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左大康学长

丘宝剑

1943年,我入浙大史地系,1944年左大康入化工系,都因日寇入侵黔桂而辍学。抗战胜利后彼此同回永兴场读史地系。1946年5月,学校因搬迁回杭而提前放假。左大康准备先回长沙的家,然后自行到校。我则准备随校去杭州。他要我把他在民生中学兼的课教完。到杭州后,我们几乎上同样的课,对学运的看法相同,又都好打桥牌,过从甚密。在杭州的三年,不知是组织有意安排还是偶然巧合,前两年我和徐永义、陈业荣、黄贤林、王士鹤同住义斋二层西头一室,后一年和左大康、张飞鹏、龙白云、周克惠同住另一楼四层的一室,都有地下党员和学生会主席。1953年初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以“技术归队”名义把我们调来。1958年我到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协作,1959-60年又至该所进修,住中科院留苏学生宿舍。此时左大康在莫斯科入学读学位。我常为不速之客,相聚甚欢。“文革”中同受冲击,同住一个“牛棚”,人称“左、丘联盟”。1991年秋,我心梗住北大医院干部病房。不久,他患病住楼下,直至1992年1月3日他病逝。因此,从1946年至1991年的四十多年间,我们是亲密的朋友,他对我的帮助是很多的,他对我国地理科学的贡献是很大的。现在我以敬佩的心情、感激的心情略述一、二。

一、政治觉悟高而又胆大心细

1949年1月26日欢迎被捕同学出狱大游行,他作为学生会主席,坐在大卡车司机旁走在队伍前指挥,国民党军警派多辆救火车轮番冲撞,他率领队伍避其锋芒,乘隙前进。此时蒋介石正下野在浙江,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我们胜利了”!书写标语“打倒官僚资本”、“清算四大家族”等,使国民党极为狼狈。我深怕会出问题,提心吊胆,结果竟平安无事。我对左大康的领导才能极为敬佩。杭州临解放前,浙大学生会组织护校队,号召同学提高警惕,一天深夜我闻警,惊起,拔腿就冲出房门。左大康一声大喝“回来,拿上棍子” !原来他已准备好五根棍子藏在门后,每人一根。我深感他这个人真细心。

1959-1960年在苏联,一天,我从《真理报》看到斯大林灵柩被从红场搬出火化,心甚困惑,前去问左大康,他说“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多和斯大林的背道而驰,如果不把斯大林搞臭,他的政策怎么出来?”。平常北京报纸莫斯科第二天就可以看到,有次五、六天未见来,我跑去问左大康,他说,可能是中苏分歧公开化了,后来得知是我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庐山会议彭德怀受批判,不久康生跑到驻苏使馆大放厥词,说什么有些人党龄很长,其实他们是共伞党,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当时中科院留苏学生党总支正在开展“反右倾”运动,正愁找不到批判对象,此言一出,党总支如获至宝,立即找来两个党龄相对较长的人来批斗。一个是林伯渠的女儿林瑛,另一个就是我。初到苏联时使馆曾要我任总支书记,我婉言谢绝,他们认为抓到一条大鱼。但批来批去,无非有人揭发我从新疆回来,说过“沙漠中也有大炼钢铁时留下的小高炉”、“乌鲁木齐的一块不到一亩的小麦试验田,竟播下三百多斤的种子。”

我出差列宁格勒,参加一次中科院留学生党员大会,四十多人谈了两个小时,竟无一人谈到中苏分歧。我忍不住发言道:“从两国报纸看,从与苏联人的谈话中,我觉察到中苏存在严重分歧,大家应该提高警惕”。全体都很惊愕。我在莫斯科的党支部也说过类似的话。后来得知苏方已将两国分歧传达到群众,而我方则对留苏党员也还未透露。奇怪的是,1960年夏,很多留学生回国度假(以前从未有过),就不再回来了。我1960年底护照期满,1961年1月有个会议我想参加,使馆却很快批准。临回国时使馆党委的一个领导(女的)找我谈话,劈头就说“看来你对××(揭发我的一个支委)的问题早有觉察?”我说“岂止觉察,我掌握的材料比你们知道的多”,她问“那为什么不对我们说?”我答“那时你们偏信他,我揭发他,你们还不把我送回国。”她说“怕送回国就不说了?你的斗争性哪里去了?”我意识到,使馆找我谈话,是反右倾时批判了我,现在她不提起,是不是一风吹了?我赶紧顺坡下驴,承认斗争性不强,回国后认真改正。

我常常想,如果我不多次聆听左大康对时事洞若观火的言谈,我在苏联的两年多,难免不犯错误,不被戴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二、对朋友十分关爱,百般相助

1953年到中科院时左大康和叶彦文已经结婚,我还没有对象,他们两人各尽所能,物色很多对象介绍给我。后来经人介绍认识现在妻子鲍兴文,他们虽不认识,但极力接近、熟悉、打边鼓,促使成功。

1958—1960年我到苏联以前,没有正规学过俄文,只是断断续续自学了些,勉强能读俄文的科技书籍,能用俄文写简历、摘要,听、说只够上街买物、问路。所以若不是左大康鼓励,满口答应帮忙,我不敢出去。当时他任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留学生的党支部书记,每遇我和苏联导师和学者做深入谈话,他总是派一个俄语很好的大学生为我翻译,可以说有求必应。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完不成协作和进修任务。所以我不但衷心感谢左大康,也感谢那些帮我做翻译的同学。

三、治学既勤苦又谦虚

1953年调入地理所时,周立三副所长要我搞经济地理,说没有党员,很难取得资料,不好开展工作。我说搞经济地理得有自然地理基础,我学业荒疏久,年过而立,还是搞自然地理吧。周同意,并立即派我到上海去见黄秉维先生。原来黄已被任命地理所所长,等华东财委的工作结束后才能到任。约一个月后左大康来所,赞成我的选择。但周副所长坚持要他搞经济地理,兼任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秘书。左大康寻思,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留苏,他要我接替他任编辑部秘书,以便专心学俄文。不久他考入莫斯科大学地理系读研究生,临走时我对他说,地理所准备成立气候室,派我和其他几人到地球物理所学习气候学,他到莫大能选择读气候专业最好。

我到苏联以后,了解到莫大地理系以天气气候见长,而国内此领域已有叶笃正、顾震潮等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家,怕回国后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也不是地理所所期盼的。左大康说,他也已意识到了,想改攻太阳辐射,只是做论文花时太多,腾不出手来。我留苏任务是用综合气候学的方法比较研究中亚和新疆的气候,带有新疆气候资料,但不必作论文。建议他写新疆气候的论文,我把资料给他,这样可以省些时间。不久他写出十余万字的新疆气候论文,然后和我一同回新疆考察,和陈汉耀等人编写《新疆气候及其和农业的关系》一书。因为此书早有编写目录和分工,左大康总是谦虚地说哪部分没人写就由他来写,所以他只是分得太阳辐射、日照、云和风很少一部分。

1961年在北京讨论稿件,他也很尊重别人,很少发表意见,直到他去世之后,同事们为他出纪念文集,才把这一毕业论文全文刊出(郑度主编,左大康地理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3)。他集中精力研究辐射气候,为回国开辟这一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编的全国总辐射量分布图,为竺可桢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所引用。

四、对地理科学和地理所的巨大贡献

1953年左大康到地理所时,地理所尚在筹建阶段,北京的中华地理志编辑部和南京的地理所合计也只五、六十人。到1992年他逝世时,不到四十年间,地理所已发展到五、六百人。曾经中科院和国家计委共同领导。中科院多次机构调整,地理所我自岿然不动!而且人员越来越多,经费越来越足。这只是北京所的情况,若加上广州以研究热带为主,南京湖泊为主,成都山地为主,长春湿地为主,兰州沙漠、冰川、冻土为主、青海以高原为主的地方所,成绩更是惊人。当然,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是竺可桢、张劲夫、李秉枢、黄秉维、周立三等人的功劳。但左大康长期任所业务处长、副所长、所长,其功劳也难磨灭。

1950年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大批苏联专家即将来华工作,他们要求中方写一套介绍中国地理的书,竺副院长主持其事。先是组织有关人员分头编写,到1952年需要集中修改和翻译,于是成立《中华地理志》编辑部。办公在干面胡同,住宿在附近严济慈先生私宅,他主动无偿让出前院给我们。我和左大康就住在此处。1953年秋竺老叫我们到他办公室,是左一人去的,竺老严厉批评我们对下属不加管束,住严宅的人用竹竿、石子打枣,石子落邻家,引起邻里纠纷;晚上陆续回来狗吠不已,使主人难于入睡。左除检讨外,也申辩几句:住房只有行军床,连张桌子也没有,任务很重,每晚都要到干面胡同去加班,即使集中时间一齐回来,也只减少犬吠次数。这些狗很讨厌,上厕所也吠,不但主人睡不好,我们也睡不好呢!过了两天,估计竺老和有关领导商量后,叫我们到西郊看房子,尽快把编辑部搬出城去。我和左大康立即到西郊找到基建负责人,他说建好的只有相连的四栋二层楼,你们可任挑一栋。我们挑好最南一栋,准备楼上办公,楼下住宿,比城里宽敞多了,都很高兴。水电还未接通,就把编辑部搬来了。人员约20个,时间在1953年10月22日前后。这是中科院在西郊落户的第一批“居民”。在印制信封、信纸时,办事员袁保诚误把中官屯错成中关村,随后经济所、动物所、数学所陆续搬来,时称“四所”,都跟着叫中关村,于是中关村这个地名就传开来了。“四所”原为社会科学部各所而建,而且中科院党组决定,新建的地理所留在南京。但北京既有个编辑部,南京的、刚调来的地理所人员为接受各部委任务方便,来北京的人员日益增多,于是成立地理所北京工作站。1958年国务院同意南京地理所迁京集中,1964年北京市政府同意地理所在北郊建所。而此时中科院为科技大学和研究生院建的917大楼,他们认为不适宜教学,地理所欣然接受。于是中科院地理所的招牌,就在917大楼堂而皇之的挂出来了。我认为地理所能够集中北京,能够迅速壮大,和左大康对竺老的几句大胆申辩,实有极为重要的关系。

“文革”初期,左大康受冲击,长期挨斗,身心都有伤残,其后任地理所业务处长、副所长、所长近二十年。当时所内思想混乱、派性严重。他克己奉公,几次分给他住房,他都让给别人。对反对过他的人特别宽容,对拥护他的人特别严格。有人想不通,认为作得过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所的工作蒸蒸日上,越来越多的人敬佩他,怀念他。

左大康曾主持《黄淮海平原的治理与开发》、《南水北调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多项;除地理所职务外,兼任青海高原所名誉所长,接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主任;他独自或与人合作出版专著12部,发表论文近百篇;1986年受聘为中科院研究员;1992年追授为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五、走得突然,走得凄惨,走得令人惋惜、令人悲伤

1991年9月我心肌梗塞,在北大医院抢救,几次发出病危通知。缓过来后,我转住高干病房。左大康来看我,我以切身体验忠告他,“岁月不饶人,干活要悠着点,像西北考察、日本参观,大可不必由你挑头,所长卸任后的工作安排,也值得考虑”。他点头同意。时隔不久听说他也因病住在楼下,我不能走动去看他,只叫陪住的小儿子丘山每天去探望,看有什么要帮忙的。1992年1月10日前后,我听一位病友说,左大康去世了。我问丘山,他说怕我激动、悲伤,没敢对我说。原来左大康患的是肝病,住传染大病房,人声嘈杂,他睡不好,又加诸多检测,弄得他精疲力竭。元旦长假,主治医生交代护士点滴加药,未说减缓速度,他陪住的女儿发现异常,找医生找不到,眼睁睁看着她爸咽气。对此有各种议论:他患的是肝癌,谁也救治不了;他一个司局级干部,持有高干医疗证,而且关系就在本院,怎么没有点照顾?地理所领导怎么不出面交涉?有人感叹世风日下、人走茶凉,有人说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有人说他是累死的、气死的。

时隔15年,我向他女儿问及此事,她仍泣不成声,说她爸死得冤!

《浙江大学控制学科(化自)发展概要》

——范菊芬

一、顺应国家需要,创建化自专业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内教育、工业、经济等百业待兴。教育上不仅需要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更需要高等教育为国家建设输送大量的管理和技术人才。1951年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问题。1951年11月3~9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了工学院的调整方案,经政务院第13次会议批准。全国院系调整的方针基本参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以华北、华东、中南为重点,实行全国一盘棋。 经过调整使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建成具备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矿业、冶金、地质等主要工科专业齐全且布局相对合理的体系。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浙江大学不仅调走了文、理、农、医、法等学院和系科,而且调离了很多著名的教师。

为顺应国家国民经济发展和学校学科的发展,浙江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对现有的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化工系下设的学科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当时,教育部根据国内建设的需要,希望浙江大学办一个用俄语译名为“仪表测量与远距离操纵”专业,浙江大学于1954年开始组织化工系和电机系骨干教师成立筹备组,由美国留学回来的化工系副主任( 力学专家)王仁东教授任组长,王骥程老师任副组长,开始筹建我国第一个化工自动化专业。 1956年教育部将这一专业正式命名为“化工生产的操纵及检验仪器”,简称“化仪”。浙江大学经过王仁东、王骥程、李海青、林新民、王静熙等老师的共同努力,第一届共招生60余名学生(从电机、化工、机械等专业调拨),1956年9月正式开班,专业设置在化工系,该专业是我国在化工自动化领域最早一批设立的专业。

二、肩负历史使命,不断砥砺前行

当时我国的化工自动化是在零基础起步,专业初创时期,无论是学生教材、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还是仪器设备、实验装置,都是一片空白,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在专业创办过程中,任筹备组副组长王骥程老师和其他老师想方设法,聘请校内外学者为新生的“化仪”专业开设专业课,制定“化仪”本科专业的培养计划,自编专业教材,为浙江大学化自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课程设置 】

专业成立初期,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是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应具备三方面的基础知识:一是电机和无线电方面的知识,包括《无线电电子学》《电工基础》《电机及电器》《电工基础实验》四门课程;二是化学工程方面的知识,包括《化工原理》《物理化学》《热力学》《化工原理实验》《化工生产安全》五门课程;三是机械方面的知识,包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零件与精密仪器》三门课程。与专业相关的测量仪表和自动控制方面的课程有《测量仪表》《气动调节器》《电动调节器》《调节原理》《化工自动化》《化工自动化设计》《化工自动化实验》《联锁保护》《文献阅读与检索》。加上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程,共有30多门课程。

在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中,当时特别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大学期间(学制为五年)安排三次到企业实习。第一次叫“认识实习”,主要任务是了解工业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化工生产过程,实地了解如何从原料变成产品,时间为二到三周:第二次叫“生产实习”主要是深入工厂生产一线,详细了解各种设备,如何组织生产,有哪些测量和控制设备等,时间为一个月;第三次叫“毕业设计实习”,主要任务是深入了解生产流程,生产过程如何操作,有哪些测量和控制问题,详细记录实习笔记,为毕业设计作一次真实环境下的学习和演练,时间为二个月。

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加强学生实习教学环节,周春晖、王骥程与其他老师一起,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与当时国内几大化学工业公司,如浙江衢州化工公司、南京化工公司、吉林化工公司、上海炼油厂、杭州民生药厂等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将这些企业作为浙大化自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每到实习时间,由老师带队,学生们自带行李下厂,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实践中学习,既增长了才干,也为企业解决了很多的技术难题。

