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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门聆诲 教泽流芳——回忆老法学院
谢瑞淡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西迁达八年之久的浙江大学总校，积极准备东归。德高望重的竺可桢校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紧紧抓住迁回杭州的有利时机，给已名重一时的母校以开拓性的新发展。当年成立的法学院和第二年成立的医学院，都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办起来的。
　　法学院成立于1945年11月，下设法律系。第一次招进来的45年级同学有60多人，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跨进母校大门的。以后46到48三个年级，又共招进学生近100人。
　　法学院院长是国内知名的国际私法专家李浩培教授。他原是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由于竺校长尊贤下士，亲诣武汉他的寓所，盛情邀请，才来杭州的。据李院长的“老浙大法学院简史”一文（载《杭大校史通讯》第四期)所述，为了办好法学院，当时拟定了下列方针：
　　1.先设法律系和司法组，然后逐步增设经济和政治两系。
　　2.师资必须符合标准，宁缺毋滥。教师经审查合格聘任后，如在一年聘任期内，成绩不好，就不徇情面，不予续聘。
　　3.在各课讲授中,注重比较研究，以期博采各国法制之长，建立中国法学。学生在自学时应多读参考图书。
　　4.将经费主要用在图书设备上，使师生有研究和学习的适当资料。
　　5.在对学生思想陶冶方面,应诱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风气，勿为名利而钻营舞弊；加强法治教育，只有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才能维持秩序，而致国家富强。
　　法律系系主任是留美的赵之远教授。此外，还有许多热心教育事业、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如教国际法的留德的周子业教授，教政治学的留美的黄炳坤教授，教经济学的留美的严仁赓教授和孙恒教授，教法学通论的留法的阮毅成教授，教刑事诉讼法的留日的邵锋教授，教刑法的曾任大理院推事的邵勋教授等等，可谓群贤毕至，荟萃一堂。他们培桃育李，辛勤耕耘，春风化雨，点滴入土,使在创建伊始的母校法学院，声誉鹊起,引人瞩目。
　　根据竺校长的计划，法学院下设三个系，先办法律系，后办经济系，最后办政治系。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办经济系已提上议事日程，李浩培院长还在为增设经济系而奔走，打算办起来后，由严仁赓教授负贵系务。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竺校长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1949年春夏之间，他就离开了浙大，后去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年秋，军管会作出了停办法学院的决定，我们下面三个年级的同学，有的去浙江干校学习，有的转系，有的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有的则自己另辟蹊径。我们敬爱的李院长，也于10月24日离杭去京，另任新职。
　　在法学院被撤销时，李院长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曾提出商榷意见。他认为，百年树人，现在停办法学院，将来恐缺乏法律人材。对此，他长期萦回于怀，1991年他来杭州和我们会面，还提起法学院停办一事，并衷心希望它能早日恢复，抚今追昔，如果杭州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学院能继续办下去，那对我们浙大，对我们整个浙江省，会有多大的好处。党的十一届三屮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央将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作为至关重要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同学如因公去北京，便道走谒李院长时，他每每都殷殷垂询，表示出对母校恢复法学教育的深切关注。
　　老法学院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基本功，给学生打好扎实基础。这在课程设置方面，充分体现出来。我们在一、二年级吋，除了加深学习国文、外语，还修习了中国通史、世界史、地学通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法学通论等基础课程。我们的老师经常告诫我们，万丈高楼平地起，“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者，必浚其泉源，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学习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从一个台阶合乎规律地走向另一个台阶。我们认为，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日渐汇流,因而对打基础的要求，也愈来愈高。我们衷心冀望正在茁壮成长中的我法学院广大青年同学们，勤奋学习，孜孜以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紧跟时代车轮，勇攀法学高峰。
　　我们的老师，很多是涉猎广博，学贯中西。他们不但通晓外语，而且谙悉文史，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他们对我们的外语和中文，从来就冇非常严格的要求，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技能的问题，是治学和工作的不能须臾或缺的重要工具。我们学习的课程，如“罗马法”、“英美法”、“政治学”等，课本(TexlBook)就是原木，其他学科，也往往规定一些原本作为土要参考书。我们这一辈，由于生长的历史年代关系，大多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接触我国古典文学;初中阶段的语文，以古典文学为主;高中阶段，则全部是古文和古诗词，应该说，进大学时，是有一定的语文基础的。似是我们的老师，特別是教授我们中国法学课程的，却精审严谨，一丝不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一个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应该比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具有更好的中国语文修养和文字修辞能力，这是法律岗位工作的内在必然要求。臂如说，一份司法文书，往文字上应该文从字顺，流畅达意，言简意赅，措辞准确。所以在还没冇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应该未雨绸缪，从早给自己创造条件。
　　老法学院的师长，不但认真备课，善于教书，而且身教言传，善于育人，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意培养学生的德行。他们循循善诱地激励我们，在大学的四年屮，一定要抓紧时机，用功读书，专心学习。因为在一个人一世的生活长河中，以学为主的阶段毕竞有限，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决不可虚度年华，白了少年头。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勤奋、天赋和机遇，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勤奋，“勤能补拙”四个字，言之凿凿地反映了丰富的哲理，充分说明了勤奋的重要性。
　　他们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应该胸怀大志，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有一个崇卨的生活目标，而不可昏昏懵懵，得过且过。只有这样，才能严于律己，意境弥高，赋予自己永不衰竭的前进动力，几十年如一日，长期为之奋斗。
