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名流浙大

钱钟韩（1911-2002）
热工自动化专家。江苏无锡人。
193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7年至1945年任浙江大学机械系教授。东南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在电厂热工过程动态学方面，进行了系统化和工程化的工作，在方法上有所创新。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建立低阶近似模型（以级数异开为基础）的数学方法，解决了当时国产模拟计算机容量太小的一个难题。
1973年，为国内蒸汽发电机组的第一次大规模系统仿真试验提供了简化实用数学模型的成套公式。利用等效电路，阐明了各种热力设备的动态运行特性，为控制和综合自动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积极为推广自动化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坐落在江苏省无锡市的“钱绳武堂”是一座普通的江南民居，与其他江南民居没什么两样，但从这里走出的近代国学大师钱基博、文学家钱钟书、文史专家钱钟汉、路桥专家钱钟毅，却使这座看似平凡的民居律动着非凡的灵气，中科院院士、曾任东南大学名誉校长的着名教育家、自动化专家钱钟韩也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他与钱钟书更为这座平凡的民居赢得了“一门双院士”的荣耀。
弃文从理，铸就辉煌人生
“耕读传家”，家庭熏陶往往是成才的前提。钱钟韩出生在这样的知识家庭，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熏陶，为他日后铸就辉煌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以《现代中国文学史》蜚声海内外，有“江南才子”之称，不仅国学功底深厚，而且对治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以为卷怀不可以弘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避患，乃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立言，无曲学以阿世。”这一治学之道深深影响了钱钟韩和钱钟书。
钱钟书与钱钟韩是堂兄弟，“亲密胜于亲兄弟”（杨绛语）。钱氏两兄弟小时在同一私塾读书，后由大伯父钱基成进行教育，之后一起考入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现东林小学）。此时，钱基博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今无锡师范）任教，要求两兄弟放学后必须去其学校跟他学古文，在他的教育下，两人都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钱钟韩曾说：“我在家庭的熏陶下，也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来接受学校教育和现代科学知识的。”
1923年，两人同时考入苏州桃坞中学，4年后转入无锡辅仁中学。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钱钟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兄弟俩虽然从小一起接受严格的古典文学教育，一起读小学、中学，却走上了不同的学问之路。钱钟书醉心于人文，将传统文史与西方文化融贯起来，以思辨的精微运用于学问，开拓出新的气象；钱钟韩则专注理工，在科学技术领域纵横驰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交大的4年是钱钟韩快速成长的4年，他学习认真，态度端正，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打破了此前交大多年的记录，他与周贤言并称为交大30年代的“文武二杰”。1933年，钱钟韩以全校第一名和历年平均成绩最优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
同年，钱钟韩又以总分第一名考取了江苏省第一届公费留学，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读研究生。学成之后，于1937年1月-6月到瑞典ASEA电气公司实习。回国后，历任浙江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教授。此后钱钟韩长期活跃在中国热物理学和热工仪表自动化教学研究的舞台上。他在取得科研成果的同时，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他是我国现代动力工程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尤其是对新中国首批电厂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5年，钱钟韩获美国南加州中华科学家工程师学会颁发的特别奖，这是继原中国科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校友卢嘉锡后第二个得到特别奖的新中国学者。当时的美国加州州务卿、着名企业家陈仕元特意给邓小平写信，盛赞钱钟韩为“江南才子”、“教学效率最高”。
钱钟韩毕其一生，在热工自动化、电机、机械、自然辩证法等研究领域做出了诸多开拓性的工作。“世界上不论什么经典着作，仔细考虑考虑，里面的问题多得很”，正是这种可贵的怀疑精神，使得钱钟韩在学术领域纵横捭阖，成就斐然。
执掌教鞭，以促进教育改革为己任
钱钟韩不仅是着名的热工自动化专家，又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一生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很多人成为众多领域的骨干和带头人。钱钟韩26岁走上讲台，在执掌教鞭的65年中，厚积薄发，言传身教，不求闻达，淡泊名利，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和学术梯队的建设，深受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爱戴。
钱钟韩根据自身的成长过程和治学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教育改革主张。他认为：要使中国立足于世界第一流科学大国之列，必须造就一批高水平的、独立自主的、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队伍。高等学校负有使每个大学生“知识化”的重要任务。只有青年一代热爱科学、自强不息、开拓前进，才是克服“人才断层”的主要办法。
他反对教师对学生实行灌输式的教学，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思想并始终带头加以实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自编教材，在国内首先开出“电工仪表”、“热力设备自动调节”等新课程，为新建电厂输送了一大批高级专业工程技术人员。他不仅传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方法，“一定要有自己的意见，别人说过的话不要说”，“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不要老师，能脱离老师就能走得更远”，话语虽然朴素，但一个教育者远大的胸襟已经表露无遗。
他还提出，要适应飞跃发展的科技进步，培养出新时期所需要的开拓性人才，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秩序和师生关系，着眼于加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学能力。在课堂讲课中，要着重方法论上的示范，并宣传本门学科的发展前景，吸引学生自己去探求。在答疑和辅导中要提倡师生各抒己见、平等对话的风气，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立志超过前辈的科技事业接班人，保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不必为教师业务水平不高而过分担忧。
钱钟韩认为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在于能在后续专业课程和业务工作中得到灵活应用。针对五六十年代工科大学基础课内容偏深偏多的倾向，他曾提出“为了加强基础，要削减基础课，加强应用指导”的主张。特别对于数学，他认为数学基本上是一种语言，在学习时，如同自然语言一样，既要掌握基本语法（运算规则），又要善于创造性地使用数学语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路和个人的特色，另一方面，还要警惕对“数学证明”的盲目迷信，善于用客观事实和实践来检验它的可靠性。
钱钟韩一贯重视实验室工作。他认为，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是获得真知最快的方法。科研人员如果轻视实验室工作，把具体的实践活动完全交给助手去做，这将是一个严重的失策。多动手，可以加强形象思维，亦可以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
这些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学术观点，在钱钟韩的课堂教学、实验室工作和研究生指导中得到充分体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培养出不少卓有成就、独树一帜的人才。
生活的智者，续写生命的智慧“我希望自己留下的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串问号，让后面的人去思考和争鸣。”晚年的钱钟韩用自己旺盛的精力续写着生命的智慧。
在钱钟韩的相册中有一纸条幅，那是为庆祝香港回归而作的。上面写着：“百年沧桑叹覆舟，珠还南海续金瓯。两制共荣谱新篇，紫荆呈祥白鳍浮。”从这其中，我们可以想像出钱老晚年诗书相伴、其乐融融的情景。
钱钟韩还是一位喜欢武侠小说的大科学家。2001年钱先生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说道：“我退休以后，迷上了两件事，一是计算机，一是武侠小说。”钱先生说他读过金庸全部的作品，有的看了三四遍。金庸不但人物写得好，而且书中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奇峰迭起，令人意想不到，这不算太难。把反面人物写得有智慧，有心计，有人性，这是要下一番工夫的。英雄豪侠也不是天生的，在生死搏斗中逐渐成长起来，这样才可信。性格的变化，看似突兀，但有必然性。”
因为学电机的缘故，钱钟韩喜欢做实验，什么都爱自己动手。晚年呆在家里的钱钟韩更是闲不住：修电灯、照相机、收音机……小孙女的识字卡片都是他亲手做的，每天按照一定的进度，用他自己的教学方法，让小孙女在游戏中学习汉字……
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于科学之外的平凡、可爱的老人，一位生活的智者和他幸福安静的晚年生活。
2002年6月1日下午，由着名雕塑家吴为山创作的钱钟韩院士铜像在东南大学老图书馆前揭幕落成。这是世人对在2002年2月8日逝世的钱钟韩院士的深切怀念。钱老弥留之际，提出将遗体捐出用于医学研究，要求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表现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一位杰出科学家、一个领导干部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

谭其骧（1911-1992）
历史地理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字季龙，笔名禾子、谭禾子。浙江嘉兴人。1940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54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至1982年任该系主任，兼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谭其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倾注30多年心血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当今内容最为详确的中国历史政区地图集，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就之一。谭其骧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作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重要着作还有《长水集》等。
谭其骧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这门新兴的历史学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尤其是他在浙大期间，可谓成就斐然。特别是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意识到：虽说必须十分重视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对于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动作用，但也不可忽视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人们更应该十分警惕那种以牺牲环境和生态来取得经济增长的倾向。从这个角度来回顾当年谭其骧的研究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年的谭其骧
谭其骧出生于浙北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的祖父是举人，清末曾任嘉兴府学堂监督，他的父亲在考取秀才后因科举被废除，遂赴日本学习铁道专业，回国后在京奉铁路任站长，不久因病南归，任《嘉兴日报》主编，并是晚清着名文学社团“南社”的成员。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谭其骧的求学历程也就一帆风顺了。他相继就读于家塾、小学、秀州中学、上海大学（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办校的进步大学）、暨南大学，先后受教于社会系、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诸学科，这为他选择历史地理学提供了广博的知识背景。其实，早在中学时代，谭其骧就对地理有极大的兴趣，他特别喜欢看地图，凡在书报上看到不熟悉的地名，就一定要在地图上找出它的位置；上大学以后，他更是把历代正史上的地理志系统看了一遍。后来在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谭其骧受到社会学家潘光旦的赏识，也是在潘光旦的影响下，谭其骧开始对中国历史上的移民现象产生了兴趣，于是在毕业时写下了一篇6万多字的论文《中国移民史要》。1930年秋，谭其骧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着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了1934年初，顾颉刚邀请谭其骧协助他创办以研究沿革地理为宗旨的“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这样，在顾先生的影响下，谭其骧决心把历史地理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1932年春，谭其骧在北平图书馆当馆员，当时馆内的同仁和学友有向达、贺昌群、刘节、王庸、萧璋等，他们后来又都是在浙江大学的同仁。此外，谭其骧又相继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兼任讲师，同时，又不断在《史学年报》、《燕京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其中着名的有《新莽职方考》、《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徏》、《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清代东三省疆域志》等，遂在学术界声誉鹊起。1935年秋，谭其骧赴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1936年秋，谭其骧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兼任讲师。
十年浙大生涯
谭其骧在北平教书时，由于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谭其骧不能转为专任教师，更难以升为副教授（当时已经讲究“高学历”，谭其骧却没有哈佛等洋大学的教育和学术背景），加之北平已在日本的占领之下，绝非久留之地，于是谭其骧有了去意，遂请在浙大的友人王庸设法联系，想到浙江大学任教。王庸也是着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与当时浙大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是东南大学的同窗，而张其昀也是历史地理学的行家，他“慧眼识英雄”，当即以副教授一职聘请谭其骧，并委托浙大注册课课长费巩与谭取得联系，嘱其尽快到任。
1940年春，谭其骧来到贵州的贵阳，在青岩的浙大一年级分校开始主讲中国通史（全校公共课）。当时谭其骧是史地系的副教授，至1942年秋，他被升任教授，并改教课程为本系的断代史和历史地理学。此时的谭其骧年方31，是浙大最年轻的教授。谭其骧这个例子说明了当年的浙大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确是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也许因此谭其骧在浙大的心境也是很愉快的，更难得的是他在浙大遇到了一批情趣相投的同仁——当时与谭其骧“亲密接触”过的有陈乐素、储润科、钱宝琮、佘坤珊、夏定域、苏步青、谈家桢、张孟闻以及索天章等诸位先生，而谭其骧所在的浙大史地系以及史地研究所在当年可谓是“全国一流”。
