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同（作者为原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副总工程师）

我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路工专业，包含铁路、公路、机场，简称“铁公机”，戏称“铁公鸡”。当年都算是紧俏专业。我们一个班5个人，毕业的时候4个分配到铁道部（包括我），还有1个去淮河治淮。20世纪60到70年代，我参加了援建坦赞铁路工作，任中国铁路勘测设计队副队长、总工程师，坦赞铁路工作组副总工程师。因为当时我正值壮年，职位又比较承上启下，所以可以说是健在的人中能提供较多、较为全面的回忆资料的人了。

坦赞铁路的援建背景

坦赞两国独立后，急需修建一条自主的铁路通道，即坦赞铁路，以发展民族经济并支援南部非洲诸国的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寻求帮助，均遭拒绝。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马里通过记者向世界发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65年2月，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访华，他害怕遭到当面拒绝，并未直接提出援建请求，刘少奇主席主动问起后，他激动地说：是的，我们急需这条铁路。
对于中方来说，我国当时建交的国家仅30多个，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后的调整时期，且和苏联关系僵化，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撤走了，我们面临的困难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如此，我国领导人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宽阔的国际主义胸怀，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关系重大的铁路。

1975年10月，坦赞铁路接轨通车并开始试运营
1967年9月，坦赞两国派出政府代表团到北京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
修建铁路是一项多专业的系统工程。坦赞铁路横跨东部和中南部非洲大陆，同时必须穿越世界最大的裂谷带——东非大裂谷带，地震烈度高达9度，且气候变化很大。岩层风化破碎很严重，地形很不规律，“山不成脉，水不成系”。另外，坦赞铁路是从沿海平原海拔0米开始，升到200多米接近300米的高度，再升到1200米的高原，相当于有1000米的落差。加之铁路标准和我国不同，使得这条铁路不仅工程量大，而且技术难度也非常复杂。
坦赞铁路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对外援助成套工程项目之一。自1970年第四季度开工，至1976年7月，历时5年8个月全面建成，于1976年7月14日由中国政府向坦赞两国政府办理移交并投入正式运营使用。铁路的设计图纸是我亲手移交给对方的，装满了整整两节火车行李车厢，恐怕有几吨重。
我们在坦赞铁路建设最高峰的时候投入了1.6万人，而在国内完成类似的工程可能都需要上百万人，因为国内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算人次是5万人次，加上雇的当地人，一共投入约10万人次。建成后的长度是1860.5公里，加上车站的线路和联络的线路，整个延续的长度有2200公里。就按1860.5公里来算，也差不多有从北京经上海、金华一直到南昌这么远。
同时，我们投入的工程器械设备的数量也非常大。我们在国内参与修建过一二十条铁路，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坦赞铁路那样装备齐全，一次性建成的完整的铁路。我们为它配备了所有的办公设备，甚至连垃圾桶、票夹子都配了，光给坦赞铁路局配的办公家具就接近1万件。当然，铁路运输的车、机、工、电各个部门的用品也都配备齐了。

拿出比《英加报告》更好的勘测设计方案

坦赞铁路建设期间，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团共举行了八次会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70年7月9日到12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会谈。这次会谈不仅确定了我们援建坦赞铁路的贷款期限延长到30年，以及坦赞铁路的列车采用空气制动和真空制动两种制动方式，还审议批准了勘测设计报告。

作者在接受访谈
审议勘测设计报告涉及的事情很多。坦、赞两国负责审议的专家都是酋长的孩子，既有地位又有钱，都曾在英国的名牌大学留学。他们对坦赞铁路的选线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不可能选出比《英加报告》更好的线路（《英加报告》是1965年以英国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得知坦赞两国领导人请求中国援建的动向后做出的一份报告，但考虑到工程浩大，美、英、加三国都不愿意援建）。
参加审议的时候，我们就3个人，而对方来了很多人，计算器都放在旁边。我们进入会谈现场，看到这架势还是蛮惊人的，但我们也不怕。为什么？我在选线的时候研究过《英加报告》，发现它有很多问题，主要是标准太低，而且选的线路有些地点容易发生事故，不安全。而我们的报告是基于实实在在的勘测设计，并且我们把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尽可能地做到了最好。中国人是有能耐的。审议时，对方好像考官考学生一样，问我们的一些问题都是学校里老师上课讲的东西，真是让我们有点受不了。对方甚至问，你们桥梁用什么公式计算的。那时我心里想，他们怎么提这种问题？看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中国技术不行，对我们也不信任。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也不能怪人家，终究人家是留学西方的，对我们不了解。作为专业人员，共同语言还是有的，只要一步一步跟他讲，让他理解接受就好了。就这样慢慢谈，从晚上6点多钟谈到第二天凌晨快1点，才把勘测设计报告审议完。当时赞比亚四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也来参加了审议，他本来抱有成见，但看了我们的报告后，发现《英加报告》没得比，我们的要好得多，就改变了瞧不起中国的看法。他当时这么说，我们对你们真是不了解，因为我们接受的都是英国教育的一套东西，都是拿这一套东西来看待中国，你们能做得这么好，我们感到非常赞赏，很佩服。
在第四次和第五次会谈中间举行了两次开工典礼，1970年10月26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一次，28日又在赞比亚卡皮里姆波希举行一次，中方是方毅同志带队参加。周总理事先和坦赞两国总统都沟通过，希望不要搞得太大，但是他们搞得非常隆重，博茨瓦纳总统、扎伊尔总统都来参加了。

上图：用架桥机架桥；下图：1970年10月开工典礼现场，照片中的隧道是坦境内的第一座隧道，名称是“瓦加玛隧道”

因地制宜妥善解决各类问题

我国派往国外的人员，都要求三个过硬：业务水平过硬、政治素养过硬和身体素质过硬。在国内，我们经过学习班学习，学习包括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涉外纪律等，普遍都是抱着为国争光和为受援国出力的心情去的。
1968年第一批出国的人员登上远洋轮，船行至马六甲海峡附近时，美国的飞机和台湾的军舰向我方迎面而来，进行挑衅。我方出国人员和船长商量后决心以勇对敌，一起站在甲板上手举国旗，高呼不怕牺牲、保卫祖国的口号，船长开足马力直冲过去，对方舰艇在我方气势下避开了。
我们在铁路选线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问题。举个例子，坦桑尼亚有个塞卢斯野生动物园，这个地方山形很不整齐，水流非常乱，因此我们在这就要选一条水流比较归拢、河道比较整齐、不至于造成山体坍塌的线路，做了很多方案。有一天，有个英国人来驻地，告诉我一些中国人打死了动物，破坏了野生动物园保护动物的规定。他还用比较重的口气讲了一句话，说已经把这件事报告了坦政府，今后不允许中国人再来这个地方，铁路也不能往这边走。我告诉他，我们了解情况后，会妥善处理并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个英国人很生气地走了。我马上用报话机向负责勘测这一地面的坦总队一分队了解情况。一分队的同志告诉我，在他们勘测的过程中来了一群野羊，大家拿着测量的花杆把羊群轰走了，大家也没把这当一回事。这和英国人说的差距很大。于是，我立即找到仲曦东大使，向他汇报了英国人告状的情况和勘测队说的情况。仲大使听了也很着急，立马就去找坦交通部长卢辛迪。仲大使去了不到一小时就回到使馆，马上让我去见他。仲大使告诉我，他同卢辛迪说这件事后，卢辛迪马上回答说，“我们相信中国朋友。你们愿意让线路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坦桑尼亚就是有那么一些人，爱动物胜过爱铁路。”卢辛迪的这三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可以看出，坦政府从总统到下面的官员，对我们修建坦赞铁路确实是非常信任的。仲大使讲完后，我心里就有底了，表示会尽量把这条线路定好。由于线路和野生动物园有关，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后来修建青藏铁路一样，在很多地方留了口子，让野生动物可以来回穿过。
我们还遇到一些工程上的困难。基本的线路选线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走山脊线，一种是走河谷线。但姆马段“山不成脉，水不成系”，没有办法照搬这两种选线方法。而且，姆马段没有现成的地图，我们需要测量大面积的地表地形，还要弄清地下的地质情况。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根据不同地形、地质特点和当地环境来确定路线的特殊选线方法，既不走山脊线，也不走河谷线，此前在我们铁路史上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和同事讨论后形成一个思想，我后来也是坚持按这个思想办，就是线路尽量做在坡底，不要做在坡上。如果把线路做在坡上，由于山体风化特别严重，一旦发生大面积的泥石流，整段铁路就会垮掉。除了避开严重不良的地质地段，线路要尽量走在一个稍低的河谷里。

左图：1992年，坦赞铁路技术合作期三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在赞比亚总统府合影，第二排左第二人是陆大同；右图：1971年陆大同摄于赞首都卢萨卡
这样选线也有问题，因为这里水流不是很通畅，千百年来山坡的植物、岩石、泥土等都沉积在水沟里，形成了沼泽，我们称之为软基，就是说，地基是软的。这对铁路的稳定造成了威胁，铁路不稳是要翻车的。所以施工单位去了以后，根据地质特点提出了治“三烂”——烂泥塘、烂隧道、烂桥基。修隧道就要打洞，打洞不怕石头硬，就怕石头软造成塌方。建桥基时要先修沉井，要往地下延伸很多，淤泥积起来有十来米厚。所以施工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姆马段修通，得先把“三烂”问题解决好。
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单位要和施工单位配合紧密。因为勘测设计的时候不可能为每个桥墩的地基都做钻探，只能代表性地钻探，但是施工的时候要大面积地开挖，所以在施工过程中经常会改变方案，这就要修改设计图纸。这项工作当然由设计单位来做。我们就叫设计配合施工。由于时间很紧，常常施工人员一边施工，另一边设计单位马上设计图纸，然后交给施工人员。有的地点还要改变工程，本来应该填土的，但下面淤泥太多，只能改为建桥，这样只要打下桥墩就行了，而填土的话，那么大的面积容易沉陷。
那有没有填土的地方呢？有的，在一些地段就采取另外一种办法——“柴排”。这是施工队的一种工程方案，比如某一处是软基，但软基不是太深，也就是两三米或三四米，那就捆一些原木放上去，在旁边再挖一些沟，之后填土。我们在国内听老人讲过，松木在水里千年不腐。非洲的木头也有这种特点，泡在水里不会腐烂。当然我们还会采取其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我们设计人员和施工单位一起研究出来的。
姆马段是我们修坦赞铁路特有的技术难题，我在国内修了差不多二十年的铁路都没有碰到过。铁道部为此挑选了在山区修路最有经验的第二工程局，组织了三个施工队伍，可以说是尽了全力。

左图：作者（右一）参与的三国第八次会议，地点为赞卢萨卡；右图：坦赞铁路工程人员在赞比亚的新卡皮里姆波希站合影，左一是陆大同，其他为国外领导成员，摄于1976年7月（作者提供）

坦桑尼亚给中国勘测队发放枪支

1968年，我们有个叫李锦文的工人在野外作业时被一头独行的野牛顶伤。尼雷尔听说后，立刻作出给中国勘测队发枪支的决定。这是一个重大的举动。有些西方人就说，新中国政权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尼雷尔总统怎么能把枪支发给中国勘测队员呢？这个决定说明了尼雷尔充分相信中国政府，相信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我认为这是史无前例、国际上独一无二的事情，我忘不了这件事。
我们配了枪以后，对枪的管理很严格，采取了几项措施，比如枪有长枪，有短枪，长枪发给工人，找原来在国内参过军、拿过枪的工人来负责管理，短枪发给干部。总的一条原则是，只有在真正受到野兽侵袭、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用枪自卫，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能用。这是作为严格的纪律来执行的。我们到一定的时间都要检查枪是不是完好，子弹是不是齐全。如果子弹少一颗，那颗子弹到哪去了，什么情况下用的，都要讲清楚。因为管理得非常严格，我们没有因枪而出过任何事情。
我在姆马段的原始地带勘测时就带着枪。有一天晚上，我们背着行李、带着干粮到了一个地方，就地躺下休息。不久，我们看到远远的山头上有一对像灯一样发亮的东西，好像是野兽的眼睛。野兽是很怪的，成群的还好，最可怕的是离群的孤兽。一个同伴拿起枪来准备放。我就说等等，看情况怎么样再说。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打准，万一打不中可就糟了。还有一个顾虑是，如果不是野兽的话，放枪就不应该了。后来我们发现那对眼睛慢慢往下移，再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所谓的野兽眼睛原来是两颗星星！
除了野兽之外，当地对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威胁就是车祸。我们国内的开车习惯跟坦桑尼亚不一样，我们是靠右侧行车，方向盘是左舵，而坦桑尼亚是靠左侧行车，方向盘是右舵。另外，坦桑尼亚的道路情况很不好，当时的大北公路是从赞比亚开往达累斯萨拉姆的唯一通道，是沙石路面。
车祸一般发生在超车的情况下。我们的车都是国内运来的，方向盘在左侧，而坦桑尼亚是左侧行车，因此在超车的时候，我们的司机看不到对面来的车。而且当时大北公路上跑的车大都是60吨的大货车，车身有二三十米长，车速也很快。当地司机不会因为你超车而放慢速度，所以超车时就要比大货车开得更快。这样，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刚超过去对面就来车了，根本让不开，而且因为是沙石路面，大卡车一开就沙土飞扬，把视线全部都挡住了，看不见对面来的车。
当时，严重的车祸有好几次，一次就牺牲几个人。我们在援建坦赞铁路过程中牺牲的同志，有因病牺牲的，有在工作中牺牲的，但总的看因车祸牺牲的比重是最大的，占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还有疾病的威胁，特别是疟疾。疟疾在非洲很普遍。当地的疟疾和我们国内的不一样，叫作非洲疟疾。我们国内的疟疾用奎宁就可以治，但奎宁对非洲疟疾起不了作用，需要特殊的药物。后来国家专门找研究部门研制出治非洲疟疾的药，叫青蒿素。得了非洲疟疾打摆子，并不是打一次就完事，有的人一年内要打好几次摆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一发烧都是四十多度。当时我们都有驻队医生，在施工期间还从国内铁路医院抽调比较好的医生，配套建了两家大医院，一个在达累斯萨拉姆，一个在姆皮卡。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疾病预防工作。但是带了疟疾病菌的蚊子是防不胜防的，有的人还是经常打摆子，可这些同志真是不错，退烧以后马上出工。
在铁路建设中因工程、疾病、车祸等牺牲的援外同志共有69人，他们长眠在坦赞大地上，我一直深深怀念他们。

