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雷达人

本大事记是根据1989年8月《空军雷达兵军事工作大事记》中“空军雷达第一营简史”一文和众多战友们历年来在各种书刊上发表的回忆资料，其中也有少部分是我个人的日记记载，初步作了一些整理，供大家参考，希望战友们共同来充实、完善。

49.5.3
1948年底，在我南京地下党的工作下，原国民党国防部六厅下属雷达研究所的广大爱国青年技术军官趁南迁广州之机，在杭州滞留，在杭州地下党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5月3日起义。
6.19
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华东野战军七兵团教导团指导员刘子真任该雷达研究所军事代表。
9月
华东军区通信处派李克林接管原国民党国防部六厅下属雷达研究所残留在南京的人员和器材装备。
10月
根据华东军区命令，杭州雷达研究所人员、器材和装备全部迁回归南京，由华东军区航空处统一领导。
11.7
南京航空办事处主任乔坚传达华东军区航空处指示：雷达研究所立即着手修复雷达，培养技术骨干，准备筹建雷达部队。
50.2月初
华东军区决定从山东泰山、泰西两个军分区抽调经过战争考验和锻炼的指战员194人到正在组建的雷达部队工作。其中有泰安县大队任大队长兼武装部长孟继萃，山东军分区作战科副科长李启文，泰西军分区王德明等同志。
50年4月初
先后从南京警备司令部教导大队、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和上海华东团校调入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优秀知识青年124人到雷达研究所进行雷达操纵业务培训。
4月中旬
华东军区航空处处长蒋天然、政治部主任王德贵向孟继萃、刘子真宣布成立雷达部队。
部队番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航空处电讯大队
大队长: 孟继萃
政治教导员: 刘子真
副大队长: 李启文
副政治教导员: 王德明
50. 4.22
1950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华东军区航空处电讯大队”在南京正式宣告建立。
大队建制： 大队部有参谋3人、政工干部4人、工程技术人员6人、电台台长1人、后勤3人、医卫人员3人。
大队辖五个中队。每个中队配备两个观察班，一个技术组、一个警卫排。
每个观察班有雷达观察员、标图员和记录员12～13名，配备警戒雷达一部
主要装备：
日4式雷达 2部
日313雷达 4部
美SCR602雷达 4部
上述装备全部由雷达研究所工程技术人员修复。

工程技术人员：33人，全部是从雷达研究所自愿报名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择优选取的，其中有解放后参军的大学生6名 。
5月初
成立大队党委。
党委书记: 刘子真
党委副书记: 孟继萃
党委委员: 刘子真 孟继萃 王德明 李启文 吴焕宇 房锡恩 张宝珠
5.27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根据苏联驻华大使及武官关于对雷达部队进行训练的建议向毛主席写了报告。
5.28
毛主席阅后即批“同意”

6. 3
大队奉命调往上海，接受苏联军事顾问的训练，学习雷达操纵、情报方格标图和编组传递等基本方法。准备奔赴福建前线，参加解放沿海岛屿及台湾的战役。
6.25
朝鲜战争爆发。
7.29
中央军委电令华东、东北军区首长，调该大队到东北，归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指挥。
8. 1
全大队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大队部欢聚，庆祝“八一建军节”。
即在当日下午，上海防空司令部参谋长黄径琛向大队党委书记、政治教导员刘子真传达军委命令，要求三天做好准备开赴东北执行任务。后根据大队实际情况改为七天。
8. 7
成立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东北军区副司令、参谋长贺晋年兼司令员，高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徐迺斌任副参谋长。
8. 8
全大队离上海北上。
8.9
总参命电讯大队隶属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

8.12
下午4时安全到达沈阳。沿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迎送。
8.13
东北防司高鹏副司令、徐迺斌参谋长和苏联顾问查廖夫中校听取孟继萃、刘子真关于大队人员编制、装备和训练情况的详细汇报，并立即作出编制调整和部署：
调整：原一中队的313雷达和五中队的602雷达互调，包括人员。
一中队 安东（即今丹东） 四式和602雷达各一部
二中队 沈阳市 四式和602雷达各一部
三中队 通化老爷岭 313和602雷达各一部
四中队 宽甸石柱子 313和602雷达各一部
五中队
一部分 连山关 313雷达一部
一部分 清源二道江 313雷达一部
并决定各站增设机要员一名。
8.20
8.16各中队开始行动，奔赴指定驻地，只用了短短四天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全部架设完毕，东北地区第一个雷达情报网开始建立。
注：由于对米波雷达架设地点的四边地形对电磁波瓣的形成的关系缺乏认识，各雷达站几乎都是本着“站得高，看得远”的常识，把站点选择在高高的山顶上，致使形成的电磁波瓣分散而又狭小，极难捕捉到目标。所以这是一个不成功的雷达情报网。
9月初
为检测雷达性能，组织了一次预先告知时间、航线和高度的检验飞行，各站均未有效探测目标。
为此东北防司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会议由东北防司副司令员高鹏主持。会议决定派出一名苏联专家协助大队对各雷达站进行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一些雷达站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提出阵地地形问题。
10.15
从9月中旬到10月15日各雷达阵地进行重新勘测，全面进行阵地调整，其中五中队连山关雷达站（313）移防庄河小郭店。真正构成了一个纵深约800公里覆盖43万平方公里的雷达情报网。
注：到51年1月底三个半月时间里，共发现、掌握敌机2997批70656架次，其中入侵我领空的有358批989架次，较好的保障了作战部队对空中情报的需要。

10.28 -11.2
大队召开第一次观察员（即雷达操纵员）代表会议，总结交流观察实际经验，专题研究了在固定目标中识别活动目标和掌握多批多架目标的问题。

11.28
根据军委1950年11月15日电示，东北防司电讯大队新建雷达机务和雷达操纵两个训练队。
雷达机务训练队学员120名（其中女学员12名）来自哈尔滨、长春、吉林、锦州等地的优秀高职或高中生。
雷达操纵训练队学员150余名（其中女学员20名）来自哈尔滨、牡丹江市各中学及呼兰、富锦、密山、延寿、双城、巴彦、宁安等县中学的优秀初、高中生。
51年1月份两队先后开始训练。范复礼、陈扬轩、伍匡宇、楼宇希任专职教员，袁燧、郑乃森任兼职教员。
这批学员后来成为东北地区雷达部队扩编中的骨干力量。
11月
驻清源313雷达分队奉命调防华北军区京津卫戍区组建的雷达一二一营。驻山东蓬莱担任保卫首都的防空警戒任务，连队代号为西康部队。
12月
1950年12月，我志愿军歼击航空兵部队进驻安东浪头基地，12月21日我雷达站开始为之提供空中情报。
最初，美军对我军雷达部队并没有放在眼里，他们认为“共军只有一些七拼八凑的陈旧过时的雷达，其中有一些显然还是美国制造的”。一名美军主管雷达的情报军官在被俘后供认，他原以为我军没有雷达，即使有一些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雷达没有人教也不会用。
美军在多次空战失败后对我军的雷达和歼击机再也不敢等闲视之了。战后美国官方发表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一书中写道：“在（1950）12月初，安东地区的先期警报雷达开始就跟踪出现在约150哩之内的远东空军的轰炸机了。中国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建设重迭在朝鲜西北部的防空配系。由米格一15式截击机，安东的具有全天候着陆设备的机场，以及雷达警报网所构成的战斗能力，对联合国来说确实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

