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百年求是”丛书

张荫麟（1905-1942）
史学家。号素痴。广东东莞石龙镇人。l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浙江大学之聘，在天目山禅源寺为学生讲授史学，后随浙江大学几度西迁。1938年转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教学之外，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舆刊》主编。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后，受聘为浙江大学教授。
1941年《国史纲要》第一辑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出版。同年4月，与张其昀等发起刊行《思想与时代》月刊，在该刊发表《宋史兵志补阙》、《北宋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等文，6月成立“思想与时代社”。着有《中国史纲》、《张荫麟文集》。
张荫麟是着名的历史学家，着有《中国史纲》等。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学堂，深受导师梁启超的器重，此后他在美国学习哲学、社会学等，回国后在清华任教。抗战时他赴浙大讲授史学，除了他擅长的“宋史”之外，他担任的课程还有“中国上古史”、“历史研究法”等，并写有许多优秀的学术论文。张荫麟是浙大宋史研究的开山之祖，期间他还与张其昀等发起和刊行了风行一时的《时代与思想》月刊。1942年10月，张荫麟因病在遵义逝世，他是当年浙大西迁病亡的着名学者之一。
“最不应遗忘的”
梁启超称道曾在他清华上课时向他问难的一年级某生为“天才”（吴宓则称其为“梁任公第二”）；钱穆说他是“天才英发”；他在浙大时的挚友谢幼伟更发文详论其堪为天才之属，称“这不是天才，决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他，就是从教于浙大的史学天才张荫麟，被称为“最不应遗忘的一人”。
张荫麟，字素痴，广东东莞人。他早年就读清华，国学受炙于王国维、梁启超，西学则从吴宓，不久即以史、学、才三才并美知名。当年所谓“文学院四才子”，说的就是张荫麟和钱钟书、吴晗、夏鼐四位同窗，或者尚有“三才俊”之说，那是他和贺麟、陈铨三位同窗了。后来他所交往的学人还有熊十力、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张先生早慧，又立志要作第一等人，这就是天才的脾气了。
对于学术问题，他目无余子，曾就梁任公、陈寅恪、顾颉刚、冯友兰、胡适、杨鸿烈、卫聚贤等时贤的着作发表评论，时人以为胆识不凡。其中最能作为“老清华”谈屑的就是一次梁任公授课，先从衣袋中取出一信，向听众打听何人系张荫麟，张应声而起，原来他向梁先生质问上课中的问题，梁当众答复之。那时，张荫麟不过18岁。
张荫麟早年失怙失恃，他为了供给学习和扶持弟妹就学，不得已时常靠投稿维持生计，即使这些短篇什文，也多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科技史等等，甚至“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二十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已有《纳兰性德传》等作品，留学彼岸则汪洋恣肆，为学无涯，及归国，编纂有《中国史纲》。要知道，正如张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写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且不说此中甘苦，如王家范所估计：就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出版之前，已经有四十多部中国通史了，从那时到现在又有了多少呢？又能留下了多少呢？可是张先生这本书是留下来了。此书原本计划由张先生撰写两汉以前、吴晗撰写唐以后、千家驹负责近代、王芸生负责中日战争（当代），但结果只出了其“上古篇”（至东汉），即张先生所撰写的部分。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用陈克艰的话说，是“写出历史的生理”的史书，而其取精用宏，别择精审，剪裁镕铸，莫不得宜，真是举重若轻，又文字简约，流畅粹美，字字珠玑，引人入胜，端不负其“使有井水处人人皆熟于史事”的初衷。此书之出，贺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内“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至于说到他的文字，有人说没有太炎先生的晦涩、任公先生的堆砌以及孤桐先生的生硬，是宜乎藏之名山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最早是战时浙大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1941年）的《中国史纲》，如果将之搁置于当时诸通史专家的着作之中，如吕思勉、邓之诚、陈恭禄、缪凤林、钱穆以及其后来周谷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白寿彝等等之中，依然毫不逊色。而张荫麟当年撰写这本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初衷就是钱穆曾慨然的“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此外，作为通才，张荫麟于通史之外，又专攻宋史、科技史、人口史等，他还非常明确：还要从哲学上得“超放之博观”和“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上“冀明人事之理法”。于是他兼考据和义理、汉学与宋学，既能有“理解的深入”，又能有“同情的洞察”，在他的视野中，不独古今，而且有了柏格森、罗素、怀特海、斯宾格勒之类矣。这是他不容易的地方，也是中国学者中难得的，足见他怀抱之广、之深。
书生风姿
正如钱穆所云：张荫麟“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已”。张先生不独书生意气，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政治年代里，他和许多青年一样有着一腔热血，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如“五卅”时，清华学生会在邵飘萍《京报》上办《上海惨剧特刊》，领衔的就是张先生和马寅初、王造时、顾颉刚等几位，再如“一二·九”之际，张先生已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科硕士归国并在母校任教，他不能袖手旁观，参加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发宣言，写文章，这就和他的老师吴宓不同，所以吴在日记中说：“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吴先生这个评语是有欠公正的（所以后来张、吴合办《学衡》，尽管也略有芥蒂，吴先生却看出张荫麟是“一不通世故之书生”，基于此，对他也就“向爱重之，常谋所以匡助护持之者”，也就是师生共同扞守中国文化传统的美意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不能不问政治的岁月里，应该是出入道、学两域的，书生论政，是执行他的天职。即使是张先生的名作《中国史纲》，这样一部学术性和教科书的着作，也“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贺麟）。而在张先生短暂的生命中，我们曾经忽略了他不少的政论文章，如王芸生回忆，他曾在《大公报》、《国闻周报》等上发表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论非法捕捉学生》、《论修明政治的途径》等，有些甚至是让主持北方舆论的王先生因其“语旨切直”，为之“踌躇再四”才予以发表的。
“怀古伤今并一吁”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这是陈寅恪在张荫麟病逝后写的悼诗。
九儒十丐，千古伤心，在一个失去社会常态和人心定力的动荡岁月，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何况死去的张荫麟还堪称是天才呵！正是“自古才为累，天悭狷与狂”（朱自清：《挽张素痴》）、“才命难兼济，彭殇岂自由”（施蛰存挽诗），他的死引发了“气类惜惺惺”（钱钟书：《伤张荫麟》），陈寅恪痛心于张荫麟不能等闲看世变幻相，他不禁掷笔长叹，作惊呼衷肠之语，所谓感同身受，徒唤奈何！
张荫麟死在了浙江大学西迁时的贵州，正是不得其时而死，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鱼烂年代的一个缩影。
记得十余年前，一次偶然从同人处见到一本老浙大遗存下来的旧书，是一本史学理论书籍，似乎还是老“商务”所出，信手浏览，竟从书脊上的借书袋里落下一张借书卡，上面居然有张荫麟的签字。岁月倥偬，那书卡也只有张荫麟一人的签名而已，这有张荫麟签名的书卡，不是可以作为浙大的“文物”来看示吗？由张荫麟的签名，不由又想起他的怀才不遇。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1942年的深秋，在遵义，张荫麟贫困潦倒，也正合了当时久欲来浙大任教的吴宓的感慨：“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在遵义，浙大弦歌不辍，然而那背后，学者、学生、职员、工友是如何苦熬过来的？！“学衡派”的梅光迪（浙大文学院院长）、黄翼（心理学家），甚至竺可桢校长的爱妻和爱子不是都死在了西迁路上了么！
张荫麟死了，他还有许多尚未完稿的着作，对中国史学界来说，那是何等的损失！这位被视为中国历史学界“梁任公第二”的36岁的天才学人，抱憾离开了人世，他是因过于用功复饱受疾病折磨和精神痛苦之后撒手人寰的。“文章憎命达”，这不独诗人，也关乎史家。其实，当人们说张荫麟是“天才”时，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不祥的信息：从来天才就是命奇的，张荫麟以天才之姿，虽然光风霁月，痴情专注，孤傲内向，睥睨一世，不通人情世故，一任性情，自然就不会容易适合于“适者生存”规则的社会中。
今天缅怀其人，想他从18岁起问难梁任公，一生广涉中西学问，立意“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从而建构其宏大的史学观，不想苍天无情，于是熊十力祈以“使天假之年，纵斯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乎”？钱穆推崇其“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种，学既博洽，又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以及陈寅恪等等之热望，尽付东流矣。“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

缪钺（1904-1995）
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字彦威。江苏溧阳人。1938年应聘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两年后升为教授。在浙江大学任教8年，授《诗选》、《词选》、《中国文学史》诸课。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1981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缪钺治学，论史结合，文史双栖，古今贯通，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领域都有很大成就。
出版的专着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冰茧庵丛稿》等。晚年还主持编撰了《北朝会要》。
缪钺其人
那是一个让人遥想不已的年代——整个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浴血奋战，到处是血泪和呐喊；一队队的人马通往前线，甚至那些从前肩不能挑、文雅的书生们也辗转于炮火连天的战线和后方之间。这里似乎不再有了什么区别：士兵、百姓、学者、学子……，他们都涨红了脸庞，血脉贲张地仰望着天空中的敌机，立誓抗日救国……
这其中，就有国家级的教授缪钺。
缪钺是一位文史大家，20世纪末，着名华裔女学者、女诗人和女词人叶嘉莹教授与国内一位学界长老相互切磋，其结晶就是名噪一时的《灵谿词说》。
他就是缪钺。 缪钺文史双栖，古今贯通，他在古典文学、古代文献、中国古代史等领域都有很大的成就，是为数不多的也是卓然可观的文史大家。缪钺少承庭训，他在中学毕业以前即已较为系统地掌握了国学所必备的文字、音韵、训诂及目录学的知识，后来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一头扎在对章太炎的学问的研究之中。从仰佩“章学”于古文声训之学的精深造诣与其论述经史的超卓识解，到博览清代学者着述，进而兼采诸家之长，如浙江学派的黄（宗羲）、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的识解闳通，以及钱（大昕）、段（玉裁）和“二王”（念孙、引之）的考证精核，特别是倾慕于汪中的“博极群书，文藻秀出”和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经世致用之学，缪钺徜徉在学问的追求之中，洋洋乎渐成大器。
说来缪钺于学术与浙江夙有因缘，他不仅谙通“章学”，在近代学者中他还曾亲承杭州张孟劬的教诲。张孟劬（尔田）是钱塘张氏（还有张东荪等）的掌门人，他精研文史哲诸学，并兼有浙东学者的博通和浙西学者的专精，缪钺从其学，深受其沾溉。后来张孟劬病逝，缪钺痛撰一长联：学术衍章实斋之流便坐接微言谁与传薪承绝业；身世较元遗山相近野亭存故献老看沉陆恸神州。
缪钺还喜读王国维与陈寅恪两先生的着述，并在思想学术上服膺于两先生的学识精博、融贯中西，又渐次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自成体系。
1924年，缪钺从北大文科预科肄业后，曾任保定培德中学和志存中学的国文教员，再后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广州学海书院教师。抗日战争期间，他应邀赴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此前，缪钺已结识了一些浙大的学者。如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他与刘子植（节）就过从颇密，且深得切磋之益；在广州学海书院，他又与谭其骧交为好友。至抗战军兴，缪钺携家南下，经开封、武汉抵达重庆，时浙江大学已内迁至广西宜山，缪钺于1938年应聘为浙大中文系副教授，两年后升任教授，后来他又随浙大迁至贵州遵义。
当时与缪钺往来最密者，计有马一浮、郭斌龢、刘节、谭其骧、萧璋、钱宝琮、黎子耀、章俊之、陈逵等众教授，而当时一些赴浙大短期讲学的知名学者，也与缪钺相得甚契，例如刘永济、钱穆等。
文史研究　诗词唱和
缪钺从事中国古代史、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凡70年，其治学原以先秦诸子及古典文学为主，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后转而钻研魏晋南北朝史。在方法上则推崇和师法王国维、陈寅恪两先生所倡导的“文史互证”，即以史说文、以文证史。这在他的浙大时期就已经十分显着了。
缪钺当时所研究的领域，在中国古代史方面，涉及思想、文化、经济、民族、人物等诸多方面，而他当时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先秦诸子与儒学的关系，不乏真知灼见，为学界所重视。如朱自清于1947年8月2日致其信中尝谓：“先秦书体及乐论二派之说，此实先生创见，极佩。”
在探索中国学术和思想史的同时，他对20世纪传入中国的西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当年浙大学者中西贯通的学风也使缪钺深受教益。如他曾在郭斌龢的帮助下，通读了英译本的《柏拉图语录》以及安诺德的《文学评论集》、罗色蒂兄妹的诗作、叔本华的《意志与表象之世界》等西文着作。这种阅读的结果之一便是他撰写了《王静安与叔本华》和《评贺麟译斯宾诺沙栀致知篇枛》两篇力作，分别从发生学和比较文学的角度揭示了王国维和西哲叔本华的关系以及清理了晚清以降中西“体用”之争的思潮。
