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感怀浙大

竺安
人之将老，其忆也深。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实在不算长，而他又工作繁忙，日理万机，教诲我或带我去玩的机会真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然而，儿时的一语一事，往往予我深刻印象。现搜索记忆，撷得零星片断，以纪念父亲。
忙碌的身影
我未出生前，父亲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我刚记事时，他改任浙江大学校长，担子极重，工作异常忙碌。尤其是任校长的一年后，爆发了日军侵华的七七事变。11月，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告急。父亲焦急万分，学校如不内迁，则不是落入日寇之手，就是面临解散的命运。而要搬迁，教员是否续聘，一千六百箱的图书仪器怎样搬运等，真是千头万绪。在他的精心计划与领导下，浙大终于成功地逐步内迁，一迁浙江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的遵义、湄潭。
1938年在泰和，夏季频有雷雨，往往在漆黑的夜晚，父亲还要出门去办公室。那时大哥已经从军抗日，姐姐和二哥在安徽屯溪就读于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在家的孩子只有我和宁妹。在泰和上田村旧式的大屋子里，父亲一走，越显得空落落的。闪电劈空，雷声如炸；油灯一盏，火苗飘摇，使我倍感恐惧。父亲为了学校的前途和全体员工的安全奔波在乡间小道上，牺牲了与家人共叙天伦的时光。而父亲出门时那小巷中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和偶尔的电光照耀下父亲撑着布伞迅步前行的身影，是我一生中脑海里从未忘却的形象。
也就是在泰和，在抗日战争进行了一年的时候，母亲和二哥同时患了细菌性痢疾，病急且危，而父亲斯时正仆仆于黔道上，为学校的迁移筹划路线。接到学校的加急电报，慌忙赶回，然二哥已魂归西天，母亦重病不起，越九日而撒手人寰。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中，二哥聪敏好学，最受父亲钟爱。十二日之内，失子丧妻，况且连二哥临终的一面都未见到，人生之痛何过于斯？遭此沉重打击，父亲几至悲不欲生。但抗日烽火正炽，迁校重任在身，幼儿绕膝依依，又不得不强自支撑，继续为浙大的生存和前途奔波、操劳。
潜移默化
在遵义，我小学毕业，父亲拿了法布尔的《科学故事》给我阅读。这是科普通俗读物，主人公保罗是个少年，他叔叔给他讲昆虫的故事（蚂蚁与瓢虫的亲密关系）；讲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喷发及引起的地震与海啸的故事；一起到野外观察自然，带领他用土法做化学实验（人造火山）……这些课外知识极富趣味，深深吸引着我，令我终生难忘。日后，我走上科学研究之路，这本书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前三年，抗战尚未爆发，二哥过十三岁生日，其时他刚要念初二，将要开始化学课，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只小木箱，上面的标签是“少年化学实验室”。里面有二十多种化学药品，还有试管、试管夹、酒精灯、石蕊试纸等用具。
另有一本小册子，讲述了几十个化学实验的做法。得此礼物，他兴奋莫名，立刻和大哥动手做起来。第一个实验就是制造笑气。把药品放在试管中加热。
可惜的是他们俩嗅了试管口的气，都没笑。又叫我嗅，我也没笑。看来这是一次失败的试验。但没想到这次失败的试验却勾起了我对化学的莫大兴趣。那时我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时，我常到隔壁一家书店去翻阅化学读物，还利用二哥的“遗产”做实验。到进入初中，就立志以后学化学，其根源实在于此。 的确，一个启发兴趣的小礼物，远比几百次枯燥的训诫要有益得多，也有效得多。我很希望众多的家长和老师都能采取启发、诱导兴趣的方法来教育子女和学生。
体育
谈到体育，人们都知道讲德、智、体、美四育，但实行起来，对于后两者往往忽视。父亲对于大学和中学教育极其注重体育，在他做浙大校长期间，规定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许毕业。这是一项果敢的措施，学生因此都重视体育运动。在湄潭，在清澄碧绿的湄江，游泳又成了体育的必修课。尽管有些“旱鸭子”学生是很不情愿地被老师赶下水去学游泳，但是学会一点以后，他们反而感激这一“赶”。事过数十年，这却成了他们美好的回忆。
父亲个子较矮而自小身体羸弱，同学胡适曾讥之曰：“此君活不过二十岁也。”这句话给他强烈的刺激。恰巧二十岁上，他与胡适同船赴美留学。在美国大学里，他为了学好科学知识，报效祖国，刻意锻炼身体，参加了游泳、网球、骑马、滑冰等多项运动。由此他获得了强健的体魄，不但突破了胡适的预言期，而且能胜任繁重的工作，直至八十四岁高龄。坚持锻炼还培养了他的毅力，练成了多种技巧。他在六十至七十岁期间，每逢冬季，都经常去北京的北海或什刹海滑冰。由于过去长期在浙江、贵州等南方省份，没条件滑冰，而中断三十年之后，居然毫无困难地能自由滑行，这说明他年轻时已奠定了优良的技术基础。他的游泳更是出色，一直坚持锻炼到七十六岁，因“文革”而停止。
浙大的学生就记得他与体育系主任舒鸿教授双双在浙大农学院的华家池游的是“标准的”蛙泳动作。
我儿时的美好记忆之一就是父亲带我去南京中央游泳池游泳。我虽不会游，却毫不惧怕，而且兴趣盎然。那年头的男式游泳衣，与女式的相差无几。
上身似一背心。我就两手抓住他的左右肩带，由父亲拖我前进，我则两腿瞎扑腾。抗日战争时期，在泰和的赣江、宜山的小龙江，父亲也常常带我去游泳，这时我已能独自游了。不过直到小学毕业的暑期，在遵义的湘江中，我才终于“豁然贯通”，能够游泳自如，游个上千米也不在话下。我虽然不是游泳科班出身，后来却在不满十六岁时战胜成年选手夺取了贵州省的游泳冠军。参加工作以后，也曾两次获得浙江省冠军。这都是受赐于父亲的循循善诱。
父亲有清晨即起，做早操锻炼的习惯，数十年不辍，直到晚年。在宜山时，正值父鳏吾哀，我与父亲同睡一床。天一亮，父亲就催我起身，带着我做早操，无一日间断，积久成习，使我日后也爱好运动，长期坚持锻炼。
活到老，学到老
父亲是国际知名的气象学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意识到过去在浙大十三年的任期内，自己已经逐渐脱离了气象学研究的第一线，加以气象学也已以物理学的新成就和数学工具来进行研究，他知道自己已不适宜做这个领域的带头人，所以集中将力量放到科技组织工作上。
后来科学院一些地学研究所的筹建和布局，地震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及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建立和明确方向，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非常努力地学习新的知识。记得60年代初，一次他和来访客人谈到新兴的边缘科学Bionics（仿生学），我当时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英文），而他已经读完了不止一本仿生学的书了。理论物理学家汪容是我家的亲戚，每来造访时，父亲必定要请教他关于基本粒子的常识和最新进展，例如60年代中国科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世界各国的加速器性能、核爆炸的遥远探测等等。
总之，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学习新的知识。久而久之，他在本专业以外的知识也丰富起来。
从50年代起，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周两晚向一位俄国老太太学习俄语，不久就能阅读俄文文献与书籍，也能简单地会话。这个学习坚持了十多年，这对工作繁重而且已届六七十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但奇怪的是，他英语虽早已炉火纯青，而他学讲普通话却费力多、效果少，劳而无功。他浓重的绍兴口音是不少浙大同学都喜欢模仿的。1947年他访美时，遇见了多年不见的老友赵元任，赵与他是哈佛大学同学，又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建人之一，友谊甚笃。赵是知名的语言学家，一听他说话乡音如此之重，就责怪他，“你怎么还是不改说国语呢？”接着，他又很有把握地说：“我来教你，保证三天就能学会。”可是第一天下来后，赵泄气地嚷嚷道：“不可教也，不可教也。”终于死了这条心。尽管语言学家给他作了“判决”，他在50年代仍买了几张普通话的唱片，经常跟着学，直到七十多岁也没停止过。虽然成效甚微，但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即基于这种滴水穿石的毅力，而主要并不是靠他的天赋。
爱心
父亲的教育成功，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治校有方，还因为他礼待教师，挚爱学生。凡遇学生受到国民党特务迫害时，他必定挺身而出，给予保护。1941年1月，抗日的大后方发生了“倒孔运动”，遵义的浙大学生也奋起要游行示威。父亲知道国民党军警已有布置，准备镇压，就再三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要出外。可是学生情绪高昂，不受劝阻，冲出了学校。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父亲当机立断，马上跑到学生队伍前头，也参加游行，以保护学生。当局果然未敢下手，让学生游行完全程。这在父亲来说是冒了极大的危险的。没过几天，在湄潭的特务又在进步学生潘家苏、滕维藻的床下放置伪造的信件和传单，企图栽赃诬陷。父亲闻讯后，立即赶赴湄潭，将二人带回遵义，名为交给遵义专员公署看管，实际是避免让特务直接插手。他又亲自布置收集证据，调查事实，终于揭露了事实真相，使特务的阴谋未能得逞。1945年费巩教授失踪，实际上是被军统特务绑架、关押（后杀害）。特务反而将陪送费巩至船码头的邵全声逮捕，诬其为凶手，宣判死刑，并不得与外界联系。事过半年，父亲打听到他的下落，又冲破重重阻碍和危险去探监。后来他写信给当局，再经一年之久，始得将邵从军统监狱转到法院，随后法院承认罪名均不能成立，由父亲去签名、盖章将他保释出来。这件事父亲本来可以不管的，因为邵全声毕业三年多，正在重庆教书，不再是浙大的学生了。但他痛惜为国家培养的人才横遭摧折，遂义无反顾去多方营救，历时两年半，才从虎口救出一命。
在生活或其他方面，父亲对师生之爱也是有口皆碑的。学校往贵州搬迁时，某日，父亲发现有几个女同学到中途站，为找不到旅馆而愁眉苦脸。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订的旅馆房间让给他们，而自己则蜷曲身子在小汽车里过了一夜。
1985年，我赴美开会，会后专程去看总角之交——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张镜湖教授。他又带我拜访在夏威夷的另一浙大校友周桐。周谈起她曾在遵义读浙大外文系一年多，恰在那时患了盲肠炎。抗战时期贵州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弄得不好，会得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危及生命。父亲立即派校长专车（全校唯一的小汽车）将她送到贵阳就医，又写了一封信给医院院长请为其精心诊治，周终于安然痊愈。这事过去我还未曾听说过。那时浙大只有一名校长，连副校长也没有，而学校有五个学院，师生员工约两三千人，加上新生部和附属中学，单位既多，又分散在遵义、湄潭和永兴三个不同地方，且交通极不方便。而一校之长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之下，还能照顾学生如此入微，无怪乎会得到师生员工的爱戴，并且在离校多年以后也难以忘怀了。
数学系苏步青教授回忆抗战初起，学校决定内迁，而那时他的妻子还是日本国籍。父亲特地找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要来一份手令，以保证军警盘查时安全无事。要不然，真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故。后来在湄潭，父亲惊诧地看到苏教授在晒山芋（白薯）干，方知他全家已有半年就靠山芋蘸盐过日子。遂千方百计为他争取到“部聘”教授的待遇，又让其子女在附加住校，吃公费饭（按当时规定家在湄潭的学生不得住校读），以减轻他的负担。
由于受父亲做人治学精神的感染，加之父亲亲自倡导浙大校训为“求是”，这一精神在学校蔚然成风，同学、教师在离校几十年之后仍是情深谊长。北美的浙大校友会每年一次年会，参加者总在一二百人，已开过17届。更有奇者，有一些并非校友，而是校友之友，却年年与会，乐此不疲。究其因，曰：浙大校友相叙，亲如一家，我特别喜欢这种亲切友爱、无拘无束的气氛，令人感到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记得1990年我将去肯达基州参加校友年会，一位朋友就说：“嗨，校友会？没什么大意思。吃吃喝喝，各自吹嘘，拉拉生意而已。”但是浙大的校友都觉得每年这一次聚会是“返老还童”、“充一次电”和“延年益寿”。
这就是父亲的爱心和他倡导的求是精神，如春雨入土，化而为前进的推动力和人与人之间强大的凝聚力。

楼含松
我国着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浙大人文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徐朔方先生于2007年2月17日下午与世长辞。在告别仪式上，我撰了一副挽联：“绛帐清风留道古，青衿凄雨忆初阳。”联语未工，但记录了师从先生的点点滴滴，也表达了我在先生逝世后的伤悼之情。作为他二十多年的学生，爰作此文，通过几个片断，感怀先生的教诲之恩，抒发对先生的深切思念。
“听不懂”的课
初识徐先生，是在我大学二年级。记得当时徐先生给我们上古代文学基础课，主讲两汉魏晋文学。当时徐先生年近六旬，虽然白发萧萧，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身材不高而敦实。徐先生进得课堂，没看他拿什么讲义，只是带着《古代文学作品选》和几张写满字的纸片，没有什么客套，兀自就开讲了。他的嗓音清亮而略带尖锐。
已经不记得徐先生当时上课的具体内容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就没有听懂徐先生的课。这固然与我的鲁钝有关，不过确实有不少同学与我有相同的感受，认为徐先生的课“听不懂”。
徐先生上课，并不像一般老师那样从时代特征、作家生平介绍开始，然后是作品串讲，进而思想与艺术分析，最后讲历史地位和文学影响。这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史的授课方式，久之习以为常，觉得文学史就是应该这样的讲法。但徐先生不是这样。记得是他讲《史记》，对于教科书上已经系统介绍的司马迁生平、思想，他没有重复讲述，简单带过，接着就讲作品。而讲作品，也不是逐句解释，大凡书中注释详尽的地方，他就略过不讲；而没有注释和注释不确切的地方，徐先生或作补充，或为纠谬。与后来读到的徐先生的学术论文思维缜密、文采华滋不一样，徐先生上课并不追求耸动听闻的效果，即使一些极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也是要言不烦，点到即止。
要听懂徐先生的课，得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必须对所讲内容有相当的了解，至少应该大致浏览过教材，这样才能领略徐先生揭示问题的眼光、解决疑难的慧心。这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在当时，习惯了让老师牵着鼻子走的我们，面对徐先生这样看似略无崖际、不成系统的讲解，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还生出一些不满。但是也有一些同学十分喜欢徐先生的课。
认为这样的讲课，才是真正水平的体现，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到了期中，徐先生安排了一次测试，结果班里几乎有一半同学不及格，我的成绩也很糟，但少数几个同学却得了高分。下半学期，我逐渐适应了徐先生的讲课方式，知道一点读书的方法，也略窥徐先生治学的门径，才算品到了听徐先生课的味道。
我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后来成为徐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在闲谈自己的治学道路时，先生提到，当年他考进浙大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听了一位先生连原文带注释照本宣科讲解《庄子·逍遥游》的课后，他产生了与《牡丹亭》的女主人公相同的感受：依注解书，学生自会。就不愿再在中文系了，转学到了英文系，直到毕业。直到这时，我才领会当初徐先生给我们上课时的良苦用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尤其是大学教育，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我博士考试复试时，徐先生对我说了一番话：“我看过你写的一些文章，总的来说，文字功底还不错，表达还算清通，但思想深度方面不够。
要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学术目标和要求，要超越自己。”此后，无论进修课程还是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徐先生都有针对我的弱点，有意识地增加这方面的训练。跟徐先生读博士，随时感到有巨大的压力。他的课程，常常会布置一些具体的问题，要求学生自己去查找资料，独立思考，写出文章。其实，这时候徐先生自己对此问题已经做了研究，并写成了论文。他会指点材料的范围，通过什么途径去收集，重点思考什么问题，但不会事先告诉他自己的研究结果。这样做，就是要我们经历研究的全过程，而不是简单接受现成的结论。我们学生提出的观点，常常与徐先生不一样，他就与我们辩论，引导我们研究的深入。有的时候，双方都不接受彼此的观点，徐先生也从不将自己的结论强加给学生。
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十分有效，并让学生养成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行走的“课堂”
“徐老师有一个毛病让我很难过，就是酷爱走路。在杭大时，他经常来到我的房间谈谈。他不喜欢坐着谈，不喜欢开空调，最讨厌老专家楼的沙发，夏天十分钟一过，冬天三十分钟一过，他就说：‘在外面走着谈谈吧。’我们从西溪路走到黄龙公园走一个小时左右。各位知道，徐老师谈的内容很丰富，但表达很简要，而且还带有一点儿家乡东阳的口音，像我这样的外国人，面对面谈谈也不容易理解，徐老师走着谈话，我把全身变成耳朵，拼命努力听他的话，总有不少部分听不懂。回到专家楼，满身是汗，累得要死。对当时的我来说，西溪路到黄龙公园这一段路，是我的大学院，世界上教育最严厉的大学院。”
这是日本神奈川大学的铃木阳一教授在庆祝徐先生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他的话引发会场一阵会心的笑声。凡是徐先生的弟子，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徐先生认为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需要有充沛的体力支持，因此十分注意身体锻炼，夏天游泳，冬天跑步，到了七十多岁，出门还骑车。即便给研究生上课，他也喜欢边走边谈。徐先生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很少，因为他出的专业考卷很独特，内容范围很宽泛，问题角度不拘一格，几乎没办法通过常规的考前准备来应付，更不要说临时突击背书本。只有靠平时的阅读积累，加上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才能勉强通过。考徐先生的研究生难，是出了名的，很多考生知难而退，尽管应试的不少，能列门墙者还是寥寥。学校有关主管部门曾经向徐先生委婉提出降低考试难度，但徐先生照样我行我素，坚持宁缺毋滥。
因为及门弟子不多，徐先生也就不在教室正襟危坐地授课，而采用讨论的形式，通常是让学生定期去他家，讨论他事先布置的课题。但这样的讨论课一般总会从他家的客厅开始，在他的家门口结束。那时候徐先生的家在道古桥的杭大新村，等到二三个学生到齐，他开个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就会提议出门边走边谈。通常的路线是沿杭大路到宝石山下，再拾阶而上，直到山顶的初阳台，稍作盘桓即下山，有时是原道返回，有时会过紫云洞、黄龙洞而返，等走到徐先生家门口，大约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堂课也算结束了。
