (1): 77—78.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编;唐有祺 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 化学卷 一.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50-61页.

白鹏飞 法学家。广西大学校长。监察院监察委员。
卞学鐄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爱予→王葆仁
白坚→吴征镒
邦华→蔡邦华
包洪枢 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浙大应变执行会成员。军管会接管小组成员。
宝堃→张宝堃
贝时璋 浙大生物系主任。浙大理学院院长。中科院实验生物所所长。 中研院院士。
本栋→萨本栋
彬彬→竺安
秉志 农山。动物学家。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中研院评议员。中研院院士。
炳坤→黄炳坤
布雷→陈布雷
步青→苏步青
步曾→胡先骕
蔡邦华 昆虫学家。浙大农学院院长。
蔡堡 作屏。浙大生物系教授。中国蚕桑研究所所长。
蔡夫人→周恕凌
蔡鼎 浙大农经系教授。
蔡竞平 杭州电灯厂厂长。
蔡金涛 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总工程师兼研究所所长。
蔡绍牧 浙江省建设厅。
蔡元培 子民。中研院院长。
蔡祯 松绪。词学专家。曾任河南大学教员。
蔡作屏→蔡堡
曹谟 叔谋。测绘专家。
曹日昌 中科院党组成员，计划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心理所筹备处副主任，心理研究室主任。
曹仲渊 上海大华无线电股份两合公司。
岑兆熊 宜山指挥部军官。
曾炯 字炯之。数学家。浙大数学系教授。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教授。
曾慎浙 大蚕桑及微生物教员。
曾世英 俊千。地图学家。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
曾树荣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曾养甫 铁道部政务次长。广州市市长。
查良钊 教育学家。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兼联大训导长。
柴志明 前曾任浙大机械系主任。
长望→涂长望
陈柏青 浙大教授、校训育委员会成员。
陈宝麟 浙江省财政厅厅长。
陈彪 天体物理学家。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助研。
陈秉仁 一得。昆明气象台台长。
陈伯达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副院长。
陈伯庄 经济学家。交通大学教授。
陈布雷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委员长官邸联络秘书室主任。
陈承栻 竺可桢少时同学。
陈崇礼 浙大土木系讲师。
陈大慈 浙大中文系教授。
陈大齐 百年。心理学家。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
陈大受 可甫。又记为可夫。矿业工程师。
陈凤桐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
陈公洽→陈仪
陈公侠→陈仪
陈汉兴 浙大校长办公室文书。
陈鹤琴 幼儿教育家。江西泰和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校长。上海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理事长，主持上海难民教育。
陈衡哲 莎菲。历史学家。作家。任鸿隽之妻。
陈洪 次仲。法学家。最高国防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兼秘书。陈汲之兄。
陈鸿逵 浙大植病系教授。
陈焕镛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所长，森林系主任。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所长。香港皇家植物园主任。中研院评议员。
陈汲 允敏。竺可桢之妻。
陈嘉 浙大外文系教授。
陈建功 浙大数学系教授。
陈剑修 宝锷。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浙大训导主任。
陈景阳 中研院南京办事处秘书。
陈君衡→陈宗器
陈俊玉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金咏深之妻。
陈康白 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全国科联副主席。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陈可忠 化学家。国立编译馆馆长。
陈逵 弼佑。又记为弼猷。浙大外文系教授。
陈乐素 浙大史地系历史学教授。陈垣之子。
陈礼江 逸民。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陈立 卓如。心理学家。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科院心理所筹备处副主任。
陈立夫 军委会统计调查局局长。教育部部长。
陈茂康 晋侯。重庆大学教授。
陈泮藻 教育部官员。
陈其可 祖源。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
陈庆堂 浙大高级工科中学主任。
陈庆云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募款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汝铨 浙大化工系学生。江苏省纺织工业局工程师。
陈汝善 贵州公路局营运专员。
陈石珍 西北联合大学代理校长。
陈士毅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陈世骧 昆虫学家。中研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实验生物所昆虫室主任。
陈受昌 梓传。竺可桢少时同学。
陈思义 药专学校校长{重庆)。
陈嗣虞 历任浙大化学系讲师、副教授。
陈淑 允仪。丁绪贤之妻。陈汲之堂姐。
陈省身 中研院数学研究所代所长。中研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
陈述彭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学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同宣 浙大机械系教员。
陈文熙 镇江测候所。
陈五凤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陈悟皆 世觉。又作陈晤皆。苏浙皖区经济部工业护导处。上海技术合作厂。
陈晤皆 陈悟皆
陈辛恩 浙大英文教员。
陈学溶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中国航空公司上海龙华机场气象台副台长、台长。
陈雪屏 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部长。教育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
陈训慈 叔谅。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浙大史地系历史学教授，主持龙泉分校教务。考试院参事。陈布雷之弟。
陈业荣 浙大学生自治会干事。
陈仪 公洽，公侠。浙江省政府主席。
陈毅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
陈贻孙 浙江省党部。
陈逸云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妇女部部长。
陈寅恪 历史学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研院评议员。
陈应雄 杭州艺术专门学校女舍监。全家亲友。
陈裕光 化学家。金陵大学校长。
陈垣 援庵。历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中研院评议员。
陈桢 席山。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中科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主任。
陈源 通伯。文学家。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汲之长兄。
陈展云 开源。紫金山天文台。
陈长蘅 伯修。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正修 兵工署四十二兵工厂厂长。陈诚之弟。
陈自哥 皆t壁觉。上海技术合作厂。
陈卓如→陈立
陈宗经 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
陈宗南 中山大学化学系主任。
陈宗器 君衡。曾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德留学。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研究员，院务委员会委员。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副所长，院办公厅副主任。
陈宗元 天目山气象台。
陈遵妫 天文学家。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台长。
谌湛溪 曾任贵州省建设厅厅长。
成汝基 浙大园艺系助教。
承绪→王承绪
程纯枢 忆帆。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程寰西 暨南大学理学院院长。
程觉良 志颐。交通银行贵阳分行经理。
程民德 浙大数学系学生。
程其保 稚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教育处处长。
程叔时→程孝刚
程时煃 柏庐。江西省教育厅厅长。
程世抚 浙大园艺系教授。
程天放 四川大学校长。
程孝刚 叔时。滇缅铁路机务处长。铁道部株洲机厂筹备处长。粤汉铁路局运输处处长。浙江大学机械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程耀椿 子茂。浙大化工系教授。
程裕淇 中科院地质所副所长。
程毓淮 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蒋硕贞之夫。
程远帆 闿运。浙江省财政厅厅长。
程稚秋→程其保
程祖宪 浙大电机系助教。
次仲→陈洪
丑进颐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储润科 浙大化学系数授兼一年级分部主任。
傲南→顾谷宜
崔发文 植物分类所助研。
崔之兰 动物学家。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
达卿→庄俊
戴芳澜 真菌学家，植病学家。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邓叔群 真窗学家，植病学家，森林学家。中研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研院院士。沈阳农学院教务长、副院长。东北农学院副院长。
单纬章 浙大初级农校主任。
刁庆奎 峨眉山测候所。
丁巽甫→丁西林
丁荣南→丁祖炎
丁骕 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
丁庶为→丁绪贤
丁西林 巽甫。原名丁燮林。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中科院仪器馆筹备处主任。 文化部副部长。
丁炜文 正名丁郁。浙大女生指导员。西昌技术专门学校。邵元冲之甥女。
丁文江 在君。地质学家。中研院总干事、评议员。
丁燮林→丁西林
丁绪宝 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广西桂林漓中数师兼广西教育厅督学。浙大物理系教授。
丁绪贤 庶为。东吴大学理学院院长。广西大学化学教授。中山大学化学教授。浙大化学系教授。
丁瓒 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进修。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核心成员。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联络局副局长，心理所筹备处副主任。全国科联副秘书长。中苏友协副秘书长兼外联部部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
丁祖炎 荣南。浙大出纳组组员。竺可桢之堂侄婿。
董伯豪 浙大英文教员、高工训育主任。
董时进 江西省农业院院长。
董彦堂→董作宾
董聿茂 动物学家。西湖博物馆技师兼自然部主任。
董作宾 彦堂。考古学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研究员。中研院院士。
都恩绥 陆军大学代理教务长。
都锦生 实业家。创办都锦生丝织厂。
杜靖民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杜清宇 浙大机械系讲师。
杜清宇 浙大机械系副教授。
杜镇远 浙赣铁路总局局长。
杜佐周 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
段锡朋 书诒。记为书贻。教育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
段学复 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主任。
翻虎中 研院气象研究所。
樊翰章 蜚君。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樊平掌 浙大数学教授。
范承履 浙大职员。
范惠成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范文澜 中科院近代史所所长。
范国梁 浙大农学院湘湖农场书记。
范绪箕 浙大航空系主任。浙大总务长。
方慧贞 浙大女生指导员。陈大慈之妻。
方俊 君选。同济大学测量系教授。中科院地理所大地测量组主任。
方令强 文学家。重庆固立剧专教授。国立编译馆编审。复旦大学教授。
方青儒 浙江省党部负责人。浙江省政府社会处处长。
方显延 贵州农村建设协进会干事。
方心芳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萄学与发醇室主任，副社长。中科院菌种保藏委员会秘书。
方重 芦浪。浙大外文系教授。
费巩 香曾。浙大政治经济学教授、训导长。
丰子恺 画家。作家。桂林师范。
冯德培 中研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代主任。中科院生理生化所所长。 中研院院士。
冯家升 民族史学家。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冯景兰 淮西，怀西。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西南联大教授。
冯天荣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冯慰农 浙大初级农校主任。
冯秀藻 军委气象局技正。
冯言安 浙大园艺系主任。
冯泽芳 中央棉产改进所副所长。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兼棉作系主任。
俘震荫 棠。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经理。
傅承义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员。
傅斯年 孟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研院院士。台湾大学校长。
傅种孙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
馥初→吴钟伟
刚复→胡刚复
高常泰 琪珊。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工程监工。
高崇熙 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北京新华试剂研究所所长。
高鲁 曙青。监察院监察委员。曾任中研院天文研究所所长。
高平子 中研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
高尚志 浙大教务处体育卫生组副教授。
高学文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高学洵 直侯。浙大校长室人事组主任。
高泳源 中科院地理所助研。
高由禧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助研，副研。
高直侯→高学洵
高祖楠 竺可桢绍兴友人。
葛敬恩 湛侯。航空署署长兼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等职。
葛绥成 中华书局地理部主任。
葛庭燧 金属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葛振华 浙大福利委员会助理员。
葛正权 物理学家。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航空委员会第一气体制造所所长。国防科学研究发展所设计处处长、雷达研究所所长。
古洛丁 Ivan Groodin。又记为古罗丁。俄国人。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贡沛诚 浙江省建设厅厅长。
谷超豪 浙大数学系学生、校学生自治会干事。数学系助教，讲师。
顾俶南→顾谷宜
顾功叙 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副所长。地质矿产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处处长。
顾谷宜 俶南。浙大史地系西洋史教授。
顾家杰 中科院图书馆编自部主任。
顾震潮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副研。
顾金甫 四川测候所。
顾钧禧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
顾青虹 浙大蚕桑系主任。
顾侠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贵阳测候所。
顾一樵→顾毓琇
顾毓瑔 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顾毓琇之弟。
顾毓琇 一樵。电机工程学家。浙江大学电机系主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国立政治大学校长。
关颂声 创建基泰工程公司。抗战后参与国防建设规划。
关肇直 中科院编译局处长，图书管理处处长，数学所副研。
关志尧 浙大教育系助敬。
桂质廷 物理学家。华中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武汉大学理学院教授。
郭宝钧 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郭斌和 洽周，秉和。浙大中文系主任。
郭沫若 中研院院士。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郭任远 心理学家。前任浙大校长。中研院评议员。
郭晓岚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过兴先 鑫先。浙大农学院学生。后留校任教。
过郁芬 竺士俊之妻。
韩汉英 中央军校四分校校长(独山)。
韩祖德 浙大会计主任。
杭立武 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教育部政务次长、部长。
郝更生 教育部体育督学兼体育师资训练所长。
郝景盛 中科院植物分类所研究员。
浩培→李浩培
何柏丞 暨南大学校长。
何成钧 清华大学物理系讲师。中科院计划局处长。
何廉 粹廉。南开大学。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副局长。中研院评议员。
何伊渠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
何元成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何元晋 清隐。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何泽慧 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研究员。
何增禄 浙大物理系教授。
何之泰 叔通。水利专家。
贺昌群 浙大史地系历史学教授。
贺诚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党组书记。政务院卫生部副部长。
贺懋庆 勉吾。杭州市政府官员。竺可桢哈佛校友。
贺扬灵 绍兴知事。浙西行署主任。
贺壮予 浙大总务长兼化学系教授。
鸿慈→胡鸿慈
鸿逵→陈鸿逵
侯虫草照 浙大副教授、教授。浙大贵阳办事处负责人。
侯德榜 致本。永利公司总工程师。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中研院评议员。中研院院士。政务院重工业部化工技术顾问。公私合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重工业部顾问。
侯德封 地球化学家。中科院地质所所长。
侯家源 苏民。湘桂铁路总工程师。黔桂铁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侯仁之 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地质地理系主任。
侯学煜 植物生态学家。中科院植物分类所研究员。
胡博渊 铁光。地质学家。经济部技监。中央大学教授兼实业部技正。贵州平越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
胡步曾→胡先骕
胡次威 浙江省兰溪县县长。
胡定安 江苏医学院院长。
胡敦复 大同大学校长。中国科学社董事。
胡凤初 浙大职员。
胡刚复 物理学家。浙大文理学院院长。浙大理学院院长。大同大学校长。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
胡鸿慈 改名陶照。上海医学院办公室军管处联络员。
胡焕庸 肖堂。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地理学家。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技术员。
胡乔木 中宣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文教委员会秘书长。
胡建人 家健。都匀办事处主任。湄潭浙大附中校长。
胡健中 杭州《东南日报》主笔。
胡鸣时 浙大高级工科中学教务主任。
胡适 适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研院评议员、院士。驻美大使。寓居美国纽约。
胡士煊 浙大师范学院教师。
胡庶华 春藻。重庆大学校长。
胡数复 数学家。胡刚复之兄。
胡先骕 步曾。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所长。中正大学校长。中科院植物分类所研究员。 中研院评议员、院士。
胡愈之 国家出版总署署长。
胡子腾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后去香港。
华罗庚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中科院数学所筹备处副主任.数学所所长。
华昭复 胡刚复之妻。
化予→吴学周
黄本立 浙大农艺系教授。
黄秉维 地理学家。浙大史地系教授。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专门委员。华东工业部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地理所筹备处副主任。
黄炳坤 浙大法律系政治学教授。
黄逢昌 仲辰。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
黄国璋 (1)海平。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西北联合大学地理系主任。西北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代院长。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
　　　 (2)浙大学生。
黄海平→黄国璋
黄华表 二明。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黄焕焜 浙大电机系助教。
黄汲清 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
黄君理 浙大土木系教授。
黄龙先 教宵部代理高等教育司司长。
黄宁而 浙大外文系助教。杭州弘道小学英文教员。林涟之女。
黄瑞纶 浙大农化系教授。
黄厦千 正名黄应欢。气象学家。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气象系主任。
黄绍竑 季宽。浙江省政府主席。
黄万里 水利专家。黄炎培之子。
黄翼 羽仪。心理学家。浙大教育系教授。
黄云山 浙大军事教官。
黄子卿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
黄宗甄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系。中研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科院秘书处处长，编译局处长。
季谷→李季谷
季恒→孙恒
季骅→谢家荣
季梁→王琎
季午→王季午
纪育沣 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央卫生研究院药物化学系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家玉→谢家玉
贾慎修 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教授。
建功→陈建功
简直 家纯。浙大柳州办事处负责人。
简焯坡 中科院植物分类所助研，院计划局处长。
江爱良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气象纽研究实习员。
江泽涵 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
姜立夫 蒋佐。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岭南数学系主任，中山大学数学系教授。 中研院评议员。
姜琦 伯韩。浙大训导长。
蒋丙然 右沧。气象学家。青岛观象台台长。
蒋方震 百里。军事理论家。国防参议会参议员。陆军大学代校长。
蒋复璁 慰堂。中央图书馆馆长。蒋方震之侄。
蒋坚忍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教务长。
蒋梦麟 孟邻。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蒋瑞生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蒋硕民 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蒋作宾之子。
蒋硕贞 又记为蒋硕真。程毓淮之妻。
蒋振 伯谦。浙大训育处负责人。浙大训育主任。
蒋作宾 雨岩。内政部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工作考核委员会政务组主任。竺可桢连襟。
金宝善 楚珍。医学家。内政部卫生署技正、副署长。
金秉时 浙大机械系教员。
金海观 湘湖乡村师范校长。
金加棣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金润泉 杭州中央银行经理。
金善宝 小麦专家。中央大学农艺系教授。
金廷秀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金咏深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景幼南 昌极。浙大哲学系教授。
孔福民 先任桐梓县长，后任遵义县长。
雷沛鸿 宾南。广西省教育厅厅长。
雷震 儆寰。曾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后任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最高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
黎照寰 曜生。交通大学校长。
江希明 动物学家。浙大生物系教授。
劲夫→王国松
九章→赵九章
觉予→谢家玉
君衡→陈宗器
坤珊→佘坤珊
乐天宇 华北大学农学院院长。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科院遗传选种馆馆长。华裔垦殖局天然橡胶研究所副所长。
雷法章 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考试院秘书长。
李伯纶→李宗恩
李超英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李承干 南京永利化工公司协理、硫酸铔厂厂长。
李春芬 浙江大学地理系主任。浙江师专地理科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
李春昱 赓阳。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长。渭北煤田普查大队长。
李赓阳→李春昱
李大光 贵阳县县长。
李德毅 浙江省建设厅林场总场场长。
李浩培 浙大法学院院长、校训导长。
李范五 林业部副部长。
李范一 汉口第一纺纱厂总经理。燃料工业部副部长。
李锋 雏凤。浙江省水利局，负责气象工作。
李凤荪 昆虫学家。浙大植病系教授。
李恒如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李济 济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主任。中研院评议员。
李絜非 浙大史地系史学组教员。
李季谷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李今英 多记作梅太太。浙大外文系任教。梅光迪之妻。
李连捷 北京农业大学土猿系主任。
李良骐 贵阳气象研究所所长。
李培恩 之江大学校长。
李璞 中科院地质所副研究员。
李祁 浙大外文系教授。
李乔年→李寿恒
李庆逵 中科院地质所土壤室研究员。
李润章→李书华
李善邦 中央地质调查所地震研究室主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地震室主任。
李寿恒 乔年。浙大化工系主任。浙大工学院院长、化工系主任、校教务长。
李书华 润章。物理学家。北平研究院副院长。中研院评议员。中研院院士。
李树化 浙大师范学院外文系副教授。
李书田 耕砚。土木工程学家。北洋工学院院长。西北工学院院长。
李四光 仲揆。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中研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长。古生物所所长。中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全国科联主席。
李涛 松风。北京大学医史科主任。
李天助 浙大医务组主任。
李文彦 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实习员、助研。
李熙谋 振吾。浙大工学院院长。
李宪之 气象学家。清华大学气象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气象教研室主任。
李相勖 浙大师范学院主任导师。
李旭旦 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
李薰 中科院金属所筹备处主任。
李雅卿 浙大教育系学生。
李亚农 山东解放区华东研究院院长。上海军管会文教处副处长。中研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历史学家。中科院党组成员，华东办事处主任，土海办事处主任。
李俨 乐知。数学史家。陇海铁路局副总工程师。
李仪祉 李协，宜之。陕西省水利局局长。中研院评议员。
李毅艇 记为李毅挺。西安测候所。
李寅恭 中央大学森林系主任。
李仲揆→李四光
李宗恩 伯纶。贵阳医学院院长。协和医学院院长。中研院院士。
立武→杭立武
厉德寅 中央大学中文系。蒋硕德之夫。
郦承铨 衡叔。浙大中文系教授。
梁嘉彬 浙大史地系历史学教授。
梁庆椿 浙大农经系主任。
梁实夫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梁思成 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梁思永 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
梁守槃 浙大航空系主任。
梁叔五→梁希
梁希 叔五。森林学家。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政务院林垦部部长。
林超 (1)西南联大地理系教授。清华大学地理学教授。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 中国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2)大夏大学打字员。
林超 伯超。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代理理学院院长。
林风眠 画家。杭州艺专校长。
林可胜 医学家。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军政部卫生行政人员训练所主任。中研院评议员。
林涟 多记作羽仪太太。黄翼之妻。
林罄侯 浙大外文系教授。
林镕 中科院植物分类所研究员，副所长。
林汝瑶 记为林树瑶。浙大园艺系教授。
林同济 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
凌纯声 民族学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凌鸿勋 竹铭。按南段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天成铁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中研院评议员。
骝先→朱家骅
刘宝善 楚才。浙大药学系教授。
刘粹中 湖南第二农事试验场气象组。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刘操南 浙大中文系助教。
刘承钊 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任。中科院标本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华西协和大学校长。
刘崇乐 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主任。中科院实验生物所昆虫室研究员。
刘大白 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刘大年 中科院党组成员，近代史所研究员，编译局副局长。
刘鼎 重工业部副部长。
刘敦桢 士能。建筑学家。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
刘恩兰 金陵女子大学地理系主任。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
刘福藩 全家南京寓所男仆。
刘福泰 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
刘馥英 浙大化工系教授。
刘千俊 遵义专员。
刘庆云 浙大农经系教授。
刘瑞恒 月如。中央医院院长。卫生勤务部部长。
刘慎谔 东北农学院东北植物调查所所长。
刘寿丰 羊石城。中正书局经理。
刘先志 力学家。工程教育家。
刘咸 重熙。记为仲熙。人类学家。《科学》杂志主编。
刘仙洲 机械工程史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 。
刘孝娴 浙大女生指导员。浙大体育教员。
刘学志 浙大附中女生指导员。
刘衍淮 春舫。气象学家。空军气象训练班负责人。中央航空学校、空军军官学校气象学教官。
刘英士 教育部首席参事。
柳大纲 中科镜物理化学所研究员。
柳定生 浙大史地系助教。
柳诒徵 翼谋。历史学家。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龙相齐 Gherzi。意大利人。气象学家。徐家汇天文台。
楼桐茂 中科院地理所副研。
楼光来 英语语言学家。中央大学文学院代院长。
卢嘉锡 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
卢温甫→卢鋈
卢析薪→卢于道
卢守耕 亦秋。浙大农艺系主任。浙大农学院院长。
卢鋈 温甫。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中央气象局技正。气象台总台长。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卢衍豪 中科院古生物所副所长。
卢益关 灌清。贵州第三法院院长。
卢于道 析薪。生理学家。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教授。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国科学社总干事。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鲁立刚 直侯。长沙长郡中学校长。
鲁绳月 泰和县县长。
鲁珍→沈思玙
陆次兰 竺可桢留美时同学，习化学。路季讷之妻。
陆大京 植物病理学，真菌学。广西农事试验场。前曾在浙大农学院任教。
陆定一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陆翔伯 浙大总务处事务组组员。
陆学善 禹言。中科院应用物理所副所长。
陆展叔 航空委员会。
陆志韦 燕京大学校长。中科院心理所筹备处主任，语言所研究员。
陆子桐 浙大总务处事务主任。
陆缵何 浙大会计。
路季讷 敏行。竺可桢同期庚款生，习化学。
吕炯 蕴明，蔚光。中央气象局局长。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代所长。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员。
吕蔚光→吕炯
罗常培 中科院语言所所长。
罗登义 又记为罗敦颐。西北农学院教授。浙大农化系主任。
罗凤超 浙大农业经济学教授。
罗家伦 志希。中央大学校长。
罗开富 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
罗元铮 列宁格勒东方学院教员。列宁格勒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罗英 铁路工程专家。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副处长。
罗月全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罗宗洛 植物生理学家。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所长。中研院院士。
马保之 农学家。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广西农业试验场扬长。马君武之子。
马君武 教育家。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
马名海 仙峤。广西省政府顾问，专任气象事务。
马溶之 中科院地质所土壤室主任，土壤所筹备处主任。
马世骏 中科院实验生物所昆虫室副研。
马相伯 马良。教育家。中国科学社董事。
马叙伦 夷初。教育家。政务院义教委副主任。教育部部长。
马延英 中研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马一浮 湛翁。国学家。浙大国学讲座。复性书院院长。
马寅初 中研院院士。经济学家。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校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马裕蕃 又记为裕藩。浙大会计主任。
马宗裕 浙大事务组人员。
麦利倭特 E.N.Marriolt。又记为麦利奥特、麦利倭、麦利奥、麦里奥特。英国水利专家。
毛邦初 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航空委员会军令厅主任。
毛启爽 掌秋。无线电专家。浙大电机系教授。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教授。
毛燕誉 浙大电机系教授。
茅以升 唐臣。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交通部校正。中研院评议员、院士。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上海科学技术联合会主席。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
么振声 枕生。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梅光迪 迪生。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外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梅太太→李今英
梅贻琦 月涵。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
孟和→陶孟和
孟禄 Paul Monroe。美国教育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美方董事。
孟闻→张孟闻
孟宪民 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
孟宪承 浙大师范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孟真→傅斯年
米协尔 Franz Michael。浙大外文系德文教员。
缪彦威 浙大中文系教授。
莫衡葵 卿。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
默君→张默君
慕光→严济慈
倪幼颖 浙大医务室主任。
倪达书 中研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倪志超 浙大总务长。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
宁而→黄宁而
宁宁→竺宁
钮因迈 农山→秉志
欧阳楚豪 湖南棉业试验场测候所。
欧阳铁翘 欧阳翥。动物学家。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
欧元怀 愧安。大夏大学校长。贵州省教育厅厅长。
潘承圻 浙大化学系教授。
潘祖永 浙大高工训育主任。
潘菽 中央大学心理学教授。南京大学校长，教务长，心理系主任。
戚叔含 浙大外文系代理主任。
企孙→叶企孙
裴化行 Henri Bemard。天主教司铎。徐家汇天文台。
裴文中 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
彭光钦 西南工业试验所(重庆)所长。华南垦殖局天然橡胶研究所副所长。
彭桓武 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副所长。
彭谦 土壤化学家。浙大农化系教授。
彭学沛 浩徐。记为浩齐。交通部次长。
皮宗石 皓白。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湖南大学校长。
皮作琼 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经济部技正。
璞璞 胡刚复之长女。
祁延年 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实习员。
戚启勋 福建南平测候所。
齐学启 缉私总队副总队长。总参谋长。浙大军事教官(讲师)。
琦琦 胡刚复之子。
钱宝琮 琢如。浙大数学系教授。
钱昌照 乙藜。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委员长。赴美国考察工业。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
钱昌祚 莘觉。航空机械学校校长。