抗战胜利后，谭其骧随浙大返回杭州，直到1950年院系调整，他才去了复旦大学。
谭其骧在浙江大学的十年，期间除了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中国通史、中国断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之外，还相继发表了一批重量级的论文，如《播州杨保考》、《记五胡元魏时代之丁零》、《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辽史订补三种》、《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羯考》、《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等。
奠基之作
谭其骧自从在大学选择了“中国移民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之后，相继撰写了《中国移民史要》、《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粤东初民考》等学术论文，1940年他来到遵义的浙大之后，不久又撰写了《播州杨保考》，这是他的“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一篇名作。
《播州杨保考》发表于1941年10月，浙大史地系的刊物《史地杂志》（第1卷第4期）。对当时和此后的史学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即它极尽“因小见大”之能事，论证了贵州“杨保”并非如明初宋濂所称是宋代杨业之后，而是出自当地古代的土着族人；论文还讨论了“杨保”同化诸族，以及其移植境外和遗裔的情况。这篇论文虽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结论，但它以实例为涉及南方土着民族的移民史研究以及谱牒资料的利用，作出了很好的示范。此外，在1942年浙大出版的《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上，谭其骧发表了《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其中纠正了丁文江对徐霞客地理学成就过高的评价，指出早在汉代时人们就已经知道长江是源于金沙江的事实，阐发了古代着作的科学价值，是一篇实事求是的学术名篇，当年在徐霞客纪念活动中可谓独树一帜，并且在后来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另外，其《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对核实秦代设郡问题作了300年来学术争论的一个总结。
浙大返回杭州后，谭其骧又相继撰写和发表了一批研究杭州历史的论文，如《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奠定了杭州城市史研究的基础；《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第一次提出和发掘了浙江历史以来政区变迁的内在含义，并创造性地提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近代杭州的学风》，则是为了庆祝求是书院创立50周年和浙江大学20周年校庆撰写的，文章追述了两浙学术的渊源，考察了浙江学风的特殊色彩，即“一方面是发扬新风气的神经中枢，一方面又有保守的学术的坚强堡垒”，它“不仅为经史之学的中心，同时又是科学的中心，即历算学的中心”，至于近代50年来的浙江学者，为学风所熏习，往往是“革不忘因，新不蔑故，不偏不倚，择善而从，并具中西新旧之长则同”，换言之，即所谓“求是”学风。
谭其骧曾将自己的治学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绝不迷信。
他说：“我应该超过前人，你们应该超过我。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此外，他们不仅自觉地配合和服务地方，发掘地方的历史资源，以为今人所用，还主动走出校园，开办学术园地，如当时谭其骧就曾在杭州的《东南日报》主编一个副刊《历史与传说》（每周四出刊），作为学者与社会结合的一个实验。不过，后来由于这个副刊过于专业化，编至第5期就停办了（后该副刊易名为《云涛》，由张其昀主编）。
《与缪彦威论招魂庐江地望书》，千余字就为解决《招魂》的作者提供了颠扑不破的证据，不久就为史学大家的郭沫若所采纳和引用。
告别浙大之后
1950年浙江大学停办历史系之后，谭其骧转赴上海复旦大学。此后的谭其骧，依然忘我地工作在科研岗位上，特别是1955年经吴晗的推荐，赴北京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以及从1982年起，担任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的职位。这期间，由于不断地承担了大型的国家或集体的研究项目，谭其骧只好牺牲了从事个人研究的时间，但他却无怨无悔，默默地为国家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54年，毛泽东提议要编绘一本详细的历史地图，翌年春，吴晗即推荐谭其骧到北京主持其事，开始时是负责改编和修订清末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此后又组织人员，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至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始告完成。这部8大巨册的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收了当时已发表的所有的考古研究成果，包括了自商周至清代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以及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和海岸线、岛屿。除中原的王朝之外，还包括了各民族在历史上建立的大大小小的边疆政权，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各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城市、重要村镇和自然地理面貌。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也被视为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如今我们看到这部巨着，就会想起那整整二十年谭其骧所花费的精力。尽管如此，他仍然挤出时间，撰写了一批重要的论文，如关于上海的成陆年代、海河水系的发展、渤海湾成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泛滥的关系、古地图研究等，都具有开创性或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中名篇有《栀汉书·地理志枛选释》、《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鄂郡启节铭文释地》、《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栀山经枛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云梦与云梦泽》、《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论栀五藏山经枛的地域范围》、《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唐代羁縻州述论》、《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等。谭其骧的着作还有《长水集》（上、下）、《长水集续编》、《求索时空》、《长水粹编》等。
1980年谭其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2年，谭其骧逝世后，他的弟子在他遗体上覆盖了一面印有“文化神州”四个大字的白绸。应该说，谭其骧是值得这一称号的。

苏元复（1910-1991）
化学工程学家。浙江海宁人。193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193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学位。华东化工学院教授、副院长、化学工程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液液萃取理论及应用。深入研究液滴传质理论，提出了水相中含少量杂质或添加表面活性剂时滴外传质系数的表达式；肯定了醚类-水等二元系统中存在着激烈的界面湍动；提出了既考虑前混又考虑返混的萃取塔复合模型；首创了两种新型的高效萃取塔。特别注重用萃取方法解决中国丰富资源的利用、节能和环境保护中的实际问题。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91年6月17日，着名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苏元复不顾年事已高，抱病赴哈尔滨和北京主持国家教委和世界银行贷款中外专家评估会议，因劳累过度，返沪后突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苏元复为中国化工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国奋斗的不凡一生
苏元复，又名赓芳，字滢平。1910年4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郭店镇。幼年先后在家乡和杭州上小学，同时跟从塾师学习古文、书法，晚上常被单独关在黑屋里背诵《左传》。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这虽然活葬了天真活泼的孩子气，却培养了忍耐性和埋头苦干的精神。”小学毕业后，苏元复就读于海宁初级商校。1924年冬再赴杭州，考入蕙兰中学（今杭州第二中学）。1929年夏，苏元复免试入东吴大学，一年之内，两次获得成绩优秀荣誉奖。由于东吴大学费用昂贵，经考试转入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当时，潘承圻执教分析化学。苏元复在大学期间，充分展示了其科学研究的能力：三年级时，他去上海天原化工厂实习，期间他测定了多效蒸发器的数据，分析了该设备的潜在能力，并写成论文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上，解决了该厂技术人员多年未敢问津的问题。
1933年，苏元复大学毕业，经推荐去天津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这期间，他与张克忠合作在《中国化学会会志》上发表了关于铅黄表观氧化速率的论文。1935年，苏元复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抱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理想，入曼彻斯特大学工学院专攻人造丝。1937年，他完成了题为《人造纤维中微晶体排列》的论文，获硕士学位。随后，去瑞典卜福司火药炸药厂和爱沙尼亚塔林工厂实习。他经过多方努力，掌握了制造硝酸和硝化甘油的关键技术，绘制了近百幅图样，详细记录了操作规程，增长了生产技术知识，为回国后从事国防化工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9年9月，苏元复经法国马赛回国。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无法开办人造丝厂，他毅然改行从事国防化工工作，任四川泸州兵工厂研究员，兼第五工场和氧气工场主任工程师。他常与工人一起抡铁锤，在山岩上凿眼试爆，先后完成液氧炸药、油脂水解提取甘油和甘油精制等实验研究，并建成中试工场。1941年，苏元复应聘到暂迁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授兼研究生导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利用辗转千里运来的设备，在大后方建成了第一个化工实验室。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任江苏药水厂工程师。1948年9月，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化学系和化工系主任，并兼任大同大学等校教授及东海硝酸纤维厂经理。
上海解放前夕，苏元复发动并带领交通大学化学、化工两系师生，转移保存了大量仪器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在交通大学任教，积极投身恢复经济建设的洪流中。1950年3月，他受人民政府派遣，赴东北考察，为东北化工教育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向中央献计献策，他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动员许多师生支援东北建设。1952年筹建华东化工学院，苏元复是负责人之一。他历任该学院教授、副教务长、副院长、化学工程研究所所长和顾问，长期主管学院的实验室和科学研究，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56年起，苏元复曾三次参与制订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从1979年起，任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1980年11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1984年，被选为国际溶剂萃取化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1985年起，又担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中方专家组组长。
苏元复先后编写或与人合作编写了《无机工业化学》、《化工原理》（上、下）等化工教学经典教材，在业内得到广泛使用。
苏元复的一生是为国奋斗的不凡一生。无论科研、教学、为人处世，他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爱看“闲书”的科学家
苏元复，正是这样一位着名的科学家、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你能想到他在童年却是一个被认为“不守规矩”、时时“越轨”、总是偷看“闲书”的孩子吗？让我们走近这个看“闲书”的科学家吧。
苏元复6岁那年，父母把他送进了当地一所私塾。私塾那种老掉牙的教学方式让苏元复觉得索然无味，于是他经常装病不去私塾。但是，在家闲着也不是办法啊，百无聊赖中，他把目光投向了令他神往已久的父亲的书房，开始了自己的“冒险行动”。从此以后，父亲的书房便成为苏元复寻求课外知识的“宝库”，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钻进去，在那里觅取自己的精神食粮。
可惜没多久，苏元复的这个小秘密就被发现了。一天，他正在课堂上不亦乐乎地看着从父亲书房里“偷”来的《水浒传》，私塾老师忽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你在看什么？”
“你为什么要在课堂上看这种闲书？”
“这本《水浒传》是从哪里来的？”
……
一连串的问话，令这个沉浸在“宋十回”、“武十回”等动人情节之中还没回过神来的孩子无从招架，防线一道道被攻破，“宝库”的秘密水落石出，所有的“罪证”和“供词”最终一并被上缴到了他的父亲那里。
父亲暴跳如雷。“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却要偷看那些闲书？而且，是在课堂上？”
“因为……因为这些书的内容实在很有趣。真的，真的很有趣。怎么能够叫闲书呢？我就喜欢看这种书。”
父亲终于忍无可忍了。世界上的孩子有一千种反抗传统教育的方式，而他们的家长却只有一种单调的处罚手段。苏父亦不例外，他一把将苏元复摁在条凳上，狠狠地打了一顿。从此，父亲在自己外出时，便会在书房门上加一把锁，其目的便是为了防备儿子偷偷入内看“闲书”，取“闲书”。但他想得太简单了。人一旦尝到知识的美味，普天下的锁都无法禁锢他们开启书籍之门、知识之门的决心。在父亲书房的大门向自己关闭以后，苏元复转而跑去同学家、亲戚家借书看。借来书籍后，为了不受干扰，他常常独自跑到河边去看书。他成了一个真正的书迷、书痴。在那段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四大文学名着和《史记》、《吕氏春秋》等经典文史巨着。
就这样，一个“离经叛道”、不甘于忍受私塾旧式乏味的教育的孩子，自己寻求到了一条通向知识宝库的道路。
高中毕业时，像当时所有的年轻学生一样，苏元复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的父亲和许许多多父亲一样，对儿子的前途表示了由衷的关注：“你准备考什么大学？我是希望你考政法学院的，学法律，像我一样。”
父亲是当法官的，他希望儿子将来也当一个法官。
“父亲，可我并不想考政法学院，我也不想当法官。”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想当法官？”
父亲很吃惊，他总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儿子。
“因为，在今天这个社会，到处都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状况。穷人有理说不清，我就算当上了法官，也救不了天下的穷人。”
“那么，你到底想考什么学校呢？”
“我想去考理工科大学。现在的政府太腐败，我要洁身自好，学习科学，而且，只有振兴科学，才能使国家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苏元复振振有辞地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志向和抱负。父亲终于被感动了。
“好吧，既然你决心走自己选择的路，我支持你，你只管放心向前走吧！”
就这样，读过万卷书的苏元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成为一名着名的科学家，奋斗在祖国的科研战线上，这一奋斗就是半个多世纪。