在徐先生看来，读书做学问，外在环境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自己能否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资料室“门虽设而常关”，徐先生不能正常进行小说戏曲的研究，就想到“借《史记》和《汉书》的研读，也许可能做一点有益于人的事”。因为他手头有开明版的《二十五史》，研究《史》《汉》无待外求。徐先生谦称自己只是把小学生的加减法运用到了文史研究中，把《史记》和《汉书》内容重叠或其他可以对比的部分，逐一比勘，详细列出两书的异同，分析探究其中蕴涵的曲折原因和文化信息。在许多学人专业荒废的“十年动乱”期间，徐先生写成了《史汉论稿》一书。此书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对于当时好发空论甚至歪曲史实的恶劣学风来说，无疑是一种无言的抗争和有力的反拨。
有一次徐先生问研究生有什么困难，那位学生随口说，早晨宿舍楼外的学生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又有一次，徐先生九十多岁高龄的老母亲摔跤骨折住院，需要有人抬着去拍片检查，几个学生赶去帮忙。学生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多分钟，徐先生当时正站在病房门边，手持一卷线装书看得入神。见学生来了，赶紧说：“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这话让几个学生面面相觑，因为谁也没想到带书本去。凡此种种，言传身教，令学生终身难忘。
徐先生博览群书，但自己的藏书并不算太多。一方面因为他所读的书、需要的资料不是寻常书肆上能够购得；另一方面，他认为书关键是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我所有，即使家中坐拥书城，也不过是摆个虚架子。因此他的工作地点常常是在图书馆。到外地出差开会，他总要尽量挤出时间去当地图书馆访书；对于自己没办法找到的资料，就千方百计托朋友查找。他也常常到学生、同事家里借书。有一段时间，我家也在道古桥，离徐先生住处不远，那时候徐先生体力已衰，腿脚不便，已经好几次摔倒受伤。但他还是坚持走路，好几次独自登上三楼到我家，为的是借书。每当听到他那清亮尖锐的嗓音喊着我的名字，打开门看到他颤颤巍巍地站在面前，我总是又惊又愧，一来担心他走路不稳，怕出意外；二来看他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还坚持学术研究，除了钦佩，只有惭愧了。我每次和他说，只要打个电话，他需要什么我马上可以送上门去。但他总是呵呵笑着回答：不麻烦你！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的杭州大学中文系，老一辈着名学者王驾吾、胡士莹、夏承焘诸先生，先后驾鹤归去。徐先生是中文系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加上他本人学术造诣高，为人坦诚，在中文系具有极高的威信。但徐先生也是一个看上去不容易接近的人。我留校任教时，正值徐先生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等他回国，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登门谒见徐先生，因为他是我们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他还没见过我这个新助教。但徐先生听我说明来意后，马上说：“我已经不当教研室主任了，因此你不必向我汇报。”听了徐先生如此直接回答，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就是徐先生的直率。他从不客套，说话率真，不假辞色。在徐先生家，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正在与徐先生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有人敲门，徐先生总是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一条缝，问来人有什么事？不管是熟人还是生客，只要没特别重要的事情，徐先生一般不会让人进门，就隔着纱门，简单将事情说完，道声再见，随手就将门关了。徐先生平素喜走路，路上遇见相识，往往也是微笑点头而已，很少会停下他那急促的脚步，与人寒暄。这就是徐先生的风格，中文系的师生都知道他的脾气，也就见多不怪了。
在学术研究上，徐先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那就是“特立独行”。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是1956年关于《琵琶记》的大讨论。这一年的4月8日，他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栀琵琶记枛是怎样的一个戏曲》一文，在肯定这个剧本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戏剧创作的深远影响的同时，着重指出它的基本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的。同年夏天，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首都文艺、戏剧界人士以及上海、广州、杭州、重庆、青岛、长沙、武汉等地的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琵琶记》讨论会。会议从6月28日开始，7月23日结束，共进行了七场讨论，所有发言和会议记录汇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6年12月出版。前两场讨论中，所有发言基本上都对《琵琶记》持肯定态度。徐先生应邀于7月初赴会，参加了第三场以后的讨论。他重申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并作了更加细致的分析。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大批很有声望的学者都反对徐先生的观点，其中包括他的老师王季思教授。
作为一名三十三岁的青年讲师，徐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这种独立不倚、惟真是尚的学术胆识与勇气，贯穿了他的一生。徐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权威，晚年还发表过《汤显祖与梅毒》的论文，有人劝他不要发表，以为有损汤显祖的清誉。但徐先生说：“我有材料啊！”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个时代文人生活和社会风气，自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而不必为尊者讳。
熟悉徐先生的人，经常会听他说两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不知道。”在学术问题上，徐先生绝不苟同别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要经过事实的论证；他写文章也从不含糊其辞，总是思维缜密，论证充分，观点鲜明；但凡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他绝不会强不知以为知，不作无根游谈。有一次，徐先生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你的文章，‘也许’、‘可能’用得太多了，既然自己都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呢？”原来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加上这样字眼，修辞上显得委婉些，徐先生一针见血的批评，正是发现了我写作时的不自信。20世纪60年代初，徐先生完成《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该书的前言。出版社来信，说“中央负责同志”（实即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了之后不满意，要求修改。
徐先生回信说自己只能重新研究以后才可以修改，怕他们急于出版，不能等待。出版社又来信说可以参考侯外庐（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最近发表的有关汤显祖的论文加以修改。徐先生读了侯外庐的论文后认为，他引用的汤显祖诗文，诠释理解往往违背原意，无法令人信服。于是徐先生写了论文对侯氏观点予以纠正，并告诉出版社，自己不能按照侯外庐的观点进行修改。徐先生的学术风骨，由此可见一斑。他在学校为庆祝他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上，笑称自己是个“捣乱分子”。这是徐先生特有的幽默，这种自我解嘲其实表露了他对自己学术个性的自信和坚持。但徐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从不自满，而是不断修改以至重写旧作。他晚年自我总结说：“我不急于争辩，哪怕在几年以至几十年之后，我也要重申并完善我的论点。
在《琵琶记》讨论之后三十多年，我重又发表了《论琵琶记》和《高明年谱》。正如同1954年我在《新建设》杂志发表论文《马致远和他的杂剧》，三十六年后我又发表了同样题目的论文；50年代发表的论文《汤显祖和他的传奇》到1993年的专着《汤显祖评传》；1957年的《汤显祖年谱》到1993年收入《晚明曲家年谱》中的《汤显祖年谱》重写本都是同样的例子。”
其实徐先生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学者，对于认真与他商榷学术问题的人，他都青眼有加，给予热情的回应。他待人真诚，因此也赢得别人的由衷尊敬。这里仅记两件小事。一是他的《史汉论稿》中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份的考证，有一个附注：“在讲授《史记研究》选修课时，陈南民同学在课堂作业中对司马迁出生年提出一个极为简截了当的论证：如果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他就不可能出生在原籍龙门，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奉令迁居茂陵。这种政治性的迁居不允许只身来京，而把家属留在原籍。乐于补充并介绍如上。”这就是他对一位在校本科生的奖掖。
还有一件让我至今历历在目的事：在师母不幸病逝后，徐先生年事已高，孑然一身，他的生活令大家担忧。一天傍晚，我去看望先生，才走到门口，就看到中文系王元骧（林祥）教授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鱼，特地送来给徐先生。
王老师是徐先生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而且也是孤身一人。王老师是着名的文学理论家，本不是徐先生的学术同行，但他多次在我面前提到徐先生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达对徐先生的崇敬之情。
当时的场景令我十分感动：这碗鱼汤，凝聚着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啊！

郑强
我有幸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我更有幸在我成长过程中得益于两位浙江大学杰出学长的培养和教诲，他们就是中国着名高分子科学家——四川大学的徐僖院士和北京大学的冯新德院士。
1982年我从浙大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地处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的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工作。我是在那个地方第一次见到徐僖先生的。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是我国化工新材料领域顶级的研究大院。提及徐僖先生，那里的人无不充满敬佩。
徐僖先生是研究院的科学顾问，时常关心研究院的发展。1983年徐先生到晨光院讲学，我第一次学习到关于高分子力化学研究的前沿，第一次知道了流变学的神妙。待讲学结束后，我走到徐先生面前，激动、感动，溢于言表。当得知我是浙大毕业的学生时，徐先生亲切地称我是“小学弟”，说“我们都是浙大的学子”。现在回想起那一次见面，我想我一生受教于浙大，受恩惠于浙大恐怕是上天注定的事——本科毕业于浙大，后来的硕士、博士又师从于一位对浙大母校有着深厚情感的浙大老学长。
1985年我考上由单位委托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徐僖先生任所长的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高分子研究所。由于我的努力学习和好的表现，毕业时，徐先生与我工作的单位协商将我留在他的身边工作。之后我于1990年考上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91年徐先生推荐我作为中日政府联合培养博士赴日本着名学府京都大学学习。在时任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PPS）主席、日本流变学会会长升田利史郎教授指导下完成了聚合物流变研究的博士论文。1995年我留学回国后，当浙大提出希望我回母校任教时，徐先生对我讲“只有浙大要，我才让你去；要是其他单位，我是不会考虑的。这是支持母校，回报母校”。
徐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感受就是他对浙大的深厚情谊。爱的程度如何形容呢？怀念、惦记、追述，用来描述徐僖先生对浙大的爱太平常。“跟我们浙大比一比看”，“我们浙大的做法就不会这样”。一位阔别母校五十多年的人对自己母校如此的情感是实属不多见的！我想，用“爱在骨子里”来描述徐先生对浙大的爱是恰如其分的。徐先生对浙大的爱源于他在浙大的求学。
他对竺可桢老校长无比景仰，对在抗战艰苦岁月中浙大的求学经历无比怀念。
徐先生1940年考入迁入贵州的浙江大学。第一年在永兴，第二年到湄潭，1944年毕业于遵义浙大化工系。徐先生对我讲的最多的格言就是“饮水思源”。其实就是教育我一辈子要感激浙大母校的培养。
徐先生对我最大的教育是对事业、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现在我在浙大做了教授（博导），我对学生的严格实际都是学徐先生的榜样。徐先生对文字要求极为严格缜密。我对先生的英文写作文笔的流.和表达无比钦佩。一篇稿子不管是英文稿还是中文稿，都是改得密密麻麻，逐字逐句推敲。记得有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做英文的Poster。我改了几次，以为可以完成任务了，可还是被徐先生退了回来。我现在寄文字稿（纸稿）都要将钉书钉敲平，也都是照着徐先生的样子做的，目的是防止上下文稿被凸起的钉子划破。我的学生们都觉得这样做寄出的稿美观、平整，都时常好奇地问我何时有这一窍门。同学们也时常在背后赞许我几句，“郑老师岂止口才好，文笔也了得”。我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祖师爷徐僖先生教的”。我与徐先生最像的恐怕就是办事的“急性子”了。这个“急”实际上就是办事追求快节奏、高效率。徐先生布置了一项工作，是“追”着、“推”着你去办。稍有耽误，先生就会批评。现在我的研究生最怕的就是我“追”着、“赶”着他们做事。
前些年浙大老书记张浚生教授在访问西藏途经成都时专门去川大看望了徐僖先生。回到浙大就说：“郑强跟他老师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徐僖老先生的模子倒出来的。”是的，徐先生的风格、思想，乃至举止都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我成长过程中，冯新德先生是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位恩师。
1978-1982年我在浙江大学化学系读书时，就知道冯新德教授是我们中国化学界老前辈、是浙大老学长。冯先生1941年12月到遵义浙江大学，做化工系系主任李寿恒教授的研究生。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在化工系读书的叶学洁先生。我初次见到冯先生是1989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高分子学术论文报告会上。当时尽管冯先生公务甚多，但刚一住进旅馆，他就叫我给他夫人叶学洁先生发封电报，告知他已平安抵达成都。此事虽小，但我却深深地为两位老人这样恩爱所感动。1990年4月下旬，应徐僖先生之邀，冯先生偕夫人叶先生来四川讲学、参观。在听完冯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报告后，遵徐先生之嘱咐，我陪同冯先生、叶先生前往外地参观游览。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冯先生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对我谆谆教导，使我终身难忘。
冯先生教导我要有做人的准则，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年轻人，特别要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冯先生深有感触地说：“人的一生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可以有珠宝玉器、绫罗绸缎，也可能是两袖清风、粗茶淡饭。真正的价值在于对国家、对民众、对事业作了多少事情。”谈到年轻人，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有许多优点，思维敏捷，接受能力强，敢想敢做。但似乎又缺少点什么。”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最缺乏也是最需要的就是艰苦奋斗精神。他给我讲述了抗战时期浙大师生在竺可桢老校长率领下西迁办学、求学的情景。“正是具有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正是靠着‘求是’的校风，虽然住茅屋、吃粗粮、点油灯，浙大仍然培养出了、成长出了许多杰出人才。过去许多年了，什么都发生了巨变，但有一条是永恒的，那就是人要做一个地道的人。论条件、今非昔比，但浙大的精神和优良传统永存。”冯先生感人肺腑的话语，使我们看到了浙大老前辈的崇高思想境界。冯先生鼓励我要树大志、求上进、肯钻研。在询问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后，他对我们讲，在学习和研究中遇到困难不要怕，要多动脑子、勤动手，这样才能长进。作为在高等学校任教的年轻教师，我们向冯先生请教怎样才能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冯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搞教学和搞科研是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给学生上课，要求教师理论全面系统、语言丰富生动、思维准确严谨；搞科研，要求教师视野开阔，能把握学科最新动态，能促进基础理论的深化，有助于实践能力的提高，更能进一步丰富、更新教学内容。听了冯先生一席话，我们深感他对专业和教育的真知灼见。
自那次见面后至2005年冯先生去世的十五年间，冯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也与冯先生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一直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学术大背景下，浙大的优良校风和学风尤为可贵，认为在母校的环境中最利于我的成长。在得知浙大缺乏我所从事的高分子物理特别是流变学方向的人才后，还专门向母校推荐。后来我才得知，一方面母校虽急需高分子物理人才，另一方面在求聘人员充足的状况且追求高水平的前提下，对引进人才极为慎重，是冯先生的特别推荐起了关键作用。
谈起我自己从1995年回母校任教至今十多年的成长和学术发展，不少朋友戏称为“坐火箭”。他们说的可能是我的某些职位和头衔晋升和变化。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通常需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从讲师到正教授的晋升。随后又成为系主任、副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以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实际上就1978级的我而言，无论是资历和年龄，与许多一直在高校特别是像浙大这样高水平大学以及中科院里正常成长的我的同辈相比，获得这些也属正常。但恰恰是我自1982年从浙大毕业十三年后回母校时的起点与他们相比太低，他们中不少已是教授，而我才是一位刚拿到博士学位的讲师。因此，我常问自己，如不回母校，我能有今天吗？如不是在浙大的环境里，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如果说“肯定没有”或“肯定不能”似乎有些言重，但说“不确定”，或“需要更长的时间”是不为过的。也正因如此，今天当我回想起徐僖先生对我的教诲“饮水思源”的时候，我特别感激敬爱的冯新德先生对我的厚爱——推荐我回浙大母校，让我在人生成长历程中有了新的飞跃。
