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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浩青（1914-）
化学家。江苏宜兴人。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教授。
对电池内阻测量方法做过重要改进。对中国丰产元素锑的电化学性质做过系统研究。利用微分电容一电势曲线确定了锑的零电荷电势为－0.19±0.02V，校正了文献数据并得到国际公认。在高能电源锂电池（Li/CuO电池）的研究中提出了颇有创见的嵌入反应机理，确认阴极后应是锂在氧化铜晶格中的嵌入反应，达到一定的嵌入度后可引起氧化铜间键的断裂而析出金属铜。修正了前人的观点并得到国际上的确认。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成果浩海上，育苗青天下”——这是悬挂在吴浩青教授家会客室墙上的一幅贺匾，胡铁生写的这幅贺匾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吴浩青教授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也是吴浩青作为一代中国电化学研究开拓者的形象写照。
电化学研究的开拓者
吴浩青，1914年4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中科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国际着名的电化学专家。他的工作涉及化学领域的诸多学科：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电化学、高分子化学和固态离子学等。
吴浩青是中国电化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学术思想活跃，勇于开拓，始终站在科学前沿。他学风严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取得多项成果。早在1944年，吴浩青就在《美国化学学会会志》上发表论文《芳香氨基醛及酮的合成》，显露了他在电化学研究方面的才华。
锑是我国四大丰产元素之一，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我国对锑的开发利用工作比较薄弱。1957年，吴浩青选定这一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直接有关的课题，对元素锑的电化学性质开展了系统的研究，确定了锑的零电荷电势，促进了我国丰产元素锑的开发利用。吴浩青和他的合作者根据锑电极对有机中性分子的吸附特征，从微分电容-电势曲线，确定了锑的零电荷电势为0．19±0．02伏。这一结果于1963年发表在《化学学报》上，得到世界上的公认，结束了学术界在该方面的争执并载入国外电化学专着。
吴浩青坚持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方向，凡是国家急需的科研项目，他毫无保留，全力以赴。1965年，上海长宁蓄电池厂研制储备电池，委托吴浩青研究氟硅酸的电导率与百分浓度的关系。当时有人认为这是无名无利的课题，吴浩青不顾工作繁忙，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亲自动手，夜以继日，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一课题，为储备电池的生产提供了数据。现在生产上采用的仍是他当年提供的最高电导率的浓度。
1976年，在国家“768”工程——数字地倾仪的研制项目中，吴浩青承担了传感器电解液的研制任务。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有关资料国外又对我国封锁保密，工作条件十分困难。吴浩青运用他多年电化学研究的丰富经验和深厚的基础理论知识，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出色地完成了数字地倾仪中导电液的研制任务。该倾斜仪在上海能测得固体潮和墨西哥、菲律宾等地发生的地震波，获得1983年上海市优秀新产品奖。1978-1980年，吴浩青又完成了飞行平台上用的电导液的研究，满足了使用单位的要求。这一成果获得1980年国防科委科技成果奖。1980年后，吴浩青已近古稀之年，但他老当益壮，坚持从事锂固体电解质、高能电源锂电池及其放电机理的研究，首次提出了高能电源锂电池的嵌入反应机理，受到国内外电化学界的关注。
快乐的教书匠
吴浩青不仅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一位快乐的“教书匠”。
吴浩青从事教育工作70余年，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教学、科研人才，培养过37名研究生，不少人现已担任教授、总工程师、研究所所长、系主任等职务，奋战在各条战线上。
吴浩青1931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1935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在浙大的学习，为以后吴浩青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直对母校怀有很深的感情。毕业之后即留校任教。他在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期间，认真教学，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此后他还在太仓师范、湖南蓝田师范学院理化系和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任助教、讲师和副教授，主讲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教学的同时进行科学研究。
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吴浩青任复旦大学化学系副教授。
他目睹祖国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感到为国为民贡献自己才学的时机到了。1957年，他筹建了研究双电层结构、电极表面性质的实验室，建立了测量双电层电容、表面吸附、交流阻抗的方法和实验系统。这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个电化学实验室，成为我国电化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吴浩青是一位快乐的教书匠，他与学生为伴，以实验为乐。93岁的高龄并没有让吴老停止对学生、对实验、对教学的兴趣。他回忆自己走过的路，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让他再次选择的话，他仍会做老师。这就是吴浩青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70余年来，他没有离开过大学的讲坛。他常常对学生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对学生充满希望，同时要求也十分严格。复旦大学化学系一位老校友讲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在一次化学考试中，吴教授竟给他评出了59．8分的成绩。对此，吴教授说：“几十年来，我对学生一直严格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关爱学生，才能让他们成才。”
一位学生这样评价吴浩青的课：“他的课包含了优雅的风格和节奏，它们描述了科学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复杂的问题，详尽而奥妙。”他的学生中，已经有3位中科院院士。他曾主讲过无机化学、物理化学、统计热力学和电化学动力学等课程。教学工作中，他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独立工作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名师高足，兰桂争芬，其中许多学生是现今各科技单位的中坚力量，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着名教授和专家学者。他平易近人，经常关心学生的生活、身体锻炼等方面的情况，鼓动他们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纯”如水的长者
“可能是在大学城呆惯的缘故，可以用‘纯’字形容吴老师。”一位记者在采访吴浩青教授之后写下这样的话。
和吴老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吴老没有一般名人的架子，跟他交往，如浴春风。记者采访，他积极配合；要求拍照摆“pose”，他认真照做……
其中有一个动人的小故事，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吴老的随和与慈祥。
那是一次记者想要对吴老进行采访，记者打电话去，没有多说什么，吴老就一口应承下来：“你来吧，我把材料准备好。”记者如约而去，他非常认真地配合采访。同时帮助记者联系采访钱伟长、谈家桢两位院士。他还带领记者参观了苏步青和谈家桢的故居。
采访第二天需要拍摄吴老一家的合家欢。吴老一早就把在浦东工作的儿子叫来了。记者早上7点敲门，他儿子6点就已经到了。在听说了吴老院子里两株腊梅的故事后，记者要求立此存照，吴老欣然应允。天飘着毛毛雨，开始拍照的时候突然变大了，吴老用仅有的一把伞遮住了记者的变焦镜头，自己淋着雨就出去了。到了腊梅树下，记者要吴老师手拿一张白纸作搭凉篷状，在烂泥地里反反复复走动，以便抓拍。等到记者喊“PASS”，吴老的衬衣都淋湿了……
做人应该有一种水的素质，自然一点，随便一点，但看似随便的一滴水，却可以把石头滴穿。从吴老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水的特质。
如今，93岁高龄的吴浩青院士依然精神矍铄，经常以步代车，并坚持亲自动手做试验。他那严谨治学、严以律己、身体力行的科研态度，勇于开拓、奋进奉献的科研精神，理论联系实际、民主、务实的学术作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者。

胡乔木（1912-1992）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名胡鼎新。
江苏盐城人。1933年至1935年在浙江大学外语系学习。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5年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参与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0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着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少年时的胡乔木喜欢读书，也喜欢写诗，他曾相继在扬州省立八中、扬州中学（高中）上学，期间听过中共早期着名的领导人恽代英的演讲，以后逐渐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读物，更饱读了许多新文学的作品。当时，胡乔木虽然读的是理科班，但他却酷爱文史，还是校刊的编辑，经常发表作品，这都为他后来的迅速成长奠定了基础。
1930年夏天，胡乔木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现代物理学已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清华大学无疑就是那时中国物理学研究最强的地方。然而没有多久，胡乔木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门学科，他想多读书，不希望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实验上，于是，他转到了清华大学的历史系，而当时清华大学的历史学研究也是非常厉害的。不过，物理学也好，历史学也好，后来都没有成为胡乔木的研究方向，在那个时代，积贫积弱的国家最需要的是寻找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突破口，而物理学或历史学显然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不久，胡乔木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后秘密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并迅速成为其中一个组织“读书会”的骨干。那时，他曾联系青年教师季羡林去为工友子弟夜校讲课，并反复动员他参加革命，无奈那时的季先生一门心思要从事学问，胡乔木只能失望而去。历史就是这样安排好了每一个人的命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胡乔木被调到北平团市委工作，任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不久，他因所谓“同情托派分子”，又被调离领导岗位，加上他当时身体不好，遂离开北平，返回南方。此前的胡乔木已是职业革命活动者，回到家乡后，他又被吸收进党组织，开展宣传工作，结果被国民党特务发觉，胡乔木侥幸得以逃脱，准备再赴北平，寻找组织。但当时他的父亲一再要求他继续学业，而胡乔木事实上也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样，他只得遵从父命，再进大学。
在浙大编办《沙泉》壁报
1931年10月，胡乔木经上海到达杭州，在浙江大学外语系插班读二年级。
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是郭任远，他是一位着名的心理学家，然而那时却在“党化教育”的办学宗旨下，用法西斯式的一套办法来办学，一上任就公布了《学生团体组织规则》，规定“本大学学生团体，除学生自治会应遵照中央规定办法办理外，其余各项团体，非经本大学核准，一概不得组织。本大学学生团体经备案后，如有违背会章或逾越范围之行动，本大学得随时撤销备案。”他还成立了军事管理处，学生的一切活动都在“军管”范围之内，并任意给学生记过或开除处分。浙大师生渐渐都对郭校长的这种办学方法侧目以视，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恰好，胡乔木在这里结识了浙大学生会主席施尔宜（后改名施平）。
施尔宜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让胡乔木办壁报，宣传抗日救国，并取名《沙泉》，意思是“沙漠里的一股清泉”，是指在浙大这片“沙漠”之中，还有可以涌出“清泉”的一方之地。有一次，胡乔木从英文报纸《中国论坛报》上剪下一幅插图，上面画的是一位苏联农民肩扛锄头，胡乔木把它作为《沙泉》的刊头画贴了出来，结果被校长郭任远看到了，郭迅即下令追查《沙泉》是谁主编的。结果一查，撰稿、编辑、抄写，全是外语系学生胡乔木一个人。郭任远于是找胡乔木“训话”，他单刀直入地指出：这幅画是从《中国论坛报》上剪下的，这报是共产党办的，并强令胡乔木交代是从哪里弄到这张报纸的？胡乔木装着大吃一惊的样子，忙说：“我是从大街上拾到的。看这画画得不错，就剪下张贴了，我不知道它是共产党办的呀。”其实，这报是陈延庆从上海寄给胡乔木的。胡乔木的说辞让郭任远没能抓住证据，郭只好交代胡乔木壁报不准再办了。
胡乔木不能再办壁报，就在外文系组织读书会，利用同学都懂外文的有利条件，组织大家读马克思主义的德文原着。
浙大期间的诗歌创作
胡乔木在浙江大学外语系读书期间，受教师陈逵的影响最大。
陈逵，字弼犹，湖南攸县人，1920年赴美国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后又入威斯康星辛大学研究院学习欧美文学和哲学。1928年，陈逵学成回国后，曾在浙大任教。陈逵当年给浙大学生上课，结合中西文学，给予学生以很大的启示。他还对学生说：他平生最喜爱的两位古人都是诗人：一是西汉的贾谊，另一位是西方的雪莱。这两位诗人，一位崇尚“现实”，一位崇尚“浪漫”，但他们的纯真却是完全一致的。陈逵不仅这样教授学生以为人为诗的纯真和厚朴，他创作的诗歌的风格也彰显出诚挚和清莹的美学元素。
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时的胡乔木。