【师资队伍建设艰难】

专业成立初期,如何建设师资队伍是摆在筹备组负责人面前的重大问题。在这一时期,王骥程先生根据刘丹校长的意见,想方设法立足国内,放眼国际,努力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1957年初,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东北工程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期面向全国的自动化专业师资进修班,王骥程和李海青老师参加,这也是当时国内为加快培养自动化人才和师资所开展的最有效方法。1957年9月,浙江大学化自专业在培养一支高素质师资队伍方面有了重大进展,除原有老师外,又分配来应届毕业的顾钟文、赵宝珍、沈平、陈鸿琛等,师资队伍壮大不少。1957年夏天,周春晖先生和一大批海外学子一起, 放弃了优厚待遇、良好的工作条件,毅然举家回国,参加祖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国内有多家单位都在争抢海外归来的学者,王骥程老师得知消息后,亲自到北京和周春晖先生长谈,并热情邀请周春晖先生到浙江大学工作。在听取王骥程介绍后,周春晖欣然答应到浙江大学任教。周春晖教授在随教育部考察组考察了国内一些企业后,于1958年5月正式加盟浙江大学,并主讲《过程控制原理》课程。1958年专业名称正式确定为“化工自动化”,简称“化自”,由周春晖教授任教研组主任,王骥程老师任教研组副主任。1962年, 周春晖教授任化工系主任,王骥程老师任化自教研室主任。至此在周春晖、王骥程老师的带领下,开启了浙江大学化自专业艰难的创业历程。

这一时期,王骥程先生根据校领导的意见,加强学科的对外交流和合作,聘请苏联专家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以缓解专业创建中的师资问题。1958年9月,格德萨多夫斯基专家夫妇到达,并带来了不少苏联专业的书籍和资料,专家到校后即和系、专业领导讨论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并主讲《自动检测及仪表》课程。

【教学与教材】

专业创建初期,化自专业教材非常缺乏。在教学过程中,化自教研室的青年学者们以“如何在工科教育中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既要教给学生坚实的理论基础,也要教给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核心,在为国家建设“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教材建设上,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基础课由电机系、机械系、化工系老师担任,但“测量和调节仪表”“调节原理”“化工过程控制原理”和“化工过程控制工程”等专业课的讲授上,可用的师资力量和教材非常短缺,所有这些专业课课程建设全靠教研室老师自己解决。当时老师们抱着力争上游、放眼世界的雄心,利用出差机会想方设法寻找资料,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动化知识,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1958年, 周春晖老师的加盟,带来了在美国学习的先进知识、实践经验和珍贵的资料,使教研室的老师学习到许多有关化工自动化和仪表方面的知识和先进的理念。周春晖先生和王骥程先生退休后,留下了许多在当年看来非常珍贵的资料,其中有英文、俄文和日文版的“化工过程动态学建模”“化工过程控制工程”“过程控制原理”“化工过程测量仪表”“计算机在工业过程中的应用”等(图1)。

图1珍贵的资料、书籍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兴办“化工自动化”专业的院校多了起来。为促进各新办专业的快速发展,1962年11月, 经国务院批准的“化工自动化专业教材编审小组会议”在浙江大学召开。华东化工学院、天津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化工设计院、上海化工研究院等派人参会,会上确定由浙江大学牵头编写统一教材,周春辉教授被指定为专业教材编审组组长。周教授身体力行,集思广益,积极组织校内外专家编写教材,并亲自主笔。

此外,研究室老师还积极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教材编写。1961年,由天津大学牵头,浙江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10所高校联合编写了国内第一本统编仪表教材《热工测量仪表》,周春晖和王骥程先生参与编写了“绪论”和“误差理论”中的有关内容,李海青负贵编写“液位测量”篇章。1972年4月, 由兰州化工设计院自控中心站组织编写《化工测量及调节仪表》丛书,李海青老师参与主编其中的《气动调节仪表》部分。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周春晖教授主导下,浙江大学化自团队在工厂中宣传、推广自动化技术和理论,结合实际工作,总结编印了专业资料近十种。其中《化工自动化》《调节器的参数整定及校验》《复杂调节》正式出版,特别是《调节器的参数整定及校验》《复杂调节》这两本书,在技术专著匮乏的年代里,当时最具有理论水平与实际应用背景,受到广大工业控制与仪表工作人员的青睐,并多次作为自动化工程技术人员的提高进修教材和主要参考书。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两本书也许并不起眼,但在当时,对我国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由周春晖教授主编的《过程控制原理》被评为化学工业部优秀教材。为了推动自动化事业的发展,周教授主编了一套《化工自动化丛书》,力求在科普基础上有适度的提高,以供自动化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和更新知识。这套丛书共计出版26种,在同行中影响很大。90年代,为了满足自动化日益发展的需要,周教授还主编了一本大型的《过程控制手册》,包括工业自动化工作中需要查阅的理论性、技术性及工程性的内容。在数十年的教学工作中,周教授以他渊博的学说,高屋建瓴,随时随地关心着从事自动化工作人员的知识需要,并以最大的热忱,精心编马写多种教材和专业书籍,满足了各层次人员的需求。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大学化工自动化专业发展特别快,教材也几经更新,特别是《化工过程控制原理》 和《化工过程控制工程》,成为全国同类专业采用的教科书和工程应用的重要参考书,由王骥程教授主编的《化工过程控制工程》还获得化学工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实验室建设】

加强学生对生产现场的了解,培养学生解决生产实际碰到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环节。为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和对过程控制的认识,缩短从课堂到实际的距离,化自教研室的筹建者于1957年就开始建设“化工生产的检查、测量及自动调节实验室”,1964年通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自动化实验室建设初见成效,搭建了液位调节、流量调节、压力调节等实验装置。到20世纪80年代初,建成了包括流量、液面、压力、套管换热、联锁保护、仪表校验等实验装置的实验教学体系,使学生在学习中较好地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自动化实验室建成后,国内不少高等院校、企业人员来浙江大学参观交流和学习,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全国高校自动化专业实验室建设应用的典范。

三、科研求是创新,解决实际问题

在20世纪50~60年代,浙江大学化自教研室的老师们,在忙着建设教育体系、完善师资队伍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周春晖和王骥程等承担了重大项目“化工动态学及计算机应用”。当时我国工业自动化水平比国外要落后很多,老师们在周春晖、王骥程带领下,勇挑重担,根据国内企业的生产现状,首先开展化工炼油及石油化工生产过程核心对象的动态特性、工业生产过程操作和自动控制系统设计、调节器参数整定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一方面在校内建设液力模拟、换热套管等装置,对这些在化工生产过程经常用到的生产对象进行对象动态学特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与上海炼油厂合作,开展对真实生产过程中炼油工业精馏塔的动态特性及计算机控制的实际应用研究(图2)。

在实际生产现场进行研究,要消耗许多物资,当时的条件又没有数字计算机,做不了模拟仿真试验。当时北京无线电一厂生产模拟电子计算机,每台模拟计算机可解六阶微分方程。浙江大学专门向该厂购买了两台六阶电子管模拟计算机和一台九阶半导体晶体管模拟计算机。有了这几台在当时来说的稀罕物件,研究者对上海炼油厂精馏塔上的测试数据进行动态建模,并对精馏塔前馈控制方案与一般单回路控制方案进行仿真模拟试验研究,为上海炼油厂常压精馏装置采用前馈控制方案提供了依据。在这期间,化自教研室的研究者们,写出了“精馏操作自动化进展”文献综述和“蒸馏过程动态特性研究现状”资料综述,发表了

图2项目工作总结

“套管热交换器流最通道动态特性的研究”和“前馈控制在常压蒸馏装置上的应用问题”等论文报告(图3)。

图3论文报告

这些综述和报告是第三个五年计划重大项目“化工动态学及计应用”的部分成果。这一.项目的研究虽然因“文革”而中断了,但前期研究过程中,化自教研室理论联系实际、敢为人先的精神,为浙江大学化工自动化专业的发展奠定了的基础,指明了作为科技工作者的老师要勇挑国家重担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吕勇哉教授研究开发的“钢锭轧前过程建模、优化控制和生产调度”取得了具有重要学术和工业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居于首创地位。吕勇哉教授是浙江大学首届化工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3 年开始为本科生主讲“化工自动化”课程,1980年晋升副教授并通过中科院考试,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普渡大学“应用控制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在两年的合作研究期间,成功研发了“基于分布参数移动边界的钢锭坯轧前过程单一数学模型及计算机优化控制系统”,该成果成功应用于美国内陆钢铁(InIand Steel)和共和钢铁(Republic Steel)等公司,节能效果显著,并大大提高了产能和经济效益。回国后,他将在美国首创的钢锭轧前单一数学模型成功地应用于重钢加热炉的优化控制和鞍钢均热炉的优化控制和生产调度。

吕勇哉教授在担任浙江大学工控所所长期间,在周春晖和王骥程老一辈学科带头人支持下,与孙优贤和王树青两位副所长一起,成功地实现了体制改革,建立了一所四室的架构,为学科的拓展和人才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开始申请筹建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鉴于吕教授在工业过程建模和智能控制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1996年当选为IFAC主席,1998年 当选为IEEE Fellow,并成功地领导举办了IFAC1999年(北京)世界大会。

20世纪90年代,以孙优贤为核心的新一代化自人,瞄准国家需求,主动对接国家科技发展五年规划,开发新一代自动控制系统,并在国内大型炼钢、石化、造纸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开展产、学、研相结合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新路。20 世纪90年代初成功建成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申请建设具有孵化功能的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工程中心建成后,依托扎实的学科背景,以“培育一流成果,转化一流技术” 为目标,面向技术创新主战场,在技术开发及产业化方面,成功地开发建成了国内第一套造纸机定量水分计算机控制系统,其成本不到同类引进系统的四分之一。此后,孙优贤教授团队又针对不同纸种、不同转速、不同纸机,开发了10多种动态数学模型、新型控制策略,推出了具有不同配置和功能的造纸机计算机控制系统。“八五”“九五”期间,孙教授一方面组织人员研制关键造纸专用仪表和设备,开发了几乎包括制浆造纸全流程的蒸煮,漂白、打浆、洗选、纸、蒸发、燃烧和动力等各个子过程的相应计算机控制系统;另一方面又瞄准“企业综合自动化技术集成系统”这一国际上自动化领域的新课题,在福建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铺开了“九五”国家科技攻关的战场,项目结束后的验收结论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孙优贤教授本人因突出业绩,1995 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一代青年骨干秉承 “求是”“创新”校训,发扬化自人敢闯敢干、勇于求新的精神,开发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并填补国内空白的SUPCON JX系列集散控制系统,解决了可靠性的冗余技术,开创了大型自动化装备的国产化新局面。1993 年12月,SUPCON JX-100集散控制系统在衢化集团公司锦轮厂年产6500吨环已酮扩建部分的生产装置上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国内第一套具有1 : 1热冗余技术的集散控制系统。同时,在国内率先研制出JL系列无纸记录仪;研制了多种现场总线控制技术及智能仪表;开发了综合集成软件( AdvanTrol-PIMS)、优化与先进控制软件包(APC-Suite) 等系列高新技术产品, 并形成了产业化,振兴了民族工业自动化。2012年,“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被评为优秀工程研究中心,同年工程研究团队获国家发改委颁发的重大成就奖,为国家民族工业自动化的振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重视人才培养,输送栋梁之材

【本科生教育】

从196年开始第一届招生到1965年共培养了60名本科毕业生,他们大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军工或石化行业,成为自动化行业的领军人物。但从1966年1969年,由于历史原因,本科教学停滞,没有毕业生。但在1966年,化自专业招收了第一位外国留学生(阿尔巴尼亚籍),同年秋季又招收5名越南留学生。

1970~1976年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26名,1977年恢复高考,从1977~1996年,年招生规模基本上稳定在60~90人之间。随着国内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对自动化领域的人才需求带动了人才培养的市场。从1997年起,本科生招生规模超过了90人/届,目前学院本科生培养的规模稳定在130人/届左右。

【研究生培养】

1961年,化自专业首届本科生毕业,同时开始招收研究生,1962 ~1983年共招收26名硕士研究生。改革开放以后,科技发展对人才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1984年开始,研究生招生人数得到较大发展,每年招生规模超过20人,并从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9年, 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学科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开始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谭善光是本学科第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目前学院每年硕士生招生120人左右,博士生招生45人左右。

【计划外培训】

从化自专业创办起,全体教职员工就以为社会输送人才为已任,在完成全日制学生培养的同时,为高校和企业培训师资和技术人员。1958 ~1959年,为加快化工自动化专业师资的培养,开办了多期自动化进修班。1958年10月,苏联专家在校期间举行的培训班上,陈光垣(大连工学院)、吴嘉麟(华南工学院)、李文衡(成都工学院)、张蕴端(华东化工学院)、李光泉(天津大学)、昌明瑾(北京石油学院)、刘汉鼎(华中工学院)、张心耳(福州大学)、徐亮山(南京林学院)等参加了进修。这些参加进修班的学员日后都成为中国自动化行业的领军人物。

1960年到20世纪90年代,企业对自动化技术需求不断提升,企业自动化技术人员严重不足,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化自教研室老师们不忘为社会提供技术革新和人才培训的责任,在完成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为国内大型石化、炼油企业培训技术骨干,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力量,也推动了产学研的合作。

1992年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成立后,顾仲文老师组建了“仿真培训部”,开始举办面向大型炼油化工企业技术人员的自动化高级培训班。课题组前后开发了十二套SimuPro系列计算机仿真培训系统,帮助企业提高操作人员的操作技能,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加强交流合作,提升学科声誉

浙江大学化自专业从成立开始,创建者们就清醒地意识到专业要发展,要走在科技发展的前沿,必须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必须与国际一流水平接轨。化自教研室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外交流与合作活动,1982年,邀请国际知名专家美国里海大学化工自动化Luyben教授来校讲学,这是国门刚敞开后,在国际交流中请进来的第一人。1984年, 应里海大学的邀请,王骥程先生由浙江大学公派赴美高访一年,同时在那里讲授《过程控制》课程。1980~ 1982年, 吕勇哉老师应邀赴美国普波大学应用控制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1984年,孙优贤获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赴德国斯图加特大进修学习。1985年4月,王树青赴英国拉夫堡大学进修学习。同年,曹润生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进修。

1985年6月,吕勇哉等成功组织了“工业过程模型化及控制国际会议“,这是化自专业组织召开的首次国际会议,有数十位外宾参会,为浙江大学化自专业在海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1986年,李海青、陈甘棠教授组织国内各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创立了“多相流测试专业委员会”,并于当年在浙江大学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多相流检测技术学术讨论会,至今已成功召开了9届国内学术会议和9届国际学术会议。

1987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高松武一郎先生应邀来浙江大学讲学,并受聘为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同时浙江大学化工系也与京都大学化工系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在王骥程先生的推荐下,褚健作为高松武一郎与王先生联合培养的博士,赴日本京都大学学习。

1987年,由浙江大学工控所组织和发起的“第一届中国过程控制学术报告会”在宁波溪口举行,孙优贤、钱积新任大会主席。该报告会后更名为“中国过程控制会议”,依托本学科创办成立了“中国自动化学会过程控制专业委员会”。三十年来,过程控制专业委员会已经举办了28届中国过程控制会议,对中国过程控制乃至自动化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自动化领域学术活动最活跃、最持久、最具影响力的会议之一。

1989年秋,在荷兰召开IFAC DYCORD 89国际会议,浙江大学化自教研室有三篇论文被录用,王骥程教授受邀出席会议。同年,吕勇哉获得美国仪器仪表工程师学会UOP技术奖,这是该奖首次授子外籍专家。

2004年6月,由浙江大学控制系和浙江省自动化学会等联合召开了第五届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与会代表近千人。同年9月,由李海青、张宏建等组织的第四届国际多相流检测技术学术会议在杭州召开,孙优贤院士任主席,与会外宾50余人,极大提升了本学科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此后,随着国际交流进一步发展, 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研究所(化自教研室)师生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学术成果,开展交流合作、访问和讲学,组织召开各种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展示本学科最新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其学术声誉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同。

六十年前从容化自奏序曲,一甲子后控制印象谱新篇。

新时期,控制学科将在学科带头人孙优贤院士带领下,面向科学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解决重大技术问题为已任,力争在21世纪中叶,将本学科建设成自动化领域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和自动化领域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基地。