由此，我更要感激我敬爱的导师徐僖先生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把我领进了流变学领域并推荐我出国留学，在国际流变学权威日本京都大学升田教授那里获知并学到了先进的流变学概念和方法，使我在学术研究领域站到了新的起点。
徐僖先生和冯新德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恩重如山！

张涌泉
我自认为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我求学的道路上，我有幸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老师。郭在贻先生便是这些老师中的一个，是他把我引上了我今天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之路。
一
我见到郭先生是在1979年。1978年春天，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我跨进了杭州大学的校门。中文系第三个学期开设的课程有一门是古代汉语，先生便是任课老师之一。
本来我对古汉语并没有特别的爱好，但先生那渊博的学识、生动的讲授，却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求知的欲望，也激发了我对古汉语的兴趣。每次听先生上课，就像是一种艺术享受，我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先生的信徒，尽管当时先生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上的是大课，全年级一百四十多人挤在一起听课，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任课教师是不可能认识的）。两个学期结束，古汉语期末考试我竟然拿了个全年级最高分。这使先生感到意外，他专门把我找了去，对我取得好成绩表示祝贺，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此后，我便成了先生家里的常客。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一些古汉语方面的名着，诸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等，都是我涉猎的对象，这为我今天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9年下半年，我开始阅读杜甫诗及其他一些唐诗的选注本，其中如明王嗣睾的《杜臆》、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我都仔细地读过，并认真地做了笔记。一次我把阅读杜诗的一些札记送给先生看，先生亟表赞赏，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我把它们整理成文，先生专门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推荐给杭州大学首届文科学生论文报告会，后来又推荐给学报发表。那几年我还写了另外几篇读书札记，每一篇先生都仔细地看过，一字一句也不放过。记得我在一篇文章中把单人旁的“俗”写成了双人旁，先生用红笔在旁边写了个大大的正字，并加上方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别看错个字是小事，编辑看了，就会觉得作者的基本功不行，文章自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先生还把他写的论文手稿拿给我看，只见毛笔小楷，一笔一画，极其工整；所有的引文都详细注明书名、版本、卷次、页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底，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然先生极力推荐我留校任教，但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被分到了远离杭州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对此，先生十分惋惜，但他劝我不要灰心丧气。先生用毛笔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四个大字送给我。在我悲观的时刻，是先生的临别赠言，给了我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1983年春天，我出差来杭州，特意去看望了先生。先生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他希望我不要沉沦下去，并鼓励我报考研究生。在先生和母校其他老师的关心、鼓励下，我参加了1984年的研究生考试，并以较好的成绩考取了古籍所的研究生，重新回到了先生的身边学习。
在读研究生的两年时间，先生系统地为我们讲授了训诂学、文字学等基础知识；先生还专门抽出时间，为我们介绍治学的经验和方法。先生常对我们说：不要急于述作，要紧的是打好基础，要甘于坐冷板凳。先生告诉我，做学问要注意根柢之学，对几种小学名着，必须扎扎实实地精读一两种。先生说他自己曾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读过几遍，这使他受益终身。根据先生的建议，1985年春夏之际，我开始通读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正好当时上海古籍所出版社拟议出版《清十三经注疏》，约请先生校点《尔雅义疏》，先生便让我和他合作，校点该书。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我先把《尔雅义疏》通读一过，又在自己用的本子上校点一遍，然后再录到其他本子上。《尔雅义疏》的引例十分丰富，全书引例约有三万余条。这么多的例证，并非都出自第一手资料，其中有相当多一部分是郝懿行据《经籍诂》等书转引来的，存在着不少错误。为了保证校点的质量，我逐字逐句地查核了郝书所引例证的原文。有时为了查找一条例证，甚至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这项工作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到1987年底基本完成，几乎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虽然由于出版事业的不景气，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8年取消了整套书的出版计划，但通过这样一番艰苦劳动，我学到了一些根柢之学，觉得是值得的。
1985年暑假，我因事去上海，随身携带了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上下册，抽暇读了一遍。我发现该书在校勘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些前贤已经指出，有些则没有指出。当时我想，造成这么多问题的原因何在？
其间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回杭州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大为赏许，他要我把《敦煌变文集》再认真地看一遍，写成一篇专文。后来先生因病住院，在病床上，先生仍不时地关心着文章的写作情况。
每写成一条，就让我读给他听。后来病情稍有好转，先生就让我带上文章的初稿，陪他到医院外面走走。洪春桥边的茶室，植物园中的小亭，飞来峰下的石墩，先生抱病为我审读论文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文章草成以后，先生写了很长的一篇评语，对我这篇今天看来并不成熟的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开始，先生建议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文史》，但又觉得《文史》出版周期太慢，便把它推荐给《杭州大学学报》。后来这篇长达三万余字的论文分别在《杭州大学学报》和《敦煌学辑刊》上发表了。
1986年夏天，我完成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由于先生的力荐，我得以留校任教。这年春天，国务院批准先生为博士生导师，先生便鼓励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并说可以以《尔雅研究》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研究生班毕业必须工作两年以后才可报考博士研究生，不同意我报考。为此，先生亲自找研究生部主任，又专门写推荐意见。经先生的据理力争，有关部门终于同意我报考。但临到考试那天，却又突然通知我必须加试政治。对此，我毫无准备，只得罢考以示抗议。事后先生安慰我说，做学问关键是要有真才实学，要出成果，而不在于考不考博士。先生说他自己只有大学文凭，没有读过硕士研究生，更没有读过博士研究生。先生劝我不要考博士研究生了，他希望我抓紧时间多出成果，争取破格晋升。
二
1980年前后，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和熏陶下，先生的研究方向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了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俗语词渊薮的敦煌变文，却一直未能有一部较为可靠的校点整理本问世。当时学者所依以为据的，大抵是50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如前所说，由于受当时学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敦煌变文集》的校订工作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疏漏，这就不能不对方俗语词考释工作的准确性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样也不利于敦煌变文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有鉴于此，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徐震等先生都一再呼吁学术界吸收这些年来的校勘成果，编辑出版一个敦煌变文的新本子。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先生在1987年前后开始酝酿《变文集》的汇校问题，并决定与我和黄征同志合作进行这一工作。1987年4月在杭州富阳举行的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年会上，先生正式提出了编着《敦煌变文汇校》一书的设想，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吕叔湘、项楚、王等着名学者都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积极的支持。后来先生又提出编着《敦煌文书俗字典》及《栀敦煌变文集枛校议》的计划。这样，加上《敦煌变文汇校》，就是先生与我跟黄征合作撰着的“敦煌学三书”。
由于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我和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也更多地接受了先生的教诲和熏陶。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学术商榷文章态度要诚恳，语气要谦和，用词要婉转，尽量少用“非也”“误”等等过于生硬的字眼。先生说他早年写的一些文章有时锋芒太露，过于咄咄逼人，这是一个教训，要我们引以为戒。
先生曾和我合作撰写过一篇《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的论文（刊《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文章要刊出了，先生重阅此文时，觉得其中对《王梵志诗校辑》一书的几条批评，用词过于尖刻，便亲自给主编写信，希望主编代为斟酌删改。
1988年8月，我和黄征同志赴京参加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行前先生特意把我俩叫去，授以“谦虚谨慎”四字。可以说，“谦虚谨慎”正是先生处世治学的基本准则。
先生强调治学应该谦虚谨慎，但他又反对无原则的迁就，反对人云亦云，无所发明。先生提倡年轻人要有点傲气，要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认为年轻人如果没有点傲气，没有自信，是很难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做学问要贵发明、重创造。他把某一个训诂问题的解决比作发现一颗新星，并且常常以此自得其乐。先生特别推崇宋代理学家张载的一段话：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先生认为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或精于此，或疏于彼，不可能包罗万象，无所不通。所以他认为即便一些名家、权威的着作也会有纰漏，年轻人读书要尊重名家、权威的意见，但又不可为名家、权威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学术探讨上，先生从不以长辈自居，他常常鼓励学生挑他的文章中的毛病。
先生的《敦煌变文校勘拾遗》是一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我看了这篇论文后，觉得其中有一条似乎未尽切当：“遍体悉皆疮癣甚，形体苦老改容仪。”（《目连缘起》）其中的“苦老”较为费解。先生认为“苦”是恶义，“老”乃“差”字形讹，“苦差”就是丑陋、难看的样子。从文义看，这样的解释是可以成立的。但“苦差”连用，别无文献佐证；“苦”指容貌丑陋，也没有更多的证据，所以我觉得先生的校说不一定可靠。我把我的想法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觉得有理。他让我核对一下这两句话的敦煌写本原文，一查原文，答案找到了：原来“苦老”写卷本作“苦”，乃“考”的俗字（见《干禄字书》），“苦考”就是“枯槁”的假借字。在先生的指导下，我把我的想法整理成文，与先生的意见进行商榷。文章写成后，先生又专门写了一个评语，推荐给有关刊物发表。
先生这种严于解剖自己，不护己短的治学态度，使我很受感动。
在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的过程中，先生和我们合写了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通常由黄征和我分头执笔。黄征执笔的，写好后先让我看一遍；我执笔的，写好后先让黄征看一遍，然后再送先生审定。先生审阅时，大到谋篇布局，小到遣字造句，都认真地加以推敲，或肯定，或否定，或增加例证，或删除枝蔓，在我们论文的初稿上，留下了先生数以千计的评语和删改意见。先生在我执笔的一篇论文初稿上写道：“文章应力求精炼，套语少用，多余之字宜删，反复琢磨，必能臻于妙境。”像这样的指导性意见，既使我们看到了文章的缺点，又使我们明白了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读书治学，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马虎苟且。但对我们的进步，先生却满腔热情。先生和我合作校点的《尔雅义疏》完稿以后，先生让我执笔写一篇校点前言，分析一下《尔雅义疏》的成就和不足。初稿写好后，我送给先生审阅。先生当天下午就带着看好的稿子来到我的住处，他说写得不错，他要我署我一个人的名字，誊抄后由他推荐给《辞书研究》发表。他对我说：像这种重点文章，你一个人署名好了，两个人署名，对你以后升职等不利。但这本是先生与我合作的项目，我怎么好意思一个人署名呢？由于我的坚持，先生才让两人连署。先生与我们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先生也坚持要把我和黄征的名字写在前面。他说，中国人论资排辈的思想非常顽固，这不利于学术发展，他想为学术界开一种新风。
三
1985年夏天，先生因胆囊炎引发腹膜炎而动了手术。手术不算太大，但术后的恢复却特别缓慢，先生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四个多月。从那以后，先生的身体似乎一直就没有真正恢复过，不幸的种子那时候大概也就已经种下了。
但与此同时，先生在学术界的声望却如日中天，不断上升。于是登门拜访的、委托审稿的、请求看稿的，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接踵而至。特别是许多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的论文请先生审阅，在他们看来，先生俨然是一个超级裁判，先生的意见将会决定他们论文的命运。而先生恰恰又是“菩萨心肠”（一次先生和我谈话时，曾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自己），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先生每天忙于会客、看稿、写信（先生自己曾有个统计，1987年全年发信297封）、跑邮局，这些繁杂的事务消耗了先生的时间，也消耗着先生的生命。与此同时，先生又要为未来的博士、硕士、学士们上课，为他们审阅论文、批改作业。就在先生去世前的那个学期，先生还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训诂学》、《楚辞研究》两门课程。实在太忙了，先生只得放弃许多像高考阅卷、自学考试阅卷、为夜大学生上课、函授辅导等等，这些在清贫的大学教师看来都不失为“赚钱”的机会，尽管先生家里仍然穷得可以！先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今天可以做好的事绝不会拖到明天，如果有什么本该做的事拖下了，先生会坐立不宁的。后来实在力不从心，书桌上待看的稿子渐渐多起来了，先生只得请他的学生帮着看一部分稿子。有一次先生感慨地对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先生指着他刚编好的论着目录说：从1978年到1985年，他每年都要发五篇以上的论文，而这两年每年只发一两篇小文章，因而大有“江郎才尽”之叹。其实我们这些弟子心里都清楚，这些年杂七杂八的事就够先生应付了，先生那还有多少时间去搞他自己的科研呢！
四
先生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门徒弟子。先生对这些弟子的培养，倾尽了自己的心血；弟子们也十分崇敬、热爱自己的老师。1989年的1月11日是先生的五十岁生日。早在1988年初，弟子们就筹划着为老师举行一次热闹的庆祝会。但先生却说：不必大家费心了，去年《训诂丛稿》被评为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奖，有1000元奖金，到时我请大家到外面吃顿饭吧！可是谁能想到，癌细胞已在吞噬着先生的生命，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先生……
1988年10月底11月初，先生身体异常不适。11月5日上午，再次的B超检查诊断先生得了肝癌。那天下午我去看望先生，先生平静地对我说：情况不妙，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只可怜他们孤儿寡母的……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我震惊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先生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患上不治之症呢？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安慰先生说：不会、不会的……接着几天的CT检查、彩色B超检查，似乎出现了某种转机，诊断结论倾向于血管瘤。对于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地震后的人，这无疑是个值得庆幸的消息。然而好景不长，11月7日我和师母去医院取验血报告，上面赫然写着：火箭电泳642ng（正常值为≤20ng）。这是一个不祥的数字，我们的心头又罩上了一层阴影。为了稳定先生的情绪，我们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他。