援坦中国专家公墓

三国人民共创坦赞铁路语

修建过程中，也有一些非常感人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叫伊法卡拉的小镇，镇上有一座小房子，没有门，只有一个牌子挂在木杆上。我们就过去看看，结果发现这是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比我们现在一些贫苦偏僻地区的小学还要差得多，没有正规的桌子，只有土台，没有黑板，只在墙上涂了一些黑的油漆。我们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进去的时候，学生正好在上课。有男孩子，有女孩子，大概二三十个。我们先跟老师介绍自己。翻译告诉我们，老师知道中国，但只知道中国在亚洲，不清楚具体的地理方位，学生更是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个叫中国的国家。这时，老师让学生们站起来。学生都很自觉，光着脚站起来，有的拿破脸盆，有的拿铁罐。老师让他们排好队之后，他们开始唱歌，唱得非常好，有主调，有和声，还有人敲盆、跳舞。这等于是欢迎我们。我们和老师进一步交谈时，老师说，政府告诉他们，中国朋友是来帮助他们修铁路的，要热情地欢迎中国朋友。政府还告诉他们，凡是地上打的木头桩子，都是修铁路的标志，要保护好。我搞了那么多年铁路建设，知道在国内打的桩子经常会丢失，但在坦桑尼亚很少有丢失的，真是很不容易。我们确实很受感动，从总统到普通民众对我们都是非常友好啊。
在姆马段的选线过程中，有一个当地年轻人跟着我们做些辅助工作。有一次过河的时候，他主动蹲下来，要背我过去。我怎么能让他背呢？翻译就跟他讲，你不要背了，我们自己都能过河。但他还是要背，还拍拍肩，表示自己有力气，可以把我背过河。我们当然是不同意了。后来才知道，年轻人的爷爷在这个地方背过白人过河。当年白人是手里拿根鞭子，一边抽烟一边让他爷爷背过河。年轻人说，他爷爷把这件事讲给他爸爸听，他爸爸又告诉他，凡是外国人来，就要主动背他们过河。听他讲了这个故事，我们深有感触。他的感触更深，因为他心里有比较，白人种族主义者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中国人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年轻人见我们还是不让他背，沉默了一会儿，就跑去砍树，想把树砍倒横在河面上，让我们从树上走过去。他的做法让我们很感动，于是我们同他一起砍了两棵大树放在河面上，大家一起过河。这是很难忘的。我们和当地人的关系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而是一种友好的、互相帮助的关系。作为我们来讲，更应该无私地帮助他们，把工程做好。
坦赞铁路的建设光靠我们中国人是不够的，当地人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有些地段缺石头，铁路沿线很少有集中的山头，采石场不多，石头都要远远运过来。另外铁路路基的边坡要种草皮防护，草皮也要从很远的地点运过来。这些靠我们中国工人是不行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手，都是靠当地老百姓。他们把这些石块、草皮顶在头上，送到我们铁路沿线来的。当然我们会付点钱，不多，但已经令他们很高兴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百姓都来运。所以坦赞铁路不单是中国人建的，当地人也参与了，而且起到了很大的、很好的作用。这不仅解决了工程的需要，而且让我们同当地人之间又多一层了解，关系更紧密一些。这个影响可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起作用的。

1975年第四季铁路全线铺轨通车后，铁路工作组部分领导和坦赞铁路联合机构部分领导，穿着坦桑尼亚服装，合影与坦桑铁路达累斯萨拉姆客站前，后排左三是陆大同
我们在施工期间，吸收了当地工人。称他们为工人是带引号的，因为他们没有技术，都是靠我们手把手教，从短期培训班里带出来的。而且，我们把当地工人的生活也安排得很好。当地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没什么计划，有点钱马上花掉，去喝酒、跳舞等。我们给他们发工资、他们经常是半个月就花光了一个月的工资。怎么办？我们工地的同志们就给当地工人弄了个储蓄箱，每个人有一个户头，让他们把钱存进去，要用的时候再拿，像个小银行一样。我们告诉他们，要攒钱，不要上半个月连下半个月的钱都用完了，要把攒的钱带到家里去，给家里人用。
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刚开始，双方连语言都不通。当时翻译还是不少的，大概有一百多个，多数是英语翻译，少数是当地的斯瓦希里语翻译。但我们的施工队伍在最高峰的时候有1.6万人，而且工点很多，不可能每个工点都配上翻译。我们的工人跟当地工人在一起，有时就靠手势、靠表情来表达。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我们称之为“坦赞铁路语”，它是英语、斯瓦希里语和中文这三种语言结合而创造出来的语言。以一句很简单的句子为例，“中国朋友好”，“中国”用英文说是“China”，“朋友”用斯瓦希里语说是“拉非克”，“好”就是中国话的“好”。这样连起来就是“China拉非克好”。这不是三种语言的结合吗？
当然工作中还有很多例子，比如怎么施工、用什么工具，都可以用这种语言表达出来。有这种语言以后，我们的工人跟当地工人之间的感情更浓厚了，不仅工作中的交流问题解决了，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大家也能开开玩笑，非常融洽。有的同志工作了两年要回国，临别的时候，和当地工人互相拥抱，有的还掉了眼泪。还有老师傅带当地徒弟，双方结下很深的感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友谊了。

作者夫妇和三个子女（作者提供）

移交铁路后碰到国内唐山大地震

我比较幸运，在援建阶段没有碰到天灾人祸的大事。但是在1975年铁路通车后到1976年上半年是铁路试运营阶段，我碰到了国内唐山大地震。
铁路正式移交的时间是1976年7月14日，出席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孙健，副团长是方毅。移交证书是方毅签署的。参与办理移交的人员非常多，来自五个方面，一是坦桑尼亚政府，二是赞比亚政府，三是坦赞联合机构，四是中方工作组和指挥部，五是中国使馆人员（包括经参处人员）。坦、赞两国达成协议后，派了官员、专家、技术人员来参加验收和移交。为了妥善完成移交工作，我们边铺路边进行自我检查，一是检查设备配套，二是试运营。试运营期间，我们实际上已经为坦、赞两国办理了一些运输作业。那时的检查是很严格的，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来检查，所以规模非常大。光是办移交的文件，一摞一摞摆得好高，每个文件都要印好几份，三个国家都有。
因为担心铁路还有些问题，援建人员在坦赞铁路移交后并没有完全撤离，其中工程人员留下的不多，大部分是试办客货运输的管理人员。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了！坦赞铁路所有的运输管理人员都是从国内铁路局抽调过来的，其中坦段的大量人员来自北京铁路局，很大一部分人的家都在京津唐地区，这恰恰是唐山大地震波及的范围。知道大地震后，大家很担心家里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使馆和铁路工作组商量后决定，凡是中层以上的干部，即便家在这个地区，也不能动摇，至于基层单位的人员，如果家在这个地区，可以优先安排回国。这样，我们留下的人员就有大的调整。我们连续发了几份电报给国内，告知国内接待这批回国人员，同时赶紧组织远洋轮船，安排这些人回国。当时铁道部和外经贸部都告诉回国的同志，到广州后不要马上回家，要听组织统一安排，等京津唐地区的情况稳定后再回。但是有一些同志很着急，没有通过组织自己就回家去了。到唐山后遭遇余震，去世了。我们后来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很不好受。如果他们听从组织的安排，有秩序地回家，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牺牲。
出席坦赞铁路移交仪式的中国代表团原先是准备在坦、赞两国还要活动一段时间。地震发生后，我们就和代表团商量怎么办。代表团成员李轩跟我们讲，代表团会尽快回国，并将组织人员到每个援外人员的家里了解情况，凡是家人在的，哪怕只会写几个字也要让他们亲笔写一张纸条，告诉援外人员家还在，国内会派专人把这些信息带到国外。代表团回国以后，确实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不到十天一些消息就反馈回来了。为此国内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多援外人员，逐个到他们家了解情况，然后集中这方面的信件派专人送到国外，这确实不容易。
当时，我的家就在天津，我在国外没有接到家里报平安的信。使馆和工作组明确规定中层以上人员不能动摇，即使没有这个规定，我也不会随便走掉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副院长的同学，问他有没有可能到天津去看看我的家，如果我的家找不到了，或者根本没有了，请他一定把情况如实反馈给我。我的同学人很好，他去天津了解到我的家已经塌掉了，但是人还在。等我得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接近9月了。当时我和一起在国外的同志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家里有信来就比较安心，没有信来就提心吊胆的。
回国后，我也找不到家人，心里特别着急。其实家属们已经被集中在一个临时过渡的安全棚里。我妻子也联系不上我，只能让我的小儿子在老家废墟门口等，他们觉得这是我肯定会去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才见了面。

左图：坦赞铁路局办公楼内悬挂的三国领导人头像照片；右图：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接受访谈

铁路建成后的世界性影响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影响了世界。除了在坦、赞两国，这个工程还在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积极反响。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并不是富裕的国家，却帮助非洲国家搞这么大的工程。他们因此认识了中国，主动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进行投票表决，坦桑尼亚的代表穿着中山装参加投票，除极少数国家外，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投了赞成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功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政府。
1999年，我们几位参加过坦赞铁路建设和管理的同志回访坦赞时，不仅看到铁路工程的稳固完好，同时受到两国政府的热情接待，并与当年共事的政府官员、技术人员畅谈往事，共叙友谊，倍感亲切。特别是我们所到铁路沿线，当地居民远远地就向我们招手，高呼“奇那，拉非克，你们好！”（中国朋友你们好）的坦赞铁路修建中的专用语，并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做客。他们中有的已年老，有的是青年和幼童。虽然这些青年和幼童没有参加过当年的修路，但从他们的长辈的言传中知道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是好人。这种友好情谊已经在坦赞两国人民心目中代代相传，使我们深受感动。
同时，它也影响了西方国家。坦赞铁路通车后，我们在整理坦赞铁路的历史时专门访问尼雷尔，他告诉我们，美国人曾跟他讲，美国愿意帮助坦桑尼亚修建铁路，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要把中国人赶出去。当时，也有一些媒体报道，说中国把共产主义输出到了非洲。还有一种谣传，说尼雷尔要接收2000名中国移民。这是无稽之谈。也正是要粉碎这样的谣言，我们该撤回的人都撤回了。为了铁路建成后便于两国人员自行管理，从他们的中学生中选派了200名学生到我国北方交通大学学习。我们又在赞比亚援建了一座中级铁路技术学校，由北方交大轮流派教授授课。我们还组织专业人员编写了一整套坦赞铁路运行管理规程。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在公开演讲时提到要弘扬坦赞铁路精神。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过坦赞铁路建设的老同志来讲，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大家听了以后很振奋。什么叫“坦赞铁路精神”？我想了很久，觉得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无私奉献”，可以说我们国家的援建工作发动了国内的各行各业，不惜代价、倾尽所有地去做这件事。第二句话是“友好合作”，这是三国政府友好合作的结晶。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光靠我们也是办不成这件大事的。
今天的坦赞铁路，客运是很饱和的，货运因南部国家独立后，通道畅通，货运分流和赞比亚铜产量减少而降低，加之铁路自身管理欠善，维修养护较弱，以致收入降低，经济有所亏损，经改革和改善后，它仍不失为一条好的铁路。
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现在国内有些人认为我们援建坦赞铁路的钱是白花了，西方媒体也说坦赞铁路停摆了。我认为，要客观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援建坦赞铁路的深远意义，坦赞铁路正式通车10周年时举行了庆祝活动，我参加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将这条铁路喻为“生命线”，他在活动上说：“患难知真友，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中国帮助了我们……坦赞铁路已经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他提到的“政治使命”，既包括解放南部非洲，又包括在他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坦赞铁路帮助解决了粮食紧张、经济困难等问题。他还说：“这条铁路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它还要继续为非洲的中南部发展做贡献！”
联合国曾经专门组织过一个小组去考察坦赞铁路，给的评价是：“这是非洲最好的铁路。”这句话我认为比较符合实际，是客观公正的。我们不能说坦赞铁路是世界上最好的铁路，但说是“非洲最好的铁路”，却一点不假。

坦赞铁路地图，始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站，终于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希站，全长1860.5公里
（题图为1976年7月15日，我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及使馆人员和援建铁路工作人员合影，后站立第一排右第七人是陆大同）
（除注明为作者提供之外，其他图片都源自《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一书）

母校回眸
作者:蓝之中（1954届牧医）

幸会泰斗

1950夏，我在南京以第一志愿报考浙江大学，如愿被录取。告别家乡，只带了一只柳条箱经镇江坐大轮船到上海改乘火车到杭州，一路的兴奋，浑然不觉疲劳。杭州站到了，我终于踏上了这座“忆江南，最忆是杭州”的美丽城市。雇了一辆黄包车，直接拉到大学路校本部，歇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便到教务处报到注册，记得教务处的办公室并不大，工作人员连教务长仅三人。给我注册的是一位约五十岁左右，瘦瘦的，理着平头的长者，是他给了我一枚三角形的浙江大学校徽、一本学生证和一个至今未忘的学号50866。和几位新同学一起坐上校车到华家池，接待我的是老大哥吴硕显，谈话间我把教务处给我注册的那位先生的音容笑貌形容了一番，硕显兄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数学泰斗留学日本的苏步青教授，我肃然起敬，因为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多次介绍过他。

七堡观潮

1950年农历八月十八日，畜牧兽医系的助教吴兰生老师，就像班主任一样，关心我们新同学，当时还没有班主任制度，吴老师就像大哥关心弟妹一般。吴老师约我们班上同学去七堡观潮，那天一行11人，吴老师和我们班上10位同学：许国藩，韩福庆，吴庸，鞠名达，王惠霖，徐云珠，蓝之中，舒昌伦，姜华棣，黄开柏。到了七堡，大家散步在大堤上，等待潮水的来临。也许是更贴近和更亲和的心理使然，大家好奇地下堤走上江滩，近距离观看钱塘江水。当远处出现了细细的一条白线时，那是告诉我们，汹涌的大潮快要到来。大家都上了大堤，可还有两位同学，流连忘返，没有上堤，记得他俩是黄开柏和舒昌伦，吴兰生老师高呼他们赶快上来，“潮来了会把你们卷走！快上来！”他们俩在吴老师的连连高呼下终于上来了。天边那白线渐渐加粗，越来越粗，接著听到轰轰的雷鸣声，啊！潮来了，万众欢呼。潮，呼啸而至，排山倒海，万马奔腾，惊涛骇浪，不是海啸，胜似海啸，说像巨龙也是，说像大海缺口也是，一日观潮，终身不忘。信否！这次观潮印象，六十年后都没有淡出我们的记忆。

西湖赏景

1951年春，浙江大学畜牧兽医学会组织了一次春游，参加者不仅有畜牧兽医系的师生，还有森林系、农学系的老大哥，外系的同学我只记得史荣钊一个人的名字了。西湖泛舟、近距离欣赏三潭印月、楼外楼聚餐、西湖清汤鲢鱼，那美景和美味交融一起，够人回味，所有费用全由教授们买单。出席这次春游的老师有：方悌教授（曾留学日本）、虞振镛教授（曾留学美国）、陶履祥（曾留学日本）、沙凤苞教授、谢成侠教授（曾留学美国）、彭起教授（曾留学法国）、骆春阳教授（曾留学美国）、黄昌澍教授（当时是讲师）、杜念兴教授（当时是讲师，杜师母和他抱在手上的女儿也参加了这次春游）、吴兰生教授（当时是助教），余振华先生（当时是助教）。学生有：四年级老大哥汪志楷、何秉耀、夏长生、何锡昌，三年级老大哥有：周文彬、吴硕显、蒋汉培、老大姐周秀菊，二年级老大哥李颂孙，新生则有我班的十位同学：王惠霖、蓝之中、徐云珠、鞠名达、许国藩、韩福庆、舒昌伦、黄开柏、吴庸、姜华棣。游湖那天，数黄开柏在楼外楼胃口最好。我们这个畜牧兽医学会，每学期都要进行一次聚会，主要是交流师生感情。

湖之缘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从扬州瘦西湖，来到杭州西湖，又到了华家池小西湖。华家池西头有一条南北向的土堤，酷似西湖白堤，西侧隔开的小塘酷似里西湖，夏天长满荷花，随风摇曳，飘出阵阵清香。那池边的垂柳与桃树间植，到了春天真是桃红柳绿。华家池的水面有八十四亩，堪称小西湖。第一天我就爱上了华家池，爱上了这个校园。除了大的华家池外，校园里还分布有七八个大大小小的池塘，都是些深不足两米的浅塘。

