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感怀浙大

杨竞衡
报考浙大的无悔选择
1948年暑假，我在广州培正中学高中毕业了。当我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的选择——报考哪一所大学时，说也奇怪，在众多的大学当中，我却偏偏对浙大情有独钟。其实当时对浙大的了解也是很模糊的，只是觉得它学风朴实严谨，师资雄厚，历史悠久，又地处西子湖畔，环境优美，是学知识、做学问的好地方。虽然北京的清华、上海的交大知名度也很高，但总觉得那里学生运动闹得太凶，恐怕安不下心来去读书。就这样，我毅然决定报考浙大了。当年在广州考区没有浙大的考点，最近的考区在武昌。
我是冒着高温，长途跋涉，借住在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的一位朋友家中，去参加浙大的招生考试的。由于对自己太自信了，我只报考了一所大学，没想到那年浙大发榜比别的大学都晚，在广州一些大学已陆续开学了之后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真是有点着急了，怀疑起浙大的门槛是否太高了。幸好不几天，录取通知书来了，我成了武汉考区录取的仅有的两名电机系学生之一。
在校四年，经历了解放前夕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迎接杭州解放的护校活动，解放后的勤工俭学，毕业前的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刻苦的学习、实验、实习、考试等严格的专业知识训练，我对浙大的认识，终于由模糊而明朗、由概念化而理性化了。我深感浙大的求是校风，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民主斗争的核心骨干作用等，是浙大得以雄踞全国着名高等学府之林的精髓所在。我以自己能成为一名浙大学子而骄傲、而自豪，我庆幸自己半个世纪前做出了一个无悔的选择。
民主革命思潮的政治启蒙
浙大校园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宁静，更不是政治斗争的世外桃源。入学不久，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费巩教授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各个布告栏，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同学的神秘失踪激起了“还我于子三”的愤怒的呐喊。全国范围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在浙大校园中同样汹涌澎湃。一个一向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的青年人，突然闯入这样一个敢对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陌生环境，一开始是吃惊，接着是深入的思考，然后是恍然有所悟，最后是积极的参与。当我举着小旗，跟着领队者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情绪激昂地进行在游行队伍中时，我觉得自己正经历着一场政治的洗礼，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后来，记不起从哪位同学手里借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我偷偷地一口气把它读完。毛泽东的这部经典着作，使我能站在全局的、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当前所发生的一系列局部的斗争，眼界豁然开朗。我这以后入团、入党，革命人生观的建立，都与浙大这个“民主的堡垒”对我的政治启蒙有关。
学得基础知识的终生受惠
当时的浙大，是集理、工、农、医、文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教材比较注意宽范围的基础教育，而不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当时电机系只有三个专业：电力、电机制造、无线电。我是学电机制造的，但也学了工业电子学、有线通信等弱电方面的一些科目，这就为日后分配到具体工作岗位时加强适应能力提供了前提。果不然，我并没有分配到电机制造部门，而是在电气传动领域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在这个工业自动控制领域中，技术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先后经历了三绕组电机控制、电机放大机控制、磁放大器控制、汞弧整流器控制、电力半导体控制、全数字控制、计算机控制等许多代变迁，但运用大学里学到的专业基础知识，通过工作上的自学与实践，大体上总还能跟得上技术的发展步伐。
我在机械部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先后担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总工程师职务多年，也还算称职，获得过全国科学大会颁布发的“先进工作者”称号，这都与在浙大学习在时打下的坚实而又较宽泛的理论基础有关。我认为：大学时在不宜学得太专，因为走向社会时的工作环境是很难做到完全学用一致的，而且科学技术也是不断发展和更新的。作为工科学生，学好一组宽范围的专业基础课程，加上较好的数学底子和一门熟练的外语，并注意在工作中加强自学，不断自我“充电”，就可以适应具体工作岗位上千差万别、日新月异的工程技术性的要求，把工作做好。
在校四年所学的全部课程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王国松教授开设的交流电路课，他当时是工学院院长，虽然工作很忙，但仍坚持亲自授课。他的课是我们最喜欢的课程，也是我们学得最扎实但又是最不费劲的一门课程。这得归功于他的一套非常成功的教学方法，渊博的知识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技巧。
他的每节课开始时，总是先把上一节课的内容简短地回顾一下，把同学们相应的记忆细胞拉到了前台，然后开始讲新课。他很少用讲稿，通过在黑板上即时的绘图及生动的原理剖析，把复杂的、比较抽象的交流电原理讲解得一清二楚。一节课结束之前，再为大家归纳几点要领。这样的授课，明白易懂，记得牢，前后节课连贯系统，概念强。一个学期下来，用不着太费劲复习就可以考出好成绩，而且能运用自如。浙大的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既有留洋归国的学者，也有土生土长的教授，各有自己一套教学的方法。他们对学生都要求比较严，但与同学相处很融洽。在这样的学风、校风的熏陶下，大多数的同学都能学到一套真本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因此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校园生活的锤炼与熏陶
我们整个四年的学校生活都是在大学路校址中度过的。除了几幢教学楼好一些以外，宿舍可都是很陈旧的了。我们住的西斋，是带走廊的一溜平房，一屋四张上下铺双人床住八个人。与走廊相邻的一面是木板墙，没有采暖设备。冬天室内温度在零下好几度，早上起床，半夜解手，都是一场“战斗”。学生一律在没有坐椅的大食堂排队打饭，菠菜豆腐是最常见的菜，只有一月两次的打牙祭才能吃上顿荤菜。当时正处在新旧中国历史性转折之交，广大人民都还处在战乱之中，能够让我们安下心来继续学习已是天大的幸运了，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很知足，很少有叫苦的。
由于全国各地解放的有先有后，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的家乡尚未解放，经济来源都有困难，我也是其中之一。学校为了帮助这部分同学解决经济困难，在1949年的寒假组织我们进行生产自救，我也报名参加了。在钱塘江畔、六和塔下，冒着凛冽寒风，我们把大块的石头敲成小块，用手推车推过钱塘江大桥，堆在岸边指定的地方。一天劳动下来，回到借住的之江大学的学生宿舍中时，一个个都累得直不起腰来了。可是看到那刚从“地下”转到“地上”的带队的党支部书记，他那瘦弱的身躯，却也坚持着与大家一起干，我们也就都咬着牙，坚持干下来了。真没有想到，这样的锻炼，却为“文革”时期应付“下放”的艰苦劳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学校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在共青团、学生会的组织下，为同学们创造了许多可以自由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如钢琴班、美术字班、京胡演奏班、“乌鸦”合唱团、周末音乐唱片欣赏会、周末舞会以及各种球队的比赛等等。每天中午和晚饭后，校园中都要播放几十分钟的轻音乐，图书馆，阅报室备有大量的图书报刊，也是同学们经常聚集的地方。我最喜欢参加周末音乐唱片欣赏会，它每次都有音乐系的老师或同学作音乐作品的讲解，然后播放，使我这个学工程的人也增添了一点音乐细胞。我的交谊舞也是大学里学会的。
多学科性综合大学，还有一个多学科知识交流的优势。同学之间日常交往中很自然地会谈及各自学科中的一些问题，这种跨专业知识的交流，对扩展一个人的知识视野是大有好处的。我也曾偷偷地看过医学系的尸体解剖实验，看他们怎样开颅、怎样开刀；也曾经旁听过其他系的一些课程，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到了三四年级，承蒙同学们的厚爱，我还当选为学生会的文娱部长，参与了全校文体活动的组织与筹划工作，使我的组织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毕业后，做了多年技术工作之后，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要我弃科从政，当了中共天津市委的科技部长，负责领导一方面的科技工作，与自己的专业完全对不上口了。但在这些工作岗位的转换过程中，我还是能够跟得上新工作的需要，较快地进入角色，想来也多少得益于这段校园生活的熏陶。
艰苦的校园生活，锤炼了我们的意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陶冶了我们的情操。我认为，一个完整的大学教育过程，除了课堂的学习、考试、实验室的实验、社会生产现场的实习、必要的体力劳动、毕业论文的独立撰写与答辩等以外，还应该包括参加大学校园的群体生活和参与一些可能的社团公益活动等。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中发挥出出众的作用。
从踏进浙大校园那一天算起，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但是那段生活的经历却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浙大师长们的教导、同学们的相互激励、校园生活的熏陶，影响着我的一生。

王纯香　柯士钫　徐英含
医学院第一届学生
浙江大学原有六个学院，即文、理、工、农、师范和法学院，从1946年起又增加了医学院。其他六个学院均为四年制，唯独医学院为七年制。新生入学后，都必须参加甄别考试，才能作为正式生入学，否则须先上先修班一年。考试时各学院学生混合编座，地点在健身房，考场规则极严。
第一学期注册时，在我们注册证上签名的为李宗恩教授，不久他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院长。所以实际上浙大医学院从创办到1952年院系调整，都是王季午教授担任院长。医学院医预科二年，医预科主任由着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兼任。医预科二年主要由文、理学院老师给我们开课。那时课程很多，有国语、英语、微积分、动物、植物、遗传学、比较解剖、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一年物理、二年物理，还有伦理学等。
听贝时璋教授的“比较解剖学”
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着名教授。“比较解剖学”由贝时璋教授讲授，胡步青和周本湘两位老师带实验课。贝老师讲课深入浅出，边绘图边讲解，同学都很喜欢听他的课。当然也有个别老师讲课呆板，照本宣讲，这就不如自己看书了。那时，医学院的有些课程和农学院同学合班上课，遇到这样的老师上课，有些调皮的同学就偷偷溜走了。那时有的教室是日本式的木结构矮房子，窗子不高，很容易跨窗而出；不过医学院同学一般比较守规矩，总是挨到下课。
贝时璋教授给我们讲“比较解剖学”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贝教授进教室时，两只西服口袋中装满彩色粉笔，不带讲稿，没有废话，一上讲台就开门见山，直入正题。他虽然没有带挂图，但是贝教授的黑板绘图真是一流的，给我们的印象是比现在的挂图、投影片还容易接受，容易理解。贝教授是边讲解边绘图，双手齐用，左右开弓，一只手画图，一只手写字。我们听讲必须聚精会神，但这也是一种绝好的艺术享受。
注册证
我们至今仍完好地收藏着老浙大学生注册证，上面有一张学生时的照片，考入浙大医学院后入学第一次注册是1946年，最后一次注册是1951年2月14日。注册证的用处可大呢，每学期开学报到注册要用，领公费要用，借书要用，领物要用，购棉布要用。就是现在还要用，因为我们是老浙大的学生，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会徽的“妙用”
在此期间，我们还修了一门人类学，由吴定良教授上课。人类学系学生不多，只有两三个人而已，所以吸收我们班同学为人类学会会员，每人发一枚会徽，上面是一个骷髅的图案。这枚会徽还起过有趣的作用。那时杭州每星期天上午，各大影院免费招待军警，我们这些“丘九”也有冒充“丘八”混入电影院看电影的。这枚徽章上的图案使守门人也弄不清我们是什么底细，倒也不敢挡驾。这也说明在解放前夕，杭州的秩序是相当混乱的。
公费生
解放前，大学里设有公费制度，名义是救济困难学生，实际上却是按学生成绩评定。成绩好的可拿到公费，分甲、乙、丙三等。公费无固定等级差别，随成绩的变化而升降。每学期结束，教务处公布学生总分及下学期公费情况。
训导处老师很明确地公开说，搞张家境清贫证还不容易！我们学校不行那套，我们只凭成绩。这倒也是鼓励学生奋发向上的竞争机制之一。徐含英第一学期拿的是丙等公费，以后即上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公费才取消。
掘荒冢，拾骨骼，自制教具
在老浙大，普通基础课没有专用教室。我们听完一堂课，在下课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必须赶到另外一个教室去上课，这时候，是要跑着去的。有时，还需赶乘校车去华家池上课。
两年预科过去，1948年，我们念医学院三年级时，即开始医学基础课。有一门人体解剖学课，由王仲侨教授授课，姜同喻老师辅导。医学院创办伊始，教具不多，我们又是第一届学生，教具需白手起家，自己解决。王教授动员我们自己想办法，骨骼标本就靠我们自己去采集。
我们商量好，在一个星期天清晨，先到王纯香的哥哥（在杭女中教书）处借工具，由他陪同一起到昭庆寺松木场一带（那时此地十分荒凉，荒冢垒垒），并远远守望。王纯香和柯士钫两人就寻找无墓碑的荒坟。第一座小坟掘出来，看到一双穿红鞋的小脚，我们赶快逃走；第二座坟掘得零散的儿童骨头；第三座才发现一具不完整的成人骨头。我们像觅宝般一一收集起来。王纯香的哥哥看到后，忍不住连连恶心。我们却洋洋得意，胜利返校，并到男同学处去消毒，最后把胜利果实带回寝室，早晚拿着骨骼对照书本学习。
是利杜体，还是脏小点？
我们的寄生虫课是龚建章教授上的，黄大威先生负责实验课，常常以标本抽考我们。有一次抽考一张血片标本，高倍显微镜视野的指针前一小颗东西，柯士钫答LD body（利杜体），而同学们都答nothing。在教室外大家议论开了，都说是血片上的脏东西或残余的血小板，柯士钫听后慌了。后来胡承洲老师叫柯士钫看第二遍时，柯士钫没有把握地附和大家的意见。最后，这却明明是一颗散在的黑热病病原体——利杜体。
这次留给同学们很深的印象：看标本要仔细，认准的事物要坚持，而绝不能随大流。
有了一所附属医院
医学院办起来了，没有一所附属医院也不行。解放后王季午院长从联合国救济总署争取到许多物资，包括医疗仪器设备等；又由李天助、杨松森教授等（李天助教授是原医学院筹备组成员）在田家园找到几间民房，买了下来，经过装修，就办起了浙大医院。浙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开张之初，邀请杭州各界人士参观，我们学生都穿白大衣，担任招待和讲解员。大家看到自己医院的设备是杭州第一流的，心里真高兴，站了一整天，一点也不觉累。
医学临床课开始了，上临床课阶段，我们住在大学路，上课在田家园浙大医院，一天要来回奔波几次。特别是每天早上八时前必须赶到田家园。庆春路是必经之路。那时庆春路上早晨有一个奇景，就是庆春门外农民来城里给每家居民倒马桶，然后肩挑满担粪便去庆春门外。他们人多，又多集中在同一时间，所以排着队，川流不息，我们正好与他们擦肩而过。
那时给我们授课的，有内科王季午、郁和非和楼福庆教授，外科刘震华教授，泌尿外科王历耕教授，物理诊断赵易老师，实验诊断张鸿典、李志彬老师，眼科姜辛曼教授，耳鼻喉科梁树今老师，妇产科燕淑昭老师等。另外还聘请上海着名教授张发初、张沅昌、夏镇夷等五六位教授给我们授课。公共卫生的李方邕教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除给我们上课外，还带我们去许多地方看公共卫生设施。有一次中午不能回校，他自己掏钱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份干粮。

幸必达
话说当年，浙江大学在全民奋起、共赴国难的抗日战争中西迁办学。竺可桢校长为了让大学向乡村传播科学文化，同时让师生深入农村唤起民众抗日，决定浙大不内迁西南的名都大邑，而选择走山区小县的流亡之路。转徙三年（1937-1940），经过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最后定居遵义，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一住七年。竺校长肩挑战时大学教育与科研的双重任务，领导师生们在破庙茅屋中，布衣蔬食，弦歌不辍，以独特的办学精神和尖端的科技成果蜚声国际，被誉为“东方剑桥”，树立起一面战时流亡大学崭新的办学旗帜，浙江大学也从艰难中崛起。