　　他们情真语挚，不厌其烦，平吋对我们讲得最多的，莫过于“正己”二字。他们谆切恳至地诲导我们，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待人接物，都应该首先从自己做起，注意培养自己的道德风范。他们多次用岳飞的名言“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来教育我们。他们认为，从法律专业毕业后，无论你以后是一个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工作中牵涉到的，都是人，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应该激浊扬清，秉公办事,廉明清正，洁身自持，有高尚的情操，坦荡的襟怀，决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悬心于权贵，役志于钱财，向邪恶低头。应该做到如古人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始终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年高德重的老教授邵勋，很早就做过大理院推事，是法学院最年长的一位老教师。他为人刚强清正，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漆黑一团，对官场的吹拍奉承，乌烟瘴气，向来是深恶痛绝的。有一次在讲课中，可能是感时抚事，伤怀生情，对蜀汉诸葛亮的长期为相，鞠躬尽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耿耿忠心，日月同昭，身后内无余帛，外无盈财，深表敬仰，而对明于谦的千古警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赞叹不绝。
　　在老法学院，尊师重教，敬师爱生，蔚然成风。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水乳关系。学生经常到老师家中拜访，老师有时也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当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宜人季节,我们组织郊游览胜时，往往邀请老师一同参加。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龙井，校车为我们送达后，管自己开回去了。李院长、赵主任等许多老师，就和我们一同跋涉回校。一路上，我们谈古论今，亲密无间，欢声笑语，情趣盎然。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上述这些，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但仍然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恍如咋日。人生苦短，人寿难期,绝大多数当年诲育过我们的师长，都已驾鹤西去，不在人世，但他们音容虽邈，师范长存，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学时，浙大在校学生有2000多人，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其中，农学院在华家池，师范学院在哈同花园（现平湖秋月过去五六十米的湖边），其他五个学院，都在大学路。老法学院没有白己专用的楼房，但却有一个专用的阅览室，室址在老浙大内叫做子弹库的地方。据说，在日寇占领杭州时期，那是堆放子弹的仓库，以后加以改造作为法学院阅览室。阅览室总面积约有300平方米，里面有许多小房间，专供老师使用，我们看到李院长、周子亚等老师，经常在那里看书、备课和写作，一坐就是半天。阅览室内有很多中外报刊和书籍，供大家借阅。中外专家来法学院作学术报告，法学院较大型的会议，也在阅览室内举行。
　　为了丰富教学生活，活跃学术空气，使我们增长知识和了解世界法学的新发展，院里不但经常组织一些老师给我们做专题讲座，有时还邀请校外甚至国外的知名学者，给我们作学术报告。冇一次，一位英国著名法学家(已不详其姓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杨兆龙教授的陪同下，给我们讲授“英美法和大陆法”，杨教授任翻译。还有一次，来了一位被誉称为美国“法学泰斗”的Koscoe Pound教授，对我们讲授“国际私法的今天和明天”，李院长亲自任翻译，院内外很多老师都在座，听者甚众，座无虚席。
　　当时的浙江省图书馆，坐落在大学路紧靠老浙大的旁边，馆内有个非常宽敞明亮的大阅览室。因为校图书馆的阅览室较小，我们又没也固定专用的教室，所以平时看书，都是去法学院的阅览室，或者省图书馆。
　　我们在老法学院的四年，正是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坚持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的反动方针，使已遭受八年战争严重破坏的华夏神州，更是雪上加霜。物价飞涨，生产萎缩，失业急剧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啼饥号寒，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家里寄来一点钱，通过几天邮汇到手后，已大大贬值了。最后一年，因为物价一日数变，迫使我们不得不将手中仅存的一点钱，去湖滨等地兑换银元来保值，要用时，再去脱手换回法币。这些，对在学的现法学院年轻同学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它却是我们当时真实的生活现实。
　　解放战争时期，老浙大是浙江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民主进步力量在校内占主导地位，学生自治会和许多进步社团，都是在地下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学生自治会受到全校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和支持；敌特的反动破坏力量，在校里是势单力薄，为人所不齿的。在强大的民主进步力量的威慑下，他们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肆意妄为的。
　　学生自治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由各系推出代表组成。学生自治会的常设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理事是由各个系、年级和社团等推荐出候选人，然后进行选举，由全校同学普选产生。
　　我们法学院第一届同学中，郑永年、周西林、赵槐等曾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代表，张令詧、魏琼和郑永年一度任学生自治会的理事，周西林曾任学生自治会下设的法制委员会主委，他们在参与发动浙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奔波穿引，不遗余力，做出了一定贡献。我们同学中还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乌鸦歌咏队”、“喜鹊歌咏队”、“漠风舞蹈团”和“浙大合唱团”等进步社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年级中有一部分进步同学，还秘密组织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在我们年级中，赵槐、张令詧、薛天士三人是地下党员，他们在校时，学习努力，掬诚待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加剧，他们奉命中途先后离校，前往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赵槐、薛天士二人皆英年早逝，不胜感慨系之。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汹涌澎湃。虽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往事难忘，现在我们对当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我们一般同学，在政治上，认识不多，但不约而同的是，大家都爱我中华，有一定的正义感。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媚外卖国，发动内战，坚持独裁，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是坚决反对、深恶痛绝的。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我们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13日，我们参加了浙大、杭高为主的杭州市大中学生的“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游行。当时正黑云压城，大雨滂沱，但长长的游行队伍，顶风冒雨，秩序井然。年逾花甲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行走在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事后传颂一时，使我们深受策励，不胜敬仰。