51.1
东北军区批准在东北防司情报处设立电讯科，任命刘子真为电讯科科长，同时将电讯大队技术组划归电讯科领导。孟继萃任电讯大队大队长兼党委书记，王德明任政治教导员。
1月
郑乃森同志根据雷达电磁波传播原理，结合天线架设高度和周边地形（有效反射面）在一中队（浪头站）4式雷达上计算绘制出【垂直波瓣图】，经谭大政、裘维炎两位工程技术人员的认真试验、验证，解决了二维雷达报知目标高度的一大难题。郑乃森同志在试验的基础上又写了【雷达电子波的传播和波瓣计算】一文，对全大队乃至全军雷达部队的技术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1月
1951年1月21日，雷达发现数批敌机在平壤以北沿铁路线活动，我歼击航空兵部队及时起飞迎敌，大队长李汉击伤F－84型飞机一架，取得了第一次空战的胜利。
29日，我雷达又保障李汉击落击伤F—84型飞机各一架，取得了又一次空战的胜利。
2月
经东北防司首长批准，电讯科技术组和电讯大队有关雷达站工程技术人员的齐心协力，在四式、313的备份整机基础上，在沈阳制成四式天线二台，313天线三台，组成五台雷达。扩大和加密了东北地区雷达网。
3.15
军委总参谋部将电讯大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第101营”。孟继萃任营长，王德明任政治教导员。
4.12
1951年3月30日、4月7日、4月12日，美国空军以大机群轰炸鸭绿江桥，我们雷达部队为保障高炮部队击落、击伤敌机11架，提供了可靠的空中情报。尤其是3月30日，我安东雷达站4式雷达值班操纵员姜效文不仅及早地发现目标，而且迅速果断地判定敌机为 100架（事后经过检查架数误差在 5 ％以内），准确及时为兄弟部队提供了情报，保卫了大桥，受到上级的表扬。
在沈阳后塔湾组建新机连，装备苏PYC-2雷达两部，除两名站长外，全部是雷达操纵训练队的学员，原拟支援空军派驻朝鲜前线，后因任务改变，一部雷达调庄河小郭店，编入五连建制。一部调丹东
7.21
1951年7月21日，侵朝美国空军以8架F－94型飞机，侵入沈阳地区进行侦察骚扰活动，被我营驻宽甸、安东两个雷达站及时发现，随后纵深雷达也发现敌机，并连续掌握目标，迅速准确地向航空兵部队通报了情况，保证了我方取得击落敌机7架、击伤1架的辉煌战绩。
9.8
东北防司情报处电讯科召开观察工作会议（老雷达兵们把这次会议称为第二次观察会议），历时十天，全面总结一年来雷达战勤业务经验。
9月
为阻遏和击破敌人的企图，首先要加强对空监视、警戒，要求在敌机可能来袭的主要方向和主要活动空域上，及时发现和连续掌握来袭的敌机。周恩来总理发电朝鲜金日成首相，商定派遣志愿军雷达部队入朝。第一批于1951年10月至1953年3月，建成3个双机连，1个单机连（配备PYC–Ⅱ雷达一台），将三个双机连部署于咸兴、新溪、载宁，构成第一线雷达网，以加强对日本海方向的对空监视和延伸战线正面的对空监视。一个单机连部署于江界，作为二线接续站。使整个雷达探测范围在正面上扩展40公里左右，尤其是新溪、载宁两站对金浦、水源，敌机起飞时即能及时发现掌握。从而更有力地保障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指挥歼击航空兵粉碎敌人“绞杀战”的空中情报需要，保卫了我志愿军的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其后，于1952年9月至1953年6月，又组成2个双机连，1个单机连，以及地面对空作战部队，分别部署于元山、清津、端川，以加强对日本海方面的对空警戒。
9月中旬
东北防司副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张侠传达中央军委决定派雷达部队入朝参战的命令。
① 入朝参战雷达站： 宽甸4连
② 营长（孟继萃）在第一个入朝（咸兴）连队出发前，为保证连队在到达部署点后，能迅速安全展开执行任务，亲自率领技术组长程嘉钧同志和营的供给员以及报务员（携电台）警卫、朝语翻译等，先行到第一个雷达站部署点—咸兴勘察阵地，选定主阵地，熟悉地形、环境（包括民情、治安情况）以备指导连队能迅速展开构筑工事、隐蔽，以保证连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执行任务和做好对空防御。同时与就近志愿军后勤供应站联系，接上军需供应关系。
对第一个入朝的连队的准备工作，各级领导都十分关怀、重视，东北防司参谋长徐廼斌同志亲自检查装备情况，督促各有关部门协助连队做好准备工作。如起先配给连队的车辆，多较陈旧，甚至有的轮胎已接近磨平，这个情况反映到徐参谋长那里，而后勤部长未等徐参谋长查询，在获悉上述情况后，迅速换上好车。
9.25
1951年9月25日15时许，美国空军战斗机100余架在朝鲜顺川、安州、平壤等地上空活动。我营和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所属雷达部队，共同保障空军第4师12团对敌机进行截击，结果击落美军F－86型飞机1架。这是我空军第一次击落这种飞机。
9.28
组建了以雷达101营原驻宽甸的4连为基础扩建的一个加强连
雷达连由两个雷达排、一个指挥排、两个警卫排、一个高射机枪排及勤杂人员共206人组成，装备雷达两部（313和SCR602雷达各一部）、汽车11辆及发电机、电台等各种器材、枪支。
连指导员：营副政治教导员吴焕宇（兼） 连长：许子云
10.5
我第一个入朝的连队（宽甸4连）开赴咸兴，执行对日本海方向的对空警戒任务。
战争是残酷的，入朝行军的第一个夜晚就发生翻车事故，牺牲年青的警卫战士?名。
1951年
为提高部队操纵水平和作战能力，1951年东北防司情报处电讯科正式向部队发出了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的号召。在部队掀起了一个刻苦钻研业务和提高雷达操纵技术的群众热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涌现了“杨希达小组同时掌握9批目标的经验”、郑乃森工程师的“波瓣估高法”、秦国瑞小组的“情报快速传递法”等很多经验，并得到军委防司的重视，向其他军区防司推广。
