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赓雪

　　我于1930秋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大学一年级不分系，但个人趋向学蚕桑，这可能是家居太湖东侧，育蚕成风，由此而促使的吧。说句实话，当时实在对学习林学的意义没有什么认识。
　　1931年春，听说森林系梁希先生被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为农学院长，而梁师则不愿离浙，只允代理一个月，请朱在此期间内另聘他人。果然，一月后，梁师回来了。这个消息在全院学生中传开了，梁师的威望也提高了。其时，暑假期近，恰值分系，那年填入森林系的竟达9人，在全院5个系中，人数仅次于农艺系，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的学林，完全是受梁师的影响。
　　1931年秋季开学，森林系在梁师的主持下，开了一个迎新大会，从此，梁师就成为我的业师。当时的农学院位于沪杭线笕桥站的东北侧，面对皋亭山，环境幽静，师生又不多，团簇在一个区域内，觌面频仍，我与梁师又同在一家小饭店内包伙，师生就餐处仅隔一布幕，音闻相通，所以梁师的音容言笑，在日常生活中早已领略， 自不待在课堂中春风化雨时方始也。
　　1932年春，梁师教授我们《林产制造学》，初沾雨露，记忆犹深。林产制造学有单独建筑的实验室，是一排长条形的平房，以学生实验室面积最大，与之相通的是梁师与其助教王相骥先生的研究室。研究室中除安置仪器设备外，还有不少庋架，放满了德，扫文书籍。真是琳琅满目。再进一层是梁师的寝室，也是书架林立，不过多一张单人床而已。但书架上的书则完全是线装的中国古典文学本，供晚上浏览之用。用梁师自己的话来说：“白昼攻硬性的科学，晚上则涉猎软性的文学，借以调剂脑力”。这可能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遗意吧？最使人感到突兀的是：在墙壁上，书架支柱上挂了不少无锡泥制的京剧脸谱，都是净角(大，花脸)，牛皋，张飞，程咬金、胡大海应有尽有。梁师告诉我们：这是“镇凡心的法宝”！当时我们虽是他学生，恰似一家人一般无话不谈，也知道梁师在家庭问题上有难言之隐；记得一次看他，见桌子上放一诗笺，写了一首七绝，由于印象深，还记得全诗是：
闻道盎儿结风鸾，娶妻容易蓄妻难！
阿爷聊寄百元去，小小人情苜蓿盘。
下署凡僧二字。盎儿，是他的次子，从这首诗中，益信其对家庭之冷落，而凡僧二字又说明了粱师的志洁行芳，而又不忌五荤三素的凡闾之僧。
　　1933年夏，我的前一届同学毕业，其时浙大农学院起了一阵风波，系主任，教授、讲师纷纷离职他去，梁师也转到中央大学。临别赠言，一语道破地说：“目前林政不修，林业建设不振，同学们毕业之后，应当抱有啥就干啥的精神，但千万不要忘宣传林业。能如此，就算尽学林的责任了。”真是有风雨如晦，语重心长的滋味！由于此话对我印象极深，特别是从事宜传一点上我也曾借此而勉励我的学生。至今林业部还设有宣传司，足见梁师认识之深。
　　1935年冬，我应当时考试院举办的高等文官考试，就试到南京，先访梁师。张楚宝兄告我：“梁师就是森林科的典试委员，陈嵘老师为襄试委员”。于是我们彼此不提考试事，避干谒之嫌也。事后我与张楚宝均命中。从此，梁老不仅是我的业师，也是“座师”；而陈嵘先生也成了我的“房师”了。但是，在今后的工作关系上，我一直没有麻烦过这两位老师。
　　1937年，抗战军兴，我随当时的“实业部”迁到重庆市，梁师也随中大森林系迁到重庆沙坪坝，我曾去看访过几次，并进一诗。记得有一联是“虎贲思勇士，世乱重农家”。梁师不同意第二句，和我一首，有“乱世轻农”的提法，可惜诗稿已散侠了。
　　1939年我离开重庆，展转入黔，1943年随周诒春先生到重庆，因做的是秘书工作，时间不由我做主，故不能到沙坪坝探视梁师。只好以诗代谒，这首诗底稿尚在，录存如下，
嘉陵江上一时贤，鲁殿灵光独崭然，
树木树人梁太素，亦仙亦隐李青莲。
欣逢师道称尊日，遥赋南山祝大年，
惆怅沙坪坝夜月，彭宜一谒竟无缘。
　　这一年是梁师六十整寿，又发表为部聘教授，诗中腹联指此。同时又辞退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之任，故比作李青莲(实际上比拟不伦，倒是以梁灏(太素)遇晚作比有些相像)。梁师收到后立即复谢，满纸谦逊而未置和。
　　1947年植树节，正值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伪农林部点缀升平，在植树节之后，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敦请梁希、陈嵘二老参加，由当时的林业司李顺卿司长主持，我亦敬陪末座。时师已六旬又四，在发言中喟然叹日；“老矣!将退矣!”实际上是掩饰之词，防人耳目，诚恐国民党反动派之注意其行动也。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梁师如久处囊中，脱颖而山。初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旋发表为第一任林业部部长。在建国北上前，假南京双龙巷中华农学会会址召开林业界人士座谈会，倾听施政意见，我也恭逢其盛。会后私谓我日，“愿随余北去否?”当时我正协助傅焕光先生办理改组和移交旧中央林业实验所而不能脱身，答以：“今后如有召唤，当不俟驾而行。”
　　1952年我入疆，从此竟未再谋一面。兹值梁师诞生百岁之期，而又欣逢举国兴林之际，梁师九泉有知，当能含笑暝目。而我这个白发门生，重话老师，不禁怃然有间矣!奠以小诗作结：
五十余年一梦驰，笕桥风雨记当时。
欣逢举国兴林日，白发门生话老师。

陈美林（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于1950年秋季考入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当时的校长为马寅初，教务长是苏步青，文学院院长为孟宪承，中文系主任郑奠(石君)。古典文学课程主要由夏承焘(瞿禅)教授负责。根据国家建设需要，1950年入学的大学生提早一年，即于1953年毕业。毕业后离开学校，离开瞿禅师，直到八年后的1961年，夏师应邀来南京、苏州讲学，我陪侍在侧，方得重聚。1950—1953年、1961年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下称《日记》)中，在这两段时间内，我与夏师一起参加的有关活动，夏师都有记叙，并出现了我名姓。1961年与夏师分别后，又一直未曾联系，直到1974年秋，瞿禅师通过唐圭璋先生找到我，方给夏师写信。瞿禅师收到我的信后，随即于11月7日复信，首先言及“十余年不见，得书快慰，忆解放初在嘉兴参加土改时，一日与你席地睡一处”云云，可见土改运动给夏师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于夏师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出版部分至1965年8月为止，晚年与我的联系，不可能再从《日记》中得到印证，但夏师给我的十余封信及三帧墨宝，却全是1974年恢复联系后到1986年夏师逝世前所写，亦可参证。本文拟以1950～1953年期间夏师的《日记》为线索，对我与其一同参加的“土改”、“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略作回顾。夏师的《日记》不仅“反映了夏承焘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教学、科研、社交活动和思想生活情况，还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周围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面貌”，《日记》所反映的“心路历程，在经历新旧两个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且所记“历次运动中的见闻”，“均出于当时据事直书”，“既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又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吴战垒《编后记》)。文中凡注明年、月、日并加引号者，均见该日《日记》，不再反复注明。

一
　　1950年下半年学期行将结束时，传来中共浙江省委意见，文科师生要关心社会，接触实际，当时嘉兴地区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土改运动，建议中文系师生前往参观，体验农民疾苦，关心阶级斗争。1950年12月2日，夏师在《日记》中记道：“午后中文系开系会，商下乡参观土改日期。”12月27日又记道：“理行装，预备明早赴嘉兴参观土改。”这两则日记都明白无误地写作“参观”，而《天风阁诗集》中有关嘉兴参观土改的诗作，则作“参加”，显然是误记，因为去嘉兴仅仅十余天，是不可能完成一期土改工作的(据此后去皖北五河参加土改的实际情况看，完成一期土改工作大约需要一个半月左右)，《日记》中有记：“(12月28日到1月10日)在嘉兴真西乡参加土地改革，另有日记，已佚。”可见在嘉兴时日不多，不可能参加土改，只能参观土改。
　　1950年12月28日，由系主任郑奠先生率领，师生同赴嘉兴。由于二、三年级同学已在各地参加土改，此次赴嘉兴的同学全为一年级学生，加上夏承焘、沙孟海、蒋祖怡、王荣初等几位老师，总数不过十余人。下午抵达嘉兴后直奔县委机关而去。当时县委领导见到省委的介绍信，来者又是大学教授、学生，极其重视，主要领导正在主持会议，便命办公室同志安排好住处，我等便在机关院内闲走，见到厨房中杀鸡烹鱼，不知有什么宴请，岂知到了晚餐时，县委领导与几位老师重新见礼，将我们一齐邀进餐厅，才知道原来是招待我们的。当县委书记听说郑奠老师曾与鲁迅先生在女师大同事，而且郑老师当时还是系主任，鲁迅先生是兼任讲师，于是倍加敬重，频频敬酒，以致善饮的石君先生也酩酊大醉，不得不将他扶进卧室。
　　次日上午，在县委会议室内由有关领导向我们介绍了嘉兴县的历史、现况以及自然条件，重点介绍了正在进行的土改运动，县委负责同志特别强调，此地解放不久，反动残余势力尚未完全肃清；更由于河港交错，交通不便，偏僻村庄尚有零星匪徒活动，会在夜深人静时加害乡村干部和革命群众，因此反复叮嘱我们下乡后要特别注意安全，集中住宿，不要单独活动，以策安全。
　　下乡前，县委负责同志又仔细检查了安全措施，十几人分乘几条小木船，每船只能乘五六人，其中有两名持有武器的解放军战士，一在船头，一在船尾，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正反映了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一定要保证浙大下乡师生的安全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不过，也闹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因为刚刚下过一场雪，两岸白雪皑皑，河道中寒风刺骨，木船无篷，没有任何遮挡。个别老师依旧城里的穿戴：长袍或大衣，羊皮帽子，又长又宽的围巾，只露出半张脸来。两岸农民哪见到大学教授下乡来向他们学习的事，又见到持枪的战士同船，便很自然地把我们当做逃亡的地主豪绅了，拍手欢呼道：“逃亡地主捉回来了!”弄得几位老师好不尴尬，一时间内成为谈笑的资料。为时不久，就到了乡政府，这场面也就很快过去了。
　　我们被安排在一所小学里，全体师生十余人都住在一问教室，只有一张课桌，别无椅凳，沿着墙角，铺上厚厚的稻草，师生相对而卧，睡成两排。白天常有附近的小孩来看我们这些“奇装异服”的“城里人”，渐渐熟悉后，也有大胆的小孩坐到我们的地铺上来，摸我们的被褥，拽我们的衣服，问我们吃什么，睡得惯否。我们“城里人”两两三三地去附近农民家“做客”，也问问他们的生活，老乡们从有些拘束到无拘无束地与我们交谈起来。一旦见天色暗淡，大家便一齐回到学校中来。晚饭后整个教室只有一盏煤油灯，大家就半躺半靠地在各自铺位上，随意地交谈白天所见所闻，从各自的生活经历出发，去感受这些对我们全然是陌生的又是新鲜的生活。
　　瞿禅师在嘉兴真西乡的生活，“另有日记”，可惜“已佚”，今不得见。但他写了不少诗，表述了这次参观土改的感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1月出版的《天风阁诗集》中收有《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偕浙江大学中文系师生参加嘉兴土地改革，居乡见闻，皆平生所未有，作杂咏十二首》，首先认定这场土地改革的运动是“人群新史破天荒”，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因而表示要用自己的“秃笔”来“写春光”(之一)；诗中写到土改工作组的组长、箍桶匠出身的姜师傅，懂得政策、明白事理，以“一语令人心眼开”赞之(之二)；又写到诗人自己如何挨门挨户去访贫问苦，有“一家当作一书读”的比喻(之三)；村中牧童都“能唱‘是谁养活谁”’的向地富讲理斗争的歌曲(之四)，以及向我们参观土改的人员靠拢的情景，“日日村童坐满床”(之五)；“无父”的“梁郎”(之六)、“孤栖”的“董叟”(之七)都有人“培护”、也有人代耕；庄稼收成好，“亩亩青秧比昔青”(之八)，种田人高兴，“不知笑口为谁开”(之九)；最后又述说诗人自己“写到黎元笔有种”(之十)，努力做到“稍稍民间阅苦辛”(之十一)，只要“能同大众共生涯”，就“自有吟情出好怀”(之十二)。这十二首杂咏，正表明一位大学教授在参观土改运动中的亲身体验，反映了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的时代中的感受。夏师这种体验和感觉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二
　　1951年下半年，国家规定全国文法学院二、三、四年级师生要参加一期土改。我刚刚升入二年级，自当参加。中文系老师在9月22日开会“谈参加皖北土改”，夏师记道“同人自愿参加者，有刘操南、薛声震、张仲浦、蒋祖怡及予五人”，也列出明确表示不愿参加者、尚未决定者的老师姓名，并反映“舆论对院长、系主任不参加殊不满”，可见当时高校教师对参加土改运动的不同态度。针对这一情况，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林乎加于9月25日作动员报告，“讲土改，谓大学知识分子对此国家大事而无知识，老去时何以对儿孙问，留学外国时何以对外国人问。又谓当认识参加土改工作是改革课程方法之一，是业务必修课之一。又谓乡村生活自甚苦，然农人生活已数千年，我们当去体验三个月”云云。报告结束之后立即分组讨论，瞿禅师在小组会上“报告嘉兴土改经验”。次日在分组学习时，夏师再“讲嘉兴土改归来后，对教古典文学之影响”。由此可见，年前参观嘉兴土改的活动，对夏师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9月26日再次开会讨论，意见还不能一致，“陈卓如与戚叔含、郑石君、马长寿言语抵牾”，有所争论。陈卓如即陈立，继孟宪承为文学院之长；戚叔含，外文系教授；郑石君即郑奠，中文系主任；马长寿，人类学系教授。NIO月3日止，文学院“同事加入者有陈卓如、方重夫妇、陈乐素、吴定良，共有二十七人矣”。方重夫妇，均为外文系教授；陈乐素，历史系教授；吴定良，人类学系教授。
　　起初听说是在皖北宿县参加土改，夏师为此还进行了一些准备，于10月4日上午“与马长寿往浙江图书馆，查《安徽通志》及《读史方舆纪要》”，了解宿县的历史、地理概况。其实，确切的目的地应是五河县。10月5日上午，浙大文学院参加土改的师生百余人聚会，进行分队，每队十二三人，共分九队，每队有“教师三人，女同学三人，男同学六人”。夏师分在第九队。下午，听皖北来的“孙学友同志报告五河地方情况”，然后进行分队讨论，订立公约，有“服从组织领导”、“严格遵守土改干部八项纪律”等七条。
　　1951年10月7日“五河土改今日出发”，经沪、宁两地，于8日抵达临淮关，9日换船，抵达五河县时，“五河民众列队欢迎，腰鼓杂以笙管、花炮。地方同志导人大戏院中，乃指派与浙大者苇秆盖新房，尚明敞。席地开铺，可容百五六十人”。绝大部分师生齐臻臻排成两行地铺，垫以厚厚的麦秸。舞台后有数间小房，“安置女生及年老教师”。夏师当时年逾五十，领导让其住小房，但遭瞿禅师辞谢，与大部分师生共睡大地铺。
　　复旦大学土改工作队由周予同教授任领队，也来五河参加土改，但与浙大不在一个区。此际却同住县城共同参加学习，有县长陈雪介绍五河县现实情况，钱政委介绍五河历史沿革，县土改工作队负责人朱玉林布置土改工作的四个步骤。在下乡之前，浙大与复旦还进行联欢，周予同代表复旦、陈立代表浙大分别讲话。
　　浙大工作队被分派在离县城最近的五北区，“有乡十四、村八十余”。10月14日夏师记道，“各同志惧习不够，又无经验，下乡以后，不能独立作战”，因为可能一村只有一人负责，但夏师下定决心迎难而上，“临睡自念，一生碌碌，当寻事自振。解放以来，我国出了许多奇迹，予独不能勉自请献、为生命吐一光芒耶？此番如被派掌握一村，当不畏难，不自馁，虚心学习，奋力从事，不负此千载一时之机会”。次日在学习会上，夏师即发言，“说如何克服怕陌生与恐惧工作不胜任之顾虑”。
　　当时五北区部分乡村已进行过土改，尚未进行者仅有七个乡，便于10月18日“并九队为七组”。瞿禅师从第九队调入第四组，“四组组长是陈美林(中文系学生)，同组有薛声震、管佩韦、陈立、柴崇茵、马娟尚、姚吉昌诸君，十五人”。管为历史系老师，柴、姚为教育系同学，马为外文系同学。当时七个组的组长除第四组外，都是当地干部，由浙大派一位老师或同学任副组长，唯独第四组组长则由当时非党非团的我担任，当地干部却任副职。据说这是区教导员刁乃琴同志的意见，作为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的试验。
　　四组分在訾湖乡工作，该乡当时有地主二十余人，富农三十余人，人口逾三千，地一万七千余亩。四组组员二十五人(包括浙大师生、当地干部)，要负责十三个村子的土改，每村有二人。瞿禅师10月18日睡在床上还考虑：“此次工作艰巨，当以往日作诗、作考据文字的精神去做，一字不放松。”中文系的老师碰头时也都表示既然来了，就要做好，石君师在10月20日曾戏对瞿禅师说：“今日义理之学是站稳立场，考据之学是调查情况，词章之学是宣传。”虽为戏语，倒也反映了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对土改工作的体认。在具体分工时，考虑到夏师年事已高，便留在乡政府所在村，夏师于10月23日记道：“予得组长照顾，派住乡公所所在村，并以杨生纯仁照顾予，此陈生美林好意也。”未曾想到当年的自然安排，却让夏师念念不忘，直到1974年秋季给我的信中还提及此事。
　　不过，夏师在訾湖乡并未多留，因母病加剧，不得不赶回家乡浙江温州。不几日，夏师在母亲病逝后，又于11月15日匆匆返回五河，当晚“留宿土改委员会”，次日赶到区大队，大队负责人田汝康、王西彦都感到“五十以上人，尚能行数千里，重返原岗位，可为工作者矜式”。此时正值土改运动后期，区人民法庭需要有文化的工作人员，夏师便被留下参与区法庭工作，偶或外出调查案情，更多的工作是书写判词。不久，整个一期的土改工作结束，根据上级命令，全体师生返回杭州。
　　如同赴嘉兴参观土改写有诗文作品一样，此次参加五河土改，瞿禅师同样留下了一些诗词创作。在1951年12月16日《日记》后附有《归途五首，自皖北五河县归省，温溪舟中作》，但在1982年出版的《天风阁诗集》中仅录一、二两首，诗题也略有改动，为《一九五一年自五河归省母病，承浙大诸生远送，为予荷行李至蚌埠两首》，两相对照，文字也略有修饰。在一、二两首诗中表示参加土改运动是“千载不再迂”的难得机会，表示要“绵力奋所任”，只是由于“亲年迫崦嵫”，才不得不如“乌鹊”一般“归飞各匆匆”。在同一天日记后，还附有《五河客次赠戚叔含》七绝一首。另有《满江红·五河县看治淮，汝康、西彦属为此曲》一首，热情歌颂“千年奴隶翻身后”，成为“今朝鞭石驱山手”，广大群众坚决根治淮河水患的斗争精神。
　　正如瞿禅师在参观嘉兴土改时的表现一样，在参加皖北五河土改中的表现同样是积极的，也是有收获的。在返回浙大以后，进行总结时，在1951年12月26日的分组讨论上他被推为作典型报告的代表；12月28日还应邀对理学院一年级学生做讲演；12月29日召开的鉴定会上，大家都肯定夏师的进步，当然也指出其不足：“各同志评予者三事：一(王)西彦谓予往时于会场中多不开口，五河归后，乃能批评人。此次小组会，大家且都愿闻予意见。此为显著之进步。二提意见能顾到全局。三(陈)卓如嫌予以旧文学诗词修养深，在革命热情上勇敢不够。”不仅思想上有收获，参加土改、深入农村后，对夏师的治学也有积极的影响。1952年1月2日记云：“札稼轩词毕。欲为稼轩之农村词撰一小文。前月在皖北土改有此意。”夏师的确写出此文，在《夏承焘集》第二册之《唐宋词欣赏》一书中就收有《辛弃疾的农村词》一文。