钱崇澍 雨农。植物学家。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代所长。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中研院院士。静生生物调查所整理委员会主任。中科院植物分类所所长。
钱端升 政治学家。中央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教授。
钱基博 子泉。文学家。浙大中文系教授。
钱俊瑞 食华北大学教务长。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钱临照 中研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院代理总干事。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研究员。
钱令希 临熙。浙大土木系教授。
钱穆 宾四。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大教授。
钱天鹤 安涛。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经济部农林司司长。
钱三强 北平研究院近代物理学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计划局副局长、局长；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所长。
钱伟长 力学家。清华大学教务长。
钱逸云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郑子政之妻。
钱钟韩 浙大机械系主任。
钱琢如→钱宝琼
乔年→李寿恒
秦汾 景阳。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经济部政务次长。
秦化行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秦力生 中科院办公厅主任。
秦元勋 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科普处处长。
邱昌渭 广西省教育厅负责人。
邱宗岳 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教授。
裘冲曼 翰兴。测量学家。陆军测量局浙江分局主任。
裘克安 浙大外语系学生，裘冲曼之子。
裘维裕 次丰。物理学家。交通大学理学院院长。
屈伯川 原名屈伯传。大连大学工学院院长。
屈伯传→屈伯川
瞿菊农 原名世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团顾问兼秘书长。
瞿邃理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全曦堂 文晨。云南建水中学校长。曾任昆明气象台台长。
饶钦止 中科院水生生物所研究员。
饶树人→饶毓泰
饶毓泰 树人，育泰。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中研院院士。
仁赓→严仁赓
任葆泉 正名任元炳。竺可桢家乡友人。
任鸿隽 叔永。四川大学校长。中国科学社负责人。中研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上海市科联主任。
任美锷 地理学家。浙大史地系副教授。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
任叔永→任鸿隽
阮毅成 浙江省民政厅厅长。
润科→储润科
润章→李书华
萨本栋 栋西。物理学家。厦门大学校长。中研院总干事。中研院院士。
三强→钱三强
珊珊 胡刚复之次女。
邵鹤亭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
邵裴子 曾任浙大校长。
邵荃麟 中宣部副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副秘书长。
邵勋 任教于北平朝阳大学。
邵元冲 翼如。立法院副院长。张默君之夫。竺可桢连襟。
佘坤珊 又记为坤山。浙大外文系教授。
沈秉鲁 浙大电机系教授。
沈成章→沈鸿烈
沈丹泥 浙大图书馆馆长。
沈鸿烈 成章。浙江省政府主席。考试院给叙部部长。
沈玠双 次由。武汉测候所所长。
沈金相 铸颜。又记为沈金湘。绍兴中学校长。后至浙大为附中校长。浙大教育系副教授。
沈良骅 南京电照厂厂长。
沈履 茀斋。西南联大总务长。
沈三多 浙大机械系教授。
沈其益 北京农业大学教务长。
沈其震 大连医学院院长。中央卫生研究院院长。
沈青囊 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沈思岩 浙大师范学院声乐副教授。
沈思玙 鲁珍。浙大事务主任、代总务长，史地系教授。东北大学地理系教授。
沈文辅 农学家。曾任河南大学教授。
沈有乾 公健。浙大心理学教授。
沈玉昌 中科院地理所助研，副研。
沈自敏 中科院近代史所助研。
沈宗瀚 海槎。中央农业实轮所副所长。
沈铸颜→沈金相
施汝为 中研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研究员。
施雅风 中科院地理所所务秘书，助研。
施昭仁 浙大化工系助教。
石延汉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副研究员。福建省气象局局长。
石瑛 蘅青。南京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厅长。
时昭涵 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
寿振黄 中科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研究员。辅仁大学生物系教授。
寿毅成 景伟。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实业部工商访问局副局长。
时璋→贝时璋
士楷→竺士楷
适之→胡适
叔谅→陈训慈
叔永→任鸿隽
舒鸿 厚信。浙大体育部主任、体育教授。
舒厚信→舒鸿
束星北 浙大物理系副教授、教授。
树人→饶毓泰
庶为→丁绪贤
斯大→孙祁松
斯杰 庚寿。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斯文·海定 Sven Anders Hedin。瑞典探险家、考古学家。
斯行健 中科院古生物所所长。
松→竺松
宋达泉 东北林业部土壤调查团团长。
宋兆珩 楚白。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文书。
苏步青 浙大数学系主任、校训导长。中研院院士。浙大应变执行会副主席。
苏家翰 Suhro 德国建筑师。
苏叔岳 毓棻。浙大史地系历史学教授，在校部兼训导员。
孙本忠 蚕桑学家。中央农业实验所蚕桑系主任。
孙逢吉 念慈。浙大农学院教授。
孙恒 季恒，慕潮。浙大农学院教授、出纳主任。
孙洪芬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
孙敬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
孙祁 斯大。浙大教育系教授、校生活指导组主任。
孙儒范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孙斯大→孙祁
孙翁孺 浙大学生自治会成员。
孙羲 浙大蚕桑系副教授。
孙栩 中科院党组成员.院人事处处长。
孙祥治 浙大文书组主任。
孙晓村 财经委计划局割局长 .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孙玄衔 暨南大学化工系教授。
孙学悟 颖川。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社长。
孙颖川→孙学悟
孙毓华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西南联大地理系学生。
孙越崎 财经委计划局副局长。
孙泽瀛 浙大数学系讲师。
孙增光 叔平。中央大学数学系讲师。
孙章鼎 浙大高级农业中学主任兼湘湖农场主任。
孙稚荪→孙宗彭
孙宗彭 稚荪。浙大药学系主任。
谈家桢 浙大生物系教授。
谈社英 妇女运动领袖。《妇女共鸣》总编辑。
谭其骧 季龙。浙大史地系副教授。
谭锡畴 矿产地质勘探局局长。
汤飞凡 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所所长。
汤佩松 植物生理学家。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中研院院士。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科院实验生物所援物生理室研究员。
汤锡予→汤用彤
汤用彤 锡予。哲学家。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中研院院士。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汤元吉 资源委员会炼鸽厂化学师。曾在浙大兼课。
唐炳源 星海。工业管理。无锡庆丰纱厂总经理。中研院评议员。
唐臣→茅以升
唐凤图 岐欧。又记为唐鸿图。浙大土木系教授。
唐培经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唐启宇 农业经济学家。江西省垦务处处长。
唐钺 擘黄。中研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教授。
陶百川 教育部官员。
陶孟和 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研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长，社会所所长，中科院图书馆馆长。
陶诗言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助研，副研。
陶照→胡鸿慈
滕固 若渠。因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滕熙 和卿。浙大总务处职员。
藤原咲平 气象学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铁明 浙大农学院土壤学教员。
童第周 山东大学副校长。中科院水生生物所青岛海洋生物室主任。
童培真 四川商克蚕丝职业学校。
童玉民 浙大农经系教员。
涂长望 气象学家。浙大教授。中研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美国驻华使馆新闻编译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总干事。军委中央气象局局长。
屠达 耀明。浙大工学院教授。
宛敏渭 安徽省建设厅气象测候所。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技士。
万勉之 遵义师范校长。
万一 浙大机械系教员。
汪安球 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实习员，助研。 汪大同 同祖。浙大总务处。
汪发缵 中科院植物分类所研究员。
汪国瑷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汪敬熙 缉斋，戢哉。又记为企斋。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汪日章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汪桐 锡虞。庐山枯岭测候所。
汪猷 中科院生理生化所研究员，有机化学所副所长。 汪志华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员。中科院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院党组成员，统计研究室主任。 王爱予→王葆仁
王葆仁 爱予。浙大化学系主任、校教务长。
王伯秋 政治经济学。立法委员。
王成组 清华大学地理系代王任。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
王承绪 浙大教育系学生、教授。
王大珩 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
王淦昌 浙大物理系主任。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研究员。
王国松 劲夫。浙大电机系主任。工学院院长。
王焕镳 驾吾。浙大中文系教授。
王吉人 王佶。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校长。
王季梁→王琎
王季午 浙大医学院院长。
王季玉 苏州振华女校校长。
王家楫 仲济。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水生生物所所长。中研院院士。
王驾吾→王焕镳
王健中 浙大农学院副教授、教授。
王琎 季梁。化学家。四川大学化学系主任。浙大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浙大师范学院代院长。
王劲夫→王国松
王敬礼 毅侯。中研院会计处主任。
王鞠侯 地理学家。暨南大学教授。
王鹿 受卿。又记为缓庆。杭州邮务管理处。
王梦 敏修。浙江省军训总部主任。
王世杰 雪艇。教育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参政会局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中研院评议员。
王廷璋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王文伯 浙江省建设厅厅长。
王显廷 中研院文书主任。
王星拱 抚五。化学家。武汉大学副校长。
王兴基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王序 序六。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教授。
王学素 蒋介石侍从室工作人员。
王伊曾 喜荪。复旦大学总务长。浙大庶务主任。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
王毅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王应睐 中科院生理生化所割所长。
王庸 以中。历史地理学家。浙大史地系教授。浙大图书馆负责人。
王禹昌 浙大校医。
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王云章 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植物分类所研究员。
王芸生 《大公报》总编。
王箴 浙大化工系教授。
王振铎 天木。溥物馆学家、中国古代科技史学家。文化部文物局。
王振祥 无线电工程师。中国航空公司。
王政声 浙大音乐教员。
王仲侨 浙大医学院解剖学教授。
王之杰 开封气象测候所。
王之耀 乐山测候所。
王子玕 中正医学院院长。
王子香 曾任交通研究所无线电教员。
王子余 绍兴商会会长。
王之卓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韦捧丹→韦悫
韦悫 捧丹。华东大学校长。上海市副市长。教育部副部长。
韦润珊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维斯曼 Wissmann。又记为费思曼、费斯曼、费师曼。气象学家。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
卫深甫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
魏颂唐 浙江省财政厅秘书。
魏学仁 记为魏曰仁。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
蔚光→吕炯
温甫→卢鋈
翁文灏 咏霓。经济部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研院评议会秘书、评议员。中研院院士。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
翁之龙 同济大学校长。
巫宝三 中科院社会所副所长，代所长。
吴保之 浙江省财政厅。
吴传钧 中科院地理所副研。 吴觉农 农业部副部长。 吴鼎昌 达銓。又记为达诠。贵州省政府主席。
吴定良 均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中研院评议员。
吴福祯 雨公。昆虫学家。中央农业实验所研究员。浙大农学院院长。
吴馥初→吴钟伟
吴耕民 润苍。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园艺系主任兼园艺场场长。江西省农业院技正。广西大学教授。浙大园艺系教授。
吴化予→吴学周
吴觉农 上海兴华制茶公司总经理。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
吴俊升 士迭。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吴钦烈 景直。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厂厂长。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
吴士濂 浙大学生，杭市联合会主席。 吴宪 陶民。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中研院评议员。
吴学周 化予。中研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物理化学所所长。 中研院院士。
吴怡廷 又记为吴怡庭。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
吴贻芳 士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吴印禅 中山大学森林系主任。华南植物所副所长。
吴永庚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吴有训 正之，政之。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中研院评议员。中研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中科院副院长，近代物理所所长。全国科联副主廊。
吴玉章 华北大学校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主持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主席。
吴征铠 浙大化学系教授。
吴征镒 化名白坚。清华大学生物系讲师。北平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
吴正之→吴有训
吴志尧 浙大教育系助教。
吴稚晖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
吴钟伟 馥初。浙大土木系主任。
伍廷飏 展空。浙江省建设厅厅长。
伍献文 动物学家。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水生生物所副所长。 中研院院士。
悟皆→陈悟皆
希文→竺津
锡予→汤用彤
析薪→卢于道
厦千→黄厦千
夏定域 朴山。浙江省立图书馆编寨。浙大文学院历史学教授。
夏济宇 浙大军训教官。
夏然 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
夏武平 中科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
夏绮文 浙大女生指导员。
夏元瑮 物理学家。大夏大学理学院院长。
夏振铎 觉民。浙大蚕桑系教授。
宪承→孟宪承
献文→伍献文
向达 觉民，觉明。浙大史地系教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西交通史导师。
向理润 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
萧纯锦 叔纲。江西省政府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
萧辅 浙大农学院教授。浙大农艺系主任。
萧佛先 中科院办公厅人事处处长。 萧前椿 中科院地理所助研。 萧庆云 江西省交通厅公路处处长。
萧望山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萧璋 仲珪。语言学家。浙大中文系副教授。
肖堂→胡焕庸
晓沧→郑晓沧
晓峰→张其均
谢季骅→谢家荣
谢家荣 季华，季骅。地质学家。资源委员会湖南江华矿务局经理。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江华矿务局经理。西南矿产勘测处处长。中研院院士。
谢家声 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
谢家玉 觉予。浙大总务长。
谢景荪 寿慈。又记为慈寿。竺可桢少时业师。
谢觉予→谢家玉
谢六逸 文学家。大夏大学教授。
谢义炳 清华大学气象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物理系气象专业教授。
谢养若 浙大总务处。
谢幼伟→谢佐禹
谢佐禹 幼伟。浙大文学院哲学教授。
谢哲邦 浙大农经系数员。
辛树帜 生物学家。国立编译馆馆长。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西北农学院院长。经济部农本局高等顾问。
邢契莘 航空委员会机械处处长。滇西中央飞机制造厂监理官。
熊亨灵 先毓。湘桂铁路衡桂段工程处秘书。
熊庆来 迪之。数学家。云南大学校长。
熊式辉 天翼。江西省政府主席。
熊同和 浙大园艺系教授。
熊雨生 正理。湖南大学数理系主任。
徐宝谦 曾任燕京大学哲学教授。黎川实验区总干事。
徐宝箴 中央航空学校。
徐炳和 旭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
徐尔灏 中央大学气象系副教授。
徐谷麒 浙大注册课主任。
徐厚甫 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
徐季丹 又记为徐季旦。浙大农化系教授。
徐近之 地理学家。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
徐宽甫 韦曼。中研院庶务处主任。
徐勉钊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
徐名材 伯隽。化学家。交通大学化学系主任。资源委员会化工处处长。
徐青甫 浙江省民政厅厅长。
徐守谦 江西省水利局南昌测候所。
徐叔荪 上海”邵万生”南货店经营者。徐锡麟之弟。
徐树人 浙大军训教官。
徐诵明 病理学家。北平大学代理校长。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
徐特立 中宣部副部长。
徐旭生→徐炳起
徐延煦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徐芝纶 浙大土木系教授。
许炳堃 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
许继廉 中央邮政储金汇业局处长。曾任金陵大学经济系教授。
许鉴明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武汉测候所(在湄潭)。
许恪士 台湾省教育厅厅长。
许绍棣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许世英 静仁。内政部民济委员会代理委员长。
许心武 教育部督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
许应期 中央大学电机系主任。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机器厂厂长。建设委员会电机制造厂。
绪宝→丁绪宝
巽甫→丁西林
严德一 浙大史地系地理学副教授。
薛次莘 交通部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
薛良叔 德培。生物学家。正中书局编辑所自然科学组主任。
薛绍清 中央大学电机系主任。
薛铁虎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严济慈 慕光。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研院院士。中科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
严慕光→严济慈
严浦泉 又记为严溥泉。源潭县县长。
严钦尚 浙大史地系地理学教授。
严仁赓 浙大法律系教授。浙大应变执行会主席。浙大教务长。
严希纯 浙江省保安处处长。
严希纯 香港大千印刷厂经理。中科院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秘书处处长。
严振飞 江苏东台裕华镇镇华测候所。青岛观象台。
严之永 浦城测候所。江汉工程局。
阎幼甫 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颜福庆 上海医学院院长。内政部卫生署署长。
颜金甫 四川测候所。
颜任光 物理学家。上海光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燕方胄 江西省水利局局长。
阳翰笙 政务院文教委党组书记兼秘书长。
杨昌业 气象学。浙大史地系助教。厦门大学理学院讲师兼气象台主任。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副教授。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副教授。
杨绰庵 江西省建设厅厅长。
杨端六 武汉大学敏授。
杨简初 金陵大学电机系主任。
杨鉴初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助研，副研。
杨静波→杨其泳
杨克强→杨钟健
杨利普 浙大史地系学生。中科院新疆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杨其泳 浙大湘湖农场办事员。竺可桢之外甥。
杨其泳 静波。浙大总务处事务组组员。竺可祯之甥婿。
杨石先 绍曾。有机化学家。南开大学教务长、代校长。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杨守珍 浙大农化系主任。
杨渭庭 仙靖。竺可桢少时间学。
杨希震 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主任。
杨显东 农业部副部长。
杨孝述 允中。中国科学社总干事。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经理。
杨杏佛 正名扬经。生前任中研院总干事。
杨行亮 浙大农学院湘湖农场主任。
杨耀德 浙大电机系教授。
杨义久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诸葛赎之妻。
杨允中→杨孝述
杨肇燫 季璠。物理学家。中科院编译局编审室主任。
杨振声 今甫。又记为今夫、金甫、敬失。山东大学校长。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杨钟健 克强。古生物学家。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西北大学校长。中研院院士。中科院出版编译局局长。
么枕生→么振声
么振声 枕生。沈阳测候所负责人。东北大学气象学教授。浙大史地系气象学教授。
姚尚午 浙大体育教员。姚小谷之子。
姚寿臣 浙大会计。
姚小谷 竺可桢少时老师。
姚卓文 浙大高工教员。
叶笃正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副研，气象组主任，北京工作站主任。
叶楷 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西南联大电子学教授。
叶良辅 左之。地质学家。中研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浙大史地系教授。中研院评议员。
叶企孙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中研院院士。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研究所委员会主席。中研院评议员。
叶绚 浙大职员。
叶元龙 重庆大学校长。
叶渚沛 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冶金专家。重工业部顾问。
叶左之→叶良辅
易明晖 四川省建设厅。
乙藜→钱昌照
逸云→钱逸云
毅成→阮毅成
殷来朝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后去江汉工程局。
殷宏章 植物生理学家。联合面教科文组织南亚科学合作馆科学官员。中科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
寅初→马寅初
颖川→孙学悟
咏霓→翁文濒
友三→章益
尹世勋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武汉测候所(在湄潭)。
尹允怀 曾任屯溪女子中学训育主任。
尹赞勋 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
余青松 中研院天文研究所所长。
俞大绂 植物病理学家。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中研院院士。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俞大维 军政部兵工署署长。
俞德浚 中科院植物分类所研究员。
俞飞鹏 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交通部部长。
俞建章 端甫。中研院地质研究所代所长。 中科院地质所研究员，古生物所无脊椎古生物室主任。东北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主任。
俞庆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俞心湛 浙大校长室秘书。
俞子夷 浙大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
虞振镛 畜牧学家。实业部渔牧司司长。贵州省建设厅厅长。
郁秉坚 交通部技术人员。
余绍宋 越园。浙江省通志馆馆长。
余又荪 中研院秘书。
羽仪太太→林涟
雨农→钱崇谢
钰哲→张钰哲
元任→赵元任
袁敦礼 北平师范大学校长。
袁翰青 文化部科普局局长。全国科普协会副秘书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
袁守和 同礼。目录学家。北平图书馆副馆长。
袁修德 杭州师范学校。
岳劼毅 浙大航空系教授。
允敏→陈汲
允仪→陈淑
允中→杨孝述
恽子强 华北大学工学院代院长。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院党组成员，党组书记，编译局副局长。
臧启芳 东北大学校长。
曾呈奎 中科院永生生物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副主任。
曾广方 药物化学家。中科院有机化学所研究员。
曾世英 千俊。《解放日报》舆图部负责人，新华地图社社长。
曾昭抡 叔伟。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中研院院士。 全国科联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长。
增禄→何增禄
张宝堃 豹昆。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副研究员。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员。
张伯苓 南开大学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张春霖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中科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委员。
张纲武 武汉大学物理系助教。
张更 演参。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含英 水利部副部长。
张洪沅 化学工程。南开大学教授。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
张季慎 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张景钺 植物学家。北京大学教务长，生物系主任。
张静吾 同济大学医学教授。
张君川 浙大外文系教授。
张克忠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研究员。
张孟闻 浙大生物系动物学教授。复旦大学生物系动物学教授。中国科学社编辑委员会主任。
张默君 妇女活动家。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考试院考试委员。张侠魂之二姐。邵元冲之妻。
张乃召 军委气象局副局长。
张培刚 浙大农经系教员。
张其均 晓峰。浙大文学院院长、史地系主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中研院评议员。
张青莲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
张绍忠 荩谋。物理学家。浙大教务长。浙大特种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文理学院副院长，物理系主任。
张闻骏 逸樵。记为逸乔。浙大机械系主任。
张文理→张延哲
张文佑 中科院地质所副所长。
张晓峰→张其均
张延哲→文理。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张玺 尔玉。中科院实验生物所青岛海洋生物室研究员。
张侠魂 竺可桢之妻。
张孝骞 湘雅医学院院长。协和医院内科主任。
张延休 梓铭。又记为子明。教育部主任秘书。
张颐 真如。哲学家。四川大学代理校长。
张荫麟 历史学家。浙大史地系教授。
张钰哲 天文学家。中研院天文研究所所长。中研院评议员、天文研究所通信研究员。参加美国日环食观测队。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
张云 子春。天文学家。中山大学教授，主持天文台。中研院评议员。
张肇骞 植物学家。广西大学生物系副教授。浙大生物系植物学教授。中科院植物分类所研究员。
张志韩 贵州省教育厅厅长。
张宗汉 浙大医学院生理学教授。
张子高 张准。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化学教研室主任。
张宗麟 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
张宗耀 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
张卓 叔达。步兵学校教育长。遵义警备司令。
章宝兴 又记为章宝庆。浙大校车司机。
章德英 章德勇之姐。
章德勇 诚忘。浙大校长室秘书。
章冠贤 监察院监察委员。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章景臣 竺可桢少时老师。
章克生 航空委员会气象工作人员。
章亮熙 定安。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浙大职员。
章益 友三。复旦大学校长。
章友三 章益
章用 俊之。浙大数学系教授。
章元善 农业合作事业推广者。曾任实业部合作司司长等职。
章子梅 浙江省财政厅。
赵曾廷 真觉。交通部电政第三区特派员兼浙江省电话局局长。
赵承嘏 石民。中科院有机化学所药物化学室主任，药物所筹备处主任。
赵春吾 湖南第二农事试验场气象组。
赵恩廊 梁材。实业部矿业司第二科职员。
赵沨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科学卫生处副处长。
赵季俞 浙大龙泉分校总务。
赵金科 中科院古生物所副所长。
赵九章 气象学家。留学德国。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教授。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
赵连芳 中央农业实验所四川工作站主任兼四川农业改进所所长。
赵龙奎 中科院办公厅人事处。
赵龙文 华照。杭州市公安局局长。
赵述庭 教育部主任秘书。
赵人骥 子健。陆军大学秘书。浙大切l育员。
赵松乔 浙大史地系地理学讲师。中科院地理所副研。
赵橡华 江苏财政厅厅长。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以炳 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北京大学生理教研室主任。
赵元任 语言学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学组主任。在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任教。中研院评议员。美国加州大学东方学系教授、系主任。
赵之远 浙大法律系主任。 中央大学法律学系主任。
赵忠尧 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研究员。
赵仲敏 浙大机械系教授。
振公 诸葛麟
正之 吴有训，石君。
郑道儒 贵州省府秘书长。
郑奠 浙大中文系主任。
郑厚怀 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
郑宽裕 子政。中研院气象研究所。赴美留学。
郑石君 郑奠正名郑宗海。
郑万钧 植物学家。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南京大学农学院副院长，林学系主任。南京林学院副院长。
郑晓沧 正名郑宗海。浙大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
郑兆麟 又记为兆龄。杭州大庙巷小学校长。
郑肇经 权伯。实业部水利处处长。
郑贞文 化学家。福建省教育厅厅长。
郑振铎 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科院考古所所长。
郑子政 正名郑宽裕。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系。中研院研究员。中央航空公司预报科科长。
郑作新 中科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秘书，院编译局科学名词室主任。
支秉渊 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吴淞制造厂厂长。华东工业部机械处处长。
钟肇霖 兆麟。原浙大电机系教授。
稚秋→程其保
钟林 华北企业部兵工局工程师。政务院财经委技术局局长。重工业部副部长。
仲崇信 浙大生物系植物生态学教授。
仲济→王家楫
仲揆→李四光
仲翔→朱庭枯
周炳琳 枚芬。记为梅生。教育部常务次长。
周伯藩 镇伦。浙江省水利局局长。
周朝阳 湖南第二农事试验场气象组。
周承浏 浙大在江西所建沙村垦殖场负责人。中央农业实验所西北羊毛改进处(兰
周承谢 浙大在江西所建沙村垦殖场负责人。
周承佑 浙大机械系主任。
周奉璋→周岩
周鯁生 武汉大学教务长兼法律学系主任。武汉大学校长。中研院院士。中研院评议员。
周桂林 郑州、泰山、衡山测候员。
周行健 承乾。冶金学家。中研院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江西汽车配件厂工程师。
周厚复 载之。浙大化学系主任。
周克英 鄤君。浙大图书馆代理主任。
周明样 浙大植病系主任。广西省农业管理处负责人。
周鸿经 纶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周慧明 中央大学森林系林产化学教授。
周立三 祖豫。经济地理学家。中国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主持研究所工作。
周纶阁→周鸿经
周培源 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教务长。
周企虞→周象贤
周庆祥 浙大化工系教授。
周仁 子竟。冶金学家。中研院工程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工学实验馆馆长，冶金陶瓷所所长。
周恕凌 记作蔡夫人。蔡元培之妻。
周太玄 动物学家。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
周廷儒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周威 仲奇。浙大医务室主任。
周维干 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制造厂总经理。
周象贤 企虞。杭州市市长。
周行健 中科院工学实验馆副馆长，冶金陶瓷所副所长。
周岩 奉璋。浙江省政府主席。
周子竞→周仁
周诒春 寄梅。又记为贻春。实业部常务次长。贵州省政府委员。贵州省财政厅厅长。
周赞衡 古生物学家。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
周子藩 浙江省建设厅水利处负责人。
朱炳海 晓寰。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中央大学地理系气象学讲师。南京大学气象系教授。
朱凤美 中央农业实验所校正。
朱福炘 家谷。浙大物理系教授。
朱岗昆 光焜。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副研。
朱骨秋 劲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教师。
朱国华 文荣。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广东航空学校。航空委员会。
朱恒璧 上海医学院院长。
朱弘复 昆虫学家。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实验生物所昆虫研究室副主任。
朱家骅 骝先。中研院代院长、总干事、评议员。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长。
朱经农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
朱君毅 统计学家。立法院编译处处长。中央政治学校计政学校教务主任。
朱骝先→朱家骅
朱履中 杭州铁路医院院长。
朱懋荣 浙大农艺系助教。
朱其清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技术室。
朱叔麟 浙大数学系扳授。
朱善培→朱正元
朱叔青 浙大政治教员。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政治教员。
朱庭祜 仲翔。贵州省地质调查所所长。浙大史地系教授。四川盐务局盐业研究所研究员兼技术处处长。。
朱庭枯 仲翔。浙大史地系地质学教授、校总务长。
朱希亮 习生。浙大附中校长、教育系教授。
朱习生→朱希亮
朱洗 中科院实验生物所发生生理室主任，副所长。
朱晓寰→朱炳海
朱文鑫 天文考古学家。国民党中央党部编寨。
朱允明 兰州甘肃省立气象测候所所长。
朱兆祥 文化部科学普及局辅导处处长。 全国科普协会常委，主持秘书处。 全国科联、科普联合支部书记。
朱正元 善培。浙大物理系教授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
朱仲翔→朱庭枯
朱祖祥 浙大农化系教授。
朱缵祖 浙大电机系教授。重庆大学电机系教授。
诸葛麒 振公。浙大史地系地理学教授、校长室主任秘书。
诸葛振公→诸葛麟
竺安 彬彬，希安。竺可桢之三子。浙大化学系学生。
竺衡 希平。竺可桢之次子。
竺津 希文。竺可桢之长子。国防部第二厅工作人员。
竺梅 竺可桢之长女。
竺宁 竺可桢之次女。浙大附中学生。
竺士芳 竺可桢之侄。
竺士俊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技术主任。中央农业实验所蚕种制造场。竺可桢之侄。
竺士楷 培华。江汉工程局第六工务所。浙大土木系教授。西北工学院教授。竺可桢之侄。
竺士樵 竺可桢之堂侄。
竺松 毛毛。竺可桢之幼女。杭州弘道小学学生。
祝汝佐 浙大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教授，蚕桑学系主任。
祝世康 中央储蓄会副经理。曾任中央大学等校教授。
祝文白 廉先。浙大中文系教授。
铸颜→沈金相
庄长恭 丕可。中研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有机化学所所长。
庄俊 达卿。庄俊建筑师事务所(上海)。华北建筑公司总工程师，设计部主任。
庄前鼎 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主任。
庄泽宣 岭南大学教育系教授。浙大教育系教授。
庄智焕 中文。桂林市长。
庄重璋 敏求。中研院气象研究所。
邹秉文 农学家。经委会合作事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邹树文 农学家。浙江省昆虫局局长。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
邹祥伦 中央航空学校。
邹元爔 中科院工学实验馆、冶金陶瓷所研究员。
庄达卿→庄俊
庄俊 达卿。在上海开办建筑师事务所。竺可桢同期留美同学。
庄丕可→庄长恭
庄雍熙 浙大福利委员会主任、生物系副教授。
卓如→陈立
琢如→钱宝琼
子主→周仁
子强→恽子强
子桐→陆子桐
子政→郑子政
宗洛→罗宗洛
宗就→黄宗甄
左大康 浙大史地系学生、校学生自治会干事。
左之→叶良辅