从1952年起，军委防司陆续组织华北、华东防司雷达兄弟部队的干部和操纵人员到我区各前线雷达站包括入朝参战的雷达站进行轮战锻炼。在此期间，我们也组织了后方空情较少的雷达站操纵员去前沿各站轮训，以提高实战能力。
52. 1
由郑乃森、袁燧、范复礼、陈扬轩、楼宇希、伍匡宇、胡守仁、张懋绩等八位雷达工程技术人员编译的【雷达电子学基础】一书，经军委防司批准正式出版，成为全军雷达部队训练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2.29
雷达101营组织三连入朝进驻江界。担负接应位于战线和东海岸的雷达站的任务。
在1952年2月？日我航空兵部队击毙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等战斗中，雷达部队都提供了及时、准确、连续的空中情报，为战斗胜利做出了贡献。
3.26
雷达101营又组建了7连和8连，于3月26日开赴距战线仅数十公里的载宁和新溪建站，担负重点监控美空军的金浦、水源两个一线机场的任务。
3月下旬
派遣周伦铨、张有涵、王恩海带领20余名操纵员到南京雷达研究所领取SCR-270和503两部雷达。
后来270雷达架设在沈阳西郊张士屯，503雷达调延边。
1952年6月，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召开了雷达操纵员技术会议，总结交流雷达站反干扰的经验，会议要求操纵员把反干扰斗争作为雷达部队的白刃战，积极研究反干扰措施，加强反干扰演练。经过各雷达站指战员不断研究改进和刻苦训练，反干扰改频速度有很大提高。
同年8月，调频范围较宽、调整位置较多的4式和313雷达改频速度分别达到雷达改频速度分别达到？分30秒和2分种，调频范围较窄。调整位置较少的270、602、PYC－2雷达分别达到1分和46秒。
当月18日夜，大批敌机袭击朝鲜新义州时施放电子干扰，PYC－2雷达经调频后继续掌握了空情，对情报保障起了很大作用。
6. 1
东北防司在安东成立雷达第102营，李启文到该营任营长，盛宇任副营长。
9.17
美军于1952年9月开始加强了对我入朝雷达站的侦察和袭击。他们通过航空侦察、电子侦察和派遣特务等手段，发现了我载宁屈海里雷达站的阵地，于17日5时10分和11时30分，分两次出动F－80型、F－84型和P-51型飞机共3批32架进行轰炸、扫射。
另一部602型雷达因伪装巧妙，没被发现。
在敌机狂轰滥炸时，该站绝大多数指战员临危不惧，坚守岗位，抢救器材，救护伤员，用年轻的生命和鲜血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事业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旋律， 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和嘉奖。
值班操纵员王占山、白水贵发现敌机来袭，眼看敌机回波临近阵地项空，仍临危不惧，连续不断地测报空情，直到雷达被炸仍坚守岗位。
不满16岁的小战士、雷达操纵员傅魁林，发现敌机来袭，为使群众隐蔽，不顾自身安危，连续鸣枪报警，遭到敌机扫射英勇牺牲。
许多指战员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扑灭火灾，抢出油机和器材。
在部分车辆被毁、运输工具不足的情况下，他们用肩膀扛着雷达发射机等笨重部件，连夜转移阵地，在新阵地上构筑工事，架好雷达，继续执行对空警戒任务。在轰炸后不久，敌人在广播中洋洋得意地吹嘘他们摧毁了共军的一个雷达站，实际上被炸后边602雷达仍坚持战斗，而且该连不久又补充了一部新雷达，前进到“三八线”附近的苔滩，继续不断地监视敌人的空袭行动。
9.29
雷达102营11连入朝驻元山。 执行朝鲜东线及日本海方向的对空警戒任务。
11.10
雷达第101营，102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雷达第301营、302营。
52年冬
1952年冬，位于朝鲜东海岸的元山雷达站也遭到了多批敌机的连续轰炸。由于该站修筑了防护工事，除工事外的电源线和电话线被炸断外，雷达和人员均未遭受损失，来袭的P－51型飞机被我军击落一架，飞行员跳伞，被美军直升机救援逃脱。
53. 3月
雷达303营成立驻吉林市，指挥所与地监204团合并，统一指挥。
3月8日
3月7日进驻清津雷达站的先遣队，由见习技术副连长郭柏林带一台车，2名司机（其中一名是朝鲜族的地方老司机兼翻译），1个警卫班和3名电话员共18人组成先行，3月8日凌晨3点多钟不慎翻车，5名同志当场牺牲，8名同志伤势严重，带队的头部撕了一个两寸多长的口子，形成严重的脑振荡。
3.16
清津雷达站开始执行朝鲜东线及日本海方向的对空警戒任务。
3月
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在安东浪头召开有东北防司雷达部队参加的情报工作会议。
4.25
1953年4月25日15时，载宁雷达站（7连）高射机枪排与驻地朝鲜人民军共同击落美军F－4V型飞机1架，机上一名飞行员被击毙，该排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据吴国钧回忆是：1953年2月1日晨5时许，美军4架F4u飞机又向雷达阵地袭击。这次，连队三挺高射机枪全部开火，全连的轻机枪和一百多支步枪也同时对空射击。战斗结果：击伤敌机一架，我方一挺高射机枪被击毁，射手一人负伤。战后，经上级批准，高射机枪排荣立集体三等功。
6月初
进驻端川的先遣队在运送阵地用木材时，遭到敌机袭击，协助工作的朝鲜方面的郡森林管理所黄所长头部中弹当即死亡，正副司机杨勇、金顺焕2人受重伤，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身亡。
6.15