三
　　从皖北五河土改归来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所谓“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所谓“五反”，则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料、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场运动当然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按当时的说法，是发动广大的工人阶级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三反”运动主要是在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五反”运动则在工商企业展开。从时间上来看，全国从1951年12月开始发动，大约到1952年春季结束。而夏师与我参加的“三反”运动则略迟。因为从五河归来后，浙江省率先进行高校院系调整。寒假中浙江大学文学院就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以应师资之急需。之江大学财经学院暂时仍与师院在一起，浙大理学院不久并入复旦，农学院与医学院独立。浙江师范学院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改为杭州大学，90年代又回归浙江大学。
　　正由于此，瞿禅师与我参加的三反运动从1952年2月开始，9日“上午九时开三反运动动员会。焦梦晓院长、陈立院长、黎照寰(之江校长)、胡寄窗(财经学院院长)、刘丹厅长讲话，十二时散”。焦、陈为新成立的师范学院院长，刘丹为省教育厅厅长。据夏师2月7日所记，原来计划运动“至三月十日止，共十八日”，但实际上一直进行到五月底方结束，历时三个多月。
　　动员之后，运动按下列程序进行：学习文件，端正态度，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总结并对每人做出鉴定。上午学习，下午工作。检查阶段则整日开会，教学工作暂停。在学生中也选出若干代表，除参加老师的学习会议以外，还要分工与老师个别交谈，进行所谓的“帮助”。我也被推选为代表之一，所以得与包括夏师在内的中文系老师一起参加运动。
　　运动初期，个别老师颇有抵触情绪，认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与己无关。有一位教授在讲课之前，先说：“请允许我再抽两口，将它抽完，否则岂不是浪费了么？”说着，举起夹着的半截雪茄，引得哄堂大笑。但大多数老师还是认真对待的，只不过认识比较肤浅，如瞿禅师的自我检查，说“治学数十年，于劳苦大众了无益处，而食稻衣锦，养尊处优，岂非浪费贪污”，全盘否定自我；对他人的批评也抓不住问题本质，如说“石君在嘉兴土改时，自己不肯劳动，依赖他人打铺盖”，“微昭浪费精力于家庭琐事”等等(2月11日)。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推动运动的健康发展，运动的领导者还邀请“店员工会一会员报告店员‘三反’情况，举具体事件甚多”，对“一店员而能来大学讲演”，瞿禅师极为感叹，认为“此解放前所未有者”(2月18日)。
　　在学习了一个阶段后，领导再次动员，并布置运动将转入检查阶段的工作。3月20日“上午刘丹厅长作三反运动二次动员报告”后，“即酝酿对领导人员的检讨”。自此，“终日开三反检查会，中文系石君、驾吾自作检查，各同事加以批评”(3月21日)。石君即郑奠，原浙大中文系主任；驾吾即王焕镳，原之江大学中文系主任，二人作为系一级领导人先行检查。而校一级领导早在2月4日上午就由“心叔、陈立、王绮带头自我检讨”。心叔，即任铭善，时任教务长；陈立，时任院长。“心叔所说甚严肃诚恳，陈立尚多饰词。午后中文系小组会对彼大不满意，提出意见甚多，且要求其重作检讨。闻历史、教育两系亦然。”而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检查、批评，瞿禅师感受到“此次三反运动，教育意义甚大，初谓与教育界中人无关，不谓成效如此”(3月24日)。
　　在领导带头检讨之后，每位老师逐个检查，人人过堂。3月1日夏师“作交代，发言一小时，对从前教学不负责、政治学习不关心、脱离群众、做滥好人等等恶习，痛下砭针”，并表示“土改与三反运动，为予此生能否翻身关键”，要过好这一关。在瞿禅师检查后，张仲浦、王西彦、蒋祖怡、胡宛春、王驾吾、胡永椿、蒋云从、陆微昭、薛声震等诸位老师一一向夏师提出意见，学生代表文心慧及我也提出意见，夏师记道“陈美林望予更增强新观点教学”。
《日记》中还记述了其他老师的检查情况，以及师生所提出的意见。至于兄弟院校以及省、市其他机构的“打虎”情况，也偶有记载。如2月20日记，“闻浙大沈学植(图书馆馆长)、沈学年(农场主任)、苏步青(教务长)皆有问题。刘厅长谓浙大医院有大老虎”。2月27日记，“刘丹厅长谓杭州老虎越打越多，有些机关中打出成群老虎。浙大教职员有被打得痛哭流涕者。浙大医院院长王季午亦甚狼狈”。3月21日记，“西彦报告昨夕人民大会堂打虎情况，文教、卫生、新闻、出版四部分，当场打出老虎七十四只。王某贪黄金二千五百两，朱某以不肯彻底坦白，捕送法院。浙大顾某已交出黄金一千二百两，当场释放，加入打虎队”云云。所谓“虎”，是指“三反”分子，主要是贪污犯。至于瞿禅师所在的浙江师院的打虎情况，4月19日有记，“昨焦院长报告师院大小贪污犯一百九十余人，款项约二十亿左右，学生十人中有一人犯贪污”。在运动中，有子女揭发父母者，3月28日记，“听男女两生检讨包庇资产阶级家庭舞弊经过”；有妻子揭发丈夫者，3月3日记，“陈立作第二次交代，自承囤米为不法商人行径，词色极懊丧。予疑此事是文锦主动，虑其夫妇为此不睦”。
　　1952年5月下旬，运动进入尾声，进行处理、总结。5月24日“全体师生开会，坦白之江黄金案及盗窃物资案。黄金案共一千五百两……数目之巨，令人咋舌。且钱某至今仍任总务长，仍未坦白”。当时，可由本单位组成法庭处理案件。就在师生大会召开的当天下午，“师院、财经学院人民法院成立。焦梦晓为审判长，陈立、胡寄窗为副审判长，心叔、沈镜如诸君为审判员，宣判之江黄金案及盗窃案”。焦为学院书记、陈为院长，胡为财经学院院长，心叔(任铭善)为教务长，沈镜如为教授代表，对案犯分别处以徒刑、记过、察看等不同惩罚，大抵从轻处理，夏师感叹“政府对教会学校，宽大如此”。之江大学，原为教会大学。不仅对教会学校人员处理从轻，对教授也宽大处理。5月26日记，“各系科同事开会，讨论贪污案”，“多谓领导处理太宽”。但“刘丹厅长谓管制教授，须请示中央，国家需才孔亟，对高级知识分子须爱护争取”。
　　当然，运动初期不免有扩大化倾向，5月25日“沙文汉在浙大报告，亦明白说有偏向”，但后期逐步得到纠正。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参加这场运动还是受到很大教育的，瞿禅师在4月25日的小组讨论会上便说：“三反开始时，以为必与我自己无关，不谓在此运动中竞受大教育。最显著一事即三反后对业务之尽心。解放前以著作为正业，以教书为副业，看不起学生，以为学生不能领会我之学问。上课以前从不作准备。近日教书，往往一小时课，须预备一二日工夫，却心安理得，不复杂用心，错用心。”从夏师这番话语，可以看出大多数老师的认识得到了提高，工作更加负责尽力。

四
　　早在三反运动期间，就传来要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消息。1952年3月30日，王西彦老师对夏师说，“不日展开思想改造，须早作准备。闻北大、清华、燕京打思想老虎，甚激烈”。果然，浙江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从5月底即开始，5月30日“传达饶漱石主席演讲”。6月3日“听林乎加部长作思想改造动员报告”，随后各系教师分别开小组会表态，夏师在6月6日的小组会上就“述曩年教小学比教大学好，今知十年来教大学，皆为个人名利出发，专心著述，与学生脱节，不似教小学时能与学生接近”，表示要积极参加运动，接受教育。
　　为了减轻教师交谈的顾虑，运动领导者又将教师划分为若干互助小组，三五人聚合在一起，夏师与“孝宽(薛声震)、伦清(胡永椿)、微昭(陆维钊)”共四人为一互助组。彼此“随意讨论，颇亲切有益”(6月1 2日)，“孝宽谓予不问政治，与笃好旧诗词有关，因为深居象牙塔，遂与世隔远，不谙人事。诗之失愚，可如此解释”(6月28日)。学生代表也参加互助小组活动。夏师记道，“夕陈美林、周玉华二生来，助予检查思想。大病在不关心万事。陈生谓若从危害性上多着想，可引起警惕。此语甚好”(6月27日)，“夕陈美林、周玉华来，劝予对人提意见勿保留”(6月29日)。
　　在同事、学生的帮助下，夏师于7月9日开始“写思想总结初稿”，次日“在互助组讲一小时，共分五部分：(一)家庭成分与主要经历。(二)生活态度与思想状况。甲、自由主义，乙、宗派主义，丙、名位观念，丁、旧伦理观念。(三)政治认识与教学建设。(四)思想根源及批判。(五)今后努力方向”。瞿禅师检查之后，王西彦老师、周玉华同学等人都提出意见。7月12日傍晚学生代表“詹尔堃、陈美林、周玉华三生来谈，谓依历史谈下去较有联系，且能全面，勿分片段谈，兹依之改作”。此后连续几天，夏师都在忙于写检查，16日写“初稿毕”；17日“改思想检查文”。学生代表提了意见后，夏师又于2 Et“晨改写思想检查文”，直至1121日“上午改写思想检查文毕”，“午后以检查文交詹、周诸生携去”，夏师的检查方告一段落。
在这过程中，夏师对于学生代表参加，甚表欢迎，并且认为“予觉同学帮助比同事大”(7#j 21日)。瞿禅师如此感受并非无因。从《日记》前后所记看来，教师之问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互相展开批评、帮助时，难免夹杂一些人个成见。而学生代表则无此局限。当然，个别学生代表受“极左”思潮影响，对老师态度粗暴，也是不妥的，同时也引起了老师的不满。这种情况，在三反运动时就已发生，如人类学系教授马长寿就曾对夏师说“帮助师长不应用斗地主态度”，马长寿因此语而“被评为右倾思想者，交代两次始通过”(1 952年3月4日)。有位中文系学生代表在三反时对老师提意见“出言甚激”，夏师叹道“若在解放前，将激为风潮矣”(3月2日)。这一学生代表在思想改造时的表现依旧，对老师提意见“颇多近于训斥”(7月8日)，可见学生代表中亦有不同角色。
　　夏师在互助小组交代通过后，我被派去帮助其他老师，联系夏师的工作则由詹尔堃、周玉华二人负责。7月22日晚，詹、周二人又找夏师交换意见，夏师又对检查作了修改，被选定为大组第一个交代的老师。大组会在7月25 El下午召开，“到中文系同事及学生代表二十余人”，“交代费时一小时半”，大家提的意见“共五十条左右”，夏师予以“总括”，“共十五条”，如薛孝宽提“不顾问政治，解放前与解放后不应混为一谈”；王驾吾提“不肯得罪人，喜为人捧场”；陆微昭提“救汉奸，谓是旧伦理观念不妥”等。大家除要求夏师进一步补充检查外，还希望他也要去帮助其他老师作检查。7月31日晚“陈美林、蒋祖怡来，邀同薛孝宽，过王家山，帮助刘操南思想改造，十一时方归”。蒋、薛、刘，均是中文系老师。
　　夏师遵照大家的意见，于8月2～3 13在写思想检查清稿。8月10日继续“写补充交代稿”。于8月13日作补充交代，夏师在交代中“举皖北土改表现不积极，作文颂扬施德福，谈龙榆生出狱三件事”为例，“讲半小时”之久，“同事提意见六七条”，其中有一条即7月25日陆维钊老师所提出的“救汉奸”事，大家认为夏师“谈龙榆生事太轻松，不深刻，民族气节须检讨”。其实，夏师与已投敌之人有书信往还，早就有人议论。1942年1月9日，瞿禅师收到友人吴天五信，“论龙丁出处，嘱予当此风色，须有岩岩气象方得”，夏师坦承“对人濡忍不能刚决，▢▢(作者注：原文如此，下同。)西行后，予仍与书札往复，颇来友朋之讥”。信中所云“龙丁”当指已“西行”附敌之龙榆生、丁怀枫二人。龙榆生即龙沐勋，词人。至于夏师如何“救”他，我原先不甚了解。直到1992年《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二册(1 938～1 947年)出版后，检阅有关日记，方始了解一点眉目，不妨摘录如下。
　　1946年3月15日“夕见上海小报，榆君近自南京移押苏州”，榆君，即龙榆生，此后有关日记中或直书“榆生”或以“▢▢”代称。4月6日及18日都记有其在“苏州狱”服刑的情况，“予闻之恻然，恨无法相顾，以万元托仲连买蔬肴馈之”。4月20日又“贻万元，托人时时买饼饵馈之”。龙榆生于5月12日在狱中给夏师写信，夏师次日作复，“劝其患难中发心读佛书”。6月12日夏师“阅报，▢▢判刑十二年，虑其体弱不能支。一念之误，奈何奈何”。8月3日，徐澄宇告诉瞿禅师，说“在南京(卢)冀野座上，遇▢▢夫人……见人即哭，求冀野诸人设法为▢▢减刑”。而龙榆生对其附逆一节犹白狡辩，“谓三男五女外，又须抚其兄弟一家，不得已人白门”(5月1 9曰)，即投靠“白门”(南京)汪伪乃因生活所迫。当夏师从陆微昭老师处得知龙榆生已获减刑，乃于10月9日“发▢▢苏州书，昨闻之微昭，报载减刑为五年，明后年可出狱矣”。数日后，夏师于10月13日“得▢▢苏州函，谓今年可望出狱，约买醉西湖”。大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夏师乃伸出援手，于12月9日“发希真苏州高等法院一函，由心叔转，恳其相机照料▢▢，如有开脱机缘，多与方便”。12月6日夏师便收到希真的复后，“谓▢▢保释事，俟郑院长回苏州时即可设法，似不甚难”。希真，潘姓，夏师在之江大学任教时学生，1941年毕业后，旋即被夏师聘为助教，后随其父执郑文礼在高等法院工作。郑字烈孙，浙江东阳人，能诗。曾通过希真与夏师结识，1946年1月21日还以车载夏师去西泠印社茗坐。曾有和夏师《洞仙歌》词作。1947年4月3日夏师因“视希真病”而“晤郑文礼夫人”。有此关系，夏师方能为龙伸出救援之手。这些活动，我当年并不知晓，而与夏师共事之中文系一些老师当有所闻，因此认为夏师检讨此事“太轻松，不深刻，民族气节须检讨”云云，也就不为无因了。
　　不过，从夏师的诗词作品以及1984年出版之《天风阁学词日记》(1928～1937年)有关记述来看，夏师在民族矛盾的紧急关头，还是能坚持民族气节的，其诗词创作中也饱含着爱国热情，可参见我发表于199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文《“我亦有孤剑，植发望燕云”——夏承焘先生的爱国情操》，兹不赘叙。
　　在夏师于8月13日作补充交代之后，运动已进入尾声，8月下旬开始总结、填表、鉴定。8月27日夏师自己填写的优缺点为：“一、求进步心迫切。二、尚能虚心听取他人意见，但只求完成自己工作，帮他人不热心。三、对业务学习尚努力，但不肯多负教学以外责任。四、政治热情不够。五、好逸恶劳。六、缺乏斗争性。”小组的意见是：“同意夏同志这个检查，并希望依努力方向，克服以往缺点，尤其是名士派作风，宗派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仇恨心不够这几点。”至此，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8月29日夏师写道：“今日休息，思想改造三个月来，甚感劳矣。”
　　我也从此专心学习，1953年暑期提早一年毕业后，虽然仍有“运动”，但未再与瞿禅师同时同地参加。与夏师再次聚首时已是8年后的1961年10月，那又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湄潭浙大 心中永存

胡荫华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化学系1946届毕业生

     我一辈子都以自己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更确切地来说是贵州湄潭浙大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为荣！
     浙大自1941年到达西迁终点湄潭直至1946年返回杭州期间，仅有两届学生（45及46届）在湄潭完成全部学业，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1942年，我由当时迁至重庆的南开中学毕业，随后参加报考了浙江大学及四校联合招生（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西南联大）中的中央大学，并同时被这两所大学的化学系录取。而我选择了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42年夏入学，先后在贵州永兴场一年（一年级），湄潭三年（二至四年级），于1946年夏毕业于湄潭，在贵州度过了我的全部大学生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入侵，大片国土沦陷。国立大学均开始向后方转移。南京中央大学于1937年直接迁至重庆沙坪坝。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联合）先去了长沙，再徒步转移至昆明。唯独浙大是由浙江经江西、湖南、广西直至贵州，一步一步，一路办学，一路迁移的。浙大的学生、教职员工及家属小孩，以及大批书本、教学器材、生活物资等等，组成庞大的西迁大军。先在江西吉安，继而泰和，然后广西宜山，历时三年，直至1941年初才到达西迁终点站遵义、湄潭和永兴三地。当时后面有敌军逼近，头上有敌机轰炸，困难可想而知。全校师生共同努力，排除万难，谱写了“文军西征”的壮举。贵州的遵义县当时容不下诺大的一个浙江大学，故在当地只设工学院和文学院，以及竺可桢校长和行政管理机构。把理学院和农学院设在东边约70里的湄潭。又将全体文、理、工、农的一年级新生放在离湄潭20里的永兴场。
    谈到浙大西迁，就要先提一下家父。父亲胡家健，字建人，安徽省绩溪县人（1903年12月19日-2001年1月15日）。受名师胡晋接、陶行知等言传身教，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这些早已有报道（1，2）。他“木铎传薪，弟子何止三千？他一生春风化雨，菁莪寄被全国”（摘自《世界日报》2001年1月19日父亲辞世后讣文）。我在此仅追忆他于抗战年间供职于浙江大学的一点儿往事（1938-1945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放弃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由美国返回祖国。日军入侵中原大地，时年我13岁，正在安徽芜湖女子中学读初二。学校一下子没有了，慌乱中我赶上了最后一趟从芜湖开出的闷罐火车，回到绩溪家里。此时父亲已先我到家看望祖父祖母。随后我便随父亲、继母及姑姑一起，于1937年8月间告别爷爷奶奶和三个幼小的妹妹离开家乡开始了流亡。我随姑姑辗转于湖南长沙、贵州贵阳、四川重庆等地。流亡期间，父亲应其老师、浙大教务长郑晓沧教授邀请，于1938年春赴浙大教育系任教授直至1945年。父亲受命于危难，与浙江大学一起经历了西征全过程，力佐竺可桢校长完成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壮举。西迁时还兼任校总务长暨湄潭分部主任，为保障西征大军顺利抵达目的地，恢复和发展教学功不可没。在当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环境下，教育何去何从？他不忘初衷，在西迁征程中求生存，先后在宜山筹建实验学校并任学校主任，在湄潭创办浙大附属中学并任校长等职，执着于为国家培养和输送有知识的后继人才的使命（1，3）。在纪念竺可桢校长的《连天烽火化春风-竺可桢在宜州》一书中，关于父亲有如下几段记载：“……因为有中小学教育管理经验，胡家健被竺可桢委派筹建实验学校并任实验学校主任，很受竺可桢赏识。浙大迁到贵州湄潭以后，胡家健又被竺可桢任命为湄潭分部主任，并创建湄潭浙大附中兼任校长。1943年湄潭附中第一届毕业生30余人参加教育部统考，平均成绩获第一名，全部升入大学，因而声誉远扬。竺可桢对于胡家健可谓知人善任。”（3，4）。1939年11月1日在为宜山实验学校举行的开学典礼上，竺校长率大学各级政要悉数参加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实校筹备，时间极促，赖胡主任暨各教授夙兴夜寐，擘画经营，得具今日之规模，本人深致感谢”。“……中学部因校舍建筑等稍费时日，因而先行成立小学部，幸胡主任及小学部诸先生通力合作，得以两个月中，由圈地盖屋而至开学上课。仍希诸位教授，本此精神做去，而充分达到实校筹办之三项目标”（3，4）。父亲曾将他与竺可桢校长的来往书信等物一直保留在他上海的老屋中，可惜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此事乃父亲晚年最大遗憾之一。

     父亲晚年在香港及美国定居期间，常有过去的学生们以电话、探望、书信或寄去他们的刊物等各种形式与他联系，这些都给他晚年带来欣慰，而自称是“老园丁”。 
     我与父亲还参加了1991年6月在Washington DC举行的第16届北美浙大校友会年会，父亲在大会上讲了话，并高兴的被他曾经的学生们关心和围绕着。
     父亲去世后，当年附中的老校友们在他们自编的《咏湄》刊物上设专栏怀念老校长，连续几年都有怀念他的文章，例如登在《咏湄》第23期中的悼念词“桃李芬芳/ 翰墨书香/高山景行/泽广流长”。2003年我曾在北京参加浙大附中《咏湄》刊物年级在京校友缅怀老校长的聚会，当时家父刚去世一年余。参加者有竺校长的儿子竺安，浙大原教务长郑晓沧教授之女郑竺英，还有凌如镛、赵郁之、曾闻问、葛正苏、黎航等浙大及浙大附中校友们。