缪钺谙通国学，于学术多有创见，又倾力于编撰古人年谱和传记，他曾先后编撰有鲍照、王粲、颜之推、颜延之、魏收、杜牧、元好问等的年谱，并先后为陈寿、颜之推、杜甫、杜牧、史达祖等写过传记或评传，这其中最为着名者，当推《颜之推年谱》、《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传》、《杜牧年谱》等，其中许多发表在当时的《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此外，古典文学也是缪钺治学的重点，他曾对先秦及魏晋唐宋，以迄于清代的各种文学体式，如诗、骚、魏晋辞赋、六朝五言诗、唐宋诗词的特质与流变，以及历代重要作者如屈原、曹植、王粲、陶渊明、颜延之、鲍照、颜之推、元好问、汪中、黄仲则、龚自珍、郑珍、王国维等，都有专文论述，其中尤其是诗词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缪钺因对古代历史、文学以及文献均素有研究，学养深厚，于是他的诗词创作也颇为可观，他既能深入体会古人诗词创作的甘苦、细微体察古人作品深蕴的内涵，在自己的创作中也能出类拔萃，特别是他在浙大期间，与众师友相互唱和，更嘉惠于学子，不仅留下了许多华章佳作，也充分显示了他与浙大学生的深厚友情。后来缪钺为马国均的《小休堂诗词稿》撰序，缪钺写道： 夫大学者，本应以培育通才为旨归，使受教者能具有广阔之襟怀，宏通之识解，出而应世，则所见者远而所成就者大。蔡元培之长北京大学，竺可桢之长浙江大学，均本斯义，故人才济济，称盛于一时。马君曾负笈浙江大学，深受竺校长教育思想之熏陶，故能精研理工之学而又兼具深厚之文学修养焉。新中国建立之后，教育制度，步趋苏联。在大学中，强调专业，壁垒森严，非但文科与理科不能互相沟通，即文科中之文、史、哲各系，亦限以藩篱，不得逾越，使承学之士徘徊于小径之中，局限于狭隘之域，曩昔大学培育通才之规模荡然无存，此则深可惋惜者矣。
缪钺的此番感慨，切中肯綮，尤其是总结大学教育的今昔之比，更让人百感交集。
浙大的“诗史”
缪钺喜创作诗词，他在浙大期间的诗词，又是战时浙大的一部“诗史”。在他的诗词中，不仅记录了战争期间浙大的状况，也通过他的诗句，表达了浙大同仁对战争中牺牲殒命的浙大学者的悲痛纪念。
1939年2月5日，日本飞机空袭广西宜山的浙大校舍，缪钺事后赋诗“志愤”，其曰：
鬼手争毫发，天心岂杳冥。
迅雷惊折栋，熛火激流星。
毒计终何损，遥山自在青。
漆书余一卷，犹不废横经。
是日，他还写道：“浙江大学学生宿舍一部分被炸毁，书物尽丧，而讲授如恒。”
浙大西迁过程中，一些学者教授终于被无情的战争和贫病所彻底击倒，他们令人惋惜地倒在了西迁路上，他们的血肉永远和当地的泥土一道化为护花的尘埃，化作一缕忠魂，光耀在伟大的民族战争史上、浙江大学的校史上。这其中，最早离开的，是因病赴香港疗治，终于不能再回浙大的数学家章用。
1940年，缪钺得到噩耗，痛赋一诗，悼念这位年仅29岁，却才华惊艳的浙大数学系教授：
挽章俊之
长沙自古伤心地，章子于今绝世姿。
恸哭日斜庚子后，风灯忍读北山诗。
宜山判袂恰经春，残月疏杨句尚新。
哲思文心两超卓，盖棺岂独传畴人？
流涕高丘志可哀，蛾眉谣诼任疑猜。
思君千里滇南道，为有奇情似雪莱。
又过了两年，浙江大学为之最骄傲的“通才”式学者——历史学家、哲学家张荫麟也离开了人世。1942年11月，缪钺撰挽联哀挽张荫麟，其曰：
知君以远大自期定论须留千载后；
抚棺于乱离之际订交犹忆六年前。
又过了两载，教育家、心理学家黄翼也去了。1944年12月，缪钺含泪写道：
挽黄羽仪
奇疾陨中年未竟德琏着书志；
忍饥存旧义可怜愍度过江来。
岂料，又过了一年有余，浙大文学院院长梅迪生也不治弃世。1946年1月，缪钺再题曰：
挽梅迪生
襟度似魏晋间人从今朋旧燕谈每忆清言哀逝者；
学术主中西相济他日湖山都讲谁持风气勉来兹。
饶宗颐曾说：缪钺是“词坛尊宿，史国灵光”；
周一良也曾于缪钺逝世后撰挽联：
文史回翔，绛帐春风三千弟子。
诗词并美，灵谿妙谛一代宗师。
缪钺的诗词，他阔大的学问，以至缪钺在浙大时期光风霁月的身影，将永远铭记在后人心间！

贝时璋（1903-）
细胞学家。浙江镇海人。1928年获德国图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至1950年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在丰年虫中间性的性转变过程中，观察到细胞重建现象；对鸡胚早期发育、小鼠造血系统（骨髓）、根瘤菌和沙眼衣原体进行了细胞重建的研究；特别是在丰年虫和鸡胚早期发育中，证明以卵黄颗粒为基础或细胞质为基地，重建为细胞，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并从卵黄颗粒中提取出染色质。他早年对线虫生活史、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再生、染色体结构和行为，甲壳动物色素细胞在不同温度和不同浓度眼柄激素影响下的活动情况，摇蚊幼虫变态过程中咽侧体和心侧体结构与功能变化以及五一节动物再生与自然分裂关系、不同温度下分裂与解体关系等进行了研究。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当我们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这位伟人遗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30多年了，毛主席的遗体依然保存完好。当年，曾经有一位科学家为妥善保存毛主席的遗体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他就是贝时璋——我国杰出的生物学家，我国现代生物学的早期教育家，我国实验生物学的先行者，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我国放射生物学的开拓者，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人。“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贝时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暖暖亲情——不忘父母教诲
1903年，贝时璋出生在浙江宁波乡下一个世代种地打鱼的家庭里。父母并没有多少高深的学问，却有着开明的思想，一心想将贝时璋培养成才。
母亲很疼爱贝时璋，但从不娇惯、溺爱他。母亲识字不多，却懂得让孩子从小要勤快，经常教贝时璋抹桌子、扫地、学织渔网。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男孩子不勤快，长大没本事赚饭吃，何况以后还要娶妻生子，成立家庭，不会劳动就不会生活。”最朴实的想法，却包含了生活的智慧。
听话的贝时璋把母亲的话牢牢记在心里。母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小小的贝时璋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后来的事实证明，贝时璋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对日后的生活、工作起到很大的影响。
贝时璋小时候很老实，很少出自家的门，但是他却对一切充满了兴趣。祠堂门口石狮子嘴里的圆球为什么不会掉出来？没有拉纤人和船老大，这船怎么会动呢？没有灯油，灯怎么就能亮了呢？木头人怎么会自己转动？……这一切都开启了贝时璋心中的好奇与探索之门。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贝时璋小时候念过的李白的这首诗，引起了他对生命科学的最初兴趣。学习，为贝时璋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贝时璋刚开始读书时，既感到新鲜有趣，又觉得可以利用学到的知识，因而把看到和想到的，统统记下来。那时读书，有许多课文是要背诵的，许多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无疑强化了贝时璋对学习的兴趣。李白的“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清轻，上浮者为天，下沉者为地……”对贝时璋的影响颇深，他觉得很有哲理，认识到天地宇宙是自然开辟的，不是神造的。这是贝时璋对自然界生命最初的认识。
贝时璋能更广泛地接触到科学知识，开阔自己的知识视野，得益于父母明白事理、懂得送孩子读书开眼界长学问的见识。1915年，贝时璋12岁时，父亲把他送进当时在汉口德国人办的学校读书。这个学校不讲宗教，不问政治，只向学生教授理科方面的知识。贝时璋在这个学校学到了不少关于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和动植物方面的知识，还读到了一本E·菲舍尔着的有关蛋白质体的书，这是他对蛋白质体的生命意义的初步认识。
1921年秋，贝时璋在同济预科毕业，希望能出国留学，尽管家境贫困供养不起儿子留学，但开明的父母还是变卖家产，为儿子凑够了800元的费用。父母的坚决支持，使贝时璋得以踏上了探索生命的科学之旅。
父母对贝时璋的早年教育，影响了他的一生。晚年在回忆自己生活之路时，贝时璋对自己父母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自己是“把母亲为人，勤劳节俭、宽容厚道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志坚定，排除一切困难，奋斗终生”。
悠悠往事——难舍浙大情缘
贝时璋12岁随父亲外出求学，先在汉口的德华学校，后到上海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德文科读中学。1921年在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医预科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弗莱堡、慕尼黑和图宾根大学。1928年3月在图宾根大学毕业，并取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贝时璋留校任助教，在着名的实验生物学家J·W·哈姆斯（H arm s）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贝时璋在德国的八九年，受到德国传统的严格的生活规律和深刻的学术思想的熏陶，对他以后的科研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1929年秋，贝时璋从德国学成回国。1930年4月，他来到了杭州，来到了浙江大学，负责筹建浙江大学生物系，8月被聘为副教授。办系伊始，师资缺乏，贝时璋开出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课程。
在德国学习、研究和任教期间的积累，为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工作细致，谦虚谨慎，治学严谨，条理清楚，多做少说，是一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学者和教授。他讲授的课程内容详实，条理清晰，配合讲解在黑板上绘出精美细致的图表以及能记得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名称，使学生们惊叹不已。一堂课下来，同学们的笔记已成为很好的讲义了。由于贝时璋不仅对当时前沿的实验生物学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同时又具有坚实的传统生物学基础，因此他教学内容的一大特点是精辟、透彻、融会贯通。如在讲无脊椎动物学、脊椎动物学以及胚胎学等课程时，都是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从系统的、进化的观点来阐明问题，并将解剖、生理和发育等综合起来，给学生们以综合、比较和系统的概念。这种全面看问题的教学思想和方式，对学生们求知和思考问题起了积极的影响。他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目，如实验形态学，往往将当时的研究趋向和问题作出论述和评价，不仅引起学生们探索自然的兴趣，也给他们从事科研工作以启蒙指导。
在教学的同时，贝时璋还进行科研。他进行科研时，对选题、选材以及问题的分析等有独到见解。早在1932年春，贝时璋在杭州郊区稻田采集到的丰年虫中，就偶然发现了细胞重建现象。当时他十分犹豫，因为过去传统的观点认为一切细胞来自细胞，现在有这样奇异的事例，该怎么办？如果公开发表，很可能被看作是对生物学的亵渎，是可笑的愚昧和狂妄。但对于客观存在的现象，则应以科学态度追根究底，揭示其真相。两年以后，即1934年春，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的一次讨论会上，贝时璋作了《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重建》的报告，也正是这篇文章奠定了他作为我国着名细胞生物学家的基础。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内地，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贝时璋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探索，为浙大生物系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科研气氛。
整整20年，贝时璋在浙大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培养了众多学生，推进了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浙大，贝时璋度过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浙大是他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说起那里的老同事、老朋友，贝时璋如数家珍：“苏步青、谈家桢都是我几十年的老同事，可惜已有很多年没见了。”2002年浙大校友去看望贝老，临走时，贝老还嘱咐他们：“如果去上海的话，一定去看看苏老，他比我还年长一岁呢”。
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辛勤耕耘20年。当他1950年调到中国科学院时，浙江大学生物系已闻名全国，这和贝时璋的贡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贝时璋的科学成就得到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注意，郭沫若对他寄予了厚望。此后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数十年不变。1972年，贝时璋等人到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四国访问时，郭沫若已八十高龄，但他还亲自接送，这令贝时璋十分不安又深为感动。回首往事，贝时璋对郭老充满了深厚的怀念之情：“一生坚持真理，诚挚坦白，关怀后学，乐于助人，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振兴中华无私奉献的一生，我对他无限尊敬和景仰。”
滔滔大海——钟情于科学事业
“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从1929年德国学成回国算起，贝时璋从事我国生物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有近80年的时间了。他是我国现代生物学的早期教育家和实验生物学的先行者，是我国生物物理学、放射生物学的开拓者、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人。他犹如长江之水奔流不息，在70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又如滔滔大海般，深沉厚实。他之所以能够在科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他一生钟情于科学事业。
从上世纪20年代起，贝时璋就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对动物个体中细胞的常数、分裂，动物的再生以及性转变等生命活动规律，均作过多方面的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贝时璋在细胞学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提出细胞重建学说，对促进和发展细胞工艺和细胞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贝时璋一向关注国际科技动态，重视发展交叉学科。1963年10月，贝时璋在上海实验动物学专业学术讨论会上介绍“分子生物学”这个新领域，他详细论述了当时国际上分子水平的研究工作，并且认为：“实验动物学要是向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道路奋勇前进，那么发展速度可能会更快，对整个生物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可能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贝时璋的这个想法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由此可见贝时璋在科学上的高瞻远瞩和预见性。