半个世纪耕耘科研的化工多面手苏元复长期从事化学工程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以液-液萃取为主。从液滴传质的基础理论研究，扩展到液-液萃取设备的研究、矿物等资源综合利用的化工开发。苏元复长期不懈地开展科学研究，而且他的研究课题始终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细读下面的几段文字我们就会深深为苏先生的博学与巨大的贡献所折服。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元复纵观世界化学工业的发展趋势，结合国情，认为我国化工的开发研究应特别注意资源综合利用、能源节省和环境保护，由此先后领导开发了独居石、硼镁矿、磷矿、钨矿等综合利用新工艺。
我国耕地施用的化肥氮、磷、钾比例严重失调，需要大力发展磷、钾肥。苏元复结合国情，提出了因地制宜、多样并举的路线，采用硫酸、盐酸或硝酸分解磷矿，进而用萃取法提取磷酸及制取磷酸盐等方法。
在半个多世纪的科研耕耘中，苏元复深入研究液滴传质理论，得出了水相中含少量杂质或添加表面活性剂时滴外传质系数的表达式等一系列理论成果。许多成果为工厂企业所采用，并获得显着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20世纪60年代发明的萃取法提取麻黄素，改变了我国麻黄素生产的落后面貌；溶剂萃取法从独居石中提取铀和钍的新工艺，为我国核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1978年以后，他与同事及研究生一起先后完成了《转盘塔流体力学返混及传质》、《纤维硼镁矿的综合利用》、《萃取法提取食品级柠檬酸》等6个课题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其成果大部分已为国内工厂所采用。其中，萃取法提取柠檬酸的研究，获1986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7年南斯拉夫萨格拉布国际博览会金质奖；有关转盘塔的研究和应用，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石油部优秀科技奖二等奖。
苏元复一生勤奋刻苦，诲人不倦。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不仅自己在科学上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化工高级人才。他从1956年起招收研究生，1980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19名工学博士、35名工学硕士。他强调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践，直到八十高龄，仍几乎每天去实验室指导研究生。他一生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获得专利7项，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用心血和智慧为教育和科学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得到举世公认。

谈家桢（1909-）
遗传学家。浙江宁波人。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
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1937年至1952年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理学院院长。1982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20世纪30年代初起进行亚洲异色瓢虫色斑的遗传变异研究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基因图及种内种间遗传结构的演变研究，为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创立作出重大贡献，对我国遗传学工作起了推动作用。60年代领导中苏合作开展猕猴辐射遗传研究以及70年代起致力于组织分子遗传学和植物遗传工程等研究，均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人体进化秘最玄，寻踪苦觅穷辨源。万类古今何相似，缘是基因密码传。巨言出，惊九寰，送浪蛰旗心映天。九旬常怀千年策，热血更温世纪泉”。在谈家桢的家中挂着这样一首自勉诗。这，正是他飞越黄昏的写照。作为一位饱经沧桑、阅尽人间风雨的老人，他已近百岁的高龄；而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作为一位驰名中外的着名遗传学家，他至今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的前沿。
“野孩子”阿强爱上生物学
1909年9月15日，谈家桢在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直街糖坊弄2号的一座两层的老式楼房里呱呱坠地。没有显赫的出生，没有富裕的家境，幼年谈家桢就在当邮务员的父亲频繁调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渐渐长大。母亲杨梅英是一位没有文化的典型旧式妇女，心地善良、克勤克俭又严于家教。
幼时，谈家桢有个小名叫阿祥，因为宁波话里祥、强的发音一样，再加上幼年谈家桢生性活跃顽强，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强。犟头倔脑的幼年阿强，求知欲总是特别的旺盛，尤其对周遭的事物样样都充满好奇心，因而什么都想看个明白，什么都想亲自动手去弄一弄。在大人的眼中，他是一个“野孩子”。但是开明的父母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并没有扼杀孩子的“野”性。
由于父母的宽容，幼年的谈家桢广泛接触了大自然，他与土地、生物逐渐亲近起来，也正是幼年时这种对草木枯荣、动物生死等种种自然现象的细微观察和感知，才让他逐渐萌生起进一步探索生命密码的念头。
1926年，谈家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吴第三中学，并被学校免试保送苏州东吴大学。在选择专业上，他曾想攻读平时基础好的数学，但由于对生物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最后选择了生物学专业。
大学三年级时，美籍教员特斯克讲授的“进化遗传学与优生学”课，对谈家桢产生很大影响。那时，他结合课程内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批关于进化论、遗传学和优生学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顿觉豁然开朗，自小进入教会学校时对“上帝创造万物”的疑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明确的答案。这时，他天真地想，动植物有育种问题，人是否也如此呢？如果应用遗传学原理可对人种改良，那么中国人的体质和素质就可以得到提高，就能脱掉帝国主义列强污蔑我们为“东亚病夫”的帽子。这也许就是谈家桢“科学救国”思想的萌芽。谈家桢终于认识到，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类人猿进化过来的。人只有民族之分，而民族是没有优劣的，所有民族都有不良的基因存在。生物学能解决如此大的问题，使谈家桢一下子爱上了这门学科，从此走上了为之奋斗一生的辉煌道路。
谈家桢学习勤奋，三年半修满了四年的学分，于1930年夏大学毕业，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在四年级时，他就当了特斯克的助教。在此期间，他一面研读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充实自己的知识；一面在桃坞中学兼任生物学教员。谈家桢的刻苦好学、勤奋上进和敏锐的思想，给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我国老一辈昆虫学家胡经甫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摩尔根，情系遗传学
1930年秋，经胡经甫的推荐，谈家桢成了燕京大学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李汝祺教授的研究生。谈家桢非常崇敬这位遗传学的泰斗。从那时起，经典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就像一盏指路明灯，指引着他前进。研究生毕业前夕，一位姓施的同学在谈家桢的纪念册上写下“中国的摩尔根”6个字。这使谈家桢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6个字也成为谈家桢60余年来为之奋斗的座右铭。
谈家桢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摩尔根的学生。谈家桢的硕士论文的核心部分为《异色瓢鞘翅色斑的遗传》论文，经李汝祺教授的推荐，寄往闻名遐迩的摩尔根实验室。摩尔根审阅了谈家桢的论文，甚为欣赏这位中国青年研究者的才华。他把论文转交给他的助手——国际着名的群体进化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教授。杜布赞斯基激动不已，他意识到，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正在从事前人没有涉足过的事业。杜布赞斯基给谈家桢寄去了一封激情奔放的信函，对谈家桢进行了鼓励。谈家桢这篇论文经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共同推荐，在美国公开发表。
1934年，谈家桢在摩尔根的帮助下，告别母亲和新婚夫人，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了人地两生的美国，成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开始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留学生涯。
那时正是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研究领域。摩尔根实验室开放的独特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氛围让谈家桢可以大展拳脚，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日后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在那两年里，谈家桢很少参加社交活动，每天不是泡在图书馆，就是在实验室，生活上节衣缩食。不到一年，他用节省下来的500美元生活费还清了出国时筹措的路费。
也就是在这两年里，他在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利用果蝇唾液腺染色体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了果蝇在种内和种间的结构和变异情况，探讨了不同种间的亲缘关系，从而深化了对进化机制的理解；同时还进行遗传图的研究和绘制工作。他单独或和法国、德国等遗传学家合作写成了10余篇论文，先后在美、英、法、德、瑞士等国家的科学刊物上发表。1936年，他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图》通过答辩，年仅27岁的谈家桢获得了博士学位。
谈家桢的刻苦治学精神及做出的优异成绩赢得了导师、同事的爱戴和尊敬。导师盛情邀请他留下来继续从事遗传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救国”的志向使他坚定了返回祖国的决心。在老师的挽留下，谈家桢延长一年在外留学的时间。在这一年里，他从事了博士后研究并顺利出站。杜布赞斯基希望谈家桢再留下来按照他的研究路线搞果蝇的种群遗传学研究。谈家桢抱歉地对他说：“我不能一味地钻在果蝇遗传学研究领域里。中国的遗传学底子很薄，人才奇缺。要发展中国遗传学，迫切需要培养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我是属于中国的。”
与此同时，谈家桢通过留美同学朱正元及其老师胡刚复的引荐，收到了浙江大学竺可桢的聘书，被聘为浙江大学生物系二级教授。为了发展中国的遗传学事业，谈家桢打点行装，告别了导师和朋友，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途。
为遗传学奔走呼号
科学总是在同偏见、无知、愚昧和迷信的斗争中曲折地向前发展的，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遗传学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一条坎坷的道路。为了推动遗传学事业，谈家桢表现出了一位科学家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良知及责任感，他无愧为人民的科学家。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谈家桢的研究事业就经历了抗日烽火的洗礼。浙大生物系随学校辗转千里，西迁到了贵州湄潭一个破烂不堪的祠堂里。动荡不定的时局，简陋不堪的条件，使遗传学研究工作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但谈家桢仍然坚持讲课并指导研究生。白天，他和学生一起到野外采集果蝇和瓢虫，不时躲避着日寇的飞机轰炸；晚上在煤油灯下对着显微镜进行细胞的观察分析，常常坚持到深夜，饿着肚子上床。就是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1944年，他取得了研究的重大突破，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1945年，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谈家桢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在那里做客座教授。在那里，除了讲学以外，他最后完成了《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研究》的论文，并登载在1946年美国的《遗传学》杂志上。这篇论文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重大反响，被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的遗传学说。1948年在瑞典召开的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上，谈家桢当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
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哥伦比亚大学遗传学教授好心地劝告他说：“谈，亲苏俄的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在贵国建立赤色政权了，您难道不想一想，假如回到您的国家，共产党还会让您继续从事摩尔根学派的研究吗？鉴于瓦皮洛夫的教训，希望您三思。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美国任何一家研究所的大门，对您都是敞开的。”当时，国际遗传学界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一股寒流的影响。苏联的“学霸”李森科将自己的“春化”理论吹嘘成能够代替一切遗传学理论的“神学”，进而把持了苏联的生物学界，并且公开将孟德尔、摩尔根的科学学说，打成“反动的”、“以纯粹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对于这些，谈家桢自然觉得寒心。会议结束后，又有一位美国科学家邀请谈家桢去日本工作，研究广岛原子弹射线遗传效应。谈家桢有所动心，他当然不是稀罕在日本工作的高报酬，而是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想为遭受原子弹侵害的日本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拒绝了美国同行的邀请。离开瑞典后，美国遗传学界再次向他发出盛情邀请。但是，谈家桢还是婉言谢绝了。他忘不了养育自己的祖国，也忘不掉自己早年曾立下的雄心壮志：发展中国的遗传学事业，提高中国人的体质和素质。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谈家桢毅然回到了黎明前的祖国。
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国内不加分析地照搬苏联的做法，生物学界也受到影响。有人提出“消灭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口号，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的那一套理论，把经典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体系打成“伪科学”，并给其戴上了“唯心的、反动的”、“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等帽子。谈家桢自然首当其冲遭受批判，被剥夺了讲授和研究遗传学的权利。但是，他毫不气馁，相信科学是不会被乌云遮没的。不能讲课，他就翻译《生物学引论》，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要坚守这个阵地。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及时发现了生物学界的这股逆流。1956年夏天，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了。谈家桢勇敢地站出来讲话，针对片面强调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压制打击摩尔根学说的不正常做法，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谈家桢，鼓励他说：“你们青岛遗传学会议开得很好。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搞嘛，可不要怕！”此后毛泽东又三次接见了谈家桢，每次毛泽东都亲切地询问谈家桢在遗传学方面的进展情况及遇到的难题。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力支持成为谈家桢解除思想负担、专心研究遗传学的强大动力。毛泽东四次接见谈家桢也成为遗传学领域的一大佳话。