1939 六月三日 校中演讲比赛，蒋鸿宾第一。

六月七日 学生患症者多。

六月九、十日 从宜山至贵阳。

六月十一日 吊王伯秋之丧。因刘明水已搬未见到，直至40年1/21，在徐先志家见到。

六月十二日 第一次到遵义。十四到湄潭，十七回遵义，十八回贵阳(看府志)。

六月廿一日 从贵阳去安顺至黄果树瀑布。廿四贵阳出发回宜山，廿六回宜山。

七月一日 徐芝纶加薪纠纷。

七月二日 贺壮予到浙大。

七月四日 浙江大学毕业同学会开成立大会。

七月八日 宜山至柳州。敌机炸柳州机场。九日至桂林，十二回宜山。

七月十五日 以蔡邦华代卢亦秋为农院院长(守耕)。

七月十六日 十二届浙大毕业典礼。

七月十九日 范祖珠为宁宁、彬彬补习。

七月廿一日 敌又炸宜山，十八架，投弹百余枝。

七月廿二日 敌炸柳州，死200余人。

七月甘三日 放假。

七月廿七日 暑期讲习师生联合会。

七月廿九日 丁炜文去南充访童培真。



7/15 卢亦秋辞农学院院长。

7/17 绍兴被炸。

7/18 冯言安离浙大。

7/21 敌机炸宜山。

7/27 暑期讲习会。

7/28 许鉴明订婚。

7/29 易乾初来函问士芳婚事。

8/1 朱希亮就浙大事。

8/3 侠魂去世周年。陈大慈患疤。

8/10 和舒鸿、曾膺联在桂林江中游泳。

8/12、17 郑子政发疯。

8/13 孟宪承去联大。庄泽宜去岭南联大。有人荐瞿菊农。

8/20 陈大慈太太方慧贞任讲师。丁炜文任女生指导。

8/22 徐芝纶小龙江建筑。

8/23 士芳和易绍先结婚。

8/26 陈大慈追悼会。

8/28 敌机炸宜山。《鼠、虱与历史》。

9/1 桂林飞渝。

9/5 严武《军城早秋》诗。

9/7 太虚。

9/9 子政疯病。

9/10 地理所。

9/11 坐飞机到嘉定。

9/12 武大被炸情况。

9/13 至五通桥。

9/15 至峨眉。

9/16、17上峨眉山。

9/18 至千佛顶。

9/20 回山下。

9/21 订婚。

9/22 回渝。

9/23 巾英庚款办地理、蚕桑二研究所。

9/24 至任家花园。

9/27 程耀椿、杨简初。

9/29 训导长。

10/1 重庆飞桂林。徐谷职辞职。

10/2 李熙谋来浙大。孟宪承去湖南。

10/3 涂长望、王慧珠来。

10/5 女生指导。

10/6 免丁炜文职。

10/8 借壮予至小龙江。

10/11、18 闻大嫂、景师病死。

10/16 李熙谋工学院院长、蔡邦华农学院院长。文理分二院。 Mrs. Beauclair等辞职。新聘教授多人。

10/21 乐山有竹公溪。

10/24 侯家煦。

10/26 浙大小学。

10/29 工学院四学会。

10/31 教部催派训育主任。

11/3 周厚复与储润科争执。约吴耕民、姜伯韩。

11/6 洽周谈请英文教师。

11/10 李相勘师院导师。

11/12 至九龙洞。

11/13 渡泸考据。

11/22 罗登义来校。

11/24 南宁失守。

11/26 学生自治会。

11/28 浙大又要迂校。

11/11、29 黄超人嘱希文告假。

12/1 教职员纷纷离宜山。

12/6 波若带小孩彬、宁赴都匀。武鸣、宾阳失落。

12/11 湄潭欢迎浙大。

12/21 弄纸牌犯法。

12/22 在Marriott厨子家膳。

12/23 成立遵义新校舍筹备会。

12/26 李济琛演讲。

12/30 潘家苏谈战地服务团。

12/31 半夜紧急警报。
1940 　一月16日 至遵义。

　　　21日 在贵阳见刘明水，并祭伯秋。约明水为女生指导。

　二月22日 遵义住所从水桐街移硅窝井 9号。

　三月 5日 蔡手民先生逝世(香港)。

　九月 8日 王禹昌医生追悼会。

　　　10日 遵湄公路通车。

　　　21日 接吴达锥电话(事务所所长徐达有异党活动)。

　　　23日 和涂长望赴金顶山。宿金顶山。

　　　27日 接刘明水函。建功自昆明回。

　　　28日 贺壮予离浙大。

　　　30日 接刘明水又函。

　　九月底 中菲商业。《安南史话》。

　十月 2日 浙大夏令营结束。庶务处弊端。

　　　 3日 珞咖路屋状况。

　　　 8日 马一浮宜州别诗，”地因有碍成高下，云自无心任去来”。

　　　11日 设立史地研究部。

　　　13日 波若移居水嗣街。

　　　14日 出发赴重庆。

　 16-17日 倭机连炸重庆。

25-26-27日 天天重庆有警报。

　　　28日 通伯荐历史教员陶元珍。

　　　29日 赞何元晋的诗。

　　　30日 薛铁虎之死。接梅电话(自歌乐山)。

十一月 8日 胡肖堂函荐英文教员张裕征(韩竹坪夫人)。

　　　10日 敌机炸北暗，炸死复旦教授孙寒冰。

　　　14日 在渝至地质调查所，晤周赞衡总务。

　　　18日 杭立武介绍童士勋。

　　　20日 马延英谈第四纪冰川。

　　　21日 电梁庆椿(谈聘傅尚霖)。

　　　22日 岳母去世。

　　　23日 王伊曾在复旦。

　　　29日 和王伊曾回遵，车中吸CO中毒昏倒。

十二月 2日 陈建功父丧回绍。亚新地学社。

　　　 4日 自治会攻击教务长。打网球。

　　　 6日 罗凤超到校，费香曾同来看我，至永兴教一年级。

　　　 7日 要晓峰做训导长，他以曾电布雷却张治中聘。与叶道明纠纷。

　　　 9日 湄潭玉皇阁新宿舍将落成。

　　　10日 骑马至永兴，叶道明不肖同行。

　　　14日 允敏生松，禹昌太太(戚美英)接生。浙生学生人数。

　　　16日 胡刚复在纪念周讲话不按时间。

　　　18日 开阳石盐矿。

　　　19日 遵警备司令就职。

　　　23日 曾炯之在西康去世。

　　　24日 在遵义做圣诞节晚会。

　　　25日 天主教学请客。

　　　26日 李熙谋回校。

　　　29日 校中麻将之风盛行。

1941 1968年重查日记补记

1941年学生运动， 6、7月间反对总考(七月七日记)



2/11 姚卓文走私。

2/14、16 二届学术审议会。

2/19、20 四川叠溪1933年地震。

2/25 复旦孙寒冰炸死。

2/27 薛铁虎溺死。

2/24、28 何元晋离所。

3/1 罗志希与中大。

3/2 浙大同学北碚聚餐。

3/3 到江苏医学院。

3/6 游缙云寺查高度。

3/9 梅儿来。吴稚晖大谈军政(在重庆)。

3/10 晚和梅儿、姜立夫至实验剧院。

3/13、14 研究院评议会

3/16 约请周庆祥。

3/18 孔样熙胡说返老还童。

3/19 陈之迈报告有人行刺蒋介石。

3/20 金咏深在泰和。

3/23 北碚见燕子。

4/6 祭薛铁虎。

4/16 姚卓文走私事。

4/16 乔新民、曹亮煜、虎罴三人失踪。庄自强谋自杀未遂。

4/21 沈思岩表示愿来浙大。

据河南”二七公社”于 1967年12/4日来调查潘家苏的人告我，党首先打进学校是在1941派了吕东明(现在军委气象局)和李晨(现在北京教育厅)。据67年12月18空军北京工程部政治部李嘉谋、王志法二人告我，41年春谣言浙大要抓学生，和虎罴、曹亮煜(现在南京)、乔新民(在空军)同时不见〔者)，尚有王世谨、张青常云。按虎罴到1943年又复学。

5/11 浙大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处成立。

6/14 日记载《思想与时代》的来历。

6/18-20、26-30、7/5反对总考。

6/24 德军人侵苏联。

7/7 湄潭学生为考试抢卷。

8/8 三青团办夏令营。

8/10 回声歌咏团。

8/19 费巩去上海。

11/2 读毛主席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是第一次看到毛主席著作。

11/14 新到教员蒋硕民、王葆仁、张其楷、孙祁、张裕征、吴士煊、胡哲敷。

11/16 敌机至湄潭。

八月八日 往漏潭时所坐汽车撞翻一小孩。

九月二十六 拒兼气象局长，荐黄厦千、吕炯。

十月十八 浙大推广马铃薯试验。

十一月九日 钨锡矿出口。

十一月卅 谈到《星期评论》文。

十二月25 区党部(国民党)宣誓典礼。



本年度头十八天因尚未购到日记，所记遗失，所以没有能补上。
1942 　　1/8 基督教青年会办学生救济委员会。

　　1/16日浙大遵义学生游行倒孔祥熙。同日学生刘纫兰、张由椿、俞宗硬、邵全声各记大过。邵全声因己记两大过，所以开除。

　　1/18 游行中学生活动名单。

　　1/20 庞曾漱等300 人联名写信，要减轻邵全声、俞宗理罪名。

　　1/22 高文伯来谈。湄潭报告说滕维藻、潘家苏发传单实际是县党部叶道明的陷害。

　　1/23 教部派督学钟道赞、秘书华仲麟到遵义。

　　1/24 证明系叶道明所为。

　　1/25 钟、华二人赴湄潭。蔡邦华、梁庆椿同行。

　　1/27 在警备司令部由钟参谋见了滕维藻和潘家苏。

　　1/30 蒋介石电张卓监视浙大。

　　1/31 校中派蔡邦华去贵阳。’2/2 重庆三青团部刘纫兰、俞宗程去重庆。

　　2/5 蔡邦华自贵阳回，说潘家苏元罪。

　　2/10 缪培基来(熊东阜)ò”、,’2/12 陈天保、张由椿、陈立、刘世勋、陈海鸣L王天心各记大过。陈夫保、张由椿记大过二次。

　　2/15 邱渊若借圣公会会长思安德来。

　　2/17、18 陈天保、张由椿二人先得通知，先后离校。

　　2/19 何友谅、王惠被捕。

　　2/21 黑名单。警备司令胡搏九云在王天，心房中搜查。

　　2/22 叶道明杀人劣迹。

　　2/24 钟参谋告我何以要捕何友谅。又见了滕、潘。

　　3/2 我到警备司令部看了滕维藻、潘家苏。

　　3/6 省党部要潘、滕，不提叶道明。播、滕二人解往重庆。由特务熊东呆解往，尚有戴天强。

　　3/7 我到重庆。

　　3/18 希文告假至遵义。

　　4/9 在川东师范见徐恩曾，说滕、潘二人证〔据〕不足，可保释。在德园看苏、滕。

　　4/26 约谢家玉为总务长。至德园看苏、滕二人。

　　4/27 去川东师范调查统计局，缪墙基保释滕维藻。见熊东呆。

　　4/30、5/22 汪大同辞职。

　　5/9 以丁荣南代士楷为秘书。

　　5/12 介〔绍〕汪大同与周寄梅。

　　5/20 女生指导王帅仁自杀。

　　5/28 见邱渊若。

　　6/3 世界四大港。

　　6/11 谈家帧与江希明冲突。

　　6/14 图书馆白锡瑞去世。

　　7/9 浙大回声团歌咏指挥王章麟。此外姚文琴、徐宝华。

　　7/11 徐芝纶闹薪水。马师亮辞职。

　　7/12 朱森死。

　　7/16 士楷薪水。

　　7/17 涂长望去荼江电化冶炼厂。

　　7/20 黄尊生太太为女生指导。

　　7/26、27 张荫麟之病。

　　7/30 章诚忘婚事。

　　8/2 生物系中教授闹意见。

　　8/14、16 梅气喘。

　　8/17 教职员办合作社。

　　8/19 接朱友渔函介绍思安德。

　　8/24 滕维薄去南开。

　　8/25 学生张正斡介绍沈思岩。

　　9/3 在帽潭召集自治会学生杨浩芳、王宗溥、周惠卿(♀)等。

　　9/4 学生吴玩雪来。又周惠卿来。

　　9/8 息烽车祸惨死二学生。

　　9/9 沈思岩到校。到桃溪寺。

　　9/10 卫士生辞图书馆长。

　　9/11 樊平章一年级主任。姚慧英等来。

　　9/13 看四面山42 兵工厂。

　　9/16 梅儿发气喘。

　　9/17 、23 步青谈建功家困难。

　　9/19 新聘教员土木李恩良、经济林良桐、英语蒋炳贤。

　　9/26 药物系建立。

　　9/28 约萧庆云、汤元吉。学生人数。

　　9/29、30 谈歌德。

　　10/1 函黄厦千，为东台测候所事。

　　10/3 化工系学生聂仕坤自杀。约新到教员方丽韶、沈思岩晚膳。学生自治会黄盛智来。

　　10/4、5 遵义从陈太守起养样蚕。

　　10/9 调卢翠来浙大，郭晓岚去所。

　　10/11 吴达锥到遵。

　　10/15 接何友谅函。

　　10/16 迪生、晓峰出席参政会。

　　10/18 梅儿气喘。张荫麟病危。

　　10/20 遵义运动会。

　　10/24 张荫麟去世。

　　10/27 与卢重谈吕炯、郭晓岚不合作。

　　10/28 冯斐为永兴女生指导。

　　10/29 患痒。束星北、杜乐道相打。

　　10/30 晤硕民、王爱予、李憨观、祝汝佐、林良桐。

　　10/31 各大学教职员薪水1942 年。

　　11/2 谢幼伟谈张荫麟。

　　11/3 陈汝锤、邹元曦考取出洋。士芳攻评厦千，调地理所为庶务。

　　11/6 高学淘来浙大。

　　11/7、17 在浙大教授中选人去美国讲学。

　　11/8 初到沈思岩家。

　　11/11 化工系自制肥皂。

　　11/12 朱森追悼会。

　　11/14 欧华清求到浙大。

　　11/16 梅儿气喘。

　　11/22 要柳大纲来浙大。

　　11/27 梅发气喘。

　　11/29 追悼张荫麟。

　　12/1 教职员生生活难维持。

　　12/6 建筑湄潭校舍。湄潭物价。

　　12/8 湄潭农场种菜。

　　12/11、13、16 冯斐被拘。

　　12/15 梅发气喘。晓峰将赴’美。允敏姊姊去世。

　　12/17 同萧庆云、李振吾去重庆。

　　12/20 肖堂考察新疆地理。

　　12121 蒋雨岩病重。

　　12/22 翼谋在沙坪坝。见翼谋、树人等。

　　12/23 、26 开国防技术策进会。

　　12/24 雨岩去世。

　　12/27 以吕炯代厦千为气象局局长。

　　12/28 国防策进委员会理事会。

　　12/29 遵义锤矿之用处。弹道研究所。

　　12/30 雨岩落葬。

　　编者注。本年事要似为作者在”文革”时期所整理。作者初拟题为”学生运动重要项目”，但后来补充内容，扩展为全年事要。

1943 　　1/3 重庆召开科学社社友会。

　　1/9 参观北碚中央工业试验所。

　　1/12 杨守仁论;!I滇一带不能推广晚稻。

　　1/17 重庆浙大毕业同学会。化工系毕业生朱紫光发明硫黑色染料。

　　1/19 宋子文谈香港。

　　1/22 浙大三青团选出周恩、济、石剑生、王汇东、许丽云、郑士俊等为干事，振公、孙祁为监察。

　　1/25 于震天来，知他在缪培基于下。

　　1/26 彭百川谈中央训练团。

　　1/27 杨鉴初来渝看魏大铭。

　　1/31 章友三。

　　2/6 梅气喘。纪念张荫麟。

　　2/11、13 教员攻击士楷、丁祖炎。

　　2/12 浙大学生人数。刘纫兰复学问题。

　　2/14 首次提及胡鸿慈。

　　2/16 电教部延期训练。

　　2/17 朱紫光染料。

　　2/18 洒潭小孩时疫。

　　2/19 学生攻击李相勘、卫士生等。钱宾四接办《思想与时代}o2/21 校务会议。

　　2/23 郭洽周任训导长。团溪锺矿。

　　2/25 任美愕去中大(为许丽云事)。

　　3/1 俞宗理回校。

　　3/3 接胡鸿慈电03/5 李天助到校。

　　3/6 香曾谈上海之行。

　　3/9 何友谅失脱联络。

　　3/10 郭晓岚考游美。晤沈思岩。

　　3/13 张镜澄。

　　3/19 {三国演义》上地理错误。

　　3/26 中国人口统计。《中国之命运》。

　　3/27 和黄羽仪出发赴重庆。

　　3/31 中央训练团。

　　4/1 河南旱灾死人一千一百万人。中央训练团报告。丁成章等去英实习。

　　412 厦千免气象局局长。至训练班讲演。

　　4/5、6、7、9、10 中央训练团报告。

　　4/11 训练班入学典礼。

　　4/12 移住团中。

　　4/13 训练团日程。

　　4/15 吕炯任气象局局长。

　　4/16 团中人批评浙大。

　　4/17 对人团看法。

　　4/18 出团。

　　4/19 青年团监事会议。

　　4/20 至北碚。黄士松到所。知何友谅在五云山04/25 李约瑟〔为〕科学社名誉社员。

　　4/26 至团。

　　4/29 在团三大学校长。

　　5/2 在团校长拍照，并见蒋介石。

　　〔补记:在团见到之人:5/2 陈省身、霍秉权、孟昭漏5/11 陈可忠，又周厚复5/10 王守竞5/11 金岳霖、费孝通5/12 张晓峰5/16 程其保、谭熙鸿、韦润珊〕

　　5/3、4 教部开学术审议会。

　　5/7 讲”科学与国防”。

　　5/9 参加升旗典礼。

　　5/11 金岳霖等人团。

　　5/12 人党问题。国都问题。

　　5/14 开校长会议。

　　5/16 团毕业典礼。

　　5/20 至北碚。

　　5/29 看王慧、何友谅于五云山。

　　6/1 提出要赵九章到所06/2 离渝回黔。

　　6/6 西摩(英大使)来校。

　　6/7 自治会干事。

　　6/8 梅儿之病。

　　6/9 职员走私被扣。

　　6/11 梅进卫生院。

　　6/12 百岁老人。

　　6/14 遵义患旱。

　　6/16 学生救济委员会。

　　6/20 梅之病情。罗声荣百岁寿辰。

　　6/23 印度对中国文化影响。

　　6/24 在湄潭招待本届毕业生。叶笃正结婚。

　　6/26 涂长望与晓峰不合，不愿回浙大。于景让攻击蔡邦华。王惠、周惠卿。

　　6/28 声浪之传播。

　　6/29 升级教员(没有沈思岩)。

　　6/30 遵义招待毕业生。

　　7/1 胡刚复、贝时璋之纠纷。

　　7/2 平均分最高学生。

　　7/4、5 梅出卫生院。

　　7/7 浙大拟成立研究院。

　　7/8 浙大16 届毕业典礼。

　　7/9、17 贝时璋与刚复之纠纷。

　　7/13 吊销化工毕业生张长椿毕业证书，调戏田德望太太。女生下婶被县党部审问。许丽云与任美愕发生暧昧。

　　7/14 见何遂。

　　7/17 刘学志谈彬彬大考成绩。

　　7/22 停聘韩张裕征。

　　7/25 王驾吾、缪彦威二人纠纷。《几何原本》。

　　7/27、28 在贵阳刘廷蔚招待。

　　7/29 见林可胜。

　　7/31 回遵。

　　8/6 郑钟英患神经病。

　　8/7 谈家祯来谈，为施履吉、盛祖嘉谋得奖学金。

　　8/12 看自庇日记1666 伦敦大火。

　　8/13 刘明水来函。

　　8/15 希文于10月步校毕业。第二预备师为远征军第六军，团长〔以上〕已赴印。

　　8/19 赎取东关老屋。

　　8/20 珞咖路之屋。

　　8/21 彬人高中。宁人初中。

　　9/1 松人托儿所。

　　9/4 梅发气喘。

　　9/5 郑钟英神经病。

　　9/7 家玉回江阴。和梅至湄潭。

　　9/11 《容斋五笔》书中洪迈知日食之理。

　　9/13 梅病稍好。

　　9/14 浙大老资格教员。

　　9/19 调潭有毒草名乌头。

　　9/22 据潭桂花尽落。

　　9/24 穆藕初病故。

　　9/25 沈括知黄道为椭圆。

　　9/26 骑马至耕牛场。

　　9/28 学生救济会预算。

　　9/29 尹赞勋、华昭复。

　　9/30 青霉素。

　　10月 任藻泉于本月在绍兴去世，见1944 通讯录。

　　10/2 汪容、汪密及母亲。

　　10/3 至帽潭观音洞。

　　10/5 看梅及学生病。

　　10/6、14 一年级训导主任姜炳兴在川溺水死。

　　10/9 德梦铁Demant 的家史。

　　10/11 和梅至农场。炸药之发明。

　　10/12 地理政治学的起源。

　　10/14、15、16 梅又发气喘。

　　10/16 刘学志来看梅。

　　10/17 战时科学的损失。

　　10/20 梅病转。允敏病重。

　　10/21 回遵。

　　10/22 允敏耳疾。振公母去世。

　　10/23 远征军在印度。

　　10/27 允敏耳孔己穿。

　　10/30 允敏吃Sulph. 药。

　　11/3 遵义尚见燕子。

　　11/4 希文、彬生日。王毅侯在渝病故。

　　11/6 浙大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

　　11/10 步校学员班毕业典礼。允敏88 磅。

　　11/14 阿家庙肺病学生。

　　11/15 虞振铺劝允敏至贵阳就医。

　　11/16、17 李振吾、吴宝丰经遵义。李去交大。

　　11/19 为希文补习英文。

　　11/20 允敏又有温度( 103 0 F) 。

　　11/22 借允敏去贵阳中央医院。医生杨温敏、钱士良诊治。

　　11/23 允敏退热。

　　11/25 胡刚复在贵阳存款以个人签字可取。

　　11/26 遇姚克方、虞振铺。晤谢家荣。在贵阳待车返遵义。

　　12/1 贵阳浙大毕业生19 人。刘俊杰、寿宇、浦同烈约聚餐。

　　12/2 允敏出医院。

　　12/4 回遵义。

　　12/5 闻姚寿臣以鼠疫死于龙泉。

　　12/6 思安得来。希文在步校。

　　12/9 约李天助为医务主任。沈尚贤、万一均不宜为系主任。

　　12/10 寄东关老屋契与杨其泳(龙泉)。

　　12/11 久年职员奖金名单。

　　12/12 去北碚、重庆。

　　12/14 柳翼谋到重庆。王伯洗去世。

　　12/15 二届第一次学术审议会。浙大印度学生。

　　12/16 部聘教授人名。

　　12/17 汪典存愿至浙大。李约瑟谈中英合作馆。

　　12/18 陈寅恪作诗嘲九鼎。对于干支的意见。

　　12/20 约温甫去浙大。

　　12/21 庄长恭自上海到渝。

　　12/22 郭秉和出训练团。

　　12/23 重庆北碚间行车怪现象。

　　12/25 战争死人与疾病死人。

　　12/26 黑色金属。

　　12/30 洪亮吉人口论。

　　1968年 清理〔阶级〕队伍时补记 1943年

　　1月6日 有关浙江大学区党部的事

　　3月9日 何友谅不知下落

　　3月31日 出席重庆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到4月7日　　

　　4月11日 党政训练班,贵阳袭翰兴冲曼

一、 藏本简况

据竺可桢早年的弟子胡焕庸说，“竺老可能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已记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竺可桢日记》第Ⅰ册“编者前言”之脚注）。按此，竺可桢记日记应始于他入哈佛大学的1913年夏季。由此起算，至1974年2月去世，历年足一甲子且有余。

不幸的是，这60年日记没能完全保存下来。它遭遇了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执教时，他所在的教学楼（口字楼）于1923年闹了一场大火，楼毁了。胡焕庸说，竺老的早年日记亦毁其中。屈指一算，那是10年的日记。另一次劫难是日寇侵华。抗战前，竺可桢筹款在南京珞珈路盖了一座小楼，1936年4月赴杭州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并未作长久计，“家”还是在南京。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校西迁，近年日记留在了南京寓所。据其1938年10月5日所记：“接宋楚白函，知珞珈路廿二号屋又为日本军官所特务机关长官所占，室内书籍送金陵女大”。这就是说，竺宅被日寇军官据占，藏书转移到了金陵女子大学，后来不知所终。据竺可桢1962年7月3日所记：“晚阅过去日记，我现留存日记惟余1936年以后，1936年以前大约尚存10年，则在抗日战争中失去。”

1936年以后的日记，由竺可桢本人精心保存下来，其中只有1941年1月前半月的内容失存。其后所记，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一天，即1974年2月6日。

至20世纪80年代，“竺可桢研究会”着手组织整理编订《竺可桢日记》和编写《竺可桢传》，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日记本从竺家移出。但因参与者甚众而又缺乏严格的保管制度，竟然先后丢失了1953年和1961年（含记于其中的1960年10—12月内容）的两册日记本。

竺可桢生前往往随身携带袖珍型的小笔记本，随时记录备忘。1980年代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1953年、1961年和1960年10—12月的文字，即利用这些记录本（又称“日记草稿本”）选录补入。

为加强对竺可桢日记的长期保管，并为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提供便利，竺可桢亲属和“竺可桢研究会”决定将珍藏的上述日记，交由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保管，并于1992年10月31日举行了三方签字移交仪式。

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至今保存的竺可桢日记藏本，计有：1936—1952年，1954—1960年1—9月，1962—1974年的日记本。保存的记录本有：1953年，1960年10—12月，1961年。

二、日记内容与文本结构

竺可桢对日记本的选择是比较在意的，早年大多采用市上出售的32开专用日记本。有些年份没有买到这种本子，代用品也要选用32开本。多数是每年用一本，每天记一页。

关于日记所记述的内容，根据记述顺序和在页面上的排布情况，可分为5类：（1）时间驻址，（2）天气物候，（3）记事提要，（4）日记正文，（5）收寄函电。其中，（1）记于每页的首行；（2）（3）记于首行之下；（4）记于版心；（5）记于切口和订口两侧的空白处。一般是如此，作者在旅途中或是特别忙碌的情况下，除（4）之外，其余各项有时缺记。也有时会因内容太多而打乱上述的文字排布，占满页面的所有空白处，甚至延伸至相邻页面。

日记正文所记，涉及作者当日起居、亲友来往、当日见闻，核心部分是每日的工作事务和社会活动，还常有读书笔记。记事的同时，常伴有作者的评述与心得。

除每日所记内容之外，每年之后还附有读书笔记、作者个人当年大事记要、通讯录、子女成绩表、收支一览表等。各年附录的选项不同，各表所取舍的内容也详略不一。总体上说，前期日记附录内容较为丰富，后期则显得简单。

三、 竺可桢日记的史学价值

竺可桢生前从未以日记示人。1978年，在组织编纂《竺可桢文集》的过程中，人们方从竺家得知有此遗存。在1980年代，先是出版了1936—1949年摘编本Ⅰ—Ⅱ册（人民出版社），后又出版了1950—1974年摘编本Ⅲ—Ⅴ册（科学出版社）。20年来，这五册摘编本日记，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事20世纪中国史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从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为他们的学术著作所引用。另一方面，《竺可桢日记》摘编本总计约300万字，尚不及日记原本总字数的三分之一。尤其是，囿于时代氛围等因素，对竺可桢日记史学价值的认识和利用不够充分，致使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未得入选，已版日记中出现的太多“……”，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近些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日新月异。通过学术界与出版界携手合作，记录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量珍贵文献，有如笋生泉涌，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选项，就是名人的全集，当然包括对日记的求“全”。

留存下来的竺可桢日记的文字总量，约有1000万字。与其他名人的日记相比，其特点有三。

（一） 历史跨度长。现存日记是从1936年元旦起，至其去世的1974年2月止，历38年，纵贯从抗日战争到“文革”后期的各个历史阶段。在后来的日记中，也常常出现提及从清末到三十年代前期的回忆。透过这些经历，展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宏伟画卷，也描出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从组织机构史的角度说，1949年之前的日记，可同时视为浙江大学的校史；而1949年以后的日记，则可视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史。由此旁涉，可在大时间尺度上为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历史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诸多科教文化事业提供极为丰富而具体入微的史料。