贝时璋同时注重对科学研究的总结工作，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副主编，中国动物学会、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编委会主任。
贝时璋曾经说过：“只要你对科研工作有了深厚的感情，就会在生活中得到快乐和幸福。”可以想见，没有对科学的深厚感情，没有勇往直前的执着追求，贝时璋就不可能在科学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
随着苏步青、陈省身两位院士先后作古，今年104岁的贝时璋院士是祖国大陆目前惟一健在的、1948年即遴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院士，也是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贝时璋没有因为年事已高而停止工作。他仍然继续对他建立的“细胞重建学说”及其与之相关的重要生命科学课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与研究。
贝时璋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很知足，对物质要求不高。虽然他年岁已老，但他喜爱和年轻人相处。他有一群合作非常愉快的年轻人，他们共同在一个课题上反复研究，相交甚欢。他认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必须依附群体生活，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贝老长寿的秘诀。
他勇于寻求真理、坚持真理，锲而不舍，默默工作，甘于寂寞，执着追求。
为了向传统观念挑战，一位百岁的着名生物学家仍然几十年如一日伏案操劳，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为整理细胞重建成果而不倦地继续奉献着。这是一幅多么令人震撼和振奋的美丽画卷呀！
由于他长期工作在科研第一线并取得卓越成就，德国图宾根大学又于1978年、1988年和2003年三次授予他博士学位；中国国家天文台命名第36015的小行星为“贝时璋星”。这是至高的荣誉，也是对贝时璋一生奋战在科研一线的褒奖。
贝时璋用生命诠释生命的本质，耄耋之年风范犹存，谱写了一首感人的生命赞歌！他把自己的工作、事业全部献给了共产主义，献给了社会主义祖国，也献给了全人类。
在文章结尾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祝愿贝时璋院士健康长寿！

陈立（1902－2004）
中国现代心理学家。字卓如。湖南省平江县人。1928年获上海沪江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30年公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理科心理学博士学位。1939年起任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57年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1979年任杭州大学校长，并筹建心理学系。
曾兼任浙江省科普协会主席、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陈立是中国最早从事工业心理研究的着名工业心理学家。1935年出版的《工业心理概观》是中国第一本工业心理学专着。他的博士论文《在感觉阈限上和智力活动中的起伏》以及《一套智力测验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因素研究》，是在中国最早采用因素分析方法研究的代表作。
一位心理学家的诞生
1902年，几乎与20世纪同龄的陈立出生于湖南平江的一个贫民家庭里。
平江，好一个熟悉的地名——那是彭德怀当年揭竿而起、掀起“平江起义”的地方！一如当年无数的穷苦孩子，陈立的早年也曾饱尝穷困的生活，为了挣钱糊口，他过早地失去了求学的机会，而是去学习手艺：他刻过字，也做过皮匠，但读书的心愿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在一位小学教师的支持下，他得以免去学膳费而走进学堂“复读”了。
小学毕业后，陈立参加了当时的“七省联考”，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汉博文中学，在这所学校，他可以享受学杂费、生活费全免的待遇。然而，对于陈立来说，在这所学校，更重要的是他碰到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的口号——民主、科学，如春雷一般滚动在中华大地上，少年陈立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他随即投入运动中，写文章、办壁报、贴标语。不久，因思想进步和才华出众，他被武汉《大汉报》聘为兼职的副刊主编，后又担任长沙《湘报》的特约通讯员，在该报连载《科学概论》的译稿，这也许是陈立一生献身于科学事业的起步。经过“五四”的洗礼，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理想也成了陈立终生信守的信条，成为他的座右铭，在其一生中始终贯穿着维护民主、科学的道德正义和真诚。
1927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竟以国民党的叛变而告终，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屠杀的惨剧。当时陈立在上海沪江大学求学，恰好遇到了小学同学吴溉之，而吴溉之正在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工作，此后不久，吴就被国民党关进了龙华监狱。好在吴的党员身份没有暴露，因而在押未判。当陈立获知吴的处境后，他竟不顾危险，拿了一张沪江大学的学生名片去找龙华监狱的执法官，并终于说服对方同意将吴取保释放。
陈立做人如此，做学问也一样真诚和朴实。他在沪江大学读书时，除了学习物理学、化学等必修课外，还选修了不少生物学课程，如普通生物学、遗传学、细菌学等，每周有时竟有7个半天的实验室实验，这为他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28年毕业后，他回到武昌博文书院任教并兼教务主任，当时除一般教学工作外，他还利用晚间给学生系统介绍进化论，结果竟引起该校英国教士的极大不满，给他以警告处分。
20世纪30年代初，陈立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公费，留学英国，攻读心理学。当时他在伦敦大学师从世界着名心理学家斯丕尔曼教授，并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英国工业心理研究所、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最终获得了心理学博士的学位。
陈立选择心理学作为自己的一生事业，是他当年深思熟虑的一个选择。
心理学是当时西方刚兴起的一门学问，其应用范围十分广阔，但在20世纪初，它还是刚刚起步。陈立知道：中国社会复杂，人口众多，因此开展心理学的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不可缺少。当他学成回国后，就受聘于清华大学和中央心理研究所，一边教学，一边担任工业心理研究员，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版《工业心理概况》一书，这本书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工业心理学的专着，填补了中国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空白。随即，他还不辞辛苦，南来北往，调查了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许多工厂，着重研究劳动环境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他还为此专门设计了纺织工操作测验，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对中国新兴的民族工业产生一定的作用。也是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当时国内的心理学研究已有许多成就，例如浙大前校长郭任远的鸟类胚胎行为研究、浙大学者黄翼的儿童绘画心理研究、孙国华的新生儿行为研究、陆志韦和萧孝嵘等人的心理测验研究、卢于道和汪敬熙等人的生理心理学研究以及陈立和周先庚等人的工业心理学研究等。不过，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期间，陈立在工业心理学领域更有了长足的进步。
战火中的教育家
1939年，陈立来浙江大学教育系任心理学教授（后为教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当时浙江大学正处于战时“流亡大学”的处境之中，陈立随浙大共同度过了那难以让人忘怀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最能考验人的时候，陈立不失时机，利用能从最底层接触整个社会的机会，开始系统地考察中国教育的现状。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有关教育改革的论文数十篇，同时，为了能使心理学研究更快地得到开展与普及，他还曾先后多次去当时国内最好的心理学研究基地——中山大学研究院讲学，帮助开展心理测验工作，并应教育部的要求，为编撰《教育大全书》写下了数十篇心理学专题的文献，其内容涉及因素分析、测验统计、工业心理学及心理学流派等。
当时陈立不仅积极倡导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心理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他还创建了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基地。此外，他在教育学方面，也有让人为之瞩目的成就。在战争时期中，经过调查和研究，他提出一种所谓“全人教育”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即“整个人的教育”，那就是要顾及并协调受教育者个体身心各方面的教育，使之得到和谐的发展，乃至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全人教育”的思想，最早见之于陈立于1943年发表的《大学与大学生》一文，当时这篇文章发表于浙大主持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后来，为了实现他的这一教育理想，几十年来，陈立一直关心着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的发展。同时，与大学教育的改革相呼应，陈立还主张在中小学教育方面进行相应改革。他认为中小学教育必须顾及个体的差异等。他还主张“废除大学入学考试而采取中学成绩审查办法”，即通过所谓“成绩累记法”来作为升学的依据，以此作为招收新生的标准。也就是说，当学生进入中学之后，学校即应对每一个中学生其各方面的表现加以一种标准记载，大学入学时，以此记载作为其择录的标准。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学家，后来陈立有机会以校长的身份将其教育思想加以实践，如他为了进一步完善大学的管理机制，曾提出四个基本问题，即用人应有远见、重视实验室和图书馆建设、废除教研室制度、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等等。至于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之中，即使是在当年物价飞涨、月薪微薄、生活艰苦的条件下，他依然严守岗位。如他当年的学生回忆说：“我们到他家去，总看到他孜孜不倦地在看书。”
至于“他的教学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是新，有创见。他善于吸收新知识。在交通阻塞、运输困难的情况下，他仍千方百计地搜集新资料，并能融会贯通，结合自己的创见，讲解给学生听，学生感到深受启发，颇有收益。第二个特点是思想进步，能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融合在课程内容中进行教学。他写的普通心理学讲稿，就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阐述的”。此外，陈立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他将实验室比作工厂，科研成果比作新产品。他认为教学必须密切结合实验研究。大学如果没有实验研究，就无法进行有些课程的讲授。
他还认为，实验除了密切配合教学完成学习任务外，还有研究新知识的任务。
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也要发现新的真理，使科学能赶上时代而不故步自封。
在遵义，他和黄翼教授一道，在困难的条件下，为实验室的创建花了不少心血和精力。“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陈先生在这时期还是取得了卓越的科研成果。”
新时代的新篇章
陈立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科学家，他从来都强调和看重“科学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他还多次为呼吁改变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而撰写文章。早在1945年，由中共地下党主持组建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成立时，他与竺可桢校长都是参加者。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感到自己第一次有了充足的社会条件去实现从事研究的理想了，自然，他是满心喜悦的。不久，陈立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点名，奉调赴京，在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等的领导下，具体负责筹建新中国的第一个心理学研究所。
此后，陈立又奉命返回杭州，继续从事他的教育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从1950年起，陈立开始指导研究生对万余名儿童的学习心理测量，对他们的身体发展（共24个项目）进行了广泛的数据采集、测量研究工作，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儿童生长发育现状的第一手资料。这一研究规模之大，当时在国内还是第一次，也是后来国内这一方面研究的先导。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工业生产的需要，他还继续领导开展工业心理学研究，并亲自下工厂蹲点，使研究结合生产实际，受到了工人和工厂领导的欢迎。1960年代初，根据全国心理学会的科研规划，他又带头开展了认识过程发展规律的心理学研究。
然而，正当陈立潜心于儿童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时，他却遭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和挑战，这就是曾在中国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葛陈辩论”。
原来，当时陈立根据教育改革的需要，将当时流行于美国的程序教学向国内同行作了介绍，并选择了部分学校加以试验。同时，他又根据全国心理学会的科研规划，开展了对儿童认识过程发展规律的心理学研究，并在《心理学报》上发表了三篇探索性的论文，却遭到了姚文元的批评。当时姚文元自诩为“革命人”，于是在写批评文章（《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时，就用了一个所谓“革命人”的谐音“葛铭人”署名。他的文章于1965年底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向陈立发难，批评陈立的实验研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研究”，把这一项重量级的“政治帽子”压在陈立头上。陈立不服气，遂据理力争，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对心理学中实验法的估价问题》，也刊登在《光明日报》。于是，一场涉及中国教育界和心理学界的大辩论就此爆发，当时姚文元已是名声显赫的人物，他气焰嚣张，欲把自己的“辩论对手”拉到全国各地去亮相，此举虽在临出发前被突然取消，但陈立却已做好了准备，他不惜“应命赴陪斗”。当时他的这种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气概，至今还令他的同事们钦佩不已。