　　以后，我们还参加了三大学生运动：1946年底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全国规模、震惊中外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国民党在南京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五·二〇”运动；1947年10月发端于我校的“于子三运动”。
　　国民党政府对当时浙江学生运动领袖、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47年10月26日，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0月29日，在杭州上仓桥省保安司令部监狱，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母校广大师生，群情激沸，义愤填膺，30日上午9时，在校阳明广场举行全体学生大会，校医李天助大夫向大家汇报他陪同竺校长去监狱探视经过，着重讲了两点：一，竺校长目睹于子三死后的遗体惨状，悲愤交并，几乎晕倒。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和中统浙室主任俞嘉庸，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检验证”，要竺校长签字，竺校长大义凛然，铁骨铮铮，断然拒绝，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同时，还严词呵斥竺鸣涛和俞嘉庸，为什么不依法在24小时内将于子三移送法院，为什么监狱内会有于子三自杀的玻璃片，于子三之死，应由他们负责。二，他(李大夫)检验了尸体和伤口，“根据现场观察，于子三不怎么像是自杀的”。李大夫在会前受到重重压力，但他仍能忠于职责，如实叙事，用“不怎么像”这几个字，曲折隐晦地表达他在当时处境下的尊重客观事实，可谓用心良苦。
　　过了几天，我们为于子三烈士的出殡而齐集校阳明广场。国民党政府胆战心惊，吓得要命，派来大批军警，封锁了浙大校门，并唆使一批雇佣来的歹徒，冲进校内，进行破坏。同学们临危不惧，振臂挥拳同他们英勇搏斗，并抓住了10多个歹徒。以后学生自治会派人加以审问，也邀请了李浩培院长，李院长欣然参加。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院长能当仁不让，坚定站在学生一边，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确实难能可贵。李院长的爱国壮举，博得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嘉许，也给我们老法学院增辉添色。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们首届毕业同学中，周西林、郑永年二人由地下党推荐，直接参加了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工作，其他同学于同月25日，叩别了辛勤培育我们达四年之久的母校，集体进入浙江干校一部一期学习，校址在里西湖原“中正中学”和哈同花园“省艺术专科学校”等地方。离开学校时，李院长、赵主任等很多师长前来送行，临别依依。诚所谓天者难测，寿者难知，这次分手，对许多老师，竟成永诀。
　　在干校学习期问，我们真想不到，有一天，李院长、赵主任等竞会在盛暑的炎炎夏日下，来干校看我们。他们情意殷殷，详尽地询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热情地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奋发进取，报效新中国。他们的关怀、爱护和启迪，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
　　在干校，大概是考虑到我们这些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涉世未深，较为纯厚真朴，所以主要进行正面教育，诱导我们要面向工农，与工农相结合，为广大的工农群体服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听形势报告，听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等方面的专题讲座。有一次，整个干校12个班学员，全部集中在大世界(现东坡剧院)听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同志的形势报告，中间不休息，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深入浅出，分析精湛，形象生动，娓娓动听。在干校学习了三个多月，我们提高了认识，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9月份，分配工作，有的参军，有的下乡，有的到党政机关，有的留校。从此，我们走向社会，开始了新的生活，四年同窗，遽尔握别，天各一方。
　　参加工作不久，传来了一个使我们震惊的消息：浙大法学院停办。因为我们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这一准备，所以闻讯之后，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们都为母校法学院的停办而深感惋惜，都衷心希望以后有一天能够恢复，以更加英俊的雄姿，昂首阔步，凯歌行进，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法学人才，受到我们这些老校友的赞扬和庆贺。
　　我们企首翘足，望眼欲穿，日夜盼望着母校法学院的新生，足足盼望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在夕阳西沉的垂暮之年，盼来了母校新法学院的成立。现在，法学院举行创建法学院55周年暨恢复法学教育20周年的大规模、高规格隆重的“双庆”活动，这些都是我们有生之年难得的盛事。我们衷心祝愿母校法学院的百花园中，新苗茁壮，奇葩怒放，流光溢彩，万紫千红。我们衷心祝愿，在法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把法学院建成为国内一流、享誉国际的法学殿堂。
　　流光如驰，年华易逝，我们这些40年代的莘莘学子，离开母校，走向生活，转眼50多年。逆序催人。50多年弹指一挥间，现在我们皆年逾古稀，有的还届临杖朝，鬓发盈霜，垂垂老矣。老法学院仅仅存在了短暂的四年，但也桃李成荫，培养出不少卓有建树的英才，享誉中外的著名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9年毕业的首届同学，尽管因为解放初的工作需要等社会历史原因，大部分学非所用，改行做其他工作，但率皆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因而也出了好些为新中国作出积极贡献的人才，有教授、研究员、编审、成人高校校长、高级审判员、高级律师等等。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离休的，享受县团级或厅局级的离休待遇，受到党和国家的热情照顾，怡情养性，安度有生之年。
　　(原载《浙江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卷)