11月10日晚八时许，先生肝部剧痛，我和一新匆匆忙忙从黄龙饭店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和师母一起，把先生送进了浙江医院。值班医生诊断后，怀疑是肝癌肿瘤破裂（第二天下午开刀手术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是晚上，当时只采取了些止痛措施。病房没有空床位，当晚只得把先生安置在走廊尽头的一个临时床位上。初冬的夜晚，寒气袭人，走廊上风呼呼地，简直让人冷得发抖。先生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疼痛和寒冷一起袭击着他。我口袋里揣着值班医生开的病危通知单，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悲哀。第二天下午，先生接受了开刀手术，但因肝癌肿瘤太大，医生认为不宜切除，便缝了回去。手术刚结束，先生看到我，第一句问话就是：是不是血管瘤？我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告诉先生是血管瘤。我还说：手术很成功，肿瘤已经切除，请先生安心养病。在先生面前，我从不敢撒谎，也从没有撒谎。但在先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六十多天里，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先生，我为此感到负疚和不安。如果先生九泉之下有知，该是会原谅我的吧？
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下，11月19日上午，浙二医院为先生组织了第二次手术。先生后来对我说，那天他是担心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的。但在进手术室前，先生显得分外平静；那天早晨，先生的食欲也特别强，他看到傅杰拿了一个包子给我吃，笑着说：“给我也吃一个吧（手术前是禁食的）！”先生谈笑风生，但我们却怎么也笑不起来。第二次手术是成功的，先生左肝上的大小三个肿瘤全被切除了。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手术后不久，癌细胞便迅速向右肝转移。虽然医院、学校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最终未能把先生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的病情不断恶化，身体也是日渐虚弱。但先生仍念念不忘他的科研工作，不忘他的学生。先生挂帅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先生说他出院后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争取尽早完成；研究生要毕业了，先生关心着他们的分配问题；学校评职称了，先生记挂着青年教师的晋升；小方的论文迟迟不能发表，先生让我捎口信给编辑，先发小方的，他自己的论文晚些再发；小金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向学校要求延迟回国，先生让我回信，说他出院后马上找校长商量……最使先生难以忘怀的，是他和我们合作撰着的“敦煌学三书”。当B 超检查显示先生得肝癌的那天下午，先生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给我和黄征写了一封遗书，希望我们努力完成“敦煌学三书”的撰着工作，争取把三本书出齐。
1989年1月8日，离先生五十岁的生日只有两天了，我对先生说：再过两天，就是先生的生日了，先生需要买点什么？先生回答说：什么都不需要了！
后来他对我说：你给我重新编个论着目录吧。那天先生还对我说：方以智的《通雅》是本好书，如果到了，给我也买上一本。
1月9日晚，是先生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晚我去医院护理先生。先生双眼紧闭，呼吸急促，前几天连续不断的咳嗽却意外地停止了，因而病房里显得格外的宁静。这异常的情况，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晚上十点多，护士对我说：郭老师情况不大好，今晚可能要出事，你要特别留神！
护士这一说，可把我的心提了上来。我把靠椅移近病床，守候在先生的身边。
先生偶尔睁开眼睛看看我，旋即又闭上了。夜越来越深，我那颗悬着的心也越来越感到紧张。好几次我想给师母挂电话，但又怕师母太紧张，拿起电话机又放下了。后来我想让蒋冀骋来医院，可偏偏学校研究生宿舍的电话好半天也接不通。那几天，我的左肩膀隐隐作痛，那晚上更是莫名其妙地痛得厉害，我真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实在痛得不行，我便向护士要了颗止痛片，凑着自来水吃了下去。晚上十二时许，先生让我给他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先生要喝水，我便让先生喝点参汤。先生喝得特别费劲，连张开嘴巴似乎都需要巨大的力量，好半天才喝进去一点点。望着先生那痛苦的神情，我的心底感到无限的悲痛。此后，先生就再也没有吃过什么，也再也没有说过什么了！凌晨四点左右，先生的血压突然降了下来，医生让我赶紧通知家属，并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但这时任何灵丹妙药都已经无济于事。1989年1月10日13时10分，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先生走得那样匆忙，他没能过上他五十岁的生日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走了，先生永远地走了。他静卧在他深深依恋着的西湖旁边的群山中。他太累了，他是需要好好地歇一歇了。虽然我和我的师兄们不能再当面请先生为我们传道解惑，但我们能在他留下的着作里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
先生，您安息吧！

徐义亨
自1957年进浙大读书，五年间有幸受教于多位名师，他们有才、有德、有能，又都有着自己丰满的个性。离校已四十四年，人事沧桑，他们中的不少都已作古，但先师们留下的学问和形象如同石刻一样，不能磨灭，每当忆及他们的时候，总令我仰慕。
时值“化自”专业建立五十周年，于是不揣文笔的粗浅将当年和他们接触的点滴片断记述下来。
面对大字报拒不说出违心之言的毛路真先生
一位大学教授要长存于自己学生的心目中，这是在人缘、浮名之外，需要有一个仗剑独立的形象的。
我们从大二开始，高等数学课是由毛路真先生讲授的。一位20世纪30年代初就从教于浙大的教授，又是数学系的系主任，为一个工科专业本科学生班开基础课，这是极难得的。
毛先生讲课完全用一口纯正的宁波话，刚开始时许多外地同学都听太不懂。但没多久习惯了，大家都被他精彩的授课所吸引。相对于工程技术课，高等数学较为抽象，需要凭借逻辑思维能力，但毛先生讲课却很善于将严密的数学概念形象化，恰如其分地融会到日常生活中去。如在讲微分方程时，他用鸭子过河作比喻，这个例子在当时的同学中脍炙人口，人人耳熟能详。时间已过去许久，我常追思，形象比喻有着特殊的能耐，一头通向直观感觉，另一头通往逻辑分析，把抽象的数学问题深入浅出地引导出来，这就是毛先生讲课的艺术。
在学问之外，每位老师都有他自己外显的形象和内在的个性。毛先生对每堂课的五十分钟时间卡得特别准，上课铃声一响，他总是以敏捷的步子走进教室；讲完课跨出教室也刚好是下课铃响的时候，从不拖延，也不提前。他进教室素来是两手空空什么也不拿，但讲课时却似滔滔流水，再繁复的公式定理或例题也都能背得滚瓜烂熟，这很使当年我等年轻人惊讶和自愧不如。
也正因为如此，1958年学校停课搞运动时，一位同学竟贴了他一张大字报，说毛路真先生讲课不负责任，上课连教材、讲义都不带。运动结束后的第一堂数学课，毛先生果然手里拿着讲义走进教室，但他把讲义往讲台上一放，就心平气和地跟大家说了如下一席话：
同学们，你们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上课不拿讲义是对教学的不负责任。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教高等数学这门课的时间比你们的年龄还长，讲课带不带讲义丝毫也不会影响教学质量，即便今天带上它，我也不会去看它。
在当时学校大搞运动的形势下，一位年轻幼稚的学子受蛊惑给自己的老师贴大字报，这不足为怪。但毛先生拒不说出违心之言的个性，比起当时一遇到压力就检讨过头的芸芸众生是永远值得后人称道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时，和毛先生的儿子毛昭晰教授以及毛先生的孙女毛冀慧女士取得了联系。他们告诉我毛路真先生生前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于浙大任教的困难时期，毛先生在教书之外，宁可自己种菜来养家糊口，也不去外面谋取生财之道。他一生安贫乐道，严格要求自己“不做汉奸，不做奸商，不做官僚”，坚持自己的学术与品格。
和王仁东先生一起炼钢
历史对1958年的大炼钢铁是贬多于褒，但是它总让我追思起我国断裂力学研究与应用的开拓者王仁东教授。
由于我们班同学在校机械厂的铸造车间劳动过，掌握了冲天炉操作以及翻砂铸造的一些基本技能，所以被当时的化工机械教研室的王仁东教授看中了，他要我们参加到由他主持设计的炼钢厂的劳动中去。当时的浙大通过教育革命后正试行“一、三、八制”，即一年一个月的寒暑假，三个月的劳动，八个月的课堂学习。
限于当时学校的办厂条件，不可能有大厂房和吊车之类的重型设备，所以该炼钢装置的条件十分简陋。但在设计上却很有它的独到之处，从冲天炉出铁水到铁水包，再从铁水包将铁水倾入到转炉，直至最后出钢水，完全是利用台阶式的地形高低，从上而下借重力做功。
早在1948年王先生就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客座教授，但是在和他一起劳动的几个月，平易近人和吃苦的精神很令我们感动。记得当时劳动到半夜，学校有免费晚餐供应，我们每次去食堂前邀王先生时，他总是说：“我不去了，请给我带个地瓜回来。”偶尔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上食堂，在用餐时，我们发现王先生是手拿菜碗，而把饭碗放在桌子上，就跟他开玩笑：“王先生，您吃饭的操作规程错了。”王先生很认真地回答说：“是你们错了，应该多吃菜，少吃饭。”一反常人的习惯，这大概也是“大智者若愚”吧。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参加劳动完全是以接受教育为目的，没有报酬，但王先生却给了我们难得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回报。在劳动结束准备数学期终考试时，王先生说：“你们帮了我不少忙，到时我给你们复习数学。”在临考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王先生果然来到了我们的寝室答疑，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一道繁分数的不定积分，便要王先生帮我们求解。王先生仅扫视一下就说明天早上把答案送来，接着就准备离开寝室。我们有一位同学就急着问：“王先生，您连题目都不抄去？”王先生有过目不忘的天赋，随即就把这道繁复的分式背了出来，这让在场的同学都惊呆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先生果然不失约地把解题答案亲自送到我们寝室。
既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又保持着自己清醒的科学头脑，不人云亦云，这是王仁东先生独特的个性。面对1958年大跃进时的浮夸风，他曾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三面是山，只有中间一条血路”。对唯政治论，他又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等等。其所言，掷地有声，原本可作警钟长鸣，可是王先生为此却受到了全校不公正的批判。
时间已过去近半个世纪，王先生生前展现的才气睿智和精神魅力依然经常浮现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
“一生和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王国松先生
1957年国家经济正处于马鞍型的低谷，而“反右”浪潮却如火如荼。
当我跨进浙大校园，反右高潮已近尾声，只参加了一次批判“大右派”王国松和李寿恒的全校师生大会。王、李两先生是我国电机和化工教育界的前辈元老，也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浙大仅剩的两位一级教授。会上，他们“交代”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留下他们给我的最初印象：王先生说话平和，语调低沉；而李先生颇为激昂，不像是在挨批。
王国松先生没有给我们正式开过课，仅代过数节电工基础课。平心而论，王先生讲课，由于语音很轻，缺少激情，听者不易打起精神，不知这是否和他当时背负的政治压力有关。但是当你静心去听他授课时，你会被他的高度概括而受益无穷。记得当时他给我们讲授等值发电机原理课时，传授了我们许多解题的技巧，以至于我们对这门课抱有很大的兴趣。王先生敏捷的心算能力非一般人所及，两位数乘两位数可以不假思索地写出它的结果，即便是两位乘三位或三位乘三位，至多也停顿一秒钟。课后，有同学曾请教过他的心算能力，曾经以优异成绩载入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史的王先生却笑答：“我现在老了，年轻时还要快。”王国松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康奈尔大学学习的第一个浙大学生。由于他的优异成绩，使康乃尔对浙大学生十分信任，以致后来几位浙大学生申请去康奈尔求学时，被准予免试直接进入研究院学习。
在校时曾经听过这样一个传说，大概是反右斗争后不久的一个傍晚，浙大有几位同学在岳坟的曲院风荷处遇见了正在散步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向他们询问了浙大的反右情况，当周总理得知王先生被定为大右派时惊讶地说：
“啊？王国松是右派？”
好在历史有它自己的命运和规律，不以某个人的意志所转移。我最后一次见到王先生是1982年4月，在浙大八十五周年的全校庆祝大会上，地点同是当年反右斗争的大草场上，王先生应邀作了简短的讲话。当王先生以缓慢的步子走上演讲台时，整个会场顿时活跃起来，老校友们情不自禁地纷纷起立。当年的学生如今都已经是鬓染微霜，但在这位前辈师长面前，犹如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年代，他们都十分敬仰这位恩师。当王先生说到他一生从考进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大前身）起，除了中间去美国读书几年外，在浙大的时间总共是六十二年时，全场长时间地响起了雷鸣似的掌声。此景此情，催人热泪盈眶。和浙大的渊源是如此之深远，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一生和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写完这篇短文，我想起季羡林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世界各国的语言中，只有中国是将“师”与“恩”联在一起的。上述三位先生生前未必能记起我这位不才的学子，但作为曾经受教过他们的学生，我却深以为荣幸，他们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

董光昌
“老树发新芽”，是1957年浙大恢复数学系之后，当时的浙大校长刘丹对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评价。然而话头，还得从更久远的事说起。
我于1946年在江西省鄱阳中学毕业，正当八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在小地方读中学信息十分闭塞，对国内大学的情况基本上一无所知。由鄱阳坐小船到九江换乘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考大学。在江轮上与旅客闲谈说，我高中毕业，要去上海考大学，志愿是考数学系。有旅客说，浙江大学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办得很好。正是由于有这位旅客的一番话，使我在上海考一些大学的同时，特地到杭州报考浙江大学数学系，然后在被录取的诸校中，挑选进入浙大数学系读书。
由于在上海即使住最小的旅馆也较贵，经济上负担不了，所以考大学时，经介绍得到允许，住在交大某教授单间住房前的走廊上，考完后索性在交大找一个楼顶暂住。交大快要开学了不允许这么住，而此时正好接到浙大的新生录取通知，所以在新生报到的十几天前就来到杭州，与浙大接洽后被允诺先来住，于是我被安排在可容纳很多学生的大厂房住下。住下后，陆续有老生来住，其中也有数学系的。他们见到我对数学很有兴趣，就介绍说，Hardy着的Pure M athematics很好，学生可向数学系图书馆借阅。但尚未注册的学生，不能借阅，要想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系主任苏先生批条子。我写了借条，得知苏先生的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东街路的二层楼房内，便去找他。登上楼就见到苏先生正全神贯注在书桌前，桌上摊开几张纸，算式很多。我说明来意，并递上借条，苏先生欣然同意并签名，使我实现了尚未注册就在系图书馆借阅参考书的愿望。这件事虽小，但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所以苏先生和我对此均有很深的印象。数十年后，有一次我去上海看望苏先生时，还提起这一段往事，两人均说是记忆犹新。
读大学时苏先生教我们微分几何课，他上课十分认真，板书清晰工整。这为我在数学上的长进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为我们学生树立了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形象。
我于1950年毕业，是新中国第一届毕业生。当时公布的我的分配单位是华东警组。虽是刚全国解放，对参加国家建设的热情很高，但对具体分配单位总觉得不对口，学非所用，心想警政单位主要是对付犯罪分子，化学毕业生较有用处，数学毕业生想必用不上。后来我和同班的厉则治毕业分配均改为留校，听说是苏先生见此情况提了意见而做更改的。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浙大数学系撤销，仅保留教工科高等数学的数学教研组。原教数学系本科的教师分散各处，主要部分调整到复旦大学。
此外，调整到中科院、南大、厦大和浙师院等。留在浙大的仅是教工科的教师，以及当时属于本科但还是助教的几位同事。
我因还是助教而留校，虽不因条件改变而动摇搞科研的决心，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仍抓紧科研，也写出一些论文，但终究因被隔断国内学术联系，闭目塞听。
直到1954年5月，匈牙利数学家杜澜·巴尔来中国，上海组织了欢迎他的学术报告会，苏先生指定我为成员之一，发文到浙大，我因此而去复旦，完成作学术报告的任务，颇得杜澜·巴尔的好评。且更主要的是，由此获得重要学术活动消息：北京数学研究所为各综合大学顺利开出偏微分方程课，而于1954年暑期开办学习班。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不能错过，因而我和郭竹瑞请浙大校方去争取参加名额，争取到一个正式名额难于满足我们的要求，再要求去三四个人旁听，住宿联系落实在数学所打地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我们几个留在浙大的年轻人能在学术上有较大提高，为1957年浙大恢复办数学系打下基础，1954年的这次暑期学习班是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完全是因为苏先生指定我参加欢迎杜澜·巴尔学术报告会的提携。
1957年浙大恢复数学系，在师资方面得到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大力支持，这也是苏先生从中主导的，此后师资的补充也陆续得到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支持。浙大恢复办数学系，继承与发扬了老浙大数学系由苏步青、陈建功形成的好传统：坚持搞研究，坚持讨论班，对学生要求严格，形成优良的教风、学风与浓厚的学术气氛，促使人才成长。在我们作出一些成绩后，浙大当时的校长刘丹曾评价为“老树发新芽”，这是苏、陈言传身教的结果。
浙大数学系的沿革很自然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前直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是以苏步青和陈建功为主的办学阶段；第二阶段是1957年恢复办系直到1998年四校合并，这一阶段办学，大致是以董光昌、郭竹瑞、梁友栋为核心的办学；四校合并后是第三阶段，又开始了一种新局面。