当年办学困苦，至今犹历历在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欢欣鼓舞声中，浙江大学也胜利复员。师生们怀着对遵义人民的无限感激与眷念之情，从1946年夏天开始，又经过了五个多月的艰难转徙，全校才东归杭州。这次复员人数众多，是一次庞大的转运工程。
内迁云、贵、川三省的高校师生员工眷属数万，加上政府机关单位人员眷属不下数十万，海陆空运工具都十分缺少。竺校长带领执事人员四处奔波，北上重庆，南下贵阳，东去南京、上海、杭州，风雨兼程，为复员规划行程、工具、经费及重建校舍，向教育部要复员费、建校费，向交通部、公路局、两航飞机和民生轮船公司联系工具，真是艰苦备尝，席不暇暖。在万分困难中决定了分期分批复员的总方针。浙大遵义总部改为留守处，由王国松院长主持。1948年5月正式启动复员工程，6月1日以后函电公文均转杭州。
从5月7日第一批三辆汽车先行到10月10杭州庆祝胜利复员大会，历时一百五十余天，师生员工眷属三千余人和图书仪器数百箱安全回到西子湖畔。竺校长和执事人员可谓心力交瘁，实在令人感泣。
2007年，距浙大复员东归已经整整六十年了，竺校长和很多老师、学生都已先后去世，在世的师生都已苍颜白发，年登耄耋。回首往事，喜悦中也饱含辛酸。今天，祖国强大了，经济腾飞，交通四通八达，比起当年东归条件真有天壤之别。浙江大学也已发展成为世界知名大学。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怀念为国操劳、为科学和教育鞠躬尽瘁的竺校长。这段艰辛的历史，我们很难忘记，也应该告诉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请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
幸必达校友给浙大学生讲西迁历史艰难的壮举
1946年2月9日，浙大在湄潭召开第一次复员预备会，匡计复员人数为3000人左右，按当时物价预计复员费为3.74亿元法币（下同）。2月25日，教育部在重庆召开的高校复员会议，决定复员次序为离重庆近的先走，远的后迁。当时交通情况，据《竺可桢日记》记载是：水运走长江，民生公司有轮船96条，但领港员只有46人，不能全用，每月可运1.8万至2.4万人；陆运走川、黔、湘方向去长沙，接铁路到武汉再转长江水运；公路有汽车600辆，每月能运1.5万人；空运有央航和中航两公司，有飞机23架，每月可运4000人，但规定每校每月只配给机票3张。无论水陆运输，都要自己联系车船。
川江水运已拥挤不堪，便让重庆附近学校先走，浙大只能考虑陆运，即经贵阳去长沙、武汉再转水运了。4月26日，浙大行政会决定，根据教育部发来的复员费3.7亿元，分配到人。其中：学生每人复员旅费9.5万，加5、6、7三个月的公费共发12万；研究生每人复员费9.9万，加三个月公费共发12.9万；教授每人15万、副教授14万、讲师13万、助教及职员各12万，家属妻子与丈夫同，子女及佣人各10万，佣人家属5万。学校决定5月5日在遵义举行当年的毕业典礼。领款的师生员工可以自找交通工具先走。
当时，学生代表向学校反映，每人12万元旅费不够用。学校限于经费无法增加，同意无家可归和无钱可借的师生暂留贵州，候至9、10月间与学校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同行，车船均可免费。因杭州校舍未修复，先走的人可以先回原籍家中。学校决定11月学生开学再到校复课。
决定公布后，能走的师生员工都各自找车出发，湄潭、永兴师生都逐渐集中到遵义找车。当时很少正规班车，很多人都找司机搭便车，当了“黄鱼”，真是归心似箭。先后走了两千多人后，剩下的都是无家在江浙的学生或家累很重的老师和职员，大家都决定随校最后迁走。
8月中旬，学校联系了陆军交警二团，以一百辆军用十轮大卡车为浙大运送全部留黔人员和物资。学校紧急征募一百名学生担任无偿的押运人员，负责押运物资和照顾同行老师员工眷属。应征的人很踊跃，笔者当年是四年级学生，也是应征人员之一，亲历了这次东归旅程。
陆路行程
9月4日上午，我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准备出发。一百辆十轮大卡排列在子弹库校本部广场上，已经装车待发，蔚为壮观。押运同学先期已开过会，自动推举了一批负责人，商定了九条公约，要求大家遵守：1.车队统一出发，保证一路同行，经贵阳直驶长沙，到长沙接待站交卸物资为止。2.同行老师及员工子女眷属优先坐驾驶室，其余人员及物资统安在车厢。3.乘车人员每人先交一万元作途中生活费用，沿途集体办伙食；负责办伙食的同学先采购一些大米、干菜、腊肉等装车备用；估计行程六天，早、中、晚都统一用餐。
4.每天到站后住宿都尽量借住学校、庙宇，以省宿费。5.每天到站后由负责住宿的同学安排住处，负责伙食的同学（以女同学为主）上街买菜和下厨做饭，统一进餐。6.晚上买蜡烛分发各处照明。7.黎明即起，统一早餐后上路，中午在途中饭店就餐。8.车抵长沙前结算伙食账，多退少补。9.互助互让，同甘共苦，照顾好老师及老幼眷属，服从统一指挥，争取平安到达。大家一致同意。
经过组织的队伍，有条不紊地出发了。百辆大车浩浩荡荡离开遵义，我们含泪向夹道相送的遵义人民挥手告别。
第一天宿贵阳，我们借住豫章中学校舍，学校领导热情支持，借给我们几间大教室和厨房，做饭、住宿都很顺利。第二天早饭后上路，当晚宿黄平。第三天宿玉屏，已到贵州边界。第四天宿芷江。湖南道路平坦，又逢天气晴朗，“秋山红叶，老圃黄花”，师生一路谈笑风生，驾驶员十分尽职，车辆没出过问题。第五天到黔阳，过沅江大桥时，浮桥过渡要排队，百辆车队过了不少时间才过完，晚上只能宿洞口。第六天中午就到了邵阳，这里距长沙已经不远，负责伙食的同学公布账目，颇有结余。大家同意在邵阳大饭店聚餐，一是庆祝陆路行军的首战告捷，二是借此向驾驶员们的辛勤表示感谢。我们抓紧赶制了一百幅简易的“锦旗”（实际上只是一百块白大绸），每面中央由胡哲敷教授书写“今之王良”四个隶书大字，四面有全体师生的签名，在餐会上隆重赠送给每一位驾驶员。大家高唱校歌，欢声雷动，餐后直驶长沙。
长沙接待站由舒鸿教授主持。车辆全部卸货，我们交清了物资并卸下各人行李。接待站为我们向救济总署（全称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领取了每人一张难民证，凭证可享受免费车船和食宿供应直到杭州。当天，我们就搭上火车直驶武汉，候船东下了。
水路行程
在武昌下车，难民站安排我们住进一座日寇占据过的大仓库。高大的木质楼房，已住进不少难民。睡的是地铺，一间几十人，没有电灯，照明用蜡烛。
蚊子臭虫特多，晚上很难入睡。白天一日两餐，排队打饭，有酸菜和军用罐头牛肉佐餐，虽然不太可口，但大家都知足了。
住下来是为了候船。我们每天都去黄鹤楼下守候，但候了十来天，船还是杳无踪影。白天好过，夜晚难熬，我们尝到了“望穿秋水”的滋味。
汉口在武昌对面，只一江之隔，有小船摆渡。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去汉口观光。这里有十里洋场，商业繁华，沿江大道车水马龙，比武昌热闹多了。
浏览中碰到早来汉口的同学，他们住在复员招待所。这里是接待政府复员人员的，已到秋天，政府复员的人已经不多，招待所基本空着。管理人员听说我们是浙大师生，欢迎我们免费入住，我们很快搬了过来。这里每间房里有六个床位，有凉席、棉毯和蚊帐，清洁整齐，电灯明亮，还有洗澡设备；晚上可在花园里乘凉听音乐，比起武昌当难民，真有天壤之别。我们是离苦海上天堂了。但这里不供应伙食，也无法自己开伙，只能上街买吃的。我们多数人带钱不多，最初还能上小店吃客饭，后来只能买烧饼、油条充饥了。有的每天还只敢吃一顿，只盼难民船早些到来。
大约十来天过了，难民站通知说船来了。是美军登陆艇“绥远”号，载重六千吨，只载复员上海的大学师生。上船后才知道有浙大（约三百余人）、东方语专（二百余人）、艺专（一百余人），共计师生七百余人。一个大统舱，我们协商分配，男女老幼分成几大片铺好床位住下了。船上有淋浴室，有高压消毒饮水供应。每日两餐供应牛奶、面包和一小罐牛肉，都是军用剩余物资。大家都是劫后余生，又一次安下心来，真有无限感慨。船长是美国人，和大学师生友好相处。他们是根据租借法案来中国救济工作的。
当天起锚东下，晚上船靠九江。我们三校师生联合，在船上组织了一次联欢晚会。宽阔的甲板上灯火通明。各校节目有古琴、琵琶、南胡独奏、抗战歌曲大合唱、轮唱、女声独唱和舞蹈等，丰富多彩。师生和外籍船员同乐，岸上也有不少观众，直至午夜方罢。第二天船靠安徽芜湖，夜色中不少人下船观光，.游夜市。第三天船到南京浦口，接待站有车来接，下船后再上火车，当天抵达杭州。这时已是9月下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历时二十余天，总算安抵杭州，回到母校怀抱了。
浙大西迁和复员，都是竺可桢校长亲自领导的。回忆当年的流亡岁月，我们更加怀念逝去的老校长，也怀念当年辛苦育人的老师们和风雨同舟、流离转徙的学长们。在举步艰难、山河破碎的年月，我们曾经不屈不挠、共渡难关，这是一种多么珍贵的回忆。八年抗战，六十年奋斗，祖国人民不畏艰难，重建家园，再造辉煌，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啊！愿我辈在桑榆晚景中继续弘扬求是精神，祝愿母校和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熊光迪
1941年我在四川南溪李庄宜宾中学高中毕业。回到家中才知道父亲完成测量（叙昆铁路）任务后乘船回家途中淹死在横江（金沙江的一条支流）中。母亲因怕妨碍我毕业考试，没有将这个不幸消息告诉我。回到横江，我大哭了一场。我父亲的上司劝我好好复习功课，考进大学。大学统一招生，我报考浙大化工系，在悲痛中复习功课，结果考入浙大先修班。浙大因有些学院招生不足，又招了一次生。我报考了化学系，结果被录取了。
父亲的上司答应支持我，叫我的姐姐当了一名工人，我便进了浙大化学系。母亲嘱咐我不要为家庭的生活而伤脑筋，一切由她筹划，要我好好完成学业。
进了浙大，有贷金，吃饭不要钱，每个月还发给植物油照明。
当然生活很艰苦，营养也很差。有一段时间钱没有了，就得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好在不久，学校弄了一些土地，自己种菜，才没有发生吃不饱的状况。
在永兴学习
浙大一年级设在贵州湄潭永兴场，距湄潭县城十公里。学生宿舍和教室等设在两个会馆中：江馆和楚馆。我因入校较晚，住在楚馆的戏台中。除了双层床和自修用的、木板钉成的简陋桌子（靠着窗子）外，留了一条很狭窄的走路通道。入学后，我们又经过了一次考试。我的外语成绩不错，被分在第一班，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姓邵。上课老师讲课和提问都是用英语，同学也是用英语回答。我英语理解能力很差，表达也不行。班上有的同学却对答如流，如谢学锦（后成为院士），支德瑜（后改名为支贞，考取庚款留学英国）。我非常害怕，怕不及格。第二学期被降到第二班，老师讲课是用中文，我便大大松了一口气。
入学不久，我们便知道选课要选上18-20学分。每门课都有一定的学分，与每周上课的时数有关，例如数学每天上一个小时，5个学分。理学院各系包括在一个班里（包括数学系和物理系）。一个学期为微积分，一个学期为微分方程。如所选的课程，有一半学分的课程不及格就要开除。一个学期下来开除了不少人，住在我上铺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被开除了。入学后使我很不适应的是课本都是英文写的，特别是化学生字很多。我们学的普通化学课本是Daming写的。一个小时连查字典，我只能读七八行。一个小时的讲课内容七八页甚至上十页。考试只能靠听讲和记的笔记，阅读参考书是来不及的。为此我在记化学英文生字上花了不少时间。这为我以后的学习，打下较好的基础。一年级我没有选物理，就是怕考试不及格。但是只要有可能，每堂朱福昕老师的普通物理课我都去听，做笔记。听朱老师课的人很多，他是一位认真教学的老师，十分讲究教学方法，口辞很慢，基本讲英语，重要的内容就写在黑板上，有时还有演示试验。令我印象很深的是slip platform（滑动平台），是演示rotational inertia（转动惯性）的试验。一个同学坐在一个凳子上，这是一个能滑动旋转的凳子。我们转动同学，同学坐在凳子上不停地自动转动。
坐在凳子上的同学伸开手臂，他就转动得慢；收回臂抱胸，就转动得快。这说明动量守恒（conservation of momentum）。伸开手臂，rotational inertia变大，角速度就要变小。相反，角速度就会变大。冰上花样芭蕾滑冰和芭蕾舞的自转也有这个现象。
我们化学系与化工系普通化学是年级主任储润科老师教的。他是法国留学生，教学是认真的，效果也是好的。
我还选了国语和中国通史，这些课都是必修课。中国通史是谭其骧老师教的。与我过去学历史完全不同，讲到我国古代北方有象、有竹子，他列举古书中是如何说的，例如他说“竹书记年”是如何说的。我没有去看这些古书，但我却学习到做学问不是从一本书中抄下来就行了，而是要认真核实。后来谭老师成为国内有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是这一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入学不久要进行体格检查，体育老师要我们脱光衣服，看我们的脊椎骨是否不正、脚板是不是平脚等，还要求我们练习游泳。游泳场设在三叉河，要游上五十米才能算体育及格。
工学院的数学是钱宝琮老师教的，那时他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教授。听说上课很生动，每周要测验，学生很紧张。平日成绩不及格，期终要及格就更不容易了。
教我们数学的是冯谦老师。我们期终考考完了，都要去冯老师处看成绩。
我的成绩不错，也去看成绩，被冯老师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别人看成绩是怕不及格，要补考，要准备。你成绩考得不错，还来看成绩，不要为分数学习。”
当时使我很难堪，但事后想想深受教育。
西南茶馆很多。在永兴时，同学很多到茶馆里休息和自习。我也偶尔在茶馆里泡上一杯茶，吃一些松子，消磨一些时间。后来到湄潭也是如此。那时的学生消遣就是打桥牌。因为一年级功课紧，我是在湄潭才学会打桥牌的，也只有在假期里打打桥牌。在大学一年级时，我与同班同学史宗法和张志炳都住在戏台上，但交往不多，可能功课太紧的缘故。社团只有基督教团的活动，好像是歌咏组织，是一些湖南同学，他们是长沙雅礼中学（教会学校）毕业的，如仲赣飞（外号叫大mass）。
记得在永兴时，从中文系来了一位老师，听说是系主任，对我们讲解校歌，虽然跟着大家我可以唱出校歌，但内容是深奥的古文，歌词大多忘记了。而最前面四句我是至今记得，“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这几句话至今提醒我不要自满，要不断学习。
永兴街上的市面，平日很冷清，能买到的东西不多。几天有一个“赶场”，赶场的日子，街上挤满了人群，各种生活用品都可买到。
我们在永兴过了一个春节，虽然我们没有大吃大喝，但在元宵节期间，却非常热闹。农民组织起好几条龙灯，舞龙灯的人们，赤着上身，不停地跳动；迎接舞龙灯的人，烧化一勺子铁水，倒出铁水，用铁棒将铁水打向天空，铁水落下燃烧成朵朵火花，迎接舞龙灯的人们。这些火花落在舞龙灯的人身上，因不停跳动，火花不致停留在皮肤上，烧伤人。大概也给了舞龙灯的人以热量，使上身没有穿衣服的人不致太冷。这真是奇观！
在湄潭学习
一年过去了，我升入化学系二年级。我搬到湄潭县城上学，那是一个有十字形街道的城市。每条街通向城门，向南通过湄江桥，印象中没有城门。那是浙大理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所在地。那时理学院院长是胡刚复，农学院院长是蔡邦华，师范学院院长是郑晓沧（后来来湄潭的），都是国内知名的学者。
理学院分数学系，主任是苏步青，知名的教授还有陈建功；物理系，主任是何增禄，知名的教授有王淦昌、束星北；化学系，主任是王季梁，知名的教授有王葆仁（后为化学系主任）、刘云浦、张其楷；生物系，主任贝时璋，知名的教授有罗宗洛、谈家桢（后来来到湄潭）。农学院分农艺系，园艺系，后者的主任是吴耕民，农化系主任是罗登义，病虫害系，蚕桑系，除了有一些系主任名字不知道或者忘记了之外，其中大多是有名的学者。
湄潭浙大学校学习气氛很浓，同学实践环节很多。化学除普通化学实验（两个学期）在永兴大一完成以外，我在湄潭完成的实验有：物理实验，植物实验，分析化学实验（一个学期定性，一个学期定量），有机化学实验（两个学期），有机分析实验（一个学期），有机合成（一个学期），物理化学（十几个实验），毕业论文（一个学期）。化学文献查找，化学文献报告（两个学期，每个同学要报告一次）。
教师讲授的课程有：物理，植物（崔征，选修），无机化学（王承基，必修），分析化学（定性，张启元；定量，王季梁），有机化学（王葆仁），德文（德梦铁），物理化学（刘云浦），有机化学分析（于同隐），有机化学选读（王葆仁，选修），有机天然产物（王葆仁，两学期选修），药物化学（张其楷，选修），化学史（必修，王季梁），工业化学（王季梁，必修）等。我还选修了社会学、王淦昌老师的热学和朱福昕老师的电磁学。但我学得很不好，电磁学差到要补考，但这些课都给了我良好的教育。王淦昌老师说他很后悔在德国留学时，全部时间花在做论文上，没有多听一些课，接触一些新的学问。我们除了上课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化学实验室中度过。化学系的学生实验室和老师的研究室放在湄潭的文庙（湄潭浙大分校本部）隔壁的财神庙中。化学文献阅览室放在财神庙的戏台上。我们的有机化学课和文献报告就在那里进行，四周摆满了书，中间放了四张大桌子。
张启远老师带我们的分析化学实验，一个单元结束时，总是要我们进行未知物分析，即定性分析是分析试管内含有什么无机元素，定量分析是分析某元素含量是多少，错了要重做。有一次，我分析溶液中含钙多少，用重量法，我分析了两次都错了。这样一些训练使我毕生受益匪浅。1947年我投考海关副化验员，几十名投考人员中，就我被录取。后来我在天津海关化验室工作，1947年我靠分析查出四件谎报货物：漂白精（谎报漂白粉，含活性氯量大不相同），镁锭（谎报铝锭，溶于氢氧化钠的性质和在空气中燃烧性质不同），海昌蓝（谎报硫化蓝，耐漂白粉的性质不同），混有淀粉的金鸡纳霜粉（报金鸡纳霜粉，可能商家受骗，查出其中含淀粉和溶于酸的成分是金鸡纳霜）。这都要归功于以前老师的严格要求。