作者注本文写作过程中,王树青老师、李海青老师、叶松书记提供了宝贵的佐证材料和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作者简介

范菊芬,女,1962年5月生,浙江天台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社科系。曾在浙江大学化工系分团委、控制系总支、信息学院本科生总支、教工总支任职,现任浙江大学控制学院工会主席、党政办主任。长期从事学生思政、党务行政和工会工作;获浙大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工作者, 浙江省教育工会 “事业家庭兼顾型”先进个人。

青年从军在浙大——“綦江友”简介

申屠琛(现名申图,48届土木系)

“綦江友”是1944年秋冬,在日军打到独山的“黔南事变”中,在贵阳疏散、英国撤侨、教育部令浙大合并于中大、蒋经国到西康安排退路等一系列情况下,浙大同学报名参军,并于1945年1月15日在四川綦江青年远征军202师正式人伍的校友的简称。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从军同学回母校聚会,横幅用的是“浙大45綦江校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而没有用“从军”二字。
聚会前我们的代表向母校和校友总会领导汇报。领导认为1944-1945年的劳军和从军,都是浙大光荣历史的一页。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把从军作为浙大西迁中爱国抗日进步活动的内容列人《西迁画传》和画展。提出“綦江友”,最初是出于无奈,后因浙大青年军有内地的、龙泉的和保送的,“綦江友”三字界定明确,就作为简称保留下来。本文因篇幅有限,只择要叙其一二。
一、黔南事变中的浙大和从军运动
1944年,侵华日军为打通在中国大陆的南北交通线,以支持和挽救太平洋战争,发动了1号作战。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遭到蒋介石说的“抗战八年以至国民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险境”。在广西全州失守之前的8月24日,蒋介石决定发动知识青年从军。
浙大在抗日战争中,在竺校长带领下,经常有爱国抗日救亡的光辉事迹,在西迁途中,在抓紧教学同时,不放弃一切为抗战服务的机会。据竺校长日记记载,1938年6月21日,他曾约见束星北、王昌等谈慰劳前方将士、拟同人捐款购药送前方。1939年在宜山,进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进行救护、宣传、为战士服务等工作。竺校长亲自授旗,关怀勉励。黔南事变中第二次组织战地服务团,也是受其影响。竺校长刚到遵义,一次在大会上说:战地服务团工作证明,大学生在前方有用,能有贡献,应歸跃参加。希望组织一永久机关,每人去
一年,对抗战前途大有利益。但他后来听说青年军不是国防军时,也认为“中央······不免言行矛盾……”。
在黔南事变中,浙大学生成批从军应该说从参加译训开始。由于美军来华参战,中国远征军赴印缅协同盟军作战,译员需求不断增加,1945年教务处报名从军从译均137人。
浙大开会动员是11月6日。校长日记记的是:“劝学生凭自己良心驱使不要观望。女生已有四人报名,而男生竟无一人,须眉未免减色云。”11月10日以后,遵义才有张直均、李家镐和我报了名。《中央日报》为了推动大学生从军,还公布了浙大三人报名的新闻,可见后方各地同浙大一样,大学生们还在犹豫中。
11月末,日军已过河池向御敌要溢南丹前进,学校“恐怖空气已笼罩一切”。随战火的临近,遵义方面从军报名人数已约有二三十人。30日校长召部分从军者二十余人谈话“渠等愿提早人伍”。应该说,“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口号,“训练三个月上前线”的说法,和眼前一派战争气氛兵临城下之势,结合在一起,饱受家乡沧陷之痛、在战火中流亡求学之苦的热血青年,再也坐不住了。已报了名的同学议论,战局如此危急,一致认为决不能再逃,已无处可逃。张直均“急不可待,马革裹户还”;吴汝铭“带着一身鲜血回上海”;向惟胶和施弦在永兴街头深夜排彻,终于抗日高于一切,下定了决心:国难深重,打败日本再回来读书。邵时敏说,这是从军同学共同的心愿。
12月8日,独山克复后,黔南危机已经缓解。为什么更多同学还继续报名?大家由于劳军的影响对从军的认识深入了一步。对国民党官兵的接触,加深了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认识:骨瘦如柴,一只馒头,一支香,“兵士们大为感动”。
而他们从河南前线到后方,目赌“后方情状,无意努力作战”,死者和逃亡已去一半。算校长认为,知识分子服兵役,可改变社会风气。俞茂松也回忆说,我参军是为了服兵役。有同学说,鼓励人家去打仗,保卫自己安心读书,于心何忍!打败日本,应该人人有责。因此,有些同学说,没有劳军我不会从军。
当时,据说是一位非党同学,在壁报上出了一张“不要上当受骗”的稿子,结果遭到三青团的围攻,他们说这是破坏从军,要求公开作者姓名,并要求学校处分。为这,最先报名的张直均在食堂里和那个三青团员争吵起来。他说:我不是三青团员,我报名了;你说人家破坏从军,那你也报名,说明你拥护从军吧。李家镐则在《生活壁报》上对三青团进行揭露的同时,首先提出:““青年军是欺骗’,这篇文章讲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国难严重,目前抗日是首要的。我为抗日从军,不是拥护国民党。在当前严峻局势下,国民党还不至于发动内战,而且还有三个月上前线的承诺。如他不抗日,我就到抗日的地方去。如他发动内战,我们设法制止。”李家镐的这些观点,当时受到许多从军同学的赞同。这对入伍后的国军党军之争,在军中喊出反对打内战,都有一定的影响。
綦江友从军,他们中有的不仅仅是爱国主义。如向惟胶和陈明达,都有曾想去延安因故未成行的事;金德椿在倒孔运动中被记大过一次,为“质与能自然科学社”的社员;哪伯瑾是抱着团结青年军中的有志之士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这样的期望走向军营的。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腐败,我们去有什么用?”的讨论中,有的说,正因为它腐败,才需要我们去。大有“我不人火坑谁人火坑”的大无畏气概。

二、入伍典礼——青年军是国军还是党军?
在綦江等待入伍的日子里,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等着穿上军装,学习使用美式武器,紧张地投人军事训练,早一天打败侵略者。
1月下旬人伍典礼上,发生了浙大同学与师长关于青年军是国军还是党军之争,这是从军前已经过培育的种子,在特定条件下的萌发。人伍典礼前这几天,同学们已经感觉到兵营里一点也没有“一寸山河一寸血”、“训练三个月上前线”的气氛。看到街上贴的标语:“中国国民党万岁!”还有“三民主义青年团万岁!”对青年军到底是为了抗日而成立的国防军还是“为打内战作准备”的党军,这时已引起一些同学的疑虑。而师长罗泽阁的讲话,什么在陕北多年,“毛泽东已在我的(把手一挥一握拳)了解之中”。这时,“青年军是欺骗,不是没有道理”的声音,已浮现在一些同学的耳际。当师长为表示青年军是新式军队,给予大家20分钟民主后,就有浙大同学提出“在抗战胜利前,不要喊国民党万岁”!最挑战的是“青年军到底是国军还是党军?”余宏基说,这他提过,还提“什么时候上前线?”对此罗泽阅故意指着自己的帽徽说:“这是什么?你们头上都戴的党徽,那不是党军是什么?”这引起浙大同学哗然。回连后,有同学说不是国军,不干了有些同学提出要集体退伍。在此情况下,师政治部李锡勋副主任来平息事态。
同学们提的问题集中在“当初说青年军是国军,为什么现在又说是党军?”这时明白地提出了“我们是为抗日来的,我们反对打内战”。陈明达记得刘长庚大声喊出:“如果打内战,我就开小差!”为了稳住局势,李副主任说,师长说是党军,你们为抗日参加国军都是对的。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说,一定不会让你们去打内战。由于多数同学同意既为抗战而来,催他快装备快训练早上前线,如他不抗日,再作打算。这样要求退伍的风波,算暂时停息了。

三、三起八人被捕及营救活动
党军国军之争以后一个月,在两个来月中,綦江友三起八人被捕。胡新说,这不是偶然的。
3月23日,李家镐、易钟熙、王香耕因参加“人民解放社”,随后徐铭曾、程士伟因受牵连,五人被捕。人民解放社主张“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战炮连出墙报,余宏基、熊易生任编辑。墙报贴出半天,团部来人摘抄,连部要余、熊二人交出作者姓名,姓名未暴露,余熊二人被捕。陈明达为此与连指导员和团长力争。据说陈离队后被内部通辑。二人被关禁闭后送团部关押。据袁家斌说,二人查伙食账,遭连长所忌,墙报不是主要问题,为查账给加了个共产党罪名。袁通过浙大校友吴作和等筹钱为余买药治病。又通过关系,使余宏基得以释放回连。熊易生则因病早被家人接回。
金德椿在电讯大队被捕。金何故被捕?三案中金案秘密性最大。可能一是三案主角李、余、金,都是国军党军之争中在名单中打了钩的人;二是金在倒孔案中是在国民党监督下受的处分,我们一直打听金是怎样被释放的,最后得知是王昌老师请束星北老师营救而被释放的。
电信大队的浙大同学得知李等被捕后,当夜胡新主持开了大会,决定派胡新、傅宜理、邵时敏、胡光元、徐国安去找蒋经国、罗卓英和彭善。经过接触,完全胡扯和敷衍应付。大家认为找他们没用,竺校长在重庆,就找校长。第二天胡、傅和谢芳庭找校长,答应营救。后校长去信担保获释。
胡仰馨回忆,月蒋介石到綦江检阅,在此时,师里开始公开要求发展三青团。当时连指导员严伯麻是中大从军的,与我们中有的是中学同学。听说,他同意我们可以不人。后来一次队列中,师长说参加三青团的举手,我们连举手很少。师长说,怎么回事?连长黄文敏回答,他们过去参加过了。这样把事情塘塞过去。青年军反动,不能说里面所有人都一样。…
綦江友从正反两个方面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杨正衡说,青年军的经历是自己以后参加学生运动和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爱国抗日受挫中转向反内战争民主,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

四、离开青年军以后
国军党军之争和几次从军同学被捕以后,多数人陆续离开青年军。一大批参加译训班,也有相当部分是开小差走的。到1946年1月,留营的已不足三十人。1946年秋作为青年军复员回到杭州的仅十四人。有一些转学或重考去了上海、北平和重庆。这些人不论是回到浙大的,或转学去了其他学校的,一大批成为进步骨干,所有人都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没有一个走向对立面的。
1945年回到遵义的从军同学曾参与改选被三青团把持的出版股长。李家镐与潘亮合办《微波》壁报,报道各地学运情况。潘亮还曾为保护党的利益,代人受过受了处分。回到永兴的陈明达、邵时敏、谭仕刚等,参加了进步社团绿洲社和《绿洲》壁报活动。
校长出国访问到1947年1月7日晚奉命回国,到1949年1月26日,日记共记綦江友参与学运的60人次。被记有名的有向惟胶、宋仰成、王作新、那伯瑾、李德容、蒋世徽、田万钟、陈柏林、陈明达、张开炎、寿纪仁等12人。
1947年5月20日期间,复员回校同学为反对国民党利用复员青年军学生破坏学运,发表一件以“当年从军为抗日,青年军不打青年军,我们反对打内战”为内容的公开信。
在杭州市青年军预备干部管理局操控下的浙大复员青年军同学会,在少数反动头头的操持下,在报国厅为公开信事召开大会,焦点是说我们盗用了复青同学会的名义。我们说,我们写的是浙大复员青年军,并没有写全体复员青年军。
有人清楚记得×××喊打!打!同时场外也响起了喊打声。濠濠细雨中的报国厅大辩论,就在混乱中收场。
这以后,1947年蒋经国亲自主持嘉兴夏令营,綦江友没有被通知参加。綦江友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杭州,在学运高潮中的表现受到青年军系统的关注。在苏州的202师来过“不得参加学生运动,否则开除军籍”的威胁。杭州市的预管局来过开除田万钟、李德容军籍、取消向惟胶、陈全华(保送生)公费待遇的通知。
但威胁没有让同学们退缩。田、李二人去了苏北。向在白色恐怖加大情况下接受了代表会主席的任务。
转学北大的熊易生、邵时敏、罗伯鹏、傅惟慈、杨正衡,均是学运积极分子,参加进步社团,解放前参加革命。前三人去了解放区。李家镐是交大学运的骨干,解放前去苏北,参加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綦江友受到过必要的审查,也经受了一定程度的磨难。真如胡新说的,真金不怕火炼,越炼越纯。他们无怨无悔地在组织安排的岗位上,实事求是地,不计名利,努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老浙大文学院的院系调整

(本文系浙大退休教师王宽福老师梳理,感谢广大校史爱好者对浙大档案馆微信公众号一贯的关心与支持)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布局调整的迫切需要,教育部根据政务院提出的院系调整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这场关乎全局的大调整中,浙江大学作出了极具分量和意义的贡献。1949年起高等学校进行小范围院系调整,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开始实施,至1953年基本完成,经过院系调整,浙大文、理、工、农、师范、法、医七个学院所涵盖的众多学科及师资像种子一样播撒至全国各地,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重新布局和发展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今年是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70周年,本期我们与大家一起回顾浙大文学院在院系调整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至1948年浙江大学文学院下设中文、外文、史地、教育、哲学、人类学6个学系及中文、史地2个研究所,另设史地教育研究室。新中国成立后,文学院的哲学系和史地系中的历史部分暂停教学,地理组独立为地理系隶属理学院。据《1950年4月浙江大学组织系统表》,在院系调整前浙大文学院有中国文学、外国语文、教育学、人类学、哲学(暂停授课)、历史学(暂停授课)6个学系及中国文学、教育、人类学3个研究所。


1950年4月浙江大学组织系统表

全国院系调整明确浙江大学也不再设文学院,除少数外文系和体育、音乐教师作为工科院校公开基础课配套保留,中文、教育系及中文研究所全部转入浙江师范学院,外文系教师除部分保留在浙江大学外分别转入浙江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人类学系师生全部转入复旦大学。

中国文学系

中国文学系调浙江师范学院的有郑奠(兼系主任)、夏承焘、胡永声、孙席珍、王西彦5名教授,陆维钊、薛声震2名副教授,张仲浦、蒋祖怡、刘操南3位讲师和王荣初助教。调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徐震堮教授。

外国语文学系


外国语文学系留浙大作为外文公共教研组编制的有周则孟、夏禹勋两位教授,成章、周天裕、陈楚淮三位副教授,徐济元、徐望孚、张儒秀三位讲师和李增荣助教。调浙江师范学院的有方重(兼系主任,后转复旦大学)、戚叔含(后转复旦大学)、严群、德梦铁教授,李树化、鲍屡平、郑儒鍼、蒋炳贤副教授, 陈士衡、叶之蓁讲师和冯昭玙助教。

教育系


教育系在院系调整中,孟宪承教授调华东师范大学,任校长。调浙江师范学院的有王承绪(兼系主任)、郑宗海、陈立、俞子夷教授,赵端瑛副教授,陈学恂、周淮水讲师和吕静、顾子含、董远骞助教。

人类学系


人类学系吴定良(中央研究院资深院士)、田汝康、马长寿教授和王伯扬助教全部调入复旦大学人类学系。

历史系


历史系虽暂停授课,但仍有老师留在浙大。在院系调整中调浙江师范学院的有陈乐素教授,黎子耀副教授和管佩韦、倪士毅2位助教。调华东师范大学的有顾谷宜教授。调复旦大学的有谭其骧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夏鼐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公共科目


体育、音乐等其它公共科目的教师中留浙大的有沈思岩教授(后调华东师范大学),蒋新、屠鼎锳、吾舜文、杨鸿材、王基恩副教授,杨增慧(后调华东师范大学)、张重英、周定章、朱方东讲师,黄华烈、王永生助教。调浙江师范学院的有舒鸿教授和胡士煊副教授。