晚霞红满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经被迫停止的心理学研究又得到了恢复。虽然陈立此时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但他仍然怀着激动与喜悦的心情，老当益壮，一心扑在事业上。记得当年着名女作家张洁在其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中，就曾描写了陈立力图重振工业心理学的豪情。
那是陈立又一度的学术“青春”时期。当时，作为中国心理学会的副理事长，陈立十分重视心理学队伍的建设与提高，他提出了举办高校实验心理学师资进修班的倡议，并主动承担了在杭州大学心理学系举办第一届进修班的任务。他还十分重视提高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影响，1980年7月，陈立任中国心理学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了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第22届国际心理学会议，也是在会议期间，中国心理学会正式加入了国际心理学联合会（IUPS）。回国后，陈立又着手创办《外国心理学》杂志，沟通中外心理学研究的信息，并亲任主编。1983年，陈立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组团去美国、英国考察工业心理学。又自1990年代开始，陈立把目光转向学校心理学这一应用领域。
1980年，他建立了与工业部门直接挂钩的面向实际应用的工业心理学专业，而杭州大学工业心理学专业因此也成为中国首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并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点。近十余年来，该专业不但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工业心理学人才，而且也为各个行业的厂长、经理举办了数十期的管理心理学培训班，并于1990年荣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
此外，他还组建了工业心理学实验室，积极承担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以及其他部门资助的大量工业心理学研究课题（如管理决策心理模式、人-计算机界面特征与开发工具、显示与控制设计、汉字设计参数及显示工效、企业组织激励机制、新技术应用策略、企业改革与组织发展等）。
至1990年，这一工业心理学实验室被国家计委批准为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
工业心理学之外，陈立在组织管理心理学方面也有许多创新，这集中体现在他强调整体论和宏观工效学的思想，以及他注重工业心理学理论与中国企业组织改革以及新技术应用的密切结合上。陈立不愧是一位学到老、创新到老的典范。
2004年3月18日，陈立在杭州逝世，享年102岁。

苏步青（1902-2003）
数学家。浙江平阳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1931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1年至1952年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1952年先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名誉校长。主要从事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等方面的研究，被誉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早期在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学研究方面取得出色成果；其后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高维空间共轭理论、几何外形设计、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说起苏步青，在中国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传奇。作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的启蒙书竟然是风水书和《水浒传》；他曾经是班级里的倒数第一，却也是继陈建功后第二个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人。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对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学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建立了独到的方法，用几何构图来表现曲线和曲面的不变量和协变图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他研究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高维空间共轭网理论，把微分几何运用于工程中的几何外型设计，在中国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计算几何。他为中国数学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继承者和接班人，包括八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所有这些都是苏步青的荣誉，他的一生是荣耀的一生，是为国奉献的一生。
让我们追随大师的成长足迹领略大师的非凡人生。
清贫生活造巨匠　为国立志学数学
1902年9月23日，浙江平阳县雁荡山区一间普通的农家茅舍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接着就传出接生婆惊喜的声音：“苏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一个大胖小子！”生个大胖小子在村里确实应该算一件喜事，但谁又能想到这个大胖小子竟然是以后杰出的数学家、诗人呢？像所有普通的农家孩子一样，苏步青就这样在人们的喜庆与欢愉中出生了。
这个大胖小子在众人的呵护下慢慢长大，从会坐、会走到会说话、会干活。
由于家境清贫，苏步青从小就在地里劳动，放牛、割草、犁田，什么都干。在这里他充分体验了自然带给他的乐趣，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苏步青对数学真正感兴趣，源于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的一位教数学的杨老师，是他开启了苏步青探密数学王国的大门。
杨老师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却使他终生难忘。当天晚上，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这一堂课让他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他性情中的恒心和意志便表露无遗了，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他从早到晚都沉浸在读书、思考、解题、演算之中，他总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在本子中，四年时间里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头角，这些付出也为后来在数学领域里的巨大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归浙大　“陈苏学派”扬威名
1919年，苏步青怀揣中学校长洪彦元给的200块银元，毅然东渡日本求学。这一去，对他来讲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苏步青把这件事视为一生的转折点。
经过高等工业学校的四年磨练，到了1924年春天，苏步青成为惟一一位报考着名的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的中国留学生。在东北帝国大学的学习，让苏步青的数学才华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步青在一般曲面研究中发现了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这一在国际数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的成果被人们称为“苏锥面”。
留学日本时期，苏步青结识了同在此求学的陈建功，两人本着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决心要为我国的数学教育和研究艰苦奋斗，在异域共同立下宏志，要为中国创办一个具有现代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基地。陈建功先于苏步青回到祖国，来到浙大。他临行前对苏步青说：“你得到学位以后要到浙大来，到浙江大学来。”苏步青获得理学学位之后，不留恋日本大学给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祖国工作，他宁愿选择待遇较低、尚属初创时期的浙江大学，作为他开展数学教学和研究的基地来建设。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建设新办的数学系作出了惊人的努力，付出了许多心血。他和陈建功一起为实现“在20年内把浙江大学数学系建设成为第一流数学系”而努力！
1931年开始，苏步青和陈建功在浙大数学系分别主持微分几何和函数论两个讨论班。后来，苏步青在谈到这种讨论班的优点时，谈了三点体会：第一，培养学生严谨的作风。学生们必须仔细阅读书籍和最新文献，在阅读中如发现问题，要推敲到底。第二，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第三，教师在讨论班上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指导。讨论班成为培养英才的一种有效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更可喜的是这种培养模式通过陈、苏的学生们传到各个大学的数学系，甚至不同学科，成为各个大学、各个学科争相模仿借鉴的对象。苏步青第一批学生中的方植德，即是在讨论班的培养模式下而成才的，从浙大毕业后来到厦门大学，也把这种模式带到了厦大，培养出了陈景润这样的着名数学家。
在陈建功与苏步青的努力下，浙江大学数学系成为了国内一流的数学系，陈、苏二人也因为“陈苏学派”而闻名于世。“学数学，去浙大”在国内学子中流行，这是对陈、苏教学的极大肯定。他们两人也在长期的共事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美谈。
感念竺校长深恩　情结湄潭
1937年10月24日，杭州沦陷，浙江大学全校700多名师生开始西迁。
苏步青在西迁途中，最关心的是系里的图书，一听到搬迁的命令，首先想到的是把教师的图书捆扎、装箱，他每到一地，先检查图书资料有没有遗失。在他的精心照料下，一路上图书资料没有损失一件，实属不易！
在西迁的道路上，竺可桢校长对苏步青及其家人的关心深深地打动了苏步青，也使得苏步青对竺可桢有了深厚的感激与敬佩之情。西迁路上，竺可桢校长身负重责，却仍十分关心苏步青一家的安全。苏步青的夫人是日本人，在抗战敏感时期，麻烦不断，竺可桢校长想方设法为她取得一张通行证，从而能顺利成行。每念及此，苏步青感激之情都溢于言表。
到达遵义后，数学系设在湄潭县的姜公祠里。有一天，竺校长对苏步青说：“你不要等暑假回去，将来通过衡阳回浙江这条路肯定行不通，现在还勉强可以走，你赶快把家眷接过来。”苏步青正愁没有搬家的费用，竺可桢校长好像早已经考虑过，忙说：“钱不用愁，学校替你包下来了。”没两天，竺可桢就批给苏步青90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
临走前，竺可桢还对苏步青说，他已经关照在浙江大学沿线管交通的朋友，行路时给予方便和帮助。就是在竺可桢校长的帮助下，苏步青的家眷顺利到达了湄潭。竺可桢知道苏步青的家眷来到湄潭，非常高兴：“这下我好放心了。”苏步青每每回忆起自己和家人团聚的过程，总是很激动，他说：“如果没有竺先生帮助无论如何也出不来的，那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我了，这次搬家是我终生难忘的。”苏步青家人来到湄潭后，因为时局动乱，家里孩子多，所以经济很拮据，苏步青也拿起了锄头种地，来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竺可桢校长来苏步青家看望时了解到了情况，又一次给予苏步青以极大的帮助，堪称“雪中送炭”。让苏步青的两个儿子享受公费生待遇，大大减轻了苏步青的家庭困难，从而使苏步青能更安心于数学事业。到了第二年，竺可桢将苏步青作为“部聘教授”上报教育部，并获得批准，这样就彻底解决了苏步青一家的生活困难。
苏步青不仅是一位精研数学的自然科学家，还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在苏步青与另一位专攻中国数学史的教授钱宗琮的倡议下，组织了“湄江吟社”。从1943年2月至同年10月，湄江吟社共举办了8次诗会，创作诗词100余首。苏步青在吟社诗会中，先后写了诗词十多篇。他的诗词意境高远、深邃，文字优美清新、流畅，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他有一首描绘家门前湄江之滨优美风景的小诗，足以表现其风格：
门外沧浪水，清流仍濯足。
可怜冷翠微，又隔寒潭曲。
阑数归鸦尽，无言立钓台。
桐影深浅处，明月过江来。
苏步青对湄潭有着深厚的第二故乡情。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批“求是”学人从祖国各地、异国他乡“飞”回湄潭这块风水宝地寻梦访故。湄潭与浙大之间中断了三十多年的感情桥梁再次连接起来了，这其中主要的牵线搭桥人就是苏步青。20世纪80年代末，湄潭县人民政府聚资修复当时浙江大学办学旧址——湄潭文庙，于1990年建成“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并将那时曾与浙大附中合并办学的湄潭中学改名为“求是中学”。苏步青始终关心陈列馆的建设和求是中学的更名工作，并亲自题写了馆名和校牌。为了却重返湄潭故地的夙愿，时年已88岁高龄的苏步青执意要亲自参加西迁陈列馆的开幕典礼，并为此订好了机票。不料足疾突发，无法前行。无奈，苏步青为此写了一封既是祝贺又是致歉的长信。信中说，“五十年前，正当抗日的第四年，浙大师生历尽艰辛，西迁遵义湄潭永兴办学。这一壮举已经载入浙大史册，在湄潭已经留下了宝贵篇章。没有这里得天独厚的地势，物华和淳朴的人民，就没有浙大的今天。更谈不上浙大‘东方剑桥’的称号了。我作为当时在湄潭工作生活六年的浙大教师，每当回想起在湄潭的往事时，心里总是充满着兴奋和感激。”苏步青在这封信最后写道：“为参加这次揭幕典礼，本人早已做好准备，整装待发。不料足疾复发，阻我西行，万分感慨……”苏步青把未能亲自到湄潭走访当成垂暮之年的一大憾事，足见其恋湄潭情结之深。
在遵义和湄潭的五六年间，浙大数学系在苏步青等人的努力下，数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等组成的微分几何小组在苏步青的指导下成立了，并取得了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苏步青在微分几何、射影曲线论两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获得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数学大师布拉须凯的赞誉。
难忘浙大　情系求是
从归国到浙江大学任教再到离开浙大去复旦，苏步青留给了浙大无穷的财富，在浙大工作的岁月亦是苏步青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苏步青离开浙大到了复旦，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浙大任教。但是苏步青始终难忘浙大。多少年来，苏步青成了推崇竺可桢办学思想、弘扬求是精神的典范。1989年11月10日，苏步青为《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撰写了序言，并赋诗一首：
寄身破寺复何人？眼底江山一片新。
莫道桐油灯影淡，如今放焰暖生春。
1990年3月7日，浙江大学举行了竺可桢诞辰100周年纪念会，苏步青专程赶到并发表了充满真情的讲话。1993年底，竺可桢校长逝世20周年纪念，有作者写了《科学家竺可桢的故事》，当作者向苏步青求题封面和请其撰写序言时，他欣然允诺。苏步青在序言里深情地说：“这样的好校长，把教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当然，我也把竺先生当作知己，凡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怎么困难，我都乐意去做。”他认为竺可桢是可以与蔡元培相比肩的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校长。