我们是第二阶段办学的主力，做出了一些成绩。例如在培养高质量人才方面，浙大数学系培养出了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两个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四十五分钟邀请报告的学者林芳华、励建书。国际数学家大会每隔四年一次，相当于奥运会每四年一次，作四十五分钟以上报告的人约百余人，大致相当于奥运会金牌数，因而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四十五分钟报告，可说是成年人的金牌选手（相对于少年组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而言）。第二阶段刚刚过去不久，因而在此阶段培养高质量学生人数还有可能再增加。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苏、陈对我们的培养、教育、提携与扶植分不开的。培养出优秀的青年学者，也许就是我们敬献给苏老最好的礼物吧！

杨竹亭

　　在1940年秋天，我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录取在浙江大学理化系。到遵义浙大总部报到以后，才知道一年级新生要去离遵义城九十五公里外湄潭县属的永兴镇分部报到。那时候，分部的负责人就是储润科老师。
　　赶到永兴，我已精疲力竭了，因为当时这条公路还没有通车。所以在这一路上，我都是挑担步行。走到永兴分校后，就忙于办理注册、编班、选课等等手续。而在办理这些手续时，又必须经主任签字，所以人人都得找储老师。加之这时的上课设备都还没有齐全，大小事情都要找他商量，他也就日日夜夜忙得不可开交。他给我们初次印象是——一个“个子不高，样子精明”的人。他带着一副深度的黑边眼镜，口齿清晰，操着一口“宜兴官话”（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一位陪我同去的同学，在背地里告诉我说：“储老师是留学法国的钢铁化学博士，教无机化学。书教得很好，你以后就知道了。”经这位同学介绍，我在无意中对他产生了“肃然起敬”的感觉。以后再经接触，又知道他办事认真。
　　他负责分校校务工作，一丝不苟。老浙大是一个制度严谨的大学，这对初进大学的新生来说，是不容易习惯的。因此在接受严格教育之时，往往会与校方产生矛盾。而矛盾的焦点，又往往会集中在分校主任身上。有一次同学为反对参加“编级测验”而出现了“拒考”风潮。幸好学生代表去拜访竺校长时，被校长训斥了一顿。结果，大家只好乖乖地再进考场。
　　在浙大，对一年级的基础课程，抓得特别紧。同学们想获得一个及格分数，真是比登天还难。因此，每年有不少同学，因不及格的学分超过了规定限度，就被留级或开除。而储老师又是负责无机化学课的把关老师。他的课，条理清楚，听后发人深思，且有举一反三之效。凡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不愧是钢铁化学博士。”老浙大的许多理工科学生，大多在读大学一年级时，就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而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高级人才，这是与当年把关教师的辛勤教导分不开的。
　　储润科老师，又名储镐，江苏省宜兴县丰义乡人。他生于1900年，于1919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在中学毕业以后，就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史称“南高师”）的数理化部（即今之理学院），与朱正元等老师是同班同学，以后南高师改组成立南京东南大学。储老师于192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
　　他在东大时曾师从任鸿隽、王季梁、胡刚复、胡明复、杨杏佛等着名学者。毕业后先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以后又南归在淮安、扬州中学等校教书。他在扬州中学时，结识了东南大学的同届同学王驾吾先生。因此，他又对古文、金石、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1927年时，储老师应家乡父老之聘，回故里宜兴中学任教席。而当时在宜中的物理教师即当代着名的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储老师与校内的各科教师关系很好，后来成了莫逆之交。那时着名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也在宜中，所以宜中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在他们合作培养下，宜中也出了不少人才。着名的教育家蒋南翔（曾任中央高教部长）就是在这时候毕业的学生。
储老师与胡焕庸、邵鹤亭等人又是大学时期的同乡和同学，所以了解最深。以后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个“互助留学团体”，规定：“相互资助，轮流出国”去深造。结果由胡焕庸先生先行留学法国。以后轮到储老师时，已是1930年的事了。储老师出国时，是先到比利时，后去法国、德国、瑞士等国。
　　后来因为法郎兑换中国货币最为合算，而且在法国的生活费用也比较低廉，所以储老师就决定在法国停留下来，并考进了南锡大学研究院。1934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后，储老师回国。
　　储老师回国以后，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副教授，后升教授。到1940年秋，浙大一年级分校迁至湄潭县属的永兴镇时，储老师又受竺校长之命，任分校主任。以后他还兼任过浙大总务长，且一度被选为浙大教授会主席。浙大从竺校长主持校政以后，一向主张“民主办学”和“教授治校”的，而储老师被选为教授会主席，可见他在浙大教授之中，是具有相当威信的。
　　储老师对待工作十分严格，所以分校的学生和职工，都对他有些畏惧。但是他表面很凶，却心地善良，责任心也很强。有一次，重庆教育部给浙大分校的经费迟迟没有寄到，他焦急万分，因为这事关系着分校五百多名师生和家属的生活。如果这么多人遭到断炊危机，则学校的情况是不堪设想的！又何况这许多师生大都来自沦陷省区，囊空如洗，这如何得了？为此事，他几乎整整摇了一天电话（他的办公室在我宿舍隔壁），向遵义总校呼救，可是怎么也没有打通。后来他毅然决定，将分校图书和仪器向银行作抵押，要求紧急贷款。幸好，在那天晚上，汇款到了，才解了燃眉之急。可是总校的有些负责人，不明情况，还批评他是“无纪律”和“擅作主张”。其时，他对同事们说：“我岂敢作此主张，但是为了全分校五百多名师生免于饥饿，我什么责任都愿担当。”由此可见，他对工作的责任心。这年冬天，永兴特别冷。许多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因为要历经好几个省区而来，而且大多数是步行来的，他们翻山越岭，肩担书籍行囊，因此所带衣服不多。到了永兴，没有想到这里气候会跟家乡有这样大的差距，尤其是两广地区的同学，更是从未见过天上下雪。如今鹅毛大雪满天纷飞，怎能受得了！储老师身为分校主任，见教室里的某些学生，衣衫单薄，他非常不安，于是他主动打报告，向总部催发棉衣资金。在他的催促下，这一年的棉衣资金比往年提前发放了。
　　储老师是浙大迁永兴的第一任分校主任。凡事都是开头难。而要把一所五百多名师生集中一起的大学分校安置在两百多户人家的山乡小镇上，就更加难了。幸好地方士绅和四乡居民，都对浙大的迁来十分支持。他们除了把镇上最大的房舍如“江馆”、“楚馆”、“蚕王庙”等地方让给浙大作校舍外，各乡居民还分工把做好的新课桌椅等送来，作为上课用具。但是在这个镇上，还有一位国民党区党部的书记叶道明，就是不肯遵守县府的决定，不愿将区党部所在的南华宫让出给浙大作校舍。他还捏造事实，诬告负责湄永两分校的迁校任务的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和分部主任储老师，说他们派人“冲入党部冲散会场，并撕毁党国旗”等等，国民党区党部还派人到处张贴和散发传单，企图煽动地方人士起来赶走浙大，但是地方人士都不信造谣。而储老师闻知以后，也只一笑了之。所以我分校师生，照常上课。以后知道，这批小爬虫造谣失败，讨了个没趣。但是从这一件事可以证明，浙大的迁黔，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不少阻力。但是，地方人民是始终支持浙大的。是他们的支持，使浙大能在这里安定七年之久，并不断发展壮大。
　　那时的永兴镇，是距离湄潭县城有二十公里的小镇。这个小镇，只有一条沿公路的小街。全镇只有二三百户人家，又因为地处偏僻的山村，所以谈不上任何现代化的设备了。街上没有电灯，用水靠河水或井水自取。住房全是砖木结构，所以最怕火灾。一旦火势扩大，就不堪设想。可是就在这一年，男生宿舍（楚馆）西首的民房失火了。因为这个镇上既无消防组织，也无消防设备。
所以一旦发生火灾，只好眼看着火舌乱窜，老百姓都毫无办法。见此情况，大家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可就在这个时候，浙大师生知道了，大家赶到现场，进行拆屋、扑火、抢救。储老师当然也及时赶到现场，并亲任指挥。结果在三小时的全力搏斗后，终于把这场大火扑灭了，镇上绝大多数的房屋和百姓财产被保存下来。可是储润科老师因为离火势较近，衣服全烤焦了。而且又因为在扑火抢救之时，几小时的指挥呼喊，嗓音也嘶哑了。所以在次日为我们上课时，师生都相视大笑，因为他已成了“麒派老生”了。又一日竺校长闻讯赶来，看了现场，他非常激动地表扬了全体师生，并教导我们说：“要多为地方做好事，要永远保持这种好传统。”
　　储老师对自己一向是要求严格的，所以他对下面的职工也从不放松。这样形成了层层负责、人人律己的严谨校风。当时分校有一位会计陆瓒河先生，他是求是书院毕业的老学长，做事认真负责，从无分毫差错，而且勤恳踏实，几十年如一日。储老师闻知以后，就在当年他任职四十周年之际，发动在永兴的全体教职员工，为他举行盛大的庆祝会。次日还在早操课时，在全体学生面前介绍他的事迹，由此也教育了我们。从此，我们同学再也没有人为一点小事去会计室争论了。相反的，我们每次看到陆先生时，也像见到我们老师一样，总是向他敬后生礼。但是也有个别职工，暗地里在外面经商，被他知道后就立刻禁止。以后他还兼任了总务长，总务部门的职工兼商较为方便，但是他就是严命不许。
　　那时候，已是抗战的后期，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物价时刻飞涨，师生职工生活都十分艰难。但是我们浙大是一所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如果职工兼商，对学生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全校教职工都十分明确的，所以都能遵守规定。当时储老师自己，家有子女七人，师母多病，全家生活来源全赖老师一人工资维持。有时接济不上，他宁肯挨饿，也绝不去校方借贷。他教育子女以“清贫为乐”，实则是教育子女做事为人都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他平时生活总是节衣缩食，笑迎困难。这些作风，在永兴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储老师调往浙医大任教。当时全国上下正出现一片奋发图强的景象。这时期储老师也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了火热的运动中去。
　　他为了要使新中国的科学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常常日以继夜工作，不息地翻阅国际最新资料。他自己原已通晓英、法、德三国文字，这时还自学俄语。他过去是一向主教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等课的，几十年来，对教材内容早已了如指掌。在金属化学方面，造诣尤深，且为国内权威。可是他还是精益求精，不断更新内容，且把世界上最新资料引入教材中去。他为了要替医学大专院校主编《无机化学》教科书，曾不顾年事已高，去全国各重点医大征求意见。他为了培养研究生和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不论寒暑，有求必应，都热情进行帮助，直到他们弄懂满意为止。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为了在无机化学上为国家填补空白，曾呕心沥血，日夜试验，终于研制成了“高级光学研磨剂红粉”。
　　这一成就，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外汇。
　　储老师一生育人，一世辛勤，令人敬佩。他的光明磊落和刚正不阿精神，尤为我辈楷模。可是在“史无前例”的动乱时期，他身陷囹圄，惨遭不幸，于1969年4月6日去世。老师的一生为国家培养了无数的高级人才，凡是受过他教育的学生，都会牢记他的教导。他的业绩是不朽的！

朱兆祥
一、芳野
一想起浙大龙泉分校，就会想到晓沧先生。最近在电视里连续播放着名美国作家阿尔珂德写的《小妇人》，这更使我强烈地回想起晓沧先生来。
还在初中读书的时候，经老师介绍，买了郑先生翻译的同一作者写的三部小说：《小妇人》、《好妻子》和《小男儿》。
可惜那时自己年纪太小，还领会不了小说里描写的细腻的感情和蕴含的深刻的寓意，也不会欣赏晓沧先生的优美的译笔。可是我确实能够体会到他是倾注了全部思想感情来笔耕的，特别是小说中的佩斯姑娘之死一定是深深触动了他这位老父亲对于夭亡的三女的哀思，他在小说的章节间特别用纪念“我的佩斯”的诗文作为补白，这种深情强烈地感染了当时童稚的我，甚至到五十五年之后在电视上重睹这段情节时还令我记起晓沧先生的哀思之深。天下还有这样深情的父亲——我就是这样“认识”晓沧先生的。
我是因为极为偶然的机缘在1940年深秋来到龙泉坊下读书的，那时晓沧先生正是浙大龙泉分校的主任，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碰面了。
我知道晓沧先生非常爱坊下。这个因为叶氏节孝牌坊而得名的山村，竟然成为浙江省最高学府的战时校园之一，也许真的是一种缘分。这个村子处在群峰环绕之中，背负高峻的佛山，林树茂密，到秋天时许多桕树的叶子全红了。村前是一片小谷地，春天到来的时候，垅头流水呜咽，田边白鹭低飞，特别是油菜花香遍了田野，迷人欲醉。这种静谧的田园景色，真是令人神往而永世不忘。
最近读到晓沧先生的《粟庐诗集》，更加印证了我对他爱坊下的这一印象。
在他快要离开坊下的1943年夏，他写了首五律：
村路屡萦纡，昏黄抵岭隅。尘间万籁寂，峰顶一星孤。
鸟宿高枝隐，萤飞清夜徂。此乡如可住，吾亦爱吾庐。
依恋之情，掬然可见。他在诗集中多次描绘了坊下的景色，“山深十里绝尘氛”啊，“烟罨群峰真似梦”啊，特别是一些隽永的联句，例如：数峰岚翠里，三五白鹇飞。（《回芳野途中》）天边众峰静，松外一星低。（《筵罢归来路中即景》）犊载芳田曲，凫眠渌水湾。（《龙泉遇空袭警报，敌机未至，解除后即景》）野芳多映日，红树好题诗。（《警报解除后，途中得句，因足成之》）这些都是在归途中对于坊下四周的观察，这简直比我们今天能够设想的还要逼真和美丽。后面二联可能启发了他自己，使他决心想把“坊下”用浙西方言的谐音字“芳野”来代替。
公布这个建议是在1941年的元旦全校师生集会上。那天的集会是在曾家大屋门前的稻场地上，和坊下村里鸡犬之声相闻，田园风味特别浓郁。晓沧先生即景生情，提出来可以把“坊下”改作“芳野”。英文的译名也有了，叫做“The Fair Field”，他说芳野和Fair音意都相当。我特别注意到他在英译名之前加上了定冠词The。那天，晓沧先生的心情特别好，还译了两句英诗当作春联，向大家祝贺：
抛却旧年无碍，往事等尘埃；
笑指前程须努力，新境又重开。
也就在同一个会上，胡伦清先生颂读了一副自撰的对联：
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
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
这副对联后来就贴在曾家大屋的屋柱上。下联给予了离乡游子在遍地峰烟和艰难生活中坚持在芳野的魅力。上联包含一个着名教育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办教育的典故，因而不大能够被青年所领悟，实际上是介绍了晓沧先生师法我国古代书院传统，强调学生自学为主，师生关怀问辩，在学院环境中相互熏陶成长的教育思想。芳野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环境。
二、学生
大概就在1941年1月里，有一天，晓沧先生轻悄悄地在工学院一年级公共教室的门口探首，呼叫崔盛钰和我的名字。我应声而出，走到门口。他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两位，还有理学院的冯慈珍，获取了中正奖学金。”对我来说，这个消息犹如范进中举的喜报一样，因为我之所以能够进浙大，是我当时集中在丽水的几个老同学倾囊相助，凑了大概不到一百元的钱，才跨进了大学的门槛。而这时的口袋里已经一文不名，而且没有什么希望可以开辟财源。这四百元一年的奖学金就有可能保证无忧地度过四年大学生活，虽然我有点憎恶奖学金的名字，特别是怕中奖以后会带来什么政治限制。我问郑主任需要办什么手续，他说：“还只是一个电报，什么文件都还没有来，我性急来告诉你们。”他本来可以叫个职员来说一声，或者简单地公布一下，却亲自跑来了。他看上去不大像个主持分校大计的主任，而是一位长者，甚至是一个父亲那样。这样，我们才真正地认识了。在言谈中，他知道我们三个都是宁波府属的人，这似乎特别引起了他的兴趣。
晓沧先生是一位教育家，听说是杜威的高足。他身上有浓郁的儒家色彩，又有西方的君子风度。他特别主张谆谆善诱，主张启发开导，从不疾言厉色，和同学亲如家人，我在和他的第一次接触中就切身领略到了。他着意把芳野形成为白鹿洞式的书院，推行导师制，使教授和学生亲密结合起来。他不热心用严厉的规章制度把学生制服，而着眼于创造好的校风，使学生在好环境的熏陶中成长。
有一次，他发现在学生中正逐渐形成聚餐的风气，同学和导师为联络感情，同乡会、同学会，甚至我们几个姓朱的同学还成立了联谊会，都用聚餐方式活动。他就亲自跑到学生中劝说，为了建立好的校风，希望这种聚餐风不要再延续下去。
在分校两年，我只看见他发过一次怒，甚至可以说是盛怒。那是在一次夜自修中，汽油灯突然熄灭了。同学们立刻顿脚鼓噪起来，先喊“谢庆龄”，再喊“打倒沈金相”。沈老师是郑主任的一位学生，从着名的绍兴中学校长任上被他请来主管训育工作的。灯光重新出现之后，我们发现郑主任已经站在讲台上，用盛怒的口吻说：“刚才好像发出了怪叫声，在大学的讲堂上怎么允许这种野蛮的呼喊，这和大学生的风度多么不相称！”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激怒过，他的眼睛已经因为盛怒在镜片后面变成三角形了，说完他就气冲冲地走了。
过不了十分钟，他又在教室中出现了，这一次是非常和颜悦色地说了一阵，前后态度判若两人。他大概发现刚才的失态有违他的宽容的信条，便亲自身体力行地跑来纠正了，这就是晓沧先生。
我很喜欢晓沧先生着意培育的分校的环境，虽然我非常欣赏几位名教授的讲演，听朱叔麟、郭贻诚、张树森先生的课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但我尤其喜爱自学，喜欢自己思索问题。寒暑假期无钱回家，我总是用来自学，把下学期的主要功课自修完了。所以我在平常显得是一个不太用功的学生，同学们把我叫做“怪物”。1941年夏天，教育部举办了一次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赛。浙闽考区就设在龙泉分校，福建邵武协和大学和丽水英士大学都派了代表团来。
晓沧先生对这次盛典非常高兴，我在校内初选赛中失利，结果晓沧先生却以平时成绩好为理由让我参加了数学和国文两门竞赛，这在校中是少有的。国文的题目是“三民主义的真谛”，讨好既非所愿，写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持农工”必定不中怀，所以肯定无望。数学题有两道在学习范围之外，那天急中生智，自己创造了偏微分的概念把问题解决了。谁知就靠这点点“发明”，居然占了鳌头。不过这是后话，当时两场下来，懊丧之情可知。另外，晓沧先生还为黉宫盛典赋诗歌唱，同学中有安徽同学善诗，和主任唱和再三，可惜在“粟庐诗集”中竟找不到痕迹。据他女儿竺英说，浩劫中诗集散失，现存的还是晓沧先生后来背出来的，遗漏当然难免。当时庆典欢娱之情，还历历如绘，展现眼前。特别是协和大学男女同学活泼融洽，给龙泉分校带来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那时我内心中也酝酿着一个强烈愿望，那就是要走向人群。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火热斗争中的伙伴，我感到寂寞和孤单，我必须走向人群。
作为第一步我去参加了外文系潘天民等创办起来的浙大歌咏队，记得练习的第一个歌是冼星海写的曲子：“我们唱着歌，赞美新中国。”在歌咏队里我和潘柏西、孙谨夫、袁嗣良等熟悉起来，我们还一起开夜车出了几期壁报。郑主任是支持同学中的文艺活动的，也没有要求我们到训导处去登记。
我还发起创立了一个天文学习会，这个团体的成立是和晓沧先生的直接倡导分不开的。在现在的《粟庐诗集》中可以发现他不止一次写“峰顶一星孤”，“松外一星低”。还可以再举一例，五律：粗了公家事，归途聊自娱。孤星耀天末，片月上云衢。境寂筇声响，风飘树影疏。遥看一灯处，笑语是吾庐。
晓沧先生多次提天边孤星，绝非偶然，因为这些诗多半写在秋夜归途中，这时在龙泉能看到南天最亮的明星：天狼星。一天晚上，我和陈俊元正在操场上观星，晓沧先生拄着手杖走过来了，发现了我们的天文学爱好，他也饶有兴趣地和我们说起星象来。那年9月21日，在中国境内可以看到日全食，遗憾的是龙泉恰好在日全食带之外，邻省的浦城则在带内。他示意我们是否组织一个小队伍到浦城去观察日全食，要我们搜集一些资料。龙泉分校图书馆图书太少，他就亲自带领我们到邻村浙江图书馆的战时藏书处，取得馆长支持，按目录卡开箱找了一批书，做了个把月的准备。