先是沈仁权老师带我们的有机化学实验，后来是潘道凯老师。虽然当时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我们还是做了不少有机化学实验。加热用木炭炉子，回流冷凝用两个瓦罐，装满水的瓦罐放在高位，靠虹吸流入冷凝器中，再流入低位的瓦罐中。高位的瓦罐中水没有了，将低位的装满水的瓦罐放到高位。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做了减压蒸馏的试验，几个同学轮流不断用手摇动真空泵。
这样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培养了我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解放若干年后，我的同班同学薜玉麟学长来西安。我们相见时，他谈到解放初期他在本溪化工研究所曾用硫酸坛放在钢的容器中做成耐酸的高压釜，完成了顺丁烯二酸酐加不挥发的酸催化水解制成了苹果酸。
物化试验是杨浩芳老师带的，他宣布，打破了Beckmann 温度计要停止实验，这就意味着不能毕业。而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试验，测分子量。使用时要轻轻敲动温度计来调整水银柱。它的精度可读出0.001℃。杨浩芳老师后来得了肺结核病，濒于死亡，是在学校和同事帮助下治好的。
那时我们的检索用的化学文献，最详细的是Chemisches Zentralblatt（德国的化学中心文摘），比美国的“化学文摘”详细。虽然现在化学文摘社收购了Chemisches Zentralblatt，但当时它的功绩是不可低估的。还有一本有名的手册，Beilsteins ：H andbuch der organis Cher Chemie（《贝尔斯登：有机化学手册》），这是两本我们要经常查阅的书。但它们都是德文的，好在内容文法简单，生字也有限。因此，那时化学系学生要选的第二外国语是德文，而且是必修。教我们德语是德梦铁老师，她是一位外籍女老师，后来与我们的王季梁老师结了婚，入了中国籍。她是一位可敬的老师，是我终身不敢忘的老师。她教书非常负责，效果也非常好，解放后曾是先进工作者。她非常注意我们的发音，因为德文是如何读的，就是如何拼写的。每次上课，总是带我们读课文，我们跟着朗读时，她在全教室走动，仔细听我们发音，发现有读音不准的同学，就叫他站起来单独读，同时纠正他的发音。她选的教材的内容很能引起我们学习的兴趣，有德国民谣、诗、爱情诗、文学小说，如Imensee《茵梦湖》、Die Leidendesiungen W erthers《少年维特的烦恼》、Roselein au f den H eiden《荒原上的小玫瑰》。德文民谣和诗都是押韵的，很能吸引我们朗读。她不能讲中文，讲课用英文，等到我们德文有一定的水平，就用德文讲课，因为讲得慢，我们基本能听懂。这样一位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令我们万分痛心。
我们的德文讲义是数学系丰宁馨学长刻的，刻得很好，她也是我们班上学德文学得很好的一个。
有机化学课是王葆仁老师上的。他讲得缓慢，板书很清晰。一般他上课是一次上两节课（中间有休息），两节课上下来不觉得累，而课后要整理的笔记却非常多。他在讲官能团的性质和活性时，能从电的相互作用和结构加以说明，虽这些解释我并不心服，但帮助我加深了对官能团的性质和活性的记忆。
他还讲了化合物生色的理论，改变染料溶解性能、合成化合物的各种方法。他还留有作业，杨士林老师批改我们的作业。我回想学有机化学的过程中，除了老师讲课吸引我们之外，做作业也给我很大帮助。做作业对记忆和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做作业的同学比少做作业的同学内容记得更牢固和运用所学的知识更灵活。有机化学实验对学好有机化学更重要。
有机天然产物是王葆仁老师讲授的。他讲了很多用化学反应决定化合物的结构的方法，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了解了植物界所含各种有机化合物。
药物化学是张其楷老师教的，主要是讲官能团结构与生理活性的关系。
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解放后调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是有名的学者。
刘云浦老师讲物化讲得很快，一年下来几乎把一本物化（作者好像是Danial）讲完了。刘老师后来是北大化学系的老主任。
化学系的学生基础课是抓得很紧的，考试严格，不及格要补考，甚至要开除。选修课就不一样了，严格要求的王葆仁老师开的选修课，我印象中都没有考试。本来说要交一篇报告，到后来也没有执行，但同学听课和记笔记都是非常认真的。
我的毕业论文是选王葆仁老师指导，本来要做一个理论性的题目：苯环上其他官能团对苯环上溴原子的活性的影响。这要测定多个化合物的反应速度，而且还要合成。后来怕时间来不及，我改做一个新的化合物，Benzothiazole的氨基化合物。最初想得到游离的氨基化合物后来都失败了，因为做成它的游离的化合物很容易被氧化，后来就改做成它的盐酸盐。做成硝基化合物后在盐酸中用锡还原，然后通硫化氢除去锡，只要酸性不大，硫化氢除去锡是很彻底的，然后浓缩得到它的盐酸盐的针状结晶，测了熔点，就交了上去。
因为条件不够，没有测定元素的百份含量。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做出来的化合物是不是Benzothiazol的氨基化合物。虽然我试过燃烧性能，可以说是一个有机物。因为产物量少，没有做元素定性分析。
我在湄潭也旁听一些课，但没有选修，如罗登义老师的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因此也认识一些农化系的同届同学，如雷通明学长、夏纪鼎学长。
在湄潭值得一提的是李约瑟来访。竺校长带他参观浙大，与浙大的教授座谈，最后他看到教授们没有中断研究，而且有一定的成果和水平，称赞我们学校是东方的剑桥。他还在饭厅里给我们学生作了一次报告，郑晓沧院长给我们作翻译。
湄潭的浙大学生宿舍有五幢两层的楼房，分别叫仁斋、义斋、礼斋、智斋、信斋。信斋是女生的宿舍，建在北门（城门）里，在文庙的北面附近。仁斋、义斋、礼斋、智斋，是男生的宿舍，建在城外湄江边，距饭厅、浴室和盥洗室较近。
饭厅、浴室和盥洗室很靠近湄江。它的附近，湄江中有一个大水车，昼夜不停地将湄江水提上来，流进厨房和盥洗室中。湄江边还有一个体育场，我们跨过体育场就可跳进湄江中游泳。湄江水非常清澈，中间水深约一人高，是很好的游泳场。水车处修了一条拦水坝，将水拦住使它们流经水车，冲动水车转动。
女生也在我们的饭厅就餐，每天吃饭时，她们从宿舍走出来经过一个城门（北门）从一个小山坡走下来就到了饭厅，并不远。我们班八个同学包括几个女同学凑成一桌，轮流准备加菜。一般是一些青菜加盐放在木炭炉上煮好，桌上的菜总是吃光。男女同学交往比较少，但也不回避。男同学之间关系比较融洽，化学系和理学院的男同学多住在智斋。我们同班的同学又多和我同宿舍，同过宿舍的有：史宗法、张志炳、叶润秋、陈星焯、范传炽。化学系前后班的同学有闵观铭、陈维新，外系有陈慕群（园艺系）、施教耐（生物系，后来成为院士）、王名才（气象）等。这些同学都和我在一个宿舍中同住过。在智斋的同学，化学系比我高两班的有叶尹中、朱秀昌、孙树门，高一班的有赵梦瑞、丁宏勋、袁启洋、冯慈珍，低一班的都住在我们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有戴立信等。数学系有播寰、曹锡华、吴楠选，物理系有谢学锦、汪容、许梅。汪容学长做毕业论文，有一部分是在我们实验室中做的，因为他是物理系，没有化学仪器，是我拿出我们的仪器给他做的。他的论文导师是王淦昌老师。好像是做检测放射性粒子的闪烁剂（scintilator），具体在我们实验室做荧光剂，很容易就做成了。它是将染料fluorescin（荧光黄）溶解在熔化的硼酸中，光照以后放在黑暗的地方就发荧光。汪容学长以后成核物理专家，多年以后我在科学通报中看到他发表的文章，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在一份内部文件中，看到要不要建造我国的粒子加速器的高级讨论会上（好像有李政道校友参加），有他的发言。
可惜现在得了老年性疾病。智斋还住有谢学锦学长，他在投考浙大时，住在贵阳二戈寨（纳西族人的村寨），与我有一面之缘。最初是在物理系，后转入化学系。若干年后，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陕西蓝田物理探矿研究所工作，胡荫华学长（在西安西北大学工作）知道这个消息，叫我通知他到西北大学找她。
但他没有找我们。他平反后的一个中秋节，他来交大找我，并告诉我他的遭遇。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找我们，他说怕牵连我们。我留他吃饭，他说来不及了，吃了一些月饼就回蓝田了。后来他成为物探所所长，物探所移廊房，他就到北京地质部工作。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默默工作，在化学探矿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成为国际有名的科学家和我国院士。他一家三代都是有名的科学家（父亲是院士；儿子在德国，是有名的科学家）。在一本《中篇小说选》中，登载了一篇报告文学“沉重的崇高”，详细叙述了谢学锦学长及他家庭的遭遇。作者是地质部的有名的专业作家。我看了这篇小说，不禁流下泪来。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就是校庆纪念（大约1942年）时开放实验室。我们参观了物理实验室，大饱眼福，看到了一些平日没有看到的东西。印象很深的是，讲解员指着示波器（oscillograph）告诉我们这是比较新的仪器，可以显示电波形状。哪里知道二十多年以后市场上会有电视机的出现，而且它已成为很多家庭使用的电器。
这些同学直接、间接都对我有影响。每天吃过晚饭后，是散步休息的时间，有时几个同学便散步进西门，到达十字路，向南走，过湄江饭店（单身的老师多住在这里，是一幢四层楼的建筑）和湄江桥，再经过新建的湄潭中学（初中），就来到浙大农场。陈慕群学长便向我们介绍各种花卉，我顺便收集了一些种子。因此认识一些花卉的名称，如金盏花、三色堇、矢车菊、石竹。从三色堇谈到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如果世界上有这种花倒也不错。有时沿着到风水连堡（是湄潭的风景区，大片竹林）的路，顺湄江向上走去，当然半途就要折回，晚上还要复习功课。有时经过西门向西走，沿着马路散步，可以看到马路旁高耸的汽油桶焊成铁塔，那是浙大校友开的酒精厂精馏塔。沿这条马路走可以到达永兴。
我们宿舍里闵观铭学长是音乐爱好者，有时高歌一些世界名曲，我常深深被吸引。我们也学了一些好听的歌曲，其中有的是美国名歌五百首中的歌曲，有的是几句或一段，流行的抗日歌曲基本上都会唱。但唱得不多，印象中，除了中学学了一些外，似乎没有人专门教过我们。有一首歌我在宜宾中学，音乐老师教过我们唱，叫《金陵颂》，是一首好听的歌，后来发现原来是《延安颂》，歌词只是把延安改成金陵。内容有不少牛头对不上马嘴的。例如“啊！金陵，您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日的歌声”，这是当时延安的写照，绝非是沦陷的南京的状态，当时我们这些中学生却未曾怀疑。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没有看过电影，在湄潭我也没有看过电影。但却看过我们同学演出的话剧和京剧，如《日出》和《天罗地网》。我们班的梁永妙学长和陈星焯学长都参加了演出，演得不错。剧团的团长后来是谢学锦，常演青衣的是生物系的助教周本湘。当时剧团还演出过《萧何月下追韩信》。我虽不懂京剧，但看到萧何围绕戏台跑，匆匆忙忙地追韩信，一面跑，一面唱，那种急迫的样子，感到萧何如此爱才，也非常感动。
在湄潭，美国学生救济委员会在靠近西门的一个民房里设立一个俱乐部，有crown棋和图书可出借。借crown棋的人颇多，它的玩法类似弹子（台球），但不是圆球形的弹子，而是像大象棋的大棋子，中间一个大圆孔，象征王冠。我们有时也借出来玩。这个俱乐部是美国学生救济中国学生勤工俭学的组织，戚文彬学长曾介绍我在那里工作，借此获得一些报酬。在此期间我生过一次大病，低烧吃不下饭，病久久不能痊愈，后来是校医院给我吃中药治好的。
期间同学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当时我们睡铺中臭虫很多，学校煮了几大锅开水，让同学们杀灭臭虫。如果同学中有传染病，后果真不堪设想。
在湄潭做有机合成实验时，我还发生过一次事故烧伤了右手。当时我用苯代替二硫化碳做溶剂（这是一个错误），进行Friedel‐Cravis反应，结果反应太剧烈，苯从冷凝器口冲出，下面的木炭炉子点燃了苯，我赶快取出冷凝器和连接的圆底烧瓶，跑到大水桶边将燃烧着的双手和冷凝器和连接的圆底烧瓶埋入水中，冷凝器和圆底烧瓶，甚至瓶中的苯保全了，而右手却烧伤了。最初我还没有感觉，后来右手起了一个大水泡，差不多一个多月不能写字。还好没有耽误有机分析的考试，有机合成（实验课）也糊里糊涂给我及格了。
1944年日本人打到独山，我的母亲、姐姐、妹妹和外甥女都在贵阳，一时音信隔断。学校里同学在议论打游击。我不知道我的出路何在。张志炳学长说，可以同他到重庆他家里去。风暴过去后，同学有的去当美军翻译，有的参加青年军。陈星焯学长就去当美军翻译，王香耕学长去参加青年军。后来有参加青年军的同学回到学校说，国民党在军队中思想统治很厉害，弄得不好不是进集中营，便是失踪。王香根学长离开学校后就没有消息，他的命运十分可虑。
后来我到贵阳把母亲等接到湄潭来居住。谭楚材学长介绍我担任湄潭中学初中数学教师，解决了我家的一些困难。1945年我们大学毕业了。

阚家謣
抗战期间，我在国立浙江大学念书。提起了浙大，似乎总会使人联想起美丽的西子湖，那山明水秀、锦绣天堂的鱼米之乡。
然而，浙大却是在艰苦抗战之中，几经播迁，而至成熟，她不仅是全国几所有名的学府之一，而且她声誉传颂遐迩，至今人们一提到她的名字，都还在低怀念。
衣食住行一无是处
说到抗战期中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那真是笑话。时至今日，我常常想，当年我们没有饿死，没有冻死，没有病死，真是奇迹。
衣着方面，谈不上时髦和质料，只要能有件蔽体之物，那就是万幸了。男同学平时多穿衬衣单裤，冬天有件老棉袍在身，已可令人刮目。女同学以蓝布旗袍最为风行，长长的，宽宽的，像水桶一样的罩住三围。 吃的方面，女同学也较便宜，遵义是女生自行开伙，湄潭、永兴两地男女同学同伙。饭，好像是够吃的，只是菜，少得可怜，永远不够分配，食量大点的同学，到最后只有吃白饭。女同学吃东西比较斯文，大家客客气气，都心照不宣，实行“蜻蜓点水”和“逢六进一”制，菜勉强可以应付。所谓“蜻蜓点水”就是夹菜时，不能大块大块夹，要像蜻蜓点水那样点到即是，譬如吃豆腐乳，只能用筷头沾一点点即可。
所谓“逢六进一”，就是吃六口饭才进一口菜，如此，有时还可以留下点残汤剩水，等这桌女同学走后，往往会被男同学抢光的。至于男同学们一桌八人，如何能分配那盘小菜，情况真不可想象。话说一次一位男同学，实在熬不住，早餐吃油炸黄豆时，竟然胆敢“逢一进一”起来，结果惹得同桌某君大怒，索性将一碟黄豆往他面前一放，两人为此大闹一架，几乎动武。
浙大在黔北三地，除湄潭盖了一些新宿舍外，遵义永兴校址大都借住文庙、祠堂和破落世家的房子，情况甚为可笑。就像教室、实验室等，有些教室内有两根柱子，宛如室内排球场。宿舍也很好玩，为了节省空间，都是上下铺，木板床，木板桌子，勉强可以应付。只是当时最讨厌的事，就是晚上有“飞机”、“大炮”、“坦克”来打扰。“飞机”即蚊子，“大炮”就是跳蚤，“坦克”是臭虫。有一年费巩先生接掌训导长，他有三大德政，其中之一就是烧开水烫臭虫，可见臭虫虽小为害很大，已经震撼学校当局。跳蚤也很讨厌，此君身手敏捷，不像臭虫傻瓜，很难捉到，当你睡到半夜感觉腿痒时，连忙坐起，已经什么都不见了。我有一个朋友，是捉蚤高手。她可以左手拿油灯，右手打跳蚤，她一巴掌打到床上，手掌向后一拖，拿起来之后，拇指与中指之间，准有一个跳蚤。她一夜可捉十几个，也常常替我们捉，后来我们都叫她蚤大娘，她气得从此洗手不干了。
说到行的方面，女同学最遭殃。遵义有新老城之分，女生宿舍在老城，教室和图书馆在新城，实验室又有部分在城外，一天来回奔波，非有百米竞赛的本事是不能胜任的。最尴尬的是何家巷教室没有女厕所，寒冬腊月，早上三碗稀饭下肚之后，在那儿连上三堂课的人莫不狼狈不堪。
湄潭更有行路难之感。饭厅设在男生宿舍旁边，由女生宿舍走去吃饭时，需翻个小山坡，走过羊肠小径，穿过男生宿舍，才到饭厅。这一带都是田野泥巴路，遇到阴雨连绵之际，路滑难行，一个不小心就会跌个两脚朝天或双手支地，衣服弄得又湿又泥，只得再回宿舍来。有些缺德鬼的男同学，每到这种天气，就倚窗而立，凭栏远眺。偶尔有个女同学来个精彩表演，跌倒在泥浆里时，他们就鼓掌欢呼，在房里起哄大叫，以资“报复”。这时真令你哭笑不得，恨不得进去骂他们一顿。
总之，抗战时期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真是极其艰苦，但大家都撑过去了，精神战胜物质，这大约就是成功的原因吧！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参加宴会，座中一位教会学校出身的朋友说：“你们浙大学生呀，都是些土包子嘛！”我当时大笑起来，我说：“一点也不错，你知道我曾是土包子队队长吗？” 说起浙大学生，真可以说得是“土气”之精英，大家都以此为荣。一个所谓洋腔洋调的学生，在那种环境之下，是难以立足的。记得有位同学名叫约翰某，是上海来的，我有两个同学就是见不得他，专门拿他开玩笑，一见到他便说：“哎，约翰某，怎么你头发是黑的？”“喂，约翰某，这里有瓶蓝墨水，拿去将眼睛染一下好不好？”这约翰某，受尽欺侮！其实某学长我很熟悉，他为人忠厚，为学笃实，只可惜取错了洋名，受尽别人讥讽。
也许是当时风气使然，尤其我们一代的人，生于忧患，长于抗战，满脑子的国家主义、民族思想，在浙大形成了一种风气。譬如有人偶尔来了洋腔一下，说声“Good Morning！”马上那人会遭受白眼。“唉！吃中国饭，何必放洋屁？”
就这样，凡是“洋气”的人，受尽打击。
但浙大不是义和团。浙大学生所不屑的是无端的“崇洋”、“媚外”。相反的，浙大所吸收的新知识不亚于任何学校，我们很多教科书都用原文，我所读的课程当中有两样习题同试题全是英语。生物系有两位印度学生，不识中文，有时同学同他讲英语，他听不懂，于是又一个人来说，这时，谁敢骂他们在放洋屁？
浙大有一位教德文的犹太籍女教师，当她拉着小狗在河边散步时，从来无人过问她的黄头发和蓝眼睛，都对她笑脸相迎。 说“土”，那恐怕只是相对的。抗战时期的国立学校，恐怕大都如此。不过浙大，自有她的一套。说浙大不注重英语倒不见得，但对土生土长的中文的确是特别重视。史地系有一届干事，出通知时专用四六骈文，颇受大家欣赏。有位女同学同时收到两封邀宴的帖子：一封是钢笔写的，说明日期地点；另一封是端正的毛笔字，最后写着“恭候香车”。这位女同学把前者谢却了，理由是“那么歪歪倒倒的字，想必人也是那样，谁愿意同他们一起玩？”这固然是成见，但也“土”得可爱。