文学院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向浙江师范学院、复旦大学等院所输送了大量优秀师资。文学院除人类学系外其余各系以及体育部都有优秀教师去了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育系师资全部调入浙江师范学院。在浙江师范学院重建历史系时,召回了因1949年浙大停办历史系而去各中学自谋职业的一批骨干教师。这批文学院调整去的教师日后都成为了建设杭州大学的基本力量,1998年四校合并又回归了浙江大学,也是最大的喜事。由当时吴定良院士一手创建的国内顶尖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全部调去复旦大学,另历史系的谭其骧教授和外语界德高望重的戚叔含、方重教授也最后去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这些学科的领军人物。一部分顶尖的人才被调入中国科学院。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195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除马寅初校长调任北京大学校长外,浙江大学文学院还有孟宪承、陈立两位教授后来分别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和杭州大学校长。由此可见,在全国院系调整中浙大文学院对全国的支持与贡献也是相当卓著的。

院系调整前后的老浙大理学院

(本文系浙大退休教师王宽福教授梳理)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布局调整的迫切需要,教育部根据政务院提出的院系调整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这场关乎全局的大调整中,浙江大学作出了极具分量和意义的贡献。1949年起高等学校进行小范围院系调整,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开始实施,至1953年基本完成,经过院系调整,浙大文、理、工、农、师范、法、医七个学院所涵盖的众多学科及师资像种子一样播撒至全国各地,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重新布局和发展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今年是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70周年,本期我们与大家一起回顾浙大理学院在院系调整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全国院系调整前浙江大学理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药学五个系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个研究所。

数学系由创建“陈苏学派”的陈建功、苏步青领衔,有数学史大家钱宝琮以及卢庆骏等一大批数学才俊;物理系有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束星北、王淦昌、卢鹤绂、朱正元、何增禄等大家;化学系拥有王琎、王葆仁、吴征铠、卢嘉锡、陈嗣虞、丁绪贤等名流;在生物系任教的有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董聿茂、江希明教授,几乎囊括了国内生物界的精英;药学系刚建成有领衔的孙宗彭系主任和许植方、 张其楷、 刘宝善、蒋天鹤教授。浙江大学理学院可谓群星荟萃,在全国极负盛名。

全国院系调整明确浙江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的机械、电机、土木、化工四个系,理学院不再设立,只保留少量数学、物理、化学教师作为工科专业配套的基础公共课教育,主要调往复旦大学、浙江师范学院、南京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中科院下属的各研究所,少数教师支援了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医学院、浙江农学院、山东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高等院校,老浙大理学院就被拆分了。

数学系Image

1948年浙大数学系师生在阳明馆前合影

(前排左起:杨宗道、金福临、越民义、姜淑雁、朱良璧、徐瑞云、孙增光、钱宝琮、苏步青、许国容、冯乃谦、毛路真、周茂清、吴俊传、白正国、楼仁泰、郭本铁;第二排左起:陈庆益、×××、林振声、孙贤铭、谷超豪、×××、×××、张鸣镛、×××、×××、郑德昌、×××、沈文信、×××、董静珊、×××、任璇英、陈武;第三排左起:×××、钱邵泰、周元燊、陈传淡、娄志渊、陈金藩、邓金初、×××、陈良劲、董光昌、段友苇、蔡振通、郭竹瑞邱式春、厉则治)

浙大数学系在院系调整前有教师29人,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4名、讲师6名、助教12名。留浙大的作为数学公共教研组编制,有钱宝琮教授(1956年调至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专门从事科学史研究),许国容、虞介藩副教授、周茂清、楼仁泰、郭本铁讲师以及董光昌、林兟、郭竹瑞、陈良劲4位助教;调复旦大学的有苏步青(中科院资深院士)、陈建功(中科院资深院士)、卢庆骏3名资深教授以及朱良璧讲师、谷超豪(后为中科院院士)、金福临、夏道行(后为中科院院士)、林振声、谢兰安5名助教;调入浙江师范学院的有毛路真、徐瑞云教授、白正国副教授;叶彦谦讲师调南京大学数学系;张鸣镛、厉则治助教调厦门大学数学系;曹锡华副教授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张素诚教授、方淑姝讲师和王元(后为中科院院士)助教调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物理系Image

1950年6月浙大物理系师生留影

(前排左起:李志坚、周万生、汪家訸、郑德基、徐亚伯、皮名嘉、刘古、区品喆、史福培、胡梦侠、胡楠琦;第二排左起:汪永江、忻贤杰、盛耕雨、何文琦、曹萱龄、何增禄、丁绪宝、束星北、卢鹤绂、王淦昌、冯鑚刚;第三排左起:杨雅南、李文铸、石之琅、陈继述、斯何晚、王谟显、程开甲、周北屏、胡济民;第四排左起:张洛年、钱学春、陈昌生、金学煌、何增良、任忠英、芮秀华、贺剑南、朱砚磬、吴璧如、龙哲生、朱浩祖、陆瑞贤、吕敏;第五排左起:袁作义、宋承宗、卢云锦、徐乾、袁运开、姜德广、王辉棣、石宝驹、李志坚、赵松龄、王懋基、陈宏贲、王焕元;第六排左起:裘志洪、洪铭熙、王克、王被德、席光康;第七排左起:章杏林、周谱福、唐玄之、李申生、陈钧)

浙大物理系在院系调整前有教师28人,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4名、讲师4名、助教13名。留浙大的作为物理公共教研组有2名教授王谟显、何增禄(1955年因国家需要被调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筹建高真空技术专业),副教授2名张有清、胡济民(1955年调至北京大学筹建和主持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才的“物理研究室”,后为中科院院士),曹萱龄、龙槐生、盛耕雨3位讲师,李文铸、汪永江、刘古、胡嘉桢、汪家訸、沈世武、冯缵刚、韩康琦、陈昌生9位助教;调复旦大学的有卢鹤紱(中科院资深院士)教授和殷鹏程助教;调入浙江师范学院的有丁绪宝教授(1956年调任北京天文馆物理实验室教授筹建中央科学技术馆)、斯何晚副教授和梁仙翠助教;石之琅助教调厦门大学物理系;调南京大学的有程开甲(1960年调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后为中科院院士)副教授和陈维昆助教(后转南京航空学院);束星北教授和陈继述助教调山东大学物理系;徐佩璜讲师调浙江医学院;王淦昌(中科院资深院士)教授和吕敏(后为中科院院士)助教调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学院院长胡刚复(部聘的一级教授)教授受聘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调至南开大学物理系;朱正元教授被聘为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

化学系Image

1950年6月浙大化学系师生职工合影

(前排左起:顾学民、陈嗣虞、张其楷、严文兴、王承基、 吴征铠、王葆仁、王琎、丁绪贤、钱人元、张启元、孙树门、张复生)

浙大化学系在院系调整前有教师41人,其中教授14名、副教授3名、讲师5名、助教17名、工友2名。留浙大的作为化学公共教研组有陈嗣虞(1958年调入杭州大学筹建化学系,任系主任)、丁绪贤(1955年退休)、严文兴3名教授,杨士林1名副教授,张启元、赵善成2名讲师和吴季兰(1955年调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任放射化学实验室主任)、刘懋涛、朱帼英、韩世钧、商夑尔(1950年派去哈尔滨工大读研究生班,1953年毕业后调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张志炳(1950年派去哈尔滨工大读研究生班)6名助教;调复旦大学的有吴征铠(中科院资深院士)、蔡淑莲、于同隐、吴浩青(中科院资深院士)教授,张复生(1953年跟随丈夫卢庆骏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航天部703所工作)、沈仁权2名讲师以及陈耀祖(后调兰州大学为中科院院士)、沈宝棣、徐凌云3名助教;调入浙江师范学院的有王琎(部聘的一级教授)、王承基2名教授,周洵钧副教授,金松寿讲师,戚文彬助教和两名工友;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的是吴能远、樊文洵、高善娟、杨浩芳4名助教;调入浙江农学院化学教研组的是顾学民副教授(1953年又随丈夫调厦门大学),黄桂香、何增耀助教;王葆仁(中科院资深院士)、陆熙炎(后为中科院院士)教授调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邹元燨(后为中科院院士)教授调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张其楷教授调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系;钱人元(后为中科院院士)教授、林励吾(后为中科院院士)助教调到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生物系Image

1948年6月21日,浙大生物学会欢送毕业同学暨谈、刘、萧三位先生出国留影

( 第一排左起:胡步青、王曰玮、吴长春、×××、孙宗彭、谈家桢、董聿茂、贝时璋、仲崇信、江希明、庄雍熙、王凯基、李琼华;第二排左起:沈立美、苏君莹、钱熙、聂其灼、陶美华、王家清、肖刚柔、丁再福、董泉声、刘祖洞、廖友桂;第三排左起:熊兰英、王韫明、蔡南山、丁静、沈楞、×××、马长俊、高沛之、周本湘、朱孝颖、潘瑞炽、周光裕、项维、朱润、任树德)

浙大生物系在院系调整前有教师29人,其中教授8名、副教授5名、讲师4名、助教10名、技术员、工友各1名。调复旦大学的有谈家桢(中科院资深院士)教授,盛祖嘉、王凯基副教授,项维讲师和蔡南山、高沛之、孙琦(1956年获苏联生物学副博士,回国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放射生物学研究室工作)3名助教;周本湘讲师调华东师范大学;调入浙江师范学院的有江希明、董聿茂2名教授,吴长春、王曰玮2名副教授,俞志隆、陈仁彪2名助教,技术员、工友各1名;卢嘉锡(中科院资深院士)教授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调南京大学生物系的有仲崇信教授,丁再福、王韫明、聂其灼助教;胡步青讲师调浙江医学院任教;调入浙江农学院生物系的有陈士怡教授,陆定志讲师和钱熙、陆廷琦助教;贝时璋(中科院资深院士)、姚錱(后为中科院院士)教授和沈善炯(后为中科院院士)副教授调入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蒋天鹤教授调入上海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药学系Image

浙大药学系在院系调整前有教职工13人,其中教授3名、讲师1名、助教5名、管理员1名、工友3人。孙宗彭教授调复旦大学生物系;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的有许植方教授,王登明讲师,王秩福、刘镇固、刘文清、殷孟光4名助教,管理员1名,工友3人,未完成学业的3届学生以及药学系相关的图书仪器资料;金国章(后为中科院院士)助教调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刘宝善教授调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学系。

浙大理学院五个学系大部分师资被调入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下设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所研究所及大批图书仪器资料均并入复旦大学,尚未毕业的5名研究生、154名本科生亦转入复旦大学继续完成学业。日后,完成学业的学生成为国内这些专业的佼佼者和复旦大学相关学科的中坚力量,有的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的两院院士中的苏步青、陈建功、谷超豪、夏道行、胡和生、石钟慈(以上为数学)、卢鹤紱(物理)、谈家桢、金鉴明(以上生物)、吴征铠、吴浩青、陈耀祖(以上化学)、吴定良(人类学)、谭其骧(历史) 14人都来自浙江大学。

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时值初创,筹建专业研究所急需大批人才,竺可桢又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深知浙江大学的实力所在,乘全国院系调整的机遇,一大批浙大名流调入中国科学院下属各所,成为各所的栋梁。后当选院士的有浙江大学理学院调入的王淦昌、吕敏(近代物理研究所),贝时璋、罗宗洛、沈善炯(植物生理研究所),王元(数学研究所),姚錱(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王葆仁、陆熙炎(上海有机化学所),钱人元、林励吾(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金国章(上海药物研究所)12人,可见老浙大理学院人才支援全国科技教育界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