    抗战期间，国家危亡，后方条件也非常艰苦。当时的湄潭只是很小一个县城，一条小街，有一条湄河相伴而行。那里山清水秀、安静、优美，民风朴实。又因偏僻，没有敌机骚扰。确实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那里有一座大文庙，挂着“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当时实验室和部分教室就设在那里。女生宿舍集中在一个山坡上，一座两层小楼隔成小间，全部上下铺，中间两张长条大桌供晚自习用。湄潭当时没有电，晚自习都是靠几根灯草的油灯照亮下完成。我们当时是流亡学生，所有学费和伙食费都由政府支付，在当时条件下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照顾。
    当年湄潭小街上还有一个大茶馆，男生们常常三三两两在茶馆中喝茶、温习功课，给小城也增添了一番生气。
    我们还组织了女生励进会，是一个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团体。孙曾垕同学是两任会长。后附的45、46两届女生励进会欢送毕业生照，均摄于当时女生宿舍小楼前。我与孙曾垕同学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她数月前刚刚永远离开了我们。谨以此照表达哀思。

    不论条件多艰苦，不论何时何地，浙大的校训、校规、学风，纪律，都一直是严格地遵守和保持着。学习和教学各方面都是一丝不苟，不得有半点马虎。师生们利用各种条件因地制宜，非常丰富多彩。
    比如体育课，美丽湄河的沙滩是体育课的操场，湄河清清流水中是游泳课的课堂。当时若不会游泳，体育课就不及格，那可是要留级的。我们当时的体育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舒鸿教授，他曾于1936年以教练身份参加了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乃当时中国唯一之人。
    再比如我们化学系，各种化学实验照章进行，一样不漏。我们自己用木炭炉火蒸制蒸馏水，并在木炭炉火上架起各种玻璃器皿，进行各式化学反应，完成教学内容。以我自己为例，我就是凭着湄潭化学系打下的基础，于1946年夏刚一毕业，就应召到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给著名生化学家王应睐当了助教。1950年参加南京当时资源委员会（地质部前身）严格的的竞职考试，包括英文试卷及英文答题，现场基本化学实验操作及分析等等项目，我都取得了好成绩，在化学实验考试中我还得了最高分。因而从30多名竞争者中入选（招收3人），进入南京矿产分析实验室，与先期已经在该室工作的谢学锦同学（化学系46级）成为同事。
    年轻的大学生们到哪里都朝气蓬勃。我们在湄潭搭台演出，夜晚在煤气灯下演话剧。我们还有个水平相当高的歌咏团，组成四声大合唱：女高音(Soprano)，女中音(Alto)，男高音(Tenor)和男低音（Bass），以各种形式表演，宣传抗战，比如黄河大合唱等等。在歌咏团大合唱中我和邝瑞珍都是唱女中音的。而平时一有机会大家三五成群在一起唱四部和声时，我就扮演女高音的角色了，邝瑞珍则仍配女中音，因为她有本事配音很准。如今离开湄潭已经70多年了，每逢和邝瑞珍相遇，必定要拿起老歌本和声唱一二曲，回味无穷。另外我特别还记得的是化学系每年欢乐的送旧迎新会，师生济济一堂，聚餐吃饭、还灌白酒，都说是整天和酒精打交道的人应该有酒量。后附两张45及46年在湄潭化学系师生留影，应该都是聚餐喝酒之后照的。

    对于当时校规严明印象很深的另一个例子是无论何时何地何原因，学生必须完成指定课程，才能按期毕业。42年与我同期入学的好友邝瑞珍先读一年生物系，二年级时转入化学系，就要回永兴多读一年，重新学习化学的课程；41年入学的谢学锦先读物理至二年级后，决定改学化学，转化学系再读二年级成为我同班；同期孙啟福好友因为生病休学一学期，也要推后一年才能毕业。当时正值日军偷袭珍珠港期间，男同学中有些响应国家召唤去军队当翻译。他们都在抗战结束后回校再复读。所以当时在湄潭的一些同学延后到47年复原后在杭州毕业。应邝瑞珍和孙啟福友的邀请，我于47年暑假去了杭州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得以与老同学们再相聚。此行乃我第一次有机会踏上了母校在杭州的校园。
    刚入学时系里曾有多名女生。慢慢的就只剩我一人了。进三年级时班上新来了一名女生叫樊文洵，我们成为好伙伴。同时还有几名男生新转入我们班。我们在理农各系也看到有新面孔的同学加入。后来得知他们都是来自敌占区的龙泉分校的学生。浙大主体西迁后，为满足战区前方青年读书求学的需要，自1939年起在龙泉设立了分校。学生在那里读一、二年级，再到西迁的后方校区读三、四年级。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在敌占区办学有多么不易！浙大克服重重困难，不忘初衷，坚持在敌占区办学，为身处战区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为国家、人民负责，培养未来知识人才。在当时真是独树一帜，为大众所敬佩。
    浙大一直是一个学风严谨，学术气息浓厚的大学堂。其求是、求真、创新作风培养和熏陶了代代学子。1944年在我念大二、进大三的期间，世界著名科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两次来湄潭访问，我们当时一点也不在意，无任何准备。后来才听说他对于浙大在偏僻山区及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认真办学，保持浓厚的学术气氛，取得许多高水平学术成果十分惊叹，在一次国际会议的演讲中，称誉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在湄潭5年办学期间，浙大保持并发展壮大，走出了许多个国内外知名学者科学家。比如大名鼎鼎的李政道，是与我同时期的学生，在湄潭读物理系。我的老朋友如化学系的谢学锦、戴立信，物理系的汪容、任之恕等等，都是当时从湄潭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的院士、或学界泰斗。
    我1956年因为四大院校支援大西北，离开地质部南京实验室，随丈夫自南京迁至西安。先在陕西地质局任工程师，从事矿物原料分析研究。1961年初调到西北大学化学系从事教学、科研。算起来自1942年18岁进入浙大与化学结缘，至1992年冬于68岁退休。整整50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心爱的化学领域。我为能一生奉献于我所热爱的科学和教育事业而自豪。我虽无大建树，但一直勤恳敬业，获得了不少成果，带出了不少优秀的大学生、研究生，无愧于母校的培养。2007年借母校成立110周年之东风，我们湄潭化学系耄耋老友们，从四面八方相聚于杭州，并有机会与我们的老师杨士林、严文兴欢聚一堂，大家兴奋不已。

2007年5月，我参加了北美浙大校友会代表团，在纪念母校成立110周年之际，再次回到了魂牵梦绕60年的湄潭。我们受到了湄潭各界的热情接待，还被授予了“湄潭荣誉市民”的称号。我们这些“老湄潭”们一路走、一路看，认真找寻着当年的记忆。60年的光阴，国家巨变，湄潭也早已旧貌换新颜了。虽然当年的景物大多已不存在，心中的湄潭永存！它承载着我和我们一代人青春的烙印，成长的足迹！

    2016年是北美浙大校友会成立40周年，同时也是我浙大毕业70周年的喜庆年。现居住美国的老朋友、老校友邝瑞珍、吴梅生、刘长庚和我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一起报名参加了于9月23-25日在加州San Jose举行的校友会年会，我们也得以在加州相聚数日。
    为参加年会我翻出了不少新老相片，许多70年前以及70年间的故人和旧事又一下子呈现在眼前。我和梅生、瑞珍自15、6岁在贵阳、重庆流亡上中学起就是同学了。我们又先后同窗于永兴、遵义、湄潭，度过大学时光，至今已有超过四分之三世纪的友情。梅生和长庚更是结缘于永兴，成为恩爱夫妻携手至今！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现在都已是年龄在92-93的老人了。
    岁月流逝，友谊永存！我们和年轻的学弟学妹们一起认真参加会议，一起唱校歌，一起欢乐。会下我们又在一起谈往事、谈现在，吃吃玩玩，快乐无穷。虽然喉咙哑了，我和瑞珍还保持老传统，在一起配了几曲和声。虽然耳聋了、眼花了，很多事情已经忘记了，我们四人仍然一起唱了好多当年在学校一起唱过的老歌，一起回忆了不少年轻时同学的名字和故事，大家兴致勃勃，还真有点儿“童心未泯”呢。

母校即将迎来她120周年华诞。我作为与浙大血脉相承3/4世纪的老校友，由衷地为母校在新时期的发展壮大欣慰，祝福母校继往开来，位于国之先进，并再铸辉煌！让求是精神代代发扬光大！谨以此拙文和相片献上我们对母校和湄潭的美好祝愿！

（图六～图九）

致谢：
以上数张70多年前相片中的校友名字，近日由多位老校友共同回忆整理。除了在北美的邝瑞珍、吴梅生、刘长庚外，还有现居国内的章斐（生物47届），段秀泰（农化47届）及任之恕（物理47届）等老朋友的热情参与。

作者简介：
胡荫华，女。1924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县。1946年在贵州湄潭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助教，地质部南京实验室及陕西地质局西安实验室任技术员、工程师等职。1961年调入西北大学化学系任教师、教授直至1993年退休，后移居北美。曾任陕西省化学学会理事，全国电分析化学学会委员，两届西安市政协委员。

参考文献：
《一生致力教育 丰碑铭刻大地–追忆教育家胡家健教授》，周文甫、唐建军，《浙江大学报》网络版，2009。
《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台湾中华书局，1976。
《连天烽火化春风-竺可桢在宜州》，温存超、罗传清编著。
《竺可桢日记》，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