瑞川雷达站开始执行朝鲜东线及日本海方向的对空警戒任务。

7.27

经过中朝军民浴血奋战三年余，迫使美帝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953年7月27日上午十点宣告全线正式停战。

就在停战前夕，美帝在三八线全面发动地盘争夺战，同时出动了发动侵朝战争来最密集的机群向我显示其空中优势，全天近千批3千架次。

但在我全线雷达部队指战员高度警惕前，再加地面监视哨的密切配合，敌机诡秘的行动无一能逃过我严密监视的火眼金睛，及时准确地将敌情通报各级指挥所，有力地支持了我空军战机和高炮部队的战斗！

1951年9月至1953年7月

敌我经常进行激烈的大规模的空战，敌人每天出300～600架次，安东、载宁、新溪等雷达站几乎每天都要掌握上百批空情。

9.4—9.19

军委防空司令部在北京进行第一次战役兵棋演习。

9.

为加强地区防空，分别成立了安东防空司令部和小丰满防空司令部。

10.

东北防司雷达第301营龙泉镇12连入朝驻惠山郡大五是川。划归吉林雷达303营建制。

55. 2.

雷达部队与地监部队合编，各地监团分别改称对空勤务第201团—205团；雷达第301营改称雷达第301团(仅保留机关)，雷达第302营改称雷达第302团(仅保留机关)。

55. 3.

东北防司成立对空勤务第206团，接收旅大地区苏军雷达阵地。

55.12.

雷达301团(团部)调华东衢州，雷达302团(团部)调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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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策动雷达研究所人员起义简述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附注：“雷达所人员起义”专题征编组：顾荣生、毛雷，本文执笔者：顾荣生。

雷达研究所，原属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雷达研究机构，雷达科技人员比较集中，其装备和器材，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军事技术。

雷达研究所原在南京。一九四八年初，我南京地下党组织通过党员吕东明，授意进步知识青年张叶明打入雷达研究所，搜集该所的军事情报；同年下半年，又通过党员施雅风，布置张叶明进行团结科技人员、保护物资器材的工作。

一九四八年冬，雷达研究所从南京逃迁来杭州。张叶明又和杭州地下党员谷超豪接上关系。我杭州地下党组织根据谷超豪的汇报，把雷达研究所列为重点保护单位，并指示谷深入联系该所进步技术人员张叶明、范复礼、程嘉钧，通过他们进一步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分子，发动护所斗争。张叶明等通过科学时代社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的活动，组织所内进步科技人员学习时事和党的政策，提高觉悟。同时，也对该所所长葛正权和职工群众，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工作。四月，张叶明等又及时地提出“只要人员不散，机器设备完整，我们就有饭吃”的口号，团结群众，把仓库加固，把器材装箱造册，并采购和储备粮食，组织防护队日夜巡逻。这样，终于顶住了国民党国防部催促该所继续南逃的命令，粉碎了所内个别反动分子煽动要“发钱、散伙、回家”、“把汽车开过钱塘江”等阴谋，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时，使该所完整地为我军顺利接管。

雷达研究所人员起义的胜利，为我军保存了在当时极为宝贵的现代化雷达设备和新中国建设极其需要的研究人员，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当时，曾得到浙江省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同志的书面表扬。张叶明本人，也在杭州解放后几天，经市委组织部批准入党。

一九四九年十月，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归华东军区航空办事处领导。一九五○年四月，在原雷达研究所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的基础上，扩充人员，加强领导力量，组建成空军电讯大队（后改称雷达第101营）。这是我人民空军的第一支雷达部队。该部后奉调东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联络部发出《关于伪国防部六厅雷达研究所人员按起义人员政策对待问题》的文件，正式肯定了原雷达研究所人员的起义行动。

张叶明进雷达研究所前后
吕东明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毛雷整理）

张叶明同志是我在浙大念书时的同学。一九四四、四五、四六年，在贵州湄潭，一直是我们可以信赖的进步骨干。

我于一九四六年离开浙大，一九四七年到了南京，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上级是王荣源（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委监委书记，已故）。张叶明于一九四七年浙大毕业后，去无锡前洲镇青城中学教书。青城中学校董姓唐，其子唐耀先也是浙大校友。这位校董通过其子想找一个人当校长，原想叫我去，可是我不能去，便推荐了一个叫向协五的浙大校友去当校长。向协五也是进步同学，原是浙大进步社团“新潮社”的一个骨干，毕业后在湖南工作，受聘后由湖南到杭州，聘请了一批浙大进步同学去青城中学执教，张是其中之一。这个学校师资阵容强，办得很象样。一九四七年十月下旬，杭州发生了浙大包括于子三在内的四个学生、校友被捕事件，接着发生了“于子三惨案”。被捕去的四个学生中，其中一个身上带着原“新潮社”成员、在南京工作的校友彭昌祜的信件，信中开列了彭所知道的原“新潮社”成员当时分在各地工作的名单，其中包括向协五。这份名单被国民党报纸公开登载出来。在登出以前，杭州有进步同学立即通知了向协五等，向无法立足，马上转移去东北解放区。张叶明不是“新潮社”社员，得以在学校里继续呆了一段时间，但也不能长呆下去了（去青城的其他进步校友也不得不先后离去）。一九四七年底或一九四八年初，张叶明到南京找到我，另行考虑社会职业。我原打算让他进国民党中央气象局，这个局当时需要一个学物理的大学生。后来他和我谈起，他和国民党国防部所属雷达研究所负责人叶彦世有关系，并且浙大另一位进步同学程嘉钧已先在那里，可以设法进去。我考虑到，雷达研究所是国民党重要军事科研单位，是军统的一个机构，应是我们搜集情报的目标之一，便经请示王荣源，同意张叶明通过其父与叶彦世的关系打进去，了解这个所的组织、成员以及有关军事活动方面的情报。并交待他，要以灰色面貌出现多交朋友。

这个雷达研究所，属国民党国防部六厅管辖，原是国民党在台湾接管日本人留下的第二次大战末期的雷达设备，后搬到南京，并充实了一些美国设备。据我所知，这是我国雷达工作的第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中，我们可以直接联系的是两个进步关系：一是程嘉钧，但他当时偏重于钻技术；一是张叶明，就政治上说，他更关切一些，所以从情报角度是以张叶明为主来联系。

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我调离南京去上海，就将张叶明的关系转给施雅风同志。施雅风是我介绍入党的，当时同我一起搞军事情报工作（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副院长、兰州冰川研究所所长）。我到上海以后直到上海解放以前，张叶明有没有来上海看过我，已想不起来了。但有这样的印象：一九四八年底，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国防部曾命令雷达研究所迁台湾。为了应付敌人的高压，该所便迁至杭州，待机迎接解放。这一行动，可能是通过施雅风同志得到南京地下党同意的。张叶明等到杭州之后，曾先和浙大地下党负责人许良英同志进行联系。是否通过我找的许，则想不清楚了，因为张去杭州路过上海时来找过我，我告他去找许是很随便的，而且张本来也认识许，许也知道张是可信赖的进步同学。不过，还在杭州解放前，大概由张叶明和我通信，确切知道他到杭州后已和浙大的进步关系有了联系。也隐约知道，他们把雷达研究所稳住在杭州，反对了敌人搬逃和破坏的阴谋。但具体情况如何，则不了解。解放后，我才知道张叶明等同志在杭州保护好了雷达研究所、迎接解放等情况。