女同学们的“土”在浙大已相沿成习。不管她是谁家的千金小姐，不管她爸爸是什么要人，一入浙大之门，蓝布旗袍一穿，就彻头彻尾地换了一个人。 有几位女同学箱子里都有漂亮衣服和高跟鞋，但她们平时绝对不穿，等到晚间无事时，有人提议：“我们来打扮一下吧！”于是几个好朋友，嘻嘻哈哈地擦口红穿新衣，在房间里大过其瘾。
有一次，我们好些女同学在房里乱聊，讨论人生大事，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喜欢跟那一种人结婚？”在所有的同学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要跟有钱或有地位的人结婚。”或是：“我要跟洋人结婚。”后来轮到我，我说：“我要跟一个像古代勇士那样会骑马射箭的人结婚。”把她们逗得狂笑不已，都说：“快去找个游牧民族吧！”（天知道，我现在的丈夫连弓都不会拉，看到蛇就要跑。）再说男同学，也都“土”得可爱。不说别的，问问他们当中当时有几人会跳舞？有几人会打领带？有几人肯歪头吹口哨？有几人能低头用刀叉？但他们都不在乎，反说这些都是小事。这批人，说是“土包子”，谁说不是？
那欢乐的一年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是哪个时期，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大学四年。”而这四年中，尤其是一年级是最欢乐的一年。
我是1940年进浙大的，一年级在贵州湄潭的永兴场，学校刚迁去，那真是一段令人留恋的日子。初入大学，怀着兴奋而好奇的心情，我脑子里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梦。每天，我朝迎旭日，暮踏余晖，手捧着书本和笔记，往来于江馆和楚馆之间，获得了前所未闻的新知，使我在人生领域中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读的是文学院史地系。刚入学时，有经验的老同学就告诉我，一年级最好少读几个学分，分数拿高一点最要紧。但到注册时，我觉得课程并不太难，我还是选满了二十一个学分。
功课给我并无多大压力，只有一科害我不浅。不知是谁订的大学课程标准，规定大一文学院的学生要在物理、化学、数学三科之中任选一样。我对这三样课都视为畏途，听说数学较容易，就选了微积分。但不幸这门课却苦煞了我，在以后十几年的岁月中，我经常做噩梦，梦到未交数学习题，考试不及格，急得满身大汗惊醒。
教文学院微积分的是位年轻老师，他满口浙江音，讲起课来聪明快捷，一口气就在黑板上写满了方程式，但他忘了，他教的这批学生未长多少数学细胞。他写了半天，下面却呆痴痴地毫无反应。
“懂吧！”他潇洒地将粉笔一甩。
“不懂。”我们齐声相应。
“怎不懂呢？”他笑笑，双手一摊：“格还弗容易，一目了然。”
此语一出，我们哄堂大笑起来，原来有位女同学的绰号叫“一目了然”。自此之后，每当他讲出这“四字经”时，大家便狂笑一番，弄得他连连摇头苦笑，认为我们这批笨学生已无可救药。
第一学期微积分让我蒙混过去，第二学期我读得了无生趣，习题也不想做，月考勉强及格，大考来临时，我可慌了。后半本微积分对我有如天书，看不懂，化不开，幸亏我有位学农的好友数学不错，大考前两周，她替我恶补。她摘要地一道一道公式讲解给我听，奈何我资质愚钝，讲了一周，我还是糊糊涂涂地食而不化。她光火了，对我吼道： “我不管了，你不懂就硬记住好了，考试时可以用上的。” 硬记？！硬是要得，这点本领我还有。于是我就像小时背四书那样，囫囵吞枣把整个算题都背下来，一共背了十几道。果然不错，大考时给我戳中了几道，这门课让我顺利过关，得意至极。
除数学外，别的功课都难不倒我，所以我的空闲时间相当多，无事时就打排球、散步、郊游、缝衣服、参加各种活动，使我欢欣鼓舞地过了一年。
永兴场没有什么时候课外活动，打排球就成了一种风气。晚饭前后，经常有三五个同学借个排球去拍，大家围成圈子，当中站个主帅，把球的顺序一一拍过去。开始时往往只有几个人，后来插队的人越来越多，圈子越围越大，球也越打越起劲，这是男女同学在一起活动的大好机会。大家都使出浑身的劲，你捶来，我拍去，连声叫好，打得如醉如痴，好不开怀。我们安徽人常在一起打球，人称“淮军”，湖南人在一起时称“湘军”。“淮军”同“湘军”大战过两次，胜负难分。后来大家想想，曾国藩同李鸿章当年都是好朋友，因此也就各自收兵算了。
散步，也是必修课之一，而且风雨无阻。永兴四郊空旷，岗峦起伏。晚饭后，我们荡过大街，沿着公路前行，看烟凝暮霭，数高树归鸦，有时直到月华升起，才踏着疏影，唱着抗战歌曲归来，真是豪气千丈。我们多骄傲，我们是浙大学生啊！ 距永兴场不远处，有个地方叫三叉河，那儿清流潺潺，绿树葱茏，旁边有片广大的场地，芳草芊芊，绿野迤逦，这儿也是我们经常游憩之所。我们刚入学时，校方要再举行一次甄别考试，我们则认为我们都是联考录取进来的，怎么又要考试呢？而且谣传如果考不好就不能入学，或转到先修班去。一下子人心惶惶，几经商量的结果，大家决议罢考。考试那一天，早餐后，一个个都分别溜到三叉河去了。这事立即惊动竺校长，他急忙赶来“御驾亲征”，结果我们还是要再考一次，但那只是中文、英文的分班考试而已。此后，大家叫这次事件为“三叉河事件”。而三叉河在我们心目中，也就“永垂不朽”了。 永兴场是个小小的集市，每隔几天就有一次赶场。这时商旅群集，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做买卖，短短的一条大街，摆满了摊贩，我们有时也跻身其中看热闹，或买点东西吃。那卖狗皮膏药的，打着贵州土音叫买着：“咳！我这膏药跟别个不同，是科学发明，大学制造的。”那卖地瓜的见我们杀价太凶，也嘟囔着：“莫讲价罗！大学堂里的学生还讲这个。”
他们对大学生印象很深，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天知道，我们腰中所缠的哪有他们的多。 说到钱，大家都没有钱，只有极少数家在后方的人是例外，但也并不宽裕。 我很幸运，有个好朋友，她每次买东西吃总要分一半给我。我跟她同房两年，未流一滴馋涎，后来三、四年级时我到遵义，她留湄潭，这以后我才过着那清苦的日子。
别误会我们只是玩，不读书。浙大功课一向很紧，不读书是不可能的。每天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寝室自修。有些人喜欢到茶馆去读书，在那儿泡碟茶，买两盏瓜子，可以一坐半天。起初我们不大愿去，后来觉得蛮有情趣，也常去坐坐。奇怪的是，在这样的闹市里，居然也可专心读书。晚间，每人油灯一盏，氤氲的油烟里，灯影幢幢，隐约可见到一排莘莘学子坐在那里埋头苦读。
春去夏来，天气渐暖，学校规定体育课每人要去游泳二十次才可及格。游泳，这玩意儿对我们很新鲜，但当时我们连游泳衣都没有，谈什么游泳。男生简单，着“上空装”就可下水，女生怎能。所幸抗战时我们女同学都有缝纫的本领，把箱子里的旧衣或布拿出来做就行了。我将一条旧卫生裤拼改成一件游泳衣，大家引为笑谈，但我有啥办法，我手边无衣无料，只有出此下策。
游泳地点是一条河，距永兴场有一段路，需穿过竹林，越过山坡，走过小径，才到达一条河边。女生游泳在河那一边，男生在河这一边。我们对游泳兴趣极浓，白天在房间里读书时，往往将双手一前一后地划两下，学自由式；晚间睡在床上，肚子垫个枕头，爬在上面伸缩双腿练习蛙式。所以一个暑假之后，就连最胆小的同学也会浮在水面来两下狗爬式了，这真是浙大体育的德政。
正好这时天旱，永兴场居民谣言纷起，他们说这是因为浙大女生下河洗澡，震动龙王，所以才不降甘霖。晚间我们外出时常遇到一队很小的孩子，每人手持一根点燃的香，前面有个大人领队，一路走，一路喊。最初我们吓了一跳，以为向我们游行示威，后来经一位有语言天才的男同学打听出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求雨。他们叫的是：“苍天苍天，百姓可怜，快落大雨，好种秧田。小小娃儿哭哀哀，保佑苍天落雨来，大雨落在秧田里，小小娃儿吃白米。”
经他这一发现，我们兴趣也来了。晚间散步时，我们也来求雨，举着手乱叫乱唱：“苍天苍天，学生可怜，快落下雨，好吃汤圆。”
我们满怀高兴地胡闹一阵，笑得前仰后合，似乎这世界只是属于我们这些人的。
一转眼，暑期已尽，各学院二年级的学生都要搬到湄潭或遵义去。这一年来欢欣鼓舞的大一生活，至此告一结束。光阴荏苒，离开永兴已数十年，我也风霜两鬓，儿女成长了。那段越过高山峡谷向前奔放的人生旅途，现已蜿蜒伸向平川，到达另一个境界。回首源头，只见云山萦绕，尘雾漫漫，一切都杳无踪迹。那永兴场马路中的嘹亮歌声，教室里的欢然狂笑，就连梦里也难以追寻了。

毛昭晰
一、芳野的自然环境
芳野在龙泉县城东南约十华里，原名坊下。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在浙东设立分校，选址于此，始有芳野之名。
“芳野”为何人命名，已难查考。有人以为是学生中的“骚人墨客”，也有人以为是郑晓沧先生。郑先生是海宁人，海宁语音中“坊下”和“芳野”同音，而郑先生又颇具雅兴，所以此说比较可信。后来不知什么人又给芳野取了一个英文名字“Fine Yard”，这个名字不但谐音而且谐意，当时在浙大同学中也很流行。
当年的芳野（坊下）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但在浙大龙泉分校师生的心目中，芳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坊下这个小村，它包括坊下和石垅坑（笔者注：石坑垅，龙泉志书称为“插坑垅”，但当年浙大师生都称之为石坑垅，而不知有插坑垅。现在出版的《浙江大学校史稿》及《浙江农业大学史》中均称之为“石坑垅”），两个村庄和两者之间的田野和山坡。从地理概念来说，恐怕当年的浙大师生谁也说不清芳野的确切界限究竟在何处。
芳野在群山环抱之中，最高的山是南面的佛山，其次是西北面的棋盘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山。群山之间是大片平坦的梯田，从西向下延伸到东面的村庄大沙。梯田中间有一条溪涧经大沙流入瓯江。芳野西南有万松岭，深幽的松荫绵延数里，直达岭端的周际村。
从县城到芳野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经济川桥过水南，然后沿棋盘山脚经张山头到芳野；另一条从城东麻寮附近的沙滩过渡到大沙，然后沿佛山脚到芳野。如果到石坑垅，也可经大沙，也可经水南，但半路上都要拐弯走过一段小路。我到树范中学上学最喜欢走的路，是从石垅坑翻山到渡口，这条路不但距离近而且十分幽静，一路上几乎不见人迹，只有山花野草与我做伴。有时微风拂面，细雨沾襟，独自一人爬上山巅，遥望远处苍茫的群山，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感。
芳野气候温暖，植物繁茂，葱绿的树木随处可见。最多的是松树，其次是橡树、杉树、石楠、山合欢、三角枫、桕树。在庆恩寺前女生宿舍的山脚下，还有一棵相思树，每到秋天，树上的豆荚就长出逗人喜爱的红豆。
有人说芳野并不芬芳，可是在我的眼里，芳野真是芳草遍野，到处都是鲜花。春天有红色的杜鹃、淡紫色的马银花、黄色的羊踯躅，白色的金樱子、粉红的野蔷薇、紫红色的紫云英。田塍上、小路边还有无数蓝色的小花，犹如繁星点点，散落在绿色的草丛间。夏天，田野里开遍了淡青色的马兰花、一年蓬，粉红的半边莲和蓝色的鸭跖草。秋天，漫山遍野都是金黄的野菊花，它们在秋阳的照耀下，和红色的乌桕树相互争艳。芳野美丽的景色，无数的鲜花，在我心里永远留下美好的回忆。
二、浙大龙泉分校的创办和变迁
浙大龙泉分校创办于1939年。当时全国沿海各大学多已西迁，浙大也已迁到广西宜山。竺可桢校长考虑到东南各省青年学生因战乱所造成的困难而不能升学的很多，于1939年1月提出在浙东设立分校，并于2月中旬派教务长郑晓沧教授及文学院史地系陈训慈教授到浙江筹设分校。郑、陈两位教授于3月初到浙江进行分校的筹建工作。5月，浙大正式成立了“浙东分校设计委员会”，决定校名为“浙东分校”。6月，竺校长又派史地系李薭非先生及总务处陆子桐先生到龙泉。经过反复的考察研究，最后确定分校校址设在龙泉坊下。
这一年7月27日至29日，浙江大学浙东分校在永康麻车头杭州树范中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总共录取新生150名，其中正取生120名，备取生30名，后来实到学生为141名。
到8月中旬，分校筹备工作宣告结束，同时工作人员也开始到坊下办公。
教师一部分由总校调聘，如陈训慈、林天兰、朱叔麟、毛路真、李薭非、赵仲敏、金维坚、斯何晚诸先生，也有一些另行聘请的，如徐声越、胡伦清、郭贻诚、董聿茂、孙玄衔、胡步青等先生，后来又陆续聘请了夏承焘、任铭善、张慕骞等许多先生。分校成立后一个学期，就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
当时有文、理、工、农四个学院。包括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电机、化工、机械、土木、农艺、农化、园艺、蚕桑、病虫害、农经等十七个系的学生。那时大学一年级学生学的是基础课程，而分校开办时学生入学后只在分校学习一年，第二年就转到总校继续学习，所以学生虽然分属十七个系，但实际上并未设系，学生基本上以学院为单位选课和听课。1941年增设了二年级，接着又增设师范学院，这时才有系的设置。到1944年，分校的五个学院所设置的系，计有文学院：中文系、外文系；理学院：数理系；工学院： 机电系、化工系、土木系；农学院：农艺系、农经系；师范学院：国文系（五年制）、外语系（五年制）、国文专修科（三年制）、数学专修科（三年制）。除师范学院外，其他各系学生读完两年后仍转入总校学习。
分校第一批新生是在1939年10月1日至6日报到注册的。10月7日选课。10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除本校师生员工之外，还有永康、丽水、龙泉各机关的代表和校友。这次开学盛典，由陈训慈先生主持，许多代表讲了话，最精彩的发言是英文教授林天兰的答辞。他的发言大意是：浙大浙东分校的建立，从表面看是为了解决东南各省优秀青年的升学问题，但是其最大的意义则在于显示我们中国具有最伟大的力量。七七事变以来，据美国某通讯社记者报道，敌国日本没有增设一所新学校，而在被侵略之我国反而增设大学，这在东南各省人士来说，尤其足以自豪。在浙东分校创办前一年，印度举行基督教代表大会，有一位中国某大学的代表受到美国总统的约见，当美国总统听说中国许多大学向内地迁徙并继续开学时，感到非常惊奇和钦佩，并且详细询问了迁校的办法。现在我们浙大不但迁校，而且在靠近敌占区的地方增设了分校，如此伟大的事业，就是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林先生表示分校的全体同仁一定要黾勉以赴，并且希望同学们倍自惕厉，完成祖国赋予我们的使命。这真是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
分校创办之初，租用芳野曾家大院作为校舍，第二年在离芳野一里多路的石坑垅建造了一些新校舍，包括教室、学生宿舍及单身教职员宿舍（即风雨龙吟楼），总共大约有七八幢。这些房子都是木屋，屋顶是用杉树皮盖的。除这些房子之外，在庆恩寺左侧还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大厅，既是礼堂，也是饭厅。
石坑垅新校舍落成后，坊下就称为一部，是理、工、农三院及学校行政机构的所在地；文、师两院则在石坑垅，称为二部。
龙泉分校还在坊下曾氏宗祠办了一所芳野小学，规模虽小，但解决了浙大教职工子弟和当地村民孩子的入学问题。我的弟弟毛昭晖和我的妹妹毛雪绵都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当时在小学教过书的，我记得有袁可能教授、周瑞芬以及我的堂兄毛安康。
龙泉分校从1939年开办到1946年初全部复员回杭，中间曾有一次搬迁。
那是在1942年初夏，浙东战局吃紧，金华、缙云、丽水等地相继失陷，云和、龙泉危在旦夕。为了不让堂堂高等学府沦入敌手，分校决定暂时迁往福建松溪的大埔。当时校方的打算是，先在大埔逗留一段时间，如果形势继续恶化，则将学校迁到连城，如果局势好转，就再返回芳野。从龙泉到大埔约有二百华里，为迁徙的方便，学校在查田、小梅、竹口、新窑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图书仪器用手拉车和竹筏运输，师生员工多徒步行走，有的人也乘一段竹筏，途中艰辛，可想而知。
大埔是闽北的小镇，镇旁有一个罗汉寺，规模宏大，据说原有几百僧众，后来因为发生鼠疫，变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寺。分校的师生员工及家属就在这个地方栖身。当时松溪是鼠疫发病区，大埔镇上每天都要死人，傍晚到溪边散步，总可以见到焚烧死者衣物的灰堆。
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当地群众往往靠求神拜佛来祈求一家的安宁，所以罗汉寺内虽然没有僧人，香火却仍不断，特别是最后一进佛殿，常常有许多老婆婆烧香念经。夜里还有妇女到罗汉寺后面的松林里叫魂，声音凄厉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分校的总务人员为了预防鼠疫，每天到寺庙的各处洒药消毒，其中最积极的是庶务员江忠靖先生。
有一天，一位名叫傅斌炎的学生到溪边洗衣服，不小心滑入水中，等人们发现时，已停止了呼吸。几位同学把他放在凉亭的地上进行人工呼吸，后来又牵来一条水牛，将他抬到牛背上想把他腹内的水挤出来，前后约抢救了两个钟头，却没能把他救活。我目睹了抢救的全过程，对傅斌炎的死，感到十分悲痛，所以在这里也写上一笔。
这年九月，时局趋于缓和，听说我就读的树范中学将在龙泉开学，父亲就让我返回龙泉。我背了一个小包袱，走了两天，到了竹口，在竹口碰见农学院的女同学王璧，她也要回龙泉，我和这位大姐姐，还有两位工友结伴而行，又走了两天才到龙泉。我离开松溪不久，江忠靖先生和会计姚寿臣先生的大女儿突患鼠疫去世，于是在松溪的分校师生紧急行动，连夜撤出大埔，回到芳野。
直到抗战胜利，龙泉分校才迁回杭州。
1987年我出差到龙泉，曾经重返芳野寻觅旧踪。当年的风雨龙吟楼、医务室、女生宿舍和石坑垅的教室、宿舍、小店，都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一片野草杂树。原先的庆恩寺和大礼堂已经变成了番薯地。曾家大屋和曾氏宗祠还在，但也非复旧时景象。只有一部和二部之间那条小溪旁的一棵老桕树，仍像四十年前那样，在小路边弯着腰，伸出枝丫，摇曳着满树红叶，仿佛在欢迎我归来。
三、分校的教职员