临日食期前两三天，他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浦城。我们这个小队伍有六七个人，多是因家乡宁波沦陷无法回家的宁波人。头一天步行到八都，在这个闽浙赣边区的枢纽重镇住了一晚，还在镇上做了一些关于日食预告和破除迷信的宣传。第二天就找到一辆货运卡车搭车来到浦城。在那边我们和陈晓光会合了，他那时住在一个福音堂里，晓沧先生和我们一起到了晓光那里。他住的房子勾起晓沧先生二十多年前生活的回忆，他说：“这房间和我在威斯康星住的房子真像。”那天我们落实了住所和次日观察日食的地方。
观察点借设在浦城梦笔山上一所师范学校里，这里原是浦城宿儒真德秀先生的读书草堂，现在只留得断碑残碣了。在一排玻璃窗下的过廊里，我们把带去的望远镜、黑玻璃、时表和温度计等一些少得可怜的仪器布置好了，便和晓沧先生一起兴致勃勃地等候日食时刻的来到。遗憾的是那天有薄云，我们满心希望薄云会散去，岂知上天负了苦心人，临食前五分钟，来了大片乌云把阳光整个遮没了，使我们丧失了目睹这场动人心魄的全食的机会。天一点一点暗了，山上的鸟雀急急忙忙地回巢，最后伸手不见五指。待再明时，山上的乌鸦最先叫着飞出山去了。这便是我们在那年全食看到的仅有的现象，再加上一张食日温度变化的记录。
虽然是一次终身的遗憾，可是这三四天的共同生活，使我们和晓沧先生之间增进了相互的了解。诗人的气质加上他对天文学的爱好，理当会对那天的失望留下好诗来，可是我没在诗集里找到。只有一首关于我们在归程从八都买船下龙泉的一首七绝：
白云舒岫欲晴天，桂子香时好放船。
诗思飘来不知处，浪花千叠赴龙泉。
没有遗憾和失望，而是随着天气放晴的开朗心情，简直和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情绪一样。其实我们那天六七个人挤在一条小船里，山涧水急，我们几次遇到险情，晓沧先生都是“笑指前程须努力”，领着我们向前看了。
此行的结果是我们观测星象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我和俊元几乎夜夜观测，每天都到半夜。有一次为了观测月掩火星的奇景，我们一直坚持到凌晨三点。我们和中国天文学会、福建气象局等单位取得了联系，从那边搞来了一些星图，那时我们已经可以背得周天一千多颗星星的名字。我们感到这种追求和探索的幸福不该由我们独享，就于1941年年底在芳野发起成立“天文学习会”。来参加的同学很多，新来的一年级同学也有好几位，在他们中我认识了任雨吉、丁儆、王家宠等。我居然从天文这样远离人间烟火的东西里，实现了走向人群的愿望，这是始料未及的。后来任雨吉把天文学习会带到遵义，又从遵义带到杭州，生命延续了五六年之久。雨吉至今还保存着天文学习会的一些文件簿册，这也不是当时所能想到的。这里面晓沧先生起了诱导创始的作用，恐怕现在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也就在那时，我参加了筹建芳野剧团的活动。我不会演戏，就自告奋勇当后台主任，负责布景、服装、道具之属，以及绘制在城里公演的海报。那时剧团演出了田汉的《烟苇港》和夏衍的《一年间》等救亡话剧，也演了几场勉强和抗战挂得上钩的京剧，这都是1942年年初寒假里的事。剧团的发动面较广，把一些活跃的同学，甚至有两位职员也卷进来了，文书科里有一位郁嗣兴，饰《烟苇港》里的小秃子，唱一个滑稽的调子：小秃子今年吆二呀二十五。如今还没有，讨老婆。……
后来他因此得了一个小秃子的雅号。还有我教室里的邻座朱祖培是全才，既演话剧，又演京剧，作了很大的发挥。晓沧先生是很支持戏剧活动的，据说他后来还为剧团写了剧本，不过这已经是我们离开龙泉以后的事了。
在我走向人群的“事业”中，我险些闯下一个大祸。
龙泉分校有一位教三民主义的方先生，据说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平常着一套草绿色的呢制服，戴一顶拿破仑帽，手持司的克，走路神气活现的，同学们早已经有些厌烦他了。本来对于他所上的所谓部定的“党务教育”课，学校里是不重视的。同学们本来就知道这批国民党里吃政治饭的先生胸无点墨，对于这类课程敷衍一下，应付考试也就完了。谁知这位先生还不如军训教官知趣，很不识相，要严格要求，不断考试。这就激怒了同学，明知硬干要吃苦头，就采取开玩笑的办法，寻个开心，弄一个哄堂笑。起先是小弄弄，让这位教师进教室时出个洋相；后来渐渐发展到画个逼真的像来挖苦取笑他，甚至在黑板上钉上一只稻草缚的瓷碗，旁有“当心”二字，以示警告。有一次，黑板上写了几副对联：
岁将暮矣胡不归，日至中天将何往？
郑宗海博学如海，方中天坐井观天。
不耀宗不光祖辱及先人；
害中国害天下祸贻后生。
这种嵌名对联冷讽热嘲，甚至骂他讲三民主义是祸国殃民，问题可谓提得尖锐。我却感到这种嬉笑怒骂固然使他难堪，但思想揭露不深，就发动理论攻势，跟他当堂辩论。因发现他用一本周佛海着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作教材，就指责他用汉奸的书作教材，居心何在？又指出周佛海说共产主义不合国情，共产党人放火，汉奸的话怎么可信？说得他脸红耳赤，狼狈不堪。有一次，快要临近期末，他偏偏又来考试。我看大家无心考试，就和朱祖培、姜兆望二人自己出了五道考题，由我和朱祖培到教务处支走油印工人自己油印好了，事先发给同学。到考试时，“狸猫换太子”，然后一声铃响，大家同时交卷，演了一幕世上未曾有过的滑稽剧。我的芳野日记上记下了此事的经过，而且写上了“能够参加这次考试的人，真是幸福，因为恐怕世界上不能再有这样考试出现了”。
事发之后，晓沧先生知道了。他亲自跑到教室里来说：“原来你们搞了一次集体大作弊，这件事要彻查。”可是谁也不说，查了很久查不出来。于是校方顺藤摸瓜，摸到油印室，因为整个山村只有这一台油印机，至此真相大白。召开了校务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据物理学助教斯何晚先生来告诉我们，这位方先生力主开除我和朱祖培，可是我的导师朱叔麟教授和郭贻诚教授竭力反对。
他们分析说，根据我的平时成绩，绝对不会作弊，朱祖培后台很硬，也绝对不会是政治闹事，此事必有原因，于是一场风波就在无声无息中平息了。至于身为分校主任的晓沧先生对此事持何态度呢？当时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我只能从另外一件事情上知道他的态度，因为不久之后，他请我到他家里当家庭教师，帮助竺英和德基补习数学，而那位方先生，从下学期起就没有在芳野露面了。
三、教授
龙泉分校在芳野的成长，在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别的大学都往后方撤，唯独浙大却返回来在地临前线的龙泉设立分校。芳野太偏僻了，校舍太简陋了，可是为什么竟能集中一批优秀的教授和一批优秀的学生？
有人统计过龙泉六年一共招收了一千来名学生，而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竟从中出了一百多位闻名国内外的学者、教授和专家。
没有当时分校教授们打下的深厚基础，就很难设想今天的硕果。那么，教授们为什么愿意到龙泉来，这凝聚力来自何处？
当时的教授是一种自由职业，来去自由，分校所以能在短期内矗立起来，聚而不散，凭借的是教授们所喜欢的人事环境和学术气氛，这正是晓沧先生所着意创造的。他礼贤下士、知人善用，教授感到受信任，因之未来者向往，已至者驻足。晓沧先生对于孟宪承先生的虚席以待的诚心相邀就是一例。
孟先生是盛名的教育家，原已随浙大迁到广西宜山，因为怀念留在苏沪的家庭又返回孤岛。晓沧先生主校后就千方百计设法请他来龙泉主持教务，有诗为证：
星移物换尚流离，奔进艰难又一时。
瘴雨龙江惜长别，庆云括岭喜昭垂。
多文夙仰人中杰，乐育咸尊海内师。
此去五湖归梦近，佛山深处好栖迟。
人杰海师一对真是肺腑之言，也是芳野师生的共同认识。对于孟老先生，分校学生莫不恭敬尊重，他谈吐严谨，教学认真，对他的英文课，都是敬三分，畏三分。
还有一位英国文学教授林天兰，同学们也是敬畏并加。他好英诗，常常叫同学在堂上背诗，他坐在旁边击拍静听。这件事虽然说不免常常使同学紧张，但也使得我今天还能背出几句来，例如：
让它忘记吧！
像那赫嘘作响的脚印，
在那久已遗忘的飞雪中。
有的诗句是隽永的，而且和当时的抗战的脉搏相呼应，例如那“我跟死神有了密约”的第三段：
天都知道，最好的是深深地
枕倒在温香的绸枕里，
在那里爱神跳动在快乐的睡梦里，
脉搏贴近脉搏，呼吸紧随着呼吸，
沉默中的觉醒是多么亲密……
但是我跟死神有了密约，
在那满城狂焰的午夜里，
当春天在今年重行北返的时候，
而且我将忠实于我的誓言，
我将绝不会使密约废弃。
我觉得诗末后两句话有悲壮的气概，我喜欢它，可是译不出那股滋味来，不要看天兰先生有点洋气，他却写下了《抗战声》大合唱。1939和1940两届曾排练和演出过这一清唱剧。他选的散文也有隽永的意味。《通才教育》宣传了大学的思想，到近五十年后我亲自去创办一个大学时，还感到这篇散文的影响。《习惯乃第二天性》一文中，我捡来了许多格言式的警句，例如：在这个平平淡淡的世界上，所有的好事总是隐蔽在与其伴随的鄙俗之中。
我在日记里翻译了这句话，而且写道：“尤其是以世界上最艰苦的任务担负于自己肩上的同志们，是更应该体味出这句话的深意的。没有一个不到穷人队伍里去的人，却能干出为人群谋福的事。”可是，我的英文没有学好，这毕竟成为终身的憾事。在大学四年，我从不知道害怕考试，唯独英文考试除外。
有时候，我不得不清早起来坐在厨房大灶之后，借柴火的光来读英文，心里却笼罩着对于当天英文考试的担忧。有一次英文大考，题目出得实在太难，林教授开口了：“先作两题，等空袭警报来的时候，你们就留下卷子，管自己跑出去。”这句话真是救星，而且不久警报也真的响了，大好时机，大家像释放出来的笼鸟一样，兴高采烈地跑出去了。可是后来林教授宣布以做完三题为标准，大家无不为他的严格要求而懊丧万分。
晓沧先生、宪承先生和天兰先生，像是岁寒三友，都是着名大学的留学生，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在分校里三位老人的融洽相处是稳定群心的良好保证。
另外，晓沧先生还有深湛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
他和徐声越、胡伦清先生等中国文学教师之间诗词唱和的雅兴，更是别有风味。他有一首谢徐、胡赠诗的七律，后半阙是：
老树殷勤遮古屋，秋光明瑟媚前溪。
虚窗素壁才容膝，多谢诸贤为品题。
情景逼真，描绘出战时蛰居，鸿儒往来的陋室铭来，这种友情是弥足珍贵的。不但如此，晓沧先生还给石坑垅村学校自建的树皮木屋宿舍题名为“风雨龙吟楼”，和住在那边的单身教职员结社吟诗，极一时之盛。请看他写的五律，“风雨龙吟社首次社集”：
高士爱幽林，宁嫌云屐深？虬松能折节，空谷有知音。
伫目山河靖，长歌天地心。斯文风雨会，不绝听龙吟。
这不仅仅是雅兴，试想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来到芳野的都是乱离之人。尊称他们为爱幽林的高士，是在寂寞空谷中听到足音一样难得的人物，赞美他们是能屈己下人的虬松，是不嫌道途遥远前来的有抱负的人。而一校之长和这群高士在一起，歌我赤子之心，期待抗日胜利，这是一幅多么融洽无间的图画。
在理工科方面，晓沧先生延聘了朱叔麟、路季讷、郭贻诚、董聿茂、朱重光、张树森等名教授来。文理工农，各个主要学科都布满了棋子，使得小小芳野也做到了海纳江河，有了一个大学的雏形，而不仅是英士大学那样的专门学院。
这种通才教育的具体实践，是师生聚集的重要原因。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导师朱叔麟教授，他为学生所打下的基础是够我一辈子受用的，难得的还有他思想上的开明。他说：“教育部为了要管制学生的思想，弄出导师制来。但是我做导师是不行的。我主张的是思想自由。思想是各个人头脑里的东西，怎么有叫自己放弃自己的东西而跟了人走之理。只要是好的对的东西，就什么都不能干涉他。”他又说：“我从来不参加总理纪念周。
要我在纪念周上去讲些政府里怎样怎样好，三民主义怎样好，那些真是说不出的。因为我明知他们是糊涂得很的。”
数学系还有一位毛路真先生，讲微积分、高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上课从不带讲稿，只带两支粉笔，一堂课下来，刚好把粉笔用完。据说这是南派功夫，大家十分佩服。
物理系的郭贻诚教授是大家十分敬重的，他非常重视基本概念，反复强调，他的辩问“马拉车，车拉马，为什么它们还是前进了？”给同学们很深刻的印象。可是他的五分钟测验，常常使大家紧张万分。虽然怕他，却又爱他，这便是名教授的风度。物理教授中还有一位周北屏先生，刚刚从美国加省理工学院学成归来，小班上课，和同学们亲密无间。
分校的青年教授像吴浩青、陈叔陶等老师，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为晓沧先生所特别器重。他们在那艰苦的战时环境里，却可以常常写论文到外国着名期刊上去发表，晓沧先生也常常拿这些事例来鼓励学生。
好老师的事说不完，晓沧先生除了他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外，他在浙大长期当教务长的办学经验对龙泉分校也是非常有益的。当然在浙大里，校长竺可桢的办学思想是起决定作用的，然而实际上他们二人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
四、别龙泉
最后，我还该说说离开龙泉的事。
龙泉的明山秀水，翠岚红叶，真是要修几生清福才能享受，但是龙泉还有另外的一面。只要打开曾家大屋的窗子，就能看到两三个碉堡蹲坐在对面的小山上，一股肃杀之气，真是大煞风景。晓沧先生有一首七律：“龙泉不寐，得句，旋足成之”，从侧面道出了碉堡的底细：
龙泉宁有潜龙蛰，俗敝民贫奈尔何！
烈日敲神祈免旱，深宵振鼓听驱傩。
人穷半仰菰为活，田少长愁谷不多。
赴壑流民来避地，山中豹变待南讹。
我猜晓沧先生的“得句”，大概是指中间两联。山乡深夜击鼓驱鬼，低沉而恐怖的鼓声，可以叫人在不眠之夜冥想很多，想到老百姓的贫困愚昧和他们的命运。最后一句有两个典，看不懂，拿《辞源》一查，才知“豹变”是指状态变迁，“南讹”解为教化。毕竟是教育家的心肠，以为教育可以救民于贫贱，而宣铁吾辈频繁来往龙泉，想的却是镇压。我们初到龙泉时，就听说当年方志敏部队北上抗日，曾经过小梅、八都，播下革命种子。乡间还流传粟裕、刘英部队，曾活跃在浙西南地区，龙泉是个中心，贫民云集在他们周围，碉堡就是为了对付他们的。
我在龙泉两年，没有人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在离开家乡时，中共鄞县县委书记对我说，大学需要有人去工作，这才使我下了报考大学的决心。千辛万苦入了学，就连忙给组织写信叫转关系。我也收到回信，说是：“书已寄出。”可是苦等、苦找两年，始终没有接上关系，这事使我纳闷很久。
解放后我在中央文委遇到邵荃麟同志，说起他曾于1938年以党的负责人身份率领流动剧团去龙泉和县政工队合作搞救亡活动，那时在城里是有县委的。1939年形势转变，他就撤离龙泉了，不知是否此后县委迁农村了，反正那时在城里看不到党的活动的迹象。那时从宁波迁来的党员分居丽水、松阳、龙泉、南平、永安各地，都因党的关系没转到而苦闷异常，在通信中都是想“家”之情迫切。1941年初新四军事件之后，一切显得十分困难。在我“投向人群”四处找朋友之时，也“发现”一些奇怪的人。譬如女同学谢福秀，男同学叫她“Loud Voice”，因为她说话声音特别低。她爱唱《延水谣》、《国际歌》，讨论问题时总喜欢把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她说：“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世界，将是没有竞争、没有进步的世界。”后来我发现她是个基督徒，她的爱好和见解是在参加上海青年会的活动中培养的。我也发现先修班的郑生和是倾向进步的，在他的书箧里有《帝国主义论》、《政治经济学》等书，后来他把这些书送给了我。后来分校来了一个真的共产党员，那是国文专修科的翁心惠，他是因宁波沦陷而逃了出来。可是失去了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因此什么活动也干不成。
1942年4月，分校已经决定不办三年级，回家、留龙都不可能，我们只有西去贵州入浙大总校一途了。首要的是筹措一笔路费，在当时可说是一筹莫展。到七月初要出发时，我的手中只有物理系周北屏教授资助我的五十元钱，这是他从不富余的工资中节省下来，因听说我西行路费困难主动送来的。晓沧先生想给我一笔束，叫德基送了一个红包给我，我感到实在不好意思收下这笔酬金就推辞了，后来由郑师母出面送了我一些生活用品，说是路上好用，我才收下了。郑生和几经思考，设法给我一张划款的信，叫我到半路上建瓯县一家开柴爿店的同乡借五百元钱充路费，由他的父亲在家乡归还。这笔钱使我有可能跑到遵义，但也使我有一个毕生的遗憾，因为到解放后我才知道，这封划款信到郑家时，他的农民父亲也因时艰搞得山穷水尽，他只得借了钱才把这笔划款补上。翁心惠临行送了我一首诗：
朱老板出门到远方去了，
满心希望贩回满载的货色。
等我在这里学会了算盘，
一起打回闹热的东大街去。
这首诗的隐语不言而喻，在宁波时他是我们所在的高级工校的支部书记，我是负责联系学生工作的鄞县县委学委委员，所以他戏称我为“老板”。我把我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笔记、一本《唯物主义论和经验批判论》笔记，以及郑生和送我的书留给他了。
但是临行之前，龙泉发生了一件悲壮的不幸事件：中共闽浙边委书记张麒麟同志，因在龙泉宝溪乡受到国民党搜捕，带领十余人向遂昌方向撤离，被浙保二团包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龙泉的反动派残酷地砍下了张麒麟等的首级，挂在龙泉县城号令示众。据最近读到的龙泉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龙泉县民国时期大事纪》初稿的记载，张麒麟同志生前担任过龙（泉）浦（城）县委书记，浙西南特委书记兼江（山）浦（城）县委书记，处属特委书记，被选举为党的七大代表，闽浙边委书记等，长期坚持在龙泉，他的牺牲是党在浙西南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据记载，龙泉地处边界，在不少村庄都建过苏维埃政权，是浙闽边委的活动中心。与此相对，国民党则设立闽浙赣三省绥靖指挥部，1941年后成立龙遂浦庆四县联合清乡办事处，组织龙泉巡回清乡工作队，所以斗争特别尖锐。不过斗争重点在农村，无怪城里和大学里冷冷清清了。
我去贵州是从步行开始的，从龙泉经查田、小梅入庆元县，再经竹口、新窑入闽，正是昔年红军出没的地带。没有组织和同志的送行，唯有张麒麟同志炯炯不闭之眼的目送了。这是1942年6月底的事，浙赣线的日军南下常衢，丽水和龙泉处于危急的前夕了。
我听说，后来龙泉分校也沿着我们离龙泉的路线到福建松溪大埔避难，而大埔又恰恰是鼠疫炽盛之区，刚逃离战争恐怖，又进入鼠疫。在那里竟是晓沧先生所说的“眠少常愁秋夕永，楼高厌听哭声多”的场面，真是“苍黄几翻复，去住两艰难”。到了“林叶始丹”时节，才又搬回芳野。
到年底时，可能芳野发生了一次风波，使晓沧先生萌发了离去的打算，“卅一年除夕感怀”诗中有云：
莫问廛寰事，璇玑自在行。
刁鸣催发白，瓢空益心清。
过隙光何迅，安樊气肯平？
薪传期不尽，谁与共扶倾？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了这么大的气，虽然几经挽留，最后终于离开芳野了。他在龙泉的最后一诗是“别龙泉”：
不去又竟去，匆匆尽室行。
五年长作客，一别若为情。
佛岭攒眉翠，灵溪悬濑鸣。
他时重到此，川渎得毋惊。
他走了，芳野之名却留下了。听说后来地方上也把坊下正式叫做芳野了，五十年后还依旧叫芳野。晓沧先生已在1979年作古，可是芳野之名将会永久存留下去，如果昔年校友中有诗人的，该是最好的题材了。

解俊民
1937年下半年，我们新考进浙大的学生，在杭州才上三个多月的课，便由于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登陆而匆匆迁往西天目山。上课未满一个学期，又下山开始随着全校大批人马节节西迁。整个西迁行行止止的过程给我们创造了跟老师们频繁接触和交往的好机会。每个同学都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一些颇为感人的品格、素养以及各不相同的处世风格。
胡老师在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期间，和同学见面的机会不多。尤其是迁校期间，苏步青老师任行军总指挥，而胡老师一直任先遣队和后勤筹划组的负责人，负责调查研究新校址的办学条件、联系交通运输以及地方人事关系等各方面的工作。他和苏老师都是科学家，习惯于脚踏实地工作，事事都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行，因此都能取得实效，成了竺校长的左膀右臂。胡老师因先于大部队到达目的地，不能在旅途中和同学们一起行动。而在每次迁定后又忙于全校的内外行政杂务，不能经常开课，以至于同学们总以为他是一位校领导，而不是能够常和同学们接触的专业教师。可是当理学院最后于1941年夏迁到湄潭，与农学院师生朝夕相处之后，学校便大体上安顿下来，他也就开始常和广大师生见面了。
我恰逢此时毕业，留校任物理系助教。我随全系迁到湄潭后，有幸经常跟随胡老师左右，当他的见习生和助手，从而有机会常常接近他，了解他如何思考和处理各项工作。有时胡老师也让我提点意见，出出主意。在我跟随胡老师的所有日子里，受到他很多的教益。
过去我在书本和黑板上每见到“满腹经纶”这个词儿，总理解为用来称赞某位达官名士，把他奉为熟读经史，能诗能文，文韬武略，有着异常卓越才华和见识的人。可是跟随胡老师一段时间之后，渐渐发现他不仅对新的“西学”和旧的国学都有相当深厚的功底，而且对于中西文化的精髓也有着相当精辟的认识；又亲眼目睹了他在祖国的高教事业上目光远大，深知教育事业乃是国家命脉和民族生机之所在；这才发觉“满腹经纶”这个词用来赞美他是十分恰当的。
一位对青年人有爱子之心的长辈
那时我已知道胡老师是一位在学术上有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位博学多才且爱国心很强的学者。他虽对当时国内的政治现状从不高谈阔论，公开发表意见，或表露愤世嫉俗之情，然而他对于旧统治者的狡诈手段和狰狞面貌是深知的。