傅惟慈

我是在1943年年初逃离沦陷后的北平奔赴大后方的。之后，有大半年时间，一直在不同地方漂泊。这一年夏天，我在陪都重庆沙坪坝度过，我冒着炎暑跑了一趟青木关，拿到教育部准许我到浙江大学借读的批文。从四川重庆到贵州遵义是一段艰辛的旅程。我托人请求公路局海棠溪车站的站长帮忙，等待了近一个星期才搭上一辆往贵州运井盐的大卡车。多亏两位同赴浙大报到的女同学照顾，解决了一路食宿问题。从遵义到一年级生分校永兴，近一百公里路程，为了节省些钱入学后交饭费，我是步行大半程 山路过来的。
我在学校教务处报到注册，分到一个学号，又缴纳了一个月伙食费。学校在楚馆男生宿舍分配给我一个床位。宿舍是没有隔断的两层筒子楼，楼上楼下挨次摆着一张张上下铺双人木床，沿窗有一排长条课桌，每人一只木凳。这里没有电灯，每个学生都领到一盏陶瓷碗油灯。油灯用的是当地产的桐油，两三根灯草做灯芯，光线昏暗。
初步熟悉了环境，安排好生活以后，我开始考虑今后——至少今后一年将依靠什么生活下去。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为支持青年人从沦陷区前往大后方参加抗战，除在各地设有各种职业训练班外，还为有资格入学读书的人每月发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费，称“贷金”。金额不多，勉强可以支付一个月的伙食费。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从沦陷区来的学生每人都能领到贷金，但是需要证明文件并通过各种手续。当时我担心自己申请不到这笔钱，无法继续读书，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向学校申请转人历史系。因为历史系学生算师范生，而师范生享受公费待遇，就连饭费都不用自己掏了。我离开北平时，英语已有一定基础，远远高于内地高中毕业生水平。如果我有志学外语，靠自修同样可以学成，并不一定非要在外语系攻读。但后来事情发生变化，我转系的计划并末实现。
一年级新生人学后有两门必修课，一门是英语，一门是国文。因学生人数多，程度参差不齐，需要按程度分成三个班。所以开学前举行了一次测试。之后不久学校张榜公布考试结果，我的国文和英文考试均得第一名。国文课测试成绩与名次对我关系不大，且公布的是我的学号，不为人注意。英语考试却写出我的姓名，而且成绩远远超过他人，在同学中引起轰动。分校外语系主任费培杰老师很快就找到我，告诉我贷金会有我的名额，叫我安心读书，不必转系。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费老师兼任先修班英语课，他需要一名助手，帮他批改作业。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可以挣一些生活津贴。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在大后方求学读书的经济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我住进楚馆宿舍后，隔两张床住着一位四川籍的先修班学生，名叫张六平。他要在浙大先修班复读一年高中课程，然后重考大学。和我熟悉以后，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张的老家在四川涪陵，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家中有不少田产。张六平曾参加过高考，因英语太差，没有被录取。认识我以后，就求我为他补习英语。他的经济情况比较宽裕，嫌住宿舍太嘈杂，所以在街上找到一处公寓，租了楼上一间屋子，邀请我和他同住。
自从搬到小旅舍同张六平同住以后，我在永兴场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认识了不少人，交际圈子扩大了。这家作为学生公寓的小旅舍除了我同张以外，还住着另外两三个学生。一个叫陈维的农学院学生，是个来自上海的白面书生，嘴里总哼着歌，不停给在贵阳工作的一位海外归来的广东小姐写英文信。同旅舍的学生，还有一个与我同系级的学生向联银。这人本是孤儿，是川东长老会一位美国传教土太太把他抚养成人的。他用略带美国音调的英语说一些日常用语没有问题，只是词汇量不大。向同学最擅长的是弹风琴，在家乡的时候，教堂做礼拜，他总是弹琴为教徒唱圣诗伴奏。可惜当年浙大分校穷得连一台风琴也没有，让这位同学英雄无用武之地。1943年年底，第一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时机来了，学校突然来了一位身份不凡的客人。这人身材不高，穿一身西装、足蹬尖头皮鞋，是一位满口宁波话的“小开”式学生。他是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广西几省长途跋涉来校报到的。难为他大箱小笼居然随身带来五六件行李。自九月初动身，路上走了三个多月。学校虽然早已开学，却允许他注册人学，毫不留难。原来这个人大有来头，他叫翁心梓，是中国鼎鼎大名的地质学博士，也是国民政府一位高官翁文灏的侄儿。翁心梓到永兴后，也住进我们旅舍。他带的箱笼，装满四季衣服和内地稀缺的生活用品。最令人吃惊的是一只小提箱里装的竟是一台舶来品手风琴，声音洪亮，音色优美。这次会弹琴的向联银可以大显身手了。翁心梓不只喜欢音乐，而且颇有组织才能，没过多久，他就把小旅舍的全体住户组成了一个合唱团。我们既唱聂耳、黄自作曲的中国歌，也唱福斯特的黑人歌曲和像《当我们年轻时候》那类美国电影歌曲。合唱团给我们在永兴上学的平凡、单调的日子带来了活跃的、生气勃勃的气氛。我至今仍然佩服这位远方来客，聪敏、活泼、脑子十分灵活，翁来了以后，我们这些只知道死读书的人仿佛被吹了一口仙气，开始手舞足蹈，准备上演一出话刷了。翁野心勃勃，在指挥我们唱会几支短曲外，竟准备排练至少有双声部合唱的《蓝色多瑙河》。他梦想扩大合唱队伍，招进几名女生来。可惜第二年开学，正当万物回春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家中拍来的电报，叫他急速去重庆。原来他的有财有势的亲族，已经为他安排好去美国留学的手续。他一到重庆，就将出国了。我们这帮同学，自然非常惜别，但也为他能有机会出国深造感到高兴。翁为了轻装走上征途，行前他把他带来的绝大部分衣物都分散给同学。一套西服他本想送给我，可惜他身躯瘦小，衣服我无法穿。我只拣了一件比较肥大些的春秋衫留下，作为对这位朋友的纪念。
该简单谈一下我在浙大永兴分校学习的情况了。负责外语系的教师是费培杰老师。费是贵州人，清华大学毕业，在美国留过学。在永兴他教我们英语精读和语音学。费老师精通音乐，会拉小提琴（在新年联欢会上表演过)。据我的一位老同学说，过去他教外文系学生英文语句声调时，有时会借助一支笛子，吹奏出高低音调示范。费老师身体不好，患有肺病，但教学非常认真。他教我们的教材均系自编。另外，由于学生基础知识差，他每周又增加两节英语辅助课，并为之编了一套简易教材，通过问答，既让同学熟悉英语基本句型，又扩大了词汇，纠正学生发音。我的英语程度虽然比同学略高，这一辅导课却也参加了。在当时那种既听不到英语广播，又无录音设备的年代，能有机会多多听说一些简单英语也是好的。一年级第二学期有一段时间，费老师因病不能来校授课，我们全班学生就自己组织起来胡乱学习。后来他病情有些好转，我们开始去他家上课。费老师住在永兴场东头郊外的一幢平房里。他并无家室，只有一名中老年男仆服侍他。我看到他家中有一个玻璃柜，装着二三十本原版书，多是社会学、教育学等专论书籍，也有一两本语言学理论书。我在永兴一年，感到最苦恼的就是无书可读。图书馆可以借到的英文书只是抗战前商务版的《莎士乐府》《伊尔文见闻录》《威克斐牧师传》等二三十种老书。国内新文学创作和文学刊物也极少。缺少书籍，是抗战期间内迁学校的普遍状况。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读书人无一不感到文化饥渴。
浙大永兴分校的英语老师除费培杰外，还有三位教公共英语的教师。学生按程度分成三个班，三位教师各准各一个学期三分之一教材，同一教材，轮换为各班上课。这样也好，教师节省了备课时间，学生也可以吸收每个教师的长处，比一个教师一学期（或一学年）从头到尾教一个班更可取。我们外文系学生在上费老师的专业课之外，也必须上公共英语课。一位说话带浓重南京口音的矮胖老师我对他印象不深，至今连姓名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的教材中有一篇选文名字是《新哀洛伊斯》。这篇文章我知道，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原来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卢梭，但内容同语言都没有什么特色。这位南京口音的老师讲起课来摇头晃脑、声调铿锵，充满感情，非常好笑。另两位，一位是个学者型中年人，名宋雪峰。新中国成立后他可能在张家口军事外语学校授课，我在50年代曾在某个刊物上读到过他翻译的几首英文诗。另一位是永兴唯一的女老师，冯斐女士。浙大迁返杭州后我听说她因为思想“左倾”曾被国民党速捕，后来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把她保释出来的。宋、冯两位老师当时都是单身，有时我去看其中 一位，常发现另一位也在座。我之所以同这两位老师比较亲近，是因为从他俩授课、选材中感受到他俩都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冯斐为学生选定的教材中有济慈、雪莱的诗。我那时正做着文学梦，迷醉于写新诗。但是我的品位不高。何其芳当时已经去延安投身革命，但我还是抱着他早年写的《画梦录》不放。我喜欢的另一位诗人是个大学教授翻译家赵瑞蕻。抗战期间，赵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先后在云南南菁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和四川中央大学外文系执教。我偶尔在后方报刊上读到他翻译的法国象征派诗歌，总是抄下来赏读。宋雪峰好像同赵有一定关系。我从宋口中听到不少有关诗歌翻译同写作的谈论。但我却从来不敢把自己的幼稚习作拿出来向他们求教。
在永兴读书的第二年春季，某一佳日，遵义来了一位外语系老师看望我们读英语的学生。这人不是遵义外文系主任（主任是佘坤珊)，但却与学生关系非常密切。他不只在教学上循循善诱，而且在课后与学生打成一片，言传身教，引导年轻人认清国内形势，树立正确人生观。这位老师就是引导我走进德国文学之门的张君川。外文系同学1943 年在遵义成立“戏剧班”，研讨西洋戏剧理论，实践戏剧活动，张君川老师亲自指导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张君川老师思想进步，对国民党各种反动措施非常不满。1945 年冬，西南联大惨案发生后，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浙大同学在遵义举行的追悼会。1946 年四五月，浙大回迁杭州，因校舍需要整修，开学推迟，夏秋两季，他在上海《侨商报》当记者，写了不少文章，抨击国民党独裁、腐败，招致当局忌恨，多次图谋暗害。幸赖校长竺可桢庇护，才未遭毒手。他知道我学过德语，也胡乱涂写过一些诗文，来永兴后，曾单独同我谈过几次话。我在永兴没有德国文学书可读，手头只有一本上海盗印本的《奥托德语口语及语法》，书后附有几首小诗，我在闲 暇时把其中一两首翻译成中文。张君川老师看过后为我指出几处误译的地方。他答应我，等我转到遵义本校后，他要单独辅导我读歌德、海涅、荷尔德林等德国诗人的诗篇。张君川毕业于清华大学，与吴宓是先后班同学，也是好友。吴宓后来去美国人哈佛大学进修，张君川却一直留在国内。他精通几国语言，研究西方戏剧，抗战后期，导演了好几出德国、俄罗斯名剧在遵义上演。
1944年秋，我到遵义上二年级课，张老师果然辅导我阅读了不少德国诗歌。他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另一位清华校友，就是那位古稀之年费时十八载翻译了但丁传世之作《神曲》的田德望老师。田自从在欧洲学成归国后，一直教德文，但专长却是意大利语言和文学。我到遵义后，当了一名工读生，为田先生教授的德语教材刻钢板，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德语知识。
1944年秋季开学前，我离开永兴来到遵义。我到遵义后，没有搬进何家巷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在老城杨柳街巷内)，而是听张君川老师安排，把简单行装搬到文庙街一幢居民楼里。文庙街是一条幽静老巷，离校本部只不过几步之遥。如果不去校本部，沿商业街东行就可以走到一个丁字路口。那是遵义南北通道上的闹市口。跨过马路，可以到街对面的电影院。大学的图书馆和一部分教室也簇集在近处的山坡上。
我搬进去的文庙街小楼有上下两层。楼上一侧是外文系戏剧班活动的场地，那是一间近三十米的厅房，位于楼梯左手。戏剧班几乎每周都在这里集会，研读戏剧，排练中外剧作片段，或者听君川老师请来的外人做学术性报告。楼上右侧分隔成前后两间，住着外文系两位高年级生，薄学文和汪积功。这两人是我的学兄，也是戏剧班的发起人。我搬来以后，硬是在他们两人中间安置了一张行军床，从此便和两位学长成为室友。薄、汪都比我年纪大，在学习和生活上对我多有照顾，新中国成立后，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执教，我的小女儿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于80年代初在外院毕业的。汪积功学兄，50 年代曾蒙受不白之冤，半生颠顿坎坷，直到改革开放后，不仅重返人间，而且由于他同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姻亲关系（连战夫人方瑀是汪的外甥女)，多次与连主席会面，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汪积功学兄现在荣任新安江市政协主席，为两岸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薄学文和汪积功两人在学校读书时，学习都极勤奋，而且都担当了不少社会工作。
我在遵义外文系二年级就读，主要课程是英国诗歌和英文习作，两门课都由系主任佘坤珊讲授，教西方戏剧的是张君川老师。天气好的时候，张老师喜欢把学生带到野外，在青草茸茸的山坡上席地而坐。别的课程还有法语（教师黄遵生广东人，是一位同盟会老党员，对学生很亲切)、哲学等。我的老毛病仍然不改，上课不好好听讲，课外却胡乱翻一些我似懂非懂的闲书。遵义校图书馆在市内丁字街外侧的山坡上，藏书倒也丰富。我不爱听佘坤珊按部就班讲他自编的英国诗歌，却从图书馆借了一些玄奥、晦 涩的作品，像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有人说他是现代派英美诗歌的先驱)，19 世纪后半叶的唯美派、无神论诗人斯温伯恩（他支持欧洲人民革命运动、攻击传统礼规，因此被反对者用他姓的谐音讥刺他是“罪恶之火”、“地狱中的火魔”)。这些诗我当然只看得懂片言只句，却每天捧在手中。倒是张君川老师教我读了不少歌德的诗，不只内容讲解透街，而且为我分析语法和用词，使我获益匪浅。若干年后，我翻译了两三部德国文学重头著作，不能不感谢君川师那时对我的培育。
戏剧班成立于1943年冬。平日聚会除研讨文艺和戏剧外，有时也选择中外名剧片段，分别由学生来朗读或排演。在我去遵义前，戏剧班至少已对外公开演出过两次。一次演《寄生草》，另一次演出的是一出德国三幕悲剧 Maria Magdalena，中文译名为《悔罪女》，作者弗利德里希．黑贝尔。张老师是这个剧本的译者，演出也是他指导的。竺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事有过记载（见《竺可桢日记》1944年5月28日日记)。我到遵义后，自然也参加了戏剧班的各种活动。我对戏剧和表演虽然兴趣不大，但这种增长知识，与同学交流思想的活动我还是乐于参加的。一次活动，戏剧班排练曹禺的名剧《日出》，我也被赶鸭子上架硬分配了剧中方达生一个角色。虽然台词不多，但穿上不知从哪个同学那里借来的一身西装，马上就手足无措，连脚步也迈不开，更不必说摆各种姿势了。我的缺点一向是不善表演。这在二十余年后我国经历的一段非常时期中对我非常不利。应该欢呼雀跃的时候露不出笑容，该义愤填磨的时候又不能做怒发冲冠状，这就活该倒霉了。
杨孔娴和另一位女生萧绿石是和我同时在永兴报到入学的，她俩是当年外文系与我同年级的唯一两位女性。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同这两人只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同学关系，后来相处日久，我才发现，这两位原来也是 “才女”，不仅爱好文学，看书很多，而且课余也写散文、短诗。杨笔名叫卡斌，萧笔名消逝，是萧绿石的谐音。这两位女性脸皮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写作向外公开，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到遵义以后，外文系有一位从浙江龙泉转来的写诗的学生杜念绍。我们四人凑在一起，经常单独聚会研讨新诗写作，就成立了一个诗社，杜建议叫黎明社，显示我们的朝气。当时还油印过两三本薄薄的册子。后来我参军离开学校，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油印小册子在杜念绍一人操持下已经发展成一本铅印刊物，而且流传到当时后方好几所学校的文学青年手中。我译的一首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一—“当你年老、发白、睡思昏沉，在炉火边打盹⋯⋯”也刊登在上面。我在永兴一度关系密切、转学重庆的女友估计就是看到我的译诗才又写信来同我联系的。杜念绍重听，与人交谈困难，但也正因为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向诗神缪斯求教，才写得一手好诗。
自1944 年夏六七月开始，美国海军展开强势反攻，日寇因在 太平洋战争中连连失利，与南洋的诸多古领区联系日趋困难，6 月初在侵华战场发动了湘北攻势，急欲在旱路打通一条南北通道。 国民党政府军队无力抵抗，在短短几个月内，连失名城，军队南 溃五六百公里。到了11月，桂林、柳州失守，月底，日军先头部 队已人侵贵州。12 月初，独山陷落，贵阳发发可危。这时，贵州 大学和浙江大学先后停课。浙大在校务会议上，有人主张疏散人 川，但更多人赞成留守当地，在黔北山区打游击。形势紧急，国 民党政府甚至在做迁都西康准备。传说蒋经国已奉命至西康部署。 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号召：“国难严重，爱国青年应该投笔 从戎，执干戈以卫社稷。”又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 万军”的壮烈口号，宣传大反攻将以青年军为主力、接受美国援 华的新式武器，经过三个月训练，开赴前线，收复失地。
在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蒋的号召甚至在一些高等院校 的学生中，也得到不少响应。特别是像我这种家乡已经沦人敌手， 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大后方的人，原来就是来参加抗战的，如今敌 人更侵人内地，连一张摆书桌的空间也要失去，与其等到敌人打 来再去打游击，真还不如穿上军装，到前方战场与敌人拼个你死 我活呢。就这样，没有太多的犹豫和思考，很多人都下决心报名 参军了。我也是其中一名报名者。但在离开学校去四川部队受训 前，自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传到我的耳中来，那是一种谨慎的、 暗中带有某种警告意味的声音。那声音说：蒋介石此举其实是在 树植个人势力，准备在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抗衡，争夺中国的领 导权。只可惜这种声音在国难临头、几乎人人处于亢奋与忧惧的 当口发出来，而且讲得不够清晰，对我这种思想尚在混沌状态中 的人，更难明白话中的大道理。当然了，也许先知先觉的人根本 就没想对我提出任何警戒。从在永兴起，我就认识一位哥们儿， 一位小同乡。后来知道他是南方局派来学校的地下工作者。可能 在他眼中，我是个只懂吟风弄月的纨绔子弟，不配和他坐以论道， 所以就索性让我到反面教员那里去接受教育去了。这也好，后来 我逐渐明白些事理，确实都是受了现实教育的结果。但这已是后 话，这里先不说。
我是这年11月14日在遵义浙大报的名。同我一起报名的还 有我的两位好友，机械系的韩有邦和土木系的张澄亚。他们两人 一个老家在徐州，一个在江阴，都早已沦陷。我们三个人，另外 还有一位在永兴读过浙大先修班的北平老乡沈正衡，那几年总是 摽在一起。就是在青年军，后来又考取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派往 昆明受训准备当译员，也一直没有分开。虽然由于美国投掷原子 弹，苏联红军出兵满洲，目本无条件投降，我们都没有轮到上前 线作战的机会，但我们始终是生死伙伴。1946 年浙大复员以后， 我同韩、张分开了。从此天各一方，一直无缘相聚。前两三年， 他们两人先后走完人生旅途，奔往另一神仙世界，走时都没想到 拉我一把，就不辞而别了。
根据当时记载，自当年10月起，前线吃紧，政府即派遣援军从四川、陕西等地源源不断南下。遵义是南行必经的通道，浙大师生积极开展劳军活动。遵义市内要道丁字口设有一个献金台，浙大同学轮流值班，接受市民募捐，并向过境国军捐献慰问品。戏剧班的学生积极参加劳军活动，并抓空排练了一出话剧《人约黄昏后》，为部队慰问演出。男女主角分别由外文系潘维白和萧绿石扮演。
既然谈到潘维白，我就再啰唆几句，介绍一下我这位品学兼 优、多才多艺的外文系学长。潘比我大概长一两岁，同上文谈到 的汪、薄两人同班，我同他后来一起参加青年军，又一起赴昆明 当译员。在青年军里，他是合唱团指挥，带领几十人的乐团高唱 抗战歌曲，在译员训练班他是篮球队健将，同另外几名健儿奋战 美军篮球队，为国人争光。大学毕业后，他在高校从事英语教学， 钻研古英语，成为这方面专家。可惜同大多数单纯、幼稚的知识 分子命运相同，50 年代遭受无中生有的打击，罚去农场劳改，度 过一段血泪生活。“文革”结束后，他重返讲坛，曾写诗明志： “愿将蜡炬春蚕意，换取清清维凤声。”两年前一个冬天，我突然 接到他打到家里的电话，原来他退休后，费了一番力量已经把户 口从遥远的边陲迁来北京。我们约定几天后再找几位老校友聚会 一次，共忆往昔峥嵘岁月。可惜还没等到聚会，他老兄就遽然离 去，想来天国那边已有人等着听他讲授古英语呢。
在戏剧班的一些活动中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述。由于日寇逼近 桂林，原来滞留该地的文化人（不少是从香港撤回的）纷纷避难 北上。这些人经过遵义，有人略作停留，也有人匆匆赶赴陪都重 庆。还有极个别的人觉得遵义人杰地灵，文化气息浓厚，便有了 长期居留的意愿。张君川老师不仅在文化界小有名气，而且同很 多人是旧交。他总是拉着过境客不放，请他们到戏剧班来给学生 讲点什么，或者讲文学艺术，或者介绍时局和形势，让我们这些 长期处于闭塞环境中的年轻人长些见识。在他请来讲话的人中， 有一个人是我国当代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张君川老师请他来分析 介绍罗曼•罗兰的名剧《爱与死的搏斗》，张老师有意以后在遵义 上演此刷。那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劳军或者做别的事，没有赶上参 加这次座谈。另一位请到戏刷班的名人是我很喜欢的作家端木蕻 良。日寇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继续向绥远、内蒙古一带扩张 势力，端木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愤而投笔从戎。他和几个同 学到绥远投人孙殿英的骑兵部队，准备同日寇一搏。但是他们几 个“学生兵”并没有捞到上战场杀敌的机会，倒是常常骑马在草 原上奔驰，练就了精湛的骑术。端木蕻良在部队里待了三个月就 打道回府了。这以后，他并未在清华复学，不久就去了上海，专 心从事写作。他是我非常心仪的一位作家。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 就读过他写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当时这本书刚出版不 久，就在爱国青年中风行一时。后来我又看了他写的一些短篇。 《遥远的风沙》是他在绥远参军后写的一个名篇。张老师这次能把 这位大作家请到戏剧班和我们座谈，叫我非常高兴。座谈结束后， 大家自由发言。端木答应我们他愿意回答任何有关文学和创作的 问题。我记得我曾问他，在颠沛流离的日子，一个人无法携带很 多家私，但书还是要带的。爱好文学的人随身应该带几本什么书。 端木没有具体说什么书最好，他只是说，看什么书主要还是依据 个人兴趣。值得反复阅读的大概还是那些经典著作和诗词。《红楼 梦》《聊斋志异》、唐诗、宋词等等。我曾读过端木用现代小说笔 法演义而成的几篇红楼梦故事，刊登在当时桂林出版的一本文学 刊物上，写得确实很好。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创作了《曹雪芹 传》，看来端木是极其喜爱《红楼梦》的。不过我怀疑在烽火连天 的战争岁月，有谁的行囊中总带着这样一部大部头书籍。他又说， 懂一点儿外文的当然也可以带一两本外文书，甚至带本外语词典。 端木还说了一个故事，西南联大有一名学生，抗战期间从长沙步 行去昆明。随身只带着一本英文字典，每天背若干英文单词。一 路走来，背会一页单词就撕毁一页，就这样在他走到昆明以后， 一本字典已经撕完，但是他已经把里面的词汇全都记在脑子里了。 端木讲的这件事实有其人，那人就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查 良铮（笔名穆旦)。这是若干年后我热衷阅读查译普希金抒情诗 时，出版社一位老编辑告诉我的。我在后方东奔西跑，因为生活 不稳定，所以一直不肯用功，时间虚掷，叫我深感愧悔。见到这 位我倾慕的作家后，我曾记下他给我的印象：“身材高大、长方 脸、高颧骨、五官楼角分明。穿一件半旧的方格西服上身，外套 灰布短大衣。与人谈话时笑声朗朗，让人感到亲切”。总的来说， 他的既落拓不羁、又豪近飒爽的姿态，正是我心目中一位带有某 些浪漫情调的年轻作家形象。当时知道一点文坛内幕的人都在议 论端木与萧红婚变的事。但在座谈会上，却没有人敢提这个问题。
1945年1月，青年军 201 至 207六个师正式成立，分驻四川 不同县份。3月又在江西成立了 208 和209 师。浙江大学入伍的学 生，根据丝可桢日记及个别同学记载共九十四人，加上浙大附中 及另外几个与浙大有关系的青年，参军总数超过一百。这些人于 1944 年年底，次年年初陆续到四川禁江 202师报到，编人驻在綦 江三溪镇的 604 团战炮营，在进行短期人伍培训后，再分人不同 兵种。入伍后除分发了新军服，每天起床集合，在操场听训话， 做些徒手操练外，军营生活并不紧张。倒是当时已临近旧历新年， 部队正准备过年。除了写标语、出壁报外，还预备搭一座戏台演 出节目。士兵们有时被命令到乡间去砍竹、伐树，准备搭舞台的 建筑材料，这倒给我们一个远足的机会。一年半以前，我初次人 川，搭乘一艘小机轮沿嘉陵江南下，四川农村的田园风光令我心 醉。现在终于有机会进一步欣赏这里的优美景色了。如果以前是 从远处观赏一幅画，现在却已是走入画中。可惜同美景一同收人 眼帘的还有令人心酸的四川农民的悲惨处境。我们从一家农舍砍 倒两粿竹子，正在往外拖，一个白发老太婆哭哭啼啼拉着我们军 服不放。我们砍走的是她们一家的命根子啊！最后还是我们几个 大兵掏腰包自己凑了些钱塞到老婆婆手里，才略觉心安一些。 准备新春演出，我最高兴的是练习大合唱。我们高唱抗战歌 曲：《松花江上》《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大刀向鬼子头上砍 去》。也唱一些老歌：《满江红》《白日登山望烽火》⋯随着嘹亮 的歌声在溪谷中荡漾，我们一些游子胸中的郁结也发泄出来。虽 然还没有置身战场，却已经热血沸腾了。合唱团的成员几乎清一 色是浙大学生，指挥就是外文系那位天才文艺家潘维白。他不只 精通音乐，还有一副好嗓子。在遵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戏剧班 在播声电影院公开演出一出话剧，大幕开启前，潘维白在幕后引 吭高歌一首英文名曲，使全场震动。
新兵集结的战炮连营房在三溪电化冶炼厂（那里还有几位浙 大早期毕业的校友）对岸山上。一月的三溪已是隆冬季节，早上 到营房山下溪水中洗脸，冰冷浸骨。然后回来吃早饭，略事休息， 就开始一天的活动。
战炮连营房下瞰三江。江上有一座木桥，虽然建造了没有多 久。我们住进营盘时却已未老先衰，桥身明显下沉，只能通行人， 不能再承担过往车辆了。过了桥，就是古旧的三溪镇，唯一一条 主街沿江而建，呈弧形。镇上只有几家茶馆和小餐馆，供农民购 买日用品的杂货店和三两家小旅舍。倒是每逢三六九赶集的日子， 狭窄的街道总是挤满用白毛巾裹头的农民，熙来攘往，一片繁忙 景象。我们在营房里每天的日课是七小时以上的操练和掘战壕等 体力劳动。连里偶尔抽调几名士兵（多半是浙大从军学生）到镇 上巡逻是我们企望得到的美差。原来青年军师部接获情报，有个 别四川当地的“兵油子”混进青年军，一旦五千元法币安家费拿 到手，穿上军装以后，就偷偷溜进某个小城镇，把军服脱下卖掉， 然后再重新人伍骗钱。战炮连派人到镇上巡逻就是检查到镇上去 的土兵，有没有上级颁发的通行证。我也有两次被选派当了大半 天巡逻兵。同三两个同伴装模作样地在街上兜一个来回，就找了 一家茶馆，泡上一杯沱茶，一边望街景，一边摆龙门阵。在四川 生活，泡茶馆实在是一种享受。我走遍大半个中国，在任何地方 也没有像在四川看到那么多茶馆。从在重庆沙坪坝，我就已经养 成在茶馆消磨时间的习惯。参军以后，旧习难改，仍然抓空（比 如派到外面出公差）坐两三个钟头茶馆。
春节到了，我们自然松散了两天。翻看我当年的记载，除夕 下午军中举行庆祝会，士兵们早有准备，上台表演了几个节目。 晚餐非常丰富，有鸡有肉，还破例喝了几口酒。平日吃饭的时候 总要喊的“立正、稍息、开动”一套口号也免了。大家都争着嬉 笑、喧哗，把一切烦恼事暂时抛在脑后。晚饭后，有人留在营房 里写信、聊天，也有些人簇拥着到镇上去消磨时间。根据四川人 的风俗习惯，过年要吃汤圆，镇上的三四家甜食店家家挤满顾客。 这个晚上我同韩、张等几个好友，在镇上找到一家北方老乡开的 馆子，吃了一盘水饺。之后又买了不少花炮，一边走一边放，身 后跟了一大堆孩子。我们给了两个穿新衣服的小女孩一大把旗火 (一种带一根苇秆儿的小火炮，点燃后可以钻到半天空上，当地人 叫火龙)。这两人说普通话，原来她俩是南京人，父母都在冶炼厂 工作。走到大木桥的时候，我叫大家每人擎着一支旗火，口喊