正当谈家桢率领助手们急起直追国际先进水平时，又遭受“十年文革”的空前磨难。谈家桢的人类遗传学研究被污蔑为“希特勒种族主义”，是宣扬“龙生龙，凤生凤”的资产阶级血统论，他本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抄家和蹲“牛棚”的不幸待遇。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继续从事遗传学研究的愿望。他把个人的冤屈和遭遇撇在一边，始终保持着对党的信念。有一次，同他关在一起的一位教授向他吐露了厌世的念头，他对那位教授说：“我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也了解我，将来发展科学，相信共产党还会用得着我们这些人的。”
他还表示，为了祖国的遗传学事业，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深深感染了对方，也鼓起了对方的生活勇气。
跨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几经磨难、几度曲折的谈家桢已到了古稀之年。他深深感到科学的春天真正来临了。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制订了科研计划，整顿研究所，重建实验室，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他到处奔走，宣传遗传学和生物工程将在新世纪承担的重要使命，呼吁国家政府部门要重视培养生物科学的人才，并提出发展我国分子生物学的战略设想。
作为基因理论创立者摩尔根的学生，作为中国生命科学的开拓者，谈家桢为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呼号奔走，他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我这一生没有金钱，学生就是财富”，谈家桢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说了这样一句令人感动的话。谈家桢始终关注着我国生命科学人才队伍的建设，在国内外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生命科学队伍发展壮大而兢兢业业。其中，他在抗日战争后方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学生被称为“四大金刚”，他们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60多年来，谈老在学生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无论中外学生，学业上尽心相授，生活上尽力相助。用谈老自己的话说：“耕耘七十载，甘为孺子牛。”
1997年3月，谈家桢出席浙江大学100周年校庆活动后，考察了浙江九源基因工程公司。考察完后谈家桢突然有一种预感，我国即将掀起生物工程产业化高潮，同时深感保护我国基因资源已迫在眉睫。为此他写信给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几点建议，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批示。谈家桢又提出在中国建立南北两个基因组研究中心的建议，这个建议也很快被中央采纳。
作为“中国的摩尔根”，谈家桢创造了三个中国第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1999年，国际上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为“谈家桢星”。这是对谈家桢为遗传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

王淦昌（1907-1998）
核物理学家。江苏常熟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3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学任教，任浙江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教授。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研究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20世纪50年代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使中国的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在11国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领导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超子。20世纪60年代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设想并获得实验证明。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究试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84年4月18日，联邦德国驻华使馆内，柏林自由大学校长黑克尔曼教授称王淦昌是研究基本粒子的卓越科学家，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骄傲，并代表西柏林自由大学庄重地授予王淦昌荣誉证书，以纪念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这个被德国人称为“金博士”的荣誉，是专门为获学位50年后仍站在科学第一线的科学家们设立的。在浙大物理学系担任了14年教授的王淦昌是惟一享有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王淦昌作为我国“两弹”元勋为大多数中国人民所熟识，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物理学界响当当的人物。由于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于1961年至1978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九院副院长，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然而即使再多有分量的语句和重量级的头衔，都无法准确地描述他一生所取得的功绩。
27岁的“Boy Doctor”王淦昌27岁时就成了物理学博士，被人们称为“Boy Doctor”（孩博士）。在结束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课程并成为该系第一届毕业生后，他于1930年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师从当时号称“柏林大学里的居里夫人”的着名犹太女物理学家L·迈特纳，潜心研究β衰变能谱。
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就在柏林郊外一个名叫达列姆的小镇上。大城市的喧嚣、现代生活的繁华与这个宁静的高等学府几乎毫不相干。当时正是现代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迅速发展。王淦昌每天在那里闭门苦读，潜心于课堂和实验室。1933年，他的博士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此时，希特勒篡夺了德国政权，开始推行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专政，推行排犹政策，迈特纳教授因为是犹太人，不能在柏林大学任教，只许在化学研究所内作研究。王淦昌看到导师的艰难处境，感受到德国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他无法继续沉浸在实验室和书本之中了。
在他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活之时，他又去了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作学术访问，拜会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学家，学习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与浙大“共生”的14年
如果说王淦昌在清华扬帆起航，在柏林充实自己并闪光，成为“两弹一星”专家是他绽放出的最耀眼的光芒，那他在浙大的日子就是一直为这样的光芒积蓄力量。1936至1950年，王淦昌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长达14年，并曾任物理系主任，跟随浙大西迁，对浙大有着深厚的感情。
王淦昌归国后，经人介绍先在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教授近代物理学。王淦昌在山东大学任教4年，是当时山东大学最年轻的教授。1936年秋，他应竺可桢校长邀请来到浙江大学物理系，成为浙大最年轻的教授。尽管浙大校舍破旧，物理室的房舍又漏雨，但是教学设备不错，校内和系里的学术氛围也很浓，特别是拥有据说是亚洲仅有的，对开展核物理教学和研究十分重要的一克放射性元素镭。
到浙大任教后，王淦昌一心扑在教学和研究上，仔细阅读外文物理期刊，把核物理和粒子物理有关论文的主要内容摘录下来，以供教学和研究参考。
为了搞宇宙线研究，他通过用破球胆代替橡皮膜，用手工打气筒代替空气压缩机，逐步做出了一个基本可用的云室。然而，好景不长，王淦昌在浙大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宇宙线的安排都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踩得粉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大的师生们和全中国人民一起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救国运动，师生们在课余开展了募捐、救济、义演等各种活动。王淦昌曾和物理系任仲英等一起进行募捐，他们从庆春门一直走到旧法院门口，挨家挨户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募集到了大量用来制造枪炮子弹的废铜铁。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距离杭州120公里的金山卫登陆，杭州告急。
浙江大学决定迁往杭州西南约240公里的建德，11月15日，浙大全体师生员工和图书仪器全部到达建德县城，17日开始上课。在这里，王淦昌夫人吴月琴女士生下了二儿子，王淦昌给儿子起名德基，以纪念他在建德出生。仅上了4周课，杭州失守，建德遭到空袭，浙大不得不向江西迁移。王淦昌带着夫人、大女儿和小儿子，和浙大同仁、学生一起西迁。西迁途中，每当遇到警报响起，王淦昌必然把那个装有一克镭的小铅盒带上，放到安全的地方。有人笑着说，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通灵宝玉，王淦昌的命根子则是那克镭。
1939年，哈恩关于重荷裂变的发现和麦特内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相继发表，麦特内还估算出一个铀核裂变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等量煤燃烧所产生能量的几百万倍。王淦昌在宜山看到国外杂志的简要报道后，兴奋不已，在7月份物理系“物理讨论乙”课上作了“fission uranium”（铀裂变）的报告，介绍了这个发现。他还吸收钱人元做他的助手，试图用照相底片法寻找裂变产生的径迹，但由于当时实验条件太差，未能有所发现。王淦昌还设想用中子袭击镭酸镉来引起爆炸，因为镉有很大的中子吸收截面。
王淦昌的授课别具风格，深受学生喜欢。他注意引进国外最新的学术观点，及时介绍给学生。上课时，声情并茂，时不时表现出对物理的热爱之情。
他在讲解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天真的喜悦之情，不住地说“哎，有趣极了！”在讲授物理专业知识时，还经常插入一些小故事和比喻。
王淦昌还经常身体力行，带领学生翻晒实验设备，然后带领学生做试验。
西迁期间王淦昌一直关注中微子检测的进展。在他床头总是放着几本最新的物理学期刊，有一天，他翻开刚刚收到的一期杂志，读到哈尔彭有关探测中微子实验的文章，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他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要害，禁不住喊了起来：“不，不应该是这样的！”就在那一刻，王淦昌的灵感如岩浆一样喷薄而出，多年来的思考突然清晰起来，一个伟大的设想在胸中成熟。于是，《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横空出世。1941年10月13日，论文寄往美国，《物理评论》以最快的速度，在1942年1月刊出，那时王淦昌在写作单位一栏中写的是国立浙江大学。仅仅过了5个月，美国物理学家艾伦就在1942年6月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一个中微子存在实验证据》的实验报告。在报告的引言中，艾伦明确表示，他是按照王淦昌的论文所提出的建议完成这一实验的。后来，由王淦昌首先提出、艾伦实验室最先开展实验的这一探测中微子的方法，就被物理学界称为“王淦昌－艾伦实验”。艾伦实验很快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注意，认为该实验“也许还没有一个完全确定性的方法检测单个中微子，但中微子是能够将众多已知事实关联起来的惟一假说”，是寻找中微子的努力中“最接近决定性的”成果。王淦昌又走在了世界中微子研究的前沿。
为祖国隐名的17年
1945年，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做出中国前途与命运决策的时候，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进行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从此那里被称为“死亡地带”。当美国将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投到了广岛和长崎时，灾难顷刻间降临，建筑物在闪光中燃烧，在冲击波下倒塌，两座城市瞬间化为废墟。
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认识核武器这个可怕的怪物，是从这场灾难开始的。当时巨大的杀伤武器原子弹是怎么回事？国人不清楚，浙江大学的学生们也都不清楚。王淦昌教授应邀作了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就在19年之后，他和他的学生们参与研制的原子弹在祖国大地上也同样爆炸成功了。
那是他永远难忘的日子，1961年4月1日，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紧急约见王淦昌，要求他即刻进城“有要事相商”，这时王淦昌已经猜到八九分是什么事了。这的确是一次重要的会面，美国人编撰的百年科学大事记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将王淦昌列入其中的国内外久已闻名的核物理学家，从此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祖国的国防工业，成为研究中国核弹的开拓者。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王淦昌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以身许国在当时意味着什么。
所有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为这是国家当时的最高机密。王淦昌已是一位国内外着名的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他创造了世界第一，然而他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将决定他在未来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的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去交流学术成果，将要失去许多名利双收的好机会。但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并改名为“王京”。
为中国的“两弹”，王淦昌心甘情愿隐名17年之久，从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他失踪了，许多国外的科学家都在猜测，王淦昌究竟在研究什么？从那时起，他的足迹从北京走到青海高原，又伴着大漠的驼踪，走向罗布泊蘑菇烟云腾起的地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然而当人们称他为“核弹先驱”时，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王淦昌，这位数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科学家，他的科研成果在祖国的科学园地里开花结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他却永不满足。他常常引用牛顿的话：我只是一个在科学大海边上捡贝壳的小孩，“牛顿尚且如此，我充其量是海水中的小水花而已”。所以，他常常念叨要抓紧时间多做些事情。他把每天的内容都安排得很满，在他的客厅里，寝室的书桌上，到处都堆满了科学文献、资料、着作，小本上记满了他要处理的事情，许多想要实现的新想法。王淦昌对科研上的成就就是这样永远不感到满足，对科学的探索永远不断地向新的高峰攀登。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

严群（1907-1985）
西方哲学史家、翻译家。字孟群，号不党。福州侯官县人。1947年受竺可桢校长之邀，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又兼任之江大学政治系教授，教授教育哲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转入浙江师范学院任逻辑学教授，并兼授浙江医学院及浙江卫生学校医用拉丁文课。1958年杭州大学成立后，调入任政治系教授，并受聘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英语、希腊语、拉丁语、形式逻辑和希腊哲学史教学工作。晚年开始修订未发表的译稿并致力于整理伯祖严复的资料，撰写《严复回忆录》。着作有《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柏拉图》、《中庸体系》等三十多篇论文。译着有《泰阿泰德》、《智术之师》、《苏格拉底的申辩》等。