回忆六十年前求是桥畔往事

王幼于

《浙大校友》1996 年下期摘登,1996年10月

我原名王勤增,1932年自宁波效实中学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4年秋因病休学半年,1937年夏毕业。在求是桥畔度过了四年半。
1997年母校浙江大学百年大庆。我离开母校正好过了一个甲子。虽已是耄耋之年,记忆力还算不错。六十年前求是桥畔往事,历历在目。爰借浙大校友征文之机,略述数端,一抒怀旧之情。
一、忆师长
浙大化工系,是由李乔年(寿恒)师创办的国内第一个化工系。我得以亲承李师教诲,印象最深的是他亲自开的“杂志报告”课,要学生去图书馆阅读化工文献,把阅后收获写成文字材料,并每次指定几名学生在课堂当众作报告。这对培养学生查阅文献能力和学习自觉性十分有效。学生有了这种能力,可以终身受用。
我忝列李师门墙,毕业后原由李师推荐应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助研之聘,以“七七事变”发生,未能到职。抗战中虽一度在化工厂工作,然时间不长,主要是在中学、大学任教,解放后又转入出版界,从事科普工作,可以说用非所学,愧对乔年师。我从事出版工作,也忘不了李师当年在这方面培育之恩。李师的论文《柏尔氏纯煤热值分类法对中国煤的适用性研究》发表在1937年《浙江大学工程季刊》第2卷《化学工程》上,这期刊物就是在乔年师直接指导下由我做具体编辑工作的。
1992年4月,乔年师九十五华诞,我正好在杭州,去浙江工学院参加庆祝会,见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乔年师,虽因腿骨受伤行动不便,但看去精神矍铄。听了他在会上致词,专门讲了竺校长日记中提到他当年打麻将的事,说他听了竺校长委婉批评以后就不再打麻将,感谢竺校长对他的帮助教育。这段话讲得十分风趣,使我回忆起当年每年在化工系迎新大会上,乔年师总是讲一个孔夫子和耶稣对话的笑话,说是耶稣问孔夫子:“我们西方人吃饭时喜欢相互交谈,为什么你要大家‘食不言’呢?”孔夫子回答说:“因为你们西方是分食制,一人一份,我们东方是共食制,你吃饭时说话,菜就让别人吃完了。”在这次祝寿会上听了乔年师关于打麻将的这段讲话,觉得风趣不减当年。可是回味一下,他以如此高龄的长者身份,在祝寿会上却以揭己短作为话题,实在意味深长,不仅显示他坦诚磊落的精神,实际上是以自己的体会教育像我这样的晚辈,人不怕犯错误,重要的是知错能改。
化工系当年的教师中,潘承圻和吴锦铨两位也深受学生爱戴。潘师教无机分析,他除了课堂教学条理清晰之外,特别对分析实验抓得很紧,对每一个分析项目,给每一个学生各发一个分析样品。一班学生有几十个人(化学系学生也在化工系上课),他每次都亲自配几十份不同的样品,要求学生分析的结果和他自己所掌握的数据误差不超过百分之零点几。他的严格要求,培养了学生作精密分析的能力和干工作要一丝不苟的精神。他在教学上严肃认真,平日言谈中却和蔼可亲,说一口苏州话。当年潘师的音容笑貌,一直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吴师教工业化学,循循善诱,一副慈眉善目,在学生中他以菩萨心肠闻名。吴师1936年离浙大去上海中国植物油料厂,我们1937年三四月间毕业旅行过上海参观这个厂,吴师亲自热情接待。吴师离校后,新来了程耀椿老师,教我们化工原理。1937年去上海南京北平(今北京)毕业旅行,就是由他带队的。他和学生同宿同行,还在北平便宜坊请大家吃了一顿烤鸭。解放后1952年,我在北京,曾在东安市场远隔十来米见到过他,可惜因人群拥挤,没有追上他。后来听乔年师说他当时可能在清华大学。
除了化工系的几位老师,还有化学系的陈嗣虞老师,教我们有机化学和有机分析,细心耐心指导我们做实验。他解放后在杭州大学,我曾写信向他问候。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中,印象较深的还有教微积分的朱叔麟老师和教画法几何的胡仁源老师,在当年算是学校中德高望重的两位老教师,当年全校正教授只有陈建功和苏步青两位,也只有三四十岁,朱、胡两师已经有五六十岁。教我们电机工程实验的孙潮洲老师,抗战中我在福建南平见过他,当时他处境很困难,贫病交迫,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
我还要特别提到教我们二年级英文的一位老师倪夫人,原籍美国,是电机系一位副教授的夫人。她对学生要求很严,差不多每星期有一次发卷测验。有一次我己交卷,从讲台回到自己座位,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同学低声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简单回答了一句。倪夫人当时就指责我们舞弊。卷子发回时,我的卷子上除了应得的九十几分之外,又把这个分数用两条杠划去,另外写上一个“0”。当时我觉得很冤屈。后来想想,这样的严厉处分还是对学生有好处的。
六十年前教过我的老师,现在大概都己作古。李乔年师最长寿,也已于1995年去世。对于培养过我的老师,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写下这些一鳞半爪的回忆。
二、忆旧友
我1932年考入浙大时,效实中学同班同学还有七位。化工系有刘馥英大姊,她1936年毕业后去德国留学,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上成就卓著,现在华东化工学院。电机系有许声潮(兴潮)兄,1936年也去德国留学,解放后在上海华东电力试验所,退休后去美国探亲。汪闻涛兄,解放后在南京江苏电力试验研究所,退休后仍在做有关本行的一些学术工作。机械系有韩文藻兄,毕业后曾留校任助教一年,后去铁道部,抗战中去美深造,解放后在铁道部武汉设计院退休。农学院有陈迟兄,抗战中曾去美国留学,后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现在美国定居。他们都在本行工作中作出贡献。我遥祝他们晚年幸福!还有两位已经去世,一位是电机系的邵培梓兄,解放后他在北京供电所工作时我和他有来往,六十年代初他去新疆,后来听说在一次出差途中遭匪徒杀害。另一位是姚积尧兄,毕业后去航空署,解放时留在大陆,是起义人员,“文革”中惨遭迫害,以致半身不遂,八十年代初去世后才得平反。我对邵姚二兄怀着深切的悼念之情!
因为我一度休学,所以化工系中我和36、37 两届同学都一起上过课。36 届中除前面提到的刘馥英大姊,我还怀念姚玉林兄,他毕业后去南开大学应化研究所,后来考取庚款留美,我毕业后原来要去南开大学应化研究所,就是去补他的缺的。1992年我参加母校九十五年周年校庆典礼,见到北美同学会的代表,打听他知不知道姚玉林兄,他说姚兄仍在美国。韦人骝兄,毕业后去中国植物油料厂,我们去参观该厂时由他陪着我们。后来他在一次事故中右臂被皮带卷入机器,装了假肢。抗战中他在温州创办东南化工厂,当时因火柴厂需要的氯酸钾原料进口被封锁,他设厂用电解法制氯酸钾,供应火柴厂。1943年我应他之约去那个厂担任化学工程师,当时电机工程师是36届电机系的吴汪乾兄。1944年温州沦陷,厂匆促解散。韦兄后在巴基斯坦办企业,现在还在美国和巴基斯坦两处跑。36 届同学中有一位沈一鸣兄,毕业后不久在参观江阴炮台时被击伤去世,当时我还在校,闻讯觉得十分痛惜。吴汪乾兄解放后自淄博铝厂退休回太仓,曾为建设太仓电厂效力。
和我同届毕业的,陈东兄和我相交甚深。他也是1932 年进校的,因奔父丧休学一年。一年级和四年级我和他同住一室。四年级时我知道他和土木系的侯焕昭兄等同参加一个“团契”组织,实际上是假基督教宗教组织名义从事党的外围活动。抗战中他在福建筹建福建省企业公司下属的一所皮革厂,1940年我应他之约去那里任技师。后来因为省里经费支绌,厂一直只是试生产,我于1941 年冬离开那个厂。解放后1951年我曾在北京见过陈东兄,还相约同去看另一位同届同学陈国符兄。陈国符兄当时在北大化工系,院系调整后他去天津大学。他是留德学造纸的,对炼丹史很有研究,五十年代我在北京由中国化学会主办的一次中国化学史研讨会上听过他的一次报告。陈东兄后来在永利宁厂,五十年代我在报上见到报道他对煤的燃烧方面有研究成果,作出贡献,受到表彰。他后来任江苏省石油化工厅副厅长,退休后回到福州,健康情况不大好,我对他十分挂念。同届同学中吴珣兄毕业不久即因病去世,令人惋惜。另外在报上常见到邹元燨兄在治金方面作出贡献的报道,当选为学部委员,惜已在1987 年因病去世。在李寿恒文献室编的《桃李集》的“北美浙大化工系校友通讯录”中,我见到有张禄经、张格二兄的地址。
由于我毕业后正好发生抗战,大家行踪不定,所以除个别的以外,这届化工系同学大多失去联系。但是当年这些同窗的音容笑貌,我也还深印脑际。37 届化工系同学拍过一张毕业合影,我至今仍珍藏着。
除了化工系的同学,我还特别怀念一位电机系 36届的同学陈世昌兄。他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我在念四年级,课后常去他的宿舍,有时聊天,有时打桥牌。解放后我先后在有关台湾校友和北美校友聚会的报道中见到过他的名字。大概现在也在美国。
三、忆学运
1935 年12月,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继16 日北平学生和市民第二次上街游行之后,杭州学生首先响应,也在市内举行示威游行。记得当时我的中学同学冯宾符兄(解放后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上海参加进步刊物《大众生活》的编辑工作,来信要有关杭州学运情况。韩文藻兄为之写了一篇报道杭州学生游行情况的文章,我搞到几张杭州学生游行的照片,发表在《大众生活》上。
接着浙大学生会还策划全校学生去南京请愿。大约在12 月下旬的一天,决定全校学生一早去杭州城站坐火车去南京。那时我没有在学校住宿,为了能一早参加这一活动,头天晚上睡在电机系36 届同学曹寅亮兄床上,他已先期作为先遣队去南京。那天半夜里,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了浙江保安司令部的两个士兵,对着我的床叫我起来跟他们走。我问干什么,他们说你不是叫曹寅亮吗?我说不是,是住校外借睡在曹床上的,他们先是不信,后来别室的同学都被吵醒起来,证明我的确不是曹寅亮,那两个士兵就不理我走了。那天夜里凡是在学生会里比较活跃的同学,大多在所住的宿舍里被抓走。
当时全校同学义愤填膺,一声号召,都在工学院操场集合,决定仍按原计划去南京。可是这时学校大门己由保安司令部的士兵把守。有几位同学带领大家悄悄地走文理学院新盖教学大楼后面临庆春路的一道小门,出门快跑沿庆春路过庆春门转上铁道,直奔城站,几百个学生排队站在铁道上,有几位同学向城站要求发车。那时杭州的火车是从闸口开出的,城站没有车,站里不肯发车。我们在铁道上从早上五点多站到大约十一点,有一位农学院的同学叫施尔谊(解放后曾任上海人大常委会主任,改名施平),原来也是学生会活跃分子,我们以为他大概已被抓走,他却隐蔽下来,这时站出来向大家讲话。原来这次出庆春门到城站的活动主要是由他指挥的。他向大家提出,“这次同学被抓,保安司令部按着宿舍抓人,一定是学校提了‘黑名单’。我们和车站多次交涉,车站不肯发车。现在我们己和学校当局交涉,和保安司令部交涉,要他们把被抓的学生放出来,否则我们就坚持在这里站下去。”大约又过了一小时,学校派秘书长来当众宜布,被抓学生己经放出,大家才离开城站走回学校。
这一次去南京请愿没有成功。回校以后,全体学生仍集合开会,除决定继续响应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通电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抗日,还一致决定在校内掀起倒郭倒李运动。当时的校长郭任远,到任后就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控制学生思想和活动,早已引起多数师生的不满。农学院院长李德毅执行郭的指示最卖力,也遭到农学院师生的反对。于是以这次向浙江保安司令部提学生“黑名单”为爆发点,发生驱郭驱李运动,罢课请愿。到1936年1 月,蒋介石曾到浙大召集学生讲话,学生也不妥协。这个学期没有大考就放寒假。后来郭李被迫辞职。
1936年4月,教育部任命竺可桢氏来长浙大,学潮才算告一段落。竺校长来浙大后,一变郭任远当年和学生对立的状态,以学者的风度治校,全校出现了祥和团结的气氛。
四、忆求是
1937年6月,在竺校长主持下举行了毕业典礼,我就离开了求是桥,回到宁波老家,准备 7月底去天津。“七七事变”发生,天津邻近战场,我于7月中旬又到母校找李乔年师,乔年师要我等一等再说。这是我在抗战前最后一次告别求是桥。
我在求是桥畔度过了四年半,对当年学校景象至今还大致记得。工学院仁义礼智信五斋印象最深,这是学生宿舍楼。北边一带是木工场、铸工场、铁工场、金工场,化工、电工、土木、机械、水利等实验室,化学分析实验室,南边一带是办公室、图书馆,中间有阶梯教室,后面是大操场。工学院出大门两边是小河,对面是一带小山。向南绕过小山,有一道门通浙江省立图书馆,向北过求是桥是文理学院大门。过桥东边后来新建了体育馆。文理学院里面主要建筑是郭任远长校时新建的教学楼,可是建成不久中间就有了对裂缝。我们一年级时上课有时在文理学院西边一带的平房教室里,有的课在工学院阶梯教室里上。新教学楼建成后就在教学楼里上课。化工系在刀茅巷,上有机化学课和做实验要到刀茅巷去。另外在校门外大学路上有一个宿舍大院,我们一年级时的宿舍就在这个大院里。
抗战胜利后,浙大回迁杭州,后来迁到新址。六十年代初,我出差杭州,曾去大学路访旧。到了原浙大校门口,印象中挂上了一个工厂的牌子,不让进,只好在浙江图书馆和附近转悠了一圈。以后一直到 1992年,我参加母校九十五周年校庆,又去大学路,原来浙大校门己经敞开,口上好像钉了一块“老浙大弄”的牌子。进了校门,已经面目全非。北面原来文理学院的那一带大概是一所工厂,原来的小山不见了,小河不见了,求是桥当然也没有了,原来小山的位置也是一座工厂,原来求是桥的地方有一个居委会。估计原来工学院的位置,找了半天才找到了进去的门,终于在里面找到一所破旧的二层楼房,看去当是当年五斋之一,但不知是哪一斋。闯进楼门,在楼下楼上过道走了一遍,在楼上找到一间屋子开着门,进去一问,说是一个防疫站,说这所房子是老浙大剩下来的唯一一所,不久也要拆去了。我在这所楼房前照了一张相,为我和求是桥的最后告别留一个纪念。

(1996年6月)

精勤研学艺,艰辛育英才──朱福炘教授回忆原浙江大学物理系

洪震寰

1927年,北伐军过浙江之后,当时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实行大学院制,把杭州的高等院校合并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次年改称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除了已有的工、农两院外,要增设文理学院。1928年,任邵裴子先生为文理学院院长;当年就开设物理门(次年改为物理系),聘张绍忠先生为系主任。张先生邀正在厦门大学物理系工作的朱福炘任助教,金学煊为技术工人。就这样,一位教授、一位助教、一位技工,三个人撑起了物理系的牌子。第一年招了三名学生,王谟显和盛耕雨就是这一年入学的。第二年招生十一名,但毕业者仅六人。是年,王守竞教授来到浙大,不过只呆了两年就转到北京大学当物理系主任去了。后来,束星北、徐仁铣、何增禄、郦堃厚、郑衍芬等教授相继来系;助教有顾功叙、吴学蔺、李博、郑昌时、郑一善等,并增聘了仪器保管员任仲英。吴健雄和殷大钧也在1934 年来任助教。这样,浙大物理系师资阵营显得强大起来。邵裴子院长十分重视物理系。第一年就拨了两万多元的巨款供购置仪器设备。以后,每年都有万元以上的设备费。张绍忠、何增禄两位先生尤其重视实验,不但精心指导,而且亲自动手制作教具仪器。他们一开始就提出,宁可少买仪器,首先要购置车床等工具设备,以便随时自行设计制造与修理所需的仪器教具,并训练青年教师的动手能力。当时,任何仪器设备以至工具零件,都要到国外去购买,价格十分昂贵,例如一只壁装电流计的架子,要近十个美元。教师们就自己设计绘图,由金学煊加工制作,节省了不少的外汇。何增禄教授是早期国际上著名的真空技术专家,也亲自动手,吹制了许多玻璃仪器,包括多级水银真空泵及油泵,省下了大量的费用,充实了更多的仪器。通过全系教工的艰辛创业,使得实验室初具规模,应开的物理实验全都能够开出来了,这是物理系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建设。
正当物理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欣欣向荣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1935年初,因为当时的校长郭任远硬要分散中华文化基金会指定补助物理系的设备费,引起物理系教授们的愤慨。大家相约不再接受续聘,并把这一决定提前通知校方,以免影响学生课业。虽经好心人调解未遂,终于 1935 年暑假,教授、讲师、助教、技术员和仪器保管员一起离开浙大。张绍忠、朱福炘、金学煊去南开大学;何增禄去山东大学;束星北、任仲英到暨南大学;郑衍芬到大同大学;吴健雄则转到中央研究院,不多时就去美国了。这样,使得浙大物理系的发展受到了暂时的挫折。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浙大就发生了“驱郭风潮”,竺可桢先生继任校长。竺先生最重视师资质量。他把离去的物理系教师连同技工、管理员都一一召聘回来。此时,何增禄先生还约请王淦昌教授同来。浙大物理系又恢复了蓬勃的景象。
可是,好景不长。1937 年日寇大举侵华,杭州吃紧,浙大开始了历时八年的辗转流徙,由杭州至建德,至吉安,至泰和,至宜山,最后到达贵州的遵义和湄潭。其间,一年级还在天目山、青岩、永兴场单独开课,真是历尽千辛万苦。在这难以想象的流离颠沛之中,物理系师生不但坚持上课,而且坚持做实验。每到一地,就打开仪器箱子做实验;临到转移,又要将仪器收拾装箱.由于大家认识到实验的重要性,所以谁也不叫苦嫌烦。在这历时两年半,途经六省,计程二千六百公里的长途跋涉之中,竟没有损坏一只玻璃仪器,丢失一根直尺。这要特别归功于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与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的努力。胡先生可以说是我国把实验引进物理教学的第一人!他是一位学识广博,眼光远大,毅力过人,襟怀坦荡的长者。他讲起课来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谈笑风生,引人入胜。胡先生有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1924 年,他担任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物理系主任,恰逢校园“口字房”失火,物理仪器尽付一炬,他认为不做实验就无法上好物理课。那时胡先生正在大同大学兼课,每周都要到上海去,就顺便在大同大学借了仪器,亲自带到南京为学生开设实验;有时还特地在苏州下车,到东吴大学再借一些来。在一段时间里,几乎趟趟如此,不厌其烦,不辞辛苦,这种精神真叫人敬佩。1936 年起,胡先生来浙大担任理学院院长,仍然是这种实干的精神和刻苦的作风。他每次为浙大勘察迁移地址,就考虑到实验场所。刚到湄潭,搭了一些芦席棚权充实验室。后来,由于他的努力,在双修寺新建了一幢实验室和修理工场。那里没有电,他想尽办法搞到了一台汽车发动机和发电机,在这穷乡僻壞,竟然也能开设电学实验了。李政道教授回忆当时在浙大物理系学习的情况时说:“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条件差些,实验设备简陋一些,同样能培养出人才来”。情况确实如此。
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浙大物理系还举办了四次学术活动——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年会。这几次年会都在一座简陋的民房里举行,摆了一张桌子几条凳子就算是会场,物质条件虽然困苦,与会者却十分认真热烈。1942年 12月举行的第十次年会由何增禄先生主持,到会会员7人,非会员数十人,宣读论文 18 篇。这一年适逢牛顿诞生 300 周年,故有关于牛顿生平的报告数篇 。1943 年10 月31 日举行的第十一次年会由张绍忠先生主持,到会会员8人,另有非会员若干人,宣读论文12 篇,朱福炘作了“利用光的弹性研究应力之方法”的公开演讲。1944年10月的第十二次年会是和中国科学社湄潭社友联合举行的,由胡刚复先生主持,到会会员15
人,另有非会员多人,宣读论文9篇。竺可桢先生对于物理系及其学术活动素来十分关心支持,此次亲自到会作了著名的“二十八宿之起源”的演讲,钱宝琮先生报告了“中国古代数学之特点”。英国李约瑟博士夫妇应邀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李的讲题为“中英科学合作馆之工作范围”,李夫人的讲题为“肌肉伸缩时之化学作用”。1945年10月7日又举行了第十三次年会,由何增禄先生主持,宣读论文11篇,并有两次公开演讲,一为何增禄的“光和机械运动”,另一为韩康琦的“雷达”,这些学术活动都颇有成果。
抗战胜利,浙大分别从贵州和浙江龙泉复员回到杭州。至1948 年,物理系已拥有教授、副教授十余人,如胡刚复、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王淦昌、朱正元、丁绪宝、卢鹤绂、朱福炘、周北屏、王谟显、胡济民、张有清、斯何晚等。此外,还有程开甲等先生。大家正期望着今后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从事教学和研究。可是,继之而来的仍然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物理系进步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了奋勇的斗争,直至1949 年迎来了解放,物理系也获得了新生。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一面认真地投入政治学习,一面努力地进行教学和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何增禄先生作过一个不很完全的统计:从1945 年至1951年,物理系教师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有51 篇。值得提到的是,丁绪宝、朱正元两位教授,解放后特别注意研究物理演示实验的改进。他俩都能用最普通的材料,最节省的费用,设计出演示实验。这是一项开风气的工作,对中学物理教学尤有裨益。浙大物理系的同志们还以十分振奋的心情组织了中国物理学会杭州分会,1949年10月8日,在浙大工学院礼堂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七届年会(杭州区年会)、杭州分会成立大会”。何增禄先生主持,丁绪宝、王淦昌教授分别报告了 “中国物理学会简史”与“杭州分会筹备经过”。会上,王淦昌、卢鹤绂、朱福炘、王谟显、胡济民、杨得云等教授,宣读了论文共10 篇。朱福炘作了“各式回旋加速机”的公开演讲;王谟显、胡济民介绍了英国物理学界的近况;王淦昌表演了云雾室。1951年7月19日,在浙大物理系(“舜水馆”)又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杭州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仍由何增禄生先主持,何增禄、卢鹤绂、丁绪宝、程开甲、汪永江等教授,宣读论文共7篇。这两次学术会议,对中学物理教学问题都给以特别的注意。丁绪宝教授作了称为“群众化的物理表演”,有“花生浮沉子”、“木板验电器”、”袖珍 Crova盘”(用画图表示纵波行进的简单的演示仪器)等项目。有的实验能做到“500人同时共见”,有的能“500人同时自做”,还有的“人人能于短时内自做”,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浙大物理系有不少优良的传统.首先,教师的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严肃。例如,张绍忠教授讲课,讲台桌上的演示仪器必定按照使用次序放得整整齐齐,联结电路的导线不准交叉杂乱,过长的导线必须绕成螺旋形,使长短合适,便于学生一目了然。同时,对学生的基本训练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凡是指定的习题作业、实验报告,都要求计算准确,文字通顺,做到规范化,否则就要退回重做。其次,物理系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几乎从一开始就在高年级开设文献报告会,每周一次,由四年级学生和教师轮流作报告,并由听众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例如,1940 年,国外关于铀裂变机制的文献一到,束星北,王淦昌二位教授立即指定程开甲先生仔细研读提出报告。这种坚持多年的制度,可以使高年级学生和教师及时掌握物理学进展的前沿状况。为学生们开设的一系列选修课,也大大开拓了他们的视野,例如束星北教授的相对论,王淦昌教授的核物理,卢鹤绂、王谟显教授的量子力学,都使学生获得最新知识。教授们的科研活动也是相当活跃的,例如,卢鹤绂教授和曹萱龄先生合作,使用游离室研究铀的自然裂变半衰期的工作,就是在浙大进行的。王淦昌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用云雾室研究地面附近宇宙线中个子的蜕变,回国时带来了他所用的云雾室,带领几位青年教师继续用镭-铍中子源研究可能发生的新现象,这些都培养了年轻人的研究能力。此外,物理系有十分融洽的师生关系,在抗战时期曾实行过导师制。导师由学生选择,师生之间亲密无间,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或学术问题,各抒己见,毫无拘束。学生敬重教师,帮助教师;教师爱护学生,支持学生追求进步。物理系学生中不少人做党的地下工作,他们团结了一批同学向反动派进行斗争,对于当时的进步运动以及后来迎接杭州解放, 保卫学校,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也招致反动派的种种迫害。不少教师对他们给予同情和声援,比如王淦昌教授就常常在经济上接济他们。
浙大物理系从1928 年开办,至1952 年院系调整撤销,虽然只有二十四年的历史(1957年重新设置物理系),但毕竟曾荟萃了不少物理学家和物理工作者共同奋斗,培养了一百五十余名毕业生(名单见附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之中有不少已成为知名的物理学家或物理学史家,绝大部分毕业生都曾经和正在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本文系根据杭州大学顾问朱福炘老师的多次谈话整理而成,并经朱老及原浙大物理系的有关同志审核。在此,对审阅者谨表谢意。