不久，胡乔木就用“胡鼎新”为笔名，在当时的《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上发表了多篇诗作和译作，其中的诗风与陈逵极似。这些诗作和译作，有他翻译的英人西蒙士（A·Symons）的五首诗——《忧心》、《思念》、《渔孀》、《秋暮》、《情梦》，他还创作了多首古体诗，有《七律·无题》、《歌行·甲戌中秋作》，诗意或是感怀身世，或是由怀念家乡而思及旧时儿歌等。一个大学英语系的学生，能创作出感情饱满、诗艺精纯的诗作，着实让人感慨不已，它不免让人想到当年浙大学生“胡鼎新”的风采，以及教师陈逵的沾溉之功。
“驱郭风潮”前后
到胡乔木读完四年级之前，已经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从事开展学生运动，结果被校方要求退学，好在当时费巩负责教务，费巩出面为胡乔木缓颊，并为他开具了一张修业的证明，于是胡乔木离开浙大前往上海。此后，他便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职业革命家了。
郭任远驱逐胡乔木，是他“党化教育”治校的典型表现，由此也激起了浙大的学潮，这就是浙大校史上的“驱郭风潮”。
原来，那年暑假，胡乔木并没有马上离开学校，他还继续与外文系教师陈逵、同学陈怀白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他们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胡乔木通过他们把党的指示和革命思想传播到了浙大。直至1935年10月，胡乔木才离开了杭州。不久，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当时南方各高校以浙江大学为首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12月10日之夜，浙大文理、工、农三院的学生开会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同时成立学生自治会；至12月20日，北平学生运动遭到镇压的消息传来，浙大一片沸腾，在群情激愤之下，学生占领了学校，并实行集体罢课。校长郭任远则迅速召集军警予以弹压，国民党便衣特务还从25名学生代表中带走12人。受到激怒的师生随即对郭任远采取“杯葛”行动——教师纷纷辞职，学生则要求开赴南京请愿，从此郭任远居然也不敢来学校上班了。
1937年1月21日，教育部通电开除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施尔宜、副主席杨国华，蒋介石还亲自出马，到浙江大学训话，逼迫学生立即复课，没想到学生们不吃他这一套，最后教育部只得将郭任远撤职，改换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后，竺可桢鉴于“郭之失败乃（国民党）党部之失败”，于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前任校长不合时代潮流的办学思想，重新拾起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和思想，并以之为浙江大学的办学宗旨，由此，才有了不久之后浙江大学的辉煌。
这时，胡乔木在上海已是进步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常务委员了，不久他又成为“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宣传部长。当时胡乔木的一位浙大外文系女同学王作民还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扬的夫人苏灵扬介绍胡乔木，后来周扬了解到胡乔木的经历，同时又很赏识胡乔木的才干，于是提名胡乔木接任“文总”书记一职。当然，那是胡乔木职业革命活动生涯的一个新起点。1936年10月，胡乔木奉命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之后，他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开始了他人生的新的历程。

钱志道（1910-）
化学家。浙江绍兴人。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38年赴延安，组织兵工生产，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基本化工和无烟火药的生产工厂，为支持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1946年，任东北军工部兵工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重工业部军工总局副局长、一机部导弹局局长、部长助理，为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963年5月调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从事科研组织管理工作。1965年起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为培育优秀科技人才作出了贡献。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如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综合国力上升，与欧美大国、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不断发展，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不断增强的国防实力。这个时候我们更不该忘记我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钱志道，绍兴人。1935年，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任助教。1938年投笔从戎到延安，组织兵工生产。1946年，赴东北创建兵工企业，不久任东北兵工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二机部、一机部导弹局局长、部长助理。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3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不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78年，创办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任副院长。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顾问。
从浙大到从戎　建成“上帝的作坊”
钱志道，1910年11月3日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22年，举家迁往江西南昌，就读于江西豫章中学。1931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在校学习期间，因他追求真理，要求进步，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钱志道在浙江大学求学期间，正是日本侵略军蚕食我国的时代，为了抗日救国他矢志于军火化工的研究。曾利用所学的知识在浙大求是桥附近做燃烧弹试验，引起了轰动。
大学毕业后，钱志道因品学兼优留浙大任助教。抗战爆发前夕，钱志道再也无法安心于助教生活，军工救国的念头又重新兴起，于是毅然投笔从戎，先后应聘到南京兵工总署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山西太原理化研究所，研究毒气和防毒面具，以抗击日军用化学毒剂惨无人道地屠杀我国同胞。当时，防毒面具中的活性炭需用椰子壳烧制，而山西不产椰子，他大胆采用核桃壳烧制的活性炭作为代用品，经试验同样能达到防毒的效果。这是他献身于军工产品研究的开始。1938年3月，日军进逼太原，钱志道至开封家中小住，期间一度担任防空稽查员，经常与进步人士交往，在偷偷地阅读毛泽东有关着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对共产党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同时，他非常注意关心时局进展，积极寻求出路。
此时，正逢国家抗战烽烟燃起，政府腐败，民不聊生，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看到八路军招聘防毒技术人员的启事，立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自荐，表达了愿为人民的自由解放尽绵薄之力的愿望。不久，他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主席给他的回信，热情欢迎他早日光临延安，共赴国难，并告诉他赴延安的路线。他反复阅读，兴奋万分，随即于5月18日自开封动身，到延安参加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写下了人生最辉煌的篇章。
5月28日他经西安到达延安。在延安，他是从防备日军使用毒气战而开始其研究工作的。为此，他参加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召开的两次防毒会议。
后由中央军委介绍他到成立不久的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军事科学研究与军工生产生涯。
那时的陕北，地瘠民贫，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使抗日边区的军民几乎到了穿无衣、食无粮的地步。钱志道形容那里的情景是“一切从零开始”。同时去的一些人见到条件如此艰苦，便拂袖而去。钱志道等人坚持留下，把抗战当作自己的神圣事业。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能够从零开始创造世界的只有全能的上帝。所以，有人称他们的兵工厂是“上帝的作坊”。
造军火没有铁，他们骑着毛驴，凭借一个罗盘、一架天平和一根皮尺，硬是在边区的方寸之地找到铁矿。炼铁没有耐火材料，他们就用各种黏土像孩子“过家家”一样试验。钱志道规定，半成品、废品都要收集归拢，一颗钉子，一团棉纱，都要捡起来，否则就要挨“训”。
在“上帝的作坊”里，工作条件是炼狱式的。酸缸碱缸全靠人抬手提，酸碱常常溅到身上、手上，衣服烧得大窟窿小眼，一件衣服没几天就只剩下后片。
硝化甘油随时有爆炸的危险，但大家毫不畏惧，因为前方急等着弹药。
钱志道如履薄冰地领导着这样的工厂。他亲自教授工人数理化课，发动文化高的工人教文化低的，有什么危险差事，他必定亲自到场督阵。历经千辛万苦，紫芳沟化学厂奇迹般地生产出大量化工品和枪弹、手榴弹、迫击炮弹等，成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地。边区造出的手榴弹，甚至比当时国民党兵工厂生产的威力还大。“上帝的作坊”创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热心创造”功绩卓着
在延安、杨家沟、茶坊和紫芳沟工作期间，钱志道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1939年5月，他任三厂厂长时，工厂的主要任务是复装子弹和制造手榴弹。当时，在既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又没有原材料这样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他团结工人，克服各种困难，孜孜不倦地工作，先小型试制，再扩大生产雷汞、硫化锑、拉火药、子弹底火药、复装子弹和手榴弹。
1940年9月，朱德总司令到茶坊视察工作，号召三厂职工多生产枪弹支援前线。为了提高复装子弹和制造手榴弹的能力，他积极采取措施，修造设备，依靠工人，迅速提高了产量，复装子弹由日产三四百发提高到千发以上。
尽管他没有见过火炸药工厂，但强烈的事业心和边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促使他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并在军工局局长李强的领导和军工局一厂机械总工程师沈鸿的密切合作下，群策群力，共同奋战。他终于把生产工艺和工艺流程设计出来了。
1940年11月，他和战友冒着极大的危险，赴国民党控制下的西安采购，使工厂得到部分补充。在他的组织下，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便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从基本化工产品到火药和炸药的制造工厂。在技术水平上，特别是他主持设计和安装的硫酸（铅室法）、硝化甘油（硝化喷射分离器法）、硝化棉（汤姆逊法）等工艺装置等在当时的国内是先进的。紫芳沟化学厂建成后，开始生产了硝化甘油、硝化棉以及黑炸药、木粉吸收硝化甘油的高级炸药、单基发射药和双基发射药，并创造性的在手榴弹中装入强棉（含氮量13%左右），使枪弹、手榴弹、掷弹筒弹和迫击炮弹的威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战斗中起到了震慑敌人的作用。此外，在他和华寿俊的领导下，化学厂还为边区造出了钞票纸，解决了边区印制边币（即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流通券）问题；制出了氯酸钾，“不仅解决了军火上的大问题，同时使火柴制造也得到了重要原料。”
由于他成绩卓着，被认为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模范，在他的坚毅努力与刻苦经营之下，奠定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1945年3月，钱志道再次荣获特等劳动英雄称号。
1946年，钱志道奔赴东北战场，创建了新的兵工企业。解放后，他致力于组织兵工特别是导弹研制，并指导我国火箭发射药的研制，完成了100余项军工项目的涉外谈判。
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和他极力贯彻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他为我国的兵器、航空、电子、造船和导弹等国防工业的建设和教育事业埋头苦干、默默地工作了52个春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深湛的造诣在科技界、国防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被聘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顾问，中国兵工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名誉理事和顾问，中国军事工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顾问，兵工史征集委员会顾问和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史顾问。
钱志道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他一向认为国防科学研究工作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建国初期的东北军区军工部技术处，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与兵器工业配套的各类研究所，它们的发展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以第三研究所（现称机械工业部第二○四研究所）为例，钱志道为其初期的发展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为了把第三研究所搬迁到西安，从选点到专业发展，他多次不辞辛劳，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讨论研究第三研究所的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钱志道不愧为我国热心创造军火化工生产的领导人！