分校的第一主任是陈训慈先生。陈先生字叔谅、浙江慈溪人。他是1938年到浙大任史学教授的。在此之前，他曾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并在浙江图书馆任馆长。在主持龙泉分校的工作时，他仍在浙江图书馆任馆长。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往贵阳、重庆，胜利后又运回杭州，全赖陈先生躬自奔走，这是陈先生对祖国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分校的筹建，也多亏了陈先生和郑晓沧先生，他们两位实在是分校的开山。陈先生在分校当了一年主任就辞职了，继任的是郑晓沧先生。
郑先生又名宗海，浙江海宁人，我记得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是研究教育学的，曾经担任浙大教务长。龙泉分校筹建后，竺校长曾续聘他为教务长，后来又想请他担任分校主任，可是郑先生在这年夏天因患肺病而咯血，医生嘱他静养，于是竺校长请郑先生任分校的“特约教授”。1940年陈训慈先生辞职后，竺校长请他主持分校的工作。郑先生是十分着名的学者，可是待人谦和可亲，就是对我这样的晚辈也是一样。在芳野，每次在路上相遇，他总要停下脚步对我微笑致意，好像我这个小孩子是他的老朋友。
郑先生不但尊重人，而且十分重视学校的图书仪器。那时分校图书馆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据说是“学者版”，郑先生视若瑰宝，每次逃警报总要请一位工友挑着这套书上山，警报解除后再挑回学校，这件事是我的老师兄王云海教授告诉我的。我和郑先生后来在杭州大学成了同事，并且始终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是我最尊敬的师长之一。
第三位分校主任是路季讷先生，他是江苏宜兴人，英语讲得非常流利，他除了讲授自己的专业课程之外，还兼教英语，我进浙大读书的第一年，浙大总校尚未迁杭，他在杭州仍任分校主任。
除三位主任之外，我记得起来的分校教师有下面这些（括号内为所从事的专业）：
孟宪承（教育学），任分校教务长，兼教英语和教育学、经济学。院系调整后任华东师大校长。
寿棣绩（教育学）。
潘　渊（心理学），据说是英国皇家心理学会会员。
朱叔麟（数学），日本东京物理专校毕业，讲授微积分。
毛路真（数学），分校数理系主任，讲授微积分、微分方程、数论、复变数函数论等课程。院系调整后任浙大数学力学系主任。
孙增光（数学），讲授微积分、高等几何等课程。
周恒益（数学），曾任国立编译馆编译。解放后在杭州大学数学系教书。
楼仁泰（数学），院系调整后留浙大任教。
孙志绥（女）（数学），解放后在东北师大任教。
徐桂芳（数学），讲授微积分。
郭贻诚（物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
周北屏（物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
许孝慰（女）（物理），解放后听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斯何晚（物理），院系调整后任杭大物理系主任。
孙玄衔（化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
黄乃明（化学）。
陈嗣虞（化学），院系调整后任杭大化学系主任。
吴浩青（化学），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曹元宇（化学）。
杨景桢（化学）。
陈仲和（土木），讲授材料力学，院系调整后留浙大。
张树森（土木），讲授测量学，院系调整后留浙大。
吴美淮（土木），讲授测量学，现仍在浙大。
朱昭锷（土木）。
赵仲敏（机械），现仍在浙大。
朱重光（水利），曾任教务长，德国留学生，讲授投影几何。
王祖蕴（女）（土木），朱重光先生夫人。
张功焕（电机）。
朱如龙（电机）。
黄焕盘（电机），讲授电工学。
董聿茂（生物），日本京都帝大毕业，无脊椎动物学专家，曾任西湖博物馆馆长，解放后在杭大生物系任教，并曾兼任杭州大学顾问。
王曰玮（生物），讲授植物学，院系调整后任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
金维坚（生物），继董聿茂先生为西湖博物馆馆长，解放后曾在山东大学任教。
胡步青（生物），研究蛇类，解放后在浙江医大任教，着有《浙江蛇类志》。
徐声越（中文），院系调整后到华东师大任教，主要研究《世说新语》。
夏承焘（中文），院系调整后在杭大任教，着有《唐宋词人年谱》等多种着作，学术界尊之为“一代词宗”。夏先生不但精于词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其他方面也很有研究，我在浙大念书时曾选修过他的“乐府诗选”及“楚辞”。
任铭善（中文），文字学、语言学、训诂学专家，解放后曾任之江大学教务长，后在杭州大学任教。我曾选修过任先生的“文字学”。
王季思（中文），元曲专家，解放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有《王季思诗词录》等着作出版。
胡伦清（中文），有《乐府诗选》等着作出版，院系调整后在杭大任教。
孙养癯（中文），研究中国古代诗歌。
郭莽西（中文），研究新文学。
胡不归（中文），讲授历史，着有《胡适之传》。
戚叔含（英文），曾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到龙泉分校任外语系主任，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
林天兰（英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
陈楚准（英文），解放后仍在浙大。
梁希彦（英文），现任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教授。
徐杏贞（英文），梁希彦先生的夫人。
张其春（英文），解放后有《简明英汉辞典》出版。
周有之（英文）。
范国昌（英文），加拿大人。
方本炉（英文）。
孙正容（历史），明史专家，教中国通史。后去暨南大学任教。
李薭非（历史），中国近代史专家。解放后在杭大历史系任教。
张慕骞（历史），曾长期在浙江图书馆工作，解放后在杭大历史系任教。
季平（历史），龙泉人，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后在华东师大任教。
张其瑞（历史），我在浙大读一年级时选过他的中国通史课。他有点耳聋，讲课声音很响，但很生动。特别是在讲北京猿人的发掘时，条分缕析，引人入胜。我原是中文系的学生，二年级转到史地系学历史，毕业后又考入浙大人类学研究所当研究生，都是受了他的影响。听说他后来在台湾大学任教，以后又到香港大学任教。
包伯度（农学），担任土壤肥料学、酿造学及分析化学等课程。
韩雁门（农学），教园艺果蔬。
程学达（农学），教土壤学。
郑生和（农学）。
夏永生（农学）。
王勤瘫（地理），着名地理学家。
安明波（经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他的夫人姓曾，曾在树范中学教过地理。
陆永福（伦理学）。
沈金相（？）。
王育三（？）。
陈劲仲（体育），湖南人，中大体育系毕业，来龙泉分校前，曾在武汉大学任体育部主任。
屠镇川（体育），院系调整后在杭大体育系任教。
杨山农（体育），院系调整后在浙江农业大学任教。
吴大浪（音乐）。
这个名单是不完整的，有些老师的名字我已想不起来。名单中所列教师，在分校工作的时间都不算短，但也有一些变动。如郑晓沧、朱叔麟、李薭非等先生后来先后调到总校。竺校长也曾想把我父亲毛路真调回总校，当时郑晓沧先生给竺校长回电说：“路真难行”，语含双关，一时在浙大总校和分校教师中传为佳话。
从这不很完整的名单可以看出龙泉分校的师资力量是多么雄厚。在抗战后期东南各省的大学中，大约没有一所可与龙泉分校相匹敌的。所以龙泉分校是那时东南各省青年学生最向往的大学。
在回忆龙泉分校时，我总忘不了分校的许多职员。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全校师生服务，对分校的建设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这些先生中最重要的有两位，一位是章定安先生，一位是陆子桐先生，都是绍兴人。章定安先生任文书（大约相当现在的秘书），他协助分校主任处理日常事务，分校的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陆子桐先生任总务主任，石坑垅的学生宿舍、教室、大饭厅以及风雨龙吟楼的建造都是他主持的。在陆子桐先生之前，总务主任是赵季俞先生，但他只干了半年，1940年四月不知为什么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旋即辞职了。
其他一些职员有主任会计丁祖炎，会计楼可成、姚寿臣、出纳张慧年，文书助理胡其华，教务员钱兰峰、毛安康、吴月峰、贺宜、陈国源，图书管理员金天游、汪闻兴、许振东，庶务杨其咏、江忠靖、赵鸣皋、王子青，女生指导姚含英，校医周用康、王相总、颜扬。另外还有几位先生如王敬五、孙祖康、顾剑谊、俞抒溶、余泽生、郁嗣兴，所任职务不详。分校的工友，我能记得起来的有二部管学生宿舍的赵春江、在庆恩寺烧饭的洪小青、二部传达室的留景林、医务室的田景绍，还有一部的章鹤鸣。他们工作都很勤奋。 龙泉分校的教职员工，现在大多已经谢世，1964年张慕骞先生去世时，夏承焘先生曾写过一副挽联。上联是：“风雨龙吟楼，旧梦如画，同语者几人。”下联是：“明季南北略，绝学未竟，是后学之责。”张先生研究《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书稿未成，遽归道山，故夏先生有“未竟”之语。如今夏先生也已作古，芳野旧梦，可同语者更是寥寥无几了。
四、分校的学生
浙大有优良的学风，抗战时期，师生生活十分艰苦，但求是学风不因条件之差而受影响。龙泉分校的学生，生活简朴，学习勤奋，无论是听课还是自修，都极其认真。晚上看书，每人一盏桐油灯、灯盏内放一两根灯芯草。灯光如豆，经常得用一根小棒把灯芯草往上挑，这种“挑灯夜读”的滋味，现在的大学生是体会不到的了。 学生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最活跃的首推芳野剧艺社，在偏僻的小山村，演戏自然是最吸引人的，当时黄铁夫、杜梦鱼、王德华、田志伟等都是很受欢迎的演员。除演戏之外，还有许多活动。其中之一是打球，龙泉分校的学生球队在龙泉是赫赫有名的，而且可以“出征”的球队不止一个。有一批宁波籍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做“阿拉队”，因为宁波人说起话来总是“阿拉、阿拉”的。“阿拉”者，“我们”也。阿拉队和人家比球，每进一球，裁判就叫“阿拉两分”，似乎裁判也是阿拉队的人。所以裁判每叫一次“阿拉两分”，总要引起观众的一阵笑声。阿拉队的主将是屠益箴，从《参考消息》报上看到他后来当上了中国台湾的“外交官”。其他队员我都记不得了。
1945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一些关心时局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时事研究会”。住在我家隔壁的屠镇川先生的儿子屠家骥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当时他是农学院一年级的学生，和我很谈得来，他拉我去参加了几次讨论，讨论的题目基本上是国际形势，大家发言十分热烈，我总是默默地听着，对大学生的口才十分佩服。那年端阳节，研究会的同学一起去石坑垅教室旁的山上合影留念，屠家骥把我也拉去了。参加时事研究会的学生我记得有张传宗（他是发言最积极的一个）、曹余章、宋炎、冯昭……、徐学恩、倪宝元、黄有种、安一德、王荣初等三四十个人。
分校的学生还办壁报，诗文都誊写在稿纸上，每期报头都画得很美，不知出于何人之手。我曾看到过一份油印的文学刊物，刊名可能是《剑声》。作者多是中文系的学生，我记得有施亚西、张德舆的作品。张德舆有一首诗，写自己做菜的狼狈相，其中有“羡彼巧妇手，愧我昂藏汉”之句，至今印象很深。郑晓沧先生也在这个油印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分校没有歌咏队或合唱团，学生中有几个歌手，唱得最好的是师范学院国文系女生李宝辉，他父亲是福建某地教堂的牧师，所以她受过很好的声乐训练。还有几个男同学在文艺晚会上唱过《热血滔滔》、《黄河颂》、《我摘下一片秋叶》等歌曲。当时龙泉分校学生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昨夜我梦江南》。我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也不知作曲者是谁，因为每天听他们唱这首歌，所以至今还能把它背出来。
龙泉分校的学生对教师很尊敬，教师对学生也很爱护，师生之间关系十分融洽。那时常常有一些学生来我家，其中赵璇宝和施亚西与我家关系最为亲密，她们对待我和我的弟妹就如自己的弟妹一样。那真诚的情谊，真是令人难忘。
当年在芳野求学的学生，后来有许多成为相当有成就的专家和学者。我所知道的，数学方面有谷超豪（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教授），叶彦谦（南京大学教授），张鸣镛（厦门大学教授），郭本铁（浙江大学教授），王云海（杭州大学教授），金福临（复旦大学教授），郑德昌（杭州大学教授），孙贤铭（杭州大学教授），杨忠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们几位，都是我父亲很喜欢的学生。
物理学方面有：余寿绵（山东大学教授）、王锦光（杭州大学教授）、田志伟（杭州大学教授）、陈昌生（浙江大学教授）、龙槐生（浙江大学教授）。
化学方面有：商燮尔（防化研究院副院长）、谢传堡（本溪钢铁研究所高工）、沈葭轩（衢化总工程师）、池志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吕荣山（杭州大学教授）、朱秀昌（中国科学院大连物化研究所研究员）、丁鲡（北京工业大学校长、教授）。
土木工程有：朱兆祥（宁波大学校长、教授），夏志斌（浙江大学教授），楼宗汉（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蒋祖荫（浙江大学教授），陈葆真（杭州建筑公司总工程师）。
机械工程有：余承业（南京航空学院院长）。
电机工程有：何志钧（浙大计算机系教授）、杨王漉（中国民航总局计划司副司长）。
化学工程有：潘祖仁（浙大教授），陈道运（加拿大农业部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热分析协会理事），谭大年（美国马里兰大学柏油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其编入1983年版国际名人录及1982年有成就名人录）。
历史学有：徐规（杭州大学教授、宋史研究室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倪士毅（杭州大学教授），管佩韦（杭州大学副教授），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学研究所所长），王省吾（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蒋以明（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东方部主任）。
中国语言文学有：徐朔方（杭州大学教授，原为外语系毕业生），倪宝元（杭州大学教授，原为史地系毕业生），唐扬和（即唐浞，着名诗人），曹余章（《上下五千年》的作者），施亚西（华东师大教授），夏钦瀚（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
外语有：冯昭……（杭州大学教授）、应幼梅（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参赞）。
农学有：袁嗣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孙筱祥（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管致和（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还有许多学生毕业后在中等学校辛勤耕耘，成为很出色的教师，我所知的有徐学恩、叶开元、王德华、陈兰言、赵璇宝、杜梦鱼等。
当然，我不知道的人肯定比上面所列的要多得多。从1939至1945年，龙泉分校先后招过七届学生，在芳野读过书的有六届。我是1945年参加入学考试的，是龙泉分校招收的第七届（也是最后一届）学生。记得当时试场设在庆恩寺旁的大礼堂，礼堂内摆满了长长的课桌，每桌坐三个考生，我的右面是陈肯，左面是蔡为武。我们三人后来都被录取了，陈肯取在物理系，蔡为武取在电机系，我们是在入学之后才知道彼此的姓名的。现在陈肯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蔡为武在吉林省一个研究所。我们这一届学生被录取时正好碰上抗战胜利。龙泉分校决定新生于10月到杭州报到，老生则在1946年初迁杭。所以我们这一届虽然是龙泉分校招收的学生，却没有在芳野读过书。只有我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因为我在芳野生活了三年。我熟悉芳野，喜欢芳野。我生活在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中间，我曾受到许多学者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并且受到浙大“求是”学风的熏陶。在芳野度过的岁月，实在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胡伦清先生为浙大龙泉分校撰写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当年贴在曾家大屋正厅前的柱子上：
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
我不但到过龙泉，而且在龙泉居住多年。追忆芳野旧事，尽管生活艰苦，书剑都未学成，但是能够和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共享弦歌之乐，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幸福的人。

陈述彭
引言