浙大化机专业创建历程和初期发展概况
浙大化机过控校友　2016-07-12
解放后我国向苏联学习，高校确立以专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1951年国家在大连理工大学建立首个化学过程机器与设备专业(简称化机专业)，1952年教育部决定在浙大、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成都工学院(现四川大学) 和杭州化工学校(中专班)等校设立化机专业。

我校化机专业由王仁东教授负责筹建(黄会芳是党支部书记也是筹建人之一)，１９５４年，王仁东教授在刚组建好浙江大学力学教研室之后，就立即被调到化工系承担筹建化工机械专业的任务。当时，我国十分缺乏化工机械方面的专业人才，于是他一面组织选派中青年教师参加苏联专家来华举办的培训班学习，一面坚持提出：“在创业阶段，决不能照搬照抄，也千万不要被外国有的成就所束缚，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学科体系。”，他的这一思想，奠定了我国化工机械学科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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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年在大连理工审定化机教学大纲和杜马什涅夫合影，杜马左侧为王仁东，前排右起第三人为余国琮

1954年教育部聘请苏联专家杜马什涅夫在大连工学院讲学。杜马什涅夫(ДОЦЕНТ)是莫斯科化工机械制造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副教授)，1954–1956两个学年在大连工学院讲课，全国各校选派了12位教师和10位研究生去进修，并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我校黄会芳、汪希萱(1951年浙大化工毕业)、潘永密(1953年浙大化工毕业，去天大进修一年)老师参加进修班。薛继良老师是1954年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分到浙大化机，1957年10月教育部再聘请苏联化工机械专家A．M．尼古拉耶夫(列宁格勒化工学院科学技术博士、教授)来华，并在天津大学讲学半年多，我校派薛继良老师(担任进修班班长) 参加。1955年朱国辉老师由浙大机械专修科毕业分到化机，1956—1958年随即派到北京石油学院与南化公司、哈尔滨锅炉厂进修焊接以承担“化机制造”中相关焊接课程。1956年大连工学院国内第一批化机本科生毕业了，有董大勤、孙元春(夫妻二人在文革前调河北工学院任教)、李惠玲(1961年调北京保密单位)、李海青(后转入化自)、潘君钰(后转入化工原理)五人分到浙大化机。浙大化机第一届的专业课由王仁东先生和去进修的黄会芳、汪希萱、薛继良、潘永密等老师承担，毕业设计由王仁东(压缩机)、潘永密(合成塔)、汪希萱、董大勤(去北京化工设计院设计铜液塔)、薛继良、孙元春(沸腾炉)老师分别指导。实验室由李惠玲老师负责，调去北京后改由张景铎老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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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化机第一届(57届)毕业照前排左起王高升、孙元春、黄会芳、王仁东、薛继良、汪希萱