调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后，人们发现，钱志道很少在办公室露面，却老是在实验室、教研组和学生中间转。他凡事能自己动手，决不要别人代劳。得知秘书是本校无线电系毕业生，便说：“我这里没多少事，你到系里兼门课，不要把业务丢了！”
钱志道一生很少在自己的着述上署名，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其他同志。他的言行本身就是一部杰出的着作。他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在地位、荣誉、待遇享受面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坚持真理，作风正派，光明磊落，性情刚毅，善于团结同志。他平易近人，关心他人，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其他已离退休老同志的身体健康。他一贯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历史上有过很多光荣的功绩和感人的模范事迹，直到病逝后有些才为人所知，表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是新中国科技专家的典范。
让我们铭记这位我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先驱，让他的精神永存人间！

朱壬葆（1909-1987）
生理学家。浙江金华人。193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理学院心理系。193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发现内分泌对部分家禽副性特征的控制与调节不单纯依靠性激素作用，也需要其他内分泌腺参与；发现雄性激素不仅存在于雄性动物中，也存在于雌性动物体内；在垂体前叶与性腺及甲状腺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对胃运动的研究中，丰富了胃运动生理知识；在放射医学研究中，阐明了造血干细胞对于治疗放射病的重要性；在放射病的防护及药物治疗中做出了成绩。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在浩渺的历史星河里，有一些人，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崇高事业带有一定程度的不公开性，因此注定他们的伟大事迹鲜为人知。在这样一些值得世人敬仰的名家行列里，由于国家的需要，曾几度跨越科学研究领域，把满腔热血倾注于祖国军事医学科研事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着名生理学家、生物学家、放射医学及造血干细胞研究的创始人——朱壬葆便是其中一个。
朱壬葆原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早年留学英国，获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医学科学院研究员。早年研究内分泌生理，阐明了性激素、促性腺激素与甲状腺素作用的相互关系。1951年，参加筹建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之后，曾经进行空胃运动与神经官能症的关系、出血性和烧伤性休克等领域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研制出我国第一代抗辐射性药物；70年代，转向造血干细胞性能及体外培养实验研究工作，获得大量实验资料，是我国这方面研究的开创者，也是我国研究放射性医学的先驱之一，曾发表论文80余篇。
浙大骄子
朱壬葆1928年考入浙江大学，1932年毕业于该校心理系，同年留校任生物系助教。
当朱壬葆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浙江大学校门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异乎寻常的激动。校风和学风是判别一所大学优秀与否的标志。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可以让那些做学问的书生们，在国难当头之际表现出一般人绝对做不到的精神。
继1928年5月日军侵占济南阻止北伐，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之后，在全国范围内，一桩接一桩的惨案接连不断地发生。朱壬葆认为只有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于是，埋头学习科学知识便成了朱壬葆每天最为重要的内容。
1931年朱壬葆有幸和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回国任教的黄翼相识，并选修了由他执教的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三门课。黄翼是朱壬葆的良师益友，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各地学生相继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朱壬葆眼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气愤难平，便积极加入到游行示威的队伍中去，冒着生命危险，声援来京请愿的学生。
在浙大毕业后，他作为“优秀毕业生”留校，经浙大理学院生物系主任、教授贝时璋同意，留在生物系担任他的助手。
朱壬葆在浙大学习时，就对生命科学非常感兴趣。1929年下半年，浙大建立生物系。从那时起，朱壬葆就到生物系选修了好多门课程。
当时朱壬葆在科研方面进行动物实验形态的研究，研究无脊椎动物中的涡虫和环节动物的再生。在研究中有不少新发现。例如在研究涡虫的头部再生中，发现咽肌细胞有“去分化”和“再分化”的现象，这一发现对当时生物学上的细胞分化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又如研究环节动物蚯蚓的神经节再生问题，这在当时的生物学领域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留学英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片混乱的政治局面里，内忧外患加之国力衰败，广大人民生活在难以忍受的屈辱和贫困之中。国难当头，促使仁人志士醒悟，更激发起一代学者科学救国的梦想。就是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朱壬葆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知识，而且更加希望能有机会到科学技术先进的欧美国家进行深造，实现自己早在少年时就立下的宏图大志，以便倾尽心血和才智，来报效自己苦难的祖国。
为了能够争取到留英深造的机会，朱壬葆决定背水一战。他坚信自己经过一番努力，最终会取得理想结果的。回到杭州后，朱壬葆在浙大贝时璋教授的鼓励下，在短短3个月里，自学3门课程，还把所应考的其他课程都认真地复习了一遍。当角逐完最后一门应试项目时，筋疲力尽的朱壬葆舒了一口长气。
一番耐心的等待之后，终于迎来发榜的日子。朱壬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眼看到自己的名字列在榜首，他激动得差一点喊了出来。终于，他踏上了去英国留学的漫漫长路。
朱壬葆自1936年起专门研究内分泌生理。在英国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甲状腺和性腺对家禽两性羽毛分化的影响，以了解性激素和甲状腺素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中他发现切除甲状腺后，母鸡鸡冠停止生长，但仍能继续排卵这个异乎寻常的现象，由此在内分泌基础上获得新的认识。1938年，他完成博士论文，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到伦敦国立医学研究所研究内分泌生理。期间他主要研究鸟类雄性激素对睾丸的影响，通过反复实验，观察到切除垂体后，睾丸又重新发育，因而认为雄性激素不仅作用于雄性器官和雄副性征，而且对精子生成也可能起调节作用。后来在中央大学期间，他开始研究性激素与性器官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甲状腺在垂体与性腺系统中的调节作用，阐明了甲状腺对卵泡生长有抑制作用而对排卵有刺激作用。
1939年，由于朱壬葆在内分泌方面所取得的显着成就，他被英国皇家内分泌生理学会吸收为第一批外籍会员。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时间英伦三岛不断遭到德军轰炸，人无宁日，科研也无法开展。这时，朱壬葆想到自己的祖国也正处在炮火连天的苦难之中，他突然决定立即回国。得知这个消息后，英方有关人员几次主动挽留他，然而朱壬葆还是坚决地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英国与外界水陆交通已中断，朱壬葆搭上了一条命运未卜的货船，离开了英国。
站在甲板上，朱壬葆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此时他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回去！回到祖国去！回到亲人的身边去！
倾心科研
1951年8月1日，军事医学院在上海宣告成立。从这一天开始，朱壬葆以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理学系研究员兼系主任的身份走进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大门。从此被誉为“内分泌专家”的朱壬葆，割舍了自己已经研究了18年的内分泌研究事业，一头扎到了生理学系的筹建工作中。
翌年，生理学系生理实验室已经初具规模，朱壬葆针对当时部队官兵存在的实际问题，带领大家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广泛开展了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应用价值的专题研究。为了解决空军学员的“神经官能症”，他带领科学工作者研究了空胃运动和消化性运动的规律和神经机制，得出结论：调整大脑皮层的功能是治疗消化道机能性病变的基础。接着他又主持进行了出血性和灼伤性休克的研究，揭示其机理，并应用一些药物作为抗休克措施，起到了降低死亡率和减轻休克症状的良好作用。
朱壬葆就凭着一种锲而不舍，只争朝夕的精神，带领军事医学院生理学系全体科研人员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1958年留美归来的邓稼先受命参加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造原”就要“防原”，铸造防御原子武器也要开始付诸行动。因此，军事医学科学院在这年的春天，成立了专门研究原子核武器医学防护问题的防原医学研究所，由朱壬葆任副所长、室主任。在朱壬葆的带领下，防原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头扎进了图书馆、资料室，寻找研究所需要的东西。
由于国防工作带有严格的保密性，朱壬葆的亲人们始终不明白他到底在从事什么工作，也不明白是什么工作可以让他如此废寝忘食。但这是保密工作，是纪律，是每一个从事防原医学工作者都不能违反的纪律。为此朱壬葆与妻子和儿女“约法三章”：不准问及关于他工作的一切事情，不准在他工作的时候无故打扰，不准翻书房里的一切书籍、文献，包括书信日记等。朱壬葆的书房就成了亲人的“禁地”。
成就非凡
在生理学和军事医学方面，朱壬葆先后发表《棕色莱亨鸡雄性羽毛研究》、《棕色莱亨鸡的甲状腺与性腺功能的关系》等重要着作和论文70余篇。对生理学和军事医学领域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63年3月10日，朱壬葆作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代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朱壬葆继续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开展研究，先后研究了或主持研究了造血干细胞的不均性与动力学、战时特种武器的伤害的医学防护等项目，均取得较大成绩，频频被国家授予荣誉和奖励。
1987年10月24日，朱壬葆在手术中出现异常反应，着名科学家、“三防”医学研究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国内造血干细胞研究的首倡者和创始人不幸逝世。
有位名人说过：真正的学者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暗暗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而生前并不因此出名。这正好概括了朱壬葆院士最伟大的地方。而今我们纪念他，就是要让他的科学精神永存人间。

钱令希（1916-）
工程力学家。江苏无锡人。1936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中法上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1938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最优等工程师学位。1943年至1951年任浙江大学土木系教授、系主任。长期从事力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在培养人才和推动科技进步两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学术上，在结构力学、板壳理论、极限分析、变分原理、结构优化设计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和重要成果。主张力学为工程服务，并身体力行，在桥梁、水坝、港工、造船和国防等工程中发挥了力学研究的作用。在工程力学和结构优化设计方面取得显着成绩。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了！”
这是一次记者采访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大师级的教育家和卓越的工程大师钱令希时，钱老说出的一句肺腑之言。
在采访中，记者问钱老：“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钱老笑着说：“我的心愿就是一代都比一代强。”“我在乎的，不是我自己的人生，而是我们事业的接班人，都要超过我！”
年逾九旬的钱老至今仍然奋斗在祖国科研和教育的事业上，令人景仰。“名人小镇”走出的“800”号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镇是远近闻名的“名人小镇”。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座小镇在近代一下子涌现出6位学术名人，其中5位院士、1位国学大师。钱令希就是其中的一位。钱令希1916年7月16日出生在这个名人小镇的一个书香门第里。父亲钱伯圭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从教于荡口镇果育学校。其学生，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在《师友杂忆》一书中，说到自己之所以能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哥哥钱临照是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令希幼年时代，父兄对他的管教甚严，特别是哥哥，对他后来的成长帮助很大。钱令希本名钱临熹，小时候钱令希练毛笔字，名字笔画太多，不易写好，当时当校长的舅舅看到他写得很辛苦，便帮他改名为“令希”，沿用至今。
童年的钱令希表现出了极强的自理能力。他9岁即离家到附近的梅村镇高小住读，11岁考上了刚刚建校的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从农村到大城市，钱令希什么都觉得新鲜，不禁贪玩起来。读了一学年，英文连26个字母都背不连贯，历史课也没考及格。他顿感问题严重，决心从头学起。