1937至1949年，由学生、助教到讲师，“我的前半生”主要部分是生活在浙江大学。这包括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八年，也是伟大教育家竺可桢先生任校长的十二年，也是我“豆蔻年华”、学习成长的时期。我们追随这所“流亡”大学，辗转搬迁祖国西南山区近三千公里。在《竺可桢日记》里，对迁移过程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述。在浙江大学和史地系培养的成千名学生中，我是幸存者之一。在拙作《地学的探索》六卷文集的序言中，我曾经概括记述史地系对我教养的恩情。
1937年我以同等学力考进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任校长，地学方面的教授阵营盛极一时。教授们系统地讲授地学基础知识，严格地给予野外基本功训练，把我们一大批同学引进了地球科学的殿堂。当时，我们就像闯进了广西、贵州的那些喀斯特洞穴，感到光怪陆离，目不暇接。同学们毕业之后，各有建树；我则被留在学校，当了八年助教，在老师们的指引和督促下，蹒跚学步，从此开始了探索地学的生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我接受地学启蒙教育的时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过着流亡大学的艰苦生活。但是，学术空气却是那么浓郁！教授们执着地讲授他们的经典的地学知识，学生则如饥似渴地接受观察自然的基本功的训练。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叶良辅教授的历史地质和岩石矿物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这一切五彩缤纷，绚丽夺目，从天上到地下，从自然到人文，古往今来，南北东西，向我们展示出地球科学的大千世界，诱导我们专心致志地去钻研，忘我地去探索。“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从而使我们树立起地球科学大有可为的信念。
当我回忆起一些切身的经历和体验，联想起那些难以忘怀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琐事，像是醒来的梦境。那与今天全面建设小康阶段的社会生活相比，的确是反差强烈，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然而，那却是中国近代的确曾经发生过的发人深省的真实的历史。
顽强的幸存者
1937年，我在湖南省长沙高级中学上二年级。由于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学校搬迁到宁乡花明楼。暑假，我路过长沙去上学的途中，在岳麓山以同等学力报考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已由杭州内迁到泰和，距离井冈山不远。我想，要是能够就近在家门口上大学读书，既省钱，又安全。而且报考师范学院，既“司饭”，又发制服，免交学杂费。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真是双重保险的上策，何乐而不为呢？以同等学力报考，门槛更高，必须进入全国统考中前20％的名次，自知把握不大，报考不过是为明年探路而已。回到学校再读完三年级，毕业联考获第一名。再经过长沙时，长沙已经一片瓦砾灰烬。张贴在教育厅墙上的大学招生榜也早被日晒雨淋，模糊不清。有同学看到过我的名字，但也搞不清该上哪所大学。我自己也没有挂在心上，回老家白竺山村里去教小学。忽然接到江西省教育厅通知，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录取了我，家乡父老为我这个破天荒的大学生送行。我扛上一口柳条箱上了火车，千里迢迢，一直追到广西宜山报到。孑然一身，开始在血与火的战争岁月里，闯荡于黔桂“瘴山恶水”之间，去经受生存能力的考验。
在广西宜山，师范学生住在文庙的大殿里。教室在远离城区的东郊，搭起整齐的茅草竹棚，在三个木桩上钉上一块木板，就是课桌。着名的大教授穿着一件白大褂上课，带着我们朗诵着雪莱的十四行爱情诗，洋洋自得，出口成章。
每天几乎都有日本飞机来空袭，一看到山上挂起空袭警报的红灯笼，我就躺在水渠边或岩洞里去看红楼梦。老师甚至带我们到小泷江去练习游泳，或者去远郊野外实习，优哉游哉！有一天，日本飞机果然在东郊教室投下了一百二十多枚炸弹，男生宿舍起火，衣被都被烧光了。女同学把五颜六色的衣服都捐赠给男同学御寒，男扮女装，教室里煞是好看！即使是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依然充满着浪漫情趣和乐观精神。
随着学校内迁的，还有一大帮浙江同来的难民群。他们为老师和学生包伙食，为学校搬运图书、仪器，他们介绍学生当“黄鱼”，由宜山搭便车去贵阳、遵义和湄潭。彼此如鱼得水，相依为命。老板高兴的时候，还给我们加菜，吃当地的“豆花饭”，偶尔吃点蛇肉和狗肉，名曰“龙虎斗”。房东和师母们经常端上香喷喷的“粉蒸肉”或北方馒头，为无家可归的学生解馋。这所流亡大学就这样在整个社会的支持和簇拥下，在崇山峻岭间爬行到娄山关下的遵义古城。 仅有的一次，师范学院的学生每人发放了二十七尺蓝色双面卡“救济布”。 矮个子同学就自己设计一种最省布的上装和两条裤子，前后可以交替着穿，减少膝盖被磨损。男同学自力更生，自制木屐、修补套鞋，互助理发；女同学针织毛衣，缝补修改衣服。这类的“蓝领”服务工作，真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的。 到校外去当家教、做广告，去中学兼课，提供“白领”服务，更是不可多得的美差。甚至个别助教、讲师也一起参加。我在遵义就干过为酱油厂做广告的工作，每星期日工作一天，工资五元，足够支付我和同学晚上的茶馆费和夜宵钱了。
何家巷是一座进深三栋的破院落，也是浙江大学最大的男生宿舍。各院、各系混杂居住在一起，其嘈杂喧闹就可想而知了。中午时分，拉胡琴，唱京剧，似乎“商女不知亡国恨”，而学会、学社非常活跃，墙报、画刊五彩缤纷，救国救亡的文艺宣传，纷纷登场。晚上，在黯淡的桐油灯下，何家巷却是鸦雀无声，大家伏在桌子上静静地做功课。费巩教授捐出他的全部工资，为桐油灯加上了玻璃罩，灯光明亮多了，鼻孔不再被熏黑了。但是大宿舍里的自习桌总是不够的，同学们就只好去蹲茶馆，泡上一壶浓茶，占着一角方桌，就着茶馆明亮的煤气灯读书，比宿舍里的桐油灯更亮堂。好在茶馆里贴上了“莫谈国事”的禁令，干预也就不多，茶馆老板对不谈国事、埋头读书的学生，似乎分外关照和欢迎。
竺可桢校长能够在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形势下，在遵义山城、在何家巷宿舍，给学生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局部的自由氛围和宽松环境，是多么难能可贵，对我们学生来说，更是多么幸运呵！
后来我当上了助教，在遵义古城西南角的山坡上，租赁了一间民房，每天到山下的食堂去吃仓饭和打开水，过着箪食壶饮的隐士生活。没有吃饱，星期天自己开小灶，有一次却不慎把桐油当菜油，落得个上吐下泻好几天！病了，也没有医疗保健。1947年夏天，我由于劳累过度，忽然尿血，不得不去医院切除右肾。向亲友们借贷了八两黄金，直到1954年才还清。养病的奶粉之类的营养品全是同学们送来的。史地系老师们非常照顾，让我躺在床上汇编《遵义新志》，不用上班。竺校长还亲自来助教宿舍看望，手里捧着一本名人传记，鼓励我说：德国有位大科学家也切除了肾脏，活到了七十多岁，鼓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就是在竺可桢校长的教诲和指导下，从二十九岁至今，又快乐地工作了五十年。
竺可桢校长在浙大期间，多次用孟子的箴言教导我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回顾血与火的岁月，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年抗战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流亡的浙江大学，也是在全社会的支援下，经历了苦难的岁月，弦歌不辍，为祖国培育了大批的精英。
全面的素质教育
流亡时期的浙江大学，李约瑟赞誉它是“东方的剑桥”。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校长和王淦昌、贝时璋、蔡邦华教授等师生五十余人，奉调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不完全统计，他们先后为中科院筹建三十多个研究所，开拓了许多学科的新领域；先后当选为中科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原浙大师生共七十余位，其中史地系教授有谭其骧、任美锷、黄秉维三位，学生有叶笃正、施雅风、陈吉余等共七人。路甬祥校长也在竺可桢之后，又继任科学院第四任院长。浙江大学人才辈出，为新中国培育和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以院士为例，在旧中国的科研机构中，浙大仅次于原地质调查所。毫无疑问，这是与两个单位当时所受的政治干扰相对较少，学术气氛比较浓厚，环境比较宽松有一定关系。我从一个普通本科学生的感受，深深地庆幸自己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素质教育，能够得到塑造自我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作为师范学院的本科生，当时选课有很大的自由度。我除了修习陈逵教授的“英诗选读”这样的古典英语课程之外，还选修了丰子恺先生的“艺术欣赏”，初步了解一些构图、造型、色彩的基本法则，以及选修了陈立教授的“试验心理学”，了解色盲、视觉测距、催眠的原理和热感与痛觉的误区。当时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些知识，后来在我研究地图学、航空视察、遥感图像处理、人机相互作用、地学多维图解、地图信息图谱等等问题中，能够发挥作用。 在地理学的专业课程中，我更加兴趣泛滥。我选修了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和天气预报，他教我们识别云的类型、熟悉气象电报，填绘天气预报图。
任美锷教授讲授经济地理，让我和杨利普去野外实习填绘土地利用图。黄秉维教授讲授自然地理课程，更像是流水作业线：他亲自写讲义，由孙盘寿、张汉松两位同学刻印蜡纸，由我协助编绘插图和教学挂图。我们算是勤工俭学，忙不过来的时候，同学们都来帮忙。张其昀、涂长望、顾谷宜几位教授的讲义，大都采取类似的形式。我们觉得这些讲义能反映老师最新的见解，又有学生的直接参与，倍感亲切。叶良辅教授病重，我刚作为助教，代他上普通地质学课程。比我低一班的女同学担心我怯场，声明不抬头看着我，但我能泰然自若地讲下去，主要是由于直接参与过讲义的编写整理工作，心中有底。作为助教之一，我分管地图库和绘图室。我对三万多幅旧地形图大都作了“读图”卡片，记述每幅图上构造、地貌、景观的特点，从而掌握了大量典型的案例。不仅后来我在接替“中国自然地理”和“地图学”课程的时候，比较得心应手，而且编绘“中国地形鸟瞰图集”、研究中国地图概括的区域指标的时候，分析判读航空、卫星相片的时候，我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也尽可能多选修一些历史学的课程。张荫麟教授的中国通史、陈乐素教授的宋史、顾谷宜教授的世界通史、王庸教授的地理学史、张其昀教授的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都使我们大开眼界，诱发了我对科学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在王庸教授的指导下，帮他编写《中国地图学史》，狗尾续貂，负责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的两章。后来自己扩展到对世界地图史的研究，参与中国古地图集、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以及测绘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地图学十二年规划的制订，都有赖于当年极其微薄的历史知识和史学方法。最近又想努力推动遥感考古和我国“数字城市”的本土化的研究，更感到历史知识和史学方法的功底太差。当时身在史地系，而历史学得太少，真是非常遗憾。
史地学系的优势，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和同步与对人文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从现代的观念来看，史地兼修，是有助于系统分析、动态分析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的，也是地球系统科学所必需的综合观点和系统方法。博古通今，有助于把万年为尺度的地质演化的历史和几千年、几百年和几十年的史前文化和近、现代环境变迁、全球变化衔接起来，古为今用，对未来作出预测和预报。这有利于提高科学预测和决策的可信度。史地系的课程，不仅给予我知识，更重要的是为我建立起时空尺度和概念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使我至今在研究卫星遥感对地观测、应用全球定位系统数据、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网络等高新技术手段时，能够在脑子里比较准确地把握时空尺度和建立时空模型。
学海无涯，科学知识是永无止境的，掌握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史地系的课程比较多，知识面比较宽，职业性的适应能力是很广的。就我在师范学院史地系的同班十位同学来说，蔡钟瑞后来成为工程地质专家，宋铭奎成为水利总工程师，孙盘寿、杨利普在科学院从事地理科学研究工作，刘宗弼在社会科学院从事历史地图工作。钱炜、詹溶庆坚持教育工作，成为模范教师，他们就业之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把本科时期的知识，融入到他们的事业或学术中去，都聚焦形成了自己闪光的亮点。我临近毕业的时候，由于选课很乱，系主任煞费苦心地一门又一门彼此替代，教务处高抬贵手，才算勉强通过。回想起来，我似乎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锻造自己。我选修了许多工具课程，如数理统计方法之类，减少了一些知识性课程，如世界地理等，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用不尽，但并没有影响我从事地球信息科学和数字地球战略方面的探索研究工作。
实践出真知
史地系很重视学生野外考察和社会实践的锻炼，师生们代代相传成为传统。
学校刚由宜山迁到遵义，喘息未定，史地系就举办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活动。竺可桢校长亲自主持学术报告会，教授们纷纷发表演讲，弘扬热爱祖国河山、热爱自然、身体力行的探险家精神，并宣传浙大也要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前进，使我们学生坚定攻读史地系的信心。后来，我在岩溶研究、航空遥感实验和西部开发等科研任务中，都没有忘记精读《徐霞客游记》，并联系实际，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徐霞客的光辉形象，几十年来成为我这个“二等残废”抱着病躯、走南闯北、坚持野外考察工作的驱动力。因为20世纪50年代对峰林、洞岩地貌的分类和制图的工作，我和任美锷教授一道，荣获国际岩溶学会首届贡献奖。
浙大史地系一贯重视地图学的知识和技能训练。当年专门敦请沙学浚、李海晨两位曾在德国攻读过地图科学的教授来校任客座教授。在谭其骧、任美锷教授的指导下，由王心安、吴贤祚两位工程师负责绘图室，培养一批又一批青年教师接班开设地图学课程。无论是学地理或学历史的师生，都被鼓励参与地图的实际编制工作，并已蔚然成风。在抗战烽火的岁月里，用白规笔和石版印刷发行套色教学挂图。回到杭州之后，宋和我编绘了图文并茂的“西湖图景”。杭州解放后，陈吉余、阚家参加编制杭州城市大挂图，还绘制了分散在杭州城内外的浙大校舍鸟瞰图，雕刻铜版印刷；还精心雕塑出全中国和杭州、南京和台湾等几组地理景观教学模型，向全国发行。浙大史地系通过不断实践，掌握了地图生产的工艺技术，培养了大批对地图感兴趣的专家，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例如在1954-1957年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在原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先生的主持下，由贺忠儒等协助，编制出版了《中国大地图集》五卷；1980-1985年间，谢觉民教授主编的A tlas o f China在美国问世；1958年，竺可桢先生亲自主持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历时十年，先后编制出版了自然、普通、经济、人口和农业五卷大型地图集，谭其骧先生主持的《杨守敬历史地图集》（八卷）。黄永砥在华东师大，开设地图学课程，先后编制出版了《中国教育地图集》和《中国老年地图集》，都是由当年浙大史地系的师生主持完成的。浙大史地系对于中国地图科学发展的历史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地形鸟瞰图集》的彩绘手稿，也是我在浙大史地系工作时期完成的。
它的地球三维立体显示的设计，也是从制作全国立体模型得到的启发。1998年，美国地理学会颁发了奥·米纳地图学金奖，Robinson与我并列。就是由于我们各自代表东西半球，先于Apollo遥感图像而鸟瞰地球这一比较新颖的构思。
地图编制是一项跨学科的系统工程，需要许多学科的支持和合作。在史地系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使我深刻认识到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必须学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习他们的长处，发挥他们才能，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许这就是团队精神的思想基础，这也是我在浙大史地系学习和工作中体会最深刻的一点。记得有一次系里派我代表叶良辅系主任去出席理学院分配经费的会议，苏步青、王淦昌等老教授在座。