附录:原浙江大学物理系历届毕业生名单*
(1932—1952 年共21届)
1932:王谟显、盛耕雨、蒋铭新
1933:张有清、庄鸣山、孙承梁、斯何晚、任树德、张思僚
1934:黄缘欣、王子昌
1935:羊锡康、徐驯宝、杨明洁、宋兆丰、姜朗、魏鸿渐、陈哲人、陈卓如、王惠熹、忻贤德
1936:沈慧贞、周纪善、孙吉生、马启义、孙沩、阮名成、徐佩璜、张棡
1937:黄授书、洪宝三、端木镇康
1938:赵保惠、朱克世、余文琴、朱鉴明
1939:刘导芳
1940:江乃纯、曹萱龄
1941:程开甲、解俊民、方蕲
1942:胡济民、陈维昆、许良英、梅镇安
1943:龙槐生、邹国兴、韩康琦、胡岳仁、胡永畅、周志成、王兴廉
1944:陈成琳、罗瑞寰、金德椿、许冠仁、江乃霁、阚仲元
1945:汪容、冯平贯、吴永春、张富民、蒋素卿
1946:忻贤杰、郑乃森、程嘉钧、鲍延福、曹緧生、李天庆、谭楚材
1947:梁仙翠,卢萄英、任知恕、李寿枬、刘易、吴声达、张汝任、王闻农、张叶明、余宏基、殷鹏程、温泽民、谭家岱、李文铸、龚尧圭、沈立衍
1948:陈继述、冯钻刚、范岱年、林克椿、陈昌生、洪士极、田志伟、钟重、程晓五、杨锡轩、范复礼、沈培基、沈晓青、王勤焕
1949:吴大胜、吴克华、龙白云、区品喆、吴洵高、刘传薪、沈光年、钟新淮、徐国和、方湖宝、吴仁铨、陈肯、陈亚希、胡南琦
1950:皮名嘉、郑德基、周万生、汪家讯、史福培、刘古、郭尚汉、胡梦侠、顾惠祥、顾去吾
1951:洪铭熙、徐亚伯、李志坚、李申生、赵松龄、袁运开、沈世武、卢云锦、王辉棣、袁作义、芮秀华、裘志洪、贺剑南、钱学春、宋承宗
1952:吕敏、朱砚馨、吴璧如、王焕元、李志坚、吴国荣、唐玄之、黄承熊、章杏林、李镇敌。

*该名单是根据 1946 年编印的同学录补充校对,遗漏和差错恐亦难免。

As a Student at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抗日战争中的浙大学生》中文版:
https://ncku1897.net/his/2017/10/28/214/

As a Student at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Kan Chia-ming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ume 14, 1980 – Issue 1
Published Online: 08 Dec 2014 | Views: 1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 was studying at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To mention National Chekiang for many seems to bring to mind the beautiful Western Lake, its lovely hills and clear waters, a paradise tapestry of fishing and rice-growing villages. However, during the terrible War of Resistance, as we moved from place to place, National Chekiang matured, becoming not only one among the best known universities in China so that the eminence of her reputation was known far and wide, but even today when her name is mentioned, people all nod their heads and recall that especially during those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cannon fire and bursting bombs National Chekiang was brilliant in many ways.

Across a Thousand Mountains and Ten Thousand Rivers into Kweichow Provin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 was studying at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To mention National Chekiang for many seems to bring to mind the beautiful Western Lake, its lovely hills and clear waters, a paradise tapestry of fishing and rice-growing villages. However, during the terrible War of Resistance, as we moved from place to place, National Chekiang matured, becoming not only one among the best known universities in China so that the eminence of her reputation was known far and wide, but even today when her name is mentioned, people all nod their heads and recall that especially during those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cannon fire and bursting bombe National
Chekiang was brilliant in many ways. When he visited China the English scholar Joseph Needham observed the painstaking Spirit and conditions of study, and once said that this was the Cambridge of China,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were the Search for Truth Institute [Ch’iu-shih shu-yüan 求是書院 and the Chekiang Higher Academy [Che-chiang Kao-teng hsieh-tan 浙江高等學堂]. The Institute was founded in the year 1897, and after a number of later changes, in 1927, that is the 16th year of the Republic, it became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with three schools of sciences and arts, engineering, and agriculture, comprising a total of nineteen departments.
In 1937, the military actions of the Resistance brought many kinds of hardship for National Chekiang, among them five migrations, one bombing, a great fire, but from the midst of a thousand disasters and hardships, the school grew to maturity, prospered and became firmly established, till it became a lighthouse in the storm, shining its beacon in all directions across the troubled seas.
In the winter of 1937, the city of Hangchow was invaded by the Japanese, and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rose up to join the Resistance, many of them joining with the army. Later as the storm intensified, National Chekiang was ordered to move west. The first-year students went to Hsi-t’ien-mu- shan西天目山 [about 75 km west of Hangchow] and the others went to Chien-te 建德[about 100 km southwest from Hangchow]. A few months later in a major migration, the university moved
from Chien-te to Chi-an 吉安 in Kiangsi Province [about 200 km south-southwest of Nanch’ang on the Kan Riverl, little expecting that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the situation would become so tense that we would be forced to move from Chi-an to T’ai-ho 泰和[about 30 km up the Kan River from Chi-anl. At T’ai-ho the situation was stable and peaceful for a while, but before very long we were again forced to move farther west again, to Yi-shan 宜山 in Kwangsi Province [some 180 km southwest of
of Kueilin]. At Yi-shan the school increased in size, adding eral departments, at the Same time setting up an eastern branch the university at Lung-ch’üan 龍泉 in Chekiang Isome 250 km south- southwest of Hangchow]. At this point we thought that we were out of trouble and that we could breathe a sigh of relief.
Who would have guessed that Yi-shan was an area in which both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were impoverished, so much so that many of our fellow students were not able to find adequate nourishment, and some of the women students because of 2 lack of iodine even developed goiter. The hardships became sO Severe
that among the students a phrase circulated that Yi-shan [“suitable mountain”] was “suitable for mountains and suitable for rivers, but not Suitable for man.” Later, for Some unknown reason, w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Japanese, who targeted 2 large-scale bombing raid against the main campus of National Chekiang. Fortunately, although the school suffered heavy losses, no one was killed, neither students nor faculty. On the contrary, one of the students who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severe mental or emotional shock, because he had been closed inside a room unable to flee at the sound of the alarm, regained full consciousness following the reverberating concussions of the explosions. Everyone dubbed this great bombing raid a “glorious cleansing.”
After more than a year at Yi-shan we moved once more, first sending the first-year students to Ch’ing -yen 青岩 in Kueichow Province 「30 km south of Kueiyang city], while the main part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schools of the arts, engineering, and the nor ral school moved to Tsun-yi遵義 [also in Kueichow, some 120 km north of Kueiyangl, while tie agriculture and science schools and the attached middle school
went to Mei-t’an湄潭 [60 km east of Tsun-yi]. A year later the first-year students also move to Yung-hsing-ckh’ang 永兴场 far from Mei-t’an 「20 km northeast of Mei-t’an], and after this we did not move again. In all, beginning in 1937, until a year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university underwent five or six major moves. Not until 1946 did we make the great return to Hangchow, one after the other.
I am afraid that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must be accounted the university that made the most moves and suffered the greatest hardship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Total Lack of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To speak of the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for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is a joke. Even today, I often think that it was really a miracle that we did not starve to death, or freeze to death, or die from illness Or disease.
As for clothing, forget about styles or fabrics; if we had anything to wrap around our bodies it was considered highly fortunate. Most of the male students usually wore & plain shirt and trousers, and 计 he could wrap an old cotton quilt around
his body i winter he would attract sidelong glances. Most
popular among the women was a straight dress of blue cotton,
long and wide, covering them totally like a water pail. However, it was somewhat easier for the girls because they could
sew and mend, so such phenomena as “raising a sleeve and
seeing an elbow” having a hole in the sleeve of your clothes
your elbow showed through] or “empty in front and torn
in back” (when the front and back of cloth shoes and socks were
worn through) were quite rare. But for some the circumstances
were quite fascinating. After wearing a pair of socks, mending
them and mending them again, they would finally reach the point
where there was no way to mend them again, and then they
would cut off the bottoms of the socks and sew a piece of cloth
for new bottoms which would last for a while longer. For those
who were not so good at sewing there was still another method,
which was to pull your socks forward and just fold them over
SO that there were no longer “holes in front and empty in back.”
But this way your socks or stockings got shorter and shorter
until finally your ankle was nO longer covered and you had to
throw them out. In those days, not only the girls could handle
needle and thread, there were even some of the boys who could
sew, and no one laughed at them for being strange.
As for eating, the girls again had it somewhat easier. At
Tsun-yi, the women students volunteered to Supervise the
meals, while at Mei-t’an and Yung-hsing the men and women
students cooperated together. tt seemed that the only thing of
which there was ever enough was rice; vegetables and meats
were frightfully scarce and there were never enough. Those
who ate more than the others ended up eating rice alone. The women students’ eating manner was comparatively better. They were polite and generally understood in their hearts the portion of food due to each, holding to the rules such as “Like a
dragonfly sipping water,” and “eating six to one.” They managed to consume somewhat equally the vegetables and meats. “Like a dragonfly sipping water” meant that when the vegetables and meats arrived you must not take one big mouthful after the other, that it was only proper to eat like a dragonfly sipping water. For example, when the fermented bean curd was served, you must only take a little bit with the tips of your chopsticks.
“Eating six to one,” meant that you should take six mouthfuls of rice before one of vegetables and meats, and the six mouthfuls of rice must be divided into two sizes of helpings, one large mouthful and five small, only after which could you take a bite
of vegetables and meats. In this way sometimes there would even be a little bit of soup or broth left over, which as soon as the girls at that table had left, would always be stolen clean by
the boys. As for a table of eight male students, how those two
small plates of vegetables and meats were distributed was a
situation beyond the imagination. It was said that once one of
the male students really could not endure it any longer, and at
breakiast while eating soybeans sauteed in oil he finally had the
nerve to start “eating one to one thus provoking the anger of
another of the students at the table who deliberately took the
plate of soybeans and placed it in front of him, at which the two
started to fight so fiercely it was practically a war . One male fellow student once told me that other than the corpse of a dead man or of a fly, he would eat anything, that when he saw a side of pork in the food market he wanted to gO
raw, so pitiful was his situation: From this we can see what
times.
take a bite out of it
the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were during those
National Chekiang had three locations in northern Kueichow,
and except for a few new dormitories at Mei-t’an, the school
buildings at Tsun-yi and Yung-hsing for the most part were
borrowed temples and shrines and houses of impoverished
families of former high position, the conditions of which were
absurd. As for classrooms and laboratories, some classrooms
were made of boards the backs of which contained the angry
faces and round eyes of the images of fierce gods, while in
others there were two pillars as if there were a volleyball



court in the r00m. In Mei-t’ an two of the classrooms were
next to the street, and across the street lived some poor
ilies. One day just as we were about to start class, two women
fam-
from across the street started to shout and curse at each other.
At the time the weather was hot so the doors and windows were
wide open, so their shouting made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start
class, whereupon our teacher, Mr. Liu, who was about to start
lecturing, yelled over at them to stop fighting; but they were at
the peak of their shouting and going at it with a11 their might,
and what did they care whether you
held class or not? They
paid no attention. After a while the fighting had still not stopped,
so Mr . Liu stuck his head out of the window and shouted loudly
at them, “Hey, you two had better stop fighting, if you don’t I 11
call the military police to take you in.”
muzzles of their
At these words, the two women stopped fighting, turned the
guns out their windows, and with a deafening
roar shook their fists and stamped their feet cursing Mr. Liu,
startling him so much that he hurriedly drew his head back in
and slammed the window shut. By this point we could not help
breaking out into laughter, and I immediately took out a piece
next to me saying:
of paper and dashed off a note that T gave to the student sitting
Mr . Liu’s shouts aren’t worth a penny.”