入学之初，畜牧兽医系的同学就把我推荐给农学院学生会，当时的学生会会长是农学系同学龚子同，我担任了福利部的干事，结合专业管养鱼。在学生会两年，我学到不少有用的知识，比如家鱼有哪些？怎么养？如何与群众沟通？

在同学的引领之下，我到养鱼专业户家，向他们订鱼苗，请他们到农学院放鱼秧。养鱼专业户们对华家池的每个池塘了如指掌，哪个塘该放多少尾鱼苗，放什么鱼种，一清二楚。家鱼苗计有四种：鲭、餛、鲢、鳙，各按比例投放，这样水的上层、中层、底层都有鱼儿活动，吃草的吃草，吃虫的吃虫，吃螺丝的吃螺丝，各得其所。根据水面大小，决定投放尾数，使鱼的密度合理。

我们与养鱼户们协商好，学校提供鱼塘及培育，他们提供鱼苗及取鱼，最后收成按比例分摊。取鱼也即鱼养成后收获的日子，大家欢天喜地。通常是星期天，一大群村民，挑着带来的鱼苗（盛在不漏水的篾篓子里），抬着渔网，背着渔篓，个个精神抖擞，很兴奋的样子。张网、一个个挨着下水、扶住网纲，岸上两头也有人负责拉住纲绳，还有人指挥，统一步调，统一前进速度。只见他们一个个朝自己渔篓子里放鱼，当渔网拉到河塘三分之二的地方，有鱼跃出网外，成了漏网之鱼。没有逃掉的网中之鱼，就一条条当了俘虏，这时，下水的渔民一个个走到我的跟前（我代表学生会），让我检查一下他们的渔篓子，家鱼（鲭餛鲢鳙）拿出来，野鱼（鲫鲤鳊鳢）当作报酬。起网之鱼一般都在两斤左右，个别也有十多斤的，那是以前的漏网之鱼。吃鱼不及取鱼欢，我的体会极为深刻。取鱼之后渔民们将鱼苗分别放进各个水塘。学生会的收成最后按用餐人数，分配全校各个食堂。这个工作，我干了两年，我的前任是周文彬，在他的帮助之下，我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学生会很满意。

动物学

动物学，除了农经系外，是农学院各系学生的必修课，为了节省教学资源，生物系的新生也从校本部乘校车赶来华家池上大课。动物学的授课老师是名师蒋天鹤，他要求严格，板书工整，讲课有理论深度，由浅入深，由简至繁，有条不紊。他在讲完各门（类）动物以后，把它们串联起来，说这就是动物的系统发生。他又说，后面你们读胚胎学，会在一个胚胎上反映出系统发生，从受精卵到胚胎发育的完成，就像放映电影一样，把几十亿年的进化历史浓缩为几个月，这就是个体发生反映系统发生，这对刚从中学过来的新生来说，第一次听到震撼人心的科学思想的灌输。不仅如此，蒋先生还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他说昆虫的特点是：1、变态（包括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蚕属于完全变态，具有：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2、成虫六足，3、成虫分头胸腹三段，4、成虫大多具外骨骼，5、生殖系统发达。蝗虫是昆虫中的害虫，要在卵（存在于干旱开裂的泥缝中）和幼虫（蝗蝻，未起飞时）时灭蝻，等到成虫起飞，灭蝗的成本就大了。谈到钉螺，告诉我们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寄主，要消灭血吸虫病（大肚子病），只要消灭钉螺，管理好粪便，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试卷上，蒋老师还出过这样的试题，你能举出十种有害的昆虫吗？很少有人答全，但考试后请教了植物病虫害系的老大哥，得知除了蚊子，苍蝇，臭虫，虱子，跳蚤之外，三化螟，棉铃虫，白蚁，稻飞虱，天牛都是有害昆虫，事关重大，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他说，农业也可以说是虫口夺粮。他说以虫治虫，利用天敌，成本最低，比如寄生蜂就是三化螟的天敌。动物学经蒋先生一讲，讲活了。这是1950年，早在60多年前，我们浙大的老师就把科普工作结合讲课开展起来。这就是：提高为了普及，普及在于提高。

植物学

我们的植物学导师王开基教授，1950年在华家池为我们农学院及生物系新生开设植物学，不论是课程内容、语言叙述、板书表达，选他课的学生都觉得是一种享受。他说植物在海洋里诞生，仗着自己有叶绿素，就先登陆了。是他们绿化了整个大地，吸收了当时充满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土壤中的水，凭借叶绿素经阳光照射转变成碳水化合物，并放出了氧，改造了古气候。今天的煤实际上就是古植物的遗体，也是古代太阳能的载体。我们人体的各种元素，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或经过其他动物）来源于植物。一棵树就是一个微型水库，它避免了暴雨对土表的直接冲刷，并且把雨水积蓄起来，形成细水长流。老实说要想把黄河变清，只有植树种草。我们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有赖植物提供，靠农业的发展；气候的改变需要植物调节。几句话，把学子的灵魂给吸引住了，爱上了植物学。我们华家池有温室和植物园，理论联系实际。王教授有时亲自带我们到植物园或温室观察植物，平时也偶尔会在那儿遇到王教授，向他提出许多有关植物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他在课堂上还绘制植物的花图式，是抽象出来的植物分类依据。可惜我当时的课堂笔记丢失了，不然贡献出来也是文物。我对王开基教授的植物课是十分感兴趣的，凭记忆迄今还能回忆起常见被子植物的十大门：菊科（如茼蒿、菊花等），禾本科（如竹、麦等），豆科（如大豆、苜蓿等），毛茛科（如牡丹、芍药等），唇形科（如芝麻、益母草等），蔷薇科（如草莓、青梅、苹果、枇杷等），百合科（如百合、葱、蒜、知母、贝母等），伞形科（如胡萝卜、小茴香、芹菜、柴胡、当归等），十字花科（如青菜、萝卜、甘蓝、榨菜等），茄科（如枸杞、辣椒、茄子、番茄、烟草、马铃薯等）。王教授说茄科植物有嗜好性，久食上瘾。

竺校长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并且也是国家的光荣；而作为人才以为国用，流泽更是被于无穷。”王开基堪称这样的教授。

畜产加工学

浙江大学的化学课是很难通过的，我们班上只有许国藩和我通过，其他同学需要重修，许国藩转学到了医学院卫生系，留下来有资格选修“有机化学”的学生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农学院其他系的同学又无需学有机化学，而有机化学又是“生物化学”的前哨，这个坎是跳不过去的。二年级上学期开学了，我到系办向系主任虞振镛教授选修有机化学，虞老师一查，只有我一个人能选修有机化学，就建议我先改选其它课，并且幽默地说不然就要唱“狭义相对论”了。我同意了虞老师的建议，改选黄昌澍老师开的《畜产加工学》课，于是我就和四年级的学长：吴硕显，周秀菊，周文彬，蒋汉培，胡绍昌，蒋树威（后两位刚由农业经济学系转过来），一起成了黄老师的门生。当时我虽然是二年级学生，但这门课的成绩优秀，很受黄老师赏识。畜产加工包括蛋制品、乳制品和肉制品，琳琅满目，多种多样，还涉及到机械加工，自动喷粉等等。畜牧兽医系是医？是农？是畜牧？是食品？还是工业？是多学科多专业的结合。原来读化工的周文彬学长从化工系转到本系来，原来读人类学系的吴耀领学长也转到本系，原来读农业经济系的蒋树威和胡绍昌学长也转了过来。有人动员我转化学工业系，我没有动摇，我还是信守了入学时对方悌教授的表态。不走，读下去，太有意思了。竺可桢校长的办学理念是：提倡致力于“通才” 教育，要求学生既要各有专精,又要文理兼通，他认为学生单学一种技术，并非大学的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大学应该培养的是既有专门知识，又能博学旁通，思想开阔并能担当大任的人才。不是纸上谈兵，黑板上种田，黄先生把这门课讲得有声有色。讲课以后实习，研究出许多配方实验，实验后的产品大家分而食之，有时我拿出去和外系的同学分享，比如五香肉干，大家一抢而空。学了畜产加工，我对畜牧兽医专业更热爱了。

细菌学

细菌学的老师是骆春阳教授，助教是杜念兴先生（后来是微生物学知名教授），当时骆老师讲课，杜老师带实验，我被选为该课的课代表。骆老师讲课很有条理，板书整洁，夹杂英文，说话有节奏，学生能一字不落记下笔记，当时没有教科书，学生只能作课堂笔记。

骆老师的试题曾经出过：细菌有哪几种形态？只要回答：有球菌，杆菌和螺旋菌就对了。而在课堂上他从未做过这样的总结，他是在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骆先生还问过什么地方没有细菌？空中，不是；水里，不是；土里，更不是。都不是，这是由实验证明了的。老师自己回答，动物的血管里没有“细菌”，有了就是“败血症”。这是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骆春阳教授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杜老师和骆老师配合默契，刻写实验讲义，做每次实验准备，做培养基，培养皿，都是亲自动手，要求学生做好每次实验，忠实填写实验报告。

有一次的实验是“洗手和不洗手”的对比，先是不洗手，用手指在打开的培养皿上点一点，用玻璃铅笔标上号，然后洗手，甚至洗几遍，换一个培养皿，打开用同一手指点一点，同样标号，放进温箱，24小时培养，第二天来看结果，啊！不洗手和洗手的菌落数大不一样，不洗手的结果是“菌落丛生”，洗手的只有个别菌落，不是绝对没有，可见细菌之顽强，几乎是无处不在。

骆先生为了消除学生学了细菌学后反而产生的恐惧思想，他特别在课堂上讲人体和动物体的免疫力，细菌，只是病菌才对人畜产生危害，而有益菌对人畜不构成威胁，倒是没有了它们的合作反而不行。例如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帮助我们消化。牛胃里的细菌帮助消化了草的纤维，使“稻草变成了牛奶”，这多么神奇。若有一天搞清了这个全部机制，岂不是在工厂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稻草变成了牛奶。他还说，有一位先生学过微生物，但他一知半解，他经常用酒精棉消毒碗筷，消毒双手，消毒菜刀，消毒砧板。结果他反而常常拉肚子，为什么？因为他得不到免疫，抵抗力反而降低了，有益菌也跟着被杀死。

浙大的老师上课就是这么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叫你终生难忘。

家禽学

家禽学导师是留学法国的彭起教授，夫人法籍，子女混血。有一天在高年级同学带领下到建德村教授宿舍拜访彭起教授，彭师母会说中国话，并热情招待我们学生，请我们品尝她亲手烤制的面包和甜美的番茄酱。确实另有一番风味。1951年春，也就是我们一年级的下学期，我们选修了家禽学。蒋兆江老师当时为助教。彭起教授的口才不是很好，但他教学很认真。讲到鸡品种，发有讲义，蒋兆江老师就引领我们参观养鸡场，从用途上分类，鸡可分为：肉用鸡，蛋用鸡和肉蛋兼用鸡。当然还有观赏用的如长尾鸡等。原来我们只知草鸡，洋鸡，参观过后，得知鸡的品种那么多，那么美丽，尤其是公鸡。记得当时见到的品种有；狼山鸡，澳洲黑，洛岛红，来杭鸡，芦花鸡，乌骨鸡，矮脚黄等，很是兴奋。孵化小鸡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课，蒋老师带进课堂50只种鸡蛋，给出了孵化小鸡21天的孵箱内的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曲线表，要求按照曲线调节温度和湿度，不能随意或高或低。21天内需要两人随时照看，谁愿意自动报名参加！结果韩福庆和我报了名，批准我们住在实验室，天天伴随孵化箱，还要按时翻蛋，照蛋，这时我们仍然可以上其他课程，只是要把孵化箱的温度和湿度调整好就行了。21天准时出雏，先是蛋上被小鸡啄开一个小洞，然后破壳而出，湿漉漉的小鸡，怪可怜的样子，这时需要等待它的羽毛烘干，变成毛绒绒可爱的样子，才把它移入育雏箱，先是喂水，继而喂沙，然后喂食，因为这时幼雏腹内的卵黄囊尚未完全吸收，故这时不需喂食，从解剖学上看，鸡没有牙齿，但有肌胃，凭借沙子，在肌胃内粉碎食物，所以鸡如果误食了橡皮筋，就会因消化不良而致死。这次出了49只小鸡，孵化率98%，是相当高的。育雏一个月，只只成活，成活率高达100%，对一年级新生来说，相当了不起啊，这就叫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孵化时唯一死胎，是高年级同学借我们的实验，插进一个“鸡鸭无性杂交”试验，即把鸡蛋里的蛋白抽出来，保留蛋黄，然后再注入鸭蛋白，最后封口，一切都在无菌的条件下进行。但胎死蛋中，原因不明。49只鸡都是品种鸡，按彭教授的方法饲养，一个月后，每只都快达一斤，教授说暑假了，分给同学带回家饲养，也是对学校的一种宣传。于是你三只，他五只，分光了，皆大欢喜。

在浙大我们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加上动、植物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想法，认为：一切事物是按规律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浙大形成的正确人生观，终身受用。

忆湄潭——纪念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建系六十二周年
张淑改（ 49 药学）

在我年已八十有余的漫长岁月中，在贵州省湄潭县浙江大学读书时的那两年是非常值得回忆的一段。那是战火纷飞的1944年，当时主要的大学多迁到云、贵、川一带去了 。我逃离日军占领下的故乡，经西安、翻秦岭、越剑门，流亡到了重庆去考大学。在录取的几个学校中，我慕名选择了处于贵州大山中的浙江大学，读药学系，距今已六十多个年头了。贵州是有名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的地方。那年九月初盛夏，我和同学乘了以木炭为动力的汽车，用两天时间才从重庆翻越娄山关、钓丝岩七十二弯等险山深谷，到达遵义。遵义当时是浙江大学校本部及文、工、师范学院所在地。在校本部报到以后，又赶赴遵义以东130里地的湄潭县，并即东北行18里地，到达湄潭县所属的永兴镇。湄潭县是农、理两个学院所在地，而永兴镇则是全校一年级新生读书的地方。永兴镇虽不大，但在它唯一的一条街上却有江（江西）、楚（湖北）两个会馆，各有不少房子可作为校舍。当时国家给流亡学生发给“贷金”，可维持最低的饭食生活，八人一桌，站着共食一瓦盆蔬菜，勉为度日。晚自修则靠自制的小油灯。药学系是在1943年开始筹办，1944年第一届招生，当年招到朱谱强、朱淬砺、徐黻本、周清梅、陈雅琴、郑秀和张淑改七人。这样，药学系就正式成立了。系主任孙宗彭教授认为浙江大学药学系应培养基础坚实的高级药学人才，因而决定药学系读五年，这在当时的浙大可能是唯一的五年制学系了。孙主任还认为药学系学生应有高水平的英语，因此特从外文系请一位教授专为我们开设了“英文名著”课。其余课程则随化学系及生物系上课，浙大化学和生物系都是基础雄厚，教师阵容强大的系，给我们药学系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还记得如普通化学、植物学都教得很好。浙大的体育课向来也是非常认真的。

1945年暑期二年级时，我们转移到了湄潭县城。湄潭是一个美丽的小山城，艳丽的杜鹃、黄灿灿的油菜遍布田野。秀丽的湄江绕城而过，晚霞中在江边散步，欣赏江中小岛上“百鸟归林”的盛景，实在是胜过游江南的享受。记得当时的教授宿舍多在通往湄江的路边。湄潭县的主要建筑是一座相当宽敞的文庙，不但房子多，而且建筑古朴美观，浙大的许多教室和实验室都设在里面。据了解，湄潭县的文庙去年已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美丽宁静的湄潭县给每位曾在那里生活过的浙大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终生难忘。