为了使化工机械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更好地适应厂矿企业和社会的需要，王仁东教授主张学生应紧密结合厂矿的技术革新，开展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并亲自多次带领学生深入工厂车间参加设计，使学生在生产实际中经受锻炼，以利于他们在毕业后能够很快地适应工作环境并挑起工作重担。王仁东在高校化工机械专业中还首次推出活塞式压缩机的大型毕业设计，使学生的素质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以后，当离心式压缩机在国外大型企业中开始取代活塞式压缩机时，他又立即消化国外资料，然后在国内再次首先开出离心式压缩机的课程和毕业设计，并着手编写了离心式压缩机、透平压缩机空气动力学讲义。

我校1953年招收第一批化机专业学生，1957年有第一批毕业生，是四年制一个班，留校的有张景铎(化机)、周金汉、范本煌(化工原理)、洪嘉智、周兆民(去力学系)、周廷辉(硅酸盐)、顾钟文、赵宝珍(化自)等老师；第二届1958年毕业也是一个班，没人留校；第三届是1955进校，后学制改成五年于1960年毕业，因1959年没有毕业生，故这一届留校人数特别多(夏守愉、李式模、蔡启振、顾金初、周保堂、吴雅春、丁窘果、倪光裕、王春森、姚恕、鲍惠敏、曹笑月、林利和、黄有慧等)，后来在化机工作的有顾金初、周保堂、丁窘果、王春森、夏守愉老师五人；潘德龙老师是浙大机制60届毕业后分到化机，和朱国辉、张景铎老师合教“化机制造”课，在八十年代和周志强老师对调去了上海机械学院；1961届是化机人数最多的一届有六个班，留在化机的和后来调入的是黄载生、林勇民、朱兰笙老师，以后一届多为二至三个班。刘俊瑞老师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制造学院无机专业，1959年分到浙大工程热物理，1961年转到化机；62届留校的是申亚明、李桂仙和叶德潜老师，63届留校的是沈庆根和华永利老师，64届留校的是陆君毅、韩兆熊(后去生物化工教授非化机专业的化机课)老师，65届留校的是陈国邦老师(后去低温)，姚遵刚老师同年从力学调入化机；66届留校的是李一华和黄炜老师，这就是文革前浙大化机的师资队伍，教研室主任是王仁东教授，副主任是汪希萱和薛继良老师，朱国輝任支部书记。1962年职称评审后化机除王仁东一位二级教授外，有六人先后晋升到讲师职称，他们是；汪希萱、潘永密、薛继良、董大勤、朱国辉和张景铎老师，朱国辉和张景铎老师都是破格提升的。黄会芳先生从大连进修回来就一直肝病缠身，后又转回化工原理，在六十年代就不幸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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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教研室合影，前排左起为叶德潛、林勇民、汪希萱、朱国辉、潘德龙、丁窘果，后排左起为潘永密、顾金初、王仁东、倪幸年、张景铎、刘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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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化机教研室同事合影前排左起为叶德潜、丁窘果、沈庆根、张景铎、韩兆熊、陆君毅、林勇民，后排左起为朱国辉、申亚明、姚遵刚、凌双庆、黄载生、王椿森、潘德龙、太工进修老师、杨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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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东和薛继良在一起分析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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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东教授和返校的57级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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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老师和研究生，前排左起老师为黄载生、周保堂、汪希萱、朱国辉、张景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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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潜、泮永密、张景铎、陆君毅老师