1928年10月，年仅12岁的钱令希经过一个暑假的发奋学习，跳过初中考入了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高中部。
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是一所用欧战赔款办的中法联合高等学校，分大学部和高中部，各读四年。当时，这所大学按照法国习惯，不呼学生姓名，只叫学号。“800”号就是钱令希在这所学校的称呼。“800”号的钱令希小小年纪就知道汲取教训，不再贪玩。他潜心攻读，第一年，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法文集中训练，此后一路顺风，成绩年年名列前茅。第四年他又以优秀成绩直升大学部土木科。这段经历，钱令希后来经常作为体会来向学生作介绍。他说学习如同钉螺丝钉，开头要锤几下，搞正方向，把基础打牢，后来拧起来就顺利了，否则，开头钉得歪歪扭扭，拧起来就事倍功半。“求学之道慎起步啊！”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内忧外患、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
大学时代的钱令希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抱着“科学救国”的满腔热情刻苦学习。1936年9月，以土木科第一名的成绩，从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毕业。
同年10月，得“中比庚款”委员会的选拔，被保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两年后毕业，获得了“最优等工程师”的学位。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钱令希满怀抗日救国的赤诚，立即回国。
在昆明，他被刚刚成立的叙昆铁路局录取为“试用”。这条铁路计划从四川的叙府南达云南的昆明，然后与滇缅铁路接通，以期为全民抗战打开一条国际通道。刚参加工作，钱令希便和一位老工程师一起在人烟稀少的西南边陲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进行桥梁勘探。一个冬天，他们硬是凭着两条腿，在140多公里的线路上，为上百个大小桥梁、涵洞定位定型。从1941年到1943年，他先后在川滇铁路公司、熊庆来任校长的云南大学和茅以升领导的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工作。早年的基层工作为钱令希此后的科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工程建设服务打下了一个良好坚实的基础。
走进浙大的好老师
1943年11月，钱令希应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之邀，到当时西迁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美丽的湄潭，开放的浙大，钱令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气。在那里，他受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学风的熏陶，埋头钻研学术，写出了一篇篇崭露头角的学术论文。其中的《悬索桥近似分析》一文，1946年经当时内迁重庆的北平图书馆推荐，在美国《土木工程学报》发表，引起业界的极大关注。他的另一篇论文《关于梁与拱的函数分布与感应》，1946年获得当时政府颁发的科学奖。那时，浙江大学的学术空气很活跃，年轻的钱令希作学术报告时，竺可桢校长也去听讲，并给予热情鼓励。这给年轻的钱令希以极大的鼓舞和促进。
20世纪40年代末，钱令希开了“高等结构力学”选修课。听课的学生只有两人，胡海昌和潘家铮。在课堂里，钱令希用讨论交流的方式进行教学，使师生双方都感到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更多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讲稿提纲给他们看，让他们提意见。当学生提出有意义的新见解时，钱令希就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教材中去。有时，则干脆鼓励他们自己把它写出文章来。就这样，师生之间切磋琢磨，教学相长，不但学生颇有建树，1980年，双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令希也感到很有收获。直至今日，他们师生间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钱令希谦虚地说：“在他们的业务领域里，都做出了比我强得多的成绩。”
1950年，也就是浙江大学搬回杭州的第四年，钱令希凭借着在科研方面的突出成就以及在教学方面的不断创新，担任了浙江大学土木系系主任。上任后他大力整顿和加强了资料室和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并提倡教师写教学大纲，改进教学方法。在浙大的日子是钱令希难以忘怀的日子，在那里，有许多值得纪念和追思的回忆。
解放前夕，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轰轰烈烈，钱令希的助教和学生中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当时局势混乱、形势比较复杂，钱令希为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与便利。朱兆祥，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位。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有一次，钱令希发现资料室的柜子里有一藤箱书籍，都是《新民主主义论》、《唯物辩证法》等革命进步书籍。钱令希没有张扬，而是从此严格保管钥匙，不让人随便进入。而这批革命书籍正是当时的地下党员、后来担任宁波大学校长的朱兆祥所藏。每每忆及此事，朱兆祥都感慨颇深：“钱先生真是深知我们的好老师。”
许多当年在浙大读书的学生受教于钱先生门下都对钱先生印象深刻。他爱校如家，大力改革，并着力促进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为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在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前身）院长屈伯川的再三恳请下，钱令希来到了大连工学院，任教授和第一任科学研究部（现科研处）主任。35岁的钱令希离开了西子湖畔来到了渤海海滨，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站在世界前沿的科学巨匠
作为我国着名的力学专家，钱令希是我国计算力学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开拓者，力学变分原理研究的带头者，也是使结构力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先行者与奠基人，在我国桥梁工程、水利工程、舰船工程、港湾工程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中，钱老参与和设计建造的工程项目不胜枚举，获奖无数，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大连新港主体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等都凝聚着钱老的心血。
钱令希对倡导和发展我国急需的计算力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钱令希就已敏锐地看到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将会给科学技术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会影响到各门学科的进展。他预感到计算机将给结构力学带来全新的面貌和前景，就带领自己的研究生，共同勤奋学习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的有关知识，进行知识更新；同时，在力学界竭力倡导把古典的结构力学和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结合起来，努力在我国兴建计算力学这一新学科。在1973年中国科学院力学规划座谈会上，他作了题为“结构力学中最优化设计理论与方法的近代发展”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力学界和工程界的关注和响应。
当时，大连还没有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为了抢时间培养出一支队伍，钱令希克服种种困难，取得学校的支持，带领一支小分队到上海，结合实际任务掌握这门技术。在他的指导下，一批中青年教师很快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
1980年，钱令希领导开发出了多单元、多工况、多约束的结构优化设计——DDDU系统，它把力学概念同数学规划方法结合起来，成功地克服了一些传统难点，在为火车、汽车、特种车及雷达天线等进行优化设计时均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实用性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项成果于1985年获得了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1978年，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年过六旬的钱令希感奋不已，他夜不成寐，信手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献身科教效春蚕，岂容华发待流年；
翘首中华崛起日，更喜英才满人间。
这首诗，写出了这位力学家、教育家、“伯乐院士”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写出了他献身科教、执着追求的品格；从这首诗里，也看到了他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和甘为人梯、鼓励后来人超过自己的愿望。
由于钱令希倡导计算力学，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更由于他在科技界崇高的道德风尚和治学精神，在1982年召开的中国力学学会大会上，经过原理事长钱学森的推荐，大家一致选举他担任第二届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钱学森作推荐时说：“钱令希教授紧跟时代的步伐，及时更新知识，走到了前面。
我表示十分钦佩！”同年，他还当选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在他的生命走到第90个周年的时候，虽身体已无法再如年轻人那样健步如飞，但是，直视老人的眼睛，听他说起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科学和教育事业，说起他所在大学的腾飞时，老人眼中闪烁出的光芒和依然敏捷的思维、毫不落伍的话语，不禁让人们深深地感动，更为之肃然起敬。钱令希生命中的精神光芒——振兴中国的献身精神，对科学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都已深深根植在他的弟子、弟子的弟子，以及成千上万年轻后辈的脑海中，永不磨灭……

梁守盘（1916-）
航空工程专家。福建福州人。1937年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193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45年至1952年任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教授、系主任。后任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教授，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副院长、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学院院士。
20世纪60年代发明双层金属容器，并领导科研人员解决了双层金属容器和液体火箭发动机用的某种燃料的代替问题，当时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有重大意义。曾担任反舰导弹总设计师的职务，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设计的产品为部队提供了国产装备。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如今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导弹不仅毫不逊色，有些在世界上还处于领先地位。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不能忘记曾经为之奋斗的前辈，梁守盘就是其中一位。
梁守盘，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早年从事航空工程教育，上世纪50年代起从事导弹研制工作，在发动机技术和导弹总体技术上尤有建树，领导研制成功多种海防导弹，其中一种导弹武器系统被评为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是主要完成人之一。1994年获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教书育人　献身科技
梁守盘于1916年4月13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父梁敬钅享早年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晚年担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童年的梁守盘在北京家中的私塾读古书和当时的小学教科书。1927年考入北京四存中学，后曾转学到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上海沪江附中和上海光华附中，1933年6月高中毕业。当时“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呼声高涨，他立志钻研工程技术，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步入“航空救国”之路。1937年大学毕业，获清华大学工学士学位，随即到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学习。结业后目睹当时的主要装备都是美国货，且美国又提出对中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要“现款自运”，使他感到建立中国自己军事工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摆脱他国的控制。1938年8月，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获得硕士学位。
1939年，年仅23岁的梁守盘本可以在美继续深造或工作，但他深深地怀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四万万同胞，于是放弃了舒适、优裕的学习、工作环境，回到祖国怀抱，开始他教书育人的生涯。