我们女生宿舍设在文庙边，沿文庙北墙外向东，有一条直通东门的山坡石子路，这一条路上只有我们女生宿舍一个门户。在欢送1946届毕业班时，全体女同学在宿舍内合影，留下了那张在贵州唯一的、十分宝贵的照片。农、理学院2、3、4三个年级共有82位女同学，其中毕业同学有21位。我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并且费了不少劲，弄清楚了全体同学的名单，去年我将原照片送给母校档案馆保存。并寄给湄潭县的浙大纪念馆。至今还常有同学希望得到这张照片，我总是很乐意地将照片和名单一齐送给她们。

生活虽然艰苦，但浙大教书育人始终十分认真。当时不少迁往后方的大学没有条件开实验课，而浙大不但有名教授上课，而且克服重重困难，开出一门门的实验课。记得在一年级时，我们已能每人一架显微镜，绘制植物的组织细胞图。而那些显微镜和多种实验设备及图书却全是从万里之外的杭州，由许多同学和职工搬运，而浙江桐卢，而江西泰和，而广西宜山，最后才运到贵州湄潭的，被后人誉为“文军长征”。《流亡大学》那部电影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浙大这一路的流亡生活。在永兴镇的边上，有一个竹木搭建的房子，窗子也是竹子、木板和竹叶做成的。同学门就在四周木板台子上看着显微镜，在如现在用的方型草纸上绘制植物组织图。在湄潭文庙的后院里，同学们认真地进行着定性定量分析化学及有机化学等实验。那时杀虫药DDT问世不久，而我们已在有机化学合成实验中合成了DDT，至今还仿佛嗅到DDT特有的气味。记得那年我们读药用植物课，县城周围就生长着不少药用植物。老师常带着我们学生在城外山上河边，去识别生长着的药用植物。在文庙后面有一个不大的平房，那里就是我们药学系的第一个实验室。那时还没有开药理课，但我们常可以在那里看到药学系第一位专职教授，张耀德药理学教授用青蛙或狗作药理实验，研究中药毛地黄等的药理，我们系的男同学还经常在田间山上为张老师捉些实验用的青蛙等小动物。湄潭县城没有西药房，记得有一次系主任带着我们到县城里唯一的小教堂里去，那里有一小间房子，里边摆着一些药，算是参观了药房。

当时，浙大的教授们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仍很重视科学研究。四十年代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被委任为英国文化与科学赴华考察团团长，数次来华考察。1944年他两次来到遵义和湄潭。他亲眼看到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等的量子力学等。还看到生物系正在进行的生物遗传、生殖、内分泌等研究。化学方面正进行磺胺类衍生物的研究。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少方面仍然作出了很高水平的工作。他深为感动。在为浙大师生讲演时，把浙大与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褒誉浙大为“东方剑桥”。并把部分科研论文帮助介绍，带到国外去发表。

1945年10月27日，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重庆与贵阳之间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为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这一段真可以说是那时代，浙大的写照。战争终于胜利了，1946年暑假整个浙大挥师东还，我们和1945年入学的药学系第二届的同学，一起回到了我们久久盼望的西子湖畔，在大学路“求是书院”的原浙大校址。池志强同学原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读化学系，1945年龙泉分校已迁返杭州，1946年他转入药学系，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可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我们这个已逐渐发展健全的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奉命全部调整到上海，离开了母校“浙江大学”！但是在我们心中，总仍然怀念着母校！

许良英：呼唤科学自由民主的大家

三访施雅风伯伯

浙江大学校史特聘研究员 钱永红

惊悉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施雅风先生病逝，甚感悲痛！施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冰川学家、地理学家，是中国冰川考察与研究事业的开创者，中国冻土与泥石流考察研究的倡导、组织者。他与我家三代人有着深厚的情谊。我曾经3次在南京拜访过施伯伯，倾听他口述自己的求学往事和学术生涯。如今，93岁的施伯伯圆满地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人生之路，他的音容笑貌和对科学、民主的不懈追求已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一访送书

2001年家父钱克仁去世，在慈母的鼓励、支持下，我编辑出版了《名师严父——纪念钱克仁米寿》一书，并分送各地的亲朋好友。因为施雅风院士与家父一样，是西迁浙大时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我从家父好友朱传钧伯伯处要来了施家的地址，2002年的一天登门拜访施伯伯。

施伯伯非常热情，请我到书房坐下，说我长相和说话随祖父，告诉我他与我们钱家非常熟悉：

我1937年考取浙江大学史地系，入学后，就听说数学系有你祖父钱宝琮教授，学生会有你父亲钱克仁学长。抗战爆发，浙大被迫西迁。1938年9月，师生在广西宜山复学。你姑母钱炜考入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成为我的同学。我这里还收藏了一张当时史地系同学的老照片呢。

施伯伯是地理学专家。我告诉伯伯自己特别喜欢历史与地理，从小就爱看《地理知识》杂志，记得1966年“文革”爆发，《地理知识》和其他刊物一样，遭到停刊的厄运。好在1972年10月，停刊了6年的《地理知识》，率先复刊了。70年代能看的知识性、大众性的刊物不多，我便用自己的零花钱订阅，成了它的忠实读者。施伯伯听了很高兴，问我是否知道杂志何时创刊的。我不清楚。伯伯说就在南京创办的，是他和几位当时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发起的。创刊号于1950年1月问世，施伯伯写了发刊词，第一句话是：“地理学是群众性的学问，因为它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知识。”我很兴奋，像似发现了“新大陆”，找到了长江的源头，并告诉伯伯，《地理知识》是我儿时熟悉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我从杂志中获取了不少知识，对后来我从事的外贸工作帮助很大。昔日的《地理知识》成为如今的《中国国家地理》，它依然是我的喜爱刊物，今天看到它，就想起了施伯伯。

施伯伯粗略翻阅了我的赠书，看到书中收入的一张“1940年6月浙大黑白文艺社欢送社友在遵义留影”老照片，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

当时的“黑白文艺社”是浙大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你父亲毕业后，浙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依然热火朝天。1942年初，遵义浙大发生“倒孔（祥熙）运动”，因为孔祥熙时为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以贪著称，不得人心。其时日军袭击香港，孔的专机去港接回他在港亲属，而置在港许多重要知名人士于不顾，激起众怒。一天早饭后，浙大黑白文艺社和学生会在遵义何家巷大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要求同学们上街游行，严正要求国民政府撤换孔祥熙。可当时遵义街上已布满刺刀出鞘、持枪而立的军警，竺可桢校长和多位老师极力劝阻同学不要上街。在相持不下时，王蕙同学突然从人群站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责问竺校长（大意）：“平时你教导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我们要以游行表达我们的意见，你为什么极力阻拦呢？”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决定冒险上街。竺校长亦毅然改变态度：“你们一定要上街，那我就带头行进。”竺校长的带头游行，有利于防止军警的粗暴干涉，保护了同学们的安全。我当时还到遵义新城丁字口的茶楼演讲，揭露孔祥熙的腐败劣迹。王蕙的发言，深遭当局的忌恨。一个月后，王蕙、何友谅等同学同时被铺。何被残酷迫害致死，王被竺校长等营救出狱。

与何友谅同学同住的王天心同学也是学运积极分子，幸好那几天前去湄潭未回。何友谅被铺后，我预感到王天心被列入抓捕名单，我便以跑野外做毕业论文为名，从遵义步行赶往湄潭，在虾子场碰到王天心，即向他通风报信，并将他引到遵义仙农巷叶良辅老师家。叶老师留我们吃了晚饭。正要离开，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先生提着灯笼进入叶家。张先生在政治上是靠拢蒋介石的，我们对张当然有所戒备。王天心避闪不及只得与张应付。张已知王可能是逮捕对象，询问王何以自处。王机警答道:“正没有主意，请老师指点。”张说：“停会儿你到我家中面谈。”王硬着头皮去了张家，伪称将搭便车东行，以顺道搜集毕业论文为由，请张先生开了一张旅途查验放行证明，并盖上了史地系的公章。第二天凌晨，我和吴士宣同学一起秘密送王天心上驶往贵阳的汽车，避往桂林，免于遭难。事后来看，张其昀先生大概不愿自己直接管辖的学生受害，所以王天心同学出走之谋并未受阻。

二访谈书

2008年12月，我编著的《一代学人钱宝琮》出版。2009年春天，我再一次相约去施家送书。进门不见施伯伯，施伯母说他在办公室等我呢。我随后跑到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见到施伯伯正聚精会神在电脑上修改自己的学术论文。伯伯放下手中的工作，与我交谈起来。他对我坚持六年，钩沉整理祖父文集的行为表示赞扬，并鼓励我多做老科学家学术资料的收集工作。他回赠了自己的新书《冰川的召唤》。我对书中描写他访问南极章节很感兴趣。他深情地回忆说：那是1988年1月的事了。已经68岁的施伯伯和另外3位科考工作者环绕半个地球，到南美智利乘坐美国大力神运输机来到设在南极乔治王岛的中国长城科学站。与冰川打了30多年交道的他，站立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炎黄子孙建立的科学考察基地，感到无比自豪。在离开北京时，伯伯正患气管炎，还伴有咳嗽，亲戚朋友都为他这么大的年龄去南极而担心。到南极后，出乎他意料的是，自己饭量正常，睡觉充分，没有一点不良反应，原先的气管炎好了，不咳嗽了。因此，他每天在南极从早忙到晚，在秦大河先生的精心安排下，参加各种活动，查看研究文献，兴趣浓厚，精力充沛，感觉好像有点返老还童了。15天的南极冰川考察结束了，他恋恋不舍地登上回国的飞机，回国后，写出了论文《南极洲：国际上科学竞技场》。他的学术精神真实感人！

我知道施伯伯是我国冻土学研究的奠基人。1960年他领导的青藏铁路冻土考察及研究成果为我国后来的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我说：“您是青藏铁路的成功通车功臣啊！”伯伯非常谦虚地说：“事业都是他们年轻一代干的。我只是给他们垒了能下蛋的‘窝’而已。”

我们的话题转换到竺可桢研究。50年代，施伯伯曾在北京中科院工作一段时间，是竺可桢先生的学术秘书。80年以后，又是竺可桢研究会的理事长，我很早就阅读了施伯伯与许良英先生合写的《竺可桢传略》（《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二期），那是我看到的竺老传记中最早的一篇。我恳请伯伯谈谈他的写作经过。他告诉我：

1974年，竺老去世，悼词中对他解放前的贡献一字没提，我觉得很不公平。1977年初，我联合了多位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学者写信给科学院，建议编辑《竺可桢文集》。文集于1979年正式出版。在文集出版之前，我还写了《竺可桢传略》初稿。为了这篇比较详细、全面的传略，需要收集更为翔实的材料，我只能去竺家，向竺师母求助。没想到竺师母从床底下搬出一个木箱子，里面有十几本笔记本，并告诉我说，竺老一生都坚持记日记，生前曾经交代过，不许家里人看这些日记，现在送给你们吧。

最初读竺老日记，只是为了写介绍竺老生平活动和学术贡献的文章，后来，越读越被竺老的精神所感动，竺老真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日记的字里行间，展现出竺老异常勤奋、极端周密的治学原则；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忠心为国的大无畏精神，我有了出版竺老的日记想法。很感谢好友吕东明先生，他召集了11位从浙大毕业、已经离退休的老同志，包括你的钱炜姑母，花了二年半时间选抄摘录日记原文。《竺可桢日记》前两册赶在1984年竺老逝世10周年纪念会时出版。后三册由我另一位好友黄宗甄先生主持选编，在1990年初问世。《竺可桢日记》在科学界、教育界的反响很大，现在的《竺可桢全集》将出版竺老的全部日记，我们可以从中进一步发掘竺老的学术遗产，研究他的奋斗、创新、前进的人生轨迹，同时也可以了解到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科教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历程。

三访说史

在施伯伯的建议下，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浙江大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于2010年3月26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和学术报告会。我应科学院邀请参加这一盛会，并指定在下午的学术报告会上作《竺可桢：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主题发言。

我和表哥洪一新（钱炜之子）带着发言稿，于2010年3月6日第三次来到施家，想征求施伯伯的意见，受到了他老人家的热情接待。我向伯伯简要汇报了发言稿的主要内容，他听了之后，满意地说了一句：“你不容易啊！”而后，伯伯又开始了口述历史：

竺可桢在任浙大校长时，行政公务很繁重，仍能挤出时间，潜心研究学术。他倡导我们史地系组织过“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作了《徐霞客之时代》的精彩学术报告。还有天文学史中的二十八宿起源与时间问题。在积累了三万多字笔记的基础上，竺老花了十九天，详尽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首先在中国，这篇科学史论文有一万六千字，分别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气象学报》上。李约瑟来湄潭时，竺老又在湄潭给浙大师生作了二十八宿起源的演讲，你祖父也作《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演讲。通过几天的实地参观、学术交流，李约瑟一行一再推迟原定行程，感觉“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赞扬竺校长领导的浙江大学学术氛围的浓厚。李约瑟所说的四所大学为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一的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这下把浙大的学术地位迅速提升，竺校长功不可没！

施伯伯又谈了他最后一次与竺老见面情况。

那是1972年，仍在“文革”中，当时，竺老82岁，不顾“手已无缚纸之力”的病弱身躯，在无助手协助的情况下，亲自查找文献资料，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力作。手稿没有人誊写，他就让他的外孙女姚竺绍帮忙。因为当时复刊的学术杂志很少，竺老将论文稿交给《考古学报》主编夏鼐先生。夏先生很为难：“这是气象学内容，不合适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竺老说：“我这篇文章讲的是五千年的变化，前面三千年利用了很多考古学方面的史料。”最终论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一年后，复刊的《中国科学》再次发表。该文对中国5000年的气候变迁作了深刻的探讨，首次作出关于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论述，给出了5000年中国气候变化比较准确的轮廓，是这个研究领域70年代我国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开辟了现代气候变化研究的新方向。

 

民主精神与科学创新

 

我和表哥起身，正想与施伯伯道别，他老人家拿出了自己写好的文章——《民主精神与科学创新 —— 纪念竺可桢院士诞辰120周年》，说这是他明天江苏浙大校友会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的发言稿。说着说着，就开始了演讲。他女儿担心老人劳累，过来打断了他，告诉他明天我们都会去会场听讲的，今天就别说了，但施伯伯根本没有理睬女儿的提醒，演讲继续进行：

浙江大学以前就叫求是书院，求是书院，那么求是呢，就是求一个事情都要求一个是，就是求真理。民主与科学是近代文明的两翼，相辅相成。竺老在这两方面都是深入的理念。他就读的美国哈佛大学以真理“为校训，倡导师生将“凭借事实，追求真理”为衡量学识的第一要义。竺老出任浙大校长，首先实行导师制，立“求是”为浙大校训，既继承求是书院，也借鉴哈佛校训。40年代的浙大之所以能被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是因为竺校长在十三年任期内，克服无数困难，顶着巨大反动压力，在浙大倡导民族精神，实施科学创新，使浙大从普通大学一跃而跻身国际著名一流大学。

……

我想引申钱学森的意见：现在的中国虽然有几百所大学，当然包括著名的北大、清华、浙大、南大等在内，没有一所适宜培养具有创新型思想人才，关键是缺乏创新思想学风，缺乏民主而活跃的学生讨论辩论会。这样，就很难建成创新型国家。如今要建立能汇聚一大批创新型教授的大学还必须的有蔡元培、竺可桢这样的好校长。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能做到大学现行的党委领导制改为校长领导制，而选择校长的首要条件是实际科学创新能力与民主精神，这样才能使大学涌现大量科技创新人才。这是我毕生的政治理想，明知当前做不到，但我仍要大声呼吁！