“求真”事业
据说，中国20世纪有两个最有名的古希腊哲学史专家，严群就是其中的一位。
福建严氏是近代一大望族，严群的祖父严观澜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军官之一，其父严家驺当年与胡适、竺可桢等共同留学美国，后获哈佛大学数学硕士学位。严群的伯祖，更是大名鼎鼎，他就是中国近代着名思想家和翻译家的严复。由此可见，家学渊源对青年严群一定会有深刻的影响。
严群幼时聪颖好学，深得严复的宠爱，后来他随父赴唐山，受教于私塾，后又回到故乡学习。当时严复已步入晚年，他经常勉励晚辈，务期克己勤修，这对严群有很大激励，立志深研哲学。1927年，严群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哲学系，后赴北平，转学燕京大学，主修希腊哲学史。1931年6月，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研究生院继续攻读，至193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多年寒窗苦读，为严群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他已撰写和出版了两部关于古希腊的哲学着作，一是他的成名作《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一是《柏拉图》。
严群的《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学术着作，他用表解和诠释的方法，对亚氏伦理学思想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和转述，并结合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该书出版后，曾深得学术界的好评，当时执中国哲学界之牛耳的“二张”——张东荪、张君劢都为之写序，加以称赞。如张东荪说：“严君此作乃精读亚书之结果，以多年之力编纂而成。其中表解最为醒目。”张君劢则说：“各民族对于世界之贡献，系于其所创造之文化。希腊往矣，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书，欧人诵习之，至今不衰，其美术家，哲学家，政治家之从事于各种活动者，无不追溯而上迄于希腊而后止，诚以希腊文化，范围欧洲之人心至今日而未已焉。……严子承其伯祖几道（即严复）先生之后，治方今举世所不治之哲学，不骛新奇，惟古籍是好，殆所谓嗜好与人殊矣。哲学家之业，在乎求真，不计世俗之好恶。
呜呼，亚氏学说，至今日因严子书而始与国人相见，吾其能无空谷足音之感耶！”此外的《柏拉图》，则是中国最早系统讲述柏拉图思想的一本着作。与此同时，严群还研究和撰写了有关中国哲学的着作，如当时他发表的《朱子论理气太极》、《朱子论阴阳五行》等。
“盗火者”的甘苦
福建严氏家族中有多位中国近代的翻译大家，所谓“盗火”事业，其功甚伟。严复的《天演论》等曾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鼓号，而严群也是一位卓越和资深的翻译家，除了上述两部早年着作外，他还曾译有柏拉图的《泰阿泰德》、《智术之师》、《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等，并着有《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前苏格拉底部》等。
说到严群的翻译事业，他几乎视之如妇人分娩，每有所获，又从不轻易付之印行，他说：“学问之道，无论巨细，总以求真求确为贵。”（《泰阿泰德·智术之师》译序）而他的翻译，也不是简单地转译文本，却往往是在深入的哲学思考之后所作的语言转换。
翻译西方哲学，首先译者须是一位哲学家。严群不仅精于哲学语言的推敲和移译，也长于对哲学一般问题的深入思索。他曾认为：世界哲学发展的趋向是繁中求简、散中求总、异中求同、殊中求共，而“本体”便是繁中之简、散中之总、异中之间、殊中之共，因而他特别注意哲学“本体”的发展和演变。至于在这一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时会出现一些主张调适的哲学家，严群认为这很正常，即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不同的派别增多，其相互攻讦，彼此启发，最后，和而不同，总会有高人出来做调适的总结。要之，经此调适之后，思想若能持续向前，则其调适就富于价值，乃有承前启后之功，且在思想史上占有相当地位。出于这种考虑，严群则倾力于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的翻译工作。
在绍介的过程中，他的点评往往恰到好处，如他常常把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消融在对一些小的哲学问题的剖析之中，以小见大。比如巴门尼德将“现象”与“真实”作区分，进而把“现象”一笔勾销，认为是无有。严群认为这是矛盾的，因为既确定了某种分别，就不能说所分别的一方是有，是存在的，而另一方是无，是不存在的。
翻译西方哲学是一件苦差事，它要求译者必须拥有一个相当广阔的文化素养作为背景，而事实证明严群具备这种条件，他不负众望，且能够把希腊哲学在纵横双向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架构和阐述。这所谓纵的比较，就是对西方哲学史上下两千年的一气贯通，对其中每一个问题进行细致的分疏和整理；所谓横的比较，就是东西方哲学的比较，这对中国学者尤为重要。而严群对之的比较不是简单地比附和对照，而是基于对两种哲学作透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如他把毕达哥拉斯学派与佛教相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匡世救世的宗教，都以宗教为目的，以学术为手段；对于无知识和知识浅的人，迷信和虔诚可以让他们减少罪恶之念，而知识欲望较高的人，则应让他们彻底了解宇宙人生，以便理性地将自己的行为纳于正轨。此外，他还用中国传统哲学的“知人”、“知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等概念来描述赫拉克利特的人生观；在分析希腊哲学“火、气、水、土”四要素时，又以中国哲学的“五行”来参照，因为这是当时中国农业社会和希腊商农航海社会的基本反映。
通过文化（哲学）比较，严群进而指出传统中国哲学的弊端之所在。他认为：中国哲学一向注重过程而不注重本质，虽然《老子》有所谓“一”，《易经》有所谓“太极”，其对“本体”不无所见，但这种思想却始终没有发达起来；此外，对于宇宙人生的问题，总是作“若何”（how）的解答，却不曾作“是何”（w hat）的解答。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等等，这些思考之中，真知灼见不时可见。
至于具体的翻译过程，严群忠实于严复提出的三标准：信、达、雅。所谓“雅应以信、达为基础”，但“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严群还曾解释说：“达者，非字句次之谓也，要能深解原文义旨而以译文出之；译文习用之字汇、成语，必求其吻合原文而后可。”至于要做到这一步，“非精通原文与所于译文无能为役”，此为“译事之始基也”。
严群还认为：对西方哲学原着的翻译，还要学习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先秦哲学；要善于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来恰当地表述西方哲人的思想。例如“Sophist”这个词，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无胜义，亦无劣义，但到了苏、柏二氏时，此辞便含有劣义。在译成中文时，有人将之译成“智者”，严群以为没有表达出原意，于是，他取庄子“道术”的用法，将之译成“智术之师”，恰当地刻画出古代希腊一群以“智术”而妄居师席以牟利者的形象。
一代语言学家和哲学导师
翻译大家，自然也是语言学家。从1935年8月严群获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部深造，到他于1938年8月转至耶鲁大学研究院古典语文系，当时他除了在国内已经学习掌握了英文和德文外，他又学习和掌握了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梵文、意大利文、马来文、泰文等。据后来他的学生陈村富说：当时严群学习多种世界的古典语言，除了专业上的原因和爱好外，也与当时中国民族危难的形势有关。即上世纪的30年代，正是国难频繁的岁月，严群在外留学，忧国忧民，但自视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只好退而结网，沉醉于语言学习。这可验证于当时严群笔记本扉页上的《题梵文读本》：“江山破碎，家国倾危，海外赤子伏案若坐针毡，披卷犹履棘荆，安能自制其心以从事此佶屈聱牙者耶？顾我方从拉丁希腊以进于梵文，一字之不晓，一句之弗喻，每寻思愈日繁微广索，必至了然而后已，客或叩吾何所为而为之，则应之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也是在美国求学期间，严群萌发了由古希腊文翻译柏拉图全集的念头。
此前，因古希腊语深奥难懂，很少有人问津，即便是西方学人也大多不敢直接从古希腊语翻译，严群却要啃这块“硬骨头”，他以为只有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柏拉图思想的精髓。此后他索性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开始了这项规模宏大的移译和笔耕的工程。
除了着述、翻译，至于嚼饭于人的教师生涯，严群一生执教近50年，期间他开设有欧洲哲学史、希腊哲学、教育哲学、形式逻辑、英语翻译、希腊文、拉丁文等课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严群随即辞去在美国教书的聘约，毅然回到祖国。1939年8月，他回到燕京大学，执教于哲学系（后任主任）；1942年至1946年，在北平中国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曾着书四部、译书四部。当时北平已是日本占领区，严群宁愿到办学条件差的中国学校上课，不惜变卖家财来度日，也坚决不去日本资助的学校任教。那时还常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以“仰慕”严复后人的名义拜会严群，并且送去一些来历不明的救济款物，但均被严群夫妇拒绝。相反，正是在那危机四伏的日子里，严群却从未中断过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那时他陆续撰写了《说老之道》、《栀中庸枛全书思想体系》、《栀大学枛全书思想体系》等，又翻译了柏拉图的《费雷泊士》、《菲德罗士》、《造邦论》（即《理想国》）以及罗素的《哲学问题》等。1945年秋冬，当时张东荪在北平主办《正报》，严群负责主编副刊“哲学思潮”，并时常亲自撰稿。
抗战胜利后，经贺麟的介绍，严群于1947年8月到浙江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翌年又兼任政治系教授。令人遗憾的是，严群来到浙大，并没有能充分展示他的才华。
新中国成立后，浙大哲学系即被取消，当时严群遂执教于外文系，教授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翻译。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直至1958年，严群执教于浙江师范学院外文系、中文系，教授外语和形式逻辑。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演变为杭州大学，他相继在中文系、政治系任教授，讲授逻辑学。直到1962年，在贺麟和商务印书馆的建议和推动下，他才重操旧业，开始校译已被搁置十数年的柏拉图着作。此后，严群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之中，他潜心于此，直到“浩劫”临头。那时，期望中的《柏拉图全集》全部36部着作，他已翻译了其中的28部，眼看就要进入尾声了，然而……
“文革”期间，无疑，严群这样的出身以及他绝对正宗的“白专”典型，理所当然地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对象，作为“牛鬼蛇神”的一员，他备受迫害和煎熬，以至身心俱受摧残。那是至今思来也触目惊心的一幕——严群一生的心血、他未及付梓的译着，被造反派悉数抄走了，并且从此散失殆尽；而严群本人，又被扫地出门，可谓三易其所……此后，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8月，严群才得以回到正常的教学和研究之中。那已是他的晚年，不过，他的处境已经大有改善，所谓严霜之后晚香来，作为一位罕有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者，严群除任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之外，还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浙江省政协委员、中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浙江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
年事已高、经常出入于医院的严群在晚年曾十分惋惜地说：“平生素抱尽译柏氏全书之志，假我十年，容以时日，庶几有以成期举。”1985年，严群教授去世。

束星北（1907-1983）
江苏邗江人。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翌年插班进齐鲁大学。1926年后赴美国、英国攻读物理学，1930年，在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
1931年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交通大学任教授。抗战爆发后，应国民政府邀请赴重庆研制雷达，于1945年冬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为抗击日本侵略作出应有的贡献。1946年随浙江大学复员回杭州。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后在“肃反”、反右运动中蒙冤，1979年得到平反。
束星北1926年留学于美国拜克大学，1927年到德国，1928年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1930年受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助教。
1931年辞聘归国，历任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等职，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无线电和电磁学等方面多有建树，对相对论和无线电学造诣尤深，1945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新中国成立后，转入气象学研究，先后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任教。1978年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从事海洋动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3年10月30日病逝于青岛。
“侠客”物理学家束星北重归浙大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的校长。最初只想为下一任作为“桥梁”的竺可桢，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13年，并将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一所普通的大学，在战争频仍的环境里，迅速地脱胎换骨，成为中国的第一流大学，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了让浙江大学也能够跻身世界名校之林，竺可桢把因抗议郭任远对浙大实行军事管制和挪用物理设备专款而辞职的教授们一一都请了回来，如陈建功、苏步青等，束星北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束星北重回浙大并非一帆风顺。不少浙大元老对竺可桢首批圈定召回束星北表示异议。他们认为此人个性太强，太冲，难以驾驭。束星北当面责难蒋介石的事被重新提出。
原来，束星北遵母命辞聘回国完婚后，经在国民党蓝衣社任社长的大舅哥凯悌介绍来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他的教学水平和才气，很快就引起了学校的重视。一天，蒋介石来学校视察，按惯例要召见几个军官，束星北有幸被学校点中。在这所由“委员长”兼任校长的学校，能够得到提名召见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束星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把这次召见变成了“面责”。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国人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颇不理解。在束星北看来，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之举乃是民族英雄的壮举，而国民政府却在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上海时，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是屈辱的卖国行为，束星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束星北当着众人的面一顿“大炮”，气得蒋介石扔下了“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束星北也因此事辞去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物理教官一职，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两篇文章《引力与电磁合论》、《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非静力场解》敲开了浙江大学的校门。