（二） 涉及范围广。竺可桢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巨擘，也是广泛参与各界活动的社会名流。平生踪迹，国外留学及游访，及于欧美苏东；国内供职和考察，走遍了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其个人兴趣广泛，除以气象学和地理学为专攻而外，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无不涉猎。个人生活情趣亦广，爱旅游，爱看体育比赛和电影戏剧，爱聚会访友，爱游泳、滑冰、养花、摄影。最重要的，与我们今日所为相关，是他爱记日记。所记者，大到世界风潮和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收寄信件、飞机火车行程、物价开支、子女成绩及身高体重等等。

（三） 笔下人物多。竺可桢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诞生的第一代科学家中的佼佼者，时势英雄，风云际会，20世纪中国诸多名人遂以不同的时空分布荟聚在他的日记中。且不说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同窗友好、门生下属，由于他一生中无论主持何种事业都深入基层，每到一地都体察民情，也会随时随地记下相偕相遇之人的谈话与印象，其中不乏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当然也由此而可透视中国底层社会之种种。

日记为个人私藏，记述时虽然不可能像发表文章那样反复修改核校，但竺可桢对日记亦本其一贯行事的作风，极为认真、严谨而持恒，甚至在数十年之后还进行补记或补注。在正常情况下，作者是每日一记，时间在当日晚上或翌日清晨。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是数日后补记，凡属这种情况，他都会在日记中作出说明。对于已经写过的文字，偶尔校正个别的人名和错字时，都是以划线表示改动，原字清晰可辨。发现已记述内容有误时，一般是在后来日记中予以说明，有时是在原记处加注，还会写明补注的时间。全部日记中没有撕毁和覆盖。竺可桢日记是为供自己备忘而记，不是准备日后当著作发表的。于竺生前，亲友皆不知他有如此“私藏”。其之所记，为亲见、亲闻、亲历，是他自己的自由思想和真实感受，没有一般公开出版物、官方文件、社交会谈等所常见的束缚和忌讳。

具备上述的即时性、“原生”性和隐秘性，竺可桢日记在总体上也就无可置疑地保证了它作为史料的真实性。

应当指出，这里针对史料作伪之风而言的“史料的真实性”，并不直接等于史料所述事件的真实性。任何史料都有其局限。研究者引用史料时须有鉴别、考证，所谓“去伪存真”是也。日记所记，一己之见，未见得全面，未见得反映事物的本质。亲闻之事，属取之于他人的传言，未见得皆有真凭实据。正因为如此，竺日记中，尝有一事记述于先而更正于后，也有先是错责于人而后责己之误的情况。

日记中记述人物交往，随处可见褒贬是非短长之论。如今刊行于世，实难于为之避讳。如果编者把凡属涉及人短之处全都隐去，《全集》将会千疮百孔，也就全集不全、存真不真了。人在历史途中，历史已成往事。人非圣贤，何况也不存在无“过”之圣贤。乞望识者能以开放的眼光、宽容的精神和豁达的心态给我们以支持和谅解。

日记，可以填补史料之空白，佐辅史证之不足，纠正史述之讹误，展示时代之风尚，暴露社会之隐秘，发掘人物之心理，也因此向为史家所重视。现存的竺可桢日记，将全部入编《竺可桢全集》，从文字量来说，它也将成为《全集》的主体。竺可桢日记，对竺可桢研究，对浙江大学校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以竺可桢的社会地位、人脉关系和丰富阅历而论，以其日记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而论，目今可见国人之日记，恐难有与其相比肩者。可以预期，对20世纪中国的科技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地方志、重要机构沿革、名人传记和诸多重要历史阶段、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研究，它一定会有所裨益的。竺可桢日记的全部刊行，只是敞开了一座宝库之门，而宝石之闪光，尚待探宝者的开掘与琢磨。

樊洪业
2005年12月

采访人：王德禄
访谈时间：1990年5月17日
访谈地点：上海卢鹤绂家
整理人：李雪、高颖、刘志光

卢鹤绂(1914～1997)，祖籍山东掖县，生于沈阳。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同年赴美国留学，1939年、1941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曾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5年到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调入复旦大学。

王德禄：请您介绍一下早年的情况。

卢鹤绂：我是阳历1914年6月7日（阴历5月14日）出生的，我在美国填表格就用阳历。

我出生于沈阳南关，我爷爷家里，我的老家在沈阳陆家坛。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卢景贵刚去美国不久，他是通过考试出国留学的，那时出国的算是非常早的。父亲是学机械工程的，家里有机械工程、科学、天文方面的书籍很多。

父亲做官比较传奇。最初他没想做官，先在本溪当工程师，后来到济南机车厂做代理厂长。当时，沈阳的张作霖大元帅家里让日本人给按了暖气，有一年，他家的暖气怎么都烧不热，请来日本工程师也没有修好。张大帅有一个下属叫王永江，给张大帅推荐说，有一个人刚从美国回来的，专门搞机械的，你把他调到沈阳，试试能不能修好。那个时候张作霖很有势力，立刻把我父亲调到沈阳给他修暖气，很快就修好了，暖气热了。张大帅非常高兴，给了赏钱，并请我父亲回济南了。王永江一听说放我父亲回去了，就跟张大帅说，这样的人你还放他走啊，你不会用他吗？张大帅觉悟了，马上又把我父亲调回来，担任四洮铁路局局长。我父亲没想做官，就这么当上了四洮铁路管理局局长，兼任洮安铁路局工程局局长。父亲当局长后，经常有人行贿，外国人卖东西给你，你买了，人家就给你贿赂。父亲不敢要，拿给大帅，问他这钱应不应该要？大帅说，这钱你自己拿着，这是外国人给你的，不是你问他们要的。这个钱我父亲要没要，我现在也不知道。此后，大帅更信任他了，还说他是个书呆子。

当年我一直跟着父亲，他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小时候比较颠簸，从沈阳到美国，美国到北京，北京到济南，济南到四平，四平又回到沈阳。

王德禄：他去美国您也跟着？

卢鹤绂：母亲生了我之后，没有靠山，受了很多气，就抱着我到美国去找父亲。我是一岁去美国的，一直到四岁，在伊利诺伊大学待了三年。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早年上学的经历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卢鹤绂：我在本溪上私塾，老先生教《孟子》、《论语》、《左传》。后来到了济南，在津浦铁路局扶轮小学校上了三年小学。父亲到四平做大官，我也跟着去了，在四平接着上小学，那是铁路局小学，就在车站旁边。我们家在四平有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那地方很好，我小时候就在那里生活。

我初中在沈阳第二初级中学上学，跟周总理一个学校。那时候，张作霖已经死了，张学良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张学良不像张作霖那样欣赏我父亲。张学良任人唯亲，把我父亲撤了，但是不用撤的方式，而是以“高升”的名义，调任东北三省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管路政，没实权了。我们离开铁路局，到了沈阳。那时候，父亲的工资很高，可能比铁路局长的工资还要高。

我高中在东北大学附属中学上学。开始我没想学物理，当时高中已经分了文、理班，我是理科班的。大概上了一年半，赶上“九·一八事变”，因为我们家在天津有房产，父亲离开沈阳回到天津。我在河北省工业学院继续上中学，就读于机械系预科班，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我是预科班读物理的学生中成绩最好的。当时教我们物理的教授姓马，他是英国留学的硕士毕业生，早就去世了。马教授讲得很好，我的物理分数最高。我本来想学工，由于物理分数很高，就改学物理了。

王德禄：您为什么选择考燕京大学？

卢鹤绂：燕京大学有物理系。我父亲对我的选择没有提意见，是我自己决定的。我到燕京大学后，才离开家，开始独立生活。

王德禄：您能讲讲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情况吗？

卢鹤绂：开始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是谢玉铭，后来系主任是英国人，叫班威廉（William Band）。班威廉是英国的硕士，很进步，一边教书一边调查中国的农村建设，还提出一些建议。班威廉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的太太克劳尔是美国人。班威廉后来去了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了。

抗战时期，班威廉去过延安，后来回国了。他是搞纯理论的，这里有他写的一本书，是物理方面的教材。这本书主要讲的是量子统计学。班威廉在美国研究原子弹的那个地方工作过。

我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教普通物理的是孟昭英，他当时是讲师；教力学的是张文裕；教热学的是毕德显，他现在南京，去美国留过学；教近代物理的是谢玉铭。我们班有四个人。一个是莫文泉，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年纪很大了；一个姓张，是个女的，南阳人，毕业后回南阳了；一个姓程，已经去世了。我们四个只有我留过学。毕业后，我们班其他人都没有从事物理方面的工作。当时物理系的课本都是外文版的，外国老师教近代物理的是克劳德尔；教理论物理的是班威廉。

燕京大学毕业后，我拿到了理学士学位。毕业前，班威廉找到我说，你成绩这么好应该留学深造。他还给我介绍了协和医院的一个大夫，这个大夫是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班威廉和这个大夫说，有这么一个青年，成绩如何如何，明尼苏达大学表示欢迎。我就是通过这个关系去了明尼苏达大学。父亲没有反对我出国。那时候司徒雷登还在燕京大学，我出国前，他在病房里召见我，欢迎我到美国去。司徒雷登躺在病床上，对美国大学接收我感到高兴。

王德禄：您是什么时间到美国的？

卢鹤绂：1936年我去了美国。那时候，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只有一个日本人，没有中国人，其他系有中国人。当时接收说的是让我去物理系当助教，一个月工资六十美元，六十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我半工半读，教大学物理实验，当时我们分了四个小组。我读书的时候的物理老师，现在（1990年）还在世的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导师尼尔（Nier），他是分离铀235同位素的，证明热中子能使铀235裂变不能使铀238裂变。尼尔与费米合作，分离这个重要的发现是尼尔做的。另一个是比克。我研究核物理是受了比克的影响，比克也在物理系工作，职位比尼尔高得多。比克也是我的老师。

我去明尼苏达大学的时候比克是质谱学专家，我说愿意做他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做硕士论文。比克听了很高兴，给了我一本书。这本书是爱因斯坦写的。我问他有什么问题可以做，比克说，你把这本书看完就可以找到还有些什么问题了。比克不告诉我做什么，还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自己去做。

后来我一边上学读书，一边读那本书。我发现锂的同位素丰度比没有定值，各位专家得出的数据相差很大，可以从8到14。我感觉很奇怪，锂7、锂6的丰度比没有准确数值，这个比值到底是多少？我提出这个问题给比克，他说让我自己做实验，还把储藏室的钥匙给我。储藏室里边什么原件都有，原材料也有，进去随便拿，拿完自己签字，不花钱。他给你这个权利，你可以自己造仪器。我花了一年时间制造了一台180度聚焦型质谱仪，研究热盐离子源的发射性能。期间，我还问了地质系一个助教，这一行的朋友帮我找所有含锂的矿石，找到后，告诉我一系列的名字，我都要试一试。我在带状薄钛片上电焊小白金盘，将含锂矿石粉末置于盘上，用电流通过钛片加热，使矿末释放锂离子。在我之前最有名的锂盐是锂辉石（Spodumene）。

在仪器上，后来我找到了Anblegonet,不知比锂辉石好多少倍，好几百倍，温度不是很高就能发出很多锂离子。这一点我比以前的文献做的都好。文献上这样说，书中也说锂辉石是最好的。Anblegonet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后来，我做完试验发现，锂的同位素（Isotope）出来时，轻的先出来，重的后出来，这叫扩散效应。轻的释放出来的速度快，重的释放出来的速度慢，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些，现在知道了。轻的气体先放出来，重的后放出来，所以这下有点糟糕了。我发现他的比值跟时间有关系，如果开始测量轻的多，末尾测量就重的多，这个丰度比值不一定，是时间的函数了，它被我找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豁出去了，一直等到热源烧完了，不再出离子了，整个过程我都测量。这个曲线，先是低的，后是平的，最后是上升的，曲线画出来了。每一个时刻的比值我都测定了，真正的数字不是平行，真正的数字是总共发出来的离子数目重的跟轻的比，时间积分法嘛。这样一来，我测量的比值是12.29，在8到14之间。这个数字一测定出来，全世界都承认了。我已经把过去教授们测定的数值完全否定了。我测定的数值被选定为国际同位素表上的准确值。

后来，我马上直接读博士了。读博士的时候他们看我工作很起劲，有独创能力，博士就给了题目。博士题目很重要，我的题目跟原子弹有关系。刚开始我想做原子弹，就是用质谱仪分离铀235，分离的已经是很早的了，那是微观数量而不是宏观数量的分离，需要制造大量的质谱仪，很多质谱仪就可以制造成一个原子弹。如何用特大的质谱仪长时间积累出足够数量的铀235？这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我研究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想办法把质谱仪提升几个数量级，就是用我们系里的设备，看看能升高多少。我制造了一台新型60度聚焦的高强度质谱仪。我的论文是1938年完成、发表的。1939年我先获得了硕士学位。其实我不在乎他们是否很快给我这个学位，反正要继续读下去的。

王德禄：当时你们系有几个人参与了搞原子弹了？

卢鹤绂：参与搞原子弹工作的人很多。教授只有两个，尼尔和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是专门搞中子物理的，后来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任职一年后去世了。后来我和这些核物理学家联系的不多，抗战一开始，马上就不和他们联系了。

王德禄：1939年，您拿了硕士学位以后就回来了吗？

卢鹤绂：没有直接回来。本来美国要征用我，但我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没有权利征用。我在美国深受人们尊敬，我也是唯一一个在那里当正式助教并任课的中国人。当时有很多美国朋友问我，你们国家正在和日本人打仗，国家不需要你回去参战吗？我不好意思说国家不需要我，不让我回去。我说，读完博士我就回去。他们又说，中国人正在受难的时候你不回去，你还在这里待着，狭隘啊！我告诉他们，我们国家打仗需要科学。我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国立中山大学张云校长就下了聘书，聘请我为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拿到聘书，我想，我还在美国待着干什么呢？我留在美国充其量做个小教员，何必呢！194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回国了。

王德禄：请您讲一讲回国以后的工作经历。

卢鹤绂：回国后，我先在中山大学教书，教了一年半，日本人攻打长沙，粤北告急。我就去广西大学，教了不到两年。日本人攻打衡阳，往西南攻打桂林，我又跑到贵州。抗战快结束的时候，1945年我去了浙江大学，当时物理系主任是王淦昌。原来何增禄是系主任，他不愿意当了，由王淦昌代理系主任。我回到杭州时，又改由何增禄当系主任。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比较强。我是1946年下半年到杭州的。

王德禄：您回来的时候，美国原子弹的工作刚刚开始。您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卢鹤绂：我经常与同事们一起聊天。当时有个发明三极管的教授被美国政府征用了，去研究潜水艇。

王德禄：您回来以后，中国有人想到将来可能有原子弹吗？

卢鹤绂：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我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重原子核的潜能及其利用》，意思就是“请注意”。我是1942年开始写的，194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原子弹的文章。周总理当时也看过这篇文章。现在这篇文章不太容易找到，那是抗战时期的，年头太久了。

王德禄：您是怎么知道周总理看过这篇文章的？

卢鹤绂：这只是文革期间我的一种感觉。当时我被批判的很厉害，不过没有挨打，是周总理把我保护了。

王德禄：出现原子弹这件事，您当时马上理解了？有没有写文章？

卢鹤绂：当然理解了。国民党通过卢于道让我写了一篇文章，1946年暑假，我完成了《原子能与原子弹》一文，第一次在国内阐述原子堆及原子弹的发明经过，并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原子弹体积的估算。这篇文章1947年1月发表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投稿给《美国物理月刊》。投稿时我说话很客气，我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对你们的保密政策毫无影响，你们何必拒绝发表呢？《美国物理月刊》不敢碰，马上送给原子能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知道我，不好意思退给主编，就同意发表。这样拖了一年，文章才发表。文章之所以能发表，是因为我的老师做过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对我非常了解。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表原子弹文章的人。美国人很嫉妒我，说我们美国人想发表文章，原子能委员会不让，却让一个中国人发表了。其实，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是我的老师啊！后来，苏联的弗兰卡教授出了一本有关核物理的俄文书，他没有出英文版的。书中有一段是讲原子弹的，提到了原子弹的方法就是抄袭的我的文章，可是他没说这一点。

王德禄：当时有一本书叫《军用原子能》。这是美国政府对原子弹研究与制造的全部报告，翻译成了三个中文版。您看过这本书吗？

卢鹤绂：那是美国史麦斯（Henry D. Smyth）写的报告，我看的是原版，从美国寄来的，没有看过中文版的。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是解放后才接触原子弹的，此前没有接触过？

卢鹤绂：我就是做这个的，质谱学就是核物理。最近我去美国，这是我第三次回美国，他们见到我，很客气，对我也不隐瞒什么了。这其中有人是搞原子弹的，知道我搞原子弹这件事。我留美时写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质谱原子学，算是较早的涉及了原子核物理。有一位大学物理教授知道我做的工作，跟我谈了一夜，到次日早晨才回去睡觉。他比我年轻，尊称我是老前辈，对我非常恭敬。可见我知道原子弹怎么回事比他早啊。当时还有人叫我“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五十年代中国搞原子弹的科学家很少，有几个原因：一是只有党员科学家才能参与这件事；二是他们把希望寄托给苏联，让苏联想办法，对中国科学家相对还是保密的。1960年，苏联把专家撤走了，他们才开始重视中国科学家。

王德禄：请您谈一谈院系调整时的情况。您对院系调整有什么看法？

卢鹤绂：院系调整时我在浙江大学，一切服从上级的命令。到复旦大学，我没选择，是上级的命令。突然有一天复旦大学派了几个教授到浙江大学拜访，他们见到我说，欢迎你去复旦大学。当时，程开甲调到南京大学；束星北调到山东大学；何增禄去了清华大学；石之琅去了厦门大学；我去了复旦大学。他们本省就想留一个王谟显。王谟显是浙江人，留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教书。院系调整后，浙江大学物理系缩减了，它是为工学院服务的，这是上级的命令。复旦大学在革命上有功劳，上级命令发展复旦大学。尽管浙江大学也有功劳，但是没有复旦大学功劳大。原来上海只有两所大学，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是后来才发展的学校，解放前没有浙江大学厉害，跟浙江大学差远了。浙大物理系教授中我是唯一调到复旦大学的，当时我带着一批年轻人，这些人跟我关系都并不密切。我、苏步青、谈家桢都是一起走的，乘坐同一列专车，连家属都带去了。离开的时候，浙江省的主要领导到车站给我们送行，握手告别。

王德禄：您是什么时候到北大物理系培养搞原子弹方面人才的？

卢鹤绂：我在复旦大学工作了三年，北京下达调遣命令后，我去北京高教部报到。开始我是一个人去的，后来把家属也带去了。起初他们一个字都没讲，就让我去了。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他们让我去培养原子物理方面的人才。他们说课程都已经排满，只剩下两门课，中子物理学和加速器原理，没有人教，请你来教。那个时候北大没有技术物理系，名字叫物理研究室，室主任是胡济民。尽管胡济民是党员，我不是，他对我很尊敬，派专人照顾我的生活。浙大参加原子弹工作的人很多，胡济民、程开甲、何增禄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中国搞原子核的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我在北京教了两年，教了好几百人，有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有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军队里面的旁听生，穿军服的。

王德禄：您后来离开北京回到复旦大学了吗？

卢鹤绂：那时候，我的兴趣已经改变了。我喜欢在学校教书，如果让我干很重的活我怕吃不消。我想回复旦大学，他们不让我回来，我就给管理调遣的高教处处长写信，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培养出的学生搞原子弹已经够用了，我没必要待在这里，我想回到原来的地方，做普通工作。我年龄大了，不适合搞原子弹。当时我是用文言文写的，文言文只有老先生才能看懂，那个副部长就是老先生。他一看，说我写得很中肯，批准了。之后，我调回复旦大学。北京人都对我很气愤，他们不让我走，我还是走了。

我这一生，回国后，除了在浙江大学搞科学研究是主动的，自己想干的，其他的都是被动的。我是主动做事情都做得很好，被动做事情就不行了。

王德禄：反右运动时，您在哪里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卢鹤绂：开始在北大，后来在复旦大学。反右运动期间，我没有遇到麻烦，我不是右派，一点麻烦都没有。当时我发言了，他们承认我说的对。我说话的分量很重，人们也认可。我说你们这个举动我不表态，不光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你们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不参与了。他们承认党内是有不同意见。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所受的唯一的冲击就是文革？

卢鹤绂：是的。文革期间，“四人帮”要造反，复旦造反派顺水推舟就把我打压了，不让我做系主任，表现出不尊重我。他们说，你老了，就在家颐养天年吧。他们列举了我的十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串通外国”，当“洋奴”。因为我在浙江大学用英文讲课，我不讲中国话不是大洋奴嘛，而且我跟国外也通过信。十大罪状我背不下来了，也记不清楚当时他们是怎么批判的。复旦大学还算客气，在办公室拘留了我三个礼拜，洗澡可以回家，有人陪着我回去，拘留时间长一些。当时还有专人监督，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监督我的。

1967年２月，复旦大学张贴布告给我平反。复旦大学教授平反的只有我一个人。钱伟长解放后，复旦大学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第一个解放的就是我。当时我是老百姓，一听到解放的消息，马上回到复旦大学。1969年下半年，我一回去，上海市委就给我安排了工作，参加量子论大批判，我主要负责提供资料。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给我布置的任务，后来就变成了这本书。

王德禄：这本《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当时是让您批判的？

卢鹤绂：让我调查，我不负责批判。我说我不够资格批判，我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但是我可以提供材料。据说，这是毛主席给的任务。

王德禄：为什么要搞这个？

卢鹤绂：我不全知道。尽管我也知道一点，就是不好意思讲。我给你看几个大字， “知而告之，告而以实，仁信也”，是古文的名言。我可以按照这个哲学给你提供素材，我不接受马列主义批判的任务，我是物理学家，没有这个任务。你看我厉害不厉害。所以“四人帮”后来对我很恭敬，虽然开始要打倒我，命令下到复旦大学，人们还是不敢动。据说是周总理命令人保护我，后来那人对我很客气，服务很周到。当时其它的大学基本上都没有成绩，只有我有成绩，其余的都是废纸，扔掉，当时就我有成绩。他们认为我不是废纸，没有扔掉。就这一点来说，我本人感到很满意。我是完全从第三者的立场写。当时我敢不说实话吗，如果不说实话被发现了可能被砍头。毛主席对我感兴趣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吧，我对你不保密了。要写那本书的作者已经去世了。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他的抱负会很大，大到我认为我们很难做这件事。众所周知，列宁有过一本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只写到了爱因斯坦刚出头，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家都没有涉及，所以要续写列宁这本书，续写到量子论。毛主席说苏联没资格续写，只有中国有这个资格，只有他有这个资格。他要续写这本书，这个企图是很大的，这可不是小企图啊！那时候，列宁这本书可以说是“圣经”，现在没人看了。毛主席要续写这本书，一定要找个知情的，不知情的写出来不像样，那不糟糕了吗？我感觉很荣幸，他找到了我，北京那么多物理学家不找，跑到上海来找我。这说明还有人识货。当时是上海市委通知的。1969年，在复旦大学没人敢碰我，我是那个大学的“帮主”。那个时候我的日子过得很舒服。你瞅瞅，我都讲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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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王德禄采访卢鹤绂（右）合影

王德禄：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是你回到复旦大学以后创建的？这个所有哪些特点，它与核物理原子弹是什么关系？

卢鹤绂：这个所开始说让我当所长，上海领导认为不妥。因为我不是党员，他们说非党员不能当所长，应该退居副所长职位，后来派来一个中央干部当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在还存在，规模很大，归科学院管理。这个所一向是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委双重领导。中国科学院、上海市委，抓得很紧。我一直兼任复旦和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两个地方的职务。那时候，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就在家看看书。所里的事我也不怎么管，一个礼拜去两次。

王德禄：50年代学物理的回到上海的有多少？

卢鹤绂：周世勋是从美国回来的，现在在复旦大学理论物理所；周同庆也是从美国回来的，已经去世了；谢玉铭解放后去了菲律宾的马尼拉，一直没回来；谢希德回国后很快就入党了。

王德禄：您这一生都没有入党吗？

卢鹤绂：我没有入党，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从小我对我父亲做官就不感兴趣。官场啊！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上海的生活，完全习惯了。我回到中国后走过的这些地方，相比较而言，我认为上海最好。生活好，天气也好，北方风沙太大。

【脚注汇总】-人物注释

卢景贵（1881~1967），出生于辽宁沈阳。1913年作为东北首批公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机械工程系并获得学士学位。1918年回国任教，1921年后，历任津浦铁路济南机车厂工程师、四洮铁路工程局局长、交通部关税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1947年被聘为长春铁路公司理事会顾问。
王永江（1872～1927），奉天金州（今大连市金州区）人。奉系军阀中的重要成员。曾出任财政厅厅长、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兼东北大学校长，奉天省代理省长等。
班威廉（1906～1993），英文名字是William Band，英国人，夫人克劳尔。1926年毕业于利物浦大学。1929年来华，1932年起任教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和夫人克劳尔一起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边区无线电高级训练班任教。1942年返回英国，后到美国任教，加入美国国籍。
张云（1897～1958），广东开平人。1920年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获天文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校长等职。
何增禄（1898～1979)， 浙江诸暨人。192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29年赴美留学，次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和物理系主任。1955年调至清华筹建工程物理系。
卢于道(1906～1985) ，浙江鄞县（宁波）人。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和心理学系。同年赴美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解剖学，获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历任上海医学院副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等。
程开甲(1918～），江苏吴江人。中科院院士（1980），两弹一星元勋。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教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
束星北（1907～1983），江苏江都人。1924年考入之江大学，次年转入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堪萨斯州拜克大学、加州大学学习，1928年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参与研究，1931年获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海洋大学任教授。
石之琅（1918～1999/2000），浙江新昌人。1939年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4年后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至厦门大学。
王谟显（1907～1973），浙江奉化人。193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教授、副校长。
苏步青（1902～2003），原名苏尚龙，浙江平阳县人。中科院院士（1955）。1919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 1931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职浙江大学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校长。
周世勋（1921～2002），湖北黄陂人。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48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天津北洋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副教授、教授。
谢希德（1921～2000），女，福建泉州人，谢玉铭之女。半导体专家，中科院院士（1980）。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系。1947年赴美国留学，先就读于史密斯学院，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理论物理，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2年9月取道英国，与在剑桥大学刚刚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未婚夫曹天钦一道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曾任校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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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豫生

1958年拍摄的优秀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扮演剧中主角——我党的情报工作者李侠，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在敌人的枪口已经对着之时，刚抢着向延安发完两份重要情报的他，镇定地吞下电报稿，向战友深情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那镜头经典、震撼人心，在大家的脑海中定格，永不消逝。

该影片是根据真实的人物故事改编的，原型是烈士李白，湖南浏阳人，1910年出生，15岁入党，1931年参加无线电学习班，长征期间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1938年党组织派他从延安去上海建立地下电台。他的妻子裘慧英，浙江嵊州人，上海纱厂女工，先是由于革命需要与李白假扮夫妻，后经组织批准结婚。1948年12月29日李白被捕，1949年5月7日，解放军已渡江接近上海时，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遭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今年——2010年，是李白同志诞辰100周年；1987年，他最后生活、工作和被捕的地方——上海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对外开放；三年前，他的半身铜像被竖在上海浦东世纪公园内的小山坡上；2009年，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新版的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

没有想到，日伪时期的1944—1945年间，有一个秘密电台曾设在杭州，还与我们塘栖人有关，李白同志也曾来这里战斗过，地点就在城隍山脚花牌楼34号（解放后改为四宜路69号）的劳公馆内。

◎ 庭院深深——花牌楼34号劳公馆

《杭州坊巷录》中记载：“花牌楼巷元代有沙子中居此，其二子同登进士第，郡守为建牌坊，曰联桂坊，花牌楼之名源此。”

▲民国时期的杭州市花牌楼34号——劳公馆示意图（绘图/蒋豫生）

今年78岁的黄杏花大姐清楚记得自己小辰光，经常与道伴去同条花牌楼巷的劳公馆门口搞搞儿。那里有两扇平时不上锁的大铁栅门，铁门底边的隔栅缝隙刚好嵌进一只脚，她们都喜欢攀在铁门上，让道伴将门推过来推过去乘惬意。不过，若是给在劳公馆拉黄包车的阿毛师傅出来或者进去的辰光碰着了，可是要骂人要赶人的：“格班小鬼……”，大家连忙逃开，不过等他走了，又继续刚才的玩耍……劳公馆里面很大很深，好像没啥人，那里面的门平日都关着，阴森森的，她们从来不敢进去。