1940年2月至1942年8月，梁守盘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和机械系任讲师、副教授。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在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任技师、设计课课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到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6月后任该系系主任。1952年9月，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教授、教授会（教研室）主任。1956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在近20年的教师岗位上，他兢兢业业、挥鞭执教，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旨在培养振兴中华的栋梁。时至今日，我国航空、航天等科技界的学者、专家还都清晰地记着这位师长的神采和风貌。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结合教学撰写了10余部讲义和其他论着，不仅为当时有关专业的教师、学生提供了教材和参考书，而且对从事有关专业的其他科技工作者，都有参考价值。
梁守盘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与贡献，不仅表现在他的科技着作与论述上，更主要的是在从事导弹研制的实践中，以他渊博的基础理论知识、敏捷的思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把握着技术方向与技术途径；带领科技人员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参与决策多种导弹的技术方案及其他重大技术问题；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的设计、试制、试验、生产和飞行试验，研制成功多种导弹，满足了部队装备的急需，使我国的国防力量得到了实质性的增强。
梁守盘长期从事海防导弹的技术领导工作，曾作为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领导研制成功多种海防导弹，用于部队装备。他还曾担任海防导弹系列总设计师，全面负责各海防型号导弹的技术工作。
1956年9月他调赴北京，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研究所所长、分院副院长，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1982年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第三研究院科技委主任，1988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1993年后任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1988年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聘任为初始会员。
向航天事业的权威挑战
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仿制从苏联引进的P‐2液体近程弹道导弹。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梁守盘被任命为总体设计部主任，主持这一导弹仿制的总体技术工作，开展“反设计”，即按引进的P‐2导弹的战术技术指标进行导弹设计，将设计计算的结果与引进的P‐2导弹的数据进行比较，验证我们的理论分析、设计、计算是否正确，对有差别的地方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改进。通过这样的“反设计”，极大地锻炼和培养了我们自己的科技队伍，为独立自主地研制新型导弹奠定了基础。
1960年初，为考核靶场设备质量，并通过实际操作练兵，上级决定用引进的P‐2导弹进行靶试。燃料就像是炸弹中的炸药一样，是导弹的食粮。没有合格的燃料，导弹就是造出来了，也只能是一个空壳儿。中国按照苏方提供的图纸建成的化工厂，将已制出的一车皮燃料提前运到了发射基地。可是苏联专家却说，要将中国的燃料送到苏联去化验。化验结果大大出乎梁守盘等中国专家的预料。苏联专家说，中国的燃料中含可燃性物质太多，使用中国的推进剂发射，火箭有爆炸的危险。要发射火箭，必须购买苏联的推进剂。
事情很明显，如果中国没有掌握火箭推进剂生产技术，苏联专家一旦离开，中国的导弹发展计划便会搁浅。因此，中国专家们非常希望能在这次发射试验中试试中国自己生产的燃料。基地司令孙继先与苏联专家交涉，建议使用中国的推进剂，如果发射失败，由中方承担责任。可是得到的回答依然是傲慢的摇头。梁守盘拍案而起：“我们的产品经过化验，完全达到了资料上规定的标准，为什么不能使用？！”他的话绝不是夸大其词，他的确对国产推进剂进行了严格的化验分析。在场的中外专家心里清楚，这位长着苏格拉底额头的人从不说空话。“引进的资料也是专家意见，而且是更多专家意见的结晶。根据理论分析，我们的燃料不可能出问题。如果错了，我愿接受处分！”梁守盘铿锵有力的回答，使在场的人们惊呆了。然而，苏联专家仍不表态。不过，那宽阔额头里蕴藏的智慧和才能确实使他们感到不安。“不！”他摇摇头，“我的每一步计算都是经过严格推敲的……但为什么？”
他苦思着。一个星期之后，问题的症结终于找到了。原来，外国专家在计算时，误将分析数据中某一物质的气态容积作为液态容积使用了，于是，这种杂质在液体燃料中所占的百分比比实际数值高出了1000倍。梁守盘准备面对一场更大的争论。
然而，一切都没有必要了。1960年8月，外国专家组撤走了，答应运来的推进剂也一拖再拖之后，以推进剂厂发生了事故而拒绝提供了。面对困难，梁守盘毫不气馁。“我担保，我们的推进剂百分之百合格。”梁守盘对聂荣臻元帅说。
1960年9月10日在外国专家撤走后的第20天，我国第一次在自己国土上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那枚P‐2弹道导弹，写下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的第一页。
在他担任发动机过程研究所所长期间，能否使用偏二甲肼作为燃烧剂成为当时争论的重大技术问题。苏联专家认为，用偏二甲肼作燃烧剂虽然可获得较高的比冲，但有剧毒，而且毒性是积累性的，使用偏二甲肼等于抱着老虎睡觉。梁守盘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大胆地闯入了这个“禁区”，他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在朱鲲教授的主持下，经过反复分析研究和试验，终于得出科学的结论：偏二甲肼及其燃气虽有毒，但可以通过人体自身的代谢将毒性物质排出，因此是非积累性的中毒，并找到了解毒的特效药，从而打开了偏二甲肼不能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剂的“禁区”。此后，又在梁守盘的带领下，研究出用偏二甲肼与煤油混合，代替需用20公斤粮食才能提炼1公斤的混胺-02的办法，以此作为中、小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燃烧剂，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源，意义十分重大。
为研制更大推力的发动机，他提出不设计新的大型离心泵，而用几个离心式涡轮泵并联的设想，突破了苏联专家的技术论断，为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涡轮泵系统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途径。
根据篮球双层结构的原理，梁守盘提出了以双层金属容器代替不锈钢材料贮存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剂硝酸和氧化剂过氧化氢，因为当时国内不能生产，而国外又禁运。双层金属中，里层采用耐腐蚀性好的合金铝，外层用强度高、耐高压的钢材，试制成功高压容器，从而闯过了航天事业初创时期一系列的技术难关。
对海防导弹研制作出卓着贡献
梁守盘长期担任海防导弹研究院副院长，分管技术工作，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这类导弹的发展规划，并主持和组织研制成功亚音速、超音速、小型固体三个系列岸对舰、舰对舰、空对舰多种海防导弹，有的导弹还多次参加国际防务展览，受到好评。特别是在被人们称为“中国飞鱼”的C801超音速固体反舰导弹的研制中，他不仅带领科技人员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还排除了飞行试验中出现的故障，以泰山压顶不弯腰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历尽艰辛和坎坷，终于研制成功了这一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如今，这种发动机早已在我国诞生，并已形成了几种可供实用的型号。现在，这种类型发动机的研制在一些先进国家已经成了热门，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特色，所研制成功的导弹的战术技术指标可以与发达国家同类导弹相媲美，这与梁守盘所付出的劳动与心血是分不开的。
实事求是　坚持真理
梁守盘作为一名老专家，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决不去迎合某一观点，更不哗众取宠，称得上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楷模。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推诿，属于自己范围内的工作，一定提出明确的意见，敢于决策、善于决策。他已接近耄耋之年，仍孜孜以求地奋战在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的岗位上，关心着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为其兴旺发达而尽职尽责、献计献策。“我们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既飞得快，又打得准。”年过八旬的着名导弹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守盘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曾经微笑着说出这样一句话。他的笑容从容而又大度。谈到中国导弹的种类，梁院土说：“中国有一种导弹和法国‘飞鱼’相似。外国记者管它叫‘中国飞鱼’。还有一种导弹，美国人把它叫作‘蚕式导弹’。这些导弹，1984年都在天安门广场受到过检阅。”对中国导弹的性能，这位导弹专家十分自信。他举了两个颇为生动的例子。
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附近海域进行了导弹演习。美国人表示反对说：你们导弹试射过吗？打到台湾岛上去怎么办？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一方面，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用不用武力解决，是中国人的内政，不是你美国人的事；另一方面，我们的导弹是打得准的，我们说打哪儿就打哪儿。果然，我军导弹准确命中预定目标，连西方观察家都不得不对中国导弹性能赞叹不已。“中国导弹技术不但不落后，我们有的导弹，比如‘中国飞鱼’还和法国‘飞鱼’抢过市场。”梁院士讲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东南亚某国在选择是购买“中国飞鱼”还是法国“飞鱼”时，提出在海上较远的距离设置一个目标，谁能打中目标，他们就购买谁的导弹。法国人退缩了，中国人说“我打”。结果直接命中目标，我们得到了这笔生意。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国家敢用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进行战争。“我要没有，你就想打我，我要有了以后，你就不敢打我。这就是威慑力量。”美国一家报纸对中国核威慑作了这样的评论。“我们搞导弹是为了真正维护和平，而不是充当战争贩子！”梁院士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中国拥有导弹的真正意义。
在他的办公室，人们常见到的是他伏案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推导着一个又一个外行人极难看明白，又显得枯燥乏味的公式。然而，那数字连着数字、符号连着符号的公式，在他的眼里并不枯燥。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叫老骥伏枥。人老了，能追回的东西不多，我就想在有生之年多为航天做点事。”
解放后院系调整，浙大一度没有了航空航天专业，但于2007年1月，又成立航空航天学院，中断五十五年的航空航天缘终于再续，潘云鹤出席了成立仪式。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更加辉煌！

朱祖祥（1916-1996）
土壤化学家。浙江宁波人。193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获学士学位。
留校任教。1946年、1948年先后获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浙大农学院、浙江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教授。1980-1983年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浙江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早期研究影响土壤中交换态阳离子有效性的各种因子，提出饱和度效应，陪补离子效应和晶格结构效应等概念。通过土壤中磷的转化研究，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养分位的实际涵义。对土壤和水稻营养障碍化学诊断的理论、方法及标准等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两度编写和主编土壤学教材，并被广泛采用。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2006年9月的一天，众多科学家齐聚在杭州华家池畔，其中包括原国家农业部部长何康、中科院院士赵其国等5名院士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土壤学界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他们都为一位老先生的九十诞辰而来，一位长者、土壤科学家、教育家，一位10年前就离世的院士、原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
朱祖祥，着名土壤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对土壤化学和土壤物理学有很深造诣，较早研究了几种主要黏粒矿物类型对阳离子的吸附特性，提出并系统地论证了影响吸附性离子有效度的“饱和度效应”和“陪补离子效应”等概念，以后又用养分位和热力学函数关系，分别阐述了土壤中有效养分和水分的能量概念，并且对绿肥肥效机制进行探讨，在土壤化学环境和污染物的转化等方面有广泛的研究。他为创建、发展浙江农业大学土壤农业化学系、环境保护系和中国水稻研究所作出了创造性和开拓性的贡献。
求学浙大　献身教育
朱祖祥1916年10月5日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云山乡（现属余姚市），自幼即随父母迁居当时县治所在地慈城镇（现属宁波市）。朱祖祥小学毕业后，在塾馆诵读古文半年，就跳级插班于宁波私立民强中学，半年后又转读于宁波私立效实中学。在效实5年，由于老师既严格要求，又因材施教，使他对科学有进一步的追求，对教育事业开始有向往之心，而且在学习和思维方法上也深有所得，为以后深造打下了基础。
1934年，朱祖祥从效实中学毕业，当时宁波旅沪同乡会中有识之士为在宁波筹建“四明大学”，募集巨资，设立“四明大学奖学金”，以资助有志于教育事业而又品学兼优的青年，加以培养，作为将来建校的师资储备。朱祖祥以名列浙大农学院录取新生榜首而被授予该项奖学金全额，每年得360400银元。