贝时璋院长首先声明：地理系是新系，来的又是助教，预算也比较少，大家照顾一下，优先通过，然后其他各系再商量如何分配。老前辈对新学科的宽容和扶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团结协作，才能事业有成。”
助教的工作是最基层的、最实在的。我在史地系毕业后留校的八年中，不仅仅是学到了许多知识、技能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活到老，学到老。我在六十岁以前主要是搞地图，六十岁以后修补了两门新课程，一门是遥感应用，为地图生产开拓新的数据信息资源；另一门是地理信息系统，让地图进入空间时代和信息社会，以适应全社会数字化的潮流和电脑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
科学事业的梯队像一支永远前进的雁阵。或许是出于信念和本能，或许是一种职业习惯或默契。前辈师友曾经带领我们学会飞翔，呕尽他们的心血，分享他们的余荫，自己也就感受到了历史的使命，勇敢地去探索，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年轻一代的压力和阻力，直到自己精疲力竭，再退到阵列的后面，尾随着大伙儿继续前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光明和希望寄托于青年和未来。浙大史地系十二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使我终生难忘终生。

过兴先
1937年冬天至1938年夏，浙大在西迁途中暂居江西省泰和县八个月，从筹备到开课，由于战事，学校还需再迁移，所以任务十分繁重且急迫。然而竺校长竟慨然允诺协助地方兴办三项公益大事：修建赣江大堤、筹建沙村垦殖场和创建澄江学校，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竺校长忧国爱民之心。
当年，日本侵略军向苏、浙、皖疯狂入侵，大批难民流亡到江西，生活陷入困难，江西省政府与母校商量共同办个垦殖场，经费由江西省负担，场主任由江西省派，其他由母校负责。
1938年6月14日，竺校长召集了第一次沙村垦殖场委员会，会上推举农学院院长卢守耕为主席，泰和县政府辛科长为秘书。实际上在此之前，筹建工作早已开始，选定了沙村场址的范围，初步制成了垦殖场的范围和地图，并且已安置了几十名难民。
我在6月26日参加了竺校长主持的毕业典礼后，留校任助教兼垦殖场指导员，其实就是去场里工作，同去的有同班同学解翼生。此外，母校早派了蔡正先前去参加筹备，任会计兼事务。
7月初赤日炎炎的一天，我离开了上田村母校驻地，雇一名村民挑着我的全部行装，奔赴沙村。村民熟悉路，我跟着走，他步履快速，走了十多里地，我再也跟不上他了，汗流浃背。恰巧一个山冈上有棵大树，坐下休息。凉风习习，蝉鸣阵阵，环顾四周景物，倦意尽消。休息一会后，继续赶路。一路上村落稀少，偶遇行人，大约走了十八多里，看见路东有一新建茅屋，那是垦殖场的一个工作点，总算完成了一天的行程，到达目的地。
农场有五百余亩田地，都已抛荒多年，有的可能已荒芜了十多年。水田多，旱地少，一条狭小的公路贯通南北，将农场分为东、西两区。公路南通赣南的钨矿区，仅有的汽车就是运矿石的卡车，连自行车也罕见。农场北边有一清清的小溪流，两岸林木掩映，极幽静。多半旱田在南边，低丘陵，层层梯田修筑整齐，田埂基本未破损。农场附近有三户农家，都赤贫如洗。我到农场时已有百多名垦民，其中农民居多，还有小商人、工人、小学教员和一名水手。垦民中没有老人，男多女少，儿童五六个。农场办公和几十名垦民的住宿都在一幢颇为高大的破旧家祠里，大部分垦民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住在人去屋空的居民房舍内，它们都是砖墙瓦顶。从家祠和民房的建筑质量推想，过去这里相当兴旺。偌大家祠的内外墙上，留有醒目的赭红的约一米见方的大字标语，说明红军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场主任周承澍曾在淮北垦区参与领导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善于组织管理。
垦民们彼此是难友，现在生活、劳动在一起，都能和睦相处，相互帮助，从未发生过大的争吵。我分工管生产技术，到场时农具已基本备齐，十多头瘦小的耕牛也已买到，因此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准备秋耕秋种。按当地习惯，经过场里讨论并和几位垦民商量，为了保证明年粮油自给，又根据田地的肥力，决定六成田地种小麦，其他四成种油茶和蚕豆。我缺乏生产经验，对蚕豆、油茶的播种量心中无数，幸可向垦民请教。来自松江、宜兴和海门的垦民中，有种田能手，他们都能帮助我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其实，这段时间我仅是个实习员。购买种子，要到离场四五里的沙村，我和几十名垦民第一次去那里。沙村有十来家店铺，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日有集市，逢集人们摩肩接踵，相当热闹。
我们走了好几处店铺和摊贩，买齐了所需种子。在集市上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情风俗，还可以和老表们（当地居民俗称）闲聊一番，之后我有空就喜欢去逛逛。
秋耕秋种忙过后，我常和垦民聊天。有一位姓沈的来自松江县（现属上海市）的农民，夫妻俩，带了个十岁左右的儿子。他们都穿着自纺自织、自己缝制的粗布衣，白底蓝条，干净合身。男的年近五十，是一位种田能手，水、旱作物种植都行；女的当炊事员，勤快能干。还有一位海门的农民，四十多岁，种旱作物特有经验，技艺好，垦地时使用一把大锄头，一锄一窟窿，谁都比不上他。有些不会种田的农民，因才分工。有一姓承的宜兴青年，高度近视，行动也迟钝，他是晓庄师范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员，到这里也有用武之地，教五六个儿童。
他勤奋朴实，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祠堂里常回荡着读书声和歌声，孩子们都喜欢他。从他身上，使我对陶行知的人民教育思想有了感性认识。我曾读过陶行知的文章和诗歌，有仰慕之心，因此我对承老师更为喜爱、称羡。还有一位年岁近百的垦民，在外国远洋货轮上千了几十年活，瘦弱苍老，就要他当采购和打杂。大家知道他出过洋，到过许多国家，常向他问长问短，他也津津乐道.谈往事。这位老水手漂泊远洋，劳苦一生，毫无积蓄，光棍一个，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忧伤之情，大概是他相信宿命吧！时到九月，地里的苗刚刚长出来，杂草也同时滋生起来。新垦农田最难办的就是对付杂草，既要勤除草，又须除得净。于是只要天晴，天天除草。所有土地第一遍除好，最早除草的田又要除第二遍草，整个秋季农事没完没了，才使庄稼茁壮成长。
秋末，竺校长要我和解翼生利用冬闲，去吉安专区十一个县的农村调查，着重调查农村破产和人口锐减两个问题。要在三个月时间里调查十一个县，两人只有分头进行。我们背负行囊，步行在狭小的泥巴公路或乡间小道上。
有些在崇山峻岭的乡村，一般不去调查。由于语言和农民文化水平的限制，调查对象一般是保长、甲长，有时还常常双方听不懂。一路的食宿很困难，不仅是饭菜低劣或不卫生，而且常找不到食宿的地方。有一次，将临傍晚，看到路旁一宿店，有两张小床铺，并且挂有灰暗的麻织蚊帐，我躺下就入睡了。后来，恍惚中有一个人在我身旁紧紧挤着，我因极疲倦，任他同睡，清早醒来，发现那人已起床离店。这可说是一奇遇。我所到五个县的农村，情况基本相同，其实调查一个县就足够了。只见村村萧条，户户贫困，真是十室九空，鸡犬不相闻。
在五个县的调查中，我没有见到一个老翁，老妇也不多，少数四十岁上下的男子都是病残者，二十岁上下的男子根本没有。田里的重劳动都由妇女干，有些年仅十二三岁的女孩就做着耕田的重活。童养媳普遍，婴儿死亡率极高，好多在出生后六七天就死亡，当地百姓称为“七日疯”（实际上是破伤风）。原来是产妇分娩剪脐的剪刀未经消毒，婴儿感染破伤风细菌而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两岁样子的小孩孤零零地匍匐在晒场上，蓬头垢面，十多只苍蝇围着他飞旋。当我蹲下身看时，他呆呆地看着我，全无表情。我一阵心酸，热泪盈眶，他活得下去吗？有的乡村有小学校，简陋不堪，常见以砖代凳，以墙为黑板，儿童们也多面黄肌瘦，没有女学生。由于地多人少，所以不少农田没有种庄稼。小麦和油茶生长都不旺盛，施肥很少。据老百姓说，粮食也可自给有余，有的农家养一二头猪，少数还送集市上去卖。家家养几只鸡，喂食的不多。上述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我苦闷，我思索。原来我学农有着振兴农村的抱负，那种悲惨的现实使我如梦方醒，领悟到要振兴农村，非从政治、经济、教育同时着手不可。解放以后，我了解到我们所调查的县，特别是永新、遂川和宁冈，环抱井冈山，都曾被残酷“围剿”。红军在1934年冬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离我们调查的时间不过四年，难怪这些地方还是满目疮痍。这就是竺校长关注这两个问题的基本原因。
调查回场，休息多天才消除疲劳，继续投身于农场工作。看着田里的小麦和油菜欣欣向荣，很欣慰。春初，农田普遍中耕除草一次，清明节前，麦田都施肥。就这样，三熟庄稼都获得了好收成，粮油自给有余，垦民们开始不需要江西省政府救济了。夏季庄稼种水稻、玉米、大豆和甘薯，夏收夏种，大家紧张了一个多月，才稍稍松口气。接着就忙小麦脱粒等农活。好在工作已有秩序，有些农活垦民主动去干，或提出好主意，我的工作反而感到较前轻松。各种庄稼经过及时的田间管理，生长良好，附近农民都啧啧称道。农场也有些副业，养猪养鸡，以改善伙食，增添积肥；还准备织布和制粉丝，利用富余的劳动力，增加农场的收入。
在沙村，我想不到认识了两位垦殖同行。离沙村十多里的冠朝，江西省早办了一垦场，主任杨锡类到我们农场参观，就此认识。他五十多岁，江苏省武进县人，也算同乡。他豪爽、健谈，我们可说一见如故，此后就多次来往。他社会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彼此交谈很投机。后来，不知何故，听说他被捕入狱，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偶然的机遇，知道他在南京某垦殖场工作，又得以通信。1980年左右，他到北京出差时来我家重叙，才知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在无锡干地下工作，于是我回想起他在沙村的有些谈话，是用心良苦的。1938年秋我在《大公报》曾发表“沙村示范垦殖场巡礼”一文，引起当时农学界前辈、农林部农垦处处长唐启宇的兴趣。他写给我一封鼓励的信，从此彼此通过几次信，可惜未识一面。他的助手姓名叫施珍，也是他的学生。施珍因公到冠朝垦殖场，顺道来到沙村，还转告了唐老师的慰勉之情。这一次相识结缘，居然促使十三年后在杭州成为同事，在浙江共同做了三年棉花试验，并成为好朋友。
1938年7月初，由于战事发展，母校在泰和县已无法继续上课，需再次迁校，母校通知我8月回校。那时大豆和早玉米即将收割，水稻长势良好，亦丰收在望。8月初，我不声张地离别沙村，依恋难舍，部分垦民热情送行。8月中旬回到广西宜山县，几天后，我向竺校长作了汇报，在他8月14日的日记中有所记录。
这一年余，我生活艰苦，工作辛劳，见闻多，感受切，真是：沙村干一年，胜读十年书。

黄宗甄
（一）
我本来是在日本北海道读书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年冬天回国，先在家乡浙江温州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参加青年救亡团；后来，新四军从温州平阳向皖南集中以后，白色恐怖逐渐紧张起来，在家乡没法再工作下去了，1939年秋天，我便从温州来到宜山，在浙大借读（1940年转为正式大学生）。
从浙东到广西宜山，沿瓯江西上，经丽水、金华，夜晚坐火车到江西鹰潭，再坐汽车绕道南行，经过宁都、吉安到湖南的采阳，又坐火车到桂林，换乘汽车经柳州到宜山，行程十多天，每天都在敌机空袭下旅行。我在柳州碰到苏步青、陈建功两位教授与张素诚同学，可谓萍水相逢。那天晚上张素诚请苏、陈两位老师吃饭，我也被邀作陪，大家喝了不少酒，我们的心情是愉快的，对抗战胜利是有信心的。从温州出来，本有十来人结伴西行，大多是去昆明西南联大和陕南城固西北联大的，仅我一个去浙大。
大家一路上风雨同舟，在空袭下生死与共，气昂昂地引吭高歌。我们心怀共同的意愿，就是奋发图强，努力学习，眼看国民党倒行逆施，一个劲儿反共，我们这些人都知道除了在艰难困苦中刻苦读书之外，首先还要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否则这偏安的半壁江山也不易保得住。 我随苏、陈二师等同车到达宜山之后，正是中秋节后不久。湖南战役打响，浙大同学举行义卖捐款劳军，师生都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义卖，犹如今天北京的天桥和建国门外的商品展销会一样，厂棚林立，也有同学摆摊义卖小吃茶点的，场面实在动人。 接着寒冬来临，敌机频繁空袭宜山，浙大标营学生宿舍是滥轰狂炸的大目标。每次轰炸之后，竺校长总得与其他教授亲来标营慰问再三。有一次，他与陈建功教授在大饭厅里与我们学生一道共进午餐。也许是宜山的气候使江浙来的青年不甚习惯，患病的同学特别多，竺校长甚至在夜间亲自从城里来到标营宿舍探望患病者。我们的宿舍就是茅棚，床铺拥挤，大多数同学每天夜晚都在大饭厅里夜读，一盏汽油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噪音。竺校长经常来视察、了解我们夜读的情况，他离开大饭厅之后，我们才知道他曾来巡视过。
（二）
1939年冬，日本侵略军在广州湾（湛江的旧名）登陆，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敌军长驱直入，南宁陷落，迫近柳州、宜山等地。同学们义愤填膺，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同时也感到浙大本身的存亡受到威胁，为了今后的教学、科研与学习的长远打算，学生会举行了全体大会，请竺校长亲自参加。有一次大会开了一个上午，群情激昂，整个会场如暴风雨一样，发言的同学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掌声雷动，同学们说明了军事形势的恶劣，民心的向背，政治的不民主，战争不是一两年可以结束，总的要求是希望这一次再度迁移，应该有个长远之计，要定居下来，希望北迁名城遵义。竺校长在主席台伫立了数小时，很冷静地听取同学们的意见，虚怀若谷，在风暴中始终站立着微笑不已，态度和蔼。最后他答复说，他一个人不能独行其是，将同学们的要求带至校务会议中与各院长及教授们认真讨论。到了那天晚上，突然听到校务会议中竟有个别目光短浅的教授，认为浙大仪器图书众多，员生的人数也数以千计，害怕桂黔山路险陡，以及深惧长途跋涉之苦，很想就近选择山区所在，暂时避避风就算了。消息传到标营学生宿舍，同学们在深夜又再度集会，进城晋谒竺校长，陈情北迁遵义的有利所在。竺校长在寓所门前接见同学，态度泰然自若，平易近人，一再说明，迁校系长远大计，必定尊重同学们和教授们的正确意见，认真讨论。几天之后，终于作出决定，迁至贵州遵义，同学们才放了心。接着战地服务团立即誓师出发，竺校长亲自授旗，到了前线之后，他常派秘书前往慰问。
在北迁过程中，同学们群策群力，帮学校把仪器、图书、公物包扎装箱启运，沿途设站招呼。但桂黔道上只有一条破乱不堪的公路，运输工具少得可怜。当时已是隆冬腊月，一路上凄风苦雨，到处是雨凇冰凌。有一天，有几位女同学在艰辛的旅途中，到了广西贵州的边界市镇六寨（该处设有浙大招待站），她们到达时已是夜晚，接待站中已住满了同学和教师，连打地铺的地方也没有了，恰恰碰到竺校长，他连忙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了女同学，自己悄悄地睡在小汽车里过夜。
北迁之后，浙大首先把一年级学生暂时安置在贵阳附近的青岩镇。竺校长很重视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第一步就把新生稳定下来，先行上课。遵义，是红军两次经过黔北的重镇，1939年冬天我们到了遵义，也感到此城接近重庆，政治上黑云压城，民生凋敝。重庆国民党教育部又派来了一个反动的训导长强加于浙大，此人来校不久，施展其浑身解数，全力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动辄要开除进步同学，如向学生会主席孙翁孺和一位写壁报的解俊民同学开刀。
眼看学潮即将爆发，竺校长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不准开除进步学生，让这位所谓训导长卷起铺盖离校北归重庆。竺校长又“三顾茅庐”真挚恳切地邀请费巩教授出任训导长。他坚持学术自由和教育要自由发展，科学与民主并举。 他甚至在主持费巩教授对全体学生演讲之后，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浙大的校训是“求是”，校园里研究科学要贯彻自由精神，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当然学术研究与实际行动是两回事，出了校门犹如另是一个区域，那就由不得你了。
遵义有新城和老城，两城之间隔一条湘江石板桥。校舍布满新老两城，大宿舍和许多教室设在新城的何家巷，体育场和总务后勤单位设在老城子弹库一带，女生宿舍设在老城的杨柳街，也有一部分学生宿舍设在老城的遵义师范学校，还有少数的教室和实验室租用民房，工学院的实验工厂设在老城的湘江之畔。可是对农学院说来，都难有发展的余地，学校便决定把农、理两学院迁至离遵义七十多公里的风景秀丽的湄潭县。
我们在遵义定居下来，立即开始上课。我读生物系，名教授不少。我的导师罗宗洛教授，指点我学习化学和农业，我便选择生物化学、有机化学、作物栽培等作为选修课程，可是我又喜欢文艺，便选修了缪钺教授的唐诗，旁听了丰子恺教授的政治经济学。 每个系在教授指导之下，都组织了专业学会，三、四年级学生每周举行书报讨论会或论文报告会。四年级学生一定要进行写作论文的课程，有的论文必须在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或实验工作。有名的教授每个学期总得作一两次大型的学术报告。有时竺校长也向我们作科普报告。他曾对我们演讲过“浙江潮和中秋月”，以及讲述科学史和介绍徐霞客生平等的报告。 课余的活动也很多，同学们组织了黑白文艺社，铁犁剧团、回声歌咏队、大家唱歌咏队，塔外画社、质与能社，举行各种座谈会和读书会。那时活动最多的是民主政治与宪政座谈会、哲学座谈会。星期天或其他的假日，我们以各种学生团体或同乡会、各系学生会的名义，成群结伴远足，至遵义乡间风景区或名胜寺院游览，大部分的活动都有教授参加。