这座劳公馆，是塘栖人劳勤余先生（镇上人喜欢叫他的小名：劳少麟）在民国初年购置的，稍稍作了修缮改造。劳有些来历，家道小康，人极聪明，仕途却不举。劳的父亲与德清人国学大师俞樾——俞曲园的儿子祖仁分别娶了塘栖致和堂药店姚家的两姐妹，包括杭州横河桥祖上多出高官的许家，都是相互联姻的亲戚。中年时，劳少麟靠表哥——俞樾之孙晚清探花、时在北平清史馆做事的俞陛云的推荐，去北洋政府担任佥事。由于劳善交际有才干，受到国务总理孙宝琦的青睐。几年后，劳告老还乡，当上了塘栖市西镇镇长（当时塘栖分市东、市西和水北三镇），劳与家乡省市县的不少头头脑脑相熟，办事方便，为塘栖引进资金，拓宽广济路，鼎新市容，以及兴修水利等，做过不少实事，1987年版的《塘栖镇志》和1990年版的《余杭县志》均有记载。

花牌楼34号是劳为自家置下的，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祖云（鉴勋）、祖安（鉴劭）居住，小儿子祖荪（鉴耀）与自己常住塘栖。俞樾曾孙俞平伯20世纪20年代初来杭住过五年，在他的《湖楼小撷》一书中可以读到：“二十七日雨止，偕环（注：平伯的夫人许宝驯）至花牌楼访劳祖云表弟，去湖滨小坐。一瞬住杭州近五年了。”可见当年两家的走动。

劳少麟的大儿子祖云是律师，婚后不曾生养。二儿子祖安从塘栖出去读书，1928年上海持志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任学校训育主任，妻子丁瑞萱是德清人，生有一男二女：儿子法盛，女儿法勤、法俭。

▲照片中花窗所在房间，就是中共秘密电台所藏处/照片摄于1959年夏，照片中的人物为劳鉴劭儿媳（摄影/劳法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上海，学校停办，祖安携妻小搬回杭州花牌楼家中居住，担任了地处清泰街的东南物资贸易公司副经理，公司老板是祖安的同学。此公司是上海汪伪特务机关——“76号门”下面的一个经济组织，各种生意都做，据说，新四军穿的军装，有部分还是此公司从上海进的布料。

当时的花牌楼只是一条不宽的小街巷，先前有过牌楼，旧时这一带还称里龙舌嘴、外龙舌嘴，附近路当中还有座小土地庙。巷道中间铺青石板，石板下面是排水沟，两边砌卵石，两部黄包车交会还有点困难。每到梅雨季节，沟里会有不少小毛蟹，前文中提到过的杏花等一班伢儿，喜欢用棒儿绑了蚯蚓去钓……

劳公馆临街门面不大，只有两扇大铁栅门，左面门柱下砌着“劳界”碑石，两边即是别的住户。此处已是城隍山的山坡坡脚，大门进内上三四个台阶后，是十多米长青石板铺的斜坡，顶上是一溜葡萄棚架，迎面正中一石库门，门内是三开间的两层厅屋房子，两边有厢房，厅堂前是一不小的天井，天井中有一口老井。厅屋后面上去几个台阶是一幢作厨房的平屋。后两幢带廊檐圆柱的五间平屋，朝里面再上三四个台阶又是一扇院门，入内靠左边围墙有一幢三间的平屋，是劳家平日供奉黄大仙的地方。此平屋前是一较大天井，墙外有电线杆通进来，边上有一石砌的水池，再进去十多个台阶上方是一幢单层的小洋房。哥哥祖云造了此屋后，与夫人及过继给自己的法盛住在这里。小洋房再上去是一片花园，有很高大的桂花树等。这里已是城隍山的半山腰。劳宅左右两边均是渐次升高的围墙，围墙外的小路一边通粮道山，一边通四宜亭，后门设在左边围墙处，门牌是小螺蛳山19号。由于地处山坡，这里一进一进的房子高低错落，比较复杂，总占地两亩九分。

▲劳宅后门，小螺蛳山19号/左起劳法勤、劳鉴劭、鉴劭的岳母、鉴劭的夫人丁瑞萱（供图/劳法俭）

劳公馆占地不小，房子蛮多，住的人却很少，祖安一家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才迁回，因在公司做事需要，常年雇了拉黄包车的阿毛师傅，阿毛一家小伢儿多，住在后排的五间平屋。

据说，那幢颇大的厅屋房子闹鬼。祖安一家原先住在厅屋楼上，某日，祖安夫人看见一先前死了的丫环不声不响去天井里的那口老井打水，然后入内……吓得不敢再住。夫妻俩搬去供奉黄大仙的那三间平屋，两女儿住前排五间平屋的头上两间。搬动时，大哥祖云拆去黄大仙的供台，忽然闹起肚子痛，痛了好久查不清原因，大家猜疑到拆供台的事情上，便在屋角又搭了个小台供奉，祖云的肚子痛居然也就好了。

那三间平屋，外面那间由祖安夫妇居住，当中这间辟作吃饭间，里边那间即是秘密电台设置和报务员们起居的地方。

◎ 秘密电台——名为国民党的，实际操作的都是中共地下党人

劳祖安早前在上海念大学时，同桌同宿舍的同学叫徐明诚，两人关系不错。不过明诚早就加入了共产党，祖安加入的是国民党，并担任些职务，两人一直有些往来，抗日战争开始后，徐明诚打入国民党军委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还担任该所驻沪办事处主任。

1937年3月间，亦即“七七事变”爆发前约四个月，根据需要，由王芃生、洪松龄和顾高地三人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直接受命于蒋介石，专门研究日本问题，为抗日做准备。后来组织机构和人员有较大扩展，王芃生为中将主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问题专家。他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广泛收集敌友情报，剖析国际形势，据说，他们对德军进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的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前作出过准确的判断。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父亲连震东，1944年曾赴重庆任该所组长。

▲李白烈士

1943年某日，徐明诚与劳祖安在上海何世桢校长家中相遇，在第二天的约谈中，徐向劳提出与其“合作生意”（一起抗日），要求让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个小组在其家中落脚，提供方便，也让这位在汪伪公司做事的老同学“将功折罪”。劳允承。翌年春，以商人身份出现的谭崇安带了夫人、儿子等住进劳公馆，谭与家眷就住在那幢曾传闹鬼的厅屋二楼。劳祖安还为和谭同来的陈以华在鼓楼南百多米水师前的“衢州永源皮箱店”后面楼上租到一间房子，后来，谭的“泰隆纸行”也在皮箱店楼上租了一间，作为办事地点。

隐匿于劳公馆电台的情报员、机务员、报务员有谭崇安、陈以华、吴道章等，1944年秋又来了李白。李白1942年9月在上海时曾被日本特务抓过一回，受尽酷刑，手指甲被老虎钳一片片拔去，坚称自己只是为阔佬雇佣的私人商业电台，1943年6月获保释后，与妻子在上海良友糖果商店待了一段日子，又由徐明诚介绍来到这里。这期间，李白还去过富阳的场口，那里也有国际问题研究所设的电台。几位电台的同事与劳家人一桌吃饭，就像朋友和客人，祖安夫妇称他们先生，儿女称他们谭叔、陈叔或者李叔。

▲劳鉴劭和女儿劳法俭合影/摄于1958年

电台的情报来源之一是祖安的小舅子丁兆源处。丁当时在伪杭州市保卫局抄录情报，为此偷偷多抄一份，带回由姐夫交给谭。情报多从这里的电台发出，特别重要的还由人坐火车带到上海。劳祖安也为他们在沪杭间传递过情报，有的放在牙膏中，有的是一个小白纸包……

在日伪的眼皮底下活动自然非常危险，电台的人也都很忙，来来去去，有时开会接头就在西湖船上进行。发报多在半夜，由于当时电力供应差，更为了防止其他情况发生，日伪当局限定每户每月用电仅只五度。因此，电台发报需要偷公用电，机务员在外面接进劳宅的电杆上部电线做手脚刮出一小节铜丝，半夜时分叫醒刚读初中的法俭，小姑娘眼睛好，让她手持带电线的竹竿搭上电杆顶部的那小节裸线，越过劳家火表将电接下来……第二天清早，再由法俭去将搭着的电线收回。发报用的天线不必高高竖在半空，而是拉在地面，好在劳公馆内山坡地势高差不小，向上沿台阶沿房子拉出长长一段即可。报务员在屋内戴上耳机，手按键盘，每当“滴滴嗒、嘀嘀嘀嗒嗒……”之声响起，有关日伪的情报就随电波传向国、共两处。

情报的作用不可低估，这让国民党方面也让中共方面知晓掌握了许多在杭日伪的动向，尤其是军事军火方面的动向。据说，有几次沪杭线上日方军火专列被炸等，就是靠从劳公馆发出的情报。

此外，不时有中共方面的领导或者特殊的进步人士需要来杭城，或去内地，为避开日伪把关设卡的封锁线，需要有熟悉当地的人带引。劳公馆地处城隍山山坡，活动比较隐蔽方便，劳祖安有时就直接担当这样的任务，过小路去万松岭一带接应带路，比较记得的有电影导演蔡楚生等，蔡和夫人陈曼云都在劳公馆住过。大家熟悉的优秀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蔡楚生与郑君里联合编导的。

◎ 送饭——去水师前的“衢州永源皮箱店”

1944年深秋的一日，时近中午，城隍山脚通四宜亭的山路上，有个大男孩手拎竹篮，悄悄行进，过四宜亭，过十二生肖石，翻过城隍山，去山那边的水师前。此时的山上寒意已浓，人迹稀少。

▲老人记忆中的杭州中山南路水师前“衢州永源皮箱店”当年的模样，这里也是中共地下联络点（绘图/蒋豫生）

那日，电台几个人去“衢州永源皮箱店”租住的房间有事，祖安夫人怕他们在那边吃饭不便，早早地烧了午饭，炒了几只他们平日爱吃的菜，放进篮子，让儿子法盛送过去。

转眼冬至，徐明诚从上海来杭，要与李白等部分电台的人去淳安和江西铅山，行前住在劳公馆。徐提出可以让祖安的两个大孩子也去那边，相对安全些。淳安是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前线指挥所所在地，《前线日报》社等单位都在那里。淳安、铅山都有研究所的电台。劳的小女儿法俭还是初中学生，人小，有什么事情发生比较容易对付。为了儿女安危，祖安自然同意。

1945年2月的一天，徐明诚让两个来杭州办事的同行到劳家接人，法勤、法盛跟着他们，在南星桥第一码头上了钱塘江上某公司的运输船，过富春江过新安江，到达淳安。随后，法勤留在那里为电台抄录情报，蔡楚生的夫人——中共地下党员陈曼云也在那里工作。法盛则跟着李白夫妇等去了江西铅山，在电台学习发报技术。

设在劳公馆的秘密电台前后约莫有一年多（1944年春—1945年夏）时间，一直没有出过什么事。只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1945年夏的一天，几个日本人突然从劳公馆的后门闯入——看来他们已经觉察到了这一带设有地下电台，进来搜查。由于有关设备设施都藏匿好了，未被察觉，只给当时在家的祖安夫妇和小女儿法俭拍了照片，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杭州城隍山四宜亭，当年劳法盛为中共地下党员送饭的必经之路（摄影/蒋豫生）

迅即就到了八月，抗战胜利。李白夫妇与法盛法勤等回到杭州，住进水师前的那爿皮箱店楼上，法盛又翻城隍山给他们送过几次饭。不久，李白等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人均返回了上海……

◎ 余音——后事变迁

随后，解放战争开始，李白同志又在上海从事中共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29日晚，与妻儿一起遭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年5月7日李白牺牲。徐明诚解放前夕去了美国，陈以华去了……其他的人都在大陆迎来了祖国的新生。李白的妻子裘慧英先后担任上海电信局基层支部副书记、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邮电工会上海委员会副主席和顾问，1983年离休，1992年去世。谭崇安担任了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吴道章担任了上海市粮食局局长……他们先前都是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中共情报谍报战线的人，据说后来都曾卷入过潘案。

劳公馆的情况也有变化。劳家大女儿法勤194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进上海市电话局——解放后改电信局做事，丈夫是华侨，1958年去了香港，现居澳大利亚，今年85岁。法盛杭高毕业后考入英士大学，两年后并入浙大化工系，1951年毕业分配进地处梅花牌的省工业厅——后为省轻工业厅工作，“文革”中，因早年电台的事被打成国民党特务，下放武义农村十年，平反后回原单位，省轻工业厅改制后担任省轻工业公司副经理、副总工程师，现退休，今年82岁。法俭1949年求是中学高中毕业进浙江干部学校学习，后去部队通讯工程学院，现离休，住北京，今年80岁。

▲作者去原址寻觅踏勘，但那一片错落的房舍已被统统拆去（摄影/蒋豫生）

抗战胜利后，劳祖安担任了杭县县银行经理，解放初曾任上城区烈军属麻袋加工厂经理，后夫妇俩去上海大女儿处生活。为解放前的事，劳几次进提篮桥，最后判刑十年，1975年3月政府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服刑人员时被释放，进了养老院；1982年得到平反，并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84年去世。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进城的解放军大约一个连在劳公馆住了有个把月。初期，劳公馆内的房子变化不大，只是黄包车不能用了，阿毛师傅家人多，劳家将他们居住的那排五间的平屋给了他们，阿毛师傅将房子拆了，转去别处另建。1958年一批杭氧职工住了进来，有拆有搭，这里开始热闹，“文革”中更多的人住了进来，还办过街道的加工点……大门口的那两扇大铁门卸去了，有的说大办钢铁时进了钢铁厂，有的说当了旁边小学的大门。

“文革”中的1971—1972年，有关方面决定建造杭州手表厂，地点就选在城隍山四宜路东边的这片山坡。劳家的房子首先被征迁，当时法盛还在乡下，妻子徐亚瑾带着儿女找了一间清泰门外的农民房子暂住，而后分到青年路见仁里的一套单元房居住至今。手表厂先是从天津、上海引进零件组装，1976年自己生产的第一块“西湖牌”手表问世，场面当是热闹、激奋的，也红火数年……

今夏，我去那里寻觅踏勘，见那一大片错落的房舍已被统统拆去，山坡上的一切仿佛全被抹掉了，仅留半山腰一幢当年劳公馆后院隔壁的小洋楼——小螺蛳山18号，此前是手表厂的医务室，作为历史建筑保留了下来。工地上几台挖土机在隆隆作响，不用多久，一片崭新的“省旅游展示中心”新楼将在这里崛起。

我又去寻找当年法盛送饭时走过的山路，四宜亭仍在，四周树木茂盛，依然人迹稀少。因是和平年代，不再有早前的惊恐和危险，正如亭柱上镌刻的楹联，是“小坐数行云，放怀听流水”的平和、悠闲景象。那也该是当年先辈们先烈们为之奋斗为之期盼的生活。只是亭子上方去十二生肖石的山道在修建城隍阁时已被阻断，旁边还建了一个什么会所。

我再去鼓楼附近老地名叫水师前的地方寻找那爿“衢州永源皮箱店”，这爿李白他们曾经落脚租住和战斗过的老店已无踪迹。不过，周围的许多老人们都还记得这爿店，就在中山南路445号省国防工办物管站（老人说，早先这里叫水师衙门，后来办过铁工厂）的斜对面，不仅卖皮箱木箱，也修皮箱木箱，早些年拆掉了，现在新的美食一条街正在加紧修建。

白云苍狗，世事变迁。今天的西湖更美了，杭城更漂亮了，我们脚下的这方土地，因为有过许许多多先辈们许许多多次的抗争和先烈们的足迹，才显厚重；因为有了种种的发展和嬗变，才觉得丰富和深沉。

花牌楼巷成了眼前的四宜路大道，劳公馆的那些曾颇显神秘的老宅老屋没有了，然而，它的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仍然深深地留在尚健在的当事人的记忆之中。那也是我们这座城市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不该忘却的一部分。

▲前排左起国强母亲，国强二伯劳鉴劭，国强堂姐劳法俭；后排劳国强和朱业耘/1983年摄于北京劳法俭家

◎ 采写絮语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塘栖中学念初中，高我们两届的周招娣、陈金文两位同学被省体委抽去成为无线电收发报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周后来在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的这项比赛中获个人全能第六名，让我羡慕不已。念了高中后，我如愿以偿，参加了校无线电收发报兴趣小组，还与高我一届的郑加年、金银娥两位同学一起来杭州西湖边的市体委参加过三天的集训。每当戴上耳机，手按键盘，“嘀嗒”之声响起，人就会摒弃杂念，专心收报发报，有一份激动，还有一份神秘。

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我会撰写这篇六七十年前乱世中有关无线电收发报的秘密电台的文章，而且，与塘栖人有关，与杭州这座城市有关，与我们敬重敬佩的中共地下党员们有关。

采写这篇文章正好是夏天最热的那段日子，我数次数十次地跑当事人家、档案馆、市党史办，上网查找，打电话，并去城隍山、水师前实地查寻，尽量还原当年所发生的真实情状。那真叫热、累，却乐意、情愿。

▲离休干部劳法俭的老照片/摄于1955年11月

我去劳法盛先生家访谈，并请其审读稿子。他得过小中风，幸好恢复不错，记忆尚可，可总让人平添对生命的紧迫之感。最难忘的是那次经劳国强先生介绍，去回杭小住的劳法俭大姐处的访谈。陪伴她的国强二姐淑敏也一起参加，我父亲和淑敏父亲是塘栖银行多年的要好同事。我们三个人说现今忆往事，讲塘栖谈杭州，一谈谈了四五个小时，仍意犹未尽。除了她少年时亲历的与家里电台有关的事情，这位从小生在杭州长在杭州，又去外地工作，并没有到过塘栖的离休大姐，竟然一口地道的塘栖话，让我惊讶，不过再一想，也不奇怪，小时候她在家中，父母都讲的塘栖话，那是她的母语，自有那份割不断的故乡情愫和血脉。哈，我们都一样。

我还得知，那年劳祖安先生被大赦回到杭州后，曾带着孙子孙女——儿子法盛的儿子和女儿，坐轮船去过一回塘栖运动场墙圈内的老家。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横行，变了味的政治空气甚浓，突然间来了这么一个从牢监里放出来的人，他的弟媳妇——国强的母亲很有点措手不及。四周都是阶级觉悟很高的革命群众的雪亮眼睛，几乎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在被监视之中。匆忙间，她杀了一只鸡，请他们吃了一餐饭，再刨了两支甘蔗，便打发他们上路。

▲本文作者近影/摄于2017年

如今，祖安已走，法盛的儿子、女儿早已长大，他们都还记得当年爷爷带着他们的那次塘栖之行，记得爷爷指着街边的房子说，这幢房子是我们劳家的，那幢房子也是我们劳家的，还有那一幢……

前不久，听我的朋友吉龙说，那回他为了一件什么事去区档案馆查询，无意间见到那里有好几幢塘栖房产的图照上，写着劳少麟的名字。

当年我家在塘栖皮匠弄口居住时，同墙门严家在崇裕丝厂上班的慧莲阿姐，嫁给了城站火车站的调度员杭州人孙积宝。孙家原先住在离鼓楼不远的金钗袋巷，我去过。在《杭州日报》上读到这篇文章后，年近八旬的积宝阿哥打来电话，说水师前的那爿衢州永源皮箱店，他早先去修过两回皮箱，蛮蛮熟悉的。曾经有中共地下党人在那里面落脚活动，让他很感兴趣……