为了编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化工机械学科高级教材，王仁东教授不仅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而且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认为：化工机械专业学生要受社会欢迎，就必须要有扎实的力学、机械基础。第一轮全国统编教材专业主课“化工机器及设备”的1—4章力学基础部分是由王仁东先生撰写，1959年，他首次为浙大化工机械专业别开生面地开出了化工机械力学基础课程。这门具有开拓性的课程的开设，进一步推动了化工机械学科的发展。“化工机械力学基础”1966年单独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1984年增补再版)。王仁东还积极推荐青年教师参加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并且亲自指导浙江大学泮永密和华东化工学院的吴东棣两位年轻教师编写化工机械专业之主课《泵和压缩机》的教材，他为他们认真地反复修改原稿和进行文字润饰。

为强化浙大化机教师的机械、力学基础，王仁东先生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常年给中青年教师补习复变函数、弹性力学知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又开设离心式压缩机、空气动力学、断裂力学等进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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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和化工原理教研室部分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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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老师在杭州饭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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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老师在化机小楼前合影

浙大化机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数个第一：化机研究生我校在1961年被批准招生是全国唯一的化机研究生点(没有硕士、博士之分)，指导教师是王仁东教授，文革前一共招收了六名研究生，1961年招收了黄载生、陆瑾治两名研究生，1962年招收的是凌双庆和朱生保，1964年招收的是杨德晖，1965年招收的是任凌波，那个年代要求、考核十分严格又赶上文革开始，最后毕业的只有黄载生、凌双庆老师二人。后一直仃招一直到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当年为促进断裂力学发展共招了七名研究生(郝苏、蒋家羚、孙国有、蔡文安、周炳泉、蒋剑飞、屠德文)，1979年招收了魏铭森 ，1981年招收了五人(林宏、王飞跃、华崇岳、曾昭景、董新谊，其中后面二人是上海化工研究院委培的研究生)。

1981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我国首批具有培养博士学位的学校、专业和导师，王仁东教授是唯一拥有固体力学和化机二个学科博士点的指导教师，我国化机领域中只有我校王仁东教授和华化琚定一教授具备培养博士这样的资格，我校的郝苏和华化的潘家桢是我国最早的二位化机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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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容器教研组在茶人之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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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组在茶叶博物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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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系祝寿活动上化机教研组老师合影

1986年浙大化机首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2年被评为全国首个化工过程机械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又被评为首批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国家特色专业。

王仁东教授力主把浙大化机办成厚基础、学科交叉型，像“飞虎牌万金油”一样受人欢迎的专业，说“飞老虎”有两个翅膀：化工与机械，其机械也有机器和设备两个翅膀，而其中技术上也有两个重要翅膀：高压与高速，半个多世纪以来浙大化机就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在机器和设备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王宽福

2016.7.6