苏步青在《浙江大学简史》的序言里深情地写道：“我从日本留学回国就在浙江大学任教，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才离开，前后工作了二十多年，担任过教授、系主任、训导长、教务长等职，还有解放前夕，受离校赴沪避居的竺可桢校长的嘱托，和严仁赓等一起临时主持浙大的校务。抚今忆昔，我和浙大有着很深的渊源，也有着很深的感情，经常怀念那段艰难困苦而又富有朝气的年代。”这就是苏步青和浙江大学的不解情缘。
1992年3月31日，苏步青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特地从北京乘飞机赶来参加浙江大学95周年校庆，并挥毫写下了一副对联：
九五华诞，求是创新成大计；
万千英俊，攀高赛远显宏图。
在庆祝大会上，苏步青满怀激情地又说：“我还抱着一个希望，就是在本世纪末，我们浙江大学能不能有一位教授，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去英国剑桥大学参观访问，称赞剑桥大学为‘西方的浙大’呢？”我们深信，苏老对浙大人的真诚厚望，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百年校庆之时，浙大专程去上海请苏步青院士参加百年校庆，并为母校百年华诞题写贺词。据当时去请苏老的朱宝禄回忆，苏老当时十分激动与兴奋，似乎忘记了自己住在华东医院，谈了许多关于浙江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建议。
并撰写了贺词：“学府经百年，树校风，钟灵毓秀；伟业传千秋，展宏图，桃李芬芳。”这对联是苏老用心血写成的，是他对母校赤诚之心的写照。
2003年3月17日，东方数学苍穹的一颗巨星陨落了。消息传来，人们顿时沉浸在无限的悲恸之中。3月19日，浙江大学举行“功绩不朽，风范永存——浙江大学师生深切悼念苏步青教授”座谈会，深切怀念苏步青教授。苏步青院士虽然远去，但是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姜亮夫（1902-1995）
当代着名语言学家。原名寅清，以字行。云南昭通人。1953年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任教，后为杭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音韵学、文字学、敦煌学、楚辞学研究，善于综合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神话学和中外古代史知识考释文字。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任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中国训诂学会顾问等职。所着《中国声韵学》是早期讨论传统音韵学的概论性着作之一。论文《声考声数转纽表》用列表统计法，对古声母及其变化条贯整理。着有《瀛涯敦煌韵辑》、《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楚辞通故》、《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等。
“水木清华”和“花都巴黎”
姜亮夫（1902-1995），原名寅清，字亮夫，云南昭通人。着名的楚辞学家、文献学家、敦煌学家和语言学家。
姜亮夫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曾是滇东昭通十二州县反清“光复”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而在姜亮夫年少之时，他还接受了梁启超、章太炎诸的思想影响，从小就以天下之事为己任。他后来回忆说：“我父亲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他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次，并且都写成大的条幅，可以在墙上挂的。所以，我八岁时就把它背熟，父亲给我讲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爱国主义思想，恐怕要数父亲的影响来得大。”出生在这样一个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家庭，又遇到了新旧交替的历史时代，使得姜亮夫在思想上从小就奠定了民主爱国的根基。
1921年，姜亮夫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6年，他又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水木清华”的学习和研究更让他奠定了一生从事学术的根基，此后，他经常怀念那段问学清华的岁月。在1946年，姜亮夫曾收集了许多材料，编纂了《四先生合谱》一书，记述他先后问学的导师——廖平、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这四人的学术活动；“文革”结束之后，他又写了《思师录》，于四川林山腴、龚向农之外，又特别列举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和陈寅恪诸先生对自己的教诲之恩。我们说姜亮夫的学问宏大，若究其实，确是兼采众长、自成一家的，而当年清华研究院的学风又是古今贯通、中西融会，这又予他以良好的学问根基。
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姜亮夫曾先后执教于江苏南通中学、无锡中学，后来又在大夏大学、济南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任教，并在上海北新书局担任编辑。这期间，他曾师从于章太炎。那时，他还广泛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金、涂尔干等人的着作，并于1935年赴法国自费留学。
在法国巴黎，姜亮夫埋首于“敦煌卷子”，过着非常清苦的留学生活。当时他在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期间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一批英国和法国的汉学家结识，他还应当时也在法国从事研究的王重民的邀请，共同“泡”在图书馆里披阅“敦煌卷子”。
在那里，他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一坐下便是一整天的抄录工作。中午时分，他只就着白开水，吃点干面包来充饥，在打发了午饭之后，接着紧张工作，这样一直到晚上博物馆关门。回到住处，自己弄点晚饭，一般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就是这样，姜亮夫和王重民潜心在“花都巴黎”清点和研究了中国流失到法国的许多珍贵文物，并进行拍片、拓摹、抄录，达数千张之多。那时，他一天的生活费是20多法郎，但拍一张照片就需要14个法郎，其生活艰苦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抄录和拍照，以及描摹大量的中国古物，如青铜器皿、石刻碑传、敦煌经卷等，他的眼睛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他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
也是在这之后，他毅然放弃攻读考古博士学位的机会，专心致志地在巴黎图书馆抄录被伯希和等人窃走的“敦煌卷子”中的音韵学等部分。到了1937年，他带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踏上了回国的征程。当时，他还把他从巴黎抄录的“敦煌卷子”，结合了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加以整理、校录和研究，汇集成当时中国第一部抄录和研究“敦煌学”的巨着——《瀛涯敦煌韵辑》。
一位中国的“敦煌学”学者，终于诞生了。
一生功业　青史长传
敦煌的藏经洞于1900年被发现，由于清廷腐败，外国的一些“探险家”乘机窃走了藏经洞中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直到1924年，陈垣在整理敦煌残存的文献资料时还不禁感慨道：“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王重民、向达（也曾是浙大教员）、姜亮夫等一批本土的“敦煌学”学者先后回到祖国，并开始了他们的整理、研究工作。岂料，日本侵略者的炮声又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当时姜亮夫已完成的《瀛涯敦煌韵辑》却无法出版，规模宏大的《敦煌志》手稿也因战乱而遗失，他从海外苦苦带回来的大量珍贵资料除300余张“敦煌卷子”的照片得以幸存之外，其余均毁于战火。
姜亮夫于1937年经莫斯科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后因被国民党特务所盯梢，他转赴苏州，担任英士大学教授兼文理院院长。
1949年5月，姜亮夫受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后又在云南革命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52年，他被安排在云南博物馆工作。
自1953年起，姜亮夫奉调浙江杭州，先后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期间先后任中文系教授、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等职。1955年，他又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文革”中，他遭到了迫害和歧视，期间曾被迫以打扫楼梯为业。
改革开放之后，姜亮夫已是八旬高龄的老人，但他焕发了学术青春，他不顾身衰体病，先后创办研究所、开设讲习班，招收博士、硕士数十人，并主持多种学会，出版10余部专着和百余篇论文。当时，面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处境，他与国内许多着名学者联名呼吁注重“敦煌学”的研究。此后，他毅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主持开办了“敦煌学”讲习班，并先后推出《敦煌学概论》、《莫高窟年表》等多部新作。
晚年的姜亮夫因德高望重，曾先后出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音韵学会顾问、《汉语大词典》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文学分支文学主编、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等。他的一些着作如《瀛涯敦煌韵辑》、《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屈原赋校注》、《陆平原年谱》、《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今绎讲录》、《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屈原赋今绎》、《敦煌学论文集》、《中国声韵学》、《张华年谱》、《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古文字学》、《敦煌碎金》、《古史学论文集》、《姜亮夫文录》、《文学概论讲述》、《姜亮夫全集》（共24卷，内容涉及楚辞学、敦煌学、语言文字学、历史文献学以及文学类文稿、治学心得、学术杂论、日记、回忆录等）等先后出版或再版。其中，《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着”，并荣获全国高校第一期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的一等奖。
1995年12月4日，姜亮夫逝世，享年93岁。他为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保卫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奋斗了一生，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学有所本　硕果累累
晚年姜亮夫有一篇《谢本师：学术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作为对业师的怀念和一生学术的总结。文中他所怀念的业师，有四川的林山腴、龚向农以及北京时期的王国维、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吴检斋诸先生，此外还有章太炎。
他说：“我一生的学术，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同这几位先生都有关系，道路是他们给我指引的，目标也是他们给我定的，等我走上道了，我就吸收了当前学术界许多新资料、新观点进我的思想体系中来，形成自己学术研究思想体系，但他们指引我的基本思想体系未变。”“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有时用国外的方法及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而不是用外国人的资料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因此我研究学术的方法和观点，严格说来是奉行‘八不主义’：即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汉不唐、不心不物。不中不西：不是中国的，也有中国的；不是西洋的，也有西洋的。不古不今：不是完全古代的，也有古代的；不是完全现代的，也有现代的。不汉不唐：不完全根据汉代人注，也不完全根据唐代人的注释。不心不物：我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这很好地诠释了他一生的学术风貌，为此他还曾题其书斋为“八不斋”，又自称“八不斋主”。
这也是他的学有所本，如他早年追随王国维从事研究，曾归纳学术研究的方法：即“博览以见异说”、“贯通以求重点”、“温故以寻流变”、“比较以得是非”。后来他在从事楚辞研究时，又作了新的开拓，即“穷源尽委，以明其所以然之故”、“自整体推断，不为割裂分解了”、“从比较得真象”、“自矛盾或正反之端，综合以求其实”、“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等。由于他有所本而有所创新，加上他一生的执着经营，学术成就斐然，硕果累累，如从他1921年进入成都“高师”国文部学习起，他在人文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了70个春秋，期间完成专着28部、撰写论文280多篇，且大多享誉于中外。
其学术成果归纳为一是他的楚辞学研究。当年姜亮夫因恩师王国维蹈昆明湖之痛，寄情于屈子沉江，于是收集楚辞资料极丰，并专心于楚辞研究数十年，写有《楚辞通故》、《楚辞书目五种》、《重订屈原赋校注》、《二招校注》、《楚辞今绎讲录》、《屈原赋今译》和《楚辞学论文集》，其中特别是180多万字的《楚辞通故》，可谓是楚辞学的总结性着作，也堪为一部完备的、具有丰富学术内涵的楚辞学大词典。
姜亮夫曾坦言：“余一生业绩，此为最巨。”他把楚辞研究从传统章句之学中解放出来，别开生面地引入了语言、历史、哲学、地理、考古、民俗、博物诸学科，走上了一条融会贯通的新道路，实开一代之新风。二是他对敦煌学的研究，他的《莫高窟年表》以年代为经、史事为纬，对全部敦煌文献及有关资料进行编年汇编，并从典籍中披沙沥金，摘录出大量材料，所谓徵考入表，体大思精；《瀛涯敦煌韵辑》则是敦煌音韵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它恢复了已经佚失千余年的隋代音韵学家陆法言的《切韵》残本，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敦煌发现的唐代韵书的汇编，也是语言学文献集的首创；《敦煌——伟大的文物宝藏》则是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着作；《敦煌学概论》是国内第一部敦煌学的概论着作；《敦煌学论文集》更涉及于目录学、校勘学、音韵学、文艺学、历史学等。三是语言学，所涉及有音韵学、文字学等，其代表作有《中国声韵学》、《诗骚绵字考》、《古文学史》、《昭通方言疏证》等。此外还有史学领域，虽然他的一些重要史论如《夏殷民族考》、《尚书新证》等均散佚无存，《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则是近代记述历代人物生卒、字号、籍贯、出处等的一部常用工具书，一直有着嘉惠后学、沾溉靡穷的作用。