入学后，他学习成绩一贯优异，年年都获得奖学金。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开始西迁，奖学金因无财源而中断，幸有学校组织学生抄写、刻印讲义，推销浙江大学学报等勤工俭学，加上他个人还有连年奖学金的节存余款，可以用来补贴维持生活，终至读完大学。1938年夏，他获农学学士学位，并留母校任助教。
浙大西迁期间朱祖祥担负了押运整个农学院仪器、药品等设备的艰辛重任。期间，水陆周转，他或高卧于箱顶激流行舟，或曲蹲于箱背以避逆风。先南下赣州，因战争形势逆转又复北上，绕道湖南再中转仓储于广西阳朔，后待机运抵宜山。此后，当浙江大学安全迁至贵州遵义时，朱祖祥又承担了除农产制造课以外的本系全部实验课、实验室建设，乃至清洁卫生工作。在实验用房、仪器不敷周转时，他就利用晚上或假日为同学安排实验，热心执教，克尽职守。在宜山时，他甚至住宿在仪器药品室里，一人兼理保管、打扫、采购、担水和制备蒸馏水事务，这既激励了学生勤奋好学之心，也坚定了他自己献身教育之志。
1944年冬，朱祖祥经浙江大学农学院推荐，中华农学会选拔和教育部组织考试，以优异成绩被选送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他主修土壤化学，副修先为植物生理学，后转表面化学。整个留学期间，他未享受寒暑假，一年四个学期都注册上学，并选学尽可能多的课程，还利用一切机会在试验场的农业化学室做分析工作。他仅用3年时间便顺利地完成了两篇学位论文，荣获硕士和博士两个学位。朱祖祥学成回国前，其系主任和导师特致函浙大，高度评价了朱祖祥的学业水平和科研成就，并赞扬他在该校土壤系研究生中享有的声誉。同时，国内的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贵州大学都有聘他任教之约，但他仍决定回母校。浙江大学师资聘任委员会原拟按资历聘任朱祖祥为副教授，后聘委会领导援引了密执安大学的荐函，议聘经改他为农学院教授。这时，他刚过而立之年。
“为人师表求真求善求美贵在奉献，教书育人是德是智是体严于律己”，这是朱祖祥提出的教育理念，也是他数十年为人师表的真实写照。
10年前，已80高龄的朱祖祥院士依然精神矍铄，参加长江三角洲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考察，然而就在考察途中，突生变故，不幸逝世。
朱祖祥的学生、浙大环境资源系教授胡景赓至今仍能清晰地记起那伤痛的一刻：“1996年11月9日晚9点15分，我接到省农业厅一位同学的电话，说厅里一位同志刚从绍兴回来，告诉他朱祖祥先生在考察途中去世……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第二天清晨，不幸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朱祖祥于80高龄因公殉职，为国家、为人民奋斗到了最后一刻！“先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目睹新浙江大学的成立。”浙大原校长潘云鹤说，“就在先生去世的那一年，还专门去过他的办公室，不遗余力地推动四校合并，他是成立新浙江大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后辈之中人才辈出。
“为国为民为社会，求真求善求美弘文化”，求真、求善、求美，这是朱祖祥先生自己的题言，也是面向所有浙大人的题言。他的教育理念、科学思想、求实精神和知识分子风范，正是今天浙大需要的宝贵财富。
致力农业　功不可没
2004年，在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全国一级学科评比中，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中的农业资源利用、环境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双双荣获同学科全国第一名。在一个学院中所包含的全部一级学科都列为全国第一，不仅在浙江大学中是惟一的，在全国也极为稀少。早在1981年、1983年，土壤学与农业化学就先后被批准为博士点。国家教育部开始评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后，两个二级学科各获一篇，也是全国同学科中仅有的两篇。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土学泰斗——朱祖祥。
朱祖祥在国家的农业教育中、农业科研特别是发展土壤科学中的功绩，均是功不可没的，而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在浙大创办了出色的土壤农化系。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浙江大学农学院曾在农艺系下设立农化组，规模小、设备少，但报考生源广，成为热门科系，因而独立建系的呼声与日俱增。朱祖祥目睹这一现状，并以其切身感受，于毕业前后配合农化学会向院长、校长陈述建系意见，深受嘉许。1939年浙江大学迁至宜山后，经校委会讨论正式成立农化系。在战争烽火中，学校动迁，人心不定，要成立新系谈何容易！当时原有教授均因故他去，新聘教授则刚从各处到校。朱祖祥作为系里仅有的两个青年助教之一，在教授们的领导鼓舞下，热情奔放地全力投入建设实验室，开辟试验地，收集文献资料，配合教授备课之中。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个充满活力的农化系终于在贵州湄潭城出现。直到抗日胜利，该系已发展成为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大系之一，并迁回杭州华家池。这是老浙江大学历届领导和教师们集体的骄傲。其中朱祖祥是自始至终参与其事的创业者之一，他的拳拳爱国爱校爱系之心没有辜负先辈、领导和同事们的期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祖祥任浙江大学农化系主任。他决心用过去建系的热情来扩建和充实本系。他特别注重土壤学方面的课程建设，首先是充实专业和加强基础，为此，他延请了几位土壤地理专家来系兼授土壤地理，请国内着名物理化学家来系开物理化学基础课。其次，他认为土壤学作为农学院的共同必修基础课，对各系的教材内容应有所侧重。根据当时浙江大学农学院专业设置情况，他设想开设以土壤发生和肥力为中心的本系“土壤学”，以肥力和作物土壤管理为中心的“土壤和植物”，以土壤资源利用、规划、保护为中心的“土壤与农业”等课程，以分别适应农学院不同系科的需要。但由于本系初创，在原有土壤学师资队伍中资深的专家教授人数极少，上述设想只好搁置一旁，迄今引以为憾。然而，朱祖祥办学的热切心情，昭然可见。
不仅如此，朱老还高瞻远瞩，首建了环境保护系，这可谓是他另一个意义重大的贡献。
土壤学与农业化学都是有一个半世纪历史的传统学科。在这两个学科推动下，化肥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基础，为迅速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食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中国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制品已有半个世纪，特别在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用量接近或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成为土壤、水系、空气中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农产品中污染物也严重超标，食物安全性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早在20多年前，朱祖祥院士就预见其严重性，当农化系教师们提出建议成立环境专业时，得到他的积极支持。1977年，浙江省政府批复增设农业环境保护专业，由土壤与农业化学系抽调教师组成。1980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任命他为浙江农业大学校长。1983年，成立环境保护系之事得到他的支持，这为环保系的发展与壮大创造了重要条件。1990年10月，农业环境保护成立博士点，四校合并后组建为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经过20多年的努力建设，该学科已被评为全国第一。
朱祖祥在农业教育和科研中的贡献还有：
朱祖祥在“文革”之后即主持浙江农业大学，把浙江农学院改建成农业大学，并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培养了一大批国内外优秀人才。
担任中国水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使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水平跃升至全国最先进的水平。
朱祖祥严谨治学，勇于实践。如1954年他在威廉士土壤学习班上讲解土壤化学，在会上他介绍了国际上土壤化学的最新发展，深受欢迎。又如在“文革”之后的1978年，他在土壤学会物理专业组会上的报告，深入地阐述了土壤水分运动的能量概念，对土壤水分的势能作了精辟的分析，座无虚席。这个报告大大促进了国内土壤水分研究的发展。
朱祖祥是一位热爱祖国的科学家，他在美国学成后立即返回母校任教。
他在“文革”中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却从未与他人提及，他常常叹息的反而是浙江省古文物、古庙宇遭到破坏。他经常与他的学生谈及祖国发展的前途，他思想开放，看到全国农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飞快发展，十分高兴。
高风亮节赞朱公，土学泰斗世人钦。
诲人不倦诚可敬，成果辉煌凝血心。
这就是中国现代土壤学泰斗一生的真实写照！

卢嘉锡（1915-2001）
化学家。福建厦门人，祖籍台湾。
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物理化学“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曾在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等职。他早年设计的等倾斜魏森堡照相的Lp因子倒数图，曾为国际X射线晶体学界普遍采用。1973年在国际上最早提出固氮酶活性中心网兜模型之一，之后又提出过渡金属原子簇合物“自兜”合成中的“元件组装”设想，还系统地组织提出一些簇合物的“类芳香柱”本质问题，因而使中国化学模拟生物固氮及有关原子族合物的合成和结构化学研究跻身世界前列。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爱国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有着丰富的内涵。祖国是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生息繁衍的地方，是我们难以割舍、永远无法忘怀的根……几十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明白了，树木只有扎根于肥沃的土壤中才能根深叶茂，中国知识分子的根也只有深深地扎在中国这块广阔肥沃的土壤中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我国着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卢嘉锡在《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一文中这样写道。卢老用自己辉煌而不凡的一生忠实地实践着这一追求。
童年跳级王　一生辉煌化学路
卢嘉锡出生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个世代塾师的家庭。幼年的卢嘉锡，一直随做私塾先生的父亲在私塾里念书，直到10岁才去厦门商密小学上学，但他一入学就插班到6年级，仅用了一年就小学毕业了，后来又连跳三级。当不满13岁的卢嘉锡以全优的成绩念完中学时，他几乎成了当时的一个神话，人们眼中的“跳级王”。
初中毕业后，卢嘉锡顺利地考入了厦门大学预科，一年后考入厦大本科。
卢嘉锡最初是选数学为主系，化学为辅系。当时化学老师张资珙教授对卢嘉锡影响颇深，以至于半年后他就改选化学为主修，也从此走上了一条辉煌的化学路。
1934年6月，年仅18岁的卢嘉锡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被留在母校当助教。1937年他以最高的考分和优异的外文成绩，获得了当时公费留学英国物理化学科的惟一名额。在英国期间，在S·萨丹教授指导下，卢嘉锡发表了四篇放射性化学的研究论文。1939年，年仅22岁的卢嘉锡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他又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从事结构化学的研究，师从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化学奖与和平奖）的L·鲍林教授，先后在英美着名杂志上发表了十余篇重要论文。1944年任美国国防委员会第十三局马里兰研究室研究员，从事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由于在燃烧和爆炸方面研究的出色成绩，获美国国防委员会颁发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成就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家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卢嘉锡毅然舍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待遇和科研条件，于1946年1月回到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到爱国民主运动中。在厦门解放前夕，为了保护厦门大学完整回到人民的手中，保护进步学生和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做了大量工作。
回国后的卢嘉锡先后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工作，致力于培养人才，又为高校物质结构课程师资和结构化学研究生的培养，做出了重大的成绩。1978年，他在第三届国际固氮学术会议上宣读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氮研究》的论文，其所提出的“网兜状”原子簇结构模型在国际上被称为“福州模型”，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其所着《过渡金属原子簇的结构》和《合成化学》、《天花粉蛋白的结构》、《固氮酶固氮活性中心结构》等相继于1978-1987年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院一等奖、二等奖及中科院重大成果奖、科技进步奖。1999年10月，卢嘉锡获何梁何利成就奖。
两校相“抢”　情义两全
青年时代的卢嘉锡在国外突出的表现引起了国内知识界的极大关注。因此在他回国任教时，曾上演过浙大、厦大两校争夺卢嘉锡的趣事，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1944年，当时还在美国马里兰研究实验室工作的卢嘉锡接到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的信，希望他回国后到母校任教。那一年萨校长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卢嘉锡得知后前往他下榻的宾馆拜访，与萨校长一席长谈之后，这位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很自然地考虑到将来以母校（厦门大学）为归宿。
可是回到加州后不久，他就听说了萨校长决定辞去厦门大学校长职务的消息。
1945年夏天，他又收到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的署名电报，希望他到浙江大学化学系当教授兼系主任，请他拿定主意后给予回电，并称回电费用已经由浙大预付了，其殷切之情让卢嘉锡颇为感动。由于当时不了解阔别了七八年特别是萨校长辞职后厦门大学的情况，他在给胡刚复院长的回电中答应去浙江大学赴职。几个月后他便回到了祖国，先探访了母校厦门大学。不想这一来他就走不脱了：接替萨本栋的汪德耀校长亲自找他谈话，恳切希望他留在厦门大学。而浙江大学从遵义迁回杭州后，即以竺可桢校长的名义电催他“早日来杭”。在聘用卢嘉锡的问题上，两校都不肯相让！因而他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两校争聘的“漩涡”。