• 一、二、三”，一齐点放，姜时，一条条火龙飞上天。只可惜火

药燃烧的时间过短，片时的光焰，片时的兴奋和欢乐，很快又都 包围在暗夜里。这就是我流浪到大后方过的一次除夕夜。
春节过后，军营中有两件大事值得一记。一件是从军人员分 科，根据个人填写的志愿，分到不同兵种。我大致记得浙大学生 分别分配到工兵营（原来浙大土木系的几个同学分去)、通信营 (电机系的同学)、山炮二营（即迫击炮营)、师直属连、辎重连和 搜索连几个单位。我同几个要好的同伴不愿分开，被分到搜索连。 我们原来填写志愿填的是辎重连，因为我们梦想从印度各驾一辆 载重卡车回来，不仅学到驾驶、修车技术（战后如不读书，也会 有吃饭的饭碗)，而且能到境外游历一番，长长见识。但是后来因 为报名学车的人多，所以把一部分人分到了搜索连。搜索连在作 战时是尖兵，需要侦察探路，危险性较大。但我们参军既然抱着 “为国捐躯”的志愿，危险不危险也就不计较了。四个月以后我和 一部分同学离开青年军，考取翻译，也不是因为怕去前线打仗， 而是国民党最初应许的诺言并未兑现。什么在青年军训练使用新 式武器啊，三个月开赴前线啊，都是空炮。继续待在青年军，只 是时光虚掷，具好另寻出路了。搜索连与辎重连营盘相连，我们 在辎重连的操练场地还看到停着一辆十轮卡车，士兵轮流实习驾 驶掌鴕。而在搜素连，两三个月过去，只进行过两次真枪实弹打 靶。还有一次旁观别人拆卸一挺轻机枪，我们士兵却根本无缘插 手。促使我们离开青年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军中几个月，我 们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把这支精锐当作自己私产，即使最初还没 有以之投入内战战场的明确想法，至少也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①。 这从我们在军中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中都可以清楚看到。2月 底，202 师举行人伍典礼，师长罗泽恺（亦作阁）出席，给全师 官兵讲话。罗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已提升为中将。蒋介石 为表示对青年军重视，要他降格当青年军师长。罗在大会上的发 言，不仅笑话百出，充分表现他的无知，而且并不掩饰他的反共 立场。罗吹嘘自己在西北多年（他曾任胡宗南一战区参谋长)，对 共产党了如指掌。说时还做了个手势，意为共产党掌握在他手心 里。罗泽恺的发言有很多毫无水平的话。譬如说他把那天的入伍 典礼比作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又说年轻人在军中应如何注 意“阴阳调和”，将来反攻武汉收复失地后，可以放假三天。这些 ① 根据江南著《蒋经国传》，蒋介石于1944年10月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 人员训练班”，委任蒋经国为中将主任。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华业后，蒋又宣布成立 “青年军总政治部”，蒋经国任主任。“政工即是首脑，蒋经国等于掌握了全军灵 魂⋯他已是实际上的统帅。”可见蒋介石成立青年军是为壮大自己力量，建立一 支”蒋家军•。关手青年军參战问题，江南说。“(青年军）延长训练，群先生有私 心。他曾说，经国的嫡系部队，不到牺牲关头，绝不轻言牺牲⋯⋯”1946年6月， 迫于事先曾经许诺，第一期招募的青年军只得复员（复员前还进行了三个月的预 备军官训练)，但在1947 年7月，庐山会议即决定重招新兵。根据《近代中国百年 史辞典》记载：这次招募新兵缩编成七个师，先后投入内战。207 师派往东北战 场，在辽沈战役中被全歼。206师1948 年在洛阳被全歼。205 师及其余四个师残劑 撤往台湾。可见1944 年冬成立青年军是用以同共产党争青年、争人心。
无耻言语让我们从高等学府出来的人听着实在不堪入耳。最后引 起大学生士兵和这位师长发生公开冲突的是有一名浙大学生当场 质问他，青年军究竟是“国军”还是“党军”。罗大怒，指着军帽 上青天白日帽徽说，这是什么？你们头上不都戴着党徽吗？一时 台下大哗，不断有人高喊：我们来当兵，是为了打日本，保卫国 家，不是为了党。罗泽恺非常尴尬，词穷而退。会后，同学仍然 十分激动。这场纠纷最后是由政治部派来一位副主任，对参军学 生讲了一通和稀泥的话，并明确表示，政府不会叫青年军去打内 战，事情才算平息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党军”“国军”之争竟触动青年军 202 师中反共成性的高官神经。他们秘密商谈，阴谋报复。一个月后， 山炮二营四连，就发生了浙大参军同学李家镐、易钟熙等五人被 秘密逮捕事件。
这五人被逮捕的时间，大约在3月底。消息传出后，同学义 愤填膺。部分同学立刻开会抗议，决定一方面派代表去重庆找训 练总监罗卓英和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交涉，一方面迅速把这件事向 校长竺可桢汇报，请他出面与军方交涉迅速放人。丝可桢当时正 在重庆开会，并为浙大失踪教授费巩奔走。听到这个消息后，于 4月中旬到綦江面见罗泽恺，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罗开始搪塞说， 这件事可能是下面人所为，自己并不知情。后来不能再为自己开 脱，只能承认拘人是不对的，他会查明办理。这件事前后经过竺 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被捕的五个人于5月获释。但 其后不久，战炮连余红基、熊易生两位同学又因出墙报刊登了 “言辞不妥”的文章被关禁闭。熊后来因精神失常由家人接走，余 据说直到9月才被释放。在这几个被捕同学中熊易生和李家镐后 来同我关系都很密切。熊在抗战胜利后到了北京，和我都是北京 大学进步学生社团呐喊社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在育才学校当教员。 李家镐同我一样，从青年军考取军事委员会译员，后来在跳伞部 队工作。“文革”后任上海石化总厂厂长，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可惜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两人都已弃离人世了。
1945年从1月到5月中下旬我在青年军服役近五个月，级别 一直是二等兵。编人搜索连后，因为个子高，列队时站在队首， 所以被连长指定当连属六个班中的某班班长。班长的职责包括早 晨起床检查内务，看看士兵的被褥是否折叠整齐，要叠成豆腐干 形才合格，列队时点名，喊立正、稍息口号，向连长报告。唯一 的“特权”是有时出勤务，可以领几名部下走出营房，外出执行 某项公差，趁机换换环境。连长隔一两周会把全连班长（我记得 共六人，都是浙大参军同学）召到他的住所，同我们谈些“知心 话”。譬如说，不久师里要对全体士兵进行一次笔头测验，考查文 化水平。他会在事前泄露两三个题目，希望搜索连在考试中，与 其他连队评比时名列前茅，为他脸上增光。连长姓名我不记得了， 他年纪不大，从军前曾在北平志成中学读过书，自认与我们从军 同学同属知识阶层。他说话没什么顾忌，常常发表一些过头的甚 至荒唐言论，什么胜利后，青年军要驻日本本土啊，等等。蔡江 县城里有从下江来的母女两人开了个猪油菜饭馆。母亲已经徐娘 半老，女儿倒还年轻。“这两人行迹有些可疑，会不会是敌人派来 刺探军情的呢？”到底是我们的连长警觉性高。他告诉我们，他正 着手侦察。连长这一席话，引起不少士兵兴趣。我也同两个伙伴 趁周日休假，去禁江县城吃了顿猪油菜饭。我们发现，开餐馆的 “菜饭小姐”也不是什么出众的美女，只不过来自沿海地带，衣服 穿得时髦一点，讲话也带着明显江浙口音而已。据连里同伴说， 最近确实有人看到连长频繁出人这家餐馆。看来他已对这母女两 人下功夫。不过他扬言开餐馆的女人可能是间谍却没人相信。事 实是，人伍以后，我们经常听到“首长”们讲一些荒唐话，大家 多半一笑置之，只是叫我们日益对青年军失望，感到这些带兵的 人实在不是称职的军人而已。
近三个多月过去，新式武器连影子也未见到，开赴前线更是 遥遥无期。再加上李家镐等同学被捕，暴露了军中思想专制。另 外，我们还听过从小道传来的消息，蒋介石曾经放过话：训练期 满还要延长，经国的嫡系部队（指青年军）不到最后关头，绝不 轻言牺牲。这就更加使我们寒心，不禁怀疑，到青年军人伍是不 是抗日救国之道。要是真想上战场杀敌，一定还有别的道路可走， 我们难道一定要在这里死熬吗？这种思想在我们参军的大学生中 逐渐滋生、蔓延，个别思想激进的人甚至提出浙大同学可以考虑 “集体退伍”。这当然并不现实。办了正式人伍手续，穿上军服， 就很难再换回早已丢弃了的老百姓的衣服了。知识青年参军，一 切都在众目睽睽地注视下，我们已经迈开步子不可能再退缩回 去了。
我和两三个要好的伙伴，不断议论这件事。当然了，我们议 论不出什么更好的“自救之路”，唯一能做到的只能等待。时间会 改变一切。在青年军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前，我们要争取到一 点自由空间，多看几本书充实自己，尽量不要荒废在大学学到的 一点知识。我为自己想了两个办法逃避军中的机械生活。我得到 连长同意，同三两个同伴为连里编写墙报，每十天出版一期，写 稿、抄录、张贴，减少了我不少出操的劳役。另外，我和一个爱 读书的安徽小青年约好，每天清晨早起一个半小时，点一盏油灯， 在饭厅里用功看一点书。如果可能，我还要争取写一点随笔、日 记类的小文章。同我一起起早读书的小友姓表，家在徐州，家乡 早已沦陷。他跟随做小生意的父亲逃来内地，勉强读完中学，无 力升学，就参加了青年军。裴几次表示要我教他英语，他说把英 语学好，抗战胜利后起码能在学校教书混碗饭吃。我告诉他，学 一门外语，必须长期坚持不懈。我不能保证我能在青年军里待多 久。我说我可以帮助他学好国际音标，他今后可以自学。我还给 他讲了那个西南联大学生一路走一路背英语词典的故事。裴同意 我的办法，很快他就托人从重庆弄来一本用国际音标注音的英语 词典。我同表的早读计划进行了一个多月，虽然因睡眠少白天有 些困倦，但我们一直坚持下来。 5月初来了一个好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这时胜利 结束，美军把反攻重点移至远东，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大批 美军进驻国内，英语译员需求随之大增。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想方 设法挖掘这方面人才。我们参加青年军的大学生自然是一个丰富 资源，不久师部就接到命令，叫会英语的士兵踊跃报名。5月中， 外事局派来一位考官，到202师下属几个基层进行面试。至今我 还记得当年面试的一些情况。考场就设在我们的饭厅，考官坐在 一张桌子后面，参加考试的人一个个走进考场，坐在对面椅子上 等候考问。我注意到这位考官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虽然是文 职官员（级别可能是上校)，却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桌子上摆着 他随身带着的一个鼓鼓裝囊的大皮包。我们应试的人自然有些惴 惴不安，不知考试是什么架势。没有想到，考试很容易，搜索连 报名应试的近二十人，大部分都通过了。我记得口试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十个句子，从中文译为英文，其中一个句子是“从中 国乘船赴欧洲需要一个多月时间”，对一些英语句型不熟悉的人可 能难一些。第二部分是口语问答。考官的一个问题是：“你对今年 三月先政协进会提出要还政于国民大会有何看法？”当时與论正在 争议：是该还政于各党派联合大会还是还政于国民党一手操纵的 国民大会。我心想：这可能是考官用以考察我们的思想、立场问 题。我不想明白表示看法，陷入考官设的圈套，就回答说：我现 在最关心的是进行反攻，打败日本鬼子。没有时间考虑国内政治 问题。我的回答得到考官赞许。过后，他对全体应试人总结时说， 如果外国人问你这类棘手问题，你完全可以避而不答。
很快就放榜了，202 师考取译员的共约四十人，乘一辆美制 十轮大卡，被送往重庆。几天后，一架美国空军货机又把我们转 载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代外事局设立的议员训练班 (Interpreters’ School) 培训，正式取得译员资格。
1945 年5月下旬，一辆十轮大卡车把綦江202 师考取译员训 练班的青年军士兵接往重庆。在重庆市内临江一条街的空房里住 了两三天以后，立刻飞往昆明。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一架美军 运输机，机舱里只有两排彼此面对的简易座位。我不记得座位上 安裝着什么安全带，我们随身带的简单行李就放在脚下。飞机从 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估计不到两个小时（我当时还没有手表， 无法知道准确飞行时间）就在昆明星贡机场着陆。我不敢相信这 么短时间自己就已经置身于千里外的另一座城市，但重庆为两江 挟持，机场常常笼罩在迷蒙的雾霭中，而这里的机场不但非常辽 阔，机坪上停着更多飞机，而且碧空如洗，空气清新，虽然已进 人夏季，却凉风习习，一点不感到郁热。译员训练班在市区尽西 端，靠近郊野。有时进城逛街，多走几步路，就可以穿过翠湖， 在长堤上漫步，欣赏一下湖光水色和拂波垂柳。训练班离西南联 合大学不远，训练班除生活、后勤由军委员外事局派了几名下级 军官负责外，教学及行政管理均委托西南联大代办。西南联大社 会学、民族学教授吴泽霖担任译员训练班主任。吴泽霖从事教育 多年，抗战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由于他同联大关系密切， 译员训练班历届授课教师，除一部分直接聘请美国军中人员担任 外，几乎清一色都是联大教员。我是第八期译员训练班学员，时 间大约是 1945 年6一7月（训练期为六周，我与一部分学员提前 结业）。我们上课有一套40课时的英语教材，主要是日常生活用 语和军事用语。上午上大课，主讲是两个美国人（他们的身份都 是传教士)，另一个中国人张上校在课堂上做翻译和解释。下午分 小班上课，练习口语。我不喜欢为我们上口语课的那位中国教员， 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但记得他上课没有教材，每次选定一个题目， 如国外生活习惯、礼俗、美国的政治，之后便滔滔不绝地信口讲 下去。每节课结束前向学生提问几个问题，算是练习口语。我还 记得有一次他选择的讲题是如何用英文写求职信。我心里想，我 一辈子也不会写这种信，从此对上他的课就毫无兴趣了。我感兴 趣的是，译训班每周都请一位联大老师给全体学生作报告。留在 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潘光旦来作报告，另一次是费孝通。 当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垮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败局已定，美国轰 炸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人们对抗战胜利信心加强，转而思考胜 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联大来译训班作报告的教师或多或少对这 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在青年军参加译员面试时，考官曾 经问我对政府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有何意见，那正是当前国内有识 之土热议的问题。国民党坚持还政于自己一手操办的国民大会， 而思想进步坚持中国必须走民主道路的人则主张“还政于民，还 军于国”。来作报告的教授都学有专长。当时我对他们的大著，什 么优生学啊、乡土建设啊，都一无所知。但是他们谈到的中国人 口问题，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等问题，都与中国前途息息相关。 我一向耳目闭塞，对现实认识不清。译训班组织的这些报告会开 启了我的脑子，有如呼吸到一股清新空气，朦胧中，引起我对民 主、自由的向往。
在译训班受训的一个多月可以说是从我参军以来最愉快的一 段日子。思想上，视野比以前开阔了；生活上，译训班组织的各 种文娱、体育活动叫人不再感觉日子过得单调。我们喜欢跟一位 美军军士学唱英文歌。他发给每人一本歌集，美国民歌、电影插 曲、“一战”期间军中流行的歌曲，非常丰富。“It’sa long way to Tipperary”（“到蒂珀雷里去是一条漫长的路”，蒂珀雷里是爱尔兰 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小镇）是派往欧洲大陆作战的英国士兵唱的思 乡曲。歌中还有匹卡底里、菜斯特广场等一些英伦著名的街区名。 我们引吭高歌，不由也勾起自己的思乡之情。译训班也很注意我 们的体育活动。从202师考取译训班的浙大同学，有七八个人都 是篮球健将，刘长庚、潘维白、陈强楚、孔祥玑、沈正衡⋯⋯一 上球场个个有如生龙活虎。每隔三五天译训班的篮球队都同近邻 的美国驻军进行一次友谊赛。美军篮球队员虽然人高马大，交起 锋来有时却也败在译训班球队手里。比赛的时候，我们一些不会 打球的人也都到场助威，为队友加油。在赛场上，双方争夺虽然 激烈，但气氛仍然是友好的。就这样，我们这些未来的译员们还 没有和美军士兵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在日常生活中却已经相互沟 通，建立起友谊了。
到昆明以后，还有一件叫我大喜过望的事，就是几乎每天都 可以看一两场电影。这仍然是沾了我们近邻——一座美国驻军军 营的光。夜幕降临不久，值星官一吹哨，译员很快就排好队，步 行一小段路，走到邻近美军营房中一个篮球场。电影是露天放映 的，银幕设在操场一端，观众分散坐在看台上或者在操场上席地 而坐。放映的电影大多是新片，但偶尔也演一些老片，我在北平 就已经看过，像《悲惨世界》《纽约奇谭》(Tales from Manhat- tan）等等。美国大兵似乎对这类文艺片不感兴趣，喜欢看的是歌 舞片、喜刷片。一看到银幕上美女大腿如林，就又是呼哨，又是 喊叫。滑稽逗笑的影片也受欢迎。胖哈代、瘦劳瑞一对活宝和马 克斯三兄弟那时似乎已经过时。有点冷幽默的滑稽新星鲍勃•霍 普①和以唱流行歌曲闻名的宾•克罗斯比②当时正在走红。这两位 大腕曾合作拍摄了一系列显示世界各地风光的喜刷片，如《通向 缅甸之路》《通向新加坡之路》等，大受人们欢迎。
我在昆明从军时爱看电影，另一重要原因是，每次放映某一 影片，开始时都有很长一段时事新闻节目。看到美国海军、空军 在太平洋上击沉日本军舰，或者美国海军陆战队强行在某一海岛 登陆，日本守军被歼，大快人心。中国多年受日本欺凌、屈辱， 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昆明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到市区地推上淘书。由于大 批美军拥人，随之也有大量英文书流进中国。这些书有的是消闲 读物，也有不少有价值的文学和经典著作。美军看完了，一旦驻 地换防，就随手抛弃，流落到地摊上，售价极低，几与废纸相等。 ① 鲍勃，霍普，英国出生的美国喜剧和电影演员，1944 年电台广播节目收 听率最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美国对越南作战，他曾多次为军队巡回演出， 获得美国国会荣誉勋章。中国人熱知的美国喜剧片《出水芙蓉》就是他主演的。 ② 宾•克罗斯比，美国有名歌星和歌曲作者，享有国际南誉，常与黑人小号 手阿姆斯特朗共同演出爵士歌曲。早年录制的唱片《白色的圣诞节》为 20 世纪最 流行歌曲之一。
我每次进城，总要到金马碧鸡坊一带逛地摊，选一些值得收藏的 带回住所。战时美国军中版的口袋书同现在的口袋书式样不同。 这种书是长条横开本，书页从中间用书钉固定，不用胶粘，所以 书页不易脱落。军中口袋书按内容分大小厚薄两种，每二十本合 为一集，包括不同体裁、不同时代的作品。我在昆明待了一个多 月，大概买了三四十本，我记得名字的有美国梅尔维尔写的《白 鲸记》、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集、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和几本诗 集。至今恐怕仍有三两本夹在我的乱书堆里。
在译训班上了一个月课以后，经过一次考试，一部分成绩优秀 的学生提前毕业，转到一处叫“派遣站”(Interpreters’ Pool） 的营 地等待分配。派造站设在西郊黑林铺，后来是否迁到北校场我不 记得了。在派造站里，生活更加轻松。除了上午有一个美国军人 给大家上上操，按照一本教材学一些军事用语和武器零件名称外， 就没有别的事干了。我们从青年军考取来的浙大同学几乎全体都 提前毕业到派遣站等待分配工作。下午没有事不是进城闲逛就是 去游览昆明郊区的一些名胜。大观楼、黑龙潭、铜瓦寺（又称金 殿），这些地方我们在一周内几乎都走遍了。黑林铺派遣站留给我 的最佳印象是那里的伙食。宣威火腿炒饭大米略带黏性，火腿油 而不膩，至今我仍念念不忘。可惜这种神仙生活我过得很短，刚 刚过了一两个礼拜，就有人相中我，把我接走了。
那是一个周一，我们集队操练后，一个美国军官把我们十几 个从青年军考取的译员召集到另一处，对我们说，有一个参加实 际作战的单位需要受过军事训练、英语水平较高的译员，我们愿 意不愿意做这项工作。如果愿意可以同他们派来的人面谈。我是 愿意做这项工作的译员之一。来人同我单独谈了一刻钟话。他首 先告诉我，他供职的军事单位任务是到敌后进行破坏活动，工作 有一定危险性。我对他说，我原来在大学读书，放弃学习出来当 兵就是要参加战斗。他详细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有没有作战经 验？受过哪些军事训练？掌握了什么技术等。看来他对我还算满 意。告诉我他可以录取我参加他的单位。我需要先经过一个时期 训练，爆破、通讯、使用新式作战武器，必要时还要练习跳伞。 后来我知道，我要参加的单位是美国战略战策作战部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译作美军战略服务局)Q。这一作战机构，成 立于1942 年7月，专事破坏敌占区内机场、铁路、弹药库等军事 设施。战略战策作战部下分两个部分，一部称“行动组”(Opera- tion Group，即伞兵部队，对外称鸿翔部队)，另一部称“特别行 动组”(Special Operations)。与我一同参加 OSS 的浙江大学同学 有陈强楚、刘长庚、李家镐等人都分到行动组（O.G.）。我则被 分配到特别行动组（S.0.）中去。鸿翔部队训练跳伞的空场离派 遣站不远（可能在岗头村，我记不清了），我们在派遣站等候分配 时，就能看到远处伞兵做跳伞练习。据参加跳伞队的译员说，他 们自称“突击总队”，总队下辖四个大队（一说二十个大队)，庄 美国人进行训练。 ① OSS建立后在中国战场进行的敌后破坏行动，见诸记载的、有下列几项： 一、0.G.行动 1945 年7月12日，180名中国伞兵及美国顾问自昆明呈贡机 场飞往广东开平县巷城镇空降着陆，进行游击战，袋扰海南岛日军北撤行动。7月 18日伞兵500余人空降广西丹竹，与地面部队配合，攻占当地日军机场。另一次 在7月27日，100 余名伞兵空降衡阳西洪罗庙一带，与当地游击队配合装击日军 车队及据点。以上行动均由O.G.组美军顾问指导（资料见台湾1995年5月15日 期刊《万象系列》）。 二、S.O.行动 1945年8月9日塞尔Cyr 少校领导行动小组与中国军队配合 执行“猎犬行动”，炸毁河南开封黄河铁桥，破坏日军一列运载军火火车。日军宣 布投降前两日，展开“悲悯行动”（Mercy Mission)。成立八个小组乘陈纳德飞虎 队飞机奔赴日军在占领区建立的集中营救援盟军战俘（资料见“维基百科英语网” 和《OSS在中国》一书)。
我参加的特别行动组训练营地在开远，在云南省东南部，距 昆明约两百余公里。我在昆明市 OSS 总部报到，领取美军卡其军 服和蚊帐、水壶、饭盒、手电筒等生活用品后，隔日又拿到一张 去开远的火车票，就同三四个美国大兵一起乘坐火车驶往开远， 这是我在内地第一次乘坐火车。滇越路是一条窄轨铁路，原为法 国人在1910 年兴建。抗战军兴，云南与沿海省份万里相隔，交通 非常不便。在香港沦入日本人之手前，从江浙和沿海一带去内地 的人，不少先从香港乘海轮到河内，再转乘火车北上。1942 年中 国把滇越铁路收回，自己经营，但铁路上的机车、客车车厢和其 他设施都是原先遗留下的旧物，一切都未改变。我在车厢里甚至 还发现不少用法语拼写的标志。 乘上狭窄的车厢，像是搭上一列玩具火车，第一个感觉是极 不舒适，座椅与座椅之间的空隙非常狭小，很难把腿伸开。听说 有的车厢根本没有座位，行李随便堆放，乘客席地而坐。真难为 了与我同行的四个美国人。我同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从谈 话中我了解到，开远的营盘既是训练场地，也是S.Q.成员的驻扎 基地。和我一起去开远的美国人有两个刚刚执行完一项任务，现 在回基地休息。他们没有讲到什么地方去过，我当然也不便问。 一个年轻的通信兵是第一次来中国，无论看见什么（水牛耕田、 妇女用背篓背着幼儿）都觉得新鲜，不断向我问长问短。这人有 个德文名字 Hirschwal（直译作麇鹿树林)，一听就是个德国姓氏。 我问了问，他果然是德裔犹太移民后代，不过他的德文早已忘光。 这个年轻人后来同我分到一个战斗组，如果日本晚投降几天，我 俩还真会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了呢。
我去的训练基地在开远西郊，距县城大约七八里路。这是依 傍着一条大河的一块开阔地，上面除了用作办公室、教室、饭厅、 食堂和仓库用的几幢简易建筑物外，还搭起两排账篷，供基地工 作人员住宿（为基地服务的中国劳工另有住处)。我到开远以后， 也住进一座帐篷。帐篷里摆着四张行军床，已经有一个中国译员 住在里面。我后来知道，这人姓王，原来是中央大学（战时内迁 重庆）的学生。他已经参加过一次战斗行动，在完成任务后，正 在基地休息。姓王的同伴人很开朗，我跟他很快就熟起来，听他 介绍了 S.Q.的很多情况，包括他参加敌后破坏行动的经历。我到 开远的第二天，有一位美军校官找我谈了一次话。这人是S.O.开 远基地的负责人。他首先说了说我的培训计划：要练习熟练使用 几种武器——手枪、冲锋枪、火箭筒，学会爆破（使用 TNT 炸 药）本领，练习简单收发电报技术，等等。训练时间为四周。四 周后训练期满，就等待命令准备行动了。他把我编进由四名美国 人组成的一个行动小组，今后我将与他们一起上课、打靶或到野 外行军演习。这四个人的名字当时我记在一个小本子里，可惜本 子“文革”中被我的专案组拿去，一直没有归还。我只记得四人 中有一个是和我同来开远的那个年轻通讯兵 Hirschwald，还有一 个叫 Farmer 的中尉。F.是个矮胖的南方人，爱说话，性格开朗。 后来我同他混熟了，问他入伍前做什么，他说：“你没有看见我的 姓吗？Farmer，我以前就是‘农夫’。”他有自己的一个小农场， 养了七八匹马。他给我看了他的家庭照片，老婆和两个胖孩子。 他很想家，常常哼唱《我的家最快乐》这支感伤歌曲。另一个军 人也是中尉，入伍前是中学英语教员。这个人爱看书，不管走到 哪里，衣服口袋里总装着一本军中版的口袋书。我和他谈话不多， 只有一次我发现他正在看一本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一《消失的 地平线》。这本书我也看过，讲的是云南的大山中的一个世外桃源 的故事，“香格里拉”一词就来源于这本小说。我跟他议论了几句 这类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他说他还看过赛珍珠写的小说《大 地》。他认为中国人信奉的“与世无争”、“知足常乐”这些生活信 条很有道理。不过今天到处打仗，恐怕中国人不能再过平和的日 子了。
我在开远接受军事训练，学会使用各种武器，手枪、带望远 镜瞄准的步枪、火箭筒、投掷手榴弹⋯⋯我最不喜欢练习收发电 报，滴滴答答的莫尔斯电报信号总是记不清。我的美国教练发现 我的手指比脚趾还笨，宽慰我说，学不会没关系，我们每个战斗 组都有正式通讯员，你只要学会发 SOS求救就可以了，那可是救 命信号。同美国大兵一起轻松愉快。当头儿的也不端架子，常同 下属开玩笑。有一回去野外作业，中午在外面休息，自己做饭。 他们叫我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去买些鸡蛋，我已经走了很远，一个 美国人在后面喊，叫我再带回点儿什么，我没有听清，气喘吁吁 地往回走，想问清楚。“农场主”对我大声喊：“快走吧。他跟你 开玩笑呢。他叫你从村子里带一个 blonde（金发女郎）回来。”
我最喜欢的训练项目是野外作业。小组四五个人开一辆吉普 车，在乡下乱跑。经过桥梁、小火车站，看见停在铁轨上的机车， 就研究如何进行爆破。该用多少数量的炸药，如何把炸药固定在爆 破物上，等等。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被爆破物的关键部位，什么地 方最脆弱。比如说，要炸毁一辆机车，最好炸它的汽紅。铁路致命 的地方是铁轨转辙器。小组长很想教我们爆炸飞机，可惜开远附近 一带没有机场可以供我们实地研究飞机构造。
有很多次我们乘吉普车外出只是在外面闲荡，“游山玩水”。 有一天下午，我们想不出要去什么地方，我建议到山区少数民族 村落去看看。我听本地人说，离开远市几十里外的山区住有彝族 人。美国人不同意去，他们说路太远，而且路况太坏。我想他们 说得很对，进山后多半无路可走。又有一次，我提议去开远南面 百十里路的个旧。我知道那是中国有名的锡都，锡产量占中国一 半左右。个旧县城保存完好，据说西南联大曾在城里建立过分校。 这次美国人听从了，但是吉普车开到城门口，却被两名美国宪兵 拦住，叫我们掉头离开。因为这一带离国境线不远，越南已为日 军占领，美国军方不允许自己的士兵到处乱跑。我在美国部队期 间，发现他们严守纪律，行动不敢越轨。有一次外出作业，归来 经过开远市街。我因为天天在美军部队食堂吃淡而无味的美国罐 头食品，很想吃一顿中国饭，换换口味，就邀请他们停车同我一 起去一家面馆吃碗面条，我的美国同伴不肯。原来不在市街上吃 中国饭也是美军禁令之一。
在开远受训期间，有一天我住的账篷里又来了一位中国客人， 他告诉我他叫关国华。这是他当时的化名。在以后我们相互交往 的十余年间，我一直叫他这个名字。关比我年长十余岁，原籍辽 宁，曾在日本留学。后来潜入美内，到国统区参加抗日。他在国 民党海军部任职，这次派到S.0. 来是为了观察美国援华新式武 器情况。关为人爽直，与我又是同乡，所以很快就同我无所不谈。 我从离开老家，进了“社会大学”以后，已经受了不少教育。特 别是在国民党青年军入伍几个月，对中国的现状开始有了认识。 在昆明听几位西南联大教授的演讲，对我也有所触动。这次与关 相识，两人随意聊天，他却有意为我分析了国内抗战形势。我逐 渐了解，自从日寇人侵，除国民党部队和一些非嫡系部队在主战 场抗击日军外，广大敌占区还活动着上百万游击队。这是由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力量非常雄厚的一支大军，牵扯着敌人不敢大举进 攻重庆。关对我说，我现在参加 S.O. 去敌后进行破坏，很可能 要到共产党打游击的地区，我必须对形势认识清楚。如果同游击 队遭遇，一定同他们搞好关系，枪口一致对外①。
当时我们究竟是初识，有些话关国华说得还不透彻，但是话 里话外，我已明白了他的弦外之音。看来中国存在着两股力量。 眼下大敌当前，双方一致对外。将来把敌人遂出国门．彼此如何 相处，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关国华在开远只停留了五六天 就匆匆离去，但在他走前，我们相互留下通信地址，约定今后保 持联系。1946 年浙大复员回杭州，我路过南京的时候，曾在他的 住所——国民党政府海军宿舍寄住了十来天。他仍旧单身，我在 他的宿舍里打地铺，晚饭后聊天，两人无所不谈。分别已近一年， 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并 积极准备打内战，引起全国人民公愤。爱国人士闻一多、李公朴 在昆明被暗杀，更加暴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民主爱国学生运 动在全国院校风起云涌。我复员回浙大后也积极投人各种民主活 动。在与关国华通信中，我不时告诉他我的情况，他也不断寄给 ① 关国华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OSS派出的行动小组，如果去的地方是 共军控制地区，与当地游击队遭遇，结果如何？双方是否会协同作战，抑或美方 人员受到钳制？当时我没有政治头脑，对这个问题无从作答。今天重新思考，想 來这应该由 OSS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好坏来决定。近读 Mao Chun Yu（美国海军学 院副教授）著英文本 OSS in 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对此有所阐述。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为获取更多敌方情报，急欲与延安方面建立联系，另一 方面，共产党也希望得到美国军援。双方几次在延安会晤，商谈 OSS 在游击区建 立情报网以及与共方开展军事合作事宜，1944年11月3日，OSS 高级军官 Joln Paton Davies 和 David Barrett 应邀赴延安，听取叶剑英、周思来提出建议，美军能 否在共方配合下在连云港进行一次欧洲诺曼底式的登陆战，重创日军心腹地带。 12月14日OSS另一高级军官 Willis Bird 又去延安会谈，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八点军 事合作协议，包括在延安建立特别行动训练学校及为两万五千名游击队员提供武 器装备等。这些会谈决定虽未实现，但是足以说明 OSS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度 是良好的。但在日本投降前几个月，双方关系紧张。1945年5月发生 OUSS 四名美 国人在 Fuping 被共方扣押一事。日寇投降后，OSS成员 John Bircb 在山东半岛共 产党控制区被枪杀。美国OSS 驻华机构干1945 年9月宣布解散。