南京地下党对雷达所的工作
施雅风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日春节于兰州

雷达研究所人员起义问题，我记忆到的如下：

一九四八年初，通过吕东明同志（我的入党介绍人，现在北京）介绍，我认识了刚去雷达所工作的张叶明同志和程嘉钧同志，知道他们思想进步靠拢我党。这时南京有一个科技界进步青年组织“科学时代社南京分社”，以若干地下党员为核心，进行活动，经常召集小型的不公开的座谈会，学习了解我党政策主张，分析时局动向，从经费和稿源上支持上海出版的《科学时代》杂志，是我约张、程两位参加的。到一九四八年冬淮海战役初期，国民党败局已定，地下党和任务转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防止国民党撤逃前的破坏，保护物资财产，迎接解放。科学时代社南京分社也本着此旨进行工作，组织尽可能多的科技人员留下来，反对搬迁，迎接解放。雷达所是地下党交代我经常注意联系的一个点，每一、二个星期和张叶明同志谈话一次，该所人员、设备、任务情况张曾写过详细材料转给地下党情报部门；在雷达所了解到的国民党军事动向，也经党禀报给地下党组织。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国防部命令雷达所撤离南京去台湾，张叶明通过我向地下党请示应付办法。经过商量，认为如通过雷达所一些上层关系，可以争取暂驻杭州，杭州进步势力较强，有浙江大学老关系，张易于和杭州地下党接上关系，因此，确定了先迁杭州的方针。张叶明，程嘉钧等同志按此方针进行工作，争取到雷达所一些上层人士的支持，迁驻杭州，保全了雷达所所有设备。张到杭州后还给我来过信，我也曾请南京地下党组织设法把雷达所及张的工作关系转给杭州市地下党组织。以后，张与浙大地下党取得联系，顺利迎接解放。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我在南京山西路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地下党上级组织的领导人为卢伯明同志（现在上海），直接联系的是王××（已故）与尚渊如同志（南京建工系统）。

杭州地下党领导的护所斗争
徐恭慧

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四八年冬，我联系的浙江大学的地下党员谷超豪向我谈：他从浙大科学工作者协会、科学时代社（以下简称“科协”、“科时”）方面了解到，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已从南京逃迁来杭，准备逃到广东去。他向我介绍了雷达在军事上应用的重要性，并说他认识该所技术员张叶明，张思想进步，倾向我党，可以通过张争取该所。我同谷研究决定对该所开展工作：1、由谷超豪加紧同张叶明联系，进一步了解他的政治思想倾向；2、要张叶明提供该所人员的政治情况，分清反动的、中间的和倾向我党的进步分子，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分子；3、要张叶明提供该所雷达设备武器情况。我将这一情况，向当时的杭州地下党负责人柯里汇报，得到他的同意。

当时，解放大军渡江解放江南的形势，已箭在弦上。我们对该所的工作总的要求是：阻止其南逃，设备不被破坏，迎接解放。

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初，中共杭州市委（地下）正式成立，我是市委所属职工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我们接受了市委布置开展重点部门的护厂护校运动、迎接解放任务，决定将雷达研究所确定为重点保护单位之一。为加强浙大“科协”、“科时”的活动，我们指定谷超豪、任雨吉、朱兆祥三同志成立一个党小组，谷超豪任组长，加强对“科协”、“科时”工作的领导；谷超豪重点抓雷达研究所的工作。

不久，通过“科协”、“科时”的活动，对该所进步分子张叶明、程嘉钧、范复礼三人做了大量工作，逐步形成该所进步分子的核心，开展护所工作。

张叶明按照我们的要求，积极进行了工作，提供了该所人员政治情况分析和雷达、武器情况。我根据张叶明来杭的表现，和当时工作的需要，请示柯里同志发展张入党的问题。经过谷超豪同志对张的工作，交来一份张的自传。柯指示：再考验一段时间。张叶明同志并未因此而有所消极，仍能主动接受任务，积极工作。

杭州解放时，经过张叶明、程嘉钧、范复礼等同志的努力，争取了该所所长葛正权，大部分的中间分子和下层工作人员（学徒、技工），孤立了极个别反动分子，阻止了该所继续南逃的打算，完整地为我军顺利接管。据此，柯里同志批准了张叶明同志入党。

策动研究所人员起义前后
谷超豪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三日

一九四八年冬，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从南京迁到杭州。当时在该所工作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张叶明来找我，他告诉我，国民党反动政府感到战争形势对它大为不利，它所属的一些机构已开始南迁，该所也是属于南迁的机构，先迁杭州，然后再看情况，有可能继续南迁。张叶明是进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表现很好，做了很多宣传工作。由于我曾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学生运动中和他有较多接触，所以他一到杭州就来找我汇报以上情况，并希望我告诉他在杭州如何进行进步活动。

我当时是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浙大助教），组织关系属于杭州城市工作系统，上级联系人是徐恭慧（现在浙江省农业厅）。党组织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团结杭州市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保护杭州市各科技机构、设备，使其不被迁走和破坏，在杭州解放时能为我们顺利接管。由于雷达技术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技术，而且主要是军用技术，所以我就立即向徐恭慧同志汇报了以上情况，徐表示要努力做雷达研究所的工作，和张叶明保持经常的联系。不久，他又传达了党组织的意见，要我把雷达研究所的工作列为一项重点，力争把它留在杭州；努力培养张叶明同志，在其条件成熟时发展入党。这时，我已经向张叶明交代了保护雷达研究所的工作目标，他欣然接受。

张叶明在该所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但活动能力很强。浙大毕业生在该所工作的有多人，其中有一位范复礼同志，在校也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范和我是一个班级的同学，在一九四三年浙大龙泉分校时就认识了。我和张叶明都分别找了范复礼谈话，范表示愿意为争取使雷达研究所不迁走而努力。张叶明还向我汇报，这个研究所有一位中级科技人员程嘉钧，倾向进步，曾是浙大理工科毕业生所组织起来的“科学时代社”的成员。这个团体在政治上是进步的，有许多地下党员，当时浙大地下党通过这个团体，在教授、讲师、助教中进行工作，并依靠其中的积极分子，向浙大以外的科技单位开展工作。不久，程嘉钧和“科学时代社”恢复了联系，张叶明和范复礼，也在我的安排下参加了“科学时代社”，这三位同志就组成了当时在该所工作的核心。他们分析了该所的情况，认为其中的多数科技人员是为了谋职业到该所去的，思想并不反动，而且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许多人是不愿意再追随国民党继续南迁的；所长葛正权，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有可能争取的；还有一些国民党政工人员，比较反动，但也有所动摇，未必能够完全控制该所。因此，他们对接受和完成这一任务是充满信心的。我经常通过张叶明了解和研究情况的发展，建议他们一面继续了解情况，一面多争取群众，针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做工作。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和张叶明的联系一般都约在校外。

开始时，我并没有向张叶明说明我的地下党员身份。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份光景，党组织感到可以考虑发展张叶明入党。有一次我和他谈话中，试探他对于入党的看法，他表示非常向往，我就要他打入党报告（要写一份详细的自传）。从此，他就明确地知道他的任务是地下党布置的（虽然以前他也是这样猜想的）。不久，他交来了自传，其中写了他自己对党的认识，思想进步过程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决心。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在工作中继续考察他一段时间。我把这个意见和他谈了，他当时表示要在工作中为党做出贡献，争取早日批准入党。