我在湄潭当物理助教时，由于系里助教人手太少，我的工作就相当吃重了，加以营养不良，每晚临睡前总是感到疲惫不堪。那时候我要同时准备三门高年级物理实验课和担任保管仪器之职，还要跟王淦昌老师学习光电管的研制。此外，还要帮助朱正元老师辅导化学系二年级的普通物理课。不久朱老师长期病卧，我便代他讲课兼辅导，还负责该年级于1942年暑期在永兴镇补上的普通物理实验课。在业余时间我除了继续参加过去在遵义即已参加的黑白文艺社和质与能社的各项活动外，还要跟随胡老师，当他的助手。不过，那时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倒是既紧张而又丰富多彩、充满生趣的。
胡老师是当时竺校长在湄潭的代理人，常要与国民党的湄潭县党部书记长打交道。他对于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在遵义和湄潭接二连三地非法逮捕思想进步的师生极其反感。1942年的初秋，他从湄潭县党部书记长那里听到我有“搞外务活动”的嫌疑后，深感担忧。有一天便对我真言相告，劝我尽快离开浙大到重庆去工作。重庆不像湄潭，是个大城市，我这个普通青年不会受人注意的；我在物理系所做的教学工作相当得力，系里师生都会舍不得我离开，但是万一被逮捕，学校是没有力量保护我的。而据国民党湄潭县党部书记长说，逮捕我是很有可能的。
我初次听到这番话，并未介意，还天真地认为自己不是中共党员，又无任何“外务”，国民党为照顾到自己的声誉，总不至于盲目乱抓人的。至于要我突然离开母校浙大，实在心有不甘，而对重庆何处可去又感到茫然。我就这样一直置之不理，心里想，过去在遵义师范宿舍住时，校长办公室的诸葛秘书经常在晚餐后出现，散布警备司令部的“最新黑名单”，借此让三青团员观察各人的动静，而事实上日后被逮捕的一批批师生大都不在这些“黑名单”当中，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可是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胡老师又再次慎重而恳切地轻声相告，劝我切不要再拖延了。从最近县党部书记长谈话的口气听来，情况又比几周之前更紧迫了。事不宜迟，还是快走为好。幸好他和几位校系领导人早有准备；为了不让我吃眼前亏，已经为我联系好调到重庆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去当助研了。在那里有一位几年前浙大物理系毕业的老校友，他为人热情厚道，在那里工作已久，能好好照顾我，而且他已有信寄来，表示欢迎我去。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胡老师虽不公开谈论政治和时事，也不常与进步同学交往，言行一贯持重，态度端庄和蔼，但是思想并不顽固保守，倒是真正进步，有正义感的。
他思想境界高而深沉，见识远大，是一位衷心热爱青年学生和祖国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育家。当时我的思想算不上进步，也无进步活动，可能是以前写的一篇校报文章触怒了当训导长的国民党党棍姜琦，尽管他被迫离校，可能他未忘仇怨，才设法逮捕我的。若不是胡老师的再三恳切相劝，又暗中切实相助，我是肯定要吃眼前亏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胡老师常忙于校内的和理学院各系的重大教学行政工作，难得抽时间来讲课。而每讲一课总是讲得很长，滔滔不绝地叙述有关实验定律和基础理论的发现、综合、总结过程，包括一些重要概念的来龙去脉和穿插其中的简短的名人轶事，讲得津津有味，声音却很低。每次下课铃声已经响过了，他总似乎毫无反应，以致同学们每次下课，总超过食堂的开饭钟点。但从来无人抱怨，至多说胡老师虽是物理学家，却不重视三个基本物理量之一的时间的观念这一类玩笑话聊以自解，小小的不满早已被胡老师苦心传授真知的热情消融了。
胡老师平日对同学的态度一贯是热情而慈祥和蔼的，可是他在关键问题上却十分认真严格，毫不放松。他在每学期开课之前对于理学院各系学生的选课单上院长签字这一关从不随便走过场，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和每一位同学谈话相识，了解其前两学期的学习成绩和志趣，给予适当的指导或忠告。他严肃认真地询问每一位同学一两个问题，查阅前两学期的学习成绩，同时趁机以一个领导人的立场审察各门课程开设的普遍效果。他为了严格把好这一关，总是十分沉着，丝毫不受周围同学们催迫心情的影响。他热情地同每一位选课同学大谈学习志趣和当时世界尖端科学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科技发展需要等。如果发现哪一位同学前两学期的总成绩或两门必修课的成绩不佳，就不让他（或她）多选课，尤其是未及格课程的后继课。而对本专业的钻研劲头不大却倾心于其他专业方向的同学，便向他们介绍和建议选一两门跨系或跨学院的课程，向边缘学科研究方向上发展，有助于其成材。例如我们物理系1942级的梅镇安同学尽管物理学的学习成绩优良，但她爱上了生物科学，而且已经选习过一门生物专业的基础课了，学业成绩优良，胡老师就劝她再加选两门生物专业的课，等她填好选课单，才给她签上字。二十年后，梅镇安同学果然在生物物理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来成为北大生物系生物物理学教授。
一位博才多艺而忠于职守的“先遣队队长”
胡老师的教育工作责任感极强，从不主观臆断。他习惯利用中午或傍晚的下课、下班时刻在十字街头等他要等的师生员工，碰头交谈。人们常可以在去食堂或回家的路上见到他在路边或墙角跟一个人谈着话，而在用完餐之后仍然见到他俩站在原地交谈，谈得更欢，好像非要把一件事谈透不可似的。
在整个迁校过程中，每迁一地，胡老师这位先遣队和后勤工作筹划小组的首脑都要在至少两三个月之前付出大量精力，做一些重要的有时却相当烦琐的实际调查访问工作。当开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新迁地点的方针大计时，常会有一些老师乐于根据自己的诗情画意或从古书上取得的某种灵感，来表达自己坚决主张迁往何地的理由。然而胡老师早已是胸有成竹的，他量过自己的两臂伸直时的总长是一米多少公分，凭这根随身携带的天然“直尺”，他可以快速量出某间房的长宽。于是，每一处新校址可供利用的现成房间各有多少平方米，其中立刻可用的和修缮后可供使用的课堂面积以及宿舍用房、办公用房的总面积各有若干，马上就有了估算结果；全校师生的集会场所和校图书馆有什么公共建筑物可供临时或永久使用，容量有多大，均有实际数字记录可供参考，就连粮油和木材的年供应量也都一一调查清楚。因此搬迁甲地可行还是乙地可行便了如指掌，再无盲目争论的必要了。
每次胡老师的发言虽在最后，说话的声音轻而缓慢，却是最有力的，与会者闻之无不动容而叹服。在他领导下的校图书馆和理科各系的书刊资料和仪器设备的长途运输工作在那交通运输条件极其困难、极不正常的当时，每一阶段都能出色地顺利完成任务，使得大批人马一到达新地点，不多日便能继续开课，校图书馆能流通图书，实验室也能开出实验，弦歌不辍，正常教学，这就维护了浙大的生命和生机。不少知情的教师和实验员说：“除了房屋和锅炉、蒸汽机、大电机等笨重的设备外，各系的书刊仪器都没有丢失，物理系就连草稿纸也未丢失一捆。”什么是人间奇迹？这就是奇迹！但任何奇迹都不是自天而降，无中生有的，而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在奋发努力、求生存、求发展的坚强意志驱使下，由领导人以不寻常的智慧和胆识，凭着群众巨大的力量创造出来的。整个浙大一步步西迁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所表现的顽强斗志的一部分。
胡老师的学识渊博，在建筑美学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这在一般老前辈知识分子中也是罕见的。有一回，我在湄潭帮他绘制一张准备新建的一所两层教学大楼的设计图。由于建筑经费很少，必须遵循尽量简单朴素的原则，不允许有建筑装饰物和豪华的气派。他要我帮他考虑在简单朴素的要求下，即在少花钱或不额外花钱的要求下，如何求得美观典雅而不落俗套。这对于我这素无建筑设计经验而知识面又不宽的人来说，实在无从下手，苦思冥想了两天，最后还是交了白卷。想不到两天后胡老师再和我会面时便拿出了他的绝妙设计。他打破了将二楼窗口等距离安排的老套，而采取钢琴键盘上黑键那样三三两两靠拢的不等间隔排列方式。他说：“这种排列能让师生见到后，便立刻联想到钢琴的键盘，顿生乐感和美的意趣，甚至在脑中油然涌起一段优美的旋律，从而达到心旷神怡的境界。这可为大家的艰苦生活注入轻松的气氛。”这种构思委实新颖高明，富有创造性。这真是美学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灵活运用，令我赞佩不已。当我照胡老师的设计思想画出一幅正面设计草图后，眼光一扫，心中就禁不住涌起一首名曲的旋律。
一位把真正的物理教学引入中国的学者
胡老师在年龄上当属于我们这几届同学的父辈了，但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工作的热情却不亚于我们，甚至超过我们。他早在青少年时代便已受到家庭中父辈和祖辈的有意识的培养和熏陶了。
胡老师于1892年出生于江苏泗阳县。十七岁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第一届庚子赔款出国留学考试，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本科学习。四年后毕业，转入哈佛研究院。一年后取得硕士学位。再过四年取得博士学位。当时他受了争取祖国富强的强烈爱国心的驱使，多选具有应用价值的课程修读。
胡老师家三兄弟都在清末或民初考取公费留学，而且都取得数理方面的博士学位，在研究上做出杰出成绩。长兄敦复是考取江苏省公费出国留学的，曾在清末受聘开办清华学堂（即今清华大学的前身），而当学堂里的洋人董事不许开设中国语文课时，敦复先生便愤而辞职，结合一批爱国学者到上海开办了大同大学。胡老师自1918年回国起直到1937年随浙大西迁之前，曾多次在大同兼职讲课。由于大同大学经费短缺，胡老师从不领兼职工资，保持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作风。二哥明复先生通过第二届庚子赔款出国留学考试派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成绩异常突出，为当时四千名同学之冠，被誉为“神童”，在美国名噪一时。他也于1914年进哈佛研究院，1918年取得博士学位，成为闻名美国的数学家。他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大前身）及上海商科大学任教授和商科大学院长，并将1919年在美国与竺可桢、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胡适等十余人组成的“中国科学社”移到祖国来，出版《科学》期刊，同时还创立了生物研究所和科学图书馆，为在祖国大地上提倡科学研究和进行科学教育与普及科学知识等多方面的科学工作而贡献力量。
胡老师曾与杜安教授（Prof·W·Duane）一同做提取镭并用镭射线和X射线治癌的实验，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属于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后来他又转到当时物理学基础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的X射线研究，研究X射线的K线系和化学元素的原子序数之间的关系。他以电子速度与原子序数作图，修正了摩斯莱定律。他还首先在X射线频率范围内测定了电子在不同方向上的速度分布和X射线的空间分布及其光谱特性，明确了选择性光电效应和选择散射的存在。这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诸元素原子激发和发射、吸收、散射X射线的机制，对于理解X射线在物质中所引起的电离和反光电效应，以至对于原子结构的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可以看作是现代物理学上发现康普顿效应和建立物质波概念的前奏。
胡老师和他的导师杜安在X射线方面做了极其广泛而重要的研究工作，成为中国第一位从事X射线研究的科学家；他与此后不久吴有训先生在康普顿效应中所做的重要工作交相辉映，为我国物理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老师返回祖国，准备担任高校教职，“要准备与命运做艰苦的搏斗，来为祖国培养大批有作为的年轻人才”，是他在回国前的一段自述中说的话。回国后他便是照这样做的——历任南京高师的物理教授、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兼主任，先后筹建了厦门大学和中央大学理学院并任院长职。后又协助筹办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在抗战前的六年间任上海交大教授兼大同大学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发展到长期对抗的新阶段，胡老师应浙大竺可桢校长之邀，毅然出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协助竺校长领导浙大内迁工作，使浙大的教学与科研命脉得以维护和发展。1946-1949年间，他率领了一批中国年轻学者到英国学习微波雷达技术。
物理学在晚清引入我国之后，大学和中学教师大都把物理课本当作语文课本来释义，学生对于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只能望文生义，甚至习惯于背诵定义、定律和定理的条文，而忽视实验所能提供的感性认识和手脑并用的实践机会。胡老师深知物理学的基础是实验，他首先在南京高师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大学实验室。他可算得上是第一位把真正的物理教学引入中国的人了，实为今日我国在辽阔的疆土上所有学校、厂矿以及各科研单位物理实验工作的先导。他在各高校的物理教学中提倡多作课堂演示实验，严格要求学生在实验室里手脑并用，鼓励学生修理好已损坏的仪器，再拿这些修理好的仪器去做实验；对于造假数据的学生总要严加教育。他在课堂上着重讲述科学大师们的创造思路和科研方法，在课后又不厌其烦地解答学生的提问，甚至关心学生的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还解私囊资助一位学习成绩十分突出的学生去法国留学。
浙大师生在江西泰和期间曾在他的率领下帮助民工完成十五里长堤的测量、挖土与筑堤工程。后赣江泛滥，浙大所在的上田村的田园和村舍因此未遭受水灾。至今那里的村民还提到浙大过去筑堤防洪的盛举，因此把这条堤叫做“浙大防洪堤”，也有人称之为“刚堤”。这是浙大留在百姓心中的无字碑。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向华北、华东大举进攻，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反抗。胡老师利用上海交通大学的光学仪器在一幢高层楼顶上观察日军舰的行踪和位置，并及时报告十九路军，对十九路军准确炮轰日舰帮助极大。此举深受上海军民称赞。十九路军为此授予胡老师纪念奖章。由此可见，胡老师不仅如上所述热爱人民，也是一位主动参加抗战活动，极其热情地以其科学智慧为祖国救亡神圣事业效劳并建立功勋的学者。
解放后胡老师任唐山交大和北洋大学教授，后于1952年起又调任南开大学教授。我先后于1954年自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和1964年自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差到天津，均就便到南开大学教师宿舍拜谒胡老师。每次他的态度均和蔼可亲，言谈热情恳切，俨如我的老伯伯。
1954年那一次是我向他告别后的第一次面晤，其间相隔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我见到他时一时激动得语塞了，千言万语一时理不清头绪。如今只记得当时自己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喜的是又回到了十二年前告别的胡老师的身边了，我学习物理着重实验工作和到美国实习电子管生产工艺，又到美国若干科技馆实习物理展品设计工作都是受了他的启发和普及科学知识思想的影响；我的性情一贯急躁，但是做起行政杂务来特别耐心也是受到他的熏陶和感染，现在多少完成了一些任务，对他老人家的教导可谓于心无愧。后来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当我给他看了带去的同三个孩子在一起照的照片时，他不停地欣赏孩子们的稚气表情，示意要留下这张照片。等到我奉赠给他时，他便露出颇为得意的表情然后收下，视若他自己的后代，使我顿时在胸中涌起了一股暖流。
1964年，也就是十年之后我再次去拜见他，他请我一起用了午餐。在餐后他又问起我在东北三省的三所高校的工作情况，我仍回答得相当简短，而且热泪盈眶。当时我的脑子里所想是，过去胡老师在浙大工作时，抗战期间的工作条件虽然困难，但他在浙大有职有权，不难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我现在负责系、室行政工作的情况却是有职无权，阻力太大，大部分时间、精力是白白浪费了的。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无法开怀.谈，以免引起他的激动。我知道激动对老年人是不利的，同时我也知道自己的学识、才能和声望远远不及胡老师，说了也无益。
在“文革”期间我被关入牛棚，后又被迫下乡，不能出远门探访师友。万万没有料到在“文革”后在北京高教出版社访问师弟南琦时，才惊悉胡老师在1966年3月被天津一家大医院将肾结石误诊为膀胱癌，开刀后医护人员护理又十分马虎，以致受了感染，病情迅速恶化，于3月26日永别人世。胡老师的体格原是相当健壮的，可是当时在老知识分子普遍受歧视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对他不认真诊断和护理是可以想得到的。
胡老师如今虽已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智慧、品格、工作精神及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我们浙大广大校友以及中国科学界、教育界广大老一辈人的心中。

许良英
我在浙大共生活过十一年，分属四个完全不同的时期：（1）1935年9月-1937年12月，在“高工”电机科学习，它的全名是“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名之长是罕见的，但我们挂的是浙大校徽，穿的是浙大校服；（2）1939年2月-1942年7月，在理学院物理系学习；（3）1945年2月-1949年5月，在物理系任助教；（4）1968年6月-1969年5月，为浙大地下党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和批斗，最后六个月被关在当时行政大楼五楼的“隔离室”（实际是监狱）里。这十一年，经历了无数激动人心的事，值得写下的回忆实在太多了，这里只记录一些同王淦昌先生和物理系直接有关的片断。
一
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和物理系教授是在抗日战争前-个多月的1937年5月下旬。那时我是高工电机科二年级学生，从《浙大日报》上看到“物理学泰斗”玻尔要来浙大作报告，我慕名于当天下午到文理学院新教学楼（1946年名为阳明馆）三楼的大教室去听讲。玻尔由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和王先生等物理系教授陪同，用英语讲《原子核》，没有翻译，但同时由浙江省广播电台作直接实况转播。可惜我那时只学过高中物理、化学，虽然有关电机工程的教科书全是英文的，但未受过英语听、说训练，因此，整个演讲我只听懂一句“Hangzhouis a beautiful city”。好在旁边有玻尔的儿子放的幻灯，还可以懵懵懂懂地了解到一些核反应现象。以后从《浙大日报》上知道，王先生和束星北先生同玻尔讨论得很热烈，玻尔走时，他们一直送到四十公里外的长安站。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高工搬到钱塘江南岸的湘湖农场。11月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浙大迁到建德，高工也跟着去。一个月后，一向对浙大不满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把高工解散了，我只好回故乡自学。1938年春天，我读到了十几本介绍20世纪物理学新发展的通俗着作和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对物理学产生了狂热的喜爱之情。随后也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着作，开始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那年秋天开始全国大学统一招生，我到永康以同等学力报考了浙大物理系。那时浙大已经二迁安吉，三迁泰和，四迁广西宜山了。我直到1939年2月8日才人学，第一学期已过了一大半。那时敌机常来轰炸，就在我到校前三天，有敌机十八架向标营浙大校舍（全是茅草盖的竹棚子）投了一百十八颗炸弹。但浙大师生并没有被吓倒，在我到校那天已经恢复上课。
那时物理系主任是张绍忠先生，教我们普通物理。1928年物理系开设以来，他就是系主任。1935年为抗议校长郭任远的专制，全系教师职工愤然离开。那年“一二·九”运动，我们赶走了郭任远，1936年迎来了竺可桢校长。
张绍忠先生和原物理系的全班人马重返浙大，何增禄先生还从山东大学带来了王淦昌先生。1940年张绍忠先生出任教务长，系主任由何增禄先生担任。