除了着述，姜亮夫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教育家，他一生执教70余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他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之谈，如重视基础之学，扩大学术眼光，注重编纂工具书和引得等等，可惜限于篇幅，无法一一纳于此篇之中了。

陈乐素（1902-1990）
宋史专家。原名博。广东新会人。
1942年，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导师。1946年，随浙江大学从黔北迁回杭州。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6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78年重返杭州大学历史系筹建宋史研究室。他主要从事有关宋史的研究，在《三朝北盟会编》及其撰者徐梦莘的研究、宋代着名的私家目录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上，成就显着。同时，对《宋史·艺文志》进行了历时40余年的研究，贡献突出。其生平论着已汇编为《求是集》三册。
风云际会　浙大有荣
陈乐素（1902-1990），广东新会人，是史家学陈垣的儿子。陈垣是晚近中国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陈乐素家学渊源，也是着名的史学家，他曾在浙江大学工作过很长时间。
陈乐素早年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学成归国后投身北伐革命，曾任北伐军第5军政治部宣传员。大革命失败后，从政治舞台上退出，转而以学术报效祖国，在上海民众烟草公司任文书、《日本杂志》主编等，此后潜心研究宋史，成为一代宋史研究大家。
陈乐素于1942年冬应竺可桢校长的聘请，赴浙江大学任教。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浙大西迁已有数载。当时，在竺可桢和张其昀等主持之下，浙大利用自己立足于西南以及针对战时纷扰的形势，对外广揽人才，而当时浙大学术气氛浓郁，成果丰硕，已为世人所瞩目，于是，有许多着名学者都愿意到浙江大学来任教和从事研究。一些身处战争前线的学者，更是对浙大情有独钟，竺校长等也不失时机，向身陷香港的陈寅恪、陈乐素等发出聘书，诚恳邀请他们到地处西南的浙大来任教。
这是战争的年代，也是历史学家们重新记忆和感怀伟大的中国历史的绝佳年代。正如陈寅恪在为陈垣的名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所撰的序言所云：“中国史学，莫盛于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地。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微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当年在浙大，先后有张荫麟和陈乐素讲授宋史，即所谓“浙大研究宋史的风气，张荫麟师倡于前、陈乐素师导于后，很多同学都亲受恩泽的”，而西南的浙大，地邻陪都，不啻“神州正朔之所在地”，而广西、贵州诸地，仿佛旧时历史上的“畿辅”，招揽天下英才济济一堂，成为浙大历史上最让人动心的一页。不久，史学巨子陈寅恪也表示愿意来浙江大学。可惜，他终因身体不能支撑（当时他已经眼盲），又因家累，滞留在广西桂林。不过，他却通过书信，不断向浙大同仁告知陈乐素一家的行踪。当时陈乐素一家启程赴浙大，途中也艰苦备尝，他的眷属颇多（成人及儿童共有七人），由柳州径往遵义，实在也是不易。迨陈乐素一行抵达遵义，当时教授浙大学生历史课的张荫麟已因病逝世，随由陈乐素继之在浙大讲坛主讲宋史，后来陈乐素还开设有唐史、日本史、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又兼任史地系史地研究所的导师。
登“堂”升“帐”　不忘“求是”
浙江大学的遵义本部，当时史地学系可谓教师阵容整齐——系主任张其昀教授是竺可桢的入室弟子，也是着名的史地学家，教师如历史学的顾毂宜（教授西洋通史、希腊罗马史、俄国史等）、陈乐素（教授唐史、宋史、日本史）、谭其骧（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中国通史）、李源澄（国史）、方豪（宗教史、中西交通史）、李絜非（教授史学方法、中国近代史）与陶元珍（教授明清史等）等，都是一时之选。当然，还有已经过世的天才学人张荫麟，以及“客座教授”钱穆和俞大纲、贺昌群、陈训慈、李思纯、黎子耀、苏叔岳、胡玉堂等；至于地学（地理、地质）方面，则有叶良辅、沙学浚、李春芬、王庸、任美锷、朱庭祜、涂长望、吕炯、卢鋈、李海晨、黄秉维、王维屏、么枕生、严德一、沈思屿、严钦尚、刘之远、郭晓岚、赵松乔诸，可谓群星浩瀚。至于陈乐素等的学生（研究生等），则有李埏（后云南大学教授）、徐规（浙江大学教授）、宋曦、程光裕（二人均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王省吾（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等承前启后的一批优秀弟子。
陈乐素指导弟子和学生，要求他们定期报告研究进度，他还会开列必读书籍的书目。他的父亲陈垣阅书极富，相传当年只有“杭州大儒”马一浮可堪与之匹敌，因而陈乐素也养成了“无书不读”的习惯，至于史学研究的一门功夫——史源学，正是陈家父子所熟稔的。于是，陈乐素在浙大，在学问的门径之外，于弟子以方法论的现身说法，即：“目录校勘之学是治史之基础学问，也是工具之学”，须认真阅读“正史艺文志、经籍志，《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金石、图谱、校雠考，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永榕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尤须精读”。
校勘学则拟以陈垣所撰《元典章校补释例》为范本，而陈乐素自己则于目录、版本、校勘、避讳学等，均极为精湛，所谓掌握史料、鉴辨真伪、论述史实，无不引证翔确，其所撰《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等，就以网罗宏富、考订甚详着称。
当时，陈乐素在浙大开设有选修课“中国目录学史”和“史学方法”，以及“史学名着选读”、“宋史专题研究”、“避讳学”等。徐规曾回忆说：陈乐素教课极端认真负责，课前他写有详细讲稿，引文必仔细核对，标明出处，内容充实，富有新意，板书亦清晰有力；他讲课不仅给予学生以历史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传授如何收集、鉴别、考订史料以至组织材料写成文章的一系列治学方法；他对学生的论文和作业，总是细心阅读斟酌，并与学生商讨，从选题到写成初稿和最后定稿，要经过多次研讨和修改，真是呕心沥血。后来他的学生中不少人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与先生的辛勤栽培是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陈乐素一家也搬至杭州岳王路石贯子巷11号。那时他的宅子里，时常有学生去请教，而陈乐素无不谆谆训诲，这不仅于学问，就是待人接物方面也予以潜移默化的教化。史学大家的陈家，继陈垣、陈乐素之后，其第三代传人还有陈智超等，后者也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陈乐素曾奉当时新政府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参与接管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陈乐素出任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4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历史室主任，并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后被迫退休，回到杭州，期间仍专心治史，继续编着《宋史艺文志考证》。1978年之后，他出任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以及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等。
1979年，陈乐素赴广州任暨南大学教授，以迄其终。
陈乐素逝世后，他的遗稿先后结集出版有《求是集》第一、二、三各辑。所以取名为“求是”，正是陈乐素对当年浙江大学“求是”学风的一种缅怀和继承之意。

“百年求是”丛书

蔡邦华（1902-1983）
昆虫学家。江苏溧阳人。1923年毕业于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1924年回国执教于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6年又赴日本攻读研究生，1932年至1952年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对于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关系的研究，创立了一套害虫预测预报制度；对于谷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的研究，解决了害虫猖獗长期争论的问题；关于五倍子的研究，为五倍子的人工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提出了松毛虫及白蚁的综合防治方案；进行了直翅目、鳞翅目等5个昆虫科目的分类学研究，发现了许多新属、新亚属、新种、新亚种。奠定了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基础。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蔡邦华是我国早期昆虫生态学学者之一，在实验生态学和农业昆虫生态学上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是我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之一。
蔡邦华的父亲是前清秀才，这使蔡邦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小学时，他跟兄长学习蚕体解剖，见到蚕体内部器官，引发极大兴趣。在南菁中学时，他在自修课桌里饲养芋青虫，观察其成长过程。博物老师见他对昆虫如此入迷，十分赞赏，鼓励他继续努力。在老师和兄长的影响下，他抱定了学习昆虫学的决心。
1920年蔡邦华中学毕业后，随兄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进修半年日语后，考入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在学习期间，他不仅注重基础课，而且还利用空闲时间学习鉴定昆虫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乡采得桑树害虫“白蚕”（蚕蟥），因在国内查不出学名，便带到日本四处求助。冈岛教授看到这个中国学生如此钻研，就主动为他查找参考书，指导查考方法，不久蔡邦华找到了确切的学名。对昆虫学的兴趣与热爱为他日后在实验生态和农业昆虫生态学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入浙大　难解求是情缘
1924年，蔡邦华从日本高等农林学校毕业，当时的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士钊电邀他回国任该校生物系教授，22岁的蔡邦华成为当时该校最年轻的教授。为了更好地学习昆虫学的知识，1926年他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并在镝木外歧雄等专家的帮助下，对竹蝗做了详细的研究，写出《中国蝗科三新种》等论文。
1928年，蔡邦华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应浙江省昆虫局邹树文局长之邀，在该局任高级技师。随后，蔡邦华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开始了与浙大的一段难舍的情缘。1930年，浙江大学将他派送到德国进修，开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并在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他借此机会对欧洲9国进行了旅行考察。随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跟随森林昆虫学家爱雪立希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1932年，蔡邦华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
1936年，蔡邦华学成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当时蔡邦华对国民政府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十分不满，与几十位农学院教授愤然离校，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从事螟虫生态和防治的研究，发表专着和论文十余篇。其中《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被当时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本。1937年回到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
1938年后，蔡邦华重返浙江大学任教。这是蔡邦华第三次进入浙大。
1940年开始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先后长达13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条件极其艰苦，学校几经搬迁。蔡邦华除了忙于搬迁和教学外，还争取一切时机就地开展科研工作，进行了不少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出版了《病虫知识》期刊，为中国的害虫防治及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大学从贵州省的湄潭县迁回杭州。蔡邦华受当局派遣，赴台湾参加接收台湾大学的工作。不久又回到浙江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47年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受到军警围攻。蔡邦华不顾个人安危，于1948年1月亲赴南京，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歹徒破坏，搞得无法生活，无法教学的恶劣事实，并代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向教育部请示善后。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国民党当局派出要员前往杭州督促，使学校暂解危急。他这种声张正义，敢于面对逆境，赴汤蹈火的高尚情操，深受后人敬仰。
杭州解放后，由于竺可桢校长离校在外，蔡邦华被推任为学校校委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其后作为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推任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十五名代表之一，光荣地出席了开国大典。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奉命调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动物所与昆虫所合并，蔡邦华任研究员、副所长。
蔡邦华一生重视科学教育事业，先后执教达三十年之久，可谓桃李满天下，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人才。前后四次进入浙江大学，在浙大的时间是蔡邦华在学术上的造诣迅速提升的时期。蔡邦华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先后发表了140篇论文和专着，尤其在森林昆虫学方面硕果累累。蔡先生的专着《昆虫分类学》（上、中、下册）是我国最早自编的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参考书，被国内高等院校长期采用。
不辞辛劳　致力于昆虫学研究