但是束星北的“个性”并没有成为竺可桢使用人才的障碍。他被第一批聘回浙江大学，并委以重任。束星北离开浙江大学时还是物理系副教授，重新被竺可桢聘回后不久，便晋升为教授。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活跃的代表之一。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是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其物理学修养和对物理学理解的深度，在国内也是少有的。
上世纪40年代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学生，对束星北的教育才能是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认为，对物理学研究得这样精深且又阐述得如此清楚的人国内难有出其右者。就连他的好友王淦昌在谈到他的教授方法时，也钦佩有加：“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课本，也不写讲义，常常是结合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物深入浅出讲解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
1937年5月20日，世界着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关于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
玻尔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他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
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凡熟知束星北的人，没人怀疑他的能力和天赋。据说，上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对束星北来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他辉煌的坐标。
才华横溢　个性非凡
束星北的个性鲜明如刃，在一代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在浙大或山大一些师生眼里，个性和才华一样杰出不凡的束星北简直就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奇迹：“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与哲学家——糅合在一起了……”
位于青岛山下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以前只是个部队的小所。改革开放，面向地方后，只用了十几年的工夫，便跻身于中国海洋界第一流的大院大所。而奠定这个飞跃的基石之一的便是物理学家束星北。
束星北从1978年被请到这里，至1983年去世，他实际上只给这个所干了5年的活。可这5年，他培养了一大批学术带头人，开展了一批如“内波”、“黑潮”等海洋前沿课题的研究。
在学术或教育方面，束星北和多数老一代科学家和教育家一样，严谨认真，从不暧昧苟且，只要发现问题，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当面指出。
即使对他的至交王淦昌也是如此，在浙江大学，两人在物理学术报告会上，常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怒目相向，面红耳赤。也正是这种争吵，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凡与束星北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他是硬骨头，其实“硬”的基础来自他对科学与理性的信仰，他的物理学修养和科学造诣在中国学界是罕见的。他在核物理、激光、雷达方面都造诣非凡，特别是相对论的研究深度，更是无人及肩，他曾被学界称为中国相对论第一人。他还是个伟大的教育学家，启蒙并培养出了一批国内外顶尖的物理学家，如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和杨振宁共同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着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等。才华横溢的束星北，却因为非凡的个性，没能将才智发挥到极至。
原子弹之梦
耿直的个性，复杂的政治形势，束星北在学术领域“靠边”了。但他期望通过一个大动作来完成“改造”。这时，他从朋友王淦昌的“失踪”，嗅到了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的气味。一个大胆惊人的想法形成了。
抗战时期，已是浙江大学名教授的束星北中断了前沿课题的研究，专门研制过一个时期的军工武器，如“死光”（激光）、雷达等。他还和至友王淦昌携手研究核物理，研究水平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1945年8月，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了两颗原子弹，两个人便专门为学生开设了“军事物理”课，讲解原子弹。在他们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原子弹专家。
令人称奇的是，束星北竟然说服了青岛市委一些主要领导，他们同意以统战部的名义成立一个班子，出于慎重，对外只挂青岛市无线电研制筹备小组的牌子，束星北名义上是做老师、顾问，实际上是进行原子弹人员统战和联络的前期资料准备工作。
命运将束星北推到“生存与死亡”的十字路口。而他的竞赛对手便是大西北茫茫戈壁滩上的至友、同仁、学生。
束星北对这项处在绝密中的计划估计时间是10年，而他认为自己用不了10年就会弄出动静，立功“摘帽”，最终能回到科研队伍中。
由于所处环境和自身处境的关系，他的计算显然滞后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爆炸了。束星北想凭藉着它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了。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回忆了父亲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的情景：那天晚上，听到广播，我准备冲上街道，汇入游行队伍。可我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叫声。那叫声短促干硬，而且间隔时间很长，当奇怪的叫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声音是我父亲发出的。再往后，嗥叫声被哽咽声代替了，我才明白，父亲哭了。
束星北与学生李政道
1972年10月，李政道踏上了中国大陆，他的到来，为正在戴枷赎罪的束星北带来了变化，也为我们呈现了感人至深的师生情谊。
1943年秋季，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在所有的学生中，束星北发现，问题提得最多也最有水平的竟然是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李政道。一般的学生往往是问些“现象”，或者，满足于“为什么”之后的解答，而李政道却总是在“为什么”之后，还要问“为什么”。也就是说，他不但要问“现象”，还要问造成这种现象的机制。“一念之差”决定着求知和求道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束星北遂将李政道转到了物理系，“师徒”二人也因此成为知己。
以后，束星北家便成了李政道的课堂，很长一个时间里，束星北到哪，李政道就追随到哪。束星北常去双修寺物理实验室阅读最新的世界英美物理期刊，李政道也常到这里，两人边读边探讨，常常谈至深夜。不久，束星北接受国民党军令部让他担任技术顾问、研制高科技军工武器的邀请，去了重庆。李政道常常乘上部队的军用汽车去重庆找束星北，继续他们的物理探讨。在束星北眼里，李政道是一个具备了科学禀赋的天才学生，束星北对他也关爱有加。
1944年暑期，由于日军逼近黔贵，大学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一部分学生做好了与敌人打仗的准备，李政道也报名参加了青年军，正在重庆进行军工研究的束星北得知消息马上打电话给王淦昌，让他一定看住李政道。这期间，李政道因车祸背部伤得很重，以致无法行动，束星北得到消息后，又给王淦昌打电话，嘱咐他照顾好李政道，并用军令部派给他搬家使用的军车，专程将李政道从遵义接到重庆。李政道的骨伤养好后，投奔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麾下，束星北又向吴大猷特别推荐，情有所托。
李政道受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见时，就顺势提到了束星北的名字。以后，凡有机会，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提到自己的恩师并设法同他见面。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师生尽管见面未果，可是束星北的境况开始变化，对他而言，真正的变化是允许他“做事”了。这让束星北感觉到生命的意义，甚至他在接到一项中国科学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的“冲击对两金属粘合剂的破坏”项目后，一些多年的疾病竟在工作中好转自愈了。这让他感觉到生命的奇迹。
遗憾的是，奇迹没有延续，在1978年复出后，上帝只给了他5年时间。这5年，是一个科学家生命被重新激活的5年，为了追回20多年的损失，他一刀将“历史”斩断：不会友，不开会，不参加一切同科研与业务没有关系的活动，甚至连平反昭雪这样的政治大事，也不去过问。弥留之际，带着无尽遗憾的束星北，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最后的科研“标本”送给外科大夫，一是他因肺气肿长期注射肾上腺素，按常理，这必然对血压和心脏带来不利影响，可是他血压心脏却一直很正常，其中必有原因；再就是他认为自己的大脑是个奇迹，70多岁了，可其活跃程度、记忆力、想像力和认知能力一点都不亚于30岁的感觉与状态。他让大夫在他死后进行解剖研究。
他去世后，医生按照遗嘱只对他的大脑做了解剖，结果发现，这个一点都不亚于年轻时的天才的大脑，已萎缩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要以宏观的角度去肯定束星北的科学成果，弘扬这位天才物理学家的科学精神！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李浩培（1906-1997）
国际法学家。上海人。1940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44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筹办法学院，1946年9月任法学院院长，1948年3月兼任训导长。1963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法律顾问。
1985年当选为瑞士国际法研究院院士。
1993年当选为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位出任国际大法官的中国人。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局外事法规委员会专门委员、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编委会委员兼国际私法分支主编等。着作有《国际私法总论》、《国籍问题的比较研究》、《条约法概论》，译着有《国际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刑法典》、《法国民法典》等。
院长时期
李浩培（1906-1997），着名国际法学家，上海人。
李浩培于1928年在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上海从事律师业务，此后又于1936年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从事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比较民法的研究。1939年学成回国后，李浩培出任战时的（乐山）武汉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李浩培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赴杭州筹建法学院。
法学院成立之后，他于1946年9月任法学院院长；1948年3月，他又兼任训导长一职。当时，由于竺可桢倾力保护进步师生，当时的浙大在国统区之中成为一座民主堡垒，李浩培目睹时艰，也对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极为愤慨，他曾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发表文章，极力提倡实行法治。如他在1947年《观察》第2卷第12期发表的《法治实行问题》一文，就什么是法治、法治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不能实行法治和如何实行法治等予以阐述，并严厉抨击了国民党的“无法无天”。他还强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肆意迫害进步青年。在“于子三事件”中，他还出任竺可桢校长的法律顾问，为了取得可靠资料，他亲往浙江省高等法院查阅卷宗，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学生提供依据，他还与众多进步教师一道，大义凛然地赴高等法院交涉，终于将五位学生从拘禁中保释出来。
1949年，在沧桑鼎革之际，当时浙江大学一些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教授准备迁往台湾，行前他们也劝李浩培一道出走，并以高级职位与优厚报酬相许，但李浩培说：“我对这个贪污腐化、治国无能、践踏法律的国民政府已完全失望。代总统李宗仁已任命我为司法院大法官，我都拒绝就任，更谈不上追随这个政府逃亡孤岛。我虽不很了解共产党，但看到她既然能够从小到大，最后战胜强大的对手，那么她必然有其优点所在。再说，我没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为什么要害怕共产党呢？”于是他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前夕，李浩培离开杭州，前往北京，他满怀热情地投入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工作，受命担任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及外事法规委员会专门委员，参与新中国第一批外事法规的起草工作。50年代末，他又任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外交学院国际私法教授等。
新中国法制历程的见证人
从1963年起，李浩培受命在外交部工作，常任外交部的法律顾问，期间参加过多次国际法学界的会议，如“国际民主法协”和“亚非法协”的会议，并参加了许多重大外交案件的研究和处理工作。如1950年4月20日，美国轮船碰撞我商船“新安轮”，导致70人死亡，李浩培即根据相关国际法依据，在1950年的《新建设》第6期发表了中国法院对于此案拥有审判权的文章；1950年5月10日，英国政府命令香港殖民当局扣押我民航局所属“中航”、“央航”飞机10架，李浩培又在《新建设》1950年第10期发表文章，申明英国应负违反国际法责任，并交还飞机、赔偿中国因此所受的一切损害；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在《新建设》1950年第12期发表了《论美国干涉中国及朝鲜非法》等的文章。此后，在日本侵犯钓鱼岛、巴西当局对华人进行所谓“预防性逮捕”等事件中，他都依据事实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则，一一加以辩驳，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此外，对当年遗留的一些跨国积案，如美国法院受理湖广铁路巨额公债案、日本法院受理光华寮案等，他都依据相关的国际法，主张用法律的手段，组织国际律师团参与诉讼活动，最终使这两案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李浩培在常任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的工作中，还积极配合国家的政治活动，开展相应的国际斗争。如他曾在1962年的《政法研究》发表《论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对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摧残》的文章，从历史上美国总统杜鲁门1947年公布的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忠诚的9853号行政命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公布的有关“政府任用要求的10450号行政命令”等作为实际例子，说明号称“民主国家”的美国对其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无视和摧残。
在外交部工作之外，李浩培还在高校和科研机关任教和研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李浩培一生都在锲而不舍地研究法学，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实践，使他在法学领域有许多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尤其在国际法方面，他率先探索了一些当时尚未为其他中国学者涉猎的重要问题，如国际法中的强行法、时际法诸问题，可谓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位拓荒者。
李浩培治学讲究实事求是，如他坚持主张法学和法律的继承性就是一例。