2010年3月7日是竺可桢先生120周年生日。下午在南京熊猫集团会议厅，江苏省浙大校友会隆重举行了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大会。92岁高龄的施雅风伯伯首先作了《民主精神与科学创新》的报告，台下200多位听众为之感动，不时地鼓掌。这是施雅风院士一生中最后一次学术演讲，也是他老人家对中国科教事业的殷切期盼！

施伯伯，您功成名就！

施伯伯，安息吧！

                                            2011年2月22日于南京

我所认识的庞曾漱

钱克仁

1938年秋天，庞曾溎之妹曾漱到广西宜山浙江大学读书。她参加黎明歌唱队等活动，周存国和我等人都叫他“庞妹”。庞妹积极参加学生会发起的义卖、募捐活动，亦参加一些我们的小姐讨论会。我们觉得她是一个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有正义感的好同志。

庞妹认真做好“核心”要她做的工作，而且“组织性”很强的。她在怀远镇负责妇女识字班时，多次回宜山来汇报工作；存国介绍她读书，她与存国谈读书的心得。她与几位女同学帮我在文庙斜对面东六街的银小姑家租了一间小屋，布置得很好。这样，黑白的书有个放置的地方，大家也有个聚会的地点。浙大迁遵义，她与几个同学为我的家在水井湾先租好房子，打扫干净，糊好窗子（但不擦掉当年红军在木板壁上写下的标语），我们全家到遵义后像回家那样住了进去，我们全家都感谢她们。在水井湾后面的小山上，庞妹与我有过一次谈话，谈工作，也谈她自己的事。

庞妹善于团结同学，她用“个别影响”的方式去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共同前进。做群众工作并不影响她的正规学习。佘坤珊先生是一位严谨的老师，得到他称赞的学生是不多的，但庞妹在佘先生的英诗课上常得佘的好评。费巩先生亦认为庞妹的文章写得好，赞曰“活泼天真，文如其人”。可以说，庞妹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1944年，我到重庆。我到弹子石文德女中去看周微林和钱炜。知道曾漱因生产在家休养，我们三人从南岸走到岚垭去看望她和初生的嘉陵。此后，她与我很少来往，我只知道她在育才中学教书，解放后她在无锡、北京工作、当校长等等。

某一年，我收到刘震邦同志的来信，他说他是经庞曾漱介绍，要与我讨论数学问题的。刘称曾漱为庞姐，刘要研究歌德巴赫猜想的问题。我与刘通信几次，觉得他认真钻研的精神很足，我亦尽量介绍一些资料给他。刘后来改善了生活，住进了新居，很高兴，寄了照片给我。后些时候，曾漱、卞申、王兄三人来苏州过春节，曾漱告诉我刘震邦的经历。经过她的不断努力，搞清了震邦的问题，促使有关当局对刘落实了政策，使刘摆脱了几十年的苦难生活，晚年过得好一些。曾漱强烈的正义感和认真踏实办事的精神使我感动，我十分钦佩她。

费巩先生应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何友谅同志应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要做成功这些事的困难之大，常人是难以估计的。但是曾漱本着“忘我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倾注心血，锲而不舍，到处奔走，感动了很多善良热心的师、友，居然这两件事都成功了。她每次来苏州，到了我家，总是说：“我很忙，大家长话短说。”我知道她是在做有深远意义的好事，但总要劝她几句，应该注意劳逸结合等等。我觉得她像一匹飞奔的骏马，我是挡不住的，我敬佩她，但很担心她的身体健康。她为编印《纪念何友谅烈士暨黑白文艺社文集》忙个不停。她编印的《全声文选》寄发各处后不久，离开了人世。

曾漱是个关心别人胜于自己的人。她为刘震邦争得应有的地位，改善了生活；他同情邵全声的遭遇。邵病了，她从北京去杭州探望他，为他编《文选》；滕维藻病了，她去天津探望他；我1995年病了，她到我病室来看我。她自己病了，却不让别人知道。来信只说有些厌食症，有时去公园练气功等等。陈天保知道她的病情，但今年春节，天保来我处的时候，亦帮她瞒着我。3月份，天保去北京看她，返沪后电话告我说曾漱患肝癌已晚期了。4月下旬，我收到由忆陵笔录，曾漱口授的一封信。5月17日早晨，天保从上海来电话，说曾漱于16日平安去世。稍后，嘉陵亦来电话，告我这个不幸的消息。6月初，忆陵来苏州，葬其母曾漱于凤凰山墓地。

曾漱去世后，我困惑了很多日子。我多次反复、细读她与我合写的《忆往谈故录》，使我对她有更深刻的理解。她在该文“尾声”中写道：“我庆幸自己在抗日烽火中度过青年时代，使我打开视野，眼里有了一个世界和它的人民。拓荒和黑白是我的另一个大学。周存国和我谈过一次话，参加拓荒的那一次外，仅此一次，非常短促。他问我看了《社会主义思想史》有何感想，我说：‘马克思之所以伟大，是他把一生献给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全人类的解放，我是为自己活着的，多么渺小。’他肯定了我，于是我开步走，跟着你们大家学步。

我一直以为忘我牺牲，无私奉献就是革命，后来稍懂一些事了……。五十多年沧桑风雨过去了，目睹今朝，明白了历史在曲折地前进中，每一次飞跃，必定是在克服倒退中完成它的否定之否定的。尊重科学，尊重人的权利，一个民族永远不会灭亡。个人生命是沧海之一粟而已。”

曾漱又借我的话题道出她的心声：“什么东西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呢？是人民的疾苦！”

曾漱是个平凡而伟大的好同志。她与我们永别了，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97年9月 于苏州

作者幼子钱永红（十中77届校友）注：

1） 钱克仁先生（1915—2001）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生前为苏州大学退休教授，20世纪50年代曾兼任苏州工农速中教员。

2） 钱克仁先生1939年在广西宜山担任浙大学生会主席，黑白文艺社以及“拓荒社”（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的“核心”成员，黎明歌咏队队长。庞曾漱女士也是黑白文艺社的“核心”成员。

3） 钱克仁先生（以笔名大可）与庞曾漱女士（以笔名长虹）在1995年合作编写了回忆录 ——《忆往谈故录》。

李丹《访102岁女寿星俞芳老师》（刊《钟山风雨》2012年第5期）
(102岁俞芳老师与71岁李丹 [孙小吕摄])

出生于1911年12月13日的俞芳老师，绍兴人，她是著名的“俞氏三姐妹”中的老二。7岁丧母，今已102岁。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的她，桃李满天下；历经磨难的她，终生未婚，恬淡安然地守护着心爱的教育事业。在俞老满门弟子中，不仅有“武侠大使”金庸，也有像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夫人朱竹英这样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德高望重的俞芳老师，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鲁迅研究专家。

偶识俞芳

我有幸认识俞芳老师，是在1981年浙江省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时。不知不觉间，也已31年过去了。

当年，研究鲁迅先生原配夫人朱安女士，是一个“禁区”。别说公开“研究”，就是私下欲议论几句也不允许。在会议期间，我得悉俞老师与鲁迅以及鲁迅母亲鲁瑞、朱安关系密切。于是，在开会时，我总设法坐到俞芳老师身边，轻轻地向她发出话题，但每当提起鲁迅与原配夫人朱安的事，俞老总是莞尔一笑，只给我一句淡淡的回答：“那时是封建包办婚姻。”我知道：她在尽力避开当年的“禁区”话题。

会后一个月左右，她的新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印了3200册。1981年12月22日，我收到她邮寄赠我的这一本书。打开书页，凡排版时存误的个别错字，俞芳老师都用三角板工工整整地给打上一个小方框，将纠误的正确的字，写在行旁空白处，也用三角板工工整整地给打上一个小方框，再加一条用三角板划出的直线给拉入以示之。如此认真，一丝不苟，令我叹服！

1982年秋，我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又与俞芳老师见面了。在会议期间，她勉励当年才40岁的我，给我题字：“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愿与李丹同志同勉。俞芳 1982,10,20.”李丹《访102岁女寿星俞芳老师》（刊《钟山风雨》2012年第5期）

自1986年由我母校杭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郑择魁教授（1935—1999，天台县人）出任浙江省鲁研会会长后，浙江省召开鲁研年会，郑老师常会给我一个“美差”：让我到西湖区学军中学去接俞芳老师。那时，街上没有“打的（雇出租车）”， 人们没有小车，三轮车也免谈，除了挤上公共汽车乘坐几个站，就得穿街走巷步行。会长郑择魁老师他忙碌穿梭，也是骑着他的那一辆老式加重“永久牌”自行车。郑老师对我说：“在会议期间的‘接、送、照顾俞老’的‘有关事宜’，就拜托给你了。”就这样，我跟俞芳老师开始熟悉。所谓的“接、送、照顾俞老”，实为给了我能跟俞芳老师有着散步式的聊天机会，可以海阔天空，谈古论今。

俞芳与鲁迅渊源

俞芳与鲁迅先生一家的关系的确相当密切。诚如周建人在俞芳著作《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序》中所说：“俞氏三姐妹（俞芬、俞芳、俞藻）和鲁迅在砖塔胡同相处了九个多月，以后又常常到西三条胡同去。鲁迅南下以后，俞氏三姐妹还常常去照看鲁太夫人，所以，她们是很了解鲁迅当时的情境的。”查读鲁迅研究史料，知悉在1923年7月19日鲁迅先生与他的大弟周作人决裂，“怡怡兄弟，成为参商”，鲁迅先生便“携妇迁居到”俞芳老师父亲俞英崖（1876—1955，蔡元培的朋友，同盟会会员）在北京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家中租住，租金每月8元。俞芳在书中回忆说：“八月二日下午，大先生一家搬来了。记得大先生初搬来时，他身穿白夏布长衫，留着短胡须，神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鲁迅先生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虽只住了九个多月，却让小俞芳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鲁迅先生送给“俞氏三姐妹”每人一盒彩色积木；他曾用毛笔替小俞芳修改她用铅笔写在香烟壳上的童话，指导小俞芳学习如何使用标点符号；教俞氏三姐妹做体操；有一次，他曾用温开水给小俞芳冲洗她在削铅芯时飞入眼睛的铅末；他还常常跟俞氏三姐妹说着一个又一个的绍兴民间笑话。俞氏三姐妹跟鲁迅先生住一屋，融洽相处，他们之间，总没大没小地叫着 “野牛”（大姐俞芬生肖属牛）、“野猪”（俞芳生肖属猪）、“野蛇”（鲁迅生肖属蛇）。俞芳称，“代太师母给大先生写信，是从1930年3月开始，到1935年夏，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这五年多，太师母给大先生的一百多封信，绝大部分是由我代笔的。”“我问太师母：信上怎么称呼？信后怎么署名？太师母告诉我：称呼‘豫才’，署名‘母字’。”“我尽量按照她老人家的口气写。信末写‘母字’后，我自作主张加上（俞芳代笔）。信稿写好后，我慢慢念给太师母听，她听到不合适的地方，就提出意见，叫我修改，改到她老人家满意为止。然后誊清，请她过目。老人家看到（俞芳代笔）四字，表示满意，并加称赞。最后由我付邮。”

俞芳老师小学时，她和三妹俞藻从北京市笃志小学转入培根小学读书，按照那时学校的规定，每个新生入学，都需要填写一张保证书，保证书要有保证人的签名盖章。小俞芳与小俞藻就一起去找大先生。鲁迅了解到她俩到笃志小学上学需步行一个多小时，离家太远，需要转学，就一口答应了作她俩的“保证人”，鲁迅先生立即给填写好了《保证书》并签了名，盖了章，还勉励她俩认真读书。

鲁迅先生在北京砖塔胡同61号老屋南房居住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下了小说集《彷徨》中的《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和《肥皂》四个短篇；完成了《嵇康集》的校勘工作；写了《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作了《娜拉走后怎样》和《未有天才之前》等重要讲演。此外，还翻译了用做讲义的文艺理论。鲁迅曾经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多次会见郁达夫。郁达夫亲切地回忆起他跟鲁迅在砖塔胡同相见的情景，其文章刊于《宇宙风》乙刊创刊号。

朱安，一只落地的蜗牛

在俞芳眼中，大师母朱安“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深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大师母操持家务是称职的，节俭持家，空下来就做针线。她还能炒一手道地的家乡菜。每当大先生有客人来，她总是以礼相待的，泡茶、烧点心，都很尽心。”“每逢节假日，太师母的屋里常常宾客满座，热热闹闹；而大师母的屋里却是泠泠清清。她常独自坐着吸水烟，有时在厨房忙家务。”“大先生和大师母两人同桌吃饭，饭桌上谈话很少。大师母如果开口，无非问问菜的咸淡，大先生或点头，或答应一声，这类‘是非法’的谈话，一句就‘过门’，没有下文。”“晚上则各到各的屋里睡觉。”“和大师母相处熟了，我发现她为人是很善良的。在砖塔胡同大先生生病时，吃不下饭，只能吃粥。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指俞芬1899—1960，比俞芳大12岁）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大师母对大先生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

李丹《访102岁女寿星俞芳老师》（刊《钟山风雨》2012年第5期）
（鲁迅先生原配夫人朱安女士[1879—1947])

俞芳记得：“大先生和广平在上海定居后，大先生寄来了照片，太师母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这个喜讯。我虽有些意外，但很高兴。我偷眼看看大师母，她并没有不愉快的表情。”

“有一天，太师母在午睡，我和大师母在北屋的台阶上谈起此事。我说：‘大先生和广平姐姐结婚，我倒没有想到。’大师母说：‘我是早想到了的。’‘为什么？’我好奇地问。‘你看他们两人一起出去……’‘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不料这一句话触动了她的心，她很激动又很失望地对我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亲鲁瑞）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我听她说这番话，很有些意外，我想不到大师母会对我说这些话。她的比喻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致使我感到，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

“大先生和广平师母定居上海后，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海婴出世了。消息传来，太师母十分高兴。当大师母得到这个喜讯时，也十分高兴。她为什么高兴呢？原来她思想上已考虑过：当时她自己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过去常常暗自思忖，此生、此世是不可能有孩子了。按绍兴的习俗，没有孩子，也属妇人的一个‘过错’。现在有了海婴，他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名’，现在得到赫然的‘赦免’，怎么不高兴呢？另外，她还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

“大师母对大先生是很尊敬的。她佩服他的才能，很明显地表现出‘自愧不如’的严重的自卑感。两人的差距太大了。”“我所看到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而已。这些情况正如大先生说的：‘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而朱安在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许逝世后，她曾打算南下奔丧，因为丈夫去世，应该由她这个“正室”亲自出面料理丧事，可事实上却不能够做到。她就在北京家中设周树人灵堂，为丈夫守灵。正如鲁迅的学生宋紫佩于1944年10月上旬去北京看望太师母鲁瑞时，太师母对宋紫佩说的：“朱夫人眼泪汪汪对我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娘娘（婆婆）怎么说，我怎么办，决不违背！”

朱安（1879—1947），她没有能力爬到墙顶，爬了68年，终于成了一只落地的蜗牛。

俞芳眼中的鲁迅与许羡苏

俞芳1933年报考国立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简称“女高师”，或“女师大”，今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是受了她的好友“许羡苏姐姐”（许钦文先生的四妹、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时的学生）的影响。许羡苏报考时，报名费只需30元。于是，俞芳也去借了30元，顺利地考进了“女高师数理系”。在大学读书时，俞芳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另有特长，是数理系女子排球队长、篮球队队长。