我上海、南京出版的进步报刊。这次在南京重逢，我同关国华相 处时间较长。他在了解清楚我的思想状况后，向我透露了他的身 份。原来他早已加人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海军部任职只是伪装， 实际上他一直在做地下工作。他劝我回北平后，一定要找到党的 地下组织，积极靠拢。中国是没有第二条出路的。关国华一直留 在南京工作。1946 年底，国其和谈破裂，共产党代表团撒离南 京。又过了一段时间，关的处境多半出了问题，他给我写信，叫 我在北平为他设法从北平进入冀中解放区。我替他把事情办妥了。 1947年秋天（或次年春）关同他的新婚夫人来北京，在我家住了 几天，我介绍他同北平地下党接上头@，平安投奔解放区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同他偶尔相互问候，但没有再见面。“文化 大革命”中，关所在的组织（我想是解放军海军大院）先后有两 次来人找我调查关的历史。第一次外调，来人问我问题实事求是， 态度也比较和缓。第二次来外调的人却有如凶神恶煞，恨不得当 场就逼我供认关是“美蒋双料特务’。“你们俩不都给美国情报机 构干过事吗？在云南开远密谋过什么?”我无法把事情跟他们说 清。这几个在红旗下长大、人伍不到几年的“小年轻”对抗战史 和中国历史知道多少？谁能为他们上几堂基础历史课？这两次外 调后来都没有下文，我再没听到关国华的任何消息了。乱世已经 过去，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年代留下的团团乱麻有多少还未解开？ 我连自己的档案里有什么未解之谜都弄不清，哪里有暇过问别人 的事呢？但话是这样说，有时候想起这位我在云南偶然认识的朋 友，我思想上的启蒙人，一直不与我联系，还是怅然若有所失。 ① 关于新中国成立前我与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系，我在《出亡记》中有 简单交代，这里不再赘述。我只能祈祷上苍，让他平安渡过“文革”这场浩劫吧！
8月初，这时我在开远受训已近一个月，我所属的行动小组 终于接到执行战斗任务的命令。再过十天，我们将与一连中国部 队配合，潜入日本占领下的越南，破坏某一军事设施。但在投入 战斗前，小组还要携带武器、装备演习一次负重行军。我们需要 熟练在丛林中作战的本领：辦识路径、选择地形以及露营、野炊 等技能。这时我们小组已经又派来一个美国校官任组长。我的同 伴们说，这人原在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积有丰富 的战斗经验。这位组长不喜欢在大热的天气里，背着沉重包袱在 丛林中走路。他决定把早地行军改为走水路。我们营盘边上的那 条大河，当地人有的说是红河上游元江的支流。组长想探索一下 这条河通不通红河，能否沿河而下，直达河内。他带领我们砍了 二三十根粗壮的竹子，又弄来裝汽油的直径近半米的空铁桶和一 捆捆铁丝。我们用这些材料制成一只长方形的竹筏，可以负载小 组五六个人同武器设备。我们每人选了一根长竹竿当撑杆。就这 样在一个晴朗的午后，脱下军服，每人只穿背心、短裤，全体登 上竹筏，开始远征。开始一段路，漂流非常顺利，我们把竹筏划 到河流中间，深处最浅也有两米多，可以说畅通无阻。在一两处 河流转弯的地方，水流湍急，竹筏有撞到岸边岩石的危险。我们 都及时用撑杆把筏子从石崖边撑开，没有倾覆。但是大约一个多 小时以后，河水逐渐变浅，经过一个浅滩时，卵石不断摩擦船底。 又走了一段路，遇到更浅的一片河滩，几块大岩石突出水面，竹 後下的铁桶也不断剐蹭大大小小的卵石。耳边只听到卵石同汽油 桶撞击时发出的一片叮叮咚咚的声音。终于，在嘎嘎声响中，捆 绑汽油桶的铁丝有的脱落、有的断裂，两三只汽油桶同竹筏分了 家，我们的水上运输工具搁浅在乱石滩上，一点不向前移动了。 幸好竹筏还被几只汽油桶托住，河水没有完全漫过筏面。我们只 好把筏上的物品一件件搬到岸上，找到一块干燥的坡地，搭起帐 篷，准备宿营。因为找不到正路，第二天身负重担，兜了大半天 圈子，直到黄昏，才狼狈不堪地回到营地。我们总算完成了一次 伟大的行军演习。
休整了两天，马上就要奔赴战场，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消息是8月 15 日传来的，实际上从8月上 旬起，日本战败就己成定局。8月6号，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 子弹；9号，在长崎又投下另一颗。苏联百万红军在中苏、中蒙 边境9号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10日下午重庆中央电台就 已经播出日本通过瑞士向盟军乞降的消息。但是直到14日，日本 天皇在皇宫内召开了御前会议，才宣读《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 条件投降。抗战八年，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余万，财产损失巨大， 无法计量，但终于把侵略者逐出国土。举国上下，扬眉吐气，欣 喜若狂。胜利消息传来没过几天，驻在开远的S.O.营地即行撤 离，我参加的战斗组也宣布解散。我随着美国人回到昆明，领到 一笔复员费，回到遵义继续读书。我的抗战梦从此结束。
1948年，国内内战方酣。国民党统治区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如 火如茶，我和D都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里。两年前，我从内迁贵 州的浙江大学返回故乡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在辅仁大学复学。 D 是辅仁历史系学生，比我低一年。我们同另外儿个同学组织了 一个读书会，研读进步书刊，讨论爱国学生运动形势，由此相识。 由于思想相投，接触频繁，感情日深。这一年暑假，因为D的家 在外地，受战火阻隔，即迁居到我家里。8月下旬，国民党为了 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成立了所谓的“特别刑事法庭”，并在报纸上 公布了北平各大院校共约 280余名学生的一份名单，声称这些人 都是“共匪学生”，准备进行大逮捕，D的名字也列人名单中。我 这时已转学到北京大学，尚未受到反动当局注意。D经常在我家， 她是否已被特务追踪？我住的地方特务是否调查清楚？一时尚无 法弄清。但是在我们看到报纸上公布的名单后，便立刻采取了对 策。为防万一，D必须隐蔽起来。离我住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私 人开设的医院——鼓楼医院。我同其中一位大夫相识，就把D带 去，假称她身体不适，要住院检查。这种私立医院，以赢利为目 的，对就诊病人，自然来者不拒。把D暂时安顿好以后，我立即 去找几个我深知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系的同学，联系逃往解放 区的路子。
我首先到北大去找施和徐。施是教育系的一位女同学，她同 我及另一位从台湾来北大求学的学生经常会面——可以说是一个 松散的三人学习小组。每次在施的宿舍聚会，或者议论解放战争 发展形势，或者交换个人思想情况。施的年岁稍长，思想成熟， 偶然还会介绍我们阅读解放区出版的文件和小册子。有一次，她 无心又似有意地问我：如果有机会，你是否愿意到一片新天地里 锻炼自己。可惜我当时对书本——或许也对女友过分眷恋，未能 领承她的好意，叫她对我失望。这次我找她，说明来意，她的回 答也叫我感到失望。干革命不一定去解放区，她说。我完全理解 她：她怎么能介绍我带着一个她不知底细的女性，到那神圣的土 地去呢？我又去找徐。徐是我的同班同学，曾介绍我参加了一个 进步的文艺社团，还约我为一份学生刊物撰稿。有一段时间，我 迁人他的宿舍，同住一个寝室，夜间促膝谈心。更重要的一件事 是，我曾把一份国民党特务组织调查的进步学生黑名单转给他， 托他递交给地下组织。这份名单是我同D的一个共同朋友- 个为生计所迫投进国民党警察学校的青年人偷偷抄来的。徐也认 识D，我们曾一起郊游过，因为徐那次摘了不少酸枣，所以D取 笑他，叫他“酸枣”。徐很乐意帮我们的忙，只是因为这时国民党 正在全市进行大速捕，联络受到破坏，所以我们必须等待。徐嘱 咐我，暂时叫D隐蔽一下。
从北大出来，我走到当时位于西安门南面不远的私立华北学 院，在华北学院读书的」是与我和D关系最密切的一位“战友”， 也是我最有把握的通往解放区的一条路子。」的地下党员身份早已 不向我俩保密。就在这一年春天，我的进步思想的启蒙者、一位 多年在白区工作的老同志，就是经我介绍，由」安排投奔到冀中 解放区去的①。我是」在华北学院宿舍的常客。但是这次我去找他 却过于鲁莽一—差一点自投罗网，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抓住。」 的两三个同屋看见我走进屋子，个个面露惊惶神色。一个平日我 较熟悉的同学低声说：“你怎么还往这里跑？没听说昨天夜里这里 出事了吗？他们带走了三四十个人。」因为拒捕还挨了打。你赶快 走吧！”我立刻转身出去。快走到校门的时候，发现有两三个身穿 便衣的人在附近徘徊，我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我非常镇静 地径直走进校门内一侧的一处公厕，在里面待了两分钟，定了定 神。然后一边系着裤子上的风纪扣，一边从容不迫地从那两个人 旁踱出大门。他们只是侧目看了我一眼，未加阻拦。就这样我平 ① 1945 年6月一7月，我以译员身份，在云南开远随美军援华一支特遣部队 受军事训练，准备空投敌后作战。已潜身国民党海军多年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关 国华（当时化名）也被派来研究美军新式武器。是他开导了我，叫我逐渐认识抗 战形梦和国共关系。从此我的思想发生变化，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1946 年我 复员北上，经过南京，住在关的海军宿舍，关向我透露了他的身份。我回北京后， 一直与他有联系。1947 年秋（或 1948 年春)，关需去解放区，一时与党联系中断， 是经我介绍，」在北京为他安排出走行程的。 安地逃出了鬼门关。
去解放区一时没有希望，在医院避风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 这一天我约D来到景山公园僻静处商讨出路问题。D提出她可以 绕道先回冀东老家，然后设法出山海关，到解放区大连去找一位 女友（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在警察学校受训的青年人的姐姐）。我 认为这样走道路险阳。当时国共两军仍在铁路沿线对峙，封锁极 严。我决不放心叫她一个单身女性冒这种风险。想来想去，最后 只有一个办法，到南方江浙一带避避风头。抗战后期，我去浙江 大学上了三年学，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战后浙大复员回杭州， 我的同学有不少已经毕业，在江浙一带工作，我同他们中个别人 一直保持着联系，只要找到其中任何一个，就能寻到一个避风港。 但是D不认识这些人，事出仓促，我也无法事先打招呼，我必须 同D一起走。万一到了那边联系不到熟人，我就同 D 暂时过一段 飘零生活吧！从大局看，东方已经显露曙光，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日近黄昏，D必须赶回医院，免人生疑。我俩在短短会晤后 又须分手。敌人正虎视耽耽地立在身旁。我同D每一次分开都可 能是长期阔别。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心同她一起出走的原因。 她在公园外面上了一辆人力车回医院，我则沿着景山东街缓 步向家中走去。这时候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从我身边风驰电掣地 驶过去。在匆匆一瞥中，我认出来立在车厢中的十几个青年男女 中有我认识的孙氏姐妹。她俩也是辅大的学生，家在北京。看来 反动派在搜捕完住校学生以后，正把魔掌伸向校外。我同D商定 好计划，必须立刻行动、不能再拖延了。
两天以后，从天津码头驶往上海的招商局致远号轮船上（这 是一艘货轮，但也搭乘了一部分旅客和溃散南逃的国民党士兵） 出现了一对年轻男女乘客。女客烫了头发，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 华丽旗袍，男的身着长衫，提着两件简单行李。在杂沓的人群中 并没有人对这两个人十分注意，因为当时京津一带比较富有的人 正纷纷南下，躲避战火。在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后，这两个逃亡 者终于踏上了上海外滩。
从天津码头登轮到次年 5月上海解放，头顶上阴霾廓清，我 和D重返家园，还有不少可以述说的故事，例如在上海阁楼中蛰 伏，在奉化县中两个月执教生活（想一想，“共匪学生”竟然潜伏 到蒋介石的老家教课，真是绝妙的讽刺！）。一个在陶行知创办的 育才学校工作的好友替D在他那里谋得一份教席。一个好心人对 我示警，叫我离开奉化。我丢弃行装潜往上海与D会合⋯⋯这些 故事如果一一写下来又要浪费许多宝贵篇幅。那就留待另一次再 写一篇《出亡记》下篇吧！