早在1957年，当时在“一面倒”的格局下，学术界有盲目崇拜苏联的风气，当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斯特罗果维奇认为法律和法律科学是没有继承性的，他还在《苏维埃国家和法》（1949年第5期）发表有《肃清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资产阶级的歪曲观点》的文章，认为“苏维埃的法律形式和制度反映新的社会关系，并服务于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因此，在苏维埃刑事诉讼和资产阶级刑事诉讼之间是没有任何继承性的。对于这种观点，中国法学界有些人盲目附和，李浩培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在风雨来临之际，不畏被打成“右派”的危险，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谈法律和法律科学的继承性》一文。文章中，他特意引用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管家”日丹诺夫的话，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世界上一切事物采取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看法，因此它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确是正确的，否定并不是简单地说个‘不’字，否定的本身包括继承性，就是吸收人类思想历史上已达到的所有一切前进的和进步的东西，加以批判的改造，并统一为新的更高的综合。”
最后，他道出自己的看法，即：“因为否认它的继承性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观，就是一种主观、而不符事实的看法。”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反右”运动之后，所有曾从事法学、法律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都在不同程度受到了挫伤，许多高校的法学院或法学系亦相继被取消，如李浩培曾担任过院长的浙江大学的法学院更早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就取消了。其实，就在1957年这一年，哈佛大学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最后一任院长杨兆龙就曾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无疑，从此李浩培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黯淡的岁月。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导致后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入国际社会后相关的国际法人才后继乏人，当需要出任国际大法官这一职务时，也只有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的倪征燠（1984年）以及他的东吴大学同班同学李浩培（1993年）了。岁月已经无情地夺去了他们最好的年华，以至倪先生和李先生出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时，一个已年逾79岁，一个已年逾88岁。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在海牙国际法院，曾经有过6位中国籍的大法官，即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出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李浩培。这是一个漫长的岁月，而李浩培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见证了历史。
活跃在国际舞台
作为一位知名的国际法专家，李浩培曾参加过一些国际法的起草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李浩培作为一位知名的法学家，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致力于“以法治国”建设。1988年3月，在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和《群言》杂志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李浩培在发言中较早地澄清了“法治”和“法制”和区别，两者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他还用具体事例说明了“以法治国”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1985年，由于李浩培的学术威望，当选为瑞士国际法研究院（世界国际法学术声望最高的学术团体）院士（当时中国仅有两人获得这一荣誉）。1990年，在瑞士国际法研究院院士会议上，李浩培登堂发表演讲，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站在这个讲坛上的学者。
1991年，欧洲前南斯拉夫因民族冲突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后来又不幸导致了国家的解体。战火使成千上万的平民流离失所，而冲突的各方都无视人道主义和法律，实行了野蛮的种族清洗。为了制止罪行，并将这些犯罪的责任人绳之以法，联合国决定设立一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以审判前南斯拉夫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罪犯。1993年，李浩培当选为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这个法庭是继“二战”之后审判纳粹的纽伦堡法庭和审判日本战犯的东京法庭之后的又一个国际刑事法庭，李浩培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继倪征燠之后第二位出任国际大法官的中国人。他也是由11名法官组成的海牙战争罪行法庭的创建成员，也是上诉庭的5位法官之一。1995年6月，卢旺达国际法庭也正式成立，李浩培当选为卢旺达刑庭的上诉庭法官。
着述等身　晚年不幸
李浩培一生着述等身，计有《国际私法总论》、《英国的司法与司法制度》、《联合国》、《国籍的比较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条约法概论》、《国际法的概念与渊源》、《国际民事程序法》、《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卷，以上着作一向被公认是中国国际法的经典之作。此外，他还译有《德国民法典》、《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主要战犯的判决书》、《美国刑法的反动本质》、《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民法典》）、《国际法》、《国际私法》、《苏联证据法中的实质真实》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刑法典》等。在他的晚年，还开始着手翻译萨维尼的名着《现代罗马法体系》；一生重要着作结集于《李浩培文选》中。
1997年11月6日，91岁的李浩培在海牙突然去世，这是当年一条让人所料不及的噩耗。
李浩培逝世之前是海牙国际法庭年纪最大的一位法官，当时原定就在当月退休，也就是说，他离国际法官4年任期的届满时间只剩10天就可荣归祖国了。然而，让人万万想不到的，这样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大法官，他的生命竟结束在一位邪恶的护士手下。
李浩培那年因病住院，不幸，他遇到了一位狰狞的“杀手”——荷兰籍护士露丝·德伯克。她是一个妓女出身的变态狂，后来她被控在4年间，在海牙的医院一共谋杀了14名老人、儿童和婴孩，其中的一名就是李浩培。露丝·德伯克从小随酗酒的父母从荷兰移民到了加拿大，后来在加拿大和荷兰以卖淫为生。据当地报纸的报道，她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变态者”，如她对死亡有着极端的“偏爱”，除了杀人，她还曾7次自杀未遂。后来死在她手下的病人，年龄从不满1岁的婴儿到耄耋之年的李浩培，这些不幸的受害人，分别是服用了致命的药物如吗啡等丧命的。
1997年11月13日，在荷兰的海牙国际法院，李浩培的灵柩被花圈和花篮簇拥着，由荷兰女王的宫廷卫队守护在周围。不久，一队身着白色礼服、骑白色摩托的荷兰礼仪警察从国际法院门口出发，缓缓地引领李浩培的灵车前行，国际法院内高高飘扬的联合国旗帜徐徐降下，半旗致哀！
李浩培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抱憾离开了祖国，也离开了他的亲人。

费巩（1905-1945）
爱国民主教授。原名费福熊，字香曾、寒铁。江苏吴江人。1933年秋，应聘任浙江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并在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出任浙江大学训导长。
因接连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腐败统治，1945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被杀害，成为当时轰动大西南的“费巩事件”。
费巩在浙大推行导师制，从学业、生活和思想上多方面关心教育学生，从而深得师生爱戴。费巩在学术上也卓有建树，其着作主要有《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比较宪法》、《英国政治组织》等。其中《比较宪法》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学识，对各国宪法和宪政制度进行了比照和评价，被列入当时的“世界法学丛书”和“大学用书”。
在浙江大学的历史上，有两桩惊天大案——恰好，那都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发生的：一是费巩教授的失踪和离奇之死；一是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的狱中身亡。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费巩教授是怎样的人？为什么他居然会失踪，又为什么会意外地离开人世？
费巩其人费巩于192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后于1928年赴欧洲留学，1929年从法国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费巩学成返国后，先在北平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又于1932年返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
1933年秋，他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并兼注册课主任。1940年，原浙大训导长因学生抗议而辞职，经过慎重考虑，竺校长决定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来出任训导长。须知，当时在国民政府时期，只有浙江大学有两个破例的事情，一是任大学校长而非国民党党员的竺可桢；二是由一个无党派的费巩出任大学训导长。当时的所谓训导长制度，一向是国民党为了控制高等学校师生的思想而强加于大学的一种体制，因此也一向由国民党党员担任，而在浙江大学，却偏偏让一个无党派的费巩来出任。也是因此，当年的浙江大学，在许多人眼里，真是太奇怪了！那么，费巩教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不错，费巩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女婿，不过，费巩的父亲费树巍却是一位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正直人士。费巩后来的专业是政治学。但当年在他心目中，他所景仰的政治人物，却是唐朝唐德宗年间的翰林学士陆贽，而他所信服的政治制度，则是西方英国的文官制度。前者，他曾常常用陆贽的言行启导学生，所谓“教以存心仁厚，举止厚重，砥砺风节，持正不阿”。以此可看出，费巩可谓是一位“不谙世事”的书斋型学者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儒雅的学者，在他任教、任职于浙江大学期间，给浙大带来了诸多的变化。
浙大特殊的“训导长”
这要从训导长说起。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凡是大学，都有训导制度，都有所谓训导室，而往往进步的学生每每称那训导室为“厕所”——它是藏垢纳污的阴暗之地，是散发着腐败气味的地方。可是奇怪了，当年在浙大，提起训导长，却几乎无人不翘大拇指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费巩教授。
其实，深谙政治学，又长期在大学任教的费巩不会不懂“训导长”的意义，在他受命出任浙大训导长之前，他就自言道：“本来天性泰然，乃以是否就训导长一事而心绪纷烦。出任则可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不出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拔何日，思维再四，夜眠不安。”原来，他早就看到许多学生因训导制度而深受思想迫害，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清名，他大可以袖手旁观，但是那样的话，他会无法面对学生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无法面对慧眼识人的竺校长的信赖的目光。他决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于是毅然临危受命了。
在出任后的就职演讲中，费巩面对全体学生，他郑重地说道：“所谓训导长，有人称为是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察长的。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随即，他在《就职宣言》中声明：“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良上面。”
在他的倡导下，浙大参照牛津大学的做法，实行了导师制，即要求教师作为学生的导师，须经常关心学生的品德、学业和身体；他关心学生的生活，见学生宿舍过于简陋，卫生条件极差，便自己动手烧开水给学生烫床上的臭虫；他见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便亲自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并用自己的薪金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亲手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各室，并说：“灯火改善，足护目力，此亦有益学子终身，虽费似亦值得。”后来，浙大的学生们为表达对他的敬重与感激之情，亲切地称之为“费巩灯”。当然，更多的，是他以训导长的身份，如保姆一样对待学生。
为了保护学生的学籍，免受无理开除，他经常抱病参加会议，在细雨中撑伞缓步来到校本部开会；他为了让学生免受国民党党棍的迫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常与国民党遵义地区的专员高文伯（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协商”。
作为训导长，费巩对学生是出奇的仁厚，有人说他甚至达到了天真的程度。比如说，费巩竟认为“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养学生品格”。这倒罢了，在他的支持下，浙大学生“公然”开辟了《生活壁报》，学生在那上面畅所欲言，而《生活壁报》竟成为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久之，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高度“关注”。
其实，早在1936年竺可桢应允出任浙大校长时，竺可桢就曾提出过“条件”，即：在浙大，须有用人权。当时陈布雷曾代表当局表示：除了训导长“需由党部之人出任”，其余皆可。后来，竺可桢又大胆破了这一“规矩”，这自然让国民党当局不舒服，他们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指令浙大须“早日物色继任，不容久令非党员摄行”。因为费巩是非国民党员，如此破例的话，保不齐会发生连锁效应。在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下，从事政治学研究的费巩一贯抨击时弊、追求真理，然而在他出任浙大训导长是在“放纵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党务工作”的罪名胁迫下，当时费巩因而感叹：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欲当好所谓训导长，“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费巩被迫于1941年1月辞职。
惊天大案
更让竺可桢校长和全体浙大师生不曾料及的，是费巩辞去训导长之后，又在堂堂的战时首都重庆突然失踪，又终于无处可觅，彻底地在人间“蒸发”了。
据传，他是被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千厮门码头所劫持，又被囚禁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最后被折磨致死，连尸体都被投入歌乐山集中营的镪水池中灭迹！
这又不能不让人“返回现场”——去看一看当年费巩之死的那个历史场景。