二、三月间，我解放大军渡江已近在眼前。根据上级指示，特别成立了一个党小组来从事浙大以外的科技人员的工作，由我任小组长，成员有任雨吉（现在二机部）、朱兆祥（现在中国科技大学）二人。还有过兴先（现在中国科学院），属朱兆祥单线联系。我们分工联系杭州市各有关单位，雷达研究所由我联系。“科学时代社”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校外的社员都在会上表示了决心，要为保护好本单位而努力。程嘉钧在会上代表他们三个人表示了这个决心。当时，党组织希望我们所联系的各个单位成立群众性的“应变委员会”。这个名称，看不出什么政治倾向性，使反动派找不到任何借口。我向张叶明也提出建立类似的组织，形式及方式由他们根据军事单位的特点，自行作出决定。后来，张叶明向我汇报，他们建立了一个保护所的组织，叫什么名称我记不得了，公开的目的是讲要保障所的安全。当时杭州还有一个公开的组织，叫“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也是我们地下党所掌握的，它公开发表号召，呼吁科技工作者起来保全国家仅有的一些科技力量和设备，使其不受战争的破坏，不要迁移而受损失。这个号召，适合当时一般科技工作者的认识水平，目的在于激发他们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为保留本机构而努力。雷达研究所中，我记得也发展了“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具体哪些人已记不清了）。

四月间，张叶明等在雷达研究所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据他的汇报，大多数科技人员已向他们表示不愿再随国民党南迁，政工人员虽然知道国防部要他们继续南迁的意图，但极大多数已动摇，特别是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之后，他们更为恐慌。

四月下旬，南京已经解放，解放军向杭州逼进。我和张叶明多次联系。在杭州解放前夕，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和葛正权面谈过，葛表示不让所南迁，国民党国防部曾有命令，要他们南迁，他不执行了。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一线全线溃退，情况已非常混乱，几个最反动的家伙，看到势头不对，也逃跑了。所以，该所保持不走已成定局。我当时告诉他，叫他提高警惕，继续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对葛正权的工作继续抓紧，免得他受到压力改变主意，警惕反动派还有别的阴谋。当时那个所既没有南迁，也没有散掉，一切设备器材都没有被破坏，静候解放军的接管。五月三日，杭州解放的那一天，我和张叶明碰过一次头，叫他继续保持冷静和警惕。在我回校的途中，第一次遇到了盼望已久的人民解放军队伍。当天，人民解放军就接管了雷达研究所，由于当时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党组织尚无直接联系，我没有能够参与这个接管工作，并且暂时也不能和该所的同志联系。

过了十余天，张叶明兴奋地来找我，说他们已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谭震林同志特写了一封信，由领导转交给他。他给我看这封信，开头是“张同志”（没有写名字），内容大意是说，感谢你们的努力工作，使雷达研究所能够保全下来，下面是谭震林同志的签名。我看了也很高兴，当时由于工作繁忙，没有能够细谈人民解放军接管该所的情况。当时，他还向我问起他的入党问题。

不久，杭州市委组织部长柯里（现在中央组织部，是杭州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对我说，军区要我们把所联系的党员转出去，张叶明的入党申请当时未批，现在能否批准，要听取我的意见。我说，他表现很好，立了功，应该批准他入党。所以，市委组织部就批准他作为候补党员，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军区。

以上情况表明，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经过有关同志的努力工作后，该所拒绝了国民党国防部南迁的命令，完整地继续留在杭州，由人民解放军接管，技术人员、装备、器材毫无损失。我个人认为，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和该所的性质（非作战单位），这应该是起义的一种形式。

策反雷达研究所起义的大功臣谷超豪
—王恩海

说起谷超豪,很多人都知道是我国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数学家。浙江温州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59年获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齐性黎曼空间、无限维变换拟群、双曲型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规范场理论、调和映照和孤立子理论等方面取得了系统、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首次提出了高维、高阶混合型方程的系统理论，在超音速绕流的数学问题、规范场的数学结构、波映照和高维时空的孤立子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和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对两校的发展作了一定的贡献。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他还是个策反原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起义的大功臣.
谷超豪,浙江大学地下党员,1949年3月初，在中共杭州市委（地下）的领导下重点抓雷达研究所的策反工作，为雷达研究所起义作出很大贡献！
谷超豪通过“科协”、“科时”的活动，充分发挥该所进步分子张叶明、程嘉钧、范复礼三人的作用，逐步形成为该所进步分子的核心，通过他们争取了该所所长葛正权和大部分的中青年技术军官和工友（学徒、技工），并组织起来护所，把仓库加固，对器材进行装箱造册，防止丢失。取出仓库中的枪支，组织防护队，保护所的安全，防止国民党散兵和坏人的抢劫破坏，孤立并阻止了极个别反动分子企图继续南逃的打算。全部雷达、器材物资、车辆、文件档案都留下了，完整地为我军顺利接管。更为新中国雷达创业保存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
我军创建的第一支雷达营——电讯大队的装备、器材和工程技术人员全部都是由这个起义的雷达研究所提供的。

旧中国雷达事业萌芽的历史状况
及我党地下策反工作的卓越成就

十四所所史编写小组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雷达是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雷达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当时在我国，由于工业基础薄弱，无论是国民党区还是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地区，雷达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故防空情报只能凭望远镜目测，再用电话以“消息树”的方式进行传递。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的大部分装备和台湾的全部装备均被国民党接收，其中包括100多部在二次大战中留下来的雷达装备，以散处在台湾的居多，但均遭破坏，不能使用。
1946年8月，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训令”：“降日所缴雷达机器，交由第六厅负责整修，并计划运用”。为此，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于同年10月派研究员叶彦世偕同清华大学教授叶楷、中央大学教授徐璋本赴台湾各地进行了考察，并于同年11月返宁复命，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该所直属第六厅，并分京（南京）区，台区两地同时工作。京（南京）区所侧重训练雷达工作人员兼任修理，台区所侧重修理工作兼任训练。台区所于1946年11月5日开始筹备，1947年2月1日于台北马场町机场下正式工作，所长是叶彦世；京（南京）区所于1947年15日于水西门登隆巷10号成立，所长是叶造甫。
建所初期，技术人员奇缺，“京（南京）台两区技术人员，每区不过三、五员”，以后通过内部及公开招考，技术人员有所增加，到解放时，技术人员达到37人。这一批技术人员大部分是为了就业和掌握新技术具有钻研精神，通过刻苦产实践初步掌握了雷达维修技术。这了掌握雷达操作技术，“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于1947年至1948年分别于台北和南京两地举办雷达技术训练班，招考高中毕业生或具有一定电讯知识的人员。台北雷达训练班于1947年6月到10月培训出学员48人，南京雷达训练班于1947年6月到1948年3月培训出学员35人，大部分都分配到各要塞侦测队（即雷达站）任雷达操作员。
当时，雷达机器的来源，主要是接收日军留下来的旧机器，“在京（南京）台二地先后接收日式雷达机144架”，但均遭破坏，需要修复才能使用，另外，美军也将一部分雷达机器以剩余物资形式拨给国民党政府，1947年7月，国民党行政院拨给国防部美军剩余物资，SCR－268雷达8架，SCR－545雷达两架。以后美军又继续调拨给国民党一批旧的雷达，除上述两种以外，　有SCR－207，SCR－527，SCR－584、602等型号的雷达，这些雷达均集中在南京的马标。