我在浙江大学的六年

67届无线电技术专业   叶培建

作者简介：196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现信电学院），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嫦娥系列各型号和火星探测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首席科学家。

2016年12月1日，我在浙江义乌参加科学院的一个会议。我在无线电系读书时的助教，后来担任过浙江大学副校长的顾伟康老师和信电学院钟蓉戎书记、王震同志来看我，希望我为院庆60周年做一个关于我国第一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学术报告，并写一篇回忆文章，我欣然接受，回程路上加以思考，回京后就写，心到手落，一气呵成，写的尽是些凡事小事，可都是印象最深的往事。

1962年夏，我考取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从湖州又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杭州。记得是乘汽车去的，在武林门长途汽车站一下车，见到红绿灯，顿时感到来到了大城市（湖州那时还无公共汽车，更无红绿灯）。到浙大二分部报到，当时浙大分三个地方：玉泉本部、文二街二分部、六和塔三分部。

全校一年级新生都在二分部学习，我们班共有26人，22个男生、4个女生，是无线电技术专业三班。第一年的学习是紧张而充实的。那年国民经济刚刚从困难时期中稍有好转，学生的生活仍比较艰苦，吃上一顿黄豆炖猪脚就是大餐了。当时年轻、菜又油水少，吃饭自然多，我们班吃干饭的记录就是我创造的，一顿吃了16两制的28两，一直无人打破此记录，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能破了，到现在同学聚会，仍是一个笑料。

记得放寒假时，我还把学校发的半斤肉票买了肉带回湖州去，舍不得废掉这份定量配给的美食。浙大的校训是“求是”，是一所教育质量非常好的学校，老师们讲课都非常认真，有水平，一年级印象最深的是教化学的李博达教授，课讲得有声有色。

那时的文娱活动主要是电影和学生自己的演出，二分部离杭州大学不太远，有一次杭大放电影《追鱼》，是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演的，我们不少同学走去杭大看，由于人多，只好在电影屏幕背面看，一切动作都是反的，倒也有趣。多年后，文革结束时，许多被禁放的电影重新拿出来放映，刚从几个“样板戏”中解放出来人们，感到这些电影好极了，像我们上大学时一样，看得人极多，也常常出现银幕两边都挤满观众的景象。

大学一年级学习的感受应是和高中不一样的，大学学习更多的是培养自己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培养每个人的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学习方法。我当时由于对“空间”概念，有点不适应，所以感到《画法几何》这门课有点弱，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琢磨，有了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就不难了。

我们这届学生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同学在中学学的是俄语，我们班好像只有陆大庆、陈康雯、吴根勇和我四个人学的是英语，所以入大学后顺着原语种学习，为我后来的出国学习打下了一个较好的英语基础。

那时的学校，很注重教学实习。我们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的接口期间，学校安排我们在校工厂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厂实习。作为无线电系的学生，我们也经历了车、铣、�、磨、翻砂等各工种的学习与实践，学机械的同学，这种实习就更多了。我记得自己车工干得还行，翻砂很糟糕，总翻不成型。

二年级，搬到了老和山下、玉泉旁的浙大本部，住九舍，7～8人一间，吃饭和电机系在一个食堂，食堂靠山根，邻近校俱乐部。当时浙江的粮食供应已好转，在全国是最好的省份。在校吃饭主食管饱，大饭桶放在食堂中间，菜是一餐一份，排队打取。二年级时，课程也十分紧张，但学了不少基础知识，教电工的甘明道老师、教数学的梁文海老师的课十分精彩，梁老师上两节数学课，从第一块黑板写起，不擦一字，课讲完，四块黑板正好写完，且非常工整，真是水平。

那一年，逢浙大65周年校庆，每人发了一件短袖翻领衫，就是现在的T恤衫，我们系的图案是波浪上面有一个正在发射电波的天线架，记得是方金炉同学的杰作。还记得有一次团支部活动，我去请了正在杭州疗养的父亲的老战友、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毛张苗来给我们班讲战斗经历，还拍了照片，毛叔叔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曾带领一个连冒着千难万险，穿过重重封锁，穿插到美军后方，直捣敌指挥部，立了大功。

三年级，我们搬到了三分部。三分部由无线电系和物理系两个系组成。三分部在钱塘江畔，依山而建，所有的房子都掩映在绿树丛中，主建筑为一幢钟楼和几幢西式的楼房作为教学用处。前后校门出去过一条公路，就是钱塘江，东邻六和塔、钱塘江大桥——一座由茅以升先生设计、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跨江双层铁路公路两路桥；西接九溪，景色十分美丽。

我们常去江边散步，下水游泳。摸江里的蚬回来煮着吃。我们班女生和其它班女生一起住在医务室所在楼房的上面，我们22个男生住平三舍，占三个房间。我们房间有：黄光成、李显银、毛克法、胡金荣、方金炉、陈立龙和我共7人，我们7人从大三一直住到1968年分配，共四年。宿舍离食堂较近，每到夏天，天很热，就打了饭回宿舍赤膊吃饭，好凉快些。水房、厕所都是设在别处，因此洗漱、冲凉等都要克服冬天冷、下雨难的处境。开水房在校园的另一端，我们班有一个保温桶，每天两人一组负责打水，抬回来放在宿舍门口的架子上，大家可就近有开水喝。

入大学时，伙食费是每月11元5角，后来在毛主席的倡议下，大学生伙食费增加到14元5角，这对拿助学金的同学来说提高了“收入”，但我没有助学金，家里给我的生活费从每月的15元增加到20元。当时同学家庭普遍经济不是太好，我们班好像只有四个人没有申请助学金。像我们支书施成水等人，自己还从助学金中节省点钱支援家里的生活，有的同学冬天只有一床凉席铺在床上，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从三分部进城来回20多里地，也是步行，在饭馆吃一份九分钱的“沃面”（杭州人称阳春面为沃面）就算很破费了。

放假时，尽管回家也就是几元钱的路费，也有一些同学因路费困难而回不了家，哪像现在的大学生放假还能有机会出远门旅游一番。三年级开始学专业基础课，一些教我们的年轻老师也与我们同住平房宿舍（老师二人一间），因而与老师的关系较一、二年级更亲近些。

那时的系主任是何志均老师、专业教研室主任是姚庆栋老师，除他们亲自授课外，教过我们的还有著名天线专家张毓昆先生、青年教师叶秀清、顾伟康、陈桂馥、袁长奎等等。2005年，我因工作需要，去了一次浙大，和杭州的几个同学一起有机会向各位老师献上一束鲜花，以表谢师之情，之后不久，浙大为何老师举办了八十寿辰庆祝会，我也去了贺电。

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第一学期上半段，整个教学秩序都是正常的，这一阶段的课程有无线电技术基础、电子线路、微波等等。学校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我那时先后参加过两次演出，一是话剧《第二个春天》，讲述的是我国自行研制导弹快艇的事，提倡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为主题，这个思想在现在也有现实意义；二是歌剧《江姐》，当时，“江姐”这个歌剧在全国都很受欢迎，学校决定自己排演，这是一次很大的活动，有许多同学参与。

当然，依我的文艺才能，只能是跑个小龙套，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做一些剧组的组织工作，应该说，当时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参与程度广泛，排练水平和演出效果也都不错。我清楚记得，演江姐的是比我们高两级的戴文华和高一级的徐赛秋同学，我们班的李一鸣演游击队长蓝洪顺，徐宝珍、董凤英演女游击队员，陈康雯、方金炉都是乐队队员，拉二胡和弹琵琶。演出所需军服是我从部队借来的。

那时，我还参加了三分部广播电台工作，电台工作人员都由同学担任，我担任播音员，每周轮值一次，和我搭档的是比我高两班的物理系女生谈恒英，一位文静、写得一手好字的女生，也是我们湖州来的，后来在浙大光仪系任教，我曾去看望过她两次。

1965年11月，全国各地的“四清”运动大范围开展，运动的核心是把认为已被阶级敌人夺去的权再夺回来，运动的重点在农村。我们大学生按照中央的安排，也要参加“四清”，到了浙江海宁县，著名的钱塘江潮景观就在该县的盐官镇。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在斜桥公社（斜桥榨菜很有点名气），该公社的辖区沿沪杭线展开，有十几个大队，几万人口。斜桥镇也是一个典型的江南镇子，全镇沿河而建，比较富庶。

我们班十来个同学与浙江长兴县的地方干部、解放军空军某部、浙江昆剧团的同志混编为一个工作组，驻新农大队，姚庆栋老师也在这个大队。我和方金炉及一位解放军、一个地方干部在一个片上负责三个小队，每个队人很少，仅十来户人家。后因工作需要我与同班的莫飞雄同学对调，到了相邻的一个片上，与陈康雯一起，领队的是一个纺织工厂的女厂长。

“四清”时要求我们吃住在贫下中农家中，按规定交房东钱和粮票，按我们当时的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劳动很辛苦，因此吃饭就多，一斤定量肯定吃不饱，每顿在房东家饭桌上就吃两碗饭，也就半饱，不敢多吃，平时也没无什么油水。有时有事去公社办事（工作团团部在那儿），就乘机在那儿的食堂吃一顿，饭仍然是交粮票，可是能吃上猪血烧豆腐，真香啊！一吃就两碗（每碗1角钱）。

我们每天都要参加劳动，组织生产队员学习，按“四清”的要求，进行各项运动。工作队队员自身也常常集中学习政策方针，互相批评，以利提高。我在那时，虽然自身也很努力，总的说来，表现一般，不过和社员们相处的倒是挺好的。第一个房东是桥北队的张姓人家，第二个房东记不清姓什么了，只记得一所颇大的房子孤立地处在村边的路旁，我和陈康雯睡在一个小房间里。

整个“四清”工作进行到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于6月份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四清”期间除了“四清”的各项工作外，印象最深的就是学习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书记的事迹真是感人至深。当然，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工作队的各项工作也是未能忘怀的。

回到杭州，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风风雨雨。到1967年10月，按照中央的部署，才陆续地“复课闹革命”，复课时上了天线等课程。从那时起到1968年6月，我们上了一些课，还做了毕业设计之类的事，我是在袁长奎老师指导下设计了一个锯齿波发生器。那段时间，还去杭州郊区转塘劳动了一阵子，姚庆栋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去的，帮助农民种地、收稻。

杭州后来军管了，军管期间，有军代表，有民兵组织，莫飞雄好像是民兵营长。也搞了军训和拉练，从三分部出发，翻山越岭到灵隐。还在学校后山及小操场周围挖了很深的防空洞，挖洞时男生个个赤膊上阵，挥汗如雨，不知这些洞洞现在倒塌了还是派其它用场了。

1968年7月开始分配，我们专业有十几位同学分到了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钱老是第一任院长。同小班的王南光、徐宝珍、董凤英和我分到了卫星制造厂，其实按当时的思想，我最想分到西北基地去工作，但未能如愿；方金炉分到了航天医学研究所；陈康雯分到了当时的应用地球物理所；余金财分到了西安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同专业同年级的还有到卫星总装厂的吕隆德、谢松泉，西安的华根土、胡志荣；航医所的陈心海、聂登康；谢成柯也来了，农场劳动后去了北京军区。这些同学除有几个后来调回浙江外，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一起，其中康雯与宝珍，隆德与凤英还结成了夫妻，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奋斗，互相关心、照顾。

从九十年代初的第一次同学聚会以来，同班同学曾举行了多次聚会，得益于留在杭州的几位同学的努力，每次活动都搞得很好，令人高兴，也使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人常有机会去杭州，他们是陈覃英、汤宏恩、莫飞雄、李显银、毛克法、吴根勇、李一鸣等人。

除杭州外，我们班也在嘉兴、烟台等地举行过聚会，烟台聚会之后，陈覃英等同学又专程渡海去大连看望了从未参加过聚会的胡金荣同学。浙江及附近的同学每次参加活动都很积极，上海的黄光成、郎桂飞夫妇，嘉兴的吕妙青，宁波的屠守定、应文信，江山的陆大庆，丽水的黄回程，乐清的施成水，苏州的王美云几乎每次必到，金华的余金财，温州的何必完也都来过。

2005年“五一”节的活动是在雁荡山举行的，全靠在那儿工作的施成水同学的张罗，我因型号任务忙，未能参加，很是遗憾。如果算上胡金荣和参加过一次聚会的同学，我们班26人都相聚过了。我们班班风甚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派性对立时，班里同学也没有伤和气，所以现在每次活动大家都心情愉快，这大概和我们班原来的几个头头能善于团结大家有关，老支书施成水、王南光，老班长黄光成、陈覃英都是十分优秀的人。遗憾的是陈立龙同学毕业后去了新疆某基地工作，因积劳成疾，于前几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2007年，我们信电学院（前身无线电系）成立50周年之际，5月18日、19日两天，我们无线电专业62级同学聚会，全年级三个班80人来了62人，我们是三班，26人来了21人，是最齐的。见到了不少毕业后从未见过的同学，特别是见到了两个从香港回来的华侨同学，纪友勤和吴仙喜，我后来去香港出差也见了他们。两天的时光，我们三班，主要在杭州绿树丛中、溪水侧畔的茶舍中度过，品茶、聊天、就餐，十分惬意。因同班同学聚会较多、相隔较短，因而相见都不感到变化甚大，都显得很健康！

入校50周年回访母系

19日晚是系里大聚餐，见到了许多同专业不同年级的校友，我专门去61级聚会处，看了当年演江姐的徐赛秋，当年英姿飒爽的姑娘如今已头生白发了，令人唏嘘不已。也见到了很多其他同学，聚会虽短，但感到同学们现在生活都很好，看得出来都很幸福。真是弹指一挥间，几十年如烟云，一逝而过。

19日应学校邀请在紫金港新校区为在校的同学们做了一场“中国的航天及其发展”的报告，参加者十分踊跃，现场气氛热烈，效果不错。20日上午我们都参加了院庆大会，大会热烈而活跃，在会上见到了我们系的前辈们：创始人何志均教授及后来任过系主任也教过我们课的张毓昆、姚庆栋等老师。遗憾的是明年院庆60周年再聚时，他们已经先后仙去，令人怀念！

叶培建院士参观学院实验室

小学四年、中学一年、大学六年，在杭州生活学习了这么多年，经历了不少事，从一个小孩成长为大学毕业生，总的来说是愉快的，无论是景、是物、是人、是事，杭州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美丽的，割舍不下的。有些城市有一块像样的地方就圈起来，称之为公园，且门票不菲，而杭州这样的景色比比皆是，也不售门票，山清水秀，是人们生活的好地方，不愧为“天堂”，确实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近些年，因工作常去杭州，发现今天的杭州，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比当年更加漂亮：曾经就读的西湖小学所在的长桥一带已建成新的连片湖滨公园；读过初中的杭四中附近也建成了古色古香的仿宋城；浙大更是大步前进，玉泉校区日新月异，紫金港新校区足以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相媲美；环湖的景色，尤其是湖西岸更是如人间天堂；……。

我怀念杭州，那是我成长的地方、人生的出发之地，只要有机会，我会常去杭州，常回浙大，常回信电学院。

2016年12月6日于北京

[土木工程（The Journal of the Civi Engineering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ekiang）]

综合性土木工程半年刊。1930年3月创刊于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会编辑出版。创刊号有程振钧和吴钟伟的《序》及编者的《创刊词》。丁守常任编辑主任，茅绍文等10名学生任编辑，徐邦宁等4名学生为编务。吴钟伟、张云青、陆凤书等先生任名誉编辑。出版3卷之后，到1935年12月改为《浙江大学工程季刊》，再出版至1937年抗战爆发，1941年7月在遵义复刊出版4卷后于1945年停刊。其前后持续15年有余，共出版7卷近20期。在1939年5月至1949年3月，该会还相继在遵义和杭州两地出版《土木通讯》不定期刊，今见有17期。今存北京大学、上海、国家、湖北省图书馆等。
其内容涉及河北治水、道路工程、测量、混凝土筑路、路浆、钢筋混凝土等诸方面，栏目设有论著、研究、译著、见闻随掇、会务报道等。创刊号的论著有徐世大的《河北治水方案》；刘俊杰的《关于工程之地质研究》；陆凤书的《道路工程概论》；陈体诚讲演的《公路工程》；Arthru M Shaw讲演的“Planning Ahead”；研究部的《测量学名辞之一部》；丁守常的《莫干山行营测量记》等。译著有颜寿曾的《经纬仪及照距所测纲线之校准》；吴光汉的《接缝于混凝土路面之用意》；罗元谦的《基础设计》；茅绍文的《路浆》；丁守常的《钢筋混凝土梁中剪力之研究》等。《土木工程》得到了在校学生、教师和校友们的鼎力支持。远在华北的校友徐世大先生亦寄来稿件，同时附函予以鼓励，奖掖后进的情怀跃然纸上；在浙江省建设厅工作的陆凤书先生亦拨冗撰稿相助。一时稿件云集，以至于孙经愣关于道路的论文、曹振藻关于测量和材料试验的论文等只好暂搁。

这是一份颇具代表性的工程技术期刊。首先从土木工程技术的发展史来看，教授们认为：“凡漫游文明国境者，莫不惊其工程之伟大；而不知此皆为专门学者研究之结晶物也。”“凡百建设事业，皆以土木工程为之先驱。工程之巨者，历数千年而不敝。如吾国之长城、运河，欧美之苏伊士、巴拿马两运河等，皆彰彰在人耳目。最近如英法海底隧道工程，则正在计划进行之中；移山障海，虽谓世间无难事，殆无不可也。良以全世界土木工程，日益发达。一切艰难重要工作，皆由专门学者任之；而其研究设计，莫不赖有公开之学会，定期之杂志，以互相交换知识，由理论以施之实际。”“吾知本刊之发行，且将为工程界之良助，本省建设前途之福音矣。”①学生们也认为：“结巢治水，工程肪自先民；平道开渠，福利遗于后世。前修回首，不尽低徊；继武无踪，深可惋惜。近世文明丕耀，着绩工程。人事光华，奠基土木。道路修饬，不歌行路之难；桥索行空，永绝渡河之叹。西欧规范，北美规模。功在于人，法足式效，惟是继绝学于古人，骋齐驱于当世，非借他山之石，攻错为难，不借先进之思，突飞岂易。”②这正是创办《土木工程》的原因，也就是“基此精神，借为媒介，庶乎聚参考之资，作印证之用”③。

① 程振钓，《序一》，《土木工程》，1930，1(1)：1。
②③ 编者，《土木工程征稿启》，《土木工程》，1930，1(1)：封二。

其次，从土木工程技术教育的角度来看，“自民国奠定……治土木之学者，闻风兴起。吾校应社会之需要，亦添设土木一科。学子之从习者，竟超越他科……吾科学子，知实用之非易，于是有土木工程学会之组织。思有沟通社会民情，以求适于实用，意至善也”①。然而，当时，“吾国建设伊始，土木工程人才之需要，尤为迫切。无论依总理建国方略，筑港、浚河、造路、开矿、蓄水、储电，一切重大实业，皆非人才莫举……浙江大学工学院，规模美备，实为本省建设人才之外府。兹者土木科诸君，课余攻错，有刊物之组织，可见其在学问上，已有自动研究之兴趣，使理论实际互为表里”②。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科设于建校之初的1926年，约于1929年由学生发起创办土木工程学会，于次年创办期刊。看来，该校开办土木工程教育要算是较早的大学之一了。然而当时，“在中国，所学和所用，真是山遥水远。书本子上的学问，在外国虽然是些陈迹，在中国还要算高论。这样学非所用，在国家和个人，都只有损失。我们所希望的是要从外国的学理中，得些适合中国的方法来。这是搜究国内实际情形的根由”。另外，“是要介绍些国外的新理法。‘迎头学上去’，这是孙逸仙先生所昭示我们的话。要这样，对于所谓新，非得随时知道不可。如此，才能说是迎头，至少也容易三步并做两步。所以，新的介绍，也有它的需要在”③。由此看来，搜究国内的实际建设情形”和“介绍些国外的新理法”是创办《土木工程》的主要目的，以便“迎头学上去”，西学得为中用，“借他山之石，攻错为难”④，成为相辅于土木工程教学的得力工具。