“Women Wang curses the street and disrupts the school, but
Downloaded
When she read my two lines, she immediately covered her
mouth with her hand but still could not help bursting out laughing.
The dormitories were also fun. In order to save
had upper and lower bunks, with wooden plank beds, and plank
Space, all
desks, but we managed to get along. The most annoying thing
at that time was that at night the airplanes, cannons, and tanks
would come to disturb us. The airplanes were the mosquitoes,
the cannons were the fleas, and the tanks were the bedbugs.
Among these, the mosquitoes were the easiest to deal with
since a mosquito net could stop their devastating invasion. The
most annoying were the bedbugs which could hide anywhere and
you could never get rid of them. The most common way of kill-
ing the bedbugs was to carry the bed planks outside to sun, Or else to Soak them with boiling water. Then you could get Some
peace for a few days, but after a little while when you lifted up
your bedding, there on the bedboards would again be a number
of wriggling, crawling, stinking bedbugs. One year Mr. Fei
Kung 龍型 became dean of students and he had three important
injunctions, one of which was to kill bedbugs with boiling water,
from which you can see that although bedbugs are small they
can do a lot of harm, SO much so that they had already com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school authorities. Fleas are also very
annoying. These guys are very alert and quick, unlike the stu-
pid crawling bedbugs, and are thus very hard to catch.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fter you are fast asleep, you feel an itch
on your leg; immediately you sit
up in bed, but there is already
nothing to see. I had a friend who had a real talent for catching
fleas. She could hold the oil lantern in her left hand and swat
at a flea with her right. She would swat the led with her palm,
pull her hand back, and when she lifted it up between her thumb
and her middle finger there was always a flea. In one night ghe
could catch ten or more and would frequently catch them for uS.
Later we all called her “Lady Flea,” at which she got mad,
washed her hands of this task and would not heip us any more.
As for transportation, the female students had the most dif-

fieulty. Tsun-yi was divided between the new city and the old

city. The women’s dormitory was in the old city, while the
classrooms and library were in the new city, and a part of the
laboratory was outside the city. Running back and forth
day wa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unless
every
the hundred meter dash.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o cope with
you were really good at
was the fact that the classrooms on Ho-chia Street had no
women’s toilet, 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winter, to get up in the
morning, put three bowls of thin rice gruel into your belly and
impossible for anyone.
then try to sit through three classes in succession was virtually
Getting around in Mei-t’an seemed even more difficult. The
dining room was next to the men’s dormitory, and when you
walked out from the women’s dor mitory for a meal, you had
to CrOsS & small mountain slope traversed by a narrow winding


trail, then thread your way past the men’s dormitory before
arriving at the dining hall. This whole stretch was a muddy
unkept path which after successive rains became slippery and
treacherous. One careless misstep and you found yourself on
your back, both legs pointing skyward, or else both
and muddy and you
were buried in the mud. In either case your clothes got wet
your hands
had no choice but return to the dormitory.
There were always a few of the male students totally lacking
in sympathy and any sense of decency, who, when the weather
got like that, would stand at the windows watching from a safe
vantage point, and when one of the women students happened to
put on a particularly colorful performance by falling into the
mud, would clap and shout, raising a ruckus in the dormitory,
as a way of response. At that point you would neither cry nor
curse them.
laugh, but would really want to storm into their dormitory and
All in all,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food, clothing,
shelter, and transportation for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were really miserable, but somehow everyone managed, which
was probably due simply to the victory of mind over matter!
“You’ re All a Bunch of Country Hicks.”
One time when I was at a friend’s house for a dinner party,
one friend who had come out of a Christian school said:
of country hicks! “
“Boy, you National Chekiang students are really all a bunch
At that time, I simply laughed and replied:
“You’re absolutely right. Did you know that I was Once com-
mander of the country hick brigade ?”
In speaking of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you really
Can Say that we possessed the essence of “rusticity,” of which
we were quite proud. Under those conditions, a student with
a so-called foreign air had a hard time maintaining his position.
I remember that there was one student named John x who was
from Shanghai. Two students from my hometown despised hiim
him they would say:
and made a special point of picking on him. Whenever they saw
“Say, John X, how come your hair is black?”
“Hey, John X, here’s a bottle of blue color ink, why don’t
you take it and dye your eyes
with 计?”

Poor John x. He took a lot of insults. T Actually I knew him
quite weil. He was a kind person and a conscientious scholar.
Unfortunately he had a foreign name, and thus was always in-
sulted by others.
Perhaps this was a consequence of the atmosphere of those
times, especially of my generation which was born in worry
and grew up in war, Our heads full of nationalism that created
2 kind of atmosphere at National Chekiang. For example, if
someone should be in a happy mood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foreign and seeing you in the morning should call out a cheery
“Good Morning” [in Englishl, that person would be likely to be
greeted with eyes askance, and,
IAi! Eat Chinese rice. Why the foreign farts ?”
In this way, anyone with a “foreign air ” was attacked.
But National Chekiang was not the Boxers. What National
Chekiang students would not tolerate was “reverence for all
things foreign, ” or: “obsequiousness to foreigners.” On the
contrary, the new learning absorbed at National Chekiang was
not less than that at any school. Many of our textbooks were
in English. Among the courses I took, there were two in which
the practice books and experiment books were entirely in En-
$
glish. In the biology department there were two Indian students
who could not pronounce Chinese, and sometimes one of the stu-
dents would speak to them in English, and if he could not under-
stand them, someone else would try, and at times like this no
one would dare ridicule someone for foreign farts. National
Chekiang also had one Jewish women teacher who taught Ger-
man, and when she took her little dog out for 2 walk along the
river, no one ever said anything about her blond hair and blue
eyes, and everyone greeted her with smiles.
When you say something is “local” or Irustic’ I am afraid
that is only relative, not absolut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
tance I expect most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ies were like that.
However, National Chekiang had its own quota.
To say that National Chekiang did not stress English is not
necessarily true, but it did place special emphasis On our own
native born, native grown Chinese language.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Department had a student who put out announce-
ments or communications only in four or six character coup-
lets, which everyone really appreciated. One of the female students received two invitation cards to parties; one was written with a fountain pen, giving the date and address, while the
other was written in for mal characters with a brush, at the
very end of which was written, “respectfully await the pleasure
of your arrival.” This student declined the former invitation,
her reason being, “‘Anyone who writes such awfully distorted
characters must be like that himself. Who would want to spend
tiime with them?’ This of course was preiudiced, but it alsol
displayed a charming “rustic” quality.
The ” rustic’ quality of the women students at National
Chekiang had already become a custom. No matter how wealthy
a family she came from, no matter how important her father
was, once she entered the gates of National Chekiang, she put
On a plain blue Chinese dress and became another person from
head to toe. A number of the girls had trunks fulled with beau-
tiful dresses and high heeled shoes, but most of the time they
never wore them, until sometimes, in the evening when there
Downloaded by [University
was nothing to do, someone would suggest:
“‘Let’s get dressed up.”
At that a few good friends would laugh and giggle, put on red
lipstick and new dresses, and have fun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ir room.
Once when quite a few of us women students were just pass-
ing time in the dormitory,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of life, one
question asked was: “What kind of a person would you like to
marry?” Among all the students, not one said, “I would like
to marry someone with money or position,” Or “I want to marry
2 foreigner .” When 计 came my turn, I said,”T want to marry
someone who is like a knight of old, who can ride a horse and
shoot a bow.” They all stared and laughed wildly, replying,
“Quick, gO
find yourself a nomadic herds man!w (Heaven knows,
my husband, now, cannot even pull a bow, and he jumps when
he sees a snake.
Returning to the male students, they were charmingly “‘rus –
tic. You do not have to gO any further than to ask how many
of them, at that time, could dance? How many could tie a tie?
How many of them would dare cock their heads and whistle?
How many could use a knife and fork?
But none of them cared.
They would reply that these are insignificant. Who wouid deny
that this group of people were “‘country hicks”?
Strolling Along the River’s Edge,
Waiting for Someone in the Lobby Of the three locations of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in northern Kueichow, that at Mei-t’an had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There the mountains were bright and the water clear,
a landscape fitting for man. This wa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Mei River Bridge where the landscape was ex-
quisite, the Kiangnan of northern Kueichow. Most of the school
buildings, the dormitories and dining rooms, except for those
which were in older buildings, were newly built two-story build-
ings. In particular, the women’s dormitory, which was built
On the side of the mountain, surrounded by a bamboo fence, had
a certain charm.
The town of Mei-t’an was very small; it was neither a mar-
ket center nor a vital communications line. Ordinarily it was
very quiet and peaceful, SO the students had nowhere to go, and
besides reading, the only form of recreation was walking. Ev-
ery evening after dinner, in groups of three or five, one of boys,
another of girls, they would stroll down to the bankg of the Mei
River. This was an ideal time for everyone to run into each
other. Some of the male students were usually unwilling to
stand around outside the fence of the girls’ dormitory, not
wanting to run the risk of being given a hard time, so they took
advantage of these walks to look the girls over and get ac-
quainted. Usually, when we went out for a walk, once we
reached the Mei River Bridge, we would run into a certain
fellow student, nod and exchange greetings, continue walking
down to the bend in the river, run into that fellow student again,
and again nod and exchange a greeting, and who would believe
it, by the time we had walked around and were circling back toward the dormitory, we would run into that same fellow student yet again, and nod and exchange greetings for the third time. To meet thus three times in one evening, and to nod to
each other each time, the kind of friendship that was mutually
understood without being spoken, had a lingering charm. The
great majority of both the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at National
Chekiang had such sentiments. I have heard it said that some
of the boys who were more shy would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indulge their fantasy, by making the stroll along the Mei River
Some seven Or eight times in an evening. I don’t know whether
i is true Or not.
The atmosphere at Mei-t’an was comparatively open, which was not true at Tsun-yi. The girls dormitory On Willow Lane had double doors and a deep courtyard, SO you
could not enter directly from the street. When a male student came to visit,
he first had to relay his request to Old Chao, after which Old
Chao would go to the back of the courtyard and yell out:
“Miss so-and-so. You have a guest.”
The windows of the guest room directly faced the dormitory
behind, SO a lot of people soon knew who it was that had come
to visit this time, and he simply had to stiffen his neck until
the reply came back down, which sometimes was the voice of
someone calling down:
“‘So-and -so isn’t in.” Horrors! Hopes dashed, the dejected
victim could only lower his head and walk out.
gave
For a period of time, the office of dean of students apparently
the male students 2 hard time by making those who came
to visit sign their full names on something like a register, then
state whom they were visiting, after which Old Chao would
take the slip of paper to gO look for the person, and thus the
dean’s office would apparently be infor med and there would be
a record. At this point, some of the boys, waiting until Old
Chao had disappeared into the rear building to find the girl be-


ing called, would then reach down on the table and tear off the
file stub they had signed, thinking that after they had talked
and left, there would be no entry in the register and no trace
of their having visited. Little did they know that Old Chao was
a clever old fox, and that after they had left, he would quietly
fill in the two names again. I heard that later, it was too much
bother for Old Chao, and this system was simply eliminated.
8
Such phenomena as these occurred reaily because there were
too few women students, and since that which is scarce becomes
highly valued, of course they could become arrogant.
There was a female student who because she had had small-
Dox when little, unfortunately one eye had lost its Sight and her
whole face was pockmarked. I do not know who it was who
cleverly gave her the nickname, “the sky studded with stars,
and one round bright moon. (This nickna me was indeed a work
of superb skill: One could say it contained the qualities of
truth, expressivity, and refinement.) While she was at National
Chekiang, she received a love letter, and once someone asked
her for a rendezvous under the moon. Many years later sone-
One brought this up, stating with a Sigh:
“The male students at National Chekiang were really n0 good.
Even such a ‘surplus product’ as “the sky studded with stars,
and one round bright moon, was wanted by Someone’+’

In fact it was not a case of being no good, but simply that the
demand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e supply, so that the value of
the women students was increased by some ten-fold.
Some of the girls were really lacking in virtue. When they
received a letter from one of the boys, i they were unhappy
for any reason, they would send it back unopened. Others
would parade their reiections in public, and some would even
add comments in red ink, all of which was really unbearable.
One of the boys who considered himself highly talented was
good at writing love letters. He thought he had read a lot of
foreign things, and to show off filled the page with quotes from
Tolstoi, Maupassant, ete. Unfortunately for him he had mis-
calculated his recipient. When this girl received his letter,
she picked up her pen and wrote the following comment: A whole page covered with Maupassant, how sad.
You have not read all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 –
sics, the “classic’ of Kropotkin is empty madness.
Foreign things are difficult to appreciate, better to read Lao Tzu and Chuang Tzu in your leisure.
No matter how great foreign authors are, if you forget your roots and ancestors, you go astray.
would have been better than this.
This tease was really embarrassing and excessive, but demonstrat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times.