蔡邦华既是一位可敬的教育家，也是一位着名的科学家。在近60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昆虫学多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巨大成绩。他是我国昆虫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在昆虫分类学上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9年，蔡邦华开始从事螟虫生态学的研究。1930年在德国进修期间，他以谷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为题开展了实验生态学的研究。在错综复杂的组合里，证明谷象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三个最佳结果，即寿命最长、发育最快和繁殖最多，并最终确认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虫“猖獗”的主要因素。他得出的这一结论，使长期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并引起国际生态学界的高等重视，美国昆虫学家曾详细加以介绍。此后，蔡邦华又研究了螟虫、蝗虫、松毛虫等昆虫生态学，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蔡邦华同时又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直翅目、鳞翅目、鞘翅目和等翅目等多个科目的研究上，都有突出贡献。为我国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新种和新亚种共达150个以上，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昆虫分类学》专着。他早年对螟虫、蝗虫分类做了许多工作，发表了《螟蛾类概说》、《中国蝗科新种报导》等论文。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同翅目中五倍子蚜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经过几年的调查，不仅查明了不同五倍子和不同倍蚜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了各种倍蚜的形态特征及其中间宿主，为人工培养五倍子探索了一条途径。这项工作曾由英国李约瑟博士推荐发表于伦敦《昆虫学报》上。20世纪50年代，他又对鳞翅目中的松毛虫做了大量工作，查明我国松毛虫类共有78个种和亚种，其中隶属于7个属，同时发现了20多个新种、新亚种，其中为害严重的有6种，即马尾松毛虫、赤松毛虫、落叶松毛虫、油松毛虫、思茅松毛虫和云南松毛虫等。
在分类学研究上，他强调各个科目要有各个科目的典型代表，特别是要列出与经济有关的种类或中国特有的种类。因此，他编着的《昆虫分类学》受到人们的赞誉。
20世纪60年代蔡邦华研究的重点是白蚁。他从发掘我国民间防治白蚁经验开始，对我国各省的百余种白蚁的不同生活习性进行了调查。曾先后发表了《中国南部的白蚁新种》、《中国白蚁分类和区系问题》等数十篇论文，编写了《中国白蚁》和主编了《白蚁志》。在我国已知的百余种白蚁中，近半数以上是蔡邦华等定的新种。除此之外，小蠹分类的研究也是他工作的重点，在我国已知的500多种小蠹中，有100种是蔡邦华等定的新种。
蔡邦华对昆虫学研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不辞辛劳的积极探索和倡导下，中国的昆虫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并且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到这一有意义的工作中来，为我国的昆虫研究及害虫防治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害虫“作对”　积极倡导害虫的综合防治
1962年，美国着名的女生态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了一部有关环境科学的着作——《寂静的春天》，她严正指出防治害虫必须要在保持各种生物互相平衡的基础上进行。过去由于滥用化学农药，人们在杀死害虫的同时，无意中也破坏了生物间的平衡，由此导致了更加严重的虫害。害虫对于农药产生了愈来愈大的抗性，而天敌都被消灭了，因此害虫就会失去控制而大量发生，危害也就更加严重了。而且滥用化学农药会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人的健康，对于社会影响也很大。
这一观点引起了全球对害虫防治的新认识。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有人注意到了害虫的综合防治问题，他就是蔡邦华。他在多年的昆虫生态学、昆虫分类学的研究中，在蝗虫、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的关系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创建了一套害虫测报制度。关于蝗虫生态学的研究，他发表了专门论文，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前苏联着名蝗虫专家贝·比恩科认为蔡邦华的这些工作很有实际意义，曾多次在自己的着作中引用他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蔡邦华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松毛虫发生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自然的条件下，才能正确地探明害虫的发生规律，并且要求用综合的方法来分析害虫发生的环境条件。他根据松毛虫数量变动，提出松毛虫发生有一个虫源带。经过长期的野外观察，于1960年正式提出松毛虫的发生基地，并提出了“由于向阳山坳的山地生物群落极为贫瘠，因而这种地带容易促使松毛虫大量发生”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后来在山东昆仑山、牙山、崂山各林区调查松毛虫发生情况时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他先后发表了《关于防治松毛虫的研究》、《马尾松毛虫的发生与寄主植物受害程度的关系的初步观察》、《中国松毛虫研究和防治现状》等10余篇具有现实指导和实践意义的论文。
他结合松毛虫研究，明确指出过去我国防治松毛虫时长期过度使用农药“六六六”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谈谈农林害虫防治途径问题”的报告，指出因不适当地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不但大大破坏了生物群落的关系，同时还会引起害虫大发生的机会，而且对于人或高等动物的生命和健康产生影响。他呼吁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控制使用化学农药，严防滥用化学农药，制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发挥生物的潜能，促进自然界的自控能力，即利用农业措施，利用天敌进行害虫治理，发挥生物群落学、遗传学、生态学、生物化学等生物因子的作用，综合治理的方法。他这一倡议得到了充分的重视。首先林业部根据蔡邦华的意见，下达指示，通知各有关林业系统，在防治森林害虫时应以综合治理为基础。与此同时，蔡邦华亲自带领助手在安徽滁县、皇甫山等地，探索马尾松毛虫综合治理的途径，采用营造混交林、改造纯松林林相，强调自然状态下的天敌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蔡邦华对祖国怀有强烈的感情，在用自己的学识奉献国家、服务人民的同时，热切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1983年他病重住院，当听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愿与国民党再次合作，以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时，心情十分激动，让家人寻找在台湾亲友的地址，并亲自写信呼吁，渴望早日实现两岸统一大业。
1983年8月8日，蔡邦华不幸逝世。蔡老没能看到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但是老一辈科学家的赤子之心，值得我们永远的怀念与追思，并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陈训慈（1901-1991）
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字叔谅。
浙江慈溪人。1936年8月至浙江大学兼任史地学系教授，1938年再兼教务处图书课主任。1939年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设立以后任第一任主任。陈训慈主要从事史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主要撰着有《世界大战史》、《近世欧洲政治社会史》、《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清代浙东之史学》、《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中国之图书馆事业》等。陈训慈又是知名的爱国学者，浙大西迁时期，他历尽艰辛，主持、组织、抢运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古籍善本，安置于贵阳城北地母洞中；又负责把宁波天一阁藏书抢运至浙南龙泉，从而避免了国之瑰宝被日寇劫夺，故后人称陈训慈是抗战时期文化战线上的英雄。
陈训慈、陈布雷兄弟都是浙大的校友，他们都对浙大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陈训慈也是一位史学家，浙江文教界的一位耆宿，曾长期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最着称的是他在抗战爆发后临危受命，主持组织抢运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古籍善本图书，并由浙大师生护送，安全运抵后方。
浙江文教界的耆宿
说到陈训慈，可能许多年纪轻一点的人，对他是陌生的了。那么，先说说陈训慈的简历吧。
慈溪陈氏是晚近浙江的一大望族，陈训慈的长兄陈训正于民初曾代理浙江民政厅厅长，后为杭州市市长，陈训慈的次兄陈训恩（即陈布雷）则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也是浙大的校友。
陈训慈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后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32年，又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任职期间他努力推行普及社会教育与提高学术研究相兼顾的办馆方针，并实行通年全日开放制度；同时先后创办了《文澜学报》、《浙江图书馆馆刊》、《图书展望》、《读书周报》等。1936年，由他主持举办的“浙江文献展览会”，参观者竟达8万人次，影响甚巨。
陈训慈在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之后，于1933年又在浙江大学兼课，后曾任龙泉分校主任；1938年浙大迁至贵州遵义后，由他负责教务工作。
1939年，他还兼任了浙大图书馆主任一职。当年在浙大，陈训慈是竺可桢校长的一位“股肱之臣”。
陈训慈也是一位诗人。1942年，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师生在陈训慈的主持之下，成立有“风雨龙吟社”。
新中国成立后，陈训慈历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顾问、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主任、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和顾问、浙江省地方志学会顾问等。他工于古文词，尤精于历史，平生着有《五卅惨史》、《世界大战史》、《晚近浙江文献述概》等。他一生热爱桑梓，晚年尤关心家乡修志事业。
随“文澜阁”《四库全书》迁移
陈训慈最为人所缅怀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联络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等，不仅创办《抗敌导报》，呼吁抗日，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为保护浙江省图书馆的藏书，主持、组织抢运馆藏《四库全书》及各种古籍善本，和宁波“天一阁”的9000多册藏书于浙南。
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上盛传日人觊觎我古典文献的大集成——《四库全书》。此前清乾隆年间缮抄的《四库全书》共有七部，分地珍藏。圆明园“文源阁”库书已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镇江金山“文宗阁”的库书和扬州大观堂“文汇阁”的库书也先后毁于太平天国之役。当时只有北京故宫“文渊阁”、热河承德“文津阁”、沈阳“文溯阁”和杭州“文澜阁”四部尚存，但杭州“文澜阁”库书已在太平天国之役中毁去大半，后经丁丙、丁申兄弟和钱恂、张宗祥的努力下，三次补抄，才渐渐恢复全貌。到了日本大举侵华时，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和北京故宫“文渊阁”已不保，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也面临被劫掠的险境。于是，在日军占领杭州之前，陈训慈即开始动员浙江省图书馆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同时积极筹措运费。由于兹事体大，仅仅依靠图书馆则无能为力，陈训慈便找竺可桢校长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还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等抢运出杭州。
陈训慈主持抢运“文澜阁”《四库全书》，厥功甚伟。他不惜将家属置慈溪老家于不顾，赴汤蹈火，奔走呼号，踏上迁移“文澜阁”库书的艰难之路。说起这次迁移，也是几经波折，历尽艰难，是浙大整个西迁过程中重要的一页。
离开杭州后，陈训慈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经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几个月的跋涉，途经1600多公里，于1938年秋，“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与西迁的浙大会合，并保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之内。后来因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的高山之中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因地处荒凉，没有人烟，相对比较安全。
当时“文澜阁”库书的转移，除了铁路运输之外，大多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由于路途遥远，天气寒冷，加上敌机空袭不断，一路可谓艰险备尝。后来在到达贵阳后，陈训慈向浙大校友、中国图书界前辈张宗祥索求“墨宝”，张宗祥欣然赋诗一首，诗云：
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
护书心血债全愿，万劫飘湘发奇香。
天一丛残怀甬上，文澜安稳到黔阳。
八千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
此后，竺可桢偕贵州省教育厅人员到“地母洞”查看库书存放情况，发现其中有的已略有潮湿，遂商定洞内屋顶须以瓦代木，箱中书籍则须经常晾晒，以确保万无一失。历时6年，保存完好，毫发未损。后来日军扬言攻打重庆，长驱直入，贵阳亦人心惶惶，国民政府遂特令将“地母洞”库书紧急迁渝，同时电告“浙大就地解散”。竺可桢校长和广大浙大师生没有听从这一命令，竺校长电告当时正在重庆的陈训慈，要他通过他的二哥陈布雷面谒蒋介石，陈训慈于是一面加紧筹办“地母洞”库书运抵四川的有关事宜，一面劝说陈布雷让蒋介石收回解散浙大的成命，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这是陈训慈“保书”之外的又一桩“保校”功劳。如人所说，浙大的西迁，以及“文澜阁”库书的转移，竺可桢、陈训慈两人，可谓和衷共济、风雨同舟，谱就了一曲悲壮的史诗。