“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建立后，即着手对雷达进行整修，至1947年底，整修出各种雷达（全部是日式雷达）76部（台区所修出的占大部分），具体数字如下：
1、 三式一号三型警戒机30部；
2、 三式空六号警戒机16部；
3、 四式警戒机　　　19部；
4、 要地用二型机　　2部；
5、 野战移动用警戒机2部；
6、 四号一型标定杨　3部；
7、 四号三型改1标定机3部；
8、 二式一号一型警戒机1部。
这些整修好的雷达大部分均发往国民党各要塞使用，除台湾各要塞之外，在大陆的有江宁要塞、江阴要塞、马尾要塞、青岛要塞、吴淞口要塞、南京狮子山要塞等。1948年，国民党国防部举办了“国防新技术展览会”，该所选送了几部雷达参加展出。（型号有日本的四式、三式空六号；美国的SCR－545、SCR－268等）。
1947年底，“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台区所的修理要作告一段落，根据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的决定，，台区所予以撤销，人员和设备并入南京所，所长为叶彦世。第六厅于此同时筹组雷达研究所，当时，在南京妙耳山征地并建造了研究楼。1948年11月16日，根据第六厅的“训令”，将“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改编为“雷达研究所”，派葛正权为所长，叶彦世为副所长，所址仍在登隆巷，妙耳山研究楼建成暂时作仓库之用。该所成立时，有官佐56人（其中技术人30多人），士兵和工人96人，共152人。

我地下党的斗争取得的成果

我地下党对国民党这一重要军事研究机关比较重视，1948年初，南京地下党组织（具体联系的党员是吕东明、吕的上级为王荣源，解放后曾任中共南京市委监委书记，已故），动员浙江大学毕业生、进步青年张叶明利用其父与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所长叶彦世比较熟悉的关系，进入该所，做搜集军事情报，争取群众的工作，（张叶明于杭州解放前夕被发展为地下党员，解放后参军，现已离休）。
1948年底，国民党在打内战的战场上节节败退，我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首都南京已暴露在我军的进攻方向上，南京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纷纷南逃。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也命令雷达研究所向南撤逃。
雷达研究所所长葛正权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不愿追随国民党继续打内战，想把这一批宝贵的雷达器材保存下来，但又不能抗拒第六厅的命令，于是他暂将雷达研究所迁往杭州，再伺机行事。1949年1月6日至4月16日，该所分七批迁到杭州，当时有官兵100人，携带器材1156箱和6部雷达整机（SCR－268、SCR－270、SCR－527、SCR－545、SCR－584、602雷达各一部）。葛正权并在南京设立了一个17人的留守处，看守一时运不走的大部分雷达和器材（约1500吨），任命汪乃秩为留守处主任。
我南京地下党组织得悉这一情况后，即将此情报转给杭州地下党组织，由张叶明同志负责联系，接受杭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具体联系工作的是在杭州地下党党员谷超豪、许良英）。
雷达研究所迁到杭州以后，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继续命令该所向广州、台湾撤逃，葛正权就采取拖延不动的办法，1949年3月间，第六厅厅长钱昌祚曾专程到杭州摧促该所南迁，并应允拨三万银元作拆迁费，葛表面应允，但在钱走后仍按兵不动，也不去领取那三万银元。在是否南逃的问题上，该所分为两派，一派发葛正权为首，消极对待南逃，采取按兵不动的策略，实质上是暗中等待解放；另一派以副所长叶彦世为首，力主南逃。由于葛正权在职务上和军衔上的优势，所以“按兵不动”这一派占了上风。
1949年3、4月间，我地下党南方局（负责人刘雅清）布置地下党员许锡瓒公开身分是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少校科长，后为我三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已离休）组织护厂护校工作，并劝说国民党高级科技人员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服务。许为此写了劝说信给雷达研究所所长葛正权，葛内心表示接受。葛在离开南京去杭州时曾秘密地将此信给南京留守处副主作戴季江看阅过，示意戴要保护好器材，到时按帐册完整地交给解放军。当时，南京留守处主作汪乃秩为了了解局势和稳定留守处的人心，走访了他的老同学李世仪（李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未暴露身份），李向他讲清了形势，即国民党败局已定，大势已去，应该顺应历史潮流，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汪接受了李的意见，决心把留守处完整地留下来。
1949年4月21日左右，南京国民党军队已撤逃，此时我军尚未入城，一部分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不良分子（约200余人）包围了雷达研究所留守处，企图抢劫器材，留守处人员经过了极大的努力，保卫了仓库的安全。4月23日南京解放，24日留守处主任汪乃秩副主任戴季江一同到二野司令部三局请求解放军接管该留守处。5月4日二野三局派军代表贾鹤龄接管了雷达研究南京留守处。
4月25日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瓒专程从上海赶到杭州与葛单独会见，劝说葛正权不去广州，葛向许明确表示不再迁往广州。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我军逼近杭州。我杭州地下党通过张叶明同志发动该所下级军官和青年职工开展了护所斗争，以防止国民党散兵游勇和的破坏，葛正权给以支持，并将雷达整机、器材、文件资料予以封存，等待解放军接管。5月2日，在第二十次所务会议上，葛正权佯称：“本所迁移与否已报厅请示未电复”。至5月3日杭州解放，5月4日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派航空处处长王中笑接管了雷达研究所。从此我国的雷达事业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注：