① 吴钟伟，《序三》，《土木工程》，1930，1(1)：Ⅳ。
②④ 编者，《土木工程征稿启》，《土木工程》，1930，1(1)：封二。
③ 编者，《创刊词》，《土木工程》，1930，1(1)：1-2。

再次，从科学出版文化的发展来看，“在现今的中国，文化的落后，尤其在物质一方，是无可讳饰，这是我们所引为深惧的”。“今年某报，曾有一个关于科学刊物的统计。其中要是把医学除外，真是数来不上双手。在这样一个国家，学术如此落漠，即使不算耻辱，也未免笑话。我们所以自忘谫陋，起来呼应，这也是一个原因”。“本来这一些覆瓿的文字，是不想在野草一般的刊物里占一席地。不过，想到在寥落的工程、科学的出版界中，即使是一二株野草，也还觉得青葱得可爱；何况在野草里的葑菲，或者还有可采取的部分在，这是我们敢于自献的一个原因”①。这种敢以一二株野草的青葱，改造科技学术之落漠和“自忘谫陋，起来呼应”的垦荒者的奋斗精神和使命感，或许正是该校科技学术期刊得以繁荣的原动力所在。其实，该刊的年轻编者们除却些许诸如“野草”、“毛羽未丰”、“竭其浅学”、“愿宏力薄”和“自忘谫陋”等谦虚之外，也不乏“起来呼应”、“迎头学上去”、终有“可采取的部分”这样的自豪感，“在寒梅香里，终于茁了这一枝怒芽”②。对于刊物的未来，年轻的编辑们同样充满激情和乐观，即“所望不吝金玉，惠赐篇章。名山硕著，固当宝若连城；片羽吉光，亦属珍同拱壁。为一步趋之致，约其指归；幸加提挈之功，不我遐弃”③。“相信当世热情的专门学者，总不至于漠然而不加以深切的指示。此后，朝培夕溉，固然是我们所想努力的。至于夏雨春风，则所望于大家的匡教了”。
当时，全国高校成立有土木工程学会并办有期刊者不过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交通大学、广西大学、之江大学等七八所学校，高校之外的科研机构和社团也鲜有此类学会或期刊，今见者亦不过一两种。其持续出版的时间也显然比浙江大学所办的此类期刊短得多，大多不过出版五六期，多者如中央大学亦不过10余期。

① 编者，《创刊词》，《土木工程》，1930，1(1)：1-2。
② 编者，《土木工程征稿启》，《土木工程》，1930，1(1)：封二。
③ 编者，《创刊词》，《土木工程》，1930，1(1)：，1-2。

附李熙谋《序》：
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约以二种标准，就能够测定程度的高下：
第一种标准，就是国家与民族间的文字诗歌、风俗礼制与思想，若希腊的哲学、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四书五经和百家之言，都可代表那时候各个民族的文化；第二种标准，就是国家与民族间的艺术与建筑物，如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古宫，都望远为历史家记述颂扬，骚人游客，时时去凭吊瞻仰。吾中国的建筑品，在各民族中从古代到现在，也是极有价值的，若秦代的长城、隋朝的运河，到现在还是称为世界伟大的工程建筑物。就是夏禹治水，他的工程事业，虽没有详详细细记载下来，但是中国洪水的祸患，就能消除，已足以证明禹的治水工程的成功。夏禹后数千年的现在中国，年年受黄河淮河的灾害，日日说治河导淮，到现在尚未得到相当的效果，对夏禹应该是十分惭愧底。钱塘江海塘的工程、北平天坛的建筑，以及中国到处能看得到的画栋飞椽的寺观、参云齐天的古塔，那一件不是兼有艺术、可传永久的建筑品，那一件不是近代的所谓土木工程学术的表现。照这样讲起来，建筑工程乃是吾中国一种固有的学术，在中国文化上为仍有价值的证据，吾中华民族因此也足以自豪。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科同学，为在课余探讨学问起见，有土木工程学会的组织，并延请名家讲演，以补充课业上的缺乏，历时已数月，近复汇集稿件，付之梨枣，定名为《土木工程》，他们孜孜好学之精神，确是可敬佩的。工学院土木科的课程，大都以近代科学学科为根据，于古代工程建筑未能列入日程和加以研究，确是一件可憾的事。但是，真理是没有新旧的，科学学理既可以治近代的工程，那是一定也可用以为攻治古代建筑学的工具。土木科的同学，若以组织学会的精神，来继续他们求学的志愿，那不但近代土木工程学术能够贯通，就是吾国旧有的建筑艺术，一定也能发扬而光大的。若能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不只是任何个人的成功，乃是民族文化史上的光荣，这就是我对土木科同学最大的希望。

浙大西迁 | 遵义，寻找77年前丰子恺女儿婚礼上的见证人 

2019-01-12 22:10

原标题：薄薄的结婚证书 浓浓的西迁情愫

文/陆昌友

在著名画家、散文家、美术和音乐家丰子恺先生家乡浙江桐乡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长47.5厘米、宽30.2厘米的手书“结婚证书”和一张长79厘米、宽31.3厘米的“来宾签名册页”。这两件珍贵文物中，蕴含的是浙大西迁遵义办学中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用丰子恺四女儿丰一吟的话来讲，这是“我们逃难以来的一桩大喜事。”——在不少浙大师生包括他们的子女眼中，西迁就是逃难，毕竟“国难当头”嘛。当年，竺可桢校长谈到浙大从遵义复员杭州的困难情形时，就有过“复员难于逃难”的感叹。

1941年9月7日下午四点，遵义的成都川菜馆里高朋满座、热闹非常，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正在举行。新郎宋慕法，浙大理学院生物学系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毕业生，其时就职于离岳父丰子恺寓居南坛巷星汉楼不远的中国蚕桑研究所，同时还在丰家做家庭教师。不久，他就去湄潭的永兴作了浙大助教。新娘是丰子恺的二女儿丰林先（宛音）。此时，新郎身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套西装，新娘披着竺可桢校长送的一床绣花被面，权当婚纱，不显半点寒酸，反而充满幸福，正喜气洋洋地接受来自亲友的祝福。

这是一场由浙大西迁遵义办学带来的新式文明婚礼。在没有完备婚姻登记制度的遵义，无须官方认可，当然也就买不到规范印制的结婚证书啰。于是多才多艺的丰子恺先生找来一张粉红色的纸，设计了一份眩人眼目的结婚证书。他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上二位新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出生时间不光用了旧历，还写上了时辰，这就在文明现代的婚书中留下了传统婚俗的明显印痕。

接着，写下婚姻由来、结婚时间、地点、证婚人等作为证书的必备内容，然后是结婚人、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的姓名。关键是每个人都盖上了鲜红的印章，这就显得何等郑重其事，绝非儿戏。特别是尽管介绍人陈志超、郑梅英夫妇已回温州老家，但也专门请了随丰子恺从家乡逃难出来、在浙大文学院史地学系作绘图员兼书记员的私淑弟子周炳潮、倪兰英伉俪代替，他们也认认真真地盖了印。证书四周，细心的丰子恺还精心用笔勾画了一个红框，既彰显了艺术家的才气，又提升了结婚证书的品味。

同样，丰子恺先生用另一张粉红色的纸，设计了一个有深红边框的来宾签名册页，由丰先生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敬请签名永志光宠”的字样。

这样一个不要“父母之命”的新式婚姻，这样一场连介绍人都可以找人代替的文明婚礼，因为丰子恺先生在浙大、在遵义的人脉，还有刚从浙大毕业不久的新郎官宋慕法同学、同事、同乡间的人缘，让婚礼办得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堪称遵义小城一次文化名流咸集、知识精英汇聚的盛会。在册页上签名的嘉宾就有74人之多。

他们中有时任工学院院长的李熙谋，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师范学院院长王琎，担任主婚人的数学系主任苏步青，电机系主任王国松，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国文系主任郭斌和，数学系教授陈建功，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教育系教授黄翼，化工系教授刘馥英，国文系教授王焕镳、郦承铨、缪钺、讲师许绍光等浙大精英，学术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校长办公室秘书诸葛麒，校医务室医生周威等也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有趣的是，被称为“奥运金哨”的舒鸿教授，在册页上留下了字迹最大的签名，他十四岁的儿子舒昌荣，紧随其下方，也在册页上签下笔墨清秀的名字，而他的太太因与新郎同乡、代表男方家长作为主婚人，却只是以“舒鸿太太”的名义在结婚证书上露了下脸，连印章都是用舒鸿的。

当时，在遵义办学期间多次为浙大毕业生证婚的竺可桢校长在重庆出差，未能参加。但他的夫人陈汲女士来啦，而且在册页的中部下端签下了“竺陈汲”三个字。这位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才女，谨遵“出嫁从夫”的古训，签名时也不忘冠上夫君的姓。

婚礼上活跃的另一个群体，是新郎宋慕法的同窗、同事，知交、好友。出现在来宾签名册页上的是：

苏步青教授培养的“四大金刚”中的两位：浙大数学系研究生吴祖基、助教白正国，浙大史地系研究生周恩济，浙大永兴分部物理助教曹萱龄、江乃纯、数学助教钱大业，浙大工学院土木系助教董维宁、机械系助教汤翙、钮因美，生物系助教吴长春，教育系助教吴志尧，文学院文牍员李精治，宋慕法同事、蚕桑研究所研究助理陈士怡、马秀权等。

一些在读的浙大学生也出现在婚礼现场，签下大名。他们是；教育系毕业班学生周淮水、汪湘，教育系学生戎涓之，化工系学生俞成孝，土木系学生项锦西，数学系学生邓劢，史地系学生蒋以明、沈稚利，化学系学生朱祖鳌等。

另外，还有在遵义浙大1940年毕业的吴廷瑮（土木）、任传丰（机械）、鲍范志（农化），1941年毕业的霍少成（机械）、郑乃瑜（化工）、赵梦寰（化工）、张本华（生物）等嘉宾，只能从竺可桢校长收藏的毕业生照片或其他散见的资料中依稀寻觅到他们模糊的身影啦!

婚礼既然在遵义举行，当然少不了本地名流的光顾，或许还有慕丰子恺先生大名而来者，也未可知。

出席婚礼最早、在签名册页上第一个签名的赵迺康先生，是遵义的著名学者，《续遵义府志》的主要编撰人，也是丰子恺先生的好朋友。半年多以前的正月新七（人日），两人就曾邀朋结友，去禹门沙滩拜祭“沙滩文化”杰出代表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陵墓，归来结集诗文书画而成《子午山纪游册》，王焕镳先生虽“病不能行，为怅然久之，既而赵翁迺康之记，丰子恺之画，名流诸子之诗与词，得于展谒”，还是欣然命笔，为之作序，成就浙大西迁遵义的一段佳话。同往谒陵者之一的浙江乐清人李瑜、江苏武进人冯励青也签了名。

签名册页第二人，是别号墨颠的欧阳樛，这位工诗词、善书画、擅长篆书、隶书的法官，作过遵义的法院院长，检察长，与丰子恺先生应当是颇有交往，值此喜事，理应捧场。至今，在浙大遵义校本部子弹库里的郑莫祠，还可以看到欧阳樛为遵义罗庄（丰子恺曾居住过）主人罗徽五篆书刻写的一通石碑。

胡颂翰，时在遵义县农本局任职的浙江人，浙江同乡会理事。竺可桢校长日记中曾数次提到，他为仙龙巷一号浙江小学的开办、运行，协调、筹集经费等，应是功不可没。他的名字也出现在签名册页中。

胡楚渔，签名册页右下角的一个名字引起关注。世居遵义、年近九十的遵义老人周树心、李永颐都说他是遵义团溪人。九十六岁高龄的浙大老校友幸必达老人还回忆起胡楚渔在遵义县中作过教师，擅长写意墨竹，山水画也独辟蹊径，曾与徐惕冰、魏西云、唐湘宾、肖之亮、刘庚扬等在丁字口大悲阁中心小学开过书画联展，是四十年代初诸葛麒、郦承铨等浙大教职员都参与其中的遵义萍舸书画社的成员。

“杨天泽是遵义的名老中医，杨廷璋是教会学校遵道小学的创始人，其侄子杨相华当过遵道小学的校长。”遵义文史专家、八十一岁的曾祥铣前辈指着签名册页中的两个人名如是说，因为曾老当年就是遵道小学的学生。

前不久，王国松先生的女儿王遵雯老师通过微信联系上笔者，丰子恺先生的外孙宋雪君（宋慕法、丰林先之子）也提供了相关信息，希望能尽量找到当年在“永志光宠”签名册页上留下墨宝的嘉宾，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线索。雪泥鸿爪，历久弥新，更值得珍重，何况签名册页上的嘉宾基本上都已不在人世。

就是这一纸历经岁月沧桑、显得有些泛黄的结婚证书和签名册页，牵动了众多的热心人。“寻亲”成了“西迁后代”微信群的热门话题。没几天功夫，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名字，从不同的渠道浮出了水面。笔者再结合手头的资料耙梳、钩沉，有了不小的收获，或许还会有新的线索。现提笔写下这段文字，希图了却宋先生的夙愿，力求还原七十七年前浙大西迁遵义办学历史上那件令人难忘的喜事，再现科学泰斗、艺术大师、耆宿名流、求是精英的风采，展示凝聚于结婚证书和签名册页中力透纸背的西迁情愫，传承已深深植根于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求是精神。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打油几句，充作结尾：

南坛何处觅旧踪，丰师星汉意从容。

逃难嫁女逢喜事，成都菜馆聚高朋。

泛黄婚书蕴深意，签名册页志光宠。

七十七年再回首，西迁情愫胜酒浓。

– End –

主编 | 郑易

编辑 | 润生 青尘 金珍

沈善炯自述：熊卫民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11

第五章 愉快的13年

　　一回国，我的老师张景钺教授就催我回北大生物系工作。但北大的另一个老师却强烈反对，甚至说：“如果沈善炯来，我就走!”这就使我的老师感到很为难。那个人也曾当过我的老师，据说是因为张景钺先生对我的期望过高，总在大家面前赞扬我，她有点看不惯；又担心我去了后，给她造成压力，所以才极力阻挠。其实我并不愿意回北大，我并不主张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在美国时我就向老师表示过，我想去医学院工作，在那里我可以教生化，然后等待时机再回到我的第一志趣遗传学上去。南开大学为争取我去，特地将我的妻子卢盛华从沈阳调到天津，①但我还是没有允诺。最后经浙江大学的谈家桢和我的好友丁振麟介绍，我去了杭州，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生化科工作，任副教授。
　　①1947年我去美国留学后，为了替我维持这个家，盛华带着我的妹妹和我们的女儿去东北，后到沈阳工作。——沈善炯注。

　　从1951年至1952年初，我在浙大医学院教了两班医学院同学和一班理学院药学系同学的生物化学课。同学少年皆勤奋好学，他们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一般都能看英文参考书，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也常毫不拘束地跑来问我或和我讨论。鉴于同学们的求学热忱，我希望多给他们介绍一些基础知识，因此我必须加倍自学，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那时我才34岁，置身于年轻学子之间，感到桃李芬芳，学友情深。
　　教书之余，我常踱到西湖边去看岳飞庙。“文革”过后，我再去那儿，发现变化不小：造反派、红卫兵把岳飞的坟(衣冠冢)都掘了，后面爱国诗人陆游的题词被拿掉，蔡廷锴写的“军人模范”也遭磨灭。庙里原有一副对联，“父子北征，忠孝岳家军第一；君臣南渡，河山宋室庙无双”，也不见了踪迹。我在浙大的学生叫我写一副补上去，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动笔。

2005年与当年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杭州聚会

　　1952年，全国大学都要参考苏联的高等教育制度进行院系调整，浙大医学院归并到了浙江医学院。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持聘书到我家里，希望我仍能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了，这也是我的恩师张景钺先生推荐的。我于1952年2月离开杭州，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与几位为我送行的同学在车站告别。“先生，我们分别了，但我们将一直记着您。”这句临别之言一直回荡在我的心坎里，特别是在我以后困苦的日子里，给了我不少信心和力量，使我想到还有不少青年是爱戴我、尊敬我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如今我当年的学生已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不少贡献，有的已是国家的栋梁，担负着医学上的重任。
　　我有道德学问高尚的恩师，他培养我入科学之门；我有愿意献身科学、报效国家的学生，他们鼓励我对科学执著追索，做个有用之人。夜来扪心自问，我真不愧此生。
　　我到上海后住在陕西南路的一个宿舍里，盛华和我们的女儿沈韦仍留在杭州。那时曾在联大教过我的殷宏章先生适从印度回来。他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后来到了印度。新中国一成立，他应政府的号召回国，也要到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殷先生很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当时属于实验生物所的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因为过去的师生之谊，我勉强同意了，但我内心是不大愿意留在植物生理室的。

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
　　1950年代初，几经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我和其他归国留学生一样，诚心诚意地愿将自己的一技之长奉献给新中国的重建。当时我国的抗生素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些国家还限制我国进口抗生素。为应医药工业的急需，殷先生和我商量，决定研究抗生素的生产，成立抗生素研究组。这个组开始时只有助理研究员单慰曾、技术员张文玲和我三人。我对抗生素可以说是外行，只好硬着头皮到上海仅有的一家青霉素厂，向有经验的技术员和工人学习关于发酵、提取和鉴定等过程的操作。回溯往事，我要感谢当时的青霉素厂厂长童村、技术员余尔谷还有工人杨采娥对我的帮助。他们无疑是我学习和研究抗生素的启蒙老师。
　　抗生素的研究后来被列为国家的重点研究项目，并由院属有关研究所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卫生部上海青霉素厂等在上海成立了抗生素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负责领导和主持这项工作，汪猷、高怡生、殷宏章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陈善晃、青霉素厂厂长童村以及上海医学院的林兆耆、苏德龙等均为委员会委员。由于上级的重视，我们的抗生素研究组很快就增加了陈俊标、洪孟民、宋鸿遇和顾德安等人员。根据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的协调，我们主要研究金霉素的生产，包括菌种的选育和金霉素的发酵等。由于大家勤奋努力，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就在金霉素的工作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徐昌霖曾到我们实验室来体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为此写了剧本《情长谊深》，接着摄成电影。我和宏章师一起研究抗生素的情景跃然幕上。
　　宏章师的教诲和帮助使我难忘。他的智慧给我很多启发。我们注意到，将生长延滞期(1ag phase)或稳定期(stationary phase)的细菌细胞接种到培养基后，都重新从延滞期开始生长，但将生长在对数期(109 phase)的细胞接种到培养基上，却不再经延滞期，而是由对数期直接跨入生长最高的稳定期。宏章师根据细菌生长的这种动态变化推断，作为代谢产物的抗生素的合成也将与生产抗生素的放线菌的生长期有关。我们研究金霉素生产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使金霉菌在不同条件下生长，然后接种到发酵培养基中培养，再观察金霉素的生产，结果发现金霉菌的接种条件确实影响发酵中金霉素的合成。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实验生物学报》上。我在工作中有时很急躁，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偏激，宏章师总是谆谆教诲我，而且为我争取工作条件，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支持。殷师母曾对盛华说：“我们宏章，为了沈善炯，添了不少白发!”真是一言见真情。
　　在研究金霉素的生物合成中，我们首先证明金霉菌在分解己糖时，戊糖循环的运转与金霉素的合成有关。根据金霉素分子芳香族环来自1，7一二磷酸景天糖的理论，我们得出在发酵液中的磷酸盐会抑制金霉素的生产的结论——它会阻止戊糖循环，从而限制1，7一二磷酸景天糖的生成。我们进而推断，控制磷酸盐在发酵液中的含量将是提高金霉素生产的重要因素。这个理论经中间试验检验后获得生产部门的认可。
在各相关单位的密切合作下，我国的抗生素研究进展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终于能够生产一些主要抗生素，而金霉素是其中较早投入生产的抗生素之一。这是我回国后在科研工作中感到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可惜这项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但片段记录可见诸竺可桢日记①。
　　①竺可桢在1955年2月18 H的日记中记有如下文字：“下午3点，与柯夫达同志、吴副院长、柳大纲及过兴先谈抗生素事。目前国内青霉素已能自制，可到1600单位，合乎国际标准，链霉索和金霉素则正在试验时期，后者已经过30加仑和53加仑的试验时期……对于汪猷、沈善炯[的]工作应表扬，并将成绩报告国务院。”见竺可桢：《竺可桢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1957年4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正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对新中国都抱有强烈的希望，愿将一生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很多人普遍认为，老共产党员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赴汤蹈火，出生人死，能进入这样的集体是一种殊荣。我也正是这样看待共产党员的。生化所的曹天钦于1956年5月入党，是中科院上海岳阳路区各所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中最早入党的。之后每次讨论科学家人党申请时，党组织总是邀请其同辈参加会议，意在教育大家，促使大家向这些够入党条件的入学习。我的这次入党讨论会也邀请了钮经义、邹承鲁等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