2010年10月

九三学社浙江科技第二支社 曹时中

今年是九三学社成立65周年，也是省社成立55周年，值得庆贺。我学社已故中央副主席王选先生，淡泊名利，最后获得国家科技特等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在他患重病期间几次亲自打电话给我，仍关心着我，让我们永远怀念他。 　　今年也是我从国统区偷渡到解放区的61周年。当年我是有朝气的台湾大学学生，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年过80岁的老人。经历了漫长的“阶级斗争”年代，能够活了下来，能为新中国做点贡献，值得庆幸。 　　《半月谈》评出了1992年“中国十大新闻人物”，邓小平列首位，曹时中排第十。（见注释1）我是央视“东方之子”第一批入选的专家、教授、博导（见注释2），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专家（见注释3），太原市荣誉市民，同时我也被公认为建筑纠偏学科的带头人、奠基人。 　　1990年1月9日《新华社》报道: “比萨斜塔暂时关闭，意大利政府投资一亿美元进行加固。” 　　1998年当欧洲专家苦无良策时，我被邀“搭脉”。（见注释4）我表示十个月可拯救比塔（见注释5）当时国际拯救比萨斜塔委员会的主席雅米尔 科夫斯基教授（下称雅米尔主席）称我为“超一流水平专家”他说：“我承诺，你回到中国后，我要去找你”（见注释6）“特别希望中国专家能参与到拯救斜塔工作中。”（见注释7） 　　1999年2月14日，雅米尔主席实现他自己的诺言，来杭州找我共商救塔事宜。我和他在杭州笕桥机场见面后，（见注释8）突然被浙大的曾教授以向学生介绍“比萨斜塔倾斜”的名义接走。雅米尔主席被接走后，曾教授与他的学生（副校长、党的干部 ），拒不让我们与雅米尔主席见面，数日后雅米尔主席竟然不辞而别，我与他共商救塔事宜就这样夭折了。之后有证据表明，浙大岩土工程的两位权威教授涉嫌收受巨额资金，指点迷津与人窃取并泄露国家纠偏技术核心机密。 　　2007年，英国专家翰·伯兰(拯救比萨斜塔委员会成员)披露：“在选择救塔方案时一波三折，最后选择了非常简单的救塔方法。该方法已获得成功。“比萨斜塔已扳回到1838年，同时在2001年就已向游客开放。”(详见07.6.29《新华社》报导(比萨斜塔已扳回到1838年) 刊登在《浙江日报》4版。 　　一、从方法上:实际就是我已取得的国家发明专利“倾斜古塔的纠偏方法”的核心技术：塔基下深层排泥法。 　　二、从时间上:使人惊讶:700多年世界的大难题，雅米尔主席1999年从杭州回国后，仅一年多时间，得救了. 　　三、从专业上，他们三人都是从事岩土工程、雅米尔和曾二人是多年老朋友，上述有书面凭证。证实了浙大那两位教授有:窃取并泄露国家机密嫌疑。 　　众所周知，拯救比萨斜塔是世界一大难题，同时也是我一生的夙愿。700多年来，全球的专家学者一直为拯救比萨斜塔努力，但未获取这一国际科技金牌。最后，比萨斜塔采用我的纠偏法得救了，我的夙愿也实现了。已为国争了光，中国也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我已付出了三十多年的艰辛和沉重的代价，特别我是单位的总工、浙大博导、正高工、离休干部、省级机关的公务员，因这件冤案却以“国企工人”待遇，提早退休。至今仍未落实党的政策。我已是耄耋之年，这有关人生的价值和尊严的大问题。 　　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养下艰难拼搏，建功立业的；下面是我的经历：   （一）苦难中挣扎 摆脱黑暗    家穷 ，志坚。    我家在温州瑞安的农村，出身贫寒，一生坎坷。    我的童年，处在国民党统治下，内忧外患，家穷潦倒。饥饿是我童年的全部记忆。我的大姐童年在饥寒中夭折，临死时还喊着要吃饭。两个哥哥因为家穷，从小就被送去做学徒。我是整个家族的希望 ，肩负着脱贫致富、做好事、大事的重任。我从小时候起就有这样的理想。在亲友乡邻的拼凑资助下，我才得以进城读书。初中、高中均在省立温州中学毕业。是依靠全家人千辛万苦，特别是大哥的全力支持，和我做家教、苦工赚来的钱完成了中学学业。    贫穷，使得我在初中已是“名人”，因为没钱购买校服，我是全校唯一不能参加晨操的班长。我曾闹过学潮被开除，参加过反饥饿 、反内战、反迫害等学生运动。也曾生过伤寒，又遭复发，真是死里逃生呐。我自小时候起就是靠地瓜叶子、野菜、麦皮烧成的糊糊度日的。高三时，记得一次有同学突然来我家找我，情急下我急忙把未吃完糊糊的饭碗藏在抽屉里……。这些都是我高中毕业前的窘迫而艰难的日子。   （二）偷渡中逃生 走向光明     坚决跟共产党走 ，偷渡是唯一的出路。 　　1948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投奔在台湾打工的二哥，后考入台大。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垂死挣扎，政治黑暗。     1949年4月6日(台湾四六事件)这天在全岛大捕进步学生。尤其在台大，我住的新生南路学生宿舍，进步学生多，逮捕也多。其中，我的同乡陈钱潮（台大麦浪歌咏队长）也遭逮捕，造成大批学生外逃。人心惶惶。当时我们都没心读书。有些同学邀我同去日本、美国，但都被我婉拒。我多么向往解放区。我和同寝室同学周顺行（台大农机系）冒着生命危险，避开宪兵检查，两人躲在一个油桶里，坐机帆小船离开了台湾，奔向解放区，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我在共和国未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7月1日我们到了解放区，由于家穷，不可能再继续读书了，我马不停蹄去南京参加革命工作。由于途中山路土匪多受阻，路费已用尽，我便在杭州向市军管委报到。军管委的领导了解到我是来自贫苦家庭的大学生，深表同情的说：“参加工作或继续读书都是参加革命工作。”最后我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到浙大读书。我是台大来的唯一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学生，即学杂、食宿等等费用全部由人民政府供给。我一到浙大就申请要求参加共产党，要接受党的考验，处处模范带头作用。我在浙大参加学联工作，经常忙到深夜，是“镇反”、“三反”、“五反”等等运动的工作人员。特别在抗美援朝，当时恐美情绪严重，报名参军的人少，当党与国家有难时，我违背了父母盼我好好读书的心愿，满腔热血，毅然挺身而出，带头参军。当时《浙江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此消息。那时我的家也分到了田地三亩四分，评为贫农成份。（见公社证明）     进浙大读书，除我以外，还有史靖国（台大化工系），曹瑞骏（台大农经系），方孔裕（台湾师院地理系）黄小英(台湾籍)和蔡爱姑等人。周顺行在蚌埠，张敏新在温州。     1952年，我在浙大毕业。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是当时故乡，贫农出身的第一位大学生。此时迎来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大展宏图的机遇。   （三）忍耐中生存  改变“命运”     厄运是暂时的误会 ，党的事业才是大局，接受党的考验。     1952年夏天我分配到浙江省建筑设计院工作，专业对口。我非常热爱设计职业。但是走向光明的路不都是铺满鲜花和掌声的。     在左倾思潮的年代，1952年12月23日，我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怀疑为“托匪”，遭遇错捕。戴上手铐、关押审查。1953年7月8日由于是错捕，我被悄悄地释放，我的体重由150斤骤减为120斤，初恋女友也离我而去，行李不知去向。为了党的声誉，不能留在杭州 ，到农村工地去施工。无奈，后来我上诉省纪委，才得以纠错。(平反文件见注释9)在极“左”思潮的岁月里，这只是我“厄运”的第一步。     1955年我和妻子査良璇结婚。因是一见钟情，婚前我不知她是香港作家金庸的小妹。我被怀疑为“港台敌特”双料货：岳父是文人，却被诬陷私藏枪支被错杀，（平反文件注释10)财产充公，弃尸荒野，所住的三百多年的建筑群被拆。我又成世仇分子。二哥是产业工人，被错划为右派（平反文件见注释11），在劳改农场累病致死，我成为右派的家属。早在五十年代初期，表面上我虽是标准设计室主任工程师兼结构组组长，工作出色，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实际上长期以来我被误作“内控”人员使用。工资调整也轮不到。我一家三代六口人，只能向私人高价租住在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 ，一住就是20多年。正是历史的原因，造成我坎坷的一生，受尽了人间的歧视。饱受世态炎凉。只有盼望台湾早解放，香港早日回归，才能洗清不白之冤。     我深知“厄运”是暂时的误会，事业才是大局。只有忍耐，拼博奋斗，报效国家。我是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为了接受党的考验我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如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体力劳动，我每年夏天都参加“双抢”劳动，开运河的挖土、农场的挑粪、种植等等，重、苦、累都带头参加。我也是听党课的基本学员。不管设计多忙，总是场场必到。几十年来我写了数不清的入党申请报告，也记不清听了多少次的党课，我是把国家的需要，当成我的工作。我虽是“内控”人员，但对我的技术仍是非常信任，我是“突击式”的设计工作者，凡是有急、难、新的工程几乎就有我，中共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场所，浙江省体育馆，援外工程，夺煤大会战工程，水泥业大发展以及限额以上投资等工程，我总是全身心投入，以设计院为家，以设计作为爱好，不分节、假日、白天、黑夜，我干的是重活、难活、累活。我经常吃住在现场，累了睏在画图板上。     “勤能补拙”，“熟能生巧”，我成了干劲十足的设计快手、能手。在三次“设计大比武”中，每次夺冠。     平时重视“创新，”努力多出“精品”。我的设计特点：精益求精、安全、省钱、便于施工。40多年我设计了几百多幢各类建筑，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财力、物力。其中有连续加班加点完成的：如杭州饭店小礼堂设计（中共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场所）。当时是何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浙江省体育馆设计，我采用新型结构大跨度鞍形悬索屋盖，攻克边缘构件应力过大的难题，用钢率创世界最少的记录，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奖，在全国经验交流会上作为重点文章发言，受到业界高度赞扬。（见注释12）尽管我拼搏奋斗，仍做了三十年的技术员。     改革开放后，我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被破格提升为浙江省建工局总工，教授级高工，兼任浙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公务员待遇。我的妻子被评为优秀高级教师，参加了民主同盟组织，是政协杭州市第五，六，七届委员。    “危机”终于转化为“良机”了。其中的艰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啊。     我参加了九三学社，作为参政的民主党派一员。   (四) 艰难中拼搏    誓夺金牌      拯救比萨斜塔是我一生的夙愿 。 　　许多好心人曾劝我: “这是国际金牌，全球高手如林，白忙，死了这份心吧”。 　　众所周知，比萨斜塔是世界著名文化遗产，是人类珍稀的瑰宝，在工程质量上却是“豆腐渣工程”。，该塔是教堂钟楼。1173年8月9日开始建造，中途停工两次，于1370年完工。塔高仅8层，历时近200年。已南倾2.1米，     早在1292年意政府就成立第一届拯救委员会，可“越纠越偏”。到1990年为5.7米，仍向南倾斜。“斜而不倒”成为世界奇观。救塔，却成为“一大难题”。拯救斜塔是我童年梦想，拯救比萨斜塔是我一生夙愿，我已付出30年沉重的代价，为国争了光。 　　古塔是文物，救塔不能轻举妄动，为此 　　（一）要苦练基本功。从上世纪60年代，我开始收集资料，在不同地基、不同基础、不同结构体系、不同倾斜的建筑物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总结，形成整套“纠偏”的理论、技术。我的“纠偏”技术特点：采用综合治理，安全、高效、省钱，堪称神州一绝。 　　（二）还要筹集资金，才能西去救塔。改革开放，为我国带来新的机遇和腾飞。振兴中华有希望了，内心多么喜悦。     在我国，为国争光，真是太难了！     我的“纠偏”技术成功，带来“荣誉”与“苦难”逐日俱增。“枪打出头鸟”。我在业余时间提供技术咨询以筹集救塔资金，结果在1988年10月，我被包工头诬陷为“受贿”，“红眼人”围攻，同时我因为得罪党委书记，不是保护，为了所谓“收受二万元现金”，为“受贿”，趁人之危，投井下石。我遭到传讯、免职、退休、立案，最后惊动了最高检察长刘复之，才得以撤销。（平反见注释13）在六年的苦难日子里，背着黑锅，顶着压力，受尽千辛万苦，我仍为拯救“比塔”而努力，梦想总有一天能为国争光。     1988.10.5 我被“传讯”；案件震动全杭州，司法界、科技界等认为：曹的技术咨询不仅无罪，而且应该重奖。我单位不顾省科技干部局、省科协、省科委、省社科院等单位反对，倒行逆施，急忙在1989.2.17 把我“免职”。虽然社会各界如《光明日报》、《民主与法制社》、《新华社》等给予各种支持，但是我在“纠偏”道路上依然困难重重。我深知这是件“冤案”。1990.1.15我单位却匆忙决定：以“国企工人”提早退休。救塔是大事，要忍耐。次日，我就打起精神去杭州舒公塔现场踏勘，收集资料。     1990年我自信身怀绝技。纠偏杭州余杭舒公塔订立合同，条件有三， 其中有：时间一个月，纠塌要赔。一个月内，90年3月份扶正了杭州舒公塔，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注释14)     我的“拯救比萨斜塔方案”引起国家科委高度重视，同年3月，【90国科外字089号】来文指示：“事关重大，举世瞩目”，要进行论证。5月5日被顺利通过。结论是：先进，科学。（见注释15）     1990.6.17我又被“立案侦查，取保候审”。【见《中国检察报》】1990年，意大利政府关闭了比塔，投资一亿美元进行加固。因1989年有座与比塔相似的帕维亚大教堂的钟楼突然倒塌，砸死4人。并成立第17届国际拯救委员会，岩土工程专家雅米尔教授任主席。时不我待，1990年9月我筹建民营纠偏研究所，1991年被批准营业。(注释16)     1992年我在青浦博物馆题字：“青浦访古，志在必成”结果，我仅用两个月扶正上海千年古塔（青龙塔）被专家们认为是奇迹。     1994年，浙大(求是新村70幢)教师楼倾斜，学校自行纠偏6次，成为“整体危房”，慕名求救。在我们纠偏下，危房得救了，已摘危房帽子。 　　1995年我用三个月扶正高度与比萨斜塔相近，（业主在纠偏前脚手架支在塔的挑檐上，）倾斜增为3.05米的太原双塔寺东塔，（是国家文物局特别推荐的。）我和妻子二人被授予太原市荣誉市民。 　　还有工业、民用建筑和水塔共纠偏80多幢全获成功。    (五) 关闭中比塔  纠偏成功 　　1998年第17届拯救会，屡救屡败、苦无良策，当年我应意中友协邀请“搭脉”，我国央视“早新闻”播放此消息。我是全球第一位专家，在欧洲显示力量，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领导下，我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的纠偏技术可以拯救比萨斜塔”，几乎所有的媒体均报导的特大新闻，轰动全球。雅米尔主席放弃国外休假，返回意大利和我会晤，我被雅米尔主席誉为“超一流水平专家”。说“特别希望中国专家能参与到拯救斜塔工作中。”     1999年2月14日雅米尔主席实现他自己的承诺，专程来杭州找我，共商救塔事宜，详见1999.2.16《浙江科技报》及1999.2.26《香港商报》，在机场见面后，被浙大曾教授接走，使我不能与他见面。他得到高人指点后不辞而别，回国去了。这一直是个谜。     2007年英国专家约翰·伯兰（拯救比塔委员会成员）对媒体谈话中泄露天机：“2001年中期拯救工程初见成效，当年12月15日开始向游客开放。比塔在选择纠偏方案上一波三折，最后采用塔基下深层排泥的方法，”【详见《新华社》报导2007.6.29《浙江日报》第4版】即就是我的纠偏法的核心技术拯救成功了。详见省科委（技术论证纪要）。比萨斜塔向南倾斜5.7米，由于第17届拯救委员会严重缺乏理论分析和依据以及缺少实践经验，生搬硬套，结果仅仅纠回了45厘米便草草收兵。总之纠偏成功了，我的夙愿也终于实现了。中国纠偏技术为世界作出了一大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我的“拯救应县木塔”方案，是应国家文物局来函“征集维修方案”而写，已在《简报》全文刊登，并加以肯定。推翻已中标的“七院士方案”为保护文物，作出重大的贡献。（见注释17）但却在我申报工程院士时，我上交论文、材料等却被不见了，我为应邀“百家争鸣”，却付出了本不该付出的代价！     2009年，因为“上海楼倒倒”事件，院士专家分析原因有误，殃及无辜，我特地写信给温总理，“质疑上海倒楼原因”为题，刊登在《浙江科技报上》。（见注释18）     如今祖国在腾飞，振兴中华已取得辉煌成就。遗憾的是:我在我省申报工程院士的事宜上，在收到被退回的材料上“被提名单位意见栏”我单位领导心术不正竟写上：“曹时中是有争议的人物。”一票否决了我的申报。这说明错案虽早已纠正，极“左”思潮的阴影还是那么地可怕和顽固。     我年事已高。爱妻也过早地离世。在庆祝九三学社成立65周年时。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我在爱国人生的道路上，能取得一些成就，都要归功党的教育和培养。        （六）注释1.92年中国十大新闻人物—-1993.1.20《新华每日电讯》《文汇报》 2. 1993.7.9—————-                        央视播放 3. 证号（93）9330243号 4. 为比萨斜塔“把脉”———————1998.7.30《人民日报》14版 5. 中国专家曹时中表示拯救比塔有把握—1998.8.1《科技日报》1版 6. 拯救比塔 意中合作有望——————1998.8.23《环球时报》9版 7. 意中专家联手拯救比塔———1998.8.19《人民日报》海外版6版 8. 第二次握手—————————————–1999.2.26《香港商报》 9. 浙纪（53）众丁字第907号 10.（85）海法刑再字第12号 11. 温州市委（79）180号 12. 曹时中设计浙江体育馆用钢量最省—-83.10.17《浙江日报》1版 13. 1992.8.9《人民日报》   1992.8.10《中国检察报》 14. 证号ZL90.1  026530 15. 浙科工字（90）85号 16. 注册号：杭市合字01011号 17.“天下第一塔”如何拯救————————-2002.7.11《文汇报》 18.纠偏大师质疑上海倒楼原因————2008.8.4《浙江科技报》1版

陆大同（作者为原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副总工程师）

我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路工专业，包含铁路、公路、机场，简称“铁公机”，戏称“铁公鸡”。当年都算是紧俏专业。我们一个班5个人，毕业的时候4个分配到铁道部（包括我），还有1个去淮河治淮。20世纪60到70年代，我参加了援建坦赞铁路工作，任中国铁路勘测设计队副队长、总工程师，坦赞铁路工作组副总工程师。因为当时我正值壮年，职位又比较承上启下，所以可以说是健在的人中能提供较多、较为全面的回忆资料的人了。

坦赞铁路的援建背景

坦赞两国独立后，急需修建一条自主的铁路通道，即坦赞铁路，以发展民族经济并支援南部非洲诸国的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寻求帮助，均遭拒绝。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马里通过记者向世界发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65年2月，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访华，他害怕遭到当面拒绝，并未直接提出援建请求，刘少奇主席主动问起后，他激动地说：是的，我们急需这条铁路。
对于中方来说，我国当时建交的国家仅30多个，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后的调整时期，且和苏联关系僵化，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撤走了，我们面临的困难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如此，我国领导人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宽阔的国际主义胸怀，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关系重大的铁路。

1975年10月，坦赞铁路接轨通车并开始试运营
1967年9月，坦赞两国派出政府代表团到北京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
修建铁路是一项多专业的系统工程。坦赞铁路横跨东部和中南部非洲大陆，同时必须穿越世界最大的裂谷带——东非大裂谷带，地震烈度高达9度，且气候变化很大。岩层风化破碎很严重，地形很不规律，“山不成脉，水不成系”。另外，坦赞铁路是从沿海平原海拔0米开始，升到200多米接近300米的高度，再升到1200米的高原，相当于有1000米的落差。加之铁路标准和我国不同，使得这条铁路不仅工程量大，而且技术难度也非常复杂。
坦赞铁路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对外援助成套工程项目之一。自1970年第四季度开工，至1976年7月，历时5年8个月全面建成，于1976年7月14日由中国政府向坦赞两国政府办理移交并投入正式运营使用。铁路的设计图纸是我亲手移交给对方的，装满了整整两节火车行李车厢，恐怕有几吨重。
我们在坦赞铁路建设最高峰的时候投入了1.6万人，而在国内完成类似的工程可能都需要上百万人，因为国内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算人次是5万人次，加上雇的当地人，一共投入约10万人次。建成后的长度是1860.5公里，加上车站的线路和联络的线路，整个延续的长度有2200公里。就按1860.5公里来算，也差不多有从北京经上海、金华一直到南昌这么远。
同时，我们投入的工程器械设备的数量也非常大。我们在国内参与修建过一二十条铁路，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坦赞铁路那样装备齐全，一次性建成的完整的铁路。我们为它配备了所有的办公设备，甚至连垃圾桶、票夹子都配了，光给坦赞铁路局配的办公家具就接近1万件。当然，铁路运输的车、机、工、电各个部门的用品也都配备齐了。

拿出比《英加报告》更好的勘测设计方案

坦赞铁路建设期间，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团共举行了八次会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70年7月9日到12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会谈。这次会谈不仅确定了我们援建坦赞铁路的贷款期限延长到30年，以及坦赞铁路的列车采用空气制动和真空制动两种制动方式，还审议批准了勘测设计报告。

作者在接受访谈
审议勘测设计报告涉及的事情很多。坦、赞两国负责审议的专家都是酋长的孩子，既有地位又有钱，都曾在英国的名牌大学留学。他们对坦赞铁路的选线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不可能选出比《英加报告》更好的线路（《英加报告》是1965年以英国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得知坦赞两国领导人请求中国援建的动向后做出的一份报告，但考虑到工程浩大，美、英、加三国都不愿意援建）。
参加审议的时候，我们就3个人，而对方来了很多人，计算器都放在旁边。我们进入会谈现场，看到这架势还是蛮惊人的，但我们也不怕。为什么？我在选线的时候研究过《英加报告》，发现它有很多问题，主要是标准太低，而且选的线路有些地点容易发生事故，不安全。而我们的报告是基于实实在在的勘测设计，并且我们把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尽可能地做到了最好。中国人是有能耐的。审议时，对方好像考官考学生一样，问我们的一些问题都是学校里老师上课讲的东西，真是让我们有点受不了。对方甚至问，你们桥梁用什么公式计算的。那时我心里想，他们怎么提这种问题？看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中国技术不行，对我们也不信任。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也不能怪人家，终究人家是留学西方的，对我们不了解。作为专业人员，共同语言还是有的，只要一步一步跟他讲，让他理解接受就好了。就这样慢慢谈，从晚上6点多钟谈到第二天凌晨快1点，才把勘测设计报告审议完。当时赞比亚四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也来参加了审议，他本来抱有成见，但看了我们的报告后，发现《英加报告》没得比，我们的要好得多，就改变了瞧不起中国的看法。他当时这么说，我们对你们真是不了解，因为我们接受的都是英国教育的一套东西，都是拿这一套东西来看待中国，你们能做得这么好，我们感到非常赞赏，很佩服。
在第四次和第五次会谈中间举行了两次开工典礼，1970年10月26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一次，28日又在赞比亚卡皮里姆波希举行一次，中方是方毅同志带队参加。周总理事先和坦赞两国总统都沟通过，希望不要搞得太大，但是他们搞得非常隆重，博茨瓦纳总统、扎伊尔总统都来参加了。

上图：用架桥机架桥；下图：1970年10月开工典礼现场，照片中的隧道是坦境内的第一座隧道，名称是“瓦加玛隧道”

因地制宜妥善解决各类问题

我国派往国外的人员，都要求三个过硬：业务水平过硬、政治素养过硬和身体素质过硬。在国内，我们经过学习班学习，学习包括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涉外纪律等，普遍都是抱着为国争光和为受援国出力的心情去的。
1968年第一批出国的人员登上远洋轮，船行至马六甲海峡附近时，美国的飞机和台湾的军舰向我方迎面而来，进行挑衅。我方出国人员和船长商量后决心以勇对敌，一起站在甲板上手举国旗，高呼不怕牺牲、保卫祖国的口号，船长开足马力直冲过去，对方舰艇在我方气势下避开了。
我们在铁路选线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问题。举个例子，坦桑尼亚有个塞卢斯野生动物园，这个地方山形很不整齐，水流非常乱，因此我们在这就要选一条水流比较归拢、河道比较整齐、不至于造成山体坍塌的线路，做了很多方案。有一天，有个英国人来驻地，告诉我一些中国人打死了动物，破坏了野生动物园保护动物的规定。他还用比较重的口气讲了一句话，说已经把这件事报告了坦政府，今后不允许中国人再来这个地方，铁路也不能往这边走。我告诉他，我们了解情况后，会妥善处理并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个英国人很生气地走了。我马上用报话机向负责勘测这一地面的坦总队一分队了解情况。一分队的同志告诉我，在他们勘测的过程中来了一群野羊，大家拿着测量的花杆把羊群轰走了，大家也没把这当一回事。这和英国人说的差距很大。于是，我立即找到仲曦东大使，向他汇报了英国人告状的情况和勘测队说的情况。仲大使听了也很着急，立马就去找坦交通部长卢辛迪。仲大使去了不到一小时就回到使馆，马上让我去见他。仲大使告诉我，他同卢辛迪说这件事后，卢辛迪马上回答说，“我们相信中国朋友。你们愿意让线路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坦桑尼亚就是有那么一些人，爱动物胜过爱铁路。”卢辛迪的这三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可以看出，坦政府从总统到下面的官员，对我们修建坦赞铁路确实是非常信任的。仲大使讲完后，我心里就有底了，表示会尽量把这条线路定好。由于线路和野生动物园有关，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后来修建青藏铁路一样，在很多地方留了口子，让野生动物可以来回穿过。
我们还遇到一些工程上的困难。基本的线路选线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走山脊线，一种是走河谷线。但姆马段“山不成脉，水不成系”，没有办法照搬这两种选线方法。而且，姆马段没有现成的地图，我们需要测量大面积的地表地形，还要弄清地下的地质情况。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根据不同地形、地质特点和当地环境来确定路线的特殊选线方法，既不走山脊线，也不走河谷线，此前在我们铁路史上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和同事讨论后形成一个思想，我后来也是坚持按这个思想办，就是线路尽量做在坡底，不要做在坡上。如果把线路做在坡上，由于山体风化特别严重，一旦发生大面积的泥石流，整段铁路就会垮掉。除了避开严重不良的地质地段，线路要尽量走在一个稍低的河谷里。

左图：1992年，坦赞铁路技术合作期三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在赞比亚总统府合影，第二排左第二人是陆大同；右图：1971年陆大同摄于赞首都卢萨卡
这样选线也有问题，因为这里水流不是很通畅，千百年来山坡的植物、岩石、泥土等都沉积在水沟里，形成了沼泽，我们称之为软基，就是说，地基是软的。这对铁路的稳定造成了威胁，铁路不稳是要翻车的。所以施工单位去了以后，根据地质特点提出了治“三烂”——烂泥塘、烂隧道、烂桥基。修隧道就要打洞，打洞不怕石头硬，就怕石头软造成塌方。建桥基时要先修沉井，要往地下延伸很多，淤泥积起来有十来米厚。所以施工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姆马段修通，得先把“三烂”问题解决好。
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单位要和施工单位配合紧密。因为勘测设计的时候不可能为每个桥墩的地基都做钻探，只能代表性地钻探，但是施工的时候要大面积地开挖，所以在施工过程中经常会改变方案，这就要修改设计图纸。这项工作当然由设计单位来做。我们就叫设计配合施工。由于时间很紧，常常施工人员一边施工，另一边设计单位马上设计图纸，然后交给施工人员。有的地点还要改变工程，本来应该填土的，但下面淤泥太多，只能改为建桥，这样只要打下桥墩就行了，而填土的话，那么大的面积容易沉陷。
那有没有填土的地方呢？有的，在一些地段就采取另外一种办法——“柴排”。这是施工队的一种工程方案，比如某一处是软基，但软基不是太深，也就是两三米或三四米，那就捆一些原木放上去，在旁边再挖一些沟，之后填土。我们在国内听老人讲过，松木在水里千年不腐。非洲的木头也有这种特点，泡在水里不会腐烂。当然我们还会采取其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我们设计人员和施工单位一起研究出来的。
姆马段是我们修坦赞铁路特有的技术难题，我在国内修了差不多二十年的铁路都没有碰到过。铁道部为此挑选了在山区修路最有经验的第二工程局，组织了三个施工队伍，可以说是尽了全力。

左图：作者（右一）参与的三国第八次会议，地点为赞卢萨卡；右图：坦赞铁路工程人员在赞比亚的新卡皮里姆波希站合影，左一是陆大同，其他为国外领导成员，摄于1976年7月（作者提供）

坦桑尼亚给中国勘测队发放枪支

1968年，我们有个叫李锦文的工人在野外作业时被一头独行的野牛顶伤。尼雷尔听说后，立刻作出给中国勘测队发枪支的决定。这是一个重大的举动。有些西方人就说，新中国政权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尼雷尔总统怎么能把枪支发给中国勘测队员呢？这个决定说明了尼雷尔充分相信中国政府，相信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我认为这是史无前例、国际上独一无二的事情，我忘不了这件事。
我们配了枪以后，对枪的管理很严格，采取了几项措施，比如枪有长枪，有短枪，长枪发给工人，找原来在国内参过军、拿过枪的工人来负责管理，短枪发给干部。总的一条原则是，只有在真正受到野兽侵袭、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用枪自卫，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能用。这是作为严格的纪律来执行的。我们到一定的时间都要检查枪是不是完好，子弹是不是齐全。如果子弹少一颗，那颗子弹到哪去了，什么情况下用的，都要讲清楚。因为管理得非常严格，我们没有因枪而出过任何事情。
我在姆马段的原始地带勘测时就带着枪。有一天晚上，我们背着行李、带着干粮到了一个地方，就地躺下休息。不久，我们看到远远的山头上有一对像灯一样发亮的东西，好像是野兽的眼睛。野兽是很怪的，成群的还好，最可怕的是离群的孤兽。一个同伴拿起枪来准备放。我就说等等，看情况怎么样再说。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打准，万一打不中可就糟了。还有一个顾虑是，如果不是野兽的话，放枪就不应该了。后来我们发现那对眼睛慢慢往下移，再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所谓的野兽眼睛原来是两颗星星！
除了野兽之外，当地对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威胁就是车祸。我们国内的开车习惯跟坦桑尼亚不一样，我们是靠右侧行车，方向盘是左舵，而坦桑尼亚是靠左侧行车，方向盘是右舵。另外，坦桑尼亚的道路情况很不好，当时的大北公路是从赞比亚开往达累斯萨拉姆的唯一通道，是沙石路面。
车祸一般发生在超车的情况下。我们的车都是国内运来的，方向盘在左侧，而坦桑尼亚是左侧行车，因此在超车的时候，我们的司机看不到对面来的车。而且当时大北公路上跑的车大都是60吨的大货车，车身有二三十米长，车速也很快。当地司机不会因为你超车而放慢速度，所以超车时就要比大货车开得更快。这样，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刚超过去对面就来车了，根本让不开，而且因为是沙石路面，大卡车一开就沙土飞扬，把视线全部都挡住了，看不见对面来的车。
当时，严重的车祸有好几次，一次就牺牲几个人。我们在援建坦赞铁路过程中牺牲的同志，有因病牺牲的，有在工作中牺牲的，但总的看因车祸牺牲的比重是最大的，占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还有疾病的威胁，特别是疟疾。疟疾在非洲很普遍。当地的疟疾和我们国内的不一样，叫作非洲疟疾。我们国内的疟疾用奎宁就可以治，但奎宁对非洲疟疾起不了作用，需要特殊的药物。后来国家专门找研究部门研制出治非洲疟疾的药，叫青蒿素。得了非洲疟疾打摆子，并不是打一次就完事，有的人一年内要打好几次摆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一发烧都是四十多度。当时我们都有驻队医生，在施工期间还从国内铁路医院抽调比较好的医生，配套建了两家大医院，一个在达累斯萨拉姆，一个在姆皮卡。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疾病预防工作。但是带了疟疾病菌的蚊子是防不胜防的，有的人还是经常打摆子，可这些同志真是不错，退烧以后马上出工。
在铁路建设中因工程、疾病、车祸等牺牲的援外同志共有69人，他们长眠在坦赞大地上，我一直深深怀念他们。

援坦中国专家公墓

三国人民共创坦赞铁路语

修建过程中，也有一些非常感人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叫伊法卡拉的小镇，镇上有一座小房子，没有门，只有一个牌子挂在木杆上。我们就过去看看，结果发现这是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比我们现在一些贫苦偏僻地区的小学还要差得多，没有正规的桌子，只有土台，没有黑板，只在墙上涂了一些黑的油漆。我们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进去的时候，学生正好在上课。有男孩子，有女孩子，大概二三十个。我们先跟老师介绍自己。翻译告诉我们，老师知道中国，但只知道中国在亚洲，不清楚具体的地理方位，学生更是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个叫中国的国家。这时，老师让学生们站起来。学生都很自觉，光着脚站起来，有的拿破脸盆，有的拿铁罐。老师让他们排好队之后，他们开始唱歌，唱得非常好，有主调，有和声，还有人敲盆、跳舞。这等于是欢迎我们。我们和老师进一步交谈时，老师说，政府告诉他们，中国朋友是来帮助他们修铁路的，要热情地欢迎中国朋友。政府还告诉他们，凡是地上打的木头桩子，都是修铁路的标志，要保护好。我搞了那么多年铁路建设，知道在国内打的桩子经常会丢失，但在坦桑尼亚很少有丢失的，真是很不容易。我们确实很受感动，从总统到普通民众对我们都是非常友好啊。
在姆马段的选线过程中，有一个当地年轻人跟着我们做些辅助工作。有一次过河的时候，他主动蹲下来，要背我过去。我怎么能让他背呢？翻译就跟他讲，你不要背了，我们自己都能过河。但他还是要背，还拍拍肩，表示自己有力气，可以把我背过河。我们当然是不同意了。后来才知道，年轻人的爷爷在这个地方背过白人过河。当年白人是手里拿根鞭子，一边抽烟一边让他爷爷背过河。年轻人说，他爷爷把这件事讲给他爸爸听，他爸爸又告诉他，凡是外国人来，就要主动背他们过河。听他讲了这个故事，我们深有感触。他的感触更深，因为他心里有比较，白人种族主义者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中国人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年轻人见我们还是不让他背，沉默了一会儿，就跑去砍树，想把树砍倒横在河面上，让我们从树上走过去。他的做法让我们很感动，于是我们同他一起砍了两棵大树放在河面上，大家一起过河。这是很难忘的。我们和当地人的关系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而是一种友好的、互相帮助的关系。作为我们来讲，更应该无私地帮助他们，把工程做好。
坦赞铁路的建设光靠我们中国人是不够的，当地人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有些地段缺石头，铁路沿线很少有集中的山头，采石场不多，石头都要远远运过来。另外铁路路基的边坡要种草皮防护，草皮也要从很远的地点运过来。这些靠我们中国工人是不行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手，都是靠当地老百姓。他们把这些石块、草皮顶在头上，送到我们铁路沿线来的。当然我们会付点钱，不多，但已经令他们很高兴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百姓都来运。所以坦赞铁路不单是中国人建的，当地人也参与了，而且起到了很大的、很好的作用。这不仅解决了工程的需要，而且让我们同当地人之间又多一层了解，关系更紧密一些。这个影响可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起作用的。

1975年第四季铁路全线铺轨通车后，铁路工作组部分领导和坦赞铁路联合机构部分领导，穿着坦桑尼亚服装，合影与坦桑铁路达累斯萨拉姆客站前，后排左三是陆大同
我们在施工期间，吸收了当地工人。称他们为工人是带引号的，因为他们没有技术，都是靠我们手把手教，从短期培训班里带出来的。而且，我们把当地工人的生活也安排得很好。当地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没什么计划，有点钱马上花掉，去喝酒、跳舞等。我们给他们发工资、他们经常是半个月就花光了一个月的工资。怎么办？我们工地的同志们就给当地工人弄了个储蓄箱，每个人有一个户头，让他们把钱存进去，要用的时候再拿，像个小银行一样。我们告诉他们，要攒钱，不要上半个月连下半个月的钱都用完了，要把攒的钱带到家里去，给家里人用。
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刚开始，双方连语言都不通。当时翻译还是不少的，大概有一百多个，多数是英语翻译，少数是当地的斯瓦希里语翻译。但我们的施工队伍在最高峰的时候有1.6万人，而且工点很多，不可能每个工点都配上翻译。我们的工人跟当地工人在一起，有时就靠手势、靠表情来表达。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我们称之为“坦赞铁路语”，它是英语、斯瓦希里语和中文这三种语言结合而创造出来的语言。以一句很简单的句子为例，“中国朋友好”，“中国”用英文说是“China”，“朋友”用斯瓦希里语说是“拉非克”，“好”就是中国话的“好”。这样连起来就是“China拉非克好”。这不是三种语言的结合吗？
当然工作中还有很多例子，比如怎么施工、用什么工具，都可以用这种语言表达出来。有这种语言以后，我们的工人跟当地工人之间的感情更浓厚了，不仅工作中的交流问题解决了，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大家也能开开玩笑，非常融洽。有的同志工作了两年要回国，临别的时候，和当地工人互相拥抱，有的还掉了眼泪。还有老师傅带当地徒弟，双方结下很深的感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友谊了。