1、1949年11月，华东军区航空处南京办事处召开了评功授奖大会，表彰雷达研究所职工的护所功绩，办事处主任乔坚在讲话中肯定了该所职工的起义行动。当时有42人立功受奖，其中葛正权、张叶明两人荣立一等功；王懋生、程嘉钧、汪乃秩、戴季江、刘忠兴等6人荣立二等功；葛兴、项家骅、张传杠等34人荣立三等功。
　　2、1983年10月20日，空军政治部联络发出文件《关于伪国防部六厅雷达研究所人员按起义人员政策对待问题》，文件中确定葛正权等105人按起义人员对待，另确定包智雄等13人因有反动行为，不按起义人员对待。
　　3、1985年12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向原雷达所105名人员颁发了《起义证》。
　
以上根据材料：
　　1、《关于伪国防部六厅雷达研究所人员按起义人员政策对待问题》
空军政治部联络部　1983年10月20日
　　2、《杭州党史资料》　　　1984年第二期
　　3、《关于国民党伪国防部雷达研究所在解放前夕的一些情况》 许锡瓒　　1984年12月5日
　　4、《杭州市军管会军事部航空处接管工作初步总结报告》 1949年6月1日
　　5、《牡丹江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回忆录》 王中笑　　1986年5月28日
　　6、《（伪）国防部第六厅三十六年度工作报告书》
　　7、《为请派员来所接收由——伪国防部第六厅雷达研究所报告》 1949年5月3日
　　8、《（伪）雷达研究所会议记录》 1949年
　　9、老同志的回忆（葛正权、戴季江、汪乃秩、周绍鸣等）。

对雷达研究所起义的一点回忆
范复礼

我翻阅了杭州党史资料雷达所的专集，里面有谷超豪、张叶明和刘子真的文章，唤起了我一些回忆。

雷达研究所原为国民党国防部六厅管辖，在台湾接管日本人留下的二战时期的雷达设备，后搬到南京又充实了一些美国设备。技术人员中，有一些是浙江大学毕业来的，其中以张叶明同志为主接受了共产党的秘密领导，在1949年底阻止了国民党国防部命令迁往台湾的企图，到达杭州时，和浙江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程嘉钧、张叶明和我参加了科学时代社，争取了当时所长葛正权，不再随国民党南迁，孤立了几个最反动的家伙。终于在1949年5月3日迎来了解放。负责接管的第一任军代表是王中笑同志，仍名雷达研究所，不久，刘子真同志接任军代表。

1949年10月5日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组织力量修复了日式、美式雷达，为成立雷达部队准备了物质基础。当时专调了军政干部，从华东军大、南京军区教导大队和上海团校又调来一百多名初、高中知识青年，于1950年4月22日受总参命令成立我军第一个雷达营——华东空军电讯大队（后命名为雷达101营），孟继萃任营长，刘子真为教导员。在上海接受苏军的短期业务训练，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奉调到东北，担负了防空任务，后又组成志愿军雷达部队去朝参战，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雷达101营主要装备原都是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的物资，怎么转到人民手中的？
郑乃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接管了许多日军用物资。国防部第六厅是负责国防科技发展的，有点像现在的国防科工委。雷达是当时一项新技术，就由它管。1946年11月，六厅任命叶彦世为雷达修理所所长，带人赴台湾整理散落各地的雷达，后来知道那里主要是三一三与三式空六号（和三一三类似）雷达。南京国防部马标仓库内有许多未启用的新雷达器材，有四式、三一三、229号503型（波长4米）的雷达。1947年5月六厅任命叶造甫为雷达修理所代所长，在水西门内登隆巷十号整理架设四式雷达、三一三雷达。47年7、8月份，大批美军在冲绳的SCR–268雷达（配探照灯用）运抵马标交修理所整理架设。以后陆续运来许多太平洋岛屿上的美军旧雷达到马标，有SCR–602、SCR–270、SCR–572、SCR–545、SCR–584等。47年8月，台湾雷达处理所撤消，叶彦世带那边的技术人员及大量器材回南京，任所长，领导修理雷达，所部宿舍在登隆巷，工作场地在马标，用汽车来回跑。48年10月，雷达修理所改名为雷达研究所，葛正权为所长，叶彦世为副所长。

47年6、7月雷达修理所办雷达训练队，招收高中毕业生及部队内下级军官学习修理使用雷达，于48年2月在全国成立六个雷达站，训练队学员带雷达到六个站架雷达准备对空警戒。雷达站属要塞司令部，带走的雷达是四式和三一三式，这六个站是南京、江阴、吴淞、青岛、厦门、虎门。要塞司令部对这事很不重视，除吴淞外，其余几个站都没有架妥看微波，吴淞站的技术负责人是单纯奎，他曾请我到他架的三一三雷达看过。49年上海解放前夕，吴淞站分队长沈庭正起义投靠人民解放军，他们的器材能保留到人民解放军手中，其余五个站的器材都失散了。48年11月，国民党将几台SCR–268雷达交探照灯部队，解放后也失散了。虽然这样，绝大部分雷达还集中在雷达研究所。

我党早就认识到雷达对国防建设的重要。1948年3月动员浙大物理系47届毕业生张叶明通过关系到雷达修理所来。当时任务是：团结科学机构、工厂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国民党压制民主、反共反人民、摧残教育、摧残科学的罪恶，为争取科学发展的民主政治权利而努力。张叶明当时是党外围的进步青年，到所后介绍一些进步的报刊给我们看，如《展望》、《文汇报》，《科学时代》等，所内没有这些，我们都利用星期日到书店翻着看。《文汇报》则站在马路旁贴报处看。1948年下半年，地下党通知张叶明，中心工作是：团结科技人员，保护物资器材和科技人员，迎接解放。我们暗中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新华社在牡丹江的广播，对人民解放的胜利形势及我党政策有所了解。1948年11月一天早上，叶彦世分别直接打电话给我与周伧铨，说要派我们到台湾给海军修雷达，可拿两份薪金，在南京发薪给我们家，我们在海军还可拿一份，最后说是否去要征求本人意见，我与周都分别回答不去。

国民党要将所迁台湾，所内大部分是江浙一带人也认识到国民党快完了不愿跟着走，推说找不到船拖着。到49年1月决定绝大部份人员和较值钱的雷达与器材迁杭州，南京留少数人看仓库，我们迁到杭州，张叶明很快和浙江大学地下党联系上。地下党派浙大助教谷超豪与张联络，当时党的指示是：保存物资技术人员不散，阻止继续南迁，组织护所队防止国民党撤逃时抢劫，所以葛正权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也没有撤向南方意思，副所长叶彦世想撤到钱溏江南，但少数意见形不成气候，最后葛正权同意组织起来护所，将仓库加固，器材装箱造册，防止丢失，并到南京去一趟，通知那里留守人员也这么做，交出公款买黄金银元采购粮食紫菜供所内人生活。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当天解放军即派人来所接管，大家热烈欢迎，庆贺解放。第一任军代表是王中笑同志，他向我们宣传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6月派刘子真同志为常驻所的军代表，张叶明同志在杭州解放后数天被批准入党。谭震林同志还写信由王中笑同志转交张表扬张和所内同志保护了所。1949年9月末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归南京航空办事处领导。1983年10月20日，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联络部发出《关于伪国防部六厅雷达研究所人员按起义人员政策对待问题》的文件，正式肯定了原雷达研究所人员的起义行动。

1950年5月前，雷达研究所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搜集雷达器材，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