此时，摆在卢嘉锡面前的是难于割舍的“情”和“义”。他偏偏既讲情又讲义：厦门大学是他的母校，他不能绝情；答应浙江大学在先，若只顾母校而失约，虽保全了“情”，却又陷于“不义”。是留母校，还是赴浙，使得他进退两难。
两难的境地却也成就了后来卢嘉锡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就。最终结果是卢嘉锡两头受聘，两校均受益。就这样，卢嘉锡交替往返于杭州和厦门之间。南来北往，出于情义而成于事业。卢嘉锡对待两份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虽然奔波两地，在两校兼职，但是卢嘉锡在学术领域的前进步伐丝毫没有受阻，甚至可以说，这几年是他崭露才华、蜚声讲坛而成为知名教授的一个重要时期。
百年求是　浙大情缘
卢嘉锡与浙大的情缘是特殊的，让我们来细述这份情缘吧。
卢嘉锡曾于1946年和1948年两度来浙大任教，任化学系系主任。他学贯中西，见解独到，教授方法新颖且不断有所创新。这种创新是建立在统驭各种教材并使之融为一体的基础上的。为了教好一门课程，卢嘉锡通常要参阅大量有关的教材，包括各种版本，在融会提炼之后，用自己的语言加以生动地表述，这种下苦功所达到的教学效果，仅仅靠学者自己的查阅是无法达到的。
况且物理、化学是学生们普遍认为最难的科目。但他授课声音洪亮清晰，板书清秀工整；他能化抽象为形象，化艰深为平易，化枯燥为趣谐，使学生们如沐春风，如入佳境，不啻美的享受！事实上，为他的教学才华所倾倒的不仅有他的学生，还有当时的教师以及资历相当的教授。
着名物理化学家，当时在浙大任教的吴征铠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卢嘉锡在浙江大学授课时说过的一句话——“功之于能，犹如雨雪霜之于水”。对他不同凡响的教学才能推崇备至。事实上，善于应用形象贴切的比喻来帮助学生消化那些难以理解的概念和理论问题，正是卢嘉锡教学的一大特色。卢老的幽默在晚年也未曾改变。有一次某青年报的记者去采访他，他向记者说的第一句话竟是：“青年报的记者，你来错了，我已经不是青年了——”他的个人魅力令人深感佩服。在卢嘉锡的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除了本系的学生外，还有不少外系的学生、助教、讲师乃至教授。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教室坐满了，后来的人就自带凳子挨着门口、窗边听课。在教学上的尽心尽力使他成为当时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离别总是让人伤感的，依依不舍泪沾巾。1947年初，卢嘉锡第一次离开浙大时，浙大一百多名师生包括时任代理校长的郑晓沧联名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挽留信。卢嘉锡第二次来浙大的时候，校方事先专门安排了一套住宅，并配备了家具。卢嘉锡对浙大师生的情意是感受在心的，深受感动，卢嘉锡始终也没有忘记浙大。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亲笔书写了“百年求是再创辉煌”的题词，庆祝浙大百年校庆。
心系祖国　赤子情怀
卢嘉锡的祖辈就有爱国、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他的祖父就是因为台湾被日本占领，不堪忍受日本殖民主义的压迫，从台湾搬到厦门的。卢嘉锡少年时的刻苦学习使他拥有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底，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刻的了解。他具有台胞和侨胞的双重身份，又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的变换，对祖国知之弥深、爱之弥切，所以兴我中华之心弥烈。他曾把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内容概括成64个字：“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励精图治，同心同德，穷而有志，知难而进，博采众长，自强不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积极探索，不骄不躁，立志创业，振兴中华，开拓进取，再创辉煌。”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以“苟利国家死生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座右铭的卢嘉锡以渊博的学识、坦诚的态度、诤友的胸怀表现了一个参政党领导人的高贵品质。
卢嘉锡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是为发展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献出全部智慧和精力的一生。他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学风严谨，豁达大度，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他忠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为科学研究竭智尽力，追求不懈，奋斗不息。他在晚年曾亲笔书：“吾日三省吾身：为四化大局谋而不忠乎？与国内外学术同行们交流学术而不创新乎？奖掖后进不落实乎？”以此自勉。他高尚的风范，优秀的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尊敬和怀念。

卢鹤绂（1914-1997）
核物理学家。原籍山东掖县，生于辽宁沈阳。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
1941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至1952年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主要从事理论物理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发现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发明了在质谱仪中测定轻同位素丰度比的时间积分法。在国际上首次公开估算铀235原子弹和费米型链式裂变反应堆的临界大小的简易方法及其全部原理；提出了最早期的原子核壳模型并首次提出了核半径新的计算公式。建立了流体的容变粘滞弹性理论并对经典流体力学基本方程作了多项推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谁是世界上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是谁第一个在中国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谁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热盐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的人？谁是中国第一个精确称量锂元素丰度比例的人？谁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弛豫压缩基本方程的人？……他，就是卢鹤绂——中国的民族英雄，站在世界之巅的“丹顶鹤”。
“东方剑桥”的核能之父
英国剑桥大学着名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曾在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撰文写到：在那里，不但有世界第一流的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教授，还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希望，那里是东方的剑桥。李约瑟博士在这里赞誉的东方的剑桥正是当时为躲避战乱，搬到贵州湄潭办学的浙江大学，而他提到的卢鹤绂教授，当时只有31岁。
卢鹤绂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理学院，同年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并以优异的研究成果于1941年获博士学位归国。
卢鹤绂是1945年春至1952年夏天在浙江大学任教授的。在浙江大学的8年，是他走向成功，走向成熟，走向世界的8年。
“湄江河水清，打鼓坡山灵”。美丽的湄潭带给了卢鹤绂无限的灵感。在湄江畔卢鹤绂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1945年，卢鹤绂研究出“估算铀235原子弹及费米型原子堆临界体积的简易方法”，并在国际上第一个公开发表。这是他在1942年，预言人类将大规模利用原子能之后的又一大创举。1946年6月，卢鹤绂经过10个月的“怀胎”，继1944年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后，又有《原子能与原子弹》一文问世。当时，科学发达的美、德、英等国，都在秘密研制、研究原子弹，但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向外界透露，卢鹤绂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笼罩原子能的沉闷天空捅了一个洞！
同年，卢鹤绂还发表了《关于原子弹的物理学》和《从铀裂变到原子弹》等着名文章。这些着作如同原子弹爆炸，震撼着世界科技界，引起原子能研究者的关注，被美国、苏联等多个国家的书刊广泛引用。卢鹤绂也因此被誉为“世界上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中国核能之父”。
在湄潭，让人记住的不仅仅是卢鹤绂巨大的科学成就，还有他谭派老生的京腔。来到湄潭后，卢鹤绂常在闲暇之余到湄江边唱京剧，谭派老生的京腔响彻在湄江两岸，成了湄潭一道特殊的文化风景线。或者源于父亲，或者是因为灵动的天赋，卢鹤绂从小就爱上了京剧。他的这一艺术特长不仅是他的自娱自乐之方，而且在社会公益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他参加了黄河赈灾义演，演出了《空城计》等精彩剧目；应学生自治会之邀，在校园里演出了《四郎探母》；为了劳军在杭州大世界演出《断臂说书》等京剧。卢鹤绂当年在慰问抗日将士时的京剧表演，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
不知是受京剧唱腔的启发，还是湄水灵性的感悟，卢鹤绂从1947年开始对科学研究两手齐抓：一手抓核子的研究，另一手开始研究流体动力学问题。
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在《美国声学会月刊》上发表了《从声现象研究体积粘滞性核压缩性》一文，引起世界有关方面专家的极大关注。美国着名理论物理学家J·J·Markham，R·T·Beyer和R·B·History，在权威的《现代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流涕重声音的吸收》一文，极力推崇卢鹤绂提出的弛豫压缩基本方程，这就是着名的“卢鹤绂不可逆方程”。“卢鹤绂不可逆方程”为理论物理界大力推崇，被列入德国物理百科全书《物理大全》中。他所测定的锂6、锂7的同位素丰度比的精确值也被收录于国际同位素表，迄今仍为世人沿用。
卢鹤绂的一系列物理学论文，震撼了世界物理学界。
仁信为人　世所共仰
做学问之道，也是做人之道，“知而告人，告而以实，仁信也。”这就是卢鹤绂的座右铭，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精髓，他常常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学生。
《论语·雍也》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卢鹤绂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仁”与“信”的思想，并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纵观他的一生，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科学，都是实事求是，都是知而告人，告人以实。凡是接触过卢鹤绂的人，都深深地被他的“仁”所感动，也为他的“信”所感染。
美国斯瓦尔斯摩尔大学教授利奥·兹威尔曾说：“对卢鹤绂最深的印象是诚实。”“我一生缺少朋友。他是我引以自豪的伟大朋友，最知心的朋友。”
先后在中国原子能事业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丁大钊、方守贤院士，曾师从卢鹤绂，长期受到他的“仁”与“信”思想的影响。当卢鹤绂八十华诞之时，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丁大钊、方守贤给自己的老师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欣逢先生八十华诞，学生等敬致热诚的祝贺。回忆四十年前学生聆听先生精彩、生动的讲课，缜密的逻辑、丰富的学术观点、严格的推理给学生等极大的启发，为学生等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等现在能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点滴成绩，实在得益于先生的教诲，生等永志不忘，恭祝先生健康长寿，永葆科学青春。
卢鹤绂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为世界理论科学和物理学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得到了祖国人民的尊重和爱戴，在国际学术界也拥有崇高的声望。
他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授予“二十世纪成就奖”，并载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国际传记辞典》；被美国传记研究院授予“国际成就奖”并载入美国传记研究院《世界五千人物》及《五百权威领导人名人榜》。有关卢鹤绂教授生平的纪录片在休斯顿、纽约、洛杉机等地中文电视台播出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对于卢鹤绂教授的人格和他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深表敬意。1998年8月30日，在已安放了美国前总统布什雕像的休斯顿，举行了卢鹤绂科学实验室建立和雕像安放的揭幕仪式。这是美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第一次为一位中国科学家树立雕像。科学没有国界，在人们心底的无形碑上将会永远镌刻着一个善良、正直、高尚的人民的科学家名字——卢鹤绂。2003年6月7日，是卢鹤绂八十九周年诞辰。6月24日，美国《侨报》几乎用整版副刊的篇幅，刊登了吴水清的力作《美国学者评说卢鹤绂》，以此纪念卢鹤绂光辉的一生。
1994年6月7日，上海市政协、上海市九三学社、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市原子核科学和技术学会、上海市物理学会、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等单位为庆祝卢鹤绂执教60周年和诞辰80周年，举行庆祝酒会。酒会上卢鹤绂教授声情并茂地回顾了当年学成归来经历艰辛报效祖国的往事，并大声疾呼：中国物理要有所发现和创新，学物理的人士要更多投身于工业部门以推动经济发展。酒会的最后他激动地说：“刚才各位同志的夸奖，我感到过分了。我给国家的贡献，还不是我想像的那么大。我现在80岁了，我希望再奋斗20年。我希望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