作者夫妇和三个子女（作者提供）

移交铁路后碰到国内唐山大地震

我比较幸运，在援建阶段没有碰到天灾人祸的大事。但是在1975年铁路通车后到1976年上半年是铁路试运营阶段，我碰到了国内唐山大地震。
铁路正式移交的时间是1976年7月14日，出席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孙健，副团长是方毅。移交证书是方毅签署的。参与办理移交的人员非常多，来自五个方面，一是坦桑尼亚政府，二是赞比亚政府，三是坦赞联合机构，四是中方工作组和指挥部，五是中国使馆人员（包括经参处人员）。坦、赞两国达成协议后，派了官员、专家、技术人员来参加验收和移交。为了妥善完成移交工作，我们边铺路边进行自我检查，一是检查设备配套，二是试运营。试运营期间，我们实际上已经为坦、赞两国办理了一些运输作业。那时的检查是很严格的，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来检查，所以规模非常大。光是办移交的文件，一摞一摞摆得好高，每个文件都要印好几份，三个国家都有。
因为担心铁路还有些问题，援建人员在坦赞铁路移交后并没有完全撤离，其中工程人员留下的不多，大部分是试办客货运输的管理人员。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了！坦赞铁路所有的运输管理人员都是从国内铁路局抽调过来的，其中坦段的大量人员来自北京铁路局，很大一部分人的家都在京津唐地区，这恰恰是唐山大地震波及的范围。知道大地震后，大家很担心家里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使馆和铁路工作组商量后决定，凡是中层以上的干部，即便家在这个地区，也不能动摇，至于基层单位的人员，如果家在这个地区，可以优先安排回国。这样，我们留下的人员就有大的调整。我们连续发了几份电报给国内，告知国内接待这批回国人员，同时赶紧组织远洋轮船，安排这些人回国。当时铁道部和外经贸部都告诉回国的同志，到广州后不要马上回家，要听组织统一安排，等京津唐地区的情况稳定后再回。但是有一些同志很着急，没有通过组织自己就回家去了。到唐山后遭遇余震，去世了。我们后来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很不好受。如果他们听从组织的安排，有秩序地回家，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牺牲。
出席坦赞铁路移交仪式的中国代表团原先是准备在坦、赞两国还要活动一段时间。地震发生后，我们就和代表团商量怎么办。代表团成员李轩跟我们讲，代表团会尽快回国，并将组织人员到每个援外人员的家里了解情况，凡是家人在的，哪怕只会写几个字也要让他们亲笔写一张纸条，告诉援外人员家还在，国内会派专人把这些信息带到国外。代表团回国以后，确实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不到十天一些消息就反馈回来了。为此国内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多援外人员，逐个到他们家了解情况，然后集中这方面的信件派专人送到国外，这确实不容易。
当时，我的家就在天津，我在国外没有接到家里报平安的信。使馆和工作组明确规定中层以上人员不能动摇，即使没有这个规定，我也不会随便走掉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副院长的同学，问他有没有可能到天津去看看我的家，如果我的家找不到了，或者根本没有了，请他一定把情况如实反馈给我。我的同学人很好，他去天津了解到我的家已经塌掉了，但是人还在。等我得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接近9月了。当时我和一起在国外的同志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家里有信来就比较安心，没有信来就提心吊胆的。
回国后，我也找不到家人，心里特别着急。其实家属们已经被集中在一个临时过渡的安全棚里。我妻子也联系不上我，只能让我的小儿子在老家废墟门口等，他们觉得这是我肯定会去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才见了面。

左图：坦赞铁路局办公楼内悬挂的三国领导人头像照片；右图：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接受访谈

铁路建成后的世界性影响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影响了世界。除了在坦、赞两国，这个工程还在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积极反响。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并不是富裕的国家，却帮助非洲国家搞这么大的工程。他们因此认识了中国，主动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进行投票表决，坦桑尼亚的代表穿着中山装参加投票，除极少数国家外，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投了赞成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功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政府。
1999年，我们几位参加过坦赞铁路建设和管理的同志回访坦赞时，不仅看到铁路工程的稳固完好，同时受到两国政府的热情接待，并与当年共事的政府官员、技术人员畅谈往事，共叙友谊，倍感亲切。特别是我们所到铁路沿线，当地居民远远地就向我们招手，高呼“奇那，拉非克，你们好！”（中国朋友你们好）的坦赞铁路修建中的专用语，并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做客。他们中有的已年老，有的是青年和幼童。虽然这些青年和幼童没有参加过当年的修路，但从他们的长辈的言传中知道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是好人。这种友好情谊已经在坦赞两国人民心目中代代相传，使我们深受感动。
同时，它也影响了西方国家。坦赞铁路通车后，我们在整理坦赞铁路的历史时专门访问尼雷尔，他告诉我们，美国人曾跟他讲，美国愿意帮助坦桑尼亚修建铁路，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要把中国人赶出去。当时，也有一些媒体报道，说中国把共产主义输出到了非洲。还有一种谣传，说尼雷尔要接收2000名中国移民。这是无稽之谈。也正是要粉碎这样的谣言，我们该撤回的人都撤回了。为了铁路建成后便于两国人员自行管理，从他们的中学生中选派了200名学生到我国北方交通大学学习。我们又在赞比亚援建了一座中级铁路技术学校，由北方交大轮流派教授授课。我们还组织专业人员编写了一整套坦赞铁路运行管理规程。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在公开演讲时提到要弘扬坦赞铁路精神。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过坦赞铁路建设的老同志来讲，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大家听了以后很振奋。什么叫“坦赞铁路精神”？我想了很久，觉得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无私奉献”，可以说我们国家的援建工作发动了国内的各行各业，不惜代价、倾尽所有地去做这件事。第二句话是“友好合作”，这是三国政府友好合作的结晶。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光靠我们也是办不成这件大事的。
今天的坦赞铁路，客运是很饱和的，货运因南部国家独立后，通道畅通，货运分流和赞比亚铜产量减少而降低，加之铁路自身管理欠善，维修养护较弱，以致收入降低，经济有所亏损，经改革和改善后，它仍不失为一条好的铁路。
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现在国内有些人认为我们援建坦赞铁路的钱是白花了，西方媒体也说坦赞铁路停摆了。我认为，要客观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援建坦赞铁路的深远意义，坦赞铁路正式通车10周年时举行了庆祝活动，我参加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将这条铁路喻为“生命线”，他在活动上说：“患难知真友，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中国帮助了我们……坦赞铁路已经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他提到的“政治使命”，既包括解放南部非洲，又包括在他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坦赞铁路帮助解决了粮食紧张、经济困难等问题。他还说：“这条铁路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它还要继续为非洲的中南部发展做贡献！”
联合国曾经专门组织过一个小组去考察坦赞铁路，给的评价是：“这是非洲最好的铁路。”这句话我认为比较符合实际，是客观公正的。我们不能说坦赞铁路是世界上最好的铁路，但说是“非洲最好的铁路”，却一点不假。

坦赞铁路地图，始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站，终于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希站，全长1860.5公里
（题图为1976年7月15日，我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及使馆人员和援建铁路工作人员合影，后站立第一排右第七人是陆大同）
（除注明为作者提供之外，其他图片都源自《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一书）

　　蒋一子 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第一幕：1987年第一次上书给赵紫阳 此后20年里三次上书中央
　　记者：这个报告中央领导正式批复是去年9月份的事，您作为一个汽车业的老领导和老专家当时怎么想起来要写这么一份报告，缘由是什么？
　　蒋一子：这个有近20年的历史了。
　　20年来中国汽车究竟应该怎么走， 你可能也听说过，巴西路线、欧洲路线、韩国路线等等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各种看法都有。我从52年浙江大学毕业就开始搞汽车，一直跟随中国的汽车业老领导饶斌（此人曾分别担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总经理和第二汽车集团总经理，被称为中国汽车业之父）。当然也一直伴随着中国汽车业的争论和实践走到今天。今年我已经80岁了。
　　此前我已经两次给中央写过关于中国汽车业的自主发展的报告，而且都得到了中央的批复。而且在80-90年代我曾与一汽集团和二汽集团（今天的东风汽车集团）当时的领导人一起搞过5年的自主轿车产品的开发。这些亲身的实践告诉我：中国人自己搞汽车不是不行的！
　　这次的这个报告应该说是第三个回合了。因为现在中央的方针很明确了：“自主创新”。正好这个方向对了。……同时，因为奇瑞、哈飞，长安，还有福田，长城，中兴、华晨等一批新的自主汽车企业也出来了，很有生命力，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时机。所以我们又把这个报告打给中央。结合中央的政策和汽车工业的新兴企业，我们这些汽车业的老人们又开始推动这个事。
　　主持人：好象你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当时盟联了13个汽车业的老专家和老领导，包括何光远部长，把他们都组织在一起。
　　蒋一子：是我弄的。我们同时搞了两个事情。除了这个《15年初步建成自主开放的汽车工业强国的建议》外，我们还搞了一个《》。其中〈自主〉这个报告是主要的。现在发改委正在进行研究。
　　现在已经有一个好消息了，国家开发银行总经理陈元看过我们的报告后，已经给中央写报告说，国开行愿意
　　参与到这个报告中来， 就是资助考察各个汽车厂，同时给自主汽车企业提供优惠资金政策。
　　主持人：就是陈元已经同意资助考察汽车厂的同时开发银行的支持方向还将支持搞自主开发的汽车企业，而且提供比较好的贷款优惠。
　　蒋一子：是的。支持他们，贷款比较优惠，他在搞这个资助报告以后，主动找到我们。开发银行的行长陈元让我们组织这块，明确了要搞自主的汽车产业。
　　主持人：听说20年前，你就写过一份自主发展汽车产业的报告，递给了当时的总理赵紫阳？
　　蒋一子：那是80年代，经紫阳同志批准我与日本合作进行的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历时一年半时间，中日专家共同提交了一份“2000年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
　　那个时候中央是这样批复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要进行7个方面的研究，这是82年总结的，85、86、87年推出的。当时就提出要引进技术，自主开发。当时自主品牌已经提出来了，要品牌了。当时我们说必须有自主的，自己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像美国、德国一样要形成几个大的团，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集团。
　　当时的情况，一汽、二汽实力最强，所以就提出走欧洲大众汽车集团发展之路，建设几个国有化的大型汽车集团。大众汽车就是国有企业嘛。主要是解决自主的品牌。
　　当时这个报告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要自主开发，第二个内容是要有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并且明确提出一汽二汽实力最强，把他们培养成两个大集团。第三个内容就是发展轿车，靠一汽二汽发展轿车。
　　当时也提到了合资，但是考虑的仅仅是作为一种试验性尝试，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合资主要是为了吸收外国汽车工业的经验，最终是必须要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大的汽车集团。没想到的是，合资后来竟成为普遍的形式了，因为这个形式对企业最简单最方便。
　　主持人：这第一份报告的署名里有很多我们已经陌生的人物了 ，比如吕东、马洪是谁？
　　蒋一子：吕东是当时国家经委主任。马洪当时是国务院汽车咨询委员会的头。
　　主持人：这是您说的第一回合。第一回合是86、87年，这就是那个时候的。

第二幕：由于企业一把手易位 90年代一汽/二汽自主小轿车胎死腹中
　　记者：在你的第一份上书报告中，当时就提出要在一汽和二汽发展轿车了？怎么后来没见到踪影呢？
　　蒋一子：从现在往回看，当时80年代我们对汽车工业的预测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当时预测到2000年到中国要到200万辆，这些后来都得到证实了，这种预测是世界水平的。那是85、86年的事情。我们的报告正式报到国务院，国务院讨论了一下，文件也正式批复下来了。
　　我就找到着一汽的总经理耿兆杰，那个时候二汽已经着手动工搞自主轿车了，我找到二汽的总经理马耀，我找他们两个人谈，讨论，我说不容易解决，三个人碰头讨论对策，我提出一个意见，我说弄一半的规模，能够使……。他说这样挺好，这个问题说出来以后，他们有信心，我说你们做方案吧，去做方案我看看，跟他们去讨论方案规划。做这个规划以后，觉得这是可能的，有这个可能性，就抓紧去找何光远，找国家计委，提出权益政策，要建设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当时已经搞的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汽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另外自己开发了两个轿车，其中一个就是小红旗。还有另外一个轿车。
　　记者：现在人们不认为小红旗是自主的？
　　蒋一子：那个时候因为一汽没有钱，钱不多，所以有困难，就从奥迪那里引进技术多一点，准备以后有钱了再逐步改进，做了一下。另外一汽当时就在自己研究一款经济型轿车，还没有上市。中国自己品牌的经济型轿车在80年代一汽就已经诞生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上市。因为后来企业领导人变了，企业的产品计划和发展计划也都变化了。一汽的这款经济型轿车（自主研发的）也就没有下文了。
　　二汽的情况也一样，当时也出了两个自主小轿车，一个叫东风小王子，都开发出来了。在武汉做出租车用。又开发了一个车在农村开。开发了两个轿车。一汽和二汽这两个企业当时相当不错。
　　可惜的是，后来企业领导一换班过去的政策就变了。
　　主持人：哦你是说一汽竺延风接任耿兆杰，二汽苗圩接任马跃以后。
　　蒋一子：竺延风当时比较年轻。
　　主持人：一汽的那款经济型轿车当时取了名字吗？
　　蒋一子：没有名字，就说领导班子换了，那个时候就说那个车子不行了。
　　主持人：当时是在摇篮里快诞生了。
　　蒋一子：对，所以这样形势就开始往下转了，大家就都去搞合资去了。一下子东风变东风日产、一汽变一汽丰田……
　　蒋一子：我和马跃、耿兆杰都搞了五年了，但是，现在换人了，思想不一样了，就搞不下去了。这是第一回合的失败。

第三幕：中国轿车价格两倍于国际市场就是因为外国人在合资合同中要求高价保护
　　主持人：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主开发对中国的汽车业致关重要的？
　　蒋一子：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当时想在一汽和二汽以外再搞一个第三汽车厂，当时就有人提出合资可以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引进资金，于是提议和跟外国谈合资引进。
　　我被饶斌点名要求全程参与与每个外国车商的所有谈判过程，从通用汽车到福特汽车。。。。。。，最后我的结论是：合资既换不来资金，也换不来技术，所以第三汽车厂的合资计划没有谈成。然后，在随后20多年我们与大众、雪铁龙等外商成立的合资公司运作过程中的问题也最后让我得出结论：合资更换不来管理。
　　主持人：当时的第三汽车厂的定位是什么？
　　蒋一子：准备搞重型汽车。
　　主持人：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准备在哪建？
　　蒋一子：在长江三角洲那里建，在江苏和浙江。谈了快三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汽车厂商都来了，有通用、福特，还有沃尔沃、雷诺、飞亚特，都来了，那个时候我是汽车设计院总工程师，上级要我参加这个事，我组织了骨干力量对建议书进行研究，我们研究完了以后，我们觉得：第一，合资没有引进资金，而是引进了受高价政策保护的汽车价格。大家都知道前些年中国的轿车轿车高于世界两倍，为什么，就是因为合资谈判中的高价保护条款。
　　主持人：外国人要求高价保护吗？高价保护是外方提出来的？
　　蒋一子：中国的合资谈判一直是这样。
　　主持人：这是合资的条件之一？
　　蒋一子：有人去算了一笔帐，我没有亲自去算过。说的是大众汽车在中国这些年投资只有6亿-10亿多美金。却已经拿走了100亿美金。这是多么高的利润啊？在全球都是绝无仅有的，完全是我们在养活着大众啊！
　　这样一个汽车厂，一汽搞了一个一汽大众，上汽搞了一个上海大众，这两个大众，中国汽车业大量的钱是被他们拿走了。这个事情看大家怎么看。

第四幕：合资没换到资金
　　主持人：你在80年代初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模式的弊病？
　　蒋一子：第一是合资合同中的高价保护。第二是合资合同中CKD及提前支付费用条款。
　　新车进入中国都是以CKD形式进来的，简单组装之后就要求卖到国际市场2倍的价格，也就是原本7万的轿车要卖到13万块钱一辆，外国人不仅一步赚尽了从制造到流通再到终端销售的每一个环节的利润，而且还提前就赚到了零部件配套的利润，因为合同中要求CKD件是提前支付的，不管你的车进入中国后赚不赚钱，单这一项它就已经是赢利了，所以它的风险是零。
　　这些还不是他们拿走的利润的全部。另外还有技术转让费用，每出一个新车型，每改进一款新车，都要交技术转让费用。还有，外国员工的工资和福利费用。有一个比较数字，他们来了以后，一个外国员工的工资是一千个中国员工的工资。
　　在这样的合资合同框架下，尽管外国公司每年都在对合资公司进行追加投资，但是，外国公司他们是边赚边投，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引入什么资金。
　　而且，这种合作方式，他们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到最后还是利润最高的，因为中国市场卖的越多，他们就利润越高。即使中国市场卖的不好，他们已经从CKD等方式赚到了利润，至少不亏了，所以合资模式最终是国家和最终用户吃大亏了。

第五幕：合资没换到技术
　　主持人：为什么说合资也换不来技术？
　　蒋一子：第二合资没有引进技术。他（指外国车商）把汽车卖给你以后，所有技术都在他掌握下，每改进一个款新车，合资公司还得不断地买技术。
　　等于你技术没有买来，因为，如果说你买来了技术，以后你就可以不卖了。但是，我们的每个合资公司每年都在不断地买技术。有人说我们引进技术来了，你为什么还要老引进呢？
　　主持人：老买，每换一个新的车型就得买一次吗？
　　蒋一子：不仅没有引进技术，技术上我们还没有丝毫权利，没有丝毫说话权。自主更谈不上。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大学 同班同学，在浙江大学的，先是在一汽汽车研究所工作，对技术很有一套。后来，上海大众想把他挖过去支持技术开发工作。他就调到上海大众技术部去了，是去做上海汽车大众的技术部的副经理，中国人在合资公司里只能做副经理，正职掌权的都是外国人当的。这是惯例。
　　蒋一子：后来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上海大众客户服务部收到用户反馈说一个部件就是发动机的连杆工作不正常。意见反馈到技术部门，我这个同学经过详细研究图纸和资料，发现是设计尺寸发生错误了，于是上报到中方总经理那里。
　　在日常经管会上中方提出了 这个小小的错误，要求外方修改。可是没有想到的结果是，外方最后的态度竟然是：要求中方开除这个技术部副总经理。最后，经过中方多方坚持和协调，德方梢做让步，最终的结果是：我这个同学被要求提前退休了，但是还差很多岁才满60岁。
　　这个我身边的亲身故事说明，中国人怎么可能靠合资拿到技术？有段时间我常看到媒体常说中国汽车的合资公司里中国人的“话语权“，这就是话语权的真实状况。
　　主持人：这是哪年的事？
　　蒋一子：这是99年初。当时的合资公司就是这个状况。我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好转，不过，我想，根本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 。
　　我从52年就搞这个行业，因为一汽大众，上海大众，我都认识人，类似这样的故事我听到看到的还很多，不只是这一个。
　　还有，外国人每次在卖他的技术时，必须要求中方买的时候要整套买，不能买一部分。这些都限制了中方各取所需地发展自己的自主研发。
　　主持人：听说，天津夏利的引进就是在你的主持下采取技术买断的政策，因此节省了大笔的资金。
　　蒋一子：我在中汽总公司是管汽车行业规划的，天津夏利这个微型车基地也是我规划中建设的。买断技术这种模式，刚开始要花一笔不少的费用， 但是，我们有控制权，是可以控制的，而且可以再消化。当时也可以说是出此下策，因为天汽集团出不了那么多钱，与别人合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资金支持，所以，微型车都是这样做的，买技术，把技术买进来，我再一改。
　　蒋一子：从建国第一个搞合资的到后来每个合资公司的建设，我一直参加过。当时我们搞三汽的时候也提出我们要建立汽车中心，可是被对方一口回绝了。他的理由是：首先，你没有能力开发出一个新产品，另外，你开发完一个新产品内后，资金不够再开发别的产品，你的那些人怎么办，干什么？就用这个胡扯的理由把我们回绝了。
　　应该说我们当时搞合资只是搞试点。没想到后来变成普遍的事了。

第六幕：合资没换到管理
　　主持人：还有管理，你说合资也没有换来管理？
　　蒋一子：管理。。。。。。。合资公司的管理外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是很清楚的。
　　那时我做为中汽的领导到几个合资公司去调查，中方管理人员见到我，都是诉苦啊！
　　中国的合资公司采取的汇报和管理制度是很特别的。也许在全世界都是很少的 。比如说一汽大众的总经理，他是管不了下面的技术部的德方负责人的。这个德方技术负责人是直接向董事会里的德国董事汇报工作的。这就是合资公司的管理。
　　主持人：技术部的经理直接向董事会的德国人汇报？
　　蒋一子：所以中方的总经理见到我就说，“我算什么总经理啊，他们都是总经理，因为他们从不向我汇报。”一旦，中方总经理饶过部门外方经理直接找到中方的副经理商量，外方就会在日常经管会上严重抗议。
　　所以，他们都向我诉苦说，“实际上我这个总经理是假的。外国人才是掌握实权的”。
　　那个时候我到上海大众去搞了三个月，我带了17个人，在那里去研究，看国产化怎么搞，搞这个项目，最后我要求大众的中方的经理，各个部门的总经理开一个座谈会，他们都诉苦，没法工作。
　　主持人：当时上海大众的总经理是谁？
　　蒋一子：叫王什么，是第一任总经理。他说，我是什么总经理，我管什么。技术问题管不了，但是我还不能找，比如技术部，正的是德国大众的，副的是我们的。我找中方的副经理，马上就抗议，不能管。
　　据我的调查了解，当时在上海大众的德国人分三类，1/3是真有本事干事的，1/3是有点能力还过的去能对付的，还有1/3干脆就是来混饭吃的。
　　这最后一类人遇到问题怎么办呢？他马上给德国大众总部发封信，德国大众看了以后，再告诉他怎么办，怎么解决。于是他就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就行了。这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的情况。
　　主持人：可是仍然有人说，合资公司至少为我们培养了不少汽车人才？
　　蒋一子：到现在为止，哪个公司公布了他们的管理经验上的突破，20多年了，现在说的还是丰田的精益管理经验。我们没有听到外国新的经验到我们这里来。所以那叫引进什么管理呢？
　　蒋一子：第四个，合资合同里规定合资公司不能出口，有一条，他说，我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市场了，你不能进去。这是明摆着。　　

第七幕：给发改委提供了详细的方案，现在还没有得到回复
　　主持人：现在是第三回合的上书中央，呈述你的观点，现在，发改委给你们的意见回馈了吗？
　　蒋一子：还没有回复，他们又让我提供更家详细的操作计划，我已经上交给他们了，目前他还在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主持人：现在从国家战略来说自主应该把汽车工业做什么样的定位，我看自主胡锦涛也提得很高，作为国家战略，很高的地位来看自主的定位，您一辈子都在做汽车工业，您觉得汽车工业的定位应该定在什么样的？
　　蒋一子：汽车工业的定位不是自主产业，自主产业是什么意思？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来源。所以被认为是经济的支柱，就是量比较大，一个是小皮卡，一个是汽车，还有信息化，加强信息化。现在是制造业，后面就带动零部件，还有现代工业，橡胶、塑料。汽车就像一个小家庭，另外汽车业要信息化，搞卫星定位，进行信息化。汽车装进去挺多的。……有两个作用，下游的产业链比较长，有两个原因，所以对国民经济起的作用很大。再一个后续的东西比较少，……汽车在国防上也起作用。另外在农业方面，因为农村的公共交通少，主要是在农村。开农用车比较多，所以农村市场是很大的，农用车现在是拖拉机，它的数量是汽车的两倍。现在提升一倍多一点，因为农民的收入多了，就升级了，工具就好一点了。随着汽车工业加快发展，也会增多。
　　主持人：以后这个市场要替换成汽车的话，是不是很大的市场？
　　蒋一子：是很大的市场，这是我们汽车很大的后备市场。汽车工业的定位，是一个全国的战略，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的大国，我们国家的汽车到2020年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国家。

第八幕： 自主与体制无关 关键在企业领导人！
　　主持人：你的报告出来后，有没有听到什么意见？
　　蒋一子：很多人是不知道汽车工业的内幕，这里有很多的叫法，里面存在很多的问题。
　　用户是很吃亏的。合资的问题，在开放的状态下，你搞合资是免不了的。在现在的形势下，我们报告出来以后，听到一些反映，另外提了一个建议，怎么搞。因为中国汽车已经受到教训了，给他们提出建议了。
　　第一要明确汽车的概念是什么，不是光光搞一个品牌，不行，不够，必须是一个体系，一个全国品牌到国际品牌，这是分两步走了。品牌有了，然后有几个大的集团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样还不行。还有零部件工业搞大，再把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也带起来。解决汽车行业的边缘化的问题，我提议要建立一个汽车工业的体系，要建立一个全面的体系，一套的，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要建立一个自主品牌， 这是最高档次的国际品牌。如果还是一年几万辆的产量，经济就上不去，起不了什么作用。
　　主持人：应该有一个体系。
　　蒋一子：你这个企业要具备国际竞争力不是只有品牌，一个品牌支撑不了一个企业，只讲创新也不行，必须要有规模。所以我们有两百万人的国际竞争队伍。
　　主持人：报告里对上面有合资分公司的企业提出了一个建议，因为现在几大集团里都有合资公司，提出一体两制，自主为主。
　　蒋一子：因为你既然已经搞了这个合资企业，就还得搞下去。但是，采用竞争的办法，把竞争的机制引入到合资和自主之间。
　　主持人：这里还有一分资料，是台湾裕隆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朱信给中国汽车业领导写的信。提到台湾的汽车业走错路了，大陆也跟着一步一步在走错，这是在98年12月份的时候提出的？
　　蒋一子：台湾裕隆汽车公司到中汽公司来，是我接待他们的，他们说，他们的自主搞的不行。合资化道路是一个错误的道路，搞一些还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引进一些先进的竞争机制，促进我们的竞争，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成为主流的普遍模式。
　　比如法国就没有合资企业，意大利也没有合资企业。但是汽车工业依然干的很好。
　　主持人：另外，你的报告最后还提到了发展汽车业必须国家政策 竞争，怎么理解？
　　蒋一子：国家的政策竞争，就是国家的政策扶持必须进入汽车业。从全球来看，汽车业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美国汽车进行大规模生产开始，经历了自由竞争，国家垄断等各个时期。现在全球汽车业已经进入到高度垄断的局面了， 就是资源的竞争……
　　由于我们过去几年里政策错误造成里我们没有形成国家垄断的汽车业经济规模。
　　所以我们犯了错误，现在，是很被动的，而且，现在真正有实力的汽车公司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还没有完全形成。
　　比如，一个风动实验室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象样的。这些都是我们与国际巨头的差距。
　　所以，我们现在很有压力。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那些新兴自主汽车企业现在生存的土壤是靠低工资，低收入，低加工这“三低”来占有市场的，这样的市场优势还能保持有多久？长久来看，工资会越来越高，在这个时间段里，我们能不能做些什么……我跟发改委建议：我们要有对策。把这套东西真正地做起来，把工业发展起来，有的还有很多的问题。
　　主持人：所以，国家必须在制定政策方面，必须给一个很强有力的对汽车产业的支持。
　　蒋一子：对。要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用什么对策。比如我研究认为，现在已经达到30多万辆的企业到2015年才可能达到200万辆。只有在2015年达到了200万辆规模，我认为才有生存的可能。
　　所以现在30万辆以下企业的兼并重组是最紧迫的事情。比如奇瑞和江淮的合并。
　　蒋一子：另外，我认为，什么机制、体制，过去我们都谈的太多了，我看都没有关系，什么体制都可能搞好汽车业，世界六大公司，有国营公司，有联合公司，有合伙公司。都很成功。
　　主持人：体制不重要，关键什么重要？
　　蒋一子：我认为体制机制不是问题，关键是领导人，吉利如果没有李书福，就没有吉利。企业的领导人，领导人是起着关键的因素，这个问题解决了，一把手领导的领导集团，这个是关键。而不是体制、机制。实际上中国最困难在60年代的时候，虽然是计划经济，而且自然灾害不断，但是把两弹一气搞出来的，汽车的好多自主品牌都搞出来的，都是最困难的时候。