Shortly after entering
Seek Truth from Facts, Work for the Nation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the first
time I heard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Cha k’o-chen 竺可桢, give us a talk, I, along with many of the other students, could no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He spoke rapidly and hurriedly with a kind of patter like a hundred birds returning to nest, so that my only impression was that on the stage he continuously lifted his heels off the floor, and he seemed to be always repeating something that sounded like:
“Zots’azay, zots’azay, we’t Chaychang, sezh’e true .. .”
At the time, it was really a mystery. Only much later, after a year and a halt, did 1 realize that “zots’ azay” was President Chu’s Shao-hsing dialect pronunciation of “that is to say, which he must have used some thirty to sixty times each time
he lectured to us. ” Sezh’e true” was also a phrase that never
left his lips, a basic doctrine of National Chekiang, “seek truth
from facts. In this way, after four years at National Chekiang,
there was not a student into whose mind the instruction ”seek
truth from facts”” was not deeply engraved, who was not im-
pressed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in all things One must seek the
truth, deal with concrete matters, and be earnest and down-to-
earth in work, throughout life.
For those who say that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were
rustic, this can be trac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transforming
spirit of “‘seek truth.”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no rich
dandy who was stingy in making a contribution to his eountry,
Or nO fair young lady who could not keep up with her studies,
ever made it at National Chekiang. During my first year, saw one male student, a good talker, and quite dashing, who
frequently wore a brown leather jacket (at the whole school I
probably saw only one or two), black leather shoes, who strutted
2bout all day carrying books lack and forth. By my second
year I seldom ran into him. By the year we graduated his
leather jacket was old and worn, his head was lowered, and you
never saw him in public. It was said that every school term he
failed one or two classes and had to make them up.
As for our classes, hard work always came first at National
Chekiang. The professors were very pressing about our work,
serious in teaching, and strict in giving grades. All these were
seldom found elsewhere. A great many students were weeded
Out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years. In fact, under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ose times, many students could not
even afford paper and pens, and the demand for perseverence

was really great. In the evening, each student had an oil lamp
and three wicks, by which he could read deep into the night.
五 KarsreArunl Aq papeorunod
It is often said that “filial sons come from poor
families.” I
would say that “times of hardship make great men.” Today,
have not quite a few hardworking persons of superior diligenc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come out of National Chekiang?
While we were at school, we did not know whether our level
of achievement was high or low. Only after graduation did we
make comparisons with others, the results of which made us
feel proud. For example, of those who received government
fellowships to study abroad, if a comparison were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total numbers of students in the school and in each
department, National Chekiang would take first or second place.
For those who studied abroad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had a real advantage over those from other schools. Nor have
those graduates of Chekiang National who have taken up academic or technical professions at home fallen behind.
It cannot necessarily be said that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only buried their heads in their books.
During the eight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hekiang National gave their money and energies, their sweat and blood, for who knows how many things
worth Our praise and tears: Not counting those who joined the
years army directly, such activities as fund raising sales for the
army and others took place almost every year. During those
the students had practically nothing of value except their
own bodies, but whenever there was a fund raising sale, every-
one donated without fail. In my fourth year, one time a fellow
student came again to me for a donation to the fund raising sale.
The only things I still had were one precious inkstone handed
down from my ancestors and two sticks of ink. That inkstone
was small and light and very finely engraved. It had been given

to my great grandfather lby the emperor upon passing the chin-
shih degree. This heirloom had followed me over a thousand
Downloaded by IUniversity 五
mountains and across ten thousand rivers to Kueichow, but T
had nothing else, so I had no choice but to restrain my feelings
and donate this inkstone. Unfortunately, those running the sale,
not knowing its value, put a low price on it, and it was bought
by another girl student. Even today I stilltell my children proudl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 too made a contribution:M
At Yi-shan, one comic, very interesting little drama occurred.
At that time a group of students followed the army onto a battle-
field, heedless of life or death. Later the Japanese attacked,
forcing this group to scatter, and they had no choice but to flee
back to the school. After 2 count was made, they found that
one student named Tai was missing. Later some were sent
back to the battlefield to look for him. Among the disarray of
corpses they found one youth wearing a yellow uniform (the
school uniform of National Chekiang). The corpse was already
decayed beyond recognition, but everyone judged that Tai had
already become a martyr, and many held their heads and wept.
We had a memorial service for him and everyone came to
mourn a fellow student’s loss. Who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more than a year later someone said that he thought he had
seen Tai on the street. Later someone else said he had seen
him too. At this everyone hastened to report that the ghost of
fellow student Tai had appeared, until finally we discovered
that it was indeed Tai himself, in person. He had not died.
Originally, after being captured by the Japanese, he had been
sent to Shanghai, and later had secretly returned behina the
lines, and thus returned to National Chekiang to resume his
studies. Only then was this comic-tragedy finally concluded.
This too was a small entre’acte of the efforts of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for their country.
In 1944,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at time for “one hun-
dred thousand youth to join the army,” several hundred stu-
dents from National Chekiang replied, though later, because
triotic wish.
there were too many, Some were not able to fulfill their pa –
Nothing was more moving than our support for the army that
year. At that time, the Japanese army had maneuvered an in-
vasion of southern Kueichow. The area around Kuei-yang was
very tense,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ent a large detach-
ment of troops south. When they passed through Tsun-yi,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kiang organized their greatest welcome

of enthusiastic support, which boosted the morale of the sol-
Downloaded
diers greatly, who then went bravely forward and attacked the
Japanese troops so courageously that the Japanese were forced to
retreat; thus a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victory was established.
That really was a very moving event. When carload after
carload of military cars carrying a large number of battle
troops passed through the Tsun-yi bus station, the National
Chekiang students went crazy, Surging like a great flood to the
side of the buses, fighting to give support to the soldiers, shak-
ing their hands, offering flowers and gifts, singing and shouting.
That sight shook the heart of every soldier. You only needed
to see the warm tears i their eyes, and hear their words as
they grasped the hands of the students: “We shall definitely beat down those Japanese devils'”
Once in a heavy downpour of rain, 2 lot of soldiers under the car awning were getting soaked, and when those students who had umbrellas noticed this they pushed forward and gave the soldiers their umbrellas, paying no heed to the fact that they themselves were standing in the rain. At this the soldiers shouted out “Defeat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on everyone’s faces, who knows how many tears mingled with the raindrops.
After ward one of the high ranking officers said that this had provided a big boost to the morale of the soldiers, and the Japanese c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merit of the National Chekiang students for the defeat of the Finally the War of Resistance was won: For these eight years, we endured hardship and suffering. From this National Chekiang emerged strong and mature, and that spirit of “seek truth from facts” would remain forever with us.

黎明前的求是儿女 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社团 

第一部分 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时期的学生运动概述(节录)&庞曾漱、陈耀寰、吕东明
记浙大永兴分部学运情况(1945年8月—1946年8月)&李景先
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生运动的一些回忆(节录)&谷超豪
解放战争时期杭州市学联的建立和“六·一三”大游行&杨铭
回忆抗暴运动&刘茂森、温泽民、陆纯煊、黄贤林
“五·二○”运动在浙大&崔兆芳、刘茂森、温泽民、李景先、吴大信
于子三运动史——1947年秋冬全国学生反迫害争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史实(节录)&崔兆芳、陈业荣、吴洵高
回忆于子三惨案·反迫害争自由运动&李景先
解放前夕浙大学生应变会工作的回顾&周志成、曹正法、吴大胜、刘景善
第二部分 党的领导、Y.F.和学生自治会
回忆中共中央上海局和钱瑛领导学生运动的若干情况&洪德铭
回忆党对于子三事件·反迫害运动的领导&洪德铭
于子三运动后期情况的回忆&陈向明
浙大地下党及其有关情况&许良英
关于Y.F.的建立&李景先
我所知道的浙大地下党和Y.F.&吴大信
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运中的学生自治会&高亮之、李德容、陈明达
1947—1948年间华家池的地下党和Y.F.&高亮之
第三部分 学运中的进步组织与社团
回忆拓荒社&李景先
我所知道的拓荒社&吴大信
活跃在学生运动中的战斗小分队——宣传队&吴大信、蔡文宁整理
五月运动中诞生的丁冬社&张淑改、吴湜整理
在浙大建立干社&杨铭、陆超人
民盟在浙大&徐煌
记浙大的讲师助教会&周志成
新潮社在湄潭&汪敬羞
新潮社与于子三&郦伯瑾
记华家读书会&郦伯瑾
浙大华北同学会记事&张承炎、曹毓林整理
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女同学励进会工作回忆&蔡文宁、陈希仑
在民主运动实践中成长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华社&支德瑜、谷超豪、张瀚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杭州科技界的活动&朱兆祥
浙大求是科学社简况&谷超豪、何耀辉等
我与耕耘社&朱寿田
忆湄潭剧团&任知恕、刘景善
难忘浙大合唱团&雷道炎
“乌鸦”的回忆&欧观群
忆“喜鹊”&姚庆栋
忆青蛙歌咏队&谭仕刚
在求是桥畔的浙大外文系戏剧文学讨论班&蔡文宁、斯宝昶、周大鹿等
忆漠风舞蹈社&伍匡宇
忆秋海棠画社&戴知贤、陈全庆、胡润杰
忆浙大管弦乐队&刘富林
浙大团契缩影&万迪秀、朱谱强
第四部分 难忘的战斗生活
“老张”&朱兆祥
我的被捕始末——从被捕到出狱&吴大信
星海晚会&朱兆祥
当年学运纪事&佚名
教书记——一段往事的回忆&张传绪
忆浙大进步社团的教育作用——并忆王加微同志&刘景善、姚庆栋
于子三运动中的珍贵照片是这样得到的&沈騄孙
策动雷达研究所人员起义前后&谷超豪、张叶明
部分同学撤退到解放区情况追述&谢葆铭、陈永时、陈雅琴、张淑改
四位女同学撤退记&沈效良、吴芝寿
西进大别山——记1948年杭州部分学运骨干撤退去皖西解放区&共青团杭州市青运史征研室
到解放区去&陆超人
难忘的日日夜夜——杭州解放回忆片段&张淑改
出版《每日新闻》 迎接杭州解放&周志成、沈效良
青年从军在浙大——“綦江友”简介&申屠琛
第五部分 深情怀念师长和战友
竺校长与求是精神
竺校长论“求是”与科学精神&周志成摘录
壮哉,求是精神——竺可桢继承和发展了蔡元培的办学精神(节录)&张哲民、张宣三、陈耀寰
险夷原不滞胸中——竺可桢不畏强御保护和营救青年学生记略&吴洵高
真挚的爱护 难忘的记忆——永远铭记竺可桢校长爱护学生的真情&黄贤林
临别不胜依依&《竺可桢传》编辑组
在纪念费巩教授诞生一百周年会议上的讲话&费莹如(费巩教授之女)
附:就职宣言&费巩
深切怀念陈立先生&周志成、朱兆祥、谷超豪
缅怀浙大师长&高亮之
悼周志成&许良英
于子三之名永垂不朽&竺可桢
纪念战友于子三——回忆同于子三相处的日子&温泽民
回忆于子三烈士&李景先
回忆于子三&张申
子三,你永远永远不死亡——回忆于子三惨案与子三烈士(节录)&郦伯瑾
悼念烈士于子三&崔兆芳
他的血决不会白流——缅怀五十年前在台湾被害的罗卓才烈士(节录)&刘美藩
怀念廖崇美烈士&陈明达
回忆邵浩然同志&谷超豪
怀念邵浩然同志&叶立义
悼杜横亭同志&崔兆芳
悼念陈衡(永时)同志&吴洵高
痛悼浙大学运战友李浩生、冯世琛、王凤阁&高亮之
怀念李湘同学&黄兆铭
追忆陆廷琦&高亮之
拳拳赤子心 殷殷报国情——追忆我国水利水电专家蔡为武同志(节录)&蔡朝明、张长占
悼念田万钟&许良英
怀念黄志坚同志&徐煌
怀念老战友陈业荣&李景先
好同志,陈业荣&吴大信
怀念杨振宇——一生坎坷一生真诚&高亮之
深切怀念左大康学长&丘宝剑
左大康的启迪&郑春辉
忆毛青平(重斌)校友二三事&王意宽
真诚、理智、淡泊的陈肯&陈纲
记向惟洨&申图
追思张传绪同志&郑启良
怀念我们的老同学姜耀珍&张承炎、张飞鹏、曹毓林
送别邢育青&蔡文宁
悼念好友曹惠芬&蔡文宁
后记 时代的脉搏,拂晓的号角——顾问札记&吴洵高
编后话

犹记当年入学时

谢熹

我是1945年在淳安考入母校的。考场设在淳安县中礼堂。在考试过程中,课桌缝里的臭虫肆虐,一场考下来,手臂上又多了许多红疙瘩。负责招生工作的是龙泉分校农经系韩老师,口试时,他问起我认识谢蔚东否,这大概是从我的姓氏和家庭住址上想起的。我在日寇投降前流亡到皖南屯溪,又由屯溪来到淳安,举目无亲,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现在竟碰见姨兄的故交,心里感到一阵温暖。
入学考试过后,我没有回屯溪的“教育部东南战区陷区青年招训所”,就待在淳安。白天到图书馆看书报,晚上仍睡在县中礼堂的主席台上,借用居民家的炉灶烧饭。当时食盐甚缺,居民普遍用红辣椒调味,我也如法炮制起来。不久,由《民族日报》上得悉被录取,我卖掉离家前借作旅费的一点首饰,买了船票,沿新安江顺下,进入富春江。
一天,船经七里浪,天色已晩。黑暗中,数百米外,一条船正面而来,船未点灯。此段江而盗匪经常出现,不宜夜航,我乘坐的木船为了赶到桐庐过夜,疏于考虑,这次可能碰上了。幸好乘客中有一名军人,经船家要求,军人喝令尾随船停泊,并鸣枪示警,该船不加理会,军人遂以卡宾枪连续对空射击。该船始慑而停下点灯。我们的木船得以安抵桐庐。
船到富阳,又遇一惊。富阳有小火轮直驶杭州。为了赶时,一些木船争相系于小火轮后,一时即达十来条。我们的木船与另一船争起来了,为的是争作最后一只拖船(小火轮仅能再增挂一条木船了)。两船的军人乘客义不容辞,各持武器助阵,火并在即。我十分害怕,将成异乡鬼矣!后以两船均不挂了结这场冲突。
木船继续前进,看到美军飞机低飞在富春江面上,杭州快到了。在夕阳余晖下,木船停靠在南星桥码头。
毫不夸张,我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进入大学路校本部的学生,接待我的教师告诉我,校舍尚在修缮,不能接收学生。当他得知我的特殊情况后,同意我与一徐姓工友同住在绿洋房(以后命名“阳明馆”)一房间内,以桌为床。为了节省,三餐只能到马路边饭摊吃一碗稠稠的玉米糊。我打听邮局地址,徐姓工友说在“贵阳扣”。我一路问去,原来是“官巷口” ,我也就学会了一句杭州话。
报到后,我住入绿洋房西侧修缮一新的宿舍,同室同学有夏式良(电机)、徐道朋和吴奇虎(均为化工)。夏君勤奋好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毕业后,分配至张家口通讯工程学校。1953年,我写给他的信被退回了,从此就失去了联系。他是很爱书的,他托我保管的书籍,我离校时存放在孙希任同学家里,不知他以后取回否,这些都是后话了。
学校曾为日寇后营,我们报到后,尚留有少数解除武装的日军,大概是移交工作还未结束。他们可以自由走动,甚至跑到我们宿舍走廊来看看。
食堂是绿洋房前左侧的日式木房。开始几天,米饭常不够吃。聪明的同学第一碗只装半碗米饭,吃完后尚可再添一满碗;如果第一碗装满,吃完就无饭可加了。
吃饭气氛是比较热烈的。有一次,大家正在吃饭时,训导处的董老师来了,他讲的话不多,至今我仅记得他引用的一句名言:Man eats to live, not lives to eatₒ
11月8日举行“国立浙江大学杭州开学典礼”,竺校长亲临主持,参加典礼的还有教育部长朱家骅。典礼在绿洋房三楼大教室内举行,参加的本校同学仅为龙泉分校招收的一年级新生100多人。会后在大楼前摄影留念。
工学院各系合并上课,教室在绿洋房三楼。教师除龙泉分校冋来的毛路真(微积分)、胡不归(国文)和黄老师(化学)夕卜,学校还由上海聘请许国保(物理、画法几何)和徐崇庆(英语),这两位老师均系资深教授,可以看出竺校长是十分重视一年级新生教育的。
徐老师选用《英语短篇小说选》为教材,讲课颇富风趣,常插入一些轶事和生活经验,如:他说:*Sign your name on-* “要求我们写上名字时,就提到他在美国留学时,邻座的一美国同学上课总在练习签名,引起他的好奇,原来这位同学刻意要把名字签得漂亮,想去当领导。他也介绍美国大学高年级学生有时欺侮新生,将新生的头按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叫喊”Wash your fresh”。徐老师教我们走楼梯脚不要走外八字,而要微微侧身,两脚平行,既快又安全。最令我难忘的是徐老师保存了一件孙中山先生穿过的大衣的故事。徐老师留学是在满清时期.孙先生尚滞留美国。一年冬天,留学牛得悉孙先生无大衣御寒.遂集资买大衣送先牛。先住表示,他应该帮助留学生,岂能接受的学生帮助,绝不肯接受赠衣。留学生改变办法,将大衣借给先生过冬,先生始收下。严冬一过,立即归还。这件大衣一直保存在徐老师家中。
国文教材是胡老师选的古文,发讲义。我记得有选自《诗经》的“关关雎鸠”、 “静女其姝”「将仲子兮”等,还有选自《桃花扇》的“哀江南”,现在我还能吟咏其中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微积分、画法几何、物理和化学均采用原文教材。我只买过一本微积分,至今仍保存.其他各科就靠记笔记了。老师督促甚严,上黑板做题是家常便饭。同学们也都认真学习,没有混日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