1926年鲁迅得悉“三·一八”惨案的消息，是由已在女师大图书馆工作的许羡苏跑去告知的。许羡苏进入女师大图书馆工作，是鲁迅给介绍的。“许羡苏走到校门附近，看到许寿裳先生很激动地和同学们讲话，许多同学围着听。许羡苏也走过去听了，只听得许寿裳先生说：他刚刚从现场回来，刘和珍和杨德群这两位女同学中弹，经毛医生（女师大校医）诊断，确已死了。许先生悲愤地说，那里尸体纵横，鲜血满地，简直是一个最阴惨的人间地狱！这是国丧！并说那里受伤的同学还很多，亟待营救。许羡苏听完许寿裳先生的讲话，就赶到西三条，把噩耗报告给大先生。随后，又有一批学生来向大先生报告惨案的消息。大先生听了，悲愤已极。他激动地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许羡苏（1901—1986）与鲁迅先生的同乡，绍兴东埔村人，跟鲁迅母亲鲁瑞与俞氏三姐妹就像一家人。

李丹《访102岁女寿星俞芳老师》（刊《钟山风雨》2012年第5期）

俞芳（左二）俞藻（左一）姐妹与鲁瑞（左三）许羡苏（左四）合影

1920年，19岁的许羡苏只身从绍兴到北京投考高等院校。因为大学对尚未被录取学生不供给宿舍，她又没有住旅店的经济能力，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通过她在绍兴时的老师周建人的关系，第一次住进了周氏三兄弟合居的北京八道湾寓所。那时鲁迅的母亲和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初到北京，她俩听不懂北京话，听不懂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的日本话，于是，许羡苏跟俞芬无形中就成了鲁母和朱安的特约采购员。许羡苏给鲁老太太和朱安买布料、洗衣肥皂、头油、牙粉、袜子，给鲁迅买火腿、酱菜。许羡苏不仅能说一口纯正的绍兴方言、还能炒一手道地的绍兴风味好菜，干家务事从不挑剔，勤勤快快，一空下来就陪寂寞的太师母鲁瑞聊天，颇得太师母的欢心。1921年，鲁迅帮助许羡苏成功入读女高师数理系。由于许羡苏她留的是短发，不能梳成盘龙髻或S髻，当时女高师推行封建教育的秃顶校长毛邦伟（鲁迅任教育部佥事时的同事），竟要将她与其余三个剪发的学生一道开除。据许羡苏1961年3月底至6月30日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写成的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中讲道：“女高师当局下令短发的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剪发的同学除我之外，还有同班缪伯英、张挹兰(她后来转到北大文科，跟李大钊同日遇难)和体育系的甘睿昌四人，我们谁也不遵命，学校当局又向各人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要求督促。我的保证人是本校教员周作人，他就退了聘书表示抗议。”鲁迅先生则因此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其中提到的“M校长”就是当时的女高师校长毛邦伟。鲁迅又在杂文《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中写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1925至1931年，鲁迅先生南下，许羡苏曾长住鲁迅在北京西三条的家中六年。她为鲁迅看守书房、为鲁迅织毛线背心、织围巾，处理邮件、照顾母亲，同时还是鲁迅先生全家的账目总管。鲁迅南下时，每到一站就给许羡苏写明信片，报道旅途见闻。如天津、浦口、上海，都给许羡苏寄信。到厦门后，鲁迅每隔二三天就给许羡苏写信，许羡苏也不断给鲁迅先生去信。鲁迅于1927年1月离开厦门去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许广平为他的助教。3月，鲁迅、许寿裳、许广平住进白云楼。这些都不影响鲁迅与许羡苏的频繁的书信往来。许羡苏与鲁迅两人频繁来往的书信，《鲁迅日记》中记载有250多封。《鲁迅日记》中的“许璇苏”、“淑卿”、“许小姐”都是指许羡苏。这些信件，在她1931年离开鲁迅先生家时，全部交给了大师母朱安。可惜的是朱安不识字，早已给清理干净了，给中国现代文化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当年，鲁迅的学生和好友孙伏园（1894—1966）曾对鲁迅与许羡苏及许广平的情感问题，写下过“二许之争”。鲁迅对此表示不满，他写信给许广平，对她说：“正如伏园之人，不足道也。”后来，曹聚仁著的《鲁迅评传》书中有说：“鲁迅的好友之中，姓许的占着多数。……一位是少年作家许钦文，一位是许钦文的妹妹许羡苏，她是鲁迅的恋人。还有一位则是他后来的妻子许广平。”这两位著名作家还都提到了1925年的“端午节”事件：端午节那天，鲁迅设宴宴请许广平、许羡苏、俞芬、王顺亲(也是周建人在绍兴的女学生)等四位在家里吃饭。席间，许广平“设计”灌醉鲁迅，鲁迅酒后拳打俞芬，并借酒劲“按了许广平的头”，许羡苏见状，愤然离席而去。事后许羡苏对许广平说：“这样灌酒会酒精中毒的；鲁迅喝酒喝多少，是有戒条的。”许广平有一种吃醋的感觉，就给鲁迅去信，表示听了许羡苏的话，表示听了许羡苏的话，诚惶诚恐，一再赔罪。鲁迅马上给许广平写信。或许在两位作家眼中，二许之争鲁迅选择了偏护许广平。

鲁迅与许广平于1927年在上海同居。1930年2月，“许羡苏姐姐离开北京往大名府河北第五师范学校教书。于是，过去许羡苏姐姐帮助太师母办的事，有部分就由我来担当了。”许羡苏31岁（1932年）时跟河北第五师范学校生物教师余沛华结了婚，并与丈夫一起移居上海善钟路。周建人—家曾去她家住过。不久，许羡苏举家迁往她丈夫家乡——成都。从此，她一直在成都的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许羡苏应聘到北京，参加北京鲁迅故居的筹建工作。1961年她应邀写了回忆鲁迅的文章，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不久即退休回成都。她生有三子一女。丈夫于l978年病逝后，她就离开成都跟随幼子余锦廉寓居于内蒙古乌兰浩特。1986年她因病逝世，享年85岁。

不忘恩师的金庸

俞芳1935年从女师大数学系毕业后，离开北京，先后在杭州市立初级中学、嘉兴初级中学任教数学兼体育。抗日战争爆发后，七所省立中学合并为“联合中学”。在炮火硝烟中，俞芳老师随学校内迁，辗转浙西南丽水县（2000年改名为“莲都区”）碧湖镇、福建省平田、广西桂林，直到重庆。1947年，联合中学才迁回嘉兴。

“碧湖联初”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校舍是寺庙，教室是茅屋，学生多为无家可归的流亡少年，师生要逃难，没有固定的住所；全校师生吃不饱，早饭是很稀的稀饭，有几个豆子当菜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她忘不了学生衣被单薄，冬天穿的仍是草鞋，身上生满虱子。她批改作业，用的是浙西南一带用几根灯草作灯芯的民间菜油灯。在“碧湖联初”，俞芳老师常常给学生烧开水烫衣被上的虱子，有时还要替痒得难熬的学生抓虱子。有一位当年在“碧湖联初”读书的女生，名叫管慧英，她脚患末梢神经炎，疼痛难忍，慈母般的俞芳老师，一边安慰学生，一边替她按摩。有位学生，家庭经济很困难，交不出饭钱，没饭吃，俞芳知道后，就给他交了饭费。俞芳在这种环境下教书，仍极其敬业，极其认真。在那备尝艰辛的流浪岁月里，俞芳老师爱生如子，跟抗战时的流亡学生建立了异常深厚的师生情。

金庸回忆在“碧湖联初”读书时的日子，说：1937年，他在嘉兴中学读初二。因日寇来犯，嘉兴中学先迁嘉兴市秀洲区西部新塍镇上课，次迁到杭州市临安县于潜镇乡间上课，再迁丽水县碧湖镇成立联合中学。正如金庸回忆文中写的：

“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几岁。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淡蓝的旗袍，白鞋白袜，干净健康，精神勃勃，倒像是我们的一位大姐姐，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写得清楚利落，一行行的都是算式，然后用清脆的北京话解说。那便是俞芳老师。应当是她做老师的第三年。我虽不是她做老师最早的学生，应该算得是最早的学生之一了。俞老师先教我们代数，后来教几何。她并不严厉，但也决不宽松。我心里很敬仰她，希望得到她的欢心，所以学得很用心，几何的成绩也很好。俞老师的教导和训练，使我一生受用无穷。一直到现在，感激的心情也丝毫不减。年纪越大，越感到受益的恩惠。我写小说，布置情节，办企业，想达到什么目标，就要逆推使用什么方法和步骤：甚至在玩游戏时，例如下围棋和打扑克，都要用到逻辑思维、推理求证的思考，不知不觉间都用上了俞芳老师所教的方法和步骤。数十年常在海外，每到杭州，必会同老同学齐去向俞老师致敬问安。今欣逢老师从教六十年的喜庆，谨致数十年来常在心头出现的温暖情怀，向老师热烈祝贺，并祝健康长寿，安享退休悠闲生活。

受业学生查良镛（金庸）敬书 一九九五、十一、廿二”

金庸又写了一首七绝条幅以铭感俞芳老师的大恩：
金戈铁马儿女情，百变千端合人心。

代数几何符逻辑，细思其理感大恩。

余少年时于嘉兴碧湖学数学于俞芳老师门下，今当老师初度百岁寿诞，谨誌数语以誌老师大恩也 受业门生 金 庸 谨书

我们与俞芳老师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俞芳任湖州中学副校长。她当过嘉兴市人民代表和湖州市人民代表，她还是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浙江省教育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4年，她调入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教书。

1958年上半年，浙江省委决定筹办新的综合性的杭州大学。在大跃进年代，又创办了“杭大附中”（它的前身是“杭十四初”与“浙师院附中”）。那时，需物色一位既教过中学课程又当过中学校长懂中学教育业务的副校长。于是，俞芳老师从杭州大学数学系调到杭大附中去教书了，并任杭大附中副校长。

新创办的杭大附中，年轻老师多，俞芳老师言传身教，跟他们一起研究教材教法。俞芳老师争创名校，呕心沥血。1965年，终于让杭大附中成为了全国18座大教改试点学校。文革中，俞芳老师受尽苦难，腿也被打成伤疾。她蒙冤受屈，自信自尊，咬着牙挺过了人生难关。拨乱反正后，俞芳老师不去计个人恩怨，只当是国家遭遇一场灾难，认为灾难过后仍应为国家为社会尽点心、出点力。

2005年，已退休三年的我，从浙西南松阳县去杭州看望俞芳老师。这时，95高龄的俞芳老师在家中走动时不慎跌断右脚，正在治疗中。她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和她的崇拜者——我的学生鲍福林与张益民。我们谈鲁迅，拉家常，从中也知道了她非常喜欢室内悬挂着的那幅条幅。条幅是她的同事、杭州师范大学蔡勇飞教授写的《赠俞芳校长·七律》：

闻名早上月轮山， 执导育才震教坛。

兰贵幽香能致远， 梅殊俊倩善迎寒。

当歌植李娇娇曲， 更慕扶桃道道关。

耄耋尤尊研鲁迅， 文星数宿显光环。

这首七律，写得的确好：这首诗写出了俞芳老师一生中的教书育人与研究鲁迅两大事业，更写出了她像幽兰一样的芬芳人生。

在聊天中，我俩也晒起了我俩的退休工资。我说：“我2002年退休，每月有2800元。”她笑了，说：“我1975年退休，每月有1700元。”1700元，生活费住房费医药费水电费杂七杂八的费，还要付出请一个保姆照顾高龄老人的保姆费，好清寒！难怪一直以来，俞芳老师的日常饮食非常简单，粗茶淡饭，恬淡开心过日子。

离别时，俞芳老师一定要移步送行到家门口，她还一定要送我一听杭州名茶。说：“我年年送给海婴的，也是这茶。”

李丹《访102岁女寿星俞芳老师》（刊《钟山风雨》2012年第5期）

（周海婴偕夫人马新云看望俞芳老师[居中]）

转眼间，别离俞芳老师又已七个年头了。老人的身体怎样？高龄的俞老还能够记得起我吗？我决定先向几十年来一直在悉心照顾她的、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的老友、学军中学的退休老师黄洵燕打听一下。

我给黄洵燕发去了电子信件，说明我要去杭州看望俞芳老师，问：“她102岁了，还能够接待客人吗？”

黄洵燕的回答，让我喜出望外：“没问题。俞芳老师每天的功课是搓麻将、看电视、读书、看报。她的记忆力极好，身体不错！我给你去联系。”

我到了杭州后，打电话问洵燕兄：“我一定要给俞老带一点礼物。买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于她，请直爽告诉我。”洵燕兄在电话里回答：“什么都不要带！她的脾气是从来都不收任何人的礼品的。你带了也是白带！”我坚持要带，请求洵燕兄给我出出主意。黄洵燕兄知道我跟俞芳老师的关系，想了一想后，回答：“你最多带一点水果吧，数量不可多，象征性地带一点即可。别的东西都不要去买，她的脾气是绝对不收任何人的礼物的。”

我到了黄洵燕家中不久，我杭大读书时的窗友应守岩兄与我恩师孙席珍教授（1906-1984）的女儿孙小吕也“打的”赶到了。我们问洵燕兄：“今天的拜访，怎么安排？”

黄洵燕拿出一本《润物细无声——俞芳先生百岁华诞纪念册》，对我们说：“2010年10月，我们学军中学为俞老举行了盛大的百岁庆贺活动，编印了这本《俞芳先生百岁华诞纪念册·润物细无声》。你们先翻翻。”

黄洵燕又说：“这本纪念册，等会儿我们去讨一本签字本来。俞芳老师喜欢搓麻将，我们去跟她搓麻将。”

李丹《访102岁女寿星俞芳老师》（刊《钟山风雨》2012年第5期）
（左一李丹 左二俞芳老师 左三黄洵燕 右一应守岩 [孙小吕摄]）

“102岁了，还会搓麻将？”黄洵燕笑着回答我们的疑问说：“这是她不让记忆力衰退的一门功课，不玩钱的。每人发十张扑克牌，作为输赢的象征。无论输了赢了，她都高高兴兴，始终兴致勃勃。陪玩麻将的，都是她昔日的学生。有时‘三缺一’，就请阿姨来凑数。”

“阿姨？我七年前认识的那位从余杭找来的保姆李官美？”我忍不住出声询问。

“是的。俞老对保姆好，保姆对她也好。阿姨服侍俞芳老师，人们都说‘亲生女儿也没有这样好’。她给俞芳老师里里外外操劳，那个体贴，真是没法说的。阿姨陪伴俞老，她连春节也不回余杭老家，都叫老公孩子来俞芳老师家过年。人们说‘如果没有这么好的阿姨服侍她，俞芳老师也难这样长寿。’这句话好像有一点点道理。”

我们跟着黄洵燕进入俞芳老师的家时，俞老已坐着在等待我们了。我给俞老介绍：“这位孙小吕老师，是孙席珍先生的女儿。她特来看望您老。”俞芳老师紧紧紧握着孙小吕的手：“你爸爸，我熟悉的，他是杭大的著名教授，也是我们绍兴人的骄傲！”那反应的敏捷，真是惊人！那像是102岁的人！