主持人后记：
　　一个8旬汽车老领导的夙愿：自主才有出路
　　中国的汽车业从诞生开始就与无数的争论相随，这是不幸也是万幸。回顾历史，在中国汽车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有那么多与它有深厚感情的人们挺身而出，或献计献策，或身体力行，亲身实践。中国人的汽车梦想正是承载着他们的困惑、坚持和思索慢慢成为现实。
　　2006年在中国汽车业的又一个关键时刻，《映璇车访间》从本期开始将推出系列《思路决定出路》系列访谈，邀请中国汽车业的老领导，老专家，温故探新，与广大网友一起探索中国汽车业未来的道路。
　　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第一章 童年

一、儿时印象
我的祖籍是江苏省镇江市，但我是在 1930 年 4 月 15 日（农历庚午年 3 月 17 日）出生于浙江省兰溪县的。当时我的父亲王懋勤（字勉初）是兰溪县长。我最初的名字叫王元兰。因祖父已逝世，而王家亲戚稀疏，父亲得其诸舅舅的照顾与资助很多，所以我们就按祖母朱家的“元”字辈排行。“兰”是纪念我生于兰溪。上小学时，将“兰”字去掉，即现在的名字王元。待我能记事时，我们家已搬来杭州，住在清波门荷花池头九号一个独门独院里。父亲在省政府任科长。家里除住房与客厅外，还有前后院。前院屋檐下放有一个大水缸，用来接雨水。后院里养了一些鸡。每人一只，我的那只是黑毛母鸡。大家叫它黑老母鸡。记得抗战爆发，全家离开杭州时，将它杀了，我心里难过极了。在我们的亲戚中，我们家的经济比较宽裕，我的祖母，两个姑姑与一个叔叔都住在我们家。我的母亲汪纫秋是江苏宿迁人，忠厚老实。由于我的弟弟王元白，读书时改名王克，只比我小一岁，所以由母亲带他。我是由祖母带大的。祖母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后来我才知道，祖父在四十多岁就逝世了。那时父亲刚十八岁，由父亲外出工作挣钱，祖母操持家务，将一个家支撑了起来。父亲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的伯父与二姑姑在二十多岁即病逝。父亲剩下的姐姐、妹妹与弟弟都是祖母与他很艰难地将他们抚育成人的。
小姑姑与叔叔还受到过中学教育。除王克外，我的大妹妹王元亢，学名王之友，生于 1933 年，小妹妹王元凡，学名王之士，生于 1934 年。我还记得在王之士出生时，有人告诉我：“你妈妈生了一个大美人”。我在妈妈房门口，叫了一声“哇！”，意思是别忘了家里还有我！我是长子，在家里颇受宠，祖母很疼我，父亲给她买的补品燕窝，她总是分给我吃。我在四岁时，就与王克一道进了清波门小学幼稚园。听说我很腼腆。常常独自一个人坐在墙角里咬衣服边，等待着家里人接我回家。王克则非常大方，受到幼稚园的奖励。我父亲给了我几支铅笔，是鸡牌与鸭牌。我一直珍爱地保存到大学毕业后好几年，直到铅笔都破裂了，才将它们掷掉了。

二、搬家
进小学不久，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我们举家迁至兰溪水阁塘乡，借住于蒋家大院。我与王克进入蒋家宗祠办的小学念书。我们家住房的对面就是铁甲山。实际上是一座光秃秃的小山，没有树。我总想爬上去看看，但没有爬过。记得在学校里，王克失手打了我一拳，出了鼻血。在以后的几年中，有时还会流鼻血。随着战火蔓延，我们又乘火车继续内迁。我还记得有一天半夜，在一个月台上等车的时候，看到国军用皮鞭抽打一个逃兵，惨不忍睹。我们由浙江乘火车经江西到湖南，在长沙住了些时候。那时小姑夫冯文启与叔叔王懋勋都在柳州西南公路局做事。我们就继续逃到柳州，住在他们家里。我还记得柳州的风景很美，水果很便宜。在柳州住了一段时候，西南公路局正好有一个卡车队要运货去重庆。我们两家人就分坐在各卡车司机侧座上，经贵阳到了重庆。一路上山峦起伏，绿树成荫。记得经过险要的钩丝岩时，我们全都下车步行至山下的平地等候。我看到山岩下有一些汽车残骸。1939 年元旦，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王元旦，学名王光。我们在重庆住了不久，就遇到日军大轰炸。我们家只能再往乡下搬。先搬到歌乐山，住在半山腰新建的一排房子中的一个套间。这里除了几家人外，前后别无人烟，也少树木，相当孤单。那时父亲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籍登记处长。组织部的一些单位、包括登记处，搬至江北县悦来场乡下。我们家几经搬迁，最后于 1940年落脚到石龙寨。

三、石龙寨
悦来场位于嘉陵江边，对岸山顶上有一个石头围墙的寨子，名叫石龙寨。石龙寨下面就是赵家湾，那里有一大片瓦房。这片瓦房与石龙寨都属于朱典常所有。赵家湾的房子租给了组织部在乡间部分办公使用。石龙寨的后院由朱典常自家住，前院有八、九间房子，则租给登记处几个领导住。石龙寨是一个由石头墙围住的城堡式建筑。有两个石门洞，里面建筑颇讲究，约有二十多间瓦房，其他空余地方，种有各种果树，如桂圆、橘子、广柑等，还有一个供休息的小亭子。北城门旁有一个水偃式的水井，水深时，约有二三米深，水浅时，还不到一米深。有石级可达井底，井的四周长满青苔与灌木。听说不管多么干旱，井都没有干过。我们家住在前院的三间朝南房中。中为客厅，两边各有一间住房，厨房在外。房子四面有窗，夏热冬凉，不适宜居住。但房前的院子很开阔，有四株很大的桂花树。秋天桂花开放时，香飘万里。天晴时，站在寨子边上，可以隐隐看见北培与重庆机场。寨子里有一条狗，叫“乌驹”，很凶恶，我们很怕它。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死掉了。那时生活极苦，吃的是有霉味的平价米。米里有很多杂物。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仔细将米中杂物挑出来，然后才煮着吃。穿的则是平价布。晚上，我们看到父母坐在灯光微弱的桐油灯下为我们兄弟姐妹缝衣服，过得很和睦。生活条件艰苦，从而我们常常得病，例如疟疾，痢疾，疥疮等。我记得之士得过严重的痢疾，骨瘦如柴，父母都觉得她可能不行了。但终于又慢慢地好了起来。那时家里只有一瓶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丸，不久就吃完了。乡间缺医少药。总算上天保佑，我们每次都战胜了病魔，大人平安，孩子们都长大了。到重庆后，祖母与叔叔王懋勋就跟小姑夫冯文启一家一起过了。他们搬到大西北去了，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才见面。祖母与母亲在表面上是很客气的。母亲称祖母为“娘”，祖母则称母亲为“少奶奶”。但实际上，母亲并不舒畅。自从她嫁到王家后，一直未成为真正的女主人，由祖母主管整个家。因那时二姑姑王懋临，小姑姑王懋喜与叔叔王懋勋还未成年，需父亲抚养。大姑姑王懋安虽已出嫁，但生活不宽裕，需父亲给予资助。母亲向往着新式小家庭，所以对现状感到不满。祖母是个很聪明的人，她当然会意识到这一点的。在条件改变时，即小女儿独立成家及小儿子工作后，她就选择了跟女儿及终生未婚的小儿子过了。从此以后，就一直待在女儿的家里了。我觉得这是现实造成的局面，还不存在是非问题。

四、小学回忆
由于战乱，经常搬迁。我已记不得一共转过几次学了。在我十岁时，即 1940 年，我才开始正规地进了小学。在逃难的颠簸途中，父亲抽空教我语文与算术，所以学业还没有完全荒废。我与王克一同进入了赵家湾小学五年级。实际上，这所小学是组织部职工自己办的。自己职工任教师，学生大部分也是职工子弟，也有当地平民与农民的子女，很不正规。我们每天早晨去上课，下午就玩玩。我常常跟几个同学一起去抓青蛙，摸鱼，劈甘蔗。我还敢抓住蛇尾巴，抖一抖，它就不动了。同学不多，居然有几个人在几十年后又在不同场合之下碰面了。例如杨志宏，他家是逃难来四川的，在悦来场开了一家小药店，以后进了上海交大，毕业后在纺织研究院工作。杨定言（女），在重庆参军，曾在总政文工团当演员，后转业至北京文物局工作。她长得很清秀，脖子较长，很活泼，同学叫她“长劲鹿”。刘惟贤（女），会画各种京剧脸谱。西门露沙（女），她是西门宗华的女儿，生于莫斯科，
比较洋气，以后考取了清华，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她们三人都是父亲的同事或她们的亲戚的女儿。另外，还有谢正荣，是一个裁缝的儿子，现在台湾定居。还有由北平随家逃来四川的乐安中，以后一直留在了重庆。登记处科长高越天的儿子高子曼也是同学。高越天是父亲终身的朋友。直到晚年，她们还互相关心着。高子曼也进了浙江大学，与我同届毕业，以后在全国政协时，曾有一届我们同编在一个组里。我记得我接受一个新的数学概念总要比别人慢一些。这一年，我们学到了分数。我就弄不清楚为什么在分数加减时，必须先通分？这反映了我不了解分数的含义！我不愿意盲目地死记硬背，套公式，而是要弄清其中的道理，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一旦弄清了道理，就掌握得比较牢固了！例如为什么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二？恐怕至少过了半年，我才逐渐明白了。原来一张饼切成两块，其中的一块就等于将一张饼切成四块中的两块。因此，将分数的分子与分母同乘一个相同的非零数之后，分数是不变的！这样一来，分数的运算规则就自然清楚了。1940 年冬，父亲借来了一本儿童读物“爱的教育”。由他读给我听，慢慢地，我就能自己读了。我被书中充满了友爱的情节深深感动。人是需要爱的，也应该施爱于人。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小说。1941 年秋，我与王克去寨子里的水井为家里抬水。两个妹妹与王光也跟了去玩。王光不慎掉进了水井。那一年的夏天，我与王克刚开始在乡下的一些堰塘里泡过几次水玩，还不能漂浮起来，更不会游泳。
我立即跳进了水里，幸好水只有齐腰深，我把他抱了出来。2005 年，我曾两次去重庆出差，都去石龙寨看过。原来的房子都被拆掉了，围墙也只剩下墙基，一片荒凉。只有几间简陋的后盖的房子，住着几家农民。水井却完好如初，一次遇到枯水，一次遇到涨水。1941 年秋，我与王克转入较正规的高峰寺小学六年级读书。学校与我们家隔着嘉陵江。我与王克住在学校里，那时我才十一岁。起初每个周末，父亲来校接我们回家，星期一再送我们去学校。后来，我们就自己回家了。记得校长叫周赟，我们背后叫他“周文武贝”。有一次我得了病，高烧不退，已经神志不清了。幸好周校长懂中医，多亏他给我开了几付中药，使我慢慢地痊愈了。我记得语文老师会做新诗，我也跟着学。我觉得新诗就是将散文一句一句分开写。算术老师是个姓朱的女老师。她教我们“四则杂题”，其中最典型的是“鸡兔同笼”问题。例如一个笼子里装有鸡与兔子共8只，它们共有20只脚，问鸡与兔子各有多少只？我不愿意套用老师教的解题公式，这是因为我不明白公式的来由！慢慢地，我想到了，如果8只都是鸡，那么应该是 16 只脚，可见一定有兔子，于是减少一只鸡，即 7 只鸡与一只兔子，这时共 18 只脚。若再减去一只鸡，即 6 只鸡与 2 只兔子，这时正好 20 只脚。我就是用这种笨的推移法来求解这类问题的。这时再回过头来看看书上的公式，其实就是这种推移法加以形式化而已。我逐渐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对于一些没有公式可套的四则杂题，我也会求出解答了。每当我有了新的体会，总给我带来莫大的喜悦与满足。我实在不会做的“四则杂题”就去问父亲。有时他想了几天，居然总能解决。但深究一下算术的道理，他就说不清了。父亲很聪明勤奋。我当时只知道祖父很早去世，父亲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靠自学成才。以后我看了他的日记摘抄，才知道他只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1942 年夏天，我小学毕业了。这年夏天，我学会了游泳，即学会了在水中漂浮起来，并划几下。

第二章 中学 
一、二中记忆 
二、市立六中 

第三章 大学

一、转机
1948年秋，我进了位于浙江省金华的英士大学数学系，弟弟王克进了物理系。一到学校，我就感到很失望，这里没有正规的校舍，亦无甚图书与设备，课也开得很不齐全。数学系的数学课只有一门“微积分”，由赖老师教，他每周由上海来金华教四节课。他用的书是萨本栋著的《微积分学》，这本书只着重于计算，
跟中学数学差不多，一点难度也没有。只有化学课，我还有点兴趣。我抽空温习了一下中学的课本，觉得很容易，理解得比原先深透多了。这时，我很愿意多学一点东西，但可惜没有什么课可听，也没有参考书可以借阅。
那时，我的外祖父母已从南京搬来金华乡下小姨父倪廷生的长兄家住，我们去看望过他们。
到校约两个月后，就放寒假了。那时中央研究院在忙于“应变”，总办事处由南京迁到了上海，我们家亦随之迁往上海。小姑父冯文启一家住在杭州，我的祖母及叔叔王懋勋跟他们一起过。寒假开始，我独自去了杭州他们家，打算小住几日即去上海回家看看，王克则留在金华。
那时，父亲跟很多人一样，对前途感到茫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认为我与王克应该留在学校里，跟学校同进退。所以，他写信到杭州，叫我不要去上海，赶快回金华，跟王克在一起，我就立即返回了金华。
不久，父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举家一起迁往了广州。这时，他突然改变主意，不断写信来，催促我们兄弟立刻去广州，以便在中山大学借读。叔叔也来信要我们尽快去广州。在父亲的信中，还附有他托教育部领导给英大校长的信，请他们设法带我们一起去广州。另外，还附有一封给他在中研院的上司钱临照代理总干事的信。如果我们留下来，则请他给我们以帮助。
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兵败如山倒，看来气数已尽了。走还是不走？又听说清华、北大均已恢复招生上课，所以，我觉得还不如留校等待解放，再全家团圆，然后重新参加高考来改变我们的处境。因此，我觉得父亲最初的想法是对的，我决定留下来。王克听随我的决定，无甚异议，我们就一起留在了金华。
那时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学数学的人出路很差，于是，我决定在重新报考大学时，要报考工学院的化工系。夏天，我与王克一同去了上海参加高考。我们还抽空去中研院看望了一下钱临照。他正在整理书籍，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北上，去北京大学教书。他很关心我们，并承诺可以给予我们经济资助。
见报载，我们都被列入录取名单，但未标明录取的学校。这时，浙江省人民政府对英大也有了决定，将英大理学院与工学院的学生全部并入南方最高学府之一、青年人向往的东方剑桥浙江大学继续就读。这真是交了好运！于是，我们兄弟随学校到了杭州浙大，与我们一起去浙大的有英大数学系的周先意与江正荣。江正荣去浙大后，转入了工学院土木系。

二、全心投入
浙江大学位于美丽的杭州，人杰地灵。尤其是她拥有一批著名学者，如数学系的分析学家陈建功，几何学家苏步青，物理系有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生物系有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遗传学家谈家桢，化学系有有机化学家王褒仁等。数学系还有刚从美国回来的分析学家卢庆骏，代数学家曹锡华，从英国回来的拓扑学家张素诚，以及原来就在系里的钱宝琮，徐瑞云，白正国，叶彦谦，郭本铁等。年轻助教有谷超豪、张鸣镛、林振声等，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我能进入到这个集体之中，真是感到万分幸运。
在英大时，我基本上没有上过几天课。到了浙大之后，是重上一年级，还是接着上二年级呢？当时浙大数学系分本科与师范两个科。有一位师范科的老同学邓金初出于关心我，曾多次劝我从一年级读起。我这个人是不服输的。我当时留在金华，不去广州的原因之一是我强烈地盼望依靠自己的奋斗来改变面貌，而不愿意靠父亲的提携转入中山大学。
我想，我之所以落到英大，主要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两年没有好好学习，美国电影看得太多了，并不是我太笨而考不上著名大学，现在我要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我倒要看看能不能跟上。如果实在不行，我就转系去工学院。于是，我们兄弟决定都从二年级开始学习。
那时，数学系一共只有十几个学生。我们班共四个人，我与周先意是从英大转来的，孙和生是原来浙大数学系的，还从工学院转来一个杜庭生。本科三、四年级各两人，即董光昌，厉则治，郭竹瑞与郭方柏。师范科几人，1949年即停止再招生。一年级学生最多，约七、八个人，有黄纪青、盛骤、金正道、孙玉麟等。1950年，又来了研究生龚升，夏道行与胡和生等。
这一年，我一共选了九门课。慢慢地，我了解了浙大数学系的传统，以及数学与考试的方式。这里的老师讲课不带讲稿，全凭记忆讲，学生记笔记，大部分课没有教科书亦不发讲义，习题很少。考试题目大都是课内讲授过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学过的定理。因此，你只要将学过的定理证明之逻辑推导弄清楚，并将证明过程记住，就可能考一百分。这下我心中有底了，只要我用功肯定就行，于是我决定放弃一切爱好，专心一致地投入到数学学习中去。
课程中最使我感到困难的是“级数概论”这门课，这是卢庆骏根据陈建功的讲义来教的，陈建功的讲义主要是根据克诺柏的书编写的，未发给学生。听老同学说，这门课是浙大数学系的精华。“级数概论”一开始就讲实数序列的收敛，引进了 的概念与 的概念。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概念，它严格地定义了“无穷大”与“无穷小”的概念。这与过去我熟悉的直观性很强，且以计算与技巧为主的中学数学与微积分是完全不同的口味与层次的数学，即与我习惯的东西不一样，需要改变思维。我开始领略到了数学的严格性。我记得起初做的习题，张鸣镛几乎都判我有错，经过反复的思考与体会，才慢慢地逐渐明白及习惯了。老同学告诉我，在浙大数学系，你只要弄明白什么是“均匀收敛”（或“一致收敛”），你就算毕业了。在学到“均匀收敛”时，我知道了所谓均匀收敛就是 的选取与区间中的点无关，也就很快地接受了这个概念，而未感觉到困难。
另一门感到困难的课程是郭本铁教的“高等代数”。
他希望讲些比较具体的材料，所以他主要讲“矩阵论”。我觉得味道跟中学数学完全不同。矩阵是什么？样子很像行列式。过去中学里学的行列式表示一个数，所以只涉及计算技巧。现在矩阵却是抽象地满足一些运算规律的数之长方列阵。平面几何虽然也是以公理为基础，但那种公理都是很直观的。而这里的公理却没有直观支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才逐渐弄明白。
其他课程还有卢庆骏的“高等微积分”，他是以奥斯古德的书来教的。有物理系同学旁听，学生较多，由谷超豪任助教，内容偏计算。白正国给我们开了一门“座标几何”，这是根据苏步青写的讲义教的。这两门课的味道跟中学数学差不多，学习得都很轻松。至于“常微分方程”课，完全是计算技巧，跟微积分的味道一样。
当时系里的老师也多次讨论过教改，决定将“方程式论”改为“初等数论”课。由卢庆骏教，他自编讲义。因数论的对象是整数，而且课程进行得很慢，所以未觉得困难。
经过大学二年级的拼搏，使我接触到了与中学数学完全不同口味的数学，我了解到什么是数学定理的严格证明及 语言与矩阵等概念的内涵。门门数学课，我都得到了高分。只有选修的一门物理系的“理论力学”课，我的成绩较差。理论力学就是要将一个个实际力学问题，根据牛顿定律，列出它们满足的常微分方程，然后求解这个微分方程，有点像用代数方程求解平面几何问题的味道，即“解析几何”。但我常常会将微分方程列错。由于“理论力学”课学得不好，这导致了我对物理学产生了恐惧心理。我觉得我不适宜从事跟物理相关的学问，但我对数学却充满了兴趣与信心。那时，我已是系里较受到注意的一个学生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决定我要一辈子搞数学，不再考虑转系的问题。王克在物理系成绩很一般，一年后，他转入了航空工程系。

三、小插曲 
进入三年级，陈建功亲自给我们上“复变函数论”课。他是按照梯其玛希的书教的，该书的第一章为普通分析，所以从第二章讲起。经过“级数概论”课的训练，所以我未觉得有困难。我们很喜欢听陈建功讲课，他常常在讲课中讲一点故事，使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徐瑞云为我们上“近世代数”课，她是按范·德·瓦尔登的书教的。我开始接触到群、环、域的概念，由于经过了初等数论及矩阵论的学习及她讲得很慢，所以也不觉得难懂。
其余时间，我都基本上用来自学。这时，我对学习非常主动自觉。我感到自学比听课的效率高得多，也更加踏实得多。实际上，在课堂上听课，只能听懂一点点，仍然要靠自学之后，才能真正弄明白老师讲的东西。我常常嫌老师讲得太慢，有不少空余时间可以用于自学，我自学了哈代与赖特的《数论导引》。
有一件事值得记述一下：有一次“复变函数论”考试，陈建功出了一道书外的题目，问当 时， 是什么性质？当 由不同方向趋于 时，函数趋限的情况是不同的，从而我判定 是 的本性奇点。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做对了，我得到了陈建功的赞赏。由于他在系里多次谈起这件事，所以我在系里受到了重视。
快到放暑假时，学校组织学生进行体格检查。经过肺部透视，说我患有肺结核病。学校将患肺病的同学集中住在一起，大概是在一个大教室，这时已经放暑假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有病的同学，每天郁闷不乐，思想包袱很重，后来主动退学了，听说不久就去世了。我并未在意，照常用功读书。后来多次检查表明，我并未患肺结核病，这次检查结果属误诊。

四、自学
老同学告诉我们：陈建功与苏步青倡导的四年级学生的“数学讨论班”是浙大数学系的精华。浙大“数学讨论班”分甲种与乙种。甲种讨论班由指导老师给每个学生指定一篇数学论文，乙种讨论班则由老师给每个学生指定一本数学书，交给学生自己去阅读，然后由学生轮流上讲台讲，老师听讲并提问。当时我们班只有四个学生，所以每个学生每学期要讲四、五次。这是一种有指导的自学，它不同于自流地自学，那样很容易有不踏实之处。这种学习方式比老师讲课，学生听课记笔记、做习题，当然是高了一个层次。学生由“被动”地学习变成了“主动”地学习，学习的积极性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在这个阶段中，学生间的能力之差距拉大了，这也是一个数学系学生由学习走向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过渡阶段。老师从讨论班中，可能发现有攻坚能力及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即有可能培养成数学家的学生。
我记得最后一年选课时，理学院院长谈家桢要我多选些课。我告诉他，我还是希望多点时间自学，他表示理解与认可。我选了陈建功的“实变函数论”，白正国的“微分几何”，卢庆骏的“概率论”与张素诚的“拓扑学”。“实变函数论”是陈建功自己写的讲义，他将讲义发给了学生，后来出了书。“微分几何”课用的是苏步青写的书，这两门课都不算难。卢庆骏的“概率论”是他自己写的讲义，他是用英文讲的，内容与我在中学时学的组合概率概念不是一回事，这是建立在测度论基础上的现代数学。张素诚的课大体上是按照莱夫西茨的小书教的。当时中国的数学还很落后，懂得概率论与拓扑学的数学家屈指可数，恐怕只有北大与清华可以开设这两门课。浙江大学是第一次开设这两门课，我能在大学时听到这些内容，应该是很难得的。由于经过了两年的学习，所以并未感到很困难。
卢庆骏给我指定了一篇温纳关于傅里叶分析的文章，有一百多页，以及一本英格姆的名著《素数分布》。温纳的文章，我不能读懂，就暂时放在一边了，而全力读英格姆的书。虽然当时我已被判为肺结核病疑似，但我竟然在暑假中将英格姆的书读完了，而且还记了详细的笔记。我感到解析数论真是美极了。自然，我的报告得到了卢庆骏的好评。四年级下学期，我在张素诚的指导下，学习并报告了爱伦贝格与麦克莱恩关于代数拓扑的系列论文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张素诚的好评。我对这部分工作只是形式上了解，对其实质并不明白。但我对拓扑课却很感兴趣，我感到点集拓扑部分的乌理松定理真是美极了。
经过讨论班的一年学习，使我建立起我有能力自学数学的信心。当时浙大的一些老师，常常将他们希望学习的论文先手抄下来，所以在毕业前，我也手抄了一些拓扑学的文章，以备如果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没有图书杂志的地方去工作，我还能自学一阵数学，我那时已坚定地建立了将数学作为我终生事业的决心。
毕业前，我建议请名师来给我们作学术报告，以便毕业后自学。我记得苏步青应邀讲了“微分几何”，他是从罗巴切夫斯基几何讲到芬斯勒几何，张素诚作了“球的同伦群”报告。
我深为系里老师的勤奋所感动，印象最深的是陈建功与苏步青。他们那么大年纪了，还跟年轻人一起组织“数学讨论班”学习。他们从字母开始学习俄文，直到能翻译出版苏联的数学教课书。其实当时陈建功只有50多岁，苏步青才40多岁，在今天看来，还属于中年数学家，但在当时就觉得他们是很老的人了。我与龚升、夏道行、胡和生、董光昌与郭竹瑞等学长接触较多，常常在一起聊天，学习他们的经验。在同学中以自学为主的，似乎只有孙玉麟与我二人，他比我低一年，是从上海纺织学院转学来浙大数学系的。我们的学习方法完全不同。我记得他经常借一大堆杂志与书，读得很快。我却读得很慢，弄清楚了之后才往前继续读下去。当念不懂时，我就停止阅读了。例如温纳的文章，才读了一、二页就放弃了，原因是读该文需要先读一本傅里叶分析的基础书，而我缺乏这方面的基础。
当时二年级的同学有魏道政、宗月娴等，一年级的学生有石钟慈、许永华等。我也常常去影响他们，向他们介绍数学，有时他们听得都忘了睡觉。

五、课外生活 
刚进浙大的第一年，我还参加过学校的小提琴队，偶然看过电影。我记得第一次看的是《新儿女英雄传》。中学时，我很想看看《飘》，但没有机会。在杭州放映《飘》时，我已没有兴趣去看了。我逐渐放弃了所有的业余爱好，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学学习中去。
除学习数学外，我参加过学生会举办的理发学习班，往后就以理发来赚一点点钱买文具与肥皂。到了四年级，由于国家急需人才，浙大办了一个水文训练班，系里要我给训练班的学生批改数学作业，这时我的收入就丰厚多了，可以用报酬购买衣服与鞋子等。我对学生的要求很严，就像张鸣镛批改我的习题那样来批改他们做的习题。
我们家随中研院总办事处搬去了台湾。邮局很好，总能将彼此的信件辗转寄到。当父亲及家人得知我们兄弟进了浙大，万分意外、高兴与激动。我们兄弟也得到父亲辗转托人从香港寄来的一次钱，及圆规、三角板等。
1952年，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优良，经陈建功与苏步青推荐，由国家统一分配我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离开浙大前，陈建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我们嫁出去的‘女儿’，好好跟华罗庚学习，他是中国最好的数学家。”

第四章 结缘数论 
4.1 初到数学所 
4.2 无缘泛函分析 
4.3 华罗庚招徒 
4.4 “数论导引”讨论班 
4.5 “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 
4.6 得力助手 
第五章 筛法 
5.1 “要有速度， 还要有加速度！”
5.2 (3，4) 与 (1，4)R 
5.3 (1，3) 50
5.4 “顺手牵羊”
5.5 中国解析数论学派 
第六章 应用数学探秘 
6.1 投身应用数学 
6.2 矿体几何学
6.3 线性规划 
6.4 伪蒙特卡罗方法 
6.5 华王方法
6.6 《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书评 
6.7 缘由 
第七章 重回数学 
7.1 选择新的研究领域 
7.2 推广施密特的结果 
7.3 《代数数域上的丢番图方程与不等式》书评 
第八章 涉足数理统计 
8.1 缘起 
8.2 《统计中的数论方法》书评 
8.3 影响 
8.4 君子协定 
8.5 终点与起点的重合 
第九章 数学史浅尝 
9.1 《哥德巴赫猜想》 
9.2 华罗庚的提纲 
9.3 《华罗庚》 
9.4 《华罗庚的数学生涯》 
9.5 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