这样，浙大没有解散，而“文澜阁”库书也于1944年12月8日至23日顺利运抵重庆青木关。日本投降后，在重庆又成立了以陈训慈等为常务委员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1946年5月15日，在“保管委员会”的妥善筹划下，“文澜阁”库书取道川南入黔，再经湘赣入浙，于7月5日安抵杭州，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现在，“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仍然完好地保存在孤山的“青白山居”之中。
浙大一元老
陈训慈除了为运书呕心沥血，还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关注浙大的西迁办学。
在龙泉，他曾受竺可桢校长的委托，协助教务长郑晓沧勘定分校的校址。
原来，浙大西迁之后，原在浙江的高中毕业生和邻省福建、安徽、江西及离沪流亡的上海学生由于交通和经济关系，不能赴内地升学，浙大便决定在龙泉筹办浙东分校，后改为龙泉分校。陈训慈任分校第一任主任，以坊下村为校址，创设了一年级，迨学生在一年级学习结束后仍去遵义总校升入二年级。龙泉分校成立后，又设立了附属小学，当时定名为芳野（系“坊下”之谐音）小学，这在当时地瘠民贫的浙闽赣交界的山区，也是一件造福于民的善事。至于陈训慈予浙大的最大贡献，当在促成竺可桢赴浙大校长任上一事。
当年“驱郭运动”之后，蒋介石要求陈布雷和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提出能“安定秩序、胜任校长之适合人选”，黄绍竑以“浙大是国立大学，还是布雷先生见识广，又富有教育行政经验，可以请他提名”而谦谢。陈布雷则深感责任重大，又以为义无旁贷，遂与郑晓沧、陈训慈、王学素等商议，提出由竺可桢继任，为此陈训慈联系各方面人士以及浙大教授，对竺表示欢迎，后又与竺可桢书，恳切希望竺可桢接任，并以浙大为“中流砥柱”来振兴浙江省的教育文化事业。
最终，众望所归，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兹事陈训慈有功在焉。
此后，浙大因是浙江的最高学府，蒋介石与陈布雷等为乡谊所虑，每每于浙大尽力“帮忙”，即教育部每有特款分配或应变特用，除中央大学常列第一之外，浙大常占其第二、第三之位，而为之奔忙的则当属陈训慈了。及至抗战军兴，竺校长与学校共艰苦同患难，率同诸师生流离西南，陈训慈亦追随左右，可谓是功莫大焉！

郭斌龢（1900-1987）
语言文学家。字洽周。江苏江阴（今张家港）人。1937年8月应聘任浙江大学教授。1938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成立，郭斌龢兼任两系主任，后又任外文系主任。他少承家学，接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后又深研西方文学、哲学，精通古希腊、拉丁及英法诸国语文，是“学衡派”的主要力量。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他继续发扬“学衡”的文化精神，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和《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中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在教学中多采用比较的方法。
主要译着有《柏拉图五大对话集》、柏拉图《理想国》（与张竹明合译）等。
学贯中西的“白璧德弟子”和“柳门弟子”
提到郭斌龢，恐怕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可是，对于历史上浙江大学的发展，尤其是浙江大学文科的发展，他却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
郭斌龢（1900-1987），字洽周，江苏江阴人。少承家学，诵读诗书。他早年先后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香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在美国学习期间，他曾亲炙于“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此后，郭斌龢又游学于英国牛津大学。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有一个被称为“柳门”的学派，也就是文史大家柳诒徵开创的学派，郭斌龢即是“柳门”弟子之一。完善的、中西合璧式的教育融会了新知和旧学的知识领域，使得郭斌龢的学术成就不同凡响。
然而，在当时的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成为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以及教育界的主潮，鲁迅、胡适等引领风气——高校、报刊、社团……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熏陶下以不可抵挡的势头向前迈进。但“君子和而不同”，当时国内以文化保守主义着称的“学衡派”，却显示出另一种姿态——留学美国的梅光迪、师出白璧德的吴宓，以及郭斌龢等，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认同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精神，试图对“现代化”的世界潮流进行纠偏——所谓过犹不及，科学也好，民主也好，一旦逾出其底线，就会变成所谓“泛科学主义”以及“大众民主”，这却未始不是人类的灾难。那么，返回头来看，人类东西方古典的精神和文化、人类历史上赓续下来的那些传统文化的菁华，不是大可发扬而光大之么？
这，就是“学衡派”以及郭斌龢他们当年的主张。不过，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弱势的声音了。
移师浙大
郭斌龢学成回国后，不久即成为“学衡派”的一员干将。此前，他曾相继在香港育才中学、南京第一中学任教；及留学归来，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
1937年8月，就在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之前，郭斌龢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
随即抗日战争爆发，浙大西迁，在贵州遵义的湄潭，郭斌龢临危受命，出任浙大文理学院（两年后文理学院又分为文学院、理学院）中文系主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后来他还一度担任过外文系主任。
郭斌龢之所以会来浙大，与竺可桢的文化思想和办学宗旨不无关系。
当时的浙江大学，在竺校长海纳百川的气魄之下，曾容纳了许多不同学派的知名学者，其中如梅光迪、张其昀、王焕镳、郭斌龢、张荫麟、缪钺等，都曾是“学衡派”的成员，也有许多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即此前的“南高”）的故旧。
因此，郭斌龢赴浙大，以及由他主持浙大的中文系、外文系，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郭斌龢办学的思路，正是贯彻了“学衡派”的一贯思想主张，如郭斌龢所作的《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的报告，其中系统阐述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具体方针，就与他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所体现出来的大学理念相一致。至于教学，郭斌龢自己则在中文系、国文系开设有“文学批评”的课程，并引入了当时还是十分新鲜的“比较文学”的概念。在讲课中，他还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法国古典诗人和批评家圣伯甫的文论相互比较，进行通讲，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范本。在外文系，他则开设有希腊文和拉丁文课，以此让学生知道西洋文学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和渊源所在。
此外，为了响应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的主要功能在于研究的办学理念，当时浙大的文科在战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由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创办有两个学术刊物——《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和《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郭斌龢则是前者的主编，以及后者的编委。这两本刊物在战时的后方都曾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在遵义时，浙大的文科学者们又编辑出版了一本影响整个大后方学术的刊物——《思想与时代》，而郭斌龢也是其主要的编辑和编务之一。
至于说到郭斌龢的学术成就，我们知道，在浙江大学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一直有一个传统——所谓“言必称希腊”，这有郭斌龢，有张荫麟，有严群，以及后来的陈村富等。而早在郭斌龢毕业于香港大学时，当时该校校长沃姆告诫他：“中国白话文源于古文，西方文化也由希腊、罗马文化而来。学会英语并非难事，但要精通西学，则必须学习拉丁、希腊语文，才能寻根溯源、融会贯通。”
于是，他发奋学习中西古文，从源头掌握两种不同的文化的语言，所谓“两脚踏中西文化”，绝非虚语。后来郭斌龢熟谙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并曾在《学衡》发表有许多关于希腊历史和柏拉图的着作，后来泽惠学界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理想国》（与张竹明合译），也出自他的译笔。
1946年9月，郭斌龢离开浙江大学，回到了他的母校——南京中央大学。
此后，他一直在南京大学（其前身即是中央大学）任教。
诠释校歌
现在，浙江大学又在开始温习当年由马一浮作词的校歌了。可以说，当年这首校歌，融入了竺可桢校长以及众多浙大师长对浙江大学的理想和抱负。
郭斌龢则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尤其致力于发掘现代大学的理念，这是他和他们这一辈师长给予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
郭斌龢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指出：大学应是“百川汇海”、“兼收并蓄，包罗万有”的，它与蔡元培在北大办学的宗旨“思想自由，兼容并蓄”如出一辙，可见，对于现代大学的理念，“新青年派”也好，“学衡派”也好，都是相去不远的。
郭斌龢还以为：大学的最高目的，乃是“求是”、“求真”。所谓“惟其求真，故能日新”；“大学教育当自始至终，以学术文化为依归，力求学生思想之深刻，识解之明通”。这又与竺校长的“求是”办学宗旨紧密相联。
郭斌龢还诠释说：“本校有文、理、工、农、师范五学院，非文即质，质即理也。大学中虽设五院，而为一整体，彼此息息相关，实不易自分畛域。大学与专科不同之处，即在每一学生，有自动之能力，系统之知识，融会贯通，知所先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资质本美，复经数载陶冶，如玉之受琢，如金之在熔焉。同人于野亨，言大学教育，应养成一种宽大之胸襟，廓然无垠，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自生町畦。本校所负之使命，即我国文化对于世界所当负之使命也”。总之，大学如何区别于专科的“学院”、大学培养什么人才、大学的灵魂和精神是什么，等等，郭斌龢体会和解释得都十分到位。
至于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恰好又与郭斌龢曾所在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真”不谋而合，对此，他和竺可桢等都有十分深刻的体认。至于具体到了中文系，郭斌龢在《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中明确指出：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据），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一偏之弊，殆弗能免。
昔姚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必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所附，词章有所归。世以为通论。而学问之要，尤在致用。本学术发为事功，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旷观史册，凡足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人物者，莫不修养深厚，华实兼茂，而非畸形之成就。
故中国文学系课程，不可偏重一端，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考据之功，足以助其研讨；词章之美，可以发其情思；又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之哲学、文艺，为他山攻错之助。庶几识见闳通，志节高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祈向已。
这就是当年浙大中文系的办学宗旨，可谓标高绝响、陈义甚高。
郭斌龢还对这一宗旨做了具体的解释，他说：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实乃为学之于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互结合。居今日而论学，须本姚氏之言而申之，不可滞于迹象。故所谓义理者，非徒宋儒之言心性也；所谓考据者，非仅清人之名物训诂也；所谓词章者，亦非但谓某宗某派之诗文也。
凡为学之功，必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此即考据之功也。考证有得，须卓识以贯之。因小见大，观其会通，此即义理之用也。而发之于外，又必清畅达意，委析入情，此即词章之美也。考据赖乎学，义理存乎识，而词章本乎才。孔子之修《春秋》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事则考据也，其文则词章也，其义则义理也。非三者相辅，不足以成学。明乎此意，庶可免拘牵之见，偏曲之争矣。
可以这样说，正是因有了如此明确和超越性的办学、治学纲领和宗旨，当年的浙大中文系等才会出现了一批不俗的师生，如梅光迪、王焕镳、邵祖平、钱基博、刘永济、缪钺、孙大雨、黎子耀、祝廉先、张志岳、陈逵、田德望、郑奠、郦承铨、夏定域、李絜非、萧璋、夏承焘以及刘操南、琦君、胡品清等。这也让我们在今天遥想不已：那个果实累累的日子，还会来么？
民国学界的“郭林宗”
笔者研究民国学人，对郭斌龢曾深致意焉，然而苦于史料的阙如，更不曾目睹其人之光彩。后来三联书店出版《吴宓日记》，得知其人事迹颇丰，又得以寓目当年英国牛津大学的郭斌龢、吴宓、刘咸、费福熊（即费巩）四人的照片，算是一个心愿的了结。
在我们固有的思维中，彼辈“旧式学人”，恐怕是一群不知世事的冬烘先生。其实，他们却是讲究气节、绝不苟且的一批可敬的师长。那还是抗战的后期，长年的战争已让社会的腐败呈现出来，民生凋敝，而当局依然文恬武嬉，倒是这一批穷愁潦倒的学究忧患天下，情不能已。有一次，郭斌龢和缪钺谈及时局，不禁又纵论史事，其谓：“东汉桓、灵之间，虽主荒政谬，朝纲日凌，而士节弥励，清议犹存，激浊扬清，伸张正论。故顾亭林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缪钺当下作诗云：“士气东京美，千秋未可逢。末流方混浊，卓节独从容。霜降余枯草，风高响劲松。一绳维大树，愿勖郭林宗。”
“郭林宗”，正是汉代士子的楷模，显然，诗词大家的缪钺对郭斌龢有着相当的寄望。而在当时，正如杜甫所云：“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彼时的郭斌龢虽然穷得靠借贷度日，却还在那里一味讲究“士节”，算得上是“风高响劲松”矣。有时，他与学生谈话，也以此为标榜，并提到在湄潭教课的老教授祝文白（廉先），他说：“祝先生是求是书院的老前辈，他和陈布雷是同学，两人很要好，但他却从来不想做官，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些话，实在也是郭斌龢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