我给俞老介绍我的老友应守岩兄——他俩是初次见面。我告诉俞老：“这位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应守岩老师，是洵燕的窗友。”她点点头，问了名字的写法。在赠书题字时，俞老居然没有写错“应守岩”三个字。这102岁老人的记忆力，的确令我们惊讶！

李丹《访102岁女寿星俞芳老师》（刊《钟山风雨》2012年第5期）
（102岁俞芳老师在题字赠我们每人一本《润物细无声》。李丹摄）

我们围坐在一起。我翻开《润物细无声》，指着第18页印着的她1935年在北师大毕业时的“俞芳毕业照”，对俞老说：“这个小姑娘真可爱啊！”耳朵仍然可以算“聪”的她，立即用手指指第19页“北师大第二十三届数学系毕业师生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五人，对我们说：“‘这个可爱的小姑娘’还站在这里呢！”说罢，她笑得合不拢嘴。我仔细一看，真的是她！

我跟俞老说：“我们要跟您合影，怎么样？”她说：“可以。”于是，我们先集体合影，继而“分户头”跟她合影，拍了一张又一张。

李丹《访102岁女寿星俞芳老师》（刊《钟山风雨》2012年第5期）
（前排左一孙小吕 左二俞芳 后排左一李丹 左二应守岩 [黄洵燕摄]）

之后我们一边搓麻将，一边聊天。我提起上海鲁迅纪念馆王锡荣馆长，她说“他来看我的。”我提起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乔丽华，她说“她把她的著作《朱安传》寄给我了。”——俞老对答如流，不假思索，我真敬佩她的记忆力和反应的快捷！

黄洵燕告诉我们说：“俞芳老师习惯于每晚看体育频道，夜十一二点才睡。第二天也不午睡。吃过晚饭就刷牙，睡得那么迟，也不吃任何零食。俞老惟一不可缺的是降血压的药。”

“俞老，您这样长寿，平时吃些什么呢？”这时，李官美阿姨来了，阿姨替她回答：“我烧什么，她就吃什么，俞老师从不挑剔。俞老师的饮食习惯很好，荤素都吃。每天喝一杯牛奶。早餐爱吃绍兴霉豆腐过稀饭，中餐吃米饭，晚餐吃面条或水饺。晚上虽然睡得迟，但不吃任何食物。她从来不吃保健品或滋补品，也不喝酒。”俞老补充说：“我对饭菜没有特别的要求，从不挑剔，一般以素食为主，口味喜欢清淡，不太喜欢甜品。茶是必不可少的，喝茶品茶是我年轻时就养成的一种嗜好，我每天都保持足够量的茶水。”

考虑到应让老人该休息了，我们告辞。俞老一定要送行——黄洵燕说：“这是她的习惯和规矩，你们让她送吧，她总要送客人到家门口的。”俞芳老师拄着特制的拐杖（下端有分开的四个小平板脚，四个小平板下共有十六个小轮子以确保平稳），在孙小吕老师的撑扶下，一直送我们到了家门口。

李丹《访102岁女寿星俞芳老师》（刊《钟山风雨》2012年第5期）
（俞芳老师一定要送行。左一：保姆李官美 左二：孙小吕 正中：俞芳老师 [李丹摄]）

在杭州三月的春风里，我忽然想起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教授的一首绝妙的藏名贺诗：“俞觉人生短，芳香远尔浓。长将春留住，寿域更从容。”我也效仿“俞芳长寿”的嵌字藏头诗，口占一绝，以记访问：

俞俞自得历冬霜，

芳泽春时看燕翔。

长使育人留美德，

寿开百域笑斜阳。

（附记：俞芳老师已于今年6月29日过世，谨以此文纪念俞芳老师）

我的大学老师
作者:徐义亨（1962届化工系）
一

1957年国家经济正处于马鞍型的低谷，全国大学的招生人数猛减到十万零七千。我能在这一年考进浙大化工系，可谓人生的一大幸运。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浙大由一所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一所纯工科大学，留下的教授和副教授仅七十多位。不过，这在当时国内的工科院校里算是多的了。

在我入校时，化工系有李寿恒先生、周庆祥先生、王仁东先生、丁绪贤先生、严文兴先生、李博达先生以及杨士林先生等几位大教授。他们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也是文章道德的一代楷模，更是一辈子手执教鞭的“教书匠”，又都有着自己丰满的个性。

开学时，由于所学的是新开设的“化工自动化”专业，还没有成立教研室，所以就有系主任周庆祥先生亲自给我们介绍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的设置概况。周先生开始讲话时对大家的称谓，既不是“同学们”，也不是“同志们”，而是“诸位”，让我感觉十分经典，好像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周先生早年留学于美国密西根大学、麻省理工大学以及英国伦敦大学，致力于高压高温下纯蒸汽和混合蒸汽的压缩性研究和低温条件下热力学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是我国化工热力学方面的权威，学术造诣很深，可惜我没有机会一睹风采。后来，我的一位学长，国内研究流化床的权威、沈阳化工研究院的王尊孝先生告诉我，1948年周先生刚从英国回浙大任教不久，要给化工系的高年级学生开设热力学课程，同学们认为在“物理化学”课程里已学过了，无需重复。于是系里决定通过摸底考试再考虑课程开设与否。考试结果全班同学均不及格。在考试课堂上，周先生一边察看大家在答题时的困惑，一边嘴里在嘀咕：“连这样的题目都不会做，还不想学。”

曾任浙大校长、高分子学科的奠基人杨士林先生早年毕业于浙大，后又考取公费生派往丹麦哥本哈根多科性工业大学有机化学系学习。1958年，他在给我们上《有机化学》时，正是国内大搞教学革命的年月，出现了许多反常的“新鲜事”，如学生自编讲义和学生上讲台讲课等。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学生给老师张贴大字报，许多老师不得不顺从形势。而杨先生极为巧妙地应对这种浮躁的做法。他在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就要我们大家记好笔记，而后再让同学们将他的讲课内容编写成讲义，每人负责一节，最后由杨先生修改审定。名义上这也算是学生自编讲义，实际上全是杨先生的讲稿。今天在重温此事时，经历了多重政治运动后的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既不能与当时的政治潮流相悖，又不愿为浮躁的举措所困累，绞尽脑汁地精心安排，这正是杨先生崇高品行和智慧的体现。

二

《高等数学》是一门十分抽象的课程，需要凭借高度的逻辑思维。它是我在大学里最投入的一门课，考试成绩全优，这完全得益于我的三位数学老师。

我的第一位高等数学老师是梁文海先生，我进大学后上的第一堂课就由他讲授。这位完全以教学取胜的老师在走进教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一下窗帘，以免边上的同学因反光而看不清黑板上的书写。在课堂上梁先生不苟言笑，但语言流畅，再加上漂亮的板书，真可谓满堂生辉，让我对大学里的授课老师顿有一种崇敬的感觉。梁先生18岁就大学毕业，在给我们开课时，其实还很年轻。巧的是我在大学毕业后去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是梁先生的兄长——沈阳农学院的梁文卿先生给我们上《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于是我便成了他们两兄弟的学生了。兄弟俩同教数学，风采各异，兄长凝重肃穆，小弟酣畅淋漓。梁文海先生会弹一手悦耳的吉它，特别是那支意大利的《我的太阳》，是我当年在走近他宿舍时常驻足倾听到的一首动人乐曲。

我的第二位高等数学老师是郭竹瑞先生。郭先生在样条函数与函数逼近论方面的研究很有成就，文革后主持浙大数学系的工作，曾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获人民教师奖章。凡是受教过他的学生，对郭先生的教学认真以及治学态度没有不钦佩的。然而，1958年郭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正逢“运动加劳动”的岁月，大家没有时间去复习功课，上课也无精打采，而郭先生的讲话速度又快，所以部分同学听不懂就给他提意见，令他在课堂上伤感地说：“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实在不行，那只有能者为师了”。现在反思此事，把形势惹成的过错，发泄在郭先生的身上，作为当年的学生实在有愧。

毛路真先生是我的第三位数学老师。一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从教于浙大的教授，又是数学系的系主任，为一个工科专业本科生开基础课，这是极难得的。毛先生讲课很善于将严密的数学概念形象化，一头通向直观感觉，另一头通往逻辑分析，把抽象的数学问题深入浅出地引导出来，这是毛先生讲课的艺术。毛先生对每堂课的五十分钟时间卡得如机械般准确。上课铃声一响，他以敏捷的步子走进教室；讲完课跨出教室也刚好是下课铃响的时候，从不拖延，也不提前。他进教室素来是两手空空什么也不拿，但讲课时却似滔滔流水，再繁复的公式定理或例题也都能背得滚瓜烂熟，这很使当年我等年青人惊讶和自愧不如。

毛先生的儿子毛昭晰教授后来告诉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毛先生在教书之外，宁可自己种菜来养家糊口，也不去外面谋取生财之道，他严格要求自己“一不当汉奸，二不当奸商，三不当贪官污吏”。唯保存自己的学术与品格。一生安贫乐道，恬于进趣。

三

也许我所学的专业在当时是属于全新的，所以大多的授课老师都是国内该学科内颇有名声的学者，包括讲授物理的王谟显先生、化工原理的谭天恩先生、物理化学的韩世钧先生和电工基础的黄礼镇先生。

王谟显先生自1932年毕业于浙大后，在物理学前辈张绍忠教授的推荐下，先去清华任教，期间受物理学家赵忠尧、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等名教授“为人之道，治学之法”的熏陶。1940年又回浙大，后又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于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其后，王先生不为国外优裕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所动，婉谢导师的挽留，又辞去友人劝他去台湾的邀请，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能聆听王先生的讲课真可谓有幸，是我五年中最难忘的课程之一。王先生讲课条理清楚，言简意赅，能倾倒一大批学生。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大教授，又是副校长居然还兼任我班习题课的老师，以往，这都是小助教的事。不过在习题课上，大家对王先生都有点畏惧，因他经常要“吊黑板”，如基本概念出错，他不留情面，被吊黑板的同学非挨扣不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情况：凡去阶梯教室听王先生的大课时，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抢前排位置；而在上王先生的习题课时，谁都不愿坐在头排或过道的座位上。数十年过去了，王先生的教学让我真正地体察到何谓“严师”。

和化工过程紧密相关的自动化技术始终情系着我们这一代专业人的学业和工作，也昭示着我所学的这个专业的内涵。在校的五年学习期间，有关化学、化工课程的设置比重以及多次去化工厂实习就足见前辈师长对化学工程知识传授的重视。对此，蒙谭天恩先生和韩世钧先生的精彩授课，让我受益终生。谭先生，早年就有“谷物干燥器”的发明创造，对先进的传质设备也颇有研究，曾任第一届“全国化工原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韩先生在溶液热力学和流体相平衡方面取得过丰硕的成果，对国内众多的化工、炼油装置的设计和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记得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我在设计院工作并代表设计院去贵州某施工现场处理工程问题时，该厂的厂长居然问我：“你到底是学自动化的还是学工艺的，怎么对工艺那么熟悉”。也不止一位自控设计界的老前辈跟我说过，以往六十年代的浙大化自专业毕业生和其它院校的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懂工艺，懂得控制系统设计的工艺原理。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能普遍存在于工程界人士的心目中，这完全是寒暄、客套之外的美誉。

当年的浙大，黄礼镇先生讲授“电工基础”是有口皆碑的。高度的概括是黄先生讲课的特点，他在一堂课上的讲课内容可以多至讲义上的十多页，也可以少到仅一两页，每堂课我们都听得很过瘾。记得在学完这门课的最后一节课上，他说：“电工基础这门课无非是从几个基本定理演绎出几种复杂电路的计算方法；这些方法的实数运算就可求解直流电路，若用复数就可求解交流电路，若用算子就可计算电路的动态过程了”。厚厚的一门课就这样被他用几句话给概括了。

四

我所学的化工自动化专业是1956年正式招生的。早在1954年，王骥程先生被授命筹备国内高校第一个“化自”专业，为新专业的教学和实验室的筹建倾其全力。1958年周春晖先生偕夫人刘韵清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王先生便奉时任浙大副校长刘丹之命，代表学校和化工系领导邀请周先生和刘先生赴浙大任教，于是便成立了正式的化自教研室。

周先生早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又于德拉华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仑士勒理工大学任教多年。周先生回国时，曾受中科院等多家单位的邀请，但周先生选择了浙大，并以教育为一生之己任，作为一名充满激情的教育家，周先生将自己的大半生岁月献给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曾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类天性中最深切的动力是做个重要人物的欲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也都很珍视自己的个人成就。自周先生到浙大任职后，在荣誉和职务面前王先生总甘居于后。

我的老师周、王先生，四十年间的合作，既无豪言壮语，也无心哗众取宠，更不企求产生轰动效应，只是默默耕耘，从零起步，通过师生三代人的努力，直至把“化自”办成了国内高校的“五星级”专业（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实验室、控制理论和控制工程以及检测仪表和装置两个国家重点学科），现今的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那是极罕见的。在浙大的校史上，可谓典范。

我没有忘记1998年在为王先生七十寿辰举办的庆祝会上，周春晖先生曾即兴说了一席话，化工自动化专业的开创和发展，许多工作都是老王做的，而我因为是从美国回来的，沾了“崇洋媚外”的光，人们把很多功劳都记在我的头上了。

当时周先生讲话的神情是既真诚而又坦率，整个会场的气氛也是谈笑风生。周先生年长王先生六岁，系属同辈人，又昵称王先生为“老王”。在后辈心目中，两位先生的倾力合作，彼此之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侠士遗风，想来令人无不动容。

从1961年第一届毕业生开始算起，化自的弟子至今已有五千，可谓桃李芬芳。他们之中有曾任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的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神五”飞船发射的地面总指挥、过程控制领域内的众多开拓者。更多的是工作在自动化领域里的设计、研究和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在上个世纪的后四十年，凡是中央级的设计研究单位或重点大学的自动化专业以及国家重点企业，均有化自的同学，且都是技术上的中流砥柱或骨干，这是我辈浙大化自人颇为自豪的。

五

五年的大学生涯，学习的课程有三十门之多，受教过的老师也有数十位，他们有的依然健在，有的已经作古，撰写此文不仅仅是追忆，也是反思，更是对母校的依恋。

我永远忘不了1982年在85周年的校庆大会上，当原浙大副校长、一级教授王国松先生走上主席台上时，老校友们情不自禁地纷纷起立，全场响起雷鸣似的掌声，面对这位与浙大有62年渊缘的前辈师长，即便已是鬓染微霜的老学长，在恩师面前，犹如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年代。此景此情，催人热泪盈眶。

素帏洒泪哭春风
——缅怀恩师浙江大学吴熊和教授

应守岩 中文系63

（左：吴熊和 右：应守岩 李丹摄2012,3,13，杭州）

应守岩缅怀恩师吴熊和教授
（吴熊和教授重病中在寓所跟弟子应守岩谈李清照词。李丹摄于2012年3月13日）

感伤的告别哀乐渐渐消逝，安祥的先生遗容淡淡远去，但填补脑海的镜头一个接一个地跳跃而出，联缀起我与词学大师吴熊和先生的一幕幕往事，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是杭州大学63届的中文系学生。当年，吴熊和先生教我们宋词，那从容、清晰而富有磁性的讲课风格，那亲切和蔼的待人态度，在学子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象。

1963年我毕业后，分配在杭州一中（今杭州高级中学）当老师。吴先生住在杭州体育场路御跸弄杭大教工宿舍。他的家离我的家很近，故常去拜访。我退休后，来往更加密切。谈形势，谈学术，谈思想，谈生活，可以无话不谈。