剧团在每学期必定举行抗战话剧的演出，偶尔也演出京剧。歌咏会常常举行，音乐会、大型的艺术水平较高的音乐会，竺校长必亲自参加欣赏。体育活动也很多，浙大每学期必参加遵义全市性的篮球冠军赛，校内也少不了篮球、排球锦标赛。1942年4月的校庆日子里，曾在湄潭举行了全校运动会，一直举行好几天，竺校长亲自主持，并担任了裁判员。
（三）
浙大的理学院生物系和农学院在1940年夏季迁至湄潭县，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在1941年才从遵义迁来。总部设在文庙里，大部分教室和化学系实验室设在万寿宫，数学系、物理系在湄江之滨，尤其是后者的实验室，大部分的房屋是新建的，江畔建有亭榭，修竹茂林，曲径通幽，水声潺潺，颇为优美。生物系实验室设在农场附近旧祠堂里，略经修葺，还设置了供植物生理实验用的暗室，又用木材搭起了一丈来高的所谓自来水塔，一只特制的大木桶可盛十多担从湄江挑来的水，以竹管通入实验室，算成自来水了。实验农场在西门外，农艺系、园艺系、病虫害系、蚕桑系都设在农场里，农化土壤系设在农场附近，农经系因为图书馆设在文庙，便于读书起见也设在城里。学生宿舍新建在东门外沿着城墙下面的湄江畔。而举行盛大运动会的体育场也建在学生宿舍附近。
湄潭的风景秀丽，永兴场在湄潭县城东边，离湄潭县城当有半天的步行路程，浙大一年级就设在那边。我在1941年毕业以后，曾留在生物系当了三年助教。从四年级学生时代开始，四年来每年总得去永兴两次，第一次是迎接新同学入学；第二次与一年级同学联谊谈心。助教、讲师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说的都是知心话。记得永兴场附近的森林特别多，有一次我们与同学们准备了长长的火把，绕过了几次森林，步行了半天才到达一座很大很长的溶洞。进去之后点起火把，潜行很久。比之桂林的七星岩、芦笛岩，南宁的伊岑岩，浙江桐庐的瑶琳洞，江苏宜兴的善卷洞等并不逊色。我们在艰辛的年月里，对长期抗战仍怀着胜利的信心，因此苦中作乐，有点其乐无穷之感。
（四）
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浙大在竺可桢领导下继承浙江学派的优良传统和求是精神，并发扬光大不是偶然的。浙江本来就是文风极盛，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浙江成为文人荟萃之邦，学风灿烂一时，一直绵延到辛亥革命以后，人才辈出，不断地产生许多有卓越贡献的学者。文化的发达与否，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安危与存亡。

周微林
1936年秋，我考进了国立浙江大学。这是一所校风淳朴的学校，同学们大多在埋头读书。那时，竺可桢校长刚刚到任。
当时我所读的外国语文学系有一位教授陈逵老师，常拿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英文版《中国呼声》和史沫特莱等作家的作品给我们看。后来又介绍我熟悉同系高年级同学陈怀白。
在女同学眼里，陈怀白是个怪人，时常板起一副脸，走路仿佛总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但同她熟悉以后，感到她其实是个很有正义感、很热情的人。同年十月，得知鲁迅先生逝世的沉痛消息后，同学们举行追悼会，灵堂上有她写的一副黑底白字大联：“先生不能死了拉倒，我们还要继续战斗”，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的年底，陈怀白介绍我去参加一个文艺团体的成立大会。
会场上大约有三四十人。发起人说明了宗旨以后，土木系的周存国提议这个团体取名黑白文艺社，并解释说，一是为了长念不忘我国被日帝侵占的领土黑水白山（即黑龙江和长白山），要为收复失地而奋斗；二是表明我们必须是非分明，就如黑白分明一般。当场一致通过，并推选教育系的张启权（现名张毕来）为社长。黑白文艺社就这样诞生了。
半年多以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暑假，我因事去了上海一趟，回来时学校里的气氛已经大变。黑白文艺社常组织我们去街头宣传：三四个人一组，带一条长板凳，在过往行人多的地方，轮流站在板凳上向民众宣传。演讲的内容很简单：日本强盗打来了，我们不能做亡国奴，大家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大概因为这事与每一个人都休戚相关，听的人还不少。我们也就感到非常兴奋。同时陈怀白和贵畹兰又介绍我给校内的《抗敌三日刊》写一些宣传抗日的诗歌，有时还去帮着刻蜡板。这时候，黑白文艺社的活动大多是与黎明歌咏队一同进行的，如教群众唱救亡歌曲和慰劳伤兵等。记得有一次我们由周存国带队，去一个伤兵医院慰劳，我们排着队在病床前刚满腔热情地唱了一句：“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有一个伤兵就破口大骂起来：“我们在这里等死，你们还唱……”，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后来我们了解到，当时伤兵医院的条件太差，伤兵们正憋着一肚子气。为了支援前方，学生自治会还发起献金运动，“黑白”的社员们大都踊跃捐献。那时候我们都很天真，以为一抗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至于捐献的金器到底进了谁的腰包，是想都没有去想的。
后来，国统区前方节节败退，我们开始失望了。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江浙交界沿海的漕泾、金丝娘桥登陆，离杭州已经不远了，学校不得不迁往建德。
建德旧称严州，是个古城，县城很小。我们虽然仍在教民众唱救亡歌曲，但情绪已很低落。黑白文艺社的骨干分子陆续离校，有的到浙南去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有的去延安，有的到其他地区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因为敌军逼近，浙大又向西迁移了。1938年一月中旬，在江西吉安白鹭洲上一所中学举行学期考试，考完就搬到泰和县的上田村上课。一年级新生则在几里路外的大原书院。黑白文艺社自从周存国、陈怀白、张启权等骨干分子离校后，群龙无首，似乎已停止了活动。上田村是一个很荒凉的村子。在反围剿中，国民党反动军队曾在这里大肆杀戮，以致人迹稀少。此时环境虽很幽静，同学们的心情却平静不下来，国难家仇，有的家乡已沦陷，亲人们也不知流落到了何方。我那时苦闷极了，想找些哲学书来解决思想问题，当时在学校图书馆里能找到的只是康德，尼采、叔本华等的着作，这些书越读越糊涂，使人甚至对生存的价值都产生了怀疑。
半年多以后，浙大又迁广西宜山。初到宜山，感到这里的气氛与上田村不同，但我的心里仍然是一片迷惘。人为什么要活着？生活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些问题时常苦恼着我。正在这时候，一些离校参加救亡工作的同学回校复学了。一天晚上，回校复学的周存国和钱克仁一同来找我了解浙大的情况。
他们谈了许多外面的见闻，说要把“黑白”和“黎明”（歌咏队）恢复起来，在浙大开展救亡工作。临走时，周存国给我两本书，要我仔细读读。他们走后，我就认真地读了起来。记得那两本书，一本是《新哲学体系讲话》，一本是《新哲学大纲》。上面所讲的哲学与我以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我的迷惘，仿佛被拨开了云雾，使我看到了人生的新的意义。
几天以后，周存国邀集了七八个同学，大多是以前黑白文艺社的社员，在龙江边的一个岩洞里开会，讨论恢复黑白文艺社的问题。我们都同意让农经系的滕维藻来当黑白文艺社的社长，因为在泰和时，一次作文比赛中，滕维藻荣获第一，我们称他为状元，由他来担任社长，是名正言顺的。他曾写大字报反对过国民党不让学生搞抗日救亡运动，而且为人正直、诚恳，一定不负众望。
接着就召开黑白文艺社的社员大会，使这个进步团体，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与此同时，黎明歌咏队也恢复了，校园里响起了振奋人心的救亡歌声，重新有了生气。随着形势的发展，周存国对我们说，推动全校抗日救亡运动，需要一个核心。我们七八个人常在一起学习马列主义和研究如何开展救亡运动，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取名“拓荒社”（1940年以后，改称马列主义小组），是个不公开的组织。当时我们的做法是，先在同学中物色爱国而有正义感的人，与之交朋友，并经常在一起谈心，谈人生观、世界观，谈对现实的看法，也谈生活中的种种感受，介绍他们阅读进步书刊和参加各项抗日救亡活动；然后介绍他们参加黑白文艺社，在“黑白”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再吸收到“核心”中来。这样，黑白文艺社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最多时达到五六十人。
这时候，黑白文艺社分成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三个小组进行活动。社员自由参加，我几乎每个组的活动都参加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组经常举办专题讨论会。记得社会科学组第一次聚会是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当时我们的水平都不高，有人说是次殖民地，有人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争得面红耳赤，但大家的态度很认真，情绪是热烈的。哲学组讨论世界观问题，当时叫做宇宙观，讨论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很明白了，当时却也是争论不休的。后来又讨论人生观的问题，当时大家都是敞开思想谈，会上谈不清，会后又继续个别谈，这对于提高思想认识是很有好处的。参加文艺组的同学都是文艺爱好者。有爱写诗和散文的，也有的爱写剧本。组里经常组织阅读和讨论中外进步作家的作品，如鲁迅，瞿秋白、高尔基等，还有美国那个写了《石炭王》的辛克莱。记得还曾经讨论过夏衍的《包身工》，大家由此而学着写起报告文学来。
在泰和时，一年级新生有个“呐喊团”，是一群热情的青年所组成。他们教民众唱救亡歌曲，向民众演出宣传抗战的戏。到宜山后，他们其中有一些便转到黑白文艺社来。这样，“黑白”的队伍就更壮大了。
“黑白”，说是文艺社，其实早就超出了文艺的范围。哪有文艺团体老是在讨论什么社会性质呀，宇宙观、人生观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呀等问题的？大多数同学认为它是一个“左”倾的团体，但有的说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的干脆说就是共产党。我们那时虽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党的直接领导，但我们有党的思想、方针、路线引路，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召唤，我们感到自豪。
1938和1939年，还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初期，广西又是在李宗仁、白崇禧的统治下，他们与国民党有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在浙大的势力还较弱，所以我们能够放手地干。在学生自治会改选时，我们“核心”中，也是“黑白”社员的钱克仁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学生自治会办民众夜校，“黑白”社员成了骨干力量；举行支援前方的义卖，“黑白”社员积极参加，为布置会场和制作义卖物品，通宵达旦地忙着。凡是由“核心”建议，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发动的抗日宣传工作，“黑白”社员都踊跃参加。比如暑假下乡宣传和慰劳伤兵。要演戏，“黑白”有自己的剧作家潘传烈，他常常一夜就能赶出一个短剧，排起来还很有戏剧性。
在宜山的一次民众集会上，演出了他写的《破坏大队》，教育民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黑白”有的社员参加演出，有的就在台下了解群众的反映。当南宁失守，敌军逼近宜山时，学生自治会先后组织了步行宣传队和战地服务团，“黑白”绝大部分社员都参加了，而且成为这两次较大的救亡运动中坚力量。后来，浙大迁到遵义，“黑白”又发动社员深入底层做社会调查。当时遵义的贫民受鸦片的毒害很深，有的社员就去大烟店了解情况，还调查了该市的贫民习艺所等，使我们这些“书生”进一步接触社会，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疾苦和盘剥者狠毒的心肠，为我们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黑白”有自己的小图书馆，藏书大都是社员捐赠，也有校外地下党员和进步友人支援的；其中有进步的文艺作品，但更多的是马列主义着作和延安来的小册子。别看这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起的作用还很不小。知识分子嘛，往往是先从书本知识打开眼界，得到启发而逐渐提高觉悟的。为了保管好这批图书，土木系的周邦立（已故）和其他一些社员冒了很大的风险。当白色恐怖笼罩遵义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搜查、逮捕进步学生时，他们曾将这批书收藏在古庙神龛下面。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时，保管这批图书的同学，用伪装的办法运回杭州。虽然这时候，“黑白”早已被迫停止活动，当年“黑白”的社员也大多毕业离校，这批图书仍在暗中发挥着作用。
虽然，由于特定的时代，以及特定时代赋予我们的特定使命，黑白文艺社的工作偏重于思想启蒙，偏重于抗日救亡运动，讨论的也大多是文艺以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但我们中间也确实有不少业余的文艺爱好者。我们举行的文艺晚会，往往吸引了不少社外的同学来参加。那时的文艺晚会，主要是诗歌朗诵，朗诵的又都是能激发爱国和革命热情的诗文，如艾青的《吹号者》等。有时也朗诵社员们自己的作品，如潘传烈的得奖作品《自由兄弟》（以中朝携手抗日为题材）中的一段对话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何琏玉朗诵高尔基小说《母亲》中的一段。她的嗓音并不高，而且还带点浙江义乌口音，但却充满了感情，把一个革命母亲的形象深深印刻在我们心中。值得一提的是，黑白文艺社的社员中，确实有不少很有才华的人，如已故的周存国，吴恕三、庄自强（现名庄柄群）等，他们虽然都是学理工科的，但文艺才能出众，能唱、能画、能写，还能作曲，可说是文艺方面的多面手。他们不仅善于领导学生运动，而且常常写出第一流的好诗，是真正的诗人。周存国在1937年离开浙大时写过一首诗：
我们从前
被山山水水
隔得多开
我们却望着同一颗星
做着同一个梦
走到一个地方来
我们现在踏上了一只船
去漂海
我们将分享同一股风
分受同一份灾
有谁还能遮掩着
半面胸怀
这首诗后来由去浙南工作的“黑白”老社员贵畹兰谱了曲子，一直从浙南传唱到在宜山的浙大，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当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我们只是有满腔的热情要写出来，唱出来。我们的作品只是互相传阅，或发表在墙报上。“黑白”的墙报叫《卫星》，后来改为油印的不定期刊物分发给社员们，再由社员们在同学中间广为传阅。我们有时候互相赠诗，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感情，以互相勉励。如有一首赠给周存国的诗，题名《画桥》。因周存国是学土木工程的，常作桥梁设计，故以此为题材。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这里那里
你应该多打下一根桩
让过河者
稳一稳脚步走过去
……
或许人们将挖空一生的心思
去描绘那座引渡全人类的巨桥
甚至亲自拿起沉重的锤子
打下一两根大铁钉
桥面的钢板要铺得更稳固
更平坦些
让奴隶们拖着拖不动的锁链
当啷当啷地走过去
又在对岸解下了一切束缚
进入一个合理的世界
从1940年夏秋开始，“黑白”的社员们陆续毕业离校。1942年“倒孔运动”后，黑白文艺社被迫停止活动。社员们离校后，有的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党领导的各项工作，大多数在解放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贡献了力量，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社员虎罴，后来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在苏北牺牲。我们的第二任社长何友谅在1942年被捕后，牺牲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中。
1940年8月，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告别了我的母校；告别了我思想的摇篮——黑白文艺社；怀着对广阔世界的无限向往，走进社会这个复杂的大课堂。但无论到哪里，都有“黑白”战友的关怀和鼓励，这使我永生难忘。
在这里，我写下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也是为了纪念黑白文艺社几位已故的战友周存国、陈怀白、贵畹兰、何友谅、吴恕三，周邦立、虎罴、潘家苏（“黑白”第三任社长）、庄柄群、胡玉堂。愿他们在九泉之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