事情可从1942年以大后方学生为主的反对豪门孔祥熙的“倒孔运动”，以及当时一系列社会上的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坚持进步的斗争说起。“倒孔运动”中，浙江大学师生在竺校长参加的背景下毅然走上街头；后者，尤其是翌年春天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违背世界潮流、刻意鼓吹封建主义，滋意诬蔑进步潮流，引起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感，而费巩教授亦与之针锋相对，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锋芒毕露而又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文章，即《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实现宪证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论制宪之原则》、《英国议会政治》、《政治风气之转移》、《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论治权与政权之分配》等。文中对国民党的所谓宪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有人为他的安全考虑，劝他修改演讲词时，费巩坚决地表示：“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不可改。”当时他在浙大授课的文稿，如《中国政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古篇、中古篇、近古篇）等，通过清理中外的政治思想和制度遗产，借此提供改造战后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资源。
这一切，包括他在浙大训导长任上的作为，以及在他身上体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为国家为人民仗义执言的可贵品质，已然深深地触怒了当局者。国民党西南地区的党部早已将其视为浙大的“重点防范”对象而予以秘密监视，然而费巩对此却并没有引起相应的警觉。竺可桢后来在1961年12月所写的《思想自传》中回忆说：费巩任训导长后处处掩护前进同学，为“三青团”学生所不喜，教育部以其非国民党党员，示意要更换，使费巩不安于其位。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1945年1月，费巩应复旦大学业师张志让的邀请，利用浙大一年假期的机会，赴已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开设“民主与法制”的特别讲座。他由黔北抵渝之后，为了备课所需，在一个月内，连日出入于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考试院等，接触了众多上层人物，调查、访谈涉及国民党政府积重难返的政治腐败、工作低效等问题。此外，费巩还在重庆参加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活动，他还在一次民主党派与无党派进步人士的聚会上发表了一通所谓“过激”的言论，最后又在由郭沫若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一文件要求废除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后来人们分析费巩神秘失踪以及在人间“蒸发”的自然而然的线索。
3月5日凌晨，费巩由浙大学生邵全声陪同，准备乘嘉陵江的航班前往北碚，就在邵全声在码头等待费巩的一瞬间，费巩教授却失踪了。邵全声遍寻无着，于是迅速报告给竺校长。接着，民主教授费巩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它传遍了山城，又传遍了全国。
当时竺校长恰因公务在渝，在得知费巩教授失踪之事后，他立即会同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等各界名流，找遍了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警、特各方要员，探询消息，竭尽营救，但却一无所得。随即，位于遵义的浙大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并发出了“还我费师”的呼吁，同时发表《敬告社会人士书》，明确指出费巩受迫害的原因是“盖以费师平日讥讽时政，深为当局所忌恨也”。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也多次发表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伸张正义，《中央日报》、《大公报》等都加以报道。不久，40多位曾经留美的中国教授联名致信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要求由他出面营救费巩。当时中共在政协会议上，也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费巩五人。
费巩失踪后，浙大中文系教授王焕镳联合浙大教授上书蒋介石，呼吁当局彻查昭雪。柳亚子、苏步青等都作诗寓义，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和费氏的之遭不测乃与“军统”有关。史地系教授陶元珍在《我所知道的费巩》一文中也将之与闻一多相比较，他说：“日前在报上看见闻一多氏遇刺的消息，不禁联想到费巩。费氏从去年失踪到现在，已经一年多，始终没有下落，八成被害死了。闻氏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被打死，简直是被明杀，倒还死得轰轰烈烈的。费氏果真被害，那准是遭暗杀，使得他顶着失踪人的头衔，生死不明，家属连丧也不能发，较被明杀凄惨多了。”
4月23日，竺校长回到遵义后，也一直与浙大同仁竭尽营救之力，以至每每谈及费巩失踪之事，心情依然非常沉痛和悲愤！此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撇清此案与自己的干系，派遣美国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大特务沈醉到遵义的浙大等地来查访，当时王国松教授曾向他们指出：费巩教授一向为人正直耿介，治学严谨，曾被大家称为“品格的支柱”和“道德的力量”；他追求真理，酷爱民主，这样的教授不为国家所用，甚至不为所容，实在不可理解！当时竺校长除了与复旦大学校长联名要求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彻查费巩的下落之外，还与浙大教授联名致函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最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咬定并未逮捕费巩，而费巩的下落也始终未明，此后，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1950年，竺可桢还曾上书周恩来总理，建议查清当年费巩失踪和牺牲的真相，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直至竺可桢临终之前，此案仍未查清，依然还是一桩悬案。到了“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9月，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此后追悼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1980年3月16日，又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了怀念会暨费巩衣冠盒的安放仪式。
1997年4月，在浙江大学校园里又矗立起一座由浙大老校友捐款建造的“费巩亭”，它已成为浙大玉泉校区的一道风景线。

张荫麟（1905-1942）
史学家。号素痴。广东东莞石龙镇人。l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浙江大学之聘，在天目山禅源寺为学生讲授史学，后随浙江大学几度西迁。1938年转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教学之外，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舆刊》主编。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后，受聘为浙江大学教授。
1941年《国史纲要》第一辑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出版。同年4月，与张其昀等发起刊行《思想与时代》月刊，在该刊发表《宋史兵志补阙》、《北宋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等文，6月成立“思想与时代社”。着有《中国史纲》、《张荫麟文集》。
张荫麟是着名的历史学家，着有《中国史纲》等。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学堂，深受导师梁启超的器重，此后他在美国学习哲学、社会学等，回国后在清华任教。抗战时他赴浙大讲授史学，除了他擅长的“宋史”之外，他担任的课程还有“中国上古史”、“历史研究法”等，并写有许多优秀的学术论文。张荫麟是浙大宋史研究的开山之祖，期间他还与张其昀等发起和刊行了风行一时的《时代与思想》月刊。1942年10月，张荫麟因病在遵义逝世，他是当年浙大西迁病亡的着名学者之一。
“最不应遗忘的”
梁启超称道曾在他清华上课时向他问难的一年级某生为“天才”（吴宓则称其为“梁任公第二”）；钱穆说他是“天才英发”；他在浙大时的挚友谢幼伟更发文详论其堪为天才之属，称“这不是天才，决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他，就是从教于浙大的史学天才张荫麟，被称为“最不应遗忘的一人”。
张荫麟，字素痴，广东东莞人。他早年就读清华，国学受炙于王国维、梁启超，西学则从吴宓，不久即以史、学、才三才并美知名。当年所谓“文学院四才子”，说的就是张荫麟和钱钟书、吴晗、夏鼐四位同窗，或者尚有“三才俊”之说，那是他和贺麟、陈铨三位同窗了。后来他所交往的学人还有熊十力、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张先生早慧，又立志要作第一等人，这就是天才的脾气了。
对于学术问题，他目无余子，曾就梁任公、陈寅恪、顾颉刚、冯友兰、胡适、杨鸿烈、卫聚贤等时贤的着作发表评论，时人以为胆识不凡。其中最能作为“老清华”谈屑的就是一次梁任公授课，先从衣袋中取出一信，向听众打听何人系张荫麟，张应声而起，原来他向梁先生质问上课中的问题，梁当众答复之。那时，张荫麟不过18岁。
张荫麟早年失怙失恃，他为了供给学习和扶持弟妹就学，不得已时常靠投稿维持生计，即使这些短篇什文，也多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科技史等等，甚至“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二十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已有《纳兰性德传》等作品，留学彼岸则汪洋恣肆，为学无涯，及归国，编纂有《中国史纲》。要知道，正如张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写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且不说此中甘苦，如王家范所估计：就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出版之前，已经有四十多部中国通史了，从那时到现在又有了多少呢？又能留下了多少呢？可是张先生这本书是留下来了。此书原本计划由张先生撰写两汉以前、吴晗撰写唐以后、千家驹负责近代、王芸生负责中日战争（当代），但结果只出了其“上古篇”（至东汉），即张先生所撰写的部分。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用陈克艰的话说，是“写出历史的生理”的史书，而其取精用宏，别择精审，剪裁镕铸，莫不得宜，真是举重若轻，又文字简约，流畅粹美，字字珠玑，引人入胜，端不负其“使有井水处人人皆熟于史事”的初衷。此书之出，贺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内“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至于说到他的文字，有人说没有太炎先生的晦涩、任公先生的堆砌以及孤桐先生的生硬，是宜乎藏之名山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最早是战时浙大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1941年）的《中国史纲》，如果将之搁置于当时诸通史专家的着作之中，如吕思勉、邓之诚、陈恭禄、缪凤林、钱穆以及其后来周谷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白寿彝等等之中，依然毫不逊色。而张荫麟当年撰写这本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初衷就是钱穆曾慨然的“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此外，作为通才，张荫麟于通史之外，又专攻宋史、科技史、人口史等，他还非常明确：还要从哲学上得“超放之博观”和“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上“冀明人事之理法”。于是他兼考据和义理、汉学与宋学，既能有“理解的深入”，又能有“同情的洞察”，在他的视野中，不独古今，而且有了柏格森、罗素、怀特海、斯宾格勒之类矣。这是他不容易的地方，也是中国学者中难得的，足见他怀抱之广、之深。
书生风姿
正如钱穆所云：张荫麟“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已”。张先生不独书生意气，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政治年代里，他和许多青年一样有着一腔热血，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如“五卅”时，清华学生会在邵飘萍《京报》上办《上海惨剧特刊》，领衔的就是张先生和马寅初、王造时、顾颉刚等几位，再如“一二·九”之际，张先生已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科硕士归国并在母校任教，他不能袖手旁观，参加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发宣言，写文章，这就和他的老师吴宓不同，所以吴在日记中说：“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吴先生这个评语是有欠公正的（所以后来张、吴合办《学衡》，尽管也略有芥蒂，吴先生却看出张荫麟是“一不通世故之书生”，基于此，对他也就“向爱重之，常谋所以匡助护持之者”，也就是师生共同扞守中国文化传统的美意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不能不问政治的岁月里，应该是出入道、学两域的，书生论政，是执行他的天职。即使是张先生的名作《中国史纲》，这样一部学术性和教科书的着作，也“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贺麟）。而在张先生短暂的生命中，我们曾经忽略了他不少的政论文章，如王芸生回忆，他曾在《大公报》、《国闻周报》等上发表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论非法捕捉学生》、《论修明政治的途径》等，有些甚至是让主持北方舆论的王先生因其“语旨切直”，为之“踌躇再四”才予以发表的。
“怀古伤今并一吁”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这是陈寅恪在张荫麟病逝后写的悼诗。
九儒十丐，千古伤心，在一个失去社会常态和人心定力的动荡岁月，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何况死去的张荫麟还堪称是天才呵！正是“自古才为累，天悭狷与狂”（朱自清：《挽张素痴》）、“才命难兼济，彭殇岂自由”（施蛰存挽诗），他的死引发了“气类惜惺惺”（钱钟书：《伤张荫麟》），陈寅恪痛心于张荫麟不能等闲看世变幻相，他不禁掷笔长叹，作惊呼衷肠之语，所谓感同身受，徒唤奈何！
张荫麟死在了浙江大学西迁时的贵州，正是不得其时而死，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鱼烂年代的一个缩影。
记得十余年前，一次偶然从同人处见到一本老浙大遗存下来的旧书，是一本史学理论书籍，似乎还是老“商务”所出，信手浏览，竟从书脊上的借书袋里落下一张借书卡，上面居然有张荫麟的签字。岁月倥偬，那书卡也只有张荫麟一人的签名而已，这有张荫麟签名的书卡，不是可以作为浙大的“文物”来看示吗？由张荫麟的签名，不由又想起他的怀才不遇。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1942年的深秋，在遵义，张荫麟贫困潦倒，也正合了当时久欲来浙大任教的吴宓的感慨：“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在遵义，浙大弦歌不辍，然而那背后，学者、学生、职员、工友是如何苦熬过来的？！“学衡派”的梅光迪（浙大文学院院长）、黄翼（心理学家），甚至竺可桢校长的爱妻和爱子不是都死在了西迁路上了么！
张荫麟死了，他还有许多尚未完稿的着作，对中国史学界来说，那是何等的损失！这位被视为中国历史学界“梁任公第二”的36岁的天才学人，抱憾离开了人世，他是因过于用功复饱受疾病折磨和精神痛苦之后撒手人寰的。“文章憎命达”，这不独诗人，也关乎史家。其实，当人们说张荫麟是“天才”时，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不祥的信息：从来天才就是命奇的，张荫麟以天才之姿，虽然光风霁月，痴情专注，孤傲内向，睥睨一世，不通人情世故，一任性情，自然就不会容易适合于“适者生存”规则的社会中。
今天缅怀其人，想他从18岁起问难梁任公，一生广涉中西学问，立意“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从而建构其宏大的史学观，不想苍天无情，于是熊十力祈以“使天假之年，纵斯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乎”？钱穆推崇其“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种，学既博洽，又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以及陈寅恪等等之热望，尽付东流矣。“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