卢鹤绂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敢于讲真话，直抒己见。他大声呼吁科学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21世纪的中国要增强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早在197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卢鹤绂就很有远见地提交了一份《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反对乱砍树木》的提案，提议今后无论何地，砍一棵树，要种上两棵树，要注意因土改林而致的水土流失，以及引起的洪水泛滥等问题。
他在许多公开场合，大力呼吁加强科学道德建设，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一再告诫学生和青年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一定要反对弄虚作假和浮躁浮夸作风，坚持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他还建议以更有效的法律手段规范科学行为。
卢老虽离我们去了，但他的精神不朽，他的思想将光耀千秋，英名将永垂史册。他的思想，是一座丰富、宝贵的矿藏，值得我们去探索、去开采。

黄秉维（1913-2000）
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家。广东惠阳人。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1938年至1943年曾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中国资源环境的研究，强调自然地理学的综合研究，1956年就提出自然地理应探讨地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并加以综合研究。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率先开展地表热量、水分平衡研究，推动化学地理研究。70年代倡导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研究，主持建立了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并推动了河流地貌、水分平衡试验等实验室（场）的建立。80年代以后致力于坡地利用与改良及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大坝横跨长江天堑，电能照亮半个中国，万吨巨轮直达重庆，下游六省再无水祸”，宏伟的长江三峡工程正在向世人昭示着其巨大的效能。如今，当我们回首三峡建设的历程，不能忘记那些为三峡的建设作出贡献的人们。黄秉维——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国际着名的地理学家就是其中的一员。
1946年，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没有先进的考察设备的情况下，黄秉维带队考察了长江三峡地区。他们凭着两条腿和顽强的毅力步行2500公里，记录下了长江三峡地区的每一个数据，为水力发电调查、资源研究和长江三峡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中国人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最早的历史记载。直到1992夏天，黄秉维还以八旬高龄的身躯站在长江岸边，对长江三峡的移民问题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用种植“活篱笆”来改善长江流域的坡地条件，防止水土流失的建议。
黄秉维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辛勤的劳动，为推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促进地理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集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优良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于一身，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地学界的一代宗师。让我们再次沿着前辈的足迹，追寻他留下的宝贵财富。
教书育人　桃李天下
1913年，黄秉维出生在广东省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满腹学识的父亲却赶上外侮日滋、军阀混战的乱世，致使生活艰辛。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把黄秉维送到了一家开明的私塾读书，老师除了讲授四书五经外，还按照西方的教学方式开设了数学、天文、地理、化学、历史知识等课程，使黄秉维受到了较早的现代启蒙教育，也比一般的孩子更早地懂得世事艰辛。
当时知识界提倡的“科学救国”，给黄秉维以很大影响，“乃听夕衔枚，痴足奔放”，以两年时间连跳五级，考入了中山大学预科。在中山大学预科学习时，黄秉维最想学的是化学，可适逢中山大学新建地理学系，成绩优秀者还可免收学费。在化学和地理学之间，黄秉维踌躇不已，后来父亲认为他身体荏弱，与其局促于化学实验工作，不如周游名山大川。而且当时的报刊上经常刊登许多外国科学家来华考察的消息，他痛感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研究祖国的山河，于是，毅然地走进了地理系的大门，开始地理学研究。这一干，就是60多年。
1938年底，应竺可桢的邀请，黄秉维来到了浙江大学教授地理。从此，他与浙大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为人谦和，拙于言辞，很受同事敬重。为了避免自己在大学期间学习地理知识时曾经遇到过的理论太浮泛、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的缺憾，他除了上课时尽心教授外，还编写详尽的讲义，亲自刻成蜡纸，为学生们一张张地复印，力求将各种地理自然现象融会贯通，并尽量加入最新的研究成果，如重力侵蚀、海岸地貌、土壤分类等。他的地理课生动、形象、充满趣味，受到学生的极大喜爱，有的学生因此而走上了地理学研究的道路。原中科院冰川研究所所长施雅风院士、中科院遥感研究所名誉所长陈述鹏院士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回忆起老师在浙江大学从教的情景，施雅风院士感慨地说：“黄先生知识非常渊博，勤奋好学，待人诚恳热心。一次，我对地理学上的一个问题搞不懂，黄先生不但给我做了详尽的解释，还借给我英文工具书看，因为这个问题有一位外国学者详细研究过，并且告诉我这个问题在书中多少页。怕我们查阅工具书有困难，只要学生有需要，都可以随便去他那里查阅书籍。”
陈述鹏院士对黄先生的感受更深，每每忆及在浙大师从黄秉维教授的日子，陈述鹏都感慨万千。他说：“黄先生不但知识丰富，而且教学方式生动活泼，学生都非常喜欢他的地理课，自己之所以走上地理学之路，是得益于黄先生当年的教育。”
潜心研究　赤子情深
中国早期的地理研究，研究对象常常是单一的，有人研究气候，有人研究土壤，有人研究植被，有人研究地貌，有的人研究水文，而综合性地理学研究却没有开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末，黄秉维提出，地理应该是一门综合的学科。他在实际勘测的基础上，编着了《中国地理》，对气候、土壤、植被、地貌等的相互关系，第一次做了比较系统、详尽的综合介绍，开创了中国综合地理学研究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可由于缺乏对自然环境的科学认识，不少地区盲目引种植物、开垦土地，以为可以增产。乱垦荒地，甚至还有人把北方甜菜引种到了南方，这些都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区划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进行全国性的综合自然区划，才能了解各地都有什么，适合发展什么。于是，综合自然区划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中科院地理所的肩上。当时世界上较多沿用英国的自然区划标准，但它并不适合中国复杂的气候地形条件，其实，在此之前黄秉维就发表了《中国之植物区域》和《中国之气候区域》，被认为是我国早期的自然区划成果。
1953年，黄秉维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开始从事中国自然区划、黄河中游的土壤侵蚀与保持、地表热量水分平衡、农业自然生产潜力、华北水利与农业发展、坡地改良与利用、全球环境变化、森林作用、地球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等研究工作。黄秉维以渊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高度的责任感和不知疲倦的辛勤劳动，为推动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6年，在黄秉维领导下，众多研究气候、土壤、植被、地貌、水文等专业的专家齐集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进行了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区划工作。经过众多科学工作者3年的野外考察和潜心研究，1959年，黄秉维主编了《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这是中国第一部最详尽系统的全国自然区划专着。今天我们在地理教科书中经常见到的综合自然区划图，就是黄先生和各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黄秉维提出了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三个方向，即地表热量和水分平衡，化学元素迁移和转换，生物群落与环境间的物质、能量交换。一些外国学者认为黄秉维提出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比发达国家早了30多年。张丕远教授曾说，黄秉维对自然地理学研究方向的界定为地理学的发展构筑了一个科学化、标准化很高的“平台”，由于有了这个“平台”，自然地理学的一系列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方法和依据。
黄秉维的大半生一直在关注黄河中游土壤侵蚀与保持问题，并不断地提出积极的建议和对策。为黄河与黄土高原的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考。
晚年的黄秉维开始研究森林作用问题和地球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他自荐参与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的工作，为中国开展全球变暖研究献计献策。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秉维发起组织“陆地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国陆地系统或地球表层研究、中国土地资源与农林牧副温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水资源与流域管理等4个领域的研究内容。
作为中国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组织者和带头人，黄秉维身体力行，始终活跃在科研第一线。黄秉维在野外非常注意做到“眼到、口到、手到”，注意观察，仔细调查，详细记录。他不仅自己重视野外工作，也经常鼓励学生们要勇于探索，到野外去获得真知。从长江到黄河，从东北的海拉尔到西北的河西走廊，从青藏高原到海南岛，从内陆到沿海，到处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足迹，可以说地理学家的成功是用他脚下的路铺成的。
好学不倦　学者风范
“两条腿的书架子”，黄秉维有这样一个非常幽默的“尊称”。这里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黄秉维知识渊博，德高望重，在与他交往中，仿佛可以畅游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从中获取知识和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是形容黄秉维爱书到了痴迷的地步。无论开会、出差，还是赴宴，甚至上厕所，他都要背一书包书，走到哪里，背到哪里，看到哪里。他读书之多，浏览之广，研究之深，为圈中人所熟知。而他读书，不囿于成说，而是结合实践有批判地吸收消化，再锐意创新。黄秉维在八旬高龄之际，还研读西方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书籍，致力于研究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课题。
黄秉维在他的文集自序中说：“我禀赋平平，却从12岁起，即好学不倦，勤奋逾于常人，屡历云狗沧桑，不改其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说是黄秉维日常生活的写照。地理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物理、生物、化学各学科和气候、植物、动物、土壤等各种专业知识，黄秉维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黄先生的学术秘书杨勤业，和黄先生一起工作30多年，朝朝暮暮的相处，使他对黄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每次谈起黄先生，他都充满了敬重和深情。他说：“黄先生工作勤奋，任务繁忙，时间紧促。他的读书时间是硬挤出来的，是放弃休息和睡眠时间省下来的。实事求是、严肃、严谨、认真负责是黄先生一生的治学精神。”
“他是地理学界的泰斗，但却没有丝毫的架子，他尊重师友，虚心求教，是那种‘三人行必有吾师’的谦恭之士。”了解黄秉维的人都知道，他醉心于研究工作，淡泊名利，不求闻达。早在中国科学院筹备初期，竺可桢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地理研究所，并推荐黄秉维担任所长，但他认为自己只会做学问，“不会管人管钱管事”，复函“拒绝考虑”。竺先生最后只好以情相逼：“如果你不担任所长，我就随你长住南京。”黄秉维只好答应暂任筹备处副主任。后来他硬是被以地理所的所长人选上报，《人民日报》也公开报道了黄秉维被任命为地理研究所所长的事实。对自己的成就，黄秉维说：“从我1930年进中山大学地理学系起，已虚度六十寒暑，成就甚少。本应有尺寸之成，事实上仅衔石填海，徒劳无功。”
在黄秉维家中和办公室里，满屋满眼都是书，杂志报纸四处可见，连他卧室的单人床也被书占据了大半个空间。除去这些东西，就是一些十分简朴的家用物品，让人难以相信这竟是一位院士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难怪香港一位记者曾这样报道：中科院院士黄秉维的办公条件简陋得还不如一位小学教师。
黄秉维在《自述》中曾这样说：“我从17岁起就在地理学这一园地上耕耘，志在为祖国为人类有所贡献。60多年勤勤匪懈，碌碌鲜成，又由于偶然机会，忝负虚名。偶念至此，常深感不安”。
2000年12月8日，黄秉维驾鹤西去。这是中国地理学界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黄秉维为中国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指出的方向和道路，影响了中国自然地理学界的几代学者。黄秉维的地理学术思想及其研究实践，推动着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将继续指引中国现代地理学前进的方向，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家园的美好未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