我与先生相处，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热情待人与先生对我学业上的扶持帮助。我退休后，仍参加一些编纂书籍的工作，也写点文章。当我遇到学业上的问题去向他请教时，他总是满腔热情地予以解惑。2004年，我参加整理编纂《东阳丛书》。在点校清初东阳学者王崇炳(1653—1739)的《金华徵献略》一书时，发现了南宋词人黄中辅的《满庭芳•题太平楼》词。这是一篇痛斥秦桧卖国罪行的杰作。但在唐圭璋所编的《全宋词》中，只有“快磨三尺剑，欲斩佞臣头”两句，未见全阕。为此，我写了一篇《黄中辅和他的﹤题太平楼词﹥》。吴先生带病审读并修改我的文章，还把关于我发现此词的经过部分，给单独辑出改写，题为《痛斥秦桧的黄中辅<满庭芳>词全阕尚存》，以我的名义发表在国家图书馆主办的2006年第3期《文献》季刊上，令我非常感动。

吴先生患的是多发性骨髓瘤。2007年，先生的病情加重了，癌细胞转移到了肾脏。他眼不能看，手不能写，只能坐在轮车上接待来访者。但当我有问题向他请教时，他依然广征博引，侃侃而谈，思路清晰。2010年，杭州师范大学林正秋教授约我编一本《南宋西湖词选》，我觉得没有把握，于是向先生征询。先生说南宋词人写西湖的词很多，他鼓励我接受此任务。当我问起南宋词人张鎡(1153—1211)卜居的“南湖”在何处时，他说就是今天杭州市艮山门的水星阁一带，说当年夏承焘先生曾带他们去考察过。后来他还跟我谈起：他原想写一部《西湖词话》，后来没有时间顾及，今更不可能了。吴先生希望我写写这方面的文章，其连载的报刊，他可给我联系。我说待我手头的《南宋西湖词解读》书稿杀青后再考虑吧。而今我的《南宋西湖词解读》书稿已交出版社，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而先生却魂归道山，再也不能得到他的指教了，不禁扼腕叹息！

今年3月中旬，李丹学兄来杭，我俩同去看望业师吴先生。李兄在给拍照片时，端坐在轮椅上的吴先生突然问我：“这几天你有没有看过《钱江晚报》？”随后，让师母把3月7日的《钱江晚报》交到我的手上。原来，这一天的《钱江晚报》刊登了介绍《西湖红颜》一书的文章，此书的作者在谈到李清照时说：“李清照在杭州待了二十多年，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西湖，没有写过西湖的词。”吴先生说：“这是胡说八道！”大概是因我曾写过《李清照与杭州》的论文（刊《文澜》2009年第2期），他授意我写一篇批驳文章。为此，他不仅讲了李清照流落杭州后与秦桧夫人王氏的关系以及与流落泉州的丈夫赵明诚家属的关系，还特地叫师母找出徐培均先生的《李清照集箋注》一书交给我。后来我写了《李清照没有写过西湖词吗？》一文，请先生过目，得到先生的认可。后此文刊发于《浙江杂文界》（2012年第2期）。当我把此消息告诉先生时，先生也感到高兴。

吴先生不仅言传身教帮助我做学问，还赠送我不少书籍。他不仅把他自己的著作《唐宋词通论》、《吴熊和词学论集》工整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我，还把他案头的如《诗词浙大》、《庆贺吴熊和教授从教50周年论文集》、《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的校友卷、吴战垒学兄女儿吴蓓（吴先生的博士生）著的《梦窗词彙校签釋集评》等书送给我，这对我了解情况和做学问都有很大的帮助。最令人感动的，是我在解读南宋黄中辅的《题太平楼》词时，对“筹边楼”一词，尚未查得出处。在拜望先生时，我见他的书柜上面有台湾的《中文大辞典》，我想查一下，先生马上去搬来梯子，让我查找，终于解决了难题。先生见此书对我有用，后来就把此书送给我了，真使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虽然雅好诗词，却只是偶尔为之。2008年初，东阳市的金一初学兄送给我一本他的《诗词艺文续选》，我回赠他一本拙著《西湖小品》。因有所感，附寄去一首《﹤诗词艺文续选﹥见赠呈一初同学》的七律：“世事沧桑留梦痕，而今皆已白头人。秋冬春夏平平过，出处穷达淡淡闻。有志唐僧能见佛，无知杞子枉劳神。遥呈《小品》供谈笑，何日孤山细论文。”本想请先生批评指正的，想不到先生和了我四首诗。先生的前三首七律，已入选于《庆贺吴熊和教授从教50周年论文集》，其诗如下：

应守岩见示新律，依韵奉和 三首（2008年2月）

其一

双鬓满堆岁月痕，浮生大半是劳生。

人无奇遇诚堪贺，子有微言了不闻。

七省破冰除大厄，（去冬湘鄂贑皖等七省横遭冰雪之灾）

一星绕月独丰神。（嫦娥一号探月成功）

当今正用亲民策，愧煞相如封禅文。

其二

水上风行自扫痕，乐于盛世作闲人。

旧时语业终须弃，当下鸿儒总阙闻。

薄酒难招虬髯客，余年莫问紫姑神。

前贤名节斑斑在，廉退岂为谀墓文。

其三

雪泥鸿爪数留痕，燕去雁来尽故人。

病后家山频问讯，云间鸡犬少知闻。

老归笔塚诗成帙，寒拥书城句偶神。

把酒何时寻旧约，从容论世复论文。

其实在此后面还有一首：

再和应守岩

钟声渡水了无痕，佛说真如是我闻。

尘事虽烦知世味，名心渐泯识高人。

暮年欲结桑榆社，岁祀还同土地神。

洁去洁来终有累，不须更作解嘲人。

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其诗内涵丰富。有的诗句我还领会不透，但我知道，它旣是先生感情的抒发和志节的表白，也是对我的勉励和教诲。因此得先生赠诗后，我又写了《呈恩师》诗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浮生有幸近程门，说地谈天更论文。今读锦诗思玉语，最难相报是师恩。”今重读先生的诗，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可转眼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是“钟声渡水了无痕”，此情何堪！

今年中秋前，我去看望先生，带去一篇《南宋西湖词解读》的《前言》，请先生看一看，并征求写《序》之人。谁知这是最后的相见。在告别的时候，我见先生人虽清瘦，精神却不错。我握着他的手，问他“胃口可好？”他说“可以。”“睡眠如何？”回答“也好。”我总以为恶梦已经过去，先生的恶病已向着好的方向转化。不意11月3日，我参加“西溪祭祀两浙词人祠”的仪式回家，打开电脑，看到老杭大63届同班窗友告知的噩耗，得悉吴先生已于11月2日22时10分走了，享年78岁（虚龄79岁）。我五内寸裂，眼前顿时一片空白！“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标杆性的词学大家，我失去了最可亲的指导老师！

我立即给师母陆兰芬女士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先生的儿子吴海若先生。我表吊慰后，要求参加先生家庭式的送别。在11月4日的告别仪式上，我敬挽联一副：

诗书有骨，卧榻问经沾化雨；

药石无功，素帏洒泪哭春风。

并受托，代居外地的我杭大1963届窗友、吴先生弟子张世欣、李丹、沈洪保、郑爽明、王湄若、方伯荣、毕炎英等诸君，向吴先生遗体深深三鞠躬。

据说天上有白玉楼，如李贺还在，当不会感到寂寞。请恩师一路走好！

应守岩 2012,12,6，于杭州师范大学

最后的诗篇

——沉痛悼念父亲逝世

马大观

2007年7月20日，父亲突感身体不适，脸色潮红，呼吸急迫，伴有发烧症状。我和弟妹们急忙把父亲送到附近的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呼吸道严重感染，必须立即住院治疗。当晚，父亲病情加重，高烧至39℃以上，危象突现。翌日一早立刻转呼吸科ICU病房紧急救治。经过医生们的精心施救，体温逐渐下降，呼吸渐趋正常，父亲的病情暂时转危为安。

两天以后，即7月22日上午，父亲的身体状况平稳，虽精神略显倦怠，但是见到亲人们围在他的身旁，脸上依旧绽露一贯的笑容。他充满信心地告诉大家。爸不会死，爸照样会战胜病魔健康地活下去。听到父亲的这番话，大家都很欣慰。

等亲友们离开后，父亲把我叫到病榻前，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我说：“爸近来文思泉涌，有许多今事往事一直在脑海里若隐若现。假如这次病愈出院的话，我一定会统统把它们写出来……”接着他又对我说：“我现在就想写，你去找纸和笔。爸口述，你记录。”我已经来不及到哪里去寻找笔和纸了，赶紧从医务人员那里借来笔和处方便签，立即回到父亲的床前。

父亲略加思索后，便开始毫不间断地从他的口中逐字逐句地念出构思好的诗文，象瓯江滔滔江水源源不断。我被父亲的坚强和执着感动得热泪盈眶，认真地做着笔录。

父亲一口气口述了五首散文诗，中间几乎没有停顿。毕竟父亲还处于重病之中，当他口述完最后一篇时，已明显表现出体力不支。他停顿片刻后，要求我复述一遍记录给他听，其间他仅仅改正了几个字。最后父亲告诉我说：“今天先到此，明天继续。”说完后，父亲微微地合上双目，静默了。我深知此刻父亲一定是非常疲倦，象辛勤吐丝中的春蚕，累了，需要休息。但是，父亲脸部表情却显得十分平静，而且带有几分坚毅。

第二天早晨，当我准备好笔和纸再次来到医院的ICU病房时，父亲的病情却发生急剧地恶化。或许父亲对“生命大限已至”有一丝感知，他克服胸闷窒息的困难，拼尽全身力气大声地向围在他周围的亲人们宣告他的遗言——从母亲到六个子女一个一个地嘱咐；对自己的生前友好逐个留下他最后的话语；对自己的后事处置更是反复叮咛一定要从简……大家一边泪流满面地静听他最后的叮咛，一边心疼他如此拼死地从口中挤出每一句话的艰难，不断劝他歇息。终于，父亲挣扎着说完最后一句话：“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便戛然而止。父亲陷于深度昏迷的状态之中。

经二弟的努力和医院的协助，我们紧急把父亲转入温州最好的医院进行抢救。经过数天的全力救治，父亲再一次逃脱死神的魔爪，终又死而复生。当我们首次被允许到重症监护室探视他时，他还半信半疑地用微弱的声音问我们说：“爸是不是又活过来了？”

后来，父亲从重症监护室被转入普通病房进行后续治疗和调养。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人生态度使父亲的身体慢慢地得到复原，病房里经常传出他洪亮的说话声和爽朗的笑声。

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我看到父亲的气色和精神都很好，便和他谈起上次在前一家医院笔录他诗文的情形。一开始，他露出一丝不解和惊讶，一场大病似乎使他对过往的事情有些淡忘。我一边提示，一边拿出当时笔录的文章念给他听。他终于回忆起来了，但是态度却显得有些淡漠，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诧。

我对父亲说：“我念给你听，看看有什么词句需要修改或补充。另外，最好请你给这五首诗文拟一个总的标题。”父亲淡淡地回答说：“文字就不要修改了，保留原样。有缺憾也让其保留下来，这是重病中一个老人的文字嘛！至于标题就叫做‘病房滴墨’。”这番话显然有悖于他对作品一贯字斟句酌的严谨态度。我对父亲的这种突然变化黯然神伤。后来我才知道，几场重病后92岁高龄父亲的大脑组织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

谁也不曾料到，从此以后直至逝世之前的几年里，父亲再也没有和我们任何人谈起要写文章的想法。父亲曾拥有的“文思涌动的源泉”竟然象晨露一样倏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五首散文诗便成了他留世的最后的诗篇。

“病房滴墨” 五首散文诗原文附下：

病房滴墨

莫洛

病魔

病魔抓住生病的老人说：“你如此年老，还生重病，应罪加一等！”

老人说：“我老了，过去从不生病，现在却是你常常来光顾我，应该说，我们之间毫无亲缘关系。”

老人对病魔说：“去！滚你的蛋！”

于是，老人软软地躺到病床上。

爱，无处不在

你到大教堂里留下祈祷吧！大教堂里有金碧辉煌的“爱”字。它是生命的一切，是照耀生命的灵魂。

一位老人走进教堂，双膝跪下，面对基督施礼。

另一位老人也走进教堂，他对一位年青人微笑道：“我们是多年的教友，我在基督之下与羊群一起牧放。一年四季都使我快乐健康。跟上帝去牧羊，天地上下一片辉煌。”

小蚧蝶

一只只有贝壳那么大的小蚧蝶从高处斜斜地朝病房的窗口飞来，小蚧蝶似乎带着一片爱心找到生病的朋友，绕了一圈又一圈，飞上飞下，阳光永远跟在它的背后，花香带在它的身上。

小青年说：“可爱的小蚧蝶，关心我，爱我，带着生命的色彩，带着美好的靓丽。”

年老的病人在医院病房的窗口亲切地向小蚧蝶挥挥手，充满感情地问道：“你是从百里东路来看我的吗？”

啊！你真是一个心灵美丽的小精灵。我爱护你。昨日有雨打湿了你的翅膀，使我心疼。以后你来看我时，先要看看天上的云彩，在无雨、无烈日的时候来看望我。我们还是可以交流情感的。

一对大自然的儿女。

美生在大自然中，窗外的花草，还有云、风、阳光，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生命的力量，生命的美丽。

我这个年老的病人，站在窗口，面对小蚧蝶，向东、西、南、北，使眼睛灵活转动起来。

小蚧蝶啊！你翩翩地飞来，对着我充满爱心飞来又飞去。

解差

一位老人被一个解差用铁链链住。

老人说：“我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一生善良，从不犯罪，你何必用铁棍、铁链对付我？”

解差说：“我是魔鬼派来的，因为魔鬼惧怕美好的日子。他要在世界上制造灾难，他把那些善良的年青人、老年人、女人们给予重重的负载，使他们卑躬屈膝，两腿发抖，饮食困难。”

他们的眼里充满爱，满眼泪水。

贫穷的老人们，他们不愿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拿起锄头、铁锨，挺身而出，扑向坏蛋进行搏斗。正义的搏斗总是使坚强者获胜，那些坏蛋在人们愤怒的反击下纷纷逃离。

于是，老人在阳光下安详地休息。

生病的老人

他的胸背并不弯曲，双手也不颤抖，双眼不免暗淡模糊，那炯炯有神的色彩给岁月的尘埃遮蔽了；他的双耳也失去了听的能力。

这位老者是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人，他并不依靠那些外在的东西，他是发挥他内心的辉煌。爱不会老！

双耳失聪的老人，总是充满爱，去抚摸世上存在的东西。他爱世界，爱一切，他用一双手摸摸这，摸摸那，摸摸许多东西。

但是老人现在生病了，可老人对自己的健康还是充满信心，觉得病痛对他年老的身躯并没有构成太大的压力。他向苍穹祈求爱，向瓯江祈求爱，向小小的树林祈求爱。他对儿子们种植的花朵用心灵去抚摸，用爱去抚摸，生病的老人吸收外界更多的爱。

老人虽然老了，但他的脑子仍然灵活，思想的鸟还在到处飞翔，不断发出“奥、奥”的声音。

世界啊！这个老人是热爱世界的，是爱周围所有的一切。他从不伤害人，总是点点滴滴献出自己的爱。

生病的老人也许体重减轻了许多，但是他心灵的重量依旧沉重。

2007年7月22日上午，于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呼吸科 ICU监护室

由作者口述，大儿子马大观笔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