何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真空技术方面有卓越的成就。
当时王淦昌先生教的是四年级课程，主要是近世物理（20世纪物理）学，我却有幸在入学后一个月就同王先生开始了直接接触。这一年，三天两头有空袭，每当龙江对岸上挂起空袭警报灯笼时，大家就纷纷往龙江两岸河谷或山脚的石灰岩溶洞里躲藏。有一次空袭时，我在岩洞里看一本英文物理小册子，碰巧王先生来到这个洞里，他就同我攀谈起来，并要我以后多找他谈谈。我那时是个在长辈面前说不出话来的羞怯的小青年，不敢主动找教授谈话。这种羞怯心理不久就被物理系教授们的淳朴、坦率、活跃的学风逐步冲淡了。我是从旁听物理讨论课发现这种学风的。
物理讨论是为四年级同学开设的课程，分甲、乙两种。“物理讨论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同学轮流做学术报告；“物理讨论乙”主要是王先生和束星北先生就物理学的前沿做系统的报告。两者都每周一次，每次报告前几天都在教室门口张贴大布告和题目。我出于好奇，也壮着胆子常站在门外旁听。
讨论时最活跃的是王先生和束先生。他们两人同岁，一个擅长实验，一个擅长理论，性格都开朗、坦诚。别人报告时，他们常插话或提问，两人之间又常发生争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声音很大。束先生有时还坐在讲台上或课桌上大发宏论。大教授竟像小孩吵架那样地争论科学问题，初见这种场面，我感到十分惊奇和有趣，以后慢慢领会到这种学风的可贵。只有这种真诚的态度，才能探索科学真理。受了物理讨论这种学术空气的影响，我联合了物理系、电机系几个一年级同学，也搞起一个定期的读书报告会。
历次物理讨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39年7月间的一次，那是由王先生报告“Fission of Uranium”，“Fission”我不知是何意义，但还是去旁听了。出人意外的，王先生报告的是1月底玻尔在美国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1938年12月和1939年1月间，哈恩和迈特内发现了铀原子核裂变现象，迈特内估算出一个铀核变时会释放出二亿电子伏的能量，比同等重量的煤燃烧时释放的能量大几百万倍。当时教室里的气氛十分热烈，我感到震惊和兴奋。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着名女科学家迈特内原来就是王先生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可是王先生当时并没有谈迈特内同他个人的关系，丝毫没有以老师的身份来炫耀自己。自从听了王先生这次鼓舞人心的报告后，我就经常阅读Science等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的新发展。
浙大物理系教授的朴实无华和平易近人，我还从1939年10月同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先生的一次谈话得到极其深切的感受。那是我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始，拿着选课单到院长办公室请他签字，顺便问他一句：“听说又要准备迁校了，是否事实？”他一连不停地同我讲了三个多小时，从下午四五点一直讲到八点钟左右，吃晚饭时间都被耽误，我肚子饿得发慌，也只好耐心听着，天黑了，办公室里没有灯，他依然娓娓而谈。胡刚复院长来浙大后，是校长最得力的助手，像我一个没有活动能力而又幼稚的低年级生，随便向他提一个问题，竟得到了如此详尽的回答。不久我在校门口看见他同一个校工站在路上长谈。这种真挚、随和、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和浙大传统的“求是”校风，陶冶着我们这些青年学生。
二
我们在宜山的上课1939年12月底被迫停止了，因为11月日寇在北海登陆，不久南宁沦陷，浙大不得不进行第五期搬迁。1940年2月我们到达贵州北部的遵义，开始了安定而激荡的新的生活。到遵义后，学校宣布实行“导师制”，要每个学生自己选定任何一位教授作导师。我就选王先生为导师，这样，同他的接触就多起来了。他常约我到他家里谈心。每学期他还要请我们几位“导生”吃一顿饭，由师母自己做几个常熟的家乡菜，为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增加营养，并共享人间温暖。
到遵义后不久，有一次在王先生家里讲到抗战形势。他说：1934年以后，他在山东大学教书，抗战爆发了，有些学生留在山东打游击，有作为的人都去参加抗战工作，“只有我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人，才躲在大后方！”语气很严肃，并带有内疚。我听着，心里感到十分惭愧。两人沉默了很久，说不出话来。以后我了解到，王先生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和1926年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他都经历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同浙大物理系实验室管理员任仲英先生在杭州沿街挨门挨户地向人募捐废铜烂铁，以支援抗日战争。当时，他自己还把家里的金银首饰全部捐献出来。为了使学生能为抗战效劳，他先后四次开设“军用物理课”。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人生观开始急剧的变化。在遵义一年半，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读马列着作和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有一次偶尔与王先生说起自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些看法，想不到他大声地对我说：“在这方面你可以做我的导师了，导师本来就可以对换来做。”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实在使我吃惊。
王先生这种极端谦虚的态度，不仅表现在他的专业以外的领域，就是在物理科学问题上，他也一贯如此。到遵义后，他教我们电磁学。一开始他对我们说，为了使自己对整个物理学有一个全面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他除了经常教近世物理课以外，还要把物理系每一门课都至少教一遍。听他的课，是一种精神享受。他讲课爱用启迪、讨论的方式，常要我们提问题，有时上课就成了对话。当我们提出的问题需要花点时间加以考虑后才能回答，或者发现他在黑板上的演算有错时，他总是要说一声：“Pardon me！”他没有一点教授架子，同学生的关系完全像知心朋友。
我入学时，物理系一年级同学共二十一个人。到二年级，只剩下五个人，绝大部分转到工学院去了，然因为工学院毕业后出路有保障，而物理系只能过和尚庙里的清淡生活。我为那些同学未能分享追求科学的乐趣而惋惜。那时蒋介石用“国家至上，军事第一”的口号来压制民主进步力量。为了抵制这种压力，也为了表达我们学习物理科学的自豪感，我在遵义老城北门外洗马滩对岸山坡小龙山（现在是红军烈士墓墓道的右侧）的物理实验室（原是一个小破庙）的门口，用粉笔写上一副对联：“科学至上，物理第一。”王先生第一个发现，当即表示赞赏。这副对联也就因此保留了下来。
在浙大物理系，束星北先生的课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他早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专读物理，研究相对论。我们二年级时，他教我们理论力学，开头一个月，专门讲牛顿运动三定律，把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阐述得如此透彻，如此生动，使我十分神往。这也使我醒悟到，在此以前，自己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理论？什么叫原理？三年级时，他教我们热力学，同样用一个月时间讲“熵”概念和启发。但有些观点我不同意，如说电子似乎有“自由意志”，我就同他争论。他并不生气，而是耐心地同我理辩。有时整整一堂课就这样争论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实在幼稚可笑，但教授同学生之间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这种平等的争论，是永远值得思念的。
1941年暑假，浙大物理学院搬到遵义东面七十五公里的小县城湄潭。这是抗战五年内的第六次迁移。物理系安顿在西门外湄江对岸的破庙双修寺里，并在寺内造了一座两层小楼，条件比宜山、遵义时有点改善了。
王先生离开遵义到湄潭前，在他多年求索的原子核衰变问题上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这就是他1941年10月13日寄到美国《物理学评论》发表的信件《关于中微子探测的建议》。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学过核物理（这是他开的四年级近世物理课的主要内容）。这件事，物理系教师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同他经常讨论问题的束先生在这以前回江苏奔父丧，直至次年5月才回校。我是1942年4月才听王先生自己说起的。那时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过了将近一半，要准备做毕业论文了，王先生指定给我的论文题目是《β衰变和中微子存在问题》。他说，这是理论上和实验上都一直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他自己已探索了多年，最近想出一个验证中微子存在的简单方法，这就是观测Be7原子核俘获K电子时的反冲动量。但由于战时物质条件困难，国内根本无法实现，只好先送国外发表，让别人去做。他希望我同他长期合作，从事这项研究，并说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可能得诺贝尔奖。如果在1939年或更早的年代，我一定会欣然听从王先生的安排。可是，经过两年多的对中国现实、国家命运，以及哲学理论和人生观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我深切体会到，在中国，不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根本谈不上发展科学。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的严重白色恐怖，激起了我强烈的革命义愤，于是一心想找党的组织，以便更有力地开展革命斗争。因此，我不得不辜负王先生对我的厚望，草草地完成毕业论文，以期早日走出校门。
为了做论文，王先生指定我阅读有关β衰变的实验和理论的大量文献。
那时适逢“倒孔运动”爆发后的恐怖窒息时期，我课余的主要精力用于秘密的革命运动，但是β衰变的文献还是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两个月后，我就自己查阅过的将近七十篇文献在物理讨论课上做了综述性报告，并写了一个论文提纲。这时毕业考试已全部完毕，而正式论文还没有下笔。我急于要投身广阔的现实世界，于是只能花一个月时间匆匆地写出前面一半，原来准备着重探讨的关于中微子存在问题的各种实验分析就未能进行。论文交给王先生时，我就向他告别，并于第二天离开湄潭。这篇论文远没有达到王先生所要求于我的，我很内疚；想不到王先生浏览后却给予好评，并鼓励了我一番。
我们同班毕业的共四人，其中三人（梅镇安、陈昆维和我）是宜山入学的；另一位胡济民，原高我们一个年级，因眼疾去上海治病，到四年级才回浙大。
梅镇安化学课成绩很好，四年级时王先生建议她将来研究生物物理学，说这是一门大有前途的新学科。毕业后不久，她就去考清华大学生物研究所，以后又去美国进修生物物理，是我国从物理学转到生物学领域的第一人。毕业前，王先生还是再三找我谈话，要我留下来。为了说服我，他说我做学问有三个特点：诚实、理解力强、有创造能力。因此，研究物理是很有前途的。我当时体会到，这三点实际上就是王先生自己治学的特点，他用来称赞我，表明他对我是何等信任，对此，我十分感动。可是，在当时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下，为了保密，我不能向王先生直率地讲明自己的去向，只是抽象地说：我要走向社会，学习“做一个人”（可是在1939年刚入学时，我的志愿是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内心上，要离开王先生这样一位我所景仰的老师，要离开浙大这样一个有民主、科学传统的学府和并肩战斗过的同学，实在是有点留恋不舍的。
临别前三天，胡济民突然找我，说他也不想留校，要同我一起走。原来他以为我要去延安或抗日根据地，而他有个妹妹已在新四军。我告诉他，去延安的路不通，在大后方可做的工作不少，我自己的去向尚未确定，希望他还是留校当助教，继续研究物理。
三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了，我调离浙大。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和忙碌，同王先生就很少接触了。1950年他调到中国科学院，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2年我也调到科学院。到北京后，知道王先生已去朝鲜前线探测美军投掷物的放射性。这是一项要冒生命危险的军事任务，王先生毅然接受了，我做学生的也感到自豪。
1954年苏联第一个原子能电站建成，在当时“一边倒”和“向苏联学习”的政治口号下，我这个虔诚的共产党员立即为《科学通报》写了一篇社论，并请王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现在看来，这两篇文章虽然对战后冷战年代的国际形势和对苏联社会的实质的看法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对王先生同我的导师关系来说，很值得纪念。那时王先生向我表示：他一心想做研究工作，不愿意担任领导职务，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常务副所长，费了不少精力，很觉苦闷。有些尊崇儒家传统的人，本着“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一心想当官，当了官就以为高人一等，学术研究也就此终了。因此人们论断：在中国，“官职是学者的坟墓”，这个论断对王先生完全不适用，因为他根本不想当官，更不以官为荣。他永远保持着淳朴、正直的学者本色。
1956年王先生去苏联杜布纳参加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工作以后，我同他中断了联系达十七年。这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风暴，使我在几天内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被列为“极右”，结果不得不回乡当农民，靠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母亲。1960年在报上看到王先生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消息，我这个当农民的学生也很为他高兴。
几年后，连续传来我国成功地爆炸原子弹和氢弹的喜讯，我估计王先生一定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设想，如果我一直跟着王先生研究物理，大概也会从事这方面工作；如今却竟成了“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自己实在无法理解。但我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抉择，因为我是把自己的心和整个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至少王先生是会理解我的。事实确是如此。
1973年11月我终于又在北京同王先生见了面。那时他还是那样热情，对我这个“摘帽右派”的农民，不但毫无歧视，反而以“同志”相称。当我告诉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强占并要公开盗印我们的译稿时，他勃然大怒，说：“上海就是霸！”仅凭这句话，在当时就可定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我在北京时，商务印书馆发给我每月五十元生活费，但“批林批孔”运动中商务换了领导班子，他们赶我回农村，欺骗我说会继续给我寄生活费。我一回故乡，他们就停发生活费。王先生获悉后，即给我写信，说以后我的生活费由他包下来，并要我安心完成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王先生身处极机密的国防科研领导岗位，前几年又挨过批斗和凌辱，现在竟要包下一个在农村“改造”的“阶级敌人”的生活费，这要担当何等的风险！他从四川用“天京”的名字按月寄给我三十元，一连寄了将近半年。1975年5月商务印书馆恢复了我的生活费，他还要寄；直到知道了我的生活费确实已有着落，他才放心。
“四人帮”覆灭后，我们准备写文章对“文革”时期的批判“相对论”和爱因斯坦运动进行反批判，他于1977年3月19日从四川给我信中说：“对所谓相对论批判和爱因斯坦批判的反批判，我很赞成，希望你们写得好些，要有力量，对一些反科学的混蛋，给以致命的打击。”以后周培源先生告诉我：1969年10月中国科学院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命委员会召集当时在京的知名科学家开座谈会，专门批判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王先生就抵制出席，在当时是极少有人敢于这样做的。
1978年他回京任二机部副部长，我也结束了二十年的农民生活回科学院工作。这样，见面机会比以前多了，每年春节或元旦我总要约一些老同学去看望他。1979年我们几个同学发起请几百个40年代同学联名写信给浙江省委和浙大，建议隆重纪念费巩烈士。那年10月在浙大开了纪念会，王先生也从京赶来参加，并在大会上讲了话。1981年冬，浙大准备为八十五周年校庆开展大规模庆祝活动，我把这一信息告诉王先生，希望他也参加。想不到他断然拒绝，说：“同乡、同学关系，校友会，校庆这类活动，都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毛主席反对过，我也反对。”我说：“别的学校可能有这个问题，浙大情况就不同了。浙江本是文物之邦，南宋以来八百年浙江人才之众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三十多年来，由于受‘左’毒的摧残，如今，浙江在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都已大大落后了，我们应该利用浙大校庆来活跃浙江的学术空气。”他同意我的看法，说：“好！那我一定去！”可惜1982年4月校庆来临时，二机部（核工业部）领导班子新老交替，他无法分身，于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希望在校师生“继承浙大传统，发扬‘求是’精神”；希望学生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当年爱国运动时期所体现的激情，学习费巩先生那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热爱祖国、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而献身的精神。
1985年1月，我有幸有五天时间同王先生一起参加讨论科技体制改革决定草案的座谈会，并同在一个小组。在会上，我提出：不可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科学通过技术固然可转化为生产力，但科学不仅是生产力；不可把商品概念套用在科学知识上，不可急功近利，看不见发展基础科学的重要性。王先生进一步强调：科委应向有关领导人讲清楚这个问题，否则就是失职。以后我患眼疾，他来看我，谈到基础研究经费被削减，严重影响工作的开展，他曾为此四处奔走，而未见效，因而感到忧心忡忡。他一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急国家、人民之所急。1986年1月在党中央领导人会见核科学家时，他就坦率陈言，申述基础研究不可忽视。1986年3月，他又会同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等三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提出跟踪高技术发展的迫切性，王先生长期来把我当作同志和知心朋友，因此，我们之间从来不存在什么“代沟”。受了这种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的熏陶，我也努力使自己同青年学生之间的关系做到：既是师生，也是同学，更是同志。王先生这一品格，在当前的伟大变革时期显得格外可贵。他所以能够永远同时代同步前进，是因为他始终奋战在科学前沿，始终关心祖国和人类的命运